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浙江乡镇企业 缘何后来居上（论文文献综述）
赵静[1]（2020）在《企业家群体形成的时空分布特征及原因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企业家作为重要的市场微观主体,对一个国家或地区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基础性作用开始日益受到社会关注。李克强总理早在2014年的夏季达沃斯论坛上就提出了“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号召,希望通过双创行为来激发民族的创业精神和创新基因,促进社会和谐发展与公平正义。现实经济运行中我们所观察到的事实也的确印证了这样一种观点:一个经济高速增长的国家或地区,在很大程度上依存于一批充满活力的企业及富有创造力的企业家群体。通过研究国内外企业家群体的时空分布,可以发现,从分布时间来看,企业家群体的出现是离散而非连续的;从分布空间来看,某一特定时期企业家群体在地域上的分布呈现出明显的非均匀性。企业家群体的分布缘何呈现出这种时间上的非连续性和空间上的非均匀性?企业家群体形成的背后存在怎样的深层次原因?是否可以归纳和总结出一些具有普适性的影响因素,以便对当代企业家群体的培育壮大提供有益参考?对这些问题的解答也正是本文研究的意义所在。本文分析内容共八章。第一章交代了研究背景和意义,并对全文的研究方法、研究思路、结构安排和可能的创新之处进行了介绍。第二章梳理分析了企业家理论的相关文献。第三章、第四章基于国内外大量的文献研究和案例梳理,分析了企业家群体形成的时间非连续性和空间非均匀性特征及原因。并选取了不同时空背景下企业家群体崛起演进的典型阶段进行详细阐述,从宏观视角出发探讨了企业家群体形成的主要原因。第五章引入企业家行为理论,构建了个体企业家行为选择模型,分析了个体企业家创业决策过程及影响因素,考察了微观层面企业家形成的影响因素。在此基础上阐述了个体企业家到群体企业家的形成机理。第六章构建了企业家群体形成的影响因素模型,利用我国改革开放以来的历史数据进行了实证检验。第七章从空间异质性视角出发,分别基于地理距离权重矩阵和经济距离权重矩阵构建了空间面板模型,深入考察了我国省域企业家群体分布的空间相关性、空间效应及影响因素。第八章对全文进行了总结,结合新形势下我国企业家发展面临的现实难题提出了相应的政策建议,并对下一步的研究工作提出了展望。通过较为系统的分析,本文主要得到了如下结论:第一,通过对国内外历史上企业家群体崛起演进典型时期的分析,本文发现,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技术革命、市场变化、地理发现、政府政策和战争等因素在一定程度上都可以对这种时间分布的非连续性特征进行诠释。同时,通过对特定时期不同国家或地区企业家群体崛起典型案例的分析,本文认为,不同区域企业家创业精神、地方政府政策、地区金融资源、区域地理位置和交通完善状况等因素可以对企业家群体空间分布的非均匀性特征作出解释。此外,通过案例分析还得出了几个具有启发性的观点:企业家群体的形成和发展具有路径依赖性;制度环境和企业家创业活动之间的良性耦合非常重要;较高的社会流动性有助于企业家群体的产生和发展。第二,本文认为,个体企业家创业决策过程可以分为企业家捕捉市场机会和企业家实现市场机会两个阶段,并进一步细化为企业家识别市场机会、评价市场机会、掌握市场机会和应对不确定性四个重要环节。这一创业决策过程中企业家创业活动将受到企业家个人创业能力、外部市场环境、政府政策变化、信息供给状况四个主要因素的影响。区域内群体企业家的形成更多是基于创新——模仿的的“扩散模型”,领头企业家通过成功的创新活动产生了示范带动效应,随之引起了潜在企业家的跟随模仿,进而在区域内产生了扩散效应。第三,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企业家群体形成与企业家创业能力、外部市场环境、信息供给状况以及政府政策扶持等之间存在长期稳定的均衡关系。外部市场环境和信息供给状况对我国企业家群体形成具有较大的促进作用。相比之下,政府政策支持力度的作用效果较弱。这一结论暗示了未来加大创业政策扶持力度,或将在一定程度上提升我国企业家的创业活动状况。第四,基于空间异质性视角的实证研究发现,我国省域企业家群体分布的空间溢出效应十分显着,企业家活动活跃的地区对邻近地区的企业家形成具有明显的溢出和带动效应。区域金融发展水平、经济发展水平、技术创新水平和外商直接投资对区域企业家群体形成在一定程度上均具有促进作用,但相对而言技术创新水平和外商直接投资的作用力度较弱。第五,结合新形势下我国企业家发展面临的现实难题,本文提出了消除区域之间市场壁垒、加快技术创新成果的产业化应用、提升金融资源服务实体经济的水平和效率、完善企业家创业扶持政策、加大欠发达地区互联网资源的投入、重视企业家接班人培养等几方面的政策建议,以期为国家或地区层面企业家群体的培养提供一些借鉴。本文的创新之处在于:一是研究视角与立足点的创新。本文将企业家群体的时空分布特征作为研究的切入点,并首次提出了企业家群体时间分布的非连续性特征和空间分布的非均匀性特征。二是创新性地构建了个体企业家的行为选择模型,探讨了个体企业家及群体企业家的形成机理。本文引入不确定性,以个体企业家创业行为选择为切入点,构建了企业家行为选择模型,考察了微观层面企业家创业决策过程及影响因素,并拓展性分析了从个体企业家到群体企业家的传导机制。三是基于空间溢出视角分析了我国省域企业家群体的空间相关性和空间溢出效应。细化并分别构建了地理距离权重矩阵和经济距离权重矩阵,并探讨了这两类空间权重矩阵下我国企业家群体分布的空间效应大小。四是首次将以互联网发展为代表的信息供给指标引入实证分析中,探讨了互联网发展对企业家群体形成是否会产生某些影响。
董大伟[2]（2017）在《改革开放以来党的非公有制经济政策演进研究（1978-2016）》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本文所称的非公有制经济,界定为我国的个体私营经济。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中共对非公有制经济的政策发展已经走过了将近四十年的历程。作为一种特殊的经济成分,在我国现阶段,非公有制经济仍有发展的必要。抚今追昔,以史为鉴,系统梳理分析改革开放以来党的非公有制经济政策演进历程,对于今后完善和发展非公有制经济政策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本文抛开同类题目开篇即纵论原典理论的范式,秉持以史带论的写作风格,分阶段进行实证论述,最后加以总结,理论从历史而出。虽然每一阶段非公有制经济所处背景复杂多因,但本文为抓主线叙事,不再赘述前人之思,主要从经济背景入手,探看中共每一阶段非公有制经济政策的最重要动因,展示各项经济政策的演进与成效,并在分析各阶段非公有制经济人士阶层特征的基础上,梳理分析相应的统战政策,从而使文章更加饱满,也为最后的逻辑总结铺设了较为全面的历史基础。本文可分三大部分、九个篇章:第一部分为绪论,独立成篇。主要论述文章的选题初衷与基本价值,界定与说明正文所涉及的重要复杂概念,回顾前人成果,确立本文创新的着力点。第二部分为正文,从第一章到第七章,论述党的非公有制经济政策演进历程。第一章题目为“在探索中发展的非公有制经济政策（1978-1988）”。在具体叙述中分成两阶段,一是“改革开放之初党的非公有制经济政策（1978-1984）”,二是“改革开放全面展开时期党的非公有制经济政策（1984-1988）”。第二章题目为“党的非公有制经济政策的波动与调整（1988-1992）”。主要论述非公有制经济政策波动以及党初步调整相关政策的过程,并分析了这一时期非公有制经济人士的基本特征与待解问题。第三章题目为“非公有制经济政策的稳定与发展（1992-1997）”。主要论述南方谈话与十四大的非公有制经济有关理论及十四大后的政策发展,分析在政策作用下非公有制经济发展走上正轨以及非公有制经济人士的基本特征,然后论述党的非公有制经济人士统战政策。第四章题目为“非公有制经济政策实现历史性突破（1997-2002）”。主要论述十五大至十六大期间中共将非公有制经济纳入基本经济制度及其后续发展非公有制经济具体政策的历程,在党的政策推动下非公有制经济取得的发展和非公有制经济人士在此阶段的特征,以及该阶段党对非公有制经济人士的统战政策。第五章题目为“非公有制经济政策的巩固与深化（2002-2007）”。主要论述十六大到十七大期间中共巩固与深化非公有制经济理论及政策的宏观历史过程,在此基础上阐述党的政策支持下非公有制经济取得的新发展以及非公有制经济人士的特征,最后阐述党的非公有制经济人士统战工作。第六章题目为“党的非公有制经济政策稳步推进（2007-2012）”。主要论述十七大到十八大之间党的非公有制经济理论及具体政策的新发展,得益于党的政策支持,非公有制经济在国际金融危机大环境下不仅逆势增长,而且为我国在世界经济舞台上的亮眼表现作出突出贡献,非公有制经济人士在此期间有了新特征,党对他们的统战政策也有条不紊地推进。第七章题目为“十八大以来党的非公有制经济政策新进展（2012-2016）”。主要论述十八大及之后党的非公有制经济理论和具体政策,在党的政策推动下非公有制经济取得的新进展和非公有制经济人士出现的新变化,以及这一阶段党对非公有制经济人士的统战工作发展。在第二部分,由于历史原因,第一章和第二章的结构与后面几章并不相同,正因如此,更可直观感受到1992年在非公有制经济及其政策发展史上的里程碑意义。第三部分就是结语章“基于党的非公有制经济政策演进历程的一些思考”,为史后之论。本章的论述完全是基于前面几章内容自然而出,既是总结,也是提升。主要论述三个问题:一是非公有制经济产生和发展的动力系统;二是非公有制经济终究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特殊组成部分;三是有关非公有制经济政策的建议。
王亚博[3]（2017）在《1978-2009年甘肃省人才流动研究》文中研究指明当代中国人才大流动是中国现代史上值得关注的一个历史现象,这一时期的人才流动规模、速度和范围超越了以往任何历史时期,人才流动倒逼着传统人才（人事）管理体制改革,对整个改革开放进程产生了巨大影响。1978——2009年甘肃省的人才大流动呈现出许多异于全国的新特点,既享受了人才流动带来的益处,也经受了人才流失带来的苦果,因此,本文试为论述。本文以人才的跨省流动为研究对象,采用“具有中专以及中专以上学历或已取得技术员及技术员以上技术职称的人员”的统计口径人才概念,运用文献研究法、比较研究法、个别访谈法和案例分析法等研究方法,对1978——2009年甘肃省人才大流动概况进行梳理分析。全文由绪论,正文五章和结语组成。正文第一章是改革开放前甘肃省人才概况;第二章是改革开放后甘肃省四次人才大流动概况;第三章是改革开放后甘肃省人才流动的主要特点和问题;第四章是改革开放后甘肃省人才流动的原因及影响;第五章是对改革开放后甘肃省人才流动的评价与对策建议。本文得出如下结论:和全国一样,甘肃省也经历了四次人才大流动,表现出严重的“人才流失”问题,进而倒逼着甘肃省人才（人事）管理体制改革。人才大流动的根本原因是人才流动的客观规律,最直接的原因是改革开放引起的社会生产和生活方式的改变。促进人才合理流动,就要尊重人才流动规律,推动人才从单位、部门所有向社会所有转变,加快人才制度创新,营造良好人才发展环境。
秦小红[4]（2014）在《经济法视域中的若干涉农制度研究 ——基于对农民理性的分析》文中指出传统观念认为，农民与小农生产方式相结合，缺乏前瞻意识、协作精神和社会适应性，涉农制度应以政府指导为主，关键问题是将农民引向合作化之路，最终实现农业国向工业国的转变。经济法对涉农问题进行调节的主要法律形式是鼓励、促进政府对涉农问题的必要干预。自恰亚诺夫发现农民的经济组织能力和舒尔茨发现农民的资源配置效率以后，“农民理性”问题引起学界的高度重视。现代经济法学认为，涉农制度的构建必须以农民理性为基础，并通过政府的引导和要素组织功能实现农业现代化，不断提高农民理性水平，推动城乡一体化发展。申言之，涉农制度是农民理性与政府干预有机结合的产物。中国农民在长期的生产活动中不断发展自己的理性能力，最终在我国建立了以家庭承包经营为基础，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这一制度的确立奠定了我国涉农制度的基础。在家庭承包经营基础上，国家赋予农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权、土地承包经营权、农户宅基地使用权和集体建设用地收益分配权。在农业现代化和城乡发展一体化要求下，国家通过法律规范、政策引导和市场机制的方式，鼓励农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保障农户宅基地使用权财产性收益和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市场化运作。本文以农村土地制度为中心探讨农民理性的发展过程和国家对农民理性的提炼过程，它们共同推动了涉农制度的基本轨迹和发展方向。农业国最重要的问题是土地问题，土地是一切财富的源泉。农民的生存、地主的生活、官僚的薪给、军队的供养、皇权的维系都依赖于农民从土地中获得的收益。以土地为劳动对象和财富来源，这是所有国家在农耕时代的共同特征。现代社会仍然依赖于农民从土地中获得收益供养其基本生活。由于人多地少的矛盾，中国的土地问题与农民问题比任何大国都显得更为突出。如何以有限的土地供养庞大的人口不仅是农民每天必须面临的基本问题，也是地主、官僚、军队和皇权必须始终面对的主要问题。中国进入现代社会以后的基本问题仍然是农业问题。以有限的土地养活了占全世界四分之一的人口仍然是中国最骄人的成绩，也是中国最令人信服的人权纪录。自人类进入现代社会以来，如何评价农民与土地之间以及与上层建筑之间的关系开始进入现代评价体系。理性作为现代性的尺度也开始应用于对农业社会的农民和现代社会的农民的评价。将理性作为评价农民形象的尺度并不是一个完美的理论工具，难免出现按图索骥的嫌疑。但相对于农业社会帝王书写体系的工具箱而言，理性尺度所具有的公正性还是更胜一筹。20世纪20年代以前，农民被描写为非理性形象，不符合现代社会理性的特征。20世纪20年代，恰亚诺夫（А．В．Чаянов）细描了一幅俄罗斯风格的理性农民形象，引起西方学界的极大兴趣，但还是认为这一细描并不符合西方农民的形象，西方农民形象还是“一袋马铃薯中的一个个马铃薯”。20世纪60年代，在反思现代社会，特别是批判资本主义社会过程中，以舒尔茨（Theodore W.Schultz）为代表的学者重新捡回这“一袋马铃薯”仔细端详，在小心谨慎拭去这“一袋马铃薯”身上的尘土后人们发现了“马铃薯”身上的理性光芒。自此，理性农民的话语在经济学、社会学、政治学、法学和其他学科中形成一种话语体系。中国农民理性话语的出现伴随着中国被迫进入现代社会的门槛，相对而言，中外学者对中国农民理性的关注则要持久得多。由于各种意识形态相互竞争的结果，改革开放以前，并没有形成中国农民的理性话语体系。改革开放以后，农村经营体制改革的成功极大地推进了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农村经营体制改革被誉为“中国农民的伟大创造”，中国变革“从边缘处发生的革命”。农民理性成为学术话语，也成为公共话语，进入世界评价体系。理性话语开启了对中国农民的重新评价，对农民的评价进入另一个“概念化书写”的时代。“非理性”时代的“概念化书写”整体上否定农民的制度理性能力。一般将农民描述成愚昧落后保守的形象，将农民刻画成一群等待拯救和接受教育的对象。当人们口中咀嚼每一颗粮食，舌尖品赏每一盘蔬菜，肠胃享受每一块鱼肉时，“非理性”的“概念化书写”就显得苍白无力。理性时代的“概念化书写”完全肯定农民的制度理性能力，但当人们享受现代生活带来的舒适与方便时，又有多少人愿意返回到农耕时代？理性时代对中国农民的“概念化书写”具有显着的美学特征。特别是在检视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奇迹”的创造性主体时，中国农民的理性形象被美学化为一种民族精神。有谁能够真切感受到中国农民曾经承受的苦难？又有谁能够理解中国农民正在经历的处境？任何化约主义的“概念化书写”都无法刻画出中国农民的理性形象。中国农民的理性形象比任何现代人所能想象的要丰富得多、复杂得多。中国农民的理性是一个复杂的结构体系，是各种基本元素的组合，是中国农民价值判断和行为选择的基本根据。没有人会否认历史是由人民创造的这一论断的真理性。中国两千年多年的封建社会和一百多年以来的现代化进程本身就是一部以农民为主体不断展开的历史画卷。众多关于农民理性的描写都将农民作为镶嵌在社会结构网络中的一个被动的劳力者和苦难者，而对中国农民的理性能力在推动制度变迁中的基础地位则轻描淡写。当然，我们这里不是指的农民在政治学和历史学上的描写，在这两个领域，农民的制度塑造能力要么被抬得过高，要么被贬得太低。我们讨论的是中国农民如何利用自身的理性能力塑造了中国经济制度的基本形态。要完成这样一个学术任务是极为艰难的，作为一种尝试，本文必须运用社会史与观念史相结合的方法，知识社会学的分量就会变得比较重。由于理性是一个现代概念，用其检验农民的属性必须注重学术史的重述。学术史重述的目的在于发现有关农民理性和中国农民制度理性的知识谱系在特定的历史背景下的谱写方式。中国农民制度理性历史谱系的谱写过程可以表述为一个又一个路标，见证了过去，也预示着未来。历史业已证明，政府无权一厢情愿地打乱这一谱系的编写顺序，经济法的功能在于满足这一编写顺序自身逻辑的要求。当然，我们不会忽视政府在经济要素组织方面的重要功能，这一功能在现代社会变得越来越具有关键性。这样两个简明原理肯定是不充分的，农民理性的许多特征可能从本文结构的网孔中滑过，但开端是重要的，如此也只能算是作者的一个修辞学式的宽慰。基于上述认识和立场，本文按照理性话语、农民制度理性话语、中国农民制度理性话语、地权、产权五章进行安排。现有文本的逻辑结构是按照回溯性反思的学术方式安排的。理性话语、农民制度理性话语和中国农民制度理性话语三章的内容重在学术史重述，落脚点在于通过对理性话语体系的不同学术观点的分析中提炼出中国农民理性话语的基本观点、认识方式和基本立场。地权和产权既是对上述基本观点、认识方式和基本立场的有效性检验，也是对中国农民制度理性的历史逻辑及其现代表现形式的展开。平权的问题本身应是这一结构的必然逻辑，但由于这一问题现在只有一个小小的起步，多停留在意识形态领域，无法按照本文的方法进行检视，也就只能留待后续。地权和产权是本书的重点，在分述每章的基本内容以前有必要先对这两章的基本观点做一个简短梳理。对土地的利用、对自然条件的利用、对身体利用、对家庭的利用、对上层建筑的利用、对契约的利用构成农民日常生活的主要内容，适应性效率是中国农民制度理性的显着特征，这一点在人地关系和地权运动过程中表现得尤其显着。怠工、抵制、骚乱、反叛、奴变、起义和革命构成农民非常态时期的主要行为方式，革命性是中国农民制度理性的又一个显着特征。尽管非常态时期中国农民的制度理性在漫长的历史过程只是一个间断性历史事件，但它对于社会结构的重构功能从来也不应该被忽视，它塑造了农民日常生活的基本框架和上层建筑的基本原则。它软化了封建社会的专制属性，从而也使得地主阶级在常态条件下不得不将剥削量控制在农民能够忍受的范围内。由于人多地少的矛盾极为突出，农民在日常生活中所建立起来的经济平衡关系极为脆弱，自然条件和社会关系的些许异动就有可能打破这一脆弱的经济平衡关系，饥荒、流民、起义和王朝更迭成为中华民族永远无法抹去的集体记忆。中华民族在这种钟摆式的运动中铸造着辉煌与梦想，承受着衰败与苦难。顺生与骚乱、和解与冲突，中国农民带着这些显着特质敲开了现代社会的大门。沉重的肉身、疲乏的身体、艰辛的劳作始终向往一个“耕者有其田、居者有其屋”的理想世界。平权的理想只有在现代社会中才能变成现实，但历史的车轮比我们的想象要慢得多。第一章讨论理性话语。理性是现代社会的显着标志，理性话语也是现代生活的基本分析工具，但理性话语是一个有着悠久历史传统的复杂表征体系。人类将理性思考的第一缕目光深情地投向了对自然的敬畏。应该说，耕作者的理性与自然理性是同构的，二者不可解构地纠缠在一起。无论社会制度如何安排，耕作者是直接与土地亲近的人。人地关系构成了农民制度理性的第一属性。耕作制度起源于人与土地之间的关系。耕作、施肥、灌溉、播种、收割，储藏；季节、轮作、狩猎、饲养、抗灾、换工、纺织成为细化人与土地之间关系的日常媒介。自人类将注意力转向人应该怎样生活这一主题后，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就嵌入到了人地关系之中。人与土地之间的关系已不再是一个不证自明的自然关系，而是一个需要证明的社会关系。通过对土地的占有而支配耕作者与土地之间的关系就成为阶级社会的常态。原始社会后期，战俘和无力偿还债务的氏族成员已与土地一同被战胜者和债权者自然化为奴隶。奴隶社会是一个将耕作者普遍工具化的社会形态。奴隶不过是作用于土地的肉身，一种自然化的工具。封建社会是一个最大限度分割农民土地收益的社会制度形态。农民只不过是直接作用于土地，供给统治阶级享乐生活的身体。资本主义是一个离间农民与土地关系的社会形态。尽管在同封建社会作斗争的过程中农民成为资产阶级的武器，但绝大部分农民最终无法逃脱从土地中分离出来的命运。社会主义是一个以国家或集体名义占有土地而在农民之间均分土地收益的社会形态。这些基本结论只是一定社会制度的显性特征，历史的细节远比这种素描要复杂得多。自启蒙时期以来，理性话语已作为一种意识形态确立了自己的历史地位，特别是科学技术创新所带来的福利进一步确证了理性话语的核心地位。在进一步的发展过程中，人们发现理性话语也是一个充满漏洞和竞争的多杂体系，反对唯理性主义的声音已不再那么刺耳，但真正的问题并不是要否定理性，而是要承认理性话语的多样性，归根结底是要承认多样化生活的理性身份。这一学术重构的工作显然不是多余的，此项工作的目的意在说明理性生活并非现代社会所独有，农业社会也有自己的理性特征；理性的生活并非西方社会所独有，中国农业社会也有其独特理性。这两个基本结论构成本逻辑展开的起点。第二章讨论农民制度理性话语。自资产阶级兴起并掌握统治权以后，资产阶级就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解释为理性的同义语，拒绝承认其他社会形态和非西方社会的理性特征。恰亚诺夫正是在反思这一意识形态的基础上，通过对实证调查的分析证明了俄国农民的理性存在，从而向西方资产阶级理性主义的意识形态发起了挑战。与此同时，西方学者首先在社会学领域，后在经济学领域发现了西方资产阶级理性主义意识形态的诸多漏洞，20世纪60年代，在反思西方资产阶级理性主义的意识形态过程中，经济学领域确认了农民理性的存在，粉碎了西方资产阶级理性主义的神话。本章分别重述了马克思主义传统、实体主义传统和形式主义传统关于农民理性的不同观点和理论。它们之间虽存在意识形态上的隔膜，但均承认农民的制度理性能力。基于对东方社会缺乏深入研究，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也承认他们关于农民问题所得出的结论仅适用于西欧。马克思主义传统在农民理性问题上表现得犹豫不决。在政治领域，他们认为农民具有理性的潜质，但不具备形成理性制度的基本条件，分散的农民理性必须通过无产阶级的有组织的理性才能形成一种制度化的力量。申言之，农民的理性具有很大程度上的残缺性。在经济领域，他们认为农民代表了落后的生产方式，这种生产方式在新的社会条件下应该彻底打碎。他们所能提供的最好的生产组织形式就是公民公社，而公民公社的原型直接来源于俄罗斯完整保留的农村公社。由于在农民理性问题上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或模糊不清，或心生芥蒂，因此，社会主义国家在追求经济现代化过程中都在不同程度上损害过农民的利益，伤害过农民的感情，限制过农民的公民成员资格，至今仍然留下了深深的社会烙印。本文认识到，在地权取得、阶层分化和公民平权这些问题上，我们仍然需要用马克思主义传统才能作出合理解释。但对于农民的制度理性能力以及农民对于一国的经济贡献和制度贡献方面则需要马克思主义传统自身的发展才能较好地解释。实体主义传统与马克思主义传统之间具有千丝万缕的联系。在论证农民是否具有理性以及农民的制度理性能力方面，实体主义传统具有更为明确的态度和更为坚定的立场。当然，实体主义传统在意识形态上的分野是明显的。恰亚诺夫发现俄罗斯农民理性的存在源于对资产阶级理性主义意识形态的不满。他发现，农民运用自己的理性能力不仅能够充分组织传统农业社会的经济要素，也能够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加强合作对新的生产要素进行重新组合，创造出更有效、更公平的经济制度。卡尔·波兰尼（Karl Polanyi）属于资产阶级理性主义意识形态的“左”派。他运用传统的政治经济学的方法对自由主义的市场经济观念进行了系统批判，迄今为止，无人出其右。他并没有专门研究农民理性问题，但他的观点和方法得到许多研究社群和半商业化农村的经济人类学家的支持。斯科特（James Scott）的道义经济学（The Moral Economy of the Peasant）分析农业社会经济活动的内在驱动力问题。他认为支配农民利用生产要素的根本动力是农民的生存伦理问题而不是效率最大化问题。他抓住了传统社会农民生产方式与生活方式中的根本问题，并在此基础上解释农民的制度理性、社会关系、传统文化、反叛和起义等一系列问题。道义经济学的致命缺陷是没有确证现代社会中的农民理性进化类型对于新制度的贡献。波普金（Samuel Popkin）正是由于看破了道义经济学的这种非连续性才与之发生长期争论的。但“理性的小农”（The Rational Peasant）理论没有对农民的制度理性能力在新的社会条件下如何进化的问题进行系统解释。形式主义传统将农民理性解释为具有与市民理性相类似的理性。以舒尔茨为代表的形式主义传统认为无论是在传统社会还是在现代社会，农民都具有不亚于市民的理性能力。在传统社会，农民能充分利用既有生产条件和社会条件合理组织生产要素，其生产要素的利用效率是充分的。在现代社会，农民具有充分适应新形势和新条件的能力。在土地、资本和劳动力三要素中，劳动力的改善是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转化的最关键要素，因此，对农民进行投资是最有利的投资。形式主义传统对于分析农民在现代市场经济中的地位和作用具有重要意义。在阶级分析退隐而市场经济稳步推进的背景下，形式主义的分析框架对于改善农民的地位具有适切的理论适应性。形式主义分析在我国经济学领域影响最为广泛和深刻。第三章讨论中国农民制度理性话语。在中国农民的理性形象方面存在两种对立的观念。一种观念按照传统“小农”形象刻画农民理性。传统“小农”观念认为中国农民长期处于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条件下，缺乏前瞻意识，缺乏合作精神，缺乏社会适应能力；社会改造的中心任务是教育农民，使之具有合作精神，并与现代化建设相适应。另一种观点按照理性的“小农”形象刻画中国农民的制度理性轨迹。这种观点认为中国农民不仅具有根据资源禀赋充分组织生产要素的理性能力，也有利用生产关系调整自身行为的理性能力；中国农民所具有的消极印记并不是农民自身的问题，而是特定的社会结构在农民身上所刻画的历史印记。这两种观点都是一种理想类型，中国农民的理性实际上都能找到相对应的证据，关键问题是社会条件不同，农民理性所呈现的显性特征存在差异。以梁漱溟先生为代表的乡村建设理论特别强调中国农民在社会结构中的基础地位，特别突出中国士精神在改造中国社会中的关键作用。梁漱溟先生认为中国农民最大的问题是散漫，由于缺乏组织性，经济不自给，社会不自治、政治不自强。他认为士是理性的代表，要改革中国社会，就必须继承儒家传统，充分发挥士的作用。中国最大的问题是农民问题，因此，必须通过士的教育作用的发挥，使农民克服散漫的毛病，形成不同层次的合作关系，从而实现中国社会经济自给、社会自治、政治自强的目标。以费孝通先生为代表的微观社会学理论认为中国农民具有塑造微观社会结构和适应社会变迁的制度理性能力。费孝通先生毕生坚信：中国农民不仅能够适应传统的社会结构和小农经济条件，也能适应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变迁和市场经济环境。他观察到中国农民在新旧交替过程中具有自觉的合作精神。他认为解决中国农民问题最根本的问题是土地问题，土地问题是解决农民饥饿和贫困的根本途径。农民问题最关键之处是如何解决农民增收。他突出了农民的制度理性构造能力在不同社会构造中的基础地位。他认为国家应该提供适当的经济条件和政治条件，使农民的制度理性能力能够在不同层次获得发展。以张培刚（Pei-Kang Chang）先生为代表的农业国工业化理论是在否定“以农立国”和“第三条道路”的基础上所确立的“以工立国”道路。他认为贫穷落后的农业国要走上经济发展的道路，实现经济腾飞的理想，就不能走“以农立国”的道路，原因是农业尽管在国家的经济体系中处于基础地位，但农业生产因其生产效率低，而无法使国家摆脱贫穷落后的面貌。同时他也不赞成先以乡村手工业为基础先发展乡村工业，再慢慢发展现代工业的“第三条道路”。他认为贫穷落后的农业国必须走同时建设工业化的城市和工业化的乡村的经济发展道路，这条道路就是农业国工业化道路。黄宗智（Philip Huang）先生提出过密化增长理论。他认为中国传统农业呈现“高土地生产率与低劳动生产率”相结合这样一种显着特征。他认为由于人多地少的自然禀赋的限制，劳动替代就成为高土地生产率的原因。低劳动生产率主要是三个方面的原因形成的：第一，在小农家庭中，农民为生存而生产而不是为利润而生产，边际递减效应在家庭农场中根本不起作用。这本质上是农民的一种隐性失业现象；第二，在家庭农场中，农民通过多样化的种植方式分散经营风险，并通过灵活安排劳动力的方式提高土地产出率实现经济平衡。第三，由于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没有非农产业可以转移，经营性农场利用灵活用工的优势保证土地产出率，从而没有形成技术替代的内在动力；同时，由于其与封建制度之间的亲和性，便将部分资本用于与封建制度之间的链接；另外，由于商业利润高于土地利润，便将部分资本转移到商业领域。因此，本身具有资本化潜力的经营性农场最终出现了小农生产方式再生产循环，出现了发展逻辑上的自反性。以施坚雅（G. William Skinner）为代表的市场共同体论认为小农经济与农村市场网络之间的关系是相辅相成的。他认为农村市场不仅是农民生产资料的集散地，也是农业产品的交换地，还是人际交往的场所。农村市场在小农经济中的地位和功能远远超过了纯粹经济学的考查范围，具有不可或缺的中心地位。农村市场具有构造农村社区的重要功能，农村社区以农村市场为中心分布。农村市场成为连接城市的历史纽带，展示了小农经济向现代经济发展的未来。马克斯·韦伯（Max Weber）承认以儒家为基础的中国传统文化是理性的，但其属于目的合理性类型，而资本主义精神属于价值合理性类型。他承认中国发展了资本主义，但其属于政治资本主义类型，而不属于自由资本主义类型。之所以出现这样的结果，最终都可归因于中国传统文化的根基。而文化的根基都渊源于家产制这一经济社会共同体，不管是自耕农、地主、商人、官僚、军人，还是皇族，都服从家产制安排，整个社会经济都是通过权力操控的方式剥夺农民的财产，大量财产成为一种消费性资源而不是生产性资本。国家按照财政经济学的逻辑用以维持一支具有防御能力的军队和一个庞大的官僚体系，根本没有生产要素组织功能，无益于国民经济学逻辑的展开。第四章讨论地权。土地是人类生存的首要条件，它是作为人类劳动的一般对象而存在。人与土地之间的关系是地权第一层级的关系，也是地权的基础事实关系；通过土地而建立起来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是地权第二层次的关系，也是地权的基本社会关系。地权第二层次的关系有利于促进地权第一层次关系的改善，但并不能消灭地权的第一层次关系。因此，地权关系既可以从基础事实角度去理解，也可以从法律关系角度去理解。尽管本章的内容主要是从地权第二层的关系角度展开，也主要是从地权法律关系角度去理解，但这丝毫不意味着本章对于地权第一层次关系的轻视，相反，本章始终将地权第一层次的关系作为理解地权第二层次关系的基础地位。人多地少的基本事实对于中国地权的运动具有基础作用。本章分三节对地权进行了阐述：第一节讨论地权理论，为分析地权演变和地权重构提供理论上的分析工具；第二节分析地权演变。意在揭示地权的功能分化所推动的地权运动过程，提炼出农民在推动地权功能分化与地权运动中的基础性作用；第三节分析地权重构。地权重构是封建土地所有权运动的必然结果。封建地权运动出现了不可克服的矛盾，中国农民通过和平或者暴力的方式推动了封建土地所有权制度的重构，实现了“耕者有其田”的理想，为新的社会制度的建立和发展奠定了经济基础。西方国家地权演变的历史是从“占有”，特别是“先占”开始发展起来的。都伴随着入侵的“占有”，这对于西方地权观念的形成和发展都具有无法替代的意义和决定性影响。处理好“占有”关系必然需要法律的介入，否则罗马帝国将无法安宁，也无法建立统治秩序。罗马帝国的入侵是以大规模的方式进行的，财产“占有”，特别是土地的占有数量庞大，根本不可能通过判例法的方式逐步确立地权关系，必须建立概念化的法律体系，以满足“占有”土地的法律确权需要。英国被征服的进程相对于罗马帝国的侵入过程而言，不论是在规模还是在速度上都要缓慢得多，这就为英国运用诉讼形式逐步建立以“占有”和“侵占”为中心的地权体系提供了条件。随着英帝国主义的日益强大和美洲殖民主义的发展，以“占有”为中心的地权制度一直是西方地权制度的核心内容。西方国家的地权运动的基本方式是：入侵—“占有”——法律化——权利化。其运动过程是一个从野蛮到文明化的过程，也是一个事实的占有到法律上的占有的过程，每一寸土地都浸透着被侵略地人民的鲜血和泪水。不仅是英国，而且在欧洲大陆、美洲，以侵略为前提的“占有”事实都是地权的内在逻辑。中国的地权运动与西方国家的地权运动方式之间显着不同。由于中国很早就建立起了大一统的封建国家，土地所有权的分配是历代王朝建立之初都进行的一项基本制度。在大一统国家内，土地所有权属于霍布斯意义上的分配制度，而不是占有制度。但由于土地所有权自身的运动规律和中国历来人多地少的矛盾相互作用，土地集中现象与农民的无产化现象都是相伴随而形成的。在这一过程中，土地所有权的各项权能都得到了最大限度的开发。另一方面，中华民族从来都没有像西方国家那样以掠人土地为目的发动侵略战争，即使对于战时处于不利状态的其他国家，中华民族在对外关系上所建立的也是朝贡体系，也就不存在以侵占他人土地为前提条件的“占有”式地权体系。基于上述两个基本历史事实，中国农民主要是靠开发地权权能方式推动地权运动的。中国的地权经历了无主时代、井田时代、豪强兼并时代、均田制时代、完全的剥削时代、“耕者有其田”时代和土地公有制时代。在这一过程中，均田—兼并—均田伴随着中国历史过程的始终。地主土地所有权是封建社会的基本制度，封建地权运动的基本规律是地主的土地兼并与农民的无产化。在这一过程中，也出现了农民的再奴隶化、农民的再封建化、山地经济的发展与衰落、土地的资本化与资本的土地化这样一些显着特征。近代帝国主义侵略以后，国际资本主义的剥削和压迫，买办资产阶级的压榨叠加在一起，终于敲响了中国封建社会覆灭的丧钟。其后，中国在大陆和台湾分别进行了形式相似，方向不同的土地改革运动，最终都实现了“耕者有其田”的理想。台湾地区的经验证明小土地所有权制度能够与现代经济制度和资本主义制度相兼容；大陆地区的家庭承包经营权制度也证明了农村土地集体所有权制度能够与市场经济制度和社会主义制度相兼容。在此基础上，建立现代农业产权制度成为一个关键问题，大陆地区的土地制度改革和现代农业经营体系正不断朝着这一方向迈进。第五章讨论产权问题。本章第一节讨论农民土地产权的确立过程；第二节讨论土地制度改革问题；第三节讨论土地产权流转问题。农民土地产权是从地权逻辑中衍生出来的一个与权利个体化和法律行为密切相关的问题，产权的确立既是地权运动的结果，也是地权运动的继续。尽管地权运动的逻辑构成产权流转的基础，但产权流转仍然受到许多社会条件的制约，这些不同的社会条件与地权运动的逻辑共同型构了产权流转的基本轨迹。产权是行使某些可以交换的权利的行为。产权的前提是个体化的权利，核心问题是个体通过法律行为开发权利的经济功能，这就决定了产权具有内外结构。产权的内部结构包括法律行为，交易费用、权利组合三个基本要素。产权的外部结构包括权利、权利保障、权利收益三个要素。土地改革以后，农民获得了土地所有权，由于地权运动自身的规律，农村出现了阶层分化迹象，也出现了季节性换工、互助组、初级合作社这样一些经济合作形式和经济合作组织。由于阶层分化迹象具有再封建化特征，这一特征与社会主义制度根本背离，而经济合作形式与经济合作组织与社会主义制度之间具有亲和性，在这一背景下，中国迅速将初级合作社推向了高级合作社阶段，为快速穿过“卡夫丁峡谷”，又开始了人民公社化运动。农民通过土地改革所获得的土地所有权迅速转化为农村土地集体所有权。在合作化和人民公社化过程中，农民充分发挥自己的制度理性能力进行了三次农业生产责任制试验，以谋求“大制度下的小自由”，但每一次都被“左”倾思想所禁锢。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政治走向开明，农民即刻复活了各种不同形式的农业生产责任制，其中，“包干到户”这一新形式迅速成为生产责任制的主要形式。自此，家庭承包经营成为我国农业经营体制的基础，展示了中国农民的伟大创造力。随着人民公社体制和统购统销体制被废除，家庭承包经营一步一步朝着权利化的方向迈进。家庭承包经营在农村经营体制改革初期只是一个劳务管理合同关系，后发展为民事合同关系，其后转化为行政合同关系，最终确认为中国独特的准物权。农民承包经营权的物权化成为产权化的基础。我国法律和政策上所称的土地使用权流转实际上就是产权理论上所说的权利交换。每一个农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因其成员权而享有均等的土地承包经营权、宅基地使用权和集体建设用地收益分配权。目前，法律允许、政策鼓励农民流转土地承包经营权，目的在于实现建立新型农业经营体系和农民增收的双重目标。与农户经营的组织方式不同，新型农业经营体系的建立既要尊重农民的权利，充分激发农民土地流转的积极性，又要充分发挥政府的要素组织功能。在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过程中，必须妥善处理好农户与政府之间的关系；也要妥善处理好农户、政府与家庭农场、专业大户、合作社和龙头企业之间的关系；还要处理好家庭农场、专业大户、合作社和龙头企业之间的关系。根据中国人多地少、现代化程度不高的现实，结合中国农村长期有效的传统，新型农业经营体系宜以家庭农场为基础。当农户发展为家庭农场时，在与专业大户的合作中能够分享权利；在加入合作社时，能够增加合作的信任基础，形成稳定的合作关系，减少组织化成本，提高组织化效率；在参入公司化运作过程中，能够增加谈判权，不至于使新的权利组合被公司，特别是龙头企业所独享。家庭农场的这种优势能够同时满足农民增收和建立新型农业经营体系的双重需要。农户宅基地使用权制度改革是新时期我国农村土地制度改革的核心问题。目前，农户宅基地使用权流转方面的政策和法律之间出现了显着冲突。政策在渐进路径、激进路径和变通路径中间选择了渐进路径，应该说是一种审慎的选择。由于农户宅基地使用权制度不是一项单纯的经济制度，权利的逻辑和权力的逻辑都不可能完全展开。因此，在农户宅基地使用权流转制度的设计方面必须考虑在私法逻辑中嵌入公法逻辑这样一种复合结构，同时注重流转风险的多层次防范措施。农村建设用地是我国独特的土地二元体制中的一个方面。其中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是新时期农村土地制度改革的必然要求，是农民集体建设用地收益分配权的重要组成部分。目前的政策已做出部署，但与现行法的规定相冲突，因此，修改现行法成为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流转的第一步。
杜杰[5]（2013）在《中国人口红利的地区差异性与经济增长》文中研究说明人口红利对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的腾飞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中国的人口红利非常具有中国特色,一方面,由于中国严格的计划生育政策,使得中国的人口红利提前到来,而这样的人口红利也会快速消失；另一方面,中国幅员辽阔,随着人口的迁移和流动,东中西部的人口红利有很大差异,并且表现在人口红利与经济增长的关系上。本文围绕着中国人口红利的独特性展开分析,将通过统计指标的对比和计量方法进行实证研究,比较东中西部地区在人口红利上面的差异性,并且分析这种区别对于各地经济增长的意义。最后,根据人口红利的地区差异性与经济增长的关系的研究,提出我国现阶段有针对性地利用好现有人口红利,应对人口红利消失的政策建议。
吴天跃[6]（2012）在《温州龙舟与地方社会变迁的民族志研究》文中研究说明本民族志以温州地区的传统龙舟和现代健身龙舟活动为研究对象,将其置于晚清民国到当代的长时段历史中进行考察。以这一带有浓郁地方特色的龙舟活动为线索,管中窥豹,呈现地方社会文化的变迁。不同于以往的研究者注重历时性和共时性的分析,本文更侧重社会群体长期的互动和实践,以及实践背后的文化意义与深层结构。除第一章绪论部分外。第二章,描述传统龙舟是何种意义上的“深度游戏”。分四个部分展开,即基于选择性记忆基础上的龙舟活动史、传统龙舟活动的一般模式、耗费巨大的礼仪经济和不同社会角色的文化实践。这四个维度共同形塑了传统龙舟这一“场域”。第三章,剖析传统龙舟的多重形象。晚清民国时期和上个世纪80年代之后的龙舟事故,主要是不同群体（包括城镇和村落）间的械斗与冲突。“斗龙”的历史好比是非洲草原上努尔人与丁卡人的世仇与群架。当然,传统龙舟并不总是各种事故的交织。上个世纪80年代之后,当地工厂也组织工人划龙舟,其中包括女性工人。他们还创造性地借鉴了民间划龙舟的“摆香案”模式,以此巩固与那些有业务往来的工厂的亲密合作关系。此外,还有瓯海任桥的“端阳民俗古文化龙舟节”。上述案例都表征了传统龙舟的多重形象,风格、气质和意义通过行动者的符号互动建构起来。第四章,对晚清民国时期和上个世纪80年代之后地方政府对传统龙舟的管治作一回顾和比较。对龙舟的管治,也体现了不平等的政治权力,尽管有反抗,但效果微乎其微。最后总结了传统龙舟式微的诸多社会背景。第五章,聚焦健身龙舟在温州传播和接受的历史。首先将健身龙舟本身作为一种文化体系而非常识意义上的体育来考察,梳理了健身龙舟自身的谱系和特点。健身龙舟在温州的流行和接受非常晚,这与温州长达10余年的禁划政策有关。具体又以瑞安动感龙舟队为例,分析了体育形态的健身龙舟对于当地人的意义。对温州政府新近大力发展龙舟活动的“文化搭台,经济唱戏”之举,也有所涉及和评论。第六章,总结了温州龙舟民族志中的经验性发现,即传统龙舟与健身龙舟是在建构不一样的“地方感”。在呈现了一部地方龙舟从民俗到体育的所谓“文明”的进程后,进一步阐发了“地方性知识”的方法和理论意义。
刘伟[7]（2011）在《建国以来党的区域发展战略思想研究》文中研究指明中国是一个地域广袤、自然条件差异很大的国家,区域对于整个经济社会发展具有基础性、政治性等多重意义,推动区域协调发展自始至终都是中国现代化建设不能不考虑的一个重大问题。中国共产党的区域发展战略思想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新中国成立60多年来,我们党根据不同历史时期的区域实际和经济社会发展需要,不断调整区域发展战略思想,适时推动区域战略转型,对中国区域建设实践产生了重大影响,深刻改变了和正在改变着既有的区域结构。在当前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背景下,进行党的区域发展战略思想研究,既是区域差距不断扩大的现实要求,也是区域问题集中凸显的理论呼唤,更是区域和谐发展面临挑战的紧迫需要,具有深远的理论意义和重大的现实价值。本研究综合运用党史学、经济学、地理学、社会学等多种研究方法,从执政党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道路探索的视角,以中国现代化发展为主线,立足共产党执政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和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历史与逻辑有机统一,对建国以来党的区域发展战略思想进行系统总结。通过研究,本文将建国以来党的区域战略思想演进过程划分为三个阶段：新中国前30年的“区域平衡发展”战略思想、改革开放后23年的“两个大局”区域战略思想和新世纪近10年的“统筹区域发展”战略思想。并依据此划分,深入分析了不同历史阶段党的区域发展战略思想调整的理论资源、内外部因素,系统总结了战略思想的主要内容,客观评价了战略思想的实施成效,进而剖析了建国60多年来党的区域发展战略思想调整的历史逻辑和理论创新,提炼出其发展演进的基本特点和经验教训。通过研究,论文重点提出了以下观点：一是提出“民族问题区域化”和“区域问题民族化”两个概念。强调在当前的背景下应该更多采取“民族问题区域化”策略,就区域谈民族、就经济谈和谐,弱化、消弭民族隔阂,强化、放大经济因素。二是对新中国成立以来党的区域战略思想提出了一个全新的阶段划分。既打破了按照党的三代领导集体和新一届党中央、将“两个大局”割裂开来的传统划分方式,又突破了目前对于统筹区域发展战略思想关注不够的问题,提出以“西部大开发”为代表的控制区域差距战略思想是对邓小平“第二个大局”思想的回应、是一个带有过渡性特征的战略思想,而“统筹区域发展”在党的区域战略思想发展历程中具有阶段性的意义。三是首次对党的“统筹区域发展”战略思想进行系统总结。从区域发展总体战略、主体功能区战略、“经济区经济”发展、“老、少、边、穷”特殊区域发展和以城镇化带动区域协调发展等5个方面阐述了“统筹区域发展”战略思想的主要内容,并认为实现由“主次性”向“全面性”的转变、更加强调区域发展的整体性,由“先后性”向“共时性”的转变、更加强调发展权的公平性,由“弥补性”向“互利性”的转变、更加强调区域间的共生性,由“缩小区域生产力水平差距”向“缩小居民生活水平差距”的转变、更加强调“以人为本”,是“统筹区域发展”战略思想最独特的理论创新之处。四是从政治、经济、社会等综合性角度对不同历史阶段的区域发展战略思想进行评述,力求做到历史的“公允”。如在分析1958年建立独立的完整的地方工业体系时,并没有简单认为这是“大跃进头脑发热”的产物,而是从当时缓解交通运力紧张、“避免鸡蛋放在一个篮子里”、调动地方生产积极性等角度探究了其提出的历史合理性；在认识“三线”建设时,坚持“一分为二”的观点,既肯定其军事成效,也分析了经济方面存在的弊病；在探讨“改革开放缘何发起于南方小镇”时,不仅分析了一般意义上的经济因素,而且从中国渐进性改革、南北区域的政治风险差异等方面探究了党的区域战略初衷。五是分析了60多年来党的区域发展战略思想演进的内在逻辑,并从“以史为鉴,面向未来”的角度提炼了四个方面的经验教训。
叶通贤[8]（2010）在《高等学校贷款风险的控制与化解研究》文中提出现代大学起源于欧洲中世纪。早期的西方大学在摆脱了教会的婢女和附庸的地位之后逐渐成为学者自治的学术机构,他们在高墙后面静悄悄地从事知识传授与学术探索活动。自20世纪以来,伴随着经济增长、科技革命、知识爆炸、政治民主等进程的加快,大学的面貌和功能也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大学在发展演变过程中逐渐走出了“象牙塔”,并日益与经济社会紧密结合,毋庸置疑地成为社会的知识工厂和思想库、成为科技转化的“孵化器”以及社会进步的“助推器”,由社会的边缘组织跃升为社会的“轴心机构”。大力发展高等教育,已成为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的共识。二战以后,高等教育大众化呈锐不可当的汹涌澎湃之势,最先出现在发达国家,而发展中国家紧随其后。1999年注定要成为我国高等教育发展史上的一个转折点,该年6月24日教育部和国家发展计划委员会联合召开新闻发布会,宣布1999年我国普通高等学校扩大招生规模。从此,我国高等教育改变了长期以来适度发展的稳健态势,转入了高速发展的“快车道”,吹响了向高等教育大众化进军的号角。从1998年到2008年,我国普通高等学校招生规模已由108.36万人上升至607.66万人,高等教育毛入学率已由9.8%锐增至23.3%。高校扩招大幅度提高了我国接受高等教育人口所占的比例,为我国走向高等教育大国作出了卓越的贡献。但是与扩招结伴而行的却是高等学校由此背上了高达4500亿—5000亿元沉重的贷款债务,很多高校资不抵债、破产隐患凸显已是不争的事实。怎样控制与化解我国高等学校的贷款风险是理论界目前所关注的一个热点问题,有鉴于此,本论文的研究内容如下。本论文分为三个部分,第一部分为绪论；第二部分是主体,包括一至五章；第三部分为结语。绪论部分阐明了研究背景、研究主题和研究意义,并且综述了国内外对“高校贷款风险”的相关研究,为本研究奠定了基础。第一章为“高校贷款风险产生的缘由”。通过研究,本文认为我国高校贷款风险产生的原因有四：其一,宏观济经济政策：潜在原因；其二,高校扩招：直接原因；第三,国家财政投入与高校扩张比例失调；第四,政府、银行、高校三方联动。第二章为“高校贷款的现状分析”。通过研究,本文认为我国高校贷款的现状有三：其一为我国高校贷款的规模巨大、风险堪忧。其二为我国高校贷款资金在使用上存在误区。第三为高校贷款资金的管理。在目前我国高校贷款资金的管理中,主要表现出松懈的政府管理、随意的高校管理和涣散的银行管理等三个特点。第三章为“高等学校筹资的国际比较”。尽管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虽然在政治体制、历史文化传承、经济发展模式和社会习俗等方面皆与我国存在不容忽视的巨大差异,但是,比照其高等教育发展的模式并充分吸纳其教育筹资中的成功经验,对于促进我国高等教育的健康发展毫无疑问大有裨益。本文通过对美国、韩国、日本三个国家高等学校筹资的比较分析,从而为我国高等教育筹资提供可资借鉴的良策：（一）增加政府财政资助比率,确立高等教育多元化筹资模式；（二）建立适合我国国情的高教捐赠制度；（三）加强教育法治建设,使高校筹资获得制度保障。第四章为“高等学校贷款风险的控制”。高等学校数千亿元的银行贷款并非是高校一厢情愿所造成的,它是在我国多年来教育资金严重不足的历史事实上加之连续扩招这一严峻现实的催促,从而使高等学校、商业银行和政府三方联动而使然。尽管高等学校现在已经背负着沉甸甸的银行贷款包袱,但是,有不少高等学校凭借前期银行贷款所投入的工程尚未竣工,因资金短缺而流于半瘫痪状态,现仍寄希望于继续向银行贷款使前期工程能够顺利完成。为了保证高等学校的健康、正常发展和金融的安全运行,必须要有效控制高等学校贷款风险的蔓延与进一步升级。本论文认为,对高校贷款风险的控制需要政府、高校、银行通力合作。就政府而言,必须要强化法人经济责任制、加强对高校贷款资金使用的监督、建立高校贷款风险预警提示制度和建立大额贷款备案制度。对于高校而言,在端正银行贷款指导思想的前提下建立健全内部审计制度,同时还必须要运用“高校贷款风险测评模式”自查风险,切实控制风险的攀升。对于商业银行来说,应该强化对高校授信的评估,在完善内控机制的基础上加强对贷后的跟踪管理。第五章为“高等学校贷款风险的化解”。高等学校日益增长的经济需求与有限的教育资源之间的矛盾日渐突显,且不断升级、激化,从而导致了高校贷款风险的出现。本论文认为,为了有效化解高校的贷款风险,高等学校应是主体,政府与商业银行予以辅助。就高校来说,首先必须要增强自身的“造血功能”——建立创业型大学,藉此化解巨额贷款。自20世纪中后期以来,随着信息技术和知识经济的迅猛发展,大学的外部环境发生了急剧而深刻的变化。欧美一些“具有企业家精神”的大学率先走出“象牙塔”,他们利用自己的知识创新成果,引资创办高技术公司,加速原创性科技成果转化,孵化、催生、兴办新的产业,承担经济发展和提升国家竞争力的重任,于是一个促进创业活动的大学新范式——创业型大学正日渐崛起。创业型大学这种新型的办学范式,尽管其发展时间很短暂,但却在欧美取得了辉煌的成就。有鉴于此,我国高等学校应该转型组织,努力建立创业型大学,增强自身的“造血”功能,化解贷款风险。其次,要提高资源利用效率,建设节约型高校。第三,建立高教募捐机制,提升捐赠吸纳比率。第四,通过项目融资（BOT）化解部分贷款。第五,利用“土地置换”偿还部分贷款。就政府而言,基于高校贷款风险形成过程中政府监督不力、财政预算比例太小等缘由,政府对高校贷款的化解具有不容推卸的责任与义务。其一,应该提高财政性教育经费的投入,尽快实现早在1993年就提出的“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支出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例达到4%”；第二,积极支持多元化办学,拓宽高校资金来源渠道；第三,加快体制创新,多方面筹集教育财政经费；第四,成立政策性银行“置换”部分商业银行贷款。对于商业银行来说,一方面要提取呆坏帐准备金冲销部分贷款,另一方面要以银团债务重组的方式化解贷款风险。第三部分为结语,对我国高等学校贷款风险的控制与化解策略进行总结,藉此能使我国的高等教育持续、快速、健康发展,为经济社会的谐调发展作出卓越的贡献。
刘勇[9]（2009）在《交锋——关于广东发展路径三次争论的回顾》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自2000年以来,珠三角经济尝到太多的批评之声,先是"扬长（三角）抑珠（三角）",后是批判那些曾在珠三角产权改革实验中"喝头啖汤"的企业,而本次全球金融危机,更是使珠三角发展的步子骤缓下来,似乎在一夜之间,珠三角已成"陷落的板块"……改革三十年,围绕着广东发展模式的争论不绝于耳,这是又一轮"香香臭臭话广东"的翻版。"
肖静[10]（2009）在《天降大任——吴栋材与一个村庄的命运》文中研究说明引言不久前我去了一个颇为神奇的村庄——每天有许多城市精英开着轿车来这里上班,一些着名的专家学者每月乘飞机往返于这个乡村;这里有近百名农民开着轿车送自己的孩子去城市读重点高中;这里投资了埃塞俄比亚最大的国家级的工业园
二、浙江乡镇企业 缘何后来居上（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浙江乡镇企业 缘何后来居上（论文提纲范文）
（1）企业家群体形成的时空分布特征及原因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和意义 |
| 1.1.1 研究背景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研究方法、研究思路与结构安排 |
| 1.2.1 研究方法 |
| 1.2.2 研究思路 |
| 1.2.3 结构安排 |
| 1.3 可能的创新之处 |
| 第2章 关于企业家理论的文献综述 |
| 2.1 企业家的内涵、素质、职能 |
| 2.2 企业家与经济增长的关系 |
| 2.3 企业家产生的影响因素 |
| 2.3.1 与企业家自身特质相关的影响因素 |
| 2.3.2 与企业家外部环境相关的影响因素 |
| 2.4 研究述评 |
| 第3章 企业家群体的时间分布特征研究 |
| 3.1 国外历史上的企业家群体 |
| 3.1.1 工业革命时期的企业家群体 |
| 3.1.2 “一战”前的企业家群体 |
| 3.1.3 “二战”后的企业家群体 |
| 3.2 中国历史上的企业家群体 |
| 3.2.1 明清时期的企业家群体 |
| 3.2.2 辛亥革命后的企业家群体 |
| 3.2.3 改革开放后的企业家群体 |
| 3.3 企业家群体形成的时间非连续性及原因 |
| 3.4 本章小结 |
| 第4章 企业家群体的空间分布特征研究 |
| 4.1 第二次工业技术革命时期的德国、日本与中国 |
| 4.2 改革开放以来的温州、台州与芜湖 |
| 4.3 企业家群体空间分布的非均匀性及原因 |
| 4.4 本章小结 |
| 第5章 基于行为选择模型的企业家个体及群体形成机理 |
| 5.1 企业家行为理论 |
| 5.1.1 企业家行为选择相关文献 |
| 5.1.2 不确定性与企业家行为 |
| 5.1.3 互联网、信息供给与企业家行为 |
| 5.2 个体企业家创业行为选择模型 |
| 5.2.1 企业家捕捉市场机会过程 |
| 5.2.2 企业家实现市场机会过程 |
| 5.2.3 验证企业家创业行为选择模型的案例分析 |
| 5.3 企业家群体形成的路径分析:创新——模仿过程 |
| 5.3.1 领头企业家的创新及示范效应 |
| 5.3.2 潜在企业家的模仿及扩散效应 |
| 5.4 本章小结 |
| 第6章 中国企业家群体形成原因的实证检验 |
| 6.1 理论分析和模型构建 |
| 6.1.1 理论分析 |
| 6.1.2 模型构建 |
| 6.2 指标选取和变量描述 |
| 6.2.1 指标选取 |
| 6.2.2 变量描述 |
| 6.3 实证检验和结果分析 |
| 6.3.1 模型设定 |
| 6.3.2 平稳性单位根检验 |
| 6.3.3 协整检验 |
| 6.3.4 误差修正模型VECM检验 |
| 6.4 结论与政策含义 |
| 第7章 中国企业家群体形成原因的空间计量分析——基于区域市场环境的视角 |
| 7.1 空间计量方法简述 |
| 7.1.1 空间相关性与异质性 |
| 7.1.2 空间权重矩阵的设定 |
| 7.1.3 空间相关性的测度 |
| 7.1.4 空间计量模型的种类 |
| 7.2 我国企业家群体分布的空间相关性 |
| 7.2.1 我国企业家群体分布的总体特征 |
| 7.2.2 我国企业家群体分布的空间格局 |
| 7.2.3 我国企业家群体分布的空间相关性 |
| 7.3 我国企业家群体分布的空间效应计量 |
| 7.3.1 空间计量模型的设定 |
| 7.3.2 指标选取和数据来源 |
| 7.3.3 计量结果分析 |
| 7.4 结论和政策意义 |
| 第8章 结论、建议与展望 |
| 8.1 研究结论 |
| 8.2 政策建议 |
| 8.3 研究展望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主要科研成果 |
| 致谢 |
（2）改革开放以来党的非公有制经济政策演进研究（1978-2016）（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引言 |
| 一、选题缘由及意义 |
| (一) 选题缘由 |
| (二) 选题意义 |
| 二、概念界定及说明 |
| (一) 非公有制经济 |
| (二) 非公有制经济人士 |
| (三) 对概念处理的说明 |
| 三、研究现状 |
| (一) 总体概况 |
| (二) 基本观点 |
| (三) 研究的不足 |
| 四、创新点、难点与研究方法 |
| (一) 创新点 |
| (二) 难点 |
| (三) 研究方法 |
| 第一章 在探索中发展的非公有制经济政策(1978-1988) |
| 第一节 改革开放之初党的非公有制经济政策(1978-1984) |
| 一、严峻的经济形势和社会问题 |
| 二、城乡改革起步与个体经济萌芽 |
| 三、支持个体户发展的基本政策 |
| 四、个体户发展面临的主客观问题 |
| 第二节 改革开放全面展开时期党的非公有制经济政策(1984-1988) |
| 一、改革开放全面展开时期党的个体经济政策 |
| 二、个体户发展的基本情况 |
| 三、党对个体户政治整合的继续探索 |
| 四、推进个体户思想政治教育工作 |
| 五、突出问题与相关应对 |
| 第二章 党的非公有制经济政策的波动与调整(1988-1992) |
| 第一节 非公有制经济政策波动 |
| 一、治理整顿的背景 |
| 二、政治风波前治理整顿中的非公有制经济政策 |
| 三、政治风波后非公有制经济政策收紧从严 |
| 四、政治风波后非公有制经济人士在政治上处境困难 |
| 第二节 初步调整非公有制经济政策 |
| 一、延续并稳定基本理论判断 |
| 二、调整经济政策 |
| 三、调整政治政策 |
| 第三节 非公有制经济人士的基本特征与待解问题 |
| 一、在经济上,非合理高收入和非健康高消费特征明显 |
| 二、在政治上,参政意识提升,参政目的单一,参政实践无序 |
| 三、在心理上,积极与消极并存,自卑与忧虑为主 |
| 第三章 非公有制经济政策的稳定与发展(1992-1997) |
| 第一节 深化改革开放,稳定非公有制经济政策 |
| 一、南方谈话与十四大提供新机遇 |
| 二、十四大后党的非公有制经济政策 |
| 第二节 非公有制经济发展步入正轨 |
| 一、非公有制经济的发展与贡献 |
| 二、非公有制经济人士的阶层特征 |
| 第三节 对非公有制经济人士统战工作走上正轨 |
| 一、丰富非公有制经济人士政治参与的制度性安排 |
| 二、开展非公有制经济人士调查研究,加强积极分子队伍建设 |
| 三、重视并吸纳工商联调研意见,为制定相关政策奠定基础 |
| 四、对非公有制经济人士思想政治工作进一步系统化 |
| 第四章 非公有制经济政策实现历史性突破(1997-2002) |
| 第一节 将非公有制经济纳入基本经济制度 |
| 一、背景:新的争论与挑战 |
| 二、十五大将非公有制经济纳入基本经济制度 |
| 三、落实十五大非公有制经济新理论的具体政策 |
| 第二节 非公有制经济新变化 |
| 一、新的发展特点 |
| 二、非公有制经济人士的阶层特征 |
| 第三节 党对非公有制经济人士的统战政策 |
| 一、党的执政理论系统阐释非公有制经济人士政治身份 |
| 二、拓宽非公有制经济人士制度性参政议政渠道 |
| 三、加强对非公有制经济人士思想政治工作 |
| 四、非公有制企业党建工作提上日程 |
| 第五章 非公有制经济政策的巩固与深化(2002-2007) |
| 第一节 巩固与深化非公有制经济理论及政策 |
| 一、基本背景 |
| 二、十六大对非公有制经济理论的新发展 |
| 三、发展非公有制经济的大政方针 |
| 第二节 非公有制经济的非稳定增长及社会贡献持续提升 |
| 一、非公有制经济相关数据变化 |
| 二、非公有制经济人士的阶层特征 |
| 第三节 党的非公有制经济人士统战工作 |
| 一、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者”理论 |
| 二、在原有渠道内创新非公有制经济人士制度性政治参与 |
| 三、非公有制经济人士思想政治工作渠道更加广泛 |
| 四、进一步加强非公有制企业党建工作 |
| 第六章 党的非公有制经济政策稳步推进(2007-2012) |
| 第一节 国际金融危机环境下的非公有制经济政策 |
| 一、基本背景 |
| 二、党的非公有制经济理论和政策 |
| 第二节 非公有制经济发展情况 |
| 一、非公有制经济数量增长及经济贡献 |
| 二、非公有制经济人士的阶层特征 |
| 第三节 党的非公有制经济人士统战工作 |
| 一、新形势下关于工商联工作与非公企业党建工作的理论发展 |
| 二、平稳推进非公有制经济人士制度内政治安排 |
| 三、思想政治工作稳中有进 |
| 第七章 十八大以来党的非公有制经济政策新进展(2012-2016) |
| 第一节 十八大以来发展非公有制经济的新理论和新政策 |
| 一、十八大前非公有制经济面临的基本形势与问题 |
| 二、十八大以来关于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新理论 |
| 三、十八大以来推进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基本政策 |
| 第二节 十八大以来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基本情况 |
| 一、非公有制经济平稳发展 |
| 二、非公有制经济人士的阶层特点 |
| 第三节 党的非公有制经济人士统战政策 |
| 一、统战理论新发展 |
| 二、丰富多彩、持续深入的理想信念教育活动 |
| 三、光彩事业新发展 |
| 四、先进表彰活动新发展 |
| 五、非公有制经济人士参政议政 |
| 六、开辟非公企业党建工作新局面 |
| 结语 基于党的非公有制经济政策演进历程的一些思考 |
| 一、非公有制经济产生和发展的动力系统 |
| 二、非公有制经济终究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特殊组成部分 |
| 三、有关非公有制经济政策的建议 |
| 参考文献 |
| 后记 |
（3）1978-2009年甘肃省人才流动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第一节 选题的缘起及意义 |
| 第二节 相关概念的说明 |
| 第三节 研究综述 |
| 第四节 研究思路、内容与方法 |
| 第五节 研究的重点、难点和创新点 |
| 第一章 1949—1978 年甘肃省人才概况 |
| 第一节 甘肃省基本省情 |
| 第二节 1949—1978 年甘肃省人才概况 |
| 第三节 改革开放前甘肃省人才(人事)政策概况 |
| 第二章 改革开放后甘肃省四次人才大流动概况 |
| 第一节 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甘肃省第一次人才大流动 |
| 第二节 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甘肃省第二次人才大流动 |
| 第三节 1992年南巡谈话后甘肃省第三次人才大流动 |
| 第四节 21世纪以来甘肃省第四次人才大流动 |
| 第三章 改革开放后甘肃省人才流动的主要特点和问题 |
| 第一节 改革开放后甘肃省人才流动的主要特点 |
| 第二节 改革开放后甘肃省人才流动的主要问题 |
| 第四章 改革开放后甘肃省人才流动原因及影响 |
| 第一节 改革开放后甘肃省人才流动的原因 |
| 第二节 改革开放后甘肃省人才流动的影响 |
| 第五章 对甘肃省人才流动的评价及对策建议 |
| 第一节 对改革开放以来甘肃省人才流动的评价 |
| 第二节 促进新时期甘肃省人才合理流动的对策建议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读研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 |
| 致谢 |
（4）经济法视域中的若干涉农制度研究 ——基于对农民理性的分析（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ABSTRACT 导论 |
| 一、 问题提出 |
| 二、 文献评述 |
| 三、 研究方法 第一章 理性话语 |
| 第一节 西方自然理性话语 |
| 一、 西方自然理性话语的视域 |
| 二、 西方自然理性话语的向度 |
| 第二节 西方社会理性话语 |
| 一、 西方社会理性话语的视域 |
| 二、 西方社会理性话语的向度 |
| 第三节 西方理性话语的自反性 |
| 一、 确定性话语的吊诡 |
| 二、 唯理性主义的社会后果 |
| 第四节 本章小结 第二章 农民制度理性话语 |
| 第一节 经济学理性话语 |
| 一、 经济学理性话语嬗变 |
| 二、 经济学理性话语批判 |
| 第二节 农民制度理性话语褚向度 |
| 一、 农民制度理性话语 |
| 二、 马克思主义传统 |
| 三、 实体主义传统 |
| 四、 形式主义传统 |
| 第三节 本章小结 第三章 中国农民制度理性话语 |
| 第一节 中国学者的农民制度理性研究 |
| 一、 乡村建设理论 |
| 二、 微型社会学理论 |
| 三、 农业国工业化理论 |
| 第二节 外国学者的中国农民制度理性研究 |
| 一、 过密化增长论 |
| 二、 市场共同体论 |
| 三、 文化共同体论 |
| 第三节 本章小结 第四章 地权 |
| 第一节 地权理论 |
| 一、 地权界定 |
| 二、 地权学说 |
| 三、 地权类型 |
| 第二节 地权演变 |
| 一、 西方地权制度的演变 |
| 二、 中国地权制度的演变 |
| 第三节 地权重构 |
| 一、 土地革命 |
| 二、 土地改革 |
| 三、 台湾地区土地改革 |
| 第四节 本章小结 第五章 产权 |
| 第一节 土地产权变迁 |
| 一、 产权观念 |
| 二、 土地所有权转变 |
| 第二节 土地制度改革 |
| 一、 早期土地制度改革尝试 |
| 二、 新时期的土地制度改革 |
| 三、 农村土地所有制再争论 |
| 第三节 土地产权流转 |
| 一、 土地产权流转的内容 |
| 二、 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诸关系 |
| 第四节 本章小结 后记 参考文献 攻读学位期间主要研究成果 |
（5）中国人口红利的地区差异性与经济增长（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前言 |
| 1.1 现状及问题的提出 |
| 1.2 研究的目的及意义 |
| 1.3 研究方法 |
| 1.4 文章结构 |
| 第二章 中国的人口红利与相关研究 |
| 2.1 人口红利的定义 |
| 2.2 中国的人口红利情况 |
| 2.2.1 计划生育加速人口红利 |
| 2.2.2 人口红利的地区差异性 |
| 2.3 国内外文献综述 |
| 第三章 指标对比 |
| 3.1 全国范围的人口指标分析 |
| 3.2 东中西部之间的指标对比分析 |
| 3.2.1 人口抚养比 |
| 3.2.2 农村剩余劳动力的测算 |
| 3.2.3 农业资本应用程度：机械总动力 |
| 3.2.4 东中西部地区的“刘易斯拐点” |
| 3.3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计量分析 |
| 4.1 人口年龄结构同经济增长的关系 |
| 4.1.1 普通最小二乘法 |
| 4.1.2 工具变量法 |
| 4.2 农业机械动力应用与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关系 |
| 4.3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结论及政策建议 |
| 5.1 缓慢调整人口政策 |
| 5.2 东中西部地区有区别的产业政策 |
| 5.3 农村剩余劳动力有效转移 |
| 5.4 地区间的良性互动 |
| 参考文献 |
| 后记 |
（6）温州龙舟与地方社会变迁的民族志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一、研究缘起 |
| 二、文献综述 |
| (一) 龙舟研究 |
| (二) 温州龙舟的已有研究 |
| 三、研究方法、理论框架和本文结构 |
| (一) 研究方法 |
| (二) 理论框架 |
| (三) 本文结构 |
| 第二章 ：作为地方社会“深度游戏”的传统龙舟 |
| 一、从温瑞塘河说起 |
| (一) 温瑞塘河与周边村落 |
| (二) 龙船娘与瑞安龙舟活动的片区划分 |
| 二、龙舟活动史与选择性的社会记忆 |
| (一) 温州龙舟活动史回顾 |
| (二) 选择性的社会记忆 |
| 三、传统龙舟活动的一般模式：形制与过程 |
| (一) 传统龙舟的形制与制造技艺 |
| (二) 社会组织与一般模式 |
| 四、传统龙舟的礼仪经济 |
| (一) 龙舟银的筹集 |
| (二) 资金的流散 |
| (三) “摊派”是如何成为问题的? |
| 五、不同社会角色的实践 |
| (一) 龙舟头家与地方政治 |
| (二) 易被忽略的外嫁女与“媛主银” |
| (三) 龙舟迷的故事：塘下何氏家族与赵宅龙舟 |
| 第三章 ：传统龙舟的多重形象 |
| 一、晚清民国时期的龙舟事故 |
| 二、上个世纪80年代之后的龙舟冲突与械斗 |
| 三、工厂组织的群众体育活动 |
| (一) 瑞安塑料一厂划龙舟 |
| (二) 女工的龙舟队 |
| 四、瓯海任桥的“端阳民俗古文化龙舟节” |
| 第四章 ：地方政府对传统龙舟的管治 |
| 一、晚清民国时地方政府对龙舟的管治 |
| (一) 民国政府组织的龙舟赛 |
| (二) 晚清民国时期政府的禁划政策 |
| 二、上个世纪80年代之后地方政府对龙舟的管治 |
| 三、传统龙舟的式微 |
| 第五章 ：“健身龙”在地方的兴起 |
| 一、一场新旧交替的龙舟“上水”仪式 |
| 二、“健身龙”作为一种文化体系 |
| (一) “健身龙”的谱系 |
| (二) 在温州传播和接受的历史 |
| 三、瑞安动感龙舟队的故事 |
| (一) 动感龙舟队素描 |
| (二) 无效的抗议 |
| 四、“打造中国龙舟名城”? |
| 第六章 ：结论与讨论 |
| 一、传统龙与健身龙：建构不一样的“地方感” |
| 二、“文明”的进程如何发生：从民俗到体育 |
| 三、地方性知识的意义 |
| 参考文献 |
| 一、地方志与地方文献 |
| 二、中文部分 |
| 三、英文部分 |
| 附录 |
| A 瑞安莘塍参龙词《请神殇》 |
| B 瓯海任桥龙舟活动账目清单(1985年农历五月初十) |
| C 瑞安海安龙舟碑(1925年7月刻) |
| 致谢 |
| 攻读硕士学位期间的研究成果 |
（7）建国以来党的区域发展战略思想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研究问题及意义 |
| 1.1.1 问题的提出 |
| 1.1.2 研究背景 |
| 1.2 研究对象的界定 |
| 1.2.1 区域 |
| 1.2.2 区域发展战略 |
| 1.2.3 区域平衡发展战略与区域非均衡发展战略 |
| 1.3 文献综述 |
| 1.3.1 研究概况 |
| 1.3.2 总体评述 |
| 1.4 研究的基本思路与分析框架 |
| 1.4.1 研究的基本思路 |
| 1.4.2 研究的主要框架 |
| 1.4.3 研究的创新之处 |
| 第2章 中国区域结构格局 |
| 2.1 中国区域的自然地理特点 |
| 2.1.1 疆域环境的丰富性 |
| 2.1.2 地域经济的自足性 |
| 2.1.3 区域生态的脆弱性 |
| 2.2 中国区域的文化差异及其影响 |
| 2.2.1 中国区域文化的分布 |
| 2.2.2 文化转移对区域发展的影响 |
| 2.3 中国区域结构的历史变迁 |
| 2.3.1 中国古代区域结构的演变 |
| 2.3.2 近代中国区域结构的变动 |
| 第3章 以改变生产力布局为重点的区域平衡发展战略思想(1949-1978) |
| 3.1 党的区域平衡发展战略思想产生的现实背景 |
| 3.1.1 历史遗留条件的客观诉求 |
| 3.1.2 国防安全与地缘政治因素 |
| 3.2 党的区域平衡发展战略思想提出的理论依据 |
| 3.2.1 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于区域发展的基本理论 |
| 3.2.2 前苏联的区域经济发展理论 |
| 3.3 建国初期党的"重点建设内地"区域战略思想 |
| 3.3.1 "平衡沿海与内地"的工业布局论 |
| 3.3.2 "统一规划、合理配置"的生产力布局原则论 |
| 3.3.3 "注重战略防御"的地缘安全论 |
| 3.3.4 "重点建设内地"战略思想的实施效果评价 |
| 3.4 "八大"前后"注重沿海与内地配合"的区域战略思想 |
| 3.4.1 "八大"前后党的区域战略思想调整的历史背景 |
| 3.4.2 《论十大关系》对适合中国国情区域发展道路的理论探索 |
| 3.4.3 "八大"前后党的区域战略思想调整的积极意义与历史局限 |
| 3.5 "大跃进"时期建立地方工业体系的区域战略思想 |
| 3.5.1 建立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地方工业体系的必要性探究 |
| 3.5.2 建立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地方工业体系战略思想的主要内容 |
| 3.5.3 建立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地方工业体系战略思想的历史局限 |
| 3.6 六十年代后的"三线"建设区域战略思想 |
| 3.6.1 "三线"建设区域战略思想的提出背景 |
| 3.6.2 "三三线"建设区域战略思想的主要内容 |
| 3.6.3 "三线"建设区域战略思想的实施效果 |
| 3.6.4 党的区域平衡发展战略的反思 |
| 第4章 以效率优先为指向的"两个大局"区域战略思想(1978—2002) |
| 4.1 "两个大局"区域战略思想产生的历史必然性 |
| 4.1.1 "和平与发展成为时代主题"的国际形势新变化 |
| 4.1.2 周边国家快速崛起所带来的发展压力 |
| 4.1.3 自身区域建设经验教训的理论反思 |
| 4.1.4 区域经济梯度推移理论的引入 |
| 4.2 "两个大局"区域战略思想的形成过程 |
| 4.2.1 孕育时期 |
| 4.2.2 发展时期 |
| 4.2.3 完善时期 |
| 4.3 "两个大局"区域战略思想的主要内容和基本特点 |
| 4.3.1 "两个大局"区域战略思想的主要内容 |
| 4.3.2 "两个大局"区域战略思想的基本特点 |
| 4.4 "第一个大局"——"沿海地区优先发展"区域战略思想 |
| 4.4.1 "沿海地区优先发展"区域战略的启动因素 |
| 4.4.2 "沿海地区优先发展"区域战略的主要内容 |
| 4.4.3 "沿海地区优先发展"区域战略的理论创新 |
| 4.4.4 "沿海地区优先发展"区域战略的实施效应 |
| 4.5 "第二个大局"——"控制发展差距"区域战略思想 |
| 4.5.1 "控制发展差距"区域战略的启动因素 |
| 4.5.2 "控制发展差距"区域战略的基本内涵 |
| 4.5.3 "控制发展差距"区域战略的主要内容 |
| 4.5.4 "控制发展差距"区域战略的重点措施 |
| 4.5.5 "控制发展差距"区域战略的实施效果 |
| 第5章 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的统筹区域发展战略思想(2002年——至今) |
| 5.1 统筹区域发展战略思想的理论依据 |
| 5.1.1 科学发展观的提出奠定了新的理论基础 |
| 5.1.2 区域经济的理论创新拓展了发展新视野 |
| 5.2 统筹区域发展战略思想的现实基础 |
| 5.2.1 区域发展差距呈继续拉大趋势 |
| 5.2.2 不同类型的区域问题开始集中出现 |
| 5.2.3 区域非均衡发展战略增加了地方与中央博弈的压力 |
| 5.2.4 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对区域协调方式提出新要求 |
| 5.2.5 国际经济格局发生新变化 |
| 5.3 党的统筹区域发展战略思想的提出过程 |
| 5.3.1 孕育时期 |
| 5.3.2 发展时期 |
| 5.3.3 成熟时期 |
| 5.4 党的统筹区域发展战略思想的科学内涵和主要特点 |
| 5.4.1 统筹区域发展战略思想的科学内涵 |
| 5.4.2 统筹区域发展战略思想的主要特点 |
| 5.5 党的统筹区域发展战略思想的主要内容 |
| 5.5.1 区域发展总体战略思想 |
| 5.5.2 主体功能区战略思想 |
| 5.5.3 推动"经济区经济"发展的战略思想 |
| 5.5.4 促进"老、少、边、穷"特殊区域发展的思想 |
| 5.5.5 以城镇化带动区域协调发展的战略思想 |
| 5.6 统筹区域发展战略思想的实践效应 |
| 5.6.1 统筹区域发展战略思想对"十一五"中国区域建设的推动作用 |
| 5.6.2 统筹区域发展战略思想是未来一个时期中国区域发展的基本方略 |
| 第6章 建国以来党的区域战略思想发展的主要特点与历史启示 |
| 6.1 建国以来党的区域战略思想发展的主要特点 |
| 6.1.1 战略内容上,具有共性与个性的统一 |
| 6.1.2 战略选择上,具有历史合理性与时代局限性的统一 |
| 6.1.3 战略推进上,具有包容性和连续性的统一 |
| 6.2 建国以来党的区域战略思想发展的历史启示 |
| 6.2.1 发挥集权与分权的最大效能,是推动区域协调发展的重要手段 |
| 6.2.2 寻求动力机制与平衡机制的最佳结合点,是推动区域协调发展的关键环节 |
| 6.2.3 坚持集中谋划与发展模式因地制宜,是推动区域协调发展的有效途径 |
| 6.2.4 实现单一目标向综合目标的转变,是推动区域协调发展的基本趋势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学位期间研究成果 |
（8）高等学校贷款风险的控制与化解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问题的提出 |
| (一) 选题背景 |
| (二) 研究主题 |
| 二、研究意义 |
| (一) 理论意义 |
| (二) 现实意义 |
| 三、文献综述 |
| (一) 对高校"贷款风险"内涵的研究 |
| (二) 对高校贷款政策与制度的研究 |
| (三) 对高校"贷款风险"产生原因的研究 |
| (四) 对高校"贷款风险"规避的研究 |
| (五) 对已有研究的评述 |
| 四、核心概念界定 |
| (一) 高等学校 |
| (二) 贷款、负债、贷款负债 |
| (三) 风险 |
| (四) 公共产品、私人产品、准公共产品 |
| 五、研究思路与内容框架 |
| (一) 研究的基本思路 |
| (二) 主要内容框架 |
| 六、主要的研究方法 |
| (一) 文献法 |
| (二) 比较研究法 |
| (三) 案例研究法 |
| (四)宏观研究与微观分析相结合的方法 |
| 第一章 高校贷款风险产生的缘由 |
| 一、宏观经济政策:潜在原因 |
| 二、高校扩招:直接原因 |
| (一) 中国高等教育的现代化历程 |
| (二) 高校扩招的决定 |
| (三) 高校扩招的持续推进 |
| 三、国家财政投入与高校扩张比例失调 |
| (一) 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支出占GDP的比例很低 |
| (二) 国家财政对高等教育投入严重不足 |
| (三) 国家财政投入增长率与高校扩张率失调 |
| 四、政府、银行、高校三方联动 |
| 五、高校贷款产生的理论探析 |
| 第二章 中国高校贷款的现状分析 |
| 一、高校贷款的规模 |
| (一)普通高等学校贷款数额巨大 |
| (二) 高校贷款风险不堪承受之重 |
| 二、高校贷款资金的使用 |
| (一) 高等学校贷款资金的使用方向 |
| (二) 高校贷款资金使用中的误区 |
| 三、高校贷款资金的管理 |
| (一) 松懈的政府管理 |
| (二) 随意的高校管理 |
| (三) 涣散的银行管理 |
| 第三章 高等学校筹资的国际比较 |
| 一、美国的高等学校筹资 |
| (一) 美国高等教育概况 |
| (二) 美国高等教育的财政体制 |
| (三) 美国的高等学校筹资 |
| 二、韩国的高等学校筹资 |
| (一) 韩国高等教育概况 |
| (二) 韩国高等教育的财政体制 |
| (三) 韩国的高等学校筹资 |
| 三、日本的高等学校筹资 |
| (一) 日本高等教育概况 |
| (二) 日本高等教育的财政体制 |
| (三) 日本的高等学校筹资 |
| 四、国外高校筹资对我国的启示 |
| (一) 增加政府财政资助比率,确立高等教育多元化筹资模式 |
| (二) 建立适合我国国情的高教捐赠制度 |
| (三) 加强教育法治建设,使高校筹资获得制度保障 |
| 第四章 高等学校贷款风险的控制 |
| 一、高等学校对贷款风险的控制 |
| (一) 高校自测:有效遏制风险的基石 |
| (二) 端正银行贷款的指导思想 |
| (三) 完善银行贷款的管理制度 |
| (四) 建立健全贷款高校内部审计制度 |
| (五) 提高财务管理人员的综合素质 |
| 二、政府对高校贷款风险的控制 |
| (一) 强化法人经济责任制 |
| (二) 加强对高校贷款资金使用的监督 |
| (三) 建立高校贷款风险预警提示制度 |
| (四) 建立大额贷款备案制度 |
| 三、商业银行对高校贷款风险的控制 |
| (一) 强化商业银行对高校的授信评估 |
| (二) 完善商业银行的内控机制 |
| (三) 强化贷后跟踪管理 |
| 第五章 高等学校贷款风险的化解 |
| 一、高等学校对贷款风险的化解 |
| (一) 增强"造血"功能:建立创业型大学化解巨额贷款 |
| (二) 提高资源利用效率,建设节约型高校 |
| (三) 建立高教募捐机制,提升捐赠吸纳比率 |
| (四) 通过项目融资(BOT)化解部分贷款 |
| (五) 利用"土地置换"偿还部分贷款 |
| 二、政府对高校贷款风险的化解 |
| (一) 提高财政性教育经费的投入 |
| (二) 积极支持多元化办学,拓宽高校资金来源渠道 |
| (三) 加快体制创新,多方面筹集教育财政经费 |
| (四) 成立政策性银行"置换"部分商业银行贷款 |
| 三、商业银行对高校贷款风险的化解 |
| (一) 提取呆坏帐准备金冲销部分贷款 |
| (二) 以银团债务重组的方式化解贷款风险 |
| 结语 |
| 主要参考文献 |
| 后记 |
| 读博期间的科研成果 |
四、浙江乡镇企业 缘何后来居上（论文参考文献）
- [1]企业家群体形成的时空分布特征及原因研究[D]. 赵静. 浙江工商大学, 2020(02)
- [2]改革开放以来党的非公有制经济政策演进研究（1978-2016）[D]. 董大伟. 中共中央党校, 2017(06)
- [3]1978-2009年甘肃省人才流动研究[D]. 王亚博. 西北师范大学, 2017(02)
- [4]经济法视域中的若干涉农制度研究 ——基于对农民理性的分析[D]. 秦小红. 西南政法大学, 2014(07)
- [5]中国人口红利的地区差异性与经济增长[D]. 杜杰. 复旦大学, 2013(03)
- [6]温州龙舟与地方社会变迁的民族志研究[D]. 吴天跃. 南京大学, 2012(10)
- [7]建国以来党的区域发展战略思想研究[D]. 刘伟. 陕西师范大学, 2011(07)
- [8]高等学校贷款风险的控制与化解研究[D]. 叶通贤. 西南大学, 2010(09)
- [9]交锋——关于广东发展路径三次争论的回顾[J]. 刘勇. 大经贸, 2009(08)
- [10]天降大任——吴栋材与一个村庄的命运[J]. 肖静. 雨花, 2009(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