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记第二届东北亚标准合作研讨会(论文文献综述)
许菲[1](2021)在《多层外交理论视角下中韩城市外交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中韩自1992年正式建交,迄今已近30年,而两国地方政府间的交往历史远比这个时间更长,城市外交成为推动两国关系发展的独特因素。单就中韩城市外交的基本形式和主要成果——缔结国际友好城市来说,从1993年7月1日首对中韩国际友好城市——连云港市和木浦市正式缔结友城关系算起,截至2020年12月31日,中韩间已缔结友好省市(姊妹城市)关系206对,韩国成为除日美两国外与中国签订友好城市协议最多的国家。最初,中国连云港市和韩国木浦市缔结友城关系,主要是基于经济方面的考虑,时至今日,中韩城市外交合作领域不再限于经贸投资领域,其交往发展广泛辐射到地方政务、文化旅游、科技创新、教育培训、医疗卫生、体育运动、妇女儿童权益、环境保护、城市治理等各个领域,交往成果可谓是全面开花。与此同时,中韩地方政府间的交往层次不断深化,由最初的省市一级行政单位发展到区县级行政单位,社会组织、市民团体乃至个人纷纷加入到该行列。可以说,城市外交为中韩地方关系发展提供了新的契机、营造了有利氛围,其在经贸投资、文化旅游、教育培训、城市治理、生态保护等诸多方面发挥着积极的促进作用,成果良多,惠泽民众。经历了初期的接触和探索阶段后,经过磨合与调整,中韩城市外交发展逐渐走向稳定增长阶段,其交往目的和目标由最初的注重获得转向合作共赢发展。在此背景下,中韩国际友好城市的缔结形式不再限于“一对一”关系,开始转向“一对多”方式,而交往模式则由双边为主发展到双边与多边并重,中韩地方政府更深刻地认识到城市国际组织的积极的建设性作用,交往对象也由经济发达地区逐步向其他地区辐射。总体来看,中韩城市外交发展势头良好,取得了令人欣喜的成果,也积累了丰富的实践经验。当然,不能就此回避中韩城市外交发展中存在的问题。友好城市总体发展不平衡、合作形式比较单一、民间主体参与不足、传播力度不够导致民众存在误解、扩大贸易引发双方经贸摩擦。虽然中韩地方政府为此做出了不懈的努力和探索,但往往是事倍功半。而究其原因则十分复杂,一些属于结构性的因素远非地方政府之力所能解决。如在超国家层面,国际组织越来越多的发挥作用而逐渐改变了既有的交往格局。在国家层面,中央政府的制约、国内政治等因素的影响难以排除。在民间层面,非政府组织、传媒集团等社会组织实体,也谋求在对外交往中表达利益诉求,都成为无法忽视的重要因素。国内政治与国际政治相交织,地方、国家和国际事务相交融,现阶段中韩城市外交发展面临着日益复杂的形势和环境,有待于进一步的深入的理论研究和政策探讨。有鉴于此,本文基于超国家行为体、国家行为体、次国家行为体、社会行为体四个层次,借助白里安·豪京的多层外交理论,并融合加里·马克斯、里斯贝特·胡格提出的多层治理理论,形成理论阐释和具象认识中韩城市外交发展的总体分析框架。从多层外交理论的视角审视,中韩城市外交发展中的一些现实问题系由多元行为主体的影响交互所造成,远非是地方政府层次一力所能突破解决。同样,在多层面政治舞台上发挥作用的,还包括超国家行为体层面的各类国际组织、国家行为体的代表——中央政府,以及社会行为体层面的非政府组织和日益活跃的各类传媒力量。由于公民社会、地方行政、国家政治、国际政治在囯际政治国内化、国内政治国际化的交互作用下日益结合为一个多层化的世界政治舞台,由此中韩城市外交发展所牵涉到各层面因素也越来越多。其中的任何一个行为主体要实现自身的价值目标,必须在社会、地方、国家和国际的多个维度层次上同时采取行动,才能够有望获得最终的成功。显然,中韩城市外交要取得持续健康的长足发展,离不开社会行为体、地方政府、中央政府和国际组织等多元主体层次的共同努力与合作。基于多层外交理论的视角,当前中韩城市外交发展存在合作形式单一、民间主体参与不足、传播力度不够、民众时有误解等突出问题,其中的一些问题虽然地方政府或能自力解决,但平衡区域发展、解决两国经贸摩擦等绝非地方政府能力之所及。以中韩地方经贸摩擦为例,虽然市民团体抗议、反倾销调查、构筑技术性壁垒等单一化的表象不时呈现,但实质却与国家层面的中韩同为外贸型经济增长模式不无关系。伴随中国产业结构升级转型步伐加快,中韩间产品差距减小、市场争夺趋于激烈,加之两国经贸依存度颇高,尽管中韩地方政府有较大意愿去寻求解决这些问题,但调整外贸、产业结构政策等属于中央政府权限,地方政府奈何不得,在政治、安全、外交等敏感议题上更是如此。不过,上述表象并不是说地方政府无可作为。其实,中韩地方政府可以借助参与国际次区域合作和国际城市组织的契机,为自身的经济社会发展创造良好的环境和条件,共同努力在国际平台上寻找更多的合作机会,也可以在联合国框架下、借助世界贸易组织规则来解决彼此间的争端。总而言之,积极推动中韩城市外交发展符合两国的核心利益诉求,有利于中韩战略合作伙伴关系行稳致远、健康发展。在此过程中,包括地方政府、中央政府和国际组织在内的多个主体层次上的共同努力、统筹协调缺一不可。这其中,一个不可忽视的重要问题是中韩友好城市发展不平衡的问题。这不仅与中韩地方资源禀赋条件以及当地政府的治理能力和意愿有关,更与国家层面的宏观发展政策等密切相关。对此,除地方政府自身的积极努力外,还需要国家层次宏观政策上的资源平衡调配,尤其是向中韩发展落后地区予以政策性倾斜,促进其走上外向型合作发展道路,更多、更全面地展现城市外交在新时期中韩伙伴关系发展中的积极的建设性作用。
崔乐泉[2](2021)在《中国体育史研究的回顾与反思》文中研究表明19世纪末20世纪初,伴随着西方社会科学在中国的输入和传播,适应民族主义和民权观念的新史学开始影响传统史学界。与此同时,在一些接触过西方科学、教育、体育和政治等思想观念学者的带动下,中国的体育史探索之路开启了近代之旅。1949年后,当代中国体育史研究走过了探索、兴盛的发展阶段,并在此基础上进入带有转型特色的新时期。笔者认为,中国的体育史研究发展标志,主要体现在组织管理机构建设和学术活动、院校体育史教学与课程设置以及学术成果等方面。通过对体育史研究在不同时期所形成的时代特色、不同时期研究队伍对体育史研究在方法论和理念上的差异分析,本文就体育史研究在学科建设、理论与方法、史料的挖掘与整理、体育史观、体育史知识生产方式与学术队伍建设等方面存在的问题进行了反思,提出随着全球性知识和经济出现的日益多元化,中国的体育史学将朝着加强基本理论建设,发掘传统文化,深入与现实体育发展结合的方向发展。
段德乾[3](2020)在《东亚安全合作的区域化探讨》文中研究指明20世纪90年代后,区域安全合作逐渐兴起,亚太地区先后涌现出多类型和多层次的安全合作对话安排。由于地缘开放性及历史联系性,东亚区域的安全合作新区域主义特征明显,域内国家与域外国家共同参与区域安全问题治理成为常态。完全开放的安全合作机制在加强域内外国家安全联系的同时,也显现出发展瓶颈。在应对区域性明显的安全问题时,跨区域安全合作机制发挥作用有限,甚至成为区域内国家携手进行安全治理的障碍。基于以案例分析法为代表的定性研究方法,通过分析亚太区域现有安全合作机制的发展特征,并归纳机制中东亚国家的安全关切,总结出跨区域多边安全合作在安全治理过程中面临供需两方面的困境。结合开放区域主义的理论特征,分析东亚区域内传统安全问题以及非传统安全问题实现区域性治理的路径与效果,并对未来东亚安全合作机制构建进行前景展望。东亚安全问题的区域性治理,根源于安全问题的区域特性。区域内现有的跨区域安全合作机制所面临的供需困境能够佐证安全问题区域性治理的合理性和必要性。未来东亚安全合作将呈现“葫芦”模式,是不可分割的整体,并决定了东亚区域的整体认同和一体化需要。东南亚与东北亚两个次区域的安全合作为东亚安全共同体的建设提供动力来源,而中日作为区域大国,将发挥“葫芦腰”一样的连接稳定作用。
张松梅[4](2020)在《中国-东北亚博览会在东北亚次区域合作中的功能研究》文中研究指明20世纪90年代以来,在经济全球化的作用下,部分国家在边境地区开展紧密的地缘经济合作,形成了众多次区域合作典范。随着中国改革的不断推进,在边疆地区举办博览会成为中国与周边国家开展次区域合作的重要方式。2005年,以振兴中国东北老工业基地、推动东北亚次区域合作为己任的东北亚博览会应运而生。当前,东北亚次区域合作呈现脆弱性、离散性、低效性,需要搭建一个东北亚六国全部参与的次区域合作平台,以实现整体发展。在东北亚地区安全形势趋缓的背景下,东北亚博览会就成为重要选择。作为东北亚六国全部参与的次区域合作平台之一,东北亚博览会在促进东北亚次区域经贸合作、丰富东北亚次区域交流方式等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以往关于东北亚博览会的研究主要集中在管理学、行政学领域,将其纳入国际关系领域进行的研究还不多见。本文以东北亚博览会为蓝本,以中国为中心,以次区域合作理论为基础,借鉴地缘政治、经济理论,运用比较研究、调研访谈和抽象分析法,将东北亚博览会与东北亚次区域合作结合起来,研究东北亚博览会促进东北亚次区域合作的动力、功能展现、制约因素及完善路径。本文从基本概念出发,在介绍区域、次区域、博览会等核心概念的基础上,对影响次区域合作的主要层面、存在的优势进行概括,探讨博览会与次区域合作的相关性,分析博览会促进次区域合作的特殊性,并以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方式阐述了东北亚博览会在东北亚次区域合作中的定位。博览会体现了次区域合作的层级性、开放性、相对松散性、目标非一致性和地缘性,以博览会促进次区域合作具有低政治敏感性、灵活性和创新性。以此为前提,确定东北亚博览会在东北亚次区域合作中的定位,即:促进次区域繁荣与发展、形成次区域合作共识。东北亚博览会之所以持续举办,源于东北亚博览会的次区域基础、弥补东北亚次区域合作不足以及中国的积极推动。东北亚博览会致力于推动东北亚国家实现次区域合作,推动东北亚地区向更加开放、包容、均衡、普惠方向发展。在促进东北亚国家形成次区域合作共识,促进东北亚次区域地缘经济合作、次国家政府间合作,推动东北亚国家间科技外交、城市外交和公共外交等方面起到了积极作用。但与成熟的东盟博览会相比较,东北亚博览会缺少次区域自贸区依托、面临同质化博览会竞争、达成次区域合作协议的权威性不足以及次区域合作机制化的缺失,使得东北亚博览会发挥的功能弱于东盟博览会。同时,东北亚博览会在机制建设、支撑性产业发展等自身建设方面还存在不足。面临东北亚博览会与会国利益诉求差异、中国东北沿边地区开放开发程度低,特别是冷战遗产、同盟体系、经济依靠与安全依托的“二元分立”等外在因素的不利影响,使得东北亚博览会在促进东北亚次区域合作方面还存在一定局限。但不可否认的是,东北亚博览会是东北亚六国全体参与,尤其是朝鲜在东北亚地区参与为数不多的次区域合作平台,其重要性不言而喻。着眼于未来,东北亚博览会要借鉴东盟博览会的成功经验,推动东北亚博览会制度化、市场化和机制化发展,加强东北亚博览会自身建设;超东北亚博览会会展经济的局限,在东北亚次区域建立跨国合作区,形成支持东北亚博览会发挥功能的次区域合作网络;加强中国吉林省国际运输通道建设,巩固和扩大东北亚国家现有合作成果,提高吉林省参与东北亚次区域合作的能力;要采取措施将东北亚博览会融入中蒙俄经济走廊、对接中俄冰上丝绸之路,同时还要推进中日韩自贸区建设,加强图们江次区域国际合作,夯实东北亚博览会的次区域依托,为东北亚博览会更好发挥作用创造条件。总体来看,研究东北亚博览会在东北亚次区域合作中的功能,理论上能够深刻认识国际关系研究层次的回落特性,并在普遍意义上理解博览会在次区域合作中的推进作用、外溢功能和次国家政府发挥的主动性;实践上助于发现缓解当前“东北亚悖论”的途径,拓展促进东北亚次区域合作的视野,进而发现东北亚博览会促进东北亚次区域合作的独特性。可以预见,随着东北亚博览会自身建设逐步完善以及东北亚次区域合作水平不断提升,东北亚博览会发挥促进东北亚次区域合作功能的空间会逐步增大,一定程度上可以改善东北亚地区环境,实现以次区域合作带动区域合作的新局面。
胡玥[5](2020)在《文在寅政府对朝政策研究》文中指出文在寅政府上台后,对保守派执政时期朴槿惠政府、李明博政府对外政策进行了重大调整,尤其是在对朝政策上进行了重大转向。即提出建设“和平与繁荣的朝鲜半岛”的对朝政策新方针,并设定了三大目标、四大战略和五大原则。2018年初朝鲜半岛局势逐渐回暖后,文在寅政府进一步提出了“朝鲜半岛新体制”构想。2019年韩朝合作未能取得较大进展的情况下,文在寅依然在2020年新年贺词中指出,韩朝为生命共同体,将致力于通过发展韩朝关系推动实现半岛无核化与永久和平。总体来看,文在寅政府希望通过对话与施压并重的对朝政策方针,旨在共建和睦相处的朝鲜半岛和平共同体和经济共同体,谋求实现半岛和东北亚地区秩序对其有利的新变化。基于政策科学理论与方法,本文首先从动态环境交互的新视角,对文在寅政府对朝政策制定的国内外背景因素展开全面剖析。由此,明晰文在寅政府对朝政策的价值理念和基本目标这两大线索,重点考量韩国所拥有的战略资源与其对朝政策的目标设定及手段实施之间的关系匹配问题。在此基础上,从多视角、多线索、多主体切入分析,基于成本与收益的政策评估路径,对文在寅政府对朝政策的实施进展情况和实际效果进行客观评价,展望文在寅政府对朝政策前景及难点所在,并对复杂局势下中国的半岛政策展开针对性思考。从决策环境分析看,半岛局势持续紧张及迫切的缓和诉求,以及韩国国内政局变化和国民的热切期盼,是推动文在寅政府上台后一改保守派执政时期对朝强硬路线的重要原因所在。2016年至2017年,朝鲜高频次进行核与导弹试验,这显着加大了韩国的“安全疑虑”甚至是“安全焦虑”,实现半岛无核化成为域内外国家共同的安全利益诉求。特朗普政府试图从政治、经济、军事等各个方面对朝展开“极限施压”政策迫其彻底弃核,美朝由此展开激烈对抗,致使朝鲜半岛陷入持续紧张和高位震荡的极其危险局面,进一步加剧了东北亚地区安全困境强度和深度。显然,这是文在寅政府决断对朝政策时,要认真思考和重点应对的关键方面。与此同时,朴槿惠时期、李明博时期因对朝政策失当所造成的巨大负面效应。也波及到韩国国内政治、经济和安保等各个领域,进一步加剧了韩国国内政党和国民对南北关系现状及半岛局势吃紧的不满情绪。韩国国民对文在寅政府的新期待,促其在对朝政策上改弦更张并进行重大转向式新调整。文在寅政府对朝政策目标构想有三个方面:一是政治目标上结束敌对关系共建和睦相处的和平共同体;二是经济目标上推动实现韩朝市场一体化构建半岛经济共同体;三是安全目标上推动半岛无核化并加强韩美军事同盟关系。基于上述考虑,从政治、经济、安全三个方面,对文在寅政府对朝政策实施的基础与手段进行阐释,指出其目标构想、政策基础、政策手段三者之间的内在矛盾性和关系不匹配的突出状况。这极大地限制了文在寅政府对朝政策的展开,使其政策回旋空间缩小,政策实施过程波动不断,难以收到政策预期效果。总体来看,文在寅政府对朝政策体现三大特点。在政治层面,强调推动构建半岛持久和平机制;在经济层面,积极倡议推动“半岛新经济地图”;在安全层面,以提升韩国自主防御能力为依归。虽然文在寅政府对朝政策取得一定的阶段性成果,半岛局势有所缓和,南北关系一度进入对话乃至合作的良性轨道,但韩国无法改变的习惯性认知、国内党争激烈、经济提振不力、韩美朝三边关系微妙变化、周边外交窘况等严峻局面,尤其是在朝鲜再次拾起“封南通美”外交策略的情况下,无疑文在寅政府对朝政策的进一步实施面临着极大考验。对文在寅政府来说,奉行灵活性政策努力维持既定方针不变,改善周边外交促进对朝政策实施以及有效管控显性潜性风险,事关其对朝政策成效及成败。目前来看,文在寅政府不会改变对朝政策的“阳光”路线,但其能否有足够的智慧、信心和决心突破对朝政策的结构性瓶颈和联系性症结,仍有待进一步的观察。在朝鲜半岛形势历经转缓后再陷僵局且结构性、症结性因素没有彻底消除的复杂微妙状况下,中国要旗帜鲜明的坚持半岛无核化立场不动摇,坚持政治对话和外交途径解决问题,平衡关照各方合理利益尤其是重大安全关切,积极发挥中国作用、提供中国智慧、展现中国作为,助力巩固朝鲜半岛缓和势头,努力推动构建半岛和平机制,最终实现半岛无核化和东北亚地区的长治久安。
常婷婷[6](2020)在《新世纪日本在东南亚地区的海外利益维护政策研究》文中指出东南亚是日本国家战略布局和实施的关键地区之一,其在日本对外政策构想中一直占有重要地位且被长期高度重视。由此,东南亚地区被日本视为战略“后院”。二战后,日本凭借“赔偿即投资”的理念、“雁阵”发展模式等政策举措,一跃实现了本国经济的复兴和起飞,继而为其追求“政治大国”目标、寻求安保领域新突破等,奠定了基础、创造了条件。可以说,东南亚地区在日本国家战略布局和实施中的特殊地位,使其在日本海外利益维护政策中占有不容小觑的战略位置。冷战结束后,受亚洲金融危机和全球金融危机的接连打击,日本经济社会发展饱受冲击,其综合国力和国际地位有所折损。新世纪以来尤其是“9·11事件”后,东南亚地区安全形势变化趋于微妙和复杂。加之域内外新兴国家的快速崛起、美国加速回归亚太地区的战略举动、周边国家的群体性发展态势,使日本在周边地区及全球事务处理上的主导权和影响力相对缩小,其海外利益维护领域的挑战性随之增多、压力有所增大。这一点,在东南亚地区表现得尤为突出和明显。在东南亚地区,日本的海外利益可以划分为政治利益、经济利益、安全利益和文化利益。总体来看,日本在该地区的海外利益维护政策,以“经济”发展为中心且呈“同心圆”式排布,大致经历了经济上的“一枝独秀”、经济政治的“并驾齐驱”、经济政治安全“三足鼎立”的发展过程。日本在东南亚地区经营初期,其以经济赔偿交涉为中心、经济援助为途径,进而形成“赔偿—援助—投资”相循环的发展体系。伴随日本与东南亚国家经济关系的加强和深化,双方互动扩大到政治合作领域。以“福田主义”(1976)为标志,坚持平等发展与合作立场,通过参与地区事务、扩大本国的政治存在、坚定东南亚地区在日本战略发展中的能动作用,成为日本长期奉行的政策路线方针,使得日本在东南亚地区的海外利益更趋广泛和全面,随之而来的海外利益维护需求也不断增多。新世纪以来,日本在东南亚地区的海外利益维护政策更趋复杂、全面和多样,其以日美同盟为基轴、法律和制度为基础、开发合作为辅助、安全保障为拓展、夯实民意为后备的多领域共同协作政策方针,得以明确和被清晰地贯彻下来。日本在东南亚地区的海外利益维护政策,呈现三大特点:在地区主导权上“从追随转向引领”,在经济合作上“由低调转向主动”,在重点领域上“从经济转向安全”。日本在该地区的长期投入,使其拥有众多的双边或区域性制度合作平台、成熟的政府开发援助体系、域内较好的民意基础等优势资源。不过,由于日本经济发展驱动力不足、海外安保维护受限较多,加之美国亚太战略的调整和强化、中国影响力的增强、印度的“战略东进”政策、澳大利亚的“北上”策略、东南亚地缘安全与投资环境的波动等因素的复合影响,使其新时期实施东南亚地区海外利益维护政策受到不少限制。日美同盟对日本战略独立性的长期牵制作用,也使日本“分而治之”的地区策略在一定程度上破坏了东盟一体性,由此增加了日本在东南亚地区海外利益维护政策实施的难度和不确定性。日本在东南亚地区的海外利益维护政策及模式,对新时期中国维护和增进海外利益具有一定的启示意义。近年来,伴随“一带一路”倡议的推进和落实,中国海外利益拓展和维护进入新阶段。中国在推进政策沟通、道路联通、贸易畅通、货币流通、民心相通的进程中,要优先确保“五通”的高质量建设和高水准落实,要战略规划和构建制度基准、权力外溢、软实力支撑的海外利益保护体系。
张倩影[7](2020)在《地区安全复合体理论视域下的东北亚环境安全合作》文中研究指明冷战结束之后,国际安全形势相对缓和,以军事安全为核心的传统安全地位相对下降。环境安全、能源安全、恐怖主义等非传统安全逐渐得到凸显。处于全球安全与国家安全之间的区域层次安全成为了安全研究的最佳层次。东北亚地区具有多层次的复杂安全结构,而最大障碍就在于传统安全思维仍然占绝对主导地位,对非传统安全应该给予更多的关注。本研究以东北亚区域的环境安全合作为研究对象,以巴里·布赞的地区安全复合体理论为分析框架,探讨了东北亚环境安全复合体的基本结构和层次互动,旨在探索该复合体的结构性特征、发展动力以及未来的结构变革趋势。东北亚地区近年来面临着严峻的环境安全威胁,这些环境问题包括跨境大气污染(雾霾、酸雨和沙尘暴)、海洋污染、生态环境退化与生物多样性丧失以及核污染等重要议题。面临日益恶化的环境安全趋势,区域内各国积极响应,积极创建并参与了各种双边和多边环境合作机制。其中,代表性的多边环境合作机制有东北亚地区环境合作会议(NEAC)、东北亚次区域环境合作计划(NEASPEC)、中日韩环境部长会议(TEMM)、西北太平洋计划(NOWPAP)与东亚酸沉降监测网(EANET)等多个环境合作框架。除此之外,区域内各国还建立了双边环境合作机制和项目。可以说,东北亚环境安全合作已经呈现出全方位、多领域、多层次的格局。根据地区安全复合体理论的分析框架,东北亚环境安全复合体的基本结构包含边界与无政府状态、物质结构与社会结构等多个方面。该复合体包含中、日、韩、朝、俄、蒙等六个主权国家,呈现出典型的无政府特征。物质结构是以中日韩三国为核心的多极、标准安全复合体;社会结构中存在竞争与合作并存的安全特征。同时,该复合体存在国家层次、区域层次、区域间层次以及全球层次等四层安全动力,其中国家层次和区域层次起支配性作用。目前东北亚环境安全机制仍属于弱安全机制状态,应把加强机制化建设作为发展的中期目标。东北亚环境安全合作中存在着制度化程度较低、行为体层次单一以及环境区域认同不足等障碍因素,各国应努力提高制度化水平,积极发挥非国家行为体的作用并不断深化环境区域认同,为建设区域环境共同体不懈努力。总之,环境安全问题是东北亚地区安全保障的核心议题之一。通过积极推动敏感度较低、合作可能性较大、“低政治”领域的环境安全合作,可以淡化该地区长期存在的传统安全竞争,推动“高政治”领域的矛盾冲突的缓解,可以说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范海雷[8](2019)在《冷战后韩国环境外交研究》文中提出冷战后,国际格局发生巨大转变,以环境问题为代表的非传统安全影响不断扩大。1972年瑞典斯德哥尔摩的人类环境会议后,环境问题进入国际政治舞台。1992年,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召开标志着国际环境外交的诞生,国际环境外交作为新的外交方式被各国接受并应用。冷战前,韩国工业化进程加快,在实现“汉江奇迹”的同时,却牺牲了生态环境。冷战后,韩国意识到环境的重要性,并且环境问题与韩国国家利益紧密联系在一起,促进了韩国环境外交的发展。全文共三部分。第一部分,主要对韩国环境外交的背景及其发展过程进行分析。从韩国环境外交含义、韩国国内环境问题和环境问题日益全球化进行阐述,以韩国环境外交的四个时期(观望参与期、被动应对期、能动对应期和积极主导期)展开论述。第二部分,对冷战后韩国环境外交进行分析。通过冷战后韩国在联合国和国际公约方面的环境外交表现,以及在区域环境外交方面进行研究。将东北亚区域作为韩国区域环境外交的研究重点。第三部分,结合全文对冷战后韩国环境外交的实质与作用进行总结。通过对韩国环境外交的态度和措施的研究,总结出其实质和作用,为更好的解决国际环境问题和促进国际环境外交做出了贡献。
张锋[9](2019)在《日本智库与日本外交决策》文中指出日本是中国“一衣带水”的近邻,是影响中国和平发展和周边安全的重要外部因素和战略存在。中日两国携手走过了千年的友好,历经了百年的战争,在文化、情感和地缘上有着难以“解理”的牵绊。现今,中日两国在领土、历史、安全与地位等方面仍存在着深刻的结构性矛盾。进入21世纪以来,随着国际形势持续变化与两国力量深度调整,中日关系摩擦不断,更是陷入不可用“冷暖”言状的状态。2018年的中日首脑互访暂时缓和了两国紧张的关系,但中日关系仍处于合作与竞争并存、敏感而又多歧的状态。日本智库兴起于20世纪70年代,经过数十年的发展形成了自身鲜明的特点,曾经在亚洲智库中独领风骚,现今在世界和亚洲智库中仍拥有重要的影响力。随着日本所处的国际国内环境的变化,日本传统的外交决策机制正在逐步瓦解,决策主体呈现出向多元化发展的趋势,日本智库在外交决策中的角色分量可以估量。日本智库研究,尤其是日本主要安保、外交等对外政策类智库研究,是深入了解和研究日本外交决策、战略走向和中日关系的一个重要窗口。本论文由绪论、正文四章及结语组成,核心章节分为四个部分。第一章系统介绍了日本智库的发展历史与现状。本章主要以日本政治经济的发展历史为研究参照,对日本智库的发展历程和阶段、日本智库的国际评价、现今状况及存在类型、管理运作模式与机制进行了全面的介绍,目的是通过点与面的结合详细介绍日本智库的各个维度,以期对日本智库的全貌有所了解和把握,在日本智库群像中穿插安保、外交等对外政策类智库等个体像,为进一步开展日本智库与日本外交决策研究奠定坚实的学理基础。第二章尝试建构了以“外交决策分析理论——智库参与决策模式——日本外交决策机制——日本智库对外交决策功能”为链条的分析框架。尝试联通西方主要外交决策分析理论、日本外交决策分析的主要理论与智库参与外交决策的主要理论,为日本对外政策类智库参与外交决策的实践寻找理论根据。在阐释主要外交决策分析理论的同时,将日本智库置于外交决策分析理论的视野和日本外交决策形成过程之中,对一般日本外交决策形成过程、冷战后外交决策机制变化、特别是冷战后外交决策机制的特点与变化原因进行了分析,分析其在日本外交决策形成过程之中的作用。第三章着重分析了日本智库与外交政策形成的典型案例。通过博士学习期间数年对日本主要智库网站的持续跟踪与相关访谈,第一二节选取了日本海洋政策研究所、防卫研究所这两个不同组织形态的智库为主要研究对象,对两者基本情况、组织运行和在日本海洋政策形成、安全保障政策出台中的功能作用进行了实证研究,以期避开外交决策研究都需要面对的“黑箱”问题,从某种程度上验证了日本特定的专业型智库在日本外交决策中的作用。对日本特有的“临时型”日本智库现象进行了考察,发现了以恳谈会为首的“临时型”日本智库是传统智库功能难以发挥参与外交决策功能的异化现象,以及恳谈会政策建言与最终外交、安保等对外政策间的内在逻辑关联。第四章从日本视角围绕日中关系阐述了日本智库对日中关系的研究情况。以日本智库网站上公开的研究报告、政策建言和研讨会内容等为主要研究文本,掌握日本智库对“中国威胁”、“中国崛起”等日中关系重要敏感领域的观点和态度。以PHP总研、防卫研究所等日本知名对华研究智库为研究案例,对近些年来它们所发布的对日本社会舆论乃至政府等具有一定影响的文本进行了梳理归纳,得出他们对中国“遏制与合作并存”以及日中关系“防范与接触并存”的认知。在这些研究的基础之上,本文得出以下结论:第一,日本智库发展过程和参与外交决策中形成的经验值得我们借鉴,如智库建设的法制化、国际化和网络化等优点。第二,日本智库的调整期短期内不会结束,所面临的人力财力、决策参与能力弱等困扰日本智库整体发展的因素短期内难以改变。第三,日本智库的发展与对外交决策的作用受到日本国内外因素的影响,最主要的因素还是国内社会环境和政治制度,特别是日本官僚主导决策体制的影响。第四,日本对智库的认知有了普遍的提升,日本智库在日本国内“政治主导”呼声日隆的背景下对外交决策等领域的作用较之过去将拥有较大的提升空间,主要智库对日本政府的决策影响能力不容忽视。第五,日本对外政策类智库在某种意义上形成了组织行为学所研究的特定的“共谋”效应,对待中日关系有明显的“二重构造”特征。日本追求“自主性政治”大国的战略诉求短期内不会改变,以日美同盟为基础的国家保守化趋势不会改变,对中国采取遏制防范与合作接触的“实用主义”策略不会改变。我们要警惕日本智库尤其是对外政策类智库与日本保守化政治集团形成“共谋”效应,对中国外交决策过程中形成某种特殊的情绪化的决策偏好。探讨日本智库与日本外交决策的关系,能够从新的视角推知日本未来外交政策的走向以及对中日关系的影响,避免智库等日本国内因素对长期而又稳定的中日关系发展造成干扰。
黄德凯[10](2018)在《地缘政治权力结构下的中国与周边区域合作研究》文中提出随着全球化、地区集团化的深入发展,地理相邻空间范围内的整合进一步加强。然而,依据一种什么样的规则或秩序来进行有效整合,它既不能损害该地区国家行为体的任何利益,达到共同受益的效果,同时也具有长期稳定的特性,是目前国际无政府状态下,区域合作摸索和探讨的主要问题所在。进入新时代以来,中国的综合国力快速上升,正从一个地区大国发展成为一个世界性的大国。而任何一个大国要实现国家对外战略,都是首先从周边地区开始的,中国也不例外。通过与周边国家和地区开展区域次区域合作,营造一个和平与发展的周边环境,是中国经营周边的重要路径,同时也是适应中国周边地区国际政治经济格局变化的现实需求。在中国与周边国家区域次区域合作进程中,地缘政治权力结构始终是一个重要的变量,必须予以高度关注,并进行深入研究。当前,中国与周边国家和地区的区域合作主要是基于地缘条件构建的区域、次区域经济合作,但实际上地缘政治权力结构依然深刻地影响着区域合作的进程,甚至决定着合作的成败。在区域政治权力结构系统中,存在不同的地缘政治权力结构模式,按照行为体实力大小可分为三种类型:强-强模式、强-弱模式和弱-弱模式。不同的地缘政治权力结构模式对行为体在区域合作中的作用和影响也各不相同。目前中国与周边国家区域合作则主要是强-强模式、强-弱两种模式。在“强-强”模式中,大国关系是区域合作能否顺利推进的关键所在。如孟中印缅经济走廊建设涉及中印两个大国,是典型的“强-强”模式。由于印度强烈的地缘政治担忧,对孟中印缅经济走廊乃至“一带一路”倡议逐渐采取模糊甚至抗衡的态度,导致了该经济走廊建设的停滞不前。而在上海合作组织建设过程中因中俄两个大国基于共同的利益尤其是政治安全利益协商一致都有意推进区域合作,合作就较为顺利。而在“强-弱”模式中,大国不仅是区域公共产品的提供者,也是区域合作的主要推动者。在这种地缘政治权力结构模式下,区域合作所推进的效率是比较快的。如2016年3月由中国在三亚牵头成立的“澜湄合作机制”,使中国成为区域性公共产品的提供者和主导者,进而推动澜湄合作快速高效的开展。对于中国与周边国家的区域经济合作来说,主要的启示可以归纳为以下三点。一是在地缘政治权力结构影响下,通过经济合作增大周边国家对中国经济上的依存度、并以此促进中国与周边国家政治关系发展的“以经促政”战略的效应已出现递减,而政治互信的重要性日益提升;因此在推进经济合作时,需要从“以经促政”转向“政经兼顾”,在某些情况下甚至是“以政促经”。二是中国与周边国家和地区不断增强的经贸合作固然会提升其对中国的依存度,但周边国家特别是大国的地缘政治关切和安全疑虑也在不断销蚀经贸方面的努力和成果。在推进周边区域合作时,通过安全合作及其向经济、政治领域的“外溢”,才能实现区域合作的良性互动和可持续发展。三是中国在在推进周边区域合作时应根据地缘政治权力结构不同模式的特点采取不同的路径和相应的政治、经济、安全等方面的政策组合,以减小合作的阻力和实现合作效益的最大化。
二、记第二届东北亚标准合作研讨会(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记第二届东北亚标准合作研讨会(论文提纲范文)
(1)多层外交理论视角下中韩城市外交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中文摘要 |
abstract |
绪论 |
一、选题缘起与意义 |
(一)选题缘起 |
(二)研究意义 |
二、国内外研究综述 |
(一)国内研究现状 |
(二)国外研究现状 |
(三)既有研究述评 |
三、研究框架与方法 |
(一)研究框架 |
(二)研究方法 |
四、主要创新和不足 |
(一)主要创新 |
(二)不足之处 |
第一章 城市外交的界定、沿革和理论基础 |
一、城市外交的界定 |
(一)城市外交的定义 |
(二)城市外交的特征 |
(三)城市外交的形式 |
(四)城市外交的作用 |
二、城市外交的沿革 |
(一)城市外交的发展 |
(二)城市外交的繁荣 |
(三)中国的城市外交 |
三、城市外交地位的确立 |
(一)城市成为城市外交的主体 |
(二)城市外交被纳入国家顶层设计 |
(三)城市国际组织提振城市外交地位 |
四、多层外交理论对城市外交的阐释 |
(一)多层外交理论的内核 |
(二)多层外交理论的辨析 |
(三)对城市外交的再阐释 |
小结 |
第二章 中韩城市外交的演变发展与地位作用 |
一、中韩城市外交的发展历程 |
(一)接触探索阶段 |
(二)磨合调整阶段 |
(三)稳定增长阶段 |
二、中韩城市外交的基本情况 |
(一)中韩双边交往情况 |
(二)中韩多边交往情况 |
三、中韩城市外交的进展成效 |
(一)友好城市数量持续增加 |
(二)友好城市合作领域扩大 |
(三)友好城市合作层次加深 |
(四)发展成果惠及两国人民 |
四、中韩城市外交的发展特点 |
(一)交往对象的多层次性 |
(二)同层交往的非唯一性 |
(三)结好偏好经济发达地区 |
(四)从注重获得走向合作共赢 |
五、城市外交在中韩关系发展中的地位与作用 |
(一)城市外交在中韩关系发展中的地位 |
(二)城市外交对中韩关系发展的积极作用 |
小结 |
第三章 中韩城市外交主要行为体层次分析 |
一、超国家行为体层次 |
(一)全球性国际组织 |
(二)区域性国际组织 |
二、国家行为体层次 |
(一)居于支配地位的中央政府 |
(二)囿于地域主义的国内政党 |
三、次国家行为体层次 |
(一)具备担当城市外交主体能力和意愿的城市 |
(二)外部环境有利于作为城市外交主体的城市 |
四、社会行为体层次 |
(一)不能被忽视的非政府组织 |
(二)引领舆论的新旧传媒集团 |
五、不同行为主体间的相互作用 |
(一)次国家行为体与国家行为体的相互作用 |
(二)次国家行为体与超国家行为体相互影响 |
(三)社会行为体对次国家行为体的不同影响 |
小结 |
第四章 中韩城市外交发展中的现实问题及成因 |
一、各地区总体发展不均衡 |
(一)资源条件导致的友城分布不均 |
(二)政府偏好招致各项发展不平衡 |
二、合作形式单一、影响受限 |
(一)开展城市外交常用的合作方式 |
(二)倚重某一形式的现象普遍存在 |
(三)以浙江为例评估城市外交效果 |
三、民间主体参与程度不高 |
(一)中韩城市外交由官方主导 |
(二)官方合作欠灵活、效果不佳 |
(三)政府参与过多、民间积极性低 |
四、传播不足、民众易受误导 |
(一)塑造城市形象太重视官方交流 |
(二)效果不理想、应重视渠道和方式 |
(三)第三方误导易致民众看法片面 |
五、经济摩擦、贸易保护增多 |
(一)中韩双边经贸总体情况 |
(二)中韩经济摩擦现象增多 |
(三)韩国过度采用保护手段 |
六、多层外交理论下中韩城市外交问题成因分析 |
(一)相关利益集团的干预 |
(二)地方条件能力的差异 |
(三)国家制度体制的制约 |
(四)国际组织调解的盲区 |
小结 |
第五章 推动中韩城市外交发展的路径抉择 |
一、运用国家力量,统筹地方发展 |
(一)明确中央和地方的权力边界 |
(二)平衡中央和地方的资源调配 |
二、拓宽交往渠道,创新合作形式 |
(一)借鉴其他国家城市外交模式 |
(二)加深合作层次尝试内容创新 |
三、鼓励多方参与,建立互惠机制 |
(一)鼓励非政府组织的积极参与 |
(二)落实惠民机制争取民众支持 |
四、重视媒介作用,强化传播力度 |
(一)注重媒体公关树立良好形象 |
(二)拓宽传播渠道丰富传播手段 |
(三)加强对自媒体的监控和疏导 |
五、借力国家外交,融入国际组织 |
(一)借助国家外交改善外部环境 |
(二)大力发挥国际组织建设作用 |
六、促进发展战略对接,深化城市外交作用 |
(一)“一带一路”倡议与“新北方”“新南方政策” |
(二)发展战略对接对中韩城市外交发展的积极影响 |
(三)深化城市外交对中韩发展战略对接的促进作用 |
小结 |
结语 |
参考文献 |
附录一 |
附录二 |
附录三 |
附录四 |
攻读博士期间科研成果 |
致谢 |
(2)中国体育史研究的回顾与反思(论文提纲范文)
一民国时期体育史研究的肇始 |
(一)体育史研究的初兴 |
(二)体育史研究的深化 |
(三)体育史研究的主要特点 |
二当代体育史研究的历史回顾与时代特点 |
(一)当代体育史研究的新探索(1949~1978) |
1. 体育史相关组织机构的设立 |
2. 以成都体育学院为代表的体育史研究 |
3. 体育史主要研究成果 |
4. 体育史研究特点分析 |
(二)当代体育史研究的兴盛发展(1979~1999) |
1. 完善组织机构,开展学术活动 |
2. 院校体育史学术研究与课程的设置 |
3. 体育史学术研究与成果 |
4. 体育史研究特点分析 |
(三)转型发展时期的当代体育史研究(2000年至今) |
1. 相关组织机构变化与影响 |
2. 院校的体育史研究与教学状况 |
3. 体育史研究成果仍然不断涌现 |
4. 研究特点概述 |
三中国体育史研究的反思 |
(一)体育史、体育史学与体育史学史———体育史学科建设的反思 |
(二)方法论和具体的研究方法———体育史学理论与方法的反思 |
(三)体育史料的挖掘与整理———史料应用的规范化反思 |
(四)体育史研究观念的变迁———体育史观的反思 |
(五)大数据时代的体育史研究———体育史知识生产方式变革的反思 |
(六)学者与团队———体育史学学科队伍建设的反思 |
四结语 |
(3)东亚安全合作的区域化探讨(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绪论 |
一、选题的目的和意义 |
二、国内外研究动态 |
三、论文研究方案 |
第一章 安全区域化及区域多边安全合作 |
第一节 安全问题区域化 |
一、安全问题区域特性 |
二、安全问题的跨区域性 |
三、开放区域主义的内涵 |
第二节 区域多边安全合作机制的理论界定 |
一、区域多边机制 |
二、区域多边安全合作机制 |
第三节 跨区域多边安全合作机制 |
一、跨区域多边安全合作机制的定义 |
二、跨区域多边安全合作机制的特征 |
三、跨区域多边安全合作机制的内涵 |
第二章 亚太跨区域多边安全合作的机制的现状与困境 |
第一节 冷战后亚太多边安全合作机制的建构 |
一、冷战后亚太多边安全机制建构背景 |
二、亚太地区多边安全合作机制建构行动路线图 |
三、亚太地区多边安全合作机制建构进程特征 |
第二节 亚太安全机制的东亚安全关切 |
一、大国竞争 |
二、领土争端 |
三、分裂主义 |
四、军事扩张与军备竞赛 |
五、非传统安全威胁 |
第三节 亚太安全机制的困境 |
一、意愿困境 |
二、议程困境 |
三、组织困境 |
四、功能困境 |
五、整合困境 |
六、地位困境 |
第三章 东亚安全管理的区域化趋势 |
第一节 亚洲多边安全机制 |
一、上海合作组织——中亚区域性 |
二、亚信峰会——亚洲特性 |
三、东盟安全共同体——东南亚次区域性 |
第二节 东亚安全问题的区域化管理 |
一、南海问题区域性:从DOC到 COC |
二、朝鲜半岛问题区域性:六方会谈的升华 |
第三节 东亚非传统安全问题的区域性管理 |
一、湄公河联合执法 |
二、10+3机制中的非传统安全合作 |
第四章 东亚双层多边安全合作:次区域、区域性和跨区域 |
第一节 东亚双层多边安全合作:次区域性和区域性 |
一、两个次区域 |
二、东亚安全合作的制度化设想——“葫芦”架构 |
第二节 亚太安全机制的转化与西太平洋安全倡议 |
一、现有亚太安全合作机制的转化 |
二、西太平洋安全合作框架设计 |
结论 |
参考文献 |
致谢 |
(4)中国-东北亚博览会在东北亚次区域合作中的功能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中文摘要 |
abstract |
绪论 |
一、研究缘起与选题意义 |
(一)研究缘起 |
(二)研究意义 |
二、国内外研究现状 |
(一)关于博览会外交功能的研究 |
(二)关于东盟博览会外交功能的研究 |
(三)关于东北亚博览会功能的研究 |
(四)关于东北亚次区域合作的研究 |
三、论文结构与研究方法 |
(一)论文结构 |
(二)研究方法 |
四、研究创新与不足 |
(一)论文的创新 |
(二)不足之处 |
第一章 核心概念及基本理论阐释 |
一、次区域合作的基本理论 |
(一)区域与次区域的概念 |
(二)次区域合作的内涵与目标 |
(三)影响次区域合作的主要层面 |
(四)次区域合作存在的优势分析 |
二、次区域合作理论视角下的博览会 |
(一)博览会的内涵与特点 |
(二)博览会与次区域合作的相关性 |
(三)博览会推进次区域合作的特殊性 |
三、东北亚博览会在东北亚次区域合作中的定位 |
(一)促进次区域繁荣与发展 |
(二)形成次区域合作的共识 |
第二章 东北亚博览会促进东北亚次区域合作的动力 |
一、东北亚博览会功能发挥的次区域基础 |
(一)东北亚次区域合作具备地缘基础 |
(二)东北亚区域国家存在比较优势 |
(三)东北亚国家历史文化联系紧密 |
二、弥补东北亚次区域合作的不足 |
(一)降低东北亚次区域合作的脆弱性 |
(二)缓和东北亚次区域合作的离散性 |
(三)弱化东北亚次区域合作的低效性 |
三、中央政府及次国家政府的合力推动 |
(一)中国总体发展战略的规划 |
(二)东北老工业基地振兴战略的助力 |
(三)次国家政府主动性的发挥 |
第三章 东北亚博览会促进东北亚次区域合作的功能展现 |
一、打造东北亚次区域合作的新平台 |
(一)推动东北亚次区域合作发展的内涵 |
(二)达成增进东北亚次区域合作的共识 |
(三)推动了东北亚国家首脑外交 |
二、促进东北亚次区域的经贸合作 |
(一)促进东北亚次区域地缘经济合作 |
(二)推动东北亚次区域国家政府间合作 |
(三)扩大中国在东北亚次区域经济合作的影响力 |
三、丰富东北亚次区域国家交流方式 |
(一)推动东北亚国家间的科技外交 |
(二)促进东北亚国家间的城市外交 |
(三)增进东北亚国家间的公共外交 |
第四章 东北亚博览会促进东北亚次区域合作的制约因素 |
一、东北亚博览会与东盟博览会的比较分析 |
(一)区域自贸区依托的缺位 |
(二)博览会间同质化的竞争 |
(三)达成次区域合作协议权威性的差异 |
(四)次区域合作机制化的缺失 |
二、制约东北亚博览会发挥功能的内部因素 |
(一)东北亚博览会机制亟需完善 |
(二)博览会支撑性产业发展不足 |
(三)厘清推进博览会的央地关系 |
三、制约东北亚博览会发挥功能的外部因素 |
(一)东北亚与会国利益诉求的差异 |
(二)东北沿边地区开放开发程度低 |
(三)东北亚地区安全形势的复杂性 |
第五章 完善东北亚博览会促进次区域合作功能的实施路径 |
一、借鉴东盟博览会经验推动东北亚博览会发展 |
(一)实现东北亚博览会制度化发展 |
(二)实现东北亚博览会市场化发展 |
(三)实现东北亚博览会合作化发展 |
二、完善东北亚博览会促进次区域合作的条件 |
(一)超越博览会会展经济的局限 |
(二)推动建立次区域跨国合作区 |
(三)提升吉林省沿边地区开放水平 |
三、夯实东北亚博览会的次区域依托 |
(一)融入中蒙俄经济走廊 |
(二)对接中俄冰上丝绸之路 |
(三)推进中日韩自贸区建设 |
(四)加强图们江次区域国际合作 |
结论 |
参考文献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发表的论文及取得的科研成果 |
(5)文在寅政府对朝政策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中文摘要 |
abstract |
绪论 |
一、选题缘起与意义 |
(一)选题缘起 |
(二)选题意义 |
二、国内外研究现状 |
(一)国内研究现状 |
(二)国外研究现状 |
(三)既有研究评述 |
三、核心概念及辨识 |
(一)对外政策 |
(二)朝鲜半岛和平机制 |
四、研究框架与方法 |
(一)研究框架 |
(二)研究方法 |
五、创新与不足之处 |
(一)本文的创新之处 |
(二)本文的研究不足 |
第一章 文在寅政府对朝政策的决策环境分析 |
一、朝鲜半岛局势变化及持续缓和诉求 |
(一)朝鲜核导试验加大韩国“安全疑虑” |
(二)美国“极限施压”政策增加半岛风险 |
(三)半岛无核化切合韩国和周边国家利益 |
二、韩国政治生态与国民政治共识变化 |
(一)既有对朝政策引发负面效应 |
(二)朝野政治势力面临重新洗牌 |
(三)国民对韩朝关系抱有新期待 |
本章小结 |
第二章 文在寅政府对朝政策的目标与手段 |
一、文在寅政府对朝政策的基本内容 |
(一)以韩朝合作和解推动半岛局势缓和 |
(二)以韩朝经济联合促进半岛共同繁荣 |
(三)以强化国防为基础推动半岛无核化 |
二、文在寅政府对朝政策的总体目标 |
(一)结束敌对关系共建和睦相处的和平共同体 |
(二)实现韩朝市场一体化构建半岛经济共同体 |
(三)推动半岛无核化并加强韩美军事同盟关系 |
三、文在寅政府对朝政策的资源与手段 |
(一)以民族同一性展开全方位互动 |
(二)经济制裁框架下进行经济合作 |
(三)韩美同盟提高延伸威慑执行力 |
本章小结 |
第三章 文在寅政府对朝政策的实施层次及路径 |
一、双边层面:强化韩朝互动关系 |
(一)增进战略互信,推动民族和解 |
(二)解冻经贸合作,加大对朝援助 |
(三)重启军事会谈,缓和安全对立 |
二、同盟层面:强化韩美同盟机制 |
(一)加强对美磋商,力推斡旋外交 |
(二)随美对朝制裁,深化经贸合作 |
(三)保持安全威慑,提升军事自主 |
三、地区层面:强化域内大国沟通 |
(一)改善对华关系,加强中韩双边合作 |
(二)协调周边立场,推动半岛无核化进程 |
本章小结 |
第四章 文在寅政府对朝政策的主要特点及其评价 |
一、文在寅政府对朝政策的主要特点 |
(一)致力构建半岛持久和平机制 |
(二)推进和平经济实现共同繁荣 |
(三)继续保持强有力的国防力量 |
二、文在寅政府对朝政策的实施及其评价 |
(一)推动朝鲜重回对话与谈判轨道 |
(二)朝核问题政策基调与中国契合 |
(三)朝鲜国家路线调整与韩国共振 |
三、文在寅政府对朝政策的不足与成因 |
(一)美朝关系阶段性摇摆阻碍半岛无核化 |
(二)美国内政变化及对朝政策的不确定性 |
(三)韩国朝野争执掣肘对朝政策具体实施 |
本章小结 |
第五章 文在寅政府对朝政策展望与中国的战略抉择 |
一、文在寅政府对朝政策走势展望 |
(一)既定方针不变且奉行灵活性政策 |
(二)改善周边外交促进对朝政策实施 |
(三)管控多种风险营造宽松政策氛围 |
二、中国的战略思考与策略优化抉择 |
(一)推动政治解决进程,巩固半岛对话缓和势头 |
(二)加强多方战略沟通,推动构建半岛和平机制 |
(三)统筹各方合理关切,坚持“双轨制”“双暂停”方针 |
(四)借力“一带一路”倡议,推动中朝、中韩关系发展 |
本章小结 |
结论 |
参考文献 |
攻读博士期间科研成果概况 |
附录 |
致谢 |
(6)新世纪日本在东南亚地区的海外利益维护政策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中文摘要 |
abstract |
绪论 |
一、选题缘起与意义 |
(一)选题缘起 |
(二)研究意义 |
二、国内外研究现状 |
(一)国内研究现状 |
(二)国外研究综述 |
三、研究框架与方法 |
(一)研究框架 |
(二)研究方法 |
四、研究创新与不足 |
(一)创新之处 |
(二)不足之处 |
第一章 东南亚在日本海外利益维护政策中的战略地位 |
一、东南亚在日本海外利益维护政策中的战略价值 |
(一)“后备型”战略储备:开拓海外市场促进经济社会发展 |
(二)“跳板型”战略支点:由“经济大国”转向“国际国家” |
(三)“制衡型”战略定位:平衡域内新兴国家的发展和崛起 |
二、东南亚在日本海外利益维护政策中的经济地位 |
(一)“赔偿—援助—开发合作”构筑的庞大基础 |
(二)增长迅速和颇高依存度的互补性贸易关系 |
(三)扩大经济战略纵深,推进东南亚方向投资 |
三、东南亚在日本海外利益维护政策中的安全地位 |
(一)东南亚在日本航路与资源安全中的重要地位 |
(二)东南亚在日本海外基础利益与安全中的价值 |
第二章 日本在东南亚地区的海外利益维护政策框架与手段 |
一、日本在东南亚地区的海外利益维护政策构想 |
(一)政治安全层面 |
(二)经济贸易层面 |
(三)社会文化层面 |
二、日本在东南亚地区的海外利益维护政策资源 |
(一)政治资源 |
(二)经济资源 |
(三)软实力资源 |
三、日本在东南亚地区的海外利益维护政策目标 |
(一)政治目标 |
(二)经济目标 |
(三)安全目标 |
四、日本在东南亚地区的海外利益维护政策手段 |
(一)政治手段 |
(二)经济手段 |
(三)公共外交手段 |
第三章 日本在东南亚地区海外利益维护政策面临的挑战 |
一、内部问题层面 |
(一)日本国内经济发展驱动力不足 |
(二)日本在海外安保维护上的限制 |
二、地区格局层面 |
(一)域内新兴力量崛起的冲击波 |
(二)域外新兴经济体的赶超压力 |
(三)地缘安全因素新变化的影响 |
三、日企主体层面 |
(一)日企在东南亚地区的撤资率 |
(二)日企对东南亚国家风险评价 |
(三)日企对东南亚经营风险评价 |
第四章 日本在东南亚地区海外利益维护政策实施的方针与重点 |
一、经济为中心:构筑相互依存的自由贸易网络 |
(一)积极构建并参与双边和区域性经济合作机制 |
(二)通过高质量基础设施建设促进地区环境改善 |
(三)加强域内合作保障日本资源安全与海路畅通 |
二、安全为扩展:确保日本在东南亚地区利益安全 |
(一)增进与东南亚国家间双边安全交流和合作 |
(二)加强国家间多边安全保障合作与对话机制 |
(三)法律与安全支持相结合维护海外基础利益 |
三、民意为基础:以“交流互动”促进国家间理解 |
(一)强化日本战略性海外公共外交活动 |
(二)深化日本与东南亚国家间文化交流 |
(三)扩大日本与东南亚国家间人员往来 |
四、日美同盟为基轴:步调一致借力维护日本海外利益 |
(一)日美同盟的新发展与彼此间共同利益诉求 |
(二)日美共同经济活动助推日本海外利益维护 |
(三)借力日美同盟升级,强化本地区安全合作 |
第五章 日本在东南亚地区的海外利益维护政策效果评价与启示 |
一、日本在东南亚地区海外利益维护政策变化的特点 |
(一)从追随到引领:推动构筑日本主导下的地区秩序 |
(二)从低调到主动:推动多边合作打造自由贸易旗手 |
(三)从经济到安全:推动由经济性转向政治性安全性 |
二、日本在东南亚地区海外利益维护政策的效果评价 |
(一)搭建制度性平台,形成规则性优势 |
(二)ODA对日本海外利益维护成效显着 |
(三)民意基础增进日本海外利益维护 |
三、日本在东南亚地区海外利益维护的经验启示 |
(一)弱化东盟一体性对日本海外利益维护的影响力 |
(二)调控日美同盟强化对日本海外利益维护的制约 |
四、新时期中国增进和维护海外利益的一些思考 |
(一)放射性:促进“一带一路”互联互通建设收获外溢效果 |
(二)标准性:确保“一带一路”互联互通建设的高质量方向 |
(三)流畅性:加强合作保障“一带一路”海洋战略通道安全 |
结语 |
参考文献 |
附录 |
博士攻读期间科研成果概况 |
致谢 |
(7)地区安全复合体理论视域下的东北亚环境安全合作(论文提纲范文)
致谢 |
中文摘要 |
摘要 |
绪论 |
1.选题背景与目的 |
2.研究意义 |
2.1 理论意义 |
2.2 实践意义 |
3.文献综述 |
3.1 国内研究动态 |
3.1.1 关于东北亚环境合作的研究 |
3.1.2 关于地区安全复合体理论的研究 |
3.2 国外研究现状 |
3.2.1 关于东北亚环境问题的研究 |
3.2.2 关于地区安全复合体理论的研究 |
3.3 问题与创新 |
4.研究方法、对象及基本框架 |
4.1 研究方法 |
4.2 研究对象及基本框架 |
第一章 地区安全复合体理论的基本内涵 |
1.安全与环境安全 |
1.1 安全概念的扩展 |
1.2 环境安全 |
2.地区安全复合体理论的涵义 |
2.1 地区安全复合体理论的基本框架 |
2.2 地区安全复合体理论的重要意义 |
第二章 东北亚环境安全的问题与挑战 |
1.跨界大气污染 |
1.1 雾霾 |
1.2 酸雨 |
1.3 沙尘暴 |
2.海洋污染 |
3.生态环境退化与生物多样性丧失 |
4.核污染 |
第三章 东北亚地区环境合作议程的演变和发展 |
1.多边环境合作机制 |
1.1 东北亚地区环境合作会议(NEAC) |
1.2 东北亚次区域环境合作计划(NEASPEC) |
1.3 中日韩环境部长会议(TEMM) |
1.4 西北太平洋行动计划(NOWPAP) |
1.5 东亚酸沉降监测网(EANET) |
2.双边合作机制 |
2.1 中日环境合作 |
2.2 中韩环境合作 |
2.3 日韩环境合作 |
第四章 东北亚环境安全合作的分析框架-东北亚环境安全复合体 |
1.东北亚地区环境安全复合体的基本结构 |
1.1 边界与无政府状态 |
1.2 东北亚环境安全复合体的物质结构 |
1.3 东北亚环境安全复合体的社会结构 |
2.东北亚环境安全复合体的层次互动 |
2.1 国家层次 |
2.2 区域层次 |
2.3 区域间层次 |
2.4 全球层次 |
3.东北亚环境安全复合体的变革趋势 |
第五章 东北亚环境安全合作的前瞻 |
1.东北亚环境安全合作的障碍因素 |
1.1 制度化程度较低 |
1.2 行为体层次单一 |
1.3 缺乏环境区域认同 |
2.东北亚环境安全合作的政策建议 |
2.1 提高制度化水平 |
2.2 发挥非国家行为体的作用 |
2.3 增强环境区域认同 |
结语 |
参考文献 |
(8)冷战后韩国环境外交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引言 |
第一章 韩国环境外交的背景及其发展 |
第一节 韩国环境外交形成的背景 |
一、韩国环境外交的含义 |
二、韩国国内环境问题 |
三、环境问题日益全球化 |
第二节 韩国环境外交的发展阶段 |
一、观望参与期(1972-1987) |
二、被动应对期(1988-1996) |
三、能动应对期(1997-2007) |
四、积极主导期(2008-现在) |
第二章 冷战后韩国环境外交 |
第一节 联合国环境外交 |
一、韩国与联合国组织 |
二、韩国与国际公约 |
第二节 区域性环境外交 |
一、东北亚环境合作高官会议 |
二、西北太平洋行动计划 |
三、东北亚地区环境合作会议 |
四、中日韩环境外交 |
第三章 冷战后韩国环境外交的实质与作用 |
第一节 韩国环境外交的实质 |
一、提升政治认同 |
二、谋求经济利益 |
三、扩大国家影响 |
四、保护生态环境 |
第二节 冷战后韩国环境外交积极作用 |
一、积极促进了国际环保事业的发展 |
二、积极推进了地区环境合作和环境改善 |
结论 |
参考文献 |
攻读学位期间的研究成果 |
附录 |
致谢 |
(9)日本智库与日本外交决策(论文提纲范文)
内容摘要 |
Abstract |
绪论 |
一、选题缘由及意义 |
二、核心概念的界定 |
三、国内外研究综述 |
四、研究方法与主要理论 |
五、创新之处及难点不足 |
六、需要说明的问题 |
第一章 日本智库发展历史与现状 |
第一节 日本智库的发展历程和阶段 |
一、日本智库雏形形成期(20世纪初—1945年二战结束) |
二、日本智库的蓄力期(二战后—20世纪50年代末) |
三、日本智库发展的第一高潮期(20世纪60年代—80年代前半期) |
四、日本智库发展的第二高潮期(20世纪80年代后半期—90代初) |
五、泡沫经济崩溃后的智库深度调整期(20世纪90中期—至今) |
第二节 日本智库的评价、现状及类型 |
一、日本智库的全球评价 |
二、日本智库的现今状况 |
三、日本智库的主要类型 |
四、日本大学中的智库 |
第三节 日本智库的管理运作模式与机制 |
一、日本智库的组织管理机制 |
二、日本智库的人才管理机制 |
三、日本智库的资金筹措机制 |
本章小结 |
第二章 战后日本外交决策体制与智库作用 |
第一节 分析日本外交决策的基本理论 |
一、外交决策分析的基本理论模式 |
二、日本外交决策分析的主要理论模式 |
三、智库影响外交决策的主要理论模式 |
第二节 日本外交决策形成机制 |
一、日本外交决策形成过程 |
二、冷战后日本外交的决策机制变化 |
三、冷战后决策机制的特点与变化原因 |
第三节 日本智库在外交决策中的功能与体现 |
一、智库在外交决策中的主要功能 |
二、日本智库影响外交决策的主要途径 |
本章小结 |
第三章 日本智库影响外交决策过程典型案例剖析 |
第一节 日本海洋政策研究所与日本海洋战略形成 |
一、日本海洋政策研究所的基本概况 |
二、日本海洋政策研究所发挥智库功能的情况 |
三、日本海洋政策研究所和日本海洋战略的成型与发展 |
第二节 日本防卫研究所与日本安全保障政策形成 |
一、日本防卫研究所的基本概况 |
二、日本防卫研究所发挥智库功能的情况 |
三、日本防卫研究所和日本安全保障政策决策 |
第三节 “临时型”日本智库与外交安保政策形成 |
一、“临时型”日本智库的特点 |
二、“临时型”日本智库发挥功能情况 |
三、“临时型”日本智库与日本外交防卫政策制定 |
本章小结 |
第四章 日本智库的日中关系研究 |
第一节 日本智库的日中关系研究总体情况 |
一、日本智库的中国研究机构及特点 |
二、国际论坛对日中关系的研究案例 |
第二节 日本智库关于“中国崛起”的研究 |
一、日本智库对“中国崛起”的总体认识 |
二、PHP总研对“中国崛起”的研究案例 |
第三节 日本智库关于“中国威胁论”的研究 |
一、日本智库对“中国威胁论”的总体认识 |
二、防卫研究所对“中国威胁论”的研究案例 |
三、东亚战略概观的中国研究 |
本章小结 |
结语 |
参考文献 |
后记 |
(10)地缘政治权力结构下的中国与周边区域合作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绪论 |
一、问题提出 |
(一) 区域合作是中国推行周边外交和多边外交的重要路径 |
(二) 中国周边地区国际体系处于变动时期 |
(三) 周边区域合作面临巨大挑战 |
(四) 地区治理发展趋势的结果 |
二、选题意义 |
(一) 理论意义 |
(二) 现实意义 |
三、文献综述 |
(一) 地缘政治权力结构的理论 |
(二) 区域合作的相关理论研究 |
(三) 关于中国与周边区域合作的现状、目标及前景 |
(四) 关于中国与周边区域合作面临的挑战 |
(五) 关于中国与周边区域合作的路径 |
四、研究重点、思路与方法 |
(一) 研究重点 |
(二) 研究思路及框架 |
(三) 研究方法 |
五、创新之处和存在的困难 |
(一) 创新之处 |
(二) 存在的困难 |
第一章 地缘政治权力结构与区域合作的理论解析 |
第一节 地缘政治权力结构的理论溯源及含义 |
一、地缘政治权力结构的理论来源 |
二、地缘政治权力结构的含义 |
第二节 地缘政治权力结构的建构特征与形成机制 |
一、地缘政治权力结构的建构特征 |
二、地缘政治权力结构的建构方式 |
三、地缘政治权力结构的建构机制 |
第三节 地缘政治权力结构模式及特征 |
一、强-强模式 |
二、强-弱模式 |
三、弱-弱模式 |
第四节 地缘政治权力结构下的区域合作 |
一、区域合作的内涵及类型 |
二、地缘政治权力结构下区域合作的特征 |
三、地缘政治权力结构不同类型下的区域合作 |
第二章 “强-强”模式:孟中印缅经济走廊的困境与前景 |
第一节 孟中印缅经济走廊建设的历程及现状 |
一、中印缅孟地区合作时期 |
二、孟中印缅经济走廊建设时期 |
三、孟中印缅经济走廊建设的现状 |
第二节 孟中印缅经济走廊的地缘政治权力结构及其特征 |
一、孟中印缅地缘政治权力结构“强-强模式”的构建历程 |
二、孟中印缅地缘政治权力结构模式的构成特点及互动特征 |
三、孟中印缅地区权力结构体系的前景 |
第三节 孟中印缅经济走廊建设面临的问题及根源 |
一、孟中印缅经济走廊的建设成效 |
二、孟中印缅经济走廊建设面临的问题及挑战 |
三、孟中印缅经济走廊建设面临问题的根源 |
第四节 重启孟中印缅经济走廊建设的路径思考 |
一、合作是唯一出路 |
二、新型国际关系下孟中印缅的合作原则 |
三、推动孟中印缅经济走廊建设的路径 |
第三章 “强-强”模式下:上海合作组织的成效及其经验 |
第一节 地缘政治权力结构下的上海合作组织 |
一、地缘政治权力结构与上海合作组织的关系 |
二、上海合作组织设立的缘由及发展历程 |
三、上海合作组织的地缘政治权力结构特点 |
第二节 “强-强模式”下上海合作组织的运转与调试 |
一、主导大国间的互动 |
二、主导大国与成员国之间的互动 |
三、引入新成员保持活跃 |
四、构建多层级立体式合作框架机制 |
第三节 地缘政治权力结构下上海合作组织的成效分析 |
一、地缘政治权力结构下上海合作组织取得积极成效 |
二、地缘政治权力结构下上海合作组织面临的风险 |
第四节 上海合作组织的前景与成功经验 |
一、地缘政治权力结构下上海合作组织的前景 |
二、地缘政治权力结构下上海合作组织的成功经验 |
第四章 “强-弱模式”:澜湄合作发展迅速 |
第一节 澜湄地区合作秩序的形成 |
一、澜湄地区秩序重塑的缘由 |
二、澜湄地区秩序的重建历程 |
三、建立澜湄合作机制的意义 |
第二节 澜湄地缘政治权力结构特点及运行机制 |
一、澜湄地缘政治权力结构“强-弱模式” |
二、澜湄地区权力结构体系的运行机制 |
第三节 “强-弱模式”下澜湄合作快速发展 |
一、三大支柱 |
二、五个优先领域 |
三、3+5+X合作框架 |
第四节 “强-弱模式”下澜湄合作的前景 |
一、澜湄合作的前景 |
二、“强-弱模式”下澜湄合作的挑战及困难 |
三、“强-弱模式”下澜湄合作的应对策略 |
第五章 地缘政治视角下推进中国与周边区域合作的思考 |
第一节 地缘政治视角下中国与周边区域合作的意义 |
一、周边区域合作是“亲、诚、惠、容”周边外交理念的具体体现 |
二、周边命运共同体是实现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阶段 |
三、周边区域合作是“一带一路”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 |
第二节 地缘政治视角下中国推进周边区域合作面临的问题与挑战 |
一、周边区域环境复杂多变 |
二、周边区域合作的实际合作程度与预期目标存在差距 |
三、遭到某些国家的抵制和反对 |
四、域外力量的介入与阻扰 |
第三节 地缘政治视角下中国推进周边区域合作的路径 |
一、周边地区体系的长期分散且碎片化是根本原因 |
二、重塑新时代地缘政治中国与周边国际体系的机遇 |
第四节 地缘政治视角下中国与周边区域合作的思考 |
一、国际体系的内在属性将给区域合作提供源源不断的动力 |
二、新型国际关系提供了一种新的区域合作范式 |
三、“共商、共建、共享、共赢”的合作原则提升积极性 |
四、中国周边区域合作将迈入发展的快车道 |
五、中国周边区域合作体系将更具开放包容性 |
结论 |
参考文献 |
一、中文文献 |
二、英文文献 |
三、主要网站 |
致谢 |
四、记第二届东北亚标准合作研讨会(论文参考文献)
- [1]多层外交理论视角下中韩城市外交研究[D]. 许菲. 吉林大学, 2021(01)
- [2]中国体育史研究的回顾与反思[J]. 崔乐泉. 体育文化与产业研究, 2021(01)
- [3]东亚安全合作的区域化探讨[D]. 段德乾. 外交学院, 2020(07)
- [4]中国-东北亚博览会在东北亚次区域合作中的功能研究[D]. 张松梅. 吉林大学, 2020(08)
- [5]文在寅政府对朝政策研究[D]. 胡玥. 吉林大学, 2020(08)
- [6]新世纪日本在东南亚地区的海外利益维护政策研究[D]. 常婷婷. 吉林大学, 2020(08)
- [7]地区安全复合体理论视域下的东北亚环境安全合作[D]. 张倩影. 上海外国语大学, 2020(01)
- [8]冷战后韩国环境外交研究[D]. 范海雷. 青岛大学, 2019(02)
- [9]日本智库与日本外交决策[D]. 张锋. 中共中央党校, 2019(02)
- [10]地缘政治权力结构下的中国与周边区域合作研究[D]. 黄德凯. 云南大学, 2018(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