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16世纪英国民族国家的强化与民族意识的发展

一、论16世纪英国民族国家的强固与民族意识的发展（论文文献综述）

康丽娜^[1]（2021）在《文明交往视阈下的布哈拉汗国研究》文中研究说明中亚地区拥有丰富的油气资源,且地处欧亚大陆的通衢之地和各大文明交汇之处,毗邻中国、俄罗斯、伊朗、阿富汗等地区大国或形势动荡之地。近年来,随着中亚地区在世界地缘政治格局中占据着愈发重要的地位,世界各主要行为体高度重视并积极扩大自身在该地区的影响力。自2013年9月习近平总书记在访问哈萨克斯坦期间首先提出构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倡议以来,我国学术界对中亚地区的关注急剧上升,成为区域国别研究的重要领域。不过,我国在中亚各国的政治体制、外交政策、军事安全、经济合作等方面的研究成果相对较多,而对历史、文化等议题的研究非常有限。一直以来,有关中亚文明史的研究是中国世界史研究的薄弱领域。本文从历史学角度出发,采用文明史的研究路径和区域史的叙述框架进行写作。从理论分析来看,本文的研究立足于中国自己的世界史学派——文明交往理论,从而有助于在国际学术界发出自己的声音,加强话语权。因此,本文以布哈拉汗国（以下简称“汗国”）为研究主体,围绕制度文明、物质文明、精神文明、生态文明四个方面,对近代中亚地区内、外交往的背景、历程及影响进行系统论述,进而深入探讨中亚近代文明的形成原因、发展规律和演变特点。布哈拉汗国史是研究中亚近代文明史的重要内容。本文从文明交往的视角出发,主要论述布哈拉汗国的历史演变,并试图揭示中亚近代文明形成和演变的动因、规律和特点。全文由绪论、五章正文和结语构成。绪论部分说明选题背景和意义,梳理国内外研究现状和研究目标与方法,指出创新之处与重难点,并对文明交往与中亚近代文明史的特点加以阐释。第一章概述了汗国的文明交往变迁史。布哈拉汗国国祚400余年,历经昔班尼王朝、扎尼王朝和曼格特王朝的更迭,其历史进程与中亚近代史基本同步。16世纪初,在成吉思汗后裔昔班尼的统帅下,乌兹别克游牧民南下河中地区建立布哈拉汗国。自19世纪开始,封闭且落后的汗国在曼格特王朝的统治下逐渐成为英俄在亚洲争霸的焦点。最终,俄国于1868年彻底征服汗国,使之沦为自己的附属国。总之,布哈拉汗国经历了兴盛、发展、衰落、沦为俄国附属国的历史变迁,这也从侧面反映出了中亚近代史的演变规律。第二章分析了汗国制度文明交往的特点及演变。本章主要从政治军事制度、法律制度和经济制度三个方面来解读汗国制度文明的特点。汗国的制度文明经历了继承、融合、形成和完善的演变过程,以传统伊斯兰国家的制度为根基,借鉴游牧帝国的管理体制,因地制宜,结合本国实际情况,推动中亚近代制度文明的建设。第三章论述了汗国物质文明交往的曲折性和进步性。首先阐述了社会经济变革的主要动因,然后分别探讨了农业经济的转型、工商业及贸易的发展、社会生活的变化等问题。一直以来,游牧文明与农耕文明的交往贯穿于整个中亚文明史进程,是中亚社会经济变革的主要动力。另外,俄国的统治也是包括布哈拉汗国在内整个近代中亚社会经济变革与发展的催化剂,致使汗国的社会经济发生根本性变革。俄国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向汗国社会经济领域的渗透,导致汗国的社会结构发生变化,传统的宗法制和自然经济体系逐渐瓦解。不过,从某种程度上讲,汗国的社会经济实现了跳跃式发展。但就本质而论,这种发展是以俄国殖民掠夺为前提的。第四章阐述了汗国多元宗教文化的融会与变迁。布哈拉汗国作为一个伊斯兰国家,其主导文化是以苏非主义为特征的伊斯兰文化。自古以来,中亚地处欧亚文明的核心地带。在中亚文明交往史上,中亚地区曾多次遭受异族入侵,甚至还有的民族在这里建立过具有世界影响力的大国。这种频繁的入侵与外族统治却在一定程度上促成了诸多不同文明在中亚的交往。因此,在保持自身文明特色的同时,中亚文明还不断学习、吸收和融会其他文明的有益成果。文化是文明交往的重要标尺。随着近代陆上丝绸之路的衰落,布哈拉汗国的文化也随之衰败。然而,从微观层面来讲,由于受到不同因素的影响,汗国的文化变迁既有发展与繁荣,也有停滞与衰败。第五章探讨了汗国对外交往的背景和进程。首先简要介绍了汗国对外交往的背景。然后重要论述了汗国与俄国之间的关系演变,从平等外交过渡到不平等外交再到附属关系的彻底转变。最后讨论了布哈拉汗国与周边的希瓦汗国、浩罕汗国、波斯、印度和奥斯曼帝国的广泛交往。总之,布哈拉汗国的对外交往具有明显的地缘特点,暴力与和平两种形式交替展开。汗国的对外交往是不同文明之间相互作用的动态过程,也更加丰富了中亚近代文明史的内容。结语部分对全篇进行总结,从文明交往论的角度出发,指出布哈拉汗国历史演变主要取决于生产力、地缘、宗教和国家四大因素。生产力是人类文明交往的根本动力。中亚地区没有适宜发展社会经济的环境和条件,落后的生产力导致布哈拉汗国最终被俄国所占领,其历史命运也发生了根本性变化。中亚地区自古以来就是人类文明交往的一个重要地区。以布哈拉汗国为代表的近代中亚地方政权依旧受制于地缘因素,其历史演变始终与大国命运息息相关。中亚地区是伊斯兰世界的重要组成部分。作为近代中亚的宗教中心,布哈拉汗国的宗教价值系统带来的强烈文化政治归属性始终贯穿于其历史进程中。一直以来,中亚地区少有形成长期稳定且人口众多的大国,近代诸汗国并存的局面从整体上削弱了中亚的实力。再者,布哈拉汗国的历史演变对中亚文明交往产生了重要影响。从宗教文明交往而言,布哈拉汗国较完整地保留和传承了中亚传统的伊斯兰文明体系;从民族文明交往而言,布哈拉汗国是今天乌兹别克民族的文明生根之地;从对外文明交往而言,布哈拉汗国体现了中亚文明交往的多元融合属性。

袁静波^[2]（2021）在《试论英格兰都铎王朝吉普赛人问题治理》文中研究表明吉普赛人大约在16世纪初进入英格兰,作为怪异的“他者”,其流浪生活、犯罪行为以及被英格兰犯罪者冒充的情况都困扰着16世纪的英格兰社会。针对上述问题,都铎王室颁布了系列治理吉普赛人的法令。从内容看,早期法令强调吉普赛人的外来性,规定驱逐其出境,到伊丽莎白一世女王时期则重点治理其流浪行为,将其纳入英格兰流民群体中,实则承认其英格兰王国内居住民地位,吉普赛人问题也就从外来者问题转变为国内的社会问题。王室法令的实施,依赖于地方政府的配合。而地方政府执行法令时,通常会出于自身利益的考量,做适当变通,这就使王室治理吉普赛人问题的初衷难以实现。通过对吉普赛人问题的治理,英格兰政府加强了对流民类型的界定和流民行为的细化,并且将吉普赛人法令适用范围延伸至本土流民,由此推动了英国流民法的发展和完善。法令的实施使吉普赛人在生活习惯和信仰上做出较大改变,出现逐渐融入英格兰社会的趋势。但因地方政府的变通执法和部分民众的包庇,吉普赛人并没有完全按照法令的设想成为定居社会的一员。都铎王室对吉普赛人问题的治理,体现了王室对外来者的归化理念:欢迎和善待于己有利者的外来者,拒绝带来社会问题的外来者,改造无法驱逐出境的外来人。这样的归化理念实质上是英格兰在民族国家发展过程中民族认同内涵扩张的表现。融合有利的外来者,对制造社会问题的外来者从排斥拒绝到接纳融合,这两方面都丰富了自身的民族性,昭示了英格兰现代民族意识的发展。

丁红岩^[3]（2021）在《中国共产党创建初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文中研究指明中国共产党创建初期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百年征程的开创阶段,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恒久发展的源头所在,蕴含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实践探索和理论创新的重要元素和基本经验。在异常艰辛的革命斗争中,早期共产党人积极传播、学习和研究马克思主义理论,不断尝试运用马克思主义分析和解决中国革命的重大问题,并初步形成了一系列思想成果,写下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发展史上浓墨重彩的一笔。研究这一时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发展,探寻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发生逻辑、发展历程,深刻理解其理论成果,可以帮助我们重现这一阶段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立体图景,深化这一时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开创性意义的认知,澄清一些人对这一时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认识的误差和偏颇。与此同时,对建党初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发展规律和历史经验的探寻和总结,能为我们推进新时代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发展提供有益的智力支持和思路启示。中国共产党创建初期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在特定的条件和基础上生成的。20世纪初,在中外反动势力的联合统治下,中国民族危机加深、社会矛盾激化。中国社会从传统向现代转型的过程中,中国民众的民族意识全面觉醒,急于“救亡图存”的中国人迫切需要马克思主义这一强大的理论武器;与此同时,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凡尔赛-华盛顿体系初步形成,资本主义制度的缺陷与弊端充分暴露,世界无产阶级革命运动重心东移,中国早期共产党人在两制并存的复杂局势下经过反复的比较最终选择了马克思主义;建党之初,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生成有着深厚的理论基础,中国共产党人关注和学习了马克思、恩格斯等经典作家关于马克思主义理论“民族化”的基本观点和基本经验,并结合中国实际萌生了“相结合”的思想意识;而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在学理渊源、社会理想、价值目标、实践理性等多方面的融通契合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终能够顺利推进的深层次原因。中国共产党创建初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发展经历了准中国化、正式开启、艰辛推进三个阶段。五四运动对于中国共产党的创建、对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开启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在五四运动后,马克思主义开始在中国广泛传播,进步社团不断涌现,马克思主义者队伍日益强大,工人阶级逐渐觉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基础、组织主体、思想主体、阶级基础逐渐完备。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开启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伟大进程,民主革命纲领的制定明确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主题和使命,工农运动的蓬勃发展推进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伟大实践。国共合作后,在不断总结国民大革命正反两方面经验的过程中,中国共产党人的理论认识逐步提升,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在艰难中曲折发展。中国共产党创建初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形成了相对丰硕的理论成果。虽然此时中国共产党刚刚创建,但是勇于探索、敢于创新的中国共产党人努力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分析和解决中国的实际问题,对关乎革命前途和命运的社会性质问题、新民主主义革命动力、对象等问题、党的建设问题、武装斗争问题、妇女解放问题等进行了深入的思考并初步形成了一系列理论成果。尽管这一时期中国共产党人对有些问题的认识相对青涩,理论阐述尚待提升,但是这一时期的理论思考构筑了新民主义革命理论的基本雏形,为毛泽东思想的形成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也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形成准备了丰厚的思想养料。中国共产党创建初期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发展史具有重要的奠基作用,它开启了中国民族民主革命的新征程,奠定了第一次历史性飞跃的理论基石,铺陈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方法论基础,推进了中国革命领袖主体的生成。总体看来建党初期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解决了“举什么旗”和“建什么党”的问题。新时代我们要不断汲取建党初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发展的经验和智慧,加强党的领导、坚持理论自信、强化问题意识、树立世界眼光,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有机结合,在创新发展中实现筑梦伟业。

吴梦洁^[4]（2020）在《利奥十世务实的世俗与宗教政策初探》文中研究表明利奥十世（Leo X,1475-1521年）,他因奢靡享乐和售卖赎罪券而为人诟病,同时他也因大力奖掖人文艺术、振兴罗马而备受好评,这也是现今关于利奥十世最普遍的评价。诚然,这两种评价都是对利奥十世功过的反映,然而,上述的两种评价都忽视了利奥十世作为教皇国统治者和教会领袖的部分。利奥十世在位八年间（1513-1521年）正是欧洲各国朝着君主专制和民族国家迈进的过渡时期,各国王权的加强、民族意识的觉醒以及民族教会的出现,利奥十世作为教皇国统治者和教会领袖,他在其中扮演了怎样的角色?面对民族国家的兴起和宗教改革的浪潮,利奥十世也曾梦想着英诺森三世时期那种教权至上的光辉岁月,他继承了其前任尤利乌斯二世的遗志,试图以美第奇家族为依托,建立起教皇国在欧洲的优势地位。然而,在《伦敦和平协议》签订后,利奥十世开始意识到教皇国已然衰落的事实。因此,他逐渐放弃了教权至上的梦想,及时转攻为守,其政策核心从争夺欧洲霸权变为扞卫教皇国和教会的统治,他开始以一种务实的态度直面世俗与宗教的双重困局。正是这种转变,才让教皇国和教会承受住了时代的冲击。然而,后世在叙述这段历史,在抬高马丁·路德和宗教改革历史地位的同时,有意、无意地贬低了利奥十世,其形象被固化成了一个宗教改革的反对者和教会分裂的罪人,进而忽视了利奥十世作为教皇,在当时为维护教皇国和教会统治所作的努力。因此,为进一步剖析利奥十世的历史地位,本文以利奥十世的世俗、宗教政策为着眼点,结合十六世纪初期的欧洲局势,梳理利奥十世在位期间的重大事件,力求揭示利奥十世作为统治者的一面。

王艺霏^[5]（2020）在《夏洛特·史密斯文学作品中的民族主义与民族认同研究》文中提出随着近年来当代西方学者对浪漫主义女性诗人研究热潮的兴起,浪漫主义女性诗人的文学作品开始被普遍阅读,其中存在的价值也获得了更高的评价。夏洛特·史密斯是其中备受关注的一位,她被评论家朱迪斯·斯坦顿和斯图亚特·卡润评为英国第一位浪漫主义诗人,认为是她开启了英国文学的浪漫主义流派。也有一些研究者对夏洛特·史密斯文学作品中表达的政治思想表示关注。艾米·加奈认为夏洛特·史密斯通过文学创作参与到了对当时重大历史事件,例如法国革命的探讨中,从中表达自身对政治的看法。关于夏洛特·史密斯的政治倾向,以往的研究者们存在着两方面不同的意见:一方面,研究者们认为夏洛特·史密斯作品中体现出的对政府与社会对个人的压迫所进行的批判与控诉体现了自由主义的政治思想倾向;另一方面,研究者们认为,如果单纯地把夏洛特·史密斯的政治立场归为自由主义,并不能很好地解释夏洛特·史密斯在作品中表达的对不列颠民族的自豪感以及对不列颠民族如何更好地继承并发展优良传统所提出的建设性意见。从这个角度看,在有关政治的问题上史密斯也带有民族主义的立场。本论文认为值得对夏洛特·史密斯的政治观点,尤其是她对民族主义和民族认同的见解进行深入的探讨。本论文以夏洛特·史密斯的诗歌和小说为研究对象,采用自由主义的民族主义理论为分析视角探讨史密斯通过文学创作参与不列颠民族主义意识形态运动和不列颠民族认同的建构这一议题。民族主义理论家耶尔·塔米尔自由主义的民族主义理论主张自由主义与民族主义两种意识形态的基本价值是可以互补的。这两种意识形态正对应了史密斯思想中所涵盖的两种价值取向,适合用来解释分析史密斯民族主义的发展过程和她的不列颠民族认同被塑造形成的过程。此外,本论文也试图挖掘夏洛特·史密斯自由主义的民族主义对于现代社会的价值与意义。本论文围绕以下几个章节展开:绪论部分介绍了本论文研究的缘起。在梳理了研究对象夏洛特·史密斯国内外的研究历史和现状基础上引出了本论文对史密斯民族认同和民族主义立场的关注;运用安东尼·史密斯的理论对论文使用的核心概念:民族、民族认同、民族的国家、民族主义的定义做了具体解释。运用耶尔·塔米尔的民族主义理论对自由主义的民族主义的内涵予以界定;最后具体介绍了本论文的论题、研究方法和研究意义。第一章,夏洛特·史密斯与浪漫主义时期的民族主义。这一章先是介绍了作为政治意识形态的民族主义和作为文学流派的浪漫主义之间的关系,探讨了不列颠王国形成、法国革命、英法战争等历史事件对浪漫主义诗人如华兹华斯、史密斯等萌发民族主义思想所产生的影响。接着深入分析了埃德蒙·伯克和托马斯·潘恩对史密斯民族主义思想的形成所产生的影响。归纳分析了史密斯形成不列颠认同背后的原因和她具有民族主义思想的原因。第二章,民族认同的觉醒与民族主义的发轫。这一章研究的是史密斯文学生涯早期的作品《达斯蒙德》和《老庄园》。这两部作品对“不列颠民族认同”、“不列颠民族--国家”有所探讨,从中梳理了史密斯本人民族认同的觉醒过程,分析了史密斯民族主义思想发轫的原因。这一时期的史密斯受到法国革命的启发开始流露出对民族主义相关议题的关注,并在作品中积极呼吁建立共和制的“不列颠民族-国家”。第三章,民族认同的巩固与民族主义的修正。这一章研究的是史密斯在对法国革命产生失望幻灭情绪后创作的作品长诗《移民》和小说《被驱逐的人》。这两部作品书写与感慨了法国革命灾难性后果的,并对法国政治难民流亡欧洲各国情形表示同情。基于对这两部作品的分析,可以挖掘出史密斯此时对民族主义的反思:她意识到民族主义存在着排斥异己和忽略个人权利的一面,为了修正这些负面影响,她试图通过强调一些自由主义价值来平衡她的民族主义主张。同时,这一时期英法之间处于战争状态,出于团结抗敌的原因,史密斯在这时期的作品中积极的宣扬不列颠认同,表明她的不列颠认同进一步巩固了。外部环境的变化触动了史密斯去修正她的民族主义主张,这种探索使得她的民族主义得到了进一步发展。第四章,民族认同的拓展与民族主义的完善。这一章研究的是史密斯创作生涯晚期的作品小说《年轻的哲学家》和长诗《比奇角》。前者描绘了不列颠民族移居海外生活的故事,后者对英国地标性风景“比奇角”赋予了不列颠民族历史意义的刻画。从两部作品中可以分析出史密斯此时的民族主义观点:她此时的民族主义肯定了自由主义的价值观念,重视个人的意愿对自身民族文化的认同和接纳,认为民族的历史文化等精神资源比国家机器更能塑造民族认同。并且民族认同的范围也不局限于生活在同一疆界内的人类群体之中,对于拥有共同的民族历史和民族语言文化的人们来说,即使分散在不同的地域,仍然对同一民族身份拥有认同感。在经过长期思考后,史密斯关于民族主义的观点趋于成熟,自由主义的民族主义是对她民族主义的最终定位。第五章,夏洛特·史密斯自由主义的民族主义的现代价值。这一章阐述的是史密斯自由主义的民族主义对现代社会可供参考借鉴的价值,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警惕和修正民族主义中激进和狭隘的倾向、更新和填补自由主义中低估和忽略共同体对个体重要性的空白、寻求个人自我实现与民族发展的合一。结论:夏洛特·史密斯的民族认同是不列颠认同。为了宣传不列颠认同,史密斯一直在作品里书写对民族主义、探索民族主义。自由主义的民族主义是对她民族主义主张的最终定位。夏洛特·史密斯自由主义的民族主义对现代社会提倡各民族国家休戚与共、建立人类命运共同体有着借鉴参考的价值。

谢彤^[6]（2020）在《16-17世纪英国的民众教育》文中指出16—17世纪英国处在传统农业社会向近代资本主义社会的重要转型期,经济、政治、思想和社会结构等方面发生重大变化,教育领域亦产生重要变革,主要表现为教育打破了上层贵族和高级教士的垄断,越来越朝着普通民众方向发展,这折射出英国教育的大众化、世俗化走向。本文试图从宏观角度出发,整体上把握这一时期民众的受教育情况,从而得出民众识字率提高的结论,并探讨对英国社会产生的深远影响。本文分为三部分。论文第一章讲述了16—17世纪民众教育发展的历史背景。随着经济水平的提高,民众生活得到改善,逐步意识到教育的重要性;而民族国家的形成与发展为教育提供良好社会环境的同时,也促使教育的目的发生转变;加之人文主义和宗教改革的传播,以及这一时期社会出现的民众教育思想,人们的思想观念发生变化,为教育在这一时期的发展提供了机遇。第二章讲述了16—17世纪民众的受教育状况。着重从对教育重要性的认识以及接受教育的目的、对自身身份认识以及经济实力、受教育的机构和内容、受教育的程度和普遍性等方面分析了社会中层和下层民众的受教育状况,并进一步指出其受教育状况的差异。第三章则论述了这一时期民众教育的特征和社会成果。从民众教育所表现的特征入手,通过对民众识字率提高的变化来得出普通大众文化水平提高的事实。

马红邑^[7]（2019）在《19世纪民族主义的两种转向》文中研究表明近代以来,中国就面临着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变的历史任务。在内外交困的环境中,中国效法求师的思想资源却处于混乱衰败乃至“恶化”的状态。现代政治的要素包括完善的宪政制度、公正独立的司法体制、广泛的代议制以及支撑这一套体系的政治文化系统,它是西方现代国家政治演化的结果。中国大规模学习西方思想的时机处在19世纪末,但此时西方各国的主流社会思潮、政治思想乃至理论是否能够解释现代政治制度的成因并有助于建构现代国家尚为一个重要疑问。民族主义作为19世纪发展最迅速、扩散最广泛、影响最深远的政治理论和社会思潮,在不同的国家与丰富多元的政治价值和理论相结合,产生了不同乃至对立的思想理论和政治诉求,并且对各国的政治实践都产生了不同程度的影响。尤其对后发国家的现代国家建构而言,民族主义相关的思想更是影响深远。民族主义理论的发展、成熟乃至变异充分展现了此时西学的复杂和嬗变。概括地说,进入19世纪,民族主义经历了从自由、普世、人道的精神向特殊、排他和竞争方向的转变。通过与社会达尔文主义、种族主义、国家主义等思潮的整合,民族主义思想携带诸多崇尚暴力和解构性质的负面理论,塑造了西方人乃至近代中国人的世界观,给国际关系的和平发展和后发国家的现代建构造成了巨大的困难。本文以民族主义思想的发展史为研究对象,以西方现代民族国家的建构历程为参照,梳理民族主义思想在19世纪发生的两种转向——社会达尔文主义和国家主义的转向,并总结民族主义在思想领域的两种转向对后发国家所造成的思想后果和政治影响。民族主义与现代性之间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民族主义相关的思想理论也一直是中国自近代以来一系列政治变革和社会运动的重要思想资源和理论依据,但民族主义理论本身的复杂性和它与各种意识形态的复杂关系,使国人在处理民族问题和现代国家建构时充满了各种矛盾。因此,从中国立场出发,以思想史的角度梳理民族主义在19世纪发生的两种转向为我们反思近代西方政治思想提供了一个视角,这构成了本文的研究价值。早期民族主义思想包括的三种类型,它们分别与三个民族国家的政治实践有关。正是在不同的文化传统中,民族主义思想渐次显现了它的三重核心要素:自由、平等（公民权）、民族历史文化的特殊性。这些核心要素构成了民族主义思想和理论长盛不衰的基本所在,不同要素的权重不同分别构成了三种民族主义类型:自由-民族主义、公民-民族主义和文化-民族主义。最早的民族国家——英国的现代国家的建构历程是构成自由民族主义思想最坚实的事实基础。英国国家建构历程和政治特点构成了其他国家学习和效法的根源。法国、德国受英国的激励,以民族自由为诉求,以自由主义思想为基础,分别发展出公民共和主义的民族主义和文化导向的民族主义。尽管侧重点不同,但英、法、德三个主要欧洲国家在19世纪之前的民族主义思想有着共同的思想特征:人道主义、自由主义、理性主义、世界主义的特点。面对法国的侵略和四分五裂的疆土,受浪漫主义熏陶的德国思想家走上了反对启蒙理性的民族主义道路。在现代民族国家统一过程中,德国的民族主义经历了从文化民族主义向政治民族主义的过渡,实现了民族主义向国家主义的转向。19世纪,民族主义逐渐向国家主义转向,主要体现为德国思想家的国家主义倾向,以及这种倾向与德国统一历程的相互关系。德国民族国家建构的国家主义路线与其自身分裂的历史状况有关。德国民族主义者通常也是国家主义者,他们主张国家统领政治生活,国家是个人和民族使命的唯一载体,只有在国家中才可能实现个体自由,个人自由与民族使命相一致才符合自由的绝对精神。国家在德国民族主义思想中占据核心地位。19世纪德国民族主义思想的核心是历史学派对民族、国家伦理属性的历史主义论证。历史学派反对空洞无物的自然法和自然权利,认同黑格尔关于国家具有伦理性和道德性的思想。他们普遍认为政治权力（国家）是历史发展的核心,同时也是历史研究的核心。他们继承了康德和费希特的传统,将国家抽象为文明和秩序的载体,将实现秩序和文明发展的重担交给了国家,从而为国家主义的发展奠定了哲学基础。历史主义学派置国家冲突于研究的中心,漠视个人权利和自由,加之它与德国政坛密切的互动,造成了德国现代民主制度的坎坷。但在这种语境下,国家具有伦理价值,抽象的国家获得了至高无上的地位,在民族国家的旗帜下迅速聚集起国民的效忠与奉献,从而迎合了大众时代的政治热情,促进了民族共同体的巩固。19世纪末期,国家权力本身成长为国家正当性的理由,不再依托于国家的道德属性,更加恶化了这种民族主义类型。较于英、法那种具有共和自由精神的民族主义类型,国家民族主义类型更吸引亟待建立统一民族国家的后发社会的效仿。民族主义不仅在后发国家那里产生了国家主义转向,在自由主义传统深厚的先发国家那里也出现了重大转向。19世纪英国的社会环境受到自由主义思想发展的影响,政府、社会、个人及其互动关系等核心问题也相应地发生了变化。功利主义运动的实践使自由主义的基础在19世纪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社会有机体理论本身是受达尔文主义的生物进化论影响,是将社会共同体与生物体类比的产物。功利主义哲学与“社会有机体理论”和“进化论”的奇妙融合产生了社会达尔文主义。它的思想与实践,使“进化”、“物竞天择”进入到民族主义话语。社会达尔文主义思想迅速蔓延,英美主流的自由民族主义完成了向社会达尔文主义的转变。西方主流民族主义理论的核心理据从自由权利过渡到“力本论”,它主张在民族国家内部反对政府干预,将政府的道德责任剥离,把职能限定在提供竞争秩序的层面,主张放弃对弱势群体的帮助,通过鼓励公民的全面竞争而实现社会整体和个人的“进步”。在这个层面上,自由主义因为放弃了古典人道主义的传统叙事,通过功利主义论证个人自由而站在了社会达尔文主义的一边。在民族国家所构成的国际社会中,民族之间实际上是不平等的,各民族因其文化、历史、禀赋的不同而处在不同的生态位,而社会达尔文主义者认为,国际社会理应由高等级的文明领导。同时,判断文明高低的标准抛弃了伦理道德的评价,聚焦于实力本身是否强大。生物学意义上的种族主义在这一时期十分活跃。社会达尔文主义与国家主义也产生了亲密的联系,共同营造了 19世纪末20世纪初“优胜劣汰”的斗争气氛。西方国家由于奉行这些原则,在内部发生了资本主义的道德危机,在国际政治层面则大大恶化了中国等后发现代国家的外部环境。民族主义的两种转向是它与两种思想传统深度结合、在不同政治历程中发展的结果。民族主义是一个笼统的概念,本身蕴含着多重属性——自由主义与集体主义的冲突、普世价值与传统文化的张力等。过分强调它的单一侧面,很容易造成思想的失衡:纳粹主义、法西斯主义、种族主义等就是这种失衡的结果。处在古今之变的中国人不由自主地接受了这种失衡的民族国家观和世界观,严复对自由的矛盾性认识、对《天演论》的解释,梁启超对国家主义的赞扬和鼓吹等都是它的表现。19世纪末以来,中国人探索现代国家建构走过了十分艰辛的道路,只有重新梳理和反思西方思想,对民族主义以及相关的政治思想做鞭辟入里的批判,方可提高对西学的批判能力,进而在认识世界和反思自身方面排除误解。中国传统文化在自身历史传统中的支撑性作用难以取代,现代政治价值需要与传统资源有效结合才能形成适合中国的现代政治价值体系。对当代学人而言,努力建构既符合人类文明的普世性价值,又深植自身文化传统的价值体系正是今日时代的命题。

稂建中^[8]（2019）在《从民族性到全球化：英国“现代英语”教育的变迁研究》文中认为英语曾经是偏安于世界一隅的一个欧洲岛国的民族语言,它在短短几个世纪里从不列颠出发,遍布“日不落帝国”,进而发展成为如今的国际通用语。英语及其承载的文化留给人们一笔具有全球价值的财富,这笔财富在很大程度上正是通过英语教育得以传承和发展。本文基于历史视角,在社会话语理论框架下,运用历史研究、文献研究和比较研究等方法,系统地分析英国“现代英语”教育在不同历史时期的发展特征及其背后的影响因素。具体地说,在回顾英国“现代英语”教育地位确立这一背景基础上,本文重点分析英国“现代英语”教育的“民族特性”、“文化殖民”和“全球化视野”等主要特征,并探讨其教育价值和历史局限性。英国“现代英语”（Modern English）是在“古英语”（盎格鲁-撒克逊语）和“中世纪英语”的基础上,经过漫长历史时期的“标准化”（standardization）发展而形成。“现代英语”始于16世纪,具体界定是:1500-1800年间为“早期现代英语”时期,1801年至今为“晚期现代英语”时期。本文聚焦16-19世纪英国“现代英语”教育,由六部分组成,除了绪论和结语外,还有五章。第二章是背景分析,探究“现代英语”教育如何在英国得以兴起。第三、四、五章分别从不同专题角度分析英国“现代英语”教育在不同历史时期的发展特征。第六章是对英国“现代英语”教育的总体评价。具体而言:第二章主要从英格兰民族国家的建立、民族文学的发展和民族语言的形成等方面分析英国“现代英语”教育背景。随着民族国家的建立,英语取代法语,由老百姓的语言提升为官方语言;民族文学的发展将英语由生活语言转变为文学和学术语言;英语自身的规范化发展,促进了“现代英语”的形成。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的驱动以及语言学家的贡献综合地为“现代英语”教育的兴起准备了条件。第三章重点探析16世纪之后英国“现代英语”教育的民族特性。通过梳理英格兰、威尔士和苏格兰近代英语教育政策和不同层次的英语教育,以及外来移民的语言规划和语言教育政策,发现英国“现代英语”教育在致力于提升民众识字能力的同时,试图通过民族语言文化的传承和民族同化提升民族意识、重构少数族裔民族身份、培养民族和国家认同,从而呈现出鲜明的民族特性。第四章重点探析17世纪之后英国“现代英语”教育的文化殖民特性。英国殖民地英语教育伴随着其海外贸易、传教和殖民统治的步伐,在殖民早期采取语言和文化同化政策,致使本地语教育和本地传统文化受到严重冲击;在殖民晚期调整其语言教育政策,通过英语教育培植本地精英阶层（如印度）,或构建英国化主流社会阶层（如北美、澳洲）,直接或间接地影响殖民地社会结构和文化身份重构,使殖民地英语教育呈现出鲜明的文化殖民特征。第五章针对18世纪末及19世纪英国“现代英语”教育的全球化视野,基于福柯的话语理论分析英国社会不同话语主体权力关系,阐释英语教育全球化视野的影响因素。在不同时期,英国的语言政策从民族同化逐渐走向文化宽容,语言教育政策从单语走向双语或多语教育并存;同时,由于英国文化多重特质的影响,“现代英语”教育在全球化过程中更加重视文化传承和文化认同,从而呈现出文化转向的突出特征。第六章从语言文化教育、民族身份教育和国家发展战略等维度对英国“现代英语”教育的价值与局限性进行反思。在语言文化教育维度,“现代英语”教育体现出语言与文化传播的重要价值和偏重语言形式和工具性作用、过分倚重社会力量等特点;在民族身份教育方面,“现代英语”教育对英国本土民众的社会身份、文化身份和公民身份建构产生积极影响,从而体现民族身份的统一性,同时它对海外殖民地民众的英国化和本土化也产生不同程度的影响,体现了民族身份的多样性;在国家发展战略维度,在王国、大英帝国和英联邦不同历史时期,“现代英语”教育均发挥着重要的战略作用。英国“现代英语”教育的历史变迁研究对我国汉语和少数民族语言规划、语言政策以及语言教育政策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我们认为,国家语言规划应符合话语主体社会关系和国家战略,国家语言政策应尊重话语主体社会身份和民族身份认同,国家语言教育政策也应有利于知识与信仰体系重构和跨文化交流。

都萧雅^[9]（2019）在《《思想与时代》（1941-1948）伦理思想研究》文中研究表明《思想与时代》是依托浙江大学文学院发行于1941年到1948年的一份学术同仁月刊,共发行53期,核心撰稿人有钱穆、张其昀、谢幼伟、张荫麟、贺麟等着名学者。《思想与时代》同仁处在“抗战建国”时期,其学术研究以建立现代民族国家为使命,致力于探索这一时期中国面临的诸多难题的解决方案:如何构建现代国家的民族认同;如何在建立现代民族国家的过程中革新纲常礼教的封建专制性,化解其与现代国家平等、民主的政治伦理的冲突;如何调和中西、新旧伦理思想的紧张以及科学、人文价值的分离造成的伦理危机。《思想与时代》的伦理思想即是指以这份月刊为载体的月刊同仁在当时的时代背景之下,坚持文化保守主义的伦理观、守望伦理传统、开展文化本位主义的伦理启蒙、对现代民族国家伦理认同的探索性建构、对政治伦理的实体性建构。就学术特色而言,《学衡》《国风》《思想与时代》三本学术刊物共同构成了中国近代伦理思想史上的“东南学派”。其显着特征是重视中西文化的交流,提倡“科学时代的人文主义”,并努力坚守文化的民族性。《思想与时代》也是如此,其伦理旨趣与特色表现为:融贯新旧、沟通中西;习道术、明人伦;为实现“抗战建国”的目标构建现代民族国家的伦理认同。《思想与时代》同仁坚持文化保守主义的伦理观,对传统伦理价值的坚守和对现代性伦理价值的启蒙是他们文化保守主义伦理观的理论展开,对于“民族国家”伦理认同的建构和他们的政治伦理思想是他们文化保守主义伦理观的现实展开。在对于传统伦理的坚守层面,他们否定全盘西化论者完全抛弃中国传统伦理的不合理态度,提出“现代化但并不西化”;否定科学万能说,重估传统伦理的人文价值;对现代化的不良症状展开超前批判,肯定传统伦理之“合理的生活态度”。他们借助美国新人文主义、西方非理性主义、新黑格尔主义学说为儒家伦理做了存在价值、方法、伦理道德价值导向等方面的辩护。他们认为传统的儒家伦理思想中德性伦理之人格理想与强调孝亲忠国的社会理想、规范伦理中强调礼之别与乐之化的抽象伦理精神值得守护。在此基础上,只有努力积极地对传统儒家伦理进行“现代化改造”,才能真正使其重新焕发生机。在对现代性伦理价值的伦理启蒙层面,月刊同仁认为传统儒家伦理“重德轻智”的伦理优先性以及重直觉不重分析归纳和逻辑推理的思维方式阻碍了近代科学的发展,但中国文化仍有接受科学的可能性。他们还探讨了科学共同体建制内部的伦理规范以及科学工作者的社会伦理责任,对核伦理的论述展现出了明显的责任伦理色彩。他们对于伦理道德的近现代转变也有着本质的认识:否定传统伦理的专制倾向,顺应个体道德本原“由天到人”的转变,强调个体独立自主的重要性;否定传统伦理中的等级制度,强调平等是现代社会的基本伦理精神。以《思想与时代》同仁为代表的文化保守主义者对伦理的时代性与民族性做了甄别,既认同自由、平等、民主等现代性伦理价值,又坚守伦理的民族性。他们强调伦理传统与民族特性的深度关联,因此,他们的文化保守主义思想又与受伤的民族感情相联系起来,为民族主义提供了坚实的情感与文化基础,强化了国族伦理认同与国家伦理认同。月刊同仁对于“民族国家共同体”伦理认同的建构处在近代民族主义思潮和民族国家观念的近代转变的大背景之下,对于国族认同的建构以“中华民族（或中国民族）”概念为基础,致力于论证国族同一性与中华民族的独特性;对于国家认同的建构则对外争主权,对内讲民权。他们建构的“民族国家共同体”是“历史-文化共同体”与“法律-政治共同体”的统一。月刊同仁多持“伦理的政治论”,认为政治应当有道德理想,伦理体系也应当对政治起到导向监督的作用。他们的国际政治伦理思想经历了由世界主义伦理到民族主义伦理的近现代转变,强调国家主权至上,反对国际政治霸权。他们的国内政治伦理思想表现出了明显的伦理启蒙特征。他们提倡自由、民主的现代政治伦理价值。他们的民主观是一种“高调的民主观”,民主的精神意义远远超过了民主的程序和制度意义。他们的自由观是一种“有组织的自由观”,强调个人自由的发展不能与公共利益相悖。此外他们基于当时的《五权宪法草案》,对于政治制度应当遵循“分权精神”还是走“全能政府”路线也有一定探讨。月刊同仁将人看作“在境性的个体”。他们站在文化保守主义的立场,认为不能忽视个体人性中的民族诉求,但是个体可以参照其他文化对自己文化的道德原则进行反思。因此他们一方面重视个体的民族身份,另一方面也强调个体的道德自由和政治自由。既争取自己民族的自由,也尊重其他民族的自由。总之,《思想与时代》的同仁们,在那个特殊的时代,既坚守了中国传统伦理的优秀内容,又吸收了西方的现代伦理观念,力图建构一个融合传统与现代、面向未来的伦理体系。他们的思考固然因时代的局限有诸多不足,但依然有着重要的学术价值与启示意义。

邓燕^[10]（2019）在《时代主题与近代中国的历史教育 ——基于历史教育观念的考察（1901-1945）》文中指出本文从历史教育观念及其变迁的视角,纵向考察20世纪上半叶不同历史时期时代主题对历史知识资源的利用及其相互关系,时代主题影响到各时期历史教育观念及其实践。爱国与启蒙、救亡图存和争取民族独立是贯穿近代中国的时代主题。在时代主题影响下,近代中国的历史教育观念经过了转型、变革、多元化和趋向整合的发展阶段,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人们对历史教育功能的认识取决于对“历史”和“教育”两者功能和相互关系的现实定位。晚清时期,在改革与革命、爱国与启蒙的时代主题下,“国族主义”成为影响历史教育观念变革的核心因素。史学传统垂训和资治功能在新时期表现出转型特征,清政府、改革派和革命派从不同的角度建构“国族”和促进“群觉”,政事教育、爱国观念传播、启蒙与进步、国族意识培养等成为历史教育观的内涵。民初,塑造共和国民成为历史教育目标的重要内容,历史教育目标呈现出社会本位和学生本位取向,历史教育从“历史”和受教育者本身获得其主体性,更为客观化。民主、共和、平等、科学、民治、实用主义、世界主义等成为影响历史教材内容、历史教学组织形式的思想资源。形塑国民革命记忆是国民革命背景下历史教育观念的主题。革命建国下,随着国家意识的强化,革命的主体及国家性质等问题的讨论使得社会各政治派别和民众历史意识勃发。对“革命”内涵的界定及其历史演变主题的关注反映出各党派和民众最为集中的历史知识诉求。国民党国民政府以革命的历史宣示自身正统地位,塑造历史与三民主义的内在联系。抗战救亡背景下强化民族国家认同和推进抗战动员,是国人对于历史教育使命的认识和实践。民族主义成为支配当时历史教育观念的核心观念,历史教育观念趋向整合,它或重新具备道德训诫色彩、或鼓励忠勇武德、或提倡伟人教育,其虽多元化但统一于民族国家认同的旗帜下。各时期社会政治、思想文化层面的时代主题与历史教育观念呈现互动图景,探讨两者相互影响的机制,尤有必要。从人类历史经验中挖掘、重塑、融汇创新得来的特定价值或实践经验,与社会政治主题相互生发。新的政治文化和政治动员方式得以形塑。某些普适性的价值也通过历史教育进一步传播。古往今来,时代主题对于再现历史表现出浓厚兴趣,并深刻影响到历史话语和历史实践。历史教育观念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有不同的内涵,受时代政治和社会文化主题的影响,某些观念成为支配某一时期历史教育观念的核心因素。历史教育观念及其历史变迁呈现出特定阶段人们对历史教育功能的不同认识。

二、论16世纪英国民族国家的强固与民族意识的发展（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论16世纪英国民族国家的强固与民族意识的发展（论文提纲范文）

（1）文明交往视阈下的布哈拉汗国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2）试论英格兰都铎王朝吉普赛人问题治理（论文提纲范文）

（3）中国共产党创建初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4）利奥十世务实的世俗与宗教政策初探（论文提纲范文）

（5）夏洛特·史密斯文学作品中的民族主义与民族认同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6）16-17世纪英国的民众教育（论文提纲范文）

（7）19世纪民族主义的两种转向（论文提纲范文）

（8）从民族性到全球化：英国“现代英语”教育的变迁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9）《思想与时代》（1941-1948）伦理思想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10）时代主题与近代中国的历史教育 ——基于历史教育观念的考察（1901-1945）（论文提纲范文）

四、论16世纪英国民族国家的强固与民族意识的发展（论文参考文献）

• [1]文明交往视阈下的布哈拉汗国研究[D]. 康丽娜. 西北大学, 2021(12)
• [2]试论英格兰都铎王朝吉普赛人问题治理[D]. 袁静波. 河北大学, 2021(02)
• [3]中国共产党创建初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D]. 丁红岩. 哈尔滨师范大学, 2021(09)
• [4]利奥十世务实的世俗与宗教政策初探[D]. 吴梦洁. 上海师范大学, 2020(07)
• [5]夏洛特·史密斯文学作品中的民族主义与民族认同研究[D]. 王艺霏. 东北师范大学, 2020(07)
• [6]16-17世纪英国的民众教育[D]. 谢彤. 天津师范大学, 2020(08)
• [7]19世纪民族主义的两种转向[D]. 马红邑. 山东大学, 2019(02)
• [8]从民族性到全球化：英国“现代英语”教育的变迁研究[D]. 稂建中. 湖南师范大学, 2019(04)
• [9]《思想与时代》（1941-1948）伦理思想研究[D]. 都萧雅. 东南大学, 2019(01)
• [10]时代主题与近代中国的历史教育 ——基于历史教育观念的考察（1901-1945）[D]. 邓燕. 湖南师范大学, 2019(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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