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获取持续发展的能力──访浙江传化集团总裁徐冠巨（论文文献综述）
国晓光[1]（2016）在《秩序、吸纳与权力重构 ——20世纪90年代以来国家对私营企业主的政治整合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本文的核心任务是以政党适应性理论和法团主义理论为理论资源,研究国家为何以及如何对市场化进程中产生的私营企业主群体进行政治整合,并关注政治整合产生的影响。本文通过自上而下地观察20世纪90年代以来国家的政治整合策略,分析国家如何在推进经济市场化的同时,将私营企业主群体整合进政党国家的权力结构之中,从而避免其成为游离于体制外的独立性甚至是对抗性力量。中国共产党执政地位的确立和巩固是理解当代中国政治变迁的基本线索。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政治革命结束了旧的分裂秩序,建立了中国共产党一党执政的一元化政治秩序,并开启了由国家主导的现代化进程。现代化需要政治秩序,然而现代化本身又是挑战政治秩序和削弱政治权威的力量,这在中国集中表现为改革、发展与稳定的关系。市场化改革使经济和社会领域形成了一定程度的多元化格局,这种多元化格局造成的结构分化,又对政党国家体制下的政治秩序形成了挑战,这种挑战可能冲击以政党国家为核心所建构的政治秩序。20世纪90年代以来,国家政治生活的一条主线是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保持国家权力作用于经济社会生活的有效性,加强中国共产党对于经济和社会领域的影响力。在市场化改革过程中崛起的私营企业主群体是具有相对独立性特征的力量,对这一群体的政治整合,是巩固中国共产党执政地位和维持既有政治秩序的必然选择。国家对私营企业主的整合策略主要分为两类:一类是以政权组织为载体的整合;一类是以行会商会等经济类社团为载体的整合。组织是国家权力网络的依托,正是通过组织网络,国家在横向和纵向上实现了对整个社会的管控。国家意识形态的适应性变革赋予私营经济以合法的政治地位,赋予私营企业主以合法的政治身份,这为政治整合提供了前提。组织开放使私营企业主有机会加入党组织,基于政治忠诚、经济实力和社会声望等标准的政治安排,使少数有影响力的企业主有机会进入人大、政协等政权组织。私营企业的党建工作实现了政党组织在私营经济部门的拓展和渗透。当私营企业主群体伴随市场化改革而发展壮大时,国家通过行业协会商会等经济类社团建构起与私营企业主的法团式联系。行会商会聚集了各企业的领导者,是国家联系私营企业主的桥梁和纽带,也是国家整合私营企业主的重要场域。经济类社团的生成方式、监管模式均呈现了法团主义的基本特征,它们在国家政治整合中承担了规训会员企业主、表达企业主的利益诉求等功能。行会商会等社团组织与行政机关脱钩的改革,并不意味着这类社会团体获得了独立自主的发展空间,因为政府在减少行政权力干预的同时,国家加强了对经济类社团的党组织覆盖,以党的组织性权力填补了行政性权力退出之后形成的国家权力真空,政党权力取代政府权力成为管控行会商会的手段,维持了国家对行会商会的权力控制。在国家政治整合的策略之下,这类社团很难成为公民社会发展的重要象征进而成为民主化的基础。国家对私营企业主的政治整合产生了重要影响,实现了国家权力的重构。政治整合加深了私营企业主内部的分化性,增加了其开展集体行动的困难;政治整合增强了国家对私营部门和私营企业主的控制能力;政治整合建构了合作互嵌的国家—社会关系;政治整合增强了政体的包容性、政权的合法性与政党的适应性,促进了中国政党国家体制的稳定性和持久性。在国家整合社会的领域,动态的制度改进和灵活的政策调整,已经使这一体制较为有效地应对了经济市场化和社会多元化所带来的冲击。国家对私营企业主的整合策略实现了国家权力的重新组合和重新布局,这些整合策略对现代化理论提出了挑战。市场化改革解构了国家全能主义的政治形态,但并未推动这一格局转向社会制衡国家,而是走向了国家整合社会的法团主义格局。此外,在国家政治整合的策略中,政治参与机会向私营企业主群体倾斜,相应地压缩了其他社会阶层的政治空间,造成了不平等的参与机会和不平等的政策结构。资本和权力的融合增强了资本的支配力,对国家自主性造成了消极影响,并增加了权力腐败的机会。在当代中国,民族资本家的消失和私营企业主的再崛起深受政治权力的影响。私营企业主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的政治参与是国家整合策略的产物,是国家主动选择政治开放的结果,他们的政治地位具有极强的赋予性,他们政治参与的空间和方式已被整合到了政党国家的制度框架内。
张亮亮[2]（2014）在《政治关联、高管变更与资本结构优化调整 ——基于管理防御视角》文中研究表明资本结构管理控制学派突出管理者在公司资本结构决策中的重要作用，而在信息不对称和契约不完备的情况下，希望自利的管理者选择一个限制自身经营的资本结构是有困难的，管理防御理论认为在公司内外部激励与约束机制下，管理者会通过调整资本结构决策以固守职位并最大化自身效用。对于管理者而言，被解雇将会使其失去在位时所拥有的一切福利待遇，对其职业生涯造成不利影响，并承担新工作的搜寻成本，这将会把管理防御效应表现到极致。论文在我国上市公司资本结构优化调整速度较慢的现实背景下，提出从管理防御视角考察高管政治关联、高管变更与资本结构优化调整三者之间的关系。论文在回顾了政治关联问题、高管变更问题与资本结构优化调整问题相关文献的基础上，根据政府“扶持之手”与“掠夺之手”假说、资本结构管理控制理论、控制权理论、高阶管理理论、行为一致性假说与管理防御理论，结合我国转轨经济制度背景，提出政治关联、高管变更与资本结构优化调整的理论分析框架。之后，论文从规范和实证两个角度，利用面板Logistic回归、动态面板数据的GMM估计、调节变量分析、中介效应检验等方法探讨政治关联对高管变更与高管变更业绩敏感性的影响规律、高管变更对资本结构优化调整速度的影响规律、政治关联对资本结构优化调整速度的影响规律和政治关联通过高管变更影响资本结构优化调整速度的传导规律。研究发现高管政治关联程度越高，高管变更可能性越低，高管变更业绩敏感性越弱，高管职位越稳固；高管变更作为一种公司治理机制，能够有效降低管理防御程度，提高资本结构优化调整速度；高管政府官员类政治关联程度越高，其防御程度越强，资本结构优化调整速度越慢，而高管代表委员类政治关联程度越高，其资源效应越强，资本结构优化调整速度越快。在总体样本和国有样本中发现政府官员类政治关联通过高管变更影响资本结构优化调整速度的传导关系成立。最后根据研究结论，论文提出取消国有企业高管行政任命体制、选择恰当的政治关联策略、完善公司接管与破产机制、进一步厘清政府与市场边界等建议。论文立足我国转轨经济的制度背景，从管理防御视角，探讨高管政治关联特征与高管变更对资本结构优化调整的影响规律，补充了高阶管理理论与行为一致性假说的相关文献，一定程度上丰富了管理防御理论和资本结构管理控制理论，并为上市公司选拔高管、完善公司治理机制和优化资本结构决策提供依据。
姚柱达[3]（2014）在《传化集团企业文化体系建设研究》文中提出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民营经济蓬勃发展，因此研究经济社会转型时期的民营企业文化建设，不仅对我国民营企业文化建设具有很强的针对性和借鉴性，而且对促进我国民营经济健康快速发展具有普遍意义。传化集团是中国知名的多元化民营企业集团，具有较高的地位和影响力，同时集团在企业文化建设方面颇具特色，具有借鉴意义。因此本论文以传化集团为案例，通过运用文献分析、访谈和调查问卷研究分析和奎因（Quinn）竞争性文化价值模型的企业文化测评方法等相关理论，考察了传化集团的发展历程、公司内部组织结构及公司管理制度、员工行为、组织氛围等方面的情况，结合集团的战略目标，通过定性分析集团企业文化建设状况和定量分析员工对于集团企业文化建设的认知情况，以“质”的诊断和“量”的测度使结果相互印证，客观、整体地反映了传化集团企业文化建设现状。同时在集团各级职员中广泛取样，展开调研。对回收的数据采用SPSS软件进行统计分析，测得集团企业文化建设在各层面上的状况，通过总结经验，查找不足，探索建立传化集团企业文化体系建设方案及其实施策略。本论文的研究成果在于建立了一套成体系的传化集团企业文化体系建设方案及实施策略，希望为传化集团后续的经营发展决策和企业文化建设提供有效参考作用，同时也为其他民营企业企业文化体系建设提供借鉴作用。
胡万聪[4]（2013）在《非公有制企业党建工作机制研究》文中研究说明非公有制企业党建是党建研究的新领域和重要领域。非公有制企业党建工作的开展涉及到构建怎样的党建工作领导管理体制，党组织和党员作用如何有效发挥，建立怎样高效规范的党建工作运行机制，如何构筑党建工作保障体系等方面。本文将基于实践和理论研究现状，从工作机制的角度切入，分析非公有制企业党建工作领导管理体制、党建工作运行机制、支持保障机制、以及三者互动关系和规律，试图建构一套合理的党建工作机制模型，并据此作为蓝本进行分析研究，以达到初步建构非公有制企业党建工作体系的目的。本文由导论、正文、结语及参考文献和后记部分组成。导论部分，包括问题的提出、研究现状和研究方法三节。正文部分分为五章。第一章，非公有制企业党建工作机制概念界定与理论依据。通过对部分核心概念进行界定和辨析，分析了开展非公有制企业党建工作所依据的是马克思主义关于劳资关系理论以及非公有制企业党建工作机制的组织理论基础。第二章，非公有制企业党建工作领导管理体制。分析和比较现有的非公有制企业党建工作领导管理体制的几种模式，重点分析理顺党建工作的隶属关系，在此基础上，构建出新的非公有制企业党建领导管理体制，这一体制提出按照企业规模分类，规模以上非公有制企业党建工作应依托工商联党组织领导管理，规模以下非公有制企业及其他非公经济组织应依托工商局党组织领导管理。第三章，非公有制企业党建工作运行机制。探寻非公有制企业党建工作运行机制所应遵循的规律，构建运行机制理想模型，并以传化集团党建工作案例佐证，得出非公有制企业党建工作中党组织作为运行机制的主体维度，在企业中围绕企业生产经营定位于在职工群众中发挥政治核心作用，对企业发展发挥政治引领作用，“两个作用”发挥应有效融合于企业党建运行系统中。第四章，非公有制企业党建工作保障机制。分析非公有制企业党建工作保障要素并构建党建工作的保障机制模型，并分析模型的内部保障体系和外部保障体系在实际党建工作中的应用，指出支持保障机制将根据党建工作反馈回的效益而进行适度调适。第五章，非公有制企业党建工作机制互动及其规律。探寻非公有制企业党建工作领导管理体制、运行机制、支持保障机制之间的互动关系，指出互动关系是遵循经济社会发展规律和党的建设规律的过程，是双向进行、循序渐进，受社会环境制约的过程。结语部分，基于上述分析，指出继续推进非公有制企业党的建设，扩大党组织在非公有制企业的覆盖面是符合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和党的建设发展规律的。并提出非公有制企业党建工作机制今后理论研究和实践工作的努力方向。
祝滔[5]（2012）在《中国民营企业文化建设的案例分析 ——以浙江传化集团为例》文中研究表明民营企业是我国市场经济发展中一支不可缺失的重要经济力量。随着近年来我国经济的快速发展,经济结构的不断调整,民营企业的市场竞争力、经济实力大幅提升,资本规模明显扩大,对我国经济发展的影响也日益深化。但是,由于我国民营企业起步晚,发展历史曲折,更容易受到社会环境的影响、市场波动的冲击,因此增强民营企业经营管理能力是民营企业未来发展的方向,而企业文化建设则是其中的一项重要任务。中国的民营企业文化具有自身的特点,在其建设过程中,既受到西方企业文化理念的影响,也受到了中国传统文化、各个民营企业所在地域文化以及民营企业自身发展规律的影响,因此民营企业文化构建存在许多难点。主要表现为民营企业经营理念该如何与文化理念相结合,兼顾企业的经营效益与企业所应承担的社会责任；如何发挥企业文化对构建和谐劳动关系的促进作用；如何将中西方文化、传统文化、地域文化融入到企业文化中,打造独具特色的企业文化；如何让企业文化有效落地等问题。针对民营企业文化建设存在的这些难点,浙江传化集团的成功经验提供了一种借鉴。浙江传化集团创办于1986年,从最初的家庭小作坊经营洗涤产品,发展到今天,成为一家知名的多元化现代民营企业集团,事业领域涉及化工、物流、农业、科技城、投资五大板块。至2010年,浙江传化集团位列中国企业500强第379位、全国民营企业500强第64位、中国大企业集团竞争力500强第10位、中国品牌500强第93位。考察传化集团的成功之道,可以发现,传化集团的企业文化功不可没,伴随着传化集团的每一次大的转型,传化集团企业文化也在不断提升。1995年之前,传化集团正处在创业阶段,这一时期的传化集团将勤奋务实、开拓进取、感恩图报等文化因子渗入到企业的经营发展工作中,并且社会责任意识在企业内部开始萌芽。1996年到2000年,传化集团企业文化建设正式提上日程并不断丰富,逐渐形成了以“社会责任感”为核心理念的企业文化。2000年之后,传化集团步入多元化发展的新阶段,随着企业的不断成长,传化对社会责任文化进行了更系统、更深入的实践,明确提出了“事业以人为本,发展以人为先”的发展观和“诚信、务实、创新、发展”的企业价值观,传化集团独具特色的企业文化步入成熟期。其特色主要表现在：重视和谐劳动关系的建设；寓教于乐,重视传统文化与企业文化的融合；重视“党工共建”,发挥其领导优势与组织优势；重视企业经营与企业文化的平衡统一,以社会责任感引领、约束企业的发展。总结传化集团企业文化建设的成功经验,中国民营企业文化建设可以采取这样一些有效途径。首先,发挥党建与思想政治教育对企业文化建设的宏观指导作用；其次,在企业内部创建和谐文化,构建和谐劳动关系；最后,培育企业的社会责任感与法治意识,并通过开展普法活动,加强员工的法律知识教育,增强员工的社会责任感。
裘益政,杨柏璋[6]（2011）在《民营企业集团财务战略管理创新:以传化集团为例》文中认为财务战略管理对民营企业集团防范资金断裂风险,保障集团持续健康发展具有重要的价值。本文以中国优秀民营企业集团浙江传化集团为研究对象,总结出该集团通过长期探索形成的财务战略管理创新体系:即以大股东理念创新为基石,以内外部环境分析为手段与方法,以融资战略、投资战略和战略成本管理创新为核心内容,以财务战略执行制度创新为战略落地保障。传化集团先进的财务战略管理创新性经验,对浙江省乃至全国的民营企业集团的财务战略管理工作具有良好的借鉴价值。
苗加清[7]（2010）在《当代中国私营企业主阶层政治参与研究》文中指出私营企业主阶层是在当代中国改革开放和经济体制改革过程中,伴随着私营经济的不断发展而逐渐形成的新的社会阶层,与当代中国原有的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和知识分子阶层等传统阶级、阶层相比,私营企业主阶层有着特殊的社会地位和利益需求,相应地,私营企业主阶层政治参与作为当代中国政治生活领域的新现象,也一直备受社会关注。私营企业主阶层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者和重要的统战对象,尽管摆脱不了私营经济和私营资本“人格化”代表的本质属性,但他们从来都是中国的社会公民,目前在总体上仍然属于人民的范畴,他们的政治参与具有一定的理论基础、经济前提、政策依据、主观需求和社会历史条件,因而,党和政府要在政治上容纳私营企业主阶层,有序扩大私营企业主阶层的政治参与,而不能将其排除在政治体系之外。到目前为止,私营企业主阶层的政治参与实践经历了政治冷漠与政治体制之外徘徊、政治参与意识觉醒与无序有限参与、政治参与意识强化与有序扩大参与三个发展阶段,并且呈现出政治参与目的多重性、政治参与方式多样性、政治参与效果差别性等总体特征。同时,私营企业主阶层政治参与也存在着立意不高、动力不足等问题,并且还存在着务虚性政治参与、非常态政治参与、非法性政治参与等现象,因而,党和政府又必须对私营企业主阶层政治参与加以引导,把它控制在现有政治制度许可和容纳的范围之内。政治参与是把双刃剑,有效发挥私营企业主阶层政治参与的积极性,抑弊兴利,促进私营企业主阶层政治参与合法化、有序化、制度化,一方面,要求私营企业主阶层自身必须主动加强自我认知,自觉规范财富运行方式,积极履行社会责任义务,努力创造出良好的政治参与前提条件,在此基础上,形成较为完整的政治参与自律规范,以合法、合理、合情的方式有序参与政治。另一方面,党和政府面对私营企业主阶层的不断变化及其政治参与实践的不断发展,必须审时度势,在塑造良好的社会舆情条件和合理协调社会各个阶层政治参与格局的同时,大力推进政治体制改革,通过体制调整和制度创新,实现党和政府领导方式和执政方式的转变,为私营企业主阶层的政治参与提供良好的政治环境,在此基础上,积极引导私营企业主阶层合法、有序开展政治参与活动,及时将私营企业主阶层这股社会力量导入现有政治体系,使其成为推动中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和政治文明进步的积极力量。
张会芹[8]（2010）在《政治动因与上市公司社会责任行为 ——基于汶川地震捐款的证据》文中指出随着我国经济社会的发展,企业社会责任问题逐渐成为公众、政府、企业等关注的话题,近几年甚至上升到了可持续发展、构建和谐社会的高度。尤其是2008年初的雪灾和随后的汶川地震,更像一味催化剂,加速了企业社会责任在我国的发展历程。（一）研究目的作为企业承担社会责任的一种有效方式,企业的公益捐赠行为是本文的研究重点。那么,在汶川地震中,是什么因素决定了上市公司是否捐款,捐赠多少；又是什么因素导致上市公司捐赠之后采取不同的信息披露方式：这种差异会带来怎样的经济后果,投资者等利益相关者对此会有怎样的反应?对这些问题的回答,不仅有利于我们深刻认识当前企业社会责任的行为机理,而且对于今后在我国进一步推进企业社会责任实践也颇具指导意义。（二）主要内容在第二章,我们对政治关系、企业社会责任行为以及信息披露的有关文献进行了梳理。通过文献回顾,发现政治关系是对正式制度缺失的一种替代机制,是企业克服产权保护不力,法律不健全等不利制度环境的一种理性回应。同时,企业社会责任的内涵和外延也是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而不断演化的,经济性虽然是企业的主要属性,但是隐蔽在经济性之后的社会性才是企业承担社会责任的根源。因此,我们对社会责任问题的探讨,不能忽略社会、文化、伦理等非经济层面因素的影响。而在社会责任信息披露方面,发现公司管理层在决定是否披露社会责任信息,披露什么信息、以什么方式和措辞来披露信息时,都暗含着一定的策略性选择。不仅受公司治理特征、公司规模、债务水平、盈利状况等微观因素影响,还受到公司所处的经济发展水平、政治环境以及文化背景等宏观环境的影响。总之,通过对相关文献的梳理,我们找到了本文的切入点。认为在转型经济背景下,我国上市公司的捐赠行为就不再是出于纯粹的利他动因,可能还蕴含有寻求政府关系的政治动因。第三章是论文的理论分析部分。首先,我们分析民营经济在我国转型制度背景下发展的不利现状以及我国政府对证券发行的特殊制度安排,说明了在现实的制度环境下,产权性质和上市年限都体现了企业政治关系的强弱,从而为后文政治动因的衡量奠定理论基础。接着分析了政治关系作为正式制度缺失的替代机制存在的合理性和必要性。最后,是对慈善捐赠的探讨。随着公司捐赠意识的改变,企业的捐赠理念和捐赠行为也表现出了不同的阶段性特征。纯公益性的利他动因（或道德动因）、利己性的经济动因以及将慈善与公司战略结合的双赢动因是国内外企业慈善捐赠行为演变的共同之处,但是政治动因却是处于经济转型国家的企业所特有的。即在我国特定制度背景下,企业的捐赠行为被赋予了特殊功能,是企业寻求政治关系、获得社会认可的现实选择。第四章,我们着重探讨了我国企业慈善捐赠行为背后的政治动因。企业社会责任理论（CSR）以及由此拓展的利益相关者理论（stakeholder theory）构成了慈善捐赠的理论基础。接着探讨了慈善捐赠在西方国家的发展情况,并详细比较了我国慈善捐赠的发展现状。发现在捐赠数额、捐赠领域、捐赠动机以及善款的分配和使用等方面,我国企业都存在一定的差距,而这种差异主要源于我国转型经济的特殊制度背景,成熟慈善文化的缺失约束了企业的慈善理念,使得我国企业的捐赠行为表现出独特的政治动因。在实证部分,我们以2008年汶川地震中上市公司公布的捐赠数额为契机,研究在我国特有制度环境下,上市公司的公益捐赠行为现状,以及这种现状背后的原因。研究表明：1)所有权性质（国有控股还是私营控股）显着影响企业的捐赠行为。具体来讲,在汶川地震中,私营企业捐款的积极性更高。2)进一步分析发现,产权性质的这种影响来源于产权保护和契约执行力度的地区差异。在政府干预程度较高地区,契约执行力度弱,私营企业的产权得不到应有的保护,作为替代机制,私营企业主更愿意通过公益捐赠方式谋求和政府的关系,以寻求政府的保护。另外,我们还以企业上市时间的早晚作为企业政治关系的替代变量进行分样本检验,研究发现上市时间对私营企业捐赠行为的影响显着,而对国有企业的影响不明显。进一步表明私营企业捐赠背后隐含着政治动因,而这种动因源于我国转型经济背景下产权保护的不力。第五章,我们从信息披露的角度探讨企业捐赠行为背后的政治动因。现代企业普遍存在的代理问题是信息披露的理论基础,而受托责任论、合法性理论、政治经济论、社会契约论等则构成了社会责任信息披露特有的理论基础。接着分析了我国企业社会责任信息披露的现状,并以汶川地震中上市公司对捐款信息的披露为例,根据信息披露时间和披露方式的不同,探讨了信息披露行为背后蕴含的政治动因。接着,文章从实证的角度分析了我国上市公司捐赠信息披露的影响因素及这种现象背后蕴含的政治动因。研究表明：1)捐赠数额显着影响企业的捐赠信息披露行为。一般来讲,捐赠数额越大,企业选择的信息披露方式越积极。2)企业的政治关系影响捐赠信息披露行为的选择。政治关系弱的企业,选择的信息披露方式要更积极。证明了私营上市公司信息披露行为背后蕴含着政治动因。最后,我们以汶川地震中“一捐成名”的日照钢铁为例,分析了日钢捐款的背景：迫于民营产权面临被国有企业吞并的威胁,希望以大额捐赠为手段,引起公众和媒体对企业的关注。并且,日钢对捐赠信息的“披露”方式也很特殊：选择在中央电视台大型赈灾募捐晚会高调出场,向公众传达自己的捐赠信息。这些行为表明当产权得不到应有的保护时,民营企业往往将慈善捐赠作为一种赢得社会认可、开展政府公关的手段。第六章,首先,我们基于利益相关者的视角对企业的社会责任社会认同度进行了分析。作为企业主要的利益相关者之一,政府监管部门通过出台旨在规范企业社会责任行为的系列政策,表明对社会责任问题的认同。而作为资本市场主体的上市公司,也通过发布内容翔实的社会责任报告向公众表明自己的认同态度。投资者则基于“社会责任投资”理念,通过选择那些积极履行社会责任的公司,来引导资本市场的资源配置。消费者则以卖方市场“上帝”的绝对权威,创造了王老吉在各地超市断货的神话,表明了自己对社会责任的坚决支持；社会公众做为不确定的大多数,通过网络媒体、社会舆论等有形无形的约束力量对企业的不负责任行为施加压力,以不一样的方式表明了自己的态度。其次,基于有效市场理论和信号传递理论,以地震捐款中单独发布“捐款公告”的上市公司为样本,从资本市场投资者角度实证检验了我国A股市场投资者是否认同企业的捐赠行为。结果表明,从整体上来看,投资者认可企业在地震捐款中的慈善行为。但是这种认可程度还受企业产权性质的影响,产权性质的影响则源于政府干预程度的不同。在政府干预程度较高的地区,产权保护、法制健全程度较低,作为替代机制,民营企业寻求政府政治保护的动机越强。这种捐赠行为背后的政治动因也影响了投资者的认可程度。总之,本文的研究表明公益捐赠不仅仅是抽象的道德问题,而且有其十分复杂的社会、经济甚至是政治背景。在国内,由于经济体制的不完善,产权保护和契约实施力度的地区发展不均衡,公益捐赠甚至被企业作为寻求政治关系的一种手段。（三）主要创新点其一,在研究视角上,本文以政治动因为切入点,从我国特有的转型经济和新兴市场等制度环境出发,重点关注产权性质这个具有中国特色的公司治理因素对企业社会责任,尤其是公益捐赠行为的影响。深入探讨了政治关系作为一种替代性的非正规机制,在我国转型制度背景下存在的合理性与必要性。而参与公益捐赠正是企业家寻求政府关系的现实途径。从逻辑上论证了民营企业捐赠行为背后蕴含着一定的政治动因,使文章更具有现实意义。其二,在研究内容上,丰富和拓展了民营企业政治关系的相关研究。本文的研究表明,在我国,公益捐赠是民营企业建立政治联系的现实选择,而民营企业建立政治关系是对转型经济背景下不利制度环境的一种理性回应。在社会责任研究方面,本文突破已有文献对企业社会责任多方面组成内容综合研究的做法,而是基于慈善捐赠行为,系统研究汶川地震背景下我国企业的公益捐赠行为、随后的捐赠信息披露策略以及社会公众对这些行为的认可程度。
范烨[9]（2009）在《基于社会资本理论视角的家族企业治理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家族企业是一种在世界范围内具有普遍意义的企业组织形态。自从伯利、米恩斯提出“企业所有权和控制权相分离”的命题,以及钱德勒提出“经理式资本主义”的命题以来,治理结构成为家族企业研究中的核心问题之一。已有对家族企业治理结构的研究主要关注的是在所有权和控制权分离的情况下,如何通过相应的激励约束机制来解决委托人和代理人之间的利益冲突,然而由于家族企业的特殊性,家族企业的治理问题与传统委托代理理论的描述存在很大差异。由于家族关系的涉入和社会互动的存在,诸如信任、网络和社会交往等非正式制度因素深刻影响着家族企业的治理行为,从而构成了家族企业治理的重要组成部分。作为社会科学研究领域一个新的研究范式,社会资本理论强调信任、规范和网络等非正式制度因素对经济行为的影响,这为家族企业治理问题的研究提供了新的分析视角。社会资本作为家族企业中与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相并列的一种生产性资源,通过各种非正式制度因素影响着家族企业的治理模式。不同学者尝试从社会资本的视角来分析家族企业的组织特征和治理行为,然而已有研究缺乏对家族企业社会资本相关基本理论的深入分析,而社会资本与家族企业治理的关系问题也处于研究的空白。本文遵循“制度-行为-绩效”的研究思路,以“家族企业的社会资本与治理行为”作为全文的研究主线,力图探究以下三个紧密联系的问题：第一,家族企业社会资本的理论内涵及其产权问题；第二,社会资本在家族企业治理行为中的作用机制；第三,社会资本与家族企业绩效的关系及影响路径。本文通过回顾相关文献,首先对家族企业社会资本的基本理论问题进行了研究：界定了家族企业社会资本的概念和“双重三层”结构,并分析了家族企业社会资本的双重物品属性,同时运用产权理论对家族企业社会资本的产权特征和产权结构进行了剖析,并构建了家族企业社会资本与治理结构的基本理论框架。在基本理论框架下,本文从组织内部社会资本、组织间社会资本和企业家社会资本三个层面,分别研究了家族企业内部关系治理、家族企业间网络治理和企业家政治参与这三种治理形式。研究发现：（1）当家族企业内部面临两类异质性代理人和双重委托代理关系时,以组织内部社会资本为基础的关系治理成为家族企业内部治理的重要途径；（2）家族企业之间的网络组织形态,其本质是物质资本、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所组成的一组特殊的关系契约,而家族企业间的网络治理结构是在社会资本特定专用性水平下的一种效率选择；（3）在当前转轨经济条件下,政治参与成为中国家族企业中企业家社会资本投资的重要途径,通过对外部利益相关者的治理,家族企业家的政治参与行为有效地提升了企业绩效。本文主要的理论创新之处在于：第一,将社会资本理论引入家族企业研究领域,系统地研究了家族企业社会资本的基本理论问题。通过对家族企业社会资本的概念界定、构成要素和物品属性的分析,为进一步的相关研究奠定了重要的理论基础,尤其是对家族企业社会资本的产权问题进行的探索研究,对于更好地理解社会资本与物质资本、人力资本的异同提供了新的视角。第二,从社会资本的视角研究了家族企业的内部关系治理、企业间网络治理和企业家政治参与三种治理形式,丰富了家族企业治理结构的研究。本文将社会资本看成是家族企业重要的生产性要素,通过研究社会资本在家族企业治理行为中的作用机制,弥补了以往关于家族企业治理结构研究的不足,有助于深化对中国家族企业治理模式的认识。第三,从企业家政治参与的维度对社会资本与家族企业绩效的关系进行了实证研究,为开展家族企业社会资本的相关实证研究提供了参考。通过以上市家族企业为对象的实证研究,对当前中国家族企业普遍存在的“企业家参政行为”做出了合理解释,具有一定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叶长兵[10]（2010）在《中国家族上市公司最终所有权结构研究》文中研究表明随着民营经济的不断发展,家族上市公司已经成为中国资本市场的重要组成部分。作为全球最大的转轨经济体和新兴市场,中国的家族上市公司也大多被置入金字塔控股（PH）结构之中,控制性家族掏空上市公司的行为不断浮出水面,被认为是家族上市公司的核心代理问题的体现,成为制约资本市场发展的主要因素之一。然而与家族PH结构作为世界范围内最常见的公司控制手段这一事实形成对比的是,理论界对其知之甚少,而以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为对象的研究更为欠缺。相关国际性研究的实证样本都不包括中国大陆,其原因除了较难获取相关数据以外,就是中国家族上市公司的最终所有权结构及其赖以形成的制度环境具有特殊性。而国内相关研究大多沿袭国际文献中的理论逻辑和分析框架,未能深入考察中国家族上市公司最终所有权结构在特征、成因以及影响上的特殊性,得出的结论难免失之偏颇。本文基于中国转轨经济和新兴市场双重制度背景和“家文化”传统,认为与只能间接发挥作用并且短期内难以改变的投资者权利保护相比,公司所有权结构相关的法律规制和治理环境对家族上市公司最终所有权结构具有更为重要和可观测的影响。因此,本文在回顾相关研究的基础上,沿用并改进La Porta等（1999）开创的跨国比较范式和计算最终控制权、现金流权的方法,利用相关法律规制的歧视性和多变性、区域间治理环境的不均衡性以及资本市场分割造成治理约束的不对称性,以2004～2007年在沪深两市公开交易的1704家家族上市公司为样本,在案例分析的基础上运用统计分析、数理分析以及计量分析等多种分析方法对中国家族上市公司金字塔式最终所有权结构的特征、成因和影响进行了系统性的研究,主要结论如下：（1）中国家族上市公司具有代表性的最终所有权结构是一种广义家族PH结构,具有不同于国外文献中狭义PH结构的特征。中国广义家族PH结构中间层持股公司为非上市公司,控制性家族成员和泛家族成员对其持股具有普遍性、模糊性和隐蔽性,使得最终控制权与现金流权分离程度较低但容易被实证研究高估。（2）中国家族PH结构的形成主要是由相关法律规制和治理环境决定的,投资者权利保护不足并不能解释家族PH结构在中国的普遍存在。具体来看,在控制企业和家族涉入特征的前提下,歧视性的上市制度、持股制度和税收制度都显着增加了控制层级,对两权分离度和所有权集中度也具有不同的影响；较高的区域市场化程度、B股市场的双重治理约束都抑制了家族PH结构的控制层级和所有权集中度,却也增加了其两权分离度。（3）较多的控制层级而不是较高的两权分离度加剧了控制性家族的掏空行为。在多层级的PH结构中,母子公司之间类似于“父子债”的资源转移行为具有非正式制度基础,因而得以长期普遍地存在且难于监管。中间层持股公司外部股东的存在是中国PH结构中两权分离的唯一来源,这些外部股东并不是真正的“外人”或“中小股东”,使得两权分离并不能增加控制性家族掏空行为的净收益,相关实证研究在回归模型中只考察两权分离度而未纳入控制层级就可能得到两权分离度与掏空的伪相关关系。本研究提出了广义家族PH结构的概念,首次论证了这种中国家族上市公司最具代表性的最终所有权结构的特征,在此基础上解释了其形成原因,并通过数理模型证明了其对家族上市公司治理行为和绩效的影响,同时也得到了大样本实证检验的支持。本研究纠正了相关研究在理论分析和方法运用上的一些误区,为相关国际文献贡献了不一样的中国样本并构成了对法与金融分析跨国比较范式的补充。研究结论丰富了各界对家族PH结构的现有认识,同时也可供政策制定者和监管当局参考。
二、获取持续发展的能力──访浙江传化集团总裁徐冠巨（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获取持续发展的能力──访浙江传化集团总裁徐冠巨（论文提纲范文）
（1）秩序、吸纳与权力重构 ——20世纪90年代以来国家对私营企业主的政治整合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研究缘起 |
| （一）问题的提出 |
| （二）研究意义 |
| 二、文献综述 |
| （一）国内学者的相关研究 |
| （二）海外学者的相关研究 |
| 三、研究方法 |
| （一）国家中心主义的研究范式 |
| （二）新政治经济研究方法 |
| （三）理论与现实相结合的研究方法 |
| 四、论文结构 |
| 五、可能的创新与不足 |
| 第一章 核心概念、理论基础与分析框架 |
| 一、核心概念 |
| （一）政治秩序 |
| （二）政治吸纳 |
| （三）政治整合 |
| （四）政治权力 |
| 二、理论基础 |
| （一）政党适应性理论 |
| （二）法团主义理论 |
| 三、分析框架 |
| 第二章 政治秩序与现代化：国家对私营企业主政治整合的动力 |
| 一、共产主义革命与政治秩序重建 |
| （一）帝制秩序解体与总体性危机：革命因何发生 |
| （二）革命后的全能主义政治与革命式现代化：困境及转型 |
| 二、现代化、市场力量及其对政治秩序的挑战 |
| （一）政治秩序：推进现代化的重要条件 |
| （二）现代化：挑战既有秩序的力量 |
| （三）现代化的中国逻辑：改革、发展与稳定的关系 |
| 三、经济转型与私营企业主群体的崛起 |
| （一）从取缔到鼓励：中国私营经济地位的合法化 |
| （二）中国私营企业主的崛起：来源及其社会能量 |
| 第三章 组织吸纳和渗透：国家对私营企业主的组织化整合 |
| 一、组织开放：吸收私营企业主入党 |
| （一）从排斥到接纳：私营企业主入党的争论 |
| （二）“三个代表”：打开私营企业主入党的通道 |
| 二、政治安排：政权体系对私营企业主的吸纳 |
| （一）政治安排的体系：人大、政协与工商联 |
| （二）政治安排的标准：政治忠诚、经济实力与社会声望 |
| 三、组织渗透：私营企业的党组织建设 |
| （一）由点到面：组织渗透的不断拓展 |
| （二）组织渗透的策略：抓大放小、典型塑造与关键少数 |
| 第四章 经济类社团的建构及运作：国家与私营企业主的法团式联结 |
| 一、经济类社团的产生原因及主要类型 |
| （一）市场经济、政府转型与国家规制：经济类社团的产生 |
| （二）民办、官办与混合：经济类社团的三种类型 |
| 二、经济类社团管理体制和运作方式的法团主义特征 |
| （一）生成模式：国家权力发挥重要影响 |
| （二）监管模式：双重负责的管理体制 |
| （三）社团党建：经济类社团中的党组织覆盖 |
| 三、经济类社团在政治整合中的法团主义功能 |
| （一）规训功能：约束会员企业主的思想和行为 |
| （二）表达功能：代表会员企业主的利益 |
| （三）管理功能：承接政府下放的经济管理权 |
| 第五章 权力重构与资本支配：国家对私营企业主政治整合的影响 |
| 一、权力重构：国家对私营企业主政治整合的影响 |
| （一）政治整合加深了私营企业主群体内部的分化性 |
| （二）政治整合增强了国家对私营企业主和私营部门的控制能力 |
| （三）政治整合建构了合作互嵌的国家—社会关系 |
| （四）政治整合增强了政体的包容性、政权的合法性与政党的适应性 |
| 二、资本支配：政治整合与日益增强的资本力量 |
| （一）资本力量参与政治过程对社会公平的影响 |
| （二）资本力量参与政治过程对国家自主性的影响 |
| （三）资本力量参与政治过程对官员腐败的影响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的科研成果 |
| 后记 |
（2）政治关联、高管变更与资本结构优化调整 ——基于管理防御视角（论文提纲范文）
| 致谢 |
| 摘要 |
| Abstract |
| Extended Abstract |
| 图清单 |
| 表清单 |
| 1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 |
| 1.2 问题提出 |
| 1.3 研究意义 |
| 1.4 相关概念界定 |
| 1.5 研究方法 |
| 1.6 研究框架 |
| 2 文献综述 |
| 2.1 政治关联问题研究 |
| 2.2 高管变更问题研究 |
| 2.3 资本结构优化调整问题研究 |
| 2.4 研究述评 |
| 3 理论基础、制度背景与分析框架 |
| 3.1 理论基础 |
| 3.2 制度背景 |
| 3.3 政治关联、高管变更与资本结构优化调整分析框架 |
| 3.4 本章小结 |
| 4 管理防御视角政治关联与高管变更分析 |
| 4.1 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
| 4.2 研究设计 |
| 4.3 实证结果 |
| 4.4 稳健性检验 |
| 4.5 本章小结 |
| 5 管理防御视角高管变更与资本结构优化调整分析 |
| 5.1 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
| 5.2 研究设计 |
| 5.3 实证结果 |
| 5.4 稳健性检验 |
| 5.5 本章小结 |
| 6 管理防御视角政治关联与资本结构优化调整分析 |
| 6.1 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
| 6.2 研究设计 |
| 6.3 实证结果 |
| 6.4 稳健性检验 |
| 6.5 本章小结 |
| 7 政治关联、高管变更与资本结构优化调整传导分析 |
| 7.1 中介变量检验的基本方法 |
| 7.2 政治关联、高管变更与资本结构优化调整关系实证研究 |
| 7.3 实证结果 |
| 7.4 拓展性检验 |
| 7.5 本章小结 |
| 8 研究结论与展望 |
| 8.1 研究结论 |
| 8.2 政策建议 |
| 8.3 主要贡献与研究局限 |
| 参考文献 |
| 作者简历 |
| 学位论文数据集 |
（3）传化集团企业文化体系建设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 |
| 1.2 研究的目的和意义 |
| 1.3 国内外研究现状 |
| 1.3.1 国外研究现状 |
| 1.3.2 国内研究现状 |
| 1.4 论文主要研究内容与研究方法 |
| 1.4.1 研究内容 |
| 1.4.2 研究方法 |
| 1.4.3 技术路线 |
| 第2章 传化集团企业文化建设现状 |
| 2.1 传化集团概况 |
| 2.1.1 传化集团简介 |
| 2.1.2 公司使命及愿景 |
| 2.1.3 传化集团发展历程 |
| 2.2 传化集团企业战略 |
| 2.2.1 传化集团总体战略思想 |
| 2.2.2 传化集团发展战略目标 |
| 2.3 传化集团企业文化建设基石与进展 |
| 2.3.1 传化集团企业文化建设基石 |
| 2.3.2 传化集团企业文化建设进展 |
| 2.4 传化集团企业文化建设现状调查与分析 |
| 2.4.1 现状调查内容及程序 |
| 2.4.2 调研结果及其分析 |
| 2.5 传化集团企业文化体系建设的必要性 |
| 2.6 本章小结 |
| 第3章 传化集团企业文化体系建设方案 |
| 3.1 指导思想 |
| 3.2 建设目标 |
| 3.3 传化集团企业文化体系构架 |
| 3.3.1 构建企业文化建设组织责任体系 |
| 3.3.2 构建企业文化传承和创新体系 |
| 3.3.3 构建企业文化培训体系 |
| 3.3.4 构建企业文化关键制度体系 |
| 3.3.5 构建企业文化考核评估体系 |
| 3.4 本章小结 |
| 第4章 传化集团企业文化体系建设方案实施策略 |
| 4.1 提高管理层对企业文化体系建设重要性认识 |
| 4.2 建立企业文化体系建设组织管理体系 |
| 4.3 企业文化管理组织机构与管理流程 |
| 4.3.1 企业文化管理组织机构 |
| 4.3.2 企业文化管理流程 |
| 4.4 全面持续地开展文化理念培训和传播 |
| 4.4.1 加强组织企业文化培训 |
| 4.4.2 完善企业文化传播网络 |
| 4.5 全面系统地梳理规章制度 |
| 4.6 企业文化建设经验交流会 |
| 4.7 本章小结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1 |
| 附录 2 |
| 致谢 |
| 个人简介 |
（4）非公有制企业党建工作机制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引言 |
| （一） 问题的提出 |
| （二） 研究现状 |
| （三） 研究方法 |
| 一、 非公有制企业党建工作机制基本概念与理论依据 |
| （一） 非公有制企业党建工作机制基本概念界定和辨析 |
| （二） 非公有制企业党建工作机制的理论依据 |
| 二、 非公有制企业党建工作领导管理体制 |
| （一） 领导管理体制模式比较分析 |
| （二） 领导管理机构设置形式比较分析 |
| （三） 构建新的领导管理体制模型 |
| 三、 非公有制企业党建工作运行机制 |
| （一） 非公有制企业党建工作运行机制遵循的一般规律 |
| （二） 非公有制企业党建工作运行机制模型构建 |
| （三） “三角模型”应用：传化集团党建工作 |
| 四、 非公有制企业党建工作支持保障机制 |
| （一） 非公有制企业党建工作支持保障机制模型构建 |
| （二） 非公有制企业党建工作支持保障机制模型应用 |
| 五、 非公有制企业党建工作机制互动及其规律 |
| （一） 非公有制企业党建工作机制互动总体形态 |
| （二） 非公有制企业党建工作机制互动规律 |
| 六、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后记 |
（5）中国民营企业文化建设的案例分析 ——以浙江传化集团为例（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目录 |
| 1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 |
| 1.2 研究现状 |
| 1.2.1 国外研究现状 |
| 1.2.2 国内研究现状 |
| 1.3 研究方法与意义 |
| 1.3.1 研究方法 |
| 1.3.2 研究意义 |
| 2 中国民营企业文化建设的现状分析 |
| 2.1 中国民营企业文化建设的发展历程 |
| 2.1.1 中国民营企业的产生与发展 |
| 2.1.2 中国民营企业文化建设的发展阶段 |
| 2.2 中国民营企业文化建设存在的问题与难点 |
| 2.2.1 中国民营企业文化建设存在的问题 |
| 2.2.2 中国民营企业文化建设的难点 |
| 3 浙江传化集团企业文化建设的成功经验 |
| 3.1 浙江传化集团的发展与壮大 |
| 3.2 浙江传化集团的企业文化建设 |
| 3.2.1 浙江传化集团企业文化建设阶段 |
| 3.2.2 浙江传化集团企业文化的核心理念 |
| 3.2.3 浙江传化集团企业文化建设的具体措施 |
| 3.2.4 浙江传化集团企业文化建设的成就 |
| 3.3 浙江传化集团企业文化建设的独特路径 |
| 3.3.1 重视和谐劳动关系的建设 |
| 3.3.2 寓教于乐，重视传统文化与企业文化的融合 |
| 3.3.3 重视“党工共建”，发挥其领导优势与组织优势 |
| 3.3.4 重视企业经营与企业文化的平衡统一 |
| 4 浙江传化集团企业文化建设的启示意义 |
| 4.1 从传化集团的经验来看，党建与思想政治教育对企业文化建设具有正面指导意义 |
| 4.1.1 在民营企业中，建设一支朝气蓬勃的党建队伍 |
| 4.1.2 响应国家号召，走可持续发展道路 |
| 4.2 从传化集团的经验来看，企业内部需要创建和谐文化 |
| 4.2.1 在企业内部寻求多元文化的融合 |
| 4.2.2 营造良好的企业氛围，构建和谐劳动关系 |
| 4.3 从传化集团的经验来看，社会责任文化与法治文化建设可以相辅相成 |
| 4.3.1 培育企业的社会责任感与法治意识 |
| 4.3.2 加强对员工的法律知识的教育，增强员工的社会责任感 |
| 致谢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7）当代中国私营企业主阶层政治参与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1.1 问题的提出 |
| 1.2 重要概念的界定 |
| 1.3 国内外研究现状评述 |
| 1.4 研究视域、方法与内容 |
| 1.5 研究的意义 |
| 第二章 私营经济的发展与私营企业主阶层的形成 |
| 2.1 当代中国私营企业产生与发展的历史进程 |
| 2.1.1 “私营企业”的基本内涵 |
| 2.1.2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私营企业的发展轨迹 |
| 2.1.3 当代中国私营企业的基本状况 |
| 2.1.4 增强对当代中国私营企业的理性认知 |
| 2.2 当代中国私营企业主阶层的总体特征 |
| 2.2.1 马克思主义阶级阶层理论及其发展运用 |
| 2.2.2 当代中国私营企业主阶层形成的判断标准 |
| 2.2.3 当代中国私营企业主阶层的总体特征 |
| 2.3 私营企业主阶层的社会属性与地位 |
| 2.3.1 马克思主义评价阶级阶层的基本方法 |
| 2.3.2 当代中国私营企业主阶层的社会属性 |
| 2.3.3 当代中国私营企业主阶层的基本地位 |
| 第三章 私营企业主阶层政治参与的依据 |
| 3.1 马克思主义政治参与理论及其发展运用 |
| 3.1.1 马克思主义政治参与理论的基本内容 |
| 3.1.2 马克思主义政治参与理论在当代中国的发展 |
| 3.1.3 马克思主义政治参与理论的现实启示 |
| 3.2 私营企业主阶层政治参与的经济前提 |
| 3.2.1 经济基础与政治参与的辩证关系 |
| 3.2.2 私营企业主阶层的财富来源与性质 |
| 3.2.3 私营企业主阶层政治参与的经济根源 |
| 3.3 私营企业主阶层政治参与的客观依据 |
| 3.3.1 私营企业主阶层政治参与的国家制度依据 |
| 3.3.2 私营企业主阶层政治参与的法律政策依据 |
| 3.3.3 私营企业主阶层政治参与的政党理论依据 |
| 3.3.4 私营企业主阶层政治参与的环境设施条件 |
| 3.4 私营企业主阶层政治参与的主观条件 |
| 3.4.1.私营企业主阶层政治参与的意识条件 |
| 3.4.2 私营企业主阶层政治参与的动力源泉 |
| 3.4.3 私营企业主阶层政治参与的能力条件 |
| 3.5 私营企业主阶层政治参与的历史观照 |
| 3.5.1 西方资产阶级政府是“富人俱乐部” |
| 3.5.2 中国历史上存在“商而优则仕”现象 |
| 第四章 私营企业主阶层政治参与的现状 |
| 4.1 私营企业主阶层政治参与的实践进程 |
| 4.1.1 政治冷漠与政治体制之外徘徊阶段 |
| 4.1.2 政治参与意识觉醒与无序、有限参与阶段 |
| 4.1.3 政治参与意识强化与有序、扩大参与阶段 |
| 4.2 私营企业主阶层政治参与的总体特征 |
| 4.2.1 政治参与目的的多重性 |
| 4.2.2 政治参与方式的多样性 |
| 4.2.3 政治参与效果的差别性 |
| 4.3 私营企业主阶层政治参与的重要意义 |
| 4.3.1 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政治参与理论 |
| 4.3.2 积极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全面发展 |
| 4.3.3 为私营经济发展不断注入新的动机与活力 |
| 4.4 私营企业主阶层政治参与的问题和不足 |
| 4.4.1 政治参与的立意不高 |
| 4.4.2 政治参与的动力不足 |
| 4.4.3 存在非常态政治参与现象 |
| 4.4.4 存在非法性政治参与现象 |
| 4.5 私营企业主阶层政治参与的发展趋势 |
| 4.5.1 私营企业主阶层政治参与的主体因素变化趋势 |
| 4.5.2 私营企业主阶层政治参与的客观因素变化趋势 |
| 4.5.3 私营企业主阶层政治参与的实践发展趋势 |
| 第五章 私营企业主阶层政治参与的自律规范 |
| 5.1 私营企业主阶层的财富运行规范 |
| 5.1.1 合理控制资本的运行界限 |
| 5.1.2 理性对待资本“原罪”问题 |
| 5.1.3 树立正确的财富道德观 |
| 5.2 私营企业主阶层的社会行为规范 |
| 5.2.1 塑造良好的社会行为规范 |
| 5.2.2 与其他社会阶层和睦相处 |
| 5.2.3 承担必要的社会责任 |
| 5.3 私营企业主阶层政治参与的实践规范 |
| 5.3.1 树立正确的民主观和政治参与观 |
| 5.3.2 遵循依法、有序的政治参与原则 |
| 5.3.3 处理好参政、从政与经商的关系 |
| 第六章 私营企业主阶层政治参与的引导措施 |
| 6.1 马克思主义政治参与引导理论及其发展 |
| 6.1.1 马克思主义政治参与引导理论的基本点 |
| 6.1.2 当代中国引导公民政治参与的实践经验 |
| 6.2 引导私营企业主阶层政治参与的基本原则 |
| 6.2.1 坚持和服从党的统一领导原则 |
| 6.2.2 坚持社会主义政治方向的原则 |
| 6.2.3 坚持循序渐进有序扩大的原则 |
| 6.3 私营企业主阶层政治参与的舆情引导 |
| 6.3.1 理论界要站稳基本的政治立场 |
| 6.3.2 社会公众要回归政治认识理性 |
| 6.3.3 媒体宣传要把握正确舆论导向 |
| 6.3.4 党和政府要加强舆论政策指导 |
| 6.4 私营企业主阶层政治参与的实践引导 |
| 6.4.1 优化私营企业主阶层政治参与的政治环境 |
| 6.4.2 协调私营企业主阶层与其他社会阶层的关系 |
| 6.4.3 拓展私营企业主阶层政治参与的渠道 |
| 6.4.4 加强对私营企业主阶层政治参与的协调指导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在学期间的研究成果及发表的学术论文 |
（8）政治动因与上市公司社会责任行为 ——基于汶川地震捐款的证据（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1.导论 |
| 1.1 研究背景 |
| 1.2 研究目的 |
| 1.3 研究思路 |
| 1.4 研究内容 |
| 1.5 预期的创新点 |
| 2.文献综述 |
| 2.1 政治关系 |
| 2.1.1 政治关系存在的合理性 |
| 2.1.2 政治关系对企业的影响 |
| 2.2 企业社会责任的相关文献 |
| 2.2.1 企业社会责任的概念 |
| 2.2.2 企业社会责任的表现形式 |
| 2.3 企业社会责任信息披露 |
| 2.3.1 社会责任信息披露的影响因素 |
| 2.3.2 社会责任信息披露的市场反映 |
| 2.4 本章小结 |
| 3.制度背景与理论分析 |
| 3.1 企业政治关系的制度背景 |
| 3.1.1 民营经济在我国的发展背景 |
| 3.1.2 我国证券发行的制度背景 |
| 3.2 政治关系:一种替代机制 |
| 3.2.1 作为非正式制度的政治关系 |
| 3.2.2 政治关系的作用 |
| 3.2.3 政治关系的构建途径 |
| 3.3 慈善捐赠:现实选择 |
| 3.3.1 公司慈善意识的演变 |
| 3.3.2 慈善捐赠动因的演变 |
| 3.3.3 慈善捐赠的意义 |
| 3.3.4 慈善捐赠政治动因的衡量 |
| 3.4 本章小结 |
| 4.公益捐赠的行为动因分析 |
| 4.1 问题的提出 |
| 4.2 公益捐赠的发展状况 |
| 4.2.1 公益捐赠的理论基础 |
| 4.2.2 公益捐赠的国际发展状况 |
| 4.2.3 公益捐赠在我国的发展状况 |
| 4.3 公益捐赠与政治动因:实证检验 |
| 4.3.1 研究假设 |
| 4.3.2 研究设计 |
| 4.3.3 实证结果及分析 |
| 4.3.4 稳健性检验 |
| 4.3.5 结论 |
| 4.4 本章小结 |
| 5.公益捐赠信息披露动因分析 |
| 5.1 问题的提出 |
| 5.2 社会责任信息披露的理论分析 |
| 5.2.1 信息披露的理论基础 |
| 5.2.2 社会责任信息披露的理论基础 |
| 5.3 我国社会责任信息披露现状 |
| 5.3.1 社会责任信息披露的法规现状 |
| 5.3.2 社会责任信息披露的计量 |
| 5.3.3 我国捐赠信息披露状况-以地震捐款为例 |
| 5.4 捐赠信息披露动因的实证检验 |
| 5.4.1 研究假设 |
| 5.4.2 研究设计 |
| 5.4.3 实证结果及分析 |
| 5.4.4 稳健性检验 |
| 5.4.5 结论 |
| 5.5 捐赠行为与政治动因:一个案例 |
| 5.5.1 事情缘起 |
| 5.5.2 巨额捐赠 |
| 5.5.3 行政干预 |
| 5.5.4 后记 |
| 5.5.5 结论 |
| 5.6 本章小结 |
| 6.公益捐赠的社会认同度分析 |
| 6.1 问题的提出 |
| 6.2 利益相关者的社会认同度分析 |
| 6.2.1 政府对企业社会责任的认知程度 |
| 6.2.2 上市公司的认知程度 |
| 6.2.3 投资者基于价值的判断 |
| 6.2.4 消费者的认知程度 |
| 6.2.5 社会公众的认知 |
| 6.3 资本市场认可度的实证分析 |
| 6.3.1 研究假设 |
| 6.3.2 研究设计 |
| 6.3.3 实证分析 |
| 6.3.4 稳健性检验 |
| 6.3.5 结论 |
| 6.4 本章小结 |
| 7.结论与讨论 |
| 7.1 研究结论与研究启示 |
| 7.1.1 研究结论 |
| 7.1.2 研究启示 |
| 7.2 研究的局限性 |
| 7.3 讨论 |
| 7.3.1 将企业社会责任融入公司治理,构建基于责任的新治理模式 |
| 7.3.2 将企业社会责任纳入公司发展战略 |
| 参考文献 |
| 后记 |
| 致谢 |
| 在读期间科研成果目录 |
（9）基于社会资本理论视角的家族企业治理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致谢 |
| 摘要 |
| Abstract |
| 图表目录 |
| 1 引言 |
| 1.1 研究背景和意义 |
| 1.2 研究的主要问题 |
| 1.3 相关概念的界定 |
| 1.4 研究框架和结构安排 |
| 1.5 研究方法和理论创新点 |
| 2 文献综述 |
| 2.1 社会资本:一个新的研究范式 |
| 2.1.1 社会资本理论在经济学研究中的兴起 |
| 2.1.2 经济制度中的社会资本:概念和类型 |
| 2.1.3 社会资本与经济发展的实证研究 |
| 2.1.4 社会资本的理论困境与非均衡分布 |
| 2.2 企业社会资本理论的发展 |
| 2.2.1 企业社会资本的概念和分析维度 |
| 2.2.2 企业社会资本的测量 |
| 2.2.3 企业社会资本对企业绩效的影响 |
| 2.3 社会资本理论视角的家族企业研究 |
| 2.3.1 信任与家族企业的成长 |
| 2.3.2 家族企业的成长与社会资本的融合 |
| 2.3.3 家族企业的非正式治理与企业绩效 |
| 3 家族企业的社会资本:一个理论框架 |
| 3.1 家族企业社会资本的概念和构成 |
| 3.1.1 家族企业社会资本的概念 |
| 3.1.2 家族企业社会资本的"双重三层"构成 |
| 3.2 家族企业社会资本的双重物品属性 |
| 3.2.1 对社会资本物品属性的争论 |
| 3.2.2 家族企业组织层面社会资本的俱乐部物品属性 |
| 3.2.3 家族企业个体层面社会资本的私人物品属性 |
| 3.3 家族企业社会资本的产权问题 |
| 3.3.1 家族企业社会资本的产权特征 |
| 3.3.2 家族企业社会资本的产权结构 |
| 3.4 社会资本、代理问题与家族企业治理结构 |
| 3.4.1 家族企业的效率之争:代理成本的视角 |
| 3.4.2 社会资本与家族企业的治理结构 |
| 3.4.3 社会资本治理下的家族企业委托代理安排 |
| 4 家族企业组织内部社会资本与关系治理 |
| 4.1 家族企业内部的双重委托代理关系 |
| 4.1.1 家族企业委托代理问题的研究 |
| 4.1.2 家族企业所有者与家族经理人的委托代理关系 |
| 4.1.3 家族企业所有者与职业经理人的委托代理关系 |
| 4.2 社会资本与家族企业内部的关系治理 |
| 4.2.1 家族企业组织内部社会资本的构成 |
| 4.2.2 家族企业内部的契约治理和关系治理 |
| 4.2.3 社会资本在家族企业内部关系治理中的作用 |
| 4.3 信任机制下的家族企业内部关系治理 |
| 4.3.1 家族企业的信任资源和信任结构 |
| 4.3.2 基于信任机制的家族企业委托代理模型 |
| 4.3.3 对家族企业两类代理人的关系治理 |
| 4.4 案例分析:百年家族企业李锦记的内部关系治理 |
| 4.4.1 李锦记集团的发展历程和家族结构 |
| 4.4.2 李锦记集团内部关系治理的特点 |
| 4.4.3 总结与评价:关系治理中的社会资本培育 |
| 5 家族企业组织间社会资本与网络治理 |
| 5.1 关系契约、交易成本与家族企业网络的产生 |
| 5.1.1 交易行为中的关系契约 |
| 5.1.2 企业网络中关系契约缔结的交易成本分析 |
| 5.1.3 家族企业网络:一个物质资本、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的契约 |
| 5.2 组织间社会资本与家族企业网络的演化 |
| 5.2.1 家族企业组织间社会资本的构成 |
| 5.2.2 社会资本扩展下的家族企业网络演化 |
| 5.3 家族企业网络治理的特点和效率边界 |
| 5.3.1 网络治理:介于市场和企业之间的一种治理结构 |
| 5.3.2 专用性社会资本的形成及其特征 |
| 5.3.3 社会资本的专用性与家族企业网络治理的效率边界 |
| 5.4 社会资本与华人家族企业的网络治理 |
| 5.4.1 区域商人群体:华人家族企业网络治理的路径选择 |
| 5.4.2 案例分析:哥伦比亚集团的网络治理 |
| 6 企业家社会资本与家族企业绩效:政治参与维度的考察 |
| 6.1 企业家社会资本与家族企业成长 |
| 6.1.1 家族企业中企业家社会资本的概念和产权属性 |
| 6.1.2 企业家社会资本在家族企业成长中的作用 |
| 6.2 家族企业中企业家政治参与的动因和渠道 |
| 6.2.1 政治参与:企业家社会资本的一种投资方式 |
| 6.2.2 家族企业成长过程中企业家政治参与的动因 |
| 6.2.3 转轨经济条件下家族企业家政治参与的渠道 |
| 6.3 企业家政治参与、家族控制与企业绩效:基于上市家族企业的实证研究 |
| 6.3.1 企业家政治参与与企业绩效:文献回顾 |
| 6.3.2 理论分析和研究假设 |
| 6.3.3 研究样本和变量定义 |
| 6.3.4 实证分析和结果讨论 |
| 6.3.5 稳健性检验 |
| 6.4 基本结论和简要的说明 |
| 7 研究结论和未来展望 |
| 7.1 研究的主要结论 |
| 7.2 未来研究的展望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科研成果 |
（10）中国家族上市公司最终所有权结构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致谢 |
| 摘要 |
| Abstract |
| 目次 |
| 图表目录 |
| 1 导论 |
| 1.1 问题的提出 |
| 1.2 研究依据与研究意义 |
| 1.2.1 为什么研究家族上市公司? |
| 1.2.2 为什么研究最终所有权结构? |
| 1.3 重要概念的界定 |
| 1.3.1 家族上市公司 |
| 1.3.2 最终所有权结构 |
| 1.3.3 家族金字塔控股结构 |
| 1.3.4 掏空 |
| 1.4 研究框架与内容安排 |
| 1.4.1 研究思路与技术路线 |
| 1.4.2 文章内容安排 |
| 1.5 研究方法与主要创新 |
| 1.5.1 主要研究方法 |
| 1.5.2 主要创新点 |
| 2 文献综述 |
| 2.1 家族企业治理研究的兴起与发展 |
| 2.1.1 家族企业的界定 |
| 2.1.2 家族企业的治理特征 |
| 2.1.3 融资结构与家族企业所有权结构 |
| 2.2 家族上市公司治理结构研究 |
| 2.2.1 实证研究对家族上市公司的界定 |
| 2.2.2 家族上市公司的治理行为与绩效研究 |
| 2.2.3 家族上市公司委托代理问题研究 |
| 2.3 最终所有权结构与家族上市公司核心代理问题 |
| 2.3.1 上市公司最终所有权与控制权结构 |
| 2.3.2 控制权私有收益与控制权强化机制 |
| 2.3.3 控制性家族与中小股东之间的代理问题 |
| 2.4 本章小结 |
| 3 中国家族金字塔控股结构特征分析 |
| 3.1 中国家族上市公司最终所有权结构类型 |
| 3.1.1 单一家族间接控制 |
| 3.1.2 单一家族直接控制 |
| 3.1.3 多家族共同控制 |
| 3.1.4 其他形式的最终所有权结构 |
| 3.1.5 最终所有权结构的变动 |
| 3.2 家族金字塔控股结构的相关界定 |
| 3.2.1 所有权与控制权分离视角的狭义界定 |
| 3.2.2 内部资本市场视角的广义界定 |
| 3.2.3 中国家族金字塔控股结构的界定 |
| 3.3 中国广义家族金字塔控股结构的特征 |
| 3.3.1 中国家族金字塔控股结构的典型构成 |
| 3.3.2 中国家族金字塔控股结构最终控制权与现金流权的分离 |
| 3.4 本章小结 |
| 4 中国家族金字塔控股结构:统计分析与比较 |
| 4.1 中国家族金字塔控股结构总体特征 |
| 4.1.1 样本选取、数据来源 |
| 4.1.2 样本总体特征统计描述与比较 |
| 4.2 IPO和非IPO家族上市公司的比较分析 |
| 4.2.1 上市方式对最终所有权结构的影响 |
| 4.2.2 统计验证 |
| 4.3 股权分置改革与家族金字塔控股结构 |
| 4.3.1 股权分置对最终所有权结构的影响 |
| 4.3.2 统计分析 |
| 4.4 不同界定下家族金字塔控股结构比较分析 |
| 4.4.1 狭义家族金字塔控股结构特征分析 |
| 4.4.2 不同界定下家族金字塔控股结构特征统计分析 |
| 4.5 本章小结 |
| 5 法律规制、治理环境与家族金字塔控股结构 |
| 5.1 现有研究对家族金字塔控股结构成因的解释 |
| 5.1.1 控制权强化机制、掏空与家族金字塔控股结构 |
| 5.1.2 家族金字塔控股结构成因的其它解释 |
| 5.2 理论分析与假设提出 |
| 5.2.1 法律规制与家族金字塔控股结构 |
| 5.2.2 治理环境与家族金字塔控股结构 |
| 5.3 研究设计 |
| 5.3.1 样本选取与数据来源 |
| 5.3.2 模型设定与变量定义 |
| 5.4 实证结果与分析 |
| 5.4.1 法律规制对家族金字塔控股结构的影响 |
| 5.4.2 治理环境对家族金字塔控股结构的影响 |
| 5.4.3 稳健性检验与进一步讨论 |
| 5.5 本章小结 |
| 6 家族金字塔控股结构与掏空 |
| 6.1 一个简化的金字塔结构与水平结构模型 |
| 6.2 不同路径掏空行为的激励与约束分析 |
| 6.2.1 金字塔结构下的两类掏空行为比较 |
| 6.2.2 水平结构下两类掏空行为的比较 |
| 6.2.3 水平结构与金字塔结构下掏空行为的比较 |
| 6.2.4 最终现金流权与掏空 |
| 6.3 实证检验 |
| 6.3.1 研究假设 |
| 6.3.2 变量选取与说明 |
| 6.3.3 统计描述与单因素分析 |
| 6.3.4 回归分析 |
| 6.4 本章小结 |
| 7 研究结论、政策建议与研究展望 |
| 7.1 研究结论 |
| 7.2 政策建议 |
| 7.3 研究展望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科研成果 |
四、获取持续发展的能力──访浙江传化集团总裁徐冠巨（论文参考文献）
- [1]秩序、吸纳与权力重构 ——20世纪90年代以来国家对私营企业主的政治整合研究[D]. 国晓光. 吉林大学, 2016(03)
- [2]政治关联、高管变更与资本结构优化调整 ——基于管理防御视角[D]. 张亮亮. 中国矿业大学, 2014(12)
- [3]传化集团企业文化体系建设研究[D]. 姚柱达. 哈尔滨理工大学, 2014(01)
- [4]非公有制企业党建工作机制研究[D]. 胡万聪. 中共中央党校, 2013(12)
- [5]中国民营企业文化建设的案例分析 ——以浙江传化集团为例[D]. 祝滔. 杭州电子科技大学, 2012(07)
- [6]民营企业集团财务战略管理创新:以传化集团为例[A]. 裘益政,杨柏璋. 2010年度中国总会计师优秀论文选, 2011
- [7]当代中国私营企业主阶层政治参与研究[D]. 苗加清. 南京航空航天大学, 2010(01)
- [8]政治动因与上市公司社会责任行为 ——基于汶川地震捐款的证据[D]. 张会芹. 西南财经大学, 2010(06)
- [9]基于社会资本理论视角的家族企业治理研究[D]. 范烨. 浙江大学, 2009(02)
- [10]中国家族上市公司最终所有权结构研究[D]. 叶长兵. 浙江大学, 2010(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