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加强社区建设的新举措——关于在街道建立社区委员会的研究报告(论文文献综述)
宋晓娟[1](2021)在《共生理论视角下的中国城市社区治理研究 ——基于对城市社区网格化管理的审视》文中研究说明社区是居民基于中意而结成的共同体。就私人生活而言,居民可能以个体或家庭的形式存在,但受房屋产权、物理位置、身份地位等因素影响,居民也会自觉或不自觉地被纳入社区组织。同一社区空间内的组织之间共享社区环境与服务对象,甚至还可能存在成员重叠。居民之间、居民与社区组织之间、社区组织相互之间彼此依赖,休戚与共。生物学领域将不同种属按某种厉害关系生活在一起叫做共生,社会学领域也逐渐做出了相似的现象解释,而社区则成为了最常见的共生关系发生域,有鉴于此,本文采用共生理论来透视中国城市社区的实践。自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城市社区管理的重心几经调整。但到本世纪之初,城市社区问题看得见的管不着、管得着的看不见、看得见且管得着但不愿管的现象仍很普遍。为有效解决这些问题,独具中国特色的城市社区网格化管理方式应运而生。就社会管理传统下的网格化管理(2004-2012)而言,其主体、资源和运行方式均源自于政府,因此从主质参量来看,其与政府管理方式同质,是后者向社区的进一步下延。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社会治理改革。作为社会的微观构体,城市社区的实践有了新的发展,在网格化管理强化的同时开始注重治理主体的培育,实践创新的单位则以区、街道为主。以2013年至2015年连续三年的年度“中国社区治理十大创新成果”及提名成果中的城市社区为样本,经NVivo11软件分析得出,这三年中国城市社区的实践重点依次是:减负增效、三社联动和政社互动。从共生理论视角来看,城市社区的实践由同质延伸转向了异质化发展。研究共生行为模式的四个关键变量发现,社区有少量的异质治理主体存在,这些主体在通过党政主导的相关项目产生互动,互动中的物质信息交流以单向为主,互动的结果是非政府主体增殖能力的提升。变量数据表明,这一时期城市社区的共生行为模式属于偏利共生。实践步入近几年(2016至今)后,城市社区治理创新的单位由区、街道转向了社区,网格化管理方式与社区治理要素又都取得了新的发展。从社区网格化管理方式来看,自2016年到新冠疫情暴发前,中国城市社区的网格化管理延续着常态化发展,核心在于对以往实践的进一步深化和对已有问题的探索性解决;新冠疫情暴发后,网格化管理承接了社区疫情防控的重要使命,实践方式做了一些应急性调整与“补漏”式改进。就社区治理要素的发展而言,以民政部在2018年选出的101个优秀社区工作法(已对最新进展做了补充)为样本,经NVivo11软件研究发现,城市社区以协商共治为整体目标导向,形成了多主体参与、资源整合共享的治理格局,发展出了多样化的治理实践方式。从共生行为模式的四个核心变量来看,城市社区生成了丰富的治理主体,这些主体发起了多样化的共治活动,活动中的物质信息呈多方多向流动,最终导向了驻区组织的非同步化发展,由此可见,此阶段的城市社区共生行为模式属于非对称性互惠共生。在中国城市社区持续发展的过程中,“问题”似乎始终未曾远离。每一次新实践在解决旧问题的同时也会伴随着新问题的产生,而新问题又成为了实践再次创新的动力。目前,非对称互惠共生的城市社区实践面临诸多问题,对称互惠共生是其进化方向。从非对称互惠共生到对称互惠共生的发展需要实现共生单元、共生界面与共生条件的多重转变,对称互惠共生的理想固然美好,但这一转变过程绝非一朝一夕就能完成。基于当下的城市社区实践现状,结合实践所面临的问题,中国城市社区要想完成这一转变,首先需要实现社区网格化管理与治理要素的充分发展与深度融合。城市社区网格化管理的初衷是强化政府对内部层级部门间网络的管理能力。城市社区治理要素发展的实质是社区内公私合作程度的提升与基层党政部门对公私合作网络管理能力的提高。在学者斯蒂芬·戈德史密斯和威廉·D.埃格斯的语境下,公私合作程度与网络管理能力是理解网络化治理的两个维度。对比理论植根的实践来看,中国城市社区与美国社会的发展规律有异曲同工之处。有鉴于此,本文提出网络化治理是中国城市社区网格化管理与治理要素双维度发展的最终指向,是城市社区进一步发展的目标。共生理论认为,动力与阻力是影响共生关系进化的两个重要因素,要想推动共生关系发展必须提升动力,消解阻力。网络化治理是城市社区实现对称互惠共生理想状态的技术工具,形塑网络化治理的动力同时也是推动主体增容(共生单元)、强化组织互动(共生界面)、加速物质信息流动(共生条件)之力;阻力则主要是由社区组织的互动方式(共生界面)与组织性质(共生单元)决定的。研究发现,动力因素主要有三个:党政领导力、利益驱动力和科技支撑力。这些动力并非彼此孤立的,而是相互影响共同发挥作用的。单一治理网络可以由多种动力来形成,但通常只有一种动力在发挥主导作用。综合比较前面所有的样本社区及笔者所调研的其他社区,笔者发现吉林省长春市二道区长青街道城建社区的动力因素最为全面,且已初步推进了网络化治理建设。以城建社区为例,本文从实践层面剖析了这些动力因素导向网络化治理的运作过程。此外,本文以形塑城市社区网络化治理系统的“向心力”中的最高施力方(基层党组织)领导城市社区网络化治理中的“离心力”为例,剖析了形塑城市社区网络化治理系统的内在张力。中国城市社区向网络化治理发展的动力与阻力明晰之后,当务之急就是要找寻强化动力、消解阻力之方法。价值冲突是主体间张力背后更深层次原因。价值理念是影响中国城市社区治理的根本因素。共生(共生除可以是一种主体间形态外,还可以是组织行为的先导,即价值)是人类社会的原价值,是城市社区网络化治理的价值理念。城市社区网络化治理是以社区非对称性互惠共生行为模式为基点的,所以前者的实施路径也是后者的发展路径,换言之,共生单元、共生界面和共生条件三个共生行为模式的核心要素(“成果配置”是共生关系最终呈现出的结果)也是城市社区网络化治理实施路径的基本面向。有鉴于此,本文从共生价值体系(价值理念)、治理组织建设(共生单元)、治理行动选择(共生界面)和科学技术支撑(共生条件)四个方面探寻了中国城市社区网络化治理的实施路径。
康雯嘉[2](2021)在《城市基层社会“嵌合式治理”研究 ——以C市N区街道改革为中心》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20世纪90年代以来,伴随着迈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进程,我国的城乡社会管理体制发生了剧烈变迁。城市基层社会运行机制的转换,以及基层善治何以可能是社会学研究的前沿问题。改革以降,我国城市基层社会治理格局最为重要的变化在于,国家在改革调适传统自上而下的纵向“条线”式管理体系的同时,逐渐实现重心下移,向以“街居体系”为中轴,多元主体纵横嵌入的“重层性”治理格局演化。在打造社会治理共同体的命题下,加强和创新基层社会治理,弥合国家与社会间结构性张力,建构“共建共治共享”的关系模式实为我国新时期社会建设的中心任务和理论旨归。本研究运用社会学研究的质性方法,对C市N区多个街道展开持续深度的田野调查,结合社会学理论话语与实证资料,将伴随新时期街道改革和社区建设而生成的新型基层社会治理结构界定为“嵌合式治理”。质言之,城市基层社会“嵌合式治理”是指在街道主导下,以社区为平台,在“街居复合性主体”(街道党工委/办事处、社区两委)与“多元社会力量”(社会组织、驻区单位、物业公司、志愿者、居民等)之间,通过彼此持续密切的嵌入和互动,生成的一种立体交叉、相互形塑的关系构型和协同合作的治理模式。它突破了国家单统的“条线”式治理传统,其实质是基层社会治理领域以“公+共”为特质的本土新公共性营造。研究发现,将研究视野限囿于社区微观场域,难以解释和揭示基层社会治理的真实运作逻辑。实际上,城市基层社会治理演展受到政府派出机关“街道办”的深刻形塑,因而本文将城市基层社会治理的研究视域转向对街居复合结构的整体观照。本文以“嵌合式治理”为研究框架,重点研讨具有内在逻辑关联的理论命题,并以系统性的实证研究,丰富“嵌合式治理”的理论内涵与实践维度。本文将“嵌合式治理”的研究置于我国新时期基层社会治理结构转换与街道改革的背景下,通过实证方法对嵌合式治理,及其所内含的嵌合关系的建立、嵌合结构与运行机制、嵌合内蕴动力、应急状态下的动员式嵌合展开整体性研究。其一,嵌合关系的建立研究。从嵌合关系的建立机制上看,街居主体与多元社会力量嵌合关系的构建需要满足多种基本条件,即国家主动让渡社会空间与主导链接、社会主体治理与服务的专业性、嵌入性主体的自带资源与社会资本、社会组织对政府的主动依附。研究发现嵌合关系的建立依循不同路径展开,街道自主购买社会服务、上级政府资源链接与指派、街道搭建嵌合平台构成了嵌合关系建立的主要路径。可见,嵌合关系的建立主要由基层治理行政体以购买服务的方式所主导,但此并非力图构造国家对社会的吸纳、收编和控制关系,而是以政社互嵌与合作为价值导向的。其实质是在由国家主导建构“社会治理共同体”的过程中,实现基层社会活力的“复兴”与“再造”。其二,嵌合治理的结构与行动研究。嵌合治理的实质是国家与社会在治理体系中结构关系搭建和行动关系运转的一种机制提炼。本文依托“结构——行动”的社会学研究范式和理论资源,对嵌合治理的场域关系及其动态运行机制展开研讨。广泛嵌入于我国基层治理体系中的不同类型社会力量,与街居主体嵌合而成的治理结构与实践形态存在极其复杂的面向,需要我们针对性辨析。本研究发现,展开于城市基层社会领域的嵌合式治理在结构与行动上是相互形塑、耦合、协变的,政社的关系结构影响国家与社会的行动选择与进展,政社治理行动不断突破既有限域,拓展出政社嵌合的新式结构。一言以蔽之,嵌合式治理既更新、构建了社会,也更新、构建了国家。其三,嵌合治理的内蕴动力研究。以行政权威和资源作为动力机制构造基层治理嵌合结构并展开治理行动,仍存在局限性,因此,我们需要将政党维度带入嵌合治理动力结构中加以分析。党组织在中国社会系统中具有“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中枢性作用,它能够将基层区域内多元主体和资源激活调动起来,使之参与到服务群众的结构体系当中。在街道改革的背景下,以街道党工委协同社区党委为核心的城市基层党组织系统深刻影响着基层治理构型与运行机制,政党的组织嵌入、体制吸纳、政治资源、价值引领成为嵌合治理的不可或缺亦不可替代的内蕴动力。其四,应急状态下的动员式嵌合与联动研究。常态的嵌合式治理机制在面临突发性公共危机时,难以“一键切换”至新式形态并对问题予以妥善破解,因而探寻应急状态下的非常态嵌合治理逻辑及其行动是嵌合治理研究不可或缺的重要部分。新冠疫情爆发与基层抗疫展开的非常时期,街居主体采取应急动员的方式将大量居民吸纳进疫情防控体系,构筑起应急状态下的嵌合治理机制。非常态的嵌合治理不是在原本基层社会治理体系之外的另起炉灶,而是生长和镶嵌其中的机制创新。我们需要努力建构起常态与非常态嵌合治理机制间的关联性和转换方式,形成顺应基层社会运行逻辑的新常态化嵌合治理机制。文章认为,与行政吸纳、依附合作等表征国家与社会关系的理论概念不同,以建构“共建共治共享”的关系模式为旨归的嵌合式治理的重要价值在于,国家与社会在持续互嵌、协动、形塑的过程中“磨合”出更加有助于治理行动开展的政社关系结构,而此结构又将进一步促进治理行动的发展和升级。特别是街居与多元社会力量在彼此嵌入的基础上,耦合而成了一个全新的“治理嵌合体”,其超越了嵌入主体治理权力、资源、功能的简单相加与复合,生产出新的治理和服务功能。质言之,嵌合式治理为基层治理创新提供了可能的理论思路和实践方向。但我们仍需注意,嵌合式治理仅是开其端绪,仍处于复杂的调适过程,并呈现出一些局限,如外部社会主体的嵌入,可能造成作为在地性组织的街居主体空心化;街道主导嵌合关系的建立并深度调控嵌合行动,会挤压社会自主运作空间,并造成社区与社会组织的双向排斥;商业性变量的引入存在营利取向遮蔽服务公益性的风险;常态性与非常态性嵌合治理机制面临衔接和转换的复杂难题,等。这需要我们持续不懈地营造基层社会治理“新公共性”,并赋予嵌合治理新意涵、演展其新形态,推动基层社会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唐菁阳[3](2020)在《民族地区政策执行的类型研究 ——以湘西州社区建设为例》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化、社会经济结构的变化和社会管理体制的转轨,我国基层社会结构和社会管理服务体制发生了深刻变革。社区日渐成为社会群体的交汇点、社会矛盾的焦点和社会治理的着力点(?)。社区建设已被政府和学界认定为“社会治理的单元”。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中央出台了一系列关于社区建设的政策,涵盖了社区政权、社区组织、基层民主建设、基础设施建设、社区服务等方面的内容。在政策引领下,我国各地出现了独具特色的社区建设典型,然而这些典型大都出现在沿海地区或长江流域等经济发达的地区,而民族地区的社区建设出现了诸多问题,诸如多元治理主体力量失衡,少数民族居民参与社区治理的意识不强,民族特殊性重视不足,民族倾向性资金投入缺乏,民族社区的贫困问题及空间分化,各民族居民之间的信任缺失等等。那么从政策执行的角度来观察社区建设,或者说,将社区建设相关政策作为一顶公共政策,民族地区又是如何执行这顶政策的呢?在执行过程中为什么会呈现出不同的执行类型?在不同的执行类型中,影响政策执行的关键因素是什么?不同的政策性质会导致不同的执行类型。所以,本文并运用类型学的方法,提出了“自主性”和“损失嵌入性”两个维度,它们的不同组合,形成了四种社区建设政策,即实质性规制政策、程序性政策、再分配政策与分配性发展政策,他们分别决定了四种执行类型,即合作执行、行政性执行、变通执行与探索性执行,从而构建出民族地区社区建设政策执行的分析框架。作为少数民族骨干计划的博士研究生,出于对家乡的热爱,也出于经验材料的可获得性,本研究以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的社区建设为研究对象,分别选取了湘西州的社区矫正、社区环境建设、社区低保、社区养老作为四种政策的执行案例。在每顶案例的撰写上,按照政策性质、政策背景与历史沿革、政策执行具体过程、政策执行绩效评价、政策执行逻辑的思路进行案例分析。本研究的结论是,在民族地区,实质性规制政策的执行难度较大,相关权力部门之间基于交易形成“合作执行”,政策执行呈现合作执行的类型;程序性政策的执行偏差往往是由于社区管理体制与社区资源出现了问题,基层官僚采取了行政性执行类型;再分配政策的执行过程最为复杂,政策失败的原因往往是“有产者”结成优势联盟,导致政策变通执行。分配性发展政策的执行取决于地方积极性与地方资源,往往呈现出探索性执行的行为模式。对于如何将这四种政策执行类型引向有效的执行,本文提出了如下路径。对于实质性规制政策,民族地区政府要充分运用自治权,提升自治能力,发挥宗教信仰、民族习惯法的作用,规范政策执行各主体的行动与衔接,使合作执行朝向实现政策目标的方向进行;对于程序性政策,要健全社区管理体制机制,建设统一的领导机构、完善相关法律法规、建立多元治理体系,同时也要在资金、规划、人力、技术等资源上继续加大投入;对于再分配政策,要从政策设计上降低自主空间,优化瞄准机制与信息管理系统,加强专顶救助政策的衔接,通过监督考核增加优势联盟的道德风险成本;对于分配性发展政策,要鼓励社会主体的参与,挖掘少数民族文化资源,通过多种渠道筹措资金,并且要加强对少数民族干部的培养。
刘沣娇[4](2020)在《城市社区思想政治教育问题与对策研究 ——以西安某社区为例》文中研究表明习近平总书记在十九大报告中强调,要加强和改进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也面临新问题。新时代就要有新气象、新作为,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也必须适应新任务、新形势,展现新气象、新作为。社区是人们居住生活的家园,也是开展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领域。社区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是党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基层组织建设的重要内容。2016年7月,习近平在社区考察时指出:“社区是党和政府联系、服务居民群众的‘最后一公里’,社区工作要时时处处贯彻党的宗旨,让党的旗帜在社区群众的心目中高高飘扬,让社区广大党员在服务群众中发挥作用、展示良好形象。”这也为社区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指明了方向。当前,城市社区思想政治教育组织职能作用发挥还不够充分,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人员发展前景受限。而城市社区思想政治教育的客体和对象越来越复杂,思想多元且变动性强。城市社区思想政治教育在信息化网络化发展的进程中教育方式方法创新还有待加强。要应对这一系列问题和挑战,城市社区思想政治教育要以满足城市居民对美好生活的需要为宗旨,坚持并加强社区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发挥社区组织在思政教育中的协同作用,提升先进党员和社区工作者的专业化水平,不断创新社区思政教育的内容与方法,完善基层组织管理运行机制,调动居民群众参与到社区建设中来,提升社区居民的归属感与认同感,建设和谐美丽社区。
姜郸[5](2020)在《中国城市社区互动式治理研究》文中指出“基础不牢,地动山摇”,城市社区既是观察社会治理水平的微观窗口,也是实现人们美好生活向往的幸福家园;既是社会矛盾冲突交织与化解的缓冲带,也是一切治理工作得以顺利开展的落脚点。城市社区治理现代化是实现国家治理现代化和社会治理新格局的关键性和基础性工作。在我国社会结构转型和全面深化改革的时代背景之下,党中央高度重视城市社区治理在国家发展全局中的独特地位。党的十八大首次将“城乡社区治理”写进党的纲领性文件。十八届三中全会将社区治理置入国家治理、社会治理的全局中进行战略部署。党的十九大进一步强调加强社区治理现代化建设的重要性,并指出“实现政府治理和社会调节、居民自治的良性互动”。“良性互动”、“合作互赢”、“民主协商”成为当前我国城市社区治理创新目标的关键词。那么,面对社会治理现代化建设的十字路口,究竟哪条道路可以帮助我们拉近与理想目标之距离?治理理论中的新范式——“互动式治理”理论,似乎为我们的选择提供了一个别样的视角。本土化的互动式治理理论在城市社区中的发育显得应时应需,其价值内核与社会治理创新需求显得尤为契合。城市社区互动式治理构建不仅是一种理念构建,更是作为一种工具的机制构建,是价值理性与工具理性的完美融合,也是实现社会治理创新现实需求的有力推手。本文考察当代中国城市社区治理的发展进程,分析十八大以来城市社区治理实践的现状、困境。为破解当前治理困境,本文提出城市社区互动式治理的本土化机制构建及其实现路径。通过以中国特色的互动式治理机制构建与实现路径为研究主题,以“行动者-制度-行动”作为研究的分析框架;以中国城市社区治理行动者即政府治理、社会调节、居民自治、市场参与的互动性为线索;以梳理互动式治理的基本概念与相关理论为研究基础;以观察新中国成立后我国城市社区治理的历史发展进程为脉络;以田野调查方式对我国城市社区治理进行案例分析;以我国城市社区治理转型创新的困境为问题意识。在以上分析的前提下,有利于能够深入理解互动式治理理论嵌入我国城市系统末梢——社区治理的契合性与可行性;同时提出城市社区互动式治理的机制架构及构建路径,力图较为全面、系统、准确地回答中国城市社区互动式治理模式构建的问题。我国城市社区互动式治理的理论来源,既有西方治理理论和中国本土化后的“善治”理论的继承,又蕴含着“国家-社会”关系理论的思想内涵,能够为新时期我国城市社区互动式治理的构建提供重要理论依据。中国城市社区互动式治理是在中国城镇社区区域范围内,为实现人民美好生活向往和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强调以“民主法治”、“责任理性”、“合作共治”为理念宗旨,以协调政府治理、社会调节、居民自治为行动路线,促进国家-社会-市场行动者在公共事务中良性互动的治理过程。在宏观把握“国家-社会”互动分析范式、互动式治理分析范式的基础上,试图构建我国城市社区互动式治理的分析框架——“行动者-制度-行动”分析框架。一切人类社会和历史发展进程都是理论与实践交相辉映的过程,是学术研究与实践活动相互推动、相互融合、相互协调、实现共同发展的过程。我国城市社区治理的历史变革、治理形态架构与转型,是在历史传承、文化传统、经济社会发展的基础上,长期不断地渐进、改进、调适、演化的结果。虽然社区治理真正推进是在20世纪80年代之后,但中国城市社区的早期实际存在却也得到许多学者的认同。本文依照城市社区治理主体结构特征、社区制度和政策变迁、社区主体行动的互动逻辑为划分标准,发现我国城市社区是沿着“行政管理-全面建设-多元治理”的发展脉络前进。十八大以来,党和国家将社区治理置入到国家治理现代化体系的战略高度,也为互动式治理在中国城市社区的发展提供现实可能性。源于复杂的历史发展与现实因素,我国城市社区治理长期处于政府主导的一元化治理状态,行政色彩浓郁。十八大以来,全国各地社区治理机制和模式的创新为实现政府治理、社会调节、居民自治间的良性互动,及建设社区治理现代化提供有力助推。新时代下中国城市社区处于急剧变革的状态,虽在治理现代化建设中取得一定成绩,但也面临着重重治理困境。故此,选取了三种不同类型的城市社区,并研究该社区对不同问题的治理实践与创新。具体来看,当前我国社区治理实践面临着行动者角色迷失、社区资源整合困境、陌生人社区治理困境和互动渠道不畅通等众多问题。因此,我们必须探索更为科学化、现代化的治理手段和治理机制,破除社区治理困境。互动式治理机制则不失为一个符合当前中国城市社区治理发展情境的合适选择。中国城市社区互动式治理的机制架构包括行动者、制度、行动三要素。行动者层面,中国城市社区互动式治理具有不同价值取向、利益偏好、资源权力的行动者——国家行动者、社会行动者、市场行动者,三方行动者之间的关系为互补与互嵌。制度层面则指对中国城市社区互动式治理的制度化框架,是从动态的角度分析行动者的法律政策体系。行动层面则关注行动者的行动空间、行动的共同目标、精神内核、互动逻辑等。中国城市社区互动式治理机制构建的路径选择主要包括互动网络架构、互动规则建设、互动精神塑造、互动平台打造四个方面。这四个方面的相互统一、协调互动的,网络是基础、规则是关键、精神是动力、平台是保障,共同组成城市社区互动式治理的建构之路。互动网络架构是我国城市社区互动式治理的总出发点和构建之基。互动规则建设则是从法治化、制度化和监督角度助力社区互动式治理建设,为其提供合法性与规范性保障。互动精神塑造是我国城市社区互动式治理机制构建的文化内推力,其对城市社区公共精神重塑和社区公共体回归具有重要意义。互动平台打造是我国城市社区互动式治理行动的落实载体。综上所述,构建中国特色的城市社区互动式治理机制是对“治理重心下移”改革方向的积极回应;是处理好城市社区中多元矛盾冲突的优良方案;是冲破当前治理重重桎梏的探索力量,是实现国家治理现代化和社会治理新格局的创新之路。
孙悦[6](2020)在《新时代城市社区党组织的先进性建设研究》文中认为按照党中央在十八大会议上提出的要求,各地城市社区党组织从制度、场所和队伍等层面入手,开展了加强基层服务建设的工作,并取得了显着的成果,对社区治理创新和国家基层稳定起到了有力的推动作用。对共产党而言,先进性是其根本特征,也是生命根基,更是力量源泉。作为马克思主义政党,必须永远保持先进性,作为无产阶级政党,必须永远加强先进性建设。可以说,共产党在中国的执政党地位、人心向背以及发展情况都与先进性建设密切相关,这是新时代中国共产党强化自身建设的命题之一。党的十九大立足新时代的新的历史发展形势,提出在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的过程中,要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以及纯洁性和先进性建设,并将此作为党建工作的主线,赋予其在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中国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的历史进程中以特色意义。城市社区是城市的细胞,是国家治理城市和协调社会利益最基本的载体,对国家的发展和城市的建设至关重要。城市社区党组织是进行加强党的先进性建设的基本单位,更是促进国家富强民主、社会文明和谐的关键所在,但是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完善,随着新时代到来后,城市社区基层党组织在新形势下面临许多新问题、新挑战。在此基础上本文围绕现阶段城市社区党组织先进性建设面临的新问题、新挑战,城市社区党组织先进性建设进行了探索。
张晓容[7](2020)在《新中国成立以来城市社区党建的历史和现实研究 ——以福建省福州市为例》文中认为城市社区党建是中国共产党政党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城市社区党建质量高低,直接关系到城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水平。与形势任务要求相比,当前城市社区党建还存在不适应的情况,引领社区治理的作用发挥不突出,社区党组织的弱化、虚化和边缘化,社区党员队伍能力素质不强等问题,逐渐成为中共加强基层党建中需要破解的关键环节和重要领域。要高质量推进新时代城市建设和发展,就必须强化城市社区党建的引领作用,提升社区党组织的创造力、凝聚力和战斗力,切实为建设现代化城市提供坚强的组织保障。要在推动城市治理中展现人民至上的执政理念和一心为民的宗旨意识,破解城市社区党建工作所要面对的新问题,需要结合形势发展和时代要求从理论解析和实践探索层面上进行探究。伴随居委会到社区的变化,城市基层党建也从居委会党建进入社区党建的阶段。城市化进程带来了许多新情况,社会阶层结构变迁分化,大量人口向城市流动,利益矛盾逐渐增多;新经济组织和新社会组织不断涌现,党的组织覆盖面和工作覆盖面要随之扩大等等。这些问题考验着城市社区党组织的能力水平,给城市社区党建带来了新的挑战。以城市社区党建科学化引领城市社区治理现代化,是新时代城市基层党建工作的新要求,更是实现城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根本保证。有鉴于此,我们需从理论溯源、探索历程、经验总结和路径方法等方面进行研究和阐述。在理论溯源方面,在厘清社区、社区组织、城市社区组织、城市社区党建、城市社区党组织等概念内涵的基础上,对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于党的组织建设、党的基层组织建设思想进行系统梳理,为新时代中共城市社区党建工作奠定理论根基。同时,对不同时期中共城市基层党建的探索历程进行系统梳理,从中汲取所蕴含的理论智慧和历史经验。在现状分析方面,以习近平在福州工作期间基层党建工作的探索和实践为导引,全面介绍福州“13335”社区党建工作模式,通过对社区居民的调查研究和现场访谈,对存在的困境和成因进行分析,进而以前瞻性视角探索新时代城市社区党建的路径方法。研究基于实现城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基本要求,既注重对中共在不同时期加强基层党建经验得失的历史梳理,又基于形势发展和时代要求展开理论分析,试图实现历史与逻辑、理论研究与实证探索相统一,旨在探寻新时代中共城市社区党建的现实路径,实现城市社区党建与城市社区治理深度相融合,引领社区善治。提升城市社区党建科学化水平,对构建基层社会治理新格局具有重要价值和意义。作为一项系统工程,在政治意义上,以历史思维审视在探索城市建设历程中的曲折与成就,必然能够自觉增强中国共产党领导地位的认同感。在实践层面,这一工程需要以建构城市社区党建与社区治理新格局为目标,以充分发挥社区党组织的政治功能为核心,以充分发挥社区党组织的服务功能为重点,以协调社区党组织和其他治理主体关系为基础,为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筑牢根基,进而为中共城市社区党建提供创新思路与合力效应。
赵益[8](2020)在《我国城市社区治理的实践路径研究 ——以锦州市为例》文中认为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的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新格局、新目标,为新时代的城市社区治理提供了新思路、新方法和新方向。共建共治共享的目标是新时代在“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法治保障”基础之上,从社会管理向社会治理的升华。城市社区治理是社会治理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提高社区治理的绩效,既有助于满足居民公共利益诉求、增强居民主动参与社区治理的积极性,也是实现我国社会治理现代化的主要途径。回顾新中国70年的发展历程,随着新中国成立初期保甲制度的废除和单位制的瓦解以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社区也经历了由居委会到社区管理、社区服务到社区建设社区治理再到时下智慧社区建设的发展变革。本文以推进社区治理体系、治理能力现代化和促进社会参与为导向,梳理和概括国内外社区治理研究相关的研究成果,建立理论框架。然后,从国内不同经济发展水平的地区,列举出几个典型的社区治理模式,对其建设过程和典型特征进行剖析,并以锦州市为例,从社区治理体系、治理能力和社会参与三个方面,分析当前我国城市社区治理过程中存在的问题。最后,结合锦州市社区治理过程中实际存在的问题,从打造善治的社区治理结构、规范社区治理实践过程、引导多方参与,塑造共建共治共享社区等方面,探究推进锦州市乃至我国同等经济发展水平城市社区治理现代化的实践路径。
王晨[9](2019)在《绩效导向下的中国城市社区治理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中国城市社区是改革开放以来迅速成长起来的新型社会形态,是观察和衡量社会文明发展水平的微观窗口。城市社区的发展状态以及治理水平,直接反映中国城市现代化建设的水平,是社会治理创新的重要突破口和关键点。本文立足于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现实需求,以治理绩效为导向,在全面分析中国城市社区治理的理论资源、历史基础、支撑要素的价值内涵以及生成逻辑的基础上,阐述了以治理主体结构为载体、以治理行为策略为关键、以公共价值最大化为指向的中国城市社区治理要素的功能定位及其作用机理,探讨了城市社区治理的要素结构、核心变量及其运行机制的优化发展问题。纵向上通过考察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城市社区治理的发展进程,论述了不同发展阶段城市社区治理的目的、内容、方式及其概念表达、实践载体、支撑要素、价值指向的内涵特点;横向上将绩效内涵嵌入到城市社区治理的整体过程,通过对治理动因、治理资源、治理主体、治理结构、治理方式、治理行为、治理结果进行全方位考察,包括对不同城市不同特点的社区治理模式个案的比较分析,尝试对绩效生成视角下城市社区治理绩效模型的建构,进而探讨提升社区治理绩效的优化路径。这样的研究坚持的是宏观思维与微观分析相结合、理论与实践相统一、系统研究、规范研究与实证研究相结合的方法,其目的在于为推进我国城市社区治理结构科学化、行为高效化及其公共价值最大化提供理论支持和策略选择。基于上述研究主题、研究思路与方法遵循,本文在内容上设计了包括导论和结束语在内的八个部分。导论部分主要是对论文的选题缘由与研究意义、国内外研究现状、研究思路与研究方法、内容框架与主要观点、创新之处与主要不足作了概括性介绍。强调从中国城市社区治理的历史基础、理论基础、实践基础出发,按照行为主体公共表达、行为规范公共导向、行为结果公共效用的价值判断,通过对城市社区治理的不同权力配置及其行为方式的比较分析,深入探讨城市社区治理关键要素的作用机理以及不同行为策略与治理绩效的变量关系。第一章主要阐述了城市社区治理的基本概念和相关理论。基于本文的研究对象、研究思路、研究内容、关键要素以及价值追求等问题的综合考量,论文在对学界形成的关于城市社区治理的核心概念、基本范畴进行了系统梳理和分析比较的基础上,分别从国家与社会关系视角、一元管理到多元治理的视角、“理性经济人”到“公共价值”的视角以及集聚共同价值的社会关系等视角,论述了国家—社会理论、多元合作理论、社会资本理论、绩效管理理论的内涵与价值意义,为本文研究提供了理论基础和学术引导。第二章主要梳理和总结了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城市社区治理的发展进程。通过对不同历史条件下中国城市社区治理的目的、内容、方式及其概念化表达的历史性演进——社区管理、社区服务、社区建设、社区治理的实践载体、要素支撑、价值指向及其演进逻辑的系统分析,阐述了不同时期中国城市社区治理的组织结构、行为特征、价值意义与历史局限性。强调城市社区发展的“客观需求”与城市社区治理“主观供给”的动态对接与相互促进,是城市社区现代化发展的基本轨迹;城市社区治理理论的成熟程度,有赖于城市社区治理实践的发育水平,“理论引导”与“经验推动”的融通与互动,是城市社区治理的逻辑理路。从而为本文开展以国家治理现代化为宏观背景、以实现社区公共价值最大化为战略目标的中国城市社区治理研究确立逻辑起点。第三章主要从治理目标、治理主体、治理资源以及治理生态方面对中国城市社区治理的要素构成作了分析阐述。基于治理绩效是治理要素在治理目标牵引下经由合理配置、价值耦合而呈现出来的运行效率高、公共效益大的整体性认识,从城市社区治理治理目标导向、主体构成、治理资源保障以及治理生态优化等方面对中国城市社区治理的动因生成、主体力量、支撑条件、秩序建构以及绩效呈现等问题进行了系统性思考,旨在从“价值目标”“客观条件”“主观因素”相统一的角度,揭示中国城市社区治理的要素构成及其作用机理。强调中国城市社区的地域差异性、发展阶段的初级性及其治理要素发育程度的不均衡性,决定了其治理绩效生成的多线性以及评标标准的多重性。以“绩效”为导向解释我国城市社区治理理论体系和实践机制,则可以在对影响绩效生成的主体结构、制度安排以及行动策略诸多要素的综合分析和动态把握的基础上,认识城市社区治理绩效的生成机理与条件约束。从而为不同条件下的城市治理主体结构类型选择提供新的参考样本,为回应城市社区治理过程中的阶段性需求提供有针对性的策略选择。第四章主要分析阐述了因权力配置不同而形成的不同社区治理结构的类型化表达。论文在揭示中国城市社区治理主体结构类型的一般性质的基础上,将因治理主体要素结构的不同而形成的各具特色、各有优长的城市社区治理实践形态归纳为“权威—管制型”“愿景—服务型”“互利—奉献型”等多种类型。基于治理需求决定治理结构,进而决定治理行为和治理绩效的内在逻辑,一方面分析了不同治理类型表征不同的行为方式与价值指向,另一方面揭示了城市社区治理多种模式并存的合理性及其绩效生成方式的多样性,从而为在既定治理结构情况下的行动策略选择提供价值考量。第五章主要分析阐述了治理主体结构不同及其主体要素作用机理不同而形成的不同治理行为策略。论文在充分考虑经济发展、地域特征、居民构成以及政府偏好诸多因素的基础上,将体现于城市社区治理实践中丰富多彩、各具优势的“主体行为”归纳为“以秩序规制”“以打造精细化服务”“以法治思维为准则”“以共建共治共享治理格局为目标”“以权益维护为动力”“以善政良治为情怀”等若干行为策略。强调治理行为在城市社区治理系统中处于关键环节并发挥驱动作用。城市社区治理公共价值最大化有赖于治理行为的合理化;不同的治理内容和治理目标要求与之相适应的行为策略。在不同的治理条件下,同一个治理主体结构也会做出不同的行为策略选择。这主要体现为各治理主体与外部条件的自觉调适能力,反映的是治理行为过程与治理行为结果的辩证统一。第六章主要分析探讨了中国城市社区治理绩效优化的可行性路径。强调准确把握公共价值与城市社区治理绩效的内在契合性,深刻认识公共价值是城市社区治理自洽性的实践表达,是中国城市社区治理路径优化的首要前提;遵循法治化逻辑、城市空间正义逻辑以及可持续发展战略逻辑是我国城市社区治理路径优化的关键所在;改善治理主体之间的关系、健全治理制度体系、提升治理技术科学化水平以及构建跨域治理联盟是中国城市社区治理路径优化的基本途径;强调公共需求的满足、公共理性的彰显、公共治理的行动以及公共文化的培育是中国城市社区治理路径优化的价值呈现。结束语强调,公共价值是城市社区治理的灵魂所在。秉持社区公共价值最大化的核心理念,坚持党的领导和国家主导,注重发挥社区各方力量的积极性、主动性与创造性,充分运用法治约束、市场调节和社会参与,着力提高社区治理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和民主化水平,是城市社区治理现代化的推进机制。
朱英惠[10](2019)在《街道级社区治理体系改革与再造研究 ——以合肥市滨湖世纪社区为例》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伴随着中国经济的飞速发展和城市化进程的不断加快,社会建设相对于经济建设较为滞后,由此产生的社会问题、稳定问题愈来愈凸显。社会建设的步伐迫切需要加快,社会治理创新被提到重要的战略性地位。2017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强和完善城乡社区治理的意见》明确指出城乡社区是社会治理的基本单元,城市社区成为社会结构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成为城市社会治理的关键。因此,研究社会管理体制改革和社区治理创新成为当下十分重要的课题。本研究以合肥市包河区在进行治理体系改革时建设的滨湖世纪社区这一街道级社区模式为研究对象,探索我国城市社会治理基本单元从传统的“单位”转变为现在的“社区”后城市社区治理出现的新趋势和产生的新问题,并对这一时期的国家与社会关系进行讨论。试图通过“国家—社会”关系视角,对这种“撤街强社”模式进行深入分析,并引入中国化了的政府再造理论,将街道级社区治理模式分割为组织架构再造、治理制度再造、保障机制再造、共治平台再造等四个方面,客观剖析其改革与实践,总结其成效经验和尚未解决的问题以及治理过程又中出现的新问题,为同类地区的同类社区治理提供参考,具有一定的研究意义。根据本研究的分析和论述,笔者认为街道级社区治理模式为我国社会治理创新提供了一个新的方向,不过笔者也发现,虽然这一模式在治理过程中取得了阶段性成效,但从理论和实践的角度进行分析仍然有需要讨论的地方——撤销街道办事处没有法律依据、体制障碍依旧存在、社区工作任务反增不减、居民参与依旧不足。并在此基础上跳出个案研究,从国家与社会关系的角度进行思考,总结出几个尚需讨论的话题。一是撤销街道办事处之后,双向分割其职能的做法是否可持续;二是考虑到城市规模大小和人口多少等问题,实行街道级社区改革模式有无条件限制;三是社区作为社会治理基本单元,其规模适度问题尚需进一步明确;四是这种典型治理往往只是地方精英和领导者在政策要求的自由度内打造的一种模型,并没有自下而上的民众智慧,这种近年来越来越多的典型治理是否会导致国家与社会分离。
二、加强社区建设的新举措——关于在街道建立社区委员会的研究报告(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加强社区建设的新举措——关于在街道建立社区委员会的研究报告(论文提纲范文)
(1)共生理论视角下的中国城市社区治理研究 ——基于对城市社区网格化管理的审视(论文提纲范文)
中文摘要 |
abstract |
绪论 |
一、研究缘起 |
(一)研究问题 |
(二)研究意义 |
二、文献综述 |
(一)以社区网格化管理为关注热点的社区管理研究 |
(二)以社区网络化治理为前沿议题的社区治理研究 |
(三)社区由网格化管理向网络化治理的发展研究 |
(四)共生理论的发展及其应用研究 |
三、研究思路与方法 |
(一)研究思路 |
(二)研究方法 |
四、研究的创新点与不足 |
(一)研究的创新点 |
(二)研究的不足之处 |
第一章 核心概念、理论基础与分析框架 |
一、核心概念 |
(一)城市社区 |
(二)城市社区网格化管理 |
(三)城市社区网络化治理 |
(四)共生 |
二、理论基础 |
(一)社会主义协商民主理论 |
(二)治理理论 |
(三)共生理论 |
三、分析框架 |
本章小结 |
第二章 同质下延:中国城市社区网格化管理的兴起 |
一、中国城市社区网格化管理的缘起 |
(一)城市社区管理的初始历程 |
(二)城市社区网格化管理的初创形态(2004) |
(三)城市社区网格化管理的初步成长(2005-2012) |
二、中国城市社区网格化管理的同质化下延分析 |
(一)城市社区网格化管理的主体多数属于体制内 |
(二)城市社区网格化管理的资源主要来自于政府 |
(三)城市社区网格化管理的运行推进了政策执行 |
三、中国城市社区网格化管理的成效与限度 |
(一)城市社区网格化管理的成效 |
(二)城市社区网格化管理的限度 |
本章小结 |
第三章 偏利共生:网格化管理强化与治理主体培育 |
一、中国城市社区的实践新探(2012 年末-2015) |
(一)2013 年城市社区的新实践:减负增效 |
(二)2014 年城市社区的新实践:三社联动 |
(三)2015 年城市社区的新实践:政社互动 |
(四)2013-2015 年城市社区新实践的总特征 |
二、中国城市社区偏利共生行为模式研判 |
(一)共生单元具备:少量的异质治理主体存在 |
(二)共生界面生成:党政主导的相关项目设立 |
(三)共生条件满足:单向为主的物质信息交流 |
(四)共生成果配置:非政府主体增殖能力提升 |
三、中国城市社区实践新探的成果与困境 |
(一)城市社区实践新探的成果 |
(二)城市社区实践新探的困境 |
本章小结 |
第四章 非对称互惠共生:网格化管理新突破与治理要素新发展 |
一、近年来中国城市社区的新实践(2016-至今) |
(一)近年来城市社区网格化管理新突破 |
(二)近年来城市社区治理要素的新发展 |
(三)近年来城市社区新实践的整体特征 |
二、中国城市社区非对称互惠共生行为模式剖释 |
(一)共生单元具备:丰富的治理主体生成 |
(二)共生界面生成:多方发起的活动开展 |
(三)共生条件满足:多向的物质信息交流 |
(四)共生成果配置:组织间非同步性进化 |
三、近年来中国城市社区实践的收效与问题 |
(一)近年来城市社区实践的收效 |
(二)近年来城市社区实践的问题 |
本章小结 |
第五章 导向对称互惠共生:城市社区前行的目标、动力与阻力 |
一、网络化治理:中国城市社区进一步发展的目标 |
(一)对称互惠共生:城市社区发展的理想状态 |
(二)网络化治理:实现理想状态的工具设计 |
(三)中国城市社区网络化治理的系统结构 |
(四)网络化治理系统结构建构的基础条件 |
二、中国城市社区向网络化治理发展的动力 |
(一)城市社区网络化治理的党政领导力 |
(二)城市社区网络化治理的利益驱动力 |
(三)城市社区网络化治理的科技支撑力 |
三、中国城市社区向网络化治理发展的阻力 |
(一)城市社区网络化治理中的多重委托代理关系 |
(二)目标和利益冲突下委托代理关系的内在张力 |
本章小结 |
第六章 中国城市社区网络化治理的实现路径 |
一、共生:中国城市社区网络化治理的价值理念 |
(一)价值冲突是主体间张力背后更深层次原因 |
(二)价值理念是影响城市社区治理的根本因素 |
(三)中国城市社区网络化治理的共生价值体系 |
二、丰富共生主体:中国城市社区网络化治理的组织建设 |
(一)在双向需求导向下,选择刚性约束 |
(二)在目标需求导向下,采用弹性约束 |
(三)在利益需求导向下,实施有效激励 |
三、完善共生界面:中国城市社区网络化治理的行动选择 |
(一)以协商为基础,形成主体间的共识共信 |
(二)以共治为主线,强化主体间的共担共监 |
(三)以共享为旨归,推动全主体的双维进化 |
四、优化共生条件:中国城市社区网络化治理的技术支撑 |
(一)以用户为中心,建设治理网络平台 |
(二)以平台为依托,联通社区治理主体 |
(三)以问题为导向,健全运行保障体系 |
本章小结 |
结语 |
参考文献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发表的科研成果 |
致谢 |
(2)城市基层社会“嵌合式治理”研究 ——以C市N区街道改革为中心(论文提纲范文)
中文摘要 |
abstract |
第1章 绪论 |
1.1 研究问题 |
1.1.1 城市基层治理结构的宏观转向 |
1.1.2 论域及框架锚定 |
1.1.3 研究意义与价值 |
1.2 文献述评 |
1.2.1 基层社会治理相关研究 |
1.2.2 街道改革相关问题研究 |
1.2.3 嵌入与互嵌的相关问题研究 |
1.2.4 既有研究的反思与进路 |
1.3 核心概念界定及其理论视角 |
1.3.1 “嵌合”概念和理论的追索 |
1.3.2 “嵌合式治理”的界定 |
1.3.3 理论比较视野中的“嵌合式治理” |
1.4 资料来源与研究方法 |
1.4.1 资料来源 |
1.4.2 研究方法 |
第2章 社会转型背景下街道办事处制度变迁 |
2.1 单位制时期:主辅并行的条线式治理结构 |
2.1.1 主线:国家——单位——个人 |
2.1.2 辅线:国家——街居——个人 |
2.1.3 主辅并行式条线结构的制度后果 |
2.2 改革开放至九十年代末:街居治理条线核心化 |
2.2.1 “主线”的弱化 |
2.2.2 “辅线”的核心化 |
2.2.3 城市基层治理“辅线核心化”的实质与限度 |
2.3 新时期街道改革主要模式与分析 |
2.3.1 撤销街道办的初步尝试及其评价 |
2.3.2 治理重心下移与街道服务管理多重改革探索 |
2.3.3 治理视域下街道改革的总体趋向 |
2.4 C市N区的街道服务管理模式创新 |
2.4.1 C市N区街道改革的地域性变量及其制约 |
2.4.2 嵌合式治理:C市N区街道改革主导面向 |
第3章 基层治理嵌合关系的建立 |
3.1 嵌合关系建立的条件 |
3.1.1 国家主动让渡社会空间与主导链接 |
3.1.2 社会主体治理与服务的专业性 |
3.1.3 嵌入性主体的自带资源与社会资本 |
3.1.4 非对等关系中社会组织对政府的主动依附 |
3.2 嵌合关系建立的主要路径 |
3.2.1 街道自主购买社会服务 |
3.2.2 上级政府资源链接与指派 |
3.2.3 街道搭建嵌合平台 |
3.3 嵌合关系建立的实证分析 |
3.3.1 嵌合关系的载体铺设 |
3.3.2 委托枢纽型组织联结嵌合关系 |
3.3.3 政府购买服务项目运作中的嵌合关系 |
3.3.4 建立“治理嵌合体”争取上级政府资源 |
3.4 嵌合关系建立的逻辑及其限制 |
3.4.1 面向“治理共同体”的嵌合结构功能 |
3.4.2 嵌合关系建立的社区“被动化”及其吊诡 |
3.4.3 非竞争性购买关系的建立及其变异 |
第4章 嵌合治理的结构与行动 |
4.1 嵌合治理的“结构——行动”范式 |
4.1.1 “结构——行动”理论分析视角 |
4.1.2 “结构——行动”范式的嵌合治理研究适用性 |
4.2 治理嵌合体构塑及其行动的实证展开 |
4.2.1 案例呈现与治理嵌合体的构塑 |
4.2.2 社区服务的三重空间嵌合 |
4.2.3 常态服务与项目制叠加的嵌合行动 |
4.2.4 疫情防控与线上服务转移 |
4.3 嵌合治理结构与行动的分析讨论 |
4.3.1 治理结构与行动的相互形塑与良性互构 |
4.3.2 作为在地性组织的街居主体空心化 |
4.3.3 商业营利取向遮蔽服务公益性 |
4.3.4 街道主导下社区与社会组织的双向排斥 |
第5章 嵌合治理的内蕴动力 |
5.1 嵌合治理的动力结构分析 |
5.1.1 国家——社会的复合动力结构及其局限 |
5.1.2 以“政党维度”分析嵌合治理动力结构 |
5.2 以政党力量为内核的嵌合治理动力 |
5.2.1 典型单位制转型与社区衰败 |
5.2.2 街道行政主导的旧城改造及其限度 |
5.2.3 以政党资源为内蕴动力的嵌合治理 |
5.3 政党组织社会的理论思索 |
5.3.1 街居党组织促动嵌合治理的何以可能 |
5.3.2 以街道作为嵌合治理运作单位的恰切性 |
5.3.3 党建引领嵌合治理的长效机制问题 |
第6章 应急状态下的动员式嵌合与联动 |
6.1 社会动员的理论谱系与中国动员传统 |
6.1.1 社会动员理论回溯及其界定 |
6.1.2 我国社会动员传统与应急动员 |
6.2 新冠疫情防控背景下基层动员式嵌合机制 |
6.2.1 社区网格化治理逻辑与局限 |
6.2.2 社区网格的非常态治理与联动 |
6.2.3 应急动员式嵌合治理的实质与超越 |
6.3 街道主导性应急动员的限度与进路 |
6.3.1 应急动员倒逼行政力强化 |
6.3.2 基层“政绩竞赛”与嵌合悬浮化 |
6.3.3 超越网格联动机制的全能化迷思 |
6.3.4 应急动员的嵌合治理向常态化转型 |
第7章 结论与进一步讨论 |
7.1 嵌合式治理与基层社会“新公共性”营造 |
7.2 社会互构论视域下的嵌合式治理及其评价 |
7.2.1 嵌合式治理的多维性与联通性 |
7.2.2 基层社会治理的街道定位与功能再探讨 |
7.2.3 对嵌合式治理双向性与非均衡性的体认 |
7.3 城市基层社会走向“善治”的路径探索 |
参考文献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科研成果 |
致谢 |
(3)民族地区政策执行的类型研究 ——以湘西州社区建设为例(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第一章 导论 |
一、选题缘起与选题意义 |
(一) 选题缘起 |
(二) 选题意义 |
1. 理论意义 |
2. 现实意义 |
二、文献综述 |
(一) 政策类型与政策执行 |
(二) 民族地区政策执行相关研究 |
1. 民族地区政策执行的特殊性 |
2. 民族地区政策执行的经验与对策 |
(三) 民族地区社区建设相关研究 |
1. 国外关于民族地区社区建设的研究 |
2. 国内关于民族地区社区建设的研究 |
(四) 社区建设政策相关研究 |
(五) 相关研究述评 |
三、研究内容、研究方法与技术路线 |
(一) 研究内容 |
(二) 研究方法 |
(三) 技术路线 |
(四) 创新之处 |
第二章 民族地区社区建设政策执行分析框架 |
一、概念界定 |
(一) 社区建设与社区建设政策 |
1. 社区建设 |
2. 社区建设政策 |
(二) 政策执行及社区建设政策执行 |
(三) 民族地区 |
二、民族地区社区建设政策执行的分析框架与案例选择 |
(一) 理论根基 |
1. 行动者的参与:利益相关者理论 |
2. 政策执行中的央地关系:戈金的府际间政策执行沟通模型 |
3. 民族社区建设的价值内核:民族区域自治理论 |
(二) 民族地区社区建设政策执行的分析框架 |
1. 分析框架的构建 |
2. 基本假设 |
(三) 案例选择 |
1. 湘西简介 |
2. 政策案例的选取 |
第三章 实质性规制政策的执行类型分析:以湘西州社区矫正为例 |
一、作为实质性规制政策的社区矫正政策 |
(一) 实质性规制政策 |
(二) 我国社区矫正的政策背景与历史沿革 |
1. 社区矫正的勃兴 |
2. 社区矫正的历史沿革 |
二、湘西州社区矫正政策执行过程 |
(一) 湘西州社区矫正机构体系 |
(二) 各行动主体的权力资源 |
(三) 社区矫正中官方政策利益相关者之间的互动 |
(四) 案例说明 |
1. 社区矫正人员重犯的化解 |
2. 社区矫正人员规范训练 |
(五) 湘西州社区矫正政策执行的绩效评价 |
三、湘西州社区矫正政策执行类型分析 |
(一) 社区矫正政策的损失嵌入性和自主性 |
1. 社区矫正政策具有较强的损失嵌入性 |
2. 社区矫正政策具有较弱的自主性 |
(二) 湘西州社区矫正政策执行逻辑:合作执行 |
四、小结与政策建议 |
第四章 程序性政策的执行类型分析:以湘西州社区环境建设为例 |
一、作为程序性政策的社区环境建设 |
(一) 程序性政策 |
(二) 社区环境建设的背景及历史沿革 |
1. 社区环境建设的时代背景 |
2. 社区环境建设的实践历程 |
二、美丽湘西在社区中的执行 |
(一) 社区管理体制 |
(二) 资源支撑 |
(三) GD社区建设美丽湘西的政策过程 |
1. GD社区环境建设面临的挑战 |
2. GD社区环境建设的主要行动 |
3. GD社区环境建设的经验 |
(四) 社区开展美丽湘西建设工作评价 |
1. 社区开展美丽湘西工作效果评价体系简述 |
2. 社区开展美丽湘西工作评估过程 |
3. 社区开展美丽湘西工作评估结果分析 |
三、湘西州社区环境政策执行类型分析 |
(一) 美丽湘西政策的损失嵌入性与自主性 |
1. 美丽湘西政策具有较低的损失嵌入性 |
2. 美丽湘西政策具有较低的自主性 |
(二) 社区建设美丽湘西的行动逻辑:行政性执行 |
1. 管理体制机制在社区建设美丽湘西过程中起到决定性作用 |
2. 资源支撑不足限制了美丽湘西的有效执行 |
四、小结与政策建议 |
第五章 再分配政策的执行类型分析: 以湘珏州社区低保政策执行为例 |
一、作为再分配政策的最低生活保障制度 |
(一) 再分配政策 |
(二) 农村低保制度的政策演进过程 |
二、湘西州农村社区低保运行过程 |
(一) 湘西农村社区低保政策的执行类型 |
(二) 农村社区低保政策执行过程一以D社区为例 |
(三) 湘西州农村社区低保政策执行效果评价 |
1. 指标体系的设计 |
2. 选取区域、数据的获取与基本信息 |
3. 湘西州农村社区低保政策执行绩效结果 |
三、湘西州农村社区低保政策执行类型分析 |
(一) 社区低保政策的损失嵌入性与自主性 |
1. 社区低保政策具有较强的损失嵌入性 |
2. 社区低保政策具有较强的自主性 |
(二) 湘西社区低保政策行动逻辑:变通执行 |
1. 农村社区低保政策执行中各利益相关者的道德风险 |
2. 优势联盟的形成及影响 |
四、小结与政策建议 |
第六章 分配性发展政策的执行类型分析:以湘西州社区养老为例 |
一、作为分配性发展政策的社区养老政策 |
(一) 分配性发展政策 |
(二) 社区养老的政策历程 |
二、湘西州社区养老政策执行过程 |
(一) 福利供给者的职责发挥与探索性行动 |
(二) 社区养老服务递送项目案例:从老年饭桌到社区养老服务驿站 |
(三) 湘西州社区养老政策执行效果评价 |
1. 指标体系的设计 |
2. 选取区域、数据的获取与基本信息 |
4. 老年人对社区养老服务的评价 |
5. 对社区养老供给工作的评价 |
6. 湘西社区养老政策执行效果分析 |
三、湘西州社区养老政策执行类型分析 |
(一) 社区养老政策的损失嵌入性与自主性 |
1. 社区养老政策具有较低的损失嵌入性 |
2. 社区养老政策具有较高的自主性 |
(二) 湘西社区养老政策行动逻辑: 探索性执行 |
1. 利益相关者的积极性对政策执行的影响 |
2. 资源配置对社区养老服务的影响 |
四、小结与政策建议 |
第七章 研究总结与展望 |
一、比较案例总结 |
二、对未来研究的思考 |
参考文献 |
后记 |
攻读博士期间发表论文 |
附录一: 社区田野调查访谈提纲 |
附录二: 问卷调查 |
附录三: GD社区田野调查报告 |
一、GD社区简介 |
二、GD社区之发现 |
学位论文评阅及答辩情况表 |
(4)城市社区思想政治教育问题与对策研究 ——以西安某社区为例(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第一章 绪论 |
1.1 选题背景和意义 |
1.1.1 选题背景 |
1.1.2 研究目的 |
1.1.3 研究意义 |
1.2 国内外研究现状 |
1.2.1 国内研究现状 |
1.2.2 国外研究现状 |
1.3 研究思路、内容 |
1.3.1 基本思路 |
1.3.2 主要内容 |
1.4 研究方法、创新点 |
1.4.1 研究方法 |
1.4.2 创新点 |
第二章 城市社区思想政治教育的相关理论基础研究 |
2.1 相关概念界定 |
2.1.1 城市社区 |
2.1.2 思想政治教育 |
2.1.3 城市社区思想政治教育 |
2.2 相关理论基础 |
2.2.1 马克思的人学理论 |
2.2.2 中国共产党的城市社区思想政治教育理论 |
2.2.3 国外有关城市社区教育的理论 |
2.3 城市社区思想政治教育的特点、要求及意义 |
2.3.1 城市社区思想政治教育的特点 |
2.3.2 城市社区思想政治教育的新要求 |
2.3.3 城市社区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意义 |
第三章 城市社区思想政治教育的现状:以西安某社区为例 |
3.1 基于访谈基础的社区思想政治教育主体现状分析 |
3.1.1 社区组织 |
3.1.2 社区工作者 |
3.2 基于问卷调查的社区思想政治教育客体现状分析 |
3.2.1 调查问卷的编制与实施 |
3.2.2 调查问卷的信度与效度 |
3.2.3 调查数据分析 |
3.3 基于实地考察的社区思想政治教育环境现状分析 |
3.3.1 社区思想政治教育环境的自然环境条件 |
3.3.2 社区思想政治教育环境的社会环境条件 |
3.3.3 社区思想政治教育环境的文化环境条件 |
第四章 城市社区思想政治教育存在的问题及原因:以西安某社区为例 |
4.1 城市社区思想政治教育存在的问题 |
4.1.1 教育主体:组织和工作者的职能和发展困境 |
4.1.2 教育客体:异质与多元下的动员和整合困境 |
4.1.3 教育方式方法:创新意识和理念更新困境 |
4.2 城市社区思想政治教育问题的原因分析 |
4.2.1 思想意识层面:公共精神和主流价值观引领乏力 |
4.2.2 队伍层面:社会认同和激励机制不足 |
4.2.3 受众层面:对象急剧扩展且复杂化 |
4.2.4 管理层面:体制机制建设有待完善 |
第五章 加强和改进城市社区思想政治教育的对策 |
5.1 在职能明确基础上发挥社区组织在思政教育中的协同作用 |
5.1.1 发挥城市社区党组织在思政教育中的政治引领作用 |
5.1.2 发挥居委会在促进居民思想道德素质和社区文明程度中的作用 |
5.1.3 发挥物业管理公司在居民行为规范引导和小区精神文明建设中的作用 |
5.2 在完善人才成长机制中提升社区思政教育队伍专业化水平 |
5.2.1 提升社区工作者的服务意识 |
5.2.2 完善人才选拔机制 |
5.2.3 优化培训教育机制 |
5.2.4 建立合理的晋升及激励机制 |
5.3 在动员居民参与中把握城市社区思政教育的精髓 |
5.3.1 以制度体系为基础,提高居民的参与意识 |
5.3.2 以网络为平台,开拓新的参与渠道 |
5.3.3 以群为媒介,调动各层次群体参与 |
5.4 在实践探索中实现社区思政教育内容的与时俱进 |
5.4.1 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
5.4.2 加强居民道德观教育 |
5.4.3 推行社区居民法治观教育 |
5.4.4 培育社区公共精神 |
5.4.5 提升居民的社区和城市认同感 |
5.5 在稳步提高中加强社区思政教育的理念和方法创新 |
5.5.1 以互动式教育破解主体困境 |
5.5.2 以科学化教育提升任务实效 |
5.5.3 以网络化教育增进便利性 |
5.5.4 以文化育人提升社区软环境 |
5.5.5 以生活化场景增强教育亲和力 |
5.6 在综合平衡中完善社区思政教育运行机制 |
5.6.1 建立社区思想政治教育协同联动机制 |
5.6.2 建立社区思想政治教育资金保障机制 |
5.6.3 建立社区思想政治教育资源整合机制 |
5.6.4 建立社区思想政治教育动态监督机制 |
第六章 结论 |
6.1 结论 |
6.2 不足与展望 |
致谢 |
参考文献 |
附录 |
攻读学位期间参加科研情况及获得的学术成果 |
(5)中国城市社区互动式治理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中文摘要 |
abstract |
绪论 |
一、研究缘起与研究意义 |
(一)研究缘起 |
(二)研究意义 |
二、研究概况与总体评价 |
(一)国外相关研究概况 |
(二)国内相关研究概况 |
(三)总体评价 |
三、研究方法及研究思路 |
(一)研究方法 |
(二)研究思路 |
四、研究可能的创新及不足 |
(一)可能创新之处 |
(二)研究不足之处 |
第一章 中国城市社区互动式治理研究的核心概念、理论基础与分析框架 |
一、核心概念 |
(一)社区、城市社区与社区治理 |
(二)中国城市社区与社区治理 |
(三)互动式治理 |
二、理论基础 |
(一)治理理论 |
(二)“国家-社会”关系理论 |
三、分析框架 |
(一)对“国家-社会”互动分析范式的继承 |
(二)对互动式治理分析范式的继承发展 |
(三)“行动者-制度-行动”分析框架构建 |
本章小结 |
第二章 历史沿革与演进特征:中国城市社区治理的前世今生 |
一、传统到现代:中国城市社区治理发展的历史沿革 |
(一)1949~1990:城市社区行政管理阶段 |
(二)1991~2011:城市社区全面建设阶段 |
(三)2012~2019:城市社区多元治理阶段 |
二、管控到互动:中国城市社区治理发展的演进特征 |
(一)一元化向多元化演进的治理主体 |
(二)单位制向社区制演进的制度转型 |
(三)纵向型向网络型演进的行动策略 |
本章小结 |
第三章 实践案例与困境分析:互动式治理视阈下当代中国城市社区治理的探索 |
一、中国差异化城市社区治理类型中的实践探索 |
(一)行政导向:大都市边缘社区治理实践 |
(二)社会导向:智慧社区建设的治理实践 |
(三)市场导向:新型商品房社区治理实践 |
二、中国城市社区治理的现状特征 |
(一)治理行动者:党政为核心的多元主体治理转型 |
(二)治理制度:顶层设计与具体运作的制度化体系 |
(三)治理行动:多样化治理方式交叠的调适性互动 |
三、中国城市社区治理的互动困境 |
(一)行动者角色迷失困境 |
(二)社区资源整合的困境 |
(三)陌生人社区治理困境 |
(四)互动渠道不畅通困境 |
四、中国城市社区治理的困境归因 |
(一)公共性不足问题 |
(二)治理模糊性问题 |
(三)路径依赖的问题 |
(四)法治化建设问题 |
本章小结 |
第四章 “行动者-制度-行动”框架下中国城市社区互动式治理的机制构建 |
一、中国城市社区互动式治理生成发育逻辑 |
(一)城市社区互动式治理的传统意蕴 |
(二)城市社区互动式治理的时代要求 |
二、行动者:城市社区互动式治理中的多元动态主体 |
(一)国家行动者——党组织、政府、居委会的治理参与 |
(二)社会行动者——业委会、非政府组织的治理参与 |
(三)市场行动者——社区企业等市场力量的治理参与 |
(四)行动者间关系:国家-社会-市场行动者在互动式治理中的互补互嵌 |
三、制度:城市社区互动式治理行动者与行动的制度空间 |
(一)城市社区互动式治理制度的内在逻辑 |
(二)城市社区互动式治理制度的外在互动 |
四、行动:中国城市社区互动式治理中行动空间与互动逻辑 |
(一)社区互动式治理的行动空间内涵 |
(二)社区互动式治理行动的共同目标 |
(三)社区互动式治理行动的精神内核 |
(四)社区互动式治理行动的互动逻辑 |
本章小结 |
第五章 中国特色城市社区互动式治理的实现之路 |
一、互动网络:社区互动式治理行动者的关系架构 |
(一)互动式动态网络构建的关键要素 |
(二)互动式动态网络架构的具体策略 |
二、互动规则:社区互动式治理的制度化体系完善 |
(一)社区互动式治理的法治之路 |
(二)社区互动式治理的软法之治 |
(三)第三方评估机制的监督之力 |
三、互动精神:社区互动式治理行动的文化内推力 |
(一)重塑社区公共精神 |
(二)整合社区公共文化 |
(三)培育社区文化组织 |
四、互动平台:社区互动式治理行动中的落实载体 |
(一)信息化中的技术型平台建设 |
(二)利益诉求的表达型平台建设 |
(三)民主互动的协商型平台建设 |
本章小结 |
结语 |
参考文献 |
攻读博士期间的科研成果 |
附录一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社区治理重要讲话 |
附录二 十八大以来中共中央重要文献中社区治理相关论述 |
附录三 十八大以来国务院政府工作报告社区治理相关论述 |
附录四 十八大以来国家级重要规划中社区治理的相关论述 |
附录五 城市社区治理相关法律和行政法规 |
附录六 中央及部委城市社区治理相关政策文件 |
附录七 某市社区治理任务与工作内容汇总 |
后记 |
(6)新时代城市社区党组织的先进性建设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绪论 |
第一节 选题背景 |
第二节 研究意义 |
一、科学意义 |
二、实践意义 |
第三节 国内外研究综述 |
一、国外研究现状 |
二、国内研究现状 |
第四节 研究思路和研究方法 |
(一)研究思路 |
(二)研究方法 |
第五节 创新之处 |
第二章 党的先进性建设和新时代城市社区党组织先进性建设概述 |
第一节 党的先进性建设 |
一、马克思主义政党先进性思想 |
二、党的先进性涵义 |
三、党的先进性建设本质内涵 |
第二节 新时代城市社区党组织先进性理论内涵 |
一、新时代城市社区党组织先进性建设的构成及由来 |
二、新时代城市社区党组织先进性建设的本质内涵 |
三、新时代城市社区党组织先进性建设的现状 |
四、新时代城市社区党组织先进性建设的体现 |
第三节 党的先进性判断标准的历史演变过程 |
一、实践标准是检验党的先进性的最基本的标准 |
二、生产力标准是检验党的先进性的历史标准 |
三、“先锋、先导、先行”标准是检验党的先进性的价值标准 |
四、“全面从严治党”标准是检验党的先进性的具体标准 |
第四节 新时代城市社区党组织先进性的衡量标准 |
一、城市社区党组织坚持党的领导的标准 |
二、城市社区党组织增强自身凝聚力的标准 |
三、城市社区党组织密切联系群众的标准 |
四、城市社区党组织引领社区文化发展的标准 |
五、城市社区党组织推动共建共治共享的标准 |
第三章 新时代城市社区党组织先进性建设存在的问题 |
第一节 城市社区党组织的自身组织建设存在问题(以青岛薛家岛街道为例) |
一、社区党建任务远超党组织的工作范围 |
二、“三有一化”建设上困难重重 |
第二节 “两委”班子存在问题(以昆明新迎社区为例) |
一、“两委”班子党性意志不坚定 |
二、“两委”关系不协调 |
第三节 党员干部队伍存在问题(以安徽党员干部毛玉启为例) |
一、党员干部思想偏差 |
二、党员干部脱离群众 |
第四节 城市社区党组织的群众路线机制存在问题(以南京东山街道为例) |
一、群众路线价值理念淡薄 |
二、制度执行和运行效率不够 |
第五节 小结 |
第四章 健全完善城市社区党组织先进性建设的对策分析 |
第一节 加强城市社区党组织的政治建设 |
一、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行动纲领 |
二、坚定社区党员的党性和宗旨意识 |
三、开展政治教育活动 |
第二节 加强城市社区党组织自身的组织建设 |
一、正确处理三个关系着力解决“思想认识”问题 |
二、创新工作机制切实建立社区党组织网络 |
三、加强组织建设不断提高社区党务工作者的素质与能力 |
四、加大资金投入建立社区党建工作保障机制 |
第三节 理顺“两委”关系形成合力促进共同发展 |
一、通过制度创新理顺“两委”关系 |
二、切实加强城市社区党组织基层建设 |
三、进一步用法律规范“两委”之间的关系 |
第四节 加强城市社区党组织的群众路线建设 |
一、学习和实践群众路线自觉化 |
二、建立健全学习长效机制 |
三、健全和完善监督保障机制 |
四、规范和完善长效机制 |
结论 |
参考文献 |
致谢 |
在读期间公开发表论文及科研情况 |
(7)新中国成立以来城市社区党建的历史和现实研究 ——以福建省福州市为例(论文提纲范文)
中文摘要 |
Abstract |
绪论 |
一、研究缘起与意义 |
二、国内外研究现状 |
三、基本思路和研究方法 |
四、创新之处 |
第一章 城市社区党建的相关概念界定 |
第一节 城市社区组织的内涵界定 |
一、城市社区的概念及其类型 |
二、城市社区组织的概念及其类型 |
第二节 城市社区党建的内涵界定 |
一、城市社区党建的概念诠释 |
二、城市社区党建的逻辑边界 |
三、城市社区党建的功能定位 |
第二章 中国共产党组织建设的理论基础 |
第一节 马克思恩格斯关于党的组织建设的思想阐释 |
一、无产阶级政党的组织形式 |
二、无产阶级政党的组织原则 |
三、无产阶级政党的组织制度 |
第二节 列宁关于党的基层组织建设的思想阐述 |
一、党的基层组织的组织设置 |
二、党的基层组织的活动方式 |
三、党的基层组织的队伍建设 |
第三章 新中国成立以来城市社区党建的发展历程及历史经验 |
第一节 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城市基层党建的探索实践 |
一、新中国成立初期城市基层党建的新场域 |
二、全面建设社会主义时期城市基层党建的摸索 |
三、“文化大革命”时期城市基层党建的曲折发展 |
第二节 改革开放新时期城市社区党建的探索实践 |
一、改革开放起步和全面展开时期城市社区党建的探索实践 |
二、创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时期城市社区党建的探索尝试 |
三、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与城市社区党建的新阶段 |
第三节 新时代城市社区党建的新进展新挑战 |
一、新时代城市社区党建的创新推进 |
二、新时代城市社区党建的基本特征 |
三、新时代城市社区党建的现实挑战与存在问题 |
第四节 新中国成立以来城市社区党建的历史经验 |
一、必须始终发挥全面领导作用,巩固党在城市的执政基础 |
二、必须强化基层党员教育管理监督,不断提升党组织的组织力 |
三、必须选优配强党组织带头人,破解党组织“三化”问题 |
四、必须适应社会结构阶层变迁,持续创新组织设置方式 |
五、必须以社区党建为基础,构建城市大党建格局 |
六、必须突出社区党建引领功能,提高社区基层治理现代化水平 |
第四章 城市社区党建的福州实践 |
第一节 习近平在福州工作期间基层党建工作的探索和实践 |
一、完善党的组织设置 |
二、强化党支部堡垒作用 |
三、加强党员队伍建设 |
四、加强党组织班子建设 |
五、加强党内制度建设 |
第二节 党的十八大前的实践探索:福州市鼓楼区“135”社区党建工作模式 |
一、强化一个领导 |
二、建设三支队伍 |
三、健全五项机制 |
第三节 新时代的实践探索:“13335”军门社区工作法 |
一、坚持党建引领 |
二、健全三项机制 |
三、搭建三个平台 |
四、强化三项保障 |
五、打造“五在社区” |
第四节 福州市鼓楼区社区党建的实证调查 |
一、设计思路与样本分析 |
二、调查现状 |
三、成因分析 |
第五章 新时代加强城市社区党建的对策思考 |
第一节 以城市基层治理基层党建新格局推进社区党建新发展 |
一、从破解城市基层治理新难题来加强社区党建工作 |
二、从扩大城市基层党建覆盖面来加强社区党建工作 |
三、从增强城市基层党建系统性来加强社区党建工作 |
第二节 以协调社区党组织和其他治理主体关系推进社区党建新发展 |
一、发挥社区党组织在社区治理中的领导作用 |
二、发挥社区居委会在社区治理中的自治作用 |
三、提升社区工作服务站专业水平 |
四、增强社会组织参与主体性 |
五、发挥社区居民的主体作用 |
第三节 以充分发挥社区党组织的政治功能推进社区党建新发展 |
一、正确认知社区党组织的政治定位 |
二、强化社区党组织的教育管理监督党员职责 |
三、严肃社区党组织党内政治生活 |
四、选优配强社区党组织带头人队伍 |
第四节 以充分发挥社区党组织的服务功能推进社区党建新发展 |
一、区域化统筹整合服务资源 |
二、精细化项目拓展服务内涵 |
三、信息化建设提升服务效能 |
四、系统化管理提升服务水平 |
结语 |
附录1 福州市鼓楼区社区党建引领社区治理的问卷调查(社区居民) |
附录2 福州市鼓楼区社区党建引领社区治理的访谈提纲 |
参考文献 |
攻读学位期间承担的科研任务与主要成果 |
致谢 |
个人简历 |
(8)我国城市社区治理的实践路径研究 ——以锦州市为例(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一、导言 |
(一)选题缘由 |
(二)国内外研究现状 |
1.国外研究现状 |
2.国内研究现状 |
(三)研究思路与方法 |
1.研究思路 |
2.研究方法 |
二、城市社区治理相关理论及我国城市社区的发展进程 |
(一)城市社区治理相关概念及理论 |
1.社区与城市社区 |
2.治理与善治 |
3.城市社区治理 |
(二)我国城市社区治理的发展阶段与典型治理模式 |
1.我国城市社区治理的发展阶段 |
2.国内典型社区治理模式分析 |
三、锦州市城市社区治理基本情况分析 |
(一)锦州市城市社区基本情况 |
(二)锦州市城市社区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状分析 |
1.锦州市城市社区治理体系建设现状 |
2.锦州市城市社区治理能力现状 |
四、锦州市城市社区治理过程中存在的主要问题及原因分析 |
(一)锦州市城市社区治理存在的主要问题 |
1.社区治理体系不够健全 |
2.社区治理实践缺乏规范指导 |
3.社会参与城市社区治理缺位 |
(二)我国城市社区治理存在问题的主要原因分析 |
1.社区治理思想固化 |
2.街道办事处与社区职能转换不到位 |
3.社区工作者队伍建设落后 |
4.社会参与相对缺失 |
五、推进我国城市社区治理现代化的实践路径 |
(一)打造善治的社区治理结构 |
1.以党建为引领,加强社区治理体系建设 |
2.加强制度供给优化,保障社区建设规范化运行 |
3.加强社区文化建设,打造社区共同体 |
(二)解放思想,规范社区治理实践过程 |
1.准确定位政府和社区职能,形成良好的政社关系 |
2.运用互联网思维,塑造智慧社区 |
3.加强社区自治主体建设 |
(三)引导多方参与,塑造共建共治共享社区 |
1.发挥政府宏观调控的作用,促进社会多方参与 |
2.完善民主协商机制 |
3.加强信息公开,拓宽居民民主参与平台 |
结语 |
参考文献 |
附录1 |
附录2 |
致谢 |
攻读硕士学位期间论文发表情况 |
(9)绩效导向下的中国城市社区治理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导论 |
一、选题缘由与研究意义 |
(一) 选题背景 |
(二) 研究意义 |
二、国内外研究现状述评 |
(一) 国外研究现状 |
(二) 国内研究现状 |
(三) 研究成果评析 |
三、研究思路与研究方法 |
(一) 研究思路 |
(二) 研究方法 |
四、内容框架与主要观点 |
五、创新之处与主要不足 |
(一) 本文的主要新意或特点 |
(二) 不足之处 |
第一章 基本概念与相关理论 |
一、治理与城市社区治理 |
(一) 治理 |
(二) 社区治理 |
(三) 城市社区治理 |
二、城市社区治理结构、行为、绩效及其公共价值 |
(一) 城市社区治理结构 |
(二) 城市社区治理行为 |
(三) 城市社区治理绩效 |
(四) 城市社区治理的公共价值 |
三、城市社区治理的相关理论 |
(一) 国家与社会关系视角:国家—一社会理论 |
(二) 从一元管理到多元参与治理拓展的视角:多元合作治理理论 |
(三) 从“理性经济人”到“公共价值”的视角:后新公共管理理论 |
(四) 集聚共同价值的社会关系视角:社会资本理论 |
(五) 提升治理效率和效果的视角:绩效管理理论 |
第二章 新中国成立以来城市社区治理的历史回顾 |
一、城市社区街居制、单位制的形成与发展 |
(一) 城市社区街居制的形成 |
(二) 城市社区单位制的固化 |
(三) 以行政管控为主导的城市社区管理 |
二、城市社区由单位制向社区服务的转变 |
(一) 城市社区单位制逐渐式微 |
(二) 城市社区治理渐显服务性 |
三、城市社区服务向城市社区建设的拓展 |
(一) 城市社区建设从点到面逐步推进 |
(二) 城市社区服务融入社区建设之中 |
(三) 城市社区治理呈现行政主导与社区自治的交叉融合 |
四、以治理现代化为取向的城市社区治理 |
(一) 社区治理现代化 |
(二) 实现城市社区治理现代化面临的问题 |
(三) 治理现代化视域下城市社区治理的公共价值取向 |
第三章 嵌入绩效内涵的城市社区治理要素构成 |
一、治理目标:城市社区治理绩效生成的内在动力 |
(一) 符合社区秩序建设的战略要求 |
(二) 回应社区居民的进阶式需求 |
(三) 契合社区民主的价值追求 |
二、治理主体:城市社区治理绩效生成的核心驱动 |
(一) 治理主体的角色定位 |
(二) 治理主体行动的分工与兼容 |
三、治理资源:城市社区治理绩效生成的条件支撑 |
(一) 社区资源禀赋 |
(二) 社会资本的有效利用 |
(三) 公共产品分配的偏好博弈 |
四、治理生态:城市社区治理绩效生成的约束与激励 |
(一) 制度环境 |
(二) 社区生态 |
(三) 现代技术的输入 |
第四章 不同权力支配下城市社区治理类型及其成因 |
一、不同权力支配下城市社区治理类型分析 |
(一) 治理类型的理论认识 |
(二) 不同治理主体间的内在逻辑关联 |
(三) 城市社区治理类型划分的概括性表达 |
二、权威—管制型:行政权力的强化与渗透 |
(一) 从“单位国家”到国家里的社区 |
(二) 社区是国家权力与基层社会联结的有效载体 |
(三) 居委会的去行政化与“再行政化”之反复 |
(四) 社区对于回应性政治的依赖 |
三、愿景—服务型:多元参与社区共治的“帕累托最优” |
(一) 行政力量与社会力量从相斥到相容 |
(二) 城市更新驱动下的社区赋权 |
(三) 党建引领社区治理的战略考量 |
(四) 共建共治共享社会治理格局的目标指向 |
四、互利—奉献型:社会政治能量集聚 |
(一) “准公民社区”的形成加速政治权利向社会的回归 |
(二) 居民政治效能感的提升 |
(三) 社区公共性的重建 |
(四) 城市社区精英助推社区治理走向高效有序 |
第五章 城市社区治理行为的策略选择 |
一、以秩序规制为主的治理行为 |
(一) 党政组织在基层社会的作用进一步凸显 |
(二) 党建引领社区治理 |
二、以打造精细化服务为主的治理行为 |
(一) 下沉的行政资源与细分的社区“网格”结合 |
(二) “互联网+”时代智慧社区的建设 |
三、以法治思维为准则的治理行为 |
(一)理清权责边界、建立责任“清单” |
(二) “活化赋权”推动社区治理法治化 |
四、以共建共治共享治理格局为目标的治理行为 |
(一) 政社协作、共商共治 |
(二) 开拓社会参与渠道、广泛培育社会组织 |
五、以权益维护为动力的治理行为 |
(一) 社区业主权利意识的强化 |
(二) “法治理念”规范业委会运行 |
六、以善政良治为情怀的治理行为 |
(一) 学者与民间精英献计献策 |
(二) 草根组织助力社区服务 |
七、高绩效城市社区治理的共性总结 |
(一) 城市综合发展水平高 |
(二) 党建引领作用突出 |
(三) 治理主体互信度高 |
(四) 治理主体参与能动性强 |
(五) 适应现代科学技术能力强 |
第六章 我国城市社区治理的路径优化 |
一、强化公共价值:我国城市社区治理路径优化的首要前提 |
(一) 公共价值与城市社区治理绩效的内在契合性 |
(二) 公共价值是城市社区治理自洽性的实践表达 |
二、遵循“共同逻辑”:我国城市社区治理路径优化的关键所在 |
(一) 社区治理法治化的逻辑 |
(二) 城市空间正义的逻辑 |
(三) 社区治理可持续发展的逻辑 |
三、完善体制机制:我国城市社区治理路径优化的基本途径 |
(一) 重塑治理主体关系 |
(二) 以制度保障社区治理有序化 |
(三) 数字化提升社区治理科学化水平 |
(四) 构建跨域治理联盟 |
四、多重功能保障:我国城市社区治理路径优化的价值呈现 |
(一) 公共需求的满足 |
(二) 公共理性的彰显 |
(三) 公共治理的行动 |
(四) 公共文化的培育 |
结语 |
参考文献 |
图表附录 |
攻读博士期间取得的科研成果 |
致谢 |
学位论文评阅及答辩情况表 |
(10)街道级社区治理体系改革与再造研究 ——以合肥市滨湖世纪社区为例(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一、导论 |
(一) 研究背景与意义 |
1. 研究背景 |
2. 研究意义 |
(二) 研究综述 |
1. 关于社区治理类型的研究 |
2. 关于社区治理模式的研究 |
3. 关于社区治理体系的研究 |
4. 研究述评 |
(三) 案例来源与基本情况 |
1. 案例来源 |
2. 案例介绍 |
(四) 研究方法与创新之处 |
1. 研究方法 |
2. 可能的创新之处 |
二、城市社区治理的变革与街道级社区的产生 |
(一) 城市社区治理的时代转型 |
1. 放管结合:政府职能发生重要转变 |
2. 治理下沉:社区成为主要治理场域 |
3. 模式互嵌:多地改革措施相互融合 |
(二) 城市社区治理的现实困境 |
1. 街道功能膨胀与社区自治本位相冲突 |
2. 社区规模分异与社区治理现代化未同步 |
3. 服务供给碎片化与服务体系系统化不匹配 |
(三) 街道级社区产生的结构性条件 |
1. 现实基础:撤销街道办事处改革正在发生 |
2. 政策基础:强化社区治理政策的出台 |
3. 价值基础:社会整合功能进一步强化 |
三、组织架构:以减少层级为思路的街道级社区治理格局再造 |
(一) 三位一体,以党委领导打造基层治理新格局 |
(二) 扁平定位,以结构升级提升社区治理总效能 |
四、制度建设:以服务为民为核心的街道级社区治理基础再造 |
(一) 双向分权,以权力分割理顺街居职能 |
(二) 三会一评,以程序公平扩大基层民主 |
(三) 五社联动,以多元主体激活社区治理 |
五、机制建构:以整合资源为目的的街道级社区保障措施再造 |
(一) 六事协同,保障协商为民落到实处 |
(二) 四个纳入,保障资源人员科学配置 |
(三) 四个外包,保障公共服务优质供给 |
六、共治平台:以居民自治为导向的街道级社区治理载体再造 |
(一) 社区共治理事会激发社区组织新潜能 |
(二) 小区网格多方联席会化解矛盾冲突新思路 |
(三) 楼栋自治微平台引导居民自我服务新渠道 |
七、讨论与反思 |
(一) 街道级社区的治理限度 |
1. 改革缺乏法律依据,社区治理难持续 |
2. 体制障碍依旧存在,社区改革易回头 |
3. 工作任务不减反增,社区服务难优化 |
4. 居民参与仍然不足,社区自治难升级 |
(二) 关于街道级社区治理体系改革的反思 |
参考文献 |
致谢 |
四、加强社区建设的新举措——关于在街道建立社区委员会的研究报告(论文参考文献)
- [1]共生理论视角下的中国城市社区治理研究 ——基于对城市社区网格化管理的审视[D]. 宋晓娟. 吉林大学, 2021(01)
- [2]城市基层社会“嵌合式治理”研究 ——以C市N区街道改革为中心[D]. 康雯嘉. 吉林大学, 2021(01)
- [3]民族地区政策执行的类型研究 ——以湘西州社区建设为例[D]. 唐菁阳. 山东大学, 2020(02)
- [4]城市社区思想政治教育问题与对策研究 ——以西安某社区为例[D]. 刘沣娇. 西安石油大学, 2020(10)
- [5]中国城市社区互动式治理研究[D]. 姜郸. 吉林大学, 2020(08)
- [6]新时代城市社区党组织的先进性建设研究[D]. 孙悦. 江西师范大学, 2020(12)
- [7]新中国成立以来城市社区党建的历史和现实研究 ——以福建省福州市为例[D]. 张晓容. 福建师范大学, 2020(12)
- [8]我国城市社区治理的实践路径研究 ——以锦州市为例[D]. 赵益. 渤海大学, 2020(05)
- [9]绩效导向下的中国城市社区治理研究[D]. 王晨. 山东大学, 2019(09)
- [10]街道级社区治理体系改革与再造研究 ——以合肥市滨湖世纪社区为例[D]. 朱英惠. 华中师范大学, 2019(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