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大力加强马克思主义基础理论研究

一、必须大力加强马克思主义基础理论研究（论文文献综述）

陈成玉^[1]（2021）在《习近平关于道德建设重要论述研究》文中指出道德建设作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内容,承载着提升人们道德水平及社会文明程度的重大使命。中国共产党人历来重视道德建设,从毛泽东“集体主义”“为人民服务”等道德原则要求的提出,到邓小平“四有新人”、江泽民“建立社会主义思想道德体系”及胡锦涛“社会主义荣辱观”“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再到习近平“提高人民思想觉悟、道德水准、文明素养,提高全社会文明程度”,无不表明中国共产党人在不同历史时期对道德建设规律认识的深化和遵循。社会主义道德建设实践使我们充分认识到:道德建设极大地影响着社会主义建设和发展的成效,如果不能抓好道德建设或背离其发展方向,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及其他建设效果必将大打折扣。习近平在多个场合多次谈到道德建设,并以“引领”“支撑”“保证”等词语形容道德,凸显了道德建设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中的重要地位。本论文以习近平关于道德建设重要论述为主题,以道德建设为主线,运用历史与逻辑相统一、理论与实际相结合、文本研究与资料分析等研究方法,围绕“为什么要对习近平关于道德建设重要论述进行研究”“习近平关于道德建设重要论述有哪些内容、特色及价值”“如何贯彻落实习近平关于道德建设重要论述”等问题,从五个方面进行阐述。首先,论述习近平关于道德建设重要论述的生成逻辑。主要从现实境遇、理论基础及形成脉络三个方面展开,其中,现实境遇主要包括思想领域各种社会思潮和错误论调的泛起、资产阶级道德的不断渗透和侵袭、中华传统美德遭受冲击及各种道德问题的出现;理论基础主要有马克思恩格斯的道德理论、列宁的社会主义道德学说以及中国共产党人的道德建设理论;而其形成脉络可作萌芽阶段、初步形成阶段、发展阶段的大致划分。其次,阐述习近平关于道德建设重要论述的内容架构。该部分从习近平关于理想信念、爱国主义、传统美德、社会主义道德四个方面的论述展开,不仅系统回答了当前要对哪些道德予以加强建设及为什么要对其加强建设等问题,而且对四个主要方面在道德建设中的地位作用进行了阐释。再次,对习近平关于道德建设重要论述的理论特色与本质要求进行提炼总结。就理论特色而言,该重要论述呈现出民族性和时代性相统一、广泛性和层次性相统一、理论性和实践性相统一、继承性和创新性相统一的基本特征以及思维系统化、内容大众化、方式生活化、视野国际化等鲜明特色;在本质要求上,“四个要求、三个理念、四个指向”贯穿该重要论述的始终,为习近平关于道德建设重要论述的落实提供了原则指向。复次,习近平关于道德建设重要论述的重要贡献和价值意蕴。从重要贡献来看,该重要论述是马克思主义道德理论的继承与发展,是新时代道德建设的实践指南,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有力保障;就价值意蕴看,该重要论述不仅蕴含着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价值标准,而且体现出集体主义的道德原则,为建立健全新时代道德建设评价标准体系提供了重要遵循。最后,就如何践行习近平关于道德建设重要论述展开探讨。这部分重点阐述新时代贯彻落实该重要论述的主要路径,具体从加强理想信念建设、高举爱国主义旗帜、继承和弘扬中华传统美德以及抓住“最大公约数”等四个方面进行详细阐述。如批判错误社会思潮及论调、引导人民树立正确的民族观和国家观、遵循“双创”原则方针、加强道德教育引导、提升德法合治能力,营造良好社会氛围以及发挥制度保障作用,等等。

王贵^[2]（2021）在《新时代中国共产党自我革命理论研究》文中指出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在长期执政条件下,加强党的自身建设,保持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是事关当下,决胜未来的重大战略考量。在当前国内外各种风险挑战增多的情况下,党的自身建设重任比任何时候都更加紧迫和重要。进入新时代,中国在综合国力上日益走近世界舞台中央,各种风险挑战与不确定性因素接踵而至,党面临着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执政考验;在国内,经济增长从高速转为高质量成为新常态,党在推进全面深化改革的过程中,触动了社会的深层次矛盾,风险挑战不断增多。党在长期执政的条件下,新时代之前一段时间存在管党治党宽松软问题,致使部分党员干部腐败变质、党的优良作风变味,党的凝聚力和向心力减弱,遭遇了严重的危险和考验,党的自我革命的提出正是顺应时代要求,党的治理实践的需要而做出的理论回应。党的自我革命理论,是对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于无产阶级政党自身建设思想精髓的忠实继承,中国共产党历代主要领导人对党的自身建设的深刻理论总结;汲取了苏联共产党兴衰变幻的惨痛教训,借鉴了域外社会主义国家马克思主义执政党治理的经验;梳理了党的十八大以来,在推进全面深化改革和全面从严治党过程中积累的重要理论探索、实践总结,这些形成了党自我革命重要的理论资源。党的自我革命理论,作为新时代党自身建设重要理论探索,有着丰富的科学内涵,彰显治党的时代要求。党的自身建设与国家民族的未来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在党的政治建设的统领下,直面问题,刮骨疗毒、去腐生肌,在自我净化、完善、革新与提高的革故鼎新中增强党的执政能力。党的自身建设必须坚持在党的领导下开展,促进党的建设全方位的革新,始终抓好领导干部这个“关键少数”的带头示范效用,发挥制度的保障作用,把党最宝贵的人才资源变成推进经济社会发展的强大动力。党的自我革命理论作为新时代中国共产党治党思想的探索,体现了相应的理论特质,是党自身建设理论的创新探索。自知方能知不足。党加强自身建设必须以直面危机、审视问题为现实基础,坚持实事求是、辩证分析和人民至上的价值理念,把敢于创新、打破禁锢、典型示范、勇于实践熔铸到党自身建设的科学认识中去。理论创新是最基础的创新。党的自我革命必须把党的政治建设摆在首位,回归政党政治本色,内练精气神,外练筋骨皮,坚持内外兼修,充分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以文化人,在优良政治文化的熏陶和培育中,形成更高层级文化强党之路。自我革命是敢于革命的中国共产党人的显着标识,塑造了新时代革命者、人民利益的实现者和维护者的光辉形象。党的自我革命理论还必须落到实处方能发挥效用。党是永远的革命者,必须把政治建设摆在首位,坚持政治领导、强化政治信仰、提高政治能力,矫正领导干部权力观和利益观,加强理想信念和党性修养建设,以规矩定方圆,用革命手段把反腐败进行到底,构建起党自我革命与社会革命的联动机制,让党的自我革命有着明确的目标使命,在社会的变化中校准自我革命的航向,运用好监督执纪问责的联合力量,扎紧“制度笼子”、浇筑为政失范“堤坝”,久久为功、方得始终。党的自我革命绝不是“毕其功于一役”的权宜之计,而是长效长久之策,要始终加强学习型政党建设,长用多用批评和自我批评锐利武器,形成党“惩治-纠偏-育新”的全过程自我革命新机制。党的自我革命理论具有深刻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时代出卷,党的自我革命是最好的答卷,凝练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的党建理论,保证党的生机活力,避免陷入“成功者陷阱”,回答了党“继续成功”的未来之问。理论以回答现实之需为要。十八大以来,党通过大刀阔斧的社会革命和自我革命,让党心归位,民心聚拢,党的执政地位更为稳固,人民政治参与度、认同感、获得感持续提升,强大政党领导的强国之路,必将未来可期。

韩美琳^[3]（2021）在《高质量发展背景下中国经济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研究 ——基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视角》文中研究表明“产业结构转型升级”,这是我国备受关注、持续多年、任重道远的经济话题。近些年,关于“产业转型升级”和“产业结构调整”的文章虽然很多,大多都是从产业经济学视角,应用西方经济学理论,阐释产业结构演进的过程和规律。也有部分学者应用马克思的社会资本再生产和列宁的生产资料生产优先增长理论,解析产业结构变迁,但从政治经济学视角对其进行全面而系统分析并不多见。本文则以“高质量发展背景下中国经济产业结构转型升级”为题,运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相关原理进行系统研究,不仅有助于加深对“高质量发展”,以及“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等相关概念的认识和理解,更是对研究“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理论的应用和补充。我国“产业结构转型升级”这一话题,是2008年世界金融危机爆发之后引出的。此前的通常提法都是“产业结构的合理化、高度化”或“产业结构调整”。几种不同的提法虽然在含义上彼此相似,但“产业结构转型升级”被提上日程却意味着结构性矛盾已经相当突出,解决问题的期盼也十分紧迫。世界金融危机对我国的冲击使中国经济的短板暴露无遗。资源的掠夺式开发、生态环境的严重破坏、大量的过剩产能,说明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迫在眉睫。因此,中共十九大报告在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提出“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新发展理念基础上,又提出了“高质量发展”的新要求。目前,我国的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是当前和今后确定发展思路、制定经济政策、实施宏观调控的根本要求。实现“高质量发展”:一要经济增长稳定、区域城乡发展均衡、以创新为动力、人与自然和谐、发展成果惠及全体人民;二要产业布局优化、结构合理,不断实现转型升级,并显着提升产业发展的效益;三要具有一流竞争力、质量的可靠性与品牌影响力,以及先进的管理理念与方法。“高质量发展”与“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的关系是统一的。一方面,“产业结构转型升级”为“高质量发展”提供动力,是“高质量发展”过程中必不可少的至关重要一环,能够加速“高质量发展”进程;另一方面,“高质量发展”对“产业结构的转型升级”具有促进作用,“高质量发展”势必会倒逼产业结构进行转换。“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要把重点放在产业结构转型升级上,把实体经济做强做优”。（1）可见,“产业结构的转型升级”是经济工作的牛鼻子,是实现“高质量发展”的关键。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相关原理是理解和指导我国“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的理论依据。马克思的社会资本再生产理论阐释的社会生产两大部类之间、部类内部不同生产部门（行业）之间,必须保持相互协调的比例关系。这种相互协调的比例关系一旦遭到破坏,产业结构就会出现失衡,供需关系扭曲,我国经济出现的大量过剩产能,就是违背社会资本再生产原理的结果。马克思资本有机构成学说,是诠释“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的钥匙。科技进步条件下,资本积累不断追加,必然导致资本有机构成呈现不断提高的趋势。资本有机构成提高过程,就是“产业结构转型升级”过程。资本有机构成提高总是以技术的进步、创新为前提;资本有机构成的提高,意味着产业资本的配置方式必然会由原来的劳动密集型,逐步向更高层次的资本密集型和技术密集型转变,这既是资本构成向高度化演变的必然趋势,也是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的一个固有特征。马克思的产业竞争理论,阐释了竞争机制是市场经济运行的基本机制,对资源的优化配置起决定性作用。竞争结果优胜劣汰,不仅不是资源的浪费,而是资源优化配置的实现途径。产业竞争理论启示我们,转变政府职能必须正确处理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处理好政府与市场的关系,是有效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的关键。“着力解决市场体系不完善、政府干预过多和监管不到位问题”,（2）是推动产业结构转型升级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决定性条件。习近平总书记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原理和“高质量发展”学说,为推动我国“产业结构转型升级”提供了实现途径和原则。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在全面分析国内经济阶段性特征的基础上调整经济结构、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治本良方;是培育增长新动力、形成先发新优势、实现创新引领发展的必然要求;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经济发展和经济工作的主线。“高质量发展”是统领“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的目标和原则。必须坚持质量第一、效益优先,促进“产业结构转型升级”实现质的飞跃。纵观我国产业结构演进历程,经过几个阶段的调整、优化,转型升级取得了一定成效,但对应“高质量发展”要求而言任重道远。现存的结构性问题是:比例关系失调,结构层次不高;供需结构扭曲,产销矛盾突出;技术含量较低,创新能力不强;产品附加值偏低,资源能源消耗过高;受区域屏障制约,产业联动效应太小。究其问题成因可从七个方面概括:一是经济发展政策存在导向偏误;二是国际市场需求萎缩;三是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的制度环境不佳;四是企业获利能力偏低,生产方式过于粗放;五是经济运行机制和管理体制尚不健全;六是要素价格上涨,比较优势丧失;七是新发展理念贯彻落实上不够到位。存在的问题成因说明,以往片面追求经济增长速度、只注重数量不注重质量、忽视效率和效益的发展方式和理念,有悖于马克思主义协调发展、创新发展、绿色发展、高质量发展的原理和要求。因此,痛定思痛,认真总结历史经验和教训,才能提出解决问题的思路和对策。他山之石可以攻玉。为开阔视野,本文在借鉴美、日、德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经验基础上,针对我国“产业结构转型升级”存在的问题及成因,遵循“高质量发展”的要求和理念,从五个方面提出解决问题的途径和办法。一是从宏观制度层面营造有利于“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的良好环境;二是从中观产业技术层面强调加快推进产业结构的调整和优化;三是从微观企业层面呼吁提升自主创新和科技研发能力;四是从企业运营机制角度要求转变经营管理模式;五是从市场供给端发力,强调加快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本文认为,决定和影响产业结构如何变迁的因素是多方面的,因而思考“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的对策也是综合性的。它不仅涉及到政府、企业、个人不同的市场主体,而且还涉及到社会的政治、经济和文化。推动“产业结构转型升级”不仅能够收获提高产业竞争力的积极效应,而且还要承受企业破产员工下岗的负面效应。因此,我们必须要求深化财税、金融、教育、医疗、社会保障等各项制度改革配套跟进,为推动“产业结构转型升级”扫清障碍。总之,只要我们坚定改革信心,把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作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经济发展和经济工作的主线,“产业结构转型升级”将会迈出更快步伐。

朱鸿亮^[4]（2021）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重要论述的理论体系研究》文中认为文化是国家和民族的灵魂。进入新时代,习近平同志立足文化强国,围绕什么是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如何建设、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做出了一系列重要论述,提出了一系列有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新思想、新表述、新论断,也提出了新时代文化建设的一系列新要求新举措,有力地推动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重要论述包含极为丰富的内容。在当前学者们的相关研究不断深入拓展的情况下,对这些成果进行总结概括和系统梳理,并在此基础上进行结构化、整体化研究,揭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理论的传承与创新关系,具有深远的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本文从狭义上把文化界定为“人类在生产生活实践中生成的,相对于经济、政治而言的全部精神活动及其物质产品中包含的精神因素,去除其中自然科学和技术、语言和文字等非意识形态的部分。”从这一基本概念出发,首先介绍了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理论的产生背景与内容体系,接着对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内涵和外延进行拓展性研究。就内涵的拓展性研究来说,包括文化源流论一章,讨论了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革命文化、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源流关系,并辨析了三者之间传承转化的关系,并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进行了重点研究;包括意识形态主导论一章,详尽讨论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理论中的主导性问题,本章的特色在于把马克思主义理想信念、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思想道德建设整合进意识形态主导性和意识形态工作中,并对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和宣传思想工作进行了重点研究。从外延的拓展性研究来说,主要包括文艺论宗教论网络文化分论一章,这是对习近平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重要论述中涉及的文化各领域、各方面的专门而集中的考察,意在努力呈现习近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重要论述中关于文化的理论观点的丰富细节,也为下一步的分析研究提供扎实的理论和事实依据;在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与文化建设内涵与外延系统分析的基础上,文化自信论一章,研究了自信问题的由来、自信的必要性和依据、以及如何坚定文化自信等问题,无论意识形态工作抑或价值观践行、传承传统文化抑或弘扬革命文化、社会主义先进文化,都必须以坚定文化自信为前提,这是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实现文化强国的主观条件;而文化建设论一章,从加快完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加快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体制机制改革等方面,论述了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实现文化强国的实践基础;文化交往论一章,论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与他国他民族文化进行交流交往,既是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实现文化强国的客观条件,也是提升中华文化话语权,为世界贡献中国智慧、中国价值、中国方案,共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需要。作为本文理论研究的重要结论,首先,对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理论的思想体系进行了总结概括。其次,总结了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理论的主要线索与总体特征有七:以人民为中心、明确的问题导向、鲜明的实践指向、强调创新引领文化发展、高度重视网络文化工作、把人才建设放到首位、坚持党的领导。再次,从明确“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概念的内涵、习近平对意识形态工作的重大理论创新、深化和拓展“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理念、创新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宗教理论、创造性论述了文化自信与“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之间的关系、话语创新和表述创新等六大方面总结了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理论的重大理论创新成果;最后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理论的重要理论价值和实践价值结束全篇。

张文杰^[5]（2021）在《邓小平德育思想及其当代价值研究》文中指出邓小平德育思想作为邓小平理论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是邓小平对我国德育建设经验的深刻总结,主要回答新时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什么是德育、如何开展德育”这一重大课题,为新时期党的德育工作指明了方向。在和平与发展为主题的时代背景下,邓小平从社会宏观和国家战略的角度,对我国德育的基本问题进行科学分析和具体阐述,提出并形成极具系统性、开放性、包容性的大德育思想,其理论渊源、主客观条件、历史流变、主要内容、思想特质、方法论等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德育理论与实践具有重大的时代价值。本文通过对邓小平德育思想的发展历程追根溯源,探索其生成条件,从整体上梳理发展的历史脉络,领悟德育思想的精神要义和科学内容,总结德育实践的基本经验,重在研究其对十八大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德育事业的当代价值。本研究从邓小平德育思想中汲取经验和智慧,寻求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思想动力,不论对于进一步深入研究邓小平理论,抑或对于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德育建设,都有独特的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本文以邓小平德育思想生成的理论渊源和主客观条件为研究基点,从宏观和微观的角度,以历史与现实相结合的方式,采取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方法,梳理其发展的脉络走向,总结邓小平德育思想的基本内容,提炼其基本特质和方法论特色,重新审视邓小平德育思想的当代价值。具体内容主要包括七个部分:第一章,绪论部分,主要研究邓小平德育思想的选题依据、理论价值、现实意义、相关概念的界定和阐释、研究现状、研究方法、研究重难点以及创新之处等。在国内外研究综述上,从邓小平德育思想的立论基础、主要内容、发展历程、基本特征、价值意义、工作方法等方面作出相关研究现状的分析和解读,剖判目前关于邓小平德育思想研究的不足和空白,明确邓小平德育思想可以深入研究的方向。第二章,主要研究邓小平德育思想的理论渊源。本章通过阐述邓小平德育思想与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德育思想、中国传统德育思想之间的关系,以及与西方古希腊先哲的德育思想、中世纪德育思想和近代资本主义德育思想的关联,阐明邓小平德育思想是历史与现实的统一。第三章,主要研究邓小平德育思想生成的主客观条件。本章通过反思苏东剧变思想文化根源,应对西方“和平演变”战略和总结新中国成立以来德育经验教训,阐释邓小平德育思想形成的客观条件。同时指出邓小平德育思想形成的主观条件包括坚定的马克思主义信仰、以天下为己任的人民情怀、追求实效的工作作风、勇于突破的创新精神、面向未来的远见卓识,阐明邓小平德育思想是主观与客观的统一。第四章,主要研究邓小平德育思想的历史流变。本章是在对国内关于邓小平德育思想发展阶段梳理的基础上,根据邓小平德育思想发展的全过程和德育的基本规律,重新探析邓小平德育思想的历史流变,包括邓小平德育思想的萌芽、酝酿、发展、成熟四个阶段。第五章,主要研究邓小平德育思想的科学内涵。本章涵盖了邓小平德育思想的基本目标、价值维度、政治保证以及其同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之间的关系,阐释邓小平德育思想是理论与实践的统一。第六章,主要研究邓小平德育思想的基本特质和方法论特色。本章以第三、四、五章为基础,归纳邓小平德育思想的基本特质是继承性与创新性的协调统一、解放思想与实事求是的协调统一、政治性与思想性的协调统一、理论性与应用性的协调统一,进一步剖析并概括出邓小平德育思想中可以借鉴的德育方法,即说服教育与示范教育相结合、物质鼓励与精神鼓励相结合、批评与自我批评相结合、自律与他律相结合。第七章,主要研究邓小平德育思想的当代价值。本章重在研究邓小平德育思想对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德育事业具有独特的当代价值,涵盖了以解放生产力与发展生产力为根本、倡导物质利益与革命精神相结合、实现人民共同富裕理念的实用价值;打破两种社会制度的意识形态壁垒、汲取人类德育文明的优秀成果、抵御各种腐朽文化思想侵蚀的交往价值;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相结合、德育为全面深化改革提供思想保证、德育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协调统一的实践价值;德育与自由相结合、与人的解放相结合、与人的全面发展相结合以及与劳动相结合的人文价值;德育的爱国主义情怀、集体主义关照、社会主义聚焦的情感价值。

胡杨^[6]（2021）在《高校红色文化资源育人研究》文中提出高校红色文化资源育人,是育人主体根据社会发展需要,结合新时代大学生身心发展的规律,以红色文化资源为育人载体,依托相应的媒介,通过有效的育人途径使大学生在产生情感共鸣的过程中认知红色文化资源并积极内化红色精神和红色优良传统,继而在日常学习和生活中外化成高尚行为的有目的、有计划的育人实践活动。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在多个场合强调,要把红色资源利用好、把红色传统发扬好、把红色基因传承好。高校红色文化资源育人的意义重大。从国家层面来讲,它有助于拓展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形式,维护党的执政地位,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培养合格的建设者和接班人,同时也有利于红色文化资源的传承与弘扬,唤醒人民群众心中的“红色记忆”;从大学生层面来讲,它有助于提高大学生的思想道德素质,助力良好行为习惯的养成,促进大学生形成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近年来,红色文化资源基础理论研究不断深化,高校间也积极利用红色文化资源开展育人实践并及时总结经验进行推广,取得了红色文化资源的认知率不断提高,部分校园的红色文化氛围渐显浓郁,红色文化资源育人的话语空间也更为宽广等可喜的成绩。但我们也应该敏锐地洞察到国外不良思潮、市场经济价值观念、传统文化中的封建思想、新媒体中的不良言论等环体层面的宏观因素对红色文化资源育人成效的冲击,以及育人主体过分强调理论灌输,缺乏体验、感悟式的实践教育,脱离大学生身心发展规律开展育人实践等方法技术和育人主客体的个人原因等微观因素对红色文化资源育人成效的消解。宏观和微观因素合力造成了红色文化资源在育人过程中具实存在的利用主体、主题、方式、动力和评价层面的问题。它们都是高校进一步运用红色文化资源开展育人实践的障碍。新时代高校红色文化资源育人要想取得成效,避免陷入形式主义的怪圈,这就迫切需要建立起一套科学可行的育人评价体系,学理性地探讨高校运用红色文化资源育人的基本评价原则、评价指标、具体评价方法、评价标准的现实设立依据、开展评价工作的现实困境等范畴。只有适时精准地开展红色文化资源育人的评价工作,才能够及时观察和搜集育人过程中凸现出来的问题,为问题的解决提供靶向,助力红色文化资源育人的有效开展。行之有效的路径是红色文化资源育人价值得以实现的根本保障。要有效实现红色文化资源育人的价值,必须结合时代特征和大学生身心发展的诉求加强红色文化资源在理论教学、实践教学中的有效运用,积极运用红色文化资源营造和谐向上的校园文化环境,建构起良性的红色文化资源育人话语,拓宽红色文化资源育人的传播媒介,倡导大学生运用红色文化资源开展自我教育,打造起“六位一体”的新型育人格局,助推红色文化资源育人成效的提高。与此同时,建构和完善红色文化资源育人的保障体系,有助于避免红色文化资源育人陷入低效、无效的境地,助推红色文化资源育人实现创新和可持续发展。建构红色文化资源育人的保障体系,必须促进基于有效实现育人价值的红色文化资源的开发,设立起运用红色文化资源育人的专业指导机构,加强运用红色文化资源育人的人才队伍建设,健全红色文化资源育人的制度保障,推动高校红色文化资源育人的多项协助,优化红色文化资源育人的宏观和微观环境。

肖玉元^[7]（2021）在《中国共产党民生话语演进研究》文中研究说明从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提出的“消灭资本家私有制”“打土豪,分田地”,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的“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美好生活”等,中国共产党在长期的革命、建设、改革过程中所透露出的民生价值不断得到彰显。党一百年的历史,就是一部为人民创造美好生活的历史。围绕民生的内涵、价值、保障和改善民生的途径等问题,中国共产党依据不同时期的中心任务进行了艰辛探索,提出了一系列独具中国特色的民生话语。从话语分析视角梳理和阐释中国共产党百年保障和改善民生的历史变迁,并从中获得规律性认识,不仅可以将中国民生建设的发展优势转化为话语优势,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也能为推进新时代中国民生建设提供有益借鉴。中国共产党民生话语是指中国共产党在革命、建设和改革过程中所构建的关于改善和保障民生的系列表达。从整体上认知中国共产党民生话语的演进,明确保障和改善民生与中国共产党初心使命的关系是必要的前提与基础。改善和保障民生是中国共产党根本宗旨的重要体现、是巩固中国共产党执政地位的现实路径、是新时代中国共产党历史使命的必然要求,这些构成了中国共产党民生话语生成和发展的内生动力,民生话语演进于中国共产党保障和改善民生的实践当中。从中国共产党民生话语生成的外部条件看,近代以来中国基本国情是中国共产党民生话语生成的现实依据,马克思主义为中国共产党民生话语的生成奠定了理论基础,传统文化中的民本思想和孙中山的民生主义也对中国共产党民生话语的生成产生了重要影响。中国共产党民生话语演进历经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四个阶段。在这四种语境中,中国共产党民生话语主题分别为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建设伟大社会主义国家、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且在话语形式上呈现出由革命型民生话语向发展型民生话语,再到品质型民生话语的转换。梳理中国共产党民生话语演进历程可以看出:中国共产党民生话语演进呈现出话语思维日趋现代化、话语内容日趋人文化、话语方式日趋生活化、话语传播日趋国际化的特点。基于以上分析,可以将中国共产党民生话语演进经验总结为:在坚守初心使命中坚定话语方向、在坚持问题导向中明确话语主题、在注重中国元素中塑造话语风格、在拓宽话语传播中扩大话语影响。加强话语体系建设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内在要求。社会主要矛盾的转化、社会结构的变化以及西方话语霸权的干扰是新时代中国共产党民生话语构建的主要挑战,但中国综合实力的快速提升、国家文化强国战略的顶层设计、全媒体时代的到来以及西方话语霸权的式微,也让新时代中国共产党民生话语构建迎来重要的发展机遇。新时代中国共产党民生话语构建应该遵循意识形态性与科学性相结合、现实性与前瞻性相结合、批判性与开放性相结合、传承性与创新性相结合、民族性与世界性相结合的基本原则,从夯实理论、针对问题、多元形式、世界表达四个方面展开构建。

谢春涛^[8]（2021）在《改革开放新时期中国共产党对文化发展道路的理论探索（1978-2012）》文中研究说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探索当代中国文化发展道路的最新成果。李长春曾经指出,关于文化发展道路的理论,最重要就是回答了文化发展朝什么目标迈进和走什么路这两个问题。这两个问题决定着当代中国文化的发展方向与发展路径,与此相关的一系列文化理念,也形塑着当代中国文化的样态。本文将1978年至2012年中国共产党文化相关理论的内在逻辑与历史轨迹为考察对象,以文化的发展目标和文化发展中最重要的三对关系作为当代中国文化发展道路的基本命题,旨在分析中国共产党对于文化的理解和定位,解答中国共产党对于传统文化与西方文化、文化体制与经济社会发展、一元主导与多样并存这三对关系的认识变迁。关于中国共产党文化建设的基本经验与成就,相关研究较为充分,本文试图从文化发展道路中最重要的几个问题着手,历史性地梳理重要文献,对比不同时期中国共产党在面对不同的时代挑战时思想与理论的变迁。在思想变迁的历史脉络之中,中国共产党对于文化建设经验教训的总结也更加清晰,这也更加证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的探索并非一帆风顺,而是在复杂的历史互动中不断开拓与调试而形成的。本文第一章主要探讨文化发展目标与任务,以及与之相关的中国共产党对于文化的定位。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到社会主义文化强国,中国共产党对于文化建设目标的设定不断地进行调整。在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提出的初期,中国共产党的初衷是恢复党风与社会风气,十二大报告还以共产主义为核心提出了“四有”的目标。在改革开放的实践中,精神文明逐渐褪去了共产主义色彩。鉴于精神文明偏重思想道德建设,中共中央又在1990年代提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更加聚焦文化艺术和思想道德两个方面,并且更强调文化的中国特色。新世纪以后,胡锦涛又提出了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和增强文化软实力的建设目标。同时,中国共产党看待文化之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意义的视角不断拔高,对于文化的重视程度与日俱增。改革开放初期更多是从以共产主义思想道德抵制腐朽思想的角度出发,服务于经济建设的大局。文化对于民族和国家的重要性,则在外来文化的冲击与综合国力概念的形成的过程中被逐渐认识。第二章主要探讨文化的民族性和现代性问题,实质是中国共产党如何看待传统文化和西方文化的问题。在改革开放初期,社会上出现了全面否定传统文化、全盘拥抱西方文化的虚无主义思想。中国共产党为应对文化领域的思想斗争,彻底转变了对待传统文化的态度。但中国共产党由于长期受到列宁“两种文化”理论的影响,试图对传统文化进行精华与糟粕二元对立划分,直到进入新时代才突破这种二元划分方法。在应对西方文化的问题上,尽管中国共产党始终警惕西方意识形态的渗透,但整个社会在向西方文化学习借鉴的过程中,不可避免会导致对于西方文化的盲目崇拜倾向,如,将西方文化等同于现代文化。直到新世纪以来中共中央强调文化自信,中国气派,中国的文艺和哲学社会科学的发展才逐步开始摆脱对西方的盲从。第三章围绕文化如何适应改革开放的问题,主要探讨文化与政府、市场和人民三者的关系。在改革开放初期,随着文化市场的形成,文化受众被赋予更多选择权,人民群众的精神文化需求迅速扩大。而当时文化是政府包办的“事业”和“工作”,在“以文补文”等小修小补无法解决文化市场供需矛盾后,中国共产党意识到尊重人民群众精神文化需求对于文化生产的重要性。在理顺“两种属性”与“两种效益”的关系之后,中共中央对市场化的文化产业和公益化的文化事业进行了区分,重新定义了文化领域中政府主导文化事业、市场主导文化产业和人民作为文化发展主体的关系。第四章是坚持意识形态领导权与文化多样化发展的问题。改革开放初期,中国共产党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底线思维,对触及底线的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想文化进行批判和抵制,并且落实二为方针增强文化活力。但在变革时代,老经验不灵、新经验不足,中国共产党在应对社会思潮过程中收获了一些教训。进入1990年代以后,中共中央在以立为本的基调下,提出了弘扬主旋律、提倡多样化的工作方针,放弃了以往对意识形态进行刚性约束的办法,为如何处理主导意识形态与大众文化提供了新的思路。进入新世纪,面对信息技术革命带来的新的挑战,胡锦涛提出要增强意识形态的凝聚力、引领力,在不断推动文化的发展繁荣的过程中,通过构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来更为主动地引领社会发展、推动共识形成。本文试图从三个方面进行创新,一是理论建构新,本文从传统文化与西方文化的角度探讨文化的民族性与现代性,从文化体制改革探讨如何摆正政府、市场与人民的关系来解放文化生产力,从一元主导与多样并存探讨意识形态主导权与文化繁荣发展的辩证统一,能够更好地涵盖文化自身发展以及文化与经济、政治的关系,更加全面论述文化发展道路的同时,更加突出理论重点。二是材料相对较新,得益于报刊电子化和材料的公开,文章大量利用了当时的《人民日报》《光明日报》和其他报刊材料,能够更加全面地理解当时党内外的观点。三是研究视角新,本文吸收传播学等学科的相关理论,从文化受众的角度分析文化背景,能够更充分地展现人民群众的主体性在中国文化发展道路的形成过程中的影响,以进一步理解文化建设以人民为中心的战略意义。总的来说,在改革开放的历史进程中,中国共产党用更加全面、更具民族特色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代替了偏重于思想道德建设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对于文化建设战略意义的认识越来越深刻。同时,中国共产党更加全面地认识了传统文化与西方文化,对于人民群众的精神文化需求、“两种效益”以及“两种属性”有了更加辩证统一的认识。在意识形态主导权与文化发展的关系层面,中国共产党也探索出了一元主导与多样化并存的基本思路,更加关注意识形态的吸引力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健康发展。

尚明瑞^[9]（2021）在《高校思想政治教育集成创新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功以才成,业由才广。”在旷日持久的国际人才竞争中,谁赢得了青年,就赢得了未来和希望。如何在西方中心主义甚嚣尘上的背景下,凸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铸魂育人,逐渐成为我国意识形态建设不可回避的问题。“高校思想政治教育集成创新”研究,坚持问题导向,紧紧围绕社会普遍关注的思想政治教育“提质增效”问题,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指导,借助现代集成创新的思想、理论、方法,从历史足迹中探寻高校思想政治教育集成创新的逻辑可能,从时代境遇中考察高校思想政治教育集成创新现实之需,构建高校思想政治教育集成创新的框架体系,按照“施教”与“受教”并存的逻辑理路,从七个方面研究高校思想政治教育集成创新的主要内容,并在此基础上提出实现高校思想政治教育集成创新的路径与保障措施。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的本质的理论,关于人类社会发展的理论与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的理论为思想政治教育集成创新的可能性、具象性和目标性提供了理论支撑;贝塔朗菲的系统论、马可·伊恩斯蒂的集成创新理论、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兼容并蓄思想以及教育学中的整体性教育理论等为思想政治教育的集成创新研究提供了理论基础。从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取得了一系列重要的成就,日渐丰富了思想政治教育的构成元素,为今后的进一步集成创新提供了新的可能。当前,我国思想政治教育存在的,诸如,基础理论支撑度不强、思想政治教育理念共识度不高、内容的“碎片化”、方法的协同性差等问题是高校思想政治教育集成创新的内在动力。如同芯片集成一样,思想政治教育系统诸多构成要素实现优化组合集成创新需要一个集成母版。“扎根中国大地办教育”背靠中国优秀传统文化,脚踏中国教育的现实问题,面向教育发展的美好未来,是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实现集成创新最理想的集成载体。在此基础上,按照思想政治教育的施教过程和受教过程的逻辑进路,构建了思想政治教育集成创新的框架体系。构成思想政治教育系统的全部要素,是集成创新的内容,涵盖了目标体系的集成创新、任务体系的集成创新、学科体系的集成创新、课程体系的集成创新、教学体系的集成创新、教学评价体系的集成创新等。思想政治教育集成创新如何实现,就是要在继承创新的基础上,形成思想政治教育大格局、倡导思想政治教育“三全育人”的大思政、建立马克思主义大学科、依托现代信息化大数据、构建全国性思想政治教育大平台、营造全社会共同关注的大环境、培育反映铸魂育人规律的大成果、实现高等教育立德树人的大目标。同时,思想政治教育集成创新还需要有良好的保障机制。要进一步加强党对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坚强领导,要充分发挥思想政治教育工作队伍在思想政治教育集成创新中的关键作用。要进一步加大对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财政投入力度,不断激发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改革的动力。同时要进一步加强对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监督管理水平。“高校思想政治教育集成创新”研究,尝试性地把物理学科的“集成”概念引入思想政治教育学科,对“思想政治教育集成创新”概念做出理论界定,并进行了系统研究,这在一定程度上,丰富了思想政治教育学科专业的专业学术范畴,拓展了思想政治教育理论研究的空间,对于推动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高质量发展具有一定的理论借鉴价值和实践意义。

王爱莲^[10]（2020）在《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内涵式发展研究》文中研究指明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是我国高校统一开设的一套用以进行主流意识形态思想与理论教育的课程体系,由专科生、本科生、硕士研究生和博士研究生的思想政治理论课的必修课和选修课组成,是“事关意识形态工作大局,事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后继有人,事关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的大事。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功能和作用发挥,不局限于高校范围或是大学生思想品德发展领域,还关涉能否为国家持续培养出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新时代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工作基本要求》（教社科[2018]2号）指明,“思想政治理论课承担着对大学生进行系统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的任务,是巩固马克思主义在高校意识形态领域指导地位、坚持社会主义办学方向的重要阵地,是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主干渠道和核心课程,是加强和改进高校思想政治工作、实现高等教育内涵式发展的灵魂课程。”“《基本要求》”中的系列定位实则指明了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及其发展建设的重大战略意义与核心内容。如何开展有效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如何保证落实立德树人的根本任务,如何利用校内外一切有利资源以推进自身的建设发展和功能实现,是课程建设必须应对的重大现实课题。其中,最为关键的是激发课程的内生动力,推动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建设的内涵式发展。2019年3月18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学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座谈会上强调指出:“要把统筹推进大中小学思政课一体化建设作为一项重要工程,推动思政课建设内涵式发展。”以总书记的重要论述为指引,返观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70多年的发展道路发现,与课程体系在规模数量等外延建设方面取得的重大成绩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其内涵发展还有不足,如表现出:“理论与现实脱节”的教学困境、课程活力不强、核心竞争力不足、理论说服力不佳等问题。而通过梳理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的研究成果也发现,学界关于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内涵式发展方面的研究尚处于探索阶段,研究内容既少且又比较零散。基于此,本文依循“是什么——为什么——怎么办”的逻辑进路,尝试对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内涵式发展进行系统的理论研究。全文除导论、后记以外,共包含五章内容。第一章,理论概述。重在厘清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内涵式发展究竟“是什么”的问题。在对“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内涵”“内涵式发展”的学理认识、概念考证和原理挖掘基础上,提出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内涵式发展的概念内涵,即: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聚焦立德树人根本任务,以激发课程发展的内生动力为主,同时协调外部力量形成建设合力的课程发展模式,是课程发展思路与建设实践的有机统一。第二章,历史沿革。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的发展历史就是课程外延与内涵相互掺杂、共同推进的历史。依据党和国家在各个时期颁布的课程指示与方案,大体可将课程建设史划分为五大阶段。总体上看,改革开放前的课程体系发展很不稳定。“52体系”是在全国推行的第一套课程方案,采取向苏联学习的方式,构建起课程发展的雏形;“61体系”则开启了“中国化”与“去苏化”的课程体系建设道路。改革开放后的课程方案日益规范成熟,方案实践力度日益增强,并显现出方案更替的继承性和连贯性。其中,“85方案”融合了“两课”课程内涵;“98方案”对课程进行了统一地精简设置,更加体现课程权威性和丰富性;“05方案”下,课程规模继续扩张,并从学科建设、科学研究、教学改革、独立办学机构组建等维度推动课程总体建设迈向新的台阶。进入新时代,如何提升课程内生动力、提高教学实效等成为课程建设的紧迫课题。第三章,问题研判。基于“为什么”的考量,尝试站在客观立场上对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内涵式发展的相关内容进行理性分析与问题研判。重点从历史诉求中分析为什么要推进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内涵式发展的问题,并从现实关系与认识误区的研判中进一步理清如何推进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内涵式发展的思路问题。在审思中,须对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内涵式发展采以理性态度,坚持“不唯书、不唯上”,而是从实际出发进行课程发展的长足规划,明确发展目标,不负重托与使命,推进完成立德树人的根本任务。第四章,现实基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取得的成就与新时代大学生发展的学情特点,共同构成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内涵式发展的现实基础。其中,党的领导是课程发展的重要保证,并为课程内涵式发展提供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指导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学科体系的坚实基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发展的新境界又可提供现实支撑;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则为课程的内涵式发展提供深厚的精神力量。而“00后”大学生（研究生多是“95后”）表现出的新风貌、新特点、新需求,以及他们成长成才中面临的困惑需要释疑解惑的事实,构成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内涵式发展的学情基础。第五章,优化策略。重在解决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内涵式发展“怎么办”的问题。首先,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内涵式发展必须坚持党的领导、坚持“三大规律”和“八个相统一”原则,极力避免发展中可能出现的方向偏差与规律僭越,从原则规范上确保发展导向的科学性;其次,需从课程内部建设的重要环节着手,抓关键、厚基础、破瓶颈、保动力、强弱项,以锻造新时代思政课教师队伍为重点,夯实课堂教学建设的基础环节,彰显“内容为王”的发展旨要,增强科学研究与技术手段的动力支撑作用,弥补科学评价的发展不足,从整体上提升课程发展与建设的质量与水平;最后,须强化对国家顶层设计的贯彻落实和对环境资源的有效利用与盘活,形成国家、社会、高校共同推动思政课建设的合力,积极推进课程发展建设。

二、必须大力加强马克思主义基础理论研究（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必须大力加强马克思主义基础理论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1）习近平关于道德建设重要论述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2）新时代中国共产党自我革命理论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3）高质量发展背景下中国经济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研究 ——基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视角（论文提纲范文）

（4）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重要论述的理论体系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5）邓小平德育思想及其当代价值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6）高校红色文化资源育人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7）中国共产党民生话语演进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8）改革开放新时期中国共产党对文化发展道路的理论探索（1978-2012）（论文提纲范文）

（9）高校思想政治教育集成创新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10）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内涵式发展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四、必须大力加强马克思主义基础理论研究（论文参考文献）

• [1]习近平关于道德建设重要论述研究[D]. 陈成玉. 贵州师范大学, 2021
• [2]新时代中国共产党自我革命理论研究[D]. 王贵. 贵州师范大学, 2021
• [3]高质量发展背景下中国经济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研究 ——基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视角[D]. 韩美琳. 吉林大学, 2021(01)
• [4]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重要论述的理论体系研究[D]. 朱鸿亮. 西安理工大学, 2021(01)
• [5]邓小平德育思想及其当代价值研究[D]. 张文杰. 西北大学, 2021(11)
• [6]高校红色文化资源育人研究[D]. 胡杨. 贵州师范大学, 2021(09)
• [7]中国共产党民生话语演进研究[D]. 肖玉元. 贵州师范大学, 2021(09)
• [8]改革开放新时期中国共产党对文化发展道路的理论探索（1978-2012）[D]. 谢春涛. 中国人民大学, 2021(12)
• [9]高校思想政治教育集成创新研究[D]. 尚明瑞. 兰州大学, 2021(09)
• [10]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内涵式发展研究[D]. 王爱莲. 东北师范大学, 20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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