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重新认识美国对华决策机制（论文文献综述）
樊吉社[1]（2021）在《美国对华决策：机制调整与团队转换》文中提出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迄今,美国对外战略已经（或尝试）进行了三次重大调整。这些调整呈现出凝聚对外战略调整的国内共识、配置美国综合力量以指向特定国家或方向、国内决策机构做出相应调整、在相关国别或者区域问题上培养研究和决策团队四个特点。这些既是美国对外战略调整展现出的主要特点,也是美国战略调整从畅想到落实的时间过程;它既能总结二战结束后美国对外战略调整,也可成为解析当前美国对华战略调整的参照指标。本文尝试从美国对华决策机制调整和团队转换的角度评析美国对华战略调整的程度、方向及影响。从美国国内启动对华政策辩论,到美军宣布将更多战略资产部署到"印太"地区,再到对华决策机制调整以及对华决策团队的代际转换,此次美国对华战略调整类似二战结束后美苏从合作走向对抗的过程。虽然拜登总统及其外交政策团队辩称无意与中国对抗,但其各项政策行动却展现出对抗迹象,中美消极互动由此呈现出长期化和常态化的态势。
王家曦[2]（2021）在《战后美日经济外交比较研究》文中研究说明本文是对战后美国和日本的经济外交所做之比较研究。本文认为,“经济外交”即某一国基于政治考量,透过权力相对关系,将经济工具作为媒介,针对特定的外交战略目标,由施动主体（国家、国家联合、国际组织等）对受动主体（同样为国家、国家联合、国际组织等）策动与控制,以引导或迫使受动主体服从施动主体的政策目标及利益诉求的行为。经济外交有两种形式,即“一国政府或代表其政府的机构或官员以本国经济利益为目的而进行的对外交往活动”;其二,“一国政府或代表其政府的机构或官员以本国经济力量为手段或依托,为实现和维护本国国家战略目标而进行的对外交往活动”。美日两国的经济外交是战后国际关系史中最为典型的两种经济外交,其涉及对象的广泛性、战略目标的多元性、战略手段的丰富性和战略效果的显着性,都为探讨经济外交的性质、作用和意义指明了方向。经济外交实践又作为国际社会体系和权力结构中的能动因素,形成了一个交叉嵌套、互相作用、互相影响的战略交汇与互动,这就为在层次分析的理论基础上对美日两国的经济外交进行比较研究创造了可能性。战后的美日经济外交处在相同或相近的时空背景下,面临共同但有所区别的机遇与挑战。本文所关注的即是在这样的前提下,美日两国的经济外交对机遇和挑战的认知与因应,并尝试通过比较研究的方式加以探讨。从历史的角度看,在战后不同阶段中,美日两国进行了哪些经济外交实践?其发展和演变呈现出哪些特点?从理论视角看,美日两国的经济外交存在哪些联系和区别?形成这些联系和区别的主要动因为何?这些动因又将如何影响美日两国经济外交的决策和实施?对这些问题的探究和回答,是本文展开研究的主要脉络。通过梳理美日两国经济外交形成与发展的历史过程,本文根据战略核心指向的转换与战略的调整和演进,梳理出以下几点研究发现:其一,战后初期是国际经贸新秩序的形成阶段,美日两国由于在国际体系中的位置、权力资源的不同,选择了完全不同的经济外交路径。美国通过经济外交塑造了有利于自身的国际经贸新秩序,并形成了更加专注于获得并维持经济权力的经济外交路径。而日本则通过积极在东南亚开展经济外交摆脱了战争带来的萧条与停滞,重建了自身的国际形象,并形成了更加专注于获得并扩大经济权利和利益的经济外交路径。其二,进入冷战后,随着生产力的全面发展和全球经贸联系的日益紧密,经济外交在外交战略中的地位和权重都在持续上升。安全关切也成为经济外交中不可忽视的重大问题,能源、贸易、高科技产品等涉及国际经贸的议题成为外交战略中安全关切聚焦的重点。在经贸和科技领域拥有压倒性的体量和优势的美日两国,其经济外交中的安全化构建也随之展开。贸易壁垒、贸易保护和经济制裁成为经济外交的新工具,也被赋予了更多的安全内涵。这一趋势的形成和发展不仅改变了国际经贸发展的形式和方向,也对此后两极格局的瓦解和新的全球经贸秩序形成埋下了伏笔。其三,冷战结束后,两极格局的瓦解释放了压在国际经济贸易头上的安全重负。从20世纪末至今,全球化的飞速发展是人类历史上空前的国际经贸大繁荣、大发展的催化剂。在进入新的跨越式发展时代后,面对变化了的国际经济贸易格局,美日两国的经济外交需要对全球化和区域化这两大趋势做出战略回应。对于美国来说,“其他国家从自由贸易协定中获益过多”被界定为对美国经济安全的威胁。“域外国家”和“亚太地区主要参与者”双重角色之下的美国为了应对此种威胁,确保其在全球经济中的领导地位,便通过经济外交对全球化与区域化并行这一战略挑战做出了回应。而面对亚太区域的整合和域内国家共同体意识的觉醒,日本有以下几个战略主张:第一,以经济为手段建立美国、日本与欧洲三极国际新秩序;第二,加强美日安保及突显自己为西方国家一员,除了运用美日同盟关系与亚太国家建立良好关系外,日本也以亚太先进民主化国家自居,主导亚太民主化;认为身为亚太民主国家,必要努力使亚太稳定与和平共存。回顾美日经济外交从形成到发展的整个变迁过程不难发现,经济事务在外交中的地位和权重是持续增加的。作为传统外交和非传统外交相交叉的特殊领域,经济外交是国际关系领域中长期关注和研究的对象。在对经济外交的既有研究中,经济外交的性质、手段、地位和作用受到较多关注。纵观二战以来的外交史,经济外交的作用不断强化,影响不断外溢,特别是在全球化将全人类空前紧密的联系在一起之后,经济外交的更加不可替代。但同时我们也应当看到,经济外交倡导的“合作、互惠、共赢”理念并非总能在外交政策中占据主导,甚至在特定的历史语境下,经济外交本身就会成为冲突和对抗的诱因。站在21世纪第二个十年的入口,如何通过经济外交框架下的合作共赢和包容性增长重建国际社会的领导力和进步主义,经济外交如何在防范和化解冲突风险、拓展人类共同福祉、促进国际经济制度治理等方面发挥积极作用,将是时代留给所有国际事务参与者们共同求索的一道考题。
周笑梅[3]（2021）在《新型智库发展优化研究 ——以地方社科院实践为例》文中研究指明智库是国家软实力的表征。自国家启动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以来,新型智库建设取得了显着成效,但智库的政策咨询水平和服务社会能力,与现阶段国家的综合国力及国际地位仍明显不相称。制约智库发展的突出困境在于:在新型智库最重要的关系中,智库与政府双向维度同时存在深层体制改革的阻滞,且彼此复杂纠缠。一方面,这种制约呈现为相应的国家制度供给不足与治理理念、治理方式滞后,另一方面,新型智库在对自我重塑的能动把握上也存在观念滞后、行动迟滞、内部机制创新不足。内外部因素的复杂交错,致使新型智库依然受制于传统治理结构与组织结构,难以支持智库转型所需要的决策研究范式及运营模式的现代跃迁,因而也难以全面达成自身应有的职责担当,在整体上呈现深层结构性矛盾。如果将对这一矛盾的分析,单纯指向智库内部机制,或单纯指向政府制度供给,都难以有效解释问题的深层归因和回应问题的复杂性。本文试图将对这一矛盾的分析,置于国家治理现代化总体背景中,对其进行整体性系统性研究,以期更全面深入地理解与认知新型智库发展的内外部环境,并从中探寻其发展的深层结构性影响因素,进而系统探索对其发展优化更具应用价值的实践对策。这是本文研究的基本问题。新型智库建设关系到国家治理的核心问题,即政府决策的科学性与决策效率,关系到由国家决策体制改革、国家治理体系创新等因素共同构成的国家治理现代化。中国当前在国内国际复杂局势中,同时面临重大机遇与挑战,而信息化网络化智能化对人类经济社会结构及运行模式深刻复杂的改变与形塑,则使这种机遇与挑战空前放大,进而使智库对国家及政府决策能力的重大影响进一步突显,作为决策体制改革及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重要环节,新型智库的良性发展成为意义重大的现实与理论问题。在国家治理总体架构下,存在三个对新型智库发展具有重要影响的基本维度:国家的制度供给、智库的内部治理、智库的外部关系。这三个维度既决定着智库的发展模式与发展空间,同时也都是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重要因素与重要环节。本文主要依据国家治理、参与式治理、网络化治理、决策过程参与等理论,基于“国家制度供给-智库内部治理-智库外部关系”的研究框架,通过对国内外智库发展经验较为系统的考察,以31个省市自治区省级地方社科院为核心研究案例,分别在三个基本维度下展开深入系统研究,以剖析新型智库发展中的结构性问题及其影响因素,并对其未来发展提出优化路径及对策。在形成对新型智库发展状况及问题判断时,本文做了一定数量国内外实践案例的实证分析,特别是以31个省级地方社科院为核心研究案例详细开展了相关研究。结合学术文献研读及理论资源支撑,基于以上综合考察与研究,提出了相应的新型智库发展优化对策:第一,在政府维度,加大力度扭转突出的制度供给不足问题,加强对新型智库发展的制度供给和赋权。新型智库发展制度供给体系应包括:决策过程参与保障制度、机构主体重塑保障制度、智库市场化运行保障制度、智库现代传播保障机制等内容。第二,在智库内部治理维度,探索法人治理结构改革,并在清晰战略目标定位前提下,对智库的研究机制、管理机制、运营机制等进行系统创新。第三,在智库外部关系维度,围绕新型智库发展所形成的重要外部关系,以激活主体能量与活力为前提,建构政府主导、智库发挥重要作用的网络化治理合作伙伴关系。在三个基本维度分别研究的基础上,本文提出了一些整体性政策建议:优化国家对新型智库建设的总体布局,持续培育现代政治文明;在秉持稳步渐进改革原则的同时,加快提升新型智库发展相关立法层次,以强大的国家立法保障并规范新型智库发展;合理布局新型智库发展体系,以建立和形成有效保障各类智库均衡而充满活力发展的资源配置模式,维护不同类型智库共同构成的整体国家知识资源及决策智慧宝库;积极回应大数据时代要求,推动新型智库信息平台基础设施整体升级,制定并实施涵盖政府、智库、企业及社会的互联互通、共建共治共享的知识管理及数据库网络,为建立国家智慧决策模式做足准备,以提高国家治理效能,进一步实现国家治理现代化。
聂世坤[4]（2021）在《中美贸易摩擦对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研究》文中研究表明统计数据表明,我国遭受的全球范围内“双反”,即“反倾销”“反补贴”贸易摩擦频次与对外直接投资规模呈同方向变化,故而国内学界将以规避双反调查、绕开贸易壁垒为代表的市场寻求视为我国企业对外投资的第一大动机。不过,近年来对外投资的出口替代效应正在悄然变化。2016年以来美国不断加大对华“双反”调查力度,导致我国对美主要产品出口虽在总量上保持增长态势,但增速相较之前大幅下滑。可以预见,受美方“双反”调查频频光顾的某些产业未来对美出口形势不容乐观,甚至有可能出现负增长。值得关注的是,出口受阻并没有像2007～2010年那般推动赴美投资的增加,相反,近三年我国对美直接投资骤降62.16%。更值得关注的是,我国除对美以外的对其他国家的直接投资也在持续萎缩。国内学界对这一现象给出的解释是,对美投资的减少是因为特朗普以“公平贸易”为由发起对华贸易战,导致对美投资风险激增,抑制了我国企业赴美实施跨国并购的动机。而对非美国家直接投资的减少,主要是因中国政府加大投资真实性、合规性审查力度所致。问题是,我国政府选择在这一敏感时间收紧审批权限,遏制非理性投资,未尝没有对中美关系未来走向的考量。中美贸易摩擦是否抑制了国内企业国际化经营步伐?倘若存在负面影响,这其中的作用机制又是什么?显然,主流国际直接投资理论没法给出有效的解释。为此,参考已有文献,借鉴国际政治经济学有关理论,综合运用多种研究方法,本文构建了一个包括“体系——国家——企业”三个层次的整合性理论框架,用以阐释霸权国与崛起国的战略博弈会使第三国对崛起国的引资政策表现出特定的政治倾向,进而影响企业跨国投资行为。其次,以该理论框架为指导,依据提取的我国对外直接投资活动与中美贸易摩擦的特征事实,在赫克歇尔-俄林-萨缪尔森模型的基础上,力图通过引入金融契约和企业异质性对企业对外投资行为的差异化表现给出合理解释。进一步,通过引入中美贸易摩擦变量将政治风险内生化后,在微观层次上诠释中美贸易博弈对我国企业跨国投资活动的影响。再次,针对理论模型所得结论,论文以双向固定效应模型在控制了个体效应与时间效应的基础上进行了检验。针对实证检验中存在的内生性问题与样本选择偏差,论文以系统GMM模型及Heckman两阶段模型进行复验,以此提升检验结论的稳健性。最后,论文从时间异质性及国家异质性两个视角检验了中美战略博弈对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影响的差异化表现。本文研究所得主要结论如下:第一,中美贸易摩擦的基本性质是霸权国为维护自身霸权对崛起国进行战略遏制,迟滞其崛起时间;而崛起国为获得更大发展空间被迫采取反制措施,由此引发两大国战略博弈甚至对抗。第二,鉴于中美两国特殊的政治身份以及两国经济体量巨大,其战略博弈必然对整个国际政治经济体系构成实质性影响,导致我国对外投资过程中存在“第三国”效应,即东道国对华引资政策因美国的影响而表现出特定的政治倾向。第三,尽管中美贸易摩擦会影响到我国直接投资的总体发展,但这种影响因东道国不同而有异,因企业不同而有别。原因之一是国家异质性,即东道国对华经济政策既受到美国对华遏制战略的影响,亦会受到国内利益集团政治活动的影响,两相作用下东道国对华引资政策不一定表现出负面的政治态度。另一个原因是企业异质性,即中美贸易摩擦对国内企业跨国投资的影响,会因企业较强的政治风险管控、政府公关、外事宣传等政治活动能力而被削弱。第四,中美贸易摩擦影响我国企业跨国投资活动的机制是,两国战略博弈通过中国与东道国的双边政治关系及东道国对华引资政策的双重中介,影响经营者对投资项目未来预期收益及风险的评价,进而调节经营者投资动机及优势,介入其对外投资策略的选择。第五,除制度寻求型投资外,中美贸易摩擦对我国其他类型直接投资所表现出的是一种调节企业经营者投资动机及优势的间接的负面影响。换言之,经营者跨国投资动机及优势存在与否,根本上并不由中美战略博弈所决定,但会受其调节而受到抑制。一旦未来局势明朗,两国关系缓和,国内企业对外投资,包括对美投资,仍然将会向好发展。第六,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后,由于中美贸易摩擦与中美双边政治关系的联动性增强,导致中美贸易摩擦对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负面影响显着增强。第七,中美战略博弈对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负面影响在不同的国家样本组上表现不一,其中受影响最大的是中等收入国家及“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且这种影响的路径在中高收入国家与中低收入国家上也有差别。根据以上结论,论文提出旨在服务我国政府的五点建议:其一,高度重视中美战略博弈的长期性复杂性尖锐性及其在全球范围内的广泛影响;其二,加强与发达经济体的政治经济合作;其三,采用经济手段化解与中高收入国家之间的分歧,协调彼此利益,消解争端;其四,重视与中低收入国家的双边政治关系建设,尤其加强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双边合作;其五,加强外交保护,为国内企业跨国投资提供政治风险对冲工具。针对有意走出国门的内地企业,论文提出三点建议:第一,重视国别风险差异,选择适宜投资策略,充分发挥第三方力量;第二,积极开展企业外交,加强政府公关、外事宣传等政治活动能力建设;第三,加大研发力度,加强自主创新能力建设,努力提高自身所有权优势。
孟东洽[5]（2020）在《小泉政府以来日本外交政策保守化的动因研究》文中研究表明进入21世纪以来,世界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东亚地区也在经历着历史性转变,地区秩序正处于重大而深刻的转型和变化之中,引起了国内外学者的广泛关注。其中,日本外交政策的保守化发展趋势尤为令人注目。自小泉执政以来,为实现其“正常国家”、“政治军事大国”的战略目标,日本推行了一系列保守化的对外战略,推行价值观外交、否认侵略历史、强化日美同盟、实施“新安保法”、解禁集体自卫权等等,日本外交政策不断走向保守。那么,究竟是何种因素导致日本外交政策不断保守化并发展至如此令人忧心的地步?日本外交政策的保守化又将带来哪些影响?这些问题值得我们深入思考和探究。自小泉执政以来,日本外交政策的保守化发展经历了,保守化程度相对较高和保守化程度相对缓和以及保守化程度急剧转型上升的三个阶段,并且呈现出政治精英主导性、战略目标明确性、军事政策激进性、发展态势曲折性的基本特征。本文从文化视角出发,以建构主义国际关系理论为分析框架,凝练出身份、规范、认知三个变量,分析论证了小泉政府以来日本外交政策保守化发展的动因。追求国家“身份”的转变是日本外交政策保守化的根本成因,其谋求“正常国家”、“政治大国”以及东亚“主导者”的身份决定了外交政策保守化的必然性;“规范”是一国外交政策制定的指导原则,塑造了日本保守外交政策持续发展的温床,等级制观念、武士道精神、和平主义等潜移默化地影响日本外交政策的未来走向;决策者认知是日本外交政策保守化的重要因素,日本决策者在历史修正主义国家利益观、威胁认知与零和博弈意识以及积极和平主义理念下,制定了一系列新保守主义的对外战略,导致日本外交政策的保守化不断发展。日本外交政策的保守化对自身、周边国家及地区局势都产生了深远影响。就自身而言,尽管有利于自民党长期执政,保证了政治的稳定性,但同时也助长了国内右翼势力的发展。在双边关系上,最重要的是导致了中日关系的紧张恶化,加剧了两国的战略博弈,激化了双方的领土争端,严重伤害了两国民众的民族情感,从而撼动了两国友好发展的根基。就地区层面而言,不仅加剧了东亚地区的安全困境,还阻碍了东亚一体化的建设进程。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应从维护国家利益和国际局势稳定出发,加强中日双方多领域、多层次的合作与沟通,缓和“中国威胁论”在日本的市场,彰显中国负责任友好大国的形象,进而对缓和日本外交政策的保守化趋势产生有利影响。
邹鑫[6]（2020）在《特朗普政府与奥巴马政府外交理念与决策的比较研究》文中认为外交理念建立在一定的世界观与价值观的基础之上,是指导人们从事外交活动、进行外交决策的思想与信仰的总和。外交理念是制定外交政策,即外交决策的行动指南。外交决策是一个如国内外环境因素、国家政治体制因素、个人因素等静态因素与政策议程评估、筛选等动态过程相结合的综合作用的过程,决策者的政治理念和认知会对外交决策产生至关重要的影响。美国的外交理念是在其宪政结构的制约下逐渐形成的,呈现为一种围绕美国例外论与普世价值观的对立复合、现实主义与理想主义的交织发展。纵观奥巴马政府八年的执政生涯,其信奉自由国际主义的政治理念,谨慎使用武力,主张外交与发展手段优先;强调多边主义,倡导国际合作,积极维护国际新秩序;注重实用主义,推动“巧实力”外交,开展灵活务实的外交行动。奥巴马的外交理念得益于独特的家庭背景及成长经历,也秉承了民主党自由主义的外交传统,最终形成了其对美国国内外政治环境的稳定认知。奥巴马直接领导的行政部门成为其政府外交决策的核心机构,国会、最高法院、地方政府及各种社会团体则在一定程度上参与其中。特朗普政府执政以来,以“美国优先”为政治口号及战略目标,主张以实力求和平,重归大国竞争为主、地缘竞争为辅的战略框架,呈现出鲜明的保守国际主义特点。特朗普事业上的成功以及跨界多重身份的转变,塑造了他不羁的性格与看重名利的价值观,加之共和党保守主义政策传统的影响,其外交理念呈现出新旧保守主义杂糅的特点,既强调输出美国的政治影响,也刻意凸显现实的国家利益。特朗普政府的外交决策主要由其本人及以“忠诚度”为标准任命的决策团队成员制定并执行,总体呈现出在保持强硬姿态的前提下,兼备保守派“凡事留有余地”的实用主义的政策立场。两届政府的外交理念与外交决策存在共同之处,差异亦非常明显。共同点在于,对美国领导权的强调、坚持国际主义以及外交决策体系内的影响力量相同。不同点在于,第一,对强化美国领导权方式的认知不同,两届政府在具体外交政策议程的设置上差异巨大;第二,外交决策的生成逻辑不同,主要体现在大国竞争战略重心的快速转移及“美国优先”的逻辑遵循;第三,外交决策模式不同,奥巴马政府的人事任命较为灵巧,且较为依赖正式的外交决策程序。特朗普政府的“决策圈子”以“忠诚度”为任命标准,偏好基于自身直觉的艺术决策模式,以此来确立自己的团队领导风格,保证对外交决策的主导权与长期政策的连贯性与稳定性。
孙舒[7]（2020）在《WTO框架下中美贸易争端中的法律技术脱节研究》文中研究说明法律技术脱节是指国际体系中同属特定领域国际公约的缔约方,在公约框架下的法律制定技术与法律适用技术的不一致。法律技术脱节研究是基于对法律主体在特定法律领域的立法技术和法律适用技术的研究,研究方法是采取定量方法与定性方法相结合的实证研究,得出该主体与其他国际法律主体之间存在立法技术和法律适用技术的不一致的现象。针对特定领域法律技术脱节的研究成果,可以直接转化称为该领域法律技术的调整依据。法律技术脱节作为国际法领域普遍存在的现象,长久以来没有得到我国学术界和实务界重视,缺乏系统的理论和实证研究。2017年8月以来,美国对华发起“301调查”1并根据调查结果威胁加征关税,中美在WTO争端解决机制互相申诉的同时利用国内措施互相进行贸易制裁施压,中美贸易关系急转直下,贸易争端解决成为中美关系的核心议题。当前中美贸易对立关系已经形成,在大国权利政治的较量之下,法律技术是处理中美经贸关系的有力合法武器,中国应根据中美贸易法律技术脱节的发展演变及时做出相应的调整。鉴于实践和理论需要,论文以中美贸易法律技术脱节为研究切入点,以中美在世界贸易组织的39起争端解决案件为观察样本,研究中美在WTO框架下法律技术脱节的现象和原因,进而提出中国贸易法律技术的调整方案。论文共分为七部分。第一部分为导论,主要概述了WTO框架下中美贸易争端中的法律技术脱节的研究背景、研究思路、创新点和现有研究述评。论文第二章重点解释了法律技术脱节的内涵和外延,法律技术脱节的概念是基于法律技术提出的。本文对传统法律技术概念进行了拓展,认为法律技术包括立法技术和法律适用技术。在此基础上,本文认为法律技术脱节是指国际体系中同属特定领域国际公约的缔约方,在公约框架下的法律制定技术与法律适用技术的不一致。这一部分的重点是论文的理论概念解析。第三章内容为WTO框架下中美贸易争端中的法律技术脱节的背景,包括WTO概况、中国对美贸易法律技术脱节的背景以及美国对华贸易法律技术脱节的背景,这一部分是后面的研究背景。第四章为法律技术脱节背景下中美世贸争端案件的统计分析。论文这一部分统计了中国诉美国的16起WTO争端案件和美国诉中国的23起WTO争端案件,并根据案件统计信息分析了案件的基本特点。第五章为WTO框架下中美实体法律规则领域的法律技术脱节。本章分析了中美互相提起的39起世贸案件涉及的WTO实体规则,以及通过案件分析中美在实体规则领域的法律技术脱节,即立法技术和法律适用技术在实体领域的不一致。并在此基础上分析中美在WTO实体规则体系下存在法律技术脱节的原因。第六章为WTO框架下中美程序法领域的法律技术脱节。本章重点分析案件中涉及的程序性规则,重点集中在“双反”调查的程序和DSU程序下中美法律技术脱节的现象和原因。论文最后一部分为中国贸易法律技术的调整方案。针对前文分析的中美在实体法和程序法领域存在的法律技术脱节现象及原因,提出中国应对中美在WTO框架下法律技术脱节的方案,主要是贸易法律价值合法化、立法技术和法律适用技术调整路径。综上所述,本论文统计分析了中美互相在WTO争端解决机制提起的39起争端案件,并以法律技术脱节为切入点,分别分析了中美在实体和程序领域的具体法律技术脱节现象和原因。最后提出了中国应对中美贸易法律技术脱节的调整方案。论文要强调的是国际法律技术脱节存在必然性,在应对国际法律技术脱节做出具体法律技术调整的过程中必须不以国内法律技术脱节为代价,这样一国的法律技术才能在相关法律领域发挥最大的效力。
白卫东[8]（2020）在《美国总统个性与对华决策研究》文中研究说明中美关系的极端重要性决定其成为国际政治研究经久不衰的课题。新中国成立以来的中美关系,跌宕起伏,时好时坏。针对导致中美关系变换不定的原因,国内外学者纷纷展开卓有成效的研究,为认识并促进中美关系向好发展做出了理论贡献。然而,由于国际局势和学科传统的限制,大多数学者的研究属于宏观层次,而造成中美关系变换不定的原因是多层次的,对微观层次原因的忽略显然造成宏观理论在解释中美关系时差强人意。对此,本文从微观层次出发,认为总统个人是影响中美关系的重要微观动因之一,其个性影响对华决策,进而影响中美关系。美国对华决策是其整个决策层依据国家利益共同作用的结果,但总统是整个决策层中权力最大的决策者,所有关于中国的信息最终都汇集于总统,所以其个性特征与对华认知不可避免地影响对华决策。基于此,本文主要结合国际政治心理学中的决策者个性理论和认知理论,以巴伯总统性格类型理论为主,首先分析从杜鲁门到特朗普等十三位美国总统的个性特征以及相关的政治行为,同时以杰维斯错误知觉理论考察不同性格类型总统在对华认知上所产生的错误知觉,最后借助普雷斯顿决策风格理论和乔治决策模式理论,分析每位总统任内的重大对华决策以及中美关系的特点。通过研究,可以发现在美国的体制下,总统的个性与认知对对华决策确有影响,且在危机时刻表现尤为明显。也正是由于决策者个性这种非理性因素的存在,国家从来都不是绝对理性的行为体,国际政治因而常常充满不确定性。因此,要认识并理解中美关系,有必要将研究对象从假定的抽象理性行为体回落到有重大决策权的总统身上;要促进中美关系向好发展,需要中美双方的共同努力,不仅需要中国对美国决策层尤其是总统的深度了解,也需要美国对中国全面而客观的认识。
刘玉丽[9]（2020）在《借力与平衡 ——日本在南海大国博弈中的战略行为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南海周边区域处于亚洲大陆和大洋洲之间的连接带上,涵盖了全球商贸咽喉通道,是大国力量的激烈博弈区和各种政治势力的交叉辐射区。新世纪以来,世界经济、政治中心正在向以印度洋-太平洋为中心的区域转移,包括美国、俄罗斯、中国、日本、印度等各大国陆续将注意力转移至此地区。由于大国的存在,多重经济、政治地区机制安排交叉、重叠存在。从这点来看,南海已经成为上述国家谋划战略空间、进行战略互动及实施战略利益的延伸重叠地。在这样的地缘政治环境下,东南亚各国与中国的南海主权争议因为各域外大国的存在而趋于多边化、复杂化和国际化。然而,海洋在中国崛起的过程中占有重要地位,而南海主权争议能否顺利解决尤为关键。由于日本将南海问题与其海洋政策相关联,日本在南海地区的战略取向成为仅次于美国的重大干扰变量之一,也是中国能否成功实现“海洋强国”战略目标的重大绊脚石。论文尝试从新古典现实主义的视角出发,搭建了“战略认知与考量——战略选择——战略执行——战略评估”这样一个研究日本南海大国博弈的战略行为分析框架,以厘清日本在南海大国博弈的内在考量、战略决策及实施。论文共分六章。绪论部分主要阐述了论文的选题缘起及意义,并通过回顾分析“2010年前日本对东南亚外交阶段的研究、2010至2016年间的研究以及2016年之后的研究”等以往成果,发现以往的研究存在着学理性不足,对2016年南海形势变化后的日本南海政策研究涉猎较少以及部分研究结论片面化等问题。在此基础上,论文尝试从视角、观点两方面作为研究切入点和突破点展开论述。本章的最后部分对论文的研究方法、创新点、难点及不足进行了阐述。第一章简要概述了新古典现实主义的分析框架及理论模型,并构建起一个适用于本论题的逻辑分析框架。重点对该理论在解释本命题时的适用性进行了分析,同时也对地缘政治、结构现实主义、建构主义以及博弈论等的局限性进行了一一阐释。第二章明确了本论题的基础研究背景,包括南海地缘特征及日本地缘特征。在此基础上,简要回顾了南海问题的发展演化,回答了有关南海战略地位、大国南海博弈的动因以及日本涉入南海地区的地缘因素等相关问题。第三章尝试运用新古典现实主义的分析模型,即“体系刺激——认知——政策选择”来解释日本南海大国博弈行为的政策出台逻辑。从体系与单元两个层面梳理了日本在南海大国博弈中所面临的来自国际体系及国内环境的变量因素。其中体系层面,日本明显受到了美国全球战略收缩、中国地区影响力上升以及中美竞争加剧的体系刺激。而在国内单元层面,日本战略文化中对“强者”、“大国定位”的追求、安倍作为领导人的“强势”个性以及首相官邸主导制度,使日本在回应上述体系刺激方面趋于主动积极、强势而且很大程度上体现着安倍个人的政策主张。这一国内因素的影响解释了安倍缘何能在国内推动“安保法案”、“解禁集体自卫权”等违反战后和平秩序的系列举措。而日本文化中的“强者”心理使得日本在中国崛起的很长一段时间内难以适应,这从某种程度上提示了中日不信任的根源,解释了为什么日本在全球将中国视为战略竞争对手,在南海问题上处心积虑地遏制中国。论文的第四章涉及日本在南海大国博弈中的“借力”战略。所谓“借力”即是指在参与南海大国博弈的过程中,囿于自身政治、经济、军事力量的局限性,日本无法直接与之抗衡,而只能通过依赖中国或美国等大国力量去制衡或反制衡他们中的一方捞取实利。具体而言,在南海地区,为缓解中国的战略压力,日本试图通过借助美国的力量平衡中国影响力。同时面对美国在东南亚参与力度的减弱,日本的对华政策正变得愈加务实,即试图通过与中国缓和关系,以团结东南亚各小国,填补美国领导力的空白。第五章主要论述了日本在南海大国博弈中的“平衡”战略。不同于上章,本章在阐述日本的这一战略实施时,侧重于以日本自身为“主导”,其他南海地区国家在其中则扮演“参与”或“配合”的角色。同样受制于政治影响力不足及自身实力的制掣,日本试图利用在南海地区具有重要地缘战略意义的中小国家,包括东南亚各小国、澳大利亚甚至英法等重点国家,以南海问题为由实现既平衡中国影响力又规避美国安全承诺可能减少的风险。值得注意的是,这种“平衡”策略是在日本自身日渐衰落且又希望在南海大国博弈中探索发挥一种更为明确、自主的政治大国作用时而实施的一种战略行为,也是在“积极和平主义”外交口号下,由“被动外交”转向“主动外交”的一种尝试。第六章尝试对日本在南海大国博弈中所实施的战略做出综合评估。首先论文尝试对日本所实施战略手段的合理性及隐蔽性进行论述,并对在这一战略实施中所凸显的日本外交战略特性予以剖析。其次,又关注了日本在南海大国博弈中面临的系列制约性因素,如联合力量的四分五裂、“印太战略”的不现实性等。最后,本章的后半部分则指出了日本行为的主要影响,即日本在南海地区的系列行为阻碍了东盟中心性、统一性的实现,使中日之间的不信任感加剧。对于日本在南海地区的涉入行为,中国一方面应继续强化对南海的海洋控制能力,增强海军的防御能力,提高自身;另一方面中国也可从多方面对日本实施战略上的压力,遏止日本南下干预南海问题的势头,将其战略活动限定在日本海附近海域。
胡婧婧[10]（2020）在《中美贸易摩擦研究 ——基于博弈论视角》文中研究说明冷战结束后美国凭借自身技术优势成为世界第一经济体,而中国自改革开放以来成为经济发展最快的国家之一。中美建交后双边贸易不断扩大,加上全球价值链影响下国际分工的变化,中美贸易顺差不断扩大,中美贸易摩擦进一步加剧。中美贸易摩擦不仅使两国经济受到影响,还同时影响全球经济的稳定发展。因此,对中美贸易摩擦进行研究,尽早寻求解决方案,才能稳定世界经济秩序。本文在相关理论基础和文献综述的基础上,首先对中美建交以来两国贸易的历程进行分析,发现不同阶段的中美贸易呈现不同特点。接着对贸易摩擦前中美贸易发展状况,并结合特朗普上台后中美贸易关系的变化与特征,对中美贸易摩擦原因进行深入探讨。其次,本文从政治经济学的角度对美国贸易政策的决策机制进行理论分析,认为美国贸易政策的制定受到决策者和非决策者等多方面因素的影响,并对它们是如何影响美国贸易政策的制定进行详细分析。随后,从博弈论的视角,对中美贸易摩擦可能结果进行博弈分析,认为中美贸易摩擦很大程度上更加倾向于合作的形式,即结束贸易战的趋势。最后,针对博弈论的可能结果,依据美国贸易政策的决策机制和中国发展的实际情况,从更好发展中美双边贸易的角度出发,提出了相应的对策和建议。
二、重新认识美国对华决策机制（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重新认识美国对华决策机制（论文提纲范文）
（1）美国对华决策：机制调整与团队转换（论文提纲范文）
| 一 美国对外战略调整的历史与启示 |
| 二 美国对华决策机制调整 |
| 三 美国对华决策团队转换 |
| 四 美国对华战略调整与中美关系前景 |
（2）战后美日经济外交比较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内容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研究缘起与问题的提出 |
| 二、研究思路与研究方法 |
| 三、研究现状及文献综述 |
| 四、研究意义 |
| 五、研究内容与章节设置 |
| 第一章 战后美日经济外交比较研究的理论工具与研究路径 |
| 第一节 主要理论工具:新现实主义与权力转移理论 |
| 第二节 研究路径:战后美日经济外交的发展阶段的总结及比较 |
| 第二章 “权力”与“权利”之辩:美日经济外交的路径选择 |
| 第一节 经济外交实践:战后初期美日两国的经济外交 |
| 第二节 案例分析:战后初期美日经济外交路径选择的影响因素 |
| 第三节 比较研究:美日经济外交的路径选择 |
| 第三章 “安全化”:冷战背景下美日经济外交的演化 |
| 第一节 经济外交实践:冷战中美日经济外交的“安全化”进程 |
| 第二节 案例分析:美日经济外交“安全化”的影响因素 |
| 第三节 比较研究:美日经济外交对“安全化”的认知与回应 |
| 第四章 机遇、挑战与回应:全球化背景下的亚太区域整合与美日经济外交 |
| 第一节 经济外交实践:全球化背景下的亚太区域经贸整合与美日经济外交 |
| 第二节 案例分析:美日经济外交的“重新校准” |
| 第三节 比较研究:亚太区域经贸整合中的机遇、挑战与美日经济外交的回应 |
| 结论 |
| 研究发现 |
| 研究启示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外交学院博士研究生学位论文答辩委员会组成人员名单 |
（3）新型智库发展优化研究 ——以地方社科院实践为例（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研究的缘起 |
| (一)问题的提出 |
| (二)研究的意义 |
| 二、国内外研究现状 |
| (一)国外相关研究 |
| (二)国内相关研究 |
| (三)研究现状评析 |
| 三、研究思路与论文结构 |
| (一)研究思路 |
| (二)论文结构 |
| 四、研究的方法 |
| (一)案例研究法与网络调研法 |
| (二)参与式观察与深度访谈 |
| (三)比较研究法 |
| 五、可能的创新点与不足 |
| (一)可能的创新点 |
| (二)有待改善之处 |
| 第一章 概念界定与理论基础 |
| 一、概念界定 |
| (一)智库与新型智库 |
| (二)社科院与地方社科院 |
| 二、理论基础 |
| (一)治理理论 |
| (二)公共政策理论 |
| (三)制度供给理论 |
| (四)知识管理理论 |
| 第二章 新型智库发展的实践逻辑 |
| 一、新型智库发展的政策背景与战略目标 |
| (一)新型智库发展的政策背景 |
| (二)新型智库发展的战略目标 |
| 二、新型智库实践需求的三个基本维度 |
| (一)新型智库实践需求的政府维度:制度供给 |
| (二)新型智库实践需求的自身维度:内部治理 |
| (三)新型智库实践需求的关系维度:主体互动 |
| 三、新型智库实践需求三个基本维度的关系 |
| (一)三个基本维度的内在关系 |
| (二)三个基本维度在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中的关系 |
| (三)三个基本维度在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中的关系 |
| 第三章 新型智库发展成效、困境及归因:地方社科院案例研究 |
| 一、案例选择的典型意义 |
| (一)五种主要智库类型比较 |
| (二)地方社科院智库的特殊性与代表性 |
| 二、地方社科院智库的历史演进 |
| (一)地方社科院智库初步发展阶段(1949-1979年) |
| (二)地方社科院智库稳步探索阶段(1980-1999年) |
| (三)地方社科院智库快速发展阶段(2000 年至今) |
| 三、地方社科院新型智库发展的基本成效 |
| (一)地方社学院新型智库决策影响力提升 |
| (二)地方社科院新型智库传播影响力提升 |
| (三)地方社科院新型智库社会影响力提升 |
| 四、地方社科院新型智库发展的深层困境 |
| (一)地方社科院新型智库的身份困境 |
| (二)地方社科院新型智库的资政困境 |
| (三)地方社科院新型智库的资金困境 |
| (四)地方社科院新型智库的人才困境 |
| 五、地方社科院新型智库发展的影响因素 |
| (一)制度供给维度的制约 |
| (二)内部治理维度的制约 |
| (三)外部关系维度的制约 |
| 第四章 智库发展的国内外实践经验镜鉴 |
| 一、国外智库发展经验 |
| (一)国外智库的国家制度供给 |
| (二)国外智库的内部治理机制 |
| (三)国外智库的外部关系建构 |
| 二、国内智库发展经验(地方社科院以外的案例研究) |
| (一)中国社科院——国情调研中的智库科研管理机制创新 |
| (二)国经中心——理事会模式的智库内部治理探索 |
| (三)人大国发院——跨学科研究中的智库组织结构创新 |
| 第五章 新型智库发展优化之政府维度:制度供给 |
| 一、新型智库发展的国家制度供给体系 |
| (一)政治环境根本支撑 |
| (二)决策参与保障制度 |
| (三)机构体制改革制度 |
| (四)市场运行保障制度 |
| (五)舆论引导保障机制 |
| 二、加强新型智库发展的国家制度供给 |
| (一)优化国家总体战略布局 |
| (二)健全决策参与制度保障 |
| (三)加强机构重塑制度保障 |
| (四)强化市场运行制度保障 |
| (五)提升舆论引导机制保障 |
| 第六章 新型智库发展优化之自身维度:内部治理 |
| 一、探索新型智库法人治理结构 |
| (一)法人治理结构改革国家相关政策 |
| (二)国外法人治理结构发展脉络溯源 |
| (三)国内事业单位相关改革基本经验 |
| (四)法人治理结构的智库适应性探讨 |
| (五)新型智库法人治理结构改革对策 |
| 二、创新新型智库内部治理机制 |
| (一)新型智库战略目标清晰定位 |
| (二)新型智库决策研究机制优化 |
| (三)新型智库科研管理机制创新 |
| (四)新型智库知识管理机制拓新 |
| (五)新型智库现代运营机制强化 |
| 第七章 新型智库发展优化之关系维度:主体互动 |
| 一、新型智库与政府的关系 |
| (一)共同培育智库与政府协同研究机制 |
| (二)共同营造智库与政府沟通交流平台 |
| (三)共同打造智库与政府人员互动通道 |
| 二、新型智库与媒体的关系 |
| (一)积极支撑新闻媒体深度政策宣传 |
| (二)紧密结合网络媒体推动品牌传播 |
| (三)完善自身媒体建设拓展潜在关系 |
| 三、新型智库与公众的关系 |
| (一)以公众为智库营养源泉 |
| (二)恰当参与公共舆论引导 |
| (三)成为政府与公众的纽带 |
| 四、新型智库与同行的关系 |
| (一)拓展国内同行合作关系 |
| (二)拓展国际同行合作关系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在学期间主要科研成果 |
| 致谢 |
（4）中美贸易摩擦对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选题背景 |
| 1.2 研究意义 |
| 1.3 国内外研究现状 |
| 1.3.1 贸易摩擦与对外直接投资 |
| 1.3.2 双边政治关系与对外直接投资 |
| 1.3.3 中美经贸关系与我国对外直接投资 |
| 1.3.4 文献评述 |
| 1.4 论文结构 |
| 1.5 研究方法 |
| 1.6 创新之处 |
| 1.7 研究不足 |
| 第2章 国际直接投资理论的发展 |
| 2.1 早期经济学对国际直接投资的认识 |
| 2.2 当代国际直接投资理论的演变 |
| 2.2.1 发达国家直接投资理论 |
| 2.2.2 发展中国家直接投资理论 |
| 2.2.3 国际直接投资理论在中国的发展 |
| 2.3 主流国际直接投资理论的缺陷 |
| 2.4 国际直接投资理论研究的走向 |
| 2.5 本章小结 |
| 第3章 大国博弈下崛起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机理:一个整合性理论框架 |
| 3.1 理论视角:国际政治经济学 |
| 3.1.1 国际政治经济学的创立与发展 |
| 3.1.2 对外投资政策的选择与国家实力的提升 |
| 3.1.3 国际体系结构与战略性贸易摩擦 |
| 3.1.4 层次分析法 |
| 3.2 体系层次:霸权国与崛起国的战略博弈及其国际政治风险的溢出 |
| 3.2.1 霸权国与国际体系的稳定 |
| 3.2.2 霸权衰落与国际体系的失序 |
| 3.2.3 国际机制与霸权之后的国际治理 |
| 3.2.4 霸权国与崛起国的战略博弈 |
| 3.2.5 双边政治关系与崛起国对外直接投资 |
| 3.3 国家层次:外资政策选择的双层博弈机制 |
| 3.3.1 外资政策博弈的两个层次:国际与国内 |
| 3.3.2 国内利益集团对政府外资政策选择的影响:从集团利益到国家利益的整合 |
| 3.3.3 第三国外资政策对霸权国及崛起国的政治倾向生成机制 |
| 3.4 企业层次:崛起国跨国公司对外直接投资的决策机制 |
| 3.5 本章小结 |
| 第4章 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发展 |
| 4.1 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发展历程 |
| 4.1.1 起步探索阶段(1979~1991 年) |
| 4.1.2 规范调整阶段(1992~2004 年) |
| 4.1.3 快速发展阶段(2005~2013 年) |
| 4.2 “一带一路”倡议下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发展态势与特征表现 |
| 4.2.1 高质量发展阶段(2014~2016 年) |
| 4.2.2 理性回归阶段(2017~2018 年) |
| 4.3 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动机分析 |
| 4.3.1 动机分类 |
| 4.3.2 市场寻求型 |
| 4.3.3 避税地投资 |
| 4.3.4 政策激励型 |
| 4.3.5 制度寻求型 |
| 4.3.6 战略投资型 |
| 4.3.7 要素寻求型 |
| 4.4 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比较优势 |
| 4.4.1 政策优势 |
| 4.4.2 资本优势 |
| 4.4.3 技术优势 |
| 4.4.4 货币优势 |
| 4.4.5 国家优势 |
| 4.5 本章小结 |
| 第5章 中美贸易摩擦及其性质 |
| 5.1 中美贸易摩擦的发展历程 |
| 5.1.1 经济性摩擦阶段(1979~1989) |
| 5.1.2 政治性摩擦阶段(1990~2001) |
| 5.1.3 制度性摩擦阶段(2002~2007) |
| 5.1.4 战略性摩擦阶段(2008~至今) |
| 5.2 特朗普执政以来的中美贸易摩擦 |
| 5.2.1 限流入之发起贸易调查 |
| 5.2.2 减逆差之发动贸易战 |
| 5.2.3 遏中国之强化技术封锁 |
| 5.3 中美贸易摩擦的性质:基于四份301 清单的比较分析 |
| 5.3.1 整体情况比较 |
| 5.3.2 产品结构比较 |
| 5.4 本章小结 |
| 第6章 我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决策的模型化分析 |
| 6.1 基本设定与经济环境刻画 |
| 6.1.1 模型的一般假设 |
| 6.1.2 资本的分配 |
| 6.1.3 人力资本的设定 |
| 6.1.4 技术部门的知识生产 |
| 6.1.5 最终生产函数形式的设定 |
| 6.1.6 经营者个体经济行为的刻画 |
| 6.1.7 对金融合约的刻画 |
| 6.1.8 职业选择、市场壁垒与部门边界 |
| 6.2 模型扩展:开放经济条件下 |
| 6.2.1 对发达国家的直接投资 |
| 6.2.2 对发展中国家的直接投资 |
| 6.3 模型的现实意义解析 |
| 6.3.1 对外直接投资的动机 |
| 6.3.2 对外直接投资的优势 |
| 6.4 模型对国际政治风险影响我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解释 |
| 6.5 本章小结 |
| 第7章 中美贸易摩擦影响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实证检验 |
| 7.1 研究假设:理论与现实 |
| 7.2 变量选择与基准回归方程 |
| 7.2.1 被解释变量的确定 |
| 7.2.2 核心解释变量的确定 |
| 7.2.3 数据来源与预处理说明 |
| 7.2.4 基准回归方程的建立 |
| 7.2.5 样本国家（地区）说明 |
| 7.2.6 控制变量的选择 |
| 7.3 中美贸易摩擦对我国跨国直接投资的影响效应检验 |
| 7.3.1 计量方法的选择 |
| 7.3.2 简化模型估计结果 |
| 7.3.3 加入控制变量后的固定效应模型估计结果 |
| 7.3.4 控制时间效应后的双向固定效应模型估计结果 |
| 7.3.5 考虑解释变量滞后项的双向固定效应模型估计结果 |
| 7.4 稳健性检验 |
| 7.4.1 关于内生性问题 |
| 7.4.2 关于样本选择偏差问题 |
| 7.5 异质性检验 |
| 7.5.1 时间异质性 |
| 7.5.2 国家异质性 |
| 7.6 本章小结 |
| 第8章 结论与政策建议 |
| 8.1 主要结论 |
| 8.2 政策建议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发表论文以及参加科研情况 |
（5）小泉政府以来日本外交政策保守化的动因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导论 |
| 第一节 选题背景及研究意义 |
| 一、选题背景 |
| 二、理论意义 |
| 三、现实意义 |
| 第二节 国内外研究现状及述评 |
| 一、国内的研究现状 |
| 二、国外的研究现状 |
| 三、国内外研究现状述评 |
| 第三节 研究思路和方法 |
| 一、研究思路 |
| 二、研究方法 |
| 第四节 文章的创新点与不足 |
| 第二章 外交政策的相关概念及理论分析框架 |
| 第一节 相关概念界定 |
| 一、外交政策及相关概念界定 |
| 二、日本外交政策保守化的内涵 |
| 第二节 外交政策的建构主义分析框架 |
| 一、建构主义的基本理论架构 |
| 二、建构主义与外交政策分析 |
| 第三节 外交政策的建构主义分析框架下本文的变量因素 |
| 一、身份:身份是国家外交政策制定的根本动因 |
| 二、规范:规范是国家外交政策制定的指导原则 |
| 三、认知:决策者认知是国家外交政策制定的重要因素 |
| 第三章 日本外交政策保守化的发展阶段及特点 |
| 第一节 日本外交政策保守化的表现 |
| 一、否认侵略历史意图摆脱战后体制 |
| 二、激化与周边国家的领土争端 |
| 三、强化安保体制以谋求实质修宪 |
| 四、强化日美同盟并谋求对美平等性 |
| 五、接触与遏制的两面性对华外交 |
| 第二节 日本外交政策保守化的发展阶段 |
| 一、保守化程度相对较高阶段(2001-2006) |
| 二、保守化程度相对缓和阶段(2006-2010) |
| 三、保守化程度急剧上升阶段(2010-至今) |
| 第三节 日本外交政策保守化的特点 |
| 一、政治精英主导性 |
| 二、战略目标明确性 |
| 三、防卫政策激进性 |
| 四、发展态势曲折性 |
| 第四章 日本外交政策保守化的动因分析 |
| 第一节 身份:日本国家身份转变决定了其外交政策保守化的必然性 |
| 一、战败国到“正常国家”身份的转变 |
| 二、经济大国向政治大国身份的转变 |
| 三、东亚地区“主导者”身份遭遇挑战 |
| 第二节 规范:规范塑造了日本外交政策保守化发展的温床 |
| 一、等级制观念下对国家地位的执着追求 |
| 二、武士道精神下对国家武装实力的推崇 |
| 三、和平主义规范的弱化为军事发展“松绑” |
| 第三节 认知:决策者认知推动了日本保守外交政策的制定 |
| 一、历史修正主义下的国家利益观 |
| 二、威胁认知和零和博弈意识的强化 |
| 三、“消极和平主义”向“积极和平主义”的转变 |
| 第五章 日本外交政策保守化产生的影响 |
| 第一节 日本外交政策保守化的国内效应 |
| 一、有利于自民党的长期执政 |
| 二、助长了国内右翼势力的发展 |
| 第二节 日本外交政策保守化对中国的影响 |
| 一、加剧中日两国的战略竞争 |
| 二、激化中日两国的领土争端 |
| 三、伤害中日两国的民族情感 |
| 第三节 日本外交政策保守化对东亚地区的影响 |
| 一、加剧了东亚地区的安全困境 |
| 二、阻碍了东亚一体化建设进程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学位论文评阅及答辩情况表 |
（6）特朗普政府与奥巴马政府外交理念与决策的比较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引言 |
| 第一章 外交理念与外交决策 |
| 第一节 外交理念的概念及内涵 |
| 一、外交理念的界定 |
| 二、美国外交理念的渊源及其影响 |
| 第二节 外交理念与外交决策的关系 |
| 一、决策者外交理念在外交决策中的作用 |
| 二、决策者外交理念受制于外交决策的过程 |
| 第二章 奥巴马政府的外交理念与外交决策 |
| 第一节 奥巴马政府外交理念的主要内容与特点 |
| 一、“巧实力”外交 |
| 二、“无核世界”理念 |
| 三、维护国际新秩序 |
| 四、自由国际主义 |
| 第二节 奥巴马政府外交理念的形成原因 |
| 一、多元化的成长经历 |
| 二、民主党自由主义政策传统的影响 |
| 三、对美国国内外战略环境的认知 |
| 第三节 奥巴马政府的外交决策机制 |
| 一、奥巴马政府的外交决策体系 |
| 二、奥巴马政府的外交决策模式 |
| 第三章 特朗普政府的外交理念与外交决策 |
| 第一节 特朗普政府外交理念的主要内容与特点 |
| 一、“美国优先” |
| 二、以实力求和平 |
| 三、强调大国竞争 |
| 四、保守国际主义 |
| 第二节 特朗普政府外交理念的形成原因 |
| 一、跨界的多重身份 |
| 二、共和党保守主义政策传统的影响 |
| 三、对美国国内外战略环境的认知 |
| 第三节 特朗普政府的外交决策机制 |
| 一、特朗普政府的外交决策体系 |
| 二、特朗普政府的外交决策模式 |
| 第四章 特朗普政府与奥巴马政府外交理念与决策的异同 |
| 第一节 特朗普政府与奥巴马政府外交理念与决策的共同点 |
| 一、强调美国领导权 |
| 二、坚持国际主义 |
| 三、外交决策体系内影响力量相同 |
| 第二节 特朗普政府与奥巴马政府外交理念与决策的不同点 |
| 一、对强化美国领导权方式的认知不同 |
| 二、外交决策的生成逻辑不同 |
| 三、外交决策模式不同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学位期间的研究成果 |
| 致谢 |
（7）WTO框架下中美贸易争端中的法律技术脱节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内容摘要 |
| abstract |
| 导论 |
| 第一节 研究背景 |
| 一、中美贸易争端解决对中国贸易发展的重要性 |
| 二、WTO争端解决机制对中美争端解决的重要意义 |
| 三、中美法律技术脱节和中美贸易争端的关系 |
| 第二节 研究意义 |
| 一、理论意义 |
| 二、现实意义 |
| 第三节 文献综述 |
| 一、关于法律技术脱节的研究 |
| 二、关于WTO争端解决机制的研究 |
| 三、关于中美贸易争端的研究 |
| 四、关于中国贸易法律技术的研究 |
| 五、关于美国贸易法律技术的研究 |
| 六、关于中美贸易发展和战略的研究 |
| 七、关于中国发展战略和实力的研究 |
| 八、研究现状评述及启示 |
| 第四节 研究内容 |
| 一、研究范畴 |
| 二、研究重点、难点和创新 |
| 三、研究思路 |
| 第一章 法律技术脱节的内涵与外延 |
| 第一节 法律技术的概念发展及特征 |
| 一、法律技术的概念渊源 |
| 二、法律技术的概念拓展 |
| 三、法律技术的特性 |
| 第二节 法律技术脱节的基本内容 |
| 一、法律技术脱节的内涵 |
| 二、法律技术脱节的原因和特征 |
| 第三节 法律技术脱节的影响 |
| 一、法律技术脱节在国内领域的影响 |
| 二、法律技术脱节在国际领域的影响 |
| 第四节 本章小结 |
| 第二章 WTO框架下中美法律技术脱节的背景分析 |
| 第一节 WTO的发展与现状 |
| 一、WTO制度发展 |
| 二、WTO规则体系的困境 |
| 第二节 中国对美国贸易法律技术脱节背景 |
| 一、入世后中国贸易发展概况、特点和前景 |
| 二、中国对美贸易战略演变 |
| 三、中国贸易法与WTO规则关系 |
| 第三节 美国对中国贸易法律技术脱节背景 |
| 一、2001 年至今美国贸易发展概况、特点和前景 |
| 二、美国对华贸易战略演变 |
| 三、美国贸易法与WTO规则关系 |
| 第四节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中美贸易争端的法律技术脱节案例表现 |
| 第一节 中国诉美国的WTO争端案件统计与分析 |
| 一、年度起诉案件变化规律 |
| 二、美国应诉方式法律性强 |
| 三、从案件结果看 |
| 第二节 美国诉中国的WTO争端案件统计与分析 |
| 一、年度起诉案件变化规律 |
| 二、案件涉及传统贸易和美国优势领域 |
| 三、中国应诉方式政治性强 |
| 四、从案件结果看 |
| 第三节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中美在WTO实体法领域的法律技术脱节 |
| 第一节 中美贸易争端涉及的实体法领域概况 |
| 第二节 中美实体法领域的法律技术脱节内容和特点 |
| 一、涉案WTO实体法规下中美法律技术脱节的内容 |
| 二、涉案WTO实体法规下中美法律技术脱节的特点 |
| 第三节 中美实体性法律技术脱节的原因 |
| 一、实体性立法领域的原因 |
| 二、实体法适用领域的原因 |
| 第五章 中美在WTO程序法领域的法律技术脱节 |
| 第一节 中美“双反”案件中程序性的法律技术脱节 |
| 一、AD和 SCM中的程序性规定 |
| 二、中美涉反倾销或反补贴程序案的概况 |
| 三、中美在双反领域中的程序性法律技术脱节 |
| 第二节 中美在DSU程序中的法律技术脱节 |
| 一、DSU程序性规定 |
| 二、中美WTO争端案件涉DSU程序概况 |
| 三、中美在DSU程序下的法律技术脱节 |
| 第三节 中美WTO争端中程序性法律技术脱节的原因 |
| 一、程序价值理念不一致 |
| 二、程序性立法差异 |
| 三、程序法适用差异 |
| 第六章 WTO体系下中国的贸易法律技术调整方案 |
| 第一节 贸易法价值合法化 |
| 一、维护WTO多边贸易体制 |
| 二、坚持自由贸易和公平贸易原则 |
| 三、实体法和程序法并重原则 |
| 第二节 中国对美贸易立法技术调整方案 |
| 一、平衡内外的立法方针 |
| 二、调整立法机制和机构 |
| 三、确立科学的立法规范 |
| 第三节 中国对美贸易法律适用技术调整方案 |
| 一、法律适用部门分工专业化机制化 |
| 二、积极主动参与国际贸易争端解决 |
| 三、建立与立法机构的反馈机制 |
| 四、转变“第三方”思维,实践中提高对实体法的解释能力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一、中文参考文献 |
| (一)中文着作 |
| (二)中文译着 |
| (三)中文论文 |
| (四)中文学位论文 |
| 二、英文参考文献 |
| (一)英文着作 |
| (二)英文论文 |
| 三、相关网站数据库 |
| 附件:中美提交WTO争端案件统计(2001-2019) |
| 致谢 |
（8）美国总统个性与对华决策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引言 |
| （一） 选题意义 |
| （二） 研究综述 |
| 1. 国际政治研究的心理学微观路径发展历程 |
| 2. 关于国家领导人个性与对外决策的研究 |
| 3. 关于美国总统个性与对华决策的研究 |
| （三） 研究方法、研究思路和创新之处 |
| 一、 国际政治心理学的决策者研究 |
| （一） 詹姆斯·戴维·巴伯与决策者个性研究 |
| 1. 詹姆斯·戴维·巴伯传略 |
| 2. 巴伯总统个性理论简介 |
| （二） 罗伯特·杰维斯与决策者错误知觉研究 |
| 1. 罗伯特·杰维斯传略 |
| 2. 杰维斯错误知觉理论简介 |
| （三） 决策者个性、错误知觉与对外决策相关性假定 |
| 二、 美国总统与对华决策 |
| （一） 美国的对华决策主体 |
| 1. 白宫 |
| 2. 其它行政机构 |
| （二） 美国总统在对华决策主体中的地位 |
| 1. 总统是强有力的对外政策倡议者 |
| 2. 总统是决策所需信息的汇集中心 |
| 3. 总统是决策层的核心 |
| 4. 总统向外界发出关于决策的唯一确定的声音 |
| （三） 美国总统个性在对华决策中的重要性 |
| 三、 美国总统个性的界定 |
| （一） 界定方法 |
| 1. 两条坐标 |
| 2. 四种类型 |
| （二） 不同个性类型的美国总统 |
| 1. 积极—正面型总统 |
| 2. 积极—负面型总统 |
| 3. 消极—正面型总统 |
| 4. 消极—负面型总统 |
| 四、 不同个性类型美国总统的对华决策及初步结论 |
| （一） 不同个性类型美国总统的对华决策 |
| 1. 积极—正面型总统的重大对（涉）华决策 |
| 2. 积极—负面型总统的重大对（涉）华决策 |
| 3. 消极—正面型总统的重大对（涉）华决策 |
| 4. 消极—负面型总统的重大对（涉）华决策 |
| （二） 关于美国总统个性影响对华决策的初步结论 |
| 1. 美国总统个性是影响对华决策的最主要微观因素 |
| 2. 美国总统个性在一定的条件下影响对华决策 |
| 3. 美国总统个性通过一定的途径影响对华决策 |
| 五、 三点建议 |
| （一） 正视美国政治的非理性因素 |
| （二） 加强对美国总统个性的研究 |
| （三） 把握美国决策者及选民心理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学位期间研究成果 |
（9）借力与平衡 ——日本在南海大国博弈中的战略行为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缘起与意义 |
| (一)选题缘起 |
| (二)选题意义 |
| 二、国内外研究现状 |
| (一)有关2010年以前日本对东南亚外交的研究 |
| (二)2010至2016 期间有关日本涉入南海地区的研究 |
| (三)2016 年后有关日本涉入南海地区的研究 |
| (四)研究述评 |
| 三、研究方法、创新点与不足 |
| (一)研究方法 |
| (二)研究创新点、难点与不足 |
| 第1章 日本参与南海大国博弈的理论基础 |
| 1.1 新古典现实主义及其运用 |
| 1.1.1 新古典现实主义的发展演化 |
| 1.1.2 新古典现实主义的分析框架 |
| 1.2 新古典现实主义的适用性分析 |
| 1.2.1 传统理论在解释本论题时的局限性 |
| 1.2.2 新古典现实主义理论在解释本论题时的优越性 |
| 第2章 日本参与南海大国博弈的战略背景 |
| 2.1 南海地区地缘特征及南海问题 |
| 2.1.1 南海地区的地缘特点及其战略重要性 |
| 2.1.2 南海问题及南海大国博弈现状 |
| 2.2 日本的地缘环境及其海洋利益 |
| 2.2.1 日本的基本地缘概况 |
| 2.2.2 日本的海洋利益 |
| 第3章 日本对南海大国博弈的认知及战略选择 |
| 3.1 日本对南海大国博弈的认知 |
| 3.1.1 日本在南海大国博弈中面临的体系压力 |
| 3.1.2 日本对南海大国博弈的形势判断 |
| 3.2 日本在南海大国博弈中的战略选项 |
| 3.2.1 日本在南海大国博弈中的决策过程 |
| 3.2.2 日本在南海大国博弈中的战略选项 |
| 第4章 日本在南海大国博弈中的“借力”战略 |
| 4.1 借美抗中削减中国战略压力 |
| 4.1.1 在南海地区开展“美日联合巡航” |
| 4.1.2 在南海地区美日力推“印太战略” |
| 4.2 借中防美增加自我收益 |
| 4.2.1 中日关系加快“正常化”进程 |
| 4.2.2 中日共同维护多边贸易体系 |
| 4.2.3 中日共同拓展多领域创新合作 |
| 第5章 日本在南海大国博弈中的“平衡”战略 |
| 5.1 联合南海周边各国“平衡”中美 |
| 5.1.1 联合南海周边各国平衡中国影响力 |
| 5.1.2 联合南海周边各国填补美国领导力空白 |
| 5.2 联合澳印英法等国“平衡”中美 |
| 5.2.1 联合澳印英法等国构建对华“包围圈” |
| 5.2.2 联合澳印英法等国规避美国安全承诺减少的风险 |
| 第6章 日本参与南海大国博弈的综合评估 |
| 6.1 日本参与南海大国博弈的战略特性及其局限性 |
| 6.1.1 日本参与南海大国博弈的战略特性 |
| 6.1.2 日本参与南海大国博弈的局限性 |
| 6.2 日本参与南海大国博弈的影响及走向 |
| 6.2.1 日本参与南海大国博弈的影响 |
| 6.2.2 日本在南海大国博弈中的战略走向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的科研成果 |
| 后记 |
（10）中美贸易摩擦研究 ——基于博弈论视角（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 |
| 1.2 研究意义 |
| 1.3 相关概念及界定 |
| 1.3.1 产业内分工的含义 |
| 1.3.2 产品内分工的含义 |
| 1.4 论文结构与研究方法 |
| 1.4.1 论文结构 |
| 1.4.2 研究方法 |
| 1.5 论文创新点和不足 |
| 1.5.1 论文创新点 |
| 1.5.2 本文的不足之处 |
| 第2章 理论基础和文献综述 |
| 2.1 传统的贸易理论 |
| 2.1.1 要素禀赋理论 |
| 2.1.2 产品生命周期理论 |
| 2.1.3 战略性贸易政策 |
| 2.2 全球价值链理论 |
| 2.3 政治经济学理论 |
| 2.3.1 公共选择理论 |
| 2.3.2 新政治经济学 |
| 2.4 博弈论 |
| 2.5 文献综述 |
| 2.5.1 国外文献 |
| 2.5.2 国内文献 |
| 2.5.3 文献研究的评述 |
| 第3章 中美贸易发展状况及特点分析 |
| 3.1 中美贸易发展历程 |
| 3.1.1 第一阶段(1979-1995):中美建交至WTO成立 |
| 3.1.2 第二阶段(1996-2001): WTO成立至中国入世 |
| 3.1.3 第三阶段(2001-2006):中国入世至美国金融危机爆发 |
| 3.1.4 第四阶段(2007-2017):美国金融危机至中美贸易摩擦爆发 |
| 3.2 贸易摩擦前中美贸易状况分析 |
| 3.2.1 中美贸易关系紧密且规模巨大 |
| 3.2.2 中美贸易逆差数额更为突出 |
| 3.2.3 中国占美国进出口贸易份额最大 |
| 3.3 特朗普上任以来中美贸易关系的变化与特征 |
| 3.3.1 贸易政策重点发生转变 |
| 3.3.2 中美贸易关系成为焦点 |
| 3.3.3 美国对中国进行多方面的压制 |
| 3.3.4 零和博弈思维占据主导地位 |
| 3.3.5 贸易战略由多边转向双边 |
| 3.4 中美贸易摩擦原因分析 |
| 3.4.1 中国高端制造业的崛起与美国制造业回归的冲突 |
| 3.4.2 特朗普为中期选举获取民意 |
| 3.4.3 一带一路挑战了美国的国际地位 |
| 3.4.4 中美贸易价值链分工不平衡 |
| 第4章 美国贸易政策的决策机制分析 |
| 4.1 决策机制分析框架 |
| 4.1.1 国会 |
| 4.1.2 行政集团 |
| 4.1.3 利益集团 |
| 4.1.4 智库 |
| 4.1.5 公众舆论 |
| 4.1.6 独立部门 |
| 4.2 美国贸易政策的决策机制分析 |
| 4.2.1 决策者——直接影响 |
| 4.2.2 非决策者——间接影响 |
| 第5章 中美贸易摩擦可能结果博弈分析 |
| 5.1 中美双方完全信息静态博弈 |
| 5.1.1 模型假设 |
| 5.1.2 模型分析 |
| 5.1.3 单次博弈结果分析 |
| 5.2 中美两国贸易摩擦演化博弈分析 |
| 5.2.1 模型假设与分析 |
| 5.2.2 演化结果分析 |
| 5.2.3 博弈结果分析 |
| 第6章 中方的应对措施 |
| 6.1 基于美国贸易政策决策机制分析的相应合作建议 |
| 6.1.1 加强与美国各级政府之间的交流与合作 |
| 6.1.2 委托美国专业代理人进行贸易合作磋商 |
| 6.1.3 不断争取美国利益集团支持 |
| 6.1.4 重视与美国智库交流 |
| 6.1.5 积极改善美国公众舆论 |
| 6.2 开展基础设施领域合作 |
| 6.3 共同推动亚太自由贸易区建设 |
| 6.4 回暖中美人文交流 |
| 6.5 进一步深化改革开放 |
| 6.6 推动产业技术升级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学位期间发表论文情况 |
| 致谢 |
四、重新认识美国对华决策机制（论文参考文献）
- [1]美国对华决策：机制调整与团队转换[J]. 樊吉社. 当代美国评论, 2021(04)
- [2]战后美日经济外交比较研究[D]. 王家曦. 外交学院, 2021(11)
- [3]新型智库发展优化研究 ——以地方社科院实践为例[D]. 周笑梅. 吉林大学, 2021(12)
- [4]中美贸易摩擦对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研究[D]. 聂世坤. 辽宁大学, 2021(02)
- [5]小泉政府以来日本外交政策保守化的动因研究[D]. 孟东洽. 山东大学, 2020(03)
- [6]特朗普政府与奥巴马政府外交理念与决策的比较研究[D]. 邹鑫. 青岛大学, 2020(02)
- [7]WTO框架下中美贸易争端中的法律技术脱节研究[D]. 孙舒. 外交学院, 2020(08)
- [8]美国总统个性与对华决策研究[D]. 白卫东. 延安大学, 2020(12)
- [9]借力与平衡 ——日本在南海大国博弈中的战略行为研究[D]. 刘玉丽. 吉林大学, 2020(08)
- [10]中美贸易摩擦研究 ——基于博弈论视角[D]. 胡婧婧. 苏州大学, 2020(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