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丽江穆氏族长对宗教的折衷主义及影响

一、论丽江木氏土司对宗教的兼收并蓄及其影响（论文文献综述）

刘天明^[1]（2021）在《民俗学视域下丽江洞经音乐美学及其嬗变研究》文中认为丽江洞经音乐是云南丽江的纳西族传统音乐。它大多流传于纳西族聚居区域,经历了几百年的传承和不断的发展,从最早的道教音乐逐步向纯粹的审美形态变迁,并逐步成为丽江纳西族的文化标志。丽江洞经音乐并非丽江纳西族的本土艺术,其大致在明清年间从中原地区传入了云南丽江。早期它是道教音乐,融合谈、诵等道教仪式性,成为一种具有高度宗教信仰价值的艺术形式。随着云南丽江地区改土归流的完成和科举制的发展,丽江洞经音乐逐步成为吸引统治阶层和知识分子群体的文化艺术形式,并逐步得到丽江地区高雅艺术审美群体的认同,使它从宗教性传播语境向现实语境变迁。音乐是一种艺术性的社会表达和主体表达方式,它用高度艺术性和凝练性的方式诠释了历史发展进程、时代信仰和社会性审美。丽江洞经音乐作为以音乐形态承载丽江历史和社会风俗的存在,其对丽江地区历史的演进和社会架构的流变具有高度的诠释性。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儒释道三教合流的深度推进使得丽江洞经音乐对道教信仰的表达逐步弱化,取而代之的是融合儒家思想的内核与佛教的外在表达形态,兼具高度道教信仰性质的综合性艺术形式。而随着辛亥革命的推进及新中国的成立,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对丽江地区经济社会发展形态的影响下,丽江洞经音乐进一步成为当下时代语境的艺术性表达,也成为具有高度民族审美性与民俗审美性、高度整合时代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的产物。本文在写作中运用到了归纳法和演绎法、田野调查分析法、理论和实际相结合以及文献分析法等等,进行了基于民俗学视域下丽江洞经音乐美学及其变化发展的研究。在研究过程中:第一部分描述了丽江洞经音乐总体状况及特征,针对核心概念进行界定,结合丽江洞经声乐器乐类型、群众基础、格律音韵、宗教属性及传播媒介等进行论述,分别从其对传统经腔及曲式的传承性、对“调音曲”的传承与保留、对传统工尺谱的保留与使用等方面进行特征概述。本体研究中也探索了丽江洞经音乐民俗学的源流,针对它从明洪武永乐年间传入、明嘉靖年间传入等不同的缘起说法进行基于史料的辩证分析,并针对道教科仪的起源传统、中原仪式音乐的形式、古代中原的传承方式等进行归纳和辨析,同时结合《丽江府志略》《高上玉皇本行集经》《永保平安》等文本论着进行源流分析。第二部分是丽江洞经音乐田野调查部分。通过进行入户走访调查、代表人物走访和组织表演观摩,对于丽江洞经音乐的管乐、弦乐和打击乐等各类乐器的使用状况进行概括和探索。调研过程中,笔者发现丽江洞经音乐表演者在对工尺谱的传承上所呈现的高度历史延续性和传统保留性,使得丽江洞经音乐迥异于一般传统音乐的衍生特征,所以笔者与丽江博物馆洞经音乐研究员木琛老师将调研搜集到的所有古籍工尺谱进行了专业系统的抄写与整理,并融合其即兴特征性美学、演奏融合性美学、节拍、韵律美学以及经腔和曲式美学进行全面对比分析。笔者对丽江洞经音乐所进行的田野调查,对于丽江洞经音乐的传承形态和表演形态等进行了细致分析。最后,该部分也进行了丽江洞经音乐的传承生态刻画,对丽江洞经音乐当代的传承状况和艺术表达状况形成了深刻认识。第三部分研究民俗学视域下丽江洞经音乐美学的嬗变。着眼于历史与民俗文化审美变迁思路,结合南诏王朝与唐朝文化互通、宋代道教及宋词曲牌渗透、元代戏剧文化及音乐曲牌等阶段性审美融合代表进行分析,并结合民族聚居与杂居、宗教信仰与宗教融合、民族文化和中原文化的渗透以及经济社会发展对音乐的影响等因素进行关联性分析,对丽江洞经音乐在历史与民俗文化、美学符号功能等方面的嬗变线索进行了梳理。最后一部分是丽江洞经音乐的当代价值与发展。该部分对丽江洞经音乐传承东巴文化、传播丽江纳西民族精髓、弘扬传统宗教文化、诠释古城文化及非物质文明等功能进行传承的必要性和必然性的归纳,进而结合丽江洞经音乐助力云南丽江民族文化传承,来对丽江洞经音乐在打造云南民族文化产业集群、推动我国民族音乐文化融合、保留民族地区宗教文化传统以及促进我国文化多样性发展等方面的意义进行概括。最后,提出丽江洞经音乐在保护和发展中融合政府力量、社会性主体力量、传媒力量等多方力量进行发展的路径和逻辑,形成了系统性的丽江纳西族文化传承和保护脉络,这是丽江洞经音乐获得长久发展活力的关键。本文在宏观研究意义方面从文化融合、宗教融合、文化迁徙等角度探究了丽江洞经音乐的发展脉络,形成了对丽江洞经音乐系统性的理解和审美认识,梳理了丽江洞经音乐的音乐文化发展框架,对丽江洞经音乐实现民族文化与民族精神融合的意义和价值进行了基于美学和民俗学的高度确认。本文在微观研究方面的意义和贡献则表现为进行了丽江洞经音乐的本体刻画,对于这种具有高度民族性和民俗性的经典文化景观进行了全方位描述,整合了历史线索及时代线索,进行了基于时间和空间层面的全面剖析。本文的创新性体现在理论创新和实践创新两个层面。理论创新性在于结合民俗学和美学的分析范式,以全新视角审视丽江洞经音乐,在学科交互的论域下针对丽江纳西族文化形式、宗教历史变迁和社会生活衍生性进行刻画;本文的实践创新则体现为将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古城文化和东巴文化的宣传保护、政府和社会组织的联动协同保护作为提高丽江洞经音乐传承与发展水平的探索,探索经典的传统民族文化获得长期发展的可行路径。

潘倩^[2]（2020）在《区域音乐文化视野下的洞经音乐对比研究 ——以槐城洞经古乐协会和大研古乐会为例》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洞经音乐作为一种民族民间音乐文化事项能够广布滇云大地,且千年而不衰,这其中除了其独具的艺术品位和较高的历史价值外,应还有其深厚的文化背景和社会基础。云南的洞经音乐既保持有古代音乐素材,又渗透着当代音乐特征;既有本乡本土的音乐特征,又具有其他各地的音乐风格。为此笔者将洞经音乐看做一种独特的音乐文化作为考察对象。综观整个洞经音乐文化,从内容上看,它既包括了众多的洞经经典,同时也包括了洞经经典相互匹配的经腔、人物、乐器、历史文化背景等等,是一个完整的文化体系;洞经音乐文化属于纯纯粹粹的音乐文化,属于完完全全的艺术意识。笔者查阅相关研究文献后发现洞经音乐研究较为丰富,但是大多都是对个案或某特定地域的历史性分析,针对个案的对比性研究几乎没有,而涉及到跨区域的音乐本体的对比研究几乎空白。正是如此,本笔者以云南洞经音乐文化作为考察对象,以音乐地理学为切入视角,经过多方面地考量与分析,拟选取了槐城洞经古乐协会及大研古乐会为个案。采用田野考证、参与观察、学术论文研读的方法,将其置于区域文化及文化圈的视野下,以点代面,以局部观整体的谋篇方式,对云南洞经音乐进行跨区域对比研究。本文将从两地洞经音乐产生和形成的历史文化背景进行梳理。通过田野考察的方式,详实的记录了活动内容及发展模式等方面,立足于区域音乐文化的视野,侧重两地洞经音乐传承与发展对比性研究,进而揭示了云南洞经音乐在不同文化圈下的发展、变迁与传承。

孙琦^[3]（2020）在《近二十年来有关丽江木氏土司的研究综述》文中研究说明近二十年来,随着研究纳西族的学者越来越多,作为云南三大土府之一的丽江纳西族木氏土司的"辉煌之谜"渐渐揭开神秘面纱。他成功推行联姻政治实现了多民族融合和多文化整合,为纳西族社会带来重教兴学的良好传统和忠君爱国、以和为贵、保境安民的政治道德准则。仿效明王朝的治藏政策对藏区进行治理和管辖、积极吸收和运用汉民族的文化以及对藏传佛教、汉传佛教和道教的兼收并蓄,都是木氏土司的成功之道。

木艳娟^[4]（2019）在《法国纳西学史研究（1867-1965）》文中指出鸦片战争后,法国巴黎外方传教会主要在中国西南秘密传教。为了方便在中国西南各少数民族聚居区域开展传教活动,传教士们从学习各民族的日常语言入手,逐渐扩大到记录他们生活的各个方面。1867年,德斯高丹神父将11页东巴经《抠古鬼的来历2请多格神》寄回法国家中。这种罕见而又奇特的文字随即引起东方学家们的好奇和关注,并自此掀开了法国和其它西方国家对纳西文字、语言、社会风俗收集整理和研究的序幕。法国殖民者在印度支那站稳脚跟后,妄图进一步对华渗透,陆续派出各种类型的考察团,沿湄公河-红河进入云南各地考察。沿途的自然景观、包括纳西在内的各民族风俗文化也进入探险家们的视野和记录中。与此同时,在压力之下,中法间陆续签订了一系列不平等条约,此后法国加紧对云南各方面的控制和掠夺,不平等条约也为探险家、传教士和东方学家们深入云南考察提供了便利条件和有力保障。用“知识”认识和处理东方事务,是法国东方学开创的先河。东方学家们认为,一些民族拥有悠久的历史、艺术和宗教传统,而他们则通过在知识层面做出“同情而明智”的努力,承担起干预这些民族发展的职责。这种优越感和所谓的使命感也被应用到对纳西历史文化的研究中。而巴克和沙畹合着的《么些研究》,成为19世纪下半叶到20世纪中叶法国对纳西历史文化研究的巅峰之作,也成为西方关于纳西研究的第一本专着。这样的成果,无疑确立了法国在西方纳西研究领域的先驱者地位。尽管国内外学者公认法国是西方纳西历史文化研究的奠基者,甚至在着述中也基本都会提及这一观点,但通常只是简要提及巴克和其着作。近几年来,逐渐出现少数关于法国纳西研究的成果,主要也针对巴克和《么些研究》,而对比巴克更早的法国研究者及其研究成果则几乎无人问津了。这种研究现状与法国在西方纳西历史文化研究中的实际地位和影响形成了强烈的反差,说明学界在这一领域还存在一些研究空白,有待补充和完善。首先,本文将立足于全面收集1867-1965年间,法国纳西研究的专着、文章及收藏的文献、文物,包括传教士、探险家、东方学家们的游记、书信和与教会有关传教士的档案等法语原始资料。这些原始资料中,有不少具有重要研究价值的新材料。新材料的发掘,有利于弥补国内现有相关资料的不足,拓展民族文献学的研究领域和范围。其次,本文将结合法国这一时期国内外历史、政治、宗教及学术背景,尤其是其殖民扩张政策与中法关系的变化,巴黎外方传教会在川滇藏交界区域的活动,东方学的发展脉络,全面系统地重新梳理法国纳西历史文化研究成果,并依据其不同时期的特点将其分为萌芽（1867-1899）、发展（1900-1911）和兴盛（1912-1965）三个阶段。此外,本文亦将在充分收集和正确解读原始材料的基础上,参考国内外相关研究,对相关材料辩伪、深度阐释及活态利用,力求客观深入地展示和分析法国研究者每一时期的研究成果、特点和意义,并以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为理论依据,借助历史学、语言学、民族学等学科的基本研究方法,以比较法和归纳法为主,努力将历史叙事与历史解释融为一体,重现法国纳西历史文化研究的发展过程,探讨其价值及对西方各国和我国同类研究产生的深远影响,并力求从中发现新的研究热点,推动我国纳西历史文化研究的深入发展。

余烨^[5]（2019）在《湘西老司城土司法文化研究》文中提出以永顺老司城领衔的中国土司遗址被列入《世界遗产名录》,标志着中国土司的研究取得了阶段性的成果。然而对于土司的研究,学者大都从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管理、建筑美学等方面着手,很少涉及到法学,因此本文从法文化出发,研究我国的土司制度和土司文化。本文首先对法文化和土司法文化进行相关概念的界定,认为法文化即人类在社会历史发展的进程中,从立法、司法、执法、守法等各方面所展现出来的关于法的意识、法的制度、法的价值的集合;而土司法文化,即在中央封建王朝对边远蛮族实行“以夷制夷”的管理制度的土司时期,所出现的与标准、规定、规章、制度等相关的理论、原则、程序、要求等内涵丰富的法的意识、法的制度、法的价值的集合。老司城遗址是国内目前规模最大、保存最完整、历史最悠久的古代土司城市遗址。本文以老司城为例,首先从其土司法文化源流和文化形态进行具体阐述,进而研究土司制度形成前期即秦汉时期至唐宋时期的各项制度文化,认为土司制度形成前期,历经了“边郡制度”和“羁縻制度”。然后,本文根据自己对各类文献的分析以及对各位学者观念的综合理解,认同于土司制度“元代说”的观念,认为独具特色的土司制度始于元,盛于明,衰于清。紧接着,本文从土司社会治理和民事习俗等方面,对湘西老司城土司法文化进行具体解读,由此去揭开老司城那些隐藏了八百多年的土司历史,更加深入地了解历经九个朝代的溪州土司的政治制度、民族地区文化以及社会生活,为土司法文化的研究其提供历史佐证和历史借鉴。最后,通过本文研究分析湘西老司城土司法文化中的消极影响和借鉴意义,启发我们今天如何取其精华、去其槽粕、批判继承,进一步发展民族区域文化经济、传承民族文化、构建和谐社会。

阿错^[6]（2019）在《明清时期噶玛噶举派姜域（vjang yul）传播研究》文中认为姜域（vjang yu）是藏语历史地名,有广义和狭义之分,本文中的姜域主要指狭义的姜域。就今天的地理范围来说,主要包括云南省丽江市的古城区、玉龙县和迪庆州维西县的叶枝、康普、塔城及香格里拉市金沙江沿线的金江、上江、虎跳峡、三坝等地区。除此之外,还包括怒江州贡山县和兰坪县的部分地区。藏传佛教自形成之初,就与姜域有过初步的接触。但真正与姜域发生比较密切的联系肇始于明代。明代木氏土司崛起于滇西北,其势力范围一路向北,直至延伸到滇川藏交界的康区南部地区。这个区域正是藏传佛教噶玛噶举派的重镇,有着深厚的群众基础。因此,木氏土司通过噶玛噶举派的影响力对康区南部地区实现有效控制和迎合中央王朝的政治考量,从而支持噶玛噶举派的发展,噶玛噶举派也倚势在姜域迅速传播,并对木氏土司辖区内的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产生了深远影响。清代,姜域政治上的风云变幻,使噶玛噶举派的传播呈现起伏不平的状况。但最终中央王朝派驻丽江的流官,虽然没有像木氏土司一样尊崇噶玛噶举派,但也没有打压和严格控制,而是包容性地让其自由传播和发展。因此,第十世噶玛巴曲英多吉、第八世司徒曲吉迥乃、第六世夏玛巴曲珠加措为代表的噶玛噶举派教派首领们广泛接触姜域的各级地方官员,普遍联系普通信众,噶玛噶举派在姜域社会自上而下地发展,自然形成了民族化和本土化的属性。姜域有了正规的噶玛噶举派寺院,而且形成了“姜域十三寺”的格局,也有了自己的活佛转世系统。总的来说,明清时期是噶玛噶举派在姜域大地上落地生根、开花结果的最重要时期。全文探讨了以下几个问题。第一,在解读“姜”和“姜域”的基础上,比较准确的界定了这一概念。“姜域”作为云南西北部一个特定的地理坐标,随着历史的演进和地方政权的不断更替,其所指涉的意义也在发生变化。总的来说,“姜域”概念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的概念是指历史上的南诏国、大理国、云南王等古代云南的地方政权及这些政权所辖区域。古代藏文历史文献中,有的将整个云南都泛泛地称为姜域,甚至有的还把整个云南乃至明代木氏土司所统治的康区南部地区都统称为姜域;狭义的“姜域”则指,清朝末年滇西北噶玛噶举派“姜域十三寺”的格局形成后,噶玛噶举派“姜域十三寺”的分布区域及教区被称为姜域。主要指今天丽江和维西一带的纳西族集聚区。第二,探讨了明代噶玛噶举派在姜域的传播。首先,通过对明朝的西南边疆形势、明中央王朝与噶玛噶举派的关系、木氏土司与噶玛噶举派的关系以及藏纳两族历史文化渊源等的分析,阐述了噶玛噶举派传入姜域的必然性。其次,论述了噶玛噶举派传入迪庆的过程,介绍了明代噶玛噶举派在迪庆的主要寺庙,对部分重要寺庙的建寺时间、建寺者等历史进行了考证,并展开了论述。廓清噶玛噶举派在迪庆藏区的历史,为研究噶玛噶举派在姜域的传播奠定了基础。再次,考证了噶玛噶举派正式传入“姜域”的时间和路线,梳理了第八世噶玛巴弥觉多吉、第六世夏玛巴噶旺曲吉旺秀、第九世噶玛巴旺秀多吉与木氏土司之间的互动关系史。对木增土司出资刊刻的藏文大藏经《甘珠尔》进行了全面地考察和论述。对鸡足山、文笔山（姜日穆波）、达摩-当巴圣地等与噶玛噶举派的关系进行了全面地梳理和阐述。第三,探讨了清代噶玛噶举派在姜域的传播。清代噶玛噶举派在姜域的传播分为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从17世纪中期清王朝建立初至1723年丽江“改土归流”之间;第二个阶段是1723年丽江改土归流到1911年清王朝灭亡之间,首先,在第一个阶段,第十世噶玛巴曲英多吉避逃滇西北,在曲英多吉的影响下,噶玛噶举派在姜域进入了一个繁盛期,但随着曲英多吉离开滇西北,噶玛噶举派逐渐走向衰落。其次,第二个阶段姜域受中央王朝派驻的流官统治。德格八邦寺第八世司徒曲吉迥乃活佛于1729-1759年间三次造访姜域,并在他的持续关注下,噶玛噶举派在姜域逐渐复兴,在民间广泛传播,并开始本土化,也就在这个时期,形成了噶玛噶举派“姜域十三寺”的格局。文章通过《司徒曲吉迥乃自传》对司徒三次丽江之行及对姜域的持续关注的史实进行了全面的梳理,并对司徒三次丽江之行进行了比较全面地分析。再次,对清代姜域的寺庙、僧人、活佛、信众等的情况进行了全面地梳理,对部分寺庙和高僧历史进行了考证和论述。第四,探讨了明清时期噶玛噶举派在姜域传播的方式与特征。通过宏观与微观结合,对明清时期噶玛噶举派在姜域传播的特征进行比较全面的分析。明代噶玛噶举派在姜域社会传播途经来看,呈现出多元化。但从传播的结果来看,明代噶玛噶举派在姜域还未能落地生根,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尚未形成正规的噶玛噶举派寺院;第二,尚未形成本土僧团;第三,中甸是噶玛噶举派传入姜域的“中转站”,木氏土司的大型佛事活动和兴佛活动都在中甸开展。第四,噶玛噶举派在与汉传佛教的互动中实现自身的传播,而传播程度、范围及影响还很有限。清代姜域政治上的风云变幻,使噶玛噶举派的传播呈现起伏不平的状况。但后来随着第八世司徒曲吉迥乃活佛为首的噶玛噶举派教派首领和普通僧人进入姜域传法,而且当时中央王朝派驻丽江的流官,虽然没有像木氏土司一样尊崇噶玛噶举派,但也没有进行打压和控制,而是包容性地让其自由传播和发展。因此,噶玛噶举派在姜域迅速自上而下地发展,并开始走向世俗化和民间化。也就在这个时期,噶玛噶举派在姜域更大程度地被汉文化和纳西族文化等各民族文化吸收与整合,姜域各地噶玛噶举派的寺院雨后春笋般出现,形成了姜域十三寺的格局。从教法传承方面来说,姜域寺庙隶属德格八邦寺的统一管理,而当地各个寺庙之间又是平行的、互不隶属的关系。从寺院的功能方面有说,发挥的是纯宗教的服务功能。而寺院建筑等方面呈现出强烈的多元文化交融的特点。这个时期,姜域民众纷纷送子弟出家为僧,姜域有了自己的僧团和活佛,僧人数达到2000余人。姜域寺庙的学修体系初步形成,尤其是宗教实修方面,文峰寺静坐堂独具特色。活佛转世方面出现了姜域自身的活佛转世系统,直至清朝末年,共认定了50余位姜域转世活佛,并且姜域活佛的族别呈现多样化。清代末期,噶玛噶举派在姜域逐渐式微。最后,作者在充分论述明清两朝噶玛噶举派在姜域传播情况基础上,得出几点重要结论。第一,噶玛噶举派在姜域的传播和发展,促进了各民族间的文化交流,也促进了中华民族多元一体化格局的形成和中华文明的发展。第二,明清时期噶玛噶举派在姜域的传播过程中,始终以和平的方式传播佛教。因此,噶玛噶举派在姜域的传播是佛教和平传播理论的一个典型案例,对该理论的发展有一定的补充作用。第三,噶玛噶举派在姜域的传播程度主要受着文化差异的影响。在姜域传播过程中,丽江的纳西族受汉文化影响大,噶玛噶举派仅仅在部分地区和信众中流行;而维西一带的纳西族受藏族文化的影响大,噶玛噶举派成为该区域所有纳西族全民信仰的宗教。

颜学珍^[7]（2019）在《宗教与政治的互动与共生——以明代丽江木氏土司和藏传佛教噶玛噶举派的关系为例》文中指出由于不稳定的历史环境和宗教政策,宗教与政治的关系复杂多变。本文为论证宗教与政治相互攀附与共生的关系,以明代木氏土司和藏传佛教噶玛噶举派的关系为例进行梳理、分析和解读。

和璇^[8]（2018）在《纳藏毗连地域塔城勒巴舞研究》文中研究指明论文以塔城勒巴舞为主要研宄对象,基于较为翔实的田野考察资料和文化特质分析,研宄在纳藏毗连地域,以藏语形式流传于纳西族的、藏传佛教特征明显的塔城勒巴舞的场域、仪式、特质解读、文化意义、传播变迁、当代传承,进而得出以纳藏毗连地域为例的位于族群互动前沿一一“中间带”所具有的文化融合特征。塔城位于滇西北的纳藏交界地带和文化交汇区,这一地域文化多样化的特征明显,有着藏传佛教特别是噶玛噶举派的信仰基础。规约禁忌的伴随、仪式物件安排、人神共舞的特定人物关系、神灵体系的构建、回忆附着中的起源表述……共同形成勒巴舞中各个要素牵连互动的场域。论文基于录像、舞谱、访谈,对如今难以得见的传统勒巴舞进行了完整的记录,另外,记录了“非遗”传承点挂牌仪式上的勒巴舞展演。在仪式整体中解读勒巴舞的服饰、道具、角色、唱词、动作等文化特质,最终力图形成勒巴舞的文化解释。分析勒巴舞中信仰体系的建构,特别关注其中的藏传佛教噶举-噶玛噶举的信仰特征、勒巴舞的噶举派密法传统。鲜明的藏传佛教信仰特征、撵鬼趋吉的舞蹈功能构成勒巴舞仪式性的基础。在艺术的延续性考察中,可显见塔城勒巴舞与西藏热巴舞、门巴戏的密切关系,与藏传佛教舞蹈的大量共同文化特质。延续性引发了边缘与中心的探讨:勒巴舞体现了藏文化圈边缘地的古老文化特质留存,并可以与西藏热巴舞、门巴戏、其他藏传佛教艺术形成相关文化特质的对照。进而结合“年代-区域假说”,分析在勒巴舞的传播与变迁中,文化区域的层级表现及中心的难以确定、分布范围与文化特质关系判断困难、传播的复杂性等影响因素。如今的勒巴舞,在政府在场、市场关注、外界确证的语境中,传承面临着仪式特征淡化、自身迅速变迁等困境。纳藏毗连地域作为纳藏族群的互动前沿,相似文化模式的存在,是舞蹈得以从藏族传播至纳西族形成塔城勒巴舞的内因。勒巴舞的流传范围界定了相似的文化模式,形成突破族群界限的文化边界,并在后来的地方化建构中带上族群、地域的深深烙印。在族群艺术与文化模式的互动中,勒巴舞进行着自我身份的持续建构,不断适应文化区域的变迁、完成“地方化”调试。案例体现了纳藏毗连地域“中间带”之区域特征,族群互动前沿的“中间带”在边界模糊化的基础上,形成文化兼容多元、和融内敛的特点,发挥了族群及区域关系调和功能,并以边缘的地域特征得以在漫长的历史中国存留了许多教之中心区域更为古老的文化特质，勒巴舞就是其中的典型一例。

孟楚怡,李朝旭^[9]（2018）在《木府的宗教政策对纳西族文化认同的影响——以社会建构论为分析中心》文中研究说明宗教政策的变化对一个民族的本土宗教形态,该民族成员的文化认同具有深远影响。当外来宗教文化进入,打破原有宗教文化的一元格局,统治者的应对方式直接影响着该民族宗教发展的未来。木氏土司采用的"众神共荣,兼收并蓄"开放性和包容政策,打破了纳西族本土宗教东巴教的独尊地位,纳西族因此得以接受汉传佛教、藏传佛教噶吗噶举派（白教）、格鲁派（黄教）以及道教等,为纳西族日后吸纳汉文化奠定了基础,并使得纳西族弱化了文化民族主义和宗教民族化的倾向,这对当前纳西族的和平发展起到心理上的支撑作用。

成臻铭^[10]（2014）在《新世纪十三年内的中国土司学——2000～2012年土司研究的理论与方法论的取向》文中研究指明新世纪十三年内,中国土司研究成果总量超过以前任何同一时段,来势迅猛。一些新视野、新概念的频频出现,反映了中国土司学界正在酝酿着一场前所未有的学术转型。尽管"土官"、"土官衙门"和"土司"等词出现的语境尚未完全澄清,但十三年的研究已初步展示了有关土职和土官衙门的历史图景。土职、土司政府、土司区、土司关系和土司制度等五大研究主题的精细化,为最终介入土司区域社会总体史研究打下了基础。中国土司学研究经过长达九十年的前期积淀,在十三年内业已形成有政治学、历史学、社会学等18个学科门类介入的格局,它们略呈五个梯次聚焦于土司。学科聚焦后的针对土司的历史与现实影响力、土司文化的再利用和土司制度文化的现当代启示的研究,将为中国国家与社会的稳定与发展提供更多的借鉴。

二、论丽江木氏土司对宗教的兼收并蓄及其影响（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论丽江木氏土司对宗教的兼收并蓄及其影响（论文提纲范文）

（1）民俗学视域下丽江洞经音乐美学及其嬗变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2）区域音乐文化视野下的洞经音乐对比研究 ——以槐城洞经古乐协会和大研古乐会为例（论文提纲范文）

（3）近二十年来有关丽江木氏土司的研究综述（论文提纲范文）

（4）法国纳西学史研究（1867-1965）（论文提纲范文）

（5）湘西老司城土司法文化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6）明清时期噶玛噶举派姜域（vjang yul）传播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7）宗教与政治的互动与共生——以明代丽江木氏土司和藏传佛教噶玛噶举派的关系为例（论文提纲范文）

（8）纳藏毗连地域塔城勒巴舞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9）木府的宗教政策对纳西族文化认同的影响——以社会建构论为分析中心（论文提纲范文）

四、论丽江木氏土司对宗教的兼收并蓄及其影响（论文参考文献）

• [1]民俗学视域下丽江洞经音乐美学及其嬗变研究[D]. 刘天明. 吉林大学, 2021(01)
• [2]区域音乐文化视野下的洞经音乐对比研究 ——以槐城洞经古乐协会和大研古乐会为例[D]. 潘倩. 云南艺术学院, 2020(12)
• [3]近二十年来有关丽江木氏土司的研究综述[J]. 孙琦. 西部学刊, 2020(04)
• [4]法国纳西学史研究（1867-1965）[D]. 木艳娟. 西南民族大学, 2019(03)
• [5]湘西老司城土司法文化研究[D]. 余烨. 吉首大学, 2019(02)
• [6]明清时期噶玛噶举派姜域（vjang yul）传播研究[D]. 阿错. 西南民族大学, 2019(03)
• [7]宗教与政治的互动与共生——以明代丽江木氏土司和藏传佛教噶玛噶举派的关系为例[J]. 颜学珍. 产业与科技论坛, 2019(06)
• [8]纳藏毗连地域塔城勒巴舞研究[D]. 和璇. 云南大学, 2018(04)
• [9]木府的宗教政策对纳西族文化认同的影响——以社会建构论为分析中心[J]. 孟楚怡,李朝旭. 黔南民族师范学院学报, 2018(05)
• [10]新世纪十三年内的中国土司学——2000～2012年土司研究的理论与方法论的取向[J]. 成臻铭. 青海民族研究, 2014(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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