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论高校扩招与教育资源优化配置的关系(论文文献综述)
李翠妮[1](2021)在《人口结构转变对中国出口质量升级的影响研究》文中提出改革开放以来的30多年里,中国凭借低要素成本优势推动了“中国制造”的全球竞争地位,实现了前所未有的经济增长。然而“老是在产业链条的低端打拼,老是在‘微笑曲线’的底端摸爬,总是停留在附加值最低的制造环节而占领不了附加值高的研发和销售这两端,不会有根本出路”。并且,伴随着近年来中国“人口红利”触底、劳动力成本上升,“中国制造”所依靠的传统优势已经不复存在。在这一背景下,如何尽快实现出口产品质量升级,成为了摆在中国高质量发展面前的一道难题。劳动力作为企业生产的基本要素之一,其结构的变化对于企业生产决策具有不可忽视的影响。中国正处于人口结构转变的关键时期,随着人口政策、教育政策的实施以及经济发展带来的影响,中国人口结构表现出“老龄化、技能化、高学历化”特征。一方面,人口老龄化加剧,导致我国传统劳动密集型产业比较优势的丧失,使我国“低端嵌入”全球价值链的发展模式难以为继;另一方面,我国近年来相继启动了一系列教育发展与人才战略,促使人口质量结构的劳动力技能水平、人力资本存量得到了快速提升。这两方面事实构成了未来中国出口产品质量升级的机遇与挑战,而若要更好的把握机遇和应对挑战,首先需要充分厘清人口结构转变对出口质量升级的影响作用和内在机制。鉴于此,本文从要素数量、要素质量及其结构性出发系统研究人口结构转变对中国出口质量升级的影响。首先,厘清相关研究的理论基础,界定人口结构转变和出口质量升级的内涵,构建人口结构转变对出口质量升级的影响机理与传导机制,并利用数学模型予以证明。其次,对中国出口质量升级与人口结构转变的特征性事实进行统计分析,并基于宏观地区层面和微观企业层面的数据,利用静态和动态实证检验、门限面板模型检验、倍差法检验等多种计量方法,分别从人口老龄化、劳动力技能结构、人力资本结构三个方面系统地考察了人口结构转变对出口质量升级的“人工智能-老龄化补偿替代效应”、“资本-技能互补效应”和“技术创新效应”,将人口结构转变对出口质量升级影响研究视野进一步延伸与拓宽。最后,试图为中国未来协调人口结构和生产结构转变,实现出口产品质量升级提供政策启示。主要研究内容和结论包括:第一,人口老龄化对出口质量升级的“人工智能-老龄化补偿替代效应”。具体结论为:基于门限面板模型实证检验发现,当人工智能发展水平较低时,即低于门限值时,老龄化对出口技术复杂度存在微弱的负向作用但并不显着;而当人工智能发展水平超过门限值时,老龄化对出口技术复杂度的影响由负转正,实现了“人工智能-老龄化补偿替代效应”,促进了出口质量升级。老龄化和人工智能对出口技术复杂度分别存在门限效应,老龄化初期对出口技术复杂度具有一定的积极作用,但随着老龄化不断加深,老龄化对出口技术复杂度的负向作用不断加强;人工智能发展前期,由于资产投资回报较低,对出口技术复杂度产生一定的拖累,当跨过门限值后就会对出口质量升级产生显着的促进作用。进一步地,对影响机制检验后发现人工智能与老龄化的“人工智能-老龄化补偿替代效应”主要是通过优化劳动力结构、提升技术创新效率、提高资本形成率三个渠道来影响出口质量升级。第二,劳动力技能结构对出口质量升级的“资本-技能互补效应”。具体来讲:固定资产加速折旧政策能显着促进劳动力技能结构升级,主要表现为增加企业对技能劳动力的雇佣需求,减少了对非技能劳动力的需求,使企业技能劳动力与非技能劳动力的相对雇佣比提升,实现雇佣劳动力技能结构升级。进一步验证了劳动力技能结构升级在固定资产加速折旧政策对企业出口产品质量升级的影响中发挥着中介作用,通过实现“资本-技能互补效应”,促进企业出口产品质量提升,而且“资本-技能互补效应”仅对技能劳动力显着,而非技能劳动力则不显着。第三,人力资本对出口质量升级的“技术创新效应”。具体来讲:基于双重差分模型和三重差分模型实证检验发现,高校扩招带来的人力资本扩张能显着提升企业出口产品质量。加入所有制性质分组变量后发现,仅在国有企业与外资企业中,人力资本扩张带来的企业出口质量效应显着为正,而在集体企业和个人企业中显着为负,法人企业和港澳台企业中并不显着。通过引入“是否参与混合所有制改革”的分组变量分析后发现,相对于未实施混合所有制改革的企业,人力资本扩张对实施了混合所有制改革的企业的出口产品质量的提升作用更强,体制改革的政策红利会更大。进一步地,采用中介效应模型从“人力资本扩张—技术创新—出口质量升级”这条传导机制对人力资本扩张的出口质量升级效应进行检验,结果验证了技术创新在人力资本扩张对企业出口产品质量的影响中发挥着显着的中介作用。本研究主要的创新之处有以下三点:(1)将包含人口老龄化、技能劳动力和人力资本同时纳入到一个统一的分析框架内,基于数理模型、理论分析和实证检验,较为系统地探究人口结构转变对出口质量升级的影响。(2)现有研究仍然缺乏关于老龄化、人工智能和出口质量升级之间的关系的理论分析与经验证据,更鲜有文献对其中的内在机制进行探索。鉴于此,本文基于“人工智能-老龄化补偿替代效应”效应,从劳动力结构、技术创新效率和资本形成三个作用机制出发,理论上拓展了老龄化、人工智能影响出口质量升级的研究边际;经验上利用中国数据填补了老龄化、人工智能影响出口质量升级的实证空缺。(3)基于“资本-技能互补性”假说,探索在资本优惠政策的冲击下劳动力技能结构与出口质量升级的关系,为探寻出口质量升级的影响因素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即是对“资本-技能互补”假说加以验证,又能进一步拓展出口贸易的理论边界。本研究有助于拓展学术界对人口结构转变与出口质量升级的理论研究的深度与广度,并为我国制定有关完善贸易政策、人口政策、教育政策、产业政策以及优化劳动力配置、实现高质量发展提供参考依据,因而,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黄晋生[2](2021)在《新疆深度贫困地区教育扶贫政策绩效评价研究》文中指出发展教育是阻断贫困代际传递的治本之策。在我国取得脱贫攻坚全面胜利的现阶段,扶贫工作的重点由消除收入贫困为核心的绝对贫困转向治理以多维贫困为特征的相对贫困问题。作为人力资本积累的重要途径之一,教育在治理相对贫困的过程中具有长期性作用,党中央与国务院也多次下文对教育扶贫的积极意义做出肯定。进入后脱贫时代,科学评价过去一段时期教育扶贫的政策绩效对后续的政策调整意义重大,也是深度挖掘教育扶贫之功能价值的现实要求。本文运用定性与定量相结合的研究方法,从经济学、管理学与教育学等多学科视角出发,结合新疆特殊区情,从效果、效率、公平性与满意度四个方面对新疆深度贫困地区的教育扶贫政策绩效进行评价。基于新疆经济社会发展与脱贫攻坚的现实背景,本文提出了研究教育扶贫政策绩效评价的理论及现实意义,梳理了国内外相关研究,阐明了主要研究目标、研究思路、研究内容及研究方法,进一步对能力贫困理论、贫困代际理论、人力资本理论与“3E”绩效评价理论系统梳理,并对贫困、教育扶贫、深度贫困地区、教育扶贫政策绩效等核心概念进行界定,为研究框架的构建奠定理论基础。在研究内容的主体部分,首先对新疆教育扶贫政策的实施现状进行概述,系统阐释了新疆的基本发展概况与贫困特征、扶贫政策的演进历程;进一步通过对教育扶贫的价值、绩效评价原则与评价指标内在关联的辨析,确定研究内容的逻辑起点。在此基础上,从家庭与县域层面对新疆深度贫困地区的多维贫困水平进行测度,从静态与动态双重视角呈现新疆深度贫困地区多维贫困的现实表征及区域差异。其次,基于“3E+S”绩效评价准则,围绕效果、效率、公平性与满意度四个方面对教育扶贫政策绩效综合评价,一是从人力资本的基本价值论断出发,基于资源投入视角,利用面板数据模型、系统GMM模型与分位数回归对教育扶贫政策的实施效果进行分析,讨论政策效果的动态约束与边际收益特征,客观呈现教育扶贫政策对新疆深度贫困地区脱贫的影响效应。二是从资源稀缺性视角出发,利用数据包络分析方法分析教育扶贫政策的效率问题,通过控制其他扶贫政策对地区脱贫的影响效应,实现对教育扶贫政策效率水平净值的测算,从静态与动态相结合的角度为政策效率变化寻求合理的解释机制。三是基于差异测度理念分析新疆教育扶贫政策的公平性问题,利用泰尔指数分析方法,构建以资源投入为基准,多维贫困水平为权重依据的测算公式,从南北疆及地州市层面讨论教育扶贫政策在资源配置方面的公平性问题,根据县域资源供给规模与贫困水平的匹配程度,判断政策资源配置的公平与否,围绕政策目标的基本要义,对公平与效率的政策选择进行理论分析。四是从精准扶贫的基本内涵出发,构建包括精准识别、精准帮扶、精准管理与精准考核四要素的教育扶贫政策满意度评价模型,基于新疆深度贫困地区11616户家庭调研数据,验证满意度评价模型的有效性,从多维贫困视角出发,分析不同贫困程度家庭对教育扶贫政策的满意度情况。最后,根据实证分析得出研究结论,提出政策优化建议与不足之处。通过研究主要得到以下结论:第一,新疆的温饱问题已经全面解决,但是多维贫困问题并未根除。第二,从多年以来教育投入与脱贫进度的动态关系来看,新疆深度贫困地区教育扶贫政策的脱贫成效显着,并且表现出稳定性与长期性、短期效益与动态约束并存的特征,在前期综合扶贫效果偏弱的情况下,当期的教育投入表现出更加积极的扶贫效应,充分发挥了其在阻贫、抑贫方面的积极作用;同时,全疆层面的教育扶贫政策效果服从边际收益递减的经济规律,随着综合扶贫效果的提升,教育扶贫的积极作用呈现出先增后减趋势。这一现象普遍存在于北疆的贫困县,而在经济基础条件较弱的南疆地区,教育扶贫政策不仅在静态层面显着促进了地方脱贫,还表现出明显的动态减贫效应,教育减贫的积极作用呈现出边际收益递增的特征。第三,新疆深度贫困地区教育扶贫的政策效率呈现出减弱趋势与区域差异并存的特征。规模效率不足是导致总体效率偏低的主要原因,而高效的组织管理体制抑制了效率衰退,即意味着地方政府在扭转效率衰退的过程中发挥了积极作用。需要从更加长远的角度审视教育扶贫在经济发展、社会治理、人才供给及拔出穷根方面的积极作用。第四,新疆深度贫困地区的教育扶贫政策实现了总体公平,存在明显的拐点特征,教育扶贫资源总体上在向多维贫困程度更深的地区倾斜。相对于全疆的贫困县而言,教育资源在区域内部的配置差异是导致扶贫政策差异形成的主要原因,区域间差异的持续扩大也制约着政策公平性的提升;这一现象在南北疆与地州层面的表现形式具有相似性;相对于财力资源与物力资源,师资力量在贫困县及地区间的分配更加公平。第五,新疆深度贫困地区的居民对教育扶贫政策有着较高的满意度评价,这一现象在不同贫困程度的家庭中普遍存在,地区间及不同健康状态的群体对政策满意度评价存在着明显的差异性,整体上来看,新疆深度贫困地区教育扶贫政策的推行有着坚实的群众基础,符合最广大群众的根本利益。
贾佳[3](2021)在《未竟的改革:中国高等教育的第三次转型》文中研究指明
董玥妍[4](2020)在《高校扩招背景下城市行政等级对教育机会平等的影响研究》文中认为1999年,中国政府实施了旨在提高人力资本、促进教育发展的高等教育扩招政策。虽然高校扩招给社会提供了更多的教育机会,但是在此项政策是否改善了教育公平的问题上一直存在争议。诸多学者也就不同家庭背景、城乡二元分化的角度对个体获得教育机会进行测量。中国具有典型的城市行政结构,不同行政级别的城市享有不同的优惠政策,而作为政治中心的城市在公共资源分配上也具有相应的优势。那么高校扩招政策的实施,是增加还是缩小了居住在不同行政等级城市的个体的教育机会差距亟需讨论。首先,本文从扩招政策的实施、不同行政等级的城市间存在教育资源的差距入手,在国内外文献述评的基础上,发现了从城市行政等级作用到教育机会平等的研究空白,提出了关于高校扩招政策的实施、城市行政等级间的差距以及教育机会平等的问题。本文回顾了高校扩招政策实施同期,中国存在的收费改革、就业制度和高考户籍制度。在高校扩招和教育机会平等方面,以MMI假设、EMI假设和教育的理性选择理论为基础;在城市行政等级与教育机会平等方面,以政府“偏爱”理论为基础,结合中国当时具体的制度背景,构建出本文的理论框架并提出假设。第二,本文选择了CGSS2008的统计调查数据,确定了被解释变量、解释变量和控制变量,对原始数据进行相应的调整,对样本数据进行描述性统计分析,运用logit模型进行回归分析。之后通过实证分析得出结果。高校扩招政策实施后,在扩大整个社会的教育规模的同时,也加大了居住在不同行政等级的城市个体获得高等教育机会的差距;在高校扩招的背景下,个体在获得大学本科教育机会和大学专科教育机会上也存在差距。高校扩招政策不仅影响个体的高等教育获得,也影响个体九年义务教育结束后,是否继续接受高中教育。不同阶层间的教育机会在数量和质量上的不平等仍然存在。最后,基于理论框架和实证分析结果对政府和学校分别提出具体的建议;对中国未来的教育质量发展和教育公平进行了展望。
陈昕爽[5](2020)在《高校扩招对我国收入分配差距的影响研究 ——基于省际面板数据分析》文中研究表明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受到世界瞩目,但伴随着经济的飞速发展,一些问题也逐渐开始凸显。其中,最受社会与学界关注的问题之一就是收入分配差距呈现扩大趋势。这一问题的出现增加了中国经济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风险,不仅会对中国经济的进一步发展产生不利影响,甚至严重时会影响社会稳定。根据现代人力资本理论,人力资本投资能够影响个人生产力进而影响其收入水平,而人力资本投资的最重要因素为教育,并且不同程度的教育水平对收入分配的影响不同,教育年限越高的组群对收入分配差距的影响越大。因此,本文从我国1999年开始实施的高校扩招政策入手,对我国整体收入分配差距进行研究,选取1998-2017各省(直辖市、自治区)高校扩招和居民收入差距等相关数据,并选择高校扩招程度、社会发展程度以及技术进步水平等变量作为门槛变量,对高校扩招对居民收入分配差距的影响进行研究。本文以理性选择理论、补偿理论、筛选理论作为理论基础,在对人力资本、高校扩招及居民收入分配差距做出概念界定的基础上,分析我国高校扩招与居民收入分配的基本现状,深入剖析高校扩招对于居民收入分配差距的三大作用机制。以1998-2017年省际面板数据为例,采用门槛回归模型实证检验了我国高校扩招对收入分配差距的影响,分别以高校扩招程度、社会发展程度以及技术进步水平为门槛变量,分析以不同变量为门槛变量时高校扩招对收入分配差距的影响变化。研究发现:第一,高校扩招对我国收入分配差距具有显着的缓解作用,随着高等教育扩展程度的提高其缓解作用不断增强,并且通过“高校扩招-高等教育公平-收入分配差距”、“高校扩招-城镇化发展-收入分配差距”和“高校扩招-技术进步水平-收入分配差距”三大机制发挥作用。第二,高校扩招对我国收入分配差距的影响,会随着社会发展程度和技术进步水平的不同而存在差异。社会发展程度的持续增长会不断加强高校扩招对我国收入分配差距的缓解作用,而技术进步水平对高校扩招对收入分配差距产生的缓解作用呈现先增加后减少的趋势。据此,提出四点对策建议:一是推动高等教育的内涵式增长以促进教育公平;二是加大对低收入家庭高等教育资助的宣传力度;三是调整高校扩招政策以期契合地区发展实际,避免盲目扩张;四是完善劳动力市场体系以促进高级人才市场流动。
王玲[6](2020)在《三边联动:中国的教育理念及其运行研究》文中指出有关教育过程与社会流动的研究,主要集中于个人在社会结构与社会流动之间改变或不改变的途径,其核心关注点主要在于家庭所处的阶层位置以及家庭文化资本的存续。为此,目前学界对此议题的解释框架倾向于在“文化资本”与“学业成就”之间单向度的推演。其研究逻辑大致可以概括为“阶层地位→文化资本→学校环境→学业成就”的关系链条,而一旦这一链条中的某些环节(特别是“阶层地位→文化资本”“文化资本→学校环境”这两个环节)被打破,将会制约文化资本的教育分层效应。研究发现,在对“文化资本→学校环境”发生影响的过程中,文化资本是通过两条中介路径(认知性的能力与非认知性的惯习)影响学业成就,但这一解释模式的背后其实是由一种稳态的社会结构做支撑的。本文认为,中国现代化以来的教育模式是动态的。以动态的视角看待中国人的教育过程与社会流动,我们看到从国家到地方,从学校到学生等一直处于变动的教育过程中。单以中国改革开放四十年为一个考察范围,我们便可以发现,中国高考方式改革所带来的相应制度不停地随之改变已成为常态。所以,要想研究动态中的教育获得与社会流动,首先还是要对日常现实中关于教育过程与社会流动关系问题的经验事实,包括国家政策、相关文件、典型案例进行关注、梳理和深度剖析。当然我们也有理由认为,社会分层、家庭背景等因素依然非常重要,但此时其重要必须以改变中的其他因素为前提。那么,这个前提是什么呢?这就是中国自传统到现代社会以来,在通过教育选拔人才上的大一统模式。虽然作为这一模式本身,也是可以稳定的,但由于中国现代化进程的不断加速,教育平等的教育理念逐渐推进,必然导致国家层面的教育政策不断调整,而牵动了学校的相应配合和调整,但已处于市场化中的各个学校也会有自己的社会运营考量,以致于最终带动了备考的学生及家庭的教育策略上的调整。为此,我在研究框架中提出一个“政策—学校—家庭”的三边联动理论假设,以考察在此联动框架中什么样的教育过程会带来什么样的升学效果。若以这一理论假设为起点,本文倾向认为,中国教育获得的过程,不仅仅取决于家庭背景的阶层再生产,还与国家教育制度的规定、教育政策的调整以及随之而来学校的应对等因素密切相关。而对于这一框架的合理性认识又必须建立于中国的历史演变、国家特征、文化传统与考试所形成的特点之上。只有从此视角出发,才可能比较真实地揭示出中国教育获得与社会流动的基本方式。通过对三边联动的研究,本文得出以下结论:(1)国家教育政策将设计与制定出学生的培养模式与人才选拔制度;(2)处于具体执行机构的各个层级的公立学校在接受国家政策指令下又需要在社会上赢得优质学校的声誉;(3)学生个人与家长应变则是一切以升学为主旨的调整,并由此造成的各种社会矛盾再回到政府相关部门,为下一步的教育理念做出新的制度安排。而这样的循环关系一方面表现出国家与社会都希望寻求一种接近教育公平的方式方法,另一方面社会、市场尤其是家庭及其备考学生又会以博弈的方法寻找自身的利益最大化。由此,我们从理论上可以认为:(1)政府的地区调控能力会降低文化资本在中国各地区原本可能发挥的作用;(2)应试教育会再一次降低经济和文化发达地区的优势,包括高等院校密集的城市不一定比普通中小城市在学习上更占优势。更有甚者,文化资本拥有量雄厚的直辖市与省会城市在现有的高考制度下,尚需要主管部门采取一定的保护措施,才能使学生享受到进入优质大学的名额;(3)中国家长和学生几乎都明白的道理是,任由教育理念而调整的和学校规定的政策来实现个人的教育提升是不现实的,这是教育改革举步维艰的地方,因为在此三边关系中,学校教育、学校老师指令和学校布置作业始终是解决升学的法宝,但面对联动中的政府要求,其学校及家庭的做法也就是寻求到其形式上的合理性。对照这一框架而言,家庭文化资本的解释力度只限于在一个确定的区域或一个特定的范围内,比如同一所城市、同一所学校,同一个班级内部,而在以国家和省地市的比较中,这一解释框架尚存在一定的局限性。由此,我们得到的答案是,中国的教育获得与社会流动中所发生的不平等与各种乱象,是在大一统的国家与社会框架中因教育政策的改变与学校、家庭应对的博弈中产生的。其结构上的掣肘远比家庭与学校两者间复杂得多,但其宏观调控能力却不靠社会自身的调节,而在国家的决策之中。
徐嘉鸿[7](2020)在《助学政策对教育公平感影响的研究 ——基于上海市大学生的实证分析》文中研究指明自1999年我国颁布高校扩招政策后,随着教育改革体制的不断深化,学生的规模呈现几何级的增长态势,而其中贫困生的数量也是不断增加。为了维护社会公平并缓解贫困大学生就读压力,我国于2007年颁布了《关于建立健全高校经济困难学生资助政策体系的意见》,随后相继颁布了有利于贫困大学生求学的政策和措施,并形成了六位一体的贫困大学生资助模式。助学政策对教育公平感到底能产生怎样的效果?本文基于教育公平理论、公共服务均等化理论、高等教育成本分担理论,对上海地区985、211及非双院校的毕业生进行问卷调查。通过调查和分析817名毕业生关于高校助学政策对教育公平影响的相关态度,深入分析政策认知、政策合理性、政策推广力度、政策有效性、政策满意等5个维度对于教育公平感的影响。得出如下结论:(1)助学政策可以有效促进教育公平感。政策认知、政策合理性、政策推广度、政策有效性以及政策满意度对教育公平具有显着性正向影响。回归影响系数分别为0.202、0.134、0.124、0.131、0.076。这说明助学政策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弱势家庭学生获得高等院校入学机会与进入高等院校后未来发展机会,促进了教育公平,其中助学政策认知对教育公平感影响程度最大,这说明提升学生对助学政策的认知程度能够较为明显的提升教育公平感。(2)提升学生的教育公平感,不仅要从助学政策本身的合理性、有效性方面考虑,更要重视政策本身的执行推广程度,这样才能进一步提升助学政策所产生的教育公平感效果。助学政策出台的本质就是为贫困学生提供帮助,为他们提供平等的教育资源、受教育机会、降低他们享受教育资源的成本难度。但政策需要在本身的设计以及制定上遵从科学合理的原则以外,还需要高校、教育主管部门将该政策更好的执行落地推广,这样才能让更多的贫困学生更好的享受到助学政策所带来的帮助,进一步提升他们的教育公平感。(3)在关注政策本身的公平性以外,还需要从助学政策的服务方面入手来提升教育公平感。助学政策作为一项基本的公共教育服务政策,所涉及的学生数量较为庞大,因此高校以及教育主管部门在执行该政策过程中需要提升政策执行服务的满意度,让学生切实的感受到高校以及教育主管部门对他们的尊重、重视以及关怀,让他们从心理上产生相应的被重视感,进而提升他们的教育公平感。同时,随着我国“服务型政府”建设的推进,各项公共政策的执行落地都是以社会大众的满意度为根本宗旨,助学政策需要进一步提升其服务满意度,让更多的学生体会到社会各界对他们求学之路的关怀和照顾。基于以上的实证分析,本文提出了以下对策建议来进一步促进我国教育公平,降低教育代际传递负面效应,具体包括:提升贫困学生对助学政策的认知理解程度,进一步完善助学政策的合理性,加大助学政策的推广力度,应用大数据监管机制、提升助学政策的有效性,提升助学政策服务质量及服务效率的满意度等。
张雅欣[8](2019)在《我国转型期社会信任微观机制与影响因素研究》文中提出社会信任是社会资本(social capital)的一个重要组成要素,是其他社会资本如社会网络和规范的重要基础,也是现代社会不可或缺的前进推动力量和价值观念态度体现。同时,社会信任更是公共经济学、行为经济学、劳动经济学、文化经济学和社会经济学等经济学科的重要研究范围。社会信任是人际关系中最重要的因素之一,它影响人们的经济交流和对社会生活的参与,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社会凝聚力和社会团结度。改革开放以来,在我国经济快速增长,人民生活不断提高的同时,居民的社会信任问题却遭遇了极大的挑战,具体表现为社会信任问题层出不穷、居民的社会信任程度普遍不高以及不同社会阶层的居民社会信任程度分化明显等。在当今建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理论指导和实践引导下,社会信任的提升成为一项十分重要的议题。十九大报告中明确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与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社会信任低下正是社会资源分配不均衡而诱发的社会认知危机的一种重要体现。由于我国居民的整体社会信任状况持续低下,增加了交易成本,易引发诸多经济问题和社会矛盾。因此,社会信任的重要性与社会信任的缺失需要学术界更多的关注,这一研究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我国正处于经济和社会转型的关键时期,经济状况和社会结构面临多方位的调整和变化:经济较发达地区流动人口的不断增长,高等教育资源在地区之间的分配不均带来的居民受教育程度差距变大,全面二孩政策背景下的生育意愿突然释放带来的家庭人口结构变化。经济和社会发展过程中的不平衡问题表现为人口结构和社会结构的转变。从经济学的基本原理出发,本文认为经济和社会发展过程中不平衡问题的存在主要是由于社会经济资源的稀缺和竞争而造成社会认知的“差异化”,导致不同社会地位和城乡身份、家庭背景和社会层次的居民的社会信任产生差异。鉴于上述现实背景,本文结合改革开放以来面临的人口流动性较大、高等教育资源分配不均和多子女家庭同胞之间应对家庭内部资源分配所产生的竞争三大现状,围绕影响社会信任的微观机制和影响因素的研究展开,主要研究经济和社会发展过程中社会焦点现象带来的居民社会信任水平变化。具体地,本文的研究工作从以下四个方面展开:第一,聚焦我国经济社会发展过程中的三个社会焦点现象,试图从人口流动经历、高等教育资源分配和家庭人口结构差异这三个不同层次辨析它们对居民社会信任的作用机制与演变机理,凝练出经济社会转型背景下的社会信任问题研究。第二,考察个体的人口流动经历对其社会信任的影响方式和机理,使用微观调查数据检验个体的流动经历对于其社会信任的作用。在此基础上,进一步研究上述关系在时间和空间上的异质性,从短期个人经历和社会融合度的角度讨论人口流动现象对社会信任的微观影响机制,并考虑个体回迁经历、受教育水平差异、户口登记地迁移变动的权变作用。第三,探究高等教育资源地区间分配不均对于居民个体的社会信任的认知传递效应。具体而言,本文一方面结合微观调查数据和宏观数据,研究省际间高等教育的发展不平衡是否会降低居民的社会信任水平,且该作用是否呈现出年龄、受教育水平、社会阶层以及城乡差异。另一方面,本文以1999年出台的高校扩招政策为准自然实验,结合高校扩招政策带来的城乡居民高等教育受益不均等,探知高校扩招政策在使高等教育大众化、普及化的同时,是否通过加剧高等教育资源分配的城乡不均而降低了居民的社会信任。第四,解析家庭人口结构差异对于居民社会信任的影响。本文采用兄弟姐妹的存在性和数量特征的差异诠释家庭人口结构差异的背景下的家庭资源在同胞之间的分配和竞争,可能会对居民社会信任程度的差别造成影响,并研究这种差别是否受到家庭生育偏好的影响,以及是否存在城乡和性别的异质性,进一步分析居民所生活的城市规模的机制影响。全文共设置为七个章节,各章节的具体内容安排如下:第1章:导论。本章首先对文章的研究背景、研究意义进行介绍,随后介绍研究思路和框架以及各章节安排,最后阐述本论文的主要创新点和不足之处。第2章:我国转型期社会信任微观机制和影响因素研究的经济学动因分析。本章主要介绍和阐释社会信任研究在经济学研究中的地位,阐释经济和社会发展不平衡的三个维度变量的概念内涵和外延,以及它们影响居民社会信任的逻辑关系。第3章:国内外相关文献回顾和述评。本章首先对社会信任的概念、分类及其测度进行系统的梳理,总结社会信任研究在经济学研究中的重要性,回顾和梳理影响居民社会信任程度的地区发展水平、个体特征、博弈、收入不平等因素等宏微观因素。第二,梳理社会资本的概念和相关研究。第三,分别从人口流动、高等教育资源分配、家庭人口结构差异三个具体视角,引出我国经济社会转型时期社会信任的可能影响因素。最后,对所有上述内容进行总结和述评。第4章:人口流动与个体社会信任的研究。本章使用2014年中国劳动力动态调查数据(CLDS 2014),考察人口流动对社会信任的影响。主要对比研究有过流动经历和未发生过流动的人群,其社会信任的程度高低。并研究有人口流动经历群体的社会信任状态是否呈现出时间上和空间上的异质性。另外,本章进一步考虑了回迁、“人户分离”对社会信任影响的差异,以及对流动人口的教育文化差异进行了异质性分析。最后,本章从社会融合度、语言类型及二者叠加的角度讨论了人口流动现象对社会信任的影响机制。第5章:高等教育资源分配不均与个体社会信任的研究。本章主要使用2014年中国劳动力动态调查数据,并结合省际高等教育相关数据,研究高等教育资源在地区间的分配不均对居民社会信任的影响。具体而言,本章研究省际间高等教育的发展不平衡是否会降低居民的社会信任水平,且该作用是否呈现出年龄、受教育水平、社会阶层以及城乡的差异。进一步地,本章以1999年出台的高校扩招政策为准自然实验,研究由高校扩招政策带来的城乡教育资源及发展不均衡对居民社会信任的影响。探知高校扩招政策在使高等教育大众化、普及化的同时,是否加剧了高等教育机会的城乡不平等,从而降低了居民的社会信任。第6章:家庭人口结构与个体社会信任的研究。本章以兄弟姐妹的存在性和数量特征的差异为例,从家庭资源竞争的角度诠释家庭人口结构差异的背景下,居民社会信任程度的差别。并且研究兄弟姐妹的不同特征与社会信任程度的关系是否受到家庭生育偏好的影响,以及是否具有城乡和性别的异质性,在此基础上检验城乡差异和性别差异的边际作用,以及城市规模在家庭内部兄弟姐妹数量特征与个体社会信任之间的机制作用。第7章:全文结论、政策建议及研究展望。本章针对上述章节所作的研究和阐述进行总结,针对本文所得到的研究结论对于如何提升我国居民的社会信任、增进社会公平提出了相应的政策建议,并指出本文的不足以及对未来相关后续研究的展望。本文的主要研究结论如下:第一,有人口流动经历的人群与未流动过的人群相比,其社会信任程度更低,社区内外地人所占比例测量的社区居住隔离程度和社会融合度,以及下班后使用的语言类型是否为非本地方言测量的地域文化差异是其中二者关系的重要机制变量。即人口流动经历对社会信任产生负向的影响,其中的解释机制与流动人口群体和本地居民之间的社会融合,以及流动人口群体能否突破语言障碍相关。流动人口对社会普遍信任和小区邻居信任产生了异质性的时间负面影响,短期内的人口流动行为对社会普遍信任程度没有显着影响,而随着流动时长的增加,移民对小区邻居的不信任程度降低。对人口流动的空间异质分析发现,跨省流动人口的社会普遍信任程度和对小区邻居的信任程度均低于跨市流动和跨县流动。通过流动人口回迁经历的异质性检验,本文认为具有回迁经历的流动人口对邻居的不信任状况有所改观,没有回迁经历的流动人口对邻居更加不信任。通过高技能流动人口和低技能流动人口的社会信任比较的异质性检验,本文发现,低技能流动人口的社会信任状况更差。通过对流动人口是否有过户口登记地迁移变动的异质性检验,本文发现“人户分离”的流动人口的社会信任状况更差。第二,高等教育资源在各省的分配不均直接导致居民入学机会和求学质量的差异,高等教育资源越丰富和集中,居民的社会信任水平越高,反之,高等教育资源越匮乏,带来的居民社会信任水平越低。另外,高校扩招政策作为我国高等教育发展过程和教育制度变革中的“准自然实验”,其初衷是为了增加高等教育资源的供给,提高居民的受教育程度,从而提升整体的国民素质,却在实际实施的过程中,忽略了城乡之间的贫富差距和受益不均,使不同阶层的居民在获取高等教育资源的成本产生差异,客观上造成了高等教育的不平等,对农村出身的居民造成社会信任水平的降低。第三,原生家庭中有兄弟姐妹的个体社会信任水平明显低于独生子女个体。特别地是,兄弟姐妹的特征影响社会信任呈现出城乡和性别的显着异质性。城镇居民同农村居民相比,城镇居民的社会信任受到兄弟姐妹数量的影响较大;男性居民同女性居民相比,男性居民的社会信任受到兄弟姐妹数量的影响较大。通过检验城市规模机制,本文发现大城市代表的公共资源稀缺和激烈竞争对男性居民社会信任的影响存在负向作用。本文的主要创新点主要体现在选题视角的创新、研究内容的创新、变量指标的创新,具体概括如下:第一,选题视角的创新。本文构建了我国经济和社会转型期居民社会信任影响因素的系统性理论框架,考虑到社会信任概念的复杂性、多变性特点,从微观个体情感认知研究和宏观经济社会背景研究相结合的独特视角出发,将这个具有重大意义且富有中国特色的课题有机结合,整合了以往社会信任微观机制和影响因素的碎片化研究。第二,研究内容的创新。本文结合中国劳动力动态调查数据这一具有全国代表性的微观调查数据库和其他相关宏观经济数据集,分别从人口流动经历引发的社会认知差异、高等教育资源分配不均引发的教育资源感知差异、家庭人口结构差异引发的个体资源竞争意识差异这三个表示我国经济社会转型时期重大社会变革的指标,研究它们对居民社会信任的影响,考察个体社会信任水平的变化及其演变机理,探讨居民社会信任的微观影响机制,对整体提升我国居民的社会信任水平的具体举措实施提供了理论和实证研究依据。第三,变量指标的创新。本文结合现有文献,根据所要研究的反映经济社会转型过程中出现的三大社会焦点问题,分别构建了个体人口流动经历指标、高等教育资源不均衡指标、兄弟姐妹数量特征指标等多个变量,对我国转型期经济和社会发展不平衡问题进行了系统的刻画描述,在指标构建和变量运用上提供了新的思路。
张畇彬[9](2019)在《高校扩招与教育公平:基于机会公平和结果公平的分析》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自改革开放以来,决定个人收入的因素已经发生了重大的变化,受教育程度已经成为了决定个人收入的极其重要的因素。我国于1999年实施了有史以来规模最大的高校扩招,高校扩招政策的实施对我国教育事业的公平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并且会间接作用于我国经济结构的转型。本文使用了中国家庭收入调查(CHIP)2013年调查数据,利用局部平均因果效应和Logit模型分别分析了高校扩招政策切实“受益者”的比重以及高校扩招政策对个体接受高等教育的影响。结果发现高校扩招政策的切实“受益者”具有一定的特征和地区偏向性。城市户口群体中切实受益的人群占比远远高于农村户口人群中切实受益的人群占比,高校扩招政策的实施加剧了农村个体和城市个体接受高等教育机会的差距;从地区特征上分析,西部地区人群中切实“受益者”的比重高于东部地区人群中切实“受益者”的比重,高校扩招政策的实施缩小了东西部地区的个体接受高等教育机会的差距。从教育代际流动性角度分析,高校扩招政策的实施促进了城市地区和东西部地区内部教育的代际流动,但并没有改善农村地区教育的代际流动,甚至加剧了农村教育资源的固化。本文进一步使用2005年全国1%人口抽样调查数据,利用Logit模型分析了高校扩招政策实施对个体选择接受高中阶段教育概率的影响。发现高校扩招政策的实施缩小了农村户口个体和城市户口个体接受高中阶段教育的概率的差距,同时还缩小了少数民族个体和汉族个体、东部地区个体和西部地区个体接受高中阶段教育的概率差异,有利于我国基础教育的发展。最后本文利用2000年人口普查数据以及2005年全国1%人口抽样调查数据分析了高校扩招政策对大学本科毕业生短期就业的影响,结果发现高校扩招政策的实施使得大学本科毕业生就业率显着降低,并且大学毕业生“就业难”现象对于城市户口个体以及中部地区个体的影响程度更为严重。
周茂,李雨浓,姚星,陆毅[10](2019)在《人力资本扩张与中国城市制造业出口升级:来自高校扩招的证据》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在实施"人才强国"发展战略的背景下,本文借助始于1999年的高校扩招这一外生政策冲击构造准自然实验,首次采用双重差分法评估人力资本扩张对我国城市制造业出口升级的因果效应。研究发现:(1)高校扩招带来的人力资本扩张有效推动了出口升级,2000~的部分可由人力资本扩张来解释。(2)升级效应形成机制在于,人力资本显着提升了城市的劳动者技能水平,在此基础上,技能劳动的"要素集聚"和"技术载体"功能共同推动了出口技术复杂度的上升。其中,"要素集聚"功能体现为人力资本引发资源在城市制造业内部不同出口产品间的优化再配置,深入到企业层面,出口升级源自出口企业的动态调整;"技术载体"功能体现为人力资本对技术进步的诱发效应,主要通过促进技术研发和更高质量中间投入品的进口实现。(3)人力资本扩张对于初始技术基础好、人力资本相对物质资本更为缺乏以及市场化水平高的城市的升级效应更突出。本文研究能够为准确理解人力资本推动我国出口升级的效应及机制提供有力的经验证据。
二、论高校扩招与教育资源优化配置的关系(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论高校扩招与教育资源优化配置的关系(论文提纲范文)
(1)人口结构转变对中国出口质量升级的影响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第一章 绪论 |
1.1 选题依据和研究意义 |
1.1.1 选题依据 |
1.1.2 研究意义 |
1.2 研究思路和研究方法 |
1.2.1 研究思路 |
1.2.2 研究方法 |
1.3 研究内容与分析框架 |
1.4 可能的创新点 |
第二章 理论基础与文献述评 |
2.1 人口结构转变相关研究 |
2.1.1 人口转变理论研究回顾 |
2.1.2 人口结构相关研究回顾 |
2.2 出口质量升级的相关研究 |
2.2.1 出口技术复杂度的测度及其影响因素 |
2.2.1.1 出口技术复杂度的概念 |
2.2.1.2 出口技术复杂度的测度 |
2.2.1.3 出口技术复杂度的影响因素 |
2.2.2 出口产品质量的测度及其影响因素 |
2.2.2.1 出口产品质量的概念 |
2.2.2.2 出口产品质量的测度 |
2.2.2.3 出口产品质量的影响因素 |
2.3 人口结构转变与出口质量升级关系的相关研究 |
2.3.1 关于人口老龄化与出口质量升级的研究综述 |
2.3.1.1 人口老龄化与出口贸易 |
2.3.1.2 人口老龄化与出口质量升级 |
2.3.2 关于劳动力技能结构升级与出口质量升级的研究综述 |
2.3.2.1 劳动力技能结构的经济效应 |
2.3.2.2 劳动力技能结构与出口质量升级 |
2.3.3 关于人力资本扩张与出口质量升级的研究综述 |
2.3.3.1 人力资本的经济效应 |
2.3.3.2 人力资本与出口质量升级 |
2.4 文献评述 |
第三章 人口结构转变影响出口质量升级的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
3.1 人口结构转变与出口质量升级的内涵界定 |
3.1.1 人口结构转变的内涵界定 |
3.1.2 出口质量升级的内涵界定 |
3.2 人口结构转变影响出口质量升级的分析框架 |
3.3 人口结构转变影响出口质量升级的数理模型 |
3.4 人口结构转变对出口质量升级的影响机制 |
3.4.1 人口老龄化对出口质量升级的影响机制——人工智能-老龄化补偿替代效应 |
3.4.1.1 人口老龄化对出口质量升级的直接影响机制 |
3.4.1.2 人口老龄化对出口质量升级的间接影响机制——人工智能的补偿作用 |
3.4.2 劳动力技能结构对出口质量升级的影响机制——资本-技能互补效应 |
3.4.2.1 资本积累与出口质量升级 |
3.4.2.2 资本积累与劳动力技能结构升级 |
3.4.2.3 资本积累、劳动力技能结构升级与出口质量升级 |
3.4.3 人力资本对出口质量升级的影响机制——技术创新效应 |
3.4.3.1 人力资本、技术创新与出口质量升级 |
3.4.3.2 人力资本、所有制与出口质量升级 |
第四章 中国人口结构转变与出口质量升级的特征性事实 |
4.1 中国出口质量升级的特征性事实 |
4.1.1 出口技术复杂度的测度与特征分析 |
4.1.2 出口产品质量的测度与特征分析 |
4.2 中国人口结构转变的特征性事实 |
4.2.1 人口老龄化的特征分析 |
4.2.2 劳动力技能结构的特征分析 |
4.2.3 人力资本的特征分析 |
4.3 本章小结 |
第五章 人口老龄化对中国出口质量升级影响的实证检验 |
5.1 研究设计 |
5.1.1 计量模型设定 |
5.1.2 变量选取 |
5.1.3 数据说明 |
5.2 实证分析 |
5.2.1 老龄化、人工智能与出口质量升级的实证检验 |
5.2.2 老龄化、人工智能的出口质量效应的区域异质性检验 |
5.2.3 老龄化、人工智能的出口质量效应的机制检验 |
5.3 本章小结 |
第六章 劳动力技能结构对中国出口质量升级影响的实证检验 |
6.1 研究设计 |
6.1.1 计量模型设定 |
6.1.2 数据、变量与实证策略 |
6.2 实证分析 |
6.2.1 固定资产加速折旧政策与出口产品质量的实证检验 |
6.2.2 固定资产加速折旧政策与劳动力技能结构的实证检验 |
6.2.3 固定资产加速折旧政策、劳动力技能结构与出口产品质量的中介机制检验 |
6.2.4 稳健性检验 |
6.3 本章小结 |
第七章 人力资本扩张对中国出口质量升级影响的实证检验 |
7.1 研究设计 |
7.1.1 数据来源与处理 |
7.1.2 模型设定 |
7.1.3 变量说明 |
7.2 实证分析 |
7.2.1 人力资本扩张的出口产品质量效应的实证检验 |
7.2.2 人力资本扩张的出口产品质量效应的中介机制检验 |
7.2.3 人力资本扩张的出口产品质量效应的所有制异质性检验 |
7.3 本章小结 |
第八章 结论、政策建议及研究展望 |
8.1 主要结论 |
8.2 政策建议 |
8.3 研究不足及展望 |
参考文献 |
附录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取得的研究成果 |
致谢 |
(2)新疆深度贫困地区教育扶贫政策绩效评价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第一章 绪论 |
1.1 研究背景 |
1.1.1 贫困治理任务的调整 |
1.1.2 教育发展的脱贫动能 |
1.1.3 绩效评价的现实要求 |
1.2 研究意义 |
1.2.1 理论意义 |
1.2.2 实践意义 |
1.3 国内外研究现状及述评 |
1.3.1 国内研究现状 |
1.3.2 国外研究现状 |
1.3.3 国内外研究述评 |
1.4 研究目标、思路与内容 |
1.4.1 研究目标 |
1.4.2 研究思路 |
1.4.3 研究内容 |
1.5 研究方法与技术路线 |
1.5.1 研究方法 |
1.5.2 技术路线 |
1.6 主要创新点 |
第二章 核心概念界定与理论基础 |
2.1 核心概念界定 |
2.1.1 贫困 |
2.1.2 教育扶贫 |
2.1.3 深度贫困地区 |
2.1.4 教育扶贫政策绩效 |
2.2 相关理论基础 |
2.2.1 能力贫困理论 |
2.2.2 贫困代际理论 |
2.2.3 人力资本理论 |
2.2.4 “3E”绩效评价理论 |
2.3 本章小结 |
第三章 教育扶贫政策绩效评价内涵及贫困现状 |
3.1 新疆发展概况与贫困特征 |
3.1.1 新疆自然生态环境的基本概况 |
3.1.2 新疆经济社会环境的基本概况 |
3.1.3 新疆人口文化环境的基本概况 |
3.1.4 新疆教育扶贫政策的基本概况 |
3.2 新疆扶贫开发的历史演进 |
3.2.1 计划经济模式下的救济扶贫阶段 |
3.2.2 改革开放体制变革下的开发扶贫 |
3.2.3 经济高速增长下的“八七”扶贫 |
3.2.4 新世纪扶贫开发纲要阶段 |
3.2.5 新时代精准扶贫开发阶段 |
3.3 绩效评价的理论内涵 |
3.3.1 教育扶贫的价值分析 |
3.3.2 绩效评价体系的构建原则 |
3.3.3 绩效评价指标的逻辑关系 |
3.4 新疆贫困问题现状调查分析 |
3.4.1 研究思路 |
3.4.2 家庭贫困现状调查分析 |
3.4.3 县域贫困现状调查分析 |
3.5 本章小结 |
第四章 新疆深度贫困地区教育扶贫政策的效果评价 |
4.1 研究假设 |
4.2 研究设计 |
4.2.1 研究思路 |
4.2.2 研究方法 |
4.2.3 变量及数据说明 |
4.3 实证分析过程 |
4.3.1 描述统计与平稳性检验 |
4.3.2 静态面板模型估计结果 |
4.3.3 动态面板模型估计结果 |
4.3.4 分位数回归估计结果 |
4.3.5 分地区回归估计结果 |
4.4 本章小结 |
第五章 新疆深度贫困地区教育扶贫政策的效率评价 |
5.1 研究设计 |
5.1.1 研究思路 |
5.1.2 研究方法 |
5.1.3 变量及数据说明 |
5.2 静态效率评价结果 |
5.2.1 静态效率的时序变化 |
5.2.2 静态效率的县域比较 |
5.2.3 规模报酬阶段的县域分布 |
5.3 动态效率评价结果 |
5.3.1 动态效率的时序变化 |
5.3.2 动态效率的县域比较 |
5.4 本章小结 |
第六章 新疆深度贫困地区教育扶贫政策的公平性评价 |
6.1 研究设计 |
6.1.1 研究思路 |
6.1.2 研究方法 |
6.1.3 指标选取 |
6.2 公平性测度结果 |
6.2.1 新疆教育扶贫政策总体差异及分解 |
6.2.2 县域教育扶贫资源供给类型分析 |
6.3 公平性演变特征及原因分析 |
6.4 公平与效率的政策选择辨析 |
6.5 本章小结 |
第七章 新疆深度贫困地区教育扶贫政策的满意度评价 |
7.1 评价模型的理论分析 |
7.2 研究设计 |
7.2.1 研究步骤与方法 |
7.2.2 问卷信息及数据来源 |
7.3 信效度检验 |
7.3.1 探索性因素分析 |
7.3.2 验证性因素分析 |
7.3.3 模型恒等性检验 |
7.4 教育扶贫政策满意度测度结果 |
7.4.1 政策满意度评价的基本情况 |
7.4.2 不同贫困程度家庭的政策满意度 |
7.4.3 政策满意度评价的差异性分析 |
7.5 本章小结 |
第八章 结论、建议与不足 |
8.1 研究结论 |
8.2 政策优化建议 |
8.3 研究不足与展望 |
8.3.1 研究不足 |
8.3.2 研究展望 |
参考文献 |
致谢 |
附录 |
作者简介 |
导师评阅表 |
(4)高校扩招背景下城市行政等级对教育机会平等的影响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第1章 绪论 |
1.1 研究背景与意义 |
1.1.1 研究背景 |
1.1.2 研究目的及意义 |
1.2 国内外研究现状及简析 |
1.2.1 国外研究现状 |
1.2.2 国内研究现状 |
1.2.3 国内外文献简析 |
1.3 研究的主要内容和技术路线 |
1.3.1 研究内容 |
1.3.2 研究方法 |
1.3.3 技术路线 |
1.4 论文的创新点 |
第2章 理论基础 |
2.1 相关制度 |
2.1.1 高校扩招 |
2.1.2 收费改革 |
2.1.3 就业制度 |
2.1.4 高考户籍制度 |
2.2 相关理论 |
2.2.1 MMI假设 |
2.2.2 EMI假设 |
2.2.3 教育的理性选择理论 |
2.2.4 政府“偏爱”理论 |
2.2.5 理论框架构建与假设提出 |
2.3 本章小结 |
第3章 高校扩招与教育机会获得研究设计 |
3.1 数据来源 |
3.2 变量设置 |
3.2.1 被解释变量 |
3.2.2 核心解释变量 |
3.2.3 控制变量 |
3.2.4 变量汇总 |
3.3 描述性统计 |
3.4 分析方法 |
3.4.1 Logit模型简介 |
3.4.2 个体教育机会获得的Logit模型构建 |
3.5 本章小结 |
第4章 高校扩招与教育机会获得实证分析 |
4.1 高校扩招与初中教育机会获得 |
4.1.1 实证结果 |
4.1.2 结果分析与讨论 |
4.2 高校扩招与高中教育机会获得 |
4.2.1 实证结果 |
4.2.2 结果分析与讨论 |
4.3 高校扩招与高等教育机会获得 |
4.3.1 高校扩招与高等教育机会获得实证结果 |
4.3.2 结果分析与讨论 |
4.3.3 高校扩招与大学本科/专科教育机会获得实证结果 |
4.3.4 结果分析与讨论 |
4.4 高校扩招与三次教育机会获得整体分析 |
4.5 验证假设汇总 |
4.6 本章小结 |
第5章 高校扩招与教育机会平等政策建议 |
5.1 MMI假设、EMI假设与教育公平 |
5.2 政府偏爱理论与政策偏向、资源配置 |
5.3 基于教育理性选择理论的相关建议 |
5.3.1 降低教育成本 |
5.3.2 提高教育收益预期 |
5.3.3 降低面对失败的风险 |
5.3.4 地位的维持 |
5.4 注重教育质量上的公平 |
5.5 本章小结 |
结论 |
参考文献 |
附录 |
致谢 |
(5)高校扩招对我国收入分配差距的影响研究 ——基于省际面板数据分析(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第一章 绪论 |
一、选题背景及意义 |
(一)选题背景 |
(二)选题意义 |
二、国内外研究综述 |
(一)教育扩展对收入分配差距的影响综述 |
(二)高等教育扩展对收入分配差距的影响综述 |
(三)研究现状述评 |
三、研究内容和研究方法 |
(一)研究内容 |
(二)研究方法 |
四、创新点及不足 |
(一)论文创新点 |
(二)不足之处 |
第二章 相关概念界定及理论基础 |
一、概念界定 |
(一)人力资本 |
(二)高校扩招 |
(三)收入分配差距 |
二、理论基础 |
(一)理性选择理论 |
(二)补偿理论 |
(三)筛选理论 |
第三章 我国高校扩招与收入分配的现状及作用机制 |
一、我国高校扩招与收入分配现状 |
(一)我国高校扩招现状分析 |
(二)我国收入分配差距现状分析 |
二、高校扩招对我国收入分配差距的作用机制 |
(一)规模效应机制分析 |
(二)城镇化机制分析 |
(三)技能溢价机制分析 |
第四章 我国高校扩招对收入分配差距的实证研究 |
一、门槛回归理论模型 |
(一)门槛回归模型 |
(二)门槛模型的应用与门槛变量的选择 |
二、数据说明与变量描述 |
(一)数据说明 |
(二)主要变量及其测度方法 |
三、实证分析 |
(一)相关性检验 |
(二)实证结果分析 |
(三)稳健性检验 |
第五章 高校扩招背景下缩小收入分配差距的对策建议 |
一、研究结论 |
二、政策建议 |
(一)推动高等教育的内涵式增长以促进教育公平 |
(二)加大对低收入家庭高等教育资助的宣传力度 |
(三)调整高校扩招政策以期契合地区实际发展现状 |
(四)完善劳动力市场体系以促进高级人才市场流动 |
参考文献 |
附录 |
攻读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着 |
致谢 |
(6)三边联动:中国的教育理念及其运行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中文摘要 |
abstract |
第一章 导论 |
第一节 研究意义 |
第二节 问题的提出 |
第三节 文献综述 |
第二章 理论定位与研究框架 |
第一节 社会学的几种研究框架 |
第二节 理论定位:三边联动 |
第三节 研究方法 |
第三章 以政策调整为中心的考察 |
第一节 高考的形成 |
第二节 统考、扩招和自主招生 |
第三节 地区间的平衡 |
第四章 以学校应变为中心的考察 |
第一节 重点学校制度 |
第二节 就近入学制度 |
第三节 学校考核、排名与生源 |
第四节 民办学校与补习学校 |
第五章 以学生备考为中心的考察 |
第一节 夹缝中求生存的考生及家长 |
第二节 “高考工厂”:以毛坦厂中学为例 |
第三节 “追梦工厂”:以衡水中学为例 |
第六章 三边联动的理论探讨 |
第一节 教育公平的理念与现实 |
第二节 “文化资本”的解释限度 |
第三节 “寒门贵子”的教育过程与阶层塑造 |
第七章 结论 |
参考文献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的科研成果 |
致谢 |
(7)助学政策对教育公平感影响的研究 ——基于上海市大学生的实证分析(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第一章 绪论 |
1.1 研究背景、目的与意义 |
1.1.1 研究背景 |
1.1.2 研究目的 |
1.1.3 研究意义 |
1.2 国内外研究现状 |
1.2.1 教育公平感影响因素的研究 |
1.2.2 助学政策对教育公平感影响的研究 |
1.2.3 文献评述 |
1.3 研究的主要内容 |
1.4 研究方法 |
第二章 概念界定与理论基础 |
2.1 概念界定 |
2.1.1 助学政策 |
2.1.2 教育公平 |
2.1.3 教育公平感 |
2.2 理论基础 |
2.2.1 教育公平理论 |
2.2.2 公共服务均等化理论 |
2.2.3 高等教育成本分担理论 |
2.3 理论基础在本文中的应用 |
2.3.1 教育公平理论在本文中应用 |
2.3.2 公共服务均等化理论在本文中应用 |
2.3.3 高等教育成本分担理论在本文中应用 |
第三章 我国助学政策梳理和分析 |
3.1 助学政策的演进及现状 |
3.1.1 国家助学金政策 |
3.1.2 国家助学贷款政策 |
3.1.3 勤工助学资助政策 |
3.1.4 国家励志奖学金政策 |
3.1.5 国家奖学金政策 |
3.1.6 国家高校扩招政策 |
3.2 助学政策执行现状 |
3.2.1 政府主导,社会广泛参与 |
3.2.2 多样化的资助形式为政策执行提供保障 |
第四章 助学政策对教育公平感的影响研究设计 |
4.1 研究设计 |
4.1.1 变量度量依据 |
4.1.2 研究假设 |
4.2 测量问项选取及调查样本选取 |
4.2.1 变量测量问项选取 |
4.2.2 数据与样本来源 |
4.3 数据描述性分析 |
4.3.1 样本基本信息统计 |
4.3.2 测量问项描述性统计 |
4.4 信度及效度分析 |
4.4.1 信度检验 |
4.4.2 效度检验 |
第五章 结果分析与讨论 |
5.1 分类变量统计与多元线性回归模型 |
5.1.1 相关性分析 |
5.1.2 回归分析 |
5.1.3 差异性检验 |
5.2 结果分析与讨论 |
5.2.1 研究假设验证结果 |
5.2.2 定量结果谈论分析 |
第六章 结论与建议 |
6.1 研究结论 |
6.2 对策建议 |
6.3 研究展望 |
参考文献 |
附录1:关于高校助学政策对教育公平影响问卷调查 |
致谢 |
攻读硕士学位期间已发表或录用的论文 |
(8)我国转型期社会信任微观机制与影响因素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1.导论 |
1.1 研究背景 |
1.1.1 理论背景 |
1.1.2 现实背景 |
1.2 研究意义 |
1.3 研究内容、研究方法和研究框架 |
1.3.1 研究内容 |
1.3.2 研究方法 |
1.3.3 研究框架与章节安排 |
1.4 主要创新点和不足之处 |
1.4.1 主要创新点 |
1.4.2 本文不足 |
1.5 本章小结 |
2.我国转型期社会信任微观机制和影响因素研究的经济学动因分析 |
2.1 社会信任在经济学研究中的地位 |
2.1.1 社会信任:影响经济活动行为主体的决策和经济结果 |
2.1.2 社会信任:经济社会转型及社会信任危机 |
2.1.3 社会信任:研究对象和研究范围 |
2.2 经济和社会发展不平衡现象的三个集中体现 |
2.2.1 经济社会发展不平衡:流动人口的身份、情感认知和社会融合问题 |
2.2.2 经济社会发展不平衡:高等教育资源分配不均衡问题 |
2.2.3 经济社会发展不平衡:异质化家庭人口结构的资源分配不均和资源竞争不公平问题 |
2.3 经济社会发展不平衡影响居民社会信任的微观逻辑关系 |
2.3.1 经济社会发展不平衡影响居民社会信任的微观经济学机制 |
2.3.2 经济社会发展不平衡影响居民社会信任的社会经济学机制 |
2.4 本章小结 |
3.国内外相关文献回顾和述评 |
3.1 社会信任的概念与其在经济学研究中的重要性 |
3.1.1 社会信任的概念界定、分类和测度 |
3.1.2 社会信任在经济学研究的重要性 |
3.1.3 影响社会信任的一般性因素 |
3.2 社会信任的内涵:社会资本的相关研究 |
3.2.1 社会资本的概念提出和研究发展 |
3.2.2 社会资本在经济学领域的研究发展 |
3.3 影响居民社会信任的重要因素——转型期社会焦点问题 |
3.3.1 人口流动现象和流动人口问题 |
3.3.2 基于教育资源分配不均的高等教育发展不平衡问题 |
3.3.3 异质性家庭人口结构特征——以不同数量的兄弟姐妹和同胞效应为例 |
3.4 文献总结与分析述评 |
3.5 本章小结 |
4.人口流动经历与个体社会信任的研究 |
4.1 问题的提出 |
4.2 文献综述:人口流动视角下的社会信任影响研究 |
4.3 人口流动经历影响社会信任的理论探讨 |
4.3.1 人口流动经历与社会信任 |
4.3.2 人口流动的时间效应、空间效应与社会信任 |
4.3.3 人口流动、社会融合与社会信任 |
4.3.4 异质性流动人口的社会信任表现 |
4.4 实证研究设计 |
4.4.1 数据来源 |
4.4.2 实证模型设定 |
4.4.3 变量描述 |
4.5 实证结果与分析 |
4.5.1 人口流动经历对一般化信任的影响 |
4.5.2 人口流动经历对个人化信任的影响 |
4.5.3 异质性分析 |
4.6 本章小结 |
4.7 本章附录 |
4.7.1 本章变量定义说明 |
4.7.2 有序(ordered)probit模型回归结果 |
5.高等教育资源分配不均与个体社会信任的研究 |
5.1 问题的提出 |
5.2 文献综述:教育不平等视角下的社会信任影响研究 |
5.3 实证研究设计 |
5.3.1 数据来源 |
5.3.2 变量描述 |
5.4 实证模型设定、结果与分析 |
5.4.1 高等教育资源对社会信任水平的影响 |
5.4.2 高校扩招政策的城乡受益不平等对社会信任水平的影响 |
5.5 本章小结 |
5.6 本章附录 |
5.6.1 本章变量定义说明 |
5.6.2 高等教育资源对社会信任水平的影响——基于相对数值指标 |
5.6.3 本章部分变量指标的构造 |
6.家庭人口结构与个体社会信任的研究 |
6.1 问题的提出 |
6.2 文献综述:异质性家庭人口结构视角下的社会信任影响研究 |
6.3 实证研究设计 |
6.3.1 数据描述 |
6.3.2 实证模型设定 |
6.3.3 变量描述 |
6.3.4 描述性统计 |
6.4 实证结果与分析 |
6.4.1 有无兄弟姐妹对社会信任水平的影响 |
6.4.2 兄弟姐妹数量差异对社会信任水平的影响 |
6.4.3 兄弟姐妹对社会信任影响的机制分析 |
6.5 本章小结 |
6.6 本章附录 |
6.6.1 本章变量定义说明 |
7.全文结论、政策建议及研究展望 |
7.1 研究结论 |
7.2 政策建议 |
7.3 研究局限与研究展望 |
7.3.1 研究局限 |
7.3.2 研究展望 |
参考文献 |
后记 |
致谢 |
在读期间科研成果目录 |
(9)高校扩招与教育公平:基于机会公平和结果公平的分析(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第一章 绪论 |
1.1 选题背景 |
1.1.1 高校扩招政策实施的背景 |
1.1.2 接受高等教育机会及教育代际流动性问题 |
1.1.3 选择接受高中阶段教育的问题 |
1.1.4 大学毕业生就业的问题 |
1.2 研究目的及方法 |
1.3 本文创新点 |
1.4 本文的不足 |
1.5 本文主要的结论及结构安排 |
第二章 文献综述 |
2.1 与教育扩招相关的理论及研究 |
2.2 与教育代际流动性相关理论及研究方法 |
2.3 与高等教育扩招政策相关的其他影响 |
第三章 数据说明及变量设定 |
3.1 中国家庭收入调查(CHIP)数据 |
3.2 2000年人口普查数据和2005年全国1%人口抽样调查数据 |
第四章 高校扩招政策对接受高等教育机会的影响 |
4.1 高校扩招政策切实的“受益者” |
4.2 高校扩招政策对接受高等教育机会的影响 |
第五章 高校扩招政策的其他一系列相关影响 |
5.1 高校扩招政策对教育代际流动性的影响 |
5.2 高校扩招政策对接受高中阶段教育的影响 |
5.3 高校扩招政策对我国大学毕业生就业水平的影响 |
第六章 结论及政策建议 |
6.1 结论 |
6.2 政策建议 |
参考文献 |
致谢 |
(10)人力资本扩张与中国城市制造业出口升级:来自高校扩招的证据(论文提纲范文)
一、引言 |
二、制度背景 |
三、估计策略、变量和数据 |
(一) 估计策略 |
(二) 核心变量 |
1. 城市制造业出口升级 (ESc, t) |
2. 城市人力资本密度 (HCc, 02) |
3. 相关关系的初步描述 |
(三) 数据 |
四、实证结果 |
(一) 基准回归结果 |
(二) 稳健性检验 |
1. 双重差分法识别假设检验 |
2. 其他稳健性检验 |
五、人力资本推动城市出口升级的机制及其检验 |
(一) 人力资本推动城市出口升级的渠道机制 |
1. 人力资本扩张对劳动技能结构的影响 |
2. 人力资本扩张的“要素集聚”功能 |
3. 人力资本扩张的“技术载体”功能 |
(二) 人力资本对不同城市出口升级的异质性影响 |
六、结论 |
四、论高校扩招与教育资源优化配置的关系(论文参考文献)
- [1]人口结构转变对中国出口质量升级的影响研究[D]. 李翠妮. 西北大学, 2021(12)
- [2]新疆深度贫困地区教育扶贫政策绩效评价研究[D]. 黄晋生. 石河子大学, 2021(01)
- [3]未竟的改革:中国高等教育的第三次转型[D]. 贾佳. 南京师范大学, 2021
- [4]高校扩招背景下城市行政等级对教育机会平等的影响研究[D]. 董玥妍. 哈尔滨工业大学, 2020(02)
- [5]高校扩招对我国收入分配差距的影响研究 ——基于省际面板数据分析[D]. 陈昕爽. 山东师范大学, 2020(09)
- [6]三边联动:中国的教育理念及其运行研究[D]. 王玲. 南京大学, 2020(09)
- [7]助学政策对教育公平感影响的研究 ——基于上海市大学生的实证分析[D]. 徐嘉鸿. 上海交通大学, 2020(01)
- [8]我国转型期社会信任微观机制与影响因素研究[D]. 张雅欣. 西南财经大学, 2019(12)
- [9]高校扩招与教育公平:基于机会公平和结果公平的分析[D]. 张畇彬. 厦门大学, 2019(08)
- [10]人力资本扩张与中国城市制造业出口升级:来自高校扩招的证据[J]. 周茂,李雨浓,姚星,陆毅. 管理世界, 2019(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