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新中国四次军事大演习（论文文献综述）
石仲泉[1]（2020）在《毛泽东:运筹抗美援朝战争的最高统帅》文中提出在抗美援朝战争中,毛泽东没有身处前线,而是运筹帷幄于中南海,是这场特殊战争实际上的最高统帅。毛泽东领导抗美援朝战争的最高统帅地位,是由需要正确处理好中朝两国、两党、两军关系的特殊使命决定的,由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世界格局和新中国成立时与苏联结盟的特殊关系决定的,由毛泽东非凡的文韬武略等个人特质决定的。中国人民志愿军入朝后的五次战役和停战谈判中的四次大战的决策者都是毛泽东。抗美援朝战争的胜利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和时代价值。
石仲泉[2]（2020）在《抗美援朝战争胜利的历史意义和时代价值——纪念中国人民志愿军入朝作战70周年》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抗美援朝战争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进行的第一场大规模的国际性局部战争,在中华民族战争史和世界战争史上占居重要位置。抗美援朝战争包括战场上的军事较量和谈判桌上的政治斗争两个方面,中国人民志愿军经过两年零九个月的极其艰苦的斗争,取得最终胜利。抗美援朝战争的胜利,为新中国建设创造了和平的国际环境,奠定了坚实根基;取得了新形势下以弱胜强的丰富军事经验;增强了民族自信心和自豪感;巩固了处于帝国主义殖民体系中具有重要战略地位的半殖民地大国的胜利,推动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民族民主运动的高涨;极大地推动了世界走向和平与发展,使其逐渐成为20世纪下半个世纪以来的时代主题。
李国亮[3]（2020）在《毛泽东抗日国际统一战线思想研究》文中认为毛泽东抗日国际统一战线思想是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为遏制和最后击败德意日法西斯的侵略扩张,在反对国际绥靖主义、争取苏联及世界人民援助、推动英美加入反法西斯国际统一战线、发展东方各民族反侵略统一战线等的过程中形成的统一战线思想。它是在马克思主义国际统战理论的指导下,在吸收中国传统文化中蕴含的统战思维及中国国内革命实践的经验、教训后,形成的具有鲜明中国特色和时代特征的国际统战思想,是马克思主义国际统战理论中国化的重要成果。毛泽东抗日国际统一战线思想的形成有其特定的理论渊源和实践基础。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于国际统一战线的理论是其理论内核、根系基础。中国传统文化中蕴含的统战智慧则是其内在气质、文化土壤。国民革命时期、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特别是抗日战争时期国内统战工作的经验、教训为其提供了实践基础。此外,毛泽东抗日国际统一战线思想也并非一成不变,在国际、国内局势的变动及相互作用下,它的形成、发展经历了三个阶段。从瓦窑堡会议召开到《苏德互不侵犯条约》签订,其思想具体表现为拥护国际和平阵线,反对德日意侵略阵线;从《苏德互不侵犯条约》签订到苏德战争爆发,其思想表现为组织国际反帝统一战线;从苏德战争爆发到中国抗日战争胜利,其思想体现为重建、坚持国际反法西斯统一战线。太平洋战争爆发前,由于英法在远东均有保全殖民地的意图,美日在经贸上又有密切往来,这些国家对日本的侵略扩张皆采取了妥协与绥靖的态度。从批评美国孤立主义者“不应隔岸观火”、批评英国张伯伦政策的必然结果就是“搬起石头打自己的脚”,到揭露英日东方慕尼黑阴谋是完全损人利己的“坐山观虎斗”,再到揭穿、反对日美策动的东方慕尼黑新阴谋、严密关注美日谈判进程,奉劝美国不应与日本订立任何妥协,上述一系列实践均体现了毛泽东在国际安全问题上期望各国能够同舟共济,反对以邻为壑。抗战时期,毛泽东正确处理了同苏联、共产国际的关系。首先,终止从属关系,实现独立自主。随着延安整风运动的开展,中共党内独立自主的政治路线得以树立和巩固,其与共产国际及苏联的关系呈现出逐渐弱化的趋势（尽管这种弱化并不妨碍双方继续保持基于相同意识形态而产生的特殊关系）。其次,毛泽东也极为关注苏德战局的发展,并根据苏德战况灵活调整国共关系。抗战时期的国、共、苏、美三国四方是处在一种相互咬合的链条关系中。这一链条包含三个要素:欧战态势、日苏关系、国共关系。作用机制则为:欧战态势影响日苏关系,日苏关系又进而影响国共关系。因此,毛泽东关注苏德战况就是关注中共自身的生存、发展状况。再次,毛泽东在对苏联及共产国际开展的国际统战活动中突出体现了坚持爱国主义基础上的国际主义。在苏德战争期间,毛泽东在力所能及的前提下尽可能地向其提供了情报和军事等方面的援助。最后,毛泽东抗日国际统一战线的重心经历了由苏到美、由美到苏的转换过程,表明毛泽东抗日国际统战思想并非缺乏现实主义的逻辑。抗战时期,毛泽东对美国的认知随局势的变化而不断发生改变。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毛泽东对美国的形象认知实现了由帮凶到盟友的转变。皖南事变后,美国在调解国共冲突上的举动一度给毛泽东留下了良好的印象,由此他逐渐将国际统一战线的重心置于美国,不仅主动邀请中外记者团及美军观察组来延,而且在军事、政治上与之展开密切合作,取得了一些成果。中共七大期间,随着美国对华政策日趋反动,毛泽东的对美统战策略也随之发生转变,即由刚开始的团结为主、斗争为辅转为斗争为主、团结为辅。抗战时期毛泽东也十分重视发展东方各民族反法西斯统一战线,并揭示出中国民族解放经验对其他国家革命具有重要引领、示范作用。此外,他还关心、支持、指导在华日本人民开展反战斗争,不仅阐述了运动的必要性、可能性、发展规律,而且提出了一系列争取日本士兵及宽待俘虏的办法,并大力援助日共领导人野坂参三来华开展反战工作。抗战时期毛泽东关注国际政治、军事局势乃是一种常态,他的很多决策都基于此。本文选取了三个极富代表性的案例来对此进行分析。第一,认同、支持同盟国的反法西斯世界战略。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国民党、社会舆论围绕反法西斯世界战略问题展开过数次论战,借此可管窥这三种声音在当时社会的横向互动、竞争。此外,本文在论证毛泽东对欧洲第二战场开辟问题的关注时,特别就中共“今年打垮德国,明年打垮日本”口号的出台、调整、废止,中共中央与各根据地的互动过程作了详细考察,揭示出了抗战时期中共决策、执行机制的复杂性。第二,关注、回应同盟国高层会议。抗战时期,面对同盟国间的高层互动,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并未沉默,其在关注、评论的同时,于决策层面也给出了相应的应对之策。第三,关注、参与联合国创建事宜。本文通过考察毛泽东对联合国创建过程中的一系列标志性事件的评价,论证了中国共产党对联合国创建所做出的努力和贡献。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作为世界反法西斯的重要力量登上国际舞台,面对国际形势剧变,毛泽东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经验、原则灵活运用到抗日国际统一战线的构建、实施中,并在此基础上进行了理论创新。具体而言,其方法论原则可概括为:既要广泛联合,又要区别对待;以必要的斗争,求必需的团结;坚持原则性,讲究灵活性;立足自力更生,努力争取外援;坚持爱国主义基础上的国际主义;两条统一战线,相互促进配合。毛泽东通过建立、驾驭抗日国际统一战线,为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的生存、发展及中国抗日战争的胜利营造了有利的外部环境,也为中国共产党在国际舞台纵横捭阖、折冲尊俎提供了正确的战略指导。具体而言,其历史意义可概括为:打破国民党的封锁及谣言,扩大了中共的国际影响力;抑制国民党反共摩擦,维护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为中共争取到了外援,加速了抗战胜利进程;战略配合盟军作战,加速了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的进程;为新中国独立自主的外交积累了经验、培育了人才、奠定了基础。新时代条件下,争取有利外部环境的共同诉求使得我们今天学习借鉴毛泽东抗日国际统一战线思想成为必要。毛泽东抗日国际统一战线思想中蕴含的外交智慧及方法论原则为新时代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原则性指导,也为新时代谋求合作共赢,促进地区和平提供启发性思考,更为当前应对美国贸易霸凌主义提供方法论支撑。因此,回顾研究毛泽东抗日国际统一战线思想,为新时代处理错综复杂的国际关系,把握世界前进大势提供了重要启示。
闫磊[4]（2020）在《共产国际影响下中国共产党对外政策研究（1921-1945）》文中提出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的对外政策与自身的革命理念紧密相关,换言之,对国际形势的认识与制定的对外政策本身就是其追求革命目标的一部分。以二十世纪上半叶世界格局的变动与国际共运的发展为背景,考察中共在探索对外政策方面的独立自主之路,是本文的研究视角与思路。这一过程的复杂性在于:一方面列强诸国对中国社会控制之深,中国政局的变化深受外部势力的影响,中外关系错综缭乱,难以把握;另一方面,在共产国际的指导下,中共在对外政策上长期保持了遵从苏联的基本方向。从本质上讲,中共对外政策的理论与实践上面临的挑战是,如何以中国革命为中心,将世界革命与民族革命,阶级利益与国家利益统一起来,根据具体的实际形势,选取正确的价值标准来区分内外,达到统战的目的。共产国际存在期间,根据国际形势的变化与苏联所处的国际环境,对国际共运的战略做了三次重大调整。这些战略转折深刻影响到中共的革命路线,几乎完全照应了中共革命的三个时期:大革命时期;苏维埃革命时期;抗战时期。第一次转折是在1921年前后,列宁与共产国际从发动欧洲范围的世界革命转向东方的民族殖民地革命,将东、西方两种性质的革命统一于世界革命的进程中。受此指导,中共成立初期的革命路线确定为与民族资产阶级组成联合战线进行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但比较而言,在革命的双重任务中,中共赋予了对外反帝以更为重要的意义。第二次转折是在1928年完成的,共产国际六大以“第三时期”为理论依据,形成了中期“左”倾路线。中共受此理论的影响,按照苏维埃革命的要求推行了两次“左”倾进攻路线。这期间,作为区域政权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根据列宁主义的思想,提出了一系列外交政策,虽然仍饱含反帝卫苏的内容,但逐渐将重心转向抗日。第三次转折是1935年,共产国际七大提出了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战略,中共也根据国际七大的精神提出了具有统战性质的抗日外交政策。尽管在“慕尼黑协定”出台后,共产国际重提世界革命与反对一切帝国主义,中共对国民党和英美国家亦实行戒备。但此后以新民主主义论的提出为标志,特别是皖南事变发生后,中共意识到在革命立场上与共产国际根本相异,进而在毛泽东的带领下,全党范围内展开了以马列主义理论与实践相结合为内容的思想教育运动。同时,在抗战中后期,中国共产党的对外政策也走出了全面的、自主的正确道路。中国共产党通过对外政策与世界革命相联系,且外部环境的变化往往又成为对内革命路线制定的现实依据。中国共产党在抗战后期探索出的外交道路与形成的外交思想,可总结为:将世界革命与国家革命,阶级利益与民族利益统一于新民主主义革命中,既坚持原则又不失策略,积极利用国际局势与中外关系中一切有利因素,贯彻以统战思想为革命服务。在思想成果意义上,中国共产党的对外思想无疑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从宏观的历史时段观照,本文最后从外力与内争的关系,中国共产党对国际主义与世界革命认识的演变,以及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对外思想对新中国建立初期外交方针的影响三个角度,进一步阐释了中国共产党对外政策的历史作用和意义。
本刊资料,融冰[5]（2020）在《新中国成立后人民解放军的几次军事大演习》文中研究说明新中国成立后,人民解放军进入一个崭新的发展阶段,陆、海、空、二炮（今火箭军）等军兵种都取得了长足的进步。为在和平时期锻炼部队和展示军队建设的成就,中央军委组织了一系列军事演习。新中国各个时期组织的军事演习,成为人民军队成长发展的一个缩影。新中国成立初期,安全形势严峻,沿海区域在很长一段时期里都面临对手的两栖登陆威胁,抗登陆是摆在人民解放军面前的重大课题。为了有效掌握这种陌生的战役形式,解放军多次调动陆、海、空三军兵力进行联合演习,其中规模最大的是1955年的辽东半岛大演习。
李途[6]（2019）在《主权声索能力、战略竞争程度与中国的南海政策》文中研究说明2010年以来,随着南海局势的升温,国际上出现了越来越多的指责中国因实力崛起导致南海政策逐渐向“强势”转变的声音。他们认为,实力的提升鼓励中国在南海问题上采取“机会主义”升级政策,美国介入的压力迫使中国在南海问题上采取“实用主义”合作政策。但是,这一分析路径的问题在于:中国的崛起早在20世纪90年代就已经开始了,彼时中国的领土争端政策（包括南海政策）并没有因此变得更为强硬,反而通过和平谈判的方式解决了大部分陆地边界问题。另外,中国也没有利用小布什政府忙于中东反恐之际扩大在南海的军事存在,而是相继加入《南海各方行为宣言》和《东南亚友好合作条约》。反倒是在奥巴马政府以“航行自由”为名公开介入南海争端的情况下,中国不仅采取了更为强硬的维权措施,而且主动采取行动加强对南海岛礁的实际控制。借助于领土争端研究中关于实力和国际环境压力的分析,本文提出,相较于现实主义的“机会主义扩张”论,主权声索能力和战略竞争程度的变化能够更好地解释中国在南海问题上的政策演变。首先,主权声索能力的提升既可能鼓励争端国采取武力升级政策,因为它具备这样的实力可以在可承受的代价范围内使用武力实现其领土目标,也可能让争端国对争端未来的解决持有更为乐观的评估,反而不太可能主动挑起冲突。因此,意图的判断至关重要。但是,在安全困境和“预防性动机”的心理作用下,主权声索能力的下降也会导致争端国主动采取武力升级政策,以争取在当前实力对比还不算太糟糕的情况下率先实现领土目标。其次,国际环境压力往往会促使一国在领土问题上采取妥协合作政策,以集中精力应对更为紧迫的安全威胁。但是,争端国通常不会在具有重要军事和战略价值的领土争议问题上让步,领土问题上的让步也不应以损害争端国的安全利益为代价。也就是说,当领土争端本身还涉及较高程度的战略竞争性议题时,即使面临着国际环境压力,争端当事国也很难在领土争议问题上进行让步,甚至会主动使用武力升级争端,展示本国行动的决心,防止主权和安全利益受到进一步损害。具体在南海问题上:第一,当中国的主权声索能力出现相对提升,且面临战略竞争程度较高的国际环境压力时,中国更有可能采取中低烈度的升级政策。例如:1995年的美济礁事件、2012年的黄岩岛对峙事件以及2013年以来的南沙岛礁建设。第二,当中国的主权声索能力出现相对下降,且面临战略竞争程度较高的国际环境压力时,中国更有可能采取高烈度的升级政策。例如:1974年的西沙海战和1988年的赤瓜礁海战。第三,当中国的主权声索能力出现相对下降,且面临战略竞争程度较低的国际环境压力时,中国更有可能采取拖延政策。例如:20世纪80年初在南沙问题上提出“搁置争议、共同开发”的政策。第四,当中国的主权声索能力出现相对提升,且面临战略竞争程度较低的国际环境压力时,中国更有可能采取合作政策。例如:与越南解决北部湾划界问题、与东盟达成《南海各方行为宣言》、与菲律宾签署“联合海洋地震工作协议”、低调处理“981”钻井平台事件,以及积极推进“南海行为准则”磋商。中国主权声索能力的变化以及大国战略竞争程度的变化,深刻地影响着南海地区局势的演变。两者相互影响,贯穿于南海争端发展的始终,造就了今天南海问题多边化和复杂化的局面。以上构成了南海问题的特殊性和复杂性,远非现实主义的“机会主义”和“扩张主义”的论断可以概括。尽管中国在这一时期采取了总体“强势”的维权行为,但这并不意味着中国的南海政策与之前相比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为国内经济发展营造良好的国际环境,防止争端破坏中国与周边关系大局,仍然是中国外交政策的现实需要,特别是在中国崛起和“中国威胁论”盛行的大环境下更是如此。如何在海上维权和地区维稳之间实现平衡始终是中国南海政策的核心目标。为此,中国采取了积极作为和自我约束相结合的方式来实现这两个相互矛盾的目标。无论如何,经过2010年以来的发展,南海问题已经从地区国家之间的岛屿主权争端发展成为中美大国战略竞争的一部分。大国战略竞争的实质是实力和影响力之争。美国介入南海问题能够在多大程度上制衡中国,不仅取决于其介入的程度和意愿,也取决于中国塑造地区环境的能力。为此,需要区分南海问题的两个方面:一是中国与东盟国家的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争端,二是中国与美国之间的大国战略竞争。在构建必要的海上军事威慑、推动中美海上合作的同时,中国应当充分利用地区国家国内政治的变化为南海问题降温带来的有利契机,主动塑造南海合作性议题,积极参与地区安全机制,走出被美国设置的议题牵着走的被动局面。
李振[7]（2017）在《“抗美援朝战争是个大学校”》文中提出"抗美援朝战争是个大学校",是1952年8月4日毛泽东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三十八次会议上讲话时所说,也是毛泽东对抗美援朝战争做过的诸多评价之一。其实,对新生的共和国来说,抗美援朝战争不仅仅有"大学校""大演习"的意义,更是一场血与火的"大课题""大考验"。抗美援朝战争,打出了新中国的国威、军威,打破了美军不可战胜的神话,也为新中国的建设打出了几十年相对和平的
徐锦庚[8]（2017）在《大器晚成》文中提出引子百花园里摘蟠桃2013年盛夏,京西宾馆绿树掩映,花团锦簇。6月15日下午,三楼第一会议室。当年,十一届三中全会就在这里召开。会议室右侧,垂着一面银幕;左侧,吊着一只花篮;正中,悬挂一条横幅,上面写着:第四届中国传记文学优秀作品（2007.7-2012.6）颁奖典礼。氛围既俭朴又庄重。这个5年一度的奖项,是中国传记文学创作的最高奖。在中国文学的百花园中,传记文
卢潇[9]（2015）在《国际关系舞台上的东方蘑菇云（1949-1972年）》文中认为大体而言,人类国际关系的发展大体可分为三个有更替、也有迭加的阶段:古代以自然关系为主的阶段,近代以经济关系为主的阶段和现代以技术关系为主的阶段。而技术作为人与外部世界相互作用的中介物,表现的也是某种关系。如果说,民用技术反映的是人与自然的关系,那么军事技术反映的则是人与人、集团与集团、国家与国家的关系。或者说,国际关系作为一种核心的外部要素对现代军事技术的发展具有决定性的影响,国际关系影响着军事技术的科研立项,影响着军事技术的研发进度,影响着军事技术的装备规模,影响着军事技术的作战应用。本文以中国核武器项目在1972年前的研发部署为案例,结合大量权威的官方文献、学术文本、口述史、回忆录及来自美国FRUS档案库、国家安全档案馆解密的美国国务院、国家安全委员会、参谋长联席会议、国防部和中央情报局等有关单位的历史情报档案,对1949年到1972年间中国核武器项目的发展受国际关系的需求牵引的情况进行分析。全文内容分六章展开,其中第二章至第五章为论文的主体部分,重点阐述了国际关系作为一种核心的外部要素对现代军事技术的发展具有决定性的影响这一命题,对于深化技术社会学理论研究,进一步总结我国核武器项目的历史经验均有一定的创新意义。第二章聚焦于中国核武器项目的上马与国际政治的关系,阐述了中国为什么会在经济落后和工业基础薄弱的社会历史条件下发展核武器的原因。研究认为,核时代的出现改变了中国决策者战略视野,国际安全环境催生了中国发展核武器的政治需求,国家身份的建构强化了中国发展核武器的心理动机,而技术的国际交流增强了中国研发核武器的技术可能。第三章探讨当时的冷战形势对中国核武器研发进度的影响,分析了美国的要挟与威胁、中苏核合作的中断以及中苏关系的破裂与中国在核武器领域的反应。研究认为,在这一时期,国际关系作为一种自变量影响了中国研发核武器的进度,一方面,国际关系的类型影响了核技术向中国的转移,国家间关系的转变延缓了中国原子弹的初期研发;而另一方面,国际政治形态成为了中国核武器项目推进的动力和约束力。从核武器的反向互动力的层面来说,这一时期中国的核武器计划影响了美国和苏联对中国的政策,核武器也成为了平衡三国关系的一种工具。国际政治上的关键性决策和事件对技术发展方向产生了重要影响,并反作用于国际关系。第四章从这一时期中国的核武器的装备规模出发,探讨中国在当时的政治条件下选择发展“适度”、“足够”核武库的原因。本章首先从这一时期3次标志性的核试验出发来分析中国进行有限核试验原因,然后从这一时期中国核导弹力量发展的具体情况来分析中国相对均势的威慑战略,最后探讨了中国的核装备对国际形态的影响。研究认为中国核武器的生产规模、装备类型、部署方式以及他国对中国核武库的认知与判断都受到国际政治互动以及国际战略态势的影响,同样中国核武器本身也是影响国际体系的驱动力。第五章则着眼于中国核武器的作战原则也就是中国核战略问题,从历史、现实以及中国对世界和平的整体责任三方面阐述自卫防御策略的产生、应用及其影响。研究认为,中国核战略的制定受到多重因素的影响,这些因素包括民族的战略传统、对国际政治形态的认识、国家身份的定位、国家形象的追求以及对本国在世界政治体制中发挥的影响和作用的认识。中国的核战略以防御和自卫为根本特征,也使得中国成为了维护国际核和平的积极力量。当然,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技术观从来不是单一的决定论。国际关系作为一种核心要素影响着军事技术的发展,而军事技术反过来也影响国际关系。需求牵引与技术推动是动态发展的,也是相辅相成的。军事技术的立项、研发速度、装备规模以及作战应用都受到国际关系的影响,同时,这些军事技术也成为了影响国际政治体系变革的元素,影响了国家间的力量对比、安全态势和外交态度。正是在国际关系互动中升起的东方蘑菇云,提高了中国的国际地位,使中国以一种不再沉睡的雄狮形象重新矗立在国际关系的舞台上。
刘俊平[10]（2014）在《抗战前国民政府空军建设研究（1931-1937）》文中指出中国自清末即开始出现航空事业,但一直到北洋政府时期,空军发展仍十分迟滞。国民政府建政以后也致力于发展空军,1931年到1937年是抗战前国民政府空军建设的“黄金”时期。抗战爆发时,国民政府已建有正式的航空工厂和航空学校,并相应改善了一些空军基础设施,空军部队经扩充后也初具规模,不仅为抗战提供了重要的人力与物力支持,也对以后的空军现代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1931年的“九一八”事变和1932年的“一二八”事变是国民政府建设空军的重要分水岭。其时,世界各国早已将国防的方向纷纷从海上转移到空中,以加强空军国防力量。日本在对华侵略态势下,已形成明显的空军优势。1931年“九一八”事变,日本空军轰炸东北锦州,揭开了日机轰炸中国重要城市的历史。四个月后,“一二八”淞沪战役爆发,日机肆虐上海,而中国空军毫无办法。中国人此时才对空中战争有了相当的印象和认识,开始发出“航空救国”的呼声。面对严峻形势,国民政府开始募集航空捐款,并制定空军建设计划与空军对日作战计划。根据既定方针,国民政府主要从空军军备和空军人才两个方面来着手空军建设。在空军军备上,国民政府首要任务是发展航空工业。在资金和技术短缺的情况下,国民政府实行自行建造和中外合资相结合的办厂方式,引进美国、意大利和德国的生产、管理技术,并购置先进生产设备,对已有的航空工厂进行改造,取得了较大进步。但在当时中国整体工业基础先天不足的条件下,国民政府并不能实现飞机批量生产,而且大多航空工厂只能仿造、修理和装配飞机,因此中国空军使用的飞机主要还是购自海外。“九一八”事变后,国民政府开始扩建空军基础设施,1934年后机场建设速度明显加快,不仅追求机场的数量,同时也注重它的实战功能;空军气象和通信设施在抗战前也初步建立。但空军基础设施总体上还是非常薄弱,很多场站设备不健全,地勤指挥和通信能力也存在严重问题。此外,国民政府还积极扩充空军,不仅积极整合地方空军资源,还努力购置飞机装备,空军部队的编制不断扩大。在完成对广东空军的收编后,国民政府的空军力量日趋统一,空军部队初具规模。不过,由于中日空军实力上的巨大差距,国民政府不得不把防空建设作为急务来抓,通过组建地面防空部队,实施防空演习和举办防空展览等方式,来增强防空能力。在空军人才建设上,国民政府十分注重空军的精神和技术教育,主要依托国内空军学校来培养空军人才。1932年成立的中央航空学校是当时中国空军人才的摇篮,它有严格的选拔、考核机制和良好的培养环境。学员分别由美国和意大利顾问团成员来培训、管理,分初级、中级、高级三个阶段实施不同的训练,接受空军信念教育和思想控制相结合的精神教育方式。空军学员的训练时间通常是一到两年,其培养成本十分高昂。防空学校是国民政府培养防空人才的一所学校,它组建于1934年,其在师资力量和管理上不如航校,学员的出路也十分困难。此外,国民政府还通过派遣留学生的方式培养航空相关人才,抗战前派往留学的国家主要是美国和意大利,这些留学生归国后在国内航空领域扮演着重要角色。总的说来,国民政府空军建设为抗战做出巨大贡献,中国空军在抗日战场上以绝对劣势的兵力歼灭了日本空军的有生力量,振奋了抗日精神。但与此同时,空军在抗战中也暴露出其在战略战术、基础设施、飞行员训练及军制等方面的严重问题,并因此造成一些不必要的失误和损失。国民政府空军建设的经验和教训对今天的空军建设与发展产生深远的影响。
二、新中国四次军事大演习（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新中国四次军事大演习（论文提纲范文）
（1）毛泽东:运筹抗美援朝战争的最高统帅（论文提纲范文）
| 一、毛泽东最高统帅地位的三个决定性因素 |
| (一)这是由需要正确处理好中朝两国、两党、两军关系的特殊使命决定的 |
| (二)这是由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世界格局和新中国成立时与苏联结盟的特殊关系决定的 |
| (三)最根本的是由毛泽东具有非凡文韬武略的个人特质决定的 |
| 二、决策志愿军入朝后的五次战役和停战谈判中的四次大战 |
| (一)第一次战役 |
| (二)第二次战役 |
| (三)第三次战役 |
| (四)第四次战役 |
| (五)第五次战役 |
| (六)划分军事分界线过程中粉碎敌人的夏秋攻势的大战 |
| (七)遣返战俘艰难谈判中的上甘岭战役 |
| (八)遣返战俘即将达成协议时不得不进行的夏季反击作战 |
| (九)准备停战签字仪式时惩罚李承晚和美军演“双簧”的金城战役 |
| 三、抗美援朝战争胜利的历史意义和时代价值 |
| (一)抗美援朝战争的胜利,使中华民族扬眉吐气地站起来了,既为新中国建设创造了和平的国际环境,也为改革开放走向富起来、新时代走向强起来奠定了坚实根基 |
| (二)抗美援朝战争的胜利,取得了新形势下以弱胜强的丰富军事经验,表明党领导的人民军队在长期革命战争年代形成的的人民战争思想仍然适用于现代化战争 |
| (三)抗美援朝战争的胜利,提高了中国人民的政治觉悟,增强了民族自信心和自豪感,凝聚起了伟大的抗美援朝精神 |
| (四)抗美援朝战争的胜利,巩固了处于帝国主义殖民体系中具有重要战略地位的半殖民地大国的胜利,推动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民族民主运动的高涨 |
| (五)抗美援朝战争的胜利,极大地推动了世界走向和平与发展,使其逐渐成为20世纪下半个世纪以来的时代主题 |
（2）抗美援朝战争胜利的历史意义和时代价值——纪念中国人民志愿军入朝作战70周年（论文提纲范文）
| 一、五次战役：空前残酷的军事较量 |
| 二、两年谈判：异常艰难的政治斗争 |
| （一）关于划分军事分界线问题的博弈与粉碎敌人的夏秋攻势 |
| （二）关于在朝鲜境内实现停火休战和中立国监督等问题的舌战 |
| （三）关于揭露美军使用细菌战和战俘遣返问题的艰难谈判 |
| （四）关于上甘岭战役的较量和旷日持久谈判的结束 |
| 三、抗美援朝战争的胜利及其历史意义和时代价值 |
（3）毛泽东抗日国际统一战线思想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缘由及意义 |
| (一)选题缘由 |
| (二)选题意义 |
| 二、国内外研究概况述评 |
| (一)涉及毛泽东抗日国际统一战线思想的相关史料 |
| (二)涉及毛泽东抗日国际统一战线思想的相关研究 |
| 三、研究思路及方法 |
| (一)研究思路 |
| (二)研究方法 |
| 四、相关概念界定 |
| 五、创新之处 |
| 第一章 毛泽东抗日国际统一战线思想的理论渊源与实践基础 |
| 第一节 对马克思主义国际统一战线理论的继承发展 |
| 一、马克思、恩格斯:“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 |
| 二、列宁:“全世界无产者和被压迫民族联合起来!” |
| 三、毛泽东对马克思主义国际统战理论的继承发展 |
| 第二节 对中国传统文化中蕴含的统战智慧的借鉴吸收 |
| 一、借鉴了中国传统文化中的“联盟”思想 |
| 二、吸收了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和而不同”理念 |
| 第三节 对中国共产党国内统战工作经验与教训的科学总结 |
| 一、对大革命时期建立国共合作统一战线经验教训的汲取 |
| 二、对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左”倾错误的批判总结 |
| 三、对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思想与实践的借鉴发挥 |
| 第二章 毛泽东抗日国际统一战线思想的演进历程 |
| 第一节 拥护国际和平阵线,反对德日意侵略阵线(1935 年 12 月—1939 年 9月) |
| 一、抗日国际统一战线思想的提出 |
| 二、抗日国际统一战线思想的初步阐述 |
| 三、“不是反对一切帝国主义”,拥护国际和平阵线 |
| 四、坚定抗战必胜信心,提出争取外援办法 |
| 第二节 组织国际反帝统一战线(1939 年 9 月—1941 年 6 月) |
| 一、用革命的统一战线对抗反革命的统一战线 |
| 二、利用矛盾,部分突破共产国际指示 |
| 第三节 重建、坚持国际反法西斯统一战线(1941 年 6 月—1945 年 8 月) |
| 一、重建国际反法西斯统一战线 |
| 二、关注国际反法西斯同盟的发展与扩大 |
| 第三章 反对国际绥靖主义 |
| 第一节 批评英美妥协政策 |
| 一、委婉、私下批评英美妥协政策 |
| 二、直接、公开批评英美妥协政策 |
| 第二节 反对东方慕尼黑阴谋 |
| 一、国民党反共投降危险的国际背景 |
| 二、拉开反对东方慕尼黑阴谋的序幕 |
| 三、掀起反对东方慕尼黑阴谋的高潮 |
| 四、落下反对东方慕尼黑阴谋的帷幕 |
| 第三节 反对东方慕尼黑的新阴谋 |
| 一、反对东方慕尼黑的新阴谋 |
| 二、反对东方慕尼黑的新阴谋的缘由 |
| 第四节 关注、批评美日谈判 |
| 一、“劝告英美勿对日容忍,勿蹈张伯伦覆辙” |
| 二、“美国绝不应听信日本的阴谋,与日本订立任何的妥协” |
| 第四章 正确处理同苏联、共产国际的关系 |
| 第一节 终止从属关系,实现独立自主 |
| 一、灵活抵制苏联、共产国际的错误指挥 |
| 二、开展整风运动,强化独立自主政治路线 |
| 三、支持共产国际解散,终止双方从属关系 |
| 第二节 声援苏联卫国战争,调整国共关系 |
| 一、关注苏德战局,坚信苏联必胜 |
| 二、纠正党内悲观情绪,鼓舞全党必胜信心 |
| 三、明确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转折点 |
| 四、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与抗日国际统一战线相结合 |
| 第三节 坚持爱国主义,践行国际主义 |
| 一、坚持爱国主义,婉拒苏方不合理要求 |
| 二、践行国际主义,战略策应苏军 |
| 第四节 国际统一战线重心的转移与回归 |
| 一、国际统一战线重心的转移 |
| 二、苏联重拾远东影响力 |
| 三、国际统一战线重心的回归 |
| 第五章 争取、开展同美国的合作 |
| 第一节 对美国形象认知的转变 |
| 一、批评美国充当日本侵华帮凶 |
| 二、“应与英美作外交联络” |
| 第二节 从中外记者团到美军观察组 |
| 一、冲破国民党新闻封锁 |
| 二、影响美国对华政策制定 |
| 第三节 借助美国调处,促进国内政治改革 |
| 一、签署《延安协定草案》 |
| 二、“必须攻掉”美国政府的扶蒋主张 |
| 第四节 批评、应对美国的扶蒋反共政策 |
| 一、美国对华政策从扶蒋容共滑向扶蒋反共 |
| 二、“我们反对美国政府扶蒋反共的政策” |
| 第六章 发展东方各民族反法西斯统一战线及日本人民反战运动 |
| 第一节 重视发展东方各民族反法西斯统一战线 |
| 一、组织召开东方各民族反法西斯大会 |
| 二、关心印度民族解放运动 |
| 第二节 支持日本人民开展反战运动 |
| 一、阐述支持日本人民反战运动的缘由 |
| 二、提出争取日本士兵及宽待俘虏的办法 |
| 三、援助野坂参三来华开展反战工作 |
| 第七章 关注、参与国际政治、军事局势 |
| 第一节 认同、支持同盟国反法西斯世界战略 |
| 一、围绕反法西斯世界战略问题展开论战 |
| 二、关注欧洲第二战场开辟问题 |
| 三、揭露国民党消极抗日、积极反共阴谋 |
| 第二节 关注、回应同盟国高层会议 |
| 一、对莫斯科三国外长会议的关注及回应 |
| 二、对开罗会议的关注及回应 |
| 三、对德黑兰会议的关注及回应 |
| 四、对雅尔塔会议及波茨坦会议的关注及回应 |
| 第三节 关注、参与联合国创建事宜 |
| 一、关注联合国创建事宜 |
| 二、“旧金山会议我们要参加” |
| 第八章 毛泽东抗日国际统一战线思想的方法论原则 |
| 第一节 既要广泛联合,又要区别对待 |
| 第二节 以必要的斗争,求必需的团结 |
| 第三节 坚持原则性,讲究灵活性 |
| 第四节 立足自力更生,努力争取外援 |
| 第五节 坚持爱国主义基础上的国际主义 |
| 第六节 两条统一战线,相互促进配合 |
| 第九章 毛泽东抗日国际统一战线思想的历史意义及现实启示 |
| 第一节 毛泽东抗日国际统一战线思想的历史意义 |
| 一、打破国民党的封锁及谣言,扩大了中共的国际影响力 |
| 二、抑制国民党反共摩擦,维护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
| 三、为中共争取到了外援,加速了抗战胜利进程 |
| 四、战略配合盟军作战,加速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进程 |
| 五、为新中国的外交工作积累经验、培育人才、奠定基础 |
| 第二节 毛泽东抗日国际统一战线思想的现实启示 |
| 一、为新时代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原则性指导 |
| 二、为新时代谋求合作共赢,促进地区和平提供启发性思考 |
| 三、为应对美国贸易霸凌主义提供方法论支撑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附录 毛泽东抗日国际统一战线思想年谱 |
| 攻读学位期间公开发表的学术论文与研究成果 |
（4）共产国际影响下中国共产党对外政策研究（1921-1945）（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选题的缘起与意义 |
| 1.2 学术前史 |
| 1.3 本文的主要观点与结构安排 |
| 1.4 中国共产党对外政策概念的解释 |
| 1.5 研究方法 |
| 第2章 共产国际成立初期的战略转变与中国共产党早期对外政策(1921—1927) |
| 2.1 共产国际东方战略与反帝统一战线策略的形成 |
| 2.1.1 共产国际世界革命战略的调整 |
| 2.1.2 东、西方革命战略决定的革命路线 |
| 2.1.3 世界革命理论的发展及其对中国思想界的影响 |
| 2.2 中国共产党早期对外政策的形成与演变 |
| 2.2.1 共产国际代表来华与中共联俄反帝对外政策的初步提出 |
| 2.2.2 中共对外反帝的目标与策略 |
| 2.2.3 共产国际指导下中共反帝主张的激进与妥协 |
| 2.2.4 中国共产党建立初期对社会民主党的认识与态度 |
| 2.3 中国共产党早期对外政策的内涵解析 |
| 2.3.1 民族革命与世界革命的认识 |
| 2.3.2 反帝与打倒军阀的关系 |
| 2.3.3 对外政策中的苏俄因素 |
| 第3章 :共产国际中期“左”倾路线与中共苏维埃革命前期的对外政策(1927—1935) |
| 3.1 共产国际中期“左倾”理论的形成 |
| 3.1.1 重提进攻路线和强调保卫苏联 |
| 3.1.2 “第三时期”理论 |
| 3.1.3 新的反帝路线 |
| 3.2 苏维埃革命指导下中国共产党的对外政策与毛泽东的独立探索 |
| 3.2.1 共产国际主导中共六大和中共放弃反帝统战策略 |
| 3.2.2 第三时期理论指导下中共对国际形势的判断和世界革命思想 |
| 3.2.3 毛泽东独特的对外认识与策略 |
| 3.3 中华苏维埃政权的外交政策与长征中的对外方针 |
| 3.3.1 中共对“九·一八”事变的应对 |
| 3.3.2 以苏联为榜样:区域政权形态下的对外政策 |
| 3.3.3 国际主义与民族主义的统一:北上抗日与打通苏联 |
| 第4章 共产国际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确立与中国共产党对外政策的转变(1935—1937) |
| 4.1 共产国际反法西斯统战路线形成的内部动因与矛盾 |
| 4.1.1 共产国际政策转变的内部动力 |
| 4.1.2 共产国际七大路线的内部矛盾 |
| 4.2 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对外政策的转变 |
| 4.3 中国共产党独立自主对外政策的开端 |
| 4.3.1 中国共产党形成以抗日为中心的对外政策 |
| 4.3.2 国际统战性质的外交方针:毛泽东同斯诺的谈话 |
| 4.3.3 对民族主义与国际主义的新认识:毛泽东与史沫特莱的谈话 |
| 第5章 共产国际路线的倒退与中国共产党对外政策的反复(1937—1941) |
| 5.1 抗战初期中国共产党的对外政策 |
| 5.1.1 坚持统一战线,不放弃争取外援 |
| 5.1.2 坚持独立自主,不可依赖外援 |
| 5.1.3 民间外交到官方接触:卡尔逊到访延安 |
| 5.2 共产国际路线倒退及其对中共外交政策的影响 |
| 5.2.1 共产国际路线的倒退 |
| 5.2.2 中共支持苏联与德订约 |
| 5.2.3 共产国际重提世界革命与中共转向“革命外交” |
| 5.3 中国共产党独立自主对外政策的初步形成 |
| 5.3.1 “新民主主义论”的对外方针 |
| 5.3.2 中国共产党处理“皖南事变”中的外交策略 |
| 5.3.3 中共对美、苏与日接触的不同认识及对策 |
| 第6章 世界形势的深刻变化与中国共产党走向世界的外交(1941—1945) |
| 6.1 中国共产党对外政策的自主性与全面性 |
| 6.1.1 建立国际反法西斯统一战线 |
| 6.1.2 中共对共产国际再提保卫苏联的应对方针 |
| 6.2 世界局势深刻变化与中国共产党对外政策的挑战与机遇 |
| 6.2.1 中国共产党提出建立太平洋反日统一战线 |
| 6.2.2 共产国际解散及中国共产党对苏关系的变与常 |
| 6.2.3 中国共产党再次运用外交途径打退第三次反共高潮 |
| 6.3 中国共产党对美苏对华新政策的迎拒与选择 |
| 6.3.1 中国共产党积极推进与美合作 |
| 6.3.2 中国共产党与美观察组的接触及“联合政府”的提出 |
| 6.3.3 赫尔利调解失败后中共对美认识的改变 |
| 6.3.4 苏联重新介入远东和中共对外联苏反美 |
| 第7章 总结 |
| 7.1 从中外关系的角度审视中共革命道路 |
| 7.2 中国共产党对外思想中国际主义与世界革命观念的演变 |
| 7.3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共对外政策对新中国建立初期外交方针的影响 |
| 致谢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发表的论文及科研成果 |
（6）主权声索能力、战略竞争程度与中国的南海政策（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导言 |
| 一、问题的提出 |
| 二、研究现状 |
| (一) 中国领土争端研究 |
| (二) 南海问题研究 |
| 三、研究意义 |
| 四、研究设计 |
| (一) 研究方法 |
| (二) 篇章结构 |
| (三) 创新性与不足 |
| 第一章 领土争端:实力与国际环境压力 |
| 一、领土争端研究 |
| 二、实力与领土争端 |
| 三、国际环境压力与领土争端 |
| 四、一种新的分析框架:主权声索能力与战略竞争程度 |
| (一) 主权声索能力 |
| (二) 战略竞争程度 |
| 第二章 南海争端的升温:升级政策 |
| 一、1974年西沙海战 |
| 二、1988年赤瓜礁海战 |
| 三、1995年美济礁事件 |
| 四、2012年黄岩岛对峙事件 |
| 五、南沙岛礁建设 |
| 第三章 南海争端的降温:拖延与合作政策 |
| 一、“搁置争议、共同开发”政策的提出 |
| 二、中越北部湾划界问题的解决 |
| 三、《南海各方行为宣言》的签署 |
| 四、“联合海洋地震工作协议”的达成 |
| 五、“海洋石油981”钻井平台事件的平息 |
| 六、“南海行为准则”磋商的推进 |
| 第四章 主权声索、战略竞争与南海问题 |
| 一、南海问题:大国政治的产物 |
| 二、冷战时期:机会与限制 |
| 三、冷战后时期:实力与压力 |
| 四、大国战略竞争时代:挑战与应对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已发表的论文 |
| 致谢 |
（7）“抗美援朝战争是个大学校”（论文提纲范文）
| “打得一拳开, 免得百拳来” |
| 轮番作战, 朝鲜战场成为我军的“大学校” |
| 在谈判桌和战场上来回较量 |
（9）国际关系舞台上的东方蘑菇云（1949-1972年）（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导论 |
| 1.1 选题背景与理论意义 |
| 1.1.1 选题背景 |
| 1.1.2 理论视角 |
| 1.1.3 研究意义 |
| 1.2 国内外研究现状 |
| 1.2.1 技术与国际关系相关问题的研究 |
| 1.2.2 关于 1949-1972 年中国核武器项目的历史与社会学研究 |
| 1.2.3 关于 1949-1972 年中国核武器项目与国际关系的研究 |
| 1.3 论文研究视角、研究资料和创新点 |
| 1.3.1 研究视角 |
| 1.3.2 研究资料 |
| 1.3.3 论文创新点 |
| 第二章 项目上马：大国地位的不懈追求 |
| 2.1 强国御敌的必然选择 |
| 2.1.1 国家身份建构激发强国诉求 |
| 2.1.2 国际政治形态拓展战略视野 |
| 2.1.3 国际安全环境催生政治需求 |
| 2.2 科技兴国的历史演进 |
| 2.2.1 科研实力的恢复与整合 |
| 2.2.2 核科学技术的发展 |
| 2.2.3 科学家推动核武器立项 |
| 2.3 苏联援助的有利时机 |
| 2.3.1 走向合作：中苏国家利益在核领域的展开 |
| 2.3.2 短暂蜜月：从和平利用到武器研发 |
| 2.3.3 中苏合作的初期成果 |
| 第三章 研发进度：外部压力的积极应对 |
| 3.1 中美敌对与美国的核威胁 |
| 3.1.1 第二次台海危机中美国对华核政策 |
| 3.1.2 阻止中国发展核武器的各种尝试 |
| 3.1.3 以核禁试为突破口瓦解中苏同盟 |
| 3.2 中苏关系的转变与中国原子弹的初期研发 |
| 3.2.1 596事件——中苏核合作开始破裂 |
| 3.2.2 苏联毁约的背后 |
| 3.2.3 中苏关系的进一步恶化 |
| 3.3 中国在核领域的反应 |
| 3.3.1 增强独立自主研发的决心 |
| 3.3.2 加快研发速度回应核威胁 |
| 3.3.3 调整装备类型应对多方挑战 |
| 第四章 装备规模：适度足够的威慑原则 |
| 4.1 冲破阻碍的有限核试验 |
| 4.1.1 第一颗原子弹试验 |
| 4.1.2 第一颗氢弹试验 |
| 4.1.3 第一次两弹结合的试验 |
| 4.2 规模适度的装备部署 |
| 4.2.1 东风2号中近程弹道导弹的数量评估差距 |
| 4.2.2 东风4号弹道导弹的推迟部署 |
| 4.2.3 东风5号洲际弹道导弹（CSS-X-4）发展的“延迟” |
| 4.3 中国核武库对国际形势的影响 |
| 4.3.1 化解中苏边界冲突背后的核武器因素 |
| 4.3.2 打破中美关系僵局背后的核武器因素 |
| 4.3.3 核武器及中国与其它国家与地区的关系 |
| 第五章 作战原则：自卫防御的战略方针 |
| 5.1 防御战略的民族传统 |
| 5.1.1 灵活防御的军事传统 |
| 5.1.2 反核威压军事战略 |
| 5.1.3 追求防御效益最大化 |
| 5.2 不首先使用的核政策 |
| 5.2.1 谋求最低限度核安全 |
| 5.2.2 核武器不是战争胜负的决定性力量 |
| 5.2.3 自卫防御的有效性 |
| 5.3 中国核战略的国际影响 |
| 5.3.1 美苏核战略与国际核安全规范的退化 |
| 5.3.2 中国核战略与国际核不扩散机制 |
| 5.3.3 核武器仍是核心的国防力量 |
| 第六章 结论 |
| 致谢 |
| 参考文献 |
| 作者在学校期间取得的学术成果 |
| 附录A 中国的核武器项目：情报收集和分析中的问题，1964-1972 |
| 附录B 1949-1972 年中国核武器项目大事记 |
（10）抗战前国民政府空军建设研究（1931-1937）（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缘起 |
| 二、选题意义 |
| 三、研究现状 |
| 四、研究方法与特色 |
| 五、研究重点、难点、创新与不足 |
| 第一章 国民政府空军建设背景 |
| 第一节 国民政府空军的创建与初步发展 |
| 一、国民政府空军的建立 |
| 二、国民政府空军建设初露端倪 |
| 三、“九一八”事变前国民政府空军建设之成就 |
| 第二节 20世纪30年代后欧美空军的发展 |
| 一、一战后欧美列强日益向空军倾斜的国防体系 |
| 二、20世纪30年代后欧美列强积极扩建空军 |
| 三、欧美空军发展对中国空军建设的影响 |
| 第三节 “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军事航空的强化及其空军势力的扩充 |
| 一、日本的航空事业 |
| 二、空军战备训练 |
| 三、空军教育:飞行学校与空军人员之养成 |
| 四、空军实力扩充 |
| 五、日本空军对华侵略态势 |
| 第二章 国民政府空军建设的酝酿与决策 |
| 第一节 国内航空救国运动的兴起 |
| 一、“航空救国”意识的觉醒 |
| 二、各种航空救国组织的建立 |
| 三、举办“航空救国”宣传活动 |
| 四、捐款购机:民众对国民政府空军建设的响应 |
| 第二节 国民政府空军建设的思想基础 |
| 一、孙中山与蒋介石的空军建设思想 |
| 二、“七七”事变前时人对空军建设的认识 |
| 第三节 全国航空会议的召开 |
| 第四节 国民政府空军建设计划与防日计划 |
| 一、空军内部提出对空军的改革与建议 |
| 二、国民政府空军建设计划的出台与演变 |
| 三、国民政府空军对日作战计划 |
| 第三章 空军军备建设 |
| 第一节 航空工业的艰难起步 |
| 一、中国发展航空工业的条件分析 |
| 二、先天不足的早期中国航空工业 |
| 三、国民政府自主建厂与中外合资办厂 |
| 四、推进航空工程教育与研究发展 |
| 第二节 空军基础设施的投入与扩建 |
| 一、扩大与改造航空场站 |
| 二、增办其他空军设施 |
| 三、设置航空禁航区域 |
| 第三节 扩充空军部队 |
| 一、整合地方空军 |
| 二、增编作战飞机 |
| 三、抗战爆发时空军部队实力及部署情况 |
| 第四节 空军建设的当务之急:防空建设 |
| 一、防空的紧迫性与防空问题的严重性 |
| 二、组建防空部队,发展“积极防空” |
| 三、实施防空演习 |
| 四、举办防空展览活动—以1935年武汉防空展览为例 |
| 第四章 空军教育与人才建设 |
| 第一节 国民政府对空军人才的培养要求 |
| 一、空军学员的准入资格 |
| 二、对空军人员的精神要求与指导思想 |
| 三、对空军人员的技术训练培养要求 |
| 第二节 空军人才的摇篮—中央航空学校 |
| 一、航校的成立 |
| 二、严格学员选拔与考核机制 |
| 三、重视学员的培养 |
| 四、航校的精神教育 |
| 五、航校的人才培养成本与薪阶制度 |
| 第三节 防空学校人才培养概况 |
| 一、防空训练与培训 |
| 二、主要负责人及师资力量 |
| 三、学员的选拔、管理与出路 |
| 第四节 向海外派遣留学生 |
| 一、“九一八”事变前国民政府对空军留学生的规范化管理及派遣尝试 |
| 二、派遣赴意大利留学的学生学习概况 |
| 三、派遣留学生赴其他国家学习概况 |
| 第五章 国民政府空军建设的评价与检讨 |
| 第一节 国民政府空军建设对抗战的贡献 |
| 一、中国空军歼灭了日本空军的有生力量,并从战略上牵制了日军 |
| 二、铸就“笕桥精神”,鼓舞抗战士气 |
| 三、为抗战后期争取美国对华空军援助打开窗口 |
| 第二节 国民政府空军建设的问题检讨 |
| 一、缺乏正确的空军战略战术 |
| 二、空军基础建设极其薄弱 |
| 三、飞行员缺乏训练导致事故 |
| 四、空军军制不良,航委会人事混乱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后记 |
四、新中国四次军事大演习（论文参考文献）
- [1]毛泽东:运筹抗美援朝战争的最高统帅[J]. 石仲泉. 中国井冈山干部学院学报, 2020(05)
- [2]抗美援朝战争胜利的历史意义和时代价值——纪念中国人民志愿军入朝作战70周年[J]. 石仲泉. 中国延安干部学院学报, 2020(05)
- [3]毛泽东抗日国际统一战线思想研究[D]. 李国亮. 湘潭大学, 2020(12)
- [4]共产国际影响下中国共产党对外政策研究（1921-1945）[D]. 闫磊. 西南交通大学, 2020(06)
- [5]新中国成立后人民解放军的几次军事大演习[J]. 本刊资料,融冰. 党史博览, 2020(02)
- [6]主权声索能力、战略竞争程度与中国的南海政策[D]. 李途. 南京大学, 2019(01)
- [7]“抗美援朝战争是个大学校”[J]. 李振. 党史博览, 2017(10)
- [8]大器晚成[J]. 徐锦庚. 时代文学, 2017(02)
- [9]国际关系舞台上的东方蘑菇云（1949-1972年）[D]. 卢潇. 国防科学技术大学, 2015(11)
- [10]抗战前国民政府空军建设研究（1931-1937）[D]. 刘俊平. 南京大学, 2014(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