慷慨捐赠珍贵史料

一、慷慨捐赠家藏珍贵史料（论文文献综述）

张黎^[1]（2021）在《五代十国时期藏书活动研究》文中提出五代十国介于唐宋之间,拥有着独特的历史地位,动荡中孕育着变革,变革中隐含着新生。目前学界关于藏书事业的研究多集中于宋代及其后诸朝,而五代十国作为文化昌盛之宋代的前奏,针对该时期藏书活动的研究则较为薄弱。本文从官府藏书、私家藏书、书院及寺观藏书这四大藏书系统着手,全面分析五代十国时期的藏书业发展。论文主要包括了三部分内容。第一部分介绍五代十国时期藏书活动开展的社会背景,主要探讨该时期的经济与文化发展。当时中原五代战乱频仍,南方诸国虽然分裂,社会环境较之北方却相对稳定,全国经济在曲折中发展,南北贸易虽未中断,但发展重心已经南移。文化领域,五代延续了唐朝科举取士的传统,十国之中部分政权也曾开设科考,士人读书以求取功名之途未曾断绝;从后唐开始,国子监将印刷术从民间引入,用于儒家经典的刊印发行,为广大士人带来便利的同时,也刺激了藏书业的发展。第二部分从藏书的流通或利用角度,对该时期的官府藏书、私家藏书、书院及寺观藏书分别展开论述。官府藏书分为书籍的搜访与贮藏两个方面,史馆编撰实录或修史工作的开展,带动了官府藏书的发展,鼓励民间献书、派专人求购或通过战争获书是官府藏书得以增加的三个渠道。于中原王朝而言,此时期秘书省职能延续了中晚唐的弱化趋势,三馆尤其史馆成为官府书籍的主要存储地,南方诸国虽未三馆齐备,但个别政权亦设有专门的官藏处所,如西蜀与南唐。私家藏书则从典籍的搜集与管理两个角度加以论述,藏书家通过购买、抄录、接受赐赠等途径获得藏书,在此基础上对其藏书加以保存与利用。他们或建造书楼、学舍将藏书共享,或隐居山林而藏书自娱,或为校勘书籍而孜孜不倦,足见私藏事业的兴盛。书院及寺观藏书作为藏书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在这一时期也有新的发展,尤其书院在聚徒讲学的同时,藏书数量也相应有所增加,影响波及宋代及其后诸朝。第三部分将五代藏书事业置于我国古代历史长河中考查其独特性,分层次总结五代十国时期藏书活动的特征,并在此基础上归纳其历史贡献。五代十国的藏书活动完成了自己接力棒式的历史使命,促进了书籍的流通与保存,为宋代官方藏书目录或史书的编撰提供了较为丰富的材料。分析五代十国时期的藏书活动,可管窥当时战乱或分裂背景下士风的转变,有助于丰富此时期以至古代藏书史、学术史与文化史的研究,同时也可为乱世之中收藏与保护书籍、传承文化提供借鉴。

王伟琴^[2]（2020）在《南宋文人与韩侂胄的交游研究》文中认为韩侂胄身为南宋权臣,因其附庸风雅,周边集结了一批才华横溢的文人。本文以南宋文人与韩侂胄交游中的创作活动、文学作品作为研究对象,并考察文人交游过程中的心态和生存状态,运用文本细读法、数字人文法,从文学、政治、艺术三个方面,从交游方式、交游活动、交游心态、交游文人的生存状态四个维度,通过空间呈现、动态呈现、社会化呈现勾勒出南宋文人与韩侂胄的交游图貌。首先梳理韩侂胄及其周边文人群落,绘制成清晰的交游网络,分析其周边文人的谒献形式,并进一步探析附韩原因。其次,重点阐述帮闲文人与韩侂胄的交游文学。从庆生、宴游两个活动切入,发现庆生中的颂韩代作与伪作现象,注意到宴游中陆游“二记”传播接受的差异。第三,以陆游为中心,围绕北伐的兴起,从历时性的角度再现主战文人与韩侂胄的动态交游,反映陆游与韩侂胄的交游心态,发现创作中表达形式的特殊性与抒发对象的选择性。最后,聚焦韩侂胄的艺术藏品,从个例和群体呈现韩侂胄周边南园文人的艺术交游面貌,反映南园文人依附韩侂胄门下的生存状态。通过对以上问题的探讨,重新发现一代权臣韩侂胄及其周边文人的交游活动对南宋中兴文学艺术发展的推动作用。简言之,一方面促进宋代启文的演变与诗歌风格的多样化,推动贺寿诗词与园林文学的发展,另一方面,推动宋代法帖的刊刻、品鉴以及各种艺术品的收藏与流传。具体对陆游本人及文学影响而言,一方面影响了陆游的交游圈及交游心态,另一方面促使其北伐诗歌的情感表达愈加沉郁顿挫,甚至呈现出一定的书写范式。同时,促进陆游启文的创作。

刘霞^[3]（2020）在《申圭植的中国体验与文学创作研究》文中研究说明申圭植（1880-1922）是韩国近代着名的政治家、外交家、独立运动家。他于1911年流亡到中国上海,1922年在上海辞世。在短暂的一生中,他开展了丰富的救亡运动和复国运动,展现出杰出政治外交家和独立运动家的面貌。但在奔走革命的同时,他也留下了诸多文学文本,特别是在长达十一年的中国流亡生涯中,他积累了丰富的跨国体验,包含中国革命体验、韩国独立运动体验、人际交流体验和离散生活体验等,这些体验为其文学创作提供了丰富的题材。申圭植的文学体现出优秀的汉文水平和高超的文学造诣,书写着多样的跨国体验,更包含着丰富的情绪、思想和意识世界,具有重要的研究价值。但是,学界历来的研究,大都仅将申圭植视作一个独立志士,并未对其文本给予足够的重视,其文学迄今未能得到系统的整理和深入的研究。因此,本文从文学和思想层面入手,综合使用“跨界”、“离散”、“身份认同”等后殖民批判理论、新历史主义、比较文学形象学及文本分析等研究方法,具体阐述申圭植的中国体验与文学创作之间的关系,进而阐明其文学创作的价值和意义。申圭植有着丰富的思想,并富于实践精神。他的思想指导着实践,并在实践的反作用下不断升华。在中国体验的影响下,国内时期便萌芽的民族意识发展成明确的抗日路线;对自由、民权朦胧的憧憬发展成为明确的近代国家意识;尚武意识和对国际局势的关注升华为外交武力融合的执政理念;对中国的关注、对辛亥革命的肯定及民族大同思想逐步发展成为中韩联合意识并进而发展成为国际联合意识。在这些思想意识的指导下,申圭植在流亡中国期间,以中韩联合和世界联合为策略,以民主共和制为复国政治理念,以大同思想为基础,充分利用国际局势、民族自决思潮和舆论宣传在世界范围内开展了韩国独立运动,构建了中韩革命联合的平台,培养了大批韩国爱国青年,并在大韩民国临时政府的创建及获取孙中山护法政府的承认中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成为上海地区韩国独立运动的开拓者和中韩革命联合的奠基人。可以说,中国体验使其由一个普通的民族独立斗士成长为反殖民的时代先驱。但是,我们也注意到其思想表现出过分依赖中国革命派及国际援助、未能重视和发动群众、因没有明确的革命指导思想而未能制止韩人内部各派间的斗争等局限性。申圭植丰富的中国体验促成了其文学中的书写和想象,两者之间存在着紧密的关联。首先,申圭植广泛结交中国革命党人、加入革命文学组织南社,并创办了中文周报《震坛》,为中韩交流创造了阵地,这些跨界交流体验促成了其与中国革命先驱和进步文人间的文学交流。这种文学交流表现出以下特征:第一,以民族独立和资产阶级革命为主要话题,促进了中韩两国抗日话语和民族话语的构建,从而有力推动了共同话语和相互认知的发展;第二,申圭植对辛亥革命的认同和反日意识是双方交流的发展机制,从而实现了生成性对话模式;第三,双方都通过对对方的书写来进行自我观照,从而对本国的国家命运和革命前途有了更加深刻的认知;第四,双向跨界叙事推动了各自文学的发展。其次,申圭植在跨界空间里经历的政治体验和革命体验对其中国认识和文学书写都产生了重要影响。他将资产阶级革命视作中国乃至亚洲的唯一前途,认为北洋政府腐败、无能、卖国,由此产生了近代国家意识,并产生了中韩联合乃至国际联合意识以及世界和平认识。在其中国书写和文学想象中,他鼓吹辛亥革命,塑造了一系列中国革命志士的形象,批判封建专制以及北洋政府的倒行逆施、腐败无能及卖国行为。此外,他积极论述中韩关系的重要性、中韩合作的必要性、韩国独立之于中国、日本、东亚乃至世界和平的意义,使其文学也呈现出强烈的政论性,体现出政治外交家的独特面貌。但这种中国想象带有一定的乌托邦特点。再次,申圭植的跨界是伴随着流亡开始的,离散生活体验是其跨界体验的另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离散生活体验使他感受到深深的乡愁和亡国之恨,这些苦闷促使他对日本的侵略本质及韩国的亡国原因等进行了更加深刻的思考并形成了明确的民族主体意识。此外,离散体验使得他有了更深刻的民族文化认知,对民族历史文化和民族身份也有了新的思索。他在文学中表达着对故乡和亲人的思念、诉说着亡国苦痛,尖锐地揭露并批判日本侵略的掠夺性和欺骗性,呼吁民族主体一一“大韩之魂”即民族精神,刻画了一系列民族英雄和独立斗士的伟大形象。同时,他积极宣传民族历史和文化,强调民族历史的再书写,并通过对大淙教等民族精神象征的书写和宣扬来坚定地守护自己的民族身份。可以说,申圭植的跨国体验对其文学创作存在着明确的影响关系。交流体验促成了其对中国革命和中国革命志士的书写,并进而促成了中韩近代文人的生成性互动和相互认知;政治外交和革命体验,促使他形成了对中国、东亚及近代文明的认识和文学中的中国想象;离散体验和民族体验使其更加意识到自己的民族身份,作品中不仅表现出离散带来的愁和恨,更显示出对民族精神的赞扬和自身的民族认同感。统观申圭植的文学,我们可以发现其具有以下特征。第一,跨界性,即抗日的跨界性、民族想象的跨界性和语言的跨界性;第二,主体性,即民族主体意识和历史主体意识,这些主体意识均是殖民语境和流亡空间中的集体无意识之表现;第三,文化身份认同的混融性。申圭植在离散体验中遭遇身份认同的危机和焦虑,面对焦虑,他一方面通过对民族文化和民族历史的宣扬来坚守民族身份,另一方面,又以中韩联合的策略参与到中国革命中去,对中国文化和革命产生了认同,从而对自己的文化身份认同进行了一定的重构,体现出混融性特征;第四,政论性。申圭植的文学具有较高的文学艺术水准,但其文学的基调是坚定的抗日意识和民族使命感,因此其文学中充满着革命、抗日、救亡、中韩联合等富于时代感的政治话语和革命话语,体现出政治美学功能,展现出革命文人的独特面貌。综上所述,我们可以这样定位申圭植及其文学。第一,申圭植文学是韩国抗日文学、韩国近代汉文学、韩国域外离散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是韩国文学之瑰宝,具有重要的文学史地位和价值。第二,在中韩交流历史转型和价值重建的新时期,申圭植与中国革命先驱广泛交流,构建中韩革命联合的开端,开创了中韩人文交流的新局面,在这一转型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是二十世纪中韩关系的奠基者。第三,申圭植凭借敏锐的时代意识和国际意识,在近代东亚复杂的时局中,把握住了时代要求,表现出坚决的抗日意识,看到中韩合作是二十世纪中韩两国共同的历史选择,他的抗日意识、中国认识、东亚认识乃至世界和平认识体现出时代自觉和东亚文化自觉,在东亚思想史上具有重要的精神价值。申圭植的中国体验及其文学创作的研究,不仅对于全面客观地还原申圭植这一历史人物的综合面貌具有重要意义,对于韩国汉文学研究、韩国抗日文学研究乃至中韩近代人文交流研究也都有重要的意义。希望本文能够为相关研究提供一定的参考,也为促进当下中韩交流与对话以及东亚命运共同体的构建提供有益的启示。

郭霞丽^[4]（2020）在《近现代藏书家藏书归属问题研究》文中指出私家藏书作为图书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文化发展过程中长期担负着传承文化的职能。近现代社会动荡不安,鸦片战争、八国联军侵华战争、抗日战争等,无不给文献典籍造成不可挽回的破坏。许多藏书家为保存文化典籍,以一己之力奔走各地抢救文献,又在建国之后纷纷将藏书捐献国家。这些藏书最终如江河汇海归入全国各大图书馆,有了更好的归宿。近年来,随着全国古籍普查工作的开展,各馆珍藏的善本古籍不断被发掘、着录,各馆的藏书来源问题得到重视。近现代藏书家及其藏书研究也逐渐成为热点,但对于近现代藏书家的藏书归属问题,仍缺乏一个整体性的归纳总结。因此,通过藏书家藏书归属个案的研究,明确这些藏书的去向,以便于利用,这是我们确立研究课题的初衷。本篇论文重点论述近代藏书家的藏书归属,将近现代藏书家的藏书来源、归属情况进行归纳总结。最后以表格的形式,归纳近现代着名藏书家的大宗藏书归宿,期望为学者研究某位藏书家藏书提供便利。本文选取近现代最着名的藏书世家十六家,及藏书家四十三位,按他们的祖籍地域分章,对他们的藏书归属进行探讨研究,明确他们的藏书归属。

冯叶^[5]（2020）在《张钫文教活动研究》文中研究说明张钫是以军功出身的民国时期军阀,虽长久带军征战,但身上却不乏文人气息,他一生热爱慈善,醉心文教活动,在豫陕地区颇有名望,被河南人民称为“大家长”。在近代河南教育曲折发展的大背景下,张钫通过新旧教育的学习经历、家国情怀的激励及亲友影响逐渐认识到了开办文教活动对国家发展的重要性。在自身条件上,张钫身居要职为兴办文教活动提供了便利,积极兴办实业为文教活动提供了资金支持;在社会条件上,张钫受到近代教育救国思潮影响及社会上多方力量的支持,不断激励着他为祖国兴办教育,输送人才。双重条件共同推动张钫坚持文教活动的热情。张钫的文教活动涉及学校教育、社会文化活动、帮助青年学子等多个方面。在张钫长达四十多年的文教实践中,形成了丰富的有特色的教育理念和主张。在学校教育中,他认为办好学校要制定严格的规章制度,要紧跟世界趋势发展西式教育,立足中国现状注重乡村教育。在人才培养中,张钫认为要培育出能够服务社会、开创风气、维辅国政的实用性人才。在保护传统文化中,张钫认为要增强文化的引导力,让百姓自发形成保护文化的觉悟,发扬优秀文化,走出国门,扩大影响。张钫的文教思想和实践活动充满了爱国主义情感,不仅开启了民智,而且为国家培养了一批优秀人才。从现实意义看,张钫的文教活动也颇有启迪作用,为我国目前教育发展和人才培养都起到一定借鉴意义。在历史学提倡研究目光下移的大背景下,展开对张钫文教活动的研究,不仅顺应研究的发展方向,而且可以增加对张钫文教活动的了解,并对张钫的文教活动做出客观公正的评价。

许宝俊^[6]（2020）在《传本《鸲鹆图》研究》文中研究表明传本《鸲鹆图》作为署款宋徽宗的作品,真伪问题一直未有定论,虽有传闻,但不宜轻信。因此本文首要目的在于,理清此画的流传问题,并尽力对其进行合理断代。关于宋徽宗绘画风格的研究理论非常丰富,对本文的研究多有助益,但并不能完全满足,故而对徽宗绘画风格的梳理成为传本《鸲鹆图》研究的基础。《鸲鹆图》现存三个版本,构图、造型基本一致,因此孰为祖本,孰为伪造本亦须澄清。目前来看,乾隆帝和庞莱臣是传本《鸲鹆图》较为明确的两位收藏者,但其间的流传过程极为复杂,此画在进入清宫内府前的流转脉络,以及在流传的哪一阶段被复制皆是本文关注的重点问题。庞莱臣作为传本《鸲鹆图》的最后一位收藏者,也是伪造此画的最大“嫌疑人”,其与美国收藏家弗利尔之间的书画交易是二十世纪初“古画出洋”的重要组成部分,其中或许有传本《鸲鹆图》的流转信息。这部分史料不仅关乎传本《鸲鹆图》的收藏问题,也反映了二十世纪初动荡时局之下,中国古书画收藏走向国际市场的诸多细节。日本文化受中国之影响由来已久,从日本现存江户时期的一些花鸟作品可以看出,传本《鸲鹆图》对日本“南画”的影响。日本美术在经过“脱亚入欧”的洗礼后,造型更加生动准确,进而影响了中国近现代绘画。这一卓有趣味的文化变迁史,在《鸲鹆图》图式的影响和传播中也体现得淋漓尽致。

张劲松^[7]（2019）在《清代义宁州书院研究》文中指出义宁州①位于江西西北部,系湘鄂赣三省毗邻地区,山高林密,为江西西北门户,战略位置十分重要。明清以来,宁州战祸不断,其中既有所谓“土贼”窃发,也有明末李自成、清初“三藩”之乱及清末太平天国运动等战事,州城数次被破,破坏严重。战乱造成人口剧减、土地荒芜。为改变土旷人稀、赋役征收困难的局面,清初康熙年间地方将招徕移民开垦作为一项基本政策,从而吸引了大批闽粤及本省赣南等地的移民流寓宁州,成为促进地方发展的重要力量。但战乱记忆与逐渐形成的资源争夺、文化冲突等使土着形成了较为强烈的敌外心理,客观上造成了土着集团与客籍移民族群之间的紧张关系。雍正三年（1725）,清廷批准客籍棚民在宁州成立怀远都,编为四都八图八十甲,分插在六乡,使棚民在政策层面上成为宁州地方合法成员。移民群体在宁州存在的合法化及其发展要求与土着对此的反应,成为清代义宁州书院发展的历史背景。宋至明代的宁州书院总体表现与我国古代书院的发展同频,北宋黄庭坚家族的樱桃芝台书院、明代山泉书院等反映了家族势力与官府等在书院建设中重要作用,这一因素在清代得到较好的承续,成为义宁州书院建设中一以贯之的传统。清代义宁州书院高速发展,新建书院数量超过宋元明时期,尤其在晚清时期集中爆发,呈现出城市化与乡村化同步发展,书院治化作用进一步彰显等特征。在这一过程中濂山书院的发展中得到官方的持续支持,书院拥有广泛的民众基础和高度文化认同,位于地方政治经济文化交通中心及长期以来形成的较高社会地位与影响使这成为义宁州的中心书院。清代义宁州以濂山书院为代表的中心书院与遍布各乡都的乡村书院构建了“核心——外围”的格局,发展为具有鲜明地方特色的书院群。清代义宁州书院在运行中表现出区域特色,在书院群内部存在普遍的文昌神崇拜是书院世俗化的重要标志,也是科举制度在书院中深刻影响的具体表现,具有广泛的社会基础。书院群成员几乎都编纂了书院志,志书的体例、内容与传统教育书院有所不同,诗文、讲义等阙如,代之以公移、捐名、契据、章程等。书院志的实质是档案册簿的事实,反映了晚清时期义宁州书院的现实需要与务实风格。奎光书院、培元书院、梯云书院等数所书院由义宁州所特有的（文）会、（文）季等民间组织演变而成,不同于新建书院,建立在会、季基础上的书院高度重视并保留了会、季时期的考课、宾兴等功能,从而使书院的性质与功能发生转变。“无田即无院也”,教养相资的优良传统在义宁州书院中得到较好贯彻。为建设书院,在地方官员的支持和有效的社会动员下,义宁州书院获得了广泛的的社会捐助,其内容包括田地、银钱及各种物资等,从而保障了书院膏奖、宾兴花红等各类经费的支出。在捐资活动中,议叙政策、捐户进主、肄业资格与从众压力等成为绅民捐赀书院的动力所在。捐户进主的创造性举措,丰富了我国书院祭祀活动的内容,具有鲜明的地域性和时代性。“规制”一词在传统书院语境中主要指书院建筑物的“规模”与“形制’,自1980年代以来,书院研究界创造性地将原主要指建筑物的“书院规制”转换为主要表征“书院功能”与“书院制度”的组成部分,并提出我国书院“教学、祭祀、藏书、学田”四大规制,从而实现了“书院规制”含义的重大转变,具有重要的理论创新意义。从功能与章程所反映的史实来看,考课是清代义宁州书院最普遍、最基本的活动,考课是书院的本质规定,清代义宁州书院几乎都是考课书院,祭祀、学田、藏书等活动均以考课为中心。因此,考课是清代义宁州和清代书院的基本规制。基于对清代义宁州书院考课规制的认识,在书院研究中应形成一种发展性的规制观。道光十九年（1839）,客籍士子甘临吉参加濂山书院的甄别考试并被知州录取,嗣后土着以甘氏入籍在后、书院建设在先,要求州宪剥夺其肄业资格,由此引发持续五年之久的濂山书院案。案件经州控、府控、省控,最终在江西巡抚的判决下以甘临吉不准与考书院而告终。伴随着案件的审理与发展,土着集团与移民族群之间的关系越发紧张,案件的最终结果客观上刺激了义宁州书院建设,推动了地方人才培养,同时也加剧了土着与客籍移民之间的对立,书院以其特有的方式参与义宁州社会的发展,成为影响地方社会秩序的重要因素。

周敏珏^[8]（2019）在《端方及其交游圈的金石鉴藏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伴随金石学在清代的复兴,对古代金石碑版的收藏与鉴定,成为金石治学的重要路径。本论文以端方（1861-1911）及其金石收藏为考察基点,将端方收藏过程、仕宦经历、他与学人的金石交往结合考察,深入挖掘三者之间的直接关联,探索以端方为中心的金石鉴赏群体的金石趣味、时代特性及文化关怀。端方收藏体系庞大,品类丰富,并以其强烈个人印记的收藏风格与方式,引发了诸多极具话题性的收藏事件,如青铜柉禁的整体收藏,秦权的主题性收藏,多本《华山碑》及《刘熊碑》拓本的序列性收藏等等,这些端方收藏生涯中的标志性事件,奠定了端方在晚清金石收藏领域的绝对地位,也成为他收藏体系中赫赫有名的代表性藏品。同时,端方身边围聚着一个学人群体,他们以金石学为纽带,以端方的金石收藏为依托,通过购藏、品鉴、编撰、研究等一系列文化行为,共同成就了端方的收藏事业,创造出丰富的金石研究成果,也带来晚清金石鉴藏的最后繁盛。而西方新式技术的引入,公共展示观念的风靡,都为眼界开阔的端方吸取并运用于金石收藏事业之中,收藏异国文物,拍摄藏品相片,出版碑拓与书画,发行收藏着录,创办个人博物馆,都是将传统金石鉴藏与新兴观念及技术相结合进行的尝试,以作用于金石文物的保存,鉴赏,展示与传播。端方苦心经营的毕生所藏,最终落脚于他的陶斋博物馆,这个中国近代历史上第一个以金石收藏为大宗的个人博物馆,与他的金石藏品、收藏着录三者共同作用,构成端方完整的金石鉴藏理想。他对传统金石学的突破与开拓意义,也值得今天的我们重新审视。

杨雨薇^[9]（2019）在《《国立北平图书馆馆刊》研究》文中认为民国初期,随着西学东渐和中国社会近代化的不断发展,近代图书馆及图书馆学随之兴起,图书馆学期刊也应运而生。《国立北平图书馆馆刊》是国立北平图书馆的馆办刊物之一,创刊于1928年5月,1937年2月停刊,共发行59期,其中有两期为合刊。《国立北平图书馆馆刊》共经历过三次更名,第一卷第五号起由《北京图书馆月刊》更名为《北平北海图书馆月刊》,第三卷第一号起更名为《国立北平图书馆月刊》,第四卷第一号起更名为《国立北平图书馆馆刊》。为行文便利,本文部分之处将以《馆刊》简称形式统一称谓。国立北平图书馆作为国立图书馆,一方面肩负弘扬国学的历史使命,另一方面承担沟通中外文化的责任。《国立北平图书馆馆刊》与同期其他图书馆学刊物相比,具有较强的学术性,为当时重要的学术交流平台,对中国近代图书馆事业的发展做出了极大的贡献。本文以《国立北平图书馆馆刊》为研究对象,研究时间范围从其创刊到停刊（1928-1937）。通过对《国立北平图书馆馆刊》概况、作者、广告等方面的分析研究,阐明《国立北平图书馆馆刊》的学术价值和社会意义,及在图书馆学术信息交流中的历史作用。《国立北平图书馆馆刊》作为近代中国着名的图书馆学专业期刊,刊载了当时诸多知名学者的学术论文,在传承中国传统文化、推动中外文化交流、促进民国时期时期图书馆事业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影响深远。

付青云^[10]（2019）在《民国时期苏州图书馆研究（1914-1937）》文中研究指明苏州图书馆创建于1914年,初名为江苏省立第二图书馆,为辛亥革命后创办的首批公共图书馆之一。作为身处江南文化中心,肩负一方文教事业发展重任的新型文教机构,苏州图书馆始终将储集图书以供众阅览,启迪民智以鼓励人才,保存古学以宣扬乡邦文献作为自己的职志,不仅为近代苏州公共图书馆事业的建设与发展指明了方向,还为近代苏州文化的传播、教育的普及以及地方文献建设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同时也为当今苏州图书馆事业的拓展与创新留下了宝贵的经验。论文以民国苏州图书馆为研究对象,对1914年至1937年间苏州图书馆从诞生直至抗战前步入黄金时期的整个发展过程作一系统地探讨和梳理。苏州图书馆在不同时期对图书收藏、编目分类、图书借阅、对外交流等馆务方面的建设都体现出其先进和独特的一面,反衬出近代公共图书馆从传统藏书楼向现代意义的公共图书馆的转变。苏州图书馆在学术研究与社会教育方面采用的不同方式和获得的显着成效显示了近代公共图书馆在推动文化传播和普及社会教育方面的巨大价值和作用。在21世纪重现民国时期苏州图书馆的历史,无疑为当代图书馆人如何继承和发扬老一辈图书馆精神,为当代图书馆如何更好的践行文化、学术和教育职能提供有益的借鉴。

二、慷慨捐赠家藏珍贵史料（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慷慨捐赠家藏珍贵史料（论文提纲范文）

（1）五代十国时期藏书活动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2）南宋文人与韩侂胄的交游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3）申圭植的中国体验与文学创作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4）近现代藏书家藏书归属问题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5）张钫文教活动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6）传本《鸲鹆图》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7）清代义宁州书院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8）端方及其交游圈的金石鉴藏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9）《国立北平图书馆馆刊》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10）民国时期苏州图书馆研究（1914-1937）（论文提纲范文）

四、慷慨捐赠家藏珍贵史料（论文参考文献）

• [1]五代十国时期藏书活动研究[D]. 张黎. 沈阳师范大学, 2021(02)
• [2]南宋文人与韩侂胄的交游研究[D]. 王伟琴. 暨南大学, 2020(04)
• [3]申圭植的中国体验与文学创作研究[D]. 刘霞. 山东大学, 2020(10)
• [4]近现代藏书家藏书归属问题研究[D]. 郭霞丽. 东北师范大学, 2020(06)
• [5]张钫文教活动研究[D]. 冯叶. 信阳师范学院, 2020(07)
• [6]传本《鸲鹆图》研究[D]. 许宝俊. 中国艺术研究院, 2020(12)
• [7]清代义宁州书院研究[D]. 张劲松. 华中师范大学, 2019(01)
• [8]端方及其交游圈的金石鉴藏研究[D]. 周敏珏. 浙江大学, 2019(07)
• [9]《国立北平图书馆馆刊》研究[D]. 杨雨薇. 江西师范大学, 2019(03)
• [10]民国时期苏州图书馆研究（1914-1937）[D]. 付青云. 苏州科技大学, 2019(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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