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能量多普勒显像对鉴别乳腺良恶性肿块的价值（论文文献综述）
贠晓娟[1]（2021）在《三维能量彩色多普勒超声用于乳腺肿块良恶性鉴别诊断的价值》文中研究指明目的探讨三维能量彩色多普勒超声用于乳腺肿块良恶性鉴别诊断的价值。方法选取120例乳腺肿块患者作为研究对象,对患者实施乳腺钼靶X线检查、常规超声检查、三维能量彩色多普勒超声检查。以穿刺活检病理诊断结果为金标准,比较三种检查方法在乳腺肿块定性诊断中的结果,并比较乳腺癌患者与乳腺良性肿块患者的三维能量彩色多普勒超声参数。结果三维能量彩色多普勒超声检查在乳腺肿块定性诊断中的灵敏度、特异度、准确度、阳性预测值及阴性预测值均高于乳腺钼靶X线、常规超声检查（P<0.05）。在乳腺肿块定性诊断中,乳腺钼靶X线、常规超声诊断结果与穿刺活检病理诊断结果之间呈中度一致（Kappa值=0.579、0.642）,三维能量彩色多普勒超声诊断结果与穿刺活检病理诊断结果之间呈高度一致（Kappa值=0.825）。乳腺癌患者的平均血管形成指数、血流指数、血管形成-血流指数、彩色像素密度均高于乳腺良性肿块患者（P<0.05）。结论三维能量彩色多普勒超声可对乳腺肿块的良恶性进行灵敏、准确地鉴别,还可利用定量参数对乳腺肿块进行鉴别诊断,具有良好的诊断价值。
徐平[2]（2021）在《超声造影在乳腺病变诊断中的应用价值及影响因素探讨》文中研究表明研究背景及目的乳腺癌是世界范围内女性发病率最高的癌症,也是女性癌症相关死亡的主要原因。它是一种高度异质性疾病,与多种已知的可改变和不可改变的危险因素相关[1]。近年来,中国女性乳腺癌的发病率一直呈上升趋势[2],给患者带来了巨大的经济负担和心理创伤,因此乳腺癌的早期诊断和治疗就成为我们工作中的重中之重[3]。2019年版《中国女性乳腺癌筛查指南》[4]中推荐乳腺X线摄影（Mammography,MG）作为乳腺癌筛查项目的参考标准,同时强调了超声检查（Ultrasound,US）对MG的补充作用。US和MG检查作为乳腺筛查及诊断的一线“黄金搭档”,为乳腺癌的早期发现和治疗提供了最重要的影像依据[5]。虽然BI-RADS系统的引入为病变诊断提供了标准化的分类,但是MG和常规US的应用仍然存在一定的局限性。MG对致密乳房乳腺癌的的敏感度仅为30-48%[5],假阴性率相对较高[6],而在中国49.49%乳腺为致密型[7],这一定程度上限制了 MG在中国的应用。US更适合对具有小而致密乳房的亚洲女性进行乳腺筛查,但是其诊断假阳性较高[8]。MG和US的联合诊断结果灵敏度高但特异度低,导致许多不必要的活检,并且二者诊断经常出现不一致的情况,从而使临床医生困惑,导致不正确的临床建议。迫切需要一种有效的检查方法来进一步评价MG+US的诊断结果。近二十年来,超声造影（Contrast-enhanced Ultrasound,CEUS）应用于乳腺病变的鉴别诊断。它是一种纯血池显像技术,不仅能显示乳腺病变的形态,还能显示其微血管构筑,已有许多研究表明CEUS可优化BI-RADS分类,提高诊断效能并减少不必要的活检[9-11]。CEUS越来越多地被选为用于对US+MG结果进一步评价的成像方式[11]。但CEUS不仅需要额外的时间和费用,并且有可能产生并发症。作为US和MG的辅助工具,其临床应用仍然有很多问题亟待探讨。首先,迄今为止,CEUS作为US和MG的辅助手段,其应用指征并不明确。在US+MG不同类别的诊断中补充CEUS的应用价值存在争议,在US和MG诊断不一致的情况下CEUS是否是有效的补充工具也有待探讨[12]。再者既往文献多关注CEUS在乳腺病变鉴别诊断方面的贡献,而对CEUS诊断局限性的研究极少[19]。明确可能导致CEUS错误诊断的病变的相关因素,将有助于对其错误诊断结果的解释及CEUS的合理应用。最后乳腺高危病变在临床、形态学和生物学上具有较大的异质性[13],无论从家族遗传、基因测序、生化测定、临床表现[14-16]还是影像学检查[17],早期诊断均有一定难度。研究表明,乳腺高危病变整体血管化程度比非高危病变更明显,血管的数量和密度与病变的大小和病理严重程度成正比[18]。由此推测,对良性病变血管化的评估可能有利于高危病变的识别。在上述背景下,本研究拟从以下三个方面对CEUS在乳腺病变诊断中应用进行讨论。论文的第一部分拟探讨CEUS作为MG和US的辅助手段在不同情况的US和MG诊断结果中补充应用价值的区别。第二部分聚焦于CEUS在乳腺病变鉴别诊断中的局限性,探索与CEUS假阳性及假阴性诊断相关的病变特征。第三部分初步探讨乳腺良性高危病变CEUS特征及CEUS对高危病变的诊断价值。通过上述三个方面的研究,为CEUS的合理应用及进一步推广提供依据。第一部分:超声造影对乳腺病变常规诊断的补充应用价值评估目的:探讨超声造影（Contrast-enhanced ultrasound,CEUS）对乳腺病变X线摄影（Mammography,MG）和常规超声（Ultrasound,US）的补充应用价值,并对不同诊断情况下CEUS的补充价值进行比较,为CEUS的合理应用提供依据。方法:对2017年1月至2020年6月在我院行MG、US及CEUS检查并经病理证实的349个乳腺病变的各项诊断结果进行分析。首先通过ROC曲线评估US、MG、US+MG、US+CEUS及US+CEUS+MG对全体病变的诊断效能,并计算敏感度、特异度、准确度、阳性预测值（Positive Predictive Value,PPV）、阴性预测值（Negative predictive value,NPV）、假阳性（False Positive,FP）、假阴性（False Negative,FN）及曲线下面积（Area Under the Curve,AUC）。然后根据 US+MG联合诊断的BI-RADS分类结果将349个病变分成可能良性组（1、2、3类）及可能恶性组（4、5类）,并分别比较两组补充CEUS检查前后诊断敏感度、特异度、准确度、PPV、NPV及AUC。最后根据US及MG的诊断是否一致将349个病变分成一致组和不一致组,分别分析两组患者的临床及病理特征,并比较两组补充CEUS检查前后诊断敏感度、特异度、准确度、PPV、NPV及AUC。采用SPSS 22.0软件（SPSS,芝加哥,IL,美国）进行统计分析,定性指标用频数（百分比）表示,采用χ2检验比较组间差异,定量指标用均数±标准差表示,采用t检验比较组间差异。采用McNemar检验,比较不同检查方法的敏感度和特异度,采用Z检验比较各种方法的AUC。用与Leisenring等人提出的卡方统计量相同分布的分数统计量比较不同方法之间的PPV和NPV。以P<0.05表示有统计学意义。结果:349个乳腺病变包含205个良性和144个恶性。在全部病变的诊断中,US+CEUS+MG诊断乳腺病变的敏感度、特异度、准确度、PPV、NPV、FP及FN分别为 97.92%、69.27%、81.95%、69.12%、98.12%、30.73%及 2.08%,AUC 为 0.836,相较于US+MG,特异度、准确度、AUC均提高,假阳性降低。349个乳腺病变中,US+MG诊断可能良性80个,可能恶性269个。在US+MG诊断可能良性组,US+CEUS+MG敏感度、特异度、准确度、PPV、NPV及AUC为71.42%、98.63%、92.50%、83.33%、97.30%、0.850。相较于 US+MG,敏感度提高（P<0.05）,但特异度、准确度、NPV及AUC无统计学差异。在US+MG诊断可能恶性组,US+CEUS+MG 敏感度、特异度、准确度、PPV、NPV 及 AUC 为 98.54%、53.78%、76.58%、68.88%、97.26%、0.758。相较于US+MG,特异度、准确度、PPV及AUC提高（P<0.05）,敏感度无统计学差异。349个乳腺病变中,US和MG诊断一致178个,诊断不一致171个。诊断不一致的原因在病理良性组主要是US检查的假阳性（75/108,69.44%）,在恶性组主要是MG为假阴性（58/63,92.06%）。年轻女性、小病变、致密乳房和淋巴结阴性的乳腺癌在不一致组中更常见（P分别为0.008、0.013、0.023和0.000）。不同的病理分级在两组中没有统计学差异。在US和MG诊断一致组,US+CEUS+MG敏感度、特异度、准确度、PPV、NPV及 AUC 为 97.53%、58.76%、76.40%、66.39%、96.61%、0.781,各项相应指标高于US+MG,但无统计学差异。在US和MG诊断不一致组,US+CEUS+MG敏感度、特异度、准确度、PPV、NPV 及 AUC 为 92.06%、85.19%、87.72%、69.05%、94.85%、0.886,其中特异度、准确度、PPV及AUC高于US+MG（P<0.05）,敏感度、NPV无统计学差异。结论:CEUS的补充应用对US+MG的诊断结果的进一步评价有重要价值,可提高诊断效能并减少不必要的活检。在不同US和MG诊断类别中,CEUS的应用价值有所区别。在US+MG诊断可能恶性以及US和MG诊断不一致的病变中,CEUS是有效的补充手段,可提高鉴别诊断效能并减少不必要的活检。在US+MG诊断可能良性组及US和MG诊断一致组,CEUS的补充应用对诊断效能无明显影响,但是可增强诊断信心,将良性病变排除在进一步诊断之外。这些发现可能为CEUS的合理应用提供参考。第二部分:超声造影在乳腺病变鉴别中的应用:与假阳性和假阴性结果相关的因素目的:通过比较乳腺病变超声造影（Contrast-enhanced Ultrasound,CEUS）诊断结果与病理结果,探讨与CEUS假阳性和假阴性诊断结果相关的病变特征,以及这些特征对CEUS诊断效能的影响。方法:纳入2017年1月至2020年6月经病理证实的349个乳腺病变。所有病灶在活检或手术切除前均行乳腺X线、常规超声及CEUS检查。将CEUS结果与病理结果比较,将全部病变分为诊断正确组和诊断错误组:CEUS诊断为可能良性病理证实为良性病变的为真阴性;CEUS诊断为可能恶性病理证实的良性病变为假阳性;CEUS诊断为可能恶性病理证实为恶性的病变为真阳性,CEUS诊断为可能良性病理证实的恶性的病变为假阴性。诊断正确组和诊断错误组的计量资料采用均数±标准差表述,两组间比较采用独立样本t检验,计数资料采用频数（百分比）表述,两组间的比较采用χ2检验。单因素分析中具有统计学差异的因素进行多变量Logistic回归分析,用比值比（Odds ratio,OR）和95%置信区间来评估与CEUS诊断错误（假阳性和假阴性）结果相关的因素。分析不同因素对CEUS诊断效能的比值比（OR）。结果:349个患者共有349个乳腺病灶,良性205个,恶性144个,平均年龄（45.2±11.1）岁。CEUS 诊断的敏感度 88.19%（127/144）,特异度 73.17%（150/205）,准确度 79.36%（277/349）。良性病变的假阳性率（55/205,26.83%）高于恶性病变的假阴性率（17/144,11.81%）。在良性病变中,高危病变（20/55,36.36%）和炎性病变（11/55,20.00%）是导致假阳性诊断的主要原因。在乳腺恶性病变中,原位病变假阴性率（7/47,14.89%）高于浸润病变（10/97,10.31%）,但无统计学意义（χ2=0.497,P=0.481）,乳腺特殊类型癌囊内乳头状癌及粘液癌假阴性率均为50.00%。假阳性与真阴性病变相比,患者年龄更小（P=0.031）,病变距乳头距离（Distance to the papilla,DtP）更短（P=0.048）,合并高危病变比例更高（P=0.000）。分层分析显示,年龄≤45岁假阳性率高于年龄>45岁（OR=3.748,P=0.001）。距离乳头≤20mm的假阳性率高于距离乳头＞20mm（OR=2.747,P=0.010）。高危病变假阳性率高于非高危病变（OR=7.857,P=0.000）。多变量分析表明,年龄、DtP、病理分组与CEUS假阳性诊断结果显着相关（OR值分别为:2.284、1.285、1.895;P 值分别为:0.002、0.048、0.035）。假阴性与真阳性病变相比,患者年龄更小（P=0.046）,病变最大径线（Lesion maximum diameter,LMD）更小（P=0.000）。分层分析显示,年龄≤45岁假阴性率高于年龄>45岁（OR=3.581,P=0.014）。病变最大直径≤10mm的假阴性率高于病变最大直径>10mm（OR=12.527,P=0.000）。多变量分析表明,年龄、LMD与CEUS假阴性诊断结果显着相关（OR值分别为:1.718、2.173;P值分别为0.047、0.031）。年龄、LMD及DtP对CEUS诊断效能有显着影响。CEUS对年龄>45岁、病灶LDM>10mm、DtP>20mm的病灶诊断效能分别高于年龄≤45岁、LDM≤10 mm以及DtP≤20 mm 的病灶（OR 分别为 2.620,2.391,2.309）。结论:CEUS在乳腺病变鉴别诊断中的应用存在局限性。病变的多种临床、病理及影像特征与错误诊断相关。年龄小与假阳性和假阴性诊断均相关,较短的DtP,高危病变与假阳性诊断相关,较小的病变最大径线与假阴性诊断相关。年龄,LMD及DtP均可影响CEUS的诊断效能。明确与CEUS假阳性和假阴性诊断的相关因素,可在乳腺病变的诊断中适当使用CEUS及选择可用的替代方案,提高诊断准确度。第三部分:乳腺良性高危病变的超声造影:特征分析及诊断价值评估目的:探讨乳腺良性高危病变的超声造影（Contrast-enhanced ultrasound,CEUS）定性分析及定量分析特征,评估CEUS对高危病变诊断的应用价值。方法:对2017年1月至2020年6月在我院经病理证实的205个乳腺良性病变（其中高危病变34个,非高危病变171个）的常规超声（Ultrasound,US）、乳腺X线摄影（Mammography,MG）及CEUS检查结果进行分析。对CEUS进行定性分析及定量分析,并且根据罗葆明等提出的五分制系统进行评分（1-3分为非高危病变,4-5分为高危病变）。常规US及MG诊断均按照BI-RADS分类。根据CEUS评分调整初始US分类,调整后分类结果作为US+CEUS的联合诊断结果。US+MG及US+CEUS+MG联合诊断以US、MG及US+CEUS分类高者作为联合诊断结果。0、1、2、3类为非高危病变,4、5类为高危病变。定性指标用频数（百分比）表示,采用χ2检验比较组间差异,定量指标用均数±标准差表示,采用t检验比较组间差异。通过 ROC 曲线评估 US、MG、US+MG、CEUS、US+CEUS 及 US+CEUS+MG 对高危病变的诊断效能,并用Z检验比较曲线下面积。结果:205个乳腺良性病变中,非高危171个,高危34个。高危病变与非高危病变的多项CEUS定性及定量指标存在差异。定性指标中,高危病变高增强比例（P=0.000）、快进比例（P=0.000）、向心性增强比例（P=0.000）、增强边缘不清晰比例（P=0.004）、增强形态不规则比例（P=0.000）、增强后范围增大比例（P=0.000）和放射状灌注出现比例（P=0.000）均高于非高危病变。二者的增强均匀性（P=0.269）、环状增强（P=0.317）和灌注缺损比例（P=0.436）没有统计学差异。定量指标中,高危病变峰值强度（Peak Intensity,PI）、相对峰值强度（△PI）高于非高危病变（P分别为0.026、0.018）,相对开始增强时间（△AT）长于非高危病变（P=0.001）。US+CEUS+MG鉴别诊断的敏感度、特异度、准确度分别为94.11%,81.87%,83.90%,AUC 为 0.877,高于 US（AUC=0.411,P=000）、MG（AUC=0.665,P=0.030）、US+MG（AUC=0.437,P=0.000）及 CEUS（AUC=0.689,P=0.009）,与 US+CEUS 无明显差异（AUC=0.871,P=0.780）。结论:CEUS可评价乳腺良性高危病变与非高危病变的血管化程度差异,二者多项CEUS定性及定量指标存在统计学差异。相较于非高危病变,高危病变开始增强时间更早,速度更快,强度更高,增强后边缘不清晰、形态不规则、出现异常灌注和范围增大的比例更大。在US和MG基础上补充CEUS检查,不仅可以提高高危病变的检出,避免因低估而引起的治疗延迟,还可减少良性非高危病变不必要的活检,为临床下一步治疗提供依据。
李晓娜[3]（2019）在《超微血管成像联合钼靶X线在乳腺结节定性诊断中的应用价值》文中指出目的根据乳腺影像报告和数据系统（Breast Imaging Reporting and Data System,BI-RADS）分类标准,探讨联合应用超微血管成像（Superb Microvascular Imaging,SMI）技术与钼靶X线诊断技术在乳腺结节定性诊断中的应用价值。方法收集2018年9月至2019年12月在锦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因乳腺疾病先后进行超声及钼靶X线检查的189个患者,共204个结节,均经穿刺活检或手术后得到病理结果。回顾性分析204个乳腺结节的声像图资料,以穿刺病理或手术病理为金标准,在BI-RADS分类的基础上,比较彩色多普勒超声（Color Doppler Flow Imaging,CDFI）模式与SMI模式的诊断效能,再比较单独应用SMI与SMI联合钼靶X线检查的诊断效能,根据约登指数选取最佳诊断方法。结果1.CDFI模式和SMI模式对乳腺结节整体血流检出率分别为71.01%和76.47%,两者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对比分析两种模式对乳腺良性结节的Adler血流分级检测结果,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再对比分析两种模式对乳腺恶性结节的Adler血流分级检测结果,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2.分别比较CDFI、SMI、钼靶、SMI与钼靶X线联合检查方法与病理结果的差异性（均为P>0.05）,差异无统计学意义。与病理结果做一致性比较:CDFI、SMI的Kappa值分别为0.614、0.723,吻合度高度一致;钼靶的Kappa值为0.490,吻合度中度一致;联合检查的Kappa值为0.823,吻合度为最强一致。3.四种方法以BI-RADS分类为指导,对比穿刺或手术后的病理结果:CDFI诊断乳腺结节的灵敏度为75.53%、特异度为84.55%、准确度为80.39%;SMI诊断乳腺结节的灵敏度82.98%、特异度89.09%、准确度为86.27%;钼靶X线诊断乳腺结节的灵敏度为76.60%、特异度为72.73%、准确度为74.51%;SMI与钼靶X线联合检查乳腺结节的灵敏度91.49%、特异度90.91%、准确度为91.18%。4.两两方法间分别进行灵敏度与特异度的比较:SMI检查较CDFI检查诊断乳腺结节性质的灵敏度升高,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特异度和准确率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P>0.05）;联合检查较单独应用SMI诊断乳腺结节性质的灵敏度升高,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特异度和准确度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P>0.05）。对SMI与CDFI、SMI与联合检查诊断乳腺结节性质的灵敏度和特异度进行综合比较（均为P<0.05）,差异有统计学意义。5.SMI的约登指数为0.72,CDFI的约登指数为0.50,SMI的诊断效能较高。对比SMI与联合检查方法的约登指数,联合检查的约登指数为0.82,联合检查方法的诊断效能较高。结论CDFI、SMI、钼靶X线、SMI与钼靶X线联合检查的方法均与病理结果有较好的一致性,SMI的诊断效能优于CDFI,联合检查方法的诊断效能高于单一应用SMI检查方法。SMI与钼靶X线两者联合检查可发挥各自优势,为临床提供安全、科学、精准的无创检查手段和诊断依据。
倪暾[4]（2019）在《乳腺包块BI-RADS分级超声与病理对照研究》文中提出目的:探讨乳腺包块彩超声像图改变及BI-RADS分级与术后病理诊断结果之间的关系。方法:2013年1月2017年10月期间,选取安徽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和中国科学院合肥肿瘤医院超声科检查出70例乳腺包块的病例,总结包块典型声像图表现,并对其进行BI-RADS分级,检索乳腺包块病理诊断结果,找出之间的关系,证实彩超技术以及BI-RADS分级在乳腺包块良恶性鉴别诊断过程中的价值。结果:在本研究中,运用超声技术检出乳腺包块共计70例,其术后病理类型包括浸润性导管癌34例、导管原位癌8例、导管乳头状癌4例、乳腺腺病13例、乳腺纤维腺瘤8例、乳腺囊肿3例。乳腺包块超声检查结果显示,依据乳腺包块的超声声像图改变,超声初步诊断为乳腺癌43例,与病理结果对比,乳腺癌超声符合率达93%;乳腺包块的超声BI-RADS分级5级共计23例,病理诊断是乳腺癌的22例,阳性预测值高达96%;4c级13例,病理证实乳腺癌共计11例,阳性预测值达85%;10例4b级,阳性预测值50%;17例4a级,阳性预测值35%;7例3级,阳性预测值29%。结论:乳腺超声BI-RADS分级对乳腺包块良恶性判断具有重要的价值,各项典型声像图表现与乳腺病理特征具有较好的相关性。
吴国柱[5]（2018）在《瘤体周边滋养血管对乳腺癌的诊断价值及与分子标记物相关性研究》文中研究表明研究背景:女性乳腺癌的患病风险有全球化性加剧的态势,而我国女性乳腺癌患病趋势有自身特色,即呈现显着的农村化和年轻化[1-2]。造成的后果就是乳腺癌患者的死亡率随之增高,这不但给患者家庭造成严重影响,而且给社会同样带来沉重负担。因此,医务工作者一直把对乳腺癌的预防和治疗作为重点和热点领域展开研究。乳腺肿瘤分泌血管内皮生长因子促进大量血管生成,导致肿瘤边缘带和肿瘤中心区域的血管分布存在异质性。目前的研究认为肿瘤血管的异质性由肿瘤的类型和微环境决定,微环境中肿瘤相关基质细胞的主动调节起到了关键作用,这种调节在空间、时间表达水平的不协调性导致肿瘤血管生成与生理状态下的血管生成存在显着差异[3]。以往的研究证实恶性乳腺瘤体周边区域的血流灌注强度比肿瘤中心区域显着增大,周边区域的血管分布更密集[3-4]。乳腺癌肿块生长速度快,内部血流供应不足,出现坏死区致使内部血管稀疏,血流灌注相对瘤体周边区域少。以往的研究及肿瘤治疗手段更多聚焦于肿瘤内部血管[5],而报道乳腺瘤体周边滋养动脉在良恶性肿瘤间的差异的研究并不多。恶性乳腺肿瘤生长旺盛,瘤体周边地带存在大量走行迂曲的放射状或环绕型的滋养血管,这种滋养动脉决定肿瘤生长速度的快慢和侵袭性的强弱。乳腺恶性肿瘤瘤体周边滋养动脉管径往往较粗且走形不规则,并向瘤内多个分支供应足够的血液以保障乳腺恶性肿瘤迅速生长的需求,乳腺恶性肿瘤的滋养血管是肿瘤细胞扩增和侵袭的关键因素。随着高频超声的分别率愈来愈高,超声检出直径在10mm以下的乳腺恶性结节的能力也越来越强,但这些直径较小的恶性结节在二维声像图中并不是都具有典型的声像图表现。再者,乳腺的恶性肿瘤生长迅速者,内部出现坏死液化区时,超声检测瘤体内部血管提供的诊断信息有限。以上这些情况都会影响常规超声对乳腺良恶性肿瘤的鉴别,这时候乳腺瘤体周边滋养血管对肿块的良恶性鉴别或许能提供一些有价值的信息,目前鲜有文献报道超声测量所得的肿物周边滋养动脉血流频谱在乳腺良恶性肿瘤之间的差异。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分子生物学得以快速发展,医务工作者逐步认识到在乳腺癌的形成和发展过程中,肿瘤分子标记物对监测肿瘤的侵袭性和生长性具有显着的作用。乳腺癌的重要的分子标记物有孕激素受体（progesterone receptor,PR）、血管内皮生长因子（vascular endothelial growthfactor,VEGF）、雌激素受体（estrogen receptor,ER）、人类表皮生长因子受体2（human epidermalgrowth factor receptor-2,HER2,C-erbB-2是HER2的Neu亚型）及Ki-67等,这些分子标记物在乳腺癌个体化诊断、临床治疗方案选择和预后疗效评估中对临床医师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6-7]。目前对部分乳腺恶性肿瘤,临床提出了先进行新辅助放化疗后再进行手术的方案,以上这些分子标记物的表达情况是该疗效是否满意的直接证据[8]。但是,需要通过病理学以及免疫组化技术对组织标本观察来判断肿瘤的分子标记物表达状况,而这些组织标本必须通过穿刺活检或手术切除获得。因此,如何利用无创性影像学检查方法,通过研究肿瘤在宏观影像学形态改变与乳腺肿瘤相关的分子标记物表达的关系,以此利用无创的影像学方法间接地反映肿瘤的生物学行为进而为临床进一步治疗提供依据,是目前国内外乳腺癌影像学研究领域的重点和热点。有学者[9]将肿瘤血管分成三个区域:①肿瘤中心带,血管稀少,很少有分支或吻合支,存在大片无血管区,认为中心带与肿瘤坏死有关。②肿瘤外带,血管密集,窦状扩张,相互吻合成拌,提示外带是肿瘤细胞生长旺盛区。③肿瘤周围组织带,血管粗大迂曲,互相融合成片状、胚窦样。血管粗大的区域多位于肿瘤边缘,边缘区域的血管化程度有高于中心区域的趋势。以往的研究证实肿瘤内部血管与这些分子标记物阳性表达有关[10-12],但很少文献报道瘤体周边滋养血管与肿瘤分子标记物的关系。因此,如果寻找出乳腺癌和纤维腺瘤肿物周边滋养动脉血流频谱的差异,不但对对鉴别肿瘤良恶性的有价值,而且对乳腺内无血流信号显示、恶性征象不显着的微小癌以及发生坏死液化的癌灶的诊断有参考价值。如果能找到肿瘤周围滋养血管与肿瘤病理学标志物之间的关联性,我们在今后的工作中,就可以利用超声检查乳腺恶性瘤体周边滋养动脉观察新辅助放化疗的前后变化,利用无创的这种影像学方法就能间接地反映肿瘤的生物学行为进而为临床进一步治疗提供依据。正是基于以上因素考量,本文对乳腺肿瘤周围滋养血管及其与肿瘤分子标志物的关系展开了研究。研究内容:第一部分瘤体周围滋养动脉及超声造影肿物周缘区对乳腺良恶性肿物的诊断价值目的探讨乳腺瘤体周围滋养动脉的血流峰值流速及阻力指数对鉴别诊断乳腺良恶性肿物的可行性及应用价值;通过对乳腺肿瘤周缘区域进行超声造影,探讨乳腺肿瘤周围区域的造影增对区分肿物良恶性的应用价值。方法应用超声测定220个乳腺病灶瘤体周围滋养动脉的血流峰值流速（PSV）及阻力指数（RI）,所有病例均经手术治疗,并经术后病理证实。应用组内相关系数（intraclass correlation coefficient,ICC）对反复测量3次的滋养动脉PSV、RI所得数据进行可重复性评估,构建受试者工作曲线,得出诊断相对符合临床实际的诊断乳腺癌临界值。对其中的46个乳腺病灶周缘区行超声造影检查,对比分析乳腺良恶性肿瘤周缘区造影增强强度及造影参数的差异。结果220例乳腺肿物中有97个乳腺癌病灶,肿块直径7～52 mm,平均（23.7±10.8）mm;有123个良性病灶,肿块直径9～39 mm,平均（19.5±4.8）mm。乳腺实性瘤体周围滋养动脉血流频谱的PSV、RI的3次测值ICC大于0.75。乳腺癌周围滋养动脉频谱测值的PSV和RI均比乳腺良性肿瘤的数值高,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乳腺癌周边滋养动脉多呈放射状走行,而乳腺良性瘤体周边滋养动脉多呈环绕状走行,乳腺癌与乳腺纤维腺瘤周边滋养动脉走行方式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乳腺癌周边滋养动脉的PSV的诊断临届值为16.5 cm/,敏感度为86.60%,特异度较低,约为56.60%,84.15%的阴性预测值较为理想,阳性预测值差,61.31%;滋养动脉RI的诊断临界值为0.715,与之相对应的数值分别为91.75%、79.51%、92.38%和78.07%。对其中的46个乳腺病灶周缘区进行超声造影显示,乳腺癌周缘区多表现为高增强,而纤维腺瘤周缘区多为低增强或等增强（P<0.05）;与乳腺纤维腺瘤相比,乳腺癌周缘区多为放射状灌注,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在造影参数的比较中,乳腺癌周缘区造影参数中的达峰时间比纤维腺瘤快,且曲线下面积大,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01）。结论超声测量乳腺瘤体周围滋养动脉稳定性良好,可成为二维超声诊断及鉴别乳腺良恶性肿块基础上的一种补充手段。乳腺肿瘤周缘区超声造影对乳腺良恶性病灶的区分有一定临床价值,也进一步印证乳腺良恶性肿瘤周围区域血管分布不同。第二部分分子标记物C-erbB-2、ki-67及VEGF的表达对判断乳腺浸润性导管癌预后的影响目的探讨分子标记物中的C-erbB-2、ki-67及VEGF的表达情况对乳腺浸润性导管癌（infiltrating ductal carcinoma,IDC）腋窝淋巴结转移、病理组织学分级的影响,为临床评估乳腺IDC预后及对瘤体周边滋养血管的研究提供理论依据。方法选取122例行乳腺癌切除术的女性患者的临床资料,该组病灶被病理证实为乳腺IDC或IDC混合型。采用回顾分析的方法对122个病灶研究,分析肿瘤相关因子ER、C-erbB-2、VEGF及ki-67及表达与乳腺浸润性导管癌腋窝淋巴结转移的关系及其对病理组织学分级的影响。结果122例乳腺IDC患者的年龄为年龄29～80岁,平均（52.6±11.3）岁;122个IDC病灶直径7～68mm,平均（24.0±11.6）mm,病灶直径≥20mm的有64个,<20mm的58个;C-erbB-2阳性表达者占39.3%（48/122）,C-erbB-2表达阴性占总数的60.7%（74/122）;组织学分级≥II级的为75个,<II级为47个;发生腋窝淋巴结者61例;ER和PR的阳性表达的病灶分别为58和54个;Ki-67阳性表达者为97例,占79.5%（97/122）,Ki-67表达阴性者为25例,占总数的20.5%（25/122）;VEGF阳性表达者占63.1%（77/122）,VEGF表达阴性者占总数的36.9%（45/122）。C-erbB-2和Ki-67阳性表达者多数病理组织分级≥II级,也更容易发生腋窝淋巴结转移（P<0.05）。C-erbB-2阳性表达者,其ER和PR多数表现为阳性（P<0.05）。Ki-67和VEGF表达阳性时,肿瘤直径多数≥20 mm（P＜0.005）,当乳腺IDC的VEGF表达阳性时,患者多数容易发生腋窝淋巴结转移（P<0.05）。结论分子标记物C-erbB-2、Ki-67在乳腺IDC中表达为阳性时,病灶的组织学分级多数≥Ⅱ级,而且多数出现腋窝淋巴结的转移的情况;当C-erbB-2呈现出阳性表达时,病灶雌激素受体ER、PR大多数呈阳性表达;Ki-67及VEGF的阳性表达者,肿瘤多数往往生长迅速,大多数肿块直径≥20 mm。因此,分子标记物C-erbB-2、Ki-67、VEGF是否阳性表达影响着乳腺IDC组织学分级及向远处转移。第三部分乳腺浸润性导管癌肿块周边滋养血管与C-erbB-2阳性表达强度分级的关系目的探讨超声检测的乳腺浸润性导管癌（infiltrating ductal carcinoma,IDC）瘤体周边滋养动脉的PSV及RI与人类表皮生长因子受体2的亚型C-erbB-2阳性表达强度分级的关系。方法回顾分析122个乳腺IDC肿物周围滋养动脉的峰值流速（PSV）及阻力指数（RI）等参数,选取同期138个乳腺纤维腺瘤作为对照分析,所有病例均经手术及病理证实,对肿瘤标本用免疫组化方法测定C-erbB-2表达情况,分为强阳性、阳性、弱阳性、阴性4个等级,分别用“+++”、“++”、“+”、“-”表示,分析其与瘤体周围滋养动脉PSV、RI之间的关系。结果乳腺IDC组肿块周边滋养动脉PSV为（20.99±8.14）cm/s,RI为0.80±0.06,纤维腺瘤组病灶周边滋养动脉的PSV为（15.56±3.68）cm/s,RI为0.66±0.07,乳腺IDC组肿物周围滋养动脉的PSV及RI均高于纤维腺瘤组肿块周边滋养动脉的PSV和RI,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01）。乳腺IDC瘤体周边滋养动脉的PSV及RI与C-erbB-2表达强度分级呈正相关（r值分别为0.323和0.360）,纤维腺瘤病灶周缘区域滋养动脉PSV及RI的大小与C-erbB-2阳性表达强度分级均无相关性（r值均为0.001）。结论乳腺IDC瘤体周边滋养动脉频谱形态呈高速高阻型,乳腺IDC滋养动脉的PSV和RI的高低与C-erbB-2表达强度分级有关第四部分乳腺浸润性导管癌病灶周围滋养动脉的PSV和RI与肿瘤直径及Ki-67表达强度的关系目的探讨乳腺浸润性导管癌（infiltrating ductal carcinoma,IDC）肿物周围区域滋养血管的PSV、RI与肿瘤直径及细胞增殖抗原标记物（Ki-67）表达强度的关系。方法回顾分析137例乳腺IDC肿物直径及周围滋养动脉的峰值流速（PSV）及阻力指数（RI）等相关参数,所有病例均经手术及病理证实,术后对肿瘤标本用免疫组化方法测定Ki-67表达情况,根据免疫组化图中显示的细胞染色数量的多少把Ki-67分成4个等级（强阳性、阳性、弱阳性和阴性）,分别用“+++”、“++”、“+”和“-”表示,分析137个病灶周边滋养动脉的PSV、RI与肿块直径及Ki-67表达等级的关系。结果137例乳腺IDC肿块直径7～68mm,平均（24.0±11.6）mm,Ki-67阳性表达率81%（111/137）.瘤体周边滋养动脉的RI和肿瘤直径在Ki-67的“-”组、“++”组、“+”组和“+++”组间比较结果不同,差异有统计学意义（F=3.52和2.76,P=0.017和0.045）。随着结节直径及瘤体周边滋养血管的PSV和RI增高,Ki-67阳性表达强度分级增高,即存在正相关性（r值分别为0.283、0.271和0.361,P值均<0.001）,137个乳腺病灶直径与周边滋养动脉的PSV呈正相关（r=0.409,P<0.001）,与 RI 呈正相关（r=0.361,P<0.001）。结论乳腺IDC的瘤体周边滋养血管的PSV和RI与肿瘤直径与Ki-67阳性表达强度呈正相关性。肿瘤直径的大小与乳腺癌病灶周边滋养PSV和RI的高低呈正相关性。
丁通[6]（2018）在《UE在BI-RADS 4类乳腺肿块中的临床价值研究》文中研究表明目的:探讨超声弹性成像在BI-RADS 4类乳腺肿块中的临床应用价值。方法:研究对象为2017年6月至2018年1月期间接受超声检查的129例女性患者,共137个乳腺病灶,且病灶均被评为BI-RADS4类,年龄2374岁,平均年龄（47.1±11.5）岁。使用百胜Mylab90型彩超诊断仪,线阵探头,频率为7.510MHz,手术前上述病例均按要求行2D、CDFI和UE检查,采集图像并保存。本文采用压迫式弹性成像技术,UE参照罗保明改良5分法;CDFI参照Adler半定量法并结合血流动力学参数RI（即CDFI+RI）。先分别采用CDFI+RI、UE以及CDFI+RI联合UE这三种方法对BI-RADS 4类乳腺肿块进行整体评价,同时计算出三种方法诊断的灵敏度、特异度、准确度以及阳性预测值和阴性预测值,并对上述结果进行两两比较。然后用这三种方法对BI-RADS 4A、4B、4C类的肿块分别进行评价,同时计算出三种方法对4A、4B、4C类的肿块诊断的灵敏度、特异度、准确度以及阳性预测值和阴性预测值,并对上述结果进行两两比较。以病理结果为金标准,以上所有评价结果均与病理结果进行对照,利用SPSS18.0软件进行统计学分析,计量资料用均数目±标准差表示,对各组之间的数据差异进行Pearson卡方检验分析,以P<0.05表示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结果:（1）病理结果:137个BI-RADS 4类乳腺肿块中,良性74个、恶性63个。（2）对BI-RADS 4类乳腺肿块的整体评价指标:CDFI+RI联合UE检查的灵敏度为90.48%（57/63）、特异度为89.19%（66/74）、准确度为89.78%（123/137）、阳性预测值为87.69%（57/65）、阴性预测值为91.67%（66/72）,均明显高于CDFI+RI及UE单独检查。同时UE检查结果的各项指标也均高于CDFI+RI检查。三种检查方法两两比较均存在差异,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值<0.05）。（3）单个检查方法分别对BI-RADS 4A、4B、4C类乳腺肿块的评价指标:UE与CDFI+RI检查在分别对4A和4C类乳腺肿块的灵敏度、特异度、准确度、阳性预测值、阴性预测值上两两比较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值<0.05）,且UE要优于CDFI+RI检查方法;两种检查方法分别对4B类乳腺肿块的检查结果的指标中虽UE检查要高于CDFI+RI检查,但二者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值>0.05）。（4）联合检查方法对BI-RADS 4A、4B、4C类乳腺肿块的评价指标:联合检查在分别对4A、4B、4C类乳腺肿块的灵敏度、特异度、准确度及阳性预测值和阴性预测值上均优于单个的检查方法,且联合检查方法分别与两种单个检查方法在灵敏度、特异度、准确度上两两比较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值<0.05）。结论:1、UE在鉴别BI-RADS 4类乳腺肿块的整体诊断效能优于CDFI+RI的检查。2、UE可作为常规超声检查的有益补充,UE联合CDFI+RI对BI-RADS 4类乳腺肿块良恶性病灶的诊断效能明显高于两种方法的单独诊断,且提高了诊断的符合率,具有很好的诊断价值。3、UE对RI-RADS 4A及4C类乳腺病灶能较好的诊断,尤其是UE联合CDFI+RI检查明显提高了4A、4B、4C类病灶的灵敏度、特异度、准确度,从而减少了4A类乳腺良性病灶不必要的穿刺活检或手术,以及降低了4B、4C类乳腺恶性病灶的术前穿刺活检率,对临床具有很好的指导价值。
王琼,张缙熙[7]（2017）在《乳腺癌的超声诊断及研究进展》文中认为乳腺癌是常见的女性恶性肿瘤,超声检查是诊断乳腺癌的主要影像学检查方法之一。二维超声和多普勒超声是鉴别乳腺癌与乳腺良性肿块最基本的方法,有较高的准确率,但其存在一定的局限性。随着现代影像技术的发展,在二维超声和多普勒超声的基础上,出现了超声弹性成像、超声造影、三维成像及介入性超声等新技术,这进一步提高了乳腺癌诊断的灵敏度,使超声检查在乳腺癌的早期诊断及治疗中发挥更重要的作用。
郭少仁,李兴霞,吴荣秀[8]（2012）在《乳腺癌超声诊断综合应用的新进展》文中研究说明乳腺癌是女性最常见的恶性肿瘤之一,早期准确诊断具有重要的意义。近年来,随着超声技术的广泛应用,尤其是超声诊断技术在乳腺肿块的综合应用,包括高频线阵二维超声、彩色多普勒显像、彩色多普勒能量图、频谱多普勒、超声造影、弹性成像,三维超声,可显着提高乳腺癌的诊断符合率。本文就其进展综述如下。
李婧[9]（2011）在《超声“萤火虫”技术与钼靶诊断乳腺微钙化病变的对比研究》文中研究表明目的通过对超声“萤火虫”技术与钼靶摄影诊断乳腺微钙化病变的对比研究,评价超声“萤火虫”技术在乳腺微钙化病变中的诊断意义及临床应用价值。方法收集山东省立医院经手术或组织学穿刺后病理证实的乳腺微钙化病变患者132例,均为女性,其中良性病变43例,恶性病变89例。术前均行钼靶摄影检查显示有微钙化,超声“萤火虫”技术应用TOSHIBA彩超仪,探头频率选用13 MHz,患者取仰卧位或侧卧位,充分暴露双侧乳房,先用常规灰阶超声对乳腺行纵、横、斜、切的全面扫查,发现乳腺肿瘤时仔细观察乳腺肿瘤的大小、形态、边界及内部回声。再调至萤火虫图像状态,观察肿瘤内部及其周围钙化灶的形态特点及分布情况。并记录病灶的大小、形态、边缘、内部回声、肿块纵横经之比、后方衰减及血流情况,并对其进行综合分析来评价病灶的良恶性。乳腺钼靶摄影采用GE全数字化平板乳腺钼靶摄影机,常规取轴位及双斜位,必要时加照侧位及点片。观察乳腺病灶的形态、位置、边缘等征象,并记录乳腺内微钙化的位置、大小,形态,分布情况,并对其综合分析来评价其良恶性。统计方法数据处理应用SPSS13.0软件包,计数资料用χ2检验,以p<0.05为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结果超声“萤火虫”技术对乳腺微钙化的检出率为72.7%,其中乳腺恶性病变（乳腺癌）微钙化的超声“萤火虫”技术检出率为90.0%,乳腺良性病变的微钙化灶的超声“萤火虫”技术检出率为37.2%（P<0.05）。超声“萤火虫”技术及钼靶摄影对乳腺微钙化病变诊断的敏感性、特异性、准确性、假阴性、假阳性、阳性预测值及阴性预测值分别为73.0%、81.4%、75.8%、11.0%、40.7%、73.0%、81.4%;77.5%、67.4%、74.2%、16.9%、40.8 %、77.5%、67.4%,两者结合诊断乳腺微钙化病变的敏感性、特异性、准确性、假阴性、假阳性、阳性预测值及阴性预测值为92.1%、90.7%、91.7%、4.7%、15.2%、92.1%、90.7%。钼靶摄影对乳腺伴有微钙化疾病的诊断具有较高的敏感性,高频超声检查具有较高的特异性。两者相结合可提高乳腺微钙化病变诊断的准确性（χ2为6.62、7.81,P<0.05）。结论1.超声“萤火虫”技术显像条件下可以将以往虽可为设备检测到而未能被显示出来的细微组织信号—微小钙化点凸现出来,将其亮度提高10倍以上,使微小钙化在视觉上让人更加清晰的识别。加之其与灰阶超声相互转换,使其对乳腺内微钙化的检出具有一定的优势,特别是对乳腺恶性病变内的微钙化。超声“萤火虫”技术能显示乳腺微钙化病变的特点,不但能清晰实时观察病灶的形态、大小、内部及边缘回声;而且可显示临近组织、区域淋巴结及病变血流;还能敏感的显示瘤内的微小钙化。2.超声“萤火虫”显像技术成像和乳腺钼靶摄影诊断乳腺疾病的准确性未见明显差距,而超声“萤火虫”技术诊断具有较高的特异性,钼靶摄影具有较高的敏感性,说明两者均为乳腺疾病影像检查的理想的方法。3.超声“萤火虫”显像技术和钼靶摄影两种检查方法的联合应用诊断乳腺微钙化病变的准确率高于两种方法分别单独使用,两种检查方法在乳腺疾病的检查中可以发挥优势互补的作用,进一步提高乳腺良恶性疾病的正确诊断率。
买日木沙·阿不力米提[10]（2009）在《二维及彩色多普勒超声诊断乳腺癌的临床价值》文中研究表明目的：探讨二维及彩色多普勒超声诊断乳腺癌的临床价值。方法：前瞻性分析128例乳腺肿瘤超声二维图像、彩色多普勒及能量多普勒超声检查结果,全部病例经手术病理证实。结果：经二维图像、彩色多普勒及能量多普勒超声检查,乳腺良性肿块诊断符合率为80.7%（46/57）,二维声像图多表现为：形态规则,边界清,内部回声均匀,无强回声晕,无簇状钙化,无后方回声衰减,纵横比<1；乳腺恶性肿块诊断符合率为97.2%（69/71）,二维声像图多数表现为：形态不规则或欠规则,边缘不清,内回声不均匀或欠均匀,3例有强回声晕,35例有簇状钙化,18例有后方回声衰减,纵横比≥1；彩色多普勒显示：恶性肿块的彩色血流信号丰富,血流分级高,血流分级大多数为Ⅰ-Ⅲ级,恶性肿块的PSV、RI、PI均高于良性肿块。结论：二维及彩色多普勒超声对乳腺肿块的检出率高,应用二维声像图特点、CDFI、PDI及腋窝淋巴结综合判断,并可以提高对乳腺良恶性肿块的诊断和鉴别诊断水平。
二、能量多普勒显像对鉴别乳腺良恶性肿块的价值（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能量多普勒显像对鉴别乳腺良恶性肿块的价值（论文提纲范文）
（1）三维能量彩色多普勒超声用于乳腺肿块良恶性鉴别诊断的价值（论文提纲范文）
| 1 资料与方法 |
| 1.1 一般资料 |
| 1.2 方法 |
| 1.3 观察指标 |
| 1.4 统计学方法 |
| 2 结果 |
| 2.1 乳腺肿块定性诊断结果分析 |
| 2.2 三种检查方法诊断结果与穿刺活检病理诊断结果之间的一致性分析 |
| 2.3 乳腺癌患者与乳腺良性肿块患者的三维能量彩色多普勒血流参数比较 |
| 3 讨论 |
（2）超声造影在乳腺病变诊断中的应用价值及影响因素探讨（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英文摘要 |
| 先进性与创新性 |
| 符号说明 |
| 第一部分 超声造影对乳腺病变常规诊断的补充应用价值评估 |
| 前言 |
| 材料与方法 |
| 结果 |
| 讨论 |
| 结论 |
| 附图 |
| 附表 |
| 第二部分 超声造影在乳腺病变鉴别中的应用：与假阴性和假阳性结果相关的因素 |
| 前言 |
| 材料与方法 |
| 结果 |
| 讨论 |
| 结论 |
| 附图 |
| 附表 |
| 第三部分 乳腺良性高危病变的超声造影：特征分析及诊断价值评估 |
| 前言 |
| 材料与方法 |
| 结果 |
| 讨论 |
| 结论 |
| 附图 |
| 附表 |
| 综述 乳腺超声新技术的应用价值及局限性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目录 |
| 学位论文评阅及答辩情况表 |
| 英文论文1 |
| 英文论文2 |
（3）超微血管成像联合钼靶X线在乳腺结节定性诊断中的应用价值（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论着摘要 |
| 英文论着摘要 |
| 英文缩略语表 |
| 前言 |
| 实验资料与方法 |
| 实验结果 |
| 讨论 |
| 结论 |
| 本研究创新性自我评价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一、文献综述 乳腺结节的超声诊断现状及进展 |
| 参考文献 |
| 二、在学期间科研成绩 |
| 三、致谢 |
| 四、个人简介 |
（4）乳腺包块BI-RADS分级超声与病理对照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英文摘要 |
| 前言 |
| 1 材料与方法 |
| 2 结果 |
| 3 讨论 |
| 4 结论 |
| 5 展望 |
| 参考文献 |
| 综述 乳腺包块超声诊断研究进展 |
| 参考文献 |
（5）瘤体周边滋养血管对乳腺癌的诊断价值及与分子标记物相关性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论文创新之点 |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英文缩略词表 |
| 前言 |
| 第一部分 超声检查乳腺瘤体周围滋养动脉及超声造影肿物周缘区对鉴别肿物良恶性的应用价值 |
| 1 资料与方法 |
| 2 结果 |
| 3 讨论 |
| 4 结论 |
| 第二部分 分子标记物C-erbB-2、ki-67及VEGF的表达对判断乳腺浸润性导管癌预后的影响 |
| 1 资料及方法 |
| 2 结果 |
| 3 讨论 |
| 4 结论 |
| 第三部分 乳腺浸润性导管癌肿块周边滋养动脉与C-erbB-2表达的相关性分析 |
| 1 资料与方法 |
| 2 结果 |
| 3 讨论 |
| 4 结论 |
| 第四部分 乳腺浸润性导管癌周围滋养动脉与肿瘤直径及Ki-67表达的关系 |
| 1 资料及方法 |
| 2 结果 |
| 3 讨论 |
| 4 结论 |
| 全文总结 |
| 参考文献 |
| 综述 |
| 参考文献 |
| 攻博期间发表的科研成果目录 |
| 致谢 |
（6）UE在BI-RADS 4类乳腺肿块中的临床价值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英文缩略词对照表 |
| 摘要 |
| ABSTRACT |
| 前言 |
| 研究材料与方法 |
| 1.研究对象 |
| 2.研究方法 |
| 2.1 仪器和操作方法 |
| 2.2 图像评价分析及良恶性判断标准 |
| 2.2.1 BI-RADS分类标准 |
| 2.2.2 乳腺肿块CDFI+RI分级标准 |
| 2.2.3 乳腺肿块UE评分标准 |
| 2.2.4 CDFI+RI联合UE对乳腺肿块评价标准 |
| 3.统计方法 |
| 结果 |
| 讨论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综述 弹性成像技术及超声造影在乳腺肿瘤中的应用 |
| 参考文献 |
| 作者简介及读研期主要科研成果 |
| 致谢 |
（7）乳腺癌的超声诊断及研究进展（论文提纲范文）
| 1 乳腺癌的常规超声诊断 |
| 1.1 二维超声 |
| 1.2 彩色多普勒显像 |
| 1.2.1 彩色多普勒血流显像 |
| 1.2.2 彩色多普勒能量显像 |
| 1.2.3 频谱多普勒超声 |
| 2 乳腺癌的超声诊断新技术 |
| 2.1 超声弹性成像 |
| 2.2 三维超声成像 |
| 2.3 超声造影 |
| 2.4 介入性超声 |
| 3 小结 |
（8）乳腺癌超声诊断综合应用的新进展（论文提纲范文）
| 1 高频线阵二维超声 |
| 2 彩色多普勒超声显像 |
| 3 彩色多普勒能量图 |
| 4 频谱多普勒 |
| 5 超声造影 |
| 6 弹性成像 |
| 7 三维超声 |
（9）超声“萤火虫”技术与钼靶诊断乳腺微钙化病变的对比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英文摘要 |
| 符号说明 |
| 前言 |
| 材料与方法 |
| 结果 |
| 讨论 |
| 结论 |
| 附图表 |
| 参考文献 |
| 综述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 |
（10）二维及彩色多普勒超声诊断乳腺癌的临床价值（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前言 |
| 资料与方法 |
| 1. 研究对象 |
| 1.1 来源 |
| 1.2 样本含量 |
| 1.3 病例的选择 |
| 2. 仪器与方法 |
| 2.1 使用仪器 |
| 2.2 研究方法 |
| 3. 统计学处理 |
| 结果 |
| 1. 128例乳腺肿块的病理与超声检查结果 |
| 2. 乳腺良恶性肿块的二维声像图特征 |
| 3. 乳腺良恶性肿块病灶彩色血流分级 |
| 4. 乳腺肿块的大小与彩色多普勒血流分级的检出结果 |
| 5. 乳腺良恶性肿块病灶内血管血流动力学特性 |
| 6. 乳腺肿块的血流分布部位 |
| 7. 腋窝淋巴结检查 |
| 讨论 |
| 1. 二维超声声像图 |
| 2. 彩色多普勒血流表现 |
| 3. 血流动力学特性 |
| 4. 能量多普勒显像(PDI) |
| 5. 腋窝淋巴结转移 |
| 6. 误诊分析 |
| 小结 |
| 致谢 |
| 参考文献 |
| 综述 |
| 参考文献 |
| 攻读硕士学位期间发表的学位论文 |
| 导师评阅表 |
四、能量多普勒显像对鉴别乳腺良恶性肿块的价值（论文参考文献）
- [1]三维能量彩色多普勒超声用于乳腺肿块良恶性鉴别诊断的价值[J]. 贠晓娟. 临床医学研究与实践, 2021(31)
- [2]超声造影在乳腺病变诊断中的应用价值及影响因素探讨[D]. 徐平. 山东大学, 2021(12)
- [3]超微血管成像联合钼靶X线在乳腺结节定性诊断中的应用价值[D]. 李晓娜. 锦州医科大学, 2019(05)
- [4]乳腺包块BI-RADS分级超声与病理对照研究[D]. 倪暾. 安徽医科大学, 2019(08)
- [5]瘤体周边滋养血管对乳腺癌的诊断价值及与分子标记物相关性研究[D]. 吴国柱. 武汉大学, 2018(06)
- [6]UE在BI-RADS 4类乳腺肿块中的临床价值研究[D]. 丁通. 皖南医学院, 2018(01)
- [7]乳腺癌的超声诊断及研究进展[J]. 王琼,张缙熙. 医学综述, 2017(21)
- [8]乳腺癌超声诊断综合应用的新进展[J]. 郭少仁,李兴霞,吴荣秀. 河北医药, 2012(04)
- [9]超声“萤火虫”技术与钼靶诊断乳腺微钙化病变的对比研究[D]. 李婧. 泰山医学院, 2011(05)
- [10]二维及彩色多普勒超声诊断乳腺癌的临床价值[D]. 买日木沙·阿不力米提. 新疆医科大学, 2009(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