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毛泽东的史学修养（论文文献综述）
江婷[1]（2021）在《吴汝纶德育思想研究》文中指出习近平指出:“人无德不立,育人的根本在于立德”。习近平强调立德树人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教育事业的根本任务。学校办学要始终牢记为党育人的初心,坚定为国育才的立场,以树人为核心、以立德为根本。德育是教育的灵魂,吴汝纶德育思想在其教育思想中始终占有核心地位,是其中最为重要的部分。从1840年鸦片战争开始,帝国主义炮舰打开了中国的大门,从此中国进入了备受欺凌、任人宰割的时期。近代中国,无数有识之士走上救亡与启蒙、变革与革命的道路。处于清末时期的吴汝纶,让教育成为武器,通过学术的力量实现改变国家命运的目的,这一迫切心情,凸显出一代知识分子的使命与担当。通过教育改革来改变国家的现状,改变国民素质,以求达到兴国强国的目的。吴汝纶的一生都与教育息息相关,是晚清教育界举足轻重的人物,被誉为“中国近代教育探路者”、“晚清现代教育的拓荒者”、“制度化教育的开拓者”,是“兼通新旧,融合中西的人物”。吴汝纶的德育思想在不断的教育实践和持续的学习中逐渐丰富和成熟,是中国近代教育思想宝库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吴汝纶希望通过改造国民性,达到“普国人而尽教之”“智开然后知德教”的目的以及培养出以“爱国心为主者”的现代人才,这是他投身教育事业的基本出发点和终极目标。他所提出的“合东西学问精粹陶冶而成”、“智开然后知德教”、“须以养成爱国心为主者”、“无体育则弱”等思想主张,具有前瞻性、科学性和指导性。自20世纪90年代以后,国内学界开始重视研究吴汝纶的教育思想,也产出了一些有影响的研究成果,但是系统梳理、专题研究其德育思想的着作、论文较为欠缺,研究的深度和广度亟待加强。鉴于以上情况,尝试选取吴汝纶德育思想这一视角,系统梳理、深入研究吴汝纶德育思想的形成渊源、实践养成、主要内容和当代价值等,具有较高的研究价值。本文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指导,对吴汝纶德育思想的内涵和价值进行了全面、系统的论述。首先,详细介绍了吴汝纶先生的生平及其德育思想的形成,深入分析了吴汝纶德育思想形成的时代背景、个人背景、理论渊源以及发展历程,认为其德育思想的形成既受救亡图存的社会大背景影响,也是吴汝纶主动继承和发展传统德育思想、主动学习和借鉴西方德育现代理论的产物,吴汝纶德育思想的形成过程主要分为萌发、形成、发展和成熟四阶段。其次,阐述了吴汝纶德育思想的主要内容,其主要内容包括其德育目标、德育内容、德育原则及德育方法。归纳来看,吴汝纶的德育思想主要有“男儿当志在四方”、“德行第一”与“学为立身”相结合的德育目的,以“开民之愚而使之智”、“智开然后知德教”的大德育观,“普国人而尽教之”、“勉成国器”的人才培养目标,包括修身、齐家、治学、为官和社会等方面的德育内容。在此基础上,分别从传统德育向现代德育过渡的开创性探索、培养现代人才的有益尝试等视角高度评价吴汝纶德育思想的重要历史贡献,完整呈现吴汝纶德育思想的理论体系,充分体现了传统与现代的统一、成才与成人的兼顾以及认识与实践的结合。最后,在全面论述吴汝纶德育思想的历史定位和局限性的基础上,阐述了吴汝纶德育思想的当代价值,分析了吴汝纶德育思想在目标上、内容上、实践途径上的借鉴价值,并分析吴汝纶德育思想的现代转化的可能性和必要性,对其转化路径进行探索。
张民生[2]（2021）在《“持经达变”-百年南艺中国画教学思路研究》文中研究表明百年南艺文脉源远流长,中国画教学思路贯穿其中,是为文脉的核心。民国伊始,刘海粟本着对中华民族、中国文化、中国画的历史担当,所创办的上海美专以“发展东方固有的艺术,研究西方艺术的蕴奥”“救国救民”为办学初心,以“研究中西艺术根本精神”为办学目的,以“不息的变动”为办学精神,以“美育”“闳约深美”“学术自由、兼容并包”为办学原则,其中蕴含的“本质性”“灵活性”“学术性”这三个特点奠定了百年南艺中国画教学思路的思想基础。继而,上海美专在中国画专业教学中形成了“中国画本体探究”“依据‘学术自由’和‘兼收并蓄’组织教学”“遵循中国画教学的本质要求”这三个特点,标志着百年南艺中国画教学思路的初步形成。建国以来,中国画教学思路虽然一方面不断根据新中国文艺政策进行调整,另一方面也受到市场经济、外来艺术思潮的影响,但仍坚守上海美专的传统并灵活的予以变通,众多名师在教学中构建了教学体系、课程体系,因而产生了“南艺风格”,是为教学成果。简而言之,百年南艺中国画教学思路,是持纯粹学术眼光采用灵活多变的方式研究中国画本质,以开中国画之新机运。学术性、灵活性、本质性是其特点,“持经达变”是为精炼的概括。
察应坤[3]（2020）在《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村治派”对农村危机的思考与拯救》文中指出二十世纪二十年代末,山东实力派人物王鸿一联合了一批志趣相同者在北京创办了《村治月刊》,旨在全国推行以河北定县翟城村、山西村政为基本模式的“村本政治”。时人对此知识人群体以“村治派”称之。在王鸿一整合下,村治派不仅在学理上有吕振羽、梁漱溟、茹春浦等理论派人物鼎力加持,也获得了米迪刚、梁仲华、彭禹廷等地方自治力行者的实践响应,遂使村治思潮在全国渐成蓬勃之势。后在梁仲华、梁漱溟、孙则让苦心经营之下,村治派与其他团体相呼应,全国各地乡村建设运动纷纷兴起。以往的研究中,常常把“村治派”作为“民国乡村建设运动”的附庸来展开,未曾追溯村治派的起源,也没有考察它的发展历程,对于村治派的理论实践及其对于近代中国乡村社会转型发挥的作用也没有专题的研究。本文将村治派从起源到巅峰再到沉寂的过程作一事实的梳理,以弥补、校正已有研究成果的不足及成见;同时将村治派置于近代中国乡村社会转型的长时段历史进程中,清理出它的学理主线,并与政党介入、宗教介入的社会改革相对比,以探求儒家思想、马克思主义理论、自由主义三种思想指导下的乡村社会改革所呈现的不同面貌,进而观察国家力量渗透和基层社会改革张力下的近代中国乡村问题解决之道。村治思潮产生于近代中国农村社会危机的大背景之下。20世纪初叶中国农村的衰败,本质上是中国传统社会受到外来力量的冲击造成的,这也是任何一个“后发外生型”国家走向现代化的必经之路。晚清民国政府为应对国际国内新局面,出台了若干地方自治政策,试图缓解社会危机,由此催生了三个区域的早期村治实验:河北翟城村治、山西村政和曹州府善后局设立。正是这种社会生态,促成了“村治派”的产生及其对中国农村出路的不懈探索。1929年,王鸿一联合米迪刚等人创办《村治月刊》,标志着村治派的正式形成。早在1922年王鸿一和米迪刚在推动实行西北垦殖时相识相知,并在“村落自治是解决中国问题的关键”这一认识上达成一致。米迪刚亲身参与并主导的翟城村治为王鸿一“恢复民族自信力”的思想体系提供了样本参考和理论借鉴。1924年,两人在北京创办《中华日报》,呼吁以村落为单位进行乡村改革,并提出了一套以村治实践为基础的建国方案,但在时局动荡之下,影响极为薄弱。1929年3月,在阎锡山、冯玉祥支持下,王鸿一集合米迪刚、吕振羽等一批理论家和社会活动家,号召“实现革命主义、恢复民族精神”,创办了《村治月刊》,并以此为大本营研究村治学理、推行村治实践。众多学校、媒体、社团纷纷响应,一时间研究与推广村治成为全国潮流。民主政治的激进化是村治派主张的歧出。吕振羽由“改良”转向“革命”和彭禹廷由“民主”转向“封闭”是民主政治激进化的两个方向。“民主政治之如何确立”,是《村治月刊社宣言》里的重要内容,作为《村治月刊》的主编和主要理论旗手,吕振羽最初将“民主政治”定位为“三民主义的村治”,主张“非暴力的革命建设”,这与王鸿一“全民政治”和米迪刚“民主传贤”的主张是一致的。随着社会情境和个人际遇的变化,吕振羽开始由“改良”转向“革命”,认为发动农民斗争、革命夺取政权才是解决农村问题的正确路径。彭禹廷提倡以“缩小的三民主义”在宛西实施地方自治,后在多重重压之下,转向了一种封闭的权威性地方自治,最后以失败告终。与彭禹廷将地方自治缩小在局部的、封闭的、独立的空间范围不同,吕振羽更强调在一种更广阔的社会整体解决方案中来解决农村问题。两者之于村治派的歧出,恰恰是两种相反方向民主政治主张的激进化,由此得出的行动逻辑和实践行为也产生了两种不同的社会后果。梁仲华和梁漱溟的倾力合作推动村治事业走向巅峰。在韩复榘的支持下,梁仲华和梁漱溟接续王鸿一开创的“村治”事业,先有河南村治学院、山东乡村建设研究院相继设立,再有邹平、菏泽、济宁等实验县开办,乡村建设运动浪潮持续高涨。梁仲华负责乡建工作的组织与具体的行政事务,梁漱溟从社会与人心问题的逻辑出发,对“研究”“训练”“实验”等各项乡建具体内容进行理论建构和路径设计。村治派的理论主张有了广阔的实践区域,并把社会影响力扩散到了全国政商学各界,国民政府内政部以村治派的社会改革实践为参考,进行了全国县政改革设计和区域实验。在这种政治力量收纳、社会力量欢迎的态势下,乡村建设浪潮在全国兴起。三次全国乡村讨论会的举办标志着乡村运动的大发展和高涨,村治派的政治影响力和社会声望日隆。但在这种蓬勃壮阔的表象下,现实行政力量与社会改革运动的纠葛也在其中暗流涌动并日益激化。在政权对乡村社会的强力渗透和控制下,村治派的社会改革最终归于沉寂。菏泽成为第二实验县后,孙则让主导的以“乡农学校”组织民众自卫训练带动社会改革卓有成效,这一模式很快被韩复榘在全省区域推广以实现对乡村基层社会的有效控制。村治派所秉持的乡村改革的独立性全面消解。1932年第二次全国内政会议确立设置县政改革实验区,山东省政府在原来邹平实验县基础上加设菏泽为乡村建设实验县,并由王鸿一的学生兼同乡、时任山东乡村建设研究院副院长的孙则让亲往家乡主持实验工作。孙不负众望,在应对黄河水灾的同时,以“乡农学校”组织民众自卫训练,很快在地方治安、农村经济、乡村教育、地方自治等诸多方面取得显着成效。韩复榘从这一改革模式中看到了社会控制的极佳效果,遂令设立乡村自卫训练试办区,其后在抗战形势下,又根据梁漱溟等制定的三年计划,于全省逐次设立行政专员公署。山东乡村建设研究院的施政区域和社会影响力迅速扩大,基层中间组织的设立,有效抑制了土豪劣绅、奉官为匪等恶劣势力在乡村社会的蔓延趋势。但此区域的扩大,更多体现了韩复榘主导的政府控制体系对基层社会的强力渗透。韩复榘被罢免后,新任政府主席沈鸿烈撤销了山东乡村建设研究院,村治派成员各分西东,从此沉寂。作为村治派改革成效的参照,考察国民党政权控制下以纯行政力量推动或是宗教合作背景下的乡村社会改革,考察中共农村道路的探索,包括没有获得政权的早期海丰农民运动和获得局部行政权力的陕甘宁边区改革,可以得出以下结论:近代乡村改革无论是在何种意识形态指导下,乡村改革最初阶段的成效与尊重当地民众伦理情感认同的程度呈正向关联关系;乡村改革中政治权力介入呈现加强态势,行政力量与社会运动的追求目标或是共存,或是后者让位于前者。乡村建设运动激起了巨大的理论波澜。针对村治派的理论与实践,诸多批评纷至沓来。梁漱溟的乡村建设理论很多受到王鸿一的启发和影响,特别是“反对欧化俄化,恢复民族精神”这一主张,是对王鸿一“恢复民族自信力”思想的承继和发扬。村治派对于“村治为国家政治根本和社会组织基础”的看法有着高度的认识一致性。当时的着名评论家孙伏园观察认为“乡村建设为时代大势和国家命脉延续所需”,并把乡村建设运动与近代挽救国运衰败的五次大运动作为相互承接的脉络加以叙述。批评的声音主要来自于三个思想流派:东方文化主义派、自由主义西化派、左派经济学家。梁漱溟在与这三大派别的论辩中仍然坚持认为中国问题必须走理性解决之路即乡村建设道路,即坚持文化改造下的乡村建设路径,从正面培养公众意识,健全乡村团体组织,以新道德建设一种新的社会制度。梁漱溟在这些论辩中所展现出的变革、理性、独立的理论品质,正对应了村治派一贯对于道德原则的坚持和扞卫。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村治派对农村危机的思考和拯救最终归于沉寂,但他们对农村社会的发现,是近代中国由传统社会向现代转型的一种有益尝试。村治派在“恢复民族精神,保持固有道德之乡村自治”这个大方向下的理论探索和社会实践,在长时间轴和多空间维度上呈现了近代知识人对于民族国家塑造的努力和创造中国本土现代性的冲动。虽然这种努力和冲动未曾成为当时社会发展的主调,但反思这一历史过程,可以更为理性地看到中国乡村社会发展改革的关键性法则。其一,尊重民众伦理情感认同为乡村社会改革的基本原则;其二,渐进实施社会调控,保持社会资源总量对新体制实施的有效支撑;其三,适度区分有效衔接,实现行政力量与社会运动的良性互动,促进国家权力渗入与村落自主性之间的良性平衡。村治派对儒家伦理的坚守,在今天工业化、城市化、市场化、信息化进程中仍有其现实意义。如韦伯所言,革命的真正起因在于一种新精神的作用,“村治派”的主张在当时乡村社会边缘化的状态下提出,并抛开各种龃龉与桎梏而付诸实施,这是一种理性审视后逆流而上的奋勇行动。发现农民,认清乡土社会,这是王鸿一、米迪刚、梁漱溟等村治派知识人对近代中国现代转型的最大启蒙。
李全平[4]（2020）在《集体化时代山西的医疗场域与乡村社会》文中研究说明医疗社会史是史学界的一个新型领域和分支学科,国内外已有不少成果。本研究主要关注的是我国集体化时代的农村医疗卫生。目前医疗社会史对这一时期的医疗卫生给予的关注不够。事实上,集体化时代的医疗史既承续着几千年中国传统医疗史的积淀以及近代中国医疗多元型变的复杂头绪,又是新中国大规模开启医疗卫生整体改造工程的奠基段落,亦与当代健康中国建设的现实状况紧密相连。在这一时期,中国共产党深入乡村社会内部从医疗卫生的方方面面实施了一系列变革,不仅迅速建立了县、乡、村三级卫生保健网和独具特色的集体保健医疗制度,同时有力地发动了遍布城乡的爱国卫生运动,使得乡村卫生面貌有了较大改观,民众整体健康水平大幅跃升。那么,医疗史应该对这一社会历史现象作出自己的阐释和理解。山西地区在整个集体化进程中有着重要的历史地位和影响,熔铸了鲜明的时代表征。集体化时期的山西不仅有西沟和大寨这样的模范村,而且在医疗卫生方面也不乏全国典型。1955年成立的高平县“米山乡联合保健站”,以全国第一个农村卫生保健站的记录,成为我国农村集体保健医疗制度的发祥地;稷山县董家庄乡太阳村是集体化时代爱国卫生运动闻名全国的红旗单位。由于这两个地方的医疗卫生经验当时在山西和全国多个地区推广,因而其医疗史价值和历史经验颇值得挖掘。山西集体化时代医疗史的这种独特性又同山西在近代中国的独特历程紧密相连。本文选取山西在集体化时代医疗卫生方面的历史实践,尝试以医疗社会史的视野开展区域性专题研究,努力通过区域认识整体,通过医疗观察集体化时代的中国乡村社会。为克服当前大量相关研究成果惯于将集体化时代的医疗框定在卫生系统和制度史范畴内,以及由宏大叙事治史路径造成的空疏之弊,本研究尝试引入“场域”概念构建长时段、立体性和多元化的理论分析框架,依此把集体化时代医疗史的相关问题回置到历史现场,突破过去研究偏重合作医疗的制度和卫生政策的梳理之单一维度,通过医疗场域的总体呈现,解读和阐发集体化时代医疗实践生发与展开的具体机制,把握国家话语与乡村社会融入医疗场域的内在理路,挖掘集体化时代医疗实践的历史语境和底层逻辑,弥合“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研究路径的分野,从而展示历史图景的丰富复杂性。传统农村医疗场域扎根于以家族、父系、亲属和熟人互惠规则为特征的乡村社会之中,与传统乡村社会有机糅合并镶嵌一体。近代以来,伴随着西医的传入,医学、教会与商品相结合很快挤占和打破了传统医疗的结构分布,传统医疗中固有的生产和再生产机制之维续迎来较大挑战。在医疗多元型变的时代,医场中的医学、技术和医者围绕不同的政治、文化和社会资本等竞相角逐。逮至全面抗战爆发后,中共领导的军队进驻山西农村,大面积开辟抗战根据地,通过革命的底层深进直接触及乡村传统医疗,新政权努力对传统乡村医疗进行再塑,开了农村医疗集体化的先声。新中国成立后,农业合作化的整体形势推动了乡村整个社会场域的急骤变化,这既为农村集体保健医疗制度的诞生创造了条件,也使得医疗卫生的相当部分与传统医疗形成脱嵌后而被归纳到新的国家政治社会情势之中。场域更变使得医学技艺习得、行医方式和医药空间均被重新改塑,中西医关系的历史意涵在激烈变动时代不断被拉扯和重构。面对强大的传统医疗的惯性、特别是传统医疗所依附的传统社会结构以及无数个经过传统社会浸润过的医者与乡民,负载着新的社会文化意义的医疗卫生改造充满艰辛,于是国家诉诸于社会运动力量来推动医疗卫生的变革。社会史视野使我们更清晰地关照到不同医者、干部、医务人员和普通乡民等面对医疗场域发生更变时的抉择和向背以及新旧观念的冲突,也展示了国家如何通过各种符号、话语、组织网络、资源动员等策略将广大民众组织参与到医疗卫生改造中的丰富实践面相。在集体化时代,广大民众以高涨的热情参与医疗卫生运动的同时,也参与了国家新的意识形态之内化学习和行为实践、参与了国家新的政策主张以及新的道德评价规则的认知和运用之中,并从中获得了新的身份和体验。传统医疗场域与乡村社会的关系纽带被新的负载着国家话语、民族主义以及新型意识形态的社会运动反复动员、感召、冲击和改造,最终不仅改变了农村缺医少药和卫生观念薄弱的落后状况,同时实现了国家新政权建设、意识形态重塑和整个医疗社会的改造,这是一个紧密交糅的动态过程。另一方面,传统乡村社会在变革中既有适应也有变迁。在国家努力重构医疗卫生与乡村社会的过程中,传统乡村社会发挥作用的机制由显性而变为隐性,但传统医疗场域的机制和惯习始终潜藏背后并在极为细腻的环节里隐现出来,而合作医疗最终的解体在某种程度上说也是新旧体制的交冲和妥协,折现出医疗演变的复杂性所在。
闫文娟[5]（2020）在《唯物史观视域下的孟子民本思想及其当代价值》文中指出恩格斯说:“现代唯物主义把历史看作人类的发展过程,而它的任务就在于发现这个过程的运动规律。”（1）人民群众作为社会历史的创造者,也是社会实践的主体,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进程中发挥着重要作用。新时代,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过程中,各种民生问题的突出迫切要求从传统文化中寻找相关的民本资源,重新评价并结合时代特点发掘新的价值。孟子作为继孔子之后着名的思想家,他的民本思想不仅把儒家民本思想的发展推向了高峰,而且把我国传统民本思想的发展推向了高峰,对后世产生了积极深远的影响。在唯物史观的视域下,深入分析孟子民本思想的形成、主要内容和发展,探究其应对变革的思想资源、凝聚民心的价值体系,对于当代更好地实践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具有积极而深刻的意义。本文从唯物史观之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意义和新时代民生问题的突出出发,在寻找唯物史观基本观点和孟子民本思想之间关联的基础上探索重评和发扬孟子民本思想的时代价值。一方面,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需要从传统文化中挖掘思想资源,整合有利于现代化建设的因素。另一方面,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也需要与现代化建设的理念相结合,才会更好地发挥作用,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论文根据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的原理,在分析战国时期经济发展、政治变迁和意识形态领域百家争鸣文化现象的出现等诸多因素的基础上,结合孟子之前民本思想的发展和孟子的性善论分析了他的民本思想的形成。在此基础上,本文从群众观的角度分析了孟子的民贵君轻思想。民贵君轻思想的积极意义在于认识到了人民在社会发展中的重要性和发挥的重要作用。通过对民贵君轻思想在旧民主主义革命、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的影响,认识到其中蕴含的朴素民本思想与马克思、恩格斯所说的“不是国家制度创造人民,而是人民创造国家制度”的思想有契合之处。接着,从社会基本矛盾的角度论述了孟子的仁政思想,深刻分析了仁政对于改善民生的具体措施。孟子在中国历史上第一次打破了君权神授的观念,提出治民者的权利表面上来自于天,实质上则来源于人民的寄托。井田制和制民之产的提出,体现了孟子对土地重要性的肯定和认识。推恩在仁政中的应运表达了孟子对统治者的期望和要求。省刑罚和薄税敛体现了对弱势群体的关注,深耕易耨和重教化体现了在保障人民温饱问题的基础上对民生的改善和对人民整体素质提高的重视。本质上,仁政思想看到了生产发展之于社会进步和人民生活水平提高的意义,而且意识到阶级斗争和国家权利的争夺都是通过人民来实现。也就是,仁政思想认识到了改善民生之于社会发展和安定的重要性,但却受当时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的制约而未能全面实行。然后,论文从实践的角度分析了孟子的王道思想。孟子在区分王霸之辩的过程中表达了对王道思想的认同,王道也成为他对当时理想治国模式的探讨。马克思认为社会发展道路具有三种社会形态理论,孟子所处的时代显然属于社会发展的第二形态。在这一阶段,王道思想能够就治国模式进行有关社会发展和治国理论的探讨,体现出了他对社会发展的独特洞察。同时,他的王道思想试图构建君民和谐向前发展的理想政治模式。马克思主义有一个鲜明的特点就是社会批判精神。在唯物史观的视域下对孟子的民本思想进行批判和继承中,我们发现他的民贵君轻思想肯定了民众在国家存亡中发挥的重要作用,在对民意的表达中表现出了原初的民权观念,蕴含着民主思想的萌芽。但本质上,民贵君轻思想并没有摆脱君本位的封建阶级基础。仁政思想不仅为当时国家经济的发展提供了方案,而且也从社会道德方面提出了教育设想,力图在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和发展社会生产的基础上,通过提升人民素质来巩固社会稳定。这一思想虽然表现出了朴素的民生观念,却只把民生的改善寄希望于君王自身的觉醒上,并没有认识到人民才是国家权利的真正主体。王道思想一方面提倡君主要向圣王先贤学习以仁义行仁政,通过得民心来治理国家。另一方面,也认识到君与民之间存在的阶级矛盾,主张在解决民生问题的基础上通过教民来维护社会的安定团结,防止社会危机的产生。然而,王道思想在具体的实施中并没有受到当时统治者的重视,也没有相应的制度、法律的保障,因而表现出了空想的重民主张。近现代以来,从旧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孙中山的新三民主义到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李大钊、陈独秀等先进知识分子对孟子民本思想的汲取,再到党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人民主人翁地位的深刻体现、群众路线的深入以及以人民为中心思想的实践,这些思想中对孟子民本思想的关注部分都体现了这一思想随社会发展而产生的能动作用。在中华民族实现伟大复兴的进程中,对待我国的传统文化应当积极探索其中的正面因素,同时也要尽量避免其消极因素,择其善者而从之,择其不善而弃之。通过对孟子生活的时代和新时代社会背景的分析,我们发现孟子民本思想中的民贵君轻思想认识到了人民的重要性,体现出了民主思想的萌芽,对于我国当下的以人为本、执政为民有着积极的意义。仁政思想中对民生改善的具体措施对于当下我国提倡的精准扶贫、科教兴国、社会保障体系的完善和生态环境的保护具有积极的启示作用。孟子对王道思想的肯定对于尊贤使能、廉政爱民、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弘扬以及国际关系的处理有着启发作用。同时,在重评孟子民本思想的过程中,我们也更加深刻地领悟到习近平以人民为中心思想的重要性和其中对传统民本思想的继承、创新与发展。
教育部[6]（2020）在《教育部关于印发普通高中课程方案和语文等学科课程标准（2017年版2020年修订）的通知》文中认为教材[2020]3号各省、自治区、直辖市教育厅（教委）,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教育局:为深入贯彻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精神和全国教育大会精神,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完善中小学课程体系,我部组织对普通高中课程方案和语文等学科课程标准（2017年版）进行了修订。普通高中课程方案以及思想政治、语文、
任梦希[7]（2020）在《毛泽东关于史学的功能与方法论研究》文中认为历史上的存在,是不以任何单个的人的某些意志为转移的,是真实存在的。史学,则是一门讲求客观真实、反映人类社会过去的专门学科,这种客观的本质要求研究者应当以求真的态度来对待历史。对人类社会客观进程的历史进行研究时应当首先树立正确的历史观。唯物史观的确立与坚持,是毛泽东史学思想形成与发展的基石。在大量占有史料的基础上,展开个别历史史实的“求真”与总体历史进程的“求是”研究。将历史教训铭记于心,以史为鉴,将历史客观规律与自身的主观能动性相结合,重视历史长河中人民群众的重要作用。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毛泽东对中国历史了然于心。与一般历史学家相比较,毛泽东对历史的研究不仅仅局限于历史本体论、历史主体论、历史方法论的简单描述与概括,更多的是将历史长河中的经验与教训运用于中国革命与建设之中。在历史研究中,最根本的方法与态度就是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在马克思主义阶级斗争理论的指导下,重视有关阶级革命的史实研究,分析阶级斗争在历史进程中的突出作用。认为应当将历史研究放在一定的历史联系与历史发展过程中进行分析理解,对历史事件、历史人物的研究也应当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对整个人类历史应当进行古与今、中与外的全面的、比较的研究。毛泽东在成为马克思主义者后,以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则理论为指导,认为做研究的人,不能够在研究中单凭自己主观上的想像,不能自以为是什么就将研究定义成什么,也不能单凭着自己的一腔热血或是一时兴起,亦或是有些死读书的单单靠书上面写的那些文字类的表述。真正俯下身子做研究的马克思主义者是应该在客观存在的事实基础上,对相关研究资料、有价值的史料进行详细的钻研,以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则理论为指导从中找寻正确的结论。在历史的沧桑中找寻历史的真谛,在历史的风雨中探究历史的规律。
方华[8]（2020）在《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文化建设研究》文中研究说明繁荣、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凝聚全体人民精诚团结、顽强拼搏的精神力量,是新时代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建设的重要价值目标,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落脚点。党在十九届四中全会上充分肯定了以“文化建设促进人民精神团结在国家治理体系中的显着优势”,作出“坚持和完善繁荣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制度”重要部署,并且强调:“必须坚定文化自信”,“牢牢把握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前进方向”,“更好构筑中国精神、中国价值、中国力量”。完善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制度,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被提升至“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战略高度。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事业,坚持和完善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制度,离不开既有的思想资源和实践基础,离不开对党领导文化建设历史及经验的研究和总结。抗战时期是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发展的一个重要时期,也是党领导中国先进文化建设的一个重要历史阶段,这一时期党领导的文化建设,为中国先进文化的发展奠定了重要基础,积累了宝贵经验。在新时代背景下,深入研究抗战时期党领导文化建设的理论与实践,分析总结其历史经验及当代价值,对于推进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发展,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具有重要意义。本文在引言部分,概括介绍了选题的背景和依据、研究现状、研究意义和研究方法等问题。文章的主体共分为四个部分:第一部分主要分析和考察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领导文化建设的背景和条件,阐明抗战时期党领导文化建设面临的机遇与挑战。第二部分从理论探索和理论形成两方面对抗战时期党的文化建设理论进行研究。在理论探索方面,文章梳理了党对于科学化、大众化、民族化文化思想的理论探索,分析抗战时期党领导文化建设并最终提出新民主主义文化理论的思想渊源;在理论形成方面,文章对新民主主义文化理论的提出及最终形成进行分析研究,阐明新民主主义文化理论在抗战时期党的文化建设事业中的指导作用。第三部分对抗战时期党的文化建设实践进行研究和梳理。分别从党在扩大文化队伍、开展抗战的文化教育和宣传工作、加强哲学社会科学领域的理论与学术研究、进行党内文化建设、加强党在国统区和沦陷区的文化工作等方面,对抗战时期党的文化建设具体实践进行分析和研究。第四部分对抗战时期党的文化建设进行总体分析和评价,阐明了抗战时期党的文化建设的主要特点、历史贡献,在此基础上总结了抗战时期党的文化建设的历史经验,阐明了这一时期党的文化建设经验在新时代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建设事业中的价值体现及重要启示。
刘素娟[9]（2020）在《冯友兰中西文化观研究》文中研究说明鸦片战争以降,外国列强侵入中国,给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带来了强烈的冲击,中华民族面对侵略,勇敢地走上了救亡图存的道路。五四新文化运动以后,人们对中西冲突的思考和探索,从物质层、制度层转向了文化层,自此之后,中西文化问题成为国人讨论的热点话题。冯友兰是我国着名的哲学家、哲学史家、教育家,他曾以“三史释今古、六书纪贞元”概括自己一生的主要学术成就,作为五四时期成长起来的热血青年,冯友兰的哲学研究始终围绕中西文化进行。他的文化探索随着时代脉搏而跳动,随着时代思潮的发展而起伏。20世纪初期,五四新文化运动如火如荼,人们关于“中西文化异同”、“中国文化向何处去”有着广泛的讨论。冯友兰对中西文化的探索,主要围绕“中国文化为什么会落后、中西文化有什么不同”来进行,冯友兰认为中国落后的原因在于没有科学,中国没有科学的原因在于中国文化向内寻求的历史选择,它走的是“自然”路线,关注的是人的内心需要,注重的是人伦日常。与之相反,西方产生科学的原因在于西方文化向外追求,走的是“人为”路线,注重向大自然寻求力量,追求确实性。20世纪20年代,冯友兰在美国攻读博士学位,通过深入了解西方哲学,他发现中西文化有许多相同之处,都同时存在着几种人生哲学派别,冯友兰以老子所谓“损益”问题为主线,将中西人生哲学按照“损道”、“益道”、“中道”三个大类分为了十个派别,提出中西哲学都有“损道”,主张人类的幸福在于约束人的欲望;也都有“益道”,主张向外探寻幸福;还都有“中道”,主张有限度地向外探索。回国后,冯友兰接续人生哲学之同的发现,参与了“科玄论战”,提出了一种新的人生观。20世纪30年代,受马克思主义在国内广泛传播的影响,冯友兰逐步接受了唯物史观,认识到社会从低到高的发展规律。欧洲游学的观察和思考促使冯友兰对中西文化的看法从“中西之异”转向了“古今之异”,认识到中西文化的不同在于时代差别,中国是古代文化,西方是近代文化。冯友兰文化观从“中西之同”到“古今之异”的辩证发展,让他认识到中西互释的可能。20世纪40年代,面对抗日战争和建国问题,冯友兰认为工业化是中国现代化的必由之路。在中国现代化问题讨论中,冯友兰接续“古今之异”,根据共相殊相理论,提出了文化的类型说,认为西方是以社会为本位的工业社会,其文化是工业类文化,中国是以家庭为本位的农业社会,其文化是农业类文化。中国向西方学习,不是“全盘西化”,也非“中国本位”,而是要学习其工业类文化,保持中国的基本道德不变,保留中国民族文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实行“团结、教育、改造”的知识分子政策,加强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冯友兰主动接受改造,努力进行马克思主义理论学习和实践,进一步接受马克思主义。从此,冯友兰的中西文化讨论加入了马克思主义的因素。面对1950年代文化改造和马克思主义教条化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否定和批判,冯友兰勇敢地提出了“抽象继承法”,旨在传承中国文化的传统命脉。文化大革命结束后,中国共产党确定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开始了波澜壮阔的改革开放。冯友兰在这个时期重新获得了学术生命,他认为,中西文化进入了新的历史发展阶段,“向西方学什么”的问题已经基本解决,新阶段在于如何传承中国传统文化,建立新的文化体系。围绕“中国古典哲学有哪些成份可为新的文化体系所吸收”,冯友兰完成了《中国哲学史新编》,为中国文化的新发展输送营养。冯友兰对中西文化的认识和思考长达近一个世纪,折射出了二十世纪的风云变幻,展现了冯友兰的爱国热忱和民族情怀。冯友兰的中西文化观始终离不开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反思和评价及对中国文化未来的思考,经历了一个从不自信到自信的过程,表现了冯友兰在中西文化冲突面前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着力和用心。冯友兰的中西文化探索,不仅涉及到了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还关照到了马克思主义,冯友兰对中、西、马三者关系的探索,也为后人铺好了基石。
吕皓[10]（2020）在《延安中央研究院的研究任务和学生培养研究》文中提出抗战时期,随着日本的加紧侵略,为适应革命战争的需要,中国共产党在延安建立了一系列干部教育学校。这些学校在中共党史和中国革命史中占有着重要地位,为党的干部教育培养,提供了巨大的智力支持,也为共产党执政提供了理论和实践的基本保障,对抗日战争的胜利,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以及新中国的建设起到了重要作用。本文选取“延安中央研究院的研究任务和学生培养”这个课题,主要有两方面的考虑:一是抗日根据地的高等教育尤其像延安中央研究院这样的学术研究机构,在中共教育史中占有着十分重要的地位,它的建立推动了边区的发展建设,为抗战的胜利做出了重要贡献;二是就现有的学术研究成果来看,大都从宏观方面研究高等教育,如陕甘宁边区的高等教育研究等,以延安中央研究院为例进行个例具体研究的文章较少。因此,本文在梳理大量文献资料的基础上,吸收和借鉴了前人的些许研究成果,对延安中央研究院的研究任务和学生培养的具体内容和计划以及它所带来的成效和启示做进一步研究,以期对现今高等教育事业中的研究工作和学生培养工作提供可能的帮助和借鉴。本文共由六章组成。第一章绪论部分主要介绍了本文的研究背景,并对文章研究的目的和意义作了说明,归纳和整理了延安中央研究院方面的国内外研究现状以及综合评价;之后对本课题的核心概念进行了界定,并确定该课题的研究方法;最后介绍本论文的创新与不足之处。第二章主要介绍延安中央研究院的历史背景。首先对抗战时期延安中央研究院的创立原因进行介绍。紧迫的抗战形势、改变教条主义,要求实事求是、大量青年知识分子奔赴延安参加革命、中国未来长远发展的需要这四方面的共同作用下创建了延安中央研究院。其次是对延安中央研究院的发展历程做介绍,延安中央研究院发展历程共分为两大部分,一部分是延安中央研究院成立前夕,延安马列学院的建立,到后来改组为马列研究院,最后改组为延安中央研究院的经过。另一部分是发展阶段,其中包括延安中央研究院建立后的领导机构、各个研究机构的主要负责人以及它们所制定的半年、一年或三年内计划的简要说明。第三章主要介绍延安中央研究院的研究任务和学生培养的基本概况。延安中央研究院是中国共产党创办的第一个学术研究机构,是培养党的理论干部的高级研究机构,从这些介绍中可以看出,延安中央研究院是专门进行学术研究的机构,在研究学术的同时进行学生培养工作。延安中央研究院内下设中国政治研究室、中国经济研究室、中国文化思想研究室、中国教育研究室、中国历史研究室、中国文艺研究室、中国新闻研究室、国际问题研究室以及俄语研究室这九个专门研究室。在这章中详细介绍了这九个研究室分别开设的课程,具体研究和学习情况以及每个研究室所具有的特点。第四章主要阐述延安中央研究院在整风运动时期的学生培养。共分为纠正错误偏向、进行自我反省、进行集体反省和重塑内心世界这四个阶段。第五章主要介绍延安中央研究院内部教员与学员具体生活、教育概况来反映延安中央研究院的研究任务和学生培养成果。本章主要选取延安中央研究院中较为典型人物进行具体阐述,分别选取两位教员范文澜和张闻天,两位中央研究院内学员,分别是温济泽、马洪,对他们在延安中央研究院的学习与生活概况进行具体研究,为第六章的成效与启示作准备。第六章主要是在前几章内容的基础上,总结延安中央研究院的研究任务和学生培养成效以及启示。通过对延安中央研究院的研究任务和学生培养工作进行总结,得出了去除旧思想,坚定共产主义信念、高度发扬批评与自我批评精神、领导干部和群众关系更加亲密、进一步理解理论与实践的联系、促进个体学习与集体学习相结合这几方面成效。在梳理其成效的基础上,得到了坚持理论与实际相结合原则、文娱活动同样重要、坚持灵活多样,因人而异的教学方法、注重教员队伍的建设、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这几方面启示,以期对现在高等教育的研究和学生培养有所启发和借鉴。
二、毛泽东的史学修养（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毛泽东的史学修养（论文提纲范文）
（1）吴汝纶德育思想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1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及研究意义 |
| 1.1.1 研究背景 |
| 1.1.2 研究依据 |
| 1.1.3 研究意义 |
| 1.2 国内外研究现状 |
| 1.2.1 国外研究状况 |
| 1.2.2 国内研究状况 |
| 1.2.3 研究述评 |
| 1.3 研究内容、方法与技术路线 |
| 1.3.1 研究内容 |
| 1.3.2 研究方法 |
| 1.3.3 技术路线 |
| 1.4 创新点 |
| 2 概念界定和相关理论 |
| 2.1 相关概念 |
| 2.1.1 德育与思想政治教育 |
| 2.1.2 德育思想与教育思想 |
| 2.2 理论基础 |
| 2.2.1 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德育理论 |
| 2.2.2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德育理论 |
| 3 吴汝纶德育思想形成的背景 |
| 3.1 吴汝纶生平简介 |
| 3.1.1 年少好学 早着文名 |
| 3.1.2 登入仕途 学贯中西 |
| 3.1.3 致力教育着述办学 |
| 3.2 吴汝纶德育思想形成的时代背景 |
| 3.2.1 晚清的历史环境 |
| 3.2.2 晚清的政治及教育环境 |
| 3.3 吴汝纶德育思想形成的个人背景 |
| 3.3.1 家庭条件—教育世家下的“古文大家” |
| 3.3.2 为官环境—幕府中的“关键人物” |
| 3.3.3 交友情况—与严复关系密切 |
| 3.4 桐城派与吴汝纶德育思想 |
| 3.4.1 桐城派概况 |
| 3.4.2 桐城派对吴汝纶德育思想的影响 |
| 3.5 本章小结 |
| 4 吴汝纶德育思想形成的理论渊源和发展历程 |
| 4.1 理论渊源 |
| 4.1.1 传统道德思想的渐化 |
| 4.1.2 吴氏家族家风的滋养 |
| 4.1.3 独特桐城文化的濡染 |
| 4.1.4 西方近代思想的启迪 |
| 4.2 发展历程 |
| 4.2.1 客居幕府时期吴汝纶德育思想的萌发 |
| 4.2.2 改革书院时期吴汝纶德育思想的形成 |
| 4.2.3 考察日本时期吴汝纶德育思想的发展 |
| 4.2.4 创办学堂时期吴汝纶德育思想的成熟 |
| 4.3 吴汝纶对近代德育思想的继承与发展 |
| 4.3.1 中国近代德育思想的演变历程 |
| 4.3.2 一个开明的旧人物:吴汝纶的双重身份 |
| 4.3.3 吴汝纶对近代德育思想理论的主要思考与实践 |
| 4.3.4 吴汝纶对传统德育向现代德育过渡的开创性探索 |
| 4.4 本章小结 |
| 5 吴汝纶德育思想的实践养成 |
| 5.1 聘请名师,振兴地方教育 |
| 5.1.1 裁并义学整顿书院 |
| 5.1.2 振兴书院筹措经费 |
| 5.1.3 聘请名师开启风气 |
| 5.2 主讲莲池书院,创办东西文学堂 |
| 5.2.1 率先开办东、西文学堂 |
| 5.2.2 自筹经费购买新书 |
| 5.2.3 广交中西名士培养文化氛围 |
| 5.2.4 莲池俊秀影响后世 |
| 5.3 赴日考察学务,着《东游丛录》 |
| 5.3.1 实地观摩日本各级各类学校 |
| 5.3.2 赴日听教育专题讲座与介绍 |
| 5.3.3 接触日本政治界、教育界官员和学者 |
| 5.3.4 《东游丛录》中所涉及的教育问题 |
| 5.3.5 吴汝纶赴日考察的作用 |
| 5.4 心系桑梓教育,创办桐城学堂 |
| 5.4.1 创办动因及经过:“欲救此厄,必在培才” |
| 5.4.2 办学指导思想:“只今学术当全变,安得东西并一堂” |
| 5.4.3 课程设置方式:“合东西学问精粹陶冶而成” |
| 5.4.4 师资选聘原则:“西师难请,东师易聘” |
| 5.4.5 学堂管理体系:“各有职司,无相侵越” |
| 5.5 本章小结 |
| 6 吴汝纶德育思想的主要内容 |
| 6.1 德育目标:勉成国器 |
| 6.2 德育内容 |
| 6.2.1 修身 |
| 6.2.2 齐家 |
| 6.2.3 治学 |
| 6.2.4 为官 |
| 6.2.5 社会 |
| 6.3 德育原则 |
| 6.3.1 循序渐进:“读书不必过急” |
| 6.3.2 因材施教:“学当择性之所近” |
| 6.3.3 言行一致:“自行其言” |
| 6.4 德育方法 |
| 6.4.1 传统与现代统一的方法:兼通新旧 融合中西 |
| 6.4.2 成人与成才兼顾的方法:德行为重 而艺次之 |
| 6.4.3 认识与实践结合的方法:躬亲实践 考察学制 |
| 6.5 本章小结 |
| 7 吴汝纶德育思想的当代价值 |
| 7.1 吴汝纶德育思想的历史定位和局限性 |
| 7.1.1 吴汝纶德育思想的历史定位 |
| 7.1.2 吴汝纶德育思想的局限性 |
| 7.2 吴汝纶德育思想目标上的借鉴价值 |
| 7.2.1 改造国民性,促进个人之全面发展 |
| 7.2.2 挣脱传统枷锁,实现个人之人生价值 |
| 7.2.3 改革教育,实现国家之兴盛富强 |
| 7.3 吴汝纶德育思想内容上的借鉴价值 |
| 7.3.1 强化文化认同,弘扬优秀传统文化 |
| 7.3.2 注重培养爱国心,树立爱国精神 |
| 7.3.3 引导生活态度,审视人生意义 |
| 7.4 吴汝纶德育思想实践途径上的借鉴价值 |
| 7.4.1 通过改革莲池书院,兼容中西文化 |
| 7.4.2 通过赴日考察学习,促进教育近代化 |
| 7.4.3 通过创办新式学堂,改革传统教育模式 |
| 7.5 吴汝纶德育思想的现代转化 |
| 7.5.1 吴汝纶德育思想现代转化的必要性和可能性 |
| 7.5.2 吴汝纶德育思想现代转化的理论支撑 |
| 7.5.3 吴汝纶德育思想现代转化的路径分析 |
| 7.6 本章小结 |
| 8 结论及展望 |
| 致谢 |
| 参考文献 |
| 一、专着 |
| 二、期刊 |
| 三、学位论文 |
| 四、外文着作、译着、论文及期刊 |
| 附录一：吴汝纶年谱 |
| 附录二：吴氏家训(摘录) |
| 附录三：论及吴汝纶及其着述的着作 |
| 附录四：吴汝纶诠释、点勘、评注的经书、史书、诗集等 |
| 附录五：学堂章程 |
| 附录六：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发表的论文、参与项目及获奖情况 |
（2）“持经达变”-百年南艺中国画教学思路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缘由与研究目的 |
| 1、选题缘由 |
| 2、研究目的 |
| 二、选题范围及关键词 |
| 1、选题范围 |
| 2、关键词阐释 |
| 三、研究现状 |
| 1、专着与论文 |
| 2、档案与资料 |
| 四、研究方法 |
| 第一章 百年南艺中国画教学历程 |
| 第一节 上海美专时期(1912-1952) |
| 一、课程的逐步设置(1912-1919) |
| 二、专业的创办与发展(1920-1937) |
| 三、全面抗战中的艰苦办学(1937-1945) |
| 四、教学的调整(1946-1952) |
| 第二节 华东艺专、南京艺专时期(1952-1959) |
| 一、专业的取消(1952 年第一学期) |
| 二、课程的逐步恢复(1952 年第二学期—1958) |
| 第三节 南艺初期(1959-1966) |
| 一、教学秩序的逐步恢复(1959-1964) |
| 二、教学秩序受到冲击(1964-1966) |
| 第四节 社会运动时期(1966-1976) |
| 一、教学的混乱(1966-1971) |
| 二、教学秩序的短暂恢复(1972-1973) |
| 三、教学再次受到“左倾”政治的冲击(1974-1976) |
| 第五节 改革开放后(1977-至今) |
| 一、教学本质的回归(1977-1978) |
| 二、教学本质的新生(1979-1999) |
| 三、教学本质的发展(2000-至今) |
| 小结 |
| 第二章 百年南艺中国画教学思路的思想基础 |
| 第一节 刘海粟办学初心和办学目的本质性 |
| 一、“发展东方固有的艺术,研究西方艺术的蕴奥” |
| 二、“救国救民” |
| 三、“研究中西艺术根本精神” |
| 第二节 刘海粟办学精神的灵活性 |
| 一、“不息的变动”产生与保障 |
| 二、“不息的变动”具体措施 |
| 第三节 刘海粟办学原则的学术性 |
| 一、“美育” |
| 二、“闳约深美” |
| 三、“学术自由、兼容并包” |
| 小结 |
| 第三章 百年南艺中国画教学思路的初步形成 |
| 第一节 中国画本体探究 |
| 一、特点:气韵、写意、笔墨 |
| 二、画理:六法 |
| 第二节 依据“学术自由”和“兼收并蓄”组织教学 |
| 一、师资:“学术自由”契合“海派无派” |
| 二、课程:“兼收并蓄”之中“突出国画” |
| 第三节 遵循中国画教学的本质要求 |
| 一、深究传统并力主创新 |
| 二、绘画实践结合史论研究 |
| 三、强调写生 |
| 四、重视文化修养 |
| 小结 |
| 第四章 百年南艺中国画教学思路的流变与发展 |
| 第一节 新中国成立初的初变(1952-1966) |
| 一、新中国文艺政策主导中国画教学思路 |
| 二、新中国文艺政策与中国画教学思路的融合 |
| 三、同时期代表性院校教学思路(思想)情况 |
| 第二节 社会运动时期的再变(1966-1976) |
| 一、“政治统帅教学” |
| 二、“政治统帅”下上海美专中国画教学思路的短暂恢复 |
| 三、“左”倾的回潮 |
| 四、同时期代表性院校教学思路(思想)情况 |
| 第三节 改革开放后的调整(1977-1999) |
| 一、新时期文艺政策影响下中国画教学思路的初次调整 |
| 二、新时期文艺政策影响下中国画教学思路的再次调整 |
| 三、同时期代表性院校教学思路(思想)情况 |
| 第四节 二十一世纪以来的发展(2000-至今) |
| 一、中国画教学思想的提出背景 |
| 二、中国画教学思想的明确 |
| 三、同时期代表性院校教学思路(思想)情况 |
| 小结 |
| 第五章 百年南艺中国画教学思路的具体实施 |
| 第一节 教学的“合”与“分” |
| 一、开始于“合” |
| 二、中途之“分” |
| 三、再次相“合” |
| 第二节 “分科教学”与“一专多能” |
| 一、“分科教学” |
| 二、“一专多能” |
| 第三节 临摹、写生、创作阶段性教学 |
| 一、逐步形成 |
| 二、成熟 |
| 三、发展 |
| 第四节 首重创作 |
| 一、“创作”的由来及本义 |
| 二、以创作课为中心 |
| 小结 |
| 第六章 百年南艺中国画教学思路的个案体现 |
| 第一节 人物画专业名师 |
| 一、沈涛的教学主张、艺术追求和创作 |
| 二、王孟奇的学术研究、教学思路和创作 |
| 第二节 山水画专业名师 |
| 一、张文俊的学画路径、创作追求和创作 |
| 二、方骏的学术研究、教学思路和创作 |
| 第三节 花鸟画专业名师 |
| 一、陈之佛的学术研究、研习体会和创作 |
| 二、谢海燕的学术研究、教育纲领和创作 |
| 三、陈大羽的学术研究、教学主张和创作 |
| 第四节 美术史论名师 |
| 一、郑午昌的学术研究、学画路径和创作 |
| 二、俞剑华的学术研究、教学方法和创作 |
| 三、温肇桐的学术研究 |
| 四、罗尗子的学术研究和创作 |
| 小结 |
| 第七章 百年南艺中国画教学思路的教学成果 |
| 第一节 教学体系 |
| 一、工笔花鸟教学体系的初步创建 |
| 二、工笔花鸟教学体系的健全和发展 |
| 三、教学体系思辨 |
| 四、代表性院校教学体系 |
| 第二节 中国画专业课程体系 |
| 一、百年南艺中国画课程体系的四个阶段 |
| 二、人物画课程体系 |
| 第三节 “南艺风格” |
| 一、逐步形成 |
| 二、深化 |
| 三、特点 |
| 第四节 培养的杰出人才 |
| 一、两个时期的人才 |
| 二、特点:和而不同、一人一貌 |
| 小结 |
| 结论 |
| 附录 |
| 一、百年南艺中国画教学大事记 |
| 二、南艺中国画专业学习指南 |
| 参考文献 |
| 一、主要参考书目 |
| 二、主要参考论文 |
| 三、档案资料 |
| 作者简介 |
| 致谢 |
（3）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村治派”对农村危机的思考与拯救（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的缘起及意义 |
| 一、学术史回顾 |
| 三、研究思路、方法及创新 |
| 第一章 村治思潮的时代背景及起源 |
| 第一节 20世纪初农村危机与地方自治政策推出 |
| 一、农村衰败无序:近代“中国问题灼点” |
| 二、晚清民初地方自治规约颁布:一剂良药还是虚幻泡影? |
| 第二节 村治实验的萌芽 |
| 一、早期翟城村自治 |
| 二、山西村政 |
| 三、曹州府善后局的设立 |
| 第二章 村治派的形成 |
| 第一节 米迪刚对翟城村治的主导及其实践理论的总结 |
| 一、翟城新政:旧文化网络和新法团主义的较量 |
| 二、村为起点“民主传贤”:中国社会修缮良法 |
| 三、“井”字结构新村布局:社会公共空间营造 |
| 第二节 王鸿一的“恢复民族自信力”思想主张与实践 |
| 一、“民族自信力”:民族自救运动的发动机 |
| 二、儒家伦理:揭橥民族文化重心 |
| 三、“村本政治”:中国民族出路 |
| 第三节 王鸿一与米迪刚的合作及村治派大本营的设立 |
| 一、实行西北垦殖: 纾困内地边疆农村民生 |
| 二、创办《中华日报》:呼吁乡村改革共和建国 |
| 三、出版《村治月刊》:研究学理推行村政 |
| 第三章 村治派的歧出:民主政治的激进化 |
| 第一节 由“改良”到“革命”: 吕振羽村治思想转向 |
| 一、三民主义的村治:非暴力的革命建设 |
| 二、村治理想的破灭:转向国家视角 |
| 三、革命夺取政权:发动农民斗争 |
| 第二节 从“民主”到“封闭”:彭禹廷领导下的宛西自治 |
| 一、自卫、自治、自富:民众自治共同体的内聚 |
| 二、不顾官厅、不顾法律、不顾手续:地方自治的封闭 |
| 三、“再造权威性自治”:局部地方专制的失败 |
| 第四章 走向巅峰:乡村建设浪潮的兴起与高涨 |
| 第一节 梁仲华主持下的村治派大集结 |
| 一、“思想阐发”与“人才储育”: 河南村治学院 |
| 二、“研究”“训练”“实验”: 山东乡村建设研究院 |
| 三、组织与行政:梁仲华乡建工作的事功 |
| 第二节 梁漱溟领导下的“乡村建设运动 |
| 一、社会问题与人生问题:梁漱溟思想的逻辑出发点 |
| 二、乡村开出新组织:邹平实验县的改革设计 |
| 三、“政”“教”“富”“卫”合一:邹平实验实施及七大成效 |
| 四、玄学的理论与妥协的实践:理想与现实的纠葛 |
| 第三节 全国乡村运动大联合 |
| 一、成立联合组织为各地乡村工作人员一致诉求 |
| 二、三次全国乡村工作讨论会的举行 |
| 三、有限度的联合与有限度的影响 |
| 第五章 政治权力强力渗透下村治派的沉寂 |
| 第一节 村治派主导社会改革独立性的消解 |
| 一、民众自卫训练:菏泽实验模式社会改革的有效性 |
| 二、从社会改革到社会控制:韩复榘设立山东乡村自卫训练试办区 |
| 三、全域推行:行政督察专员公署全省逐次分区设置 |
| 第二节 国民党政权下的乡村社会改革实验 |
| 一、纯以行政力量促进农村建设:江宁和兰溪实验 |
| 二、基督教和国民党行政的乡村建设合作:黎川实验 |
| 第三节 中共农村道路的探索 |
| 一、适应性动员:前期海丰农民运动政治策略 |
| 二、“三三制”:陕甘宁边区改革资源总量控制框架 |
| 第六章 批评与回应:围绕村治派理论的争议 |
| 第一节 批评箭靶:村治为解决中国问题唯一办法 |
| 一、一脉相承之认识:村治为国家政治根本 |
| 二、进入主流视野:乡村建设是时代大势所需 |
| 第二节 东西之间:梁漱溟与其他派别的论战 |
| 一、融合东西方还是中国文化坚守:与东方文化派的辩论 |
| 二、农业工业孰先孰后:与自由主义西化派的交锋 |
| 三、阶级的融合还是斗争:与左派经济学家的论争 |
| 结语 |
| 一、民众伦理情感认同:乡村社会改革的基本原则 |
| 二、渐进实施社会调控:保持社会资源对新体制实施的有效支撑 |
| 三、适度区分有效衔接:行政力量与社会运动的良性互动 |
| 四、儒家伦理固本开新:村治派中国乡村现代性出路的理论建构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 |
| 致谢 |
| 学位论文评阅及答辩情况表 |
（4）集体化时代山西的医疗场域与乡村社会（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缘起 |
| 二、相关学术史回顾 |
| 三、研究对象及理论方法 |
| 第一章 传统医疗与乡村社会 |
| 第一节 中国传统医疗场域诸题 |
| 第二节 山西医疗场域的近代因素 |
| 第三节 卫生防疫与近代山西医疗 |
| 第二章 革命深进与医疗型变 |
| 第一节 空间融入:医政机构直接驻地乡村 |
| 第二节 资源登册:在地资源的调鉴与整合 |
| 第三节 关注苦痛:疾疫、伤亡与情感政治 |
| 第三章 集体生产与集体保健 |
| 第一节 农业合作化的整体形势 |
| 第二节 全国首家联合保健站成立 |
| 第三节 集体医疗体系的全面构建 |
| 第四章 医疗系统的全面改造 |
| 第一节 医学技艺的习得 |
| 第二节 行医方式的改变 |
| 第三节 医药空间的改塑 |
| 第五章 医学转型与政治建构 |
| 第一节 结合与冲突:中西医学 |
| 第二节 “祖国医学”的历史意涵 |
| 第三节 “新医学”与后殖民抵抗 |
| 第六章 医疗卫生与国家想象 |
| 第一节 卫生动员的策略与机制 |
| 第二节 米山医疗的典型化之路 |
| 第三节 新中国典型治理的机制特征 |
| 第七章 透过医疗场域看乡村社会 |
| 第一节 医疗场变的多面效应 |
| 第二节 场域更变与合作医疗的终结 |
| 第三节 乡村社会的适应与变迁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学位期间取得的研究成果 |
| 致谢 |
| 个人简况及联系方式 |
（5）唯物史观视域下的孟子民本思想及其当代价值（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导论 |
| 一、选题缘起和意义 |
| (一)选题缘起 |
| 1.唯物史观之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意义 |
| 2.民生问题的突出要求从传统文化中挖掘民本资源 |
| 3.发扬并重评孟子民本思想的特殊意义 |
| (二)选题意义 |
| 二、国内外研究现状述评 |
| (一)唯物史观的研究现状述评 |
| (二)孟子的民本思想研究现状述评 |
| (三)学界主要观点分歧和评析 |
| (四)进一步研究空间及待深化的问题 |
| 三、核心概念界定 |
| (一)唯物史观 |
| (二)孟子的民本思想 |
| 四、研究的核心问题和思路方法 |
| (一)研究的核心问题 |
| (二)研究思路 |
| (三)研究方法 |
| (四)可能的创新点 |
| 第一章 孟子民本思想的形成 |
| 一、孟子民本思想形成的社会历史条件 |
| (一)社会经济方面的变革与发展 |
| (二)社会政治方面阶级结构的变迁 |
| (三)意识形态方面百家争鸣的文化现象 |
| 二、孟子民本思想形成的思想渊源 |
| (一)中国古代民本思想的萌芽——《尚书》“民为邦本”的记载 |
| (二)周代的民本思想——敬天保民 |
| (三)儒家民本思想的开端——孔子的仁者爱人 |
| (四)墨家的爱民、利民思想 |
| (五)道家小国寡民的政治理想——以老子为代表 |
| 三、孟子民本思想形成的理论基础 |
| (一)孟子的性善论是其民本思想形成的理论基础 |
| (二)孟子的民本思想是其性善论在社会中的实践 |
| 本章小结:从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的角度分析孟子民本思想的形成 |
| 第二章 孟子的民贵君轻思想 |
| 一、民贵君轻思想的基本观点 |
| (一)“民贵”的出发点——“重民本” |
| (二)民贵君轻思想对君民关系的新认识 |
| 二、对民贵君轻思想的继承与超越 |
| (一)旧民主主义革命时期:重新对君权起源的解释 |
| (二)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向现代民主的转化 |
| (三)社会主义建设时期:重民与人民主人翁地位的实现 |
| 三、对民贵君轻思想的分析 |
| (一)民贵君轻与民意的表达 |
| (二)民贵君轻与原初民权观念的体现 |
| (三)民贵君轻与民主萌芽的出现 |
| (四)民贵君轻与君本位封建阶级基础的关联 |
| 本章小结:从群众观的角度分析孟子的民贵君轻思想 |
| 第三章 孟子的仁政思想 |
| 一、仁政思想的基本观点 |
| (一)仁政的政治基础——以民为重 |
| (二)仁政的经济基础——井田制 |
| (三)仁政的人性论基础——推恩 |
| (四)仁政的最高原则——仁义 |
| (五)实施仁政的方法——省刑罚,薄税敛,深耕易耨,重教化 |
| 二、对仁政思想的继承与超越 |
| (一)旧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从仁义到修身治国的思想转化 |
| (二)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仁政与社会制度的革新 |
| (三)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仁政与党的群众路线的实践 |
| 三、对仁政思想的分析 |
| (一)仁政在改善民生中对朴素民生观念的表达 |
| (二)仁政与人民在国家中享有真正权利的区别 |
| (三)仁政的实现与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的关联 |
| 本章小结:从社会基本矛盾的角度分析孟子的仁政思想 |
| 第四章 孟子的王道思想 |
| 一、王道思想的基本观点 |
| (一)王道和霸道区别的源起 |
| (二)王道的前提——民贵君轻 |
| (三)王道的具体措施——施仁政以保民 |
| (四)王道与民本的关系 |
| 二、对王道思想的继承与超越 |
| (一)旧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从王道到王道文化 |
| (二)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王道与人民的自由结合 |
| (三)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从保民而王到以人民为中心 |
| 三、对王道思想的分析 |
| (一)王道对中国儒家理想治国模式的探讨 |
| (二)王道理想与空想重民的现实困境 |
| (三)王道的实践与相应制度和法律保障的缺乏 |
| 本章小结:从实践的角度分析孟子的王道思想 |
| 第五章 孟子民本思想的当代价值 |
| 一、对孟子生活的时代和新时代社会背景的分析 |
| (一)对孟子生活的时代和新时代社会背景分析的必要性 |
| (二)对孟子生活的时代和新时代社会背景分析的可能性 |
| (三)对孟子生活的时代和新时代社会背景分析的边界条件 |
| 二、民贵君轻思想与党的执政理念 |
| (一)对民贵君轻中的“民”和“人民”的区分 |
| (二)汲取民贵君轻中的重民思想,坚持以人为本 |
| (三)民贵君轻思想对新时代执政为民的借鉴意义 |
| 三、仁政思想与新时代民生改善的实践 |
| (一)制民之产与精准扶贫 |
| (二)谨庠序之教与科教兴国 |
| (三)推恩与社会保障体系的完善 |
| (四)仁民爱物与生态环境的保护 |
| 四、王道思想与国家治理方略 |
| (一)尊贤使能与廉政爱民 |
| (二)教民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弘扬 |
| (三)王霸之辩对国际关系处理的启发 |
| 本章小结:从意识能动性的角度分析孟子民本思想的时代价值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已发表的论文 |
（7）毛泽东关于史学的功能与方法论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选题缘起及指导思想 |
| 1.1.1 选题缘起 |
| 1.1.2 指导思想 |
| 1.2 研究现状 |
| 1.3 研究方法、意义与不足 |
| 1.3.1 研究方法 |
| 1.3.2 研究意义 |
| 1.3.3 创新与不足 |
| 第2章 毛泽东论史学的功能与作用 |
| 2.1 培养正确历史观 |
| 2.1.1 历史与历史观 |
| 2.1.2 毛泽东历史观的转变 |
| 2.1.3 毛泽东史学思想的基石 |
| 2.2 找寻历史真相 |
| 2.2.1 个别历史真相的探究 |
| 2.2.2 总体历史进程的把握 |
| 2.3 总结经验教训 |
| 2.4 发现历史规律 |
| 2.4.1 掌握历史客观规律与发挥主观能动性 |
| 2.4.2 人民群众创造历史的规律总结 |
| 第3章 毛泽东论史学的方法 |
| 3.1 实事求是法 |
| 3.2 阶级分析法 |
| 3.2.1 观察社会的基本方法 |
| 3.2.2 在史学研究中正确运用阶级分析法 |
| 3.3 历史分析法 |
| 3.3.1 宏观上历史是不断进步的 |
| 3.3.2 在一定的历史范围内评价历史 |
| 3.3.3 评价历史时应当重视历史的过程性、连续性 |
| 3.4 古今中外法 |
| 第4章 毛泽东与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建立 |
| 4.1 毛泽东史学思想的指导作用 |
| 4.2 中国历史研究室的建立与党员干部历史教学工作的初步开展 |
| 4.3 毛泽东史学思想影响下的马克思史着的编撰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硕士期间发表论文目录 |
（8）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文化建设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引言 |
| 一、选题背景和依据 |
| 二、研究意义 |
| 三、研究现状综述 |
| 四、研究思路和方法 |
| 五、研究创新点和不足 |
| 第一章 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领导文化建设的背景和条件 |
| 一、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领导文化建设的背景 |
| (一)日本帝国主义的文化侵略 |
| (二)国民党政府的文化专制 |
| 二、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领导文化建设的现实条件 |
| (一)中国共产党从幼年走向成熟 |
| (二)文化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 |
| (三)苏区的文化建设及其经验借鉴 |
| 第二章 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关于文化建设的理论探索 |
| 一、中国共产党对于文化科学化的探索 |
| (一)运用唯物史观分析中国文化问题 |
| (二)对中国新文化建设道路的思考 |
| (三)以唯物辩证法作为认识一切学问的基础 |
| 二、中国共产党对于文化大众化的探索 |
| (一)“无产阶级文化领导权”思想的提出 |
| (二)“左联”对文艺大众化发展的推动 |
| (三)由文艺大众化向文化大众化的转变 |
| 三、中国共产党对于文化民族化的探索 |
| (一)唤醒全民族的民族化文化意识 |
| (二)提出文化民族化问题 |
| (三)关于“民族形式”问题的讨论 |
| 四、新民主主义文化理论的形成 |
| (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历史任务的提出 |
| (二)新民主主义文化理论的正式形成 |
| (三)新民主主义文化理论的主要内容及历史地位 |
| 第三章 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领导文化建设的具体实践 |
| 一、壮大革命文化队伍 |
| (一)党对革命文化队伍的关怀与领导 |
| (二)陕甘宁边区文化团体的蓬勃发展 |
| (三)文化团体的历史贡献 |
| 二、大力开展抗战的文化教育和宣传工作 |
| (一)开展国防教育,提高人民群众的政治文化水平 |
| (二)进行道德建设,引领根据地健康向上的精神风貌 |
| (三)指导文艺工作,明确文艺发展方向 |
| (四)重视新闻宣传,营造抗日救国舆论氛围 |
| 三、加强哲学社会科学领域的理论与学术研究 |
| (一)深化马列主义理论研究 |
| (二)加强哲学研究 |
| (三)重视史学研究 |
| (四)全面推进其它各领域社会科学研究 |
| 四、进行党内文化建设 |
| (一)提高全党马列主义理论水平 |
| (二)推进党的作风建设与增强党性修养 |
| (三)确立毛泽东思想为党的指导思想 |
| 五、加强党在国统区和沦陷区的文化工作 |
| (一)党在国统区开展的文化工作 |
| (二)党在沦陷区开展的文化工作 |
| 第四章 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文化建设的总体评价 |
| 一、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文化建设的主要特征 |
| (一)宣传与学习相结合 |
| (二)普及与提高相结合 |
| (三)继承与创新相结合 |
| 二、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文化建设的历史贡献 |
| (一)掀起了抗日救国的新高潮 |
| (二)展现了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的新境界 |
| (三)创生出民族文化的新样态 |
| 三、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文化建设的基本经验 |
| (一)坚持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文化理论创新 |
| (二)坚持文化的民族性与时代性相结合的原则 |
| (三)坚持文化建设为党的中心任务服务的价值取向 |
| (四)坚持人民群众在文化建设中的主体地位 |
| 四、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文化建设的当代启示 |
| (一)将人民群众的文化需求与先进文化的发展规律相统一 |
| (二)将文化的历史传承与先进文化的现实发展相统一 |
| (三)将先进文化的制度体系与文化效能相统一 |
| (四)将繁荣先进文化的实践与国家的未来发展相统一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后记 |
| 在学期间公开发表论文情况 |
（9）冯友兰中西文化观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第一节 选题缘起与研究意义 |
| 一、选题缘起 |
| 二、研究意义 |
| 第二节 文献综述与创新之处 |
| 一、文献综述 |
| 二、创新之处 |
| 第三节 研究方法与基本思路 |
| 一、研究方法 |
| 二、基本思路 |
| 第一章 新文化运动与赴美留学:冯友兰对中西文化的初步探索(1919-1923) |
| 第一节 冯友兰中西文化观的思想渊源 |
| 一、童年时期接受良好的传统文化教育 |
| 二、新文化运动的兴起 |
| 三、从中国公学到哥伦比亚大学 |
| 第二节 冯友兰对中西文化之异的比较 |
| 一、中西文化差异的具体表现 |
| 二、中西文化“损益”说 |
| 三、“心物”、“动静”说 |
| 第三节 冯友兰对中西文化之异的哲学史阐释 |
| 一、为什么中国没有科学 |
| 二、中西文化之异的阐释 |
| 三、自然地理与人为选择 |
| 第四节 如何对待中西文化 |
| 一、学习西方科学 |
| 二、评梁漱溟的《东西方文化及其哲学》 |
| 三、中国传统文化的存在价值 |
| 第二章 直击文化核心:冯友兰对中西人生哲学之比较(1923-1926) |
| 第一节 新文化运动后期的中西文化之争 |
| 一、动荡不安的政局与社会 |
| 二、梁启超欧游与“科学的破产” |
| 三、张君劢的人生观讲演 |
| 第二节 中西人生哲学之“天人损益” |
| 一、中西之同的发现 |
| 二、中西人生哲学比较 |
| 三、中西之同与中西之异 |
| 第三节 一种新人生观——对科玄论战的回应 |
| 一、“科玄论战”的争论焦点 |
| 二、关于科学与人生观的探讨 |
| 三、关于“一种新人生观”的阐释 |
| 第四节 中西文化近代分歧的人生哲学渊源 |
| 一、是否以知识权力为好 |
| 二、是否将个人与宇宙两分 |
| 三、中国人生哲学之贡献 |
| 第三章 欧洲游学促转变:冯友兰中西文化古今之异的转向(1926-1935) |
| 第一节 冯友兰欧洲游学的思想转变 |
| 一、1930年代马克思主义的广泛传播 |
| 二、冯友兰对唯物史观的接受 |
| 三、冯友兰在英国感受到“古今之异” |
| 第二节 冯友兰对中西古今之异的认识 |
| 一、游欧洲印象 |
| 二、秦汉历史哲学 |
| 三、中国无近古哲学 |
| 第三节 中西文化的互释阶段 |
| 一、人类进步同一趋势的不同实例 |
| 二、中西文化发展的第三阶段 |
| 三、研究史学之新趋势 |
| 第四节 《中国哲学史》以西释中 |
| 一、“在中国的哲学” |
| 二、“了解之同情” |
| 三、“新瓶旧酒” |
| 第四章 中西文化论争下的沉思:冯友兰对中国文化现代化的探索(1935-1948) |
| 第一节 抗日战争时期的冯友兰 |
| 一、日本侵华与国民政府的文化政策 |
| 二、文化救亡运动的兴起 |
| 三、冯友兰建立“新理学体系” |
| 第二节 文化类型说对中西文化论争的回应 |
| 一、“中国本位文化”与“全盘西化”论争 |
| 二、冯友兰的文化类型说 |
| 三、文化民族性问题 |
| 第三节 中国应走工业化道路 |
| 一、文化现代化问题讨论 |
| 二、冯友兰倡导的工业化道路 |
| 三、城里人与乡下人 |
| 第四节 保持中国文化的民族特性 |
| 一、改变封建伦理道德 |
| 二、中国基本道德不变 |
| 三、保持中国的文艺花样 |
| 第五章 大变革下的坚守:冯友兰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守护(1949-1976) |
| 第一节 新中国的文化政策与知识分子 |
| 一、新中国成立初期的文化政策 |
| 二、对知识分子的改造 |
| 三、“文化大革命”的发生 |
| 第二节 冯友兰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认识与实践 |
| 一、在新中国建设实践中感悟马克思主义 |
| 二、马克思主义理论学习与新理学自我批判 |
| 三、在国际文化活动中传播马克思主义 |
| 四、文革中的“冯友兰现象” |
| 第三节 中国哲学遗产的“抽象继承” |
| 一、重视整理祖国的哲学遗产 |
| 二、抽象继承法的提出与讨论 |
| 三、1980年代“抽象继承法”再评论 |
| 第四节 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哲学史研究 |
| 一、中国哲学史研究对象的讨论 |
| 二、正确估价唯心主义的价值 |
| 三、中国哲学史研究的价值 |
| 第六章 新时期“文化热”背景下的冷思考:冯友兰对中国文化新发展的展望(1976-1990) |
| 第一节 改革开放后冯友兰重获自我 |
| 一、“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确立 |
| 二、1980年代的“文化热” |
| 三、冯友兰在文化的拨乱反正中重获新生 |
| 第二节 中西文化对比的新时代 |
| 一、“旧邦新命”与文化现代化 |
| 二、中西文化论争主题的转换 |
| 三、“终结”与“开始” |
| 第三节 中国传统文化的继承 |
| 一、中国传统文化的历史作用与现代价值 |
| 二、继承很厚的“家底” |
| 三、两个孔子 |
| 第四节 “智山慧海传真火” |
| 一、哲学是人类精神的反思 |
| 二、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哲学的互动 |
| 三、理论回归与哲学总结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在学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及研究成果 |
| 致谢 |
（10）延安中央研究院的研究任务和学生培养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1.1 选题缘起和研究意义 |
| 1.1.1 选题缘起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研究现状和文献述评 |
| 1.2.1 研究现状 |
| 1.2.2 文献述评 |
| 1.3 学术旨趣与创新之处 |
| 1.3.1 研究思路 |
| 1.3.2 研究方法 |
| 1.3.3 研究重点与难点 |
| 1.3.4 创新之处 |
| 第二章 历史脉络:延安中央研究院的创立原因和发展历程 |
| 2.1 延安中央研究院创立原因 |
| 2.1.1 抗战形势紧迫之需 |
| 2.1.2 改变风气之需 |
| 2.1.3 大量知识青年奔赴延安之需 |
| 2.1.4 中国未来长远发展之需 |
| 2.2 延安中央研究院发展历程 |
| 2.2.1 延安马列学院的建立 |
| 2.2.2 从马列学院到延安中央研究院 |
| 第三章 深思远虑:延安中央研究院研究任务与学生培养形式 |
| 3.1 延安中央研究院各科室研究任务 |
| 3.1.1 中国政治研究室研究任务 |
| 3.1.2 中国文化思想研究室研究任务 |
| 3.1.3 中国教育研究室研究任务 |
| 3.1.4 中国新闻研究室研究任务 |
| 3.1.5 中国历史研究室研究任务 |
| 3.1.6 国际问题研究室研究任务 |
| 3.1.7 其他研究室研究任务 |
| 3.2 延安中央研究院学生培养形式 |
| 3.2.1 个人学习和集体学习相结合 |
| 3.2.2 进行实地调查研究 |
| 3.2.3 开展文娱活动 |
| 第四章 砥砺思想:与整风运动并行的学生培养 |
| 4.1 纠正思想偏向 |
| 4.2 进行自我反省 |
| 4.3 进行集体反省 |
| 4.4 重塑内心世界 |
| 第五章 典型举隅:延安中央研究院研究任务和学生培养个例考察 |
| 5.1 延安中央研究院教员个例考察 |
| 5.1.1 苦心孤诣的研究者——范文澜 |
| 5.1.2 躬体力行的实践者——张闻天 |
| 5.2 延安中央研究院学员个例考察 |
| 5.2.1 “我是一个好党员”——温济泽 |
| 5.2.2 “为市场经济正名"者——马洪 |
| 第六章 历史检验:延安中央研究院研究任务和学生培养的成效与启示 |
| 6.1 延安中央研究院研究任务和学生培养的成效 |
| 6.1.1 去除旧思想,坚定共产主义信念 |
| 6.1.2 高度发扬批评与自我批评精神 |
| 6.1.3 更加亲密的领导干部与群众关系 |
| 6.1.4 深刻理解理论与实践的联系 |
| 6.1.5 促进个体学习与集体学习相结合 |
| 6.2 延安中央研究院研究任务和学生培养的启示 |
| 6.2.1 坚持理论与实际相结合原则 |
| 6.2.2 文娱活动同样重要 |
| 6.2.3 坚持灵活多样,因人而异的教学方法 |
| 6.2.4 注重教员队伍的建设 |
| 6.2.5 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发表论文及参加科研情况说明 |
| 致谢 |
四、毛泽东的史学修养（论文参考文献）
- [1]吴汝纶德育思想研究[D]. 江婷. 西安科技大学, 2021(01)
- [2]“持经达变”-百年南艺中国画教学思路研究[D]. 张民生. 南京艺术学院, 2021(11)
- [3]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村治派”对农村危机的思考与拯救[D]. 察应坤. 山东大学, 2020(08)
- [4]集体化时代山西的医疗场域与乡村社会[D]. 李全平. 山西大学, 2020(03)
- [5]唯物史观视域下的孟子民本思想及其当代价值[D]. 闫文娟. 上海交通大学, 2020(01)
- [6]教育部关于印发普通高中课程方案和语文等学科课程标准（2017年版2020年修订）的通知[J]. 教育部. 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公报, 2020(06)
- [7]毛泽东关于史学的功能与方法论研究[D]. 任梦希. 湘潭大学, 202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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