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试论生态税收对西部可持续发展的作用（论文文献综述）
顾典[1]（2021）在《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对中国生态经济的影响研究 ——基于生态效率和生态福利绩效视角的比较分析》文中认为目前中国社会、经济发展处于至关重要的阶段,传统的高投入、高增长的模式作用在逐渐弱化。自2015年起中国开始倡导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产业结构优化升级任务十分明确。中国改革开放初期的粗放发展方式已经较难适应今后的发展需要,一方面这种生产方式已经对生态环境造成了比较严重的影响,另一方面这种生产方式再难对经济发展形成先前那么显着的促进作用。产业结构优化升级、产业结构状态、生态效率或者生态福利绩效的提高成为大家关注的热点,也是很多学者研究的方向。他们对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生态效率或者生态福利绩效提高的动力机制已经进行了一些比较深刻的研究,同时选择某个产业对生态效率或者生态福利绩效的影响进行了有益的探索。本文旨在进一步验证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对生态效率、生态福利绩效分别存在什么影响,并且比较生态效率和生态福利绩效这两个视角进行研究时有什么异同。本文探寻产业结构与它们之间的对应关系,同时也针对这两组对象之间的间接影响进行专门研究和定量分析。本文的重要创新点;首次提出了产业结构的绿色指数,并在此基础上得到了绿色的产业结构合理化指数、绿色的产业结构高级化指数。本文共分八个章节,按逻辑顺序逐步展开。第一章为导论,按四个部分展开:第一部分介绍了研究的背景,包括对当前经济环境和政策环境的分析,从而引出了生态发展和产业结构等有关的概念。产业结构优化升级与生态效率、生态福利绩效提高与我们强调的五大发展理念里的协调发展是统一的,也是我们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必定要经历的过程;第二部分陈述了选题意义,选题正确是文章有价值的前提;第三部分、第四部分说明了该文的研究技术路线以及研究内容。导论这一章提纲挈领地讲述了本论文存在的价值,以及主体部分将按照什么样的思路开展研究。第二章是文献综述,本章阐述了以下概念及其之间的关系: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生态效率、生态福利绩效、产业结构对生态效率或生态福利绩效的直接影响、产业结构优化升级与生态福利绩效或生态效率之间的间接影响。在通常的研究中,产业结构优化升级一般包括两个方面,它是产业结构合理化与产业结构高级化合在一起的整体性的概念。生态效率的概念来源于可持续发展,西方最早开始对生态效率进行研究,国内的研究发展也十分迅速。生态福利绩效源于福利的概念,诸大建首次在国内提出了生态福利绩效的概念,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关注可持续发展。研究成果见仁见智,总体来讲趋于更加科学与全面。产业结构优化升级与生态效率、生态福利绩效原本是不同的研究范畴,对它们的研究看似诞生于两个不同的阶段,但实际上它们之间又存在内在联系。在社会经济发展历程中,产业结构优化升级与生态效率和生态福利绩效的提升都是我们努力追求的发展方向。为此发现它们之间的对应关系或者直接影响机制,以及它们之间的间接影响并加以运用,具有非常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所以本文在综述部分通过对前人研究的分析,试图找到一个合理的研究方向。第三章是经典理论及相关理论分析。本章分两大部分,首先分析了产业结构、生态效率和生态福利绩效的经典理论,然后对本文要研究的问题进行有关理论分析。产业结构经典理论部分介绍了克拉克、库茨涅兹、霍夫曼、钱纳里等人的观点及研究成果。生态效率经典理论部分介绍了鲍尔丁、科斯坦萨等人的观点及研究成果。生态福利绩效理论部分介绍了Daly、诸大建等中外学者的观点。这些经典理论一直是经济学的闪光点,启发了许多后来的学者,为相关的经济学领域研究指明了方向。以这些经典理论为基础,计算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和生态效率、生态福利绩效的指标就有了理论依据。而且本章后面的相关理论分析与这些经典理论一脉相承。这些理论分析针对的是解决产业结构状态与生态效率的对应关系,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对生态福利绩效的影响,乃至他们之间的间接影响的剖析。本章为全文的理论打下基础,从而保证文章的出发点在理论上是正确的、有意义的。第四章围绕产业结构优化升级（产业结构状态）、生态效率、生态福利绩效进行了测度,并且对生态经济的两个指标视角下的脱钩和收敛性进行了分析。通过比较分析发现,干春晖[1]倡导的泰尔指数是计算产业结构合理化指数较好的方法,而刘伟[2]的产业结构高级化指数也是较好的计算方式。本文利用DEA多阶段方法对生态效率进行了测度。本人借鉴诸大建[3]的方法对生态福利绩效进行了测度。中国东部地区、中部地区、西部地区的产业结构合理化存在梯度现象,产业结构高级化东部地区最高、西部次之、中部最低。生态效率、生态福利绩效和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测度数据来源包括《中国统计年鉴》、《中国经济统计年鉴》、《中国环境统计年鉴》、《中国劳动统计年鉴》等。生态效率、生态福利视角下的脱钩结果不一样,但都是对经济发展与生态环境破坏脱钩的衡量方法。虽然我国各地的情况千差万别,但通过收敛性分析告诉我们,只要努力生态经济向更高水平迈进是可以实现的。第五章内容是产业结构合理化、产业结构高级化与生态效率对应关系的实证分析[4],以及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对生态福利绩效直接影响的实证分析。本章在第四章的基础上对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生态效率进行了回归分析,发现二者之间确实存在一定的相关性,同时排除了内生性。为了提高生态效率,在全国范围、东部地区、中部地区、西部地区需要采取的措施不尽相同。在东部地区、中部地区、西部地区产业结构高级化、产业结构合理化对生态效率的影响存在比较显着的差异。生态效率具有明显的一阶滞后效应,不同的地区控制变量影响的显着性存在差异。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对生态效率存在空间影响。同时本章还实证分析了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对生态福利绩效的直接影响。产业结构优化升级有生态化的内在需要和导向,所以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影响生态福利绩效就不难理解。在不同的国家和地区,由于其所处的时代背景不一样,生态福利绩效也相应地处于不同的趋势。一般来讲,在工业化进程中如果生态福利绩效还没有跨过拐点,那么生态福利绩效还将继续下行。当生态福利绩效跨过了这个拐点,生态福利绩效就将重拾升势,真正实现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经济发展、生态福利绩效的良性循环。在此章处于第五章和第七章之间,是本文主干承上启下的部分。通过stata分析,本章发现产业结构状态与生态效率有显着的对应关系,所以可以通过对产业结构合理化、产业结构高级化适当的调整,为生态效率提升创造有利条件。本文还发现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对生态福利绩效有显着的影响作用。本章内容也为第七章探索清洁能源、循环经济等间接影响机制奠定了基础。第六章是间接影响的实证分析。产业结构合理化、高级化对电子信息技术、金融产业发展、清洁能源利用有促进作用,从而间接促进生态效率提高。相比较这些产业,在国内清洁能源相关的经济研究仍处于起步阶段,几乎是空白。在研究过程中,本文作者借鉴与分析了他人选取的控制变量,发现虽然个别指标也较有代表性,但总体来看还是不够宏观与全面。所以本文尽量挑选最权威、最能涵盖清洁能源整体效果的数据,在实证后得出结论:清洁能源与产业结构具有一定的相关性,且清洁能源产业的发展对于生态效率的提高具有显着的影响作用。清洁能源对生态效率的影响具有门槛效应。我们可以通过促进清洁能源的发展来提升影响机制的作用。本章还利用倍差法对清洁能源的影响机制进行了验证,验证结果与前文分析结论一致。此外本章另外一部分是验证了清洁能源、循环经济、经济增长在产业结构优化升级与生态福利绩效之间具有显着的间接影响。产业结构优化升级整体来讲促进清洁能源在能源消耗中占比提升,促进循环经济发展,推动经济增长,促进生产效率、资源配置效率提升。而这些间接影响效应的提升进而又促进了生态福利绩效的进一步改善[5]。同时,本章还针对清洁能源、循环经济这两种因素进行了门槛效应分析和、DID分析,通过分析可以知道,二者可以互不干扰、因地施策。第七章是国际经验分析。本章旨在从他国找到可供学习借鉴的经验,对几个有代表性的国家和地区进行分析,指出他们的成功及不足之处。本文还对美国休斯顿和德国鲁尔的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案例进行了深度分析,这两个案例对中国来讲极具现实意义。中国的中西部等地区正在经历痛苦的转型过程。美国和德国这两个地区的成功转型对中国现阶段的转型与发展具有重要借鉴意义和指导价值。第八章是本文结论的总结。本文重点做了以下几项工作:一是梳理了相关文献和理论,二是计算了生态福利绩效、生态效率、产业结构的状态指标（含产业结构合理化、产业结构高级化）,三是定量测算了产业结构合理化、高级化对生态效率、生态福利绩效的直接影响和间接影响。四是对前人没有专门研究的领域清洁能源进行了定量分析。作为政策咨询,本文认为中西部产业结构合理化水平均有待于进一步提高。在中西部地区可以加强清洁能源的基础设施建设,并加强对新兴产业的扶持培养。在东部地区需要对落后产能进行淘汰和输出,从而进一步提高产业结构高级化水平。本文还呼吁加大清洁能源的开发和利用,拓展循环经济,提高循环经济的规模效应,从而使得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生态效率、生态福利绩效更加协调快速的优化发展。
吕慧娜[2]（2020）在《我国国家区域援助制度法律研究》文中指出“二战”后,各国都处于国内经济恢复与发展、国际上经济赶超竞赛的时代背景,面对国内区域发展不平衡的景象,各国普遍开展了以对特殊落后区域的重点开发以及对国土资源的综合性开发为主要形式的国家区域援助,在国际上形成了由国家（政府）对区域市场“失灵”进行干预的援助浪潮。国内,伴随着区域协调发展战略的实施和推进,欠发达地区的发展成为缩小区域差距的关键环节,国家区域援助制度在改变欠发达地区贫穷落后面貌方面起到了关键作用。但是,随着援助实践的逐步开展,国家区域援助制度的有效性、甚至存在的必要性都饱受质疑。在此背景下,国家区域援助制度的制度价值和当代品性值得我们重新反思。一方面,国家区域援助制度作为对欠发达地区进行权益倾斜性配置的主要路径,在缩小区域差距方面仍具有现实意义;另一方面,国家区域援助制度本身存在诸多局限,主要表现在:援助对象识别缺乏明确的标准、援助方式的有效性因制度缺陷而大打折扣、援助绩效评估及应用不完善等方面。为此,对国家区域援助制度进行制度上的完善,成为当下该制度突破发展困境的有力举措。域外主要国家在对欠发达地区进行援助时,多采用“立法先行”的调控模式,通过法律制度的规定性和强制性,保证了国家区域援助对象识别的标准化、国家区域援助方式的有效性和国家区域援助绩效评估及应用的强制性,且经过半个多世纪的实践证明,通过法律制度保障国家区域援助的长效供给是正确的选择,这为我国国家区域援助制度的完善提供了重要的经验启迪。当前学界提出对我国国家区域援助加强法制保障的着述并不鲜见,但令人遗憾的是,当前关于国家区域援助法制建设的研究,要么仅停留在观点提出层面,要么止于国家区域援助法制理念、文化和伦理等高度,呈现出模糊化的研究态势。至今尚未有从经济法独有的研究视角,将国家区域援助法制理念或观念,通过具体的法律制度设计,搭建起国家区域援助法律制度框架,为国家区域协调发展的法治化提供制度理论支撑。本选题之创作初衷即源于经济学提出国家区域援助急需法制保障,而法学研究却并未跟进的现状。笔者希望通过本文的研究,可以进一步揭示我国国家区域援助制度所存在的问题,并通过法学视角为国家区域援助对象识别、援助方式选择和援助绩效评估及应用提供些许制度理论上的参考与借鉴,并期望成果能够引起国家区域援助相关部门的关注与重视。本文除了引言与结语之外,共包括七章,内容分别为:第一章——“国家区域援助制度研究的理论准备”。本章主要讨论国家区域援助制度相关的核心概念和制度要素。首先,对国家区域援助制度相关的核心概念“区域”、“援助”、“区域援助”、“国家区域援助”等进行界定。关于“区域”,区域经济学、区域地理学、区域政治学、区域社会学等学科都进行了大量的先期研究,但并未对区域的概念形成共识。法学学科中法理学、行政法和经济法等部门法对区域的界定,也是各家之言,范畴不一。为此,笔者对不同学科关于“区域”的界定进行了梳理,在借鉴各学科现有研究的基础上,将“区域”界定为“一国国内跨越行政区划界限限制的、具有共同利益、在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态等方面“欠发达”的地域共同体”。关于“援助”,笔者对脱胎于国际层面发达国家或地区对欠发达国家或地区提供发展援助的援助理念进行了追溯,在此基础上,将“援助”界定为资源从一个国家或地区到另一个国家或地区的自愿转移,且这里的“资源”泛指一切能转化为生产利益的资料、资金、能源、服务、工作人员、知识或其他资产。关于“区域援助”,范围涉及到国际、国内两个视角和宏观、中观、微观三个层面,而国家区域援助制度涉及的“区域援助”主要是中观层面,即一国范围内中央政府或发达地区对欠发达地区的援助,分别称为“国家直接投入的区域援助”和“国家政策推动的区域援助”。综上,可以将“国家区域援助”界定为一国中央政府通过直接投入或政策推动的方式对其国内跨越行政区划界限限制的、具有共同利益、在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态等方面“欠发达”的地域共同体进行的资源转移。为了对国家区域援助制度进一步展开研究,笔者对国家区域援助制度的制度要素进行了解构,并将援助前期需要明确的援助对象、援助过程中需要选择的援助方式和援助结束后需要进行的绩效评估和结果应用作为重要的制度要素,为后文研究奠定基础。第二章——“国家区域援助制度的法理基础”。本章主要讨论国家职能理论与国家区域援助义务、发展权利理论与区域发展权、实质正义理论与国家区域援助。首先,明确国家区域援助义务的产生主要源于国家职能的演进。国家从最初的安全保障职能到后来的经济调节职能的演进,使其从以往的“守夜人”角色转变为国家宏观经济的管理者和微观经济的调节者。而随着区域发展不平衡问题的加剧,使国家又肩负起“中观经济的协调者”的重任,国家区域援助义务即是这一职责的内容之一。一般而言,国家区域援助义务是指将国家所负有的援助欠发达区域的职责进行义务化规定的一种强制性规范。从逻辑根源上看,国家所负有的对各区域进行平等保护的职责要求,正是国家对先天资源禀赋条件恶劣的欠发达区域具有区域援助义务的内在根源;对历史上作出过“特殊牺牲”的区域进行成本的延期支付或补偿,是国家区域援助义务产生的历史根源。其次,将发展权引入区域领域,使欠发达地区获得与发达地区同样的区域发展权利。区域能否作为发展权的主体,建立在区域是否具有法律主体地位的基础之上。本文认为,区域具有法律主体地位,能够成为发展权的主体,主要基于以下几个方面的原因:传统的主体制度无法有效应对区域问题;法律主体发展史表明,赋予“区域”以法律主体地位具有很大的可能性和制度空间;从法律主体意志要素、能力要素和道德要素方面分析,“区域”与法律主体要素相契合;“区域”作为区域政策等制度供给的概念主体已经普遍化,且区域合作协议显示了“区域”作为契约主体全面符合法律主体资格标准,同时,区域环保公益诉讼反向肯定了区域的法律主体地位,可见,区域主体性得到实践佐证,也是实践所需;从价值分析角度来看,赋予区域主体地位是为了区域市场秩序,实现区域正义;等等。综上,区域利益作为法律调整的对象是时代的产物,区域主体也是对法律主体扩张理论和“非法人团体或其他组织”等当代社会崭新的第三类主体类型出现的有力佐证,区域作为法律主体具有正当性法律基础。由此,发展权主体由“人”向“区域”的扩展,使得发展权的内涵发生了重大变革。从内容上来看,区域发展权应包含一系列权利,包括获得信息权、参与权、融资权、获得援助权、获得法律救济权等;同时,区域发展权应以培育和提升欠发达地区的自我发展能力为主要内容。从权利实现上看,区域发展权需要宪法保障,笔者建议在第四条之前增加一条针对“区域”的宪法保护规定,明确提出保护区域发展权,并将保护的对象区域进行列举;区域发展权实现须进行结构性分配,对于具有经济发展基础的区域,“造血式”援助能帮助其实现自我发展,对于其他不具有经济发展基础的区域,“输血式”援助仍具有现实意义。再次,国家区域援助制度有利于实质正义的实现。正义理论经历了从形式正义到实质正义的转变,在区域层面表现为“区域正义”。针对区域市场出现的“非正义”现象,对区域结构中的弱质主体进行法律制度上的区别对待,进而使弱质主体获取与强质主体对等的发展权利,此种实质正义的实现就是“区域正义”。要实现“区域正义”就必须对欠发达地区进行“权利倾斜”,而国家区域援助就是“权利倾斜”配置的有效路径。总之,国家区域援助义务与区域发展权构成了国家区域援助制度的“权义架构”,为国家区域援助制度进行法律视域的研究和架构提供了合理性依据,同时,国家区域援助对“区域正义”的追求,充分体现了国家区域援助制度的法治意义和实践价值。第三章——“我国国家区域援助制度的历史、现状与问题”。本章主要讨论我国国家区域援助制度的演进过程、立法现状、政策规范及存在的法律问题。首先,我国国家区域援助制度经历了从萌芽到正式形成,再到推动立法的发展过程。自建国伊始,我国区域发展层面就存在“援助”萌芽;直到改革开放初期,“对口支援”政策的提出,标志着我国以国家直接投入的区域援助和国家政策推动的区域援助为主要内容的国家区域援助制度体系正式形成;世纪之交以来,我国陆续实施战略性扶贫、“西部大开发”、“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中部地区崛起”等战略,极大地扩张了我国国家区域援助的内容,同时,由国家层面推动的区域援助立法工作也使得我国国家区域援助制度逐渐走向制度化、法律化。其次,我国目前并没有对国家区域援助进行专门立法,援助理念大多散落在各部门法法律的个别条款之中。通过对我国成文法和政策法规的梳理,笔者发现,国家区域援助制度存在较多问题:国家区域援助前期援助对象识别标准不明确;国家区域援助过程中援助方式的有效性有待进一步提升;国家区域援助后期援助绩效评估及应用性的强制性缺失等。这些问题的存在,使得国家区域援助制度的有效性、存在的必要性、时代意义和当代品性深受诟病。本文主要针对这三个方面,从法学视角进行制度分析,以期重塑国家区域援助的制度价值。第四章——“国家区域援助对象识别标准化”。本章主要讨论域外国家区域援助对象识别的立法规定、我国国家区域援助对象识别的背景、目标和原则,以及实现我国国家区域援助对象识别标准化的建议。首先,美国、日本和欧盟国家区域援助立法中都明确了援助对象识别的标准,达到标准的才有权接受援助。其次,国家区域援助对象识别是国土规划中的区域规划层面。在国土空间规划方面,我国现行的主要法规政策包括《全国主体功能区规划》、《全国国土规划纲要（2016—2030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建立国土空间规划体系并监督实施的若干意见》和《自然资源部关于全面开展国土空间规划工作的通知》等,根据这些政策要求,对国家区域援助对象进行科学识别必须建立在“多规合一”、国土空间规划“一张图”的要求基础之上,对现行有效的国土空间规划内容进行整合,与国家区域发展战略、国土空间总体规划、详细规划等相衔接。再次,国家区域援助对象识别作为国土空间规划“一张图”的重要内容,应纳入国土空间规划的专项规划,具体内容包括援助对象的识别及对应的识别标准。笔者在综合分析区域经济发展历程和早期学界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将过去存在且延续至今的革命老区、少数民族地区、边疆边境地区、贫穷地区和实际发展中出现困难的资源枯竭型城市地区、产业衰退的老工业城市地区和生态严重退化地区,划定为我国国家区域援助对象,并拟构了各援助对象识别的地域单元标准和识别标准,建议通过“基本法+单行法”的形式对国家区域援助对象识别进行立法规定。在与现行立法的衔接方面,区域规划相关的现行立法被统一囊括进国土空间规划中,与国家区域援助对象识别相关的立法应纳入国土空间规划的相关专项规划,并作为国土空间开发保护法的组成部分。第五章——“国家区域援助方式的有效性”。本章主要讨论国家区域援助方式的主要类型、各类型援助对象区域适用的援助方式组合、区域财政援助制度、区域税收优惠制度和区域金融支持制度。首先,国家区域援助方式体系。根据域外国家区域援助方式分类以及我国针对不同区域在不同历史发展时期所采用的援助方式,我国目前已经形成了由直接援助和间接援助构成的援助方式体系,本文主要研究以财政援助、税收优惠和金融支持为主构成的直接援助方式。在此基础上,笔者尝试性地构建了我国未来国家区域援助援助方式组合适用体系,以期发挥各项援助方式及相关制度的“合力”。其次,区域财政援助制度。根据我国区域财政援助制度存在的立法质量不高、制度安排与制度目标自相矛盾、转移支付结构在促进欠发达地区经济增长方面的作用有限、缺乏细化的用途限制、缺乏统筹安排和项目衔接调整等问题,笔者提出以下完善建议:加强对国家区域财政援助的立法规定,并对现存的转移支付项目进行整合和清理,同时重视转移支付程序的立法工作;税收返还应放弃“基数法”,改采特定税种税收返还法;结构上应提高专项转移支付的比重;加强转移支付资金的细化规定,包括资金所占项目的比例、援助资金与区域发展所需资金和其他来源资金的关系、资金的拨付时间、使用限制等方面;转移支付项目设置注重统筹协调安排,增设“转移支付调整费”用于转移支付项目的衔接和协调成本支出;等等。再次,区域税收优惠制度。区域税收优惠制度与区域财政援助制度相辅相成,部分财政援助需要依靠区域税收优惠措施来实现,二者在进行国家区域援助中联系紧密,组合适用,不可分割。在借鉴美国、日本区域税收优惠制度经验的基础上,笔者对我国区域税收优惠制度存在的问题,诸如我国区域税收优惠制度多集中于发达地区、地方政府变相减免税、税制结构不合理、跨区域税收分成规定不明确等,提出了以下完善建议:通过立法加大对欠发达地区的税收优惠制度的规范,进一步清理、整合混乱的区域性税收优惠政策;赋予欠发达地区一定的税收优惠调节权;逐步增加直接税在税收体系中的比重;进一步明确跨区域税收分成规则等。最后,区域金融支持制度。我国在区域金融支持方面,存在诸多不足,主要表现为区域金融支持法律制度供给不足;银行金融机构本身制度性原因诱发“资金外流”;统一的货币政策工具引致不同的地域意义;政策性金融“政策性”功能缺位等。针对这些问题,笔者在借鉴域外经验的基础上,提出以下完善建议:通过完善《中国人民银行法》、在区域援助基本法或单行法中规定倾斜性区域金融支持条款,加强区域金融支持制度的法律供给;通过对“总行——大区分行——中心支行——支行”一元四级的央行组织制度在职权与职责方面进行改良,在金融机构设置与职能安排上实现区域金融支持;实施区域差异化金融,对存款准备金率、再贴现、再贷款、利率等进行差异化安排;通过设置政策性和市场性双目标、设立区域政策性银行等路径,对政策性银行的“政策性”功能进行补强。第六章——“国家区域援助绩效评估及应用”。本章主要讨论国家区域援助绩效评估的基础理论、主体内容及绩效评估结果的应用。首先,国家区域援助绩效评估的基础理论。从法制思维角度而言,国家区域援助绩效评估法律制度是对国家区域援助行为“监管的监管”;从理论依据角度而言,公共产品理论、公共选择理论、委托——代理理论和新公共管理理论为国家区域援助绩效评估提供了坚实的理论支撑;同时,区域财政援助绩效评估作为国家区域援助绩效评估的核心构成,存在很多问题,进而引发了对国家区域援助进行绩效评估的制度思考。其次,国家区域援助绩效评估的主体内容构成。在对国家区域援助事前、事中和事后“全生命周期”进行评估的基础上,对评估主体、评估周期、评估指标、评估结果等“结构性构成”进行细化,搭建起以时间维度和内容维度为框架的国家区域援助绩效评估制度,保障了国家区域援助绩效评估的有效性及结果的合理性。再次,国家区域援助绩效评估结果的应用。对于绩效评估结果为无效的国家区域援助,要进行援助无效责任追究,并通过“资格减等”对援助主体能否获得国家在援助制度中设置的各项优惠资格及优惠的级别进行降级减等,通过“回转”实现援助力量的保存,从而把积极的鼓励促进和消极的限制禁止相结合,通过奖励和惩罚实现对区域援助行为的指引和调控;对于绩效评估结果为有效的国家区域援助,要通过动力机制、补偿机制、风险防范机制、激励与约束机制等,有序推进相关援助对象区域退出国家区域援助,以减轻国家财政压力。第七章——“国家区域援助法律体系构建”。本章主要讨论国家区域援助法律体系的域外考察及我国国家区域援助的立法构想。首先,域外各国国家区域援助的立法考察。各国区域援助普遍“立法先行”,法律体系呈现出以国家区域援助基本法为核心、以国家区域援助单行法为实施细则的国家区域援助法律体系特点,对我国进行国家区域援助法律体系构建具有重大的借鉴意义。其次,我国国家区域援助的立法构想。我国国家区域援助立法应是由多层级、多位阶立法和政策等不同法律形式构成的一套法律体系,具体包括:以法律形式为内容的国家区域援助基本法、以政策、规划等形式为内容的特定区域援助单行法和特定援助方式单行法。第一,国家区域援助基本法。制定方面,国家区域援助基本法应由国家最高立法机关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制定,同时要重视地方参与和社会参与,满足对现行国家区域援助政策进行宏观梳理和指导的立法要求。内容方面,统筹国家各级政府及其各部门对欠发达地区的援助,涉及到援助理念、援助原则、援助对象、援助方式和绩效评估及应用的一般性规定。第二,国家区域援助单行法。在单行法体系方面,我国国家区域援助单行法主要包括特定区域援助单行法和特定援助方式单行法。根据我国国家区域援助对象识别的结果,我国特定区域援助单行法主要包括老少边穷地区援助单行法和困难地区援助单行法,具体包括革命老区援助单行法、少数民族地区援助单行法、边境地区援助单行法、穷困地区援助单行法、资源枯竭型城市地区援助单行法、产业衰退的老工业城市地区援助单行法和生态严重退化地区援助单行法。根据我国国家区域援助的主要方式,我国特定援助方式单行法主要包括区域财政援助单行法、区域税收优惠单行法和区域金融支持单行法。在单行法形式方面,鉴于我国当下的法制环境和区域法治实践,笔者认为以法规政策为主要形式具有正当性和可行性。在单行法层级和制定主体方面,特定区域援助单行法所涉及的援助对象区域与我国行政管理层级相对应,存在国家、省、市、县、镇（乡）5个层级,因此,国土空间规划、区域规划等也应在层级上分为5个层级,针对不同层级空间区域规划进行援助的单行法也相应分为5个层级,而不同层级单行法的制定主体也分别由国土资源部法规司（跨省级）、国土资源部在省级的派出机构与省级立法部门（省级且国土资源部在该省设立派出机构）、国土资源部指定人员与援助对象区域所在行政层级立法部门（省级及以下各层级且国土资源部未在该行政层级设立派出机构）承担;如果涉及到区域援助的特定援助方式,则由该援助方式所涉主管部门参与到特定区域援助单行法的起草工作中来。在单行法内容方面,要进一步细化对象识别的标准,明确特定区域援助中适用的援助方式,并对区域财政援助、区域税收优惠、区域金融支持等主要援助方式进行特殊规定。在单行法的实施与监管方面,要加强国家区域援助绩效评估的应用,进一步编制详细规划,充分利用国土空间基础信息平台,并维持稳定性。
李杰[3]（2020）在《对口支援西部民族地区研究》文中指出“对口支援”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时期,基于我国西部民族地区与东部沿海地区及中部地区在经济、文化和社会等方面发展水平存在的较大差距,以及地区之间资源分布的不均衡性和互补性的客观实际,为推动西部民族地区经济与社会较快发展,最终实现区域协调发展、民族团结和边疆稳定,于20世纪70年代末制定、实施并不断完善的具有中国特色的一项政策、制度。对口支援的实施,在控制和缩小地区发展差距、推动西部民族地区经济与社会较快发展,以及实现区域协调发展、民族团结和边疆稳定等方面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当前,我国已进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的转换及其破解、“一带一路”的实施与推进、“西部大开发”战略持续进行和发力,特别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推进,为对口支援的创新、完善以及全方位、深层次的有效实施,带来了历史性的新机遇,提供了新导向和新路径。正是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我们以《对口支援西部民族地区研究》为题,在充分借鉴现有理论成果及其观点的基础上,运用政治学、公共管理学府际关系理论和政策网络理论,经济学区域发展理论以及民族学民族发展理论,展开对口支援西部民族地区研究。通过梳理对口支援政策的提出、发展历程、基本类型及其推广应用,明确对口支援在当代中国国家治理体系、区域协调发展战略以及民族政策体系中的地位,探寻对口支援的价值目标、意图以及功能、作用,并对对口支援西部民族地区的制度体系、绩效进行检视。研究发现,对口支援政策在促进西部民族地区政治、经济和社会发展方面发挥了重大功能和作用。同时,存在着造血功能不足、援助效率不高以及制度激励不足等问题。究其原因,主要是受一些因素使然:既有政策因素的影响,没有使多元主体形成协同治理的工作格局、没有形成具有足够内驱力的政策运作机制以及一整套精细化的政策工具;又受任务设定的制约,诸如任务扩界、任务累加、任务分配、路径依赖以及利益博弈导致的目标分歧等;还有环境条件的约束,西部民族地区政治环境特殊、经济发展滞后、社会环境独特以及国际环境条件复杂,等等。问题产生的原因,决定了问题解决的方式及其路径。对口支援中存在的问题,是由政策因素、任务设定以及环境条件等因素所致,这就决定了这一问题的解决应当遵循中央统筹与地方联动、规划先行与科学发展、软硬结合与突出重点、坚持互利与加强合作等基本原则,在中央政府领导下,构建对口支援西部民族地区的长效机制以及探寻其有效性的实现路径。首先,构建对口支援西部民族地区的长效机制。包括:一是对口支援目标机制,全面认识对口支援政策的特殊性和阶段性、强化“以人为本”的工作理念以及产业支援要帮扶受援地区实现产业结构调整。二是对口支援动力机制,实现“互惠共赢”的利益分享、鼓励援助的“利益补偿”以及强化有关主体“利益共同体”意识等。三是对口支援约束机制,完善相关法律约束制度、建立严格的行政问责制度以及建立科学的绩效评估制度等。四是对口支援协调机制,发挥中央政府“顶层设计”的协调功能、坚持“科学规划”的工作方针以及建立健全“政府——市场——社会”统筹协调机制等。其次,新时代对口支援西部民族地区的路径选择。一是紧紧围绕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的转换,加大对口支援的力度和有效性,破解当代中国西部民族地区与东部沿海地区、中部地区之间、汉族和少数民族之间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矛盾。二是充分借力“一带一路”的实施和推进,紧紧围绕“一带一路”,在两个“互联互通”中发挥对口支援的政策功能和作用。三是助力“西部大开发”战略,围绕人力资源开发,加大教育、卫生、文化对口支援力度;深化西部民族地区经济体制改革,大力改善投资环境;通过“双向交流”、干部支援、在职培训等多种方式,加强西部人才建设,为西部大开发提供有力的人才保障。四是按照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要求,在对口支援中推进西部民族地区制度建设的现代化:进一步完善社会主义制度体系,并且有效发挥制度效能,通过转变政府职能和提升地方政府能力,促进政府与市场、社会间的良性互动,提高行政效能,优化资源配置。
王小宁[4]（2019）在《环境规制对西部地区经济增长与公众健康影响的研究》文中研究说明健康是人的基本诉求与权利,是人民美好生活的基础。“没有全民健康,就没有全面小康。”公众健康水平主要取决于经济发展水平和环境质量两大因素。合适的环境规制政策,应该能通过促进经济快速增长和提高环境质量进而有效改善公众健康,因此探索环境规制对公众健康的作用机理具有重要意义。本文遵循“文献评述—环境规制影响经济增长、公众健康的理论分析—环境规制的现状及问题—环境规制影响经济增长、公众健康的实证检验—对策建议”的逻辑展开研究,以西部地区为研究对象,从环境规制工具视角,基于经济增长的多维度,首先全面评估环境规制对西部地区经济增长的影响,继而将经济增长作为促进公众健康的主要路径,揭示环境规制基于经济增长渠道对公众健康的作用机理,并由此得出优化环境规制保障公众健康的路径。具体来说,本文研究主要内容如下:从保障公众健康是环境规制的根本目的出发,本文将环境规制概念界定为:环境规制是指政府为保护和改善环境,防治污染和其他公害,推进生态文明建设,促进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进而保障公众健康而制定的一系列政策和措施。从我国当前环境政策实践来看,环境保护法主要关注保护环境和促进经济可持续发展两个目标,保障公众健康虽然列入环境保护法的立法目的,但由于缺乏具体的相关法律法规的支撑,尚未真正进入法律制度安排,而学术界主要关注环境规制的经济效应和环境效应,对环境规制的公众健康效应关注相对薄弱。人类发展的真正目的是长寿且健康的生活,经济增长只是发展的手段,将保障公众健康作为环境规制的根本目的,更能满足人类对美好生活的需要。环境规制影响经济增长和公众健康的理论分析。在梳理环境规制的理论基础、经济增长理论和健康生产函数的基础上,从理论的角度分析环境规制对经济增长和公众健康的影响机理。首先从经济增长数量、劳动生产率、产业结构升级和经济增长绿色水平四个经济增长维度,分析环境规制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机理,其次分析经济增长的四个维度对公众健康的影响机理,最后分析环境规制基于经济增长渠道对公众健康的影响机理。结合改革开放以来环境规制、经济增长和公众健康的实践,以及环境规制基于经济增长渠道对公众健康的影响机理及效果,将环境规制的演变划分为四个阶段,即开创、发展、深化和成熟阶段,为本文的实证研究提供理论支持。环境规制影响西部地区经济增长的实证分析。采用西部地区的面板数据模型实证分析了命令控制型、市场激励型和公众参与型环境规制工具分别对西部地区经济增长数量、劳动生产率、产业结构升级、经济增长绿色水平的影响,研究结果发现命令控制型环境规制工具与西部地区经济数量增长和劳动生产率显着正相关,与产业结构和经济增长绿色水平都显着负相关,整体上抑制了经济增长;市场激励型环境规制工具显着地促进西部地区经济数量增长、劳动生产率提高和产业结构升级,但是抑制经济增长绿色水平,整体上与西部地区经济增长呈现U型关系;公众参与型环境规制工具与西部地区经济增长数量、劳动生产率、产业结构升级和经济增长绿色水平均显着地负相关,整体上抑制了经济增长。不同环境规制工具对经济增长不同维度的差异化影响证明环境规制基于经济增长渠道对公众健康的影响机理存在多重路径,需要分别考察。环境规制影响西部地区公众健康的实证分析。构建中介效应模型,运用Baron和Kenny的三步法检验了环境规制影响公众健康过程中的经济增长中介效应。研究结果发现,就总体效应而言,命令控制型环境规制工具的公众健康效应为正但不显着,市场激励型环境规制工具显着地改善了西部地区公众健康水平,公众参与型环境规制显着地降低了西部地区公众健康水平。就中介效应而言,市场激励型环境规制通过经济增长数量、劳动生产率和经济增长绿色水平这三个中介变量削弱了西部地区环境规制的公众健康改善效应,但总效应为正,市场激励型环境规制通过产业结构升级这个中介变量增强了西部地区环境规制的公众健康改善效应;公众参与型环境规制工具通过经济增长数量、劳动生产率、产业结构升级和经济增长绿色水平这四个中介变量削弱了西部地区环境规制的公众健康效应,且总效应为负。从经济增长综合指数来看,市场激励型和公众参与型环境规制工具都通过抑制经济增长缓解了公众健康的恶化,不同的是市场激励型环境规制工具的公众健康净效应为改善效应,公众参与型环境规制工具的公众健康净效应为恶化效应,市场激励型环境规制工具的效果优于公众参与型环境规制工具。根据研究结果,可以判断市场激励型环境规制处于环境规制演变的第三阶段,公众参与型市场环境规制工具处于第二阶段,命令控制型环境规制工具处于第二阶段向第三阶段的过渡期。这对于下一步如何调整环境规制政策以促进西部地区公众健康提供了较为明确的思路和方向。西部地区改善公众健康水平的政策建议。首先需要优化西部地区环境规制来改善公众健康水平,论文提出从深化地方政府对环境保护工作重要性的认识、强化地方政府对环境规制政策的执行力度和优化环境管理体制三个方面来优化命令控制型环境规制工具,从完善市场激励型环境规制工具运行的制度基础和健全市场激励型环境规制工具执行中的监管体系两个方面优化市场激励型环境规制工具,从增强西部地区公众环境保护意识、健全西部地区环境信息公开制度和完善西部地区公众参与环境保护的法律保障三个方面进行优化公众参与型环境规制工具。其次重点从坚持环境规制的健康优先责任、改进经济增长考核指标和加快产业结构调整和升级三方面促进西部地区公众健康水平。本文的创新之处在于从“环境规制—经济增长—公众健康”的研究路径分析环境规制的健康效应,并构建以经济增长为中介变量的模型,检验环境规制影响公众健康的具体作用机理,是对“环境规制—环境污染—公众健康”传统研究思路的完善,有助于厘清环境规制对公众健康的影响路径,对优化环境规制政策实现“环境—经济—健康”系统协调发展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辛冲冲[5]（2019）在《中国地方政府财政能力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自1994年实施分税制改革以来,地方政府财政能力问题就日益受到了诸多学者的广泛关注和研讨。不过回顾既有相关文献,我们从中不难发现,许多学者依然倾向于将地方政府财政能力界定为地方政府在其辖区范围内,按照法定税率与税基,筹集财政收入的能力,并将其作为确定政府间财政转移支付标准的基本依据。而且在应用评价中,对其强弱的衡量也更多是选择地方政府财政收入、或考虑了人口因素的人均财政收入等量化指标来表示。理论上来讲,上述内涵界定及衡量标准显然存在一定局限性,难以触及财政职能的本质,即政府汲取财政资源提供公共服务以满足公共需要的活动。如果仅从汲取环节对地方政府可支配财力进行考察,那么,这种能力既不能够反映地方政府财政资源汲取的有效性和规范性,更不能反映地方政府履行财政职能的全面性,尤其是配置和利用财政资源提供公共产品的有效程度,以及财政资源是否具有可持续发展性也从中也难以体现。这反而会误导地方政府在财政实践活动中过度重视财政资源的汲取而忽视其有效供给和可持续发展性。不仅限于此,这也与中国当前纵深推进以适应于国家治理体系和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新一轮财税体制改革的发展方向也明显偏离,既不符合新时期经济社会发展的现实需要也不符合现代财政制度建立的内在要求。为此,地方政府财政能力内涵与评价标准需要作出适时拓展和深化,顺应时代发展潮流和改革导向,保持与时俱进。当然,近年来尽管也有一些学者逐步突破以往研究的局限对其内涵界定与评价标准有了较大拓展,但更多仅是停留在定性分析层面,而且也缺乏与其内涵配套的定量评价指标体系,继而更缺乏对其进行较为细致的实证研究。因而,摆在我们面前的问题是,如何完善地方政府财政能力内涵?怎样建立与其内涵更契合的定量评价指标体系?这些年中国地方政府财政能力到底处于什么水平、变化轨迹与发展趋势如何?省域间地方政府财政能力存在何种差异、是否存在收敛性?导致地方政府财政能力变动的关键因素是什么?等等,这些问题的探讨在既有研究中比较鲜见。很显然,对这些问题的有效解读和分析不仅有助于我们增进对中国地方政府财政能力发展现状及其基本特征的宏观认知,也有利于立足于实证研究结果并结合中国现实情况,提出更具合理性的政策建议,为加快推进中国地方政府财政能力提质升级、切实践行新一轮财税体制改革发展方向奠定坚实基.础。鉴于此,本文以地方政府财政能力为研究对象。首先通过梳理国内外既有相关文献,以及对本文涉及的相关概念和相关理论进行回顾和总结,以确保研究根基。其中在内涵确定方面,本文是在既有研究基础上就地方政府财政能力内涵进行了深化拓展,从有效性视角将其内涵简要概述为有效实现政府财政职能目标所具备的综合能力。其核心思想重在反映地方政府实施有效财政活动从而实现其职能目标的有效程度,并以此确定了依托于地方政府财政活动作用效果来评价其财政能力的基本路径。同时,以本文界定的内涵为依据,在结构层面上将财政综合能力细化为财政汲取能力、财政供给能力和财政可持续发展能力三个维度的基准能力,进一步明确本文研究对象。然后,在构建与其内涵相匹配的定量评价指标体系基础上,运用定性与定量相结合分析方法,先是分别对样本观测期内中国地方政府财政汲取/供给/可持续发展/综合能力进行了全面核算并分析了其时空分异特征。在此基础上,利用所测得的相关数据,继而分别科学测算和实证检验了其地区差异、收敛性特征以及三重（汲取-供给-可持续发展）财政能力的耦合协调发展水平,并深入探究了它们的时序演变规律和空间分异特征,以此来揭示这些年中国地方政府财政能力现状。之后,还剖析了影响地方政府财政汲取/供给/可持续发展/综合能力变化发展的关键因素,力图从中探寻出导致它们变化发展的关键动因。最后,在总结和提炼主要研究结论基础上并结合中国实际情况,提出相关政策建议,以期为中国深化推进新一轮财税体制改革以及切实提升地方政府财政能力提供必要的数据支撑与政策参考。本文遵循提出问题、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基本思路,将其研究内容共分为导论、理论分析（第一章）、评价指标体系构建与测算方法（第二章）、地方政府财政能力测算及时空特征分析（第三章）、地方政府财政能力区域差异测算与结果分析（第四章）、地方政府财政能力收敛性检验与结果分析（第五章）、地方政府三重财政能力耦合协调性时空特征及驱动力分析（第六章）、地方政府财政能力影响因素分析（第七章）、促进地方政府财政能力提升的政策建议（第八章）、研究结论与研究展望等十个部分。通过这一较为深入细致的实证研究,主要得出以下研究结论:第一,地方政府财政汲取/供给/可持续发展/综合能力均具有明显的时空分异特征。本文分别测算了样本观测期内全国层面、区域层面和省域层面地方政府财政汲取/供给/可持续发展/综合能力评价指数,并分析了其时空特征。结果显示:①全国及东中西部三大区域地方政府财政汲取/供给/综合能力在时序层面上总体均呈趋稳递增态势,可持续发展能力在时序层面上则呈明显“波动下降-反弹上升-波动下降”变化轨迹。具体到省域层面,除个别省份地方政府财政汲取能力出现明显下滑和放缓态势以外,其余省份与全国和三大区域时序演变规律一致。②从空间分布来看,三大区域间差距依然十分悬殊,总体呈“东高西低”阶梯状特征,即东部>中部>西部。具体到省域层面,西部落后省份与东部发达省份之间差距的缩小幅度并不明显,反而扩大趋势较为强劲。第二,地方政府财政汲取/供给/可持续发展/综合能力总体空间差异变化特征表现各异,总体空间差异形成的主要驱动因素均来自于区域间差异。采用Dagum基尼系数及分解法对观测期内地方政府财政汲取/供给/可持续发展/综合能力区域差异均进行了科学测度,并依次从总体空间差异、区域内差异、区域间差异和差异来源及其贡献四个方面分析了它们的区域差异情况。结果表明:①总体空间差异方面。地方政府财政汲取/供给能力总体空间差异都呈明显下降趋势,而财政可持续发展/综合能力总体则均表现为不稳定的波动态势,降幅不够显着。②区域内差异方面。东中西部三大区域内部差异变化趋势表现各异。其中,东部和中部区域均是除了财政供给能力内部差异趋于明显下降趋势外,财政汲取/可持续发展/综合能力则都呈波动上扬趋势,而西部区域内部差异变化趋势呈明显缩小的有财政汲取/供给能力,其余两个能力则呈小幅扩大趋势。③区域间差异方面。三大地带间差异变化趋势主要表现为:东-西部之间和东-中部之间财政汲取/供给/可持续发展/综合能力整体均呈明显或波动下降过程;而中-西部之间仅有财政汲取/供给能力趋于一定幅度下降外,财政可持续发展/综合能力则都呈小幅波动上扬趋势。④差异来源及其贡献方面。地方政府财政汲取/供给/可持续发展/综合能力均均表现为区域间差异对总体空间差异形成的贡献率最大,发挥了主导驱动作用。第三,地方政府财政汲取/供给/可持续发展/综合能力在全国层面和三大区域层面均同时存在绝对β收敛和条件β收敛特征,但σ收敛特征则表现有所不同。通过对观测期内地方政府财政汲取/供给/可持续发展/综合能力的收敛特征进行实证检验发现:①σ收敛方面。财政汲取能力在全国层面和西部区域存在σ收敛,而在东部和中部区域则不存在σ收敛;财政供给能力不仅在全国层面也在东、中、西部三大区域存在σ收敛;财政可持续发展能力仅在全国层面趋于小幅度σ收敛,而在东、中、西部三大区域均不具有σ收敛特征;财政综合能力也仅是在全国层面存在σ收敛现象,同样在东、中、西部三大区域均不存在σ收敛。②绝对β收敛方面。全国层面以及东、中、西部三大区域地方政府财政汲取/供给/可持续发展/综合能力均存在绝对β收敛现象。③条件β收敛方面。全国层面以及东、中、西部三大区域地方政府财政汲取/供给/可持续发展/综合能力也同时均存在条件β收敛现象。第四,地方政府三重财政能力耦合协调发展指数总体呈趋稳递增态势,地区间差距虽有缩小但依然显着;内部驱动力对其变化发展影响较大,外部驱动力影响较弱。通过对三重（汲取-供给-可持续发展）财政能力耦合协调性及其驱动力进行测算和实证检验得知:①从时序演变来看,全国、东中西部三大区域以及31个省份三重财政能力耦合协调指数总体均呈趋稳递增态势,耦合协调等级都有所升级;且中西部区域多数省份增速明显快于东部区域,区域间以及省域间差距呈明显缩小趋势。②从空间分布来看,虽然空间格局随着时间推移有所变动,但省域间的差距依然显着,协调度高的省份多集聚在东部发达区域,低的省份则集中在中西部欠发达区域,总体呈“东高西低”的分布特征。③从影响三重财政能力变动的驱动因素来看,全国和三大区域层面均表现为汲取-供给能力、供给-可持续发展能力和汲取-可持续发展能力这三个内部驱动力对其变动具有显着正向驱动作用,占据主导地位,而外部驱动力则影响较弱。第五,地方政府财政汲取/供给/可持续发展/综合能力均存在显着的动态效应和空间溢出效应;制度、经济、社会等各因素对其影响效果则存在一定差异。采用动态空间面板模型分别对地方政府财政汲取/供给/可持续发展/综合能力影响因素进行实证检验发现:①地方政府财政汲取/供给/可持续发展/综合能力的一阶滞后项和空间滞后项回归系数都显着为正,动态效应和空间溢出效应均明显存在。②制度因素方面,收入分权对财政汲取/综合能力具有促进作用,但对财政供给/可持续发展能力影响效应不显着;支出分权对财政汲取/供给/可持续发展均具有抑制作用,而对财政综合能力影响效应不显着;政府竞争对财政汲取/可持续发展/综合能力均具有显着促进作用,却对财政供给能力具有抑制作用;收/支分权与政府竞争交互项对财政汲取/可持续发展/综合能力均具有促进作用,不过收入分权与政府竞争交互项对财政供给能力具有抑制作用。③经济因素方面,对外开放、固定资产投资对财政汲取/供给/可持续发展/综合能力均具有促进作用;经济发展水平对财政汲取/可持续发展/综合能力具有促进作用但对财政供给能力具有抑制作用,且它与财政供给能力存在“U”型关系,同时与财政可持续发展/综合能力存在倒“U”型关系;居民消费水平有利于促进财政供给/综合能力的提升,但对财政汲取/可持续发展能力影响效应则都不显着;产业结构变迁有助于促使财政汲取/供给/综合能力的提升,但对财政可持续发展能力影响不显着。④社会因素方面。城镇化率对财政汲取/可持续发展能力具有促进作用,但对财政汲取能力具有抑制作用,而对财政综合能力影响效应不显着;人口密度对财政汲取能力具有促进作用但对财政供给/可持续发展能力具有抑制作用,而对财政综合能力影响效应不显着。最后,立足于实证研究所得结论并结合中国现实情况,主要提出以下几点政策建议:一是,积极推进财政事权与支出责任划分改革。二是,完善地方税收体系与健全转移支付制度。三是,加快建立地方政府性债务管理制度。四是,加强配套措施建设。
江琴[6]（2019）在《西部民族地区传统农业改造战略问题研究》文中研究表明改革开放以来,“三农”问题始终是关系民生国计的重大战略问题,是全党工作的重中之重。2017年10月18日召开的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以下简称“十九大”）首次提出“乡村振兴”战略,再次将“三农”问题提到一个全党、全民关注的高度。作为人口接近14亿的发展中大国,尽管国内生产总值所体现的国民经济发展规模已跃居世界第二,但是中国经济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主要矛盾依然相当突出,农业、农村经济发展面临的挑战依然十分严峻。全面把握西部民族地区农业发展所体现的区域性、民族性、传统性、封闭性和低效性特征,冷静分析西部民族地区农业发展在区位、制度、产业、人力资本、资金投入各方面的现实困境,系统研究西部民族地区传统农业改造和现代农业发展的战略路径,对于有效促进西部民族地区经济总量增加与社会文化进步、不断缩小与东中部地区的经济发展差距、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完成“两个一百年”战略目标均具有重大的理论意义与战略意义。本文以传统农业改造思想为指导,综合运用农业发展阶段论、农业资源互补论、农业规模经济理论以及农业产业化理论,以传统农业改造为研究主题,以西部民族八省区为研究目标,客观判断西部民族八省区传统农业发展现状、基本特点,全面剖析西部民族八省区传统农业发展困境,探索构建西部民族地区传统农业改造战略体系,明确提出包括战略框架、制度安排以及战略路径的研究思想,为西部民族地区各个组织与主体进行传统农业改造提出决策咨询和政策指引。本文研究基本结论如下:（一）西部民族地区传统农业发展态势缓慢。西部民族地区农业经济增长贡献率虽整体上略高于全国平均水平,但因其农业发展独有的区域性、民族性、传统性、封闭性、低效性,西部民族地区传统农业发展仍呈现农业生产结构单一、农业生产水平低下、农业创新能力不足、农业现代理念缺乏、农业管理水平滞后的缓慢态势。（二）西部民族地区传统农业发展困境重重。深度分析西部民族八省区传统农业发展现状,发掘西部民族地区传统农业演变基本态势缓慢的背后,存在着区位、制度、产业、人力资本、资金投入等五大制约困境。（三）构建西部民族地区传统农业改造框架。西部民族地区传统农业改造应探索构建以西部大开发战略、“一带一路”倡议、脱贫攻坚战略、乡村振兴战略以及特色小城镇建设为战略背景,以促成产业兴旺、人才回流、乡风文明、生态宜居、组织有效为战略目标,以探索特色农业主导、干旱地区节水、龙头企业引领、技术创新支持、人力投资推动的传统农业改造战略模式为战略重点的战略框架。（四）探索民族地区传统农业改造制度安排。结合西部民族地区传统农业发展面临的制度问题,提出以探索土地制度和改革户籍制度为前提、以创新教育培训制度为重点、以强化社会保障制度为支撑的西部民族地区传统农业发展特色制度安排。（五）明确民族地区传统农业改造战略路径。通过深度剖析西部民族地区传统农业发展基本态势和主要困境,从改善西部民族地区基础设施、加大西部民族地区人力投资、促进西部民族地区科技进步、培育西部民族地区龙头企业、完善西部民族地区微观组织五个方面展开明确具体战略路径。
苏明,韩凤芹,付阳[7]（2015）在《“十二五”时期西部大开发财税政策效果评估及“十三五”时期政策建议》文中研究指明财税政策是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的重要手段。本文对西部大开发财税政策的效果进行了初步评估,结果显示:"十二五"时期以来财政政策持续发力,特别是财政支出和转移支付对西部地区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带动作用较以往明显提升。但是,当前我国中、东、西部经济社会发展差距仍然呈扩大之势;与此同时,西部的税负增长快于中、东部,反映出税收优惠政策对西部的影响越来越小。西部大开发任务长期且艰巨,未来应结合我国财税体制改革的总体趋势,针对西部发展的特殊性,及时改革完善相关财税政策。包括:加大均衡性转移支付力度,完善转移支付制度;进一步落实税收优惠政策,并考虑加大对西部的税收优惠力度;改革完善生态保护与补偿政策等。
孙根紧[8]（2013）在《中国西部地区自我发展能力及其构建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缩小地区差距、促进区域协调发展不仅是提升我国国民经济整体效率,推动国民经济平稳发展的迫切需要,也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实现社会公平的必然要求。新中国成立以来,党和政府为缩小西部地区与东部沿海地区之间的发展差距,实现东、中、西三大经济地带的协调发展做出了不懈努力。尤其是西部大开发战略实施以来,西部地区在国家纵向投资和高速度工业化的外部驱动下实现了经济社会的较快发展,但时至今日西部地区与中东部地区之间的发展差距依然存在,而且发展差距的缩小速度越来越慢。基于此,我们不禁会产生这样的疑问：导致西部地区与中东部地区之间产生发展差距的根本原因究竟是什么?西部地区依靠大规模投资实现的快速发展是否具有可持续性?一旦外部推动力量消失,西部地区是继续实现快速发展,还是原地踏步、停滞不前,抑或重返贫穷与落后?这些疑问的答案就在西部地区自我发展能力构建之上。构建西部地区的自我发展能力,是实现西部地区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进而缩小与中东部地区的发展差距,促进区域协调发展的根本要求。2010年7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召开的西部大开发工作会议强调指出,今后10年是深入推进西部大开发承前启后的关键时期,新形势下深入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必须以增强自我发展能力为主线。《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二个五年规划纲要》中也明确提出,深入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要“大力发展科技教育,增强自我发展能力。”由此以来,在新一轮西部大开发纵深推进的过程中,西部地区的发展重点已从生态恢复重建和基础设施建设,转向西部地区自我发展能力的培育与提升之上。因此,在这样的新形势下,探讨西部地区自我发展能力及其构建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本文围绕“西部地区自我发展能力的培育与提升”这一主题,利用文献分析法、比较分析法、历史分析法,以及规范分析与实证分析相结合、定性分析与定量分析相结合的分析方法展开研究。我们在对关于区域自我发展能力的国内外研究文献进行细致梳理和简要述评之后,对区域自我发展能力的概念和内涵进行了重新界定,构建了区域自我发展能力形成机理的理论模型,探讨了区域自我发展能力的生成机制。通过设计一套区域自我发展能力评价指标体系,对我国西部地区的自我发展能力水平进行了实证分析,并在对国外欠发达地区自我发展能力培育的经验与教训进行归纳总结的基础上,对我国西部地区自我发展能力提升进行了战略分析。通过研究我们发现,目前西部地区自我发展能力水平低下,而且呈现出区域差异性特征；西部地区的自我发展能力现状是多种影响因素相互作用的综合结果,因此通过区域开发逐步构建西部地区的自我发展能力,是推动西部地区持续健康发展的根本要求。在新形势下构建西部地区的自我发展能力,应从战略高度采取各种有效措施对区域自我发展能力进行培育和提升。本文一共分为8章。第1章是导论,阐述了本文的选题背景和研究意义,分析了行文思路和研究方法,并对研究目的、研究内容、研究难点,不足之处以及预期可能实现的创新之处进行了简单介绍。第2章是基于研究内容的文献述评,分为两个部分。在第一部分中,我们对在研究过程中将要用到的基础理论进行了简单介绍。在第二部分中,我们对现有的关于区域自我发展能力研究的国内外文献进行了细致梳理和简要评述。通过文献综述,我们发现已有研究存在以下不足之处：一是区域自我发展能力的概念和内涵尚未界定清楚,为后续研究造成了障碍；二是没有从根本上把握区域自我发展能力的本质,认为只有欠发达地区才存在自我发展能力的培育问题,没有认识到自我发展能力的空间一般性,中等发达地区和发达地区也需要面对自我发展能力的提升和维持问题；三是关于西部地区自我发展能力的评价研究仍然不足；四是西部地区自我发展能力构建的相关研究不到位。因此,本文将尝试对下述几个问题做出回答。比如究竟什么是区域的自我发展能力,它的本质是什么?区域自我发展能力具有哪些一般特性?一个地区实现什么样的发展状态,才算是具备了自我发展的能力?对西部地区而言,区域自我发展能力现状如何?其影响因素和深层次原因有哪些?如何去培育和提升西部地区自我发展能力?诸如上述问题,不仅具有深刻的理论研究价值,也具有重要的时代意义。第3章是本文的理论分析框架,主要内容包括对区域自我发展能力的基本内涵、构成要素、特征和形成机理的阐述。区域自我发展能力是某一地区在经济社会发展过程中表现出来的一种综合能力,具备这种能力能够使得这一地区在发展过程中依靠自身力量去创造资源,集聚、利用区域内外的各种资源,实现区域内部经济、社会、生态、文化等方面的持续健康发展。它是区域内部企业、家庭、地方政府和非政府组织等主体,在生产和生活活动过程中表现出来的一种综合能力,其本质是一种依靠自身力量实现资源优化配置的能力。一个地区实现自我发展并不代表它是在封闭环境中实现发展,而是强调这一地区依靠自身力量对区域内外资源有效率地利用,推动区域实现内源型发展。另外,区域自我发展能力不同于区域竞争力、区域创新能力和可持续发展能力,但与它们又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从不同的角度看,区域自我发展能力由不同的要素构成。从发展主体看,区域自我发展能力表现为宏观行为主体——区域的自我发展能力,也表现为区域微观行为主体——家庭、企业、地方政府和非政府组织所具备的自我发展能力。从发展要素看,区域自我发展能力表现为区域行为主体在对自然资本、物质资本、人力资本、知识资本和社会资本的利用能力。从发展内容看,区域自我发展能力又由创新开发能力、要素集聚能力、资源利用能力和协调发展能力构成。从实现状况看,区域自我发展能力又可以分为现实区域自我发展能力和潜在区域自我发展能力两种类型。总之,从本质上讲,区域自我发展能力是一个地区依靠自身力量实现资源的优化配置,不断增加区域财富、提升社会福利水平的能力。一般来讲,区域自我发展能力作为一种区域层面的行为能力,它表现出综合性、系统性、动态性、阶段性和可塑性特征。虽然区域自我发展能力的承载主体包括区域内部企业、家庭、地方政府和非政府组织,但是在一个地区自我发展能力的形成过程中,不仅需要区域内部这四种行为主体发挥主观能动性,自己去追求能力的提高,而且可能存在、也需要中央政府和其他地区的推动作用。来自中央政府的倾斜性政策扶植和其他地区的人道主义援助或者竞合关系下的经济社会交往活动,都会在受援地区自我发展能力的形成过程中发挥重要作用。第4章是区域自我发展能力的生成机制,介绍了区域自我发展能力形成的影响因素、形成动力和生成路径。一个地区自我发展能力的形成受多种因素影响,包括自然条件、自然资源、区位条件、物质资本、劳动力资源、科学技术、社会制度和偶然性历史事件等。区域内部民众对高质量生活的个体追求和国家对区域协调发展的宏观需求构成了某一地区自我发展能力形成的动力源泉,因而这一地区自我发展能力的形成受市场竞争和政策调控两个源动力的双重驱动。区域内部企业的逐利性、地方政府的责任感和次级地域单元在竞合关系中对区域利益的追求构成了推动一个地区自我发展能力形成的内部动力；而其外部动力则有中央政府的扶持政策、其他区域的援助和区域之间的竞争与合作等外部力量构成。对一个特定的地区来说,其自我发展能力的生成路径包括以下几个方面：内开发与提升劳动力素质、培养企业家精神、促进技术创新、推动产业结构优化升级、转变地方政府职能、改善中央政府对地区发展的制度安排、加强区域合作,扩大对外开放等。在第5章中,我们设计了一套区域自我发展能力评价指标体系,对我国西部地区自我发展能力进行评价研究。通过评价分析,我们得出两点结论：一是我国西部地区的自我发展能力总体水平低于中东部地区；二是西部各个地区的自我发展能力水平也存在差异。其原因在于,与东部发达地区相比,我国西部地区整体上自然环境恶劣,区位条件不佳,历史文化传统相对保守,加之长期以来国家对西部地区发展的制度安排不完善,导致西部地区资本积累缓慢,高素质劳动力缺乏,区域创新能力和竞争能力低下。与此同时,在广袤的西部地区内部,各个地区之间的发展条件和发展基础不同,从而使得西部地区的自我发展能力水平呈现出区域差异性特征。第6章是对国外欠发达地区自我发展能力培育的经验与启示的归纳总结。通过对美国、前苏联、日本和巴西等国对欠发达地区的自我发展能力培育过程进行回顾,我们总结出以下几点经验启示：不断完善法律体系、成立专门的区域开发机构、大力推动基础设施建设、注重环境保护和生态环境建设、积极实施倾斜性财政金融政策、大力发展教育科技事业、调动地方政府和民间力量积极性,以及推动区域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等。在我国西部地区自我发展能力的构建过程中,既要积极借鉴国外的先进经验,加快构建进程,也要认真吸取它们的失败教训,在积极探索新的自我发展能力培育途径的同时,尽量避免那些在西部地区的特殊环境下容易产生的错误。第7章是西部地区自我发展能力构建的战略分析。新时期西部地区通过实施自我发展战略构建区域自我发展能力的总体思路是：既要调动本土潜能,又要吸引和嵌入外源性资源；既要发挥区域比较优势,又要培育区域竞争优势；既要遵循效率优先,又要兼顾公平；既要加强资源开发,又要注重环境保护和生态建设。在西部地区发展战略总体思路的指导下,西部地区的自我发展能力可以通过逐步完善国家对西部地区发展的制度安排,加快转变国家对西部地区的支持与援助方式,不断优化西部地区的产业结构,积极承接产业转移,积极培育和完善西部地区的创新体系,大力发展非公有制经济等途径进行构建。第8章是本文的最后一章。在这一章中,我们对全文的主要研究结论进行概括,并对进一步研究做出展望。本文可能存在的创新有以下几点：第一,科学界定了区域自我发展能力的内涵。本文认为,区域自我发展能力是指在发展过程中,区域主体基于自身现实条件,依靠系统内部发展机制,利用区域内外各种资源,发挥区域优势、扬长避短,挖掘区域发展潜力,激发区域发展活力,以实现区域内经济、社会、生态等持续健康发展的一种能力。它是一种综合性概念,强调在开放环境下,依靠区域系统自身力量对区域内外的各种资源进行优化配置以实现区域的内源性发展,其本质是区域系统利用自身力量对区域内外各种资源实现优化配置的能力。区域自我发展能力具有空间一般性,欠发达地区、中等发达地区和发达地区都面临着地区自我发展能力培育、提升或维持问题。第二,在区域自我发展能力阶段性特征分析中,我们将一个地区的自我发展能力水平发展分为四个阶段：初始发展阶段、较低自我发展能力水平阶段、较高自我发展能力水平阶段和完备自我发展能力水平阶段。阐述了一个地区在每个自我发展水平阶段的表现,间接回答了“一个地区实现什么样的发展状态,才算是具有了自我发展的能力?”这一问题。第三,构建了区域自我发展能力形成机理的理论模型。区域自我发展能力的承载主体包括区域内部企业、家庭、地方政府和非政府组织,而区域自我发展能力形成的推动主体除上述四类行为主体外,还包括区域外部的中央政府和其他地区。区域内部企业、家庭、政府和非政府组织在区域自我发展能力的形成过程中发挥根本性基础作用,而来自中央政府和其他地区的推动力量要通过区域内部行为主体发挥作用,但其强弱则能够加快或延缓地区自我发展能力的形成进程。第四,为“西部地区自我发展能力低下”这一论断提供了有力证据。通过构建区域自我发展能力评价指标体系,对东、中、西部地区自我发展能力对比分析,研究结论直接支持了“西部地区自我发展能力低下”这一直观判断,也为东西部地区发展差距的长期存在找到了深层次原因,为实现区域协调发展提供了一个全新的视角。
张海丽[9]（2013）在《城乡经济社会一体化背景下西部地区矿产资源产业发展模式的研究 ——基于包容性增长的视角》文中研究表明矿产资源是一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物质基础。我国西部地区矿产资源丰富,但长期以来西部地区矿产资源产业的发展也存在着产业结构刚性、生态环境恶化、长期增长缓慢等资源型地区常出现的问题。长期以来的“城市偏向”政策,使得西部地区矿产资源大量开发的同时,并未对农村经济带来实质帮助,相反在一定程度上加大了城乡差距。转变西部地区矿产资源产业的发展模式,利用西部地区的矿产资源优势,以矿业的发展促进城市与农村、经济与社会的共同发展,从而实现西部地区的城乡经济社会一体化是后改革时代的亟待解决的核心问题。基于此笔者以“城乡经济社会一体化背景下西部地区矿产资源产业发展模式”为题,试图通过对西部地区矿产资源产业发展模式的重构,实现矿产资源产业对农村和农业的包容性增长,最终促进西部地区城乡经济一体化新格局的实现。本文以西部地区矿产资源产业的发展为着眼点,以矿产资源产业的发展模式为研究对象,在对学术界观点综述的基础上,系统研究了西部地区城乡一体化的水平及西部矿产资源产业发展的现状,运用结构主义的分析方法剖析了西部地区矿产资源产业的发展对城乡经济、城乡经济与社会的“二元”分割机理,在实践研究方面,借鉴矿产资源产业开发的“缘矿建镇模式”、“可移动城镇模式”和“长距离通勤模式”以及国际区域矿产资源开发的“美国西部开发模式”、“德国鲁尔模式”和“南非模式”等六种典型模式的经验和教训,在包容性增长理论的框架下,设计了西部地区矿产资源产业发展的包容性增长新模式,并为新模式的实施提供了政策支持。最后了构建了西部地区矿产资源产业包容性增长发展模式的评价指标体系。论文研究得出以下结论：第一,2000年至2010年十年间,西部地区矿产资源产业的发展在促进地区工业经济发展的同时,并没有给农村经济发展带来帮助；在经济发展的同时,没有同时带来社会的同步发展；第二,包容性增长为解决西部地区矿业的发展与城乡经济社会“二元”分割问题提供了基本的分析框架,目前西部地区矿产资源产业发展模式对农业和农村经济社会的不包容性体现在增长条件的不包容,增长过程的不包容以及增长结果的不包容三个方面；第三,构建西部地区的包容性增长的矿产资源产业发展模式包括：多样化产业发展模式、地方化的配套产业发展模式、一体化的资源收益管理模式、市场导向的要素流动模式、公正的社会保障模式、公平的公共产品供给模式以及多路径的生态补偿模式七个方面,通过新模式的构建实现增加农民就业、提高农民收入,增加农民资源型收入,保障农民最低福利,保障农民参与经济的能力以及解决矿业引致的生态、社会问题的目标,从而解决城乡经济、城乡经济与社会的“二元”分割问题,实现矿业经济的包容性增长,最终实现西部地区的城乡经济社会一体化发展；第四,新模式的设计需要制度创新和政策支持。通过制定相应的产业政策、改革矿产资源税费政策、改革土地、户籍和农村金融政策、完善农村社会保障政策和农村公共产品供给政策以及制定科学的生态补偿政策六个方面的制度创新以支持新模式达到包容性增长的目标；第五,通过对西部地区矿产资源产业发展模式评价指标体系的构建,分析出西部地区各省矿业的包容性不高。西部地区矿产资源产业包容性增长最大的独立阻碍因素是资源产业外部性带来的生态问题,同时资源要素流动效率低,社会保障水低,公共产品供给水平低等问题也阻碍了西部地区矿业经济的包容性增长,因而新模式的制度创新与政策支持就更为重要。
苏明,韩凤芹,武靖州[10]（2013）在《我国西部地区环境保护与经济发展的财税政策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我国西部地区生态脆弱与经济落后并存,统筹环境保护与经济发展的任务十分艰巨。随着西部大开发进入新的历史时期,新的发展任务和与之伴随的新矛盾对财税政策也产生了新的需求。下一步西部大开发的财税政策,应把重点放在生态环境的改善上,在着力调动西部地区自身发展积极性的同时,注重政策的连续性和创新性,区分不同地区进行有针对性的支持。具体的政策建议包括:健全中央与地方财力与事权相匹配的体制;完善均等化转移支付政策,促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进一步探索和完善税收优惠政策;加大对西部地区重点领域的专项支持力度等。
二、试论生态税收对西部可持续发展的作用（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试论生态税收对西部可持续发展的作用（论文提纲范文）
（1）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对中国生态经济的影响研究 ——基于生态效率和生态福利绩效视角的比较分析（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导论 |
| 第一节 研究背景 |
| 第二节 选题意义 |
| 第三节 研究方法和技术路线 |
| 第四节 研究框架与研究内容 |
| 第五节 可能的创新点与不足之处 |
| 第二章 文献综述 |
| 第一节 产业经济理论研究综述 |
| 一、产业结构合理化 |
| 二、产业结构高级化 |
| 三、结构主义发展理论 |
| 四、区域经济学的理论 |
| 五、熊彼特的创新理论 |
| 第二节 生态效率和生态福利绩效理论研究综述 |
| 一、生态效率 |
| 二、生态福利绩效 |
| 三、其他生态有关理论 |
| 第三节 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对生态经济影响的研究综述 |
| 一、产业结构优化升级与生态经济耦合机制的研究综述 |
| 二、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对生态经济间接影响的研究综述 |
| 第四节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理论分析与公式模型构建 |
| 第一节 产业结构、生态效率、生态福利绩效发展规律的理论分析 |
| 一、产业结构的发展规律 |
| 二、生态效率的发展规律 |
| 三、生态福利绩效的发展规律 |
| 第二节 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对生态经济直接影响和耦合的机理分析 |
| 一、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对生态效率直接影响和耦合的机理分析 |
| 二、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对生态福利绩效直接影响和耦合的机理分析 |
| 第三节 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对生态经济间接影响的机理分析 |
| 一、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对生态效率间接影响的机理分析 |
| 二、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对生态福利绩效间接影响的机理分析 |
| 第四节 理论模型构建 |
| 第五节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核心变量测度及生态经济指标的脱钩收敛分析 |
| 第一节 中国产业结构优化升级 |
| 一、方法的选择 |
| 二、测度的过程和结果 |
| 三、产业结构测度结果分析 |
| 第二节 中国生态效率 |
| 一、方法的选择 |
| 二、测度的过程和结果 |
| 三、测度结果分析 |
| 第三节 中国生态福利绩效 |
| 一、方法选择 |
| 二、测度的过程和结果 |
| 三、结果分析 |
| 第四节 脱钩分析 |
| 一、生态效率脱钩分析 |
| 二、生态福利绩效脱钩分析 |
| 第五节 收敛性分析 |
| 一、生态效率收敛性分析 |
| 二、生态福利绩效收敛性分析 |
| 第六节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对中国生态经济的直接影响分析 |
| 第一节 耦合及解耦分析 |
| 一、耦合分析 |
| 二、解耦分析 |
| 第二节 变量选取与模型设定 |
| 一、变量和数据说明 |
| 二、模型的设立 |
| 第三节 基本效应的实证分析 |
| 一、单位根检验 |
| 二、变量处理及实证分析 |
| 第四节 空间效应的实证分析 |
| 第五节 稳健性检验 |
| 第六节 本章小结 |
| 第六章 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对中国生态经济的间接影响分析 |
| 第一节 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对生态效率的间接影响分析 |
| 一、清洁能源的间接影响分析 |
| 二、第二产业比重的间接影响分析 |
| 三、互联网的间接影响分析 |
| 四、经济增长的间接影响分析 |
| 第二节 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对生态福利绩效的间接影响分析 |
| 一、清洁能源的间接影响分析 |
| 二、循环经济的间接影响分析 |
| 三、经济增长的间接影响分析 |
| 四、城镇化的间接影响分析 |
| 第三节 生态效率视角清洁能源的门槛效应研究及DID分析 |
| 一、清洁能源生态效率门槛效应研究 |
| 二、DID分析 |
| 第四节 生态福利绩效视角清洁能源、循环经济的门槛效应研究及DID分析 |
| 一、门槛效应研究 |
| 二、DID分析 |
| 第五节 稳健性检验 |
| 第六节 本章小结 |
| 第七章 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对生态经济影响的国际经验及启示 |
| 第一节 如何判断产业结构、生态效率、生态福利绩效的优劣 |
| 第二节 某些国家产业结构优化升级与生态效率、生态福利绩效的分析 |
| 一、美国产业结构与生态效率、生态福利绩效的分析 |
| 二、德法英产业结构与生态效率、生态福利绩效的分析 |
| 三、日本产业结构与生态效率、生态福利绩效的分析 |
| 第三节 国际案例分析及启示 |
| 第四节 本章小结 |
| 第八章 结论与建议 |
| 第一节 本文主要研究结论 |
| 第二节 相关政策建议 |
| 第三节 后续研究的展望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后记 |
| 简历 |
| 在校期间科研成果 |
（2）我国国家区域援助制度法律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引言 |
| 一、问题的提出 |
| 二、研究价值与意义 |
| 三、国内外研究现状述评 |
| 四、主要研究方法 |
| 五、论文结构 |
| 六、论文主要创新及不足之处 |
| 第一章 国家区域援助制度研究的理论准备 |
| 第一节 区域的范畴界定 |
| 一、区域的语义分析 |
| 二、不同学科中区域的内涵剖析 |
| 三、本文语境下区域的涵义与边界 |
| 第二节 国家区域援助的内涵与限定 |
| 一、援助的内涵 |
| 二、区域援助的界定与体系 |
| 三、国家区域援助的概念与体系 |
| 第三节 国家区域援助制度要素 |
| 一、援助对象 |
| 二、援助方式 |
| 三、援助绩效评估 |
| 第二章 国家区域援助制度的法理基础 |
| 第一节 国家职能理论与国家区域援助义务 |
| 一、国家职能的演进 |
| 二、国家区域援助义务的逻辑根源 |
| 第二节 发展权利理论与区域发展权 |
| 一、发展权的变革 |
| 二、区域作为发展权的权利主体 |
| 三、区域发展权的内容与实现 |
| 第三节 实质正义理论与国家区域援助 |
| 一、实质正义的内容 |
| 二、实质正义在区域层面的实现 |
| 第三章 我国国家区域援助制度的历史、现状与问题 |
| 第一节 我国国家区域援助制度的演进过程 |
| 一、萌芽阶段:国家区域援助的模糊概念及实践 |
| 二、正式形成:以“对口支援”政策的提出为标志 |
| 三、推动立法:以《西部开发促进法》为例 |
| 第二节 我国国家区域援助制度的立法现状与政策梳理 |
| 一、成文法层面 |
| 二、国家区域援助政策层面 |
| 第三节 我国国家区域援助制度存在的法律问题 |
| 一、国家区域援助对象识别标准不明确 |
| 二、国家区域援助方式的有效性有待进一步提升 |
| 三、国家区域援助绩效评估强制性缺失 |
| 第四章 国家区域援助对象识别标准化 |
| 第一节 域外国家区域援助对象识别及相关制度概况 |
| 一、美国 |
| 二、日本 |
| 三、欧盟 |
| 四、域外国家区域援助对象识别的特点及经验 |
| 第二节 我国国家区域援助对象识别的基石 |
| 一、我国国家区域援助对象识别的背景 |
| 二、国家区域援助对象识别的目标 |
| 三、国家区域援助对象识别的原则 |
| 第三节 实现我国国家区域援助对象识别标准化的建议 |
| 一、国家区域援助对象的识别 |
| 二、明确国家区域援助对象识别的标准 |
| 三、以法律形式对国家区域援助对象识别进行明确规定 |
| 第五章 国家区域援助方式的有效性 |
| 第一节 国家区域援助方式体系 |
| 一、国家区域援助方式的主要类型 |
| 二、国家区域援助对象适用的援助方式组合设计 |
| 第二节 区域财政援助制度 |
| 一、区域财政援助制度的域外考察 |
| 二、我国区域财政援助制度及存在的问题 |
| 三、完善我国区域财政援助制度的建议 |
| 第三节 区域税收优惠制度 |
| 一、区域税收优惠制度的域外规定 |
| 二、我国区域税收优惠制度及存在的问题 |
| 三、完善我国区域税收优惠制度的建议 |
| 第四节 区域金融支持制度 |
| 一、区域金融支持制度的域外考察 |
| 二、我国区域金融支持制度及存在的问题 |
| 三、我国区域金融支持制度的完善 |
| 第六章 国家区域援助绩效评估与应用 |
| 第一节 国家区域援助绩效评估的基础理论 |
| 一、国家区域援助绩效评估的法制思维 |
| 二、国家区域援助绩效评估的理论依据 |
| 三、核心:国家区域援助财政支出绩效评估 |
| 第二节 国家区域援助绩效评估的主体内容构建 |
| 一、国家区域援助绩效评估的“全生命周期” |
| 二、国家区域援助绩效评估的“结构性构成” |
| 第三节 国家区域援助绩效评估的应用 |
| 一、国家区域援助无效责任法律制度 |
| 二、国家区域援助退出法律制度 |
| 第七章 国家区域援助法律体系构建 |
| 第一节 国家区域援助法律体系的域外考察 |
| 一、域外国家区域援助基本法的概况介绍 |
| 二、域外国家区域援助单行法的内容与特点 |
| 第二节 我国国家区域援助的立法构想 |
| 一、我国国家区域援助基本法的构建 |
| 二、我国国家区域援助单行法的创设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在读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与研究成果 |
| 后记 |
（3）对口支援西部民族地区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RSTRACT |
| 第一章 导论 |
| 第一节 选题背景与研究意义 |
| 一、选题背景 |
| 二、研究意义 |
| 第二节 文献梳理与述评 |
| 一、文献梳理 |
| 二、文献述评 |
| 第三节 研究内容与研究方法 |
| 一、研究内容 |
| 二、研究方法 |
| 第四节 研究思路与结构安排 |
| 一、研究思路 |
| 二、结构安排 |
| 第二章 研究准备:核心概念、理论基础与基本认识 |
| 第一节 核心概念界定 |
| 一、对口支援 |
| 二、西部民族地区 |
| 三、府际关系 |
| 四、财政转移支付 |
| 第二节 理论资源准备 |
| 一、区域发展理论及其适用性 |
| 二、府际关系理论及其适用性 |
| 三、政策网络理论及其适用性 |
| 四、民族发展理论及其适用性 |
| 第三节 对对口支援的科学认识 |
| 一、政策地位:对口支援已是事实上的国家战略 |
| 二、政策价值:对口支援是中国特色的政策创新 |
| 三、政策本质:对口支援是地方政府间的帮扶与合作 |
| 四、实施结果:对口支援使中央实现对地方治理的嵌入 |
| 第三章 历史考察:对口支援西部民族地区的制度化历程 |
| 第一节 对口支援政策实施的历史图卷 |
| 一、孕育与萌芽阶段 |
| 二、提出与实施阶段 |
| 三、发展与检验阶段 |
| 四、完善与提高阶段 |
| 第二节 对口支援西部民族地区重心的转换 |
| 一、重政治功能、轻经济功能 |
| 二、重经济功能、轻政治功能 |
| 三、政治、经济、社会功能并重 |
| 第三节 对口支援西部民族地区的政策意图 |
| 一、维护边疆稳定 |
| 二、培育市场经济 |
| 三、协调区域发展 |
| 四、促进民族发展 |
| 第四节 对口支援西部民族地区的政策拓展 |
| 一、重大工程建设 |
| 二、重大灾害救助 |
| 三、东西扶贫开发 |
| 第五节 小结:对口支援“再制度化”具有历史的必然性 |
| 第四章 制度检验:对口支援西部民族地区的制度体系 |
| 第一节 对口支援的政策文本分析 |
| 一、对口支援的法律依据 |
| 二、对口支援的行政依据 |
| 三、对口支援的政策配套 |
| 第二节 对口支援的政策主体分析 |
| 一、对口支援的主体结构 |
| 二、对口支援政策中的府际关系 |
| 三、对口支援政策中主体利益的实现 |
| 第三节 对口支援的运行机制分析 |
| 一、对口支援的动力机制 |
| 二、对口支援的工作机制 |
| 三、对口支援的协调机制 |
| 第四节 对口支援政策的功能分析 |
| 一、对口支援的现实功能 |
| 二、对口支援的根本功能 |
| 三、对口支援的价值功能 |
| 第五节 小结:对口支援“再制度化”具有制度的可能性 |
| 第五章 实践检验:对口支援西部民族地区的政策绩效 |
| 第一节 对口支援西部民族地区的政策实施状况 |
| 一、对口支援西部民族地区的工作概况 |
| 二、对口援疆的规模与实施过程 |
| 三、对口援藏的规模与实施过程 |
| 第二节 对口支援对西部民族地区政治、经济与社会发展的促进作用 |
| 一、政治发展的促进作用及其测量 |
| 二、经济发展的促进作用及其测量 |
| 三、社会发展的促进作用及其测量 |
| 第三节 对口支援西部民族地区政策实施中的问题 |
| 一、造血功能不足:受援地自主发展能力不强 |
| 二、援助效率低下:资金的投入——产出比不高 |
| 三、制度激励不足:支援方的援助积极性不高 |
| 第四节 小结:对口支援“再制度化”是政策实践的现实需求 |
| 第六章 制约对口支援西部民族地区绩效的因素分析 |
| 第一节 政策因素:对口支援西部民族地区制度不完备 |
| 一、政策主体:没有形成多元主体协同治理的工作格局 |
| 二、运行机制:没有形成具有足够内驱力的政策运作机制 |
| 三、政策工具:没有形成一整套精细化的政策工具 |
| 第二节 任务设定:对口支援西部民族地区的任务繁杂 |
| 一、任务扩界:政策实践不能承受的“任务之重” |
| 二、任务累加:支援方政府陷入“两难的境地” |
| 三、任务分配:结对关系固化造成“厚此薄彼” |
| 四、路径依赖:对口支援使中央“责任感下降” |
| 五、目标分歧:利益博弈导致工作“敷衍了事” |
| 第三节 环境约束:西部民族地区经济发展的环境复杂 |
| 一、政治环境:西部民族地区政治环境特殊 |
| 二、经济环境:西部民族地区经济发展滞后 |
| 三、社会环境:西部民族地区社会环境独特 |
| 四、国际环境:西部民族地区国际背景复杂 |
| 第四节 小结:对口支援“再制度化”是政策发展的必然选择 |
| 第七章 对口支援西部民族地区的机制构建与路径优化 |
| 第一节 对口支援西部民族地区的基本原则 |
| 一、中央统筹与地方联动 |
| 二、规划先行与科学发展 |
| 三、软硬结合与突出重点 |
| 四、坚持互利与加强合作 |
| 第二节 对口支援西部民族地区的机制构建 |
| 一、构建合理的对口支援目标机制 |
| 二、构建有效的对口支援动力机制 |
| 三、构建严格的对口支援约束机制 |
| 四、构建完善的对口支援协调机制 |
| 第三节 新时代对口支援西部民族地区的路径优化 |
| 一、新背景: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的转换 |
| 二、新机遇:借力“一带一路”倡议 |
| 三、新定位:助力“西部大开发”战略 |
| 四、新路径:走“现代化治理”之路 |
| 结语 |
| 一、本项研究的主要结论 |
| 二、本项研究的特色与创新 |
| 三、本项研究的不足与展望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附录一:有限理性假设下对口支援府际关系的动态演化 |
| 附录二:基于“合成控制法”对援藏、援疆工作经济性产出的测算 |
| 附录三:对口援藏重大项目情况 |
（4）环境规制对西部地区经济增长与公众健康影响的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选题的背景与意义 |
| 1.1.1 选题背景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国内外研究现状 |
| 1.2.1 环境规制与经济增长的研究 |
| 1.2.2 经济增长与公众健康的研究 |
| 1.2.3 环境规制与公众健康的研究 |
| 1.2.4 环境规制、经济增长与公众健康的研究 |
| 1.2.5 文献评述 |
| 1.3 研究方法 |
| 1.4 技术路线 |
| 1.5 内容安排 |
| 1.6 创新之处 |
| 第2章 基本概念界定与相关基础理论综述 |
| 2.1 基本概念界定 |
| 2.1.1 环境规制 |
| 2.1.2 经济增长 |
| 2.1.3 公众健康 |
| 2.2 相关理论基础 |
| 2.2.1 环境规制的理论基础 |
| 2.2.2 经济增长理论 |
| 2.2.3 健康生产函数 |
| 2.3 本章小结 |
| 第3章 环境规制影响经济增长和公众健康的机理分析 |
| 3.1 环境规制影响经济增长的机理分析 |
| 3.1.1 环境规制影响经济增长的理论假说 |
| 3.1.2 环境规制影响经济增长的作用机理 |
| 3.2 经济增长影响公众健康的机理分析 |
| 3.2.1 经济增长数量对公众健康的影响机理 |
| 3.2.2 劳动生产率对公众健康的影响机理 |
| 3.2.3 产业结构升级对公众健康的影响机理 |
| 3.2.4 经济增长绿色水平对公众健康的影响机理 |
| 3.3 环境规制影响公众健康的机理分析—基于经济增长的中介效应 |
| 3.3.1 基于经济增长四个维度的中介效应 |
| 3.3.2 基于经济增长中介效应的总体分析 |
| 3.4 本章小结 |
| 第4章 西部地区环境规制政策状况分析 |
| 4.1 西部地区环境规制的演进历程 |
| 4.1.1 环境规制的起步阶段(1949-1978年) |
| 4.1.2 环境规制的发展阶段(1979-1999年) |
| 4.1.3 环境规制的深化阶段(2000-2020年) |
| 4.2 西部地区环境规制的度量 |
| 4.2.1 西部地区命令控制型环境规制的度量 |
| 4.2.2 西部地区市场激励型环境规制的度量 |
| 4.2.3 西部地区公众参与型环境规制的度量 |
| 4.3 西部地区环境规制政策存在的主要问题 |
| 4.3.1 地方政府在思想上对环境保护重要性认识不足 |
| 4.3.2 地方政府在行动上对环境规制政策执行力度不足 |
| 4.3.3 地方政府在环境管理体制上权责不清 |
| 4.3.4 地方政府在环境规制工具上重政府、轻市场 |
| 4.3.5 地方政府在环境治理上对公众参与重视不够 |
| 4.4 本章小结 |
| 第5章 环境规制对西部地区经济增长的影响 |
| 5.1 西部地区经济增长现状 |
| 5.1.1 经济增长数量 |
| 5.1.2 劳动生产率 |
| 5.1.3 产业结构升级 |
| 5.1.4 经济增长绿色水平 |
| 5.1.5 西部地区经济增长综合指数 |
| 5.2 环境规制影响西部地区经济增长的实证分析 |
| 5.2.1 模型设定与变量说明 |
| 5.2.2 实证结果分析 |
| 5.3 本章小结 |
| 第6章 环境规制对西部地区公众健康的影响--基于经济增长的中介效应 |
| 6.1 西部地区公众健康水平 |
| 6.2 环境规制基于经济增长影响公众健康的中介效应实证分析 |
| 6.2.1 模型构建与变量说明 |
| 6.2.2 实证分析结果 |
| 6.3 本章小结 |
| 第7章 西部地区保障公众健康的政策建议 |
| 7.1 命令控制型环境规制工具的优化 |
| 7.1.1 深化地方政府对环境保护工作重要性的认识 |
| 7.1.2 强化地方政府对环境规制政策的执行力度 |
| 7.1.3 优化环境管理体制 |
| 7.2 市场激励型环境规制工具的优化 |
| 7.2.1 完善市场激励型环境规制工具运行的制度基础 |
| 7.2.2 健全市场激励型环境规制工具执行中的监管体系 |
| 7.3 公众参与型环境规制工具的优化 |
| 7.3.1 增强西部地区公众环境保护意识 |
| 7.3.2 健全西部地区环境信息公开制度 |
| 7.3.3 完善西部地区公众参与环境保护的法律保障 |
| 7.4 西部地区保障公众健康水平的其他政策建议 |
| 7.4.1 坚持环境规制的健康优先责任原则 |
| 7.4.2 改进经济增长考核指标 |
| 7.4.3 加快产业结构调整和升级 |
| 7.5 本章小结 |
| 第8章 结论、不足与研究展望 |
| 8.1 主要观点与研究结论 |
| 8.2 研究的不足及未来研究方向展望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学位期间研究成果 |
（5）中国地方政府财政能力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导论 |
| 一、研究背景及意义 |
| 二、文献综述 |
| 三、研究思路与研究内容 |
| 四、研究方法与技术路线 |
| 五、本文可能的创新点与不足之处 |
| 第一章 地方政府财政能力建设的理论分析 |
| 第一节 相关概念范畴探讨 |
| 一、能力与组织能力 |
| 二、地方政府 |
| 三、政府能力 |
| 四、政府财政能力 |
| 第二节 地方政府财政能力建设的理论基础 |
| 一、财政分权理论 |
| 二、公共产品理论与外部性理论 |
| 三、政府间税收划分理论 |
| 四、政府间转移支付理论 |
| 五、可持续发展理论与公债理论 |
| 第三节 地方政府财政能力影响因素及作用机理 |
| 一、地方政府财政能力影响因素及理论模型构建 |
| 二、各影响因素对地方政府财政能力形成的作用机理 |
| 本章小结 |
| 第二章 地方政府财政能力评价指标体系构建与测算方法 |
| 第一节 地方政府财政能力评价指标体系设计原则与构建 |
| 一、地方政府财政能力评价指标体系设计原则 |
| 二、地方政府财政能力评价指标体系的构建 |
| 三、指标选取范围与数据来源 |
| 第二节 地方政府财政能力测算方法 |
| 一、基础指标的无纲量化方法 |
| 二、熵值法 |
| 三、线性加权组合方法 |
|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中国地方政府财政能力测度及时空特征分析 |
| 第一节 地方政府财政汲取能力测算及时空特征分析 |
| 一、地方政府财政汲取能力测算 |
| 二、地方政府财政汲取能力时序演变规律分析 |
| 三、地方政府财政汲取能力空间差异分析 |
| 四、地方政府财政汲取能力时空演变进程可视化描述 |
| 第二节 地方政府财政供给能力测算及时空特征分析 |
| 一、地方政府财政供给能力测算 |
| 二、地方政府财政供给能力时序演变规律分析 |
| 三、地方政府财政供给能力空间差异分析 |
| 四、地方政府财政供给能力时空演变进程可视化描述 |
| 第三节 地方政府财政可持续发展能力测算及时空特征分析 |
| 一、地方政府财政可持续发展能力测算 |
| 二、地方政府财政可持续发展能力时序演变规律分析 |
| 三、地方政府财政可持续发展能力空间差异分析 |
| 四、地方政府财政可持续发展能力时空演变进程可视化描述 |
| 第四节 地方政府财政综合能力测算及时空特征分析 |
| 一、地方政府财政综合能力测算 |
| 二、地方政府财政综合能力时序演变规律分析 |
| 三、地方政府财政综合能力空间差异分析 |
| 四、地方政府财政综合能力时空演变进程可视化描述 |
|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中国地方政府财政能力区域差异测算及结果分析 |
| 第一节 研究方法、数据来源与区域说明 |
| 一、研究方法 |
| 二、数据来源与区域说明 |
| 第二节 地方政府财政汲取能力区域差异测算与结果分析 |
| 一、财政汲取能力区域差异测算 |
| 二、财政汲取能力区域差异测算结果分析 |
| 第三节 地方政府财政供给能力区域差异测算与结果分析 |
| 一、财政供给能力区域差异测算 |
| 二、财政供给能力区域差异测算结果分析 |
| 第四节 地方政府财政可持续发展能力区域差异测算与结果分析 |
| 一、财政可持续发展能力区域差异测算 |
| 二、财政可持续发展能力区域差异测算结果分析 |
| 第五节 地方政府财政综合能力区域差异测算与结果分析 |
| 一、财政综合能力区域差异测算 |
| 二、财政综合能力区域差异测算结果分析 |
|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中国地方政府财政能力收敛性检验与结果分析 |
| 第一节 研究方法、变量说明与数据来源 |
| 一、研究方法 |
| 二、变量说明与数据来源 |
| 第二节 地方政府财政汲取能力收敛性检验及结果分析 |
| 一、σ收敛检验及结果分析 |
| 二、β收敛检验及结果分析 |
| 第三节 地方政府财政供给能力收敛性检验及结果分析 |
| 一、σ收敛检验及结果分析 |
| 二、β收敛检验及结果分析 |
| 第四节 地方政府财政可持续发展能力收敛性检验及结果分析 |
| 一、σ收敛检验及结果分析 |
| 二、β收敛检验及结果分析 |
| 第五节 地方政府财政综合能力收敛性检验及结果分析 |
| 一、σ收敛检验及结果分析 |
| 二、β收敛检验及结果分析 |
| 本章小结 |
| 第六章 中国地方政府三重财政能力耦合协调性时空特征及驱动力分析 |
| 第一节 内涵界定、研究方法与数据来源 |
| 一、三重财政能力内涵界定 |
| 二、研究方法 |
| 三、数据来源及处理 |
| 第二节 地方政府三重财政能力耦合协调发展时空演变特征 |
| 一、三重财政能力耦合度时空演变特征 |
| 二、三重财政能力耦合协调发展度时空演变特征 |
| 第三节 地方政府三重财政能力耦合协调发展动力识别 |
| 一、全国层面实证检验与结果分析 |
| 二、区域异质性考察 |
| 本章小结 |
| 第七章 中国地方政府财政能力影响因素分析 |
| 第一节 地方政府财政能力空间相关性检验与判别 |
| 一、探索性空间数据分析法 |
| 二、地方政府财政汲取能力空间相关性特征检验与判别 |
| 三、地方政府财政供给能力空间相关性特征检验与判别 |
| 四、地方政府财政可持续发展能力空间相关性特征检验与判别 |
| 五、地方政府财政综合能力空间相关性特征检验与判别 |
| 第二节 地方政府财政能力影响因素:基于动态空间面板模型的实证分析 |
| 一、模型设定、变量说明与数据来源 |
| 二、地方政府财政汲取能力影响因素实证估计与解读 |
| 三、地方政府财政供给能力影响因素实证估计与解读 |
| 四、地方政府财政可持续发展能力影响因素实证估计与解读 |
| 五、地方政府财政综合能力影响因素实证估计与解读 |
| 本章小结 |
| 第八章 促进中国地方政府财政能力提升的政策建议 |
| 第一节 积极推进财政事权与支出责任划分改革 |
| 一、合理分配各级政府事权 |
| 二、严格规范地方政府行为 |
| 第二节 完善地方税收体系与健全转移支付制度 |
| 一、构建和完善地方税收体系 |
| 二、改革和健全财政转移支付制度 |
| 第三节 加快建立地方政府性债务管理制度 |
| 一、亟待加强地方政府性债务法律法规建设 |
| 二、进一步优化地方政府性债务结构 |
| 三、完善地方政府性债务考核问责制度 |
| 四、积极探索和创新地方政府融资模式 |
| 第四节 加强配套措施建设 |
| 一、构建地方政府财政能力综合评价机制 |
| 二、加快完善地方政府政绩考核评价办法 |
| 三、稳妥推进地方政府财政能力内部结构的协调发展 |
| 四、全方位增强地方政府财政能力提升的“驱动力” |
| 本章小结 |
| 研究结论与研究展望 |
| 一、基本结论 |
| 二、研究展望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研究成果 |
| 致谢 |
（6）西部民族地区传统农业改造战略问题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1 导论 |
| 1.1 研究背景与研究意义 |
| 1.1.1 研究背景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研究思路与研究方法 |
| 1.2.1 研究思路 |
| 1.2.2 研究方法 |
| 1.3 主要创新与不足之处 |
| 1.3.1 主要创新 |
| 1.3.2 不足之处 |
| 1.4 基本结论与研究展望 |
| 1.4.1 基本结论 |
| 1.4.2 研究展望 |
| 2 理论基础与文献综述 |
| 2.1 概念界定 |
| 2.1.1 西部民族地区 |
| 2.1.2 传统农业 |
| 2.1.3 传统农业改造 |
| 2.2 基础理论 |
| 2.2.1 改造传统农业思想 |
| 2.2.2 农业发展阶段与资源互补论 |
| 2.2.3 托达罗人口流动理论 |
| 2.2.4 农业规模经济理论 |
| 2.2.5 农业产业化理论 |
| 2.3 文献综述 |
| 2.3.1 国外研究综述 |
| 2.3.2 国内研究综述 |
| 2.4 理论与实践启示 |
| 3 西部民族地区传统农业发展的基本态势 |
| 3.1 西部民族地区传统农业发展历史线索 |
| 3.1.1 解放前西部民族地区农业发展 |
| 3.1.2 1949-1978 年西部民族地区农业发展 |
| 3.1.3 1978-2000 年西部民族地区农业发展 |
| 3.1.4 2000-至今西部民族地区农业发展 |
| 3.2 西部民族地区传统农业发展现状 |
| 3.2.1 农业经济贡献 |
| 3.2.2 农业产业结构 |
| 3.2.3 农业生产水平 |
| 3.2.4 农业创新能力 |
| 3.2.5 农业现代理念 |
| 3.2.6 农业管理水平 |
| 3.3 西部民族地区传统农业发展分析 |
| 3.3.1 基础性评价指标选择 |
| 3.3.2 体系构建和权重计算 |
| 3.3.3 农业发展水平综合得分 |
| 3.3.4 农业发展区域性分析 |
| 3.3.5 全局空间自相关分析 |
| 3.4 西部民族地区传统农业基本特点 |
| 3.4.1 区域性 |
| 3.4.2 民族性 |
| 3.4.3 传统性 |
| 3.4.4 封闭性 |
| 3.4.5 低效性 |
| 4 西部民族地区传统农业改造的主要困境 |
| 4.1 区位困境 |
| 4.1.1 地质地貌 |
| 4.1.2 自然灾害 |
| 4.1.3 区位条件 |
| 4.2 制度困境 |
| 4.2.1 土地制度 |
| 4.2.2 户籍制度 |
| 4.2.3 宗教文化制约 |
| 4.3 产业困境 |
| 4.3.1 农业技术水平低下 |
| 4.3.2 农业产业结构单一 |
| 4.3.3 农业基础设施落后 |
| 4.4 人力资本困境 |
| 4.4.1 总体发展水平低下 |
| 4.4.2 人力资本投资不足 |
| 4.4.3 人力投资主体单一 |
| 4.5 资金投入困境 |
| 4.5.1 财政支农不足 |
| 4.5.2 金融支撑不力 |
| 4.5.3 社会援助不够 |
| 4.5.4 内生能力缺乏 |
| 5 西部民族地区传统农业改造的战略框架 |
| 5.1 战略背景 |
| 5.1.1 西部大开发战略 |
| 5.1.2 “一带一路”倡议 |
| 5.1.3 脱贫攻坚战略 |
| 5.1.4 乡村振兴战略 |
| 5.1.5 特色小城镇建设 |
| 5.2 战略意义 |
| 5.2.1 调整农业结构 |
| 5.2.2 发展现代农业 |
| 5.2.3 建设特色小城镇 |
| 5.2.4 推动乡村振兴 |
| 5.2.5 维护社会稳定 |
| 5.3 战略目标 |
| 5.3.1 产业目标 |
| 5.3.2 人才目标 |
| 5.3.3 文化目标 |
| 5.3.4 生态目标 |
| 5.3.5 组织目标 |
| 5.4 战略模式 |
| 5.4.1 特色农业主导型 |
| 5.4.2 干旱地区节水型 |
| 5.4.3 龙头企业引领型 |
| 5.4.4 技术创新支持型 |
| 5.4.5 人力投资推动型 |
| 6 西部民族地区传统农业改造的特色制度安排 |
| 6.1 探索西部民族地区土地制度 |
| 6.1.1 完善农村土地流转制度 |
| 6.1.2 探索土地资源配置制度 |
| 6.1.3 摸索异区土地置换制度 |
| 6.2 改革民族地区农民户籍制度 |
| 6.2.1 探索一体化户籍管理制度 |
| 6.2.2 完善农民工就业保障制度 |
| 6.2.3 促进自由流动与利益分配 |
| 6.3 创新民族地区教育培训制度 |
| 6.3.1 完善学前教育公共体系 |
| 6.3.2 优化实施9+3 教育模式 |
| 6.3.3 科学稳妥推行双语教育 |
| 6.3.4 加大教育对口支援力度 |
| 6.4 强化民族地区社会保障制度 |
| 6.4.1 完善社会保险救助体系 |
| 6.4.2 推进居民大病保险制度 |
| 6.4.3 实施疾病应急救助制度 |
| 7 西部民族地区传统农业改造的战略路径 |
| 7.1 改善西部民族地区基础设施 |
| 7.1.1 完善交通运输网络 |
| 7.1.2 强化电力基础设施 |
| 7.1.3 加强通讯设施建设 |
| 7.1.4 修复病险水利工程 |
| 7.1.5 引入排污环卫设施 |
| 7.2 加大西部民族地区人力投资 |
| 7.2.1 加大财政投资力度 |
| 7.2.2 设立专项投资基金 |
| 7.2.3 拓宽人力投资渠道 |
| 7.2.4 优化人力投资结构 |
| 7.2.5 提高人力就业保障 |
| 7.3 促进西部民族地区科技进步 |
| 7.3.1 提高农技人员素质 |
| 7.3.2 构建信息技术平台 |
| 7.3.3 提高农业机械水平 |
| 7.3.4 引进生物化学技术 |
| 7.3.5 加强科技成果推广 |
| 7.4 培育西部民族地区龙头企业 |
| 7.4.1 科学确定龙头企业 |
| 7.4.2 加大农业政策扶持 |
| 7.4.3 加快产业基地建设 |
| 7.4.4 加强企业招商引资 |
| 7.5 完善西部民族地区微观组织 |
| 7.5.1 创建微观管理组织体系 |
| 7.5.2 推动微观技术组织创新 |
| 7.5.3 促进微观金融组织发展 |
| 7.5.4 扩大农业经纪人规模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致谢 |
（7）“十二五”时期西部大开发财税政策效果评估及“十三五”时期政策建议（论文提纲范文）
| 一、“十二五”时期西部大开发财税政策及其实施情况 |
| ( 一) “十二五”时期西部大开发财税政策的主要特点。 |
| ( 二) 转移支付政策的实施情况。 |
| ( 三) 税收优惠政策的实施情况。 |
| 二、“十二五”时期西部大开发财税政策实施效果分析1 |
| ( 一) 财税政策效果的实证分析。 |
| ( 二) 财税政策实施中凸显的问题。 |
| 三、未来我国西部大开发财税政策的改革思路与建议 |
| ( 一) 整体思路。 |
| ( 二) 加大均衡性转移支付力度,完善转移支付制度。 |
| ( 三) 进一步调整落实税收优惠政策。 |
| ( 四) 进 一 步 改 革 完 善 生 态 保 护 与 补 偿政策。 |
（8）中国西部地区自我发展能力及其构建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1. 导论 |
| 1.1 选题背景和意义 |
| 1.1.1 选题背景 |
| 1.1.2 选题意义 |
| 1.2 研究目的和内容 |
| 1.2.1 研究目的 |
| 1.2.2 研究内容 |
| 1.3 研究思路和方法 |
| 1.3.1 研究思路 |
| 1.3.2 研究方法 |
| 1.4 研究难点、可能的创新点与不足之处 |
| 1.4.1 研究难点 |
| 1.4.2 可能的创新点 |
| 1.4.3 不足之处 |
| 2. 理论基础与文献述评 |
| 2.1 区域自我发展能力的理论基础 |
| 2.1.1 新经济增长理论 |
| 2.1.2 新经济地理学理论 |
| 2.1.3 区域发展理论 |
| 2.1.4 能力理论 |
| 2.2 区域自我发展能力研究的文献述评 |
| 2.2.1 国外研究 |
| 2.2.2 国内研究 |
| 2.2.3 简要评述 |
| 3. 区域自我发展能力理论分析框架 |
| 3.1 区域自我发展能力的内涵 |
| 3.1.1 几个基本概念 |
| 3.1.2 区域自我发展能力的概念界定 |
| 3.1.3 区域自我发展能力的本质：资源的自我优化配置能力 |
| 3.1.4 与其他几个相关概念之间的关系 |
| 3.2 区域自我发展能力的构成要素 |
| 3.2.1 发展主体 |
| 3.2.2 发展内容 |
| 3.2.3 实现状况 |
| 3.3 区域自我发展能力的特征 |
| 3.3.1 综合性 |
| 3.3.2 系统性 |
| 3.3.3 动态性 |
| 3.3.4 阶段性 |
| 3.3.5 可塑性 |
| 3.4 区域自我发展能力的形成机理 |
| 3.4.1 区域自我发展能力形成的行为主体 |
| 3.4.2 区域自我发展能力的形成 |
| 3.4.3 区域自我发展能力形成机理的理论模型 |
| 4. 区域自我发展能力的生成机制 |
| 4.1 区域自我发展能力形成的影响因素 |
| 4.1.1 自然条件 |
| 4.1.2 自然资源 |
| 4.1.3 区位条件 |
| 4.1.4 物质资本 |
| 4.1.5 劳动力资源 |
| 4.1.6 科学技术 |
| 4.1.7 社会制度 |
| 4.1.8 偶然性历史事件 |
| 4.2 区域自我发展能力的形成动力 |
| 4.2.1 区域自我发展能力形成的动力源 |
| 4.2.2 区域自我发展能力形成的源动力 |
| 4.2.3 区域自我发展能力形成的内部动力 |
| 4.2.4 区域自我发展能力形成的外部动力 |
| 4.3 区域自我发展能力的生成路径 |
| 4.3.1 开发与提升劳动力素质 |
| 4.3.2 培育企业家精神 |
| 4.3.3 促进技术进步 |
| 4.3.4 优化区域产业结构与空间布局 |
| 4.3.5 培育经济增长极 |
| 4.3.6 转变地方政府职能 |
| 4.3.7 扩大对外开放 |
| 4.3.8 寻求政策支持与区域援助 |
| 4.3.9 加强生态环境保护 |
| 5. 西部地区自我发展能力评价分析 |
| 5.1 区域自我发展能力评价指标体系的构建与评价方法 |
| 5.1.1 区域自我发展能力评价指标体系的设计原则 |
| 5.1.2 区域自我发展能力评价指标体系的总体框架 |
| 5.1.3 区域自我发展能力评价指标的选择说明与解释 |
| 5.1.4 区域自我发展能力的评价方法 |
| 5.2 西部地区自我发展能力的评价分析 |
| 5.2.1 西部地区基本概况 |
| 5.2.2 数据来源与处理 |
| 5.2.3 西部地区自我发展能力与中东部地区的比较分析 |
| 5.2.4 西部地区省域自我发展能力的评价分析 |
| 5.2.5 西部地区省域自我发展能力的聚类分析 |
| 5.3 四川省21地级市自我发展能力的评价分析 |
| 5.3.1 四川省基本概况 |
| 5.3.2 评价指标体系的调整 |
| 5.3.3 数据来源与处理 |
| 5.3.4 四川省21地级市自我发展能力的评价分析 |
| 5.3.5 四川省21地级市自我发展能力的聚类分析 |
| 5.4 西部地区自我发展能力不强的原因分析 |
| 5.4.1 西部地区自然条件恶劣,生态环境脆弱 |
| 5.4.2 西部地区区位条件不佳,交通基础设施供给不足 |
| 5.4.3 西部地区资本积累缓慢 |
| 5.4.4. 西部地区劳动力资源不足 |
| 5.4.5 西部地区制度安排不完善 |
| 5.4.6 西部地区创新体系存在严重缺陷 |
| 5.6.7 西部地区文化传统保守 |
| 5.5 本章小结 |
| 6. 欠发达地区自我发展能力培育的国际经验与启示 |
| 6.1 欠发达地区自我发展能力培育的国际比较 |
| 6.1.1 美国西部地区的自我发展能力培育 |
| 6.1.2 前苏联西伯利亚地区的自我发展能力培育 |
| 6.1.3 日本北海道的自我发展能力培育 |
| 6.1.4 巴西落后地区的自我发展能力培育 |
| 6.2 国外欠发达地区自我发展能力培育的经验与启示 |
| 6.2.1 完善法律体系,提供制度保障 |
| 6.2.2 成立区域开发机构,提供组织保障 |
| 6.2.3 加强基础设施建设,提供基础保障 |
| 6.2.4 注重环境保护和生态建设,提供环境保障 |
| 6.2.5 实施倾斜性财政金融政策,提供资金保障 |
| 6.2.6 大力发展教育科技事业,提供智力支持 |
| 6.2.7 调动地方政府与民间力量积极性 |
| 6.2.8 积极调整区域产业结构 |
| 6.3 本章小结 |
| 7. 西部地区自我发展能力构建的战略分析 |
| 7.1 西部地区自我发展能力构建的总体思路 |
| 7.1.1 既要调动本土潜能,又要吸引和嵌入外源性资源 |
| 7.1.2 既要依托区域比较优势,又要培育区域竞争优势 |
| 7.1.3 既要遵循效率优先,又要兼顾公平 |
| 7.1.4 既要加强资源开发,又要注重环境保护与生态建设 |
| 7.2 西部地区自我发展能力构建的主要措施 |
| 7.2.1 逐步完善国家对西部地区发展的制度安排 |
| 7.2.2 转变国家对西部地区的支持与援助方式 |
| 7.2.3 提升劳动力素质 |
| 7.2.4 构建现代产业体系 |
| 7.2.5 积极培育和完善西部区域创新体系 |
| 7.2.6 大力发展非公有制经济 |
| 7.2.7 促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 |
| 7.2.8 加强区域合作 |
| 7.2.9 扩大对外开放 |
| 8. 结论与研究展望 |
| 8.1 主要结论 |
| 8.2 进一步研究展望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在读期间科研成果目录 |
（9）城乡经济社会一体化背景下西部地区矿产资源产业发展模式的研究 ——基于包容性增长的视角（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导论 |
| 1.1 选题背景与研究意义 |
| 1.1.1 选题背景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研究对象与方法 |
| 1.2.1 研究对象 |
| 1.2.2 研究方法 |
| 1.3 基本思路与研究框架 |
| 1.3.1 基本思路 |
| 1.3.2 研究框架 |
| 1.4 创新之处 |
| 第二章 矿产资源产业发展模式的研究综述 |
| 2.1 国外矿产资源产业发展模式研究文献综述 |
| 2.1.1 国外关于矿产资源产业可持续发展研究文献综述 |
| 2.1.2 国外关于区域矿产资源产业发展研究文献综述 |
| 2.2 国内矿产资源产业发展模式研究文献综述 |
| 2.2.1 国内关于矿产资源产业可持续发展研究文献综述 |
| 2.2.2 国内关于矿产资源产业发展模式研究文献综述 |
| 2.2.3 国内关于区域矿产资源产业发展研究文献综述 |
| 2.3 对现有文献的评价及本文的分析视角 |
| 第三章 西部地区城乡经济社会一体化发展水平与矿产资源产业发展的现状分析 |
| 3.1 西部地区城乡经济社会一体化水平研究 |
| 3.1.1 西部地区城乡经济社会一体化水平测度指标选取的理论依据 |
| 3.1.2 西部地区“二元”经济结构水平的现状分析 |
| 3.1.3 西部地区城乡经济与社会“二元”结构水平的现状分析 |
| 3.2 西部矿产资源产业发展现状分析 |
| 3.2.1 西部地区矿产资源产业结构的SSM分析 |
| 3.2.2 西部矿产资源产业的特点分析 |
| 3.2.3 西部矿产资源产业发展的影响因素分析 |
| 3.3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包容性增长与西部地区矿产资源产业发展对城乡经济社会的“二元”分割机理 |
| 4.1 相关理论概述 |
| 4.1.1 “资源诅咒”理论 |
| 4.1.2 包容性增长理论 |
| 4.1.3 外部性理论 |
| 4.2 西部地区矿产资源产业发展对城乡经济社会“二元”分割的作用机理 |
| 4.2.1 西部矿产资源产业发展对城乡经济的“二元”分割的作用机理 |
| 4.2.2 西部矿产资源产业发展对经济与社会的“二元”分割的作用机理 |
| 4.3 西部地区矿产资源产业发展对城乡经济与社会的包容性增长 |
| 4.3.1 西部地区矿产资源产业发展对城乡经济社会包容性增长的思路 |
| 4.3.2 解决矿产资源产业发展对城乡经济的“二元分割” |
| 4.3.3 解决矿产资源产业发展对城乡经济与社会的“二元分割” |
| 4.4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矿产资源产业发展典型模式的研究 |
| 5.1 矿产资源开发的基本模式及分析 |
| 5.1.1 “缘矿建镇”模式 |
| 5.1.2 “可移动城镇”模式 |
| 5.1.3 “长距离通勤”模式 |
| 5.2 国际区域矿产资源开发典型模式及分析 |
| 5.2.1 美国西部大开发模式 |
| 5.2.2 德国鲁尔模式 |
| 5.2.3 南非模式 |
| 5.3 本章小结 |
| 第六章 制度创新与西部地区矿产资源产业包容性增长发展模式的设计 |
| 6.1 包容性增长发展模式设计的目标 |
| 6.2 包容性增长发展模式设计的原则 |
| 6.2.1 包容性增长原则 |
| 6.2.2 科学性原则 |
| 6.2.3 可操作性原则 |
| 6.3 新模式的设计 |
| 6.3.1 多样化的矿产资源产业发展模式 |
| 6.3.2 地方化的配套产业模式 |
| 6.3.3 一体化的资源收益管理模式 |
| 6.3.4 市场导向的要素流动模式 |
| 6.3.5 公正的社会保障模式 |
| 6.3.6 公平的公共产品供给模式 |
| 6.3.7 多路径的生态补偿模式 |
| 6.4 新模式的制度创新与政策支持 |
| 6.4.1 新模式的产业政策支持 |
| 6.4.2 新模式的资源税费政策支持 |
| 6.4.3 新模式的生产要素流动政策支持 |
| 6.4.4 新模式的社会保障政策支持 |
| 6.4.5 新模式的公共产品政策支持 |
| 6.4.6 新模式的生态补偿政策支持 |
| 6.5 本章小结 |
| 第七章 西部地区矿产资源产业包容性增长发展模式的评价 |
| 7.1 评价指标体系的建立 |
| 7.1.1 指标集的构建 |
| 7.1.2 指标体系的构建 |
| 7.2 评价模型的构建 |
| 7.2.1 包容性增长发展指标的无量纲化处理 |
| 7.2.2 包容性增长发展指标的权重设置 |
| 7.2.3 包容性增长发展综合评价指数的计算 |
| 7.3 西部各省评价样本及数据选择 |
| 7.3.1 数据来源 |
| 7.3.2 数据的无量纲化处理结果和权重的计算结果 |
| 7.4 评价结果分析 |
| 7.5 本章小结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博士期间取得的科研成果 |
| 致谢 |
（10）我国西部地区环境保护与经济发展的财税政策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一、西部环境与发展财税政策的理论分析 |
| (一) 环境在可持续发展中具有重要地位且有较大的外部性 |
| (二) 西部地区生态环境相对脆弱, 环境保护与经济发展的矛盾更为突出 |
| (三) 国家财税政策和体制对改善西部环境与发展具有关键性的作用 |
| 二、西部环境与发展的财税政策回顾 |
| (一) 概述 |
| (二) 建国至改革开放前 |
| (三) 改革开放至2000年 |
| (四) 本世纪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以来环境与发展的财税政策 |
| 1. 扩大投资的政策。 |
| 2. 加大财政转移支付政策的支持力度。 |
| 3. 突出对生态环境保护与建设的支持。 |
| 4. 税收优惠政策的支持。 |
| 5. 西部大开发前十年的政策效果简要分析。 |
| 三、当前西部环境与发展财税政策存在的主要问题 |
| (一) 西部生态环境保护的事权与现有的财力支持不匹配 |
| (二) 以均衡地区间财力水平为目标的规范化转移支付制度尚未完全建立 |
| (三) 符合西部特点的税收优惠政策仍有进一步改革完善的空间 |
| (四) 西部地区环境与发展的长期稳定的资金渠道尚未建立 |
| 四、进一步促进西部环境可持续发展的财税政策思路与建议 |
| (一) 政策思路 |
| 1. 财税政策应重点支持西部生态建设与环境保护。 |
| 2. 财税政策支持要与调动西部地区自身发展的积极性相结合。 |
| 3. 注重政策的连续性和创新性。 |
| 4. 西部大开发应以法律为保障。 |
| 5. 区别不同地区进行重点支持。 |
| (二) 财税政策建议 |
| 1. 创新财政体制, 促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 |
| 2. 进一步探索和完善税收优惠政策。 |
| 3. 加大对西部地区重点领域的专项支持力度。 |
四、试论生态税收对西部可持续发展的作用（论文参考文献）
- [1]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对中国生态经济的影响研究 ——基于生态效率和生态福利绩效视角的比较分析[D]. 顾典. 上海社会科学院, 2021(12)
- [2]我国国家区域援助制度法律研究[D]. 吕慧娜. 华东政法大学, 2020(03)
- [3]对口支援西部民族地区研究[D]. 李杰. 内蒙古大学, 2020(01)
- [4]环境规制对西部地区经济增长与公众健康影响的研究[D]. 王小宁. 陕西师范大学, 2019(01)
- [5]中国地方政府财政能力研究[D]. 辛冲冲.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 2019(08)
- [6]西部民族地区传统农业改造战略问题研究[D]. 江琴. 西南财经大学, 2019(07)
- [7]“十二五”时期西部大开发财税政策效果评估及“十三五”时期政策建议[J]. 苏明,韩凤芹,付阳. 经济研究参考, 2015(13)
- [8]中国西部地区自我发展能力及其构建研究[D]. 孙根紧. 西南财经大学, 2013(12)
- [9]城乡经济社会一体化背景下西部地区矿产资源产业发展模式的研究 ——基于包容性增长的视角[D]. 张海丽. 西北大学, 2013(02)
- [10]我国西部地区环境保护与经济发展的财税政策研究[J]. 苏明,韩凤芹,武靖州. 财会研究, 2013(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