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长宁年鉴》(2000年)出版（论文文献综述）
续伊特[1]（2021）在《中国超大城市人口集聚与产业集聚、创新集聚的影响机制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伴随着中国经济的快速腾飞,我国人口集聚现象开始进入快速发展模式,大规模人口为追求更好的自身发展向大型城市迁移,为当地带来丰厚的人力资本,从而为城市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奠定了可靠的劳动力基础,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显示,2010年底全国迁移人口达到2.6亿,其中1.7亿人口选择将城市作为迁移目的地,人口向城市集聚的现象尤为显着。2016年国务院印发的《国家人口发展规划（2016—2030年）》中指出,对人居环境临界适宜的地区,基本稳定人口规模,鼓励人口向重点市镇收缩集聚。对人居环境适宜和资源环境承载力不超载的地区,重视提高人口城镇化质量,培育人口集聚的空间载体,引导产业集聚,增强人口吸纳能力[1]。基于此,本文从人口集聚、产业集聚、创新集聚的发展现状入手,着眼于中国超大城市集聚效应的影响机制研究,同时将中国超大城市流动人口居留意愿纳入到Logistic回归模型中,分析各变量对流动人口在超大城市内长期居留意愿影响机制,再利用面板向量自回归模型、中介效应模型以及门限效应模型,对超大城市人口集聚、产业集聚与创新集聚之间的影响机理进行进一步分析,最后根据研究结论,给出未来我国超大城市三种集聚效应影响的对策建议等。通过对国内外现有文献的梳理总结后发现,国内外学者对于人口集聚与产业集聚和创新集聚方面的研究已取得较为丰硕的成果,但却存在着三个方面的不足,首先,大多数文献分析的是人口集聚对产业集聚的影响,或产业集聚对创新集聚的影响,而对于人口集聚与创新集聚之间的研究文献相对较少,将三者统一纳入研究框架内的研究成果更是微乎其微。其次,在部分研究三种集聚效应的研究成果中,缺乏考虑某一要素的中介传导效应或门限效应,导致影响机制研究无法形成较为全面的理论系统。最后,目前大多数文献的研究对象均选择省级层面样本或地市级样本,缺乏同级别城市进行纵向比较的研究,而对于中国超大城市的比较性研究更处于有待完善补充的环节。因此基于现有文献存在的三个不足之处,本文遵循“研究基础-阅读经典理论文献-分析问题现状-构建理论模型-实证分析-概括结论-提出对策建议”的思路,进一步展开深层次研究,主要提出以下结论:第一、在构建以北京、天津、上海人口集聚发展对比框架后发现,北京市具有常住人口受教育水平较高、上海市具有外来人口比重较多的特点,同时根据人口集聚指数测算得知,北京市人口集聚指数同比其他两个城市增幅最快。在通过Arcgis技术测算了2000-2015年北京、天津、上海人口集聚空间关联格局后显示,以北京、天津、上海为例的中国超大城市人口集聚现象呈现“中心-外围”及“点轴状”分布结构,辖区等级变化幅度较小,保持长期稳定的一致性,而Moran’s I指数和LISA图结果表明,中国超大城市出现空间强相依特征,且总体呈现稳定上升趋势,分城市方面,北京市人口集聚现象开始由东城区、西城区向周围城区转移,已开始形成稳定的发展极。天津市人口集聚现象呈现出长期稳定的一致性。上海市人口集聚现象变化幅度较小,但浦东新区受到政策调整影响,呈现不显着的空间结构。第二、通过将以北京、天津、上海为例的中国三大超级城市进行对比后发现,三大城市人口自然增长率均呈现逐年上升趋势,迁入人口普遍以男性为主,且具有从事行业相似和受教育水平快速上升的特点。在实证研究方面,影响中国超大城市流动人口居留意愿的影响因素出现显着地区差异现象,北京市流动人口长期居留意愿受其婚姻状况和本周工作时长双重影响,天津市流动人口长期居留意愿受其受教育年限和流动时间双重正影响,上海市流动人口长期居留意愿受其性别和收支水平双重正影响,但从总体来看,中国超大城市流动人口年龄状况对长期居留意愿影响显着性较差,各年龄段分布对流动人口的居留意愿影响较低,同时性别和住房支出等因素对流动人口长期居留意愿影响显着性较低。第三、根据动态面板模型和面板向量自回归模型实证分析结果表明,第二产业集聚与轻工业产业集聚受到城市产业转型升级的影响,均会显着影响人口集聚的发展,且呈现出负向影响机制,从中短期角度来看,产业集聚对人口集聚的累积效应为负,对人口集聚具有微弱的阻碍作用,但从长期角度来看,这种负向效应会随着产业结构优化而出现拐点,逐渐形成促进人口集聚效应的影响机制,并随着高耗能产业向周边城市扩散,产业集聚的推力作用增强,带来人口集聚现象的持续发展。第四、在探究创新集聚与人口集聚影响机制下,通过动态面板模型和面板向量自回归模型进行实证分析后发现,创新集聚对人口集聚具有显着的推动性作用,从中短期角度来看,高校课题密度的正向作用会随时间推移而被持续放大,但从长期角度来看,高校课题密度的推动作用存在明显的拐点,整体脉冲函数模型呈现“倒U型”曲线,正向作用会出现逐步缩小的趋势,而专利授权密度的正向作用同样存在拐点效应,这种正向效应会随着人口集聚的进一步发展而逐渐缩小。第五、在人口集聚、产业集聚、创新集聚的中介传导效应研究中,利用温忠麟和叶宝娟的中介效应模型检验方法解释三种集聚效应的传导理论机理,实证分析结果显示,在创新集聚影响人口集聚的过程中,产业集聚会作为中介变量产生传导作用,且呈现负向影响机制,但从整体来看创新集聚对人口集聚的影响机制仍然为正,产业集聚作为中介效应对总效应的解释度较低,即在创新集聚促进人口集聚的过程中,有10.2%是通过产业集聚实现的,从而发现产业集聚对人口集聚的中介效应非完全中介效应,而是为部分中介效应。第六、在人口集聚、产业集聚、创新集聚的门限效应研究中,利用Hansen的门限效应模型解释在产业集聚影响人口集聚的过程中,创新集聚是否会存在门限作用的理论机制,发现创新集聚影响人口集聚的过程中,产业集聚存在单一门限效应,门限估计值为-0.0637,当中国超大城市产业集聚低于-0.0637时,创新集聚对人口集聚的回归系数为0.0437,当产业集聚系数大于-0.0637时,回归系数上升至0.0716,意味着创新集聚对人口集聚的促进作用有所上升。同时通过门限效应,得出产业集聚对人口集聚存在单一门限效应,门限值估计值为-0.1657,当产业集聚指数大于-0.1657时,产业集聚的回归系数由-0.2073下降至-0.664,表示产业集聚对人口集聚的阻碍作用有所上升。而通过门限效应对创新集聚和人口集聚的门限效应分析发现,创新集聚对人口集聚存在双重门限效应,门限值分别为-4.2649和-1.8766,当创新集聚指数位于-4.2649和-1.8766区间时,创新集聚对人口集聚的回归系数由0.0077上升至0.0414,当创新集聚指数大于-1.8766时,创新集聚的回归系数上升为0.0838,表示目前我国超大城市创新集聚对人口集聚的促进作用会随着创新指数的上升而逐渐扩大。
李强[2]（2021）在《上海城市雕塑的文化与实践研究》文中研究指明上海自开埠以来逐渐成为一座世界着名的城市,并以其特殊的历史与文化环境形成了独特的城市景象。雕塑作为一种设置在城市中的艺术表达已有悠久的历史记载,早在建国之前便存在着诸多久负盛名的雕塑作品。然而,“城市雕塑”被定义为一种概念,依法纳入城市建设之中是二十世纪80年代。城市雕塑起初以美化城市、纪念革命、精神导向为理念成为我国城市建设和精神文明建设的重大工程。上海作为我国城市雕塑的重要试点城市,自建国至今的七十余年中呈现出了跨越式的发展,总体呈现出有如从教化走向美化、从单一走向多元、从外化走向客观、从官方走向商业、从精英走向大众等现象。随着改革开放程度的加深,全球化进程的加快,上海的开放性、包容性、合作性、引领性、国际性等特点越来越成为这座城市的显着特点,其展现城市精神的城市雕塑也越来越需要经得起各种文化思想的检视。本论文研究基于城市雕塑作为一种城市文化现象,在性质上可称之为文化雕塑,通过文化批判理论的视角对上海城市雕塑进行全面考察。随着文化工业在我国的风起云涌、突飞猛进,上海城市雕塑显现出了其文化现状堪忧,在潜移默化中将工具理性的效用、拜金主义的观念、功利主义的张扬结合到城市雕塑的建设之中,使得城市雕塑作品在思想内涵上空洞无物,在造型语言上千篇一律,在人文精神上支离破碎,甚至与这座城市形成了鲜明对抗,从而影响着城市精神的追求。为此,需要从上海城市雕塑的历史环境与文化构成方面重新探索这种文化雕塑存在的真实本性,通过对城市雕塑现状的批判和城市雕塑实践的分析,在制度性、艺术性、公共性之间阐发城市雕塑未来的向度,以促使城市的管理者、艺术的创作者和文化的享有者形成一种共识,建构起美好城市的意象。在文化批判中产生出创新的进步力量,在公众交流中寻求鲜活的创作题材,在跨界互动中生成共赢的合作方式,让上海的城市建设展现出求真务实的精神态度,城市文化体现出遏恶扬善的人性品格,城市雕塑表现出美丽动人的理想境界。
万宁娜[3]（2020）在《以上海为核心的长三角大都市区一体化研究 ——基于城际联锁网络和产业结构调整的视角》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2018年11月,长江三角洲区域一体化发展正式上升为国家战略。2019年11月,时隔一年,国家主席习近平同志再次考察上海时指出,“上海要加快提升城市能级和核心竞争力,扎实推进长三角一体化发展,提高社会主义现代化国际大都市治理能力和水平”。2019年12月,《长江三角洲区域一体化发展规划纲要》出台,标志着在国家发展战略的大框架下,上海和长三角地区迎来了新的历史重要发展机遇和重大挑战。一直以来,长三角地区始终是我国经济综合实力最强、经济要素最活跃的区域之一,受到国内外学者的普遍关注。但现有研究多是从传统经济学角度出发,研究方法多采用传统的计量模型,虽然对理解长三角地区的经济发展具有一定的积极作用,但传统的研究视角和研究方法并不完全适用于分析快速发展的区域一体化。随着全球一体化使城市和区域联系从地区和国家内部逐渐扩散到世界范围,越来越多的学者意识到研究城市和区域必须突破传统经济学的局限,需要在更大的视野下对城市和区域研究的的理论假设和研究框架进行调整,要将城市和区域作为节点纳入到大型网络的范畴进行研究。本文将传统区域经济学理论与全球城市网络理论相结合,将长三角大都市区纳入城市网络的分析框架和范畴,基于交叉学科的视角,采用INM城际联锁网络模型对长三角大都市区一体化进行研究,并从非对称城际关系、关注落后地区和分区域等方面对INM模型进行了修正和扩展,在一定程度上从交叉学科的角度对区域经济学理论进行了探索和丰富。本文以上海和长三角大都市区为研究对象,重点研究以上海为核心的大都市区空间结构一体化水平及政府干预下的区域一体化政策对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推动效应。在理论分析、文献梳理及概念界定清晰的基础上,以相关理论及特征事实为指导和依据,通过归纳总结、实证研究等对以上问题进行分析。首先,对上海城乡一体化发展的历程进行了回顾,重点对上海的行政区划、政府主导下的一体化政策和战略规划演进等进行了归纳研究,并划分了上海城乡一体化发展的演进阶段,用SI指数比较了上海与OECD国家主要大城市在土地、人口方面存在的问题,总结了影响上海城乡一体化发展的主要驱动因素即集聚经济、产业结构调整和政府干预下的一体化政策,重点对产业结构调整、区域一体化政策与大都市区一体化的关系进行了探讨,并借鉴了发达国家如纽约大都市区产业结构调整与一体化互动发展的经验、政府规划和政策干预下的东京大都市圈一体化发展经验。其次,本文通过跟踪记录2016-2019年企业设立的分支数据,从空间结构一体化的视角对长三角大都市区一体化情况进行了实证研究。利用世界城市网络INM模型（城际联锁网络模型）对长三角大都市区26个城市的城际联系进行度量和考察,重点对上海在长三角地区的腹地和产业承接城市的区域重要程度进行研究,同时对长三角大都市区空间结构一体化的动态演变过程进行了度量。实证结果表明,长三角大都市区城市网络层级分化现象明显,发展并不均衡,以上海为代表的中心城市在辐射和拉动次级城市和周边城市效应显着,但仍需要进一步加强。长三角大都市区城市网络发展不均衡,网络多中心化、层级化现象明显。城市联系高度集中在发达的中心城市内部,外围城市之间的联系较少,处于网络边缘位置。综合各项指标,将长三角城市网络划分为一、二、三、四层级,其中上海是长三角地区层级最高的城市,属于核心城市;南京、杭州、合肥、宁波、无锡、苏州处于第二层级,属于中心城市;常州、南通、扬州、芜湖、嘉兴、泰州、镇江处于第三层级,属于次中心城市;其他城市处于第四层级,属于外围城市。中心城市分别通过直接效应和间接效应对外围城市进行辐射和拉动,直接和间接效应总和约为50%,较为显着。从城市非对称曲线来看,7个中心城市与上海的城市能级和城市综合水平均有一定的差距。从省级层面来看,江苏省的城市排名靠前,安徽省排名靠后,合肥作为省会城市的优势不突出,部分指标落后于宁波。从长三角地区五大亚城市圈与核心城市的联系来看,苏锡常都市圈位列第一,南京都市圈次之。此外,在对企业进行长三角地区内部与外部分区域度量时,结果显示长三角以外的企业选择在长三角设立分支的意愿并不强烈。以非长三角地区企业度量时发现,结果显示南京、杭州等中心城市在聚合链接占比、城市网络距离等方面比有了显着改善,这说明城市门槛效应对企业选择分支定位有一定的影响。随着上海核心城市地位的提升,门槛效应进一步提高,非长三角地区的企业更倾向在二级中心城市设立企业分支。2016年6月,《长江三角洲城市群发展规划》颁布实施,规划期为2016-2020年。通过比对2016至2019年各项指标的变化,进一步研究4年来长三角大都市区空间结构和一体化水平的动态演变情况。实证结果表明,相比于2016年,2019年上海的门槛效应更加显着。由于上海较高的城市发展水平给企业带来了过高的成本等负面影响,导致企业尤其是长三角以外的企业进驻上海的意愿在进一步降低。4年来,长三角大都市区空间结构一体化水平在进一步提高,企业选择落户除核心城市上海以外的其他城市,不仅没有对企业产生影响,相反还降低了企业的经营与发展成本。经过4年的发展,长三角大都市区城际联系普遍增多,表明城市联系更加紧密,但城市排名整体变化不大,2016年排名前列的城市在2019年的城际链接值的增幅要小于排名后列的城市。经过4年来的发展,大部分城市虽然没有跨出本层级范围,但是次中心城市和外围的排名均有显着变化,集中体现在浙江省城市的快速发展。最后,基于1997-2018年长三角三省一市的面板数据,采用经济增长集约化水平作为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的衡量指标,实证检验了区域一体化政策对长三角大都市区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推动效应。提出三个假说,认为区域一体化政策通过产业结构调整能够推动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并将产业结构调整进一步划分为产业结构差异化和产业结构高度化两种路径,考察这两种路径方式下哪种路径对长三角大都市区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影响效应更为显着。为了确保实证结果的稳健性,核心解释变量分别采取经济指标和政策指标两种指标进行度量。实证结果表明,区域一体化政策通过产业结构调整可以推动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但产业结构调整下的两条路径的作用效果并不相同,两者具有显着的差异性,产业结构高度化路径的作用效果明显大于产业结构差异化路径的作用效果。造成差异性结果的主要原因可能是,各级地方政府为了促进各种生产要素使用效率的提高,在运用区域一体化政策时都偏向选择效率回报最高的产业结构转型政策,再加上产业结构转型升级是我国政府自制造大国到创造大国转型的主要政策,在一定程度上具有政策的导向性,因此产业结构转型升级带来的直接效果就是产业结构高度化,其作用效果显着大于产业结构差异化路径。基于以上研究结果,对长三角大都市区一体化发展提出以下政策建议:第一,要提高优质企业在上海的落户和设立总部的比例。近年来,随着上海核心城市地位的不断提升,门槛效应也随之提高,城市门槛效应对企业选择分支定位的城市有具一定的影响,而非长三角地区的企业更倾向选择在长三角大都市区内的二级中心城市设立分支,以降低企业在核心城市落户或设立总部及分支的各类成本。鉴于此,上海要进一步降低低端落后企业留沪的比例,将有限的资源留给国内外大型优质企业,进一步提高优质企业总部在上海的落户比例,保留上海的城市核心功能。此外上海作为核心城市,其对外围城市的直接辐射拉动效应远低于间接辐射拉动效应。建议要进一步提高上海对外围城市的直接辐射效应,从而提高长三角一体化水平。第二,要进一步加强中心城市对长三角大都市区外围城市的辐射拉动效应,从而提高区域一体化水平。中心城市通过直接效应和间接效应对外围城市产生的作用效应总和约为50%,较为显着。外围城市要加速发展,不能局限于第四层级和外围城市内部,要加强与高层级、中心城市的联系与合作。中心城市的城际链接不能仅停留在第一、二层级内部,要更多地扩散和覆盖到到第三、四层级的城市。第三,建议进一步提高中心城市的城市能级、缩小与上海的差距,提高城市承载能力。从非对称曲线来看,上海的整体城市能级仍远高于南京、杭州等中心城市。今后上海的非核心功能要向这些周边中心城市疏解的话,这些城市的匹配和承载能力还需要进一步加强和提高。中心城市要加强与核心城市上海的联系,提高城市服务水平,积极做好产业转移的承接工作。第四,要进一步优化产业结构,推动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要积极引导产业结构朝着有利于城乡一体化和大都市区一体化的发展方向调整,加强三省一市的合作,科学制定长三角大都市区内产业协同发展的制度机制和政策导向,充分发挥政府干预的正向效应,消除地方行政壁垒、加强地区联动,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
杨均华[4]（2020）在《退耕还林工程的农户福利效应研究》文中研究指明保护和改善生态环境关系到人类的福利和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森林生态文明建设是实现恢复和保护良好生态环境的关键,而退耕还林工程则是中国实现良好生态环境的重要工具和抓手。生态环境具有公共产品属性,是最普惠的民生福祉。并且,生态环境既是人类赖以生存基础,又是保护和发展生产力的前提条件,影响到人类福利和社会经济向高质量发展。面临日益严峻的生态退化、资源枯竭、水土流失、土地沙化、肥力下降和灾害频发的形势,中国政府在1999年开始试点实施退耕还林工程。退耕还林是一项中国甚至世界范围内资金投入规模最大、覆盖面最广、政策性最强和农户参与程度最高的公共生态工程。作为一项公共政策,退耕还林的实施方案和原则分别采取“退耕还林、封山绿化、以粮代赈、个体承包”和“谁退耕、谁造林、谁经营、谁受益”。退耕还林投资是政府利用公共财政资金开展生态建设,具有转移支付功能,但其实施方案和原则又是以私人承包制为基础,农户是退耕还林的供给主体,而不是公共组织,是借助寻求私人利益的退耕户参与,有助于促进生态公共产品供给的效率激励。从福利经济学视角出发,农户福利改善既是生态治理的前提条件,也是生态治理的重要目标。随着退耕还林的可持续实施,政府赋予退耕还林的改善农户民生的福利目标更加突出,从生态优先,兼顾农户生产结构和农村经济结构调整目标,再到促进农民脱贫致富和增加农民收入目标,进一步发挥促进生态文明建设、可持续发展、集中连片地区的扶贫开发、增强农业绿色生产发展能力和精准脱贫目标。可见,改善农户福利成为退耕还林工程的重要目标。那么,在退耕还林工程可持续实施的背景下,退耕还林如何影响农户福利及其效果究竟如何?这是评估退耕还林工程绩效的关键所在,也是解决“三农”问题重要途径,更是优化和完善退耕还林政策的实际证据。因此,退耕还林工程实施已20年有余,评估退耕还林工程的农户福利效果对完善退耕还林政策和实现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本研究基于福利经济学视角,在公共物品理论、外部性理论、可持续发展理论、二元经济结构理论和福利经济学理论等多维理论体系的指导下,在全面地和系统地梳理国内外文献的基础上,构建退耕还林工程影响农户福利的理论分析框架,并在全面回顾退耕还林发展进程及其主要成效的基础上,利用长期大样本农户追踪调研数据,首先,分析退耕区农户福利动态变化现状;其次,采用Ordered Probit模型评估退耕还林工程对农户生活满意度的主观福利影响,运用倾向得分匹配双差分模型（PSM-DID）和中介效应模型分析退耕还林工程对农户收入增长的客观福利影响,运用倾向得分匹配和双差分模型（PSM-DID）以及回归分解法探究退耕还林工程对农户扶贫客观福利的影响,采用Logit模型和聚类固定效应模型分析退耕还林工程对农户非农就业客观福利的影响;最后,在上述分析的基础上,提出优化退耕还林政策建议,为进一步改善农户福利状况和提高农户福利水平提供理论和现实依据。本研究的结论如下:（1）通过对退耕区农户福利现状分析,在主观福利方面,退耕区农户生活满意度明显提升。退耕户的生活满意的户数高于非退耕户的户数,分别为596户和402户;退耕还林与农户平均生活满意度的相关系数为0.0547,表现为正相关关系,散点图的趋势线的截距为1.5967,其斜度略微向右上方倾斜。在客观福利方面,首先,样本总体、长江流域、黄河流域、东部地区、中部地区和西部地区农户收入水平及增速不断显着提高,收入来源和结构呈现多样化,农户获得的退耕补贴超过农业补贴,其比较优势在逐步下降,退耕补贴呈现倒“U”型状,农户获得的年均退耕补贴为360.73元,农业补贴（包括粮食补贴、农资补贴、农机补贴和良种补贴）为98.92元,退耕补贴是农业补贴的近4倍。其次,退耕区农户贫困程度变化受到国家贫困线标准变动的影响大,随着贫困人数的减少,农户贫困内部收入分配更加不平等;农户贫困广度、贫困深度和贫困强度在1999～2006年间都呈现下降趋势,且贫困广度下降幅度大;在2007～2014年间农户贫困广度、贫困深度和贫困强度都呈现了在波动中上升趋势。最后,与非退耕户相比,退耕户的劳动力利用结构发生了显着调整。1999～2014年,退耕户外出打工投劳的均值为168天、林牧渔业投劳为均值为116天、种植业投劳均值为100天、非农经营投劳均值为36天,退耕户以土地为基础投劳为均值216天,非农就业投劳均值为204天。（2）运用Ordered Probit模型实证检验了退耕还林工程对农户生活满意度主观福利效应的影响。结果表明,就样本总体看,退耕还林工程能够改善和提高农户生活满意度的可能性。具体而言,农户若参与退耕还林,能使其生活的“不满意”和“一般”的概率分别降低3.9%和4.79%,并使农户的生活感到“满意”的概率提高52.86%。就贫困户和非贫困不同群体看,退耕还林工程不仅能够促进贫困户的生活满意度,也可以促进非农困户的生活满意,贫困户和非贫困户都从退耕还林工程实施中受益,增进了两类群体的主观福利水平,并且退耕还林提升贫困户生活满意度的可能性大于非贫困户。就不同区域看,退耕还林影响不同区域农户生活满意度呈现出明显的区域性差异,其大小依次为西部地区、长江流域、东部地区、中部地区和黄河流域。（3）运用倾向得分匹配双差分模型（PSM-DID）和中介效应模型探究了退耕还林工程对农户收入增长客观福利效应的影响。结果表明,就样本总体看,在控制诸多决定因素的条件下,退耕还林工程促进农户短期收入增长和长期收入增长,其幅度分别为175元和148元,在不考虑退耕补贴的情况下,农户增收水平有所下降,但仍能实现长期收入增长;将退耕还林参与变量分解为退耕年份变量后,由于政府为强化退耕还林成果,不断出台相关政策,研究发现退耕还林对农户收入增长影响存在阶段性波动,农户增收存在着年份差异。在考察退耕还林工程对农户收入增长来源和结构中,退耕还林促进了农户增收来源多样化,其工资增收为38元,本地增加20元,外地增加41元外地工资贡献大;退耕后,农户经营行为变化显着,其生产经营结构调整明显,农业经营增幅为15元,其中,种植业为31元、林牧渔业12元;二三产业（非农经营）收入增幅为21元。就不同区域看,退耕还林对不同区域农户都实现了增收,但存在显着地区域性差异。东部地区、中部地区、西部地区、黄河流域和长江流域的农户增收幅度依次为106元、113元、120元、64元和76元。农户生产结构、就业结构和耕地生产力对退耕还林的农户增收福利发挥了显着的中介作用。（4）运用倾向得分匹配双差分模型(（PSM-DID）和回归分解法探究了退耕还林工程对农户扶贫客观福利的影响,并建立退耕还林扶贫瞄准分析指标。结果显示,退耕还林工程农户扶贫瞄准效果不高,1999～2014年的退耕瞄准率为44%,且随着工程可持续推进,退耕瞄准率整体逐步上升,最高达到2008年的59%;相应的退耕漏出率整体上为56%,且随着工程推进,漏出率在下降;退耕有效覆盖率为8%。退耕还林工程对样本总体农户扶贫效果显着,并且退耕还林工程农户扶贫效果是存在显着的年份差异和区域差异。在国家绝对贫困标准下,就退耕参与看,1999～2014年间,退耕还林扶贫效果的贡献率为1.18%。就退耕年份看,退耕第二至八年具有脱贫作用,同样地,其脱贫贡献小,脱贫效果不大;另一方面,退耕第一年、第九至十六年脱贫贡献呈反向状态。就退耕区域看,退耕参与在国家绝对贫困标准下的脱贫贡献大小依次为西部地区（11.32%）、黄河流域（9.16%）、东部地区（6.41%）、长江流域（4.17%）和中部地区（1.23%）。（5）运用面板数据logit模型和聚类固定效应模型分析退耕还林工程对农户非农就业客观福利的影响。结果表明,农户参与退耕还林工程,土地对农村劳动力约束得到放松,农业剩余劳动力流动和转移倾向较快,农户非农就业、外出务工和非农经营就业参与的可能性显着提高。退耕还林促进了非农就业参与、外出务工参与和非农经营劳动参与,较未退耕户分别显着地提高了20.1%、15.7%和4.4%的可能性。退耕还林释放的部分农业劳动时间,退耕还林工程促进了农户非农就业、外出务工和非农经营劳动供给,其中,外出务工劳动供给贡献大。退耕第2年至第7年对非农就业、外出务工和非农经营劳动供给的促进作用逐步增强,但在之后的退耕年份,非农就业、外出务工和非农经营劳动供给逐步降低,并逐步变得不显着。退耕还林工程促进了不同区域农户非农就业、外出务工和非经营就业劳动时间,但存在显着区域差异。
崔正秋[5]（2020）在《越界筑路与上海近代社会变革》文中指出越界筑路是上海近代史上最为特殊的租界扩张形式,它对于整个上海的发展具有重大的意义。越界筑路是上海都市文化形塑过程中的重要环节,它深刻地影响了上海的社会嬗变。越界筑路导致了租界的急剧扩张,同时,近代的新兴市政也被引入到原来华界的地区内,加速了这些地区的城市化进程,也改变了这些地区社群的日常生活,这些社会的嬗变让该地区的社会文化也随之发生变化。越界筑路本身是一种对原有秩序的打破,冲突与机遇并存的时间节点下,复杂的施政环境与多元的市民群体,造就了该地区丰富、异质、两极并存的文化属性,租界与华界间的示范效应、缝隙效应、孤岛效应和集散效应在该地区内都有生动的体现。本文以越界筑路这一城市进程作为突破口,阐述了越界筑路给上海社会变革带来的双重影响,一方面越界筑路带来的市政革新给该地区社群的社会生活带来了全新的面貌,而另一方面越界筑路带来的矛盾与冲突又使得该地区在社会治理上变得复杂。在此基础上,本文分析了在越界筑路所产生的两极作用下,当地社群对新鲜生活方式的和越界筑路过程的迎拒心理及其变化。全文分为绪论、正文、结语三个部分,在文末附有附录。本文绪论部分交代了本文的选题背景与研究意义、研究内容与研究方法,并对前人的相关研究做了综述与学术回顾。正文部分分为三章。第一章以越界筑路与上海近代市政管理为议题,分析了越界筑路地区的施政博弈、市政管理和对于犯罪问题的社会治理;第二章以越界筑路与上海近代市民生活为议题,分析了居住在越界筑路地区的市民群体及其社会生活和公共空间;第三章以越界筑路与上海近代社会文化为议题,分析了在越界筑路地区居住社群的心理与文化认同,最后解析了越界筑路地区的多元文化。正文三章侧重点各有不同,第一章、第二章和第三章主要分别是对越界筑路进行的政治史、社会生活史、社会文化史考察。结语部分对全文进行总结,明确提出越界筑路对上海社会变革的重大影响与作用,以及这些影响与作用在越界筑路地区的具体体现。附录部分提供了越界修筑道路表,供读者参考。
周琦[6]（2020）在《城市创意产业区的空间集聚度及组织驱动系统研究》文中提出创意产业是构成国家城市发展的重要资源之一。城市创意产业空间集聚作为推进城市产业区域建设的新趋势和新方向,在提升城镇建设质量、强化产业空间驱动效应、实现深层次区域创新等方面具有重要的时代价值。创意产业区空间集聚的指标关联系统十分复杂,它成功借鉴了经济地理及管理工程的研究成果,高度融合了空间经济、创意文化、集聚扩散、企业组织等创新指标,持续强化了城市区域空间战略的产业管控。虽然国内外相关学者注重分析产业空间集聚下组织关联的特征,但在城市创意产业空间战略研究领域,城市创意产业空间集聚与驱动效应、影响因素之间的指标体系是部分缺失的。所以,完善城市空间集聚指标创新体系,完善城市创意产业空间集聚可视化,对促进产业组织管理、营造创意空间环境、保障创意产业高效运转起到积极作用。因此,拓展创意产业区空间集聚的可视驱动系统具有创新意义。论文研究的目标是构建创意产业空间集聚的驱动创新体系。基于多因素理论模型指标,提出区域空间动态集聚轨迹算法（Density-Based Interest Spatial Clustering of Path,DBICP）,并与计算机浏览器共建聚类可视化图像,为城市管理提供决策依据。首先,根据文献资料分别从组织驱动和影响因素两个层面提取指标,建立空间集聚的关联框架,构建结构方程,形成初级理论模型。其次,进行实证检测,深入剖析了驱动效应与影响因素的强弱关联性,完善了多因素空间集聚模型。再次,基于理论模型创建了DBICP算法,对上海全域进行寻优求解。最后,基于卡口数据和浏览器策略进行创意产业空间集聚的动态可视化图像。本文由六部分构成。第一部分内容是概念简述及文献综述（第一、第二章）。主要是绪论、描述背景、评述进展、阐述相关概念。对创意产业区空间集聚演化、创意产业空间重构、空间影响因素、组织驱动效应等进行文献综述,找到研究的理论位置及问题症结,提出研究视角、研究内容与研究方法及技术路线,构建研究框架。第二部分内容是创意产业空间集聚度、影响因素、驱动系统指标框架的建立（第三章）。首先,基于扎根理论对创意产业区空间影响因素和驱动效应进行质性研究,利用文献调查、量表访谈、问卷调研等方法,借助QSR NVi Vo12进行程序转译统计,基于AMOS构建了结构方程,形成了驱动效应和影响因素的指标框架。其次,基于耦合理论将其指标进行层级划分,得出城市创意产业空间集聚初级多因素理论模型。第三部分内容是模型验证及完善（第四章）。首先,基于赫芬达尔指数、就业人数以及产值区位熵进行测度分析,基于固定效应模型结合TOPSIS算法选取空间集聚度对影响因素的七项关联性指标。其次,实证了驱动效应对影响因素指标的相关性,完善了城市创意产业空间集聚多因素理论模型。第四部分内容是模型求解及应用（第五章）。首先,构建BP神经网络模型进行区域寻优,用GA遗传算法以较快的全局寻优能力搜寻到满意区域。其次,采用空间聚类DBICP算法得到空间集聚线性轨迹图。第五部分内容是图像输出（第六章）。首先,基于新算法的代码与计算机浏览器代码进行交互转译,在CANVAS容器中实现3D动态模拟,进一步挖掘空间集聚簇群在数值和语义上的驱动模式。其次,把集聚图像BubbleSet和ARCGIS进行地理视图叠合,最终实现了城市创意产业空间集聚的动态可视化。以上海市为例,普陀区、浦东新区、徐汇地区的创意产业空间分布形成了三种不同的聚类模式,并相应提出了分摊、均布、虹吸的管控策略,是对多因素理论模型的应用。第六部分内容是结论展望（第七章）。凝练论文主要观点,展望研究前景,提出城市创意产业区空间集聚发展创新驱动路径下的系统动力学模型,为大数据动态图像的集聚方法提供了全新视角和借鉴价值。论文的研究结论是构建了城市创意产业空间集聚多因素模型,根据模型中的指标,利用影响因素指标中车流量动态数据和其他静态面板数据,进行了动态聚类的DBICP算法优化,并验证了该方法的有效性。再通过计算机浏览器媒介生成了上海市创意产业区域动态集聚可视图像。体现出地理信息科学和人文社会学科的交叉融合。其主要贡献和价值在于,（1）针对城市创意产业空间集聚,提出了一种综合可视分析系统。该系统包括,7项创意空间指标选取、4000余条卡口地理定位选择、2项算法测试、3套Bubble-set初步轨迹视图、3组Canvas动态模拟时序视图和E-charts空间动态局部视图。（2）采用上述方法,对上海市浦东新区、普陀区、徐汇区3大区域内的创意产业地标进行检测,表现区域创意产业的集聚度比重大约占卡口检测量的30%,平均移动轨迹4.88km,区域集聚度量值0.84,动态集聚评价指数5.01,证实了方法的实用有效。（3）对城市创意产业的空间集聚进行归纳,提出了分摊、均布、虹吸的管控响应策略。丰富了城市经济地理可视化与测绘信息管控服务领域,具有一定的探索价值。论文的创新点,（1）定性定量梳理了城市创意产业空间集聚指标资料,建立了驱动系统和影响因素指标的关联框架。在创意产业空间集聚基本概念界定以及对其内涵的区域经济学原理、管理科学模型和数学分析的基础上,提出了本文对创意产业区空间集聚的概念理解。尝试构建了创意产业区空间集聚的研究逻辑构架,并根据广义的驱动效应下的影响因素作用机制,运用扎根理论和耦合理论的质性研究方法,对城市创意产业区的空间集聚的影响因素进行解构和重构,得到创意产业区空间影响因素的十四项要素指标和驱动效应的六项指标,形成了空间集聚度——驱动效应——影响因素的指标关联构架,构建了城市创意产业区空间集聚的初级多因素理论模型。具有较强的学科前沿性与理论创新性。（2）实证探究了创意产业关联框架下指标强弱相关性,拓展了多因素理论模型中各指标的应用范畴。利用创意产业空间集聚的测度分析和Topsis算法,实证检验了该模型空间集聚的相互作用机理。多因素理论模型显示了城市创意产业的影响因素的构成要素与驱动效应的动态关系。并从十四项影响因素指标中选取了七项强相关作用指标,完善了多因素理论模型。研究发现,指标间的相互作用符合空间集聚指标的多功能区间函数描述,体现了城市创意产业区空间集聚下的演化规律。（3）基于多因素理论模型指标提出空间动态集聚DBICP算法,实现了创意产业空间动态集聚可视化的有效途径。说明了多因素理论模型在城市区域可视化方面具有较强的适用性。基于Matlab程序代码与JavaScript代码进行后台交互。在浏览器层面对权重信息进行赋值。在CARVAS、ARCGIS中展现城市创意产业空间集聚效果。最终导入E-CHARTS浏览器,生成大数据动态可视化动态图像,表现出理论模型的实际应用价值。本文为国家完善创意产业空间集聚区建设提供了从理论到技术操作的依据,具有较强的学科开拓性与学术创新性。对城市创意产业空间集聚区域、创意发展以及政策环境具有一定的指导作用,还可以对城市工程管控、规划决策实施和经济建设实践提供驱动支持。因此,本文的研究成果对促进创意产业空间集聚与驱动系统的创新发展具有现实意义。
罗丹[7]（2020）在《江西旧志方言资料整理与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江西现存旧志数量,学者统计不一。论文讨论各目录书着录不同的原因:（1）收书范围不同;（2）着录标准不一;（3）收录考证不细。论文取众家目录所载方志,删去新志、亡佚旧志、未见旧志、1佚成果、重复及错)书目,重新厘定《江西旧志存书目录》。计得江西旧志549部,其中,明代62部、清代443部、民国42部。含方言资料江西旧志（为行文方便,如无特殊说明,以下简称为“江西方言旧志”。）共8部。《中国地方志综录》《江西历代地方志书存书目录》《中国地方志联合目录》《江西省地方志综合目录》《中国地方志总目提要》《江西方志通考》对各志书卷帙、撰人、版本记载各有不同。论文就志书序、跋、纂修姓氏,对目录书之舛疏进行订补。江西旧志所载方言资料主要由方言特征概述和方言词举例两部分构成。受政治环境、地理位置、社会发展的影响,明清时期,江西方言整体呈融合、杂糅的趋势,以方言特徵概述作为着录形式,不仅可以反映各地方言的分类、分布情况,还可以记录方言演变的动态过程。方言词举例,则可以真实、直观地展现方志方言的原始面貌。江西方言旧志的修志模式大体可分为“修纂合一”型与“修纂分离”型两种。“修纂合一”指从志稿设想、体例规划、经费筹措、资料采访,到汇总成书均由一人负责的修志模式。“修纂分离”指由地方长官主持,依靠属僚、士绅或文人撰写的修志模式。江西方言旧志的组织架构十分严密,从修、纂,到搜集资料、刻印成书,形成系统化的职务分工,使修志活动得以有序开展。江西旧志方言资料的着录位置可分为一级子目与二级子目两种。论文探讨了部分方言资料置於一级子目的原因:（1）志书中收录的方言资料较多;（2）志书编纂者已初步具有语言学意识。江西旧志中的方言词大体可分为直陈式、解说式、对比式3种。直陈式490条,占总数的57%;解说式215条,占总数的25%;对比式156条,占总数的18%。江西旧志方言词的释义术语主要有:言、呼、谓、为、曰和其他6种。江西旧志方言资料的编排特点是:（1）分布较零散,除单独成篇外,多附於“风俗”或“风俗志”後;（2）虽未冠以义类区别,但方言词基本按照同类相聚的原则排列;（3）多种释义方式交互使用,除语法外,语音、语义、语源均有涉猎。清道光元年（1821）《崇仁县志》方言资料引经籍文献54种,其中,经部13种,史部12种,子部22种,集部7种,以子部为最,占引书总数的41%。从引用次数看,江西旧志方言资料引经部49次,史部14次,子部32次,集部10次,引经、子二部最多,占引文总数的77%。论文以以清道光元年（1821）《崇仁县志》中来源於经籍文献的105条引文作为研究对象,在对引文进行校勘、整理、句读的基础上,结合古今书证,考释方言词目。把方言词和《汉语大词典》加以比较,以补充词典中词目、词义之罅漏。
曹晋彰[8]（2019）在《二十世纪西方文化生产理论研究》文中研究说明中国的文化产业研究已经完成了概念启蒙和边界探索,进入了快速发展阶段。然而,对基本问题的追索和基础理论的构建却仍未得到应有的重视,文化产业研究在学术合法性上仍然潜伏着深刻的危机。除了实践与操作层面的“怎么做”,文化产业研究还应更加关注历史与逻辑层面的“是什么”问题,以及价值与合法性层面的“为什么”问题。文化生产理论构成了文化产业研究的基础理论。首先,文化产业是人类文化生产的一个历史阶段和一种特殊形态,因此对于文化生产的探究更具普遍性和基础性;其次,二十世纪西方对于文化生产问题的诸多理论探索,为文化产业研究提供了基础性的学术资源。对二十世纪西方文化生产理论的系统研究,可以为中国文化产业理论体系的构建提供一个坚实的基础,也可以为建立文化产业研究与其它人文社会学科之间的联系提供一个契入点,将有助于强化文化产业研究的学术合法性、推动文化产业学科体系的建设和完善。所谓“二十世纪西方文化生产理论”是指,那些主要产生或流行于西欧和北美的有关文化生产问题的各种理论资源和话语形式。其外延在时间贯穿整个二十世纪、在空间上则涉及德法英美等多个理论传统,因此很难确定一条清晰的边界。即便如此仍然可以通过几个标志性事件把握其轮廓,第一是二三十年代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形成和法兰克福学派的诞生,第二是五六十年代英国文化研究的兴起与“文化主义”的兴盛,第三是七八十年代以来后结构主义的兴起与“后现代”的到来。在内涵方面,“文化生产”既可以指“文化的生产”,也可以指“文化性的生产”。传统人文社会学科多将“文化”当作一个“实体”,因而所谓文化生产就指“文化的生产”;二十世纪中后期以来的文化理论则将“文化”当成一个观念,因而文化生产主要指“文化性的生产”,包含所有产生“意义”的行为和过程。严格来说,“文化的生产”是“文化性的生产”的一个特例。另外,文化生产还代表了一种与传统人文主义文化观念相对立的文化观察方式,即“从生产视角来看文化”。“文化生产”或“以生产视角看文化”,通常被认为是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的传统论题和重要标志。虽然马克思恩格斯对文化问题的讨论多具有“碎片”性质,并没有形成一种“文化理论”,但是他们对生产性劳动与非生产性劳动的研究,却开启了对于文化之“生产性”问题的严肃经济学讨论。虽然马克思恩格斯并未将在政治经济学研究中成熟起来的历史唯物主义方法贯彻到文化问题上,但是历史唯物主义却是二十世纪西方诸多文化生产理论的共同方法源头,如何将历史唯物主义应用于文化问题仍然是一个极具张力的课题。历史唯物主义的文化生产理论仍然处于探索之中。历史唯物主义的首要任务便是对文化之自主性的反驳。有必要通过对文化的观念史反思,去揭示文化自主性神话的历史性,从而为文化祛魅,为构建文化生产理论扫清障碍。然而,文化的自主性很大程度上来源于“艺术自律性”观念,艺术是现代文化概念的核心对象和重要原型,“艺术”的历史实际上构成了文化的“史前史”。主流艺术史和艺术理论仍将艺术当成一个自然之物,对艺术概念不加反思、不加批判地使用,已经成为理解艺术的最大障碍。因此,有必要先对艺术展开一番观念史反思,从而把握艺术自律性的历史形成原理及其影响。现代“艺术”概念的形成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首先在文艺复兴时期艺术家取得了独立,其次在启蒙运动背景下诞生了古典美学,最后随着浪漫主义运动和唯美主义运动艺术逐渐走向神话,从而奠定了我们当前的艺术观念。当然,艺术的神话在二十世纪也不断遭到攻击和破坏,其中最重要的便是艺术实践上的先锋派和艺术理论上的分析美学。文化的观念史远比艺术更为复杂。现代文化概念从一开始就是一个抽象的观念复合体,具有很强的批判性和自反性。现代文化概念从十九世纪中后期至二十世纪前期逐渐形成,并发展为人文社会学科领域里的一个重要理论工具。现代文化概念是在特定的时间一空间框架之中形成的,尤其与现代性和民族主义密切相关。文化还是为了应对宗教衰落而发起的各种现代神话制造运动的产物,文化是一种现代神话,体现了人类深处对于神话的需求和依赖。以卡西尔为代表的对于人类神话的哲学反思,为理解文化提供了一个极佳视角;阿多尔诺的“启蒙辩证法”、罗兰·巴特的“神话修辞术”以及麦克卢汉的“媒介环境学”等,则将这种神话思维转化为了一种文化观察方法,为破解文化神话提供了有力的理论工具。文化概念本身即是对个人生存和社会发展之理论反思的结果。文化观念的历史,也是一部“关于文化的理论”以及“文化理论”的历史。总体来看,二十世纪的文化理论经历了三个发展阶段,分别为萌芽期（1900-1950）、发展期（1950-1980）和拓展期（1980-2000）。1950年前后开始的有意识的文化理论系统构建,包含三股重要的思想潮流,分别是来源于德国哲学和美学传统的批判理论、脱胎于英国文化主义文学批评传统的文化研究以及混合了中欧语言学、俄国形式主义、法国符号学和法国人类学的结构主义及后结构主义。马克思主义是联系三股潮流的重要纽带,也是贯穿文化理论发展始终一种主线。三股潮流在1980年代之后趋于融合,共同消解于“后现代主义”的新情境之中。文化理论开始被运用于诸多人文社会学科,并引发了广泛的“文化转向”,“文化”开始逐渐占据人文社会学科领域的中心位置。在此过程中,“生产”也逐渐从文化理论的一种边缘视角,转变成为了一种具有颠覆性的理论方法取向。文化生产理论作为一个独立的研究领域,伴随着整个文化理论的发展而逐渐凸显出来。当前对于文化生产的研究或者说以生产视角进行的文化研究,包含了四个学科传统或四条主要路径,即社会学路径、历史学路径、传播学路径以及经济学路径。像哲学—美学、文学批评—艺术理论、语言学—符号学以及历史学、经济学、人类学、社会学、传播学等人文社会学科,至二十世纪都已经形成了强大的学术传统;虽然它们都对文化问题有所讨论、也为文化理论的生长提供了丰厚的土壤,但是文化却几乎总是处于边缘和从属地位;文化要么被纯化为代表古老神圣价值的抽象标签,要么被泛化为囊括所有“人造物”的巨大口袋,要么被简化为经济基础或政治基础之上无足轻重的附属物。直至二十世纪七八十年代,文化理论的拓展为传统人文社会学科提供了新视角、新方法和新工具,并引发了广泛的“文化转向”、涌现出了诸多以文化为中心的新研究。不同于各种人文主义或经济主义式的传统文化研究,新的文化研究以“生产视角”和“历史视角”来严肃地看待文化。1900年前后的大约一百年是人类文化生产急剧产业化的阶段,文化生产在技术形态、传播媒介、市场受众、产业组织以及权力关系等方面都发生了关键性变革。二十世纪的西方文化生产理论某种程度上正是对这个剧烈变革转型的回应。在二十世纪的诸多西方文化生产理论家之中,尤以瓦尔特·本雅明、雷蒙德·威廉斯、埃德加·莫兰和皮埃尔·布尔迪厄四位最为重要,他们分别代表了文化生产研究的四重视角,即技术视角、大众视角、组织视角和权力视角。其中,本雅明的切入点是生产技术,可实现高效生产的机械复制技术成为主导,这是文化生产转向文化产业最为重要的条件,构成了现代文化生产的重要基础;威廉斯的切入点是逐渐主导人们日常生活的新文化形态——大众文化,这是由文化生产方式变革所引起的重要文化变革,是现代文化生产的主要呈现形式;莫兰的切入点则是产业组织,伴随着市场框架内日益加强的专业化、资本化和组织化,生产与创造之间的矛盾愈加突出,生产创造的辩证法成为现代文化生产的核心矛盾;布尔迪厄关注的是人类文化—象征实践背后的权力关系,通过文化生产场模型的构建以及对象征炼金术的揭露,布尔迪厄致力于构建一种关于文化生产的政治经济学。通过对二十世纪西方文化生产理论的方法源头、观念前提、理论语境以及文化生产研究的四种路径和四重视角的系统梳理,可以得出:第一,历史唯物主义是文化生产理论的重要方法基础,也应是人们观察文化的基本视角;第二,文化生产理论的核心原理,在于文化生产与文化神话的矛盾关系;第三,以历史唯物主义的生产视角,可以对文化之历史进行重述,并为西方文化生产的历史演进制定一个基本分析框架;第四,现代文化产业既是文化生产的一种特殊组织形态,也是一种高效的神话制造机制;最后,二十世纪西方文化生产理论可为当前的文化产业研究打开更加广阔的空间。
梁步青[9]（2019）在《赣州客家传统村落及其民居文化地理研究》文中研究表明客家是汉民系中一支重要而独特的民系,是历史上中原汉民渐次南下并与土着不断融合、发展的产物。赣闽粤三省毗邻区是客家民系成形区,也是客家人核心聚居地。而位于赣闽粤交界处的赣州是接纳北方汉民南迁第一站,是客家民系发祥地和当今客家人最大聚居地。赣州客家人在这里繁衍生息、生存发展,创造了灿烂的客家村落与民居文化。赣州客家村落与民居历史悠久、分布广泛、数量众多且类型多样,是江西省乃至我国弥足珍贵的文化遗产,具有重要的研究价值与学术意义。本论文运用文化地理学、城乡规划学与建筑学相结合的研究方法,采用大数据的研究范式,借助ArcGIS平台,构建“赣州客家传统村落及其民居文化地理数据库”。以数据库为依托,系统认识赣州客家传统村落及其民居文化特征,全面揭示赣州客家传统村落及其民居文化空间分布与分异规律,准确划分赣州客家传统村落及其民居文化区划,深入探索赣州客家传统村落及其民居文化形成与发展的内在机制与影响因素,对比分析与闽、粤客家传统村落及其民居文化景观的异同。通过上述方法和研究工作的开展,本论文主要取得以下四个方面的研究成果:1)首次建立了以1093个客家传统村落为研究样本的文化地理信息数据库。对赣州客家传统村落及其民居开展全面普查与登录,结合大规模的实地调查、文献资料收集以及高分辨率卫星影像图分析等方式,收集村落、民居文化基础信息,对全域村落进行全面而细致地识别与筛选,最终选定1093个客家传统村落作为研究样本。引入“文化因子”概念,从影响赣州客家传统村落及其民居文化特征的关键文化因子入手,提取出最具代表性的3大类,10小类文化因子;借助“类型学”方法对文化因子进行科学、合理分类,建立文化因子类型系统。数据库较完整、系统地涵盖了研究对象的基本属性、地理环境属性、物质形态属性、历史人文属性共四大项子系统数据。2)揭示赣州客家传统村落及其民居文化地理特征与规律,并挖掘其背后的文化内涵与动力机制。在地理分布上,赣州客家传统村落呈现集聚分布状态,“核心—边缘”结构明显;村落往往依山而建,顺应山体呈线性延展,相对水体而言,其与山体依附关系更强;民居表现为“大共性、小分异”的总体分布特征。在历史演进上,村落在宋、元、明、清四个历史时期均表现出显着的集聚分布状态,聚集区域随着历史变迁而不断演变。本论文针对赣州客家传统村落及其民居文化地理特征的影响因素进行深入剖析,认为中原汉人的数次大规模迁徙和中原文化是客家村落及其民居文化的根源;赣州特殊的自然环境以及当时的农耕生产条件是基本所在;文化的传播以及文化的创新因素导致区域差异性的出现;宗族文化和风水文化是村落、民居形态特征形成的内在因素。3)科学划定赣州客家传统村落及其民居文化区划,甄别出各个文化区的中心区和边缘区,梳理各文化区的文化景观特征,揭示各文化区的形成机制。本论文制定系统的文化区划原则与方法,提取数据库中体现赣州客家传统村落及其民居文化地理特征的关键信息,将村落布局、民居类型这两个因子作为主导因子,根据村落模式对文化区进行初步划分;叠加村落规模、巷道形式等其他因子,根据文化的相似性、差异性对文化区进一步细分,结合自然地物、行政区等边界,划分出六个客家传统村落及其民居文化区。六大文化区是并列关系,文化区内中心区、边缘区呈主次关系。地区开发、地形地貌、移民文化、古道交通、文化传播、文化扩散等是各文化区差异形成的关键因素。4)与闽、粤客家传统村落及其民居文化景观进行对比分析,以同一民系、跨省域的视角,深入剖析赣闽粤客家三地文化景观之间的异同,通过对比研究,从共性中寻找特性。三地自然环境类似,同属客家文化圈层,在村落选址、社会形态等方面颇为相似;但三地有高山大岭相隔,是三个互不统属的区域,在客家民系形成的过程中,形成了各自独特的客居格局和各具特色的客家典型民居。赣南的围屋、闽西的土楼、粤东北的围龙屋即为三地典型民居,其在防御性、秩序性、文化性等方面差异性显着。综上所述,本论文通过系统开展赣州客家村落与民居文化的文化地理学研究工作,建立了一套传统村落、民居的创新研究方法,并丰富传统村落、民居研究理论体系。研究成果不但可以有效促进赣州客家传统村落、民居的保护与发展,同时也能够为江西省乃至全国客家传统村落、民居的保护与发展提供良好的参考与借鉴。
郭磊贤[10]（2018）在《基于“密度-设施”的上海-苏州人居空间演化与治理研究》文中研究指明当前,处在高质量空间发展门槛上的中国大城市地区面临“放任增长”或“限规模、疏人口”的路线争议,学术研究亟待从“质量”角度回答中国大城市地区的空间发展机制问题,但已有研究方法和成果的指引作用有限。本文将“质量”概念降维到城乡规划学科核心关注的空间层面,选取“密度”和“设施”作为调节聚落质量的核心变量,以“密度-设施”比例关系作为聚落质量的空间测度,构建了基于“空间过密化”假设的大城市空间发展过程模型。经由“密度-设施”的研究视角并通过长时间的历史-空间研究与多样本、多尺度的比较研究方法,本文概括了世界特大城市地区的“密度-设施”空间分布规律与聚类特征,并以上海-苏州地区为重点对象,全面解析了1946年至今该地区的聚落空间演化与治理过程。经过归纳、解释和初步验证,本文认为,上海-苏州地区的聚落空间发展表现为“密度-设施”空间波动与过密空间转换的过程逻辑,形成了在长期空间过密化进程中局部突破低水准聚落质量困境的空间演化与治理机制。该机制是中国特大城市地区在外部政治经济环境下,根据体制特征和公共资源条件,策略性选择疏解人口、供给基础设施等不同成本“密度-设施”调节路径的结果。现阶段,外围地区成为上海-苏州应对空间过密化的重点地带,上海中心城周边地区和上海-苏州跨界地区等外围地区典型空间的“密度-设施”关系修复实践则表现出通过治理模式创新改善设施服务的新趋向。综合研究发现,本文也对上海-苏州地区提出了优化“密度-设施”关系、提升空间质量的初步建议。
二、《长宁年鉴》(2000年)出版（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长宁年鉴》(2000年)出版（论文提纲范文）
（1）中国超大城市人口集聚与产业集聚、创新集聚的影响机制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与意义 |
| 1.1.1 研究背景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相关文献综述 |
| 1.2.1 国外相关文献综述 |
| 1.2.2 国内相关文献综述 |
| 1.2.3 评述与启示 |
| 1.3 研究方法与论文框架 |
| 1.3.1 研究方法 |
| 1.3.2 论文框架 |
| 1.4 可能的创新点与不足 |
| 1.4.1 主要创新 |
| 1.4.2 不足之处 |
| 第2章 相关基础理论 |
| 2.1 相关概念界定 |
| 2.1.1 人口集聚 |
| 2.1.2 产业集聚 |
| 2.1.3 创新集聚 |
| 2.1.4 超大城市 |
| 2.2 人口集聚的相关理论 |
| 2.2.1 刘易斯二元经济理论 |
| 2.2.2 规模效应理论 |
| 2.2.3 人口迁移成因与劳动力市场理论 |
| 2.3 产业集聚的相关理论 |
| 2.3.1 新古典学派 |
| 2.3.2 空间经济学理论 |
| 2.4 创新集聚的相关理论 |
| 2.4.1 创新系统理论 |
| 2.4.2 经济增长理论 |
| 2.4.3 新经济地理理论 |
| 第3章 中国超大城市人口集聚时空演变及空间分布特征 |
| 3.1 中国超大城市人口集聚发展历史 |
| 3.1.1 北京市人口集聚的发展演进 |
| 3.1.2 天津市人口集聚的发展演进 |
| 3.1.3 上海市人口集聚的发展演进 |
| 3.1.4 中国超大城市人口集聚发展与国外超大城市比较 |
| 3.2 中国超大城市人口集聚空间分布特征 |
| 3.2.1 北京、天津、上海人口分布特征 |
| 3.2.2 北京、天津、上海人口自相关度量 |
| 3.2.3 北京、天津、上海的局部Moran’s I指数分布 |
| 3.3 小结 |
| 第4章 中国超大城市人口集聚的人口增长机制分析 |
| 4.1 人口集聚现状分析 |
| 4.1.1 北京、天津、上海人口自然增长情况 |
| 4.1.2 北京、天津、上海人口机械增长情况 |
| 4.2 北京、上海、天津流动人口居留意愿实证分析 |
| 4.2.1 人口居留意愿重点文献回顾 |
| 4.2.2 数据来源及变量选取 |
| 4.2.3 样本描述性统计 |
| 4.2.4 流动人口长期居留意愿特点 |
| 4.2.5 流动人口长期居留意愿影响机制分析 |
| 4.3 小结 |
| 第5章 中国超大城市产业集聚与人口集聚的影响机制分析 |
| 5.1 产业集聚现状分析 |
| 5.1.1 产业分布现状 |
| 5.1.2 产业结构高度化现状 |
| 5.1.3 产业集聚现状 |
| 5.2 产业集聚影响人口集聚的理论依据 |
| 5.3 产业集聚对人口集聚的影响机制分析 |
| 5.3.1 PVAR模型表达式 |
| 5.3.2 模型构建 |
| 5.3.3 数据说明和描述性分析 |
| 5.3.4 单位根检验 |
| 5.3.5 最优滞后阶数选择 |
| 5.3.6 偏度矫正LSDV估计 |
| 5.3.7 面板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 |
| 5.3.8 脉冲响应分析 |
| 5.3.9 方差分解分析 |
| 5.4 小结 |
| 第6章 中国超大城市人口集聚与创新集聚的影响机制分析 |
| 6.1 创新集聚现状分析 |
| 6.1.1 创新主体发展现状 |
| 6.1.2 创新投入产出现状 |
| 6.1.3 创新集聚现状 |
| 6.2 创新集聚影响人口集聚的理论依据 |
| 6.3 创新集聚对人口集聚的影响机制分析 |
| 6.3.1 模型构建 |
| 6.3.2 数据说明和描述性分析 |
| 6.3.3 单位根检验 |
| 6.3.4 最优滞后阶数选择 |
| 6.3.5 偏度矫正LSDV估计 |
| 6.3.6 面板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 |
| 6.3.7 脉冲响应分析 |
| 6.3.8 方差分解 |
| 6.4 小结 |
| 第7章 中国超大城市人口集聚、产业集聚、创新集聚的影响机制分析 |
| 7.1 理论分析 |
| 7.1.1 创新集聚影响产业集聚的理论依据 |
| 7.1.2 人口集聚、产业集聚、创新集聚的影响理论依据 |
| 7.1.3 人口集聚、产业集聚、创新集聚的实证研究基础 |
| 7.2 人口集聚、产业集聚与创新集聚的理论模型 |
| 7.2.1 固定效应模型 |
| 7.2.2 随机效应模型 |
| 7.2.3 Hausman检验 |
| 7.2.4 中介效应模型 |
| 7.2.5 门限效应模型 |
| 7.3 人口集聚、产业集聚与创新集聚的中介效应实证分析 |
| 7.3.1 变量指标选取 |
| 7.3.2 模型构建 |
| 7.3.3 数据来源与变量描述性分析 |
| 7.3.4 变量相关性分析 |
| 7.3.5 单位根检验 |
| 7.3.6 人口集聚、产业集聚与创新集聚的中介效应分析 |
| 7.3.7 人口集聚、产业集聚与创新集聚的Bootstrap中介效应检验 |
| 7.4 人口集聚、产业集聚与创新集聚的门限效应实证分析 |
| 7.4.1 Hausman检验 |
| 7.4.2 模型设定与变量选取 |
| 7.4.3 人口集聚与产业集聚、创新集聚的门限效应分析 |
| 7.4.4 模型设定与变量选取 |
| 7.4.5 人口集聚与产业集聚的门限效应分析 |
| 7.4.6 模型设定与变量选取 |
| 7.4.7 人口集聚与产业集聚的门限效应分析 |
| 7.5 小结 |
| 第8章 结论与政策建议 |
| 8.1 研究结论 |
| 8.2 政策建议 |
| 8.3 研究展望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博士期间发表的论文 |
| 致谢 |
（2）上海城市雕塑的文化与实践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及其意义 |
| 1.1.1 城市雕塑 |
| 1.1.2 上海城市雕塑 |
| 1.2 国内外研究状况 |
| 1.2.1 国内研究状况 |
| 1.2.2 国外研究状况 |
| 1.2.3 上海城市雕塑的研究问题 |
| 1.3 研究思路及其主要方法 |
| 1.4 研究内容及其主要观点 |
| 第二章 从雕塑到城市雕塑的兴起 |
| 2.1 雕塑的起源及历史形态 |
| 2.2 雕塑在现代中国的发展 |
| 2.3 城市雕塑在当代中国的兴起 |
| 2.3.1 从实践活动中建立城市雕塑的概念外延 |
| 2.3.2 从城市管理中建立城市雕塑的概念内涵 |
| 2.3.3 从雕塑创作中建立城市雕塑的基本特征 |
| 第三章 上海城市雕塑的历史类型 |
| 3.1 上海城市雕塑的形成前期 |
| 3.1.1 上海的古代雕塑遗存 |
| 3.1.2 晚清时期的上海雕塑 |
| 3.1.3 民国时期的上海雕塑 |
| 3.2 上海城市雕塑的形成时期 |
| 3.2.1 上海美术教育院校的建设 |
| 3.2.2 上海美术社团与研究机构 |
| 3.2.3 上海雕塑创作与雕塑建设 |
| 3.3 上海城市雕塑的发展时期 |
| 3.3.1 上海城市雕塑的管理建制 |
| 3.3.2 上海城市雕塑的建设概况 |
| 3.3.3 上海城市雕塑的类型特征 |
| 第四章 上海城市雕塑的文化结构 |
| 4.1 城市雕塑与城市文化 |
| 4.2 上海城市雕塑的文化要素 |
| 4.2.1 上海城市雕塑的制度性文化 |
| 4.2.2 上海城市雕塑的艺术性文化 |
| 4.2.3 上海城市雕塑的物态性文化 |
| 第五章 上海城市雕塑的文化批判 |
| 5.1 城市雕塑与文化批判 |
| 5.2 对创作方式标准化与伪个性的文化批判 |
| 5.2.1 上海城市雕塑“标准化”的表现及其批判 |
| 5.2.2 上海城市雕塑“伪个性”的表现及其批判 |
| 5.3 对创作题材仿造性与照搬化的文化批判 |
| 5.3.1 上海城市雕塑“国内山寨货”的表现及其批判 |
| 5.3.2 上海城市雕塑“国外山寨货”的表现及其批判 |
| 第六章 上海城市雕塑的实践分析 |
| 6.1 编制城市雕塑规划推动城市雕塑建设 |
| 6.2 搭建展示平台促进城市雕塑建设 |
| 6.2.1 上海城市雕塑艺术中心 |
| 6.2.2 上海“雕塑公园”建设 |
| 6.3 借助国际活动进行城市雕塑建设 |
| 6.3.1 2007 世界夏季特奥会主题雕塑园建设 |
| 6.3.2 中国2010 上海世界博览会园雕塑建设 |
| 第七章 上海城市雕塑的未来向度 |
| 7.1 文化批判意识的内化与审美霸权的解构 |
| 7.2 地缘性经验的建构与跨学科平台的认知 |
| 7.3 参与角色的互动合作与社会评价的制衡 |
| 7.3.1 城市雕塑的管理与委托 |
| 7.3.2 城市雕塑的创作与合作 |
| 7.3.3 城市雕塑的评审与评价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作者在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公开发表的论文 |
| 作者在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参与的社会项目 |
| 致谢 |
（3）以上海为核心的长三角大都市区一体化研究 ——基于城际联锁网络和产业结构调整的视角（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第一节 研究背景与意义 |
| 一、研究背景 |
| 二、研究意义 |
| 第二节 国内外研究综述 |
| 一、大都市区形成机制及一体化驱动因素相关文献综述 |
| 二、城际联锁网络相关文献综述 |
| 三、文献述评 |
| 第三节 研究内容、思路与方法 |
| 一、研究内容 |
| 二、研究思路 |
| 三、研究方法 |
| 第四节 论文的创新点 |
| 一、从非对称城际关系视角对INM城际联锁网络模型进行了扩展 |
| 二、从落后地区和分区域视角对INM城际联锁网络模型进行了扩展 |
| 三、从交叉学科的研究视角和研究方法方面对区域经济学理论进行了扩展 |
| 第二章 理论基础 |
| 第一节 相关概念 |
| 一、城市、都市、大城市、大都市 |
| 二、全球城市、世界城市、国际大都市 |
| 三、都市区、都市圈、城市群 |
| 第二节 城市化和大都市区一体化相关理论 |
| 一、城市化理论 |
| 二、大都市区和城市全球化发展理论 |
| 第三节 核心——边缘理论与区域非均衡发展理论 |
| 一、核心——边缘理论 |
| 二、区域非均衡理论 |
| 第四节 城市场理论 |
| 一、场理论 |
| 二、场理论相关模型 |
| 第五节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上海城乡一体化发展历程及驱动因素探究 |
| 第一节 上海城市形成与城镇化发展的历史历程回顾 |
| 一、城市雏形期 |
| 二、多功能经济中心时期 |
| 三、城市恢复期 |
| 四、城镇化快速发展时期 |
| 第二节 上海城乡一体化演进路径及驱动因素探析 |
| 一、上海城乡一体化进程中的行政区划演变 |
| 二、上海城乡一体化进程中的政府主导下的政策和战略规划演变 |
| 三、上海城乡一体化发展的阶段演变 |
| 第三节 上海郊区一体化及城乡一体化现状测度 |
| 一、上海郊区一体化 |
| 二、城乡扩张指数 |
| 三、用城乡扩张指数度量上海城乡一体化现状 |
| 第四节 上海在长三角大都市区中核心形成的主要驱动因素 |
| 一、上海在长三角大都市区中核心地位的表现 |
| 二、上海核心地位形成的主要驱动因素 |
| 第五节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大都市区一体化主要驱动因素探究 |
| 第一节 集聚经济形成的产业结构调整与大都市区一体化 |
| 一、集聚经济与产业结构调整 |
| 二、从静态集聚经济到动态集聚经济的转变 |
| 三、基于核心——边缘模型下的一体化与产业集聚模型 |
| 第二节 纽约、东京大都市区(圈)一体化发展的经验借鉴 |
| 一、纽约大都市区产业结构调整与一体化互动发展经验 |
| 二、东京大都市圈政府干预政策与一体化互动发展经验 |
| 第三节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城际联锁网络视角下长三角大都市区空间结构一体化的实证分析 |
| 第一节 基于城际联锁网络视角研究长三角大都市区空间结构一体化的现实背景 |
| 一、基于城际联锁网络视角研究区域和大都市区空间结构一体化的全球化背景 |
| 二、基于城际联锁网络视角研究长三角大都市区空间结构一体化的现实背景 |
| 三、基于城际联锁网络视角研究长三角大都市区空间结构一体化的有关拓展 |
| 第二节 构建长三角大都市区空间结构一体化城际联锁网络模型 |
| 一、城际联锁网络模型及对模型的修正 |
| 二、数据节点层:长三角大都市区主要城市样本数据 |
| 三、数据子节点层:大都市区企业样本数据 |
| 第三节 基于静态数据的实证结果及分析 |
| 一、数据结果初步分析 |
| 二、聚合链接结果分析 |
| 三、相对链接度结果分析 |
| 四、空间网络距离结果分析 |
| 五、辅助指标结果分析 |
| 第四节 多中心化的长三角大都市区的空间联系测度 |
| 一、上海与五大亚都市圈的空间联系 |
| 二、上海及中心城市在长三角一体化中的辐射拉动效应 |
| 三、非对称性关系下的长三角大都市区城际联系测度 |
| 第五节 数据比较分析下的长三角大都市区空间结构一体化动态演变 |
| 一、数据结果初步分析 |
| 二、聚合链接结果分析 |
| 三、空间网络距离结果分析 |
| 四、辅助指标结果分析 |
| 第六节 本章小结 |
| 第六章 产业结构调整视角下一体化政策对长三角大都市区经济影响的实证分析 |
| 第一节 区域一体化政策对区域经济的影响 |
| 一、区域一体化政策与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之间的内在关系 |
| 二、我国区域一体化政策的现实背景 |
| 三、提出区域一体化政策影响区域经济实现路径的三个假说 |
| 第二节 基于基准路径对区域一体化政策推动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实证分析 |
| 一、构建基准模型 |
| 二、样本数据及变量说明 |
| 三、基准模型的实证结果及分析 |
| 第三节 基于中介路径对区域一体化政策推动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实证分析 |
| 一、初始中介路径模型的实证回归结果及分析 |
| 二、中介路径模型的实证回归结果及分析 |
| 三、稳健性说明及分析 |
| 第四节 本章小结 |
| 第七章 研究结论、政策建议及研究展望 |
| 第一节 研究结论 |
| 第二节 政策建议与研究展望 |
| 一、政策建议 |
| 二、研究展望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A:实证部分的数据样本、初始矩阵、运算结果矩阵及面板模型的变量数据指标值等 |
| 致谢 |
| 个人简历及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发表的研究成果 |
（4）退耕还林工程的农户福利效应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导论 |
| 1.1 研究背景 |
| 1.2 研究目的和意义 |
| 1.2.1 研究目的 |
| 1.2.2 研究意义 |
| 1.3 国内外研究现状与述评 |
| 1.3.1 国内外研究现状 |
| 1.3.2 国内外研究述评 |
| 1.4 研究思路、数据来源与研究方法 |
| 1.4.1 研究思路 |
| 1.4.2 研究方法 |
| 1.4.3 数据来源 |
| 1.5 研究创新之处 |
| 第二章 概念界定与理论基础 |
| 2.1 概念界定 |
| 2.1.1 退耕还林工程 |
| 2.1.2 农户、退耕户、非退耕户 |
| 2.1.3 福利、福利分类、福利度量方法、福利效应、农户福利 |
| 2.1.4 生活满意度、收入增长、扶贫 |
| 2.1.5 非农就业 |
| 2.2 理论基础 |
| 2.2.1 公共物品理论 |
| 2.2.2 外部性理论 |
| 2.2.3 二元经济结构理论 |
| 2.2.4 可持续发展理论 |
| 2.2.5 福利经济学理论 |
| 2.3 退耕还林工程对农户福利效应的影响机理 |
| 2.3.1 研究视角的再诠释 |
| 2.3.2 退耕还林工程影响农户福利效应的研究维度 |
| 2.3.3 作用机理分析 |
| 2.4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退耕还林工程发展历程与农户福利现状分析 |
| 3.1 退耕还林工程发展历程 |
| 3.1.1 启蒙与初创阶段 |
| 3.1.2 恢复与探索阶段 |
| 3.1.3 试点与示范阶段 |
| 3.1.4 启动与调整阶段 |
| 3.1.5 巩固与发展阶段 |
| 3.1.6 担当新任务与新使命阶段 |
| 3.2 退耕区农户福利发展的现状分析 |
| 3.2.1 退耕区农户主观福利的现状分析 |
| 3.2.2 退耕区农户客观福利的现状分析 |
| 3.3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退耕还林工程对农户生活满意度主观福利的影响分析 |
| 4.1 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说 |
| 4.2 模型构建 |
| 4.2.1 Ordered Probit模型 |
| 4.2.2 Binary Probit模型 |
| 4.3 变量选择与描述性统计 |
| 4.3.1 变量选择 |
| 4.3.2 描述性统计 |
| 4.4 计量回归结果与分析 |
| 4.4.1 .多重共线性检验 |
| 4.4.2 退耕还林对样本总体农户生活满意度福利的影响 |
| 4.4.3 退耕还林对贫困户与非贫困户生活满意度福利的影响 |
| 4.4.4 退耕还林对不同区域农户生活满意度福利的影响 |
| 4.5 稳健性检验 |
| 4.6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退耕还林工程对农户收入增长客观福利的影响分析 |
| 5.1 退耕还林对农户收入增长福利的影响机理 |
| 5.2 计量模型构建与方法说明 |
| 5.2.1 计量模型构建 |
| 5.2.2 方法说明 |
| 5.3 变量定义、样本匹配与描述统计 |
| 5.3.1 变量定义 |
| 5.3.2 样本匹配(PSM)及其匹配质量检验 |
| 5.3.3 描述性统计 |
| 5.4 计量经验结果与分析 |
| 5.4.1 退耕还林对农户收入增长福利的影响 |
| 5.4.2 退耕还林对农户分项收入增长福利的影响 |
| 5.4.3 退耕年份对农户收入增长福利的影响 |
| 5.4.4 退耕还林对不同区域农户农户收入增长福利的影响 |
| 5.4.5 中介效应检验 |
| 5.5 稳健性检验 |
| 5.6 本章小结 |
| 第六章 退耕还林工程对农户扶贫客观福利的影响分析 |
| 6.1 退耕还林对农户扶贫福利的影响机理分析及研究假设 |
| 6.2 计量模型构建 |
| 6.2.1 双差分模型(DID)的适应性分析 |
| 6.2.2 双差分(DID)模型的构建 |
| 6.2.3 回归分解计量模型构建 |
| 6.3 变量设置、样本匹配、贫困判定标准与描述性统计 |
| 6.3.1 变量设置 |
| 6.3.2 样本匹配(PSM)及其匹配质量检验 |
| 6.3.3 贫困判定标准 |
| 6.3.4 退耕还林扶贫福利瞄准效率情况 |
| 6.3.5 描述性统计 |
| 6.4 计量回归结果与分析 |
| 6.4.1 退耕还林对农户扶贫效果福利的影响 |
| 6.4.2 退耕年份对农户扶贫效果福利的影响 |
| 6.4.3 不同区域退耕还林对农户扶贫福利的影响 |
| 6.4.4 退耕还林对农户扶贫福利贡献的影响 |
| 6.5 稳健性检验 |
| 6.6 本章小结 |
| 第七章 退耕还林对农户非农就业客观福利的影响分析 |
| 7.1 退耕还林对农户非农就业福利的影响机理分析 |
| 7.2 变量设置与描述性统计 |
| 7.2.1 变量设置 |
| 7.2.2 统计性描述 |
| 7.3 计量模型的构建和方法说明 |
| 7.3.1 计量模型的构建 |
| 7.3.2 方法说明 |
| 7.4 计量回归结果与分析 |
| 7.4.1 退耕还林对农户非农就业参与福利的影响 |
| 7.4.2 退耕还林对农户非农就业劳动供给福利的影响 |
| 7.4.3 退耕年份对农户非农就业劳动供给福利的影响 |
| 7.4.4 不同区域退耕还林对农户非农就业劳动供给福利的影响 |
| 7.5 稳健性检验 |
| 7.6 本章小结 |
| 第八章 研究结论、政策建议与展望 |
| 8.1 研究结论 |
| 8.2 政策建议 |
| 8.2.1 创新农户增收福利的退耕补偿机制,提高退耕补贴标准 |
| 8.2.2 建立和完善农户增收福利的还林生态补偿机制 |
| 8.2.3 促进农户增收福利的退耕后续产业向新型农林经营模式转变 |
| 8.2.4 搭建和完善农户非农就业福利平台 |
| 8.2.5 提高退耕还林扶贫瞄准扶持机制 |
| 8.2.6 提升农户生活满意度福利水平的认知导向 |
| 8.3 本研究的不足和进一步研究展望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作者介绍 |
（5）越界筑路与上海近代社会变革（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第一节 选题背景与研究意义 |
| 第二节 研究综述与学术回顾 |
| 第三节 研究内容与研究方法 |
| 第一章 越界筑路与上海近代市政管理 |
| 第一节 越界筑路地区的施政博弈 |
| 第二节 越界筑路地区的市政管理 |
| 第三节 越界筑路地区的社会治理 |
| 第二章 越界筑路与上海近代市民生活 |
| 第一节 越界筑路地区的市民群体 |
| 第二节 越界筑路地区的社会生活 |
| 第三节 越界筑路地区的公共空间 |
| 第三章 越界筑路与上海近代社会文化 |
| 第一节 越界筑路地区的社群心理 |
| 第二节 越界筑路地区的社群感知 |
| 第三节 越界筑路地区的多元文化 |
| 结语 |
| 附录 |
| 参考文献 |
| 后记 |
（6）城市创意产业区的空间集聚度及组织驱动系统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及问题提出 |
| 1.1.1 研究背景 |
| 1.1.2 研究问题 |
| 1.2 研究目的和意义 |
| 1.2.1 研究目的 |
| 1.2.2 研究意义 |
| 1.2.3 研究思路 |
| 1.3 研究方法和路线 |
| 1.3.1 研究内容 |
| 1.3.2 研究方法 |
| 1.3.3 技术路线 |
| 1.4 研究的主要创新点 |
| 第2章 创意产业区空间集聚度相关理论及文献综述 |
| 2.1 创意产业空间集聚化理论及方法 |
| 2.1.1 空间集聚指标化简介 |
| 2.1.2 指标类耦合概念分类 |
| 2.1.3 空间集聚度测算方法 |
| 2.1.4 BP神经网络模型简述 |
| 2.1.5 SWARM群智能算法 |
| 2.2 城市创意产业区空间集聚度相关概念 |
| 2.2.1 空间集聚的发展缘起 |
| 2.2.2 空间集聚的概念特征 |
| 2.2.3 空间集聚的概念认知 |
| 2.3 创意产业区空间影响因素的研究动态 |
| 2.3.1 影响因素的概念 |
| 2.3.2 影响因素的识别 |
| 2.4 创意产业区组织驱动效应的研究评述 |
| 2.4.1 组织驱动的概念及特点 |
| 2.4.2 创意产业组织驱动 |
| 2.4.3 驱动系统的概念 |
| 2.4.4 驱动效应的识别 |
| 2.4.5 驱动效应的机制 |
| 2.5 国内外研究综述 |
| 第3章 创意产业区集聚度、影响因素及驱动关系研究 |
| 3.1 研究前提 |
| 3.2 系统流程 |
| 3.3 调研数据来源 |
| 3.3.1 客观数据 |
| 3.3.2 访谈设计 |
| 3.4 扎根过程分析 |
| 3.4.1 初始译码的设计 |
| 3.4.2 开放式编码设计 |
| 3.4.3 主轴编码的解析 |
| 3.4.4 选择性编码设计 |
| 3.4.5 扎根的识别结果 |
| 3.5 扎根结果检验 |
| 3.5.1 描述性统计 |
| 3.5.2 信度检验 |
| 3.5.3 效度检验 |
| 3.6 结构方程分析 |
| 3.6.1 驱动效应与影响因素的关联构建 |
| 3.6.2 综合驱动效应检验 |
| 3.7 空间集聚度初级耦合模型建立 |
| 3.7.1 耦合内涵及特点 |
| 3.7.2 耦合类型的假设 |
| 3.7.3 耦合关系及指标框架建立 |
| 3.8 本章小结 |
| 第4章 创意产业区空间集聚度的驱动效应实证研究 |
| 4.1 空间集聚度的测量方法 |
| 4.1.1 数值选取 |
| 4.1.2 指标筛选 |
| 4.2 空间集聚度测算分析 |
| 4.2.1 就业区位熵LQ1测算 |
| 4.2.2 产值区位熵LQ2测算 |
| 4.2.3 赫芬达尔指数HHI测算 |
| 4.3 空间集聚度对影响因素的实证分析 |
| 4.3.1 TOPSIS模型实证分析 |
| 4.3.2 面板数据模型的选择分析 |
| 4.3.3 面板数据模型平稳性检验 |
| 4.3.4 面板数据模型的回归分析 |
| 4.4 驱动效应对影响因素的计量与验证 |
| 4.4.1 面板模型的构建检验 |
| 4.4.2 实证结果的回归分析 |
| 4.5 本章小结 |
| 4.5.1 研究结果 |
| 第5章 创意产业区空间集聚度的驱动机制应用研究 |
| 5.1 空间集聚度的多因素理论模型求解应用 |
| 5.2 基于BP-GA神经网络下遗传算法的空间寻优 |
| 5.2.1 BP神经网络建模流程 |
| 5.2.2 BP神经网络指标构建 |
| 5.2.3 BP神经网络模型训练 |
| 5.2.4 GA算法优化神经网络 |
| 5.2.5 GA算法空间寻优求解 |
| 5.3 基于寻优区域内DBICP密度算法的空间聚类 |
| 5.3.1 空间集聚数据选取及属性 |
| 5.3.2 DBSACN算法规则及标记 |
| 5.3.3 DBSCAN算法改进及优化 |
| 5.3.4 DBICP空间集聚轨迹迭加 |
| 5.3.5 DBICP空间集聚初步可视 |
| 5.4 本章小结 |
| 5.4.1 研究结果 |
| 5.4.2 研究结论 |
| 第6章 创意产业区空间集聚度的驱动机制图像研究 |
| 6.1 基于DBICP的源JS代码交互实现 |
| 6.1.1 JS的环境建模 |
| 6.1.2 JS的代码实现 |
| 6.2 基于JS实现CANVAS可视化3D效果 |
| 6.2.1 CANVAS的技术构建 |
| 6.2.2 CANVAS效果输出及对比 |
| 6.3 基于CANVAS实现ARCGIS动态地图 |
| 6.3.1 ARCGIS三维图底加载 |
| 6.4 基于ARCGIS实现E-CHARTS可视图像 |
| 6.4.1 E-CHARTS的技术构建 |
| 6.4.2 E-CHARTS的效果输出 |
| 6.5 本章小结 |
| 6.5.1 研究结论 |
| 6.5.2 政策建议 |
| 6.5.3 不足之处 |
| 第7章 研究结论与展望 |
| 7.1 研究结论 |
| 7.2 研究展望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附录一 :BP输入样本原始量表 |
| 附录二 :空间集聚研究量表附录 |
| 附录三 :调研问卷 |
| 附录四 :研究访谈 |
| 附录五 :代码附录 |
| 附录六 :JSON和 E-CHARTS的大数据动态代码 |
| 附录七 :ARC-GIS完整三维代码创建 |
| 个人简历 |
| 攻读学位期间的学术成果 |
| 致谢 |
（7）江西旧志方言资料整理与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第一节 研究对象 |
| 第二节 研究现状 |
| 一、江西旧志整理 |
| 二、江西旧志研究 |
| 三、江西旧志方言资料研究 |
| 第三节 研究方法 |
| 一、文献考证法 |
| 二、文献校勘法 |
| 三、统计分析法 |
| 第四节 研究意义 |
| 一、为方志理论、方志编纂史研究提供资料 |
| 二、为江西方言研究提供语料 |
| 三、助力语文、文献工具书修订 |
| 四、推动江西民族、民俗文化研究 |
| 第五节 研究创新点 |
| 一、研究对象创新 |
| 二、研究成果创新 |
| 第一章 江西旧志及其方言资料概述 |
| 第一节 旧志数量 |
| 一、收书范围不同 |
| 二、着录标准不一 |
| 三、误收误录失收 |
| 第二节 方言旧志数量及版本 |
| 一、数量统计 |
| 二、版本订补 |
| 第三节 方言资料述略 |
| 第二章 江西方言旧志编纂研究 |
| 第一节 编纂群体 |
| 一、撰人数量 |
| 二、修志模式 |
| 三、职掌分工 |
| 第二节 编排体例 |
| 一、着录序次 |
| 二、着录形式 |
| 第三节 释义体例 |
| 一、释义格式 |
| 二、释义术语 |
| 第三章 江西旧志方言资料引文述略 |
| 第一节 引文来源 |
| 一、经籍文献 |
| 二、民间传谚 |
| 三、注文 |
| 第二节 引书分类 |
| 一、四部分类 |
| 二、引书数量分布及原因 |
| 三、关於《通雅》的讨论 |
| 第四章 江西旧志方言资料引文校理 |
| 第一节 校考 |
| 一、引文误字 |
| 二、引文脱文 |
| 三、引文衍文 |
| 四、引文与方言词义不符 |
| 五、书(篇)名记误 |
| 六、存疑 |
| 第二节 补疏 |
| 一、补释 |
| 二、补例 |
| 三、补义 |
| 结语 |
| 致谢 |
| 参考文献 |
| 附录一 江西旧志存书目录 |
| 附录二 本研究搜集旧志 |
| 附录三 江西含方言资料旧志编纂人员情况简编 |
| 攻读硕士学位期间发表论文 |
（8）二十世纪西方文化生产理论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第一节 写作缘起 |
| 第二节 研究内容 |
| 第三节 研究方法 |
| 第四节 文献综述 |
| 第一章 方法源头: 马克思的思想遗产 |
| 第一节 否定性的“文化生产” |
| 第二节 神话化的“文化生产” |
| 第三节 经济学的“文化生产” |
| 第四节 历史唯物主义与文化 |
| 小结 |
| 第二章 观念前提: 艺术的观念史反思 |
| 第一节 作为概念的艺术 |
| 第二节 文艺复兴与艺术家的独立 |
| 第三节 启蒙运动与美学的诞生 |
| 第四节 浪漫—唯美—先锋: 艺术的神话 |
| 小结 |
| 第三章 观念前提: 文化的观念史反思 |
| 第一节 现代文化概念的形成 |
| 第二节 时空框架中的文化 |
| 第三节 现代神话与神话观念 |
| 第四节 文化的神话透视 |
| 小结 |
| 第四章 理论语境: 文化理论与文化转向 |
| 第一节 文化理论的兴起 |
| 第二节 文化理论的脉络 |
| 第三节 后现代与文化转向 |
| 小结 |
| 第五章 文化生产研究的四条路径 |
| 第一节 社会学路径 |
| 第二节 历史学路径 |
| 第三节 传播学路径 |
| 第四节 经济学路径 |
| 小结 |
| 第六章 文化生产研究的四重视角 |
| 第一节 技术视角: 本雅明的机械复制理论 |
| 第二节 大众视角: 威廉斯的文化唯物主义 |
| 第三节 组织视角: 莫兰的生产—创造辩证法 |
| 第四节 权力视角: 布尔迪厄的文化生产场 |
| 小结 |
| 结论与展望 |
| 附录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在读期间已公开发表学术成果 |
| 学位论文评阅及答辩情况表 |
（9）赣州客家传统村落及其民居文化地理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 |
| 1.1.1 全国层面 |
| 1.1.2 区域层面 |
| 1.1.3 理论层面 |
| 1.2 研究范围的说明 |
| 1.2.1 研究空间范围的说明 |
| 1.2.2 研究对象范围的说明 |
| 1.3 研究内容、方法及意义 |
| 1.3.1 研究内容 |
| 1.3.2 研究方法 |
| 1.3.3 研究意义 |
| 1.4 研究框架 |
| 第二章 相关研究综述 |
| 2.1 传统村落及民居相关研究 |
| 2.1.1 国内研究概况 |
| 2.1.2 国外研究概况 |
| 2.2 文化地理学相关研究 |
| 2.2.1 文化地理学研究动态 |
| 2.2.2 文化地理学视角下传统村落及民居研究 |
| 2.3 赣州地区相关研究 |
| 2.3.1 赣州客家研究概况 |
| 2.3.2 赣州客家传统村落及民居研究 |
| 2.4 已有研究对本文的启示 |
| 第三章 赣州客家传统村落及其民居文化生成背景 |
| 3.1 自然环境 |
| 3.1.1 地形地貌 |
| 3.1.2 水系河流 |
| 3.1.3 气候特征 |
| 3.2 区位特色 |
| 3.2.1 赣州建置沿革与区划演变 |
| 3.2.2 南北交往之要冲 |
| 3.2.3 军事战略之要地 |
| 3.3 赣州客家传统聚居点的生成 |
| 3.3.1 赣州与客家 |
| 3.3.2 赣州客家传统聚居点的开辟与形成 |
| 3.4 赣州客家传统聚居点所体现的文化特质 |
| 3.4.1 社会结构:宗族组织 |
| 3.4.2 生存策略:聚族而居 |
| 3.4.3 营建思想:风水理念 |
| 3.4.4 生产生活方式:耕读传家 |
| 3.4.5 信仰体系:祖先崇拜与多神崇拜 |
| 3.5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赣州客家传统村落及其民居文化地理数据库构建 |
| 4.1 数据库样本的选定与文化因子的提取 |
| 4.1.1 样本的选定 |
| 4.1.2 文化因子的提取 |
| 4.2 赣州客家传统村落及其民居文化因子解析 |
| 4.2.1 类型学的研究方法 |
| 4.2.2 村落地理环境属性因子 |
| 4.2.3 村落物质形态属性因子 |
| 4.2.4 村落历史人文属性因子 |
| 4.3 数据库的建立 |
| 4.3.1 数据库的技术路线 |
| 4.3.2 数据库的组成 |
| 4.4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赣州客家传统村落及其民居文化地理特征 |
| 5.1 赣州客家传统村落及其民居文化分布特征 |
| 5.1.1 赣州客家传统村落分布特征 |
| 5.1.2 村落地理环境属性因子分布特征 |
| 5.1.3 村落物质形态属性因子分布特征 |
| 5.1.4 村落历史人文属性因子分布特征 |
| 5.2 赣州客家传统村落及其民居文化因子相关性分析 |
| 5.2.1 村落布局与民居类型的相关性分析 |
| 5.2.2 村落布局、民居类型与其它因子的相关性分析 |
| 5.2.3 其它因子之间的相关性分析 |
| 5.3 影响赣州客家传统村落及其民居文化地理特征形成的因素 |
| 5.3.1 源头:移民迁徙与中原文化因素 |
| 5.3.2 基本:自然环境与农耕生产因素 |
| 5.3.3 差异:文化传播与文化创新因素 |
| 5.3.4 内在:宗族文化与风水文化因素 |
| 5.4 本章小结 |
| 第六章 赣州客家传统村落及其民居文化区划 |
| 6.1 文化区的概念、类型及区划 |
| 6.1.1 文化区概念与类型 |
| 6.1.2 文化区划原则与方法 |
| 6.2 赣州客家传统村落及其民居文化区划的确定 |
| 6.2.1 以主导因子为依据的初步划分 |
| 6.2.2 以相似性和差异性为依据的局部细分 |
| 6.2.3 各文化区详细边界的确定 |
| 6.3 各文化区文化景观特征及其成因分析 |
| 6.3.1 赣州中部集中式、条带式+单行排屋、堂横屋、堂厢式文化区 |
| 6.3.2 赣州西部条层式+单行排屋、多联排文化区 |
| 6.3.3 赣州南部散点式、条带式+围屋、堂横屋文化区 |
| 6.3.4 赣州东部条带式、散点式+堂横屋文化区 |
| 6.3.5 赣州东南部条带式、散点式+堂横屋、围龙屋、围屋文化区 |
| 6.3.6 赣州西北部条带式、散点式+单行排屋、堂横屋文化区 |
| 6.4 本章小结 |
| 第七章 赣州客家传统村落及其民居文化景观与闽、粤客家对比研究 |
| 7.1 地理环境与文化特点比较 |
| 7.1.1 特殊的地理环境 |
| 7.1.2 人口迁徙与客家文化圈 |
| 7.2 村落选址与形态特征比较 |
| 7.2.1 选址讲究风水,土地使用紧凑 |
| 7.2.2 宗族社会组织,单姓结构为主 |
| 7.2.3 粤基本无巷道,赣闽形式多样 |
| 7.3 民居类型与形态特征比较 |
| 7.3.1 三地客家民居的共性分析 |
| 7.3.2 主流类型堂横屋的普遍分布和差异比较 |
| 7.3.3 三地典型民居类型的比较和联系 |
| 7.4 本章小结 |
| 第八章 结论与展望 |
| 8.1 主要研究结论 |
| 8.2 主要创新点 |
| 8.3 研究不足与展望 |
| 参考文献 |
| 附录一 |
| 附录二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取得的研究成果 |
| 致谢 |
（10）基于“密度-设施”的上海-苏州人居空间演化与治理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本文研究目的和意义 |
| 1.2 研究背景 |
| 1.2.1 中国城镇化锁定高质量发展目标 |
| 1.2.2 对大城市高质量空间发展路径争议激烈 |
| 1.2.3 需要从“质量”视角思辨大城市人居空间发展 |
| 1.3 研究面临的若干理论瓶颈 |
| 1.3.1 本体层面:定义困境 |
| 1.3.2 认识层面:感知与测定争议 |
| 1.3.3 理念层面:无限更迭陷阱 |
| 1.3.4 方法层面:内涵还原悖论 |
| 1.3.5 实践层面:量-质关系问题 |
| 1.3.6 批判地认识当前研究状况 |
| 1.4 研究纲领要点 |
| 1.4.1 突破“质量”认识论 |
| 1.4.2 聚焦特大城市地区尺度 |
| 1.4.3 拓展研究的时、空两向维度 |
| 1.4.4 引入“治理”因素 |
| 1.5 研究对象 |
| 1.5.1 研究群像:世界特大城市地区 |
| 1.5.2 重点对象:上海-苏州地区 |
| 1.5.3 重点对象选取意义及典型性 |
| 1.6 研究问题、方法与难点 |
| 1.6.1 科学问题 |
| 1.6.2 研究方法 |
| 1.6.3 研究难点 |
| 1.7 篇章结构 |
| 第2章 理论框架 |
| 2.1 核心变量 |
| 2.1.1 将“质量”降维到空间层面所得变量 |
| 2.1.2 由“质量”概念源头推导所得变量 |
| 2.1.3 密度与设施 |
| 2.2 “质量”认识论与空间测度 |
| 2.2.1 密度、设施的类哲学意义关联 |
| 2.2.2 以密度、设施描述空间发展现象 |
| 2.2.3 对密度、设施构成测度方式的讨论 |
| 2.2.4 “密度-设施”比例关系 |
| 2.3 基于“密度-设施”的大城市空间发展过程模型 |
| 2.3.1 模型前提假设 |
| 2.3.2 起始:空间过密化与“密度-设施”失衡 |
| 2.3.3 过程:治理主体多路径调节“密度-设施”关系 |
| 2.3.4 结果:形成阶段性形态结构 |
| 2.4 小结:经由“密度-设施”关系透视研究对象 |
| 第3章 世界特大城市地区“密度-设施”分布规律及特征分异 |
| 3.1 “密度-设施”总体治理状况 |
| 3.1.1 后发地区受困于“密度-设施”失衡问题 |
| 3.1.2 根据自身资源条件选择改善调节路径 |
| 3.1.3 治理模式和能力是重要支撑因素 |
| 3.2 “密度-设施”空间分布规律 |
| 3.2.1 对象与空间构造 |
| 3.2.2 人口密度分布特征 |
| 3.2.3 基础设施分布特征 |
| 3.2.4 “密度-设施”分布特征 |
| 3.3 特征分异与模式聚类 |
| 3.3.1 分布曲线聚类与发展阶段的关系 |
| 3.3.2 分布曲线形态与路径策略的关系 |
| 3.3.3 初步解释 |
| 3.4 小结:寻找塑造“密度-设施”分布状况的历史线索 |
| 第4章 上海-苏州地区聚落空间“密度-设施”演化与治理进程 |
| 4.1 研究语境 |
| 4.1.1 作为“话语”的“‘骨’‘肉’关系” |
| 4.1.2 理性逻辑下的空间干预进程 |
| 4.2 时空范围与素材 |
| 4.2.1 历史时期划分 |
| 4.2.2 空间层次界定 |
| 4.2.3 主要文献材料 |
| 4.3 基于“密度-设施”关系的空间演进过程(1946-) |
| 4.3.1 起始状态:城、乡空间双重过密 |
| 4.3.2 疏散理想受阻于建国初时势(1946-1957) |
| 4.3.3 多管齐下向外疏解市区人口(1958-1977) |
| 4.3.4 在空间过密失衡中寻找出路(1978-1989) |
| 4.3.5 大规模增长与扩散的二十年(1990-2010) |
| 4.3.6 改善区域人居环境的新时期(2011-) |
| 4.4 过程特征 |
| 4.4.1 两轮“密度-设施”关系内外消长 |
| 4.4.2 市区两轮空间过密与一次失衡 |
| 4.4.3 较显着的三十年周期波动特征 |
| 4.4.4 与政经体制和治理模式的潜在关联 |
| 4.5 小结:待验证的“密度-设施”空间波动特征 |
| 第5章 上海-苏州地区“密度-设施”空间波动与过密空间转换 |
| 5.1 技术思路 |
| 5.1.1 基本原理 |
| 5.1.2 测度分析方法 |
| 5.1.3 数据来源 |
| 5.2 验证“密度-设施”空间波动律(1990-2010) |
| 5.2.1 上海市域部分 |
| 5.2.2 苏州市域部分 |
| 5.2.3 沪苏走廊地区 |
| 5.3 波动进程中各类空间的“密度-设施”变化及比较 |
| 5.3.1 各级居民点 |
| 5.3.2 特大城市中心区与外围地区 |
| 5.3.3 空间过密化区域随波动进程转换 |
| 5.4 小结:外围地区是现阶段上海-苏州地区的过密空间 |
| 第6章 外围地区空间过密化成因与“密度-设施”关系修复应对 |
| 6.1 边界外侧成为政府主导空间开发的优先区位 |
| 6.1.1 现象:外围地区大规模空间“贴边”开发 |
| 6.1.2 原因:设施供给成本角度的情景模拟解释 |
| 6.1.3 结果:空间拓展首选“密度-设施”配比洼地 |
| 6.2 外围圈层成为外来人口落脚定居的集中地带 |
| 6.2.1 现象:外来人口分布集聚地圈层外移 |
| 6.2.2 原因:落脚定居综合成本角度的解释 |
| 6.2.3 结果:公共设施与外来人口高度错配 |
| 6.3 外围地区修复“密度-设施”关系的自主实践 |
| 6.3.1 地方设施服务治理难点 |
| 6.3.2 上海中心城周边地区设施服务改善实践 |
| 6.3.3 上海-苏州跨界地区设施服务合作探索 |
| 6.4 评价与启示 |
| 6.4.1 以柔性治理摆脱“权”、“利”困境 |
| 6.4.2 以多元投入代替单一主体供给公共资源 |
| 6.5 小结:以治理模式创新引导“密度-设施”优化 |
| 第7章 试论上海-苏州地区空间发展机制及质量提升对策 |
| 7.1 长期空间过密化与过密空间周期转换 |
| 7.1.1 空间演化与治理的过程逻辑 |
| 7.1.2 成绩和经验 |
| 7.1.3 牺牲和代价 |
| 7.2 对长期空间过密化机制的初步解释 |
| 7.2.1 城市化规律的客观作用 |
| 7.2.2 城市发展理念的长期影响 |
| 7.2.3 区域治理结构的扰动变化 |
| 7.2.4 空间开发模式的深刻塑造 |
| 7.3 优化“密度-设施”关系,提升空间质量的初步建议 |
| 7.3.1 基本判断 |
| 7.3.2 对策建议 |
| 7.3.3 空间框架 |
| 第8章 结论 |
| 8.1 主要研究结论 |
| 8.2 研究启示 |
| 8.3 创新点 |
| 8.4 不足与展望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附录A 样本特大城市地区人口、交通设施与医疗设施资料来源 |
| 附录B 样本特大城市地区圈层空间人口密度与交通设施测度数据 |
| 附录C 样本特大城市地区圈层空间人口密度与医疗设施测度数据 |
| 附录D 上海-苏州地区空间测度单元及与乡、镇、街道行政边界的比较 |
| 附录E 上海-苏州地区空间测度单元人口与医疗设施测度数据 |
| 附录F 调研访谈受访者名单 |
| 个人简历、在学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与研究成果 |
四、《长宁年鉴》(2000年)出版（论文参考文献）
- [1]中国超大城市人口集聚与产业集聚、创新集聚的影响机制研究[D]. 续伊特. 吉林大学, 2021(01)
- [2]上海城市雕塑的文化与实践研究[D]. 李强. 上海大学, 2021
- [3]以上海为核心的长三角大都市区一体化研究 ——基于城际联锁网络和产业结构调整的视角[D]. 万宁娜. 上海财经大学, 2020(04)
- [4]退耕还林工程的农户福利效应研究[D]. 杨均华.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2020(02)
- [5]越界筑路与上海近代社会变革[D]. 崔正秋. 上海社会科学院, 2020(04)
- [6]城市创意产业区的空间集聚度及组织驱动系统研究[D]. 周琦. 东华大学, 2020(01)
- [7]江西旧志方言资料整理与研究[D]. 罗丹. 西南交通大学, 2020(07)
- [8]二十世纪西方文化生产理论研究[D]. 曹晋彰. 山东大学, 2019(02)
- [9]赣州客家传统村落及其民居文化地理研究[D]. 梁步青. 华南理工大学, 2019
- [10]基于“密度-设施”的上海-苏州人居空间演化与治理研究[D]. 郭磊贤. 清华大学, 2018(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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