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平果铝课税问题事件回顾（论文文献综述）
赵庆华[1]（2018）在《人员、仪式、寺庙、组织：清代妈祖信仰与台湾社会研究》文中认为妈祖信仰作为中国东南沿海民间文化和海洋文化的典型代表,其在台湾的传播和发展过程揭示了闽粤先民在台湾的移民、开发的历史进程。长期以来,饱受儒家文化渲染影响的中国知识分子和士大夫,往往十分重视并强调以官方上层士大夫所推崇的儒家文化的影响力,而忽视了民间庶文化的传播及其影响。1684年以后,台湾被纳入清政府的统治管辖,官方和民间力量的交织推动,大量闽粤移民移居台湾,为妈祖信仰提供了类似大陆的土壤环境。此外,移民社会时期的台湾社会又滋生了信仰妈祖的心理需求,妈祖信仰得以在台湾地区广泛传播、发展。如今台湾妈祖信仰的传播呈现出如火如荼的发展态势,其发展兴盛程度甚至超过信仰源生地福建,其原因何在?我们应当回归历史的理路和脉络去追寻答案。清代是奠定台湾妈祖信仰发展的重要关键历史时期,通过人员、仪式、寺庙、组织的推动,台湾妈祖信仰得以空前发展,并与地方社会融合,成为整合地方社会人群的重要民间信仰。人员方面,清代的官员、士绅、住持僧、郊商等成为妈祖信仰播迁台湾的重要携带人群;仪式方面,借由闽粤祖籍地民众及官府的祭祀仪式,民众得以通过仪式增强认同感,官员则增强使命感,增强了社会凝聚力;寺庙方面,清代台湾妈祖庙在结合清政府、台湾地方政府、地方士绅及民间社会方面发挥了积极的联系纽带作用;组织方面,台湾地方社会成立各种以妈祖为祭祀主神的神明会,对于解决地方矛盾,维持地方社会秩序起到了积极作用。
邓智成[2]（2018）在《清代广西矿产开发研究》文中提出清代广西的矿业发展历程,可以说是一波三折。康熙朝曾试探性开矿,但未见成果,雍正前期严厉矿禁,并因此而出现三次较大规模的“矿徒”事件,三次“矿徒”事件具有相同的三个特征,即事件发生地丰富的资源基础、复杂的地理特征和“矿徒”的乏食穷民身份。三次“矿徒”事件,雍正皇帝均予以严厉打击,并一再重申矿禁,驳斥地方大员的开矿之请。直到雍正后期因为全国铜荒,为满足鼓铸等的矿产需求,各地矿禁松动,广西的矿禁,亦在郭鉷详陈开矿之利,并对招商承办的具体细节和管理模式进行了较为完善的设计之后,开始松动,并最终在乾隆朝初年彻底放开,其后的发展虽曾被太平天国运动所中断,但光绪年间也在全国“洋务”大潮下开始了本省近代新式矿业发展的探索。清中期广西矿业生产的发展,主要是围绕筹备或开展本省宝桂局鼓铸所进行,因此,与鼓铸相关的矿种开发的程度比较高,如铜、铅、锌等。各矿种的矿厂大多开设于雍正后期和乾隆前期,开设的矿厂主要分布于广西的东部及北部,以庆远、平乐、梧州等府为最多,各矿产量亦在雍正后期和乾隆前期较高,这也与当时国家亟需铸币材料有关,此后随着主要矿厂的渐次封闭,广西矿业开始衰落。清中期广西矿厂以州县官专司,府佐分管,最终由道员总理,建立了较为完善矿厂管理体系。具体到矿厂经营模式,则以官督商办为主,官办为辅,间有小生产者私采。同时广西的矿课与收买制度也经历过一番变动,其中尤以铜矿的矿课和收买变动较频繁。而伴随着广西矿业发展的兴衰,宝桂局鼓铸的规模也相应变化,从乾隆初年的二十炉座,到咸丰年间彻底封闭之前仅余五座,清中期广西矿业生产衰落的趋势可见一斑。清中期由于广西铜产量有限,为了维持宝桂局鼓铸,便从云南采买滇铜,采办数额巨大。广西亦曾有矿产大规模外销,这便是锌矿（白铅）,不仅能够满足自身鼓铸所需,还能够卖予广东、湖南,甚至能够在黔铅不济时,协运汉口,供各省采买,可以说,广西白铅在当时的全国白铅市场供应上具有相对重要的地位。支撑起广西矿产内部运输和对外运输的,是广西发达的河网,水路运输相当便捷,其中广西境内水路横向大通道为属于珠江水系的西洋江、右江、郁江、龚江,纵向大通道为同属珠江水系的桂江、漓江,以及长江流域的湘江,这两条大通道亦是各省采买滇铜以及桂铅外销的必经之地。对此,广西亦制定了严格的运输制度,包括运员委派、路程限期和沿途奏报制度,以及陡河等水利设施的修建,来保障矿产的及时妥善的运输。
李荣辉[3]（2017）在《六世纪中叶到九世纪蒙古高原—北亚族群研究 ——以《通典·北狄》记述族群为中心》文中指出6世纪中叶-9世纪对中国史而言是一个承前启后的时代,它前面魏晋南北朝与后面辽金都为北方民族文献的黑暗时期,相比而言,唐代的文献优势是显而易见的。唐代中期杜佑所撰《通典.北狄》中保留了天宝以前北方族群的记载,其中部分史料比后来成书的文献更具原始性。本文首先通过对《通典北狄》及相关文献形成过程的对比研究,以版本目录学、校勘学及长编考异之法对这些史料进行整理、考异,找出它们史源的差异与记载的抵牾,并对《通典.北狄》中记载6世纪中叶-9世纪北方族群史料进行检讨,重估这些史料的价值;同时扩大史料研究范围,从传世的经史子集和出土碑刻中寻找与之相关的记载,对相关研究的不足之处进行补正,从而达到考订、补遗的目的。其次,在文献整理的基础上从内亚的视野来审视6世纪中叶-9世纪北方族群内在的文化传统、政治制度、宗教信仰等,并对这些不同传统的渊源、流变等相关问题进行探讨。历史现象中存在关联性与延续性,前者表现在不同文明之间的物质层面与精神层面的交流,后者强调建立在经济基础之上的内部制度、文化的历时性延续,要解释内亚社会存在的这两种现象,必须透过研究附加在社会形态之上的政治、经济、文化制度的变迁来完成,为了完成全史性的研究,首先要做的就是研究不同文明之间的平行性现象。《通典·北狄》保留有6世纪中叶-9世纪草原族群、通古斯族群、南西伯利亚族群的史料,通过这些史料与其它文本及近现代以来保留下来的民族志的对比研究,对不同族群文明的差异进行平行性研究,找出这些族群各自不同的特质,以及他们之间的交互与影响,从而达到傅礼初提出的"全史"的研究。
赵娜[4]（2016）在《第一次全国人口普查与广西民族人口比例关系研究》文中指出本文研究第一次全国人口普查期间广西民族人口比例问题。明代以后,广西民族人口比例长期被模糊地描述为“蛮七民三”、“民三僮七”等,直到第一次全国人口普查期间逆转为“民七僮三”。以20世纪50年代的民族识别为切入点,以第一次全国人口普查广西民族人口比例为研究对象,既可以从纵向跨越历史与现实,对于广西民族人口比例的构成及历史转折进行历时性考察,又可以从横向对20世纪50年代广西的民族人口比例构成作一共时性的阐释。第一次全国人口普查期间的民族人口数据多以20世纪50年代民族识别为基础。民族识别是一个较为复杂过程,国家政权介入并在其整个过程中发挥着主导作用。为新生政权建设的需要,中国主持开展了人口普查工作,这一过程中,民族人口比例得以量化,广西民族人口比例经过了一个历史转折的过程。如若仅停留于对解放后广西民族人口比例的分析,很难真正理解广西民族人口比例的历史转折。因此,论述整个广西民族人口比例的消长变化成为必然,秦汉以后,随着统一多民族共同家园的逐步形成,汉人入桂及其他因素一直改变着广西民族人口构成。在此基础上,可以更好地理解广西民族人口比例何以在建国后逐渐稳定下来,并维持在一定范围之内,而未再发生较大变化。最后,以凌云县那力寨为例,进一步探讨广西民族人口比例的确定及历史转折,试图阐释微区域里多民族共同家园形成历程。
甘雨[5]（2016）在《五个民族自治区市场化问题研究》文中研究指明五个少数民族自治区指的是内蒙古自治区（1947年5月1日建区）、新疆维吾尔自治区（1955年10月1日建区）、广西壮族自治区（1958年3月5日建区）、宁夏回族自治区（1958年10月25日建区）、西藏自治区（1965年9月9日建区）。在地理上同属我国西部地区,总面积近445万平方公里,占全国的46.37%,拥有15416公里边境线,接壤国家14个,近1.054亿人口居住生活在这里。伴随着“西部大开发”的深入推进以及“一带一路”战略的实施,五个少数民族自治区市场经济发展迅速,市场化水平也有了明显提高。但是近几年的快速发展还是难以掩盖五个少数民族自治区与中东部地区长期存在的差距,五个少数民族自治区大多地属边陲,接壤地区经济较为落后,再加上传统文化、地理、历史、政策等一系列因素的制约,五个少数民族自治区的市场化步伐与中东部地区的差距明显,如何提高本地区市场化水平、缩小地区间差距,已然成为了五个少数民族自治区当前发展的关键。特别是当前人民币加入SDR（Special Drawing Right）以后,国际间的、国内的发展机遇和竞争必将日趋丰富激烈,市场化水平直接决定了五个民族自治区经济的整体运行情况,直接影响五个民族自治区的发展与增长。当前我国经济发展已经进入“新常态”,产业结构的调整和供给侧的改革是全国经济发展的重点,更是长期作为我国能源基地的五个民族自治区需要面临的问题。而发达地区的经验表明,市场化水平的提高能够加速要素资本的高效流动,提高产业竞争,从而提升供给质量、优化产业结构。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中也提出,“让市场在资源的配置中起到决定性作用”,那么五个民族自治区如何结合地区历史文化特点,提升市场化水平,实现产业结构调整和供给侧的改革,就值得深入研究。提高五个民族自治区的市场化水平,就必须掌握本地区的市场化现状,并分析市场化发展存在的约束问题,从而提出相应对策。从以往的研究来看,尽管诸多国内外学者都对我国的市场化进行过研究,且取得了众多成就,但大部分都是把国家或者某个省作为研究对象,通过建立相应的指标体系来测量市场化的程度,针对五个民族自治区进行的专门研究相对缺乏。同时,由于五个民族自治区的特殊性,在对五个民族自治区的市场化现状研究时,不仅要通过宏观的测度以及微观的调查分析,还要从历史的角度分析该地区长期发展中形成对市场化的制约因素,才能找准当前五个民族自治区的市场化发展中存在问题,从而提出相应的解决对策。本文以民族经济学的观点、立场和方法为指导,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为研究基础,借鉴了西方相关市场经济的理论观点和分析方法。在具体的分析当中,采用实证分析和规范分析相结合,定性分析与定量分析相结合,静态分析与动态分析相结合,宏观分析与微观分析相结合等方法,对五个民族自治区的市场化发展问题进行了系统的研究。在研究方法上,注重理论与实际相结合,在重视理论逻辑推理的同时更注重实际的走访调查获得的真实数据。本文主要包括六个部分,第一部分为绪论,包括研究背景、研究目的、研究意义、对以往学者相关研究的评述、研究方法、技术路线图、研究结论以及文章的创新之处。第二部分为第一章,介绍了相关学者对市场化定义的解读以及本文作者对市场化定义的见解,同时介绍了市场化的相关理论,为研究五个少数民族自治区的市场化进程分析提供了理论支撑。第三部分为第二章,对五个少数民族从古代到现代的经济贸易的发展情况进行了梳理,描述了五个少数民族自治区在历史的长河中由自然经济、计划经济、商品经济再到市场经济的转变过程,分析了五个少数民族自治区在传统文化以及民族政策等多种因素长期影响下造成的当前市场化发展存在的不利因素。第四部分为第三章,对五个少数民族自治区的市场化水平进行了测度,通过建立市场化指标体系并与东、中、西部地区代表省市的对比,以及五个少数民族自治区中市场化因素重要性的排序,分析了当前五个少数民族自治区市场化的具体水平状况以及下一步的发展重点。第五部分为第四章。通过实地的调研材料分析了当前市场化主体——企业市场化发展的状况。第六部分为第五章和第六章,总结了当前五个少数民族自治区市场化发展过程中存在的一系列问题,并指出问题产生的原因,最后提出五个少数民族自治区下一步市场化发展的具体建议:要加快五个民族自治区的市场化体系建设;挖掘文化优势,打破传统思想观念束缚;协调东西部发展;维护市场秩序的规范;完善市场竞争机制,调整经济结构;提高本地区经济开放水平;正确处理好政府与市场的关系。五个少数民族自治区市场化的发展,不仅能够加速促进地区供给侧企业从传统的粗放型、高能耗型向资金、技术密集型转变,同时更加有效的推动了政府的职能转变,为更好的挖掘出地区传统文化的优势方面,找准地区经济增长热点,激发当地人们的创新创业意识创造了条件。市场化水平的提升带动了五个少数民族自治区居民的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人们在经济发展的同时能够花费更多精力重视本地区的文化保护和传承,从而达到经济和文化双进步的良好局面,这不仅能够为整个西部地区的市场化发展提供借鉴,同时也为我国下一步寻找发展热点提供新思路。
熊群荣[6]（2015）在《冯国璋督直及督苏研究》文中研究指明冯国璋作为清末民初社会转型时期的一个重要历史人物,具有丰富的地方从政及中央执政经历。目前,学界对冯国璋研究主要集中在冯国璋参与民初政争部分,而对冯国璋督直、督苏鲜有全面细致地研究,以至于在对冯国璋作出历史评价时往往得出否定性的结论。对于民初复杂历史人物的研究,要以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为指导,以客观历史活动为依据,以其所处的时代为历史背景,对其历史行为开展全面研究,才能够得出客观、公允的评价。有鉴于此,本文以冯国璋督直、督苏为主要研究对象,从国家治理的角度对冯国璋在直隶、江苏的军政及民政治理实践进行全面梳理,探讨其成效,从而有助于我们全面审视冯国璋的历史地位和作用,以进一步深化北洋人物研究。冯国璋能从一名普通军人经过多番垂练而成为清末军政大员,与冯国璋所具有的才能和素质,以及他为北洋集团崛起所作出的贡献密切相关。冯国璋是从社会底层通过不懈奋斗,在清末军事变革中大显身手,不仅帮助袁世凯编练新军,还致力于军事教育现代化,并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为北洋集团培养了一大批军事骨干力量。正是因为冯国璋在清末军事现代化过程中的突出表现,他不断地得到袁世凯的提拔重用,从而跻身于清末军政要员之列,这既提高了冯国璋的历史地位,亦为其民初出任地方都督奠定了基础。特别是在辛亥政局演变中,冯国璋的思想及行为有较大变化,由忠君转向事主,表明了他能够顺应历史发展潮流,赞成共和。在辛亥和谈中,冯国璋最终支持袁世凯,并帮助袁氏鼎定北方局势。正因为如此,在民初北洋派与国民党激烈争夺直隶都督的过程中,袁世凯才能够放心和大胆起用冯国璋,将其任命为直隶都督。直隶向来为畿辅重地,又是北洋集团发迹之地,北洋派自然不能容忍其他政治势力染指。民元,在南京临时政府北迁后,国民党与北洋派的政治矛盾日益尖锐,形成了南北政治对立的态势。袁世凯为了把持直隶都督不为国民党控制,任命冯国璋督直。冯国璋到任后,在一定的程度上与顺直临时议会合作,推行了改善直隶军政和民政治理的许多措施。冯国璋在民初直隶的治理,维护了北洋派的核心利益,巩固了北洋派在直隶地区的统治,而他所采取的多项社会治理措施也有利于直隶社会发展。当然,冯国璋作为一介军人主政直隶的军政和民政,在地方治理实践中表现出鲜明的军人风格,以至于行政与立法及司法之间多有冲突。冯国璋在督苏期间实行强力的军人政治,既谨慎处理与中央政府的关系,也努力缓解北洋军人势力与江苏地方社会力量的矛盾冲突,从而在一定程度上维持了苏省三年多时间的社会稳定局面。冯国璋督苏既有努力改善江苏军政关系的一面,也有依凭军事强权压制革命党人的一面。冯国璋成立宪兵司令部,设立陆军讲武堂,整饬军纪,节制水警盐捕营,成立江苏模范师,在“咨询民隐,保卫治安”等方面具有一定的进步性；他也实施袁世凯打压和取缔国民党的政策,在江苏严防党人,加强内地防务,维护了北洋派在江苏的统治。此外,冯国璋在督苏期间,加强了社会治理方面的工作,如厉行剿匪、禁绝鸦片、恤商助商、关注旗人生计以及推进南京市政建设等方面都有一定作为。冯国璋在江苏的统治取得了一定的成绩,进一步提高了他的政治地位,从而为其当选为副总统并进而代理大总统奠定了基础。冯国璋能够在直隶、江苏两省先后出任军政长官,应该从民初政局演变及中央与地方关系的角度来分析,才能更好地察觉到袁世凯以冯国璋督直、督苏所具有的政治蕴涵。总体而言,冯国璋在直隶和江苏近五年的地方治理实践取得了一定的成效。冯国璋督直、督苏不但增强了袁世凯加强中央集权的地方支持力量,而且提升了冯国璋在民初的历史地位。冯国璋在直隶及江苏的军政和民政治理在一定程度上获得两省民众的一些认可,而冯国璋又在直隶特别是在江苏不断地增强了自身的势力,成为民初地方实力派的重要代表人物,从而为他后来广泛地参与政争,进而成为直系军阀首领奠定了基础。
徐士友[7]（2014）在《清代淮河中游的自然灾害与社会应对 ——以水旱蝗灾为中心》文中研究说明清代淮河中游频繁发生的水、旱、蝗、瘟疫、大风、冰雹、低温霜冻等灾害给区域内民众的生产生活带来了巨大的危害,其中以水、旱、蝗灾对社会的危害最大。本文通过对水、旱、蝗灾的研究,深刻分析了灾害发生的根本原因,考察了清代淮河中游的仓储备荒情况及官方和民间两个层面救灾的措施,探讨了清代淮河中游积极减灾的措施——堤防建设和水利治灾工程,剖析了水、旱、蝗灾对淮河中游社会的影响。第一章主要探讨淮河中游的生态环境和社会环境。清代淮河中游的地形、气候及水系与历史时期相比较,可以看出淮河中游的地形和气候在清代与历史时期相比较变化不大,只是咸丰五年（1855年）黄河在铜瓦厢决口改道北流后,在淮河中游北面留下了一条废黄河。淮河中游的水系在清代与历史时期变化较大,一是清代淮河中游出现了湖泊群,其中以洪泽湖为最；是淮河的北岸支流汝水、颍水、涡河变迁较大,其中以汝水为最。清代淮河中游的社会环境与历史时期相比较,社会经济结构变化不大；随着商业的发展,清代在淮河流域诞生了一批重镇,包括周家口、正阳关、朱仙镇等；随着“盛世滋生人丁永不加赋”政策的落实,区域内人口大量增加,有的州县甚至增加了数倍,出现了人地关系失衡的局面,为了增加食物供给,番薯和玉米得以引进和大面积推广,开始伐林垦荒、侵占陂塘为田。其中的许多因素正是造成水、旱、蝗灾频发的主要原因。第二章主要探讨清代淮河中游水、早、蝗灾三大灾害的概况及形成原因。通过对清代淮河中游水、旱、蝗灾的基本情况、时空分布特点及重大灾情等研究,认为水、旱、蝗灾的发生十分频繁,在时空分布上具有一定的特点和规律,三大灾害给区域内民众的生产生活带来了重大灾难。灾害发生的原因虽然自然因素起了重要作用,但主要原因在于社会因素,特别是黄河长期夺淮把大量泥沙淤积在淮北平原上,致使许多河道被淤成平陆,破坏了原有的水系,水流不畅,水、旱、蝗灾频发。第三章主要探讨清代淮河中游各府州县的仓储备荒情况及抗灾救灾措施。可以看出清代淮河中游的常平仓、社仓和义仓的建置是有效的,尤其是康乾盛世时期仓储的粮食充足,在救灾中发挥了重大作用；一些仓储设施即使到了晚清时期仍然得到不断的建置与修缮,其中有些仓储的粮食甚至到民国时期还在发挥着救灾作用。对于抗灾救灾而言,无论官方救灾,还是民间救灾,都积极踊跃且成效显着,特别是民间救灾方式灵活,灾害降临初期,在官方未能及时救助的情况下发挥了重要作用。第四章主要探讨淮河中游的堤防建设与水利治灾工程。堤防建设包括淮河的干、支流堤防及区域内黄河南岸堤防；水利治灾工程主要包括重要河段的河道疏浚及部分河道的开挖,可以看出清代淮河中游干、支流堤防多根据实际情况需要建起了堤防,一些城镇还建起了护城堤防；对于支流的疏浚能够抓住关键河道进行疏浚,以保持水流的顺利下泄,减轻灾害。对于淮河中游的农田水利建设而言,十分重视堰坝、陂塘和沟洫的治理,一些堰坝、陂塘直到今天仍然发挥着重要作用,如寿州的芍陂等。第五章主要探讨清代淮河中游水、旱、蝗灾对社会的影响。因为灾害频仍,区域内出现了大量流民,并逐步形成了逃荒习俗;在饥饿面前,灾民不得不铤而走险,大大地增加了社会不稳定因素。因为灾害频繁,造成大量人口、耕牛的缺失,严重阻碍了农业生产发展。为了减轻灾害,官民求助于龙王神和城隍神,希望借助于龙王神和城隍神来驱旱止雨,因此,淮河中游的龙王庙和城隍庙建置十分普遍,并且得到了不断的修缮,这也体现了在水、旱、蝗灾等自然灾害频发环境中,官民适应环境、抵御灾害、应对灾害的一种策略。可以看出清代淮河中游由于自然因素和社会因素的双重作用,水、早、蝗灾频发,为了应对灾害,区域内仓储备荒被置于十分重要的地位,仓储贮存了大量的粮食,并在抗灾救灾中发挥了巨大作用。为了减轻灾害,淮河中游的干、支流建起了堤防,影响水流下泄的河道得以不断疏浚；同时,加强堰坝、陂塘、沟洫的治理与管理,以提高防洪、抗旱能力,减少蝗灾发生的频率。清代淮河中游水、旱、蝗灾的频发,不仅增加了区域内社会的不稳定因素,捻军起义正是灾害频发的直接结果；而且加剧了区域内的社会贫困,迟滞了区域内农业生产的发展,滋生了龙王神、城隍神等禳弭信仰,可以说清代淮河中游水、早、蝗灾对社会的影响是全面而深刻的。
马亚辉[8]（2013）在《康雍乾三朝对云南社会的治理》文中研究指明自南明覆灭,云南纳入清朝版图,康熙朝便开始了对云南社会的治理。因吴三桂坐镇滇中,时间未几,又起兵反清,使得云南社会疮痍遍布,惨不忍睹。康熙朝接手云南于乱世,为重建云南的社会秩序,从政治、军事、经济、文教等领域对云南社会秩序进行了重建性治理。从政治角度,康熙朝继承顺治朝的行政制度,对云南采取了实质性的行政初设,以后各朝在此基础之上又作了诸多调整和改革,并重新规定了云南的户口编审制度和田赋数额。在经济领域,康熙朝注重云南农业的发展,兼顾对矿业、商业的管理,虽然康熙时期云南的赋役很重,但频繁的蠲赋行为仍然使百姓得到了休养生息。振兴文教是康熙朝治理云南社会举措中一个很有特色的内容,通过振兴文教来重建云南紊乱的社会秩序,取得了良好效果。康熙朝还酌定营制,全滇布防,加强对云南社会的军事弹压,在战乱初定时对云南社会的稳定起到了重要作用。雍正朝承袭康熙朝的社会治理政策并有所发展,开始对云南社会拓力改革。首先,雍正朝体恤民生,重视发展云南农业,兴修水利。其次,雍正朝改革云南保甲,推行全省,乾隆朝则愈完善之,此举对后世影响到深远。再次,雍正朝开发云南交通,尤其注重水路交通的开发,在开修滇粤河道时投入了大量精力,虽然未能取得预期效果,但却反映出雍正朝对云南社会治理的力度与决心。雍正朝最为值得一提的是在云南的改土归流,推进了边疆与内地的一体化进程,使云南少数民族地区的社会形态发生巨大变迁。乾隆朝同样承袭雍正朝的社会治理政策并在此基础上更加完善,社会治理领域也更加广泛和深入。乾隆朝为解决云南日益增长的人口压力,继续注重农业发展。因云南自然灾害时有发生,乾隆朝以民生为重,逢灾必赈,效果甚好。乾隆朝还根据云南的特殊情况,改革命、盗等刑名案件的处置规条,并采取各种措施维护社会秩序,减少各种案件的发生。云南界连外域,为保障云南社会免受外敌入侵,乾隆朝遍修城垣,以保疆固圉,减少危害云南社会的不稳定因素。乾隆朝还整饬吏治,但依然难挽云南社会衰落之颓势。康雍乾三朝对云南社会的治理可谓是经历了一个从粗定到完善,从宏观到细微的深入过程,后朝承袭前朝政策并进行发展、改革和完善,最终成就了云南社会的乾隆盛世。但康雍乾三朝对云南社会的治理并非尽美尽善,同样存在着一定局限和缺憾,也正是如此,诸多社会矛盾的积累使清朝进入嘉庆时期便日益走向衰落。
杜希英[9]（2013）在《近代天津货栈业研究》文中提出作为商贸流通中间行业的近代天津货栈业,其产生和发展与明清以来天津政治、经济的发展密不可分。天津地理位置优越,水路交通便利,至明清时期,己成为漕运之总汇,畿辅之屏障,商业贸易逐步兴盛起来。在此基础上,至清中期,天津货栈业兴起。天津开埠后,进出口贸易兴盛、中外企业出现、交通更为发达,在此条件下,货栈业获得较大发展,在数量、经营商品种类、业务等方面都得到进一步扩展。“一战”后,随着民族资本主义工商业的发展、对外贸易的扩大、腹地范围的扩展、人口的增加以及金融业的发展等,天津货栈业迅速发展,并达到繁盛。经营数量大增,业务进一步扩展,竞争激烈,不仅打破了行业垄断,形成内部分工,同时还建立了同业组织,其经济、社会地位也得到大大提高。“七七事变”爆发后,天津被日军侵占,整个华北地区相继沦陷,农村经济破产、城镇工商业萧条,加之交通不便,天津货栈业客源减少、货源短缺,购销困难重重,开始走向衰落。此后历经八年抗战、三年内战、建国后的恢复发展,直至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的完成,天津货栈业全行业实现了公私合营,从此退出了历史舞台。近代天津货栈业的空间分布接近交通便利、商业发达、便于商品交易之地。而且随着天津商业空间的变化,出现了营业重心的转移,由华界向租界迁移,并形成同业聚集与区域集中的分布规律。因各货栈资本大小及业务繁简不同,其行号规模颇有差距,但整体以中小型货栈为主,且营业设施多不完善,在资金与使用人数方面,具有资金集中、人员分散的特点,行业内部两级分化现象比较突出。各货栈都具备了基本的部门与人事组织,并形成以交易及相关服务为基础的分工负责制,员工各司其职,各尽其能,从而保证了商号的正常与高效运转。而且,货栈业的薪酬与福利待遇,兼顾股东、经营者及普通员工三方面的利益,有利于增强内部的凝聚力及发展动力。可见,近代天津货栈业实际上已具备了现代企业经营管理的某些特征。不过,在货栈的人事构成、帮派特色、职员升迁、账簿与员工管理方面又体现出该行业明显的传统特色。随着城市近代化进程与对外贸易的开展,城乡物资交流规模的扩大,近代天津货栈业经营商品种类日趋增加,范围不断扩展,遍及大宗商品贸易的各个行业。总体而言,其货源大部分来自华北、东北、西北各地,少量来自华南与西南,销售去向则主要为天津市内（本埠）、外埠、出口三个方向。各货栈都有固定的营业区域与客户对象,所接待的客户主要以同乡为主,具有强烈的地域特色。而且因经营商品种类、客货来源的不同,各货栈间又呈现明显的帮派特色。加上货栈内部人员构成上的地缘特色,使近代天津货栈业呈现出强烈的地域与族群集中的特点。近代天津货栈业具有广泛的市场职能,包括中介说合、代客买卖、代客存储、寄宿客商、代客垫款、担保信用与货付等等,形成以委托代理为核心内容的经营模式。而且,随着行业的发展,部分货栈还兼自营购销,成为近代代理商与批发商的合体。货栈凭借其广泛的市场职能,充分介入到商品运销的具体过程,并与各行业、各部门建立了密切的关系网络,充分发挥了其连接产销、资金融通、信用担保等强大的市场作用,从而成为近代天津市场上不可或缺的角色,有力地促进了天津城市经济的发展以及天津与腹地的经济联系。资本问题实为货栈营业的根本问题。近代天津货栈业的资本组织形式普遍以合伙为主,采取掌柜领东经营的方式。货栈的投资者身份呈现多元化色彩,而以工商界为主,资本构成除自有资本外,往往还吸收各种形式的外来资本,以充实营业资金,方便资金周转。银行号存款、堂号存款、客号存款为货栈资本的重要来源,而对客垫款则为其资本运用的最主要部分。货栈收入多样化,既包括代客交易所收取的各项费用,还有依靠自营购销赚取的批零差价,其中又以代客交易所抽取的佣金、代存货物所收取的栈租、代客垫款所收取的利息为主。货栈的开支则因其营业结构与职能的不同而有别,总体上讲主要包括职员薪金、馈送、日用福食、房租、税捐、及日常杂费等,此外,经营中的诸多风险也增加了货栈的经营成本。货栈的利润分配,都是对其营业纯益的分配,在股东与职员间保持相对固定的比例,并充分参考了职员劳绩情况。其利润主要用于扩大营业规模、充实营业资金。而且,七七事变作为货栈业发展由盛而衰的分水岭,对货栈业的资本构成、运用及其利润分配等方面都产生了明显的影响,体现出战后该行业发展的相关变化。随着货栈业的快速发展,至民国二三十年代,天津市货栈业同业公会应运而生。其经历了七七事变前、日伪时期、国民党统治后期、解放后直至1956年社会主义改造完成四个历史时期的发展。相应地,其内部组织体制,也经历了委员制、董事制、理事制、并重归委员制的发展变化。然而,在公会内部组织设置与运作方面却大同小异,其各阶段的发展变化更多是在政府强力作用下发生的形变。作为一种新兴行业组织,天津货栈业同业公会在其组织设置与运作方面体现了明显的近代特色,但仍有诸多缺陷。它的成立,适应了行业发展的需要,不仅维护了会员的行业发展利益,而且也成为政府管理市场的重要中介。
杨芳[10]（2011）在《宋代仓廪制度研究》文中研究表明本文主要对宋代仓廪的类型、设置、仓粮来源与支出,仓廪的职能、管理及弊端等问题进行了比较系统的梳理,并在此基础上概括了宋代仓廪制度的特点。与中央集权的财政体制建立相一致,经过宋初太祖至真宗三朝的整顿,宋朝建立起了从中央到地方的完备的仓廪体系。宋代州县仓的管理制度远比前代复杂,既设立专门的管理机构,又置有复杂的监督体系,还制定了细密的管理措施。从加强中央集权的角度来看,宋代州县仓的建立有力地保证了中央对地方财赋的控制。然而,从具体仓务管理来看,却又弊端丛生,暴露出管理的非制度化及吏治的腐败,这也是整个宋代仓场管理中普遍存在的问题。宋朝统治者为防唐末五代之弊,逐渐建立起了庞大的官僚机构和官僚队伍。宋代实行募兵制,为应对内忧外患,军队的数量甚至超过百万。养官、供兵,尤其是供军的费用,给宋朝造成了沉重的财政负担。宋代都城作为皇帝和中央政府百官僚属所居、重兵拱卫之地,军队数十万,居民人口百万,京师粮仓的建立为京师的粮食供应提供了保证。宋代京师诸仓关系着京师的食粮供给和国家安危,因而受到统治者的高度重视,其监管制度也非常严格、复杂。面对巨大的军费开支压力,军队粮食供给是仓储的头等大事,宋代京师诸仓、转般仓、大军仓、桩管米都主要是为储备和转输军粮而设。宋朝是一个更加关心荒政的朝代,备荒仓廪建设成果斐然。宋代常平仓、义仓得到进一步发展,同时,还创设了广惠仓、惠民仓、丰储仓几个全国性的备荒仓种。南宋时期,以社仓为代表的地方性备荒仓种纷纷涌现,为备荒仓廪制度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在宋代,最终形成了以常平仓、义仓等全国性备荒仓廪为主、社仓等地方性备荒仓廪为补充的备荒救灾仓储体系。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宋代仓廪制度在继承前代的基础上,有了更进一步的发展,呈现出新的变化,具有新的特点。宋朝的政治、军事形势决定了仓储在整体功能上军储重于备荒；宋朝十分重视荒政,备荒仓尤其是地方性备荒仓得到了空前发展；随着社会生产力的提高,商品经济的发展,粮食的商品化日益增强,仓廪与市场的联系更加密切；宋朝土地兼并、两极分化严重,仓廪在协调贫富矛盾上也发挥着重要作用。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宋代仓储救荒思想也有了进一步发展。
二、平果铝课税问题事件回顾（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平果铝课税问题事件回顾（论文提纲范文）
（1）人员、仪式、寺庙、组织：清代妈祖信仰与台湾社会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第一节 研究缘起 |
| 第二节 研究综述 |
| 一、大陆学界的妈祖信仰研究 |
| 二、台湾学界的妈祖信仰研究 |
| 三、日本学界的妈祖信仰研究 |
| 第三节 未来可能的研究问题点 |
| 一、地方社会人群的整合问题 |
| 二、中央与地方的连结问题 |
| 三、妈祖信仰与华夷秩序 |
| 四、民族国家视野之外的妈祖信仰 |
| 第二章 清代妈祖信仰播迁台湾的渠道 |
| 第一节 妈祖信仰播迁台湾的移民渠道 |
| 一、元明清时期的对台政策及移民概况 |
| 二、妈祖信仰播迁台湾的移民渠道 |
| 第二节 妈祖信仰播迁台湾的军方渠道 |
| 一、妈祖与施琅收复台湾 |
| 二、妈祖与平定朱一贵起义 |
| 三、妈祖与平定林爽文叛乱 |
| 四、妈祖与平定蔡牵叛乱 |
| 五、妈祖与戴潮春事件 |
| 六、妈祖与王得禄平定海寇 |
| 小结 |
| 第三章 清代台湾不同人群与妈祖信仰的发展 |
| 第一节 妈祖庙管理人与妈祖信仰的传播 |
| 一、关渡宫庙祝协助清军 |
| 二、双慈亭住持僧安葬地方官员 |
| 三、台南大天后宫住持僧与朱术桂 |
| 第二节 地方官员与妈祖信仰的发展 |
| 一、地方官员兴建、重修妈祖庙 |
| 二、地方官员主持妈祖祭祀仪式 |
| 三、台湾地方官员保护妈祖庙公业 |
| 四、地方官员请求加封封号、颁赐匾额 |
| 五、妈祖庙奉祀地方官员 |
| 第三节 士绅、郊商与妈祖信仰的发展 |
| 一、凤山县双慈亭的重修 |
| 二、二林仁和宫的重修 |
| 三、鹿港天后宫的兴建、重修 |
| 第四节 地方官员与妈祖信仰在原住民地区的传播 |
| 一、琅峤地区的妈祖信仰 |
| 二、岸里社平埔族地区的妈祖信仰 |
| 小结 |
| 第四章 清代台湾地区的妈祖信仰中心及祭祀仪式 |
| 第一节 清代台湾地区的妈祖信仰中心 |
| 一、郡城天后宫 |
| 二、北港朝天宫 |
| 第二节 清代台湾地区的妈祖祭祀风俗及祭仪 |
| 一、信仰风俗 |
| 二、祭祀仪式 |
| 小结 |
| 第五章 清代台湾妈祖庙的社会功能与地方社会整合 |
| 第一节 清代台湾妈祖庙的社会功能 |
| 一、参与公益事业 |
| 二、移民精神安慰 |
| 三、同乡联系纽带 |
| 四、教育教化民众 |
| 五、军事战略防御 |
| 六、处理族群纠纷 |
| 第二节 清代台湾妈祖庙与地方社会整合 |
| 一、清代台湾寺庙文化权力的来源及获取途径 |
| 二、清代台湾寺庙示禁碑与地方社会治理 |
| 三、清代台湾寺庙在地方社会发挥影响的可能性解释 |
| 小结 |
| 第六章 清代台湾民间社会与妈祖信仰 |
| 第一节 民间社会与清代台湾妈祖庙香资捐题 |
| 一、乾隆初年澎湖渔民对天后祭祀的捐题 |
| 二、乾隆年间屏东双慈宫的捐题 |
| 三、嘉庆年间台南通济宫的捐题 |
| 四、道光年间阿猴慈凤宫的捐题 |
| 五、道光年间龙溪妈祖庙的捐题 |
| 六、咸丰年间香山长佑宫的捐题 |
| 第二节 妈祖会与清代台湾社会组织及开发 |
| 一、妈祖会与台湾社会开发 |
| 二、明清台湾家族社会的妈祖信仰 |
| 小结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2）清代广西矿产开发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缘由及意义 |
| 二、学术史回顾 |
| 三、研究内容与范围 |
| 四、研究方法与所用资料 |
| 第一章 清代广西矿业发展的自然环境与社会经济基础 |
| 第一节 广西的自然环境与矿产资源 |
| 一、自然环境 |
| 二、矿产资源 |
| 第二节 清代以前广西的社会经济发展 |
| 第三节 清代以前广西的矿产开发 |
| 第二章 清代矿政演变与广西矿业发展 |
| 第一节 清前期的矿禁、矿徒与广西矿业 |
| 一、康熙时期的广西矿业 |
| 二、雍正前期的广西矿业 |
| 第二节 清中期矿禁开放后的广西矿业 |
| 第三节 清末广西近代矿业的兴起 |
| 第三章 清中期广西的矿业生产 |
| 第一节 主要矿厂的置废及其地理分布 |
| 一、铜矿 |
| 二、铅矿 |
| 三、锌矿（白铅） |
| 四、银矿 |
| 五、锡矿 |
| 六、金矿 |
| 第二节 矿产量的考证与分析 |
| 一、铜矿 |
| 二、铅矿 |
| 三、锡矿 |
| 四、锌矿（白铅） |
| 五、金矿 |
| 六、银矿 |
| 第三节 矿业开发的模式与管理 |
| 一、官办 |
| 二、官督商办 |
| 三、小生产者私采 |
| 第四章 清中期广西的矿产运销 |
| 第一节 矿课与矿产购销 |
| 第二节 宝桂局鼓铸与采买滇铜 |
| 第三节 广西白铅的外销与协济 |
| 第四节 桂矿运输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3）六世纪中叶到九世纪蒙古高原—北亚族群研究 ——以《通典·北狄》记述族群为中心（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前言 |
| 第一节、蒙古高原-北亚自然地理:作为研究对象空间范围之假设 |
| 一、蒙古高原-北亚地理概念定义及本文研究的范围 |
| 二、现代蒙古高原自然地理 |
| 三、现代北亚自然地理 |
| 四、六世纪中叶至九世纪亚洲东部气候变化 |
| 第二节、选题意义 |
| 第三节、研究方法 |
| 第四节、民族史研究理论与反思 |
| 一、汉文文献中北方族群史料再检讨 |
| 二、民族史研究中考古资料应用的误区 |
| 三、乾嘉以来的历史学传统与清末西北舆地之学 |
| 四、法国历史语言学派的兴起及其影响 |
| 第五节、杜佑《通典》及其记载族群的研究现状 |
| 一、《通典》研究现状 |
| 二、《通典.北狄》中6世纪中叶到9世纪蒙古高原-北亚族群研究现状 |
| 第一章、6世纪中叶到9世纪蒙古高原-北亚族群相关史料评述 |
| 第一节、《周书》、《隋书》、《北史》、两《唐书》、《资治通鉴》及《考异》、《唐会要》、《册府元龟》等史书及类书史料评述 |
| 一、《周书》修纂经过、史料价值及版本流传 |
| 二、《隋书》修纂经过、史料价值及版本流传 |
| 三、两《唐书》修纂经过、史料价值及版本流传 |
| 四、《资治通鉴》及《考异》修纂经过、史料价值及版本流传 |
| 五、《唐会要》修纂经过、史料价值及版本流传 |
| 六、《册府元龟》撰述经过、史料价值及版本流传 |
| 第二节、《太白阴经》、《安禄山事迹》等唐代成书史料评述 |
| 一、《太白阴经》撰述经过、史料价值及版本流传 |
| 二、《安禄山事迹》撰述经过、史料价值及版本流传 |
| 第三节、《全唐文》等史料评述 |
| 第四节、敦煌、新疆出土文书评述 |
| 一、敦煌卷子P.T.1283《北方若干国君之王统叙记》 |
| 二、其它出土文书 |
| 第五节、异域史料评述 |
| 一、碑刻资料 |
| 二、波斯文史料《纪闻花絮》与《世界境域志》 |
| 三、阿拉伯文史料《动物之自然属性》与《突厥语大词典》 |
| 第二章、《通典·北狄》记载6世纪中叶到9世纪蒙古高原-北亚族群史料疏证 |
| 第一节、《通典·边防十三—十五》突厥史料疏证 |
| 一、《通典·突厥传》之史源 |
| 二、突厥起源问题再探讨 |
| 三、后突厥汗国末期突厥与唐、东方诸族关系及其衰亡 |
| 第二节、《通典·边防十五》铁勒等族群史料疏证 |
| 一、铁勒史料疏证 |
| 二、薛延陀史料疏证 |
| 三、仆骨史料疏证 |
| 四、同罗史料疏证 |
| 五、霭与白霫史料疏证 |
| 第三节、《通典·边防十六》库莫奚等族群史料疏证 |
| 一、室韦史料疏证 |
| 二、库莫奚料疏证 |
| 第三章、6世纪中叶-9世纪蒙古高原-北亚族群的政治制度及文化传统 |
| 第一节、草原族群政治制度与文化传统 |
| 第二节、森林草原交错带族群的政治文化传统 |
| 第三节、6世纪中叶以来蒙古高原-北亚族群的宗教信仰变迁 |
| 一、突厥-回鹘宗教信仰的变迁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后记 |
| 读博期间发表文章 |
（4）第一次全国人口普查与广西民族人口比例关系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研究缘起、目的与意义 |
| （一）研究缘起 |
| （二）研究目的 |
| （三）研究意义 |
| 二、学术史回顾 |
| （一）国内研究动态 |
| （二）国外研究状况 |
| 三、研究理论与研究方法 |
| 第一章 第一次全国人口普查与广西民族人口比例的确定 |
| 第一节 广西的第一次全国人口普查 |
| 一、第一次全国人口普查的契机 |
| 二、广西的第一次全国人口普查 |
| 第二节 第一次全国人口普查期间广西民族人口的构成 |
| 第二章 第一次全国人口普查与广西民族人口比例的转折 |
| 第一节 历史时期广西民族人口比例的模糊性表述 |
| 一、秦汉至民国广西民族人口比例的估计 |
| 二、新中国成立前的人口登记制度 |
| 第二节 广西民族人口比例科学性记录的开始 |
| 第三章 多民族共同家园形成的个案研究 |
| 第一节 田野点凌云县那力寨 |
| 第二节 那力寨的原住居民——陆姓壮族 |
| 第三节 那力寨的迁入民族 |
| 一、其他姓氏壮族迁入 |
| 二、汉族迁入 |
| 三、瑶族迁入 |
| 四、迁入原因 |
| 第四节 多民族共同家园的形成 |
| 结论 |
| 一、广西世居民族人口比例量化的开始 |
| 二、广西多重民族区域自治地方的建立 |
| 三、广西多民族越来越和谐的相处 |
| 附录1：第一次全国人口普查的若干规定 |
| 附录2：《广西省民族区域自治工作总结报告》（节选） |
| 参考文献 |
| 后记 |
| 攻读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目录 |
（5）五个民族自治区市场化问题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研究背景 |
| 二、研究目的 |
| 三、研究意义 |
| （一）实践意义 |
| （二）理论意义 |
| 四、国内外文献综述 |
| （一）关于西方经济市场化的研究 |
| （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研究 |
| （三）市场化过程中的制度因素 |
| （四）市场化程度与经济增长 |
| （五）关于市场化测度的研究 |
| （六）关于西部地区市场化的研究 |
| （七）述评 |
| 五、本文的研究内容、技术路线、研究方法及研究结论 |
| （一）研究内容 |
| （二）技术路线 |
| （三）研究方法 |
| （四）研究结论 |
| 六、本文的创新之处 |
| 第一章 市场化的概念及相关理论 |
| 一、市场化的概念 |
| （一）市场化概念的研究情况 |
| （二）五个民族自治区市场化内涵 |
| 二、市场化相关理论 |
| （一）市场经济理论（经济自由） |
| （二）政府与市场相关理论 |
| （三）混合经济理论 |
| （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 |
| 第二章 五个民族自治区由自然经济到现代市场经济的历史进程 |
| 一、建国前五个民族自治区地域内发展历程回顾 |
| （一）清朝之前五个民族自治区地域内发展历程 |
| （二）清朝时期五个民族自治区地域内发展历程 |
| （三）近代五个民族自治区地域内发展历程 |
| 二、建国后五个民族自治区的经济发展历程回顾 |
| （一）改革开放以前五个民族自治区经济发展历程 |
| （二）改革开放之后五个民族自治区经济发展历程 |
| 三、小结 |
| 第三章 宏观视角下市场化测度及分析 |
| 一、五个民族自治区市场化指标设立 |
| （一） 指标体系设立原则 |
| （二） 指标体系设立 |
| （三） 指标处理及解释 |
| （四） 五个民族自治区及东、中、西部代表地区数据 |
| 二、市场化得分及分析 |
| （一） 整体市场化水平 |
| （二） 一级指标对比 |
| 三、五个民族自治区市场化测度法——因子分析法 |
| （一） 因子分析主要内容 |
| （二） 五个民族自治区市场化水平测度结果 |
| 四、小结 |
| （一） 市场化的四个方面情况 |
| （二） 增长趋势以及贡献度来变化情况 |
| 第四章 微观视角下企业市场化发展状况 |
| 一、玉林市容县的基本情况 |
| （一） 玉林市的基本情况 |
| （二） 容县的基本情况 |
| 二、关于研究五个民族自治区企业微观发展情况的意义 |
| （一） 理论意义 |
| （二） 实践意义 |
| 三、研究样本选择及市场化现状分析 |
| （一） 样本选择 |
| （二） 企业市场化发展状况分析 |
| 四、容县企业当前市场化发展瓶颈解读 |
| （一） 市场化意识水平较低 |
| （二） 要素市场不完善 |
| （三） 政府与市场界限不清晰 |
| 第五章 市场化进程中存在的问题及原因分析 |
| 一、存在问题 |
| （一） 历史上长期发展滞后影响市场化进程 |
| （二） 五个民族自治区市场主、客体与东部地区差距过大 |
| （三） 市场机制未能充分发挥作用 |
| （四） 对外开放程度仍需提高 |
| （五） 政府与企业、市场存在越位、缺位、错位现象 |
| 二、原因分析 |
| （一） 经济和政治制度的“路径依赖” |
| （二） 基础条件落后 |
| （三） 市场化发展短期矛盾的存在 |
| （四） 政策上的不平衡 |
| 第六章 五个民族自治区市场化发展建议 |
| 一、加快五个民族自治区市场化体系建设 |
| （一） 明确五个民族自治区市场体系目标 |
| （二） 巩固、完善物质产品交易市场 |
| （三） 加快发展要素市场 |
| 二、挖掘本地区文化优势，打破传统思想观念束缚 |
| （一）树立积极价值观念 |
| （二）挖掘本地区文化优势 |
| （三）加速劳动力流动 |
| （四）结合地区现状 |
| 三、协调东西部发展，促进五个民族自治区市场化水平提高 |
| （一） 促进投资环境的改善 |
| （二） 继续开放市场，提高要素商品流通效率 |
| （三） 构建良好平台，促进技术贸易、商品贸易和投资合作 |
| （四） 吸引发达地区资本 |
| 四、维护市场秩序的规范 |
| （一） 完善维系市场秩序的市场规则 |
| （二） 建立健全市场管理机构 |
| 五、完善市场竞争机制，调整经济结构，实现跨越式发展 |
| （一） 积极实施对传统产业的战略性结构调整 |
| （二） 要破除行业和地区市场竞争壁垒 |
| （三） 加快通信基础设施建设，提高信息资源利用水平 |
| （四） 鼓励民间资本进入基础设施投资 |
| （五） 在本地区的重点行业发展高新技术产业 |
| 六、提高地区经济开放水平，促进市场化发展 |
| （一） 中央应针对五个民族自治区现状调整开放政策 |
| （二） 取消人为贸易限制，积极实施贸易自由化 |
| （三） 继续降低市场准入门槛 |
| （四） 继续做好跨国公司的引进工作 |
| 七、正确处理好政府与市场的关系 |
| （一） 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 |
| （二） 提升企业市场化水平 |
| （三） 调整政府行为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附录一 |
| 附录二 |
| 附录三 |
| 在校期间发表的学术文献目录 |
（6）冯国璋督直及督苏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缘由及意义 |
| 二、研究综述 |
| (一) 对冯国璋的历史评价 |
| (二) 对冯国璋研究的学术回顾 |
| 三、研究理论与主要资料 |
| (一) 研究思路、主要理论与方法 |
| (二) 资料收集与整理 |
| 四、创新与不足 |
| (一) 创新之处 |
| (二) 不足之处 |
| 第一章 清末崛起的冯国璋 |
| 第一节 冯国璋与北洋集团 |
| 一、冯国璋的才能和素质 |
| 二、冯国璋在北洋集团崛起中的作用 |
| 第二节 冯国璋与辛亥革命 |
| 一、冯国璋参与武汉前线战局决策 |
| 二、冯国璋督率清军镇压革命军 |
| 三、冯国璋与南北议和 |
| 四、冯国璋襄助袁世凯鼎定北方政局 |
| 第二章 冯国璋督直研究 |
| 第一节 冯国璋督直原委 |
| 一、王芝祥“督直改委”事件 |
| 二、冯国璋督直原因 |
| 三、顺直临时省议会反对冯国璋督直 |
| 第二节 冯国璋与民初直隶军政治理 |
| 一、民初直隶行政区划及军政机构 |
| 二、颁发行政规章制度 |
| 三、整顿吏治 |
| 四、改革军警 |
| 第三节 冯国璋与民初直隶社会治理 |
| 一、冯国璋与天津兵变 |
| 二、冯国璋与直隶荒政 |
| 三、冯国璋与直隶禁烟 |
| 四、冯国璋安定直隶社会秩序 |
| 第四节 冯国璋治下的直隶行政与立法及司法关系 |
| 一、行政权与立法权冲突 |
| 二、行政权侵越司法权 |
| 第三章 冯国璋督苏研究 |
| 第一节 冯国璋督苏背景 |
| 一、“宋案”与二次革命 |
| 二、冯国璋出任江苏都督 |
| 三、冯国璋督苏面临的挑战 |
| 第二节 冯国璋与民初江苏军政治理 |
| 一、民初江苏行政区划及军政机构 |
| 二、冯国璋与江苏都督府(督军公署) |
| 三、冯国璋与民初江苏军队治理 |
| 四、民初江苏军政统一与分割 |
| 第三节 冯国璋与民初江苏社会治理 |
| 一、民初江苏军政与民政关系 |
| 二、严厉剿匪 |
| 三、通缉党人 |
| 四、厉行禁烟 |
| 五、赈济灾民 |
| 六、维护经济秩序 |
| 第四章 冯国璋督直、督苏历史评价 |
| 第一节 袁世凯加强中央集权 |
| 一、袁世凯政府面临的困境 |
| 二、袁世凯加强中央集权的必然性 |
| 三、袁世凯加强中央集权的措施 |
| 第二节 冯国璋督直、督苏成效及评价 |
| 一、袁世凯与冯国璋督直、督苏 |
| 二、冯国璋督直、督苏成效 |
| 三、冯国璋督直、督苏的历史影响及评价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的研究成果 |
（7）清代淮河中游的自然灾害与社会应对 ——以水旱蝗灾为中心（论文提纲范文）
| 内容摘要 |
| Abstract |
| 图表目录 |
| 绪论 |
| 一、选题的缘由和意义 |
| 二、学术界研究现状 |
| 三、论文的研究资料、方法、结构与创新点 |
| 第一章 淮河中游的生态坏境和社会环境 |
| 第一节 淮河中游的地形气候 |
| 一、淮河中游的地形 |
| 二、淮河中游的气候 |
| 第二节 淮河中游水系的变迁 |
| 一、从独流入海到黄河夺淮 |
| 二、淮河中游干流的变迁 |
| 三、淮河中游支流的变迁 |
| 第三节 淮河中游的社会坏境 |
| 一、传统的社会经济结构 |
| 二、商业贸易的发展 |
| 三、人地关系的失衡 |
| 第二章 淮河中游的灾害概况及其原因分析 |
| 第一节 淮河中游的水灾 |
| 一、水灾的基本情况与时空分布特点 |
| 二、水灾类型 |
| 三、水灾灾情举要 |
| 第二节 淮河中游的旱灾 |
| 一、旱灾的基本情况及时空分布特点 |
| 二、旱灾灾情举要 |
| 第三节 淮河中游的蝗灾 |
| 一、蝗灾的基本情况及时空分布特点 |
| 二、蝗灾灾情举要 |
| 第四节 灾害频发的原因分析 |
| 一、灾害频发的自然因素 |
| 二、灾害频发的社会因素 |
| 第三章 淮河中游地区的仓储备荒与抗灾救灾 |
| 第一节 淮河中游地区的仓储备荒 |
| 一、淮河中游地区的常平仓 |
| 二、淮河中游地区的社仓 |
| 三、淮河中游地区的义仓 |
| 第二节 淮河中游地区的抗灾救灾 |
| 一、官方的抗灾和救灾 |
| 二、民间力量的社会救助 |
| 第四章 淮河中游地区的堤防建设与水利工程 |
| 第一节 河道的堤防建设与疏浚 |
| 一、干流的堤防建设 |
| 二、支流的堤防建设 |
| 三、黄河南岸堤防建设 |
| 四、河道的疏浚开挖 |
| 第二节 农田水利工程建设 |
| 一、堰坝的建设 |
| 二、陂塘的建设 |
| 三、沟洫的建设 |
| 四、清代芍陂的治理 |
| 第五章 淮河中游灾害对社会的影响 |
| 第一节 影响社会稳定 |
| 一、就食他乡与逃荒习俗 |
| 二、饥民抢夺与盗匪频发 |
| 第二节 滞碍农业生产发展 |
| 一、耕地的大面积缺失 |
| 二、入口与耕牛的缺失 |
| 三、农业生产技术的滞后 |
| 第三节 滋生禳弭信仰 |
| 一、龙王庙与龙王信仰 |
| 二、城隍神信仰与城隍庙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8）康雍乾三朝对云南社会的治理（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缘由 |
| 二、学术史回顾 |
| 三、研究方法 |
| 四、研究的重点与难点 |
| 第一章 清军入滇至康熙二十年间的云南社会 |
| 第一节 平定南明给云南社会带来的影响 |
| 第二节 吴三桂对云南社会的专制 |
| 一、权霸云南 |
| 二、不可使滇一日无事 |
| 第三节 清朝政府对云南社会的施治 |
| 第二章 康熙朝对云南社会的治理 |
| 第一节 顺治朝对云南社会的行政初设与康雍乾三朝的改革 |
| 一、行政区划 |
| 二、行政组织 |
| 三、户口田赋 |
| 第二节 久乱之后云南经济的恢复 |
| 一、恢复经济的举措 |
| 二、重徭与蠲赋并存 |
| 第三节 用封建文教重整社会风气 |
| 一、振兴文教的起因 |
| 二、振兴文教的举措 |
| 三、文教制度的改革 |
| 四、振兴文教的效果 |
| 第四节 通过军事手段加强社会弹压 |
| 一、增兵设镇全滇布防 |
| 二、调整营制安插降兵 |
| 第三章 雍正朝对云南社会的治理 |
| 第一节 雍正朝对云南农业的开发 |
| 一、体恤民生清查田土 |
| 二、遍垦荒地兴修水利 |
| 第二节 通过改土归流推进边疆与内地一体化 |
| 一、改流时机的成熟 |
| 二、边疆与内地一体化的需要 |
| 三、武力改流的不可或缺 |
| 四、完备的善后措施 |
| 第三节 改革保甲以加强对云南社会的管制 |
| 一、清初云南保甲制度的初步推行 |
| 二、雍正朝对云南保甲制度的改革 |
| 三、乾隆朝对云南保甲制度的完善 |
| 第四节 开发交通以密切云南与内地的联系 |
| 一、云南交通开发的时代背景 |
| 二、滇粤河道的开修与废弃 |
| 三、陆路交通的开发 |
| 第四章 乾隆朝对云南社会的治理 |
| 第一节 发展农业以缓解人口增长的压力 |
| 一、欲重农功先兴水利 |
| 二、劝课农桑以裨农政 |
| 三、心系民生扶助农耕 |
| 四、淘汰僧道以充民力 |
| 第二节 遇灾即赈以保持社会稳定 |
| 一、乾隆朝的赈恤思想 |
| 二、赈恤的实施 |
| 三、平抑粮价与赈恤监督 |
| 第三节 重视刑名并严打社会犯罪 |
| 一、命案的处置 |
| 二、盗案的处置 |
| 三、改革刑名以减少案件的发生 |
| 第四节 修筑城垣以加强边备 |
| 一、修筑城垣与云南边备 |
| 二、修筑城垣之时间、期限与缓急 |
| 三、修筑城垣之经费与查勘 |
| 第五节 整饬吏治难挽云南社会衰败之颓势 |
| 一、对云南渎职督抚的惩处 |
| 二、对云南一般渎职官吏的惩处 |
| 三、乾隆朝整饬云南吏治的措施 |
| 第五章 康雍乾三朝治理云南社会评议 |
| 第一节 康熙朝治理云南社会评议 |
| 一、康熙朝治理云南社会的特点 |
| 二、康熙朝治理云南社会的局限 |
| 第二节 雍正朝治理云南社会评议 |
| 一、雍正朝治理云南社会的特点 |
| 二、雍正朝治理云南社会的局限 |
| 第三节 乾隆朝治理云南社会评议 |
| 一、乾隆朝治理云南社会的特点 |
| 二、乾隆朝治理云南社会的局限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9）近代天津货栈业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缘由及意义 |
| 二、时间断限、相关概念界定 |
| 三、学术史综述 |
| 四、史料概述 |
| 五、研究思路与方法、创新点、难点与不足 |
| 第一章 发展历程 |
| 第一节 肇兴 |
| 一、明清漕运与天津城市及商业发展 |
| 二、沿海贸易与天津商业的繁盛 |
| 三、天津货栈业的肇兴 |
| 四、特点 |
| 第二节 初步发展 |
| 一、发展原因 |
| 二、特点 |
| 第三节 繁盛 |
| 一、原因 |
| 二、繁盛的表现 |
| 三、特点 |
| 第四节 衰落 |
| 一、抗日战争时期 |
| 二、解放战争时期 |
| 三、解放后 |
| 第二章 空间分布、行号规模与组织管理 |
| 第一节 空间分布 |
| 第二节 行号规模 |
| 一、使用人数 |
| 二、资本金额 |
| 三、营业设施 |
| 第三节 组织结构 |
| 一、机构设置 |
| 二、人事组织 |
| 三、投资者与经营者概况 |
| 四、员工来源及其地缘特色 |
| 第四节 管理制度 |
| 一、账簿管理 |
| 二、员工薪酬与福利待遇 |
| 三、行规、铺规 |
| 第三章 市场经营与关系网络 |
| 第一节 经营商品概述 |
| 一、商品种类 |
| 二、货物来源与销售去向 |
| 三、地域、行业与帮派特色 |
| 四、营业过程 |
| 第二节 市场职能 |
| 一、交易媒介 |
| 二、代客买卖 |
| 三、寄宿客商、贮存客货 |
| 四、代客垫款、预付货款 |
| 五、担保买卖双方信用与货付 |
| 六、提供行情 |
| 七、报关、纳税 |
| 八、其它 |
| 第三节 市场运作实态——以粮食、棉花运销为例 |
| 一、货栈与天津粮食业运销——以斗店、粮栈为例 |
| 二、货栈与天津棉花运销 |
| 第四节 关系网络 |
| 一、货栈业与银钱业 |
| 二、货栈业与运输业 |
| 三、货栈业与经纪业 |
| 第四章 货栈的资本分析 |
| 第一节 原始资本的组织与经营形式 |
| 一、组织形式 |
| 二、经营方式 |
| 第二节 资本构成的分析 |
| 一、自有资本 |
| 二、他人资本 |
| 三、自有资本与他人资本及其构成要素的比率及其历年变化 |
| 第三节 资本运用的分析 |
| 一、固定资本与流动资本的构成比率 |
| 二、固定资本构成要素的比率 |
| 三、流动资本构成要素的比率 |
| 四、资本的流动性、浮动性及股本的高利贷性 |
| 第四节 营业损益与利润分配 |
| 一、货栈的营业收支 |
| 二、经营与交易风险 |
| 三、收支构成要素的比率及其历年变化 |
| 四、利润分配 |
| 五、利润流向 |
| 第五章 天津货栈业同业公会 |
| 第一节 产生与发展 |
| 一、产生的背景 |
| 二、历史沿革 |
| 第二节 内部组织与运作 |
| 一、内部组织机构设置 |
| 二、组织运作 |
| 第三节 职责与历史作用 |
| 一、公会职责 |
| 二、历史作用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附录 |
| 个人简历 |
（10）宋代仓廪制度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缘起 |
| 二、学术回顾 |
| 三、研究思路 |
| 四、有关概念界定 |
| 五、章节安排 |
| 引言 |
| 第一章 宋代州县仓 |
| 第一节 宋代州县仓的设置 |
| 一、宋代州县仓的设置 |
| 二、宋代仓廪的形制及内部布局 |
| 第二节 宋代州县仓的收入与支出 |
| 一、州县仓的收入 |
| 二、州县仓的支出 |
| 第三节 宋代州县仓的管理 |
| 一、州县仓管理机构及人员设置 |
| 二、州县仓的监督机构 |
| 三、州县仓受纳与支出的有关规定 |
| 四、州县仓帐簿管理 |
| 第四节 宋代州县仓管理中的弊端及危害 |
| 第二章 宋代京师诸仓、转般仓、大军仓、桩管米 |
| 第一节 宋代京师诸仓及其管理制度 |
| 一、北宋在京诸仓的设置 |
| 二、北宋在京诸仓的仓粮来源及储备 |
| 三、南宋的行在诸仓的设置与仓粮来源 |
| 四、宋代京师诸仓的支出 |
| 五、宋代京师诸仓的管理 |
| 六、宋代京师诸仓官吏的舞弊与王安石仓法 |
| 第二节 宋代转般仓 |
| 一、北宋转般仓 |
| 二、南宋转般仓 |
| 第三节 南宋大军仓 |
| 一、南宋大军仓的设置 |
| 二、大军仓的管理 |
| 三、大军仓的仓粮来源及职能 |
| 第四节 南宋桩管米 |
| 一、桩管米的出现 |
| 二、桩管米的管理 |
| 三、桩管米的用途 |
| 第三章 宋代备荒仓廪 |
| 第一节 宋代常平仓制度 |
| 一、宋代常平仓的设置及其制度演变 |
| 二、宋代常平仓的管理 |
| 三、宋代常平仓籴本来源 |
| 四、宋代常平仓的职能 |
| 五、宋代常平仓的弊端 |
| 第二节 宋代义仓制度 |
| 一、宋代义仓的设置 |
| 二、宋代义仓的职能 |
| 三、宋代义仓谷的来源与义仓的管理 |
| 四、宋代义仓的弊端 |
| 第三节 南宋社仓制度 |
| 一、社仓的设置 |
| 二、社仓的仓本来源 |
| 三、社仓的管理与运营 |
| 四、社仓的功能 |
| 五、社仓的弊端 |
| 第四节 广惠仓、惠民仓、丰储仓 |
| 一、广惠仓 |
| 二、惠民仓 |
| 三、丰储仓 |
| 第五节 宋代地方性备荒仓廪 |
| 一、平籴仓 |
| 二、平粜仓 |
| 三、举子仓 |
| 四、其他地方性备荒仓廪 |
| 结语 |
| 一、军储重于备荒 |
| 二、地方性备荒仓廪兴起 |
| 三、仓廪与市场的联系加强 |
| 四、"损有余、补不足"在仓廪制度中的体现 |
| 五、宋代仓储救荒思想的发展——以董煟《救荒活民书》仓储救荒思想为中心 |
| 参考文献 |
四、平果铝课税问题事件回顾（论文参考文献）
- [1]人员、仪式、寺庙、组织：清代妈祖信仰与台湾社会研究[D]. 赵庆华. 厦门大学, 2018(06)
- [2]清代广西矿产开发研究[D]. 邓智成. 云南大学, 2018(01)
- [3]六世纪中叶到九世纪蒙古高原—北亚族群研究 ——以《通典·北狄》记述族群为中心[D]. 李荣辉. 内蒙古大学, 2017(08)
- [4]第一次全国人口普查与广西民族人口比例关系研究[D]. 赵娜. 广西民族大学, 2016(03)
- [5]五个民族自治区市场化问题研究[D]. 甘雨. 中南民族大学, 2016(05)
- [6]冯国璋督直及督苏研究[D]. 熊群荣. 陕西师范大学, 2015(03)
- [7]清代淮河中游的自然灾害与社会应对 ——以水旱蝗灾为中心[D]. 徐士友. 华中师范大学, 2014(07)
- [8]康雍乾三朝对云南社会的治理[D]. 马亚辉. 云南大学, 2013(11)
- [9]近代天津货栈业研究[D]. 杜希英. 南开大学, 2013(07)
- [10]宋代仓廪制度研究[D]. 杨芳. 首都师范大学, 2011(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