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中西部地区最大的落后是观念(论文文献综述)
罗廷锦[1](2020)在《数字鸿沟与中国欠发达地区反贫困问题研究 ——以云南为例》文中研究表明无论是过去还是现在,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贫困治理一直是一个世界性难题,也是经济学特别是发展经济学关注的重要问题之一。为了消除贫困,经济学界的先贤们不断探索致贫原因,并提出了诸多反贫困战略和对策,形成了众多反贫困理论。然而,很多反贫困理论和对策主要是基于经济学视角来研究贫困,把贫困看作是一种经济现象,仅从单一的经济维度来探讨贫困形成的原因及反贫困战略。其实,贫困是一个复合型概念,形成贫困的原因也是多方面的,尤其是随着时代的发展,导致贫困的原因也在不断发展变化。进入21世纪,学术界掀起了从多维视角研究贫困问题的热潮,不仅丰富和发展了反贫困理论,而且还对反贫困实践产生了积极影响。本文着力于数字鸿沟视角,应用解剖麻雀的研究方法,以点带面,问题为导向,以贫困面广、贫困程度最深的边疆少数民族地区云南为例,理论联系实践,深入研究数字鸿沟与贫困之间的相互作用机理,科学全面的分析数字鸿沟与贫困之间存在的静态、动态和空间相互作用关系,以及缩小数字鸿沟措施的减贫效应,探讨数字鸿沟对贫困的作用与影响,基于缩小数字鸿沟,提出相应的反贫困对策建议。现将本研究的主要内容概述如下:1.梳理中国反贫困历程与国际组织反贫困计划。建国以来,中国通过6个阶段的扶贫开发工作,反贫困工作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绩,即将消除绝对贫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然而,脱贫攻坚工作的结束并不是扶贫的终点,而是一个新征程的开始,是如何防止返贫,巩固脱贫成果,缓解相对贫困,实现全民共同富裕的起点。借鉴前人的研究成果以及国际组织的反贫困计划,拓展扶贫思路,探索扶贫开发的新途径。在信息化社会,由于数字鸿沟拉大贫富差距,加深贫困,要消除贫困就必须首先消除横亘于前的数字鸿沟。2.以典型欠发达地区云南为例,通过统计数据和抽样调查,对数字鸿沟与贫困的现状进行分析。结果显示,资本匮乏和基础设施落后已不是主要的致贫原因,虽然资金匮乏还是重要的影响因素,但进行扶贫资金投入时,提高资金的使用效率和贡献率尤为重要。在信息社会,信息革命带来数字红利,助力反贫困工作的同时,贫困人口信息技术能力的匮乏已成为致贫的主要因素。3.使用FGLS和PAVR模型,检验和分析数字鸿沟与贫困的静态和动态关系。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构建数字鸿沟与贫困的综合评价指标体系,通过主成分分析法,确定各指标的权重,计算出数字鸿沟与贫困的综合指数。总体上,数字鸿沟与贫困指数随着时间的推移在逐步缩小,但各地区缩小幅度不同,造成地区间差距在扩大,说明地区间数字鸿沟和贫富差距在进一步拉大。FGLS实证分析结果显示,数字鸿沟与贫困存在显着性正相关关系。PAVR检验结果显示,数字鸿沟与贫困不仅对自身产生正向冲击,贫困加深贫困,数字鸿沟加大数字鸿沟;数字鸿沟与贫困相互间也会产生正向冲击,数字鸿沟直接作用于贫困,加深贫困;贫困也同样作用于数字鸿沟,加大数字鸿沟。数字鸿沟与贫困不仅对各自当期产生影响,还会对相互间的滞后期产生作用。从FEVD检验结果来看,贫困对自身产生较大影响,并持续较长时间,说明治理贫困是一个长期而缓慢的过程;贫困也对数字鸿沟产生较大、且持续较长时间的影响,加大数字鸿沟。数字鸿沟是影响贫困的重要因素,并对贫困产生较长时间的影响;数字鸿沟也会对自身产生较大影响,在没有外界干预的情况下,影响会持续较长时间。因此,贫困加大数字鸿沟,数字鸿沟进一步加深贫困,形成循环积累因果关系。4.使用双重差分法实证分析缩小数字鸿沟的减贫效应。结果显示,在信息化社会,缩小数字鸿沟对贫困产生显着性影响,缩小数字鸿沟能明显降低贫困程度,数字鸿沟变得越小,贫困程度也会变得越轻;随着时间的推移,缩小数字鸿沟的减贫效应逐渐增大;基础设施条件好、相对越富裕的地区,减贫效应越大。因此,缩小贫困地区的数字鸿沟,也是一条重要的减贫措施。5.使用Moran模型检验数字鸿沟与贫困的自相关性。结果显示,数字鸿沟与贫困具有较强的空间自相关性,与空间聚集度成正比。随着时间的推移,数字鸿沟与贫困的空间聚集度在逐步减弱,不过贫困聚集度减小的速度慢于数字鸿沟,说明贫困的治理难度大于缩小数字鸿沟。同时,由于数字鸿沟与贫困存在空间自相关性,使得较为贫困的地区如迪庆州、怒江州、昭通市等地的贫困得到进一步强化,较为富裕的地区如昆明市、玉溪市等地的贫困得到进一步减缓;信息化发展程度较低的地区,如怒江州、迪庆州等地的数字鸿沟进一步扩大,而信息化发展程度较高的地区,如昆明市、玉溪市等地的数字鸿沟得到进一步缩小。所以,数字鸿沟与贫困同经济发展一样,区域间会形成“回波效应”,中心地带的发展会弱化属于从属地位的边缘地带和边远农村落后地区的发展,强化处于起支配地位的中心城市的发展,拉大二者间的信息差距和贫富差距。6.从空间计量的角度,加入空间权重,使用空间SDM模型对数字鸿沟与贫困的空间依存与溢出效应进行检验分析。结果显示,空间分布上,数字鸿沟与贫困呈显着性正相关关系,数字鸿沟不仅显着性影响本地区的贫困,还通过溢出效应显着性影响邻近地区的贫困,贫困程度越深的地区,数字鸿沟对贫困的影响越大。收入水平和数字鸿沟一样,也对贫困具有显着性影响。数字鸿沟二级指标与贫困的SDM模型分析结果显示,信息基础设施、信息应用和信息环境对贫困具有显着性影响,而信息意识对贫困的影响不显着。因此,需要加快贫困地区教育发展,提高贫困地区居民信息意识和信息素养能力,缩小数字鸿沟,加速农村地区数字经济、电子商务等现代经济发展,让身处中心地带的发达地区的发展通过“扩散效应”惠及广大边远农村地区,缩小贫富差距,减小贫困地区数字鸿沟和贫困的外溢性。7.以问题为导向,基于前面的分析,本文从六个方面提出缩小数字鸿沟的反贫困对策建议,旨在为新时期脱贫攻坚,防止返贫,巩固脱贫成果,减缓相对贫困建言献策。
吴媛媛[2](2020)在《中国人口老龄化的区域经济增长效应研究》文中指出人口老龄化是伴随着社会经济发展以及结构变化的一个复合过程,其对区域经济增长的效应是一个极其复杂的过程,涉及到多个层面、多个尺度和多种途径,具有中介性、动态性、开放性、空间性和反馈性的特征。20世纪70年代以来,在社会经济发展和计划生育政策的双重作用下,中国的人口抚养比开始下降,劳动年龄人口规模和比重不断上升,形成了一个对经济增长十分有利的人口年龄结构,并逐渐转化为推动改革开放以来经济高速增长的人口红利。随着人口转变的持续推进,当前中国人口已经进入了抚养比提高与人口老龄化的加速时期,面临着未富先老、劳动力成本上升、城乡关系矛盾升级以及养老资源供需矛盾突出等问题,对一些区域的经济增长产生深刻的影响。在此背景下,以人口结构性迁移所形成的人口老龄化地域差异和城乡分异为主要切入点,研究中国人口老龄化对区域经济增长的效应具有重要的理论与现实意义。论文以省级行政单元为研究对象,以人口经济相关理论、区域经济增长相关理论以及其它相关理论为理论基础,系统地研究了中国人口老龄化的区域经济增长效应,揭示了人口老龄化对区域经济增长效应的特征及存在的问题,以中介效应分析、非参数估计、门槛效应回归模型、空间计量模型等定量分析方法为研究手段,检验了中国人口老龄化对区域经济增长的门槛效应和空间溢出效应,并阐明了人口老龄化影响区域经济增长的作用路径与机制。研究得到如下基本结论:(1)中国人口老龄化整体处于加速发展状态,在空间上表现出明显的异质性和“城乡倒置”特征。这与大规模具有年龄选择性和方向性的人口迁移直接相关,而地区经济发展水平差异和城乡发展差异所形成的区域发展不平衡是这种人口大规模结构性迁移的主要动力,人口老龄化的区域差异会进一步拉大区域经济发展的差异,形成一系列的区域经济发展和社会问题。(2)中国人口老龄化对区域经济增长的“加速(正效应)”与“减速(负效应)”效应并存。人口老龄化对劳动力供给和居民消费水平产生了负向影响,对区域经济增长产生了“减速效应”,这种减速效应是随着人口老龄化的加剧而加强,长期看会对区域经济增长带来愈加严重的负面影响。同时,人口老龄化对居民储蓄水平、人力资本、科技创新和产业结构升级产生了正向影响,对区域经济增长产生了“加速效应”,但这种“加速效应”是短期的和特定的。(3)中国人口老龄化对区域经济增长存在门槛效应和空间溢出效应。一是人口老龄化对区域经济增长的影响存在门槛效应特征,二者之间的关系呈现出动态变化的过程,即随着人口老龄化系数的提高,超过特定的门槛值后,其对区域经济增长的正向影响有所下降。二是区域经济增长在空间上并非是相互独立的,而是存在明显的空间关联和空间依赖性,进而导致人口老龄化对区域经济增长影响的空间溢出效应显着,即人口老龄化在对本区域经济增长产生影响的同时,还会对周边区域经济增长产生影响。(4)中国人口老龄化的区域经济增长效应差异显着,老龄化越严重的区域,其对区域经济增长的正向影响的下降幅度越大,越容易产生负向空间溢出效应。即人口老龄化水平较高的东、中和东北地区的下降趋势较为突出,负向溢出效应显着,尤其是东北地区最为明显,而西部地区人口老龄化仍处于对地区经济增长正向影响的加速阶段,存在显着的正向空间溢出效应。农村地区人口老龄化对区域经济增长正向影响下降幅度较城镇地区更加明显,负向空间溢出效应更强。(5)人口老龄化的城乡差异对城乡发展不平衡具有正反馈效应。城乡地区发展的不平衡使农村剩余劳动力不断向城镇地区转移,一方面减缓了城镇地区老龄化、为城镇地区经济增长提供充足的劳动力和人力资本,另一方面,导致人口老龄化的“城乡倒置”愈发显着,进而减少了农村劳动力供给和人力资本存量,对农村经济增长产生“减速效应”,进一步扩大了城乡经济发展差异,在此过程中形成了人口老龄化城乡差异与城乡发展不平衡之间的正反馈效应。基于以上研究结论,提出相关政策建议:一是调节劳动力供给和消费水平,缓解老龄化的“减速效应”;二是加大科教和老龄产业支持力度,稳定老龄化的“加速效应”;三是搭建人才合作的良好平台,激发老龄化的“正向溢出”;四是实施差异化的人口和经济政策,推动地区经济协调发展;五是提高农村民生保障水平,促进城乡地区均衡发展。
唐磊[3](2020)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公平观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公平,是人类社会的永恒价值追求,是衡量社会发展和进步的重要尺度,对公平的向往是人类追求幸福的需要,始终伴随着人类社会历史的发展。尤其是步入经济全球化时代以来,实现社会公平一直是各国政府的不懈追求,更是我们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征程中,必须正视的重大命题。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大道之行,天下为公”,就是要以全体社会成员的公平发展为目标,从而激发整个社会的凝聚力和创造力,从而保障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稳步前进;就是要始终把全体人民的利益摆在至高无上的地位,让改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朝着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目标不断迈进。由此可以看出,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的今天追求“大道之行,天下为公”,离不开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公平观为理论指导。本文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公平观为研究主题,诠释了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公平观的相关概念,梳理了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公平观的理论渊源,总结了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公平观的形成条件,概括了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公平观的主要内容,分析了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公平观的实践路径,认清了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公平观对西方资本主义公平观的本质超越以及其重要意义。全文除导论外共有六章,分为四个部分:第一部分是诠释了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公平观的相关概念,通过对公平、公平观和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公平观的概念进行辨析和界定,开启了本文的研究。第二部分是梳理了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公平观的理论渊源,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公平观以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公平观为理论基础、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中的公平观为理论直接来源、以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中的公平观为文化土壤,是既一脉相承又与时俱进的科学理论。第三部分是总结、概括、分析了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公平观的形成条件、主要内容和实践路径。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公平观是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积极应对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对解决如何实现社会公平的科学化、系统化思考的结晶。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公平观以“中国梦”为目标方向,为公平地实现全体中国人民梦想搭起了舞台;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行为准则,铸就公平的信念;以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为着力点,推动社会公平达到新的高度;以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为战略部署,促进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的共同进步;以共享发展理念为本质要求,指引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公平观的具体落实;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思想推动构建新型国际关系、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促进世界共同发展。在推动社会公平的实践方面,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通过以发展眼光、全局视野、战略思维规划新时代的历史背景下实现社会公平的蓝图,以点带面推进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公平观的全面落实,回应了人民群众对社会更加公平的期盼。第四部分是深刻认识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公平观的本质超越和意义。本文通过将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公平观与新自由主义公平观、社群主义公平观、民主社会主义公平观进行对比性研究,再次明确了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公平观是形式公平与实质公平的统一,是全方位超越西方资本主义公平观的中国方案。关于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公平观的意义,从理论角度看,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公平观、诠释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深刻内涵、为广大发展中国家提供了实现社会公平的样板;从实践角度看,有助于在全社会营造更加公平的社会氛围、有助于加强中国共产党的长期执政能力建设、有助于促进中国梦的实现。
吕慧娜[4](2020)在《我国国家区域援助制度法律研究》文中认为“二战”后,各国都处于国内经济恢复与发展、国际上经济赶超竞赛的时代背景,面对国内区域发展不平衡的景象,各国普遍开展了以对特殊落后区域的重点开发以及对国土资源的综合性开发为主要形式的国家区域援助,在国际上形成了由国家(政府)对区域市场“失灵”进行干预的援助浪潮。国内,伴随着区域协调发展战略的实施和推进,欠发达地区的发展成为缩小区域差距的关键环节,国家区域援助制度在改变欠发达地区贫穷落后面貌方面起到了关键作用。但是,随着援助实践的逐步开展,国家区域援助制度的有效性、甚至存在的必要性都饱受质疑。在此背景下,国家区域援助制度的制度价值和当代品性值得我们重新反思。一方面,国家区域援助制度作为对欠发达地区进行权益倾斜性配置的主要路径,在缩小区域差距方面仍具有现实意义;另一方面,国家区域援助制度本身存在诸多局限,主要表现在:援助对象识别缺乏明确的标准、援助方式的有效性因制度缺陷而大打折扣、援助绩效评估及应用不完善等方面。为此,对国家区域援助制度进行制度上的完善,成为当下该制度突破发展困境的有力举措。域外主要国家在对欠发达地区进行援助时,多采用“立法先行”的调控模式,通过法律制度的规定性和强制性,保证了国家区域援助对象识别的标准化、国家区域援助方式的有效性和国家区域援助绩效评估及应用的强制性,且经过半个多世纪的实践证明,通过法律制度保障国家区域援助的长效供给是正确的选择,这为我国国家区域援助制度的完善提供了重要的经验启迪。当前学界提出对我国国家区域援助加强法制保障的着述并不鲜见,但令人遗憾的是,当前关于国家区域援助法制建设的研究,要么仅停留在观点提出层面,要么止于国家区域援助法制理念、文化和伦理等高度,呈现出模糊化的研究态势。至今尚未有从经济法独有的研究视角,将国家区域援助法制理念或观念,通过具体的法律制度设计,搭建起国家区域援助法律制度框架,为国家区域协调发展的法治化提供制度理论支撑。本选题之创作初衷即源于经济学提出国家区域援助急需法制保障,而法学研究却并未跟进的现状。笔者希望通过本文的研究,可以进一步揭示我国国家区域援助制度所存在的问题,并通过法学视角为国家区域援助对象识别、援助方式选择和援助绩效评估及应用提供些许制度理论上的参考与借鉴,并期望成果能够引起国家区域援助相关部门的关注与重视。本文除了引言与结语之外,共包括七章,内容分别为:第一章——“国家区域援助制度研究的理论准备”。本章主要讨论国家区域援助制度相关的核心概念和制度要素。首先,对国家区域援助制度相关的核心概念“区域”、“援助”、“区域援助”、“国家区域援助”等进行界定。关于“区域”,区域经济学、区域地理学、区域政治学、区域社会学等学科都进行了大量的先期研究,但并未对区域的概念形成共识。法学学科中法理学、行政法和经济法等部门法对区域的界定,也是各家之言,范畴不一。为此,笔者对不同学科关于“区域”的界定进行了梳理,在借鉴各学科现有研究的基础上,将“区域”界定为“一国国内跨越行政区划界限限制的、具有共同利益、在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态等方面“欠发达”的地域共同体”。关于“援助”,笔者对脱胎于国际层面发达国家或地区对欠发达国家或地区提供发展援助的援助理念进行了追溯,在此基础上,将“援助”界定为资源从一个国家或地区到另一个国家或地区的自愿转移,且这里的“资源”泛指一切能转化为生产利益的资料、资金、能源、服务、工作人员、知识或其他资产。关于“区域援助”,范围涉及到国际、国内两个视角和宏观、中观、微观三个层面,而国家区域援助制度涉及的“区域援助”主要是中观层面,即一国范围内中央政府或发达地区对欠发达地区的援助,分别称为“国家直接投入的区域援助”和“国家政策推动的区域援助”。综上,可以将“国家区域援助”界定为一国中央政府通过直接投入或政策推动的方式对其国内跨越行政区划界限限制的、具有共同利益、在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态等方面“欠发达”的地域共同体进行的资源转移。为了对国家区域援助制度进一步展开研究,笔者对国家区域援助制度的制度要素进行了解构,并将援助前期需要明确的援助对象、援助过程中需要选择的援助方式和援助结束后需要进行的绩效评估和结果应用作为重要的制度要素,为后文研究奠定基础。第二章——“国家区域援助制度的法理基础”。本章主要讨论国家职能理论与国家区域援助义务、发展权利理论与区域发展权、实质正义理论与国家区域援助。首先,明确国家区域援助义务的产生主要源于国家职能的演进。国家从最初的安全保障职能到后来的经济调节职能的演进,使其从以往的“守夜人”角色转变为国家宏观经济的管理者和微观经济的调节者。而随着区域发展不平衡问题的加剧,使国家又肩负起“中观经济的协调者”的重任,国家区域援助义务即是这一职责的内容之一。一般而言,国家区域援助义务是指将国家所负有的援助欠发达区域的职责进行义务化规定的一种强制性规范。从逻辑根源上看,国家所负有的对各区域进行平等保护的职责要求,正是国家对先天资源禀赋条件恶劣的欠发达区域具有区域援助义务的内在根源;对历史上作出过“特殊牺牲”的区域进行成本的延期支付或补偿,是国家区域援助义务产生的历史根源。其次,将发展权引入区域领域,使欠发达地区获得与发达地区同样的区域发展权利。区域能否作为发展权的主体,建立在区域是否具有法律主体地位的基础之上。本文认为,区域具有法律主体地位,能够成为发展权的主体,主要基于以下几个方面的原因:传统的主体制度无法有效应对区域问题;法律主体发展史表明,赋予“区域”以法律主体地位具有很大的可能性和制度空间;从法律主体意志要素、能力要素和道德要素方面分析,“区域”与法律主体要素相契合;“区域”作为区域政策等制度供给的概念主体已经普遍化,且区域合作协议显示了“区域”作为契约主体全面符合法律主体资格标准,同时,区域环保公益诉讼反向肯定了区域的法律主体地位,可见,区域主体性得到实践佐证,也是实践所需;从价值分析角度来看,赋予区域主体地位是为了区域市场秩序,实现区域正义;等等。综上,区域利益作为法律调整的对象是时代的产物,区域主体也是对法律主体扩张理论和“非法人团体或其他组织”等当代社会崭新的第三类主体类型出现的有力佐证,区域作为法律主体具有正当性法律基础。由此,发展权主体由“人”向“区域”的扩展,使得发展权的内涵发生了重大变革。从内容上来看,区域发展权应包含一系列权利,包括获得信息权、参与权、融资权、获得援助权、获得法律救济权等;同时,区域发展权应以培育和提升欠发达地区的自我发展能力为主要内容。从权利实现上看,区域发展权需要宪法保障,笔者建议在第四条之前增加一条针对“区域”的宪法保护规定,明确提出保护区域发展权,并将保护的对象区域进行列举;区域发展权实现须进行结构性分配,对于具有经济发展基础的区域,“造血式”援助能帮助其实现自我发展,对于其他不具有经济发展基础的区域,“输血式”援助仍具有现实意义。再次,国家区域援助制度有利于实质正义的实现。正义理论经历了从形式正义到实质正义的转变,在区域层面表现为“区域正义”。针对区域市场出现的“非正义”现象,对区域结构中的弱质主体进行法律制度上的区别对待,进而使弱质主体获取与强质主体对等的发展权利,此种实质正义的实现就是“区域正义”。要实现“区域正义”就必须对欠发达地区进行“权利倾斜”,而国家区域援助就是“权利倾斜”配置的有效路径。总之,国家区域援助义务与区域发展权构成了国家区域援助制度的“权义架构”,为国家区域援助制度进行法律视域的研究和架构提供了合理性依据,同时,国家区域援助对“区域正义”的追求,充分体现了国家区域援助制度的法治意义和实践价值。第三章——“我国国家区域援助制度的历史、现状与问题”。本章主要讨论我国国家区域援助制度的演进过程、立法现状、政策规范及存在的法律问题。首先,我国国家区域援助制度经历了从萌芽到正式形成,再到推动立法的发展过程。自建国伊始,我国区域发展层面就存在“援助”萌芽;直到改革开放初期,“对口支援”政策的提出,标志着我国以国家直接投入的区域援助和国家政策推动的区域援助为主要内容的国家区域援助制度体系正式形成;世纪之交以来,我国陆续实施战略性扶贫、“西部大开发”、“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中部地区崛起”等战略,极大地扩张了我国国家区域援助的内容,同时,由国家层面推动的区域援助立法工作也使得我国国家区域援助制度逐渐走向制度化、法律化。其次,我国目前并没有对国家区域援助进行专门立法,援助理念大多散落在各部门法法律的个别条款之中。通过对我国成文法和政策法规的梳理,笔者发现,国家区域援助制度存在较多问题:国家区域援助前期援助对象识别标准不明确;国家区域援助过程中援助方式的有效性有待进一步提升;国家区域援助后期援助绩效评估及应用性的强制性缺失等。这些问题的存在,使得国家区域援助制度的有效性、存在的必要性、时代意义和当代品性深受诟病。本文主要针对这三个方面,从法学视角进行制度分析,以期重塑国家区域援助的制度价值。第四章——“国家区域援助对象识别标准化”。本章主要讨论域外国家区域援助对象识别的立法规定、我国国家区域援助对象识别的背景、目标和原则,以及实现我国国家区域援助对象识别标准化的建议。首先,美国、日本和欧盟国家区域援助立法中都明确了援助对象识别的标准,达到标准的才有权接受援助。其次,国家区域援助对象识别是国土规划中的区域规划层面。在国土空间规划方面,我国现行的主要法规政策包括《全国主体功能区规划》、《全国国土规划纲要(2016—2030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建立国土空间规划体系并监督实施的若干意见》和《自然资源部关于全面开展国土空间规划工作的通知》等,根据这些政策要求,对国家区域援助对象进行科学识别必须建立在“多规合一”、国土空间规划“一张图”的要求基础之上,对现行有效的国土空间规划内容进行整合,与国家区域发展战略、国土空间总体规划、详细规划等相衔接。再次,国家区域援助对象识别作为国土空间规划“一张图”的重要内容,应纳入国土空间规划的专项规划,具体内容包括援助对象的识别及对应的识别标准。笔者在综合分析区域经济发展历程和早期学界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将过去存在且延续至今的革命老区、少数民族地区、边疆边境地区、贫穷地区和实际发展中出现困难的资源枯竭型城市地区、产业衰退的老工业城市地区和生态严重退化地区,划定为我国国家区域援助对象,并拟构了各援助对象识别的地域单元标准和识别标准,建议通过“基本法+单行法”的形式对国家区域援助对象识别进行立法规定。在与现行立法的衔接方面,区域规划相关的现行立法被统一囊括进国土空间规划中,与国家区域援助对象识别相关的立法应纳入国土空间规划的相关专项规划,并作为国土空间开发保护法的组成部分。第五章——“国家区域援助方式的有效性”。本章主要讨论国家区域援助方式的主要类型、各类型援助对象区域适用的援助方式组合、区域财政援助制度、区域税收优惠制度和区域金融支持制度。首先,国家区域援助方式体系。根据域外国家区域援助方式分类以及我国针对不同区域在不同历史发展时期所采用的援助方式,我国目前已经形成了由直接援助和间接援助构成的援助方式体系,本文主要研究以财政援助、税收优惠和金融支持为主构成的直接援助方式。在此基础上,笔者尝试性地构建了我国未来国家区域援助援助方式组合适用体系,以期发挥各项援助方式及相关制度的“合力”。其次,区域财政援助制度。根据我国区域财政援助制度存在的立法质量不高、制度安排与制度目标自相矛盾、转移支付结构在促进欠发达地区经济增长方面的作用有限、缺乏细化的用途限制、缺乏统筹安排和项目衔接调整等问题,笔者提出以下完善建议:加强对国家区域财政援助的立法规定,并对现存的转移支付项目进行整合和清理,同时重视转移支付程序的立法工作;税收返还应放弃“基数法”,改采特定税种税收返还法;结构上应提高专项转移支付的比重;加强转移支付资金的细化规定,包括资金所占项目的比例、援助资金与区域发展所需资金和其他来源资金的关系、资金的拨付时间、使用限制等方面;转移支付项目设置注重统筹协调安排,增设“转移支付调整费”用于转移支付项目的衔接和协调成本支出;等等。再次,区域税收优惠制度。区域税收优惠制度与区域财政援助制度相辅相成,部分财政援助需要依靠区域税收优惠措施来实现,二者在进行国家区域援助中联系紧密,组合适用,不可分割。在借鉴美国、日本区域税收优惠制度经验的基础上,笔者对我国区域税收优惠制度存在的问题,诸如我国区域税收优惠制度多集中于发达地区、地方政府变相减免税、税制结构不合理、跨区域税收分成规定不明确等,提出了以下完善建议:通过立法加大对欠发达地区的税收优惠制度的规范,进一步清理、整合混乱的区域性税收优惠政策;赋予欠发达地区一定的税收优惠调节权;逐步增加直接税在税收体系中的比重;进一步明确跨区域税收分成规则等。最后,区域金融支持制度。我国在区域金融支持方面,存在诸多不足,主要表现为区域金融支持法律制度供给不足;银行金融机构本身制度性原因诱发“资金外流”;统一的货币政策工具引致不同的地域意义;政策性金融“政策性”功能缺位等。针对这些问题,笔者在借鉴域外经验的基础上,提出以下完善建议:通过完善《中国人民银行法》、在区域援助基本法或单行法中规定倾斜性区域金融支持条款,加强区域金融支持制度的法律供给;通过对“总行——大区分行——中心支行——支行”一元四级的央行组织制度在职权与职责方面进行改良,在金融机构设置与职能安排上实现区域金融支持;实施区域差异化金融,对存款准备金率、再贴现、再贷款、利率等进行差异化安排;通过设置政策性和市场性双目标、设立区域政策性银行等路径,对政策性银行的“政策性”功能进行补强。第六章——“国家区域援助绩效评估及应用”。本章主要讨论国家区域援助绩效评估的基础理论、主体内容及绩效评估结果的应用。首先,国家区域援助绩效评估的基础理论。从法制思维角度而言,国家区域援助绩效评估法律制度是对国家区域援助行为“监管的监管”;从理论依据角度而言,公共产品理论、公共选择理论、委托——代理理论和新公共管理理论为国家区域援助绩效评估提供了坚实的理论支撑;同时,区域财政援助绩效评估作为国家区域援助绩效评估的核心构成,存在很多问题,进而引发了对国家区域援助进行绩效评估的制度思考。其次,国家区域援助绩效评估的主体内容构成。在对国家区域援助事前、事中和事后“全生命周期”进行评估的基础上,对评估主体、评估周期、评估指标、评估结果等“结构性构成”进行细化,搭建起以时间维度和内容维度为框架的国家区域援助绩效评估制度,保障了国家区域援助绩效评估的有效性及结果的合理性。再次,国家区域援助绩效评估结果的应用。对于绩效评估结果为无效的国家区域援助,要进行援助无效责任追究,并通过“资格减等”对援助主体能否获得国家在援助制度中设置的各项优惠资格及优惠的级别进行降级减等,通过“回转”实现援助力量的保存,从而把积极的鼓励促进和消极的限制禁止相结合,通过奖励和惩罚实现对区域援助行为的指引和调控;对于绩效评估结果为有效的国家区域援助,要通过动力机制、补偿机制、风险防范机制、激励与约束机制等,有序推进相关援助对象区域退出国家区域援助,以减轻国家财政压力。第七章——“国家区域援助法律体系构建”。本章主要讨论国家区域援助法律体系的域外考察及我国国家区域援助的立法构想。首先,域外各国国家区域援助的立法考察。各国区域援助普遍“立法先行”,法律体系呈现出以国家区域援助基本法为核心、以国家区域援助单行法为实施细则的国家区域援助法律体系特点,对我国进行国家区域援助法律体系构建具有重大的借鉴意义。其次,我国国家区域援助的立法构想。我国国家区域援助立法应是由多层级、多位阶立法和政策等不同法律形式构成的一套法律体系,具体包括:以法律形式为内容的国家区域援助基本法、以政策、规划等形式为内容的特定区域援助单行法和特定援助方式单行法。第一,国家区域援助基本法。制定方面,国家区域援助基本法应由国家最高立法机关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制定,同时要重视地方参与和社会参与,满足对现行国家区域援助政策进行宏观梳理和指导的立法要求。内容方面,统筹国家各级政府及其各部门对欠发达地区的援助,涉及到援助理念、援助原则、援助对象、援助方式和绩效评估及应用的一般性规定。第二,国家区域援助单行法。在单行法体系方面,我国国家区域援助单行法主要包括特定区域援助单行法和特定援助方式单行法。根据我国国家区域援助对象识别的结果,我国特定区域援助单行法主要包括老少边穷地区援助单行法和困难地区援助单行法,具体包括革命老区援助单行法、少数民族地区援助单行法、边境地区援助单行法、穷困地区援助单行法、资源枯竭型城市地区援助单行法、产业衰退的老工业城市地区援助单行法和生态严重退化地区援助单行法。根据我国国家区域援助的主要方式,我国特定援助方式单行法主要包括区域财政援助单行法、区域税收优惠单行法和区域金融支持单行法。在单行法形式方面,鉴于我国当下的法制环境和区域法治实践,笔者认为以法规政策为主要形式具有正当性和可行性。在单行法层级和制定主体方面,特定区域援助单行法所涉及的援助对象区域与我国行政管理层级相对应,存在国家、省、市、县、镇(乡)5个层级,因此,国土空间规划、区域规划等也应在层级上分为5个层级,针对不同层级空间区域规划进行援助的单行法也相应分为5个层级,而不同层级单行法的制定主体也分别由国土资源部法规司(跨省级)、国土资源部在省级的派出机构与省级立法部门(省级且国土资源部在该省设立派出机构)、国土资源部指定人员与援助对象区域所在行政层级立法部门(省级及以下各层级且国土资源部未在该行政层级设立派出机构)承担;如果涉及到区域援助的特定援助方式,则由该援助方式所涉主管部门参与到特定区域援助单行法的起草工作中来。在单行法内容方面,要进一步细化对象识别的标准,明确特定区域援助中适用的援助方式,并对区域财政援助、区域税收优惠、区域金融支持等主要援助方式进行特殊规定。在单行法的实施与监管方面,要加强国家区域援助绩效评估的应用,进一步编制详细规划,充分利用国土空间基础信息平台,并维持稳定性。
张静静[5](2020)在《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中西部农村教育现代化研究 ——以贵州镇宁县为例》文中指出党的十九大报告中首次提出乡村振兴战略,并将其写入党章,这是我们党在立足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全面深刻认知和研判我国现阶段发展特点的基础上,从实现党和国家长治久安的大局出发所作出的一项重大战略决策和部署。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必须加快推进农村教育现代化进程。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教育是提高人民综合素质、促进人的全面发展的重要途径,是民族振兴、社会进步的重要基石,是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具有决定性意义的事业。”①我国主要以农业为主,解决农业的转型升级、农民问题的突破口就是要大力推动农村教育现代化的建设与发展。农村教育现代化作为乡村振兴战略的重要构成部分,不仅是国家教育现代化建设的重要内容,也是社会主义现代化进程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农村教育现代化的推进可以大大改变我国农村教育落后的状况,有效提升农民的科学文化素质,为建设美丽乡村奠定坚实的文化基础。社会发展不平衡是我国的现实国情,而这一特征在中西部地区表现得尤为突出。中西部地区的差距在很大程度上体现在教育的发展水平上,因而加强中西部农村教育现代化的发展,对于缩小中西部农村地区与东部农村的发展差距有着促进作用,对于改善我国教育发展不均衡有着重要影响,对于实现全面小康也将产生不可估量的作用。最重要的一点,没有中西部地区的广大农村的振兴,那么全国的乡村振兴就无从谈起。本文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指导,运用哲学、历史学、教育学等多学科的理论和方法,以乡村振兴战略为时代背景,立足中西部农村教育的现实状况,在大量收集、研读相关文献资料的基础上,深刻阐述了农村教育现代化的思想理论基础、乡村振兴战略与农村教育现代化的内在联系,认为乡村振兴战略作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伟大工程,为新时代农村教育现代化发展指明了方向。同时,以贵州镇宁县农村教育现代化发展历程为例,通过实地田野调查,实事求是地剖析了中西部地区推进农村教育现代化的现实困境和主要原因,并在充分利用掌握的第一手资料的基础上,结合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总体要求,提出了有效推进中西部农村教育现代化的逻辑进路和自身的实践思考,以为进一步推动农村农业发展,助力早日实现乡村振兴贡献自己的力量。
张延曼[6](2020)在《新时代中国特色城乡融合发展制度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改革开放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在统筹城乡发展、推进新型城镇化建设、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中取得了显着进展,但中国城乡发展不平衡问题仍然显着。城乡要素流动不顺畅,公共资源配置不合理,发达城市和地区对欠发达地区的乡村带动力度发挥不足、带动意愿不强、带动机制不健全,致使当前城乡发展依然存在较大差距。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本着“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的宗旨,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积极探索城乡发展新动力、新方向、新模式。在协同推进新型城镇化建设以及乡村振兴战略的同时,对城乡关系进行历史性、全面性梳理,并站在全局性、战略性高度,提出了推动中国发展迈上新台阶的“城乡融合发展”战略。随着2019年5月4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建立健全城乡融合发展体制机制和政策体系的意见》、以及2019年12月29日国家发改委等18个部门和单位联合发布《关于开展国家城乡融合发展试验区工作的通知》并印发《国家城乡融合发展试验区改革方案》等举措的陆续实施和落实,新时代中国特色城乡融合发展正越来越多地在制度层面上得到保障与支撑。新时代中国正处于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关键时期,通过对当前中国城乡融合发展制度体系的深刻挖掘,有助于更好地建立健全城乡融合发展体制机制和政策体系,更好地构建新时代中国特色城乡融合发展制度,进而更好地助力新型城镇化与乡村全面振兴。城乡融合发展制度体系的不断完善,是在补齐农村发展短板的基础上,破解城乡二元经济社会格局、释放乡村活力的迫切要求,是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客观需要。围绕对城乡差距现状的揭示,以及对差距形成因素的深层次剖析,有助于我们更好地理解城乡之间、城乡各要素之间、城乡居民之间的各种协调、统筹、融合发展关系;对当前城乡融合发展体制机制存在的如城乡要素自由流动机制不健全、城乡基础设施一体化发展体制不合理、城乡要素配置以及治理结构不均衡、城乡社会基本公共服务普惠机制不健全等等一系列制度问题的深入探讨,有助于我们进一步思考:对于拥有几千年城乡渊源的文明古国而言,对于正处于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历史交汇期的中国来说,如何能够在理论研究基础上加快实践创新的制度调整,找出一条有效推动新时代中国特色城乡融合发展的实践路径。本文共有六章。第一章绪论部分。重点描述研究的时代背景和政策背景,挖掘研究的理论意义并阐明实践价值,对国内外关于城乡融合发展制度的研究进行综述,并说明本文的研究思路和方法,同时对创新之处以及不足进行归纳总结。第二章相关概念和理论基础。其一是对相关概念的梳理,按照历史逻辑对城乡关系、城乡二元结构、城乡统筹、城乡一体化以及城乡融合概念进行界定;其二阐述马克思主义城乡发展制度的理论奠基:从马克思恩格斯城乡融合发展制度思想,列宁关于城乡发展制度的思想,毛泽东对城乡发展制度的探索,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城乡发展制度理论;其三是对当代西方城乡融合理论与实践的反思和借鉴。这部分主要为论文提供理论支撑。第三章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城乡发展的制度变迁历程。整个历程划分为三个阶段:新中国成立至改革开放前的城乡分割制度体系,改革开放至党的十八大之前的城乡历经曲折发展进入城乡统筹、城乡一体化发展阶段,新时代以来城乡融合发展制度体系的逐渐形成。这部分主要对新中国成立以来城乡制度发展历史进行梳理。第四章当前中国城乡发展的制度性短板及原因探析。具体从现行制度下城乡发展差距的外在表现、当前城乡发展制度体系的不尽完善,以及城乡发展出现制度性短板的深层次原因三个方面进行阐述和剖析。这部分主要阐述当前中国城乡发展制度在运行中出现的问题,并分析其原因。第五章构建与完善城乡融合发展制度是新时代中国发展的必然选择。这里针对前一章提到的现实问题,指出中国实施城乡融合发展制度的必然性。主要从四个方面进行论述:第一,城乡融合发展制度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迫切要求;第二,城乡融合发展制度有利于开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局面;第三,城乡融合发展制度是破解社会主要矛盾的关键抓手;第四,城乡融合发展制度为社会和谐稳定发展提供有效保障。这部分主要阐述在新时代中国发展中构建城乡融合发展制度是必然选择。第六章新时代中国特色城乡融合发展制度的完善路径。首先,强调要走具有中国特色的城乡融合发展之路:做好“三农”工作推动乡村振兴,合理利用存量空间搞好城市建设,发展产业群推进新型城镇化,以及满足居民在城乡安居的自由选择。这部分首先从宏观上对中国特色城乡融合发展制度进行把握,而后分别从城乡要素自由流动制度性通道的打通、进城务工人员基本权益保障制度的完善、城乡产业协同发展体制机制的建立健全三个角度,阐述新时代中国特色城乡融合发展制度该如何完善。
郭书剑[7](2020)在《中国大学学术精英的流动》文中研究说明当前中国大学人才竞争的主要对象是制度化学术精英,中国学术劳动力市场的强势群体亦是制度化学术精英。作为政府与大学协作的产物,制度化学术精英因拥有经官方认证的学术权威与学术声誉而受到大学的强烈推崇与热烈追求。大学围绕制度化学术精英而展开的人才竞争直接刺激并引发学术精英的流动。某种意义上,制度化精英主义愈兴盛则大学学术精英竞争愈激烈,而大学学术精英竞争愈激烈则大学学术精英流动愈频繁。1999年以来,中国大学学术精英在不同地区、不同省市的不同层次大学间进行水平流动和垂直流动。大学学术精英在全国的分布格局随各地、各校人才竞争力的变化而不断变化。总体上,中国大学学术精英流动“散中有聚”“聚中有散”;以跨域流动为主,但同域流动现象亦值得关注;众多普通院校和地方城市正以更加开放的姿态、更具活力的机制、更富成效的举措在学术精英竞争中“异军突起”,地方政府的能动性和创造性促成了大学学术精英流动的新局面。中国地方政府人才竞争的背后是为经济增长而竞争,更是为政治晋升而竞争。为赢得政治锦标赛,地方政府所出台的人才政策对大学学术精英流动具有较强的激发性、引导性与支持性。因地制宜制定人才政策,与时俱进变革人才政策,是地方政府维持人才竞争力、保持人才竞争优势的必要之举。作为一项长期政策,大学重点建设的逻辑是竞争博弈,而竞争博弈的载体则是学术锦标赛。在市场化大学排名与行政化学科评估的驱动下,中国大学着重以学术管理资本主义的方式吸引海内外学术精英,以不断争取国家的政策关照与政府的重点支持。大学人才竞争所促成的流动,对学术精英学术发展的影响,既有特殊性也存共通性。大部分学术精英流动后的学术生产力、学术影响力和学术竞争力得到提高。这一方面是由于流动对知识生产与创新的促进作用,另一方面则与学术锦标赛密切相关,其不仅驱动大学支持学术精英发展学术,还驱动大学要求学术精英发展学术。大学学术精英流动是一个复杂现象。由于学术精英吸收能力的异质性与学术精英竞争优势的可转移性,大学学术精英流动对大学发展的影响具有不确定性。可以明确的是,学术精英流入对大学学科发展的积极影响并没有人们想象的那么大,学术精英流出对大学学科发展的消极影响也并没有人们想象的那么大。基于此,学术精英流动不应成为大学间此消彼长的“零和博弈”,更不应诱致大学间针锋相对的“人才战争”。在面向世界、追求卓越的发展战略下,需要正确理解中国大学学术精英的流动,以客观冷静的态度、以历史的、发展的、全球的眼光认识和体察中国大学学术精英流动所具有的阶段性、特殊性和一般性。这对中国大学全面深刻地了解自己,实事求是地制定科学合理的“双一流”建设目标、采取正确有效的学术精英队伍建设策略至关重要。
于德[8](2019)在《习近平精准扶贫思想研究》文中指出贫困问题是一个历史性命题,也是一个世界性难题,古今中外、东西南北,概莫能外。反贫困,是世界各国的共同行动和共同任务;消除贫困,始终是全人类的共同目标和美好愿望。中国作为世界大家庭一员,是全球最大发展中国家,也是贫困人口规模数量最多的国家之一。一直以来,反贫困都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央政府高度关注、认真对待和着力解决的大事要事难事,也是地方各级政府及相关部门的重要工作内容。在长期反贫困的理论总结和实践探索中,我国根据经济社会发展水平不断调整反贫困政策措施,积极探索反贫困新模式,逐步加大反贫困投入力度,走出了一条符合中国现实国情、彰显制度体制优势、减贫脱贫成效明显的中国特色扶贫开发道路,使得累计近7亿人口实现减贫脱贫并即将建成惠及近14亿人口的全面小康社会,取得了举世瞩目、世界公认的反贫困辉煌成就。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扶贫工作,从治国理政的政治高度突出扶贫工作,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时代高度落实扶贫工作,从“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的战略高度推进扶贫工作,鲜明提出“精准扶贫”理念,亲自谋划、亲自推动、亲自督战,通过一系列关于精准扶贫工作的重要讲话、指示批示、工作要求等全面系统地阐述了精准扶贫思想的丰富内涵、精神实质和实践要求,形成了思想深邃、逻辑缜密、体系严整、内涵丰富的习近平精准扶贫思想,成为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反贫困理论最新成果,是新时代中国开展扶贫工作、打赢脱贫攻坚战的思想指南和行动指针。鉴于此,本文以习近平精准扶贫思想为主题,结合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专业视角,对这一具有中国特色的原创性反贫困理论,深入开展研究,系统进行总结,不断丰富完善,以彰显习近平精准扶贫思想的内生性、系统性、现实性、社会性和实践性,因而本论文选题具有重要的学术研究价值和实践指导意义。本文分为引言、正文、结语三个部分,其中,正文部分共5章。引言部分主要介绍选题缘由、研究背景、贫困相关核心概念梳理、课题研究的理论与实践意义、国内外研究现状和研究思路、重难点、创新点以及研究方法。第一章是“习近平精准扶贫思想的理论渊源、现实基础和哲学维度”部分。习近平精准扶贫思想具有强烈的内生性、系统性、现实性、社会性和实践性,这既归因于其对古今中外反贫困思想理论的借鉴、继承、创新和发展,也归功于中国特色扶贫道路的长期实践积累和其他国家地区反贫困政策措施的重要启示,更源于这一思想内在蕴含着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的原则立场、基本观点和思维方法,具有着深刻的哲学维度,闪耀着马克思主义的哲学光芒。第二章是“习近平精准扶贫思想的基本内涵和鲜明特征”部分。习近平精准扶贫思想以2013年在湘西十八洞村首次提出“精准扶贫”概念为逻辑起点,逐步展开为“四个切实”、“五个一批”、“六个精准”、“七个强化”等扶贫开发基本方略,具体细化为一系列精准扶贫配套政策措施,工作落实为一个个精准扶贫重要时间节点安排和目标任务要求,全面展示了以习近平总书记为核心的新一届党中央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对我国扶贫开发工作的深刻思考、精深谋划和强力推动,赋予了新时代扶贫开发工作的鲜明内涵和主要特征。习近平精准扶贫思想中涵盖的精准扶贫、内源式扶贫、合力扶贫、制度扶贫等理念思路,科学回答了扶贫工作实践中“扶持谁”、“谁来扶”、“怎么扶”、“如何退”等重大现实问题,全面把握了中国特色扶贫开发道路主要特点,深刻揭示了我国贫困治理基本规律,深刻彰显出人民性、现实性、全面性、精准性和创新性等鲜明特征。第三章是“习近平精准扶贫思想的实践特点和理论创新”部分。习近平精准扶贫思想从理论与实践结合上深刻回答了新时代我国扶贫开发工作一系列重大理论和实践命题,是马克思主义反贫困理论中国化最新成果,是指导我扶贫开发工作的根本指南,具有显着的实践特点和鲜明的理论特色。在实践特点方面,主要包括“扶真贫真扶贫真脱贫”——从执政为民的宗旨意识认识精准扶贫、“大农业大农合大农政”——从农业农村发展的历史趋势实施精准扶贫、“一二三产融合”——从现代化经济规律的现实要求推进精准扶贫、“小康路上一个都能少”——从共同富裕的本质要求对待精准扶贫、“五级书记抓扶贫”——从党员干部的使命担当落实精准扶贫;在理论创新方面,习近平精准扶贫思想彰显和深化了马克思主义辩证思维方法、继承和创新了马克思主义农民合作化思想、丰富和拓展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坚持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群众路线理论、深化和完善了马克思主义党建理论。第四章是“习近平精准扶贫思想的时代新命题”部分。以习近平精准扶贫思想为指引的新时代脱贫攻坚工作,在理论上实现了创新性新发展、在实践上取得了历史性新成就,但与形势的发展、事业的开拓和人民的期待而言,仍面临诸多新难题新任务新要求,这也是习近平精准扶贫思想未来要解决的时代新命题。主要包括研究宣传习近平精准扶贫思想、深化中国特色反贫困理论,精准对接脱贫攻坚新问题、完善针对性解决方案,系统谋划未来新课题、拓展中国特色扶贫道路等三个主要方面,因而2020后的精准扶贫工作必须树立新理念、推出新举措、开拓新局面。第五章是“习近平精准扶贫思想的历史地位、时代价值和世界意义”部分。习近平精准扶贫思想从理论与实践结合上深刻回答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开展什么样的扶贫开发工作、怎样开展扶贫开发工作”这一重大时代课题,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创新成果、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中国特色“共同富裕”思想的继承发展、是解决区域性整体贫困问题的指导思想、是以人民为中心发展理念的思想宣言,必将在理论与实践的双向互动中进一步深化人民利益至上执政理念、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促进在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推动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同时,在习近平精准扶贫思想指引下,中国政府在贫困治理实践中,建立健全和丰富完善了具有中国特色的上下联动、齐抓共管、多方协同、重点突破、全面推进的贫困治理体系。中国特色贫困治理体系,历经脱贫攻坚工作实践的全面系统检验淬炼,取得了贫困治理的开创性、历史性伟大成就,为世界反贫困战略、国际减贫脱贫事业贡献了中国智慧、提供了中国方案、发挥了中国作用。结语部分对本课题论文进行了简明、扼要、系统的梳理总结,概要阐述了习近平精准扶贫思想的生成发展逻辑、理论实践特点、鲜明时代价值和重要研究意义,并前瞻性展望了习近平精准扶贫思想的历史发展动态。
周芸帆[9](2019)在《十八大以来中国农村贫困治理研究》文中研究指明农村贫困问题始终是中国治国安邦的重中之重,关系到中华民族的命运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前途。面对农村贫困问题的挑战,中国共产党始终把坚持马克思主义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统一起来,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基石,结合不同时期的历史语境和农村贫困实际,不断做出新的理论创造,开展了一系列带有鲜明时代特征的农村贫困治理实践,走出了一条独具特色的中国农村贫困治理道路。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已经由“发展”带动“减贫”的阶段转而进入“减贫”左右“发展”的新阶段。在实现“两个一百年”目标的征途上,中国取得的成绩越来越辉煌,但伴随发展所产生的各种新的矛盾、问题和风险也正逐步彰显。为此,以习近平总书记为核心的党中央科学研判在新的历史发展阶段出现的新问题、新情况,认真审视中国农村贫困治理各项工作的方方面面,提出了一系列“以人民为中心”,“以发展为第一要务”的新思想、新理念和新战略,赋予十八大以来中国农村贫困治理崭新时代内涵。一是为从“人民”和“发展”的角度解释并解决根深蒂固的中国农村贫困问题提供了思路。城乡发展不平衡、农村发展不充分是十八大以来中国最大的发展困境,正是基于这样严峻的现实,以习近平总书记为核心的党中央直面新时代中国农村的现实难题,针对中国农村贫困治理过程中出现的“沉疴”与“新疾”,突出国家与社会发展的人本目的性,强化农村贫困治理的人民主体性,确定将防止贫富分化、促进内部和谐、维护社会公平正义作为落实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伟大复兴“中国梦”目标的重点和关键任务,不仅满足人民群众在新时期的新需求与新期望,也有助于把发展中的问题消灭在发展中。二是为引领时代进步和实现世界整体繁荣提供了“中国方案”,贡献了“中国智慧”。十八大以来,中国在减贫领域开展的大政方针和战略路线得到了国际社会的广泛认可。特别是先后提出并实施的“精准扶贫,精准脱贫”战略和“乡村振兴战略”不仅为打赢全面小康社会的决胜战以及实现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开辟了全新境界,也承担起中国在新时代作为一个新兴大国在世界舞台上的重要责任与使命。三是不断赋予马克思主义理论新的时代内涵。十八大以来,随着我国社会发展进入新阶段,中国农村贫困治理进入了攻坚期,一系列与发展相伴而生的矛盾和问题愈加凸显,中国农村贫困治理难度也大大加强。以习近平总书记为核心的党中央基于对中国社会发展现状的深刻认识和对农村贫困治理过程中正反两面的经验与教训,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在中国社会发展不同阶段对中国社会发展规律和农村贫困治理规律进行了深入细致的探索,提出了符合时代条件、反映时代脉动、突出时代主题、回应时代挑战的农村贫困治理理念和方案,在更好地指导中国农村贫困治理各项工作开展的同时也让马克思主义理论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语境下得到发展与创新。
郭高晶[10](2019)在《地方政府环境政策对区域生态效率的影响研究 ——基于2008—2017年省级面板数据的实证分析》文中认为当前我国面临着生态环境保护和经济发展的双重压力,如何实现两者协调发展是地方政府面临的重大课题。考虑到我国国情和可持续发展的需要,应该统筹考虑生态环境保护和经济发展两个方面对环境政策绩效进行评价。区域生态效率反映了生态环境保护和经济发展的协调程度,是衡量一个地区可持续发展水平的重要指标。近年来随着生态文明建设和绿色发展战略的推进,地方政府环境政策强度不断提升,然而我国区域生态效率整体水平没有得到显着改善,东中西地区呈现梯度差,差距在不断拉大,表明环境政策没有完全实现生态环境保护和经济发展相互协调。那么地方政府环境政策对区域生态效率的影响机制和路径究竟是什么呢?这些机制和路径在不同地区是否具有一致性?环境政策的有效性如何?这些问题引发了理论界和实务界思考,也是本研究的缘起。环境政策文本是环境政策的物化载体,是政府处理环境公共事务的真实反映和行为印迹,几乎所有的政府环境管理活动都能从政策文本中寻找到依据。不同于以往大多数研究寻找代理变量表征环境政策强度的做法,本研究对大样本环境政策文本开展量化分析,尝试直接从环境政策本身出发衡量各类型环境政策强度,进而探索各类型环境政策如何影响多元利益主体行为进而影响区域生态效率的作用机制和路径。研究过程如下:本研究首先根据政治锦标赛竞争、波特假说和政治机会结构等理论,从环境政策的空间溢出效应、企业绿色技术创新效应和公众环境参与动员效应三个维度构建了地方政府环境政策影响区域生态效率的“政策—行为—绩效”理论分析框架,其次收集了2008—2017年中国30个省级政府制定的3676篇环境政策文本,主要运用内容分析法对其开展量化分析,从环境政策的制定力度和执行监督力度两个方面出发测度了各省历年各类环境政策强度。再次,运用包含非期望产出的超效率SBM-DEA模型测算了2008—2017年省域生态效率,最后遵循中介效应的检验原理,构建了若干个相互衔接的计量经济模型,实证检验了地方政府环境政策对区域生态效率的影响机制和路径。本研究的贡献主要体现在:(1)从环境政策文本量化视角出发阐明了地方政府环境政策对区域生态效率的影响机制和路径。在全国层面上,地方政府相互竞争带来的环境政策空间溢出交叉影响了彼此的区域生态效率,地方政府竞争是影响区域生态效率的重要机制。在作用路径方面,命令控制型和市场激励型环境政策通过企业绿色技术创新以U型曲线效应影响区域生态效率,企业绿色技术创新行为发挥了部分中介传导作用,公众参与型环境政策通过促进公众环境参与进而提高区域生态效率,公众环境参与行为发挥了部分中介传导作用。而在地区层面上,东部地区的作用路径与全国保持一致,中西部地区没有得到验证。对于中央政府改善政绩考核和地方政府有效评估环境政策效果具有理论借鉴价值。(2)从新的视角丰富了人们对中国情境下“波特假说”理论的理解。本研究基于新的环境政策变量的实证分析,证明了在一定条件下“波特假说”在我国能够实现,为“波特假说”成立提供了新的证据,同时发现存在地区差异和政策工具差异,拓展了“波特假说”的理论内涵。(3)为环境政策强度的测度提供了新的思路和方法。从环境政策的制定力度和执行监督力度两方面出发测度命令控制型、市场激励型和公众参与型等不同类型环境政策强度,不仅能够解决环境政策多维性问题,还解决了地方政府环境政策可比性问题,测度结果与我国经济社会发展背景事实比较吻合,同时建立在该测度结果之上的实证分析结论符合人的直观认知,证明了该测度方法具有良好的效度。(4)本研究实证分析发现,当中央政府政绩考核加大了环境绩效比重后,地方政府开始“逐顶竞争”,全国整体环境政策强度得到了很大提升,东部地区大多数省份跨越了拐点,对区域生态效率产生了积极影响,未来中央政府应该继续完善地方政府政绩考核体系,促使地方政府良性竞争,助推更多地区改善生态效率;东中部地区的命令控制型环境政策能够引致“波特假说”,而西部地区是制约作用,东部地区的市场激励型环境政策能够引致“波特假说”,而中西部地区分别为制约和不显着作用;东部地区的公众参与型环境政策动员了公众环境参与,而中西部地区则不显着,未来中西部地方政府应该加强各类环境政策工具的科学设计和完善相关配套措施,实现创新驱动绿色发展和形成环境治理格局,从根本上提升本地区生态效率水平。
二、中西部地区最大的落后是观念(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中西部地区最大的落后是观念(论文提纲范文)
(1)数字鸿沟与中国欠发达地区反贫困问题研究 ——以云南为例(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第一章 导言 |
1.1 问题的提出 |
1.1.1 选题背景 |
1.1.2 研究意义 |
1.2 研究内容、方法和创新点 |
1.2.1 研究内容及框架 |
1.2.2 研究方法 |
1.2.3 创新点 |
1.2.4 研究不足 |
第二章 反贫困理论及文献综述 |
2.1 核心概念界定 |
2.1.1 贫困 |
2.1.2 反贫困 |
2.1.3 数字鸿沟 |
2.2 反贫困理论的阐释 |
2.2.1 促使资本形成的反贫困理论 |
2.2.2 促使结构转换的反贫困理论 |
2.2.3 促进人力资本形成的反贫困理论 |
2.2.4 综合反贫困理论 |
2.3 国内外研究现状 |
2.3.1 国外研究 |
2.3.2 国内研究 |
2.3.3 国内外研究评述 |
第三章中国反贫困实践及国际组织反贫困计划 |
3.1 建国以来中国反贫困实践概述 |
3.1.1 “救济式扶贫”(1949-1978) |
3.1.2 体制改革推动扶贫(1978-1985) |
3.1.3 区域大规模开发扶贫(1986-1993) |
3.1.4 整村推进扶贫攻坚(1994-2000) |
3.1.5 综合开发攻坚扶贫(2001-2010) |
3.1.6 精准定点脱贫攻坚(2011-) |
3.2 国际组织反贫困计划:传统扶贫向数字扶贫转变 |
3.2.1 世界银行 |
3.2.2 联合国 |
3.2.3 世界经济论坛 |
3.2.4 对中国反贫困的启示 |
第四章 云南案例: 欠发达地区贫困与数字鸿沟现状分析 |
4.1 云南的反贫困历程 |
4.2 贫困现状分析 |
4.2.1 已脱贫人口收入情况 |
4.2.2 贫困人口分布情况 |
4.2.3 贫困地区收入与消费情况 |
4.2.4 贫困人口的年龄和健康状况 |
4.2.5 贫困人口的职业和家庭构成 |
4.2.6 贫困地区基础设施及医疗服务状况 |
4.3 致贫原因统计分析 |
4.3.1 缺少技能和能力已成为致贫的主因素 |
4.3.2 教育落后迟滞信息技术发展加剧贫困 |
4.3.3 贫困人口主动“丧失”劳动能力 |
4.4 贫困地区数字鸿沟现状分析 |
4.4.1 贫困地区信息基础设施落后 |
4.4.2 贫困地区信息设备使用效率低 |
4.4.3 信息使用效率偏低的主要原因分析 |
4.5 数字红利与数字鸿沟对贫困的影响 |
4.5.1 数字红利加速反贫困 |
4.5.2 数字鸿沟加深贫困 |
第五章 数字鸿沟与贫困的静态与动态关系实证分析 |
5.1 贫困的测度与指标构建 |
5.1.1 贫困单一测度指标 |
5.1.2 多维度贫困指标 |
5.1.3 贫困测度指标构建与解释 |
5.2 数字鸿沟的测度与指标构建 |
5.2.1 数字鸿沟测度指标变化与发展 |
5.2.2 数字鸿沟测度指标构建与解释 |
5.3 数字鸿沟与贫困指数计算与结果 |
5.3.1 数字鸿沟与贫困综合指数的计算 |
5.3.2 数字鸿沟与贫困综合指数结果分析 |
5.4 数字鸿沟与贫困静态关系实证分析 |
5.4.1 静态关系估计选择 |
5.4.2 FGLS估计结果及分析 |
5.4.3 实证结论 |
5.5 数字鸿沟与贫困动态关系实证分析 |
5.5.1 PVAR模型及检验步骤 |
5.5.2 平稳性检验 |
5.5.3 滞后阶数确定 |
5.5.4 GMM估计 |
5.5.5 脉冲响应分析 |
5.5.6 FEVD检验 |
5.5.7 实证结论 |
5.6 缩小数字鸿沟减贫效应实证分析 |
5.6.1 模型的选择 |
5.6.2 数据来源及变量选择 |
5.6.3 实证结果分析 |
5.6.4 实证结论 |
第六章 数字鸿沟与贫困的空间关系实证分析 |
6.1 数字鸿沟与贫困的空间计量研究 |
6.1.1 空间数字鸿沟 |
6.1.2 空间贫困 |
6.2 模型的选择 |
6.2.1 空间自相关模型 |
6.2.2 SDM模型 |
6.2.3 空间权重矩阵 |
6.3 数据来源与变量选择 |
6.3.1 数据来源 |
6.3.2 选择变量说明 |
6.4 数字鸿沟与贫困的空间SDM检验与分析 |
6.4.1 空间自相关检验 |
6.4.2 空间SDM实证结果分析 |
6.5 实证结论 |
第七章 缩小数字鸿沟,防止返贫的对策建议 |
7.1 重视缩小数字鸿沟的减贫效应,健全防止返贫的长效保障机制 |
7.1.1 减缓贫困需要缩小数字鸿沟 |
7.1.2 建立健全缩小数字鸿沟的组织保障长效机制 |
7.2 补齐信息技术教育短板,提高贫困地区居民信息素养能力 |
7.2.1 加强信息技术教育和培训 |
7.2.2 加大人力资本开发 |
7.2.3 着力优化城乡义务教育资源均衡配置 |
7.3 完善贫困地区信息基础设施建设,缩小接入鸿沟 |
7.3.1 加大贫困地区信息基础设施建设投入力度 |
7.3.2 完善农村信息应用服务平台 |
7.4 强化信息应用与保护,减小使用鸿沟 |
7.4.1 完善信息应用条件 |
7.4.2 加强信息监管与保护 |
7.5 加快智慧农村、数字乡村建设,发展农村数字经济 |
7.5.1 加快数字经济基础设施建设 |
7.5.2 构建统一完备的城乡信息服务体系 |
7.5.3 完善农村数字化物流集散中心建设 |
7.6 强化信息扶贫与其他扶贫措施融合,提高扶贫成效 |
7.6.1 信息技术与产业扶贫融合 |
7.6.2 信息技术与教育扶贫融合 |
7.6.3 信息技术与金融扶贫融合 |
7.6.4 信息技术与医疗救助融合 |
参考文献 |
附录 |
附录-1 1978-2020年扶贫标准、全国绝对贫困人口数及贫困发生率 |
附录-2 2016-2019年云南省贫困县分布情况 |
附录-3 2016-2019年云南省深度贫困县分布情况 |
附录-4 2016-2018年云南各地州市贫困村分布变化情况 |
附录-5 深度贫困地区怒江州2018年居民收入基本情况 |
附录-6 云南集中连片特困地区分布情况 |
附录-7 信息扶贫典型案例 |
附录-8 农村居民互联网及信息使用现状调查 |
致谢 |
攻读学位期间的研究成果 |
发表的学术论文 |
参与导师主持的研究课题 |
(2)中国人口老龄化的区域经济增长效应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第一章 绪论 |
第一节 研究背景及意义 |
一、研究背景 |
二、研究意义 |
第二节 研究思路、内容与方法 |
一、研究思路 |
二、研究内容 |
三、研究方法 |
第三节 创新之处 |
第二章 相关理论与文献综述 |
第一节 相关理论 |
一、人口经济相关理论 |
二、区域经济增长相关理论 |
三、其它相关理论 |
第二节 研究综述 |
一、人口老龄化空间问题及影响因素研究 |
二、人口老龄化对区域经济增长的影响研究 |
三、研究述评 |
第三章 人口老龄化的区域经济增长效应理论构建 |
第一节 相关概念及内涵 |
一、人口老龄化 |
二、区域经济增长 |
第二节 人口老龄化影响经济增长的作用机理 |
一、经济增长过程中的人口因素 |
二、人口老龄化影响经济增长的传导路径 |
三、人口老龄化影响经济增长的理论模型 |
第三节 人口老龄化的区域经济增长效应理论分析 |
一、门槛效应 |
二、空间溢出效应 |
本章小结 |
第四章 区域经济增长及人口老龄化的演变特征分析 |
第一节 区域经济增长的演变特征 |
一、经济增长阶段性明显 |
二、区域经济增长差异显着 |
第二节 人口老龄化的演变特征 |
一、人口年龄结构老化迅速 |
二、人口老龄化空间差异明显 |
三、人口老龄化“城乡倒置”显着 |
第三节 人口老龄化的影响因素分析 |
一、理论分析与现实依据 |
二、模型构建与数据说明 |
三、模型估计与结果分析 |
本章小结 |
第五章 人口老龄化影响区域经济增长的路径分析 |
第一节 分析流程与模型构建 |
一、中介效应分析流程 |
二、中介效应模型构建 |
第二节 变量选取与数据来源 |
一、变量解释与指标选取 |
二、数据来源与说明 |
第三节 模型估计结果分析 |
一、劳动力供给 |
二、居民消费水平 |
三、居民储蓄水平 |
四、人力资本积累 |
五、科技创新能力 |
六、产业结构升级 |
本章小结 |
第六章 人口老龄化对区域经济增长的门槛效应 |
第一节 模型构建与数据说明 |
一、模型构建 |
二、数据说明 |
第二节 非线性关系拟合 |
一、全国层面结果分析 |
二、地区层面结果分析 |
三、城乡层面结果分析 |
第三节 门槛效应结果分析 |
一、全国层面结果分析 |
二、地区层面结果分析 |
三、城乡层面结果分析 |
本章小结 |
第七章 人口老龄化对区域经济增长的空间溢出效应 |
第一节 空间相关性检验 |
一、空间自相关分析方法 |
二、空间自相关结果分析 |
第二节 模型构建与数据说明 |
一、空间计量模型简介 |
二、空间计量模型构建 |
三、变量选取与数据来源 |
第三节 模型估计结果分析 |
一、全国层面结果分析 |
二、地区层面结果分析 |
三、城乡层面结果分析 |
本章小结 |
第八章 人口老龄化的区域经济增长效应问题剖析与政策建议 |
第一节 人口老龄化的区域经济增长效应特征分析 |
一、中介性 |
二、动态性 |
三、开放性 |
四、空间性 |
五、反馈性 |
第二节 人口老龄化的区域经济增长效应问题剖析 |
一、人口老龄化对区域经济增长具有“减速效应” |
二、人口老龄化对区域经济增长的“加速效应”不稳定 |
三、人口老龄化的区域经济增长负向空间溢出效应显着 |
四、人口老龄化的区域经济增长效应地区差异明显 |
五、农村人口老龄化的“减速效应”不利于城乡融合发展 |
第三节 政策建议 |
一、调节劳动力供给和消费水平,缓解老龄化的“减速效应” |
二、加大科教和老龄产业支持力度,稳定老龄化的“加速效应” |
三、搭建人才合作的良好平台,激发老龄化的“正向溢出” |
四、实施差异化的人口和经济政策,推动地区经济协调发展 |
五、提高农村民生保障水平,促进城乡地区均衡发展 |
本章小结 |
结论与展望 |
一、主要结论 |
二、不足与展望 |
参考文献 |
后记 |
在学期间公开发表论文及着作情况 |
(3)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公平观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致谢 |
摘要 |
ABSTRACT |
1 导论 |
1.1 选题缘由 |
1.1.1 问题的提出 |
1.1.2 研究的意义 |
1.2 国内外研究综述 |
1.2.1 国内研究综述 |
1.2.2 国外研究综述 |
1.3 研究思路及方法 |
1.3.1 论文研究思路 |
1.3.2 论文研究方法 |
1.4 研究的创新点 |
2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公平观的概念释义 |
2.1 公平 |
2.1.1 公平的概念辨析 |
2.1.2 公平的重要作用 |
2.2 公平观 |
2.2.1 公平观的类型 |
2.2.2 公平观的特点 |
2.3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公平观 |
2.3.1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公平观的内涵 |
2.3.2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公平观的特征 |
3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公平观的理论渊源 |
3.1 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公平观 |
3.1.1 马克思恩格斯的公平观 |
3.1.2 列宁的公平观 |
3.2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中的公平观 |
3.2.1 毛泽东思想中的公平观 |
3.2.2 邓小平理论中的公平观 |
3.2.3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中的公平意蕴 |
3.2.4 科学发展观中的公平意蕴 |
3.3 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中的公平观 |
3.3.1 儒家的公平观 |
3.3.2 道家的公平观 |
3.3.3 墨家的公平观 |
3.3.4 法家的公平观 |
4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公平观的形成条件 |
4.1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公平观的形成背景 |
4.1.1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公平观形成的时代背景 |
4.1.2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公平观形成的社会背景 |
4.2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公平观的思想基础 |
4.2.1 汲取历史经验 |
4.2.2 立足客观事实 |
4.2.3 尊重科学规律 |
4.3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公平观的逻辑理路 |
4.3.1 历史现实逻辑 |
4.3.2 价值演变逻辑 |
4.3.3 理论发展逻辑 |
4.4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公平观的主要性质 |
4.4.1 人民性 |
4.4.2 民族性 |
4.4.3 实践性 |
4.4.4 开放性 |
5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公平观的主要内容 |
5.1 目标方向:中国梦 |
5.1.1 公平是中国梦实现的前提条件 |
5.1.2 公平是中国梦实现的必由之路 |
5.1.3 公平是中国梦实现的“指路牌” |
5.2 行为准则: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
5.2.1 公平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价值底蕴 |
5.2.2 公平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价值取向 |
5.3 着力点:“四个全面”战略布局 |
5.3.1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是社会公平的阶段目标 |
5.3.2 全面深化改革是社会公平的不竭动力 |
5.3.3 全面依法治国是社会公平的法治保障 |
5.3.4 全面从严治党是社会公平的政治保证 |
5.4 战略部署:“五位一体”总体布局 |
5.4.1 以经济建设奠基社会公平的物质基础 |
5.4.2 以政治建设铸造社会公平的根本基石 |
5.4.3 以文化建设构建社会公平的理想信念 |
5.4.4 以社会保障体系编织底线公平 |
5.4.5 以生态文明建设维护代内、代际公平 |
5.5 本质要求:共享发展理念 |
5.5.1 公平是共享发展理念的题中之义 |
5.5.2 公平是共享发展理念的价值遵循 |
5.5.3 共享发展理念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
5.6 促进世界共同发展: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思想 |
5.6.1 建立以合作共赢为核心的新型国际关系 |
5.6.2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
6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公平观的实践路径 |
6.1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公平观的总体规划 |
6.1.1 以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维护起点公平 |
6.1.2 以社会主义法治保障过程公平 |
6.1.3 以社会主义民生建设促进结果公平 |
6.1.4 以社会公平保障体系营造公平的社会环境 |
6.2 以点带面推进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公平观的具体落实 |
6.2.1 实施精准扶贫兜牢社会公平的底线 |
6.2.2 严明党规党纪锻造推动社会公平的主体力量 |
6.2.3 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实现可持续发展的社会公平 |
6.2.4 深化法治改革提供社会公平的制度保障 |
6.2.5 以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服务社会公平 |
6.2.6 以“中国方案”促进国际公平 |
7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公平观的本质超越和意义 |
7.1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公平观对西方公平观的本质超越 |
7.1.1 对新自由主义公平观的超越 |
7.1.2 对社群主义公平观的超越 |
7.1.3 对民主社会主义公平观的超越 |
7.2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公平观的理论意义 |
7.2.1 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公平观 |
7.2.2 诠释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深刻内涵 |
7.2.3 为广大发展中国家提供实现社会公平的样板 |
7.3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公平观的现实意义 |
7.3.1 有助于在全社会营造更加公平的社会氛围 |
7.3.2 有助于加强中国共产党的长期执政能力建设 |
7.3.3 有助于促进中国梦的实现 |
参考文献 |
附录 A |
索引 |
作者简历及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取得的研究成果 |
学位论文数据集 |
(4)我国国家区域援助制度法律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引言 |
一、问题的提出 |
二、研究价值与意义 |
三、国内外研究现状述评 |
四、主要研究方法 |
五、论文结构 |
六、论文主要创新及不足之处 |
第一章 国家区域援助制度研究的理论准备 |
第一节 区域的范畴界定 |
一、区域的语义分析 |
二、不同学科中区域的内涵剖析 |
三、本文语境下区域的涵义与边界 |
第二节 国家区域援助的内涵与限定 |
一、援助的内涵 |
二、区域援助的界定与体系 |
三、国家区域援助的概念与体系 |
第三节 国家区域援助制度要素 |
一、援助对象 |
二、援助方式 |
三、援助绩效评估 |
第二章 国家区域援助制度的法理基础 |
第一节 国家职能理论与国家区域援助义务 |
一、国家职能的演进 |
二、国家区域援助义务的逻辑根源 |
第二节 发展权利理论与区域发展权 |
一、发展权的变革 |
二、区域作为发展权的权利主体 |
三、区域发展权的内容与实现 |
第三节 实质正义理论与国家区域援助 |
一、实质正义的内容 |
二、实质正义在区域层面的实现 |
第三章 我国国家区域援助制度的历史、现状与问题 |
第一节 我国国家区域援助制度的演进过程 |
一、萌芽阶段:国家区域援助的模糊概念及实践 |
二、正式形成:以“对口支援”政策的提出为标志 |
三、推动立法:以《西部开发促进法》为例 |
第二节 我国国家区域援助制度的立法现状与政策梳理 |
一、成文法层面 |
二、国家区域援助政策层面 |
第三节 我国国家区域援助制度存在的法律问题 |
一、国家区域援助对象识别标准不明确 |
二、国家区域援助方式的有效性有待进一步提升 |
三、国家区域援助绩效评估强制性缺失 |
第四章 国家区域援助对象识别标准化 |
第一节 域外国家区域援助对象识别及相关制度概况 |
一、美国 |
二、日本 |
三、欧盟 |
四、域外国家区域援助对象识别的特点及经验 |
第二节 我国国家区域援助对象识别的基石 |
一、我国国家区域援助对象识别的背景 |
二、国家区域援助对象识别的目标 |
三、国家区域援助对象识别的原则 |
第三节 实现我国国家区域援助对象识别标准化的建议 |
一、国家区域援助对象的识别 |
二、明确国家区域援助对象识别的标准 |
三、以法律形式对国家区域援助对象识别进行明确规定 |
第五章 国家区域援助方式的有效性 |
第一节 国家区域援助方式体系 |
一、国家区域援助方式的主要类型 |
二、国家区域援助对象适用的援助方式组合设计 |
第二节 区域财政援助制度 |
一、区域财政援助制度的域外考察 |
二、我国区域财政援助制度及存在的问题 |
三、完善我国区域财政援助制度的建议 |
第三节 区域税收优惠制度 |
一、区域税收优惠制度的域外规定 |
二、我国区域税收优惠制度及存在的问题 |
三、完善我国区域税收优惠制度的建议 |
第四节 区域金融支持制度 |
一、区域金融支持制度的域外考察 |
二、我国区域金融支持制度及存在的问题 |
三、我国区域金融支持制度的完善 |
第六章 国家区域援助绩效评估与应用 |
第一节 国家区域援助绩效评估的基础理论 |
一、国家区域援助绩效评估的法制思维 |
二、国家区域援助绩效评估的理论依据 |
三、核心:国家区域援助财政支出绩效评估 |
第二节 国家区域援助绩效评估的主体内容构建 |
一、国家区域援助绩效评估的“全生命周期” |
二、国家区域援助绩效评估的“结构性构成” |
第三节 国家区域援助绩效评估的应用 |
一、国家区域援助无效责任法律制度 |
二、国家区域援助退出法律制度 |
第七章 国家区域援助法律体系构建 |
第一节 国家区域援助法律体系的域外考察 |
一、域外国家区域援助基本法的概况介绍 |
二、域外国家区域援助单行法的内容与特点 |
第二节 我国国家区域援助的立法构想 |
一、我国国家区域援助基本法的构建 |
二、我国国家区域援助单行法的创设 |
结语 |
参考文献 |
附录 |
在读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与研究成果 |
后记 |
(5)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中西部农村教育现代化研究 ——以贵州镇宁县为例(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绪论 |
一、选题依据与研究意义 |
(一) 选题依据 |
(二) 研究意义 |
二、国内外研究现状 |
(一) 国外研究现状 |
(二) 国内研究现状 |
(三) 述评 |
三、研究思路与方法 |
(一) 研究思路 |
(二) 研究方法 |
四、主要创新点和不足之处 |
(一) 主要创新 |
(二) 不足之处 |
第一章 农村教育现代化的理论基础 |
一、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关于农村教育现代化的理论阐释 |
(一) 马克思恩格斯关于农业科技思想的论述 |
(二) 列宁关于农村文化建设思想的论述 |
二、历代党和国家领导人关于农村教育现代化的理论探索 |
(一) 毛泽东: 严重的问题是教育农民 |
(二) 邓小平: 实现农业现代化的关键是科学技术 |
(三) 江泽民: 将农民教育同生产劳动相结合 |
(四) 胡锦涛: 全面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 |
(五) 习近平: 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 |
第二章 乡村振兴战略与农村教育现代化的内在联系 |
一、乡村振兴战略是关系国计民生的根本性问题 |
(一) 乡村振兴战略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伟大工程 |
(二) 乡村振兴战略是解决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的必然选择 |
(三) 乡村振兴战略是推进城乡融合发展的必要条件 |
(四) 乡村振兴战略是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基本路径 |
二、农村教育现代化是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必由之路 |
(一) 农村教育现代化是阻断农村贫困现象代际传递的重要手段 |
(二) 农村教育现代化是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农村的必然要求 |
(三) 农村教育现代化是助力个体参与建设美丽乡村的主要途径 |
(四) 农村教育现代化是实现可持续发展的迫切现实需要 |
三、农村教育现代化与乡村振兴之间的内在联系 |
(一) 理解和领会乡村振兴战略需要发挥农村教育的传播力 |
(二) 培养乡村振兴的主力军需要发挥农村教育的引领力 |
(三) 推动农村产业兴旺和经济发展需要发挥农村教育的支撑力 |
(四) 建设乡风文明的美丽富裕农村需要发挥农村教育的感召力 |
第三章 中西部农村教育现代化概况——以贵州镇宁县为例 |
一、镇宁县农村教育现代化的主要成绩 |
(一) 教育普及化水平逐步提高 |
(二) 城乡教育差距不断缩小 |
(三) 教育保障条件大为改善 |
(四) 教育改革开放不断深化 |
(五) 教育服务能力日益增强 |
二、镇宁县农村教育现代化的现实境遇 |
(一) 教育观念滞后现象较为严重 |
(二) 教育资源配置与运营有效性欠佳 |
(三) 教师队伍建设问题突出 |
(四) 教育管理者现代管理意识不强 |
(五) 农村公共基础服务体系建设不完善 |
第四章 中西部农村教育现代化的逻辑进路 |
一、加强乡村振兴战略理论学习,坚持党对教育事业的全面领导 |
二、加快教育现代化战略部署,优化教育资源配置 |
三、大力发展生产力,加强中西部农村教育现代化物质保障 |
四、扎根西部大地办教育,缔造一支素质优良敢于奉献的教师队伍 |
五、加强中西部农村公共基础服务体系建设,提供优美育人环境 |
结语 |
主要参考 |
附录 |
致谢 |
攻读硕士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 |
(6)新时代中国特色城乡融合发展制度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第一章 绪论 |
1.1 研究背景 |
1.1.1 时代背景 |
1.1.2 政策背景 |
1.2 研究意义 |
1.2.1 理论意义 |
1.2.2 现实意义 |
1.3 国内外研究现状 |
1.3.1 国内研究综述 |
1.3.2 国外研究综述 |
1.4 研究思路与方法 |
1.4.1 研究思路 |
1.4.2 研究方法 |
1.5 创新之处与不足 |
1.5.1 创新之处 |
1.5.2 不足之处 |
第二章 相关概念与理论基础 |
2.1 相关概念的界定 |
2.1.1 城乡关系 |
2.1.2 城乡二元结构 |
2.1.3 城乡统筹、城乡一体化与城乡融合 |
2.2 马克思主义城乡发展制度理论奠基 |
2.2.1 马克思恩格斯城乡融合发展思想 |
2.2.2 列宁关于城乡融合发展的思想 |
2.2.3 毛泽东对城乡发展的理论探索 |
2.2.4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城乡发展制度理论 |
2.3 当代西方城乡融合理论与实践的反思和借鉴 |
2.3.1 空间社会学理论对中国城乡发展的影响 |
2.3.2 当代西方城乡融合实践反思与参考借鉴 |
2.4 小结 |
第三章 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城乡发展的制度变迁历程 |
3.1 新中国成立后(1949-1978):城乡分割体制的形成以及固化 |
3.1.1 “工业为主导,农业为基础”国民经济总方针的执行 |
3.1.2 城乡二元经济体制的建立推动了城乡分割体制的形成 |
3.1.3 城乡二元户籍制度的强化加剧了城乡分割体制的固化 |
3.2 改革开放后(1978-2012):城乡固化状态在曲折发展中破冰 |
3.2.1 家庭承包制的推进与乡镇企业的崛起缓解了城乡关系 |
3.2.2 城市及沿海地区优先发展的政策激化了城乡再度分离 |
3.2.3 城乡统筹与城乡一体化不断打破城乡二元的固化状态 |
3.3 新时代以来(2012-至今):城乡融合发展制度体系逐渐形成 |
3.3.1 “三农”政策的实施力度不断加大 |
3.3.2 乡村振兴与新型城镇化的双轨推进 |
3.3.3 城乡发展逐步走向全面融合新格局 |
3.4 小结 |
第四章 当前中国城乡融合发展的制度性短板及原因探析 |
4.1 现行制度下城乡发展差距 |
4.1.1 城乡居民在收入、消费与就业上的差距 |
4.1.2 城乡基础设施建设运行及管护投入差距 |
4.1.3 城乡教育资源投入以及家庭教育的差距 |
4.1.4 城乡医疗服务以及社会保障制度的差距 |
4.2 当前城乡发展的制度体系不尽完善 |
4.2.1 城乡人口和土地要素治理体系失衡 |
4.2.2 城乡基础设施建设规划管护不统一 |
4.2.3 城乡基本公共服务普惠机制不健全 |
4.2.4 城乡产业布局和发展平台不够完善 |
4.3 城乡发展出现制度性短板的原因分析 |
4.3.1 历史上城乡“二元结构”的产生及影响 |
4.3.2 理论上对西方城乡发展的认识出现偏差 |
4.3.3 实践中对于解决“三农”问题呈复杂性 |
4.4 小结 |
第五章 构建与完善城乡融合发展制度是新时代中国发展的必然选择 |
5.1 城乡融合发展制度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迫切要求 |
5.1.1 城乡要素自由流动制度性通道的打通是根本 |
5.1.2 城乡发展差距和居民收入差距的缩小是目标 |
5.1.3 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发展的实现是途径 |
5.1.4 城乡普惠金融服务制度的建立和完善是保障 |
5.2 城乡融合发展制度有利于开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局面 |
5.2.1 有利于实现工业现代化在城乡之间的双向突破 |
5.2.2 有利于发挥农业现代化促发展的根基保障作用 |
5.2.3 有利于利用信息化为现代化建设注入新鲜活力 |
5.2.4 有利于推进新型城镇化为高质量发展助力赋能 |
5.3 城乡融合发展制度是破解社会主要矛盾的关键抓手 |
5.3.1 在新发展理念指引下把握城乡融合发展方向 |
5.3.2 在农业和农村优先发展中打破城乡失衡困局 |
5.3.3 在推进高质量发展中打造城乡特色融合模式 |
5.3.4 在改革发展稳定中坚持人民群众的共享发展 |
5.4 城乡融合发展制度为社会和谐稳定发展提供有效保障 |
5.4.1 城乡产业融通发展制度促进发展的平衡化充分化 |
5.4.2 统筹城乡的民生保障制度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 |
5.4.3 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制度维护社会稳定发展 |
5.5 小结 |
第六章 新时代中国特色城乡融合发展制度的完善路径 |
6.1 走具有中国特色的城乡融合发展之路 |
6.1.1 做好“三农”工作推动乡村振兴 |
6.1.2 合理利用存量空间搞好城市建设 |
6.1.3 发展产业群推进新型城镇化建设 |
6.1.4 满足居民在城乡安居的自由选择 |
6.2 打通城乡要素自由流动制度性通道 |
6.2.1 加强城乡居民户籍统一管理 |
6.2.2 完善城乡人口双向自由流动 |
6.2.3 放宽农村集体土地入市条件 |
6.2.4 构建工商资本持续入乡机制 |
6.3 完善进城务工人员基本权益保障制度 |
6.3.1 推进进城务工人员平等就业同工同酬 |
6.3.2 健全进城务工人员基本住房保障制度 |
6.3.3 确保进城务工人员子女享受公平教育 |
6.3.4 完善进城务工人员社会保障体制机制 |
6.4 建立健全城乡产业协同发展体制机制 |
6.4.1 构建乡村新产业新业态培育机制 |
6.4.2 搭建特色小镇联结城乡发展平台 |
6.4.3 创建农业产业园区促进城乡融合 |
6.4.4 实现城乡生产与消费多层次对接 |
6.5 小结 |
结论 |
参考文献 |
作者简介及在学期间所取得的科研成果 |
后记和致谢 |
(7)中国大学学术精英的流动(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绪论 |
一、研究缘起 |
二、核心概念 |
三、文献述评 |
四、理论基础 |
五、研究思路与方法 |
第一章 中国大学学术精英的生成 |
第一节 制度化精英主义及其内涵 |
一、何谓制度化精英主义 |
二、制度化精英主义的文化生态 |
第二节 制度化精英主义的历史溯源 |
一、前制度化精英主义时期 |
二、制度化精英主义的萌发与成长 |
三、制度化精英主义的成熟与定型 |
四、制度化精英主义的形变与转型 |
五、制度化精英主义的新发展 |
第三节 学术精英制度化与制度化学术精英 |
一、人才计划:制度化学术精英的“温床” |
二、多元互动:制度化学术精英的生成 |
三、被接受的制度化:学术精英与学术共同体 |
第二章 中国大学学术精英流动概况与特征 |
第一节 “两院”院士流动概况 |
一、流动规模 |
二、流动方向 |
第二节 “长江”“杰青”流动概况 |
一、流动规模 |
二、流动方向 |
第三节 “四青”人才流动概况 |
一、流动规模 |
二、流动方向 |
第四节 大学学术精英流动的整体概况与主要特征 |
一、整体概况 |
二、主要特征 |
第三章 政策驱动与学术精英流动 |
第一节 经济增长与人才竞争 |
一、为经济增长而竞争 |
二、创新驱动与经济发展 |
三、政策激励与人才竞争 |
第二节 地方政府人才政策的要义 |
一、部分省级政府人才政策的要义 |
二、部分非省会中心城市人才政策的要义 |
三、地方政府人才政策的主要特征与革新空间 |
第三节 人才政策与学术精英流动 |
一、学术精英是人才政策的重要对象 |
二、人才政策势差客观存在 |
三、人才政策效力有弱化风险 |
第四章 锦标赛制与学术精英流动 |
第一节 学术锦标赛与大学排名 |
一、大学为何参与学术锦标赛? |
二、大学如何提升大学排名? |
第二节 大学声誉竞争与学术精英流动 |
一、大学学术精英的市场需求度 |
二、大学竞争学术精英的策略 |
三、大学引才策略对学术精英流动的影响 |
第三节 学术精英竞赛型流动及其效益 |
一、学术精英学术流动的效益 |
二、学术精英行政调动的效益 |
三、竞赛型流动与学术精英发展 |
第五章 学术精英流动与大学发展 |
第一节 学术精英流动对流入大学的影响 |
一、“985”大学学术精英引进及其影响 |
二、“211”大学学术精英引进及其影响 |
三、普通大学学术精英引进及其影响 |
四、小结 |
第二节 学术精英流动对流出大学的影响 |
一、“985”大学学术精英流出及其影响 |
二、“211”大学学术精英流出及其影响 |
三、普通大学学术精英流出及其影响 |
四、小结 |
第三节 学术精英流动与大学发展的理论分析 |
一、学术精英流动的影响具有不确定性 |
二、学术精英吸收能力及其异质性 |
三、学术精英竞争性优势的可转移性 |
第六章 关于中国大学学术精英流动的反思 |
第一节 中国大学学术精英流动的阶段性 |
一、深化改革促进的高等教育自主化 |
二、快速发展推动的高等教育大众化与一流化 |
三、大学学术精英流动的阶段性及其形成 |
第二节 中国大学学术精英流动的特殊性 |
一、人才计划支配的学术精英流动 |
二、事业单位制异化的学术精英流动 |
第三节 中国大学学术精英流动的一般性 |
一、世界一流大学运动与中外大学学术精英流动 |
二、加快推进中国大学学术精英流动的国际化 |
结束语 |
参考文献 |
附录 |
在读期间科研成果发表情况 |
后记 |
(8)习近平精准扶贫思想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引言 |
一、选题缘由 |
二、研究背景 |
三、贫困相关核心概念梳理 |
四、研究意义 |
五、国内外研究现状 |
六、研究思路、重难点和创新点 |
七、研究方法 |
第一章 习近平精准扶贫思想的理论渊源、现实基础和哲学维度 |
第一节 习近平精准扶贫思想的理论渊源 |
一、精准扶贫思想之基—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贫困问题研究 |
二、精准扶贫思想之源—中国共产党主要领导人反贫困思想 |
三、精准扶贫思想之根—中华传统文化扶危济困价值理念 |
四、精准扶贫思想之鉴—西方反贫困理论 |
第二节 习近平精准扶贫思想的现实基础 |
一、习近平个人实践经历 |
二、中国特色扶贫道路 |
三、世界反贫困探索 |
四、新时代扶贫开发工作现实需求 |
第三节 习近平精准扶贫思想的哲学维度 |
一、从发展传承性审视习近平精准扶贫思想的历史逻辑 |
二、从人民主体性审视习近平精准扶贫思想的实践逻辑 |
三、从联系普遍性审视习近平精准扶贫思想的整体逻辑 |
第二章 习近平精准扶贫思想的基本内涵和鲜明特征 |
第一节 习近平精准扶贫思想的基本内涵 |
一、精准扶贫的重要意义 |
二、精准扶贫的目标任务 |
三、精准扶贫的基本原则 |
四、精准扶贫的策略方法 |
五、精准扶贫的运行机制 |
六、精准扶贫的组织保障 |
第二节 习近平精准扶贫思想的鲜明特征 |
一、彰显人民性 |
二、注重现实性 |
三、体现全面性 |
四、强化精准性 |
五、富有创新性 |
第三章 习近平精准扶贫思想的实践特点和理论创新 |
第一节 习近平精准扶贫思想的实践特点 |
一、“扶真贫真扶贫真脱贫”—从执政为民的宗旨意识认识精准扶贫 |
二、“大农业大农合大农政”—从农业农村发展的历史趋势实施精准扶贫 |
三、“一二三产融合”—从现代化经济规律的现实要求推进精准扶贫 |
四、“小康路上一个都能少”—从共同富裕的本质要求对待精准扶贫 |
五、“五级书记抓扶贫”—从党员干部的使命担当落实精准扶贫 |
第二节 习近平精准扶贫思想的理论创新 |
一、彰显和深化了马克思主义辩证思维方法 |
二、继承和创新了马克思主义农民合作化思想 |
三、丰富和拓展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 |
四、坚持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群众路线理论 |
五、深化和完善了马克思主义党建理论 |
第四章 习近平精准扶贫思想的时代新命题 |
第一节 着力解决精准扶贫新命题 |
一、研究宣传习近平精准扶贫思想,深化中国特色反贫困理论 |
二、精准对接脱贫攻坚新问题,完善针对性解决方案 |
三、系统谋划未来新课题,拓展中国特色扶贫道路 |
第二节 树立践行精准扶贫新理念 |
一、注重创新引领,激发人才科技发展动力 |
二、注重协调引领,形成有机联动发展态势 |
三、注重绿色引领,彰显生态文明发展方向 |
四、注重开放引领,构建内外连通发展格局 |
五、注重共享引领,打造全体共有发展平台 |
第三节 推出完善精准扶贫新举措 |
一、实施乡村振兴战略 |
二、建立健全反贫困保障体系 |
三、强化教育反贫困战略地位 |
第五章 习近平精准扶贫思想的历史地位、时代价值和世界意义 |
第一节 习近平精准扶贫思想的历史地位 |
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创新成果 |
二、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 |
三、中国特色“共同富裕”思想的继承发展 |
四、解决区域性整体贫困问题的指导思想 |
五、以人民为中心发展理念的思想宣言 |
第二节 习近平精准扶贫思想的时代价值 |
一、深化人民利益至上执政理念 |
二、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
三、促进在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 |
四、推动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 |
第三节 习近平精准扶贫思想的世界意义 |
一、为广大发展中国家进行贫困治理提供理论借鉴 |
二、为广大发展中国家进行贫困治理提供路径模式 |
三、为广大发展中国家进行贫困治理提供支持帮助 |
结语 |
参考文献 |
一、马克思主义经典着作与重要文献 |
二、研究专着 |
三、中文期刊 |
四、外文期刊 |
五、网页资料 |
六、报纸 |
七、硕博论文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科研成果情况 |
致谢 |
(9)十八大以来中国农村贫困治理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第一章 绪论 |
1.1 研究缘起及意义 |
1.1.1 研究缘起 |
1.1.2 研究意义 |
1.2 国内外相关研究述评 |
1.2.1 关于贫困概念的相关研究 |
1.2.2 关于贫困成因的研究 |
1.2.3 关于反贫困路径、对策的研究 |
1.3 研究的基本思路和方法 |
1.3.1 研究的基本思路 |
1.3.2 研究的基本方法 |
1.4 研究的创新与不足之处 |
1.4.1 创新之处 |
1.4.2 不足之处 |
第二章 中国农村贫困治理的理论基础 |
2.1 马克思、恩格斯关于贫困治理的基本思想 |
2.1.1 马克思、恩格斯贫困治理思想的形成条件 |
2.1.2 马克思、恩格斯从本质规律层面上体现的贫困治理思想 |
2.1.3 马克思、恩格斯从实践运行层面上体现的贫困治理思想 |
2.2 列宁的贫困治理理论与实践 |
2.2.1 列宁的贫困治理理论形成的主观条件 |
2.2.2 列宁的贫困治理理论形成的客观条件 |
2.2.3 列宁贫困治理的实践思路 |
2.3 中国共产党历届领导人的农村贫困治理思想 |
2.3.1 毛泽东的农村贫困治理思想 |
2.3.2 邓小平的农村贫困治理思想 |
2.3.3 江泽民的农村贫困治理思想 |
2.3.4 胡锦涛的农村贫困治理思想 |
第三章 十八大以前中国农村贫困治理的历程和经验 |
3.1 建国初期广义式农村贫困治理阶段(1949-1977) |
3.1.1 实施三大改造,确立社会主义制度 |
3.1.2 变革农村生产关系 |
3.1.3 确立社会主义救济制度 |
3.1.4 阶段总结 |
3.2 改革开放初期小范围救济式农村贫困治理阶段(1978-1985) |
3.2.1 启动农村改革 |
3.2.2 重视农村、农民、农业问题 |
3.2.3 实施专项扶贫计划 |
3.2.4 阶段总结 |
3.3 改革开放深化期大规模开发式农村贫困治理阶段(1986-2000) |
3.3.1 集中力量解决连片贫困地区、少数民族地区、革命老区贫困问题 |
3.3.2 制定详细扶贫计划,成立扶贫工作机构,安排专项扶贫资金 |
3.3.3 鼓励自力更生,强化社会动员 |
3.3.4 阶段总结 |
3.4 新世纪以来攻坚式农村贫困治理阶段(2001-2013) |
3.4.1 重新划定国家贫困县、贫困村适应新的扶贫形势 |
3.4.2 以集中连片特困地区为扶贫攻坚主战场 |
3.4.3 巩固扶贫成果,缩小发展差距 |
3.4.4 阶段总结 |
3.5 十八大以前中国农村贫困治理的基本经验 |
3.5.1 坚持党的领导,夯实农村贫困治理的组织基础 |
3.5.2 立足国情,探索适合中国国情的农村贫困治理道路 |
3.5.3 坚持人民立场,制定符合群众利益的农村贫困治理决策 |
3.5.4 从实际出发,因地制宜实施符合地区实际的农村贫困治理措施 |
第四章 十八大以来中国农村贫困治理现实的新境遇 |
4.1 中国农村贫困治理具备的有利条件 |
4.1.1 综合国力持续提升 |
4.1.2 农村贫困治理政策与制度体系基本完善 |
4.1.3 中国共产党治理能力不断提升 |
4.1.4 为美好生活而奋斗的发展共识已经形成 |
4.2 新时代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严峻挑战 |
4.2.1 国家富强之路仍有突出“短板” |
4.2.2 民族振兴面临崛起难题 |
4.2.3 人民对美好生活向往的迫切诉求 |
4.3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决胜期发展不平衡和不充分问题突出 |
4.3.1 群体发展差别维度 |
4.3.2 地区发展差异维度 |
4.3.3 城乡发展差距维度 |
4.4 推进中国农村贫困治理过程中面临治理难题 |
4.4.1 深度贫困地区脱贫难度大 |
4.4.2 相对贫困问题凸显 |
4.4.3 减贫边际效益递减 |
第五章 十八大以来中国农村贫困治理思想的新内容 |
5.1 以实现伟大复兴“中国梦”为根本目标 |
5.1.1 契合社会主义制度的本质要求 |
5.1.2 彰显中国共产党的根本宗旨 |
5.1.3 展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特色和优势 |
5.2 突出“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关怀 |
5.2.1 尊重人民的主体地位 |
5.2.2 发挥人民的主体作用 |
5.2.3 实现人民的主体利益 |
5.3 贯彻落实“共享发展”的新发展理念 |
5.3.1 全民共享,坚持人民利益至上 |
5.3.2 全面共享,提升人民“幸福感”与“获得感” |
5.3.3 共建共享,凝聚社会合力 |
5.3.4 渐进共享,衔接“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 |
5.4 维护“国家长治久安”是基本要求 |
5.4.1 现实关切和未来关照相呼应 |
5.4.2 整体进步和个体发展相结合 |
5.4.3 发展效率和社会公平相协调 |
第六章 十八大以来中国农村贫困治理实践的新战略 |
6.1 推进“精准扶贫,精准脱贫”战略:落实十八大以来中国农村贫困治理“底线”任务 |
6.1.1 “六个精准”的治理要求,确保“真扶贫,扶真贫” |
6.1.2 实施“五个一批”工程,实现“输血”与“造血”有效衔接 |
6.1.3 “中央统筹、省负总责、市县抓落实”的工作机制塑造“大扶贫格局” |
6.1.4 以群众满意度检验治理成效,变“对上负责”为“对民负责”. |
6.1.5 总结与思考 |
6.2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满足十八大以来中国农村贫困治理“发展”要求 |
6.2.1 发展乡村产业,推动构建“富裕乡村” |
6.2.2 树立城乡等价思维,积极打造“幸福乡村” |
6.2.3 焕发乡风新气象,携手共筑“文明乡村” |
6.2.4 织牢社会“安全网”,统筹推进“和谐乡村” |
6.2.5 注重生态涵养,着力建设“美丽乡村” |
6.2.6 强化人才支撑,共同构筑“活力乡村” |
6.2.7 总结与思考 |
第七章 十八大以来中国农村贫困治理价值的新意蕴 |
7.1 赋予中国农村贫困治理崭新时代内涵 |
7.1.1 符合中国由“大国”到“强国”的国际定位 |
7.1.2 丰富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
7.1.3 实现“中国梦”和“世界梦”同频共振 |
7.2 为国际减贫与发展事业提供“中国方案” |
7.2.1 由减贫带动发展实现国家整体繁荣 |
7.2.2 以制度优势和政治优势构筑社会合力 |
7.2.3 形成长效治理机制实现发展可持续化 |
7.3 契合构建一个没有贫困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时代主题 |
7.3.1 “内外兼修”统筹国内外两个大局 |
7.3.2 “内外兼施”推动国内治理和全球治理向健康方向发展 |
结论 |
致谢 |
参考文献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取得的成果 |
(10)地方政府环境政策对区域生态效率的影响研究 ——基于2008—2017年省级面板数据的实证分析(论文提纲范文)
中文摘要 |
abstract |
第一章 绪论 |
1.1 研究背景与问题提出 |
1.2 研究意义 |
1.2.1 理论意义 |
1.2.2 实践意义 |
1.3 基本概念界定 |
1.3.1 环境政策 |
1.3.2 环境政策工具 |
1.3.3 生态效率 |
1.4 研究思路与主要研究内容 |
1.4.1 研究思路 |
1.4.2 主要研究内容 |
1.5 研究方法与技术路线图 |
1.5.1 研究方法 |
1.5.2 技术路线图 |
1.6 论文结构 |
1.7 本文的研究特色与可能的创新点 |
第二章 国内外文献回顾 |
2.1 环境政策对区域生态效率的影响研究 |
2.1.1 环境政策与区域经济发展 |
2.1.2 环境政策与生态环境保护 |
2.1.3 环境政策与区域生态效率 |
2.1.4 环境政策空间溢出与区域生态环境保护、经济发展和生态效率 |
2.1.5 文献评述 |
2.2 环境政策强度测度方法相关研究 |
2.2.1 基于定性指标的测度方法 |
2.2.2 基于定量指标的测度方法 |
2.2.3 基于综合性指标的测度方法 |
2.2.4 基于环境政策本身的测度方法 |
2.2.5 文献评述 |
2.3 基于DEA方法的区域生态效率评价研究 |
2.3.1 基于CCR-DEA和 BCC-DEA模型的区域生态效率评价 |
2.3.2 基于SE-DEA模型的区域生态效率评价 |
2.3.3 基于SBM-DEA模型的区域生态效率评价 |
2.3.4 文献评述 |
2.4 公共政策量化分析方法相关研究 |
2.4.1 基于设定政策量化标准的公共政策量化分析 |
2.4.2 基于内容分析法的公共政策量化分析 |
2.4.3 文献评述 |
第三章 理论基础、理论分析框架构建与研究假设提出 |
3.1 理论基础 |
3.1.1 政治锦标赛竞争 |
3.1.2 波特假说 |
3.1.3 政治机会结构 |
3.2 理论分析框架的构建 |
3.3 研究假设的提出 |
3.3.1 地方政府竞争、环境政策空间溢出与区域生态效率 |
3.3.2 环境政策、企业绿色技术创新行为与区域生态效率 |
3.3.3 环境政策、公众环境参与行为与区域生态效率 |
3.4 本章小结 |
第四章 基于环境政策文本量化的我国省级政府环境政策强度测度 |
4.1 基于环境政策文本测度的逻辑起点 |
4.1.1 我国政策文本的特殊地位和作用 |
4.1.2 基于环境政策文本测度环境政策强度的合理性和可行性 |
4.2 省级政府环境政策文本的收集与整理 |
4.3 省级政府环境政策文本的初步统计分析 |
4.4 不同类型环境政策强度测度的实施 |
4.4.1 基于环境政策文本测度的操作化思路 |
4.4.2 不同类型环境政策的制定力度 |
4.4.3 环境政策的执行监督力度 |
4.4.4 信度与效度评估 |
4.5 数据处理与测度结果分析 |
4.5.1 数据处理 |
4.5.2 测度结果分析 |
4.6 本章小结 |
第五章 基于SBM-DEA的我国省域生态效率测算与分析 |
5.1 研究方法的选择 |
5.2 指标体系与数据说明 |
5.2.1 指标体系构建 |
5.2.2 数据来源与处理 |
5.3 测算结果及分析 |
5.4 本章小结 |
第六章 省级政府环境政策对省域生态效率影响 |
6.1 本章实证分析思路 |
6.2 省级政府环境政策对省域生态效率影响的空间计量回归 |
6.2.1 省级政府环境政策与省域生态效率的空间相关性分析 |
6.2.2 空间计量模型的设定 |
6.2.3 政策背景与分时期回归时间节点选择 |
6.2.4 变量和数据 |
6.2.5 实证结果及分析 |
6.3 省级政府环境政策对中介变量影响的回归分析 |
6.3.1 命令控制型和市场激励型环境政策对企业绿色技术创新行为的影响 |
6.3.2 公众参与型环境政策对公众环境参与行为的影响 |
6.4 省级政府环境政策和中介变量对省域生态效率影响的回归分析 |
6.4.1 计量模型构建 |
6.4.2 实证结果及分析 |
6.5 公众环境参与行为与环境政策的交互效应对省域生态效率影响 |
6.5.1 计量模型构建 |
6.5.2 实证结果及分析 |
6.6 本章小结 |
第七章 主要结论与政策启示 |
7.1 主要结论 |
7.1.1 基于环境政策文本量化的环境政策强度测度方法具有良好的效度 |
7.1.2 环境政策空间溢出显着影响了区域生态效率,但存在政策工具差异 |
7.1.3 “波特假说”在我国成立,但存在地区差异和政策工具差异 |
7.1.4 企业绿色技术创新行为和公众环境参与行为的中介效应得到了一定验证,但存在地区差异 |
7.1.5 公众环境参与行为与环境政策存在交互效应,有助于改善区域生态效率 |
7.2 政策启示 |
7.2.1 完善地方政府政绩考核体系,促进地方政府良性竞争 |
7.2.2 加强环境政策工具的科学设计,以绿色技术创新为驱动实现绿色发展 |
7.2.3 培育公众环境参与热情,发挥上下结合的协同治理优势 |
7.3 不足之处与研究展望 |
参考文献 |
致谢 |
在学期间所取得的科研成果 |
四、中西部地区最大的落后是观念(论文参考文献)
- [1]数字鸿沟与中国欠发达地区反贫困问题研究 ——以云南为例[D]. 罗廷锦. 北京邮电大学, 2020(01)
- [2]中国人口老龄化的区域经济增长效应研究[D]. 吴媛媛. 东北师范大学, 2020(06)
- [3]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公平观研究[D]. 唐磊. 北京交通大学, 2020(03)
- [4]我国国家区域援助制度法律研究[D]. 吕慧娜. 华东政法大学, 2020(03)
- [5]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中西部农村教育现代化研究 ——以贵州镇宁县为例[D]. 张静静. 扬州大学, 2020(05)
- [6]新时代中国特色城乡融合发展制度研究[D]. 张延曼. 吉林大学, 2020(08)
- [7]中国大学学术精英的流动[D]. 郭书剑. 南京师范大学, 2020(03)
- [8]习近平精准扶贫思想研究[D]. 于德. 中共中央党校, 2019(01)
- [9]十八大以来中国农村贫困治理研究[D]. 周芸帆. 电子科技大学, 2019(01)
- [10]地方政府环境政策对区域生态效率的影响研究 ——基于2008—2017年省级面板数据的实证分析[D]. 郭高晶. 华东师范大学, 2019(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