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论价值观差异对中美商务谈判的影响（论文文献综述）
邹雨佳[1]（2020）在《中美经贸谈判：从“受众成本”视角分析美方谈判策略差异（1989-2000）》文中认为本文通过研究对20世纪90年代中国对美阶段的“复关入世”谈判以及中美关于知识产权保护问题的谈判,旨在探索出中美经贸谈判中美方谈判策略与美国国内“受众成本”的关系。文章第一章主要总结了国内外学者前辈对于相关问题研究所得出的结论,在此基础上将其进一步深化并提出本文的主要研究问题。第二章阐述了中美关系发展的两条主线,也同样是贯穿文章的两条主要脉络,即:中美政治关系与经济关系的发展。通过描述各个时期中美经贸发展与该时期内中美政治局势的规律,总结出双边关系的特点,并从中提炼出在中美双边关系中,政治对经济如何发挥作用的逻辑线索。第三章是全文的主体部分,进一步细化了第二章的结论。首先,将研究对象聚焦于美国国内政治,并按照不同对象及其相互关系和在整个政治机制中发挥的作用,借以普特南的“双层博弈”框架,来说明在国际谈判中,美国国内政治机制对谈判策略的影响。其次,将通过对美国国内政治机制的考量,结合詹姆斯·费伦的“受众成本”理论分析得出“美国受众”在美国对外政策立场的影响。最后,通过中美经贸谈判的事实案例加以结合,得出“美国受众”如何决定了美国对外经贸谈判的谈判策略。文章选取的是发生在20世纪90年代的两场几乎同时进行但谈判策略却截然不同的中美经贸谈判。通过比较“复关入世”谈判中,美方对中国人权问题的强硬立场,从将之与最惠国待遇资格“挂钩”到“脱钩”的过程和双方关于知识产权保护问题的谈判,美方立场的软化同意、中方与之达成“假让步”的非实质性协议,能清楚完整地展示“美国受众”在美国对外经贸谈判策略方面的影响力。
乔丹[2]（2020）在《特朗普政府的对华政策研究》文中研究指明中美关系是世界上最重要的双边关系之一,一直以来也是我国对外关系的重点。两国关系的走向与发展始终牵动着两国、亚太地区乃至国际形势的变化与发展。奥巴马政府时期,中美两国走过了一个相对和谐、稳定的发展时期。这一时期,美国政府对华采取的是接触加规制的双重政策,美国国内的反华情绪相对比较温和,从政府到民间都积极与中国合作,共谋发展。与此同时,出于对中国在亚太地区势力的日益壮大和担心中国联合其他新兴国家威胁到美国霸权国地位的考虑,奥巴马政府又提出了“亚太再平衡”战略,希望以此来限制中国的发展。特朗普政府上台后,美国对华政策进行了一系列调整,涉及的领域与范围之广前所未有。特朗普政府执政以来,中美关系出现了重大转折,两国关系发展过程中的不确定因素迅速增多,双方之间的矛盾和分歧日益显露出来。特朗普是商人出身,且无执政经验,所以他的外交手段和特点无章可循。其外交手段不同于奥巴马政府,甚至是“逢奥巴马必反”,突出表现在其对华的强硬态度。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其一,特朗普上台后不久便对华发动了贸易战,原因是他认为美国在对华经贸等方面吃了亏,中国一直在“占美国的便宜”。他将中国视为战略竞争对手,认为是中国人抢走了美国人的就业岗位,导致美国的工作机会流失。其二,特朗普及其整个执政团队具有典型的“鹰派”风格和冷战思维,其反华、遏华情绪高涨,态度强硬。其三,对华遏制领域逐步延伸扩展,在文化交流、科技、军事、经济等各方面均对华设置种种限制,遏制中国的发展。其四,在国际政治战略上,特朗普政府部分继承了奥巴马政府时期的“亚太再平衡”战略,提出了新的“印太战略”,将印度拉进美国的盟友队伍中,意图进一步遏制中国的发展。美国对华政策调整的原因,有特朗普本身的性格特点,也有美国国内外的环境因素,例如,美国双重地位的下降、全球化与反全球化之间的博弈、美国国内贸易保护主义的抬头等,这些因素共同影响了美国对华政策的调整。综合起来看,特朗普政府执政以来,美国的对华政策既有合作,又有竞争,但遏制与竞争的成分更多一些。由于中美之间存在着结构性矛盾,中美双边关系还需要进一步调适,未来中美关系的走向仍存在诸多不确定因素。这就要求两国政府要高瞻远瞩,携手并进,求同存异,共谋合作、和平、发展之道,共同为地区和世界和平做出贡献。
严芳婷[3]（2020）在《没有硝烟的战争 ——《华尔街日报》与《经济日报》“中美贸易战”报道对比研究》文中研究表明特朗普上台执政后,在其“美国优先”政策的倡导下,美国出台了多项贸易保护主义措施,如加征关税、提高技术壁垒、重启贸易协定谈判,对全球贸易秩序产生了巨大冲击。尤其在对中美经贸问题上,特朗普多次指责中方“不公平的贸易行为”,并采取了一系列对华制裁的措施,自此引发两国就贸易逆差、关税壁垒、知识产权、全球贸易规则等经贸问题展开激烈的交锋,在世界范围内引发广泛的关注。新闻报道是公众获取重要信息和进行价值预判的重要来源,也是一个国家塑造形象、争夺话语权的重要手段。本文选取中美两家权威的经济报——《华尔街日报》和《经济日报》,就其在中美贸易战报道中的特点、差异进行分析研究。本文分为绪论、正文主体和总结。绪论主要是对贸易战产生的相关背景进行简要概述,同时对国内外相关研究进行总结梳理,并提出具体研究安排。正文部分为第二、三、四章:第二章对抽取的《华尔街日报》和《经济日报》中美贸易战的报道文本数据进行量化统计分析,并从报道数量、报道体裁、报道信源、报道主题和报道倾向性方面做具体内容研究。第三章根据贸易战关键时间节点,划分出“冲突爆发期”、“谈判休战期”、“双方对峙期”和“事态渐缓期”四个阶段,按照不同阶段对样本进行类别划分,结合框架理论对不同阶段的框架特点及变化过程归纳总结。第四章是对中美两家媒体报道的内容差异进行深层原因分析,探究框架建构中的内在逻辑。研究发现:《华尔街日报》和《经济日报》在报道数量上的高峰变化趋于一致;《华尔街日报》注重影响报道,报道体裁以通讯为主,在信源上多引用美方政府和行业专家来源,在报道立场上更倾向于负面批评。《经济日报》多以立场报道为主,报道体裁多为评论类,信源引用上倚重国内政府来源和国内外亲华专家来源,在倾向性上正面引导和负面批评互为补充。在报道框架的建构上,两家媒体并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随着贸易战的进展发生动态变化。具体而言,《华尔街日报》框架建构变化是“坚定自卫”—“诉诸恐慌”—“诉诸争议”—“反思政策”—“表达质疑”,《经济日报》的框架建构变化是“被迫反击”—“积极应对”—“回应争议”—“寻求合作”—“承认压力”。从中美媒体不同的框架特点也能反映出中西方在意识形态、文化背景、政治制度、媒体运行机制等方面的差异,展现了不同利益方利用新闻报道开展话语权争夺的目的性。
原婕菲[4]（2019）在《新时期中国国家形象研究 ——以中国和德国两国互相认知为例》文中研究表明本论文主要研究的是二十世纪九十年代至今的中国国家形象问题,任何国家的国家形象构建和呈现都受到国际局势大背景的影响和制约,本论文对20世纪中德关系进行了历史学的回顾,主要针对中德关系中的主要问题和两国形象问题进行了叙述和分析,找到了新时期中德两国互视的历史根源。在此基础之上,作者利用中文报刊和德文报刊资料、中德关系历史资料,以及调查问卷和访谈等形式,详细分析了中德两国国家形象,特别是对中国眼中的德国形象和德国眼中的中国形象进行了对比分析,打开了“两国互视”研究的全新视角。首先,本文提出了“互视”这一新概念。互视,即不同主体通过不同媒介、方式进行相互了解与认识,从而得到基于各自所获信息的稳定的认知。除了一国国家形象自身的发展演变,国家间互视不平衡是制约一国国家形象的重要因素。中国与德国的两国互视情况从很大程度上来说反应了中国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情况,是中西方国家形象互视的典型案例。但因为语言、文化等原因的制约,有关德国视角下的中国形象研究数量较少,较缺乏深度,本论文以“两国互视”的新视角研究德国视角下的中国形象和中德关系,并对中国形象的构建和提升提出了可行性建议。其次,本文回溯了中德两国互视的历史和二十世纪国际关系史。通过历史的研究可以看出,中德两国互视的不平衡主要体现在贯穿整个历史过程的基调是西方反华、反共势力强大,西方媒体对中国在国际上的发声进行包围和封堵,国际话语权始终掌握在西方国家手中,国际舆论形势始终处于西强中弱的态势,新中国的发展长期被外界扭曲和误解。20世纪80年代末,东欧许多国家发生政变,顷刻间,世界格局发生了历史性的变化。东欧剧变、苏联解体等事件的爆发使得80年代“理想化”的互视认知遭受冲击而不复存在。90年代,以美国媒体为主的西方对华报道均以负面为主,西方主流媒体构建了一个威胁西方安全的负面中国形象。中国成为了西方媒体视角下践踏人权的“警察国家”,未来挑起核战争的极端民族主义国家。并且,西方媒体制造了一系列有关计划生育、不同政见、民族自决等问题的负面舆论,强化与中国主流意识形态的分歧,宣扬“中国威胁论”。总的来说,中西方互视不平衡的特点是在各大西方主流媒体中,中国形象都多多少少的遭遇了妖魔化,西方站在极其防备和不公的视角来看待中国。再次,在概念界定和历史回顾的基础上,本文的第二章和第三章分别详细的研究了中国视角下的德国形象和德国视角下的中国形象,特别着重研究了主流媒体视域下的互视认知问题。主流媒体包含报纸、期刊、电视、广播等,是一个国家对外宣传的重要途径。本文主要利用了《环球时报》、《参考消息》作为研究中国的德国形象的材料,《南德意志报》、《焦点》作为研究德国的中国形象的材料,并结合作者在德国的亲身经历和体验,对两国互视进行了基础性的研究,分专题描绘出了两国互视认知的景象,为接下来进行两国互视比较研究作好了铺垫,打好了基础。最后,本文的第四章对中德两国互视进行了比较,对互视不平衡进行了剖析和批判,并提出了改变不平衡现状的对策和建议。长期以来,西方主流媒体普遍存在的一个问题就是用他们的意识形态框架来衡量中国的问题,并得出他们心目中合理的结论。中国国家形象虽然起着变化,逐渐向好发展,但近30年来未有明显转变,总体呈负面的不平衡的状态,即中国对德国等西方发达国家的认识较为正面,德国对中国的认识较为负面,这两种认识之间的差距很大。这种不平衡状态导致中国产生崇洋媚外、丧失国际话语权、国际地位与影响力提升缓慢。中国国家形象是建立在中国国情基础上的,而西方主流媒体普遍对中国国情缺乏真正的了解。21世纪以来,国际环境和中国自身都处于重要的变化时期,并且这个时期将持续较长的一段时间。这是中国国家形象不断变化的根本原因,也是塑造和改善中国国家形象的绝佳时机。2008年,奥运会成功在北京举行;2010年,世博会成功在上海举行,诸如此类突出的外交事件极大地推动了中国形象在国际上的更新。中国是由中国共产党领导社会主义国家,中共马克思主义政党的基本性质和原则立场并未改变,同时,中国的形象在2008年之后通过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化越来越充分地展示在了国际社会面前。中国应把握好这一重要战略机遇期,争取夺回塑造中国形象的国际话语权。近年来,中国对国家形象的塑造越来越重视,以一种开放的、自信的、现代化的姿态构建出了许多正面的中国国家形象,并对陈旧的、单一的、神秘的敌对形象进行改造和反击,一个具有时代感和新气象的中国形象正如一轮初升的太阳,冉冉升起。
吕文哲[5]（2019）在《论中美商务谈判中文化差异和冲突解决方式》文中指出在全球化发展浪潮中,中国一直秉承着对外开放的发展原则,鼓励众多的中国企业参与到国际竞争中去。同时,中美两国之间的经贸往来在全球经贸总量中占据重要比重,国际商务谈判在整个经贸往来中也扮演着主要角色。而两国文化上的差异却给商务谈判带来了众多问题,甚至影响着整个谈判的成败。因此,本文将先通过分析中美两国的文化差异来解剖中美两方在谈判过程中容易出现的分歧,然后结合今年中美贸易谈判实例加以论证,最后进行合理的策略分析。
赵昌[6]（2018）在《约翰·霍华德政府的“平衡外交”研究》文中认为约翰·霍华德执政时期在澳大利亚外交史上具有特殊重要地位,其推行的“平衡外交”战略不仅在当时产生了巨大效应,而且对后世影响深远。概括而言,“平衡外交”战略的推出是由澳大利亚国家利益决定的,体现了澳大利亚在文化传统与地缘现实间、经济发展与政治联盟间、国际公义与国家利益间的矛盾现实和利益取向。“平衡外交”是澳大利亚独立外交的发展成果和新形式,标志着澳大利亚外交政策的成熟。霍华德政府的“平衡外交”是在战后澳大利亚外交政策调整的大背景下进行的,其中工党的“中等强国外交”的实践为“平衡外交”提供了重要的思想来源。而在吸收柏克、孟希斯、撒切尔、里根等着名保守主义思想家政治思想基础上,霍华德的“新保守主义”思想为“平衡外交”奠定了理论基础。在平衡理念的指引下,霍华德上台后即对澳大利亚外交政策进行了大幅调整。一方面通过加强与欧美国家传统关系的方式对前任基廷政府的亚洲政策进行纠偏,变“亚洲唯一”为“亚洲第一”,实现外交的平衡发展。另一方面奉行实用主义的外交政策,强调澳大利亚的特质和地位,以增强外交政策的自信心。经济全球化、政治多极化以及地区安全形势的新变化也要求澳大利亚推行更加均衡的外交政策,以全方位地实现国家利益。为了实施“平衡外交”,霍华德领导的联合政府改变了工党对多边路径的依赖,把美、中、日、印（尼）四大国双边外交关系作为澳大利亚的外交支柱,并时刻注意以国家利益为准则平衡经济发展、政治联盟和价值观念等因素之间的关系。同时在多边外交上继续发挥自身优势,注意国家利益与国际形象的平衡、国家安全与国际公义的平衡、融入与自主的平衡以及多边与双边的平衡。此外,在全球性热点事务中推行平衡政策、在多元文化外交、人权外交、价值观联盟外交和经济外交等方面霍华德政府保持了原则性与实用性的平衡。因此,平衡是霍华德时期澳大利亚外交的基本逻辑,经过长期的政治实践,霍华德政府的“平衡外交”基本定型,并产生了良好的政策反响。当然“平衡外交”也面临一些挑战,澳大利亚的地缘、文化和社会舆论都会使其出现波动,但总体来讲平衡策略不失为澳大利亚外交的最佳选择,具有稳定的政策空间。霍华德政府时期形成的这种外交平衡的战略思想在陆克文政府“亚太共同体”倡议和特恩布尔政府出租达尔文港等政治实践中被沿用,产生了深远影响。总之,平衡理念贯穿了霍华德时期的外交实践,也为我们深刻认识澳大利亚的外交特性和利益取向提供了完整个案,对我们把控现任澳大利亚政府的外交趋向提供了分析依据,具有显着的国际政治意义。
赵祥云[7]（2018）在《国家领导人着作英译规范的嬗变研究》文中研究表明国家领导人着作英译是国家赞助下的具有中国特色的翻译活动,是中国构建对外政治话语体系的重要途径。不同时期的领导人着作英译行为既存在共同特点,也具有各自的特点,并体现出历时性的演进特征。因此,分析不同时期的领导人着作英译规范及其嬗变特征,并探讨其规范嬗变的社会文化动因,是当前领导人着作英译研究的重要内容。本研究主要围绕以下问题展开:一、不同时期的领导人着作英译规范具有何种特征?二、领导人着作英译规范的嬗变体现在哪些方面?三、领导人着作英译规范嬗变的动因体现在哪些方面?四、新时代语境下如何实现领导人着作原文意义的异域建构?本研究选取《毛泽东选集》、《邓小平文选》和《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的原文文本及其英译文本作为研究对象,根据研究需要,选择其中五种文本,即标题文本、口语化文本、修辞话语文本、政治话语文本和文化负载项文本,进行抽样分析。本研究从描述翻译学的规范概念入手,基于领导人着作英译文本的抽样分析,对三位领导人着作的英译规范进行比较研究。通过比较分析,找出领导人着作英译的共性特征和个体特征,并分析领导人着作英译规范的嬗变及其社会文化动因。本研究总体上采用了微观与宏观相结合的研究方法,具体而言,主要采用了以下几种方法。第一,文献分析法,主要见于第二章（文献综述部分）。第二,抽样分析方法,主要见于第三、四、五章。本研究首先对三位领导人着作的英译文本进行随机抽样,然后分析抽样文本的翻译策略,并据此提炼三位领导人着作英译的规范。第三,比较分析法,主要见于第六章。基于抽样分析结果进行对比分析,借助表格、折线图和柱形图,直观呈现不同时期领导人着作英译规范的基本特征。第四,译例分析法,主要见于第三、四、五和第七章。通过译例分析方法,对三位领导人着作英译策略进行实证分析,然后总结提炼领导人着作英译的起始规范和操作规范。第五,理论阐释法,主要见于第六章。借助文化学派和社会学派的相关理论,分析和阐释社会文化语境变迁、意识形态、权力、诗学、赞助人、译者惯习等因素对领导人着作英译规范的形成和嬗变的影响。研究表明,《毛泽东选集》、《邓小平文选》和《习近平谈治国理政》英译的起始规范分别是“以我为主”、“走向对话”和“融通中外”,其操作规范分别为“异化主导”、“趋向多元”和“多元互补”。虽然领导人着作英译规范体现出历史的演进特征,但“走向对话”和“融通中外”都坚持以“以我为主”为基本原则。总体而言,领导人着作英译活动具有以下五种基本特征:翻译行为的政治性、翻译原则的明确性、翻译模式的集体性、翻译方向的逆向性和翻译策略的针对性等。基于三位领导人着作英译的抽样分析和比较研究,提出新时代语境下领导人着作原文意义异域构建的三种模式:文化移植、文化融合和文化重构,并指出不同模式所对应的翻译策略与方法。本研究有助于深化对新时代语境下中央政论文献英译的认识,对中央文献英译理论构建及其实践发展都具有启迪意义。
杜刚[8]（2018）在《和平崛起进程中的中国国家安全研究》文中认为冷战结束以来,国际社会并没有进入人们所奢望的太平世界。在经济全球化快速发展背景下,传统安全问题不仅没解决,非传统安全问题又犹如捅破了马蜂窝一样接踵而至。传统安全与非传统安全两者又相互叠加、相互转化。大国之间关系既有合作也摩擦不断。亚洲地区正在成为世界的中心,地区热点问题难以解决,国际社会并不太平。这是中国崛起进程所面临的国际形势和国际安全背景。进入新世纪以来,中国的发展面临着新的安全问题。当前中国正在致力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正走在和平崛起的道路上,处在历史发展的关键时刻。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实现“中国梦”、实现和平崛起构成了新时代国家发展的战略目标。如何保障这些战略目标顺利地实现、如何保障国家安全、如何保障在实现战略目标进程中保障国家安全、实现国家安全这都成为迫切需要回答的问题。本文首先从生产力发展的角度分析了国家崛起可以维护国家安全,国家安全反过来有利于促进国家崛起。提出国家要实现崛起必须具有相对稳定的内外环境的假设,创新提出了“国家安全保障力”概念。着重分析了中国在和平崛起进程中所面临的内外几个主要安全问题,重点探讨了和平崛起进程中安全的挑战及其根源。提出“人”是实现国家安全之根本的思想,为此设计了保障国家安全的路径选择。在章节设置上,第一章是和平崛起与国家安全的理论分析,从理论视角分析国家崛起与国家安全之间的关系。第二章提出问题,分析中国和平崛起进程中国家安全所面临什么样的问题。第三章分析了和平崛起进程中由安全问题引起的挑战及其根源。第四章解决问题,中国和平崛起进程中保障国家安全的路径选择,从四个方面探讨了如何维护国家安全的具体措施。通过论证分析,总结论就是国家发展并不必然带来国家安全,国家崛起既是实现国家安全的途径,也是国家实现安全的最终目的。国家安全的内涵和外延是不断发展变化的,在国际社会上只要有阶级差别得存在、地区发展差别存在、意识形态差别存在,共同安全价值观（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如果没有形成,国际社会就会一直处于不安全状态。维护和实现国家安全不是某一个国家的责任,需要全世界共同努力。中国在实现崛起进程中既需要团结广大热爱和平的国家,实现合作安全;也需要从物质和精神两个建设维度来考虑维护国家安全。
饶玉龙[9]（2017）在《美跨国公司在华采购谈判面临的文化挑战》文中研究说明近年来,中美经贸关系随经济全球化程度加深而不断增强,但美跨国公司在华采购谈判面临的文化挑战也不断增多,文化差异作为影响跨国采购谈判的重要因素受到高度关注。针对这一问题,文章首先阐述了中美文化差异在语言和表达方式、价值观和思维方式以及风俗习惯上的主要表现,其次从谈判的目标、风格、方式等角度分析了文化差异给美跨国公司在华采购谈判带来的种种挑战,最后为与之进行采购谈判的中国供应商提供一些建议。
霍姝颖[10]（2017）在《中美商务活动中跨文化交际行为探析》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中美两国商务交流与合作蓬勃发展。商务活动本质上是一种跨文化交际活动,由于中美两国语言和文化上的存在着较大差异,两国经贸交流合作中很可能会产生冲突和误解,如何跨越文化障碍达成有效沟通显得尤为重要,它能使商务活动顺利开展。反之,在交流过程中若不能跨越文化阻碍,不仅会影响商务活动的流畅进行,甚至会适得其反,导致商务合作失败。中美双方企业应充分认识到两国之间的文化差异,为员工提供相应的语言文化、谈判策略以及公关形象等方面的培训,切实提高企业整体的跨文化交际能力。
二、论价值观差异对中美商务谈判的影响（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论价值观差异对中美商务谈判的影响（论文提纲范文）
（1）中美经贸谈判：从“受众成本”视角分析美方谈判策略差异（1989-2000）（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前言 |
| 一、选题目的与意义 |
| 二、文献综述 |
| 三、研究方法 |
| 第一章 美国谈判策略以及国内受众成本分析 |
| 一.受众成本与受众 |
| 1.受众成本概念 |
| 2.美国国内受众 |
| 3.美国受众成本形成原因 |
| 二.美方谈判策略 |
| 1.美国谈判策略特点 |
| 2.美方谈判策略形成的原因 |
| 三.中美经贸谈判(1991-2000) |
| 1.20 世纪90 年代中美关系特点:政治经济关系不再“亦步亦趋” |
| 2.美方在中美经贸谈判中的谈判策略 |
| 第二章 中美关系及中美经贸关系发展史(1949-2000) |
| 第一节 :中美经贸概况 |
| 2.1.1 中美经贸关系发展的第一阶段:新中国成立—中美正式建交前(1949-1978) |
| 1.新中国成立至中美关系实现正常化,即:1949-1972 |
| 2.中美关系正常化至中美正式建交,即:1972-1978 |
| 2.1.2 中美经贸关系发展第二阶段:中美正式建交至 20 世纪 90 年代之前(1979—1989) |
| 2.1.3 中美经贸关系发展第三阶段:冷战后--21 世纪初期(1990-2000) |
| 第二节 :中美经贸关系特点(新中国成立后—冷战后) |
| 1.第一阶段:经济是政治“附属品”的起步阶段阶段:20 世纪70 年代 |
| 2.第二阶段:政治是“变压器”,经济是“粘合剂”的相互影响阶段:20世纪80年代 |
| 3.第三阶段:“自行其是”的矛盾阶段:20 世纪90 年代 |
| 第三节 :中美经贸关系各阶段特征原因分析 |
| 1.第一阶段:20世纪70年代—经贸附属于政治的阶段 |
| 2.第二阶段:20世纪80年代—双边经贸关系的能动性提升阶段 |
| 3.第三阶段:20世纪90年代—能动性强且高度相互依赖阶段 |
| 第四节 :本章小节 |
| 第三章 案例分析:以“中美最惠国待遇”以及“知识产权谈判”为例 |
| 第一节:案例分析:中美最惠国待遇 |
| 1.布什政府时期的最惠国待遇政策:1989-1992 |
| (1)美国国内相关利益集团立场 |
| (2)布什政府时期的“府会之争” |
| 2.克林顿政府时期的对华最惠国待遇政策:1993-1994 |
| (1)克林顿政府的政策调整 |
| (2)国内的反对以及“挂钩政策”的失败 |
| 总结 |
| 第二节:中美知识产权谈判案例分析 |
| 第三节:从“美国国内政治因素”视角分析美国将“对华最惠国待遇”与“人权问题”挂钩以及没有将“知识产权”与“人权问题”挂钩的原因 |
| 结论 |
| 附录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2）特朗普政府的对华政策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意义 |
| 二、国内外研究现状 |
| (一)国内研究现状 |
| (二)国外研究现状 |
| 三、研究内容 |
| 四、研究方法 |
| 五、创新与不足之处 |
| 第一章 奥巴马政府时期美国对华政策回顾 |
| 一、奥巴马政府的对华政策:“接触+规制” |
| (一)接触政策 |
| (二)规制政策 |
| 二、奥巴马政府“亚太再平衡”中的“平衡中国”意图与举措 |
| (一)奥巴马政府的“亚太再平衡”战略出台的背景 |
| (二)奥巴马政府“亚太再平衡”战略推出的原因 |
| (三)奥巴马政府“亚太再平衡”战略的具体举措 |
| 第二章 特朗普政府对华政策的调整 |
| 一、特朗普政府对华政策调整的核心内容 |
| (一)发动对华贸易战 |
| (二)外交手段强硬 |
| (三)文化交流设限 |
| (四)科技领域竞争 |
| (五)军事上的封锁围堵 |
| (六)战略上从“亚太再平衡”到“印太战略” |
| 二、特朗普政府对华政策调整的逻辑 |
| (一)“美国优先”理念 |
| (二)“逢奥巴马必反” |
| (三)特朗普政府的冷战思维 |
| 三、特朗普政府对华政策调整的实质 |
| (一)“两面下注”:合作与竞争 |
| (二)协同与对抗:“软制衡”与“软遏制” |
| 第三章 特朗普政府对华政策调整的原因分析 |
| 一、特朗普政府对华政策出台的国际大背景 |
| (一)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对美对华政策产生的冲击 |
| (二)美国双重地位与实力的下降 |
| (三)全球化与反全球化之间的博弈 |
| (四)全球贸易自由化与美国贸易保护主义的新发展 |
| (五)中国综合实力提升的历史现实 |
| 二、影响特朗普政府对华政策的美国国内因素 |
| (一)美国国内孤立主义的回潮 |
| (二)美国朝野两党的政治缠斗 |
| (三)特朗普的个性特质 |
| (四)特朗普政府精英团队的反华、遏华倾向 |
| 第四章 中美关系的未来走向 |
| 一、未来中美关系发展过程中可能遇到的不确定因素预测 |
| 二、中美关系未来发展的总趋势:机遇与挑战并存 |
| 三、中美之间结构性矛盾的调适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3）没有硝烟的战争 ——《华尔街日报》与《经济日报》“中美贸易战”报道对比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第一节 选题背景及意义 |
| 一、逆全球化思潮的出现 |
| 二、特朗普政策及复杂的国际舆论环境 |
| 三、选题意义及创新 |
| 第二节 国内外文献综述 |
| 一、国外研究综述 |
| 二、国内研究综述 |
| 三、框架理论研究综述 |
| 第二节 研究方法与思路 |
| 一、研究方法 |
| 二、样本选择 |
| 三、类目建构 |
| 第二章 《华尔街日报》和《经济日报》“中美贸易战”报道内容分析 |
| 第一节 报道数量分析:高峰变化与事件冲突呈正相关 |
| 第二节 报道体裁分析:《华报》通讯类居多,《经报》评论类居多 |
| 第三节 报道主题分析:《华报》重影响报道,《经报》重立场报道 |
| 第四节 报道信源分析:本国政府信源为主、其他信源为辅 |
| 第五节 报道倾向分析:负面报道为主,正面与中立报道为辅 |
| 第三章 《华尔街日报》和《经济日报》“中美贸易战”报道框架分析 |
| 第一节 《华尔街日报》“中美贸易战”报道框架分析 |
| 一、冲突爆发期:强硬指责、妖魔中国 |
| 二、谈判休战期:强调威胁、诉诸恐慌 |
| 三、双方对峙期:强势批评,诉诸争议 |
| 四、事态渐缓期:反思政策,表达质疑 |
| 第二节 《经济日报》“中美贸易战”报道框架分析 |
| 一、冲突爆发期:强烈谴责,被迫反击 |
| 二、谈判休战期:强调优势,增强信心 |
| 三、双方对峙期:回应争议,呼吁合作 |
| 四、事态渐缓期:承认压力,凸现影响 |
| 第四章 《华尔街日报》和《经济日报》中美贸易战报道差异及原因 |
| 第一节 宏观层面:国家利益方和意识形态不同 |
| 一、政治因素:国家利益差异 |
| 二、文化因素:意识形态和文化的差异 |
| 第二节 微观层面:中西方新闻媒体运行机制的差异 |
| 一、中西方媒体不同的受众观 |
| 二、西方新闻自由背后的规则 |
| 三、中国党报的媒介定位 |
| 结语: 不同的利益诉求是媒体“战争”的关键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致谢 |
（4）新时期中国国家形象研究 ——以中国和德国两国互相认知为例（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第一节 研究缘起与研究意义 |
| 一、研究缘起 |
| 二、研究意义 |
| 第二节 相关概念与研究综述 |
| 一、有关中德关系的概念界定和研究现状 |
| 二、有关国家形象的概念界定和研究现状 |
| 三、媒体视域下的国家形象研究现状 |
| 四、国家形象比较研究现状 |
| 第三节 研究路径 |
| 一、研究思路和框架 |
| 二、新概念引入 |
| 三、研究方法 |
| 四、创新之处和难点 |
| 第一章 中德关系与两国互视溯源 |
| 第一节 新中国建立前的中德关系 |
| 一、鸦片战争后的中德关系 |
| 二、国民党统治下的中德关系 |
| 三、马克思主义与中德关系 |
| 四、新中国成立前的中德经济关系 |
| 五、新中国成立前的中德文化交流 |
| 六、中德国家形象的民间互视历史 |
| 第二节 1949年至1990年的中德关系与两国互视 |
| 一、新中国建立之初的国际环境和外交方针 |
| 二、中国与民主德国关系回溯 |
| 三、中国与联邦德国的关系回溯 |
| 第二章 中国主流媒体视域下的德国形象 |
| 第一节 中国主流媒体涉德报道的量化分析 |
| 一、研究对象的选择 |
| 二、涉德报道的数量变化 |
| 三、涉德报道的议题分布 |
| 四、涉德报道的态度倾向性 |
| 第二节 中国主流媒体中涉德报道的内容分析 |
| 一、德国的政治形象 |
| 二、德国的经济形象 |
| 三、德国的社会形象 |
| 四、德国的文化形象 |
| 第三节 中国主流媒体镜像中的德国国家形象 |
| 一、中国的德国形象构建方式 |
| 二、中国主流媒体构建德国形象时存在的问题 |
| 第三章 德国主流媒体视域下的中国国家形象 |
| 第一节 《南德意志报》中的中国国家形象数据分析 |
| 一、材料选择 |
| 二、《南德意志报》中国报道总量分析 |
| 三、《南德意志报》中国报道的倾向性分析 |
| 第二节 德国主流媒体视阈下的中国政治形象 |
| 一、德国的中国共产党形象 |
| 二、德国的中国大国关系形象 |
| 三、德国眼中的台湾问题 |
| 第三节 德国主流媒体视阈下中国经济形象 |
| 一、德国的中国经济发展现状 |
| 二、德国眼中的“一带一路” |
| 三、德国眼中的中国海外投资 |
| 四、德国眼中的中国环境问题 |
| 第四节 德国主流媒体视阈下的中国人权形象 |
| 一、德国眼中的中国新闻及言论自由 |
| 二、德国眼中的西藏问题 |
| 三、令德国不解的其他中国人权问题 |
| 第四章 中德两国国家形象的互视比较 |
| 第一节 德国民众视角下的中国形象 |
| 一、德国民众的中国形象调查 |
| 二、基于调查结果的中国形象分析 |
| 第二节 中德形象的比较 |
| 一、跨文化沉默的螺旋 |
| 二、中德两国互视应有的变化 |
| 第三节 中德国家形象认知的不平衡 |
| 一、德国对中国形象的负面认知 |
| 二、德国对中国产生负面认知的原因 |
| 三、构建平衡国家互视形象的必要性 |
| 四、塑造与构建平衡国家互视形象的法则与方法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后记 |
（5）论中美商务谈判中文化差异和冲突解决方式（论文提纲范文）
| 一、中美文化差异及其对商务谈判的影响 |
| (一) 强弱环境文化影响商务谈判 |
| (二) 高低权力差距影响商务谈判 |
| (三) 思维方式差异影响商务谈判 |
| 二、中美近期谈判实例分析 |
| 三、解决跨文化影响下国际商务谈判的策略 |
| (一) 知己知彼, 充分准备 |
| (二) 适当顺应, 拉近距离 |
| (三) 善用策略, 弹性定议 |
| 四、结语 |
（6）约翰·霍华德政府的“平衡外交”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内容摘要 abstract 第一章 绪论 |
| 第一节 选题背景与意义 |
| 第二节 研究综述 |
| 第三节 研究思路与方法 |
| 第四节 论文创新之处与不足 第二章 “平衡外交”的理论基础 |
| 第一节 “中等强国”思想与澳大利亚的平衡实践 |
| 一、澳大利亚与“中等强国”概念 |
| 二、“中等强国”的平衡外交 |
| 第二节 “新保守主义”思想与澳大利亚的平衡理念 |
| 一、柏克对霍华德的影响 |
| 二、孟希斯对霍华德的影响 |
| 三、里根、撒切尔对霍华德的影响 |
| 四、霍华德的“新保守主义”思想 |
| 本章小结 第三章 “平衡外交”的实施背景 |
| 第一节 对亚洲政策：由“亚洲唯一”到“亚洲第一” |
| 一、调整“亚洲唯一”政策 |
| 二、实行“亚洲第一”政策 |
| 第二节 同美欧关系：由疏远同盟到恢复活力 |
| 一、工党政府对澳美同盟的疏远 |
| 二、霍华德政府修复澳美关系 |
| 三、霍华德政府强化澳欧关系 |
| 第三节 冷战的终结：外交平衡的现实基础 |
| 一、经济全球化与澳大利亚的经济结构转型 |
| 二、政治多极化与澳大利亚的外交政策重构 |
| 三、安全地区化与澳大利亚的安全环境转变 |
| 本章小结 第四章 “平衡外交”下的双边外交 |
| 第一节 推行四大国支柱外交 |
| 一、对日关系：相互借助 |
| 二、对美关系：合作斗争 |
| 三、对中关系：积极务实 |
| 四、对印尼关系：追求稳定 |
| 第二节 推行双边协调外交 |
| 一、东北亚问题：间接干预 |
| 二、南亚问题：协调印巴 |
| 本章小结 第五章 “平衡外交”下的多边外交 |
| 第一节 在联合国推行多边平衡外交 |
| 一、推动联合国改革：国家实力与国际形象间平衡 |
| 二、领导国际军控：国家安全与国际公义间平衡 |
| 第二节 在亚太推行地区平衡外交 |
| 一、澳大利亚与东盟：融入与自主间平衡 |
| 二、澳大利亚与亚太：双边与多边间平衡 |
| 第三节 在南太推行周边平衡外交 |
| 一、平衡地区力量、主导地区议程 |
| 二、平衡大国影响、维护传统地位 |
| 本章小结 第六章 “平衡外交”下的全球外交 |
| 第一节 势力平衡外交 |
| 一、台海问题上逐渐中立 |
| 二、东帝汶问题上推行平衡 |
| 第二节 经济外交 |
| 一、澳大利亚的经济外交理念 |
| 二、霍华德政府的APEC经济平衡 |
| 第三节 多元文化外交 |
| 一、澳大利亚的多元文化外交理念 |
| 二、霍华德政府的文化平衡外交 |
| 第四节 价值观外交 |
| 一、讲求实用的人权外交 |
| 二、平衡利益的价值观联盟外交 |
| 本章小结 第七章 对“平衡外交”的评价 |
| 第一节 霍华德外交的平衡逻辑 |
| 一、执政方针的平衡性 |
| 二、执政体系的平衡性 |
| 第二节 “平衡外交”的内涵 |
| 一、文化传统与地缘现实间平衡 |
| 二、经济发展与政治联盟间平衡 |
| 三、国际公义与国家利益间平衡 |
| 第三节 “平衡外交”的效果 |
| 一、“平衡外交”的政策反响 |
| 二、“平衡外交”的战略空间 |
| 三、“平衡外交”的历史影响 |
| 本章小结 结语 附录：澳大利亚历任总理一览表 参考文献 在学期间所取得的科研成果 后记 |
（7）国家领导人着作英译规范的嬗变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第一节 研究背景及意义 |
| 一、研究背景 |
| 二、研究意义与价值 |
| 第二节 研究目的、内容、思路、方法与创新之处 |
| 一、研究目的与内容 |
| 二、研究思路与方法 |
| 三、创新之处 |
| 第三节 描述翻译学的规范概念：借鉴与拓展 |
| 一、描述翻译学的规范概念 |
| 二、翻译规范研究的社会文化视阈 |
| 三、本研究对翻译规范概念的借鉴与拓展 |
| 第二章 文献综述 |
| 第一节 国家领导人着作英译简述 |
| 一、《毛选》英译——领导人着作英译的奠基期 |
| 二、《邓选》英译——领导人着作英译的转型期 |
| 三、《治国理政》英译——领导人着作英译的探索期 |
| 第二节 国内外关于领导人着作英译研究的文献综述 |
| 一、国内关于领导人着作英译研究的文献综述 |
| 二、国外关于领导人着作英译研究的文献综述 |
|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毛选》英译规范探析 |
| 第一节 《毛选》英译抽样分析 |
| 一、标题英译 |
| 二、口语化风格英译 |
| 三、修辞话语英译 |
| 四、政治话语英译 |
| 五、文化负载项英译 |
| 第二节 《毛选》英译的操作规范 |
| 一、异化翻译策略占主导 |
| 二、异化策略对归化策略的遮蔽 |
| 三、异化策略中的微妙变通 |
| 第三节 《毛选》英译的起始规范 |
| 一、忠实传递原作内容 |
| 二、尽量贴近原作形式 |
| 三、保持译文通顺流畅 |
|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邓选》英译规范探析 |
| 第一节 《邓选》英译抽样分析 |
| 一、标题英译 |
| 二、口语化风格英译 |
| 三、修辞话语英译 |
| 四、政治话语英译 |
| 五、文化负载项英译 |
| 第二节 《邓选》英译的操作规范 |
| 一、异化翻译策略为主 |
| 二、归化翻译策略提升 |
| 三、翻译策略趋向多元 |
| 第三节 《邓选》英译的起始规范 |
| 一、忠实传递原作内容 |
| 二、灵活调整语言形式 |
| 三、注重翻译交际功能 |
|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治国理政》英译规范探析 |
| 第一节 《治国理政》英译抽样分析 |
| 一、标题英译 |
| 二、口语化风格英译 |
| 三、修辞话语英译 |
| 四、政治话语英译 |
| 五、文化负载项英译 |
| 第二节 《治国理政》英译的操作规范 |
| 一、异化翻译策略为主 |
| 二、归化翻译策略增强 |
| 三、翻译策略多元互补 |
| 第三节 《治国理政》英译的起始规范 |
| 一、准确传译原作精神——内容层面 |
| 二、保持译文畅达明确——形式层面 |
| 三、保持翻译折中平衡——翻译过程 |
| 四、力求译文简单易解——翻译结果 |
| 本章小结 |
| 第六章 领导人着作英译规范的嬗变及其动因 |
| 第一节 领导人着作英译行为的基本特征 |
| 一、翻译行为的政治性 |
| 二、翻译原则的明确性 |
| 三、翻译模式的集体性 |
| 四、翻译方向的“逆向性” |
| 五、翻译策略的针对性 |
| 第二节 领导人着作英译规范的嬗变 |
| 一、基于抽样分析的领导人着作英译规范比较 |
| 二、操作规范的嬗变：异化主导到多元互补 |
| 三、起始规范的嬗变：以我为主到融通中外 |
| 第三节 领导人着作英译规范嬗变的社会文化动因 |
| 一、社会文化语境变迁与国家领导人着作英译规范嬗变 |
| 二、意识形态演进推动翻译规范的演进 |
| 三、翻译诗学演变对领导人着作英译规范的塑造 |
| 四、权力因素对翻译规范的影响 |
| 五、译者惯习与领导人着作英译规范 |
| 本章小结 |
| 第七章 新时代语境下的领导人着作英译与跨文化构建——以《治国理政》英译为例 |
| 第一节 《治国理政》原文意义的异域构建模式 |
| 一、《治国理政》原文意义异域构建的特点 |
| 二、《治国理政》原文意义异域构建的三种模式 |
| 第二节 《治国理政》中的中国表达英译 |
| 一、《治国理政》的社会文化表征 |
| 二、《治国理政》中的中国表达英译 |
| 第三节 《治国理政》英译的跨文化建构意义 |
| 一、《治国理政》英译与对外话语体系构建 |
| 二、《治国理政》英译与文化软实力建设 |
| 三、《治国理政》英译与国家形象构建 |
| 本章小结 |
| 第八章 结语 |
| 第一节 主要观点 |
| 第二节 研究贡献与不足之处 |
| 一、本研究的贡献 |
| 二、本研究的不足之处 |
| 第三节 反思与展望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附录一：《毛选》英译抽样文本分类摘编 |
| 1.1 《毛选》(1-5卷)标题英译策略 |
| 1.2 《毛选》口语化表达英译60例 |
| 1.3 《毛选》修辞话语英译60例 |
| 1.4 《毛选》政治话语英译60例 |
| 1.5 《毛选》文化负载项英译60例 |
| 附录二：《邓选》英译抽样文本分类摘编 |
| 2.1 《邓选》(1-3卷)标题英译策略统计 |
| 2.2 《邓选》口语化表达英译60例 |
| 2.3 《邓选》修辞话语英译60例 |
| 2.4 《邓选》政治话语英译60例 |
| 2.5 《邓选》文化负载项英译60例 |
| 附录三：《治国理政》英译抽样文本分类摘编 |
| 3.1 《治国理政》(第1卷)标题英译策略 |
| 3.2 《治国理政》口语化表达英译60例 |
| 3.3 《治国理政》修辞话语英译60例 |
| 3.4 《治国理政》政治话语英译60例 |
| 3.5 《治国理政》文化负载项英译60例 |
| 后记 |
| 在学期间所取得的科研成果 |
（8）和平崛起进程中的中国国家安全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导论 |
| 一、选题背景 |
| 二、选题意义 |
| 三、研究综述 |
| 四、相关概念的界定与研究的理论视角 |
| 五、研究方法 |
| 六、研究的基本思路 |
| 七、创新与不足 |
| 第一章 和平崛起与国家安全的理论分析 |
| 第一节 崛起与国家安全 |
| 一、马克思主义的生产力论与国家安全 |
| 二、国家“落后就要挨打”的生产力视角分析 |
| 三、中国经济的发展与国际地位的提升 |
| 第二节 和平崛起与国家安全保障 |
| 一、国家崛起需要安全保障 |
| 二、国家安全保障力 |
| 三、国家崛起与国家安全保障力 |
| 第三节 和平崛起与国家安全之间的关系 |
| 一、国家衰落或崛起与安全之间矛盾的两个案例 |
| 二、国家崛起与保持安全在矛盾中发展 |
| 三、和平崛起与国家安全之间的关系及影响 |
| 第二章 和平崛起进程中的国家安全问题 |
| 第一节 中国崛起面临的国际安全环境 |
| 一、世界变得越来越不安全 |
| 二、非传统安全问题越来越突出 |
| 三、中国崛起引发的安全困境 |
| 四、国家崛起进程中外部威胁的演变 |
| 第二节 中国周边安全环境复杂多变 |
| 一、传统安全问题依然威胁国家安全 |
| 二、历史问题给国家间安全造成威胁 |
| 三、陆地争端加剧国家之间的矛盾 |
| 四、东北亚现实军事威胁依然存在 |
| 第三节 国家内部安全形势不容乐观 |
| 一、意识形态安全受到威胁 |
| 二、发展不平衡不充分引发的社会问题 |
| 三、文化安全受到威胁 |
| 四、生态与环境安全受到威胁 |
| 五、网络与信息安全问题突出 |
| 第三章 崛起进程中安全问题引起的挑战及其根源 |
| 第一节 中国崛起打破了国际力量对比的平衡 |
| 一、全球化发展对国家安全的冲击 |
| 二、中国崛起改变了世界力量结构 |
| 三、国家实力的变化对国民心理造成的影响 |
| 第二节 崛起引发的内部主要矛盾 |
| 一、政治安全受到威胁 |
| 二、经济安全受到威胁 |
| 三、敏感问题影响社会稳定 |
| 四、环境污染威胁国民生存安全 |
| 五、内部威胁的发展与演变 |
| 第三节 内外威胁对国家之间安全影响 |
| 一、内外两种威胁之间的关系 |
| 二、两种威胁对国家崛起的影响 |
| 三、两种威胁对国家间关系的影响 |
| 第四节 崛起进程中内外挑战塑造了安全困境 |
| 一、崛起进程中各类挑战构成安全困境的根源 |
| 二、传统安全困境与非传统安全困境的叠加 |
| 三、崛起进程中安全困境的破除 |
| 第四章 国家崛起进程中安全实现的路径选择 |
| 第一节 集聚国家安全保障的强大物质力量 |
| 一、始终坚持以发展为中心不断增强国家综合实力 |
| 二、实现自主创新提升国家科技实力 |
| 三、加强军事变革提升维护国家安全的军事能力 |
| 四、加强信息化建设保障国家信息安全 |
| 第二节 培育维护国家安全的精神力量 |
| 一、全面实施国家安全教育工程 |
| 二、重塑民族精神在民族精神中注入国家安全的基因 |
| 三、弘扬爱国主义精神增强国家认同 |
| 四、建设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国家安全文化 |
| 第三节 落实“一带一路”倡议营造良好地区环境 |
| 一、“一带一路”倡议对于中国和平崛起的意义 |
| 二、“一带一路”沿线安全隐患及对区域安全影响 |
| 三、落实“一带一路”倡议营造良好周边和地区环境 |
| 第四节 国家安全保障的全球安全治理 |
| 一、积极参与国际安全治理保障国际安全 |
| 二、积极合作共建新型大国关系 |
| 三、国际安全治理几个关键领域的安全保障 |
| 四、增强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发表论文及参加科研情况 |
| 后记 |
（9）美跨国公司在华采购谈判面临的文化挑战（论文提纲范文）
| 一、概述 |
| 二、中美文化差异在采购谈判中的具体表现 |
| (一) 语言和表达方式的差异 |
| (二) 价值观和思维方式的差异 |
| (三) 风俗习惯的差异 |
| 三、中美文化差异对美跨国公司在华采购谈判的影响 |
| (一) 对采购谈判目标的影响 |
| (二) 对采购谈判风格的影响 |
| (三) 对采购谈判对象选择的影响 |
| (四) 对采购谈判方式的影响 |
| (五) 采购谈判礼仪的影响 |
| 四、中国供应商的应对策略 |
| (一) 充分搜集采购谈判信息 |
| (二) 根据订单和采购商的价值制定供应战略 |
| (三) 注重谈判礼仪和时间观念、信用观念 |
| (四) 遵守留有余地和转移焦点的原则 |
| 五、结语 |
（10）中美商务活动中跨文化交际行为探析（论文提纲范文）
| 1 中美商务活动中的文化差异 |
| 1.1 价值观念 |
| 1.2 时间概念 |
| 1.3 问候与接待 |
| 1.4 谈判策略 |
| 2 跨文化交际的概念及影响 |
| 2.1 跨文化交际的概念 |
| 2.1.1 言语交际行为 |
| 2.1.2 非言语交际行为 |
| 2.2 跨文化交际对中美商务活动的影响因素 |
| 2.2.1 语言因素 |
| 2.2.2 非言语因素 |
| 3 如何进行有效的跨文化交际 |
| 4 结语 |
四、论价值观差异对中美商务谈判的影响（论文参考文献）
- [1]中美经贸谈判：从“受众成本”视角分析美方谈判策略差异（1989-2000）[D]. 邹雨佳. 外交学院, 2020(08)
- [2]特朗普政府的对华政策研究[D]. 乔丹. 河南大学, 2020(02)
- [3]没有硝烟的战争 ——《华尔街日报》与《经济日报》“中美贸易战”报道对比研究[D]. 严芳婷. 华中师范大学, 2020(02)
- [4]新时期中国国家形象研究 ——以中国和德国两国互相认知为例[D]. 原婕菲. 中共中央党校, 2019(02)
- [5]论中美商务谈判中文化差异和冲突解决方式[J]. 吕文哲. 祖国, 2019(01)
- [6]约翰·霍华德政府的“平衡外交”研究[D]. 赵昌. 华东师范大学, 2018(12)
- [7]国家领导人着作英译规范的嬗变研究[D]. 赵祥云. 华东师范大学, 2018(02)
- [8]和平崛起进程中的中国国家安全研究[D]. 杜刚. 苏州大学, 2018(02)
- [9]美跨国公司在华采购谈判面临的文化挑战[J]. 饶玉龙. 中国集体经济, 2017(22)
- [10]中美商务活动中跨文化交际行为探析[J]. 霍姝颖. 中国商论, 2017(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