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加强高等职业技术人员综合素质的思考

一、强化高等职业技术人才整体素质的几点思考（论文文献综述）

杨蕴希^[1]（2020）在《非物质文化遗产地方课程开发研究 ——以清水江流域贵州民族地区为例》文中研究表明新一轮基础教育改革明确要求实行国家、地方和学校共同主导的“三权并行”教育行政管理制度,用以提高我国基础教育课程体系对地方、学校及学生需求的适切性。地方和学校在国家意志的授权下获得了相对的课程自主权,能够根据自身的条件和需求开展包括确定课程目标、选择课程内容、安排课程实施、组织课程评价等一系列课程相关活动,这就为非物质文化遗产作为地方课程知识融入地方课程体系提供了良好契机。非物质文化遗产是特定地区、特定民族通过口传心授的方式世代沿袭而来的无形、活态流变的文化资源,是唯一的、活态的、流动的文化记忆与历史见证,其内容涵盖大量极具地方特色的知识内容,是地方课程的重要知识来源和开发素材。将非物质文化遗产与地方课程紧密结合起来进行开发研究,不仅是对非物质文化遗产进行教育传承与保护的有效探索,还能够充分利用丰富的地方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源来完善地方课程体系建设、促进地方教育的全面发展,对地方人才培养、地方文化的传承与保护以及地方经济社会的进步等都有着十分重要的价值。有鉴于此,本研究以非物质文化遗产地方课程开发为研究对象,结合清水江流域贵州民族地区非物质文化遗产地方课程开发与实施的具体案例,运用文献、实地调查、案例分析等研究方法,循着“在这里”“去那里”“回到这里”,亦即“田野前”的“应然”、“田野中”的“实然”、“田野后”的“使然”和“诚然”综合的研究思路,同时注重人类学中“自我”与“他者”,社会学中身份自觉与社会认同,文化学中文化多元与文化交往等学科理论视角的引入与运用,意在逐步解答“何以将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融入地方课程”“非物质文化遗产地方课程及其开发对清水江流域少数民族地区社会发展、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与保护、对地方课程体系建设与完善何以可行且必要”“非物质文化遗产地方课程开发何以优化”等问题。为此,围绕主题从绪论（研究背景、研究综述、研究意义、概念澄清）、理论阐释、学科视角、研究对象与方法、清水江流域贵州民族地区非物质文化遗产地方课程开发的现状分析、非物质文化遗产地方课程开发的实践评析、非物质文化遗产地方课程开发的优化对策、研究结论与研究反思等方面展开了具体的研究,力图呈现从理论到实践再回到理论的综合研究特征。本研究注重非物质文化遗产地方课程开发问题意识的切入及其概念的阐释,并将之与主题密切紧扣,以突出研究旨趣,彰显研究目的。其中,较为系统、全面地论述了实证对象——清水江流域贵州民族地区非物质文化遗产地方课程开发中丰富斑斓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源禀赋及其开发的形式与内容,展示了流域地方政府、教育行政部门和各级学校对非物质文化遗产地方课程开发的高度认知、自觉以及取得的一系列实践成效;同时发现非物质文化遗产地方课程开发尚存在着课程资源不够、课程目标缺失、文化环境蜕变、主体效能较低、评价反馈不足等“实践困境”,存在着非物质文化遗产地方课程情感价值剥落、课程开发功利趋向明显、课程生态失衡等“困境归因”。在此基础上,基于非物质文化遗产地方课程开发的意义与价值高度,围绕非物质文化遗产地方课程目标的多维建构、课程内容的多重优选、课程主体的多效赋能、课程实施的多类统整、课程评价的多元交互等内容,就优化非物质文化遗产地方课程开发的对策体系进行了积极的思考,并在其中展示出了一定的学术见解。

宋威^[2]（2020）在《陕西省高等师范院校管理人员绩效考核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高等师范院校是国家“教育强国”战略的最主要助推者,对促进公共教育发展、保障教育公平有效落实和维护社会和谐稳定具有重要作用。随着国家对教师教育的重视,高等教育综合改革的不断深入,高等师范院校发展迎来了新的契机。但事物的发展向来是机遇与挑战并存的,在高等师范院校的快速发展过程中,学校管理问题渐渐凸显,深化高等师范院校管理体制改革、提升其管理能力显得更为重要且迫切,这就需要为高等师范院校建立并有效实施科学合理的绩效考核,提升绩效管理能力和水平。高等师范院校管理人员是学校发展方向的决策者和建设管理的中坚力量,其作用的发挥、工作绩效的提高,必然助益于高等师范院校发展。所以本论文致力于高等师范院校管理人员绩效考核研究,探索促进其改革发展的新途径。本论文作为公共管理专业学位论文,以加强高等师范院校管理为出发点,以陕西省3所省属高等师范院校为具体例证,探究当前陕西省高等师范院校管理人员绩效考核的现状及问题,针对管理人员特点与分类,从绩效考核目标、绩效考核指标设计、绩效考核流程以及绩效考核结果运用等维度,提出科学合理的高等师范院校管理人员绩效考核模式,并从考核主体选拔与培训、实施保障等方面提出高等师范院校绩效考核实施的建议。本论文针对高等师范院校对公共教育发展的重要作用,结合绩效管理相关理论,通过调研陕西省3所高等师范院校绩效管理现状,归纳总结,辅以我国高等师范院校对管理人员绩效考核的一般需求和普遍基础,从而提出构建较为科学合理的高等师范院校绩效考核模式的原则和思路,在此基础上形成了多元考核主体,以目标管理法（MBO）明确考核目标,遵循SMART原则设计绩效指标,构建重视沟通与反馈的绩效考核流程,真正落实考核结果与薪酬、职务晋升挂钩的绩效考核结果运用,并指导和修订新一轮考核实践的完整的、良性循环、可修订完善的动态绩效考核体系,为高等师范院校绩效管理及教育管理体制创新提供借鉴和参考。

闵捷^[3]（2020）在《高等职业教育吸引力的影响因素研究 ——以江西九江地区为例》文中研究说明高等职业院校是我国高等教育中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根据国外成功的职业教学模式经验可以看出,校企合作的是高等职业教育的重要教学模式之一,但如今我国高等职业院校中校企合作的教学模式开展的并不顺利,从而使一些高等职业院校把教育重心朝着普通教育的方向倾斜,这导致原本普通教育与高等职业教育并行发展的方向逐渐改变为两者相互竞争的方向,高等职业教育在与普通高等教育的竞争中越发弱势,吸引力也逐步下降。随着社会经济不断的发展,社会分工会更加精细,一线职业技能人才需求将大幅增长,但如今高等职业院校培养出的人才已不足以满足社会需求,要改变当前的现状,转变当前高等职业院校教学思路,提高高等职业院校吸引力将会非常重要。本文在学习研究国内外关于高等职业教育吸引力方面的文献的基础上,进行理论研究,把影响高等职业教育吸引力的因素分为学校自身发展因素（内部因素）和影响人们对高等职业教育信息的因素（外部因素）,通过两方面因素,研究设计了三份调查问卷,分别针对江西省九江地区的普通群众、学生和教师,以调查的结果作为实际调查数据。通过实际分析调查数据,了解到江西省九江地区的影响高等职业院校的吸引力由学校对潜在生源的吸引力、学生的凝聚力、学校的向心力的内部因素和对社会文化和思想所影响、群众对“大城市”的追求、学校的排名与名气方面影响的外部因素所决定,这些因素使江西省九江地区高等职业院校的教师与学生“满意度”较低,高等职业院校的社会地位较低,快速的经济发展与人才不足的矛盾逐渐突显等问题日益明显。通过实际分析调查数据与理论研究相结合,发现高等职业院校普遍存在观念层面地位低,制度层面边缘化,经济层面收益低等的问题,根据分析出的问题,提出在内部因素中,要加强师资力量,提高教学质量和加强产教结合,提升服务形象;在外部因素中要从经济、政策、文化出帮助扶持高等职业教育,试图从这两方面的对策中,解决当前高等职业教育吸引力低的问题。

郭海洋^[4]（2020）在《近代石家庄教育史研究》文中研究指明地方教育史一直是中国教育史研究领域的一个重点和热点问题,研究近代石家庄教育史的发展历程,主要目的是为了还原近代石家庄地区教育的历史面貌,探索近代以来教育发展的经验教训,为当代石家庄的教育事业提供历史借鉴。本研究共分为八章内容,第一章内容为开阜前石家庄教育概况,主要概述石家庄古代教育史的发展过程和总结石家庄古代教育的特点。第二章内容为近代石家庄教育发展概述,介绍了近代石家庄教育发展的时代背景以及石家庄近代教育发展的基本概况。第三章内容为近代石家庄初等教育。第四章内容为近代石家庄普通中等教育,主要阐述了中学教育的发展过程。第五章内容为近代石家庄师范教育与职业教育。第六章内容为近代石家庄高等教育。第七章内容为日伪奴化教育和石家庄人民反奴化教育斗争。第八章内容为石家庄新教育的特点与启示分析。石家庄传统教育自先秦时期历经了上千年的历史积淀与跌宕起伏,为近代石家庄新教育的萌发奠定了重要基础。“清末新政”时期,清政府颁布“壬寅学制”和“癸卯学制”,近代教育渐成体系。20世纪初,新学制的相继出台,科举制度的废除和石家庄地区新式小学堂的创办,让民众逐渐开始意识到创办新式教育的必要性。清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以后,石家庄地区的书院相继改为高等小学堂,比如,栾城龙冈书院改为县立高等小学堂,获鹿县和正定县都成立劝学所,倡办新学。近代石家庄中学堂的发展比较缓慢,清末时期主要有两所,即赵州官立中学堂和正定府官立中学堂。随着新教育的兴起和新式小学堂的大规模出现,创办近代师范教育的历史需求凸显而出,它是近代石家庄新式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清末民初时期,石家庄地区的师范教育迅速发展起来,为本地区培养了充足的师资力量。“卢沟桥事变”爆发后不久,石家庄随即沦陷,这一时期石家庄存在着日伪殖民区和中共根据地两种政权形式,在日伪统治地区,为配合其军事和经济侵略,日伪当局采取多种奴化教育手段,在沦陷区实行奴化教育,企图建立殖民主义教育制度以维持其殖民统治。随着晋察冀根据地的建立,各抗日民主根据地在共产党的正确领导下,开始恢复创建学校教育。石家庄地区在晋察冀根据地领导下,各区县的根据地开始恢复办学,并创办了一批新学校,学校数量较之前有所增加。此外,共产党在根据地创办了一批抗日游击学校以适应抗战形势的发展,这些学校没有固定的学制和班制,但是这一系列教育举措为根据地的巩固和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它对根据地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及社会建设等方面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近代石家庄高等教育起步较晚,清末及民国初期石家庄未出现高等教育,直至抗日战争时期,抗大二分校在石家庄办学,解放战争时期,共产党在石家庄开始创办正规化的高等教育,其中着名的华北大学为解放全中国培养了大批人才,也标志着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大学教育从此走向正规化。近代石家庄高等教育的创立为中国革命培养了近万名优秀领导、各类骨干人才,成为了中国革命取得胜利的关键力量。通过研究石家庄地区的教育发展,可以发现石家庄教育的发展历经了两次高峰时期,其中石家庄教育事业在古代时期发展较好时期是在元朝,一度成为了河北地区乃至北方的一个教育中心,书院教育较为突出,出现了着名的封龙书院;近代以来,20世纪初石家庄教育达到了又一个发展高峰期,新式教育兴起,随着石家庄近代化的历程,教育也得到了迅猛发展。回顾石家庄教育的发展历程,笔者认为,石家庄地区教育兴与衰主要是受到了地缘因素、经济因素以及文化因素等诸多因素的影响,特别是政治因素的影响最大。纵观近代石家庄教育发展的历史,就整体发展趋势而言,近代石家庄教育发展过程是艰难曲折的。同时,近代石家庄教育的发展有一定滞后性和其自身特点,这也是由当时所处时代的政治、经济、文化环境等多种原因共同决定的,就此,在最后一章也进行了分析和探讨。

宝勒尔图雅（Erdenebileg Bolortuya）^[5]（2020）在《中蒙教育学硕士研究生课程比较研究》文中提出在当今全球激烈的竞争以及一体化的发展背景下,培养学术能力高以及创新能力强的教育学硕士研究生对于中蒙两国来说显得尤为重要。在本文的研究中,以中蒙两国的教育学硕士研究生课程作为主要研究对象,在课程论和教学理论等相关理论的指导下,分析中蒙两国教育学硕士研究生的课程发展现状,对比分析了中蒙两国的教育学硕士研究生课程在设置、实施以及管理方面的异同。在SWOT分析理论的指导下,分析中蒙两国教育学硕士课程发展的优势、劣势、机遇以及威胁等。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中蒙两国教育学硕士研究生课程相互学习借鉴的建议。由于两国教育管理体制不同,蒙古教育社会化程度越来越深,蒙古国强调的是硕士教育的过渡性和职业性,而中国强调的是学术性,因此蒙古国的课程价值取向以社会为主,而中国以学科为主。同时,蒙古国教育学课程设置的优点是课程设置比较灵活,重视方法论课程和研究方法课程,以及重视课程设置的社会价值取向,然而其课程设置过于灵活影响了培养质量。中国教育学课程的主要优点则是开设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课程,建立以学科知识体系为基础的课程体系。然而,选修课的数量和类型还不够丰富;课程内容陈旧;有些课程与本科课程没有合理的联系;课程内容不够实用;教育学课程没有人文学科课程。总之,基于中国的经验或者说优点,建议蒙古国在改进课程方面,从课程设置、课程内容及教师课程实施办法三个方面出发,具体而言,需要强调选修课的重要性,要强调实践教育,要提高教师的教育科研能力,更新教师课程实施理念,改进教师课程实施办法,同时综合考虑确立课程目标,正确合理进行课程评价;而就中国而言,基于蒙古国的有点与经验,需要重视并增加方法论的课程,强调课程内容的前沿性与科学性,注重跨学科的设置,合理调整课程结构,突出课程设置的个性化,加强课程的国际化研究,以及改进课程实施的取向与策略,并且优化课程目标与评价。总之,中蒙两国的教育学硕士研究生课程发展可以借鉴对方优秀的经验,从而弥补自身的不足。

徐淼淼^[6]（2020）在《高职院校职业教育质量保障体系构建 ——基于EFQM卓越模型视角》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高职院校职业教育作为我国高等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承担着培养众多高技术高素质人才的重任。研究高职院校职业教育质量的发展对实现职业教育现代化发展与实现制造强国战略,完善职业教育的质量保障体系,促进社会经济稳定健康持续发展等具有重要意义。而如今外部云诡波谲、内部经济转型升级的时代背景以及高职扩招百万的生源量化目标均对高职院校的质量发展提出新的挑战,如何促进高职院校职业教育质量提升成为学者们研究的重要课题。EFQM卓越模型是欧洲质量奖的管理模型,它致力于组织提升质量效益,最终实现可持续的卓越发展,它的非规范性框架适用于所有组织,这为高职院校职业教育质量管理与提升提供新的视角与途径。EFQM模型的非规范性管理框架适用于所有组织,那么其适用于高职院校职业教育质量管理合理性何在?EFQM模型内部要素和高职院校职业教育质量管理要素间有什么逻辑关系?如何基于EFQM模型构建高职院校职业教育质量保障体系?高职院校职业教育质量保障体系的运作模式如何?本文从EFQM卓越模型视角出发,以高职院校职业教育为研究对象,运用文献研究法对EFQM卓越模型进行详细阐述,其次对EFQM卓越模型的应用进行可行性及逻辑性分析,随后构建高职院校职业教育质量保障体系框架,接着分析该质量保障体系运作的原则,并探索其运作的要素:“引擎”主体,管理要素,工具技术,进而从内外部角度构建高职院校质量保障体系的运作模式,与此同时通过调查研究法分析G高职的应用情况。最后从高职院校内部、政府和社会外部的角度提出高职院校职业教育质量保障体系运行完善的策略。除绪论之外,论文的主要内容分为五个部分:第一部分概述EFQM卓越模型的基本概念、核心内容以及内涵特征,分析阐述8个基本理念,九大基本准则和RADAR逻辑的关系。第二部分是构建高职院校职业教育质量保障体系框架。首先从可能性和必然性两个角度对EFQM模型的应用进行可行性分析,其次从准则和RADAR两方面进行逻辑性分析,最后构建高职院校职业教育质量保障体系的框架。第三部分是阐述高职院校职业教育质量保障体系的运作。首先分析运作的基本原则,基于原则和EFQM模型从内外部角度探索具体运作模式。第四部分是以G高职为例阐述其应用的背景、具体应用情况以及应用中的问题。第五部分是对实施该质量保障体系的思考。基于G高职应用的问题从高职院校内部质量管理和外部监控体系完善两方面提出相关策略。

刘奕^[7]（2020）在《5G网络技术对提升4G网络性能的研究》文中研究指明随着互联网的快速发展,越来越多的设备接入到移动网络,新的服务与应用层出不穷,对移动网络的容量、传输速率、延时等提出了更高的要求。5G技术的出现,使得满足这些要求成为了可能。而在5G全面实施之前,提高现有网络的性能及用户感知成为亟需解决的问题。本文从5G应用场景及目标入手,介绍了现网改善网络性能的处理办法,并针对当前5G关键技术 Massive MIMO 技术、MEC 技术、超密集组网、极简载波技术等作用开展探讨,为5G技术对4G 网络质量提升给以了有效参考。

李倩^[8]（2019）在《保定H中等职业学校“三化”管理模式研究》文中指出学校管理是学校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学校管理是一种动态化的管理,需要根据经济社会发展需求进行改革与创新。中等职业学校直接面向社会、面向企业输出技术劳动者,其管理水平直接体现着职业教育管理水平。中职学校只有根据社会和企业的要求,积极探索适合社会和企业需要的管理模式,才能健康有序的发展。当前,中职学校在传统的学校管理模式的运行中出现了一些问题。学生职业素养缺失,职业能力不足;行政管理的工作推诿、效率低下;教学管理的不规范、不专业等问题。因此,应对传统管理模式进行反省,引入先进的管理理念和科学的管理方法,提升学校管理水平。本论文以保定H中等职业学校的学生管理准军事化、行政管理企业化、教学管理专业化“三化”管理模式为研究对象,通过对学校领导、行政管理人员、教师、学生、用人单位等多个层面进行访谈和问卷调查,调研出学生管理准军事化、行政管理企业化、教学管理专业化的实施成效和存在的问题,最后在分析“三化”管理模式的“以学生为本”管理理念和相互关系的基础上,提出了完善“三化”管理模式改革的对策:学生管理准军事化和人性化相结合;行政管理企业化和弹性化相结合;教学管理专业化深度发展;建立“三化”管理联动机制,畅通教学、学生和行政工作管理渠道。

于晨^[9]（2019）在《我国职业教育校企合作政策变迁研究》文中研究表明职业教育的“跨界”属性,促使校企合作政策成为改革开放后我国职业教育领域的代表性政策。校企合作政策变迁的成效与走向,对我国职业教育办学育人水平的稳定与提升,具有至关重要的影响。以回顾总结政策变迁历程为契机,准确认识和系统把握政策变迁的动力机制,是实现职业教育校企合作政策合理有序变迁的基本前提。本研究以“改革开放以来我国职业教育校企合作政策及其变迁历程”为研究对象,遵循描述性研究、解释性研究与规范性研究相结合的工作思路,坚持宏观层面方法论与微观层面分析技术的协同运用,在对政策演进历史分期、主要特征进行归纳总结的基础上,阐释分析政策变迁的动力机制及其作用条件,并据此提出若干优化政策变迁路径的对策建议。改革开放后四十年间,国家政策实践在不同时期分别呈现出三种“范式”:从上世纪末之前国家总体性控制下校企一体共生的行政推动,到本世纪第一个十年间与职业教育结构调整相伴随的促校联企改革攻坚,再到当前以校企一体化办学、多元协同共治为核心的国家制度探索。不同政策范式对于如何看待校企双方的角色定位,以及如何稳定与密切校企合作关系,均存在显着的差异。以上述政策范式变化为依据,我国职业教育校企合作政策变迁可划分为三个阶段,即1978年至1998年间的“校附行企、一体共生”阶段;1998年至2010年间的“校主企辅、促校联企”阶段;2010年至今的“校企同主、多元共治”阶段。不同阶段政策在类别形态、要素构成和变革强度等方面,呈现出由纲领性、散点式政策条文向系统与专门化政策体系发展,由权威命令与系统变革工具为主向多元工具协同应用转变,由依附共生范式变革后的渐进性调整向双主协同范式演进的特征。政策的产生及调整,归根结底是身为政策制定者的政府部门所作出的抉择。政府作出相应抉择的动力,一方面源自其所处环境的压力机制,另一方面则源自其自身的能动机制。长期以来,不同学者分别从上述两类机制入手,形成了社会中心论与国家中心论两种差异化的政策变迁解析路径。本研究综合运用政策网络、政策（政府）过程、新制度主义等多学科理论,基于“制度—场域—行动者”的辩证视角,构建政策变迁的“场域—学习”解释分析框架。该框架将“政策制定与执行场域”、“中央职能部门政策学习”确立为核心解析变量,力求从中央政府职业教育管理部门所处环境的压力机制及其自身的能动机制层面,系统探讨政策变迁的动力机制及其作用条件,从而实现国家中心论与社会中心论两种差异化解析路径的有机整合。通过应用该框架,本研究发现,在社会政治经济制度结构性因素和行动者能动性因素的共同作用下,政、行、企、校等各类关键行动者（公私组织）之间,因“权威”、“资金”、“信息”、“组织”、“合法性”等资源的彼此依赖而形成特定的相互作用关系,从而构成“政—政”、“政—行”两个政策制定场域和“央—地”、“企—校”两个政策执行场域。“政—政”制定场域涉及国务院系统内教育行政部门与其他职能部门之间的协同决策关系。“政—行”制定场域涉及国务院职业教育管理部门（主要是教育行政部门）与国家行业管理中介机构之间的分级决策或合作治理关系。上述政策制定场域的运作与变革主要受到国家行政管理、社会治理等制度的影响。“央—地”执行场域涉及中央政府（国务院职业教育管理部门）与地方政府之间的财权、事权关系。“企—校”执行场域涉及各类企业与中高职院校之间的办学合作关系。上述政策执行场域的运作与变革,主要受到国家税收分配、财政支付、产业经济、教育行政、劳动就业等制度的影响。政策制定与执行场域的持续运作与深刻变革,会对中央职能部门的决策与行为产生特定的压力机制,并引发校企合作政策在形态类别设置、工具选择运用乃至范式层面不断发生变迁。与此同时,作为具有自主能动性的“国家行动者”和政策的主要制定者,中央职能部门在特定制度结构性因素和场域关系性因素的影响下,会基于自身的角色定位与目标偏好,主动开展先期循证性学习、局部试验性学习、事后改进性学习,以引导和持续推动国家政策创新发展。这种中央职能部门的能动机制,为校企合作政策过程附加了源源不断的作用力,将国家政策实践限定在中央可控范围之内,并确保其始终具备旺盛的变革驱动力与发展调适力。我国职业教育校企合作政策变迁优化路径的择定,必须高度关注上述影响政策场域运作变革、中央职能部门政策学习的主客观条件。国家应通过必要的制度设计,引导政策场域的有序运作与良性变革,并完善中央职能部门政策学习的组织程序。具体对策建议包括:强化全国人大与政协的顶层设计权能;优化中央跨部门协同决策的组织机制;保持中央财政资金的引导与扶持效力;完善全国性行业协会的社会中介职能;健全校企命运共同体的配套制度供给;破解局部试验性学习开展的现实瓶颈。

牛海燕^[10]（2019）在《21世纪以来我国高等职业教育政策发展研究》文中提出高等职业教育是我国高等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在经济建设和人才培养方面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21世纪以来,国际国内形势发生重大变化,国际国内经济发展进入了一个全新的转型发展时期。如经济结构调整、产业结构升级、高技能人才急剧匮乏等。因此,加强我国高等职业教育政策的引导,大力发展高等职业教育,构建现代职业教育新体系,则成为我国高等教育领域面临的新课题。2014年国家颁布《关于加快发展现代职业教育的决定》提出“必须要把加快发展现代职业教育摆在更加突出的战略位置,加速技能型人才培养,促进中国经济提质增效升级”。鉴于此,加强对我国高职教育政策的分析,就显得很有必要。本研究主要通过文献资料法、历史研究法和比较分析法,试图在分析21世纪以来我国高等职业教育政策发展和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借鉴发达国家高等职业教育政策的成功经验,对我国高等职业教育政策存在的不足之处进行可行性探析,这对于促进我国高等职业教育政策的发展具有一定的理论意义与实践价值。本研究分为六个部分:第一部分是绪论,介绍了我国高等职业教育政策研究背景、研究意义、研究现状、研究思路与方法、创新与不足之处。第二部分是21世纪以来我国高职教育政策的发展过程,该部分主要介绍了我国高职教育政策发展各阶段的文本解读和主要政策。第三部分介绍了我国高职教育政策发展特点,包括政策在促进高职教育地位和功能上的作用逐步提升;政策的目标和导向愈加明确;政策提倡高职教育办学类型、层次和模式向多元化方向发展;政策注重高职教育自身建设能力的增强以及政策引导高职教育发展更加均衡化和公平化。第四部分主要介绍了21世纪以来我国高职教育政策发展中存在的不足之处,包括高职教育政策缺乏相关配套的法律保障;政策在提升高职教育吸引力方面的作用不够突出;政策在促使企业积极参与办学方面的作用不够明显;政策在拓宽技术技能人才发展渠道方面不够完善以及政策在增强高职院校师资力量方面有待改进。第五部分介绍了德国和美国的高等职业教育政策以及对我国的启示。最后一部分介绍了针对目前我国高等职业教育发展中存在的问题,对完善我国高等职业教育政策提出了几点思考,包括完善高职教育相关的法律法规;制订和完善增强高职教育吸引力的相关政策;完善企业参与办学的相关政策;完善技术技能人才保障政策以及完善双师型教师队伍建设政策。

二、强化高等职业技术人才整体素质的几点思考（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强化高等职业技术人才整体素质的几点思考（论文提纲范文）

（1）非物质文化遗产地方课程开发研究 ——以清水江流域贵州民族地区为例（论文提纲范文）

（2）陕西省高等师范院校管理人员绩效考核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3）高等职业教育吸引力的影响因素研究 ——以江西九江地区为例（论文提纲范文）

（4）近代石家庄教育史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5）中蒙教育学硕士研究生课程比较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6）高职院校职业教育质量保障体系构建 ——基于EFQM卓越模型视角（论文提纲范文）

（7）5G网络技术对提升4G网络性能的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8）保定H中等职业学校“三化”管理模式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9）我国职业教育校企合作政策变迁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10）21世纪以来我国高等职业教育政策发展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四、强化高等职业技术人才整体素质的几点思考（论文参考文献）

• [1]非物质文化遗产地方课程开发研究 ——以清水江流域贵州民族地区为例[D]. 杨蕴希. 湖南师范大学, 2020(03)
• [2]陕西省高等师范院校管理人员绩效考核研究[D]. 宋威. 长安大学, 2020(06)
• [3]高等职业教育吸引力的影响因素研究 ——以江西九江地区为例[D]. 闵捷. 广西师范大学, 2020(07)
• [4]近代石家庄教育史研究[D]. 郭海洋. 河北大学, 2020(08)
• [5]中蒙教育学硕士研究生课程比较研究[D]. 宝勒尔图雅（Erdenebileg Bolortuya）. 哈尔滨师范大学, 2020(12)
• [6]高职院校职业教育质量保障体系构建 ——基于EFQM卓越模型视角[D]. 徐淼淼. 浙江师范大学, 2020(01)
• [7]5G网络技术对提升4G网络性能的研究[J]. 刘奕. 数码世界, 2020(04)
• [8]保定H中等职业学校“三化”管理模式研究[D]. 李倩. 河北大学, 2019(04)
• [9]我国职业教育校企合作政策变迁研究[D]. 于晨. 天津大学, 2019(01)
• [10]21世纪以来我国高等职业教育政策发展研究[D]. 牛海燕. 东华理工大学, 2019(01)

标签：课程开发论文;  绩效考核制度论文;  高等职业教育论文;  社会教育论文;  课程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