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汉风沙志

一、两汉的沙尘暴记录（论文文献综述）

龚胜生,李孜沫,谢海超,王晓伟,张涛,石国宁,陈发虎^[1]（2021）在《中国3000年疫灾流行的时空特征及其影响因素》文中研究表明疫灾是人类灾害链网中的顶级灾害。利用历史疫灾史料,建立疫灾时间序列,使用历史断面分析、因子相关分析、时间序列分析等方法,对中国过去2720年疫灾流行的时空特征及其影响因素进行研究。结果表明:（1）中国疫灾流行的频度和强度有长期上升趋势,温暖期形成疫灾低谷,寒冷期形成疫灾高峰。（2）中国疫灾流行总体以夏、秋季为主,但有阶段性差异,15世纪50年代以后,由于疫病种类增多,疫灾频度提高,疫灾的季节性差异逐渐不显着。（3）中国疫灾波动周期主要有620～610 a、320～310 a、230～220 a、170 a、90 a等,它们大都是12 a或11.2 a的倍数,反映了"十二地支"周期的存在和太阳黑子活动对疫灾周期的重大影响。（4）过去近3000年里,中国累积的疫灾广泛度为93.51%,疫灾厚度达16.86层,东南半壁的疫灾比西北半壁的频繁得多、严重得多。（5）中国疫灾区域拓展与土地开发同步,疫灾重心变迁受经济重心的牵引,南宋以前由北向南迁移,南宋以后由东向西迁移;外来疫病输入对疫灾分布格局产生重大影响。（6）疫灾流行既是自然生态现象,也是社会文化现象,疫灾时空分布变迁反映人地关系变迁,人口稠密区、交通沿线区、都城周边区、自然疫源区、灾害频发区都是疫灾多发区。（7）地理环境分异奠定疫灾空间分异,高温、高湿、低海拔地区疫灾易于流行;自然灾害对疫灾具有诱发作用,灾害频繁区也是疫灾频发区,灾害频繁期也是疫灾频繁期;气候变迁影响疫灾波动,寒冷期疫灾多发,温暖期疫灾少发;人口增加带来的土地开发和人地关系紧张,加剧疫灾的流行;疫灾与战争如影随形,战乱频繁期也是疫灾频繁期。

路美玲^[2]（2020）在《汉代自然灾异文学书写研究》文中指出自然灾异是人类共同的创伤记忆,人类文明的发展史就是一部与自然灾异的斗争史。文学作为人类共通情感的载体,在自然灾异面前不应失语。汉代自然灾异文学书写是研究的薄弱环节,从文学的角度切入研究汉代自然灾异书写,既能够在文学与灾害的互动研究中加深对自然与历史的理解,展示汉代文学的多样性与丰富性,还能够对现代社会的防灾、减灾、救灾工作提供有益的历史线索与借鉴,有很大的研究空间、研究意义和研究价值。论文主要内容分为四个部分:第一部分是汉代典籍中的自然灾异种类及灾异概况。首先,在研究汉代的自然灾异文学书写之前,需要对汉代以前的自然灾异书写历史进行追溯,以全面了解自然灾异文学书写的发展历程,为研究汉代自然灾异文学书写作铺垫。其次,整理汉代文献典籍中记载的各类自然灾异,分析各种类灾异在两汉不同历史阶段、不同地域和不同季节的独特性,以及其与哲学、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的不同联系。最后,在全面了解汉代各种类自然灾异的基础上,探究汉代政府和民间的灾前防范、临灾救助和灾后补救措施的内容、功用、价值和意义。第二部分是汉代自然灾异书写的思想内涵,分为哲学、政治、经济和社会文化四个部分。首先,汉代自然灾异书写中蕴含的天人感应、阴阳五行哲学思想和基于二者形成的灾异遣告思想是灾异书写的思想基础,对汉代及后世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其次,政治思想是汉代自然灾异书写的核心部分。灾异遣告思想对君主权力的限制,是封建政治的自我改良,而政治权力绑架下形成的灾异附会思想又将封建政治拉入深渊。灾异罪己诏是汉代君臣对上天遣告的反馈和对百姓承受灾异的心理抚慰。复次,汉代救灾措施中体现出来的济贫调均和重农抑商思想,是灾异经济思想的成熟和完善。最后,汉代自然灾异书写的所有内容都是当时社会文化的有机构成部分。汉代祭祀禳灾礼俗是汉代政府和民间应对自然灾异的社会文化反映。第三部分是汉代自然灾异书写的文学特征。汉代的自然灾异书写分为史传文学、散文、赋和诗歌。史传文学是汉代自然灾异书写的主要载体,包括《史记》《汉书》《后汉书》等正史文学,也包括《两汉纪》《东观汉记》《西京杂记》《汉魏六朝杂传集》等古今杂史传文学。散文中的灾异书写包括汉代君臣的灾异诏令、灾异奏疏以及政论散文。汉代散文灾异书写的辞赋化倾向和典重文雅、温柔敦厚的情感特征是其异于其他题材的独特之处。汉代赋体灾异书写以抒情小赋为主,多见于东汉末年建安时期,内容可分为祁雨赋、霖雨赋、暑热赋,呈现出明显的同题共作特征,自觉追求雕饰。汉代诗歌中的自然灾异书写以歌诗谣谚为承载形式,内容上可分为记述灾异、预言谶语、品评官吏、反映社会现实和人生哲理四部分。第四部分是汉代自然灾异文学书写的影响。自然灾异因其巨大的消极影响与汉代复杂混乱的社会现实一道为促进文学自身的觉醒作出应有的贡献。同时,汉代自然灾异文学书写中蕴含着丰富的志怪色彩,与天人感应、阴阳五行思想一道,为魏晋南北朝志怪小说提供了思想基础和题材内容的支持。再者,汉代冤感天灾的叙事母题在后世迅速泛化和文学化。

赵玲^[3]（2019）在《汉唐时期“霾”的政治文化史研究》文中认为“霾”的记载最早出现在甲骨卜辞中,多与雨相关。《诗经》中的“终风且霾”是传世文献中关于“霾”的最早记录,后世经史着述中多据《尔雅·释天》解释“霾”为雨土。汉代有蒙气之说,魏晋则有“风霾昼晦”、“风霾暴兴”等记录。风霾与雨土皆可以表示一种“大风扬尘”、“土从上下”的天气现象;蒙气与“霾”皆可以造成遮天蔽日的视觉观感。所以,多有学者将汉唐时期的风霾、雨土、蒙气混同,视为沙尘天气。从自然状态与人文内涵而言,三者其有相似之处,亦有差异。雨土是指风沙扬尘的天气过程,蒙气多被视为欲雨无雨的天气状态,而“霾”多数情况下是描述一种阴晦的天气状态,是指出现在雨土后、阴雨前或风云异变、日光遮蔽后的昏暗景象。汉唐时期的“霾”,按照班固、何休、郎顗等对灾、异的区分,“霾”应属于“异”,是怪异的存在。天人感应思想影响下,“霾”被视为政治失序、以下犯上的表征。阴阳五行学说中,“霾”又是君臣关系乖戾、刑法严酷等导致的阴气过剩的表现。魏晋至隋唐时期,史书中关于“霾”的记载随着时间的推移而不断积累,“霾”的政治内涵也随着史料的叠加逐渐被扩充,逐渐具有了预示大旱、外人来的功能,以及寓意乱世兵象。汉唐时期,“霾”又被赋予了更多的文化意蕴。诗词文集中的雨霾、烟霾、云霾等既可以被用以衬托山水云雾间的朦胧感,又可以形容将雨之时的晦暗景致,以此展现幽静、朦胧、昏暗的自然意境。“阴霾”、“昏霾”、“霾曀”等,又往往成为作者托物寓意、借景抒情的常用辞藻,以此衬托悲伤、落寞、抑郁的情绪。在经卷、诏书、墓志中,“霾”还具有特殊的象征意义,用以指代磨难、战乱或者割据势力等。对汉唐时期的“霾”进行较为全面的研究,首先主要分析“霾”、“雨土”、“蒙气”三者在概念、观感、政治寓意等方面的相同之处,以及三者在形成过程、形成原因和文化内涵等方面的不同之处。在厘清“霾”的概念的基础上,进一步阐释了在天人感应思想和阴阳五行学说影响之下,“霾”的灾异归属、形成原因和政治寓意。除正史资料外,还剖析了文学典籍、墓志、诏书等中“霾”烘托的自然意境、被赋予的人文内涵和暗示的象征意义。

李明奎^[4]（2019）在《中国环境史史料学论纲》文中研究表明与中国环境史研究取得的成绩相比,相关环境史史料的整理和研究则略显滞后。简言之,目前中国环境史料的研究多集中于先秦、唐宋和明清几个时段的正史、方志、档案等文献史料的讨论,而于丰富的口述、实物和图像中的环境史料的关注稍显不足;此外,学界对域外文献、田野调查资料、自然科学观测数据等特殊环境史料的利用亦不多见;至于环境史料的搜集整理工作,与环境史研究取得的成果相比,则更显滞后。上述环境史料研究的不足在一定程度上制约着中国环境史研究的深入和本土化、国际化发展水平。鉴于此,本文在学界现有研究的基础上,对中国环境史史料的搜集整理和利用等问题进行初步的思考,以促进中国环境史史料学的构建和相关史料的整理研究。本文主要由三部分组成。第一部分则对中国环境史史料学的学科任务、研究对象、研究方法、史料类型、该学科与相关学科的关系等问题进行思考,初步认为中国环境史史料学以反映中华民族与自然环境互动的历史文献、口述史料、实物史料和图像史料的价值和利用为研究对象,以阐明中国环境史史料的来源和类别、鉴别相关史料的真伪并分析评论史料的思想性、倡导并践行中国环境史史料的整理工作、阐述编纂环境史工具书和筹建环境史料数据库的基本设想等为学科任务,以跨学科研究、田野调查、历史文献研究法等为基本研究方法。该史料学与文献学、口述史学、人类学、民族学以及包括考古学、地质学等在内的自然科学等学科有着极为密切的关系。此外,就中国环境史的史料而言,文献、口述、实物和图像是研究中国环境史的四大基本史料。其中,包括正史、方志、实录、档案等在内的文献以文字记录着人与自然互动的历史,而传说、神话、谚语、访谈记录等口述史料则以口头语言的形式讲述着记忆中的人与自然,遗物遗址之类的实物史料则以具体实物展现着人与自然相处的过往,至于包括壁画、岩画、绢纸画、漫画、照片等在类的图像史料则以图像透露着人与环境互动的点滴。四类史料虽有不同的形式,然各有其特点和价值,彼此互补,互相印证。从事中国环境史史料的整理研究需掌握基本的方法和途径,但平淡忠厚、谨小慎微的心态尤其重要。此外,做好跨学科研究、夯实语言文字基础等方面的准备亦有利于环境史史料搜集整理工作的进行。第二部分则属于专题研究,从众多的文献史料中选取正史、方志、档案、实录等常见的史料进行环境信息的分析,同时尽其所知,对口述史料、实物史料和图像史料蕴含的环境信息及其搜集利用进行了初步的讨论。研究认为包括正史、方志、档案、实录在内的文献史料是研究中国环境史的基本史料,其搜集整理和利用既要结合中国古代史、思想史、方志学、档案学等学科的研究成果和方法,亦要依靠目录学、版本学、校勘学方面的知识技能,全面看待每种文献史料的价值和不足,综合利用,取长补短。而口述、实物和图像三类史料蕴含的环境信息亦极为丰富和珍贵,需要结合考古学、口述史学、图像史学、古文字学等方面的研究成果进行相关环境信息的分析和解读,以最大化地发挥相关史料的价值。第三部分则是对第二部分的补充,在丰富的文献史料中,除正史、方志、档案等基本环境史料外,日记、书信、报刊、文史资料、自然科学数据、域外文献等特殊环境史料蕴含的信息亦极为珍贵。其中,日记、书信和文史资料除记录了作者对天地自然和相关人事的观察、经历外,还记录了作者本人对许多自然现象、社会现象的情感认知和心理态度,对于研究具体环境事件和微观环境史、环境认知等问题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而域外文献则以他者的视角记录着对中国历史和文化的观察、认知和评价,尤其是其中对中国山川自然、都城建筑、农田水利、风物特产、疾病医疗、人情风俗、气候变化、灾害事件等方面的记载均透露出不少珍贵的环境信息,值得大力挖掘和利用。田野调查资料则以调查者的亲身经历和见闻为基础,不仅对环境史相关问题的研究提供许多珍贵的文献、口述、实物和图像史料,还提供了认识史料、解读史料的现场感受（实地观感）和分析视角。而自然科学数据则以严谨的方法、精准的仪器为环境史研究提供许多气候、地质、土壤、水文、动植物等方面精确的数据信息,能更好地展现环境史跨学科研究的特点。总之,为促进环境史史料的研究和中国环境史的深入发展,建立中国环境史史料学实有其必要。中国环境史史料学不仅是一门基础学科,亦是一门综合性较强的学科,尤其是图像、口述、实物三类史料中环境信息的提取和分析,自然科学数据的利用,以及环境史料的数字化等问题均涉及多种学科的交叉和合作,非一人或单一学科所能完成。然从长远来看,中国环境史史料的整理和利用刻不容缓,其相关的环境史史料学亦有广阔的发展前景。本文相信,中国环境史史料学的建立和发展,必将促进中国环境史研究在理论化和本土化方面的深入。

张奋强^[5]（2017）在《先秦两汉时期黑河中游环境状况研究》文中研究表明人类的活动与环境息息相关,适宜的环境对人类的生产生活有很大的促进作用。黑河是我国第二大内陆河,处在丝绸之路河西走廊段重要节点,是西北地区最早大规模发展灌溉农业的地区,也是中亚内陆干旱区形成演化和西部水土资源开发利用最具代表性的地区。自人类出现于黑河流域始,黑河中游一直是整个黑河流域最繁华的地段。经过2000多年的开发和利用,黑河中游产生了许许多多的环境问题,不仅对本地区造成影响,甚至影响到周边地区乃至整个国家的长治久安。因此,研究历史上黑河中游人类活动、气候、环境三者之间的关系,对于保护当地环境,助力经济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本文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利用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中有关黑河中游历史上环境变化的研究,运用历史文献和历史地理的研究方法,通过实地考察,对黑河中游先秦和两汉时期的人类活动、气候变化和环境变迁进行了分析。文章共分五个部分:第一章:绪论。主要对论文的选题背景与意义、学术史回顾、论文所用方法和思路进行了描述。第二章:黑河中游地区的自然与社会概况。主要叙述了黑河中游的自然概况、社会经济情况和历史沿革。第三章:先秦时期黑河中游的环境状况。首先对黑河中游先秦时期出现的各类考古学文化和人类活动进行了介绍。自距今5000年至汉河西之战之前,黑河中游先秦时期的考古学文化先后有马家窑文化、西城驿文化、四坝文化、骟马文化以及沙井文化等。在这一时期末期,月氏人和匈奴人先后成为这一片区域的主人。其次总结了这一时期黑河中游的气候变化,自末次冰期结束至西汉河西之战前,气候有暖有冷,波动发展。最后研究了这一时期环境的变化。这一时期,环境变化深受气候的影响。人类活动对环境的影响可忽略不计。这一时期已经出现土地荒漠化。第四章:两汉时期黑河中游的环境状况。首先详细介绍了两汉时期黑河中游的历史沿革。其次总结了两汉时期气候的变化。东汉晚期之前,气候以暖干为主,东汉晚期以湿冷为主。最后研究了这一时期的环境变化。这一时期环境的变化仍以气候变化为主导,但是人类活动影响大大加强,促进了环境的变化。第五章:总结与启示。对第三章和第四章的内容进行了总结。同时研究对今后的发展具有很好的启示作用。

石润宏^[6]（2017）在《唐代文学中的植物书写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唐代文学有关植物的书写,涉及体裁众多,文学实绩丰赡,是唐人留存下来的宝贵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唐代文学植物书写的丰富景象是在先唐文学的基础上形成的,自先秦至六朝的先唐文学为唐代文学提供了众多有关植物的历史典故与文学原型,是唐代文学的植物书写走向深入和繁荣的导引者。唐代文学中的植物书写大致包含以下三个大的方面。第一个方面是唐代各类文学体裁、具体文学作品对植物题材与意象进行的书写。唐代诗歌在描写季节时经常运用植物意象,勾勒各个季节的植物风景,植物在季节诗中成了季节的指示物和诗人情绪的象征物。唐人喜爱把玩和栽植各类观赏植物,这在唐代诗、文、赋中均有明确表现。唐代描写植物的文学语言中大量出现了体现人们价值判断的言辞,这表明唐人针对植物的精神审美活动经过长时间的发展,已渐渐步入成熟的境地。唐代笔记小说中与植物有关的条目多达五百余条,这其中既有真实记录,也有文学虚构,均反映了唐人对植物的重视与喜爱。不同的文学创作群体对植物有不同的见解与感受,比如唐代女诗人常以离枝的落花比喻自身,又如唐代诗僧群体因为性喜自然,所以注重利用植物在禅院中仿造建构山野环境,从植物中体味禅机,植物成了诗禅交涉的纽带。第二个方面是唐人营造的植物景观进入到文人视野之后在文学上的反映。唐人十分重视寺院、道观、祠庙、驿道、驿站等建筑群落周围植物景观的营建工作。比如唐代寺观的植物景观以松竹为主而能兼顾各地自有风格,唐代驿道驿站等场所由官方主持驿树的栽种,不同时期也有文人官员按照自身的喜好栽植特有品类的植物,唐代交通要道蜀道地区的植物景观,与上述人造建筑区域情况不同,兼有野生与人造两个方面。唐代文人爱好游览和观赏此类植物景观,并乐于用文学语言加以描绘。第三个方面是自然植物生态系统的地理分布影响到唐代文人的心绪、情感和生活、生产活动,进而产生的较为独特的文学现象。在唐代的政治文化中心,今日中国的黄河流域及其以北地区,植被类型的地理分野直观而易感。植物的生态状况造成自然环境的差异,使文人身处其间有别样的心境感受。比如唐代河东道植被生态的多样性易于激发文人的创作欲望,也影响了唐代文人在河东道的隐逸和闲居活动,进而影响了有关山水田园诗的创作。又如唐代陇右道的荒野风景极大地唤起了文人的羁旅愁思,荒漠草原上飞卷的沙蓬成了客居陇右道文人的自我体认。唐代长城以北地区迥异于关中以南地区的植物地理风景,被心思细腻、善于观察生活的唐代文人所关注,引来他们对异域植物风光的欣赏与书写,如今这些文学语言已成为记录唐代长城以北地区历史地理信息的宝贵文献。

史志林^[7]（2017）在《历史时期黑河流域环境演变研究》文中指出黑河流域是丝绸之路河西走廊段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我国西北干旱区第二大内陆河。随着近2000年以来的强度开发和利用,出现了许多严重的生态问题,直接威胁着流域社会经济的进一步发展。探讨流域历史时期环境演变的过程、表现和原因,分析人类活动与自然环境的相互关系,对本流域的可持续发展意义重大。文章综合借鉴自然科学和人文社会科学已有的相关研究成果,利用历史文献学和历史地理学方法,在文献考证、实地考察和遥感分析的基础上对黑河流域历史时期的环境演变过程、主要表现和演变的原因进行研究。文章主要结论有:就流域的整体气候状况而言,西汉时期和唐朝中后期属于温暖湿润期,东汉时期、隋朝初期、五代十国时期及明朝前、后期属于温暖干旱期,东汉末三国时期、南北朝前期、唐朝前期及清朝初期、末期属寒冷湿润期,两晋时期、南北朝后期、隋朝后期、宋元时期、明朝中期及清朝中期属寒冷干旱期。在这样的气候黑河流域环境演变主要表现在以下方面:其一,汉代后期、唐代中后期和明清时期是典型的沙漠化时段,流域中典型的五块沙漠化绿洲民乐李寨菊花地、张掖“黑水国”、古居延绿洲、马营河、摆浪河下游、金塔东沙窝都是在这些时间段形成的。其二,黑河流域的主要自然灾害有干旱、洪涝、冰雹、霜冻、风暴、虫鼠害、地震等类型,其中以旱涝和地震最为严重。自然灾害时空分布呈现出时间上分布不均衡、不同阶段灾害的构成状况有较大差异和同一种灾害持续连年发生等特征。其三,黑河流域历史时期的城市选址与城市兴衰,都与地理环境及其演变有着密切关系,交通线路的走向也与地理环境关系密切。其四,黑河流域的气候变化还对流域内的野马、野骆驼等分布及变迁产生一定的影响,同时黑河下游古遗址出土植物的种类和数量也与气候的好坏有明显的对应关系。关于黑河流域环境演变的研究,文章从农牧业开发、水利建设,人口数量与结构等角度进行了分析。但是黑河流域环境演变的驱动机制在空间上由于人类活动的强弱不同,而表现出不同的特点:上游水环境以气候变化为主要驱动力,人类活动效应也已初步显现;中游水环境以与人类活动相关的土地利用为主要驱动力,人类活动已经完全掩盖了气候变化的影响;下游则受到气候变化和中下游人类活动共同影响,人类活动影响逐步上升为主导驱动力。

李并成,米小强^[8]（2016）在《唐代西北地区沙尘天气发生特征》文中提出通过对沙尘天气史料的甄别,运用信息化处理方式,对唐代西北地区沙尘天气的发生特征进行了研究。检索到唐代西北地区沙尘天气记录40条,将其中记载序列较好的唐都长安沙尘记载进行了时间分布分析,发现唐代沙尘天气发生等级有着明显的增高趋势,探讨了这种变化的人文动因以及沙尘源因素。唐代后期以来,河西、新疆、内蒙古西部等沙尘源地战乱的增多以及土地利用方式的改变、唐代后期河西走廊等地的沙漠化等因素均与之有很大的关系。研究历史上沙尘天气发生发展的特征,不仅能够复原此类天气发生的历史实况,而且对于我们今天科学地认识沙尘天气的历史过程及其机制,做好预测预防工作,推动生态文明建设有着重要的史鉴意义。

韩华^[9]（2010）在《两汉时期河西四郡自然灾害探析——以悬泉汉简为中心》文中认为两汉时期是中国历史上自然灾害的多发时期,从传世典籍和出土简牍记载来看,主要有蝗灾、沙尘暴、地震、风灾、干旱五种自然灾害。本文通过以分析上灾害,得到一些启示,以期对今天的防灾、减灾有所借鉴。

王长松^[10]（2010）在《中国历史时期沙尘暴研究进展》文中研究说明随着人类社会对生态环境的日益重视,学者也开展了中国历史时期沙尘暴的研究。探讨了历史时期沙尘暴的起因、特点和规律等问题,但是存在着不同的学术观点,需要采用新的研究方法,进行多角度、深层次的研究。

二、两汉的沙尘暴记录（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两汉的沙尘暴记录（论文提纲范文）

（1）中国3000年疫灾流行的时空特征及其影响因素（论文提纲范文）

（2）汉代自然灾异文学书写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3）汉唐时期“霾”的政治文化史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4）中国环境史史料学论纲（论文提纲范文）

（5）先秦两汉时期黑河中游环境状况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6）唐代文学中的植物书写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7）历史时期黑河流域环境演变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8）唐代西北地区沙尘天气发生特征（论文提纲范文）

（9）两汉时期河西四郡自然灾害探析——以悬泉汉简为中心（论文提纲范文）

（10）中国历史时期沙尘暴研究进展（论文提纲范文）

四、两汉的沙尘暴记录（论文参考文献）

• [1]中国3000年疫灾流行的时空特征及其影响因素[J]. 龚胜生,李孜沫,谢海超,王晓伟,张涛,石国宁,陈发虎. 地理学报, 2021(08)
• [2]汉代自然灾异文学书写研究[D]. 路美玲. 陕西理工大学, 2020(09)
• [3]汉唐时期“霾”的政治文化史研究[D]. 赵玲. 河南大学, 2019(01)
• [4]中国环境史史料学论纲[D]. 李明奎. 云南大学, 2019(09)
• [5]先秦两汉时期黑河中游环境状况研究[D]. 张奋强. 兰州大学, 2017(02)
• [6]唐代文学中的植物书写研究[D]. 石润宏. 南京师范大学, 2017(12)
• [7]历史时期黑河流域环境演变研究[D]. 史志林. 兰州大学, 2017(12)
• [8]唐代西北地区沙尘天气发生特征[J]. 李并成,米小强. 干旱区研究, 2016(02)
• [9]两汉时期河西四郡自然灾害探析——以悬泉汉简为中心[J]. 韩华. 丝绸之路, 2010(20)
• [10]中国历史时期沙尘暴研究进展[J]. 王长松. 中国沙漠, 201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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