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透视联合国语言机构内幕——联合国国际职员在中国招考释疑（论文文献综述）
周小渟[1]（2021）在《晚清时期英语在中国的传播研究》文中指出英语已然成为当今社会的国际通用语,其传播正在全球范围内持续发酵,在中国也有自己的一席之地。英语在中国的传播并非一朝一夕,而是有着深刻的历史根源。语言是文化的载体,文化交流必然带来语言的碰撞。鸦片战争爆发后,中英语言激烈碰撞,社会动荡与大批西人的到来使晚清社会西学东渐之风盛行,英语在中国开始广泛传播。因此,晚清时期可以被看做英语在中国大规模传播的起始阶段。目前学界对晚清时期的英语传播研究往往聚焦于教育教学和西学东渐,偶有涉及中英语言接触,但信息比较零散,未有针对此阶段的英语传播进行的系统分析与归纳。本研究基于对“史料”与“数据”的整理和统计,借助语言学、历史学等相关理论与方法进行跨学科研究,以晚清社会为时代背景,以路径、动因、影响及规律为研究对象,分析并总结这一阶段英语传播的状况和效果,力图建构语言传播的研究模式。具体研究问题如下:一、晚清时期英语在中国传播的路径是什么?体现了怎样的语言传播机制?二、在当时的社会背景下,这种传播机制是如何产生的?最终效果如何?三、英语在中国晚清社会的传播揭示了哪些语言传播规律?对当下中国的语言政策与规划有怎样的启示和借鉴?语言传播具有社会性,对某一时期某种语言传播进行研究需采用跨学科视角。本研究以库柏语言传播变量、夸克语言传播模式和语言选择主义为理论框架,建构由路径、动因、影响、规律构成的语言传播研究模型,对晚清时期英语在中国的传播进行较全面的探讨。笔者通过文献爬梳,整理出大量与晚清时期英语传播相关的原始资料（包括奏折、地方志等史料汇编和当时出版的中英文报纸等）、近代着作（包括晚清时期英语传播过程中亲历者的着作及其它相关着作）以及当代论着（包括期刊论文、专着等）。以质性研究为方法,同时利用史料进行相互佐证,从中提取相关数据和信息,进行统计与分析。研究发现如下:首先,受晚清时期历史背景影响,英语在当时中国社会的传播主要由来华西人群体及晚清政府洋务派群体主导。其中,来华西人主要指“英美传教士群体”和“英美商人群体”。“英美传教士群体”主导的英语传播活动集中在教会教育与翻译出版上,体现了传播的文化路径;而“英美商人群体”受经济利益驱动,引导以商务英语教学为主的民间教育机构的创办,促使中西交往中产生了“皮钦英语”这种语言变体,显露出经济对语言传播的影响。晚清政府洋务派则通过政府支持,从政治层面推动了英语在中国社会的传播。由不同群体主导的文化、经济、政治传播路径共同构成了晚清时期英语在中国传播的主要机制。其次,语言传播的主体是人,人们基于生活环境刺激产生不同的动机与目的,做出语言传播行为。晚清时期英语传播的主导群体与被主导群体在当时环境影响下,或主动或被动地传播英语,导致以文化、经济、政治为路径的传播机制的产生。最终促使中文吸收了大量英语外来词,在促进汉语语法研究完善的同时,为民国时期外语教育制度的改革提供了经验,给后世带来了语言层面和社会层面的双重影响。最后,晚清时期文化、经济、政治路径下的英语传播揭示了语言传播的一般规律。（一）英语在晚清外语传播中一家独大的局面体现了语言传播中的竞争规律;（二）晚清来华西人群体在缺乏政策支持的情况下不断进行传播路径的调整,这体现了语言传播中同样存在着“路径依赖”规律;（三）当时的英语传播对后世的影响说明了语言传播由下及上,再到由上及下的受众规律;（四）晚清时期的英语传播揭示了语言在文化、经济、政治层面既平行又交互的传播规律。综上所述,晚清时期不同群体受客观环境与自身目的驱使,通过文化、经济、政治路径主导了英语在中国的传播,对后世中国的语言和社会产生了影响,并揭示了一定的语言传播规律。这就提醒我们,我国在制定汉语推广政策时应注意外语竞争和受众规律的影响,利用“路径依赖”规律,制定适用于目的国的汉语传播政策。期望该研究能为我国“一带一路”倡议下的语言政策制定与实施提供一定的借鉴和启示。
李茜[2]（2019）在《从传统到现代 ——新记《大公报》记者社会网络研究》文中提出本文以新记时期《大公报》记者为研究对象,采用社会网络分析方法,考察在民国转型的社会背景下,新记《大公报》记者社会网络由传统向现代转变的变化特点,探讨记者关系网络现代化的原因,并分析这一变化带来的影响。以往的现代化研究多偏重于宏观层面,本文以《大公报》记者的社会网络为切入点,试图从关系、交往的微观层面探讨现代化研究。民国时期,社会正处于由传统向现代转型的过渡时期。新记《大公报》记者的社会交往既受到血缘、地缘、学缘等传统先赋性关系的影响,同时也受到业缘、自获性关系的影响,交往范围迅速扩大,交往方式也趋向多元化和现代化。本文从形式上将新记《大公报》记者的社会网络分为内部社会网络和外部社会网络两方面。研究发现:新记《大公报》记者内部社会网络呈现出如下变化特点:先赋性关系向业缘关系拓展、家长制向平等交流的方式转变、注重特殊主义到建立普遍主义转变、交往方式由传统向现代转变。外部社会网络呈现出记者新闻采集网自获性关系拓展、与同行团体组织交往趋向现代化、与社会各界的交往拓展等变化特征。本文探讨了新记《大公报》记者社会网络变化的原因,发现现代化报业管理实践、领导者受中西方文化双重影响、特殊信任向一般信任转变以及共同愿景建构是影响其变化的内部因素,社会结构与社会关系变迁、传统儒家文化的影响及西方新思想的冲击、近代知识分子职业选择及专业报人群体兴起是影响其变化的外部因素。本文认为,新记《大公报》记者关系网络的变化产生了一系列积极影响,有助于扩大记者人脉、维持报社正常运作、促进新闻采集等等,但同时也带来了一些消极影响,如记者在交往中过于注重利益而忽视传统人情,面对普遍主义与特殊主义容易陷入选择困惑、削弱理性判断等等。文章最后,笔者将重点放在新记《大公报》记者社会网络变化对现代报业发展的启示上,为现代报业如何建构更好的关系网络提供借鉴。
陈若萱[3]（2018）在《台湾无线电视媒介制度变迁研究（1951-2017） ——历史制度主义的视角》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台湾地区的无线电视事业创立于20世纪50年代,在“戒严”时期形成了台视、中视和华视三足鼎立的无线电视格局。“解严”之后,随着政策的改变,第四家无线电视公司民视成立,公共电视独立建台并开播。2000年民进党上台之后,对台湾无线电视的格局进行了较大调整,“党政军”退出三台、媒体改革等成为无线电视媒介在“绿色执政”之后的关键词。本文以台湾无线电视媒介制度为研究主体和中心,借鉴制度变迁理论,采用历史制度主义的视角,主要分为两个维度:一是“史”的维度,以丰富、翔实的第一手和第二手资料,采用案例比较研究和比较历史分析结合的方法,将历史研究与制度研究相结合,把台湾无线电视媒介制度作为台湾历史现实的产物,并以台湾无线电视媒介制度作为研究对象,关注其宏观历史脉络,分析台湾无线电视媒介制度发展的历史过程。二是“论”的维度,力求与史结合,对台湾无线电视媒介制度变迁作批判性考察,关注台湾无线电视媒介制度历史发展中的变量之间的关系,包括外生性变量、内生性变量和行动者等因素,研究这三个变量对台湾无线电视媒介制度的综合影响;关注台湾无线电视媒介制度变迁的路径依赖,分析其变迁轨迹及变迁类型。在研究方法上,笔者借助深度访谈法、观察法和文献法等方法,访谈多名台湾电视媒体业界人士、学界人士和政界人士,并对台视、中视、华视、民视和公视五家无线电视台及部分有线电视台进行观察,使研究客观、真实地反映了台湾无线电视发展的历史过程和制度变迁。本研究具有较强的研究意义。首先,本研究具有较高的理论价值。本研究从历史制度主义的视角,以台湾无线电视媒介制度为研究对象,运用制度变迁的理论框架对其进行分析,这是新制度经济学与新闻传播学相结合的创新尝试,丰富和发展了制度变迁理论。其次,本研究具有现实意义,以史为鉴,对未来两岸电视媒介发展乃至政策制定有所帮助。本研究力求能为促进“一国两制”的中国新闻事业提供参考,在促进未来两岸电视媒体的进一步合作的基础上,增进两岸电视媒体的理解与互信,促进华文电视媒体共同发展。本文共分五章。第一章为绪论,介绍研究背景、研究问题、研究意义、研究思路,梳理理论及综述文献,讨论本研究的创新点及难点等。第二章为“戒严”时期台湾无线电视媒介制度变迁（1951-1987）,介绍了“戒严”时期台湾无线电视媒介制度的建立概况,本章梳理了在国民党严格的威权统治之下,以商业运营制度建立无线电视,台视、中视和华视三家无线电视台先后成立的过程,分析了“戒严”时期台湾无线电视媒介制度的构成,研究了外生性因素、内生性因素和行动者因素在该阶段对台湾无线电视媒介制度的作用。第三章为“解严”之后至2000年“绿色执政”之前台湾无线电视媒介制度变迁（1987-2000）。本章梳理了“戒严”令解除之后,媒体产业开始快速发展时,台湾无线电视媒介制度发展的情况;分析“解严”之后至2000年“绿色执政”之前台湾无线电视媒介制度的构成;研究了外生性因素、内生性因素和行动者因素在该阶段对无线电视媒介制度的作用。第四章为“绿色执政”之后台湾无线电视媒介制度变迁（2000-2017）。本章梳理了民进党成为执政党之后,民众对所谓民主的需求愈加强烈,台湾无线电视媒介随之发生的变化;分析了“绿色执政”之后台湾无线电视媒介制度的构成;研究了外生性因素、内生性因素和行动者因素在该阶段对台湾无线电视媒介制度的作用。第五章为结语:台湾无线电视媒介制度的构成、变迁分析与媒介批判,笔者对每一阶段的台湾无线电视媒介制度的构成进行总结,得出台湾无线电视媒介制度的形成、制度变迁类型、各因素的影响模式和变迁全程的路径依赖作用等四条结论,并对政治力量在台湾无线电视媒介制度变迁中的负面作用进行批判反思。经过研究,笔者发现,台湾无线电视的诞生源于政治制度的推动;台湾无线电视媒介的制度变迁模式表现为强制性变迁和诱致性变迁并行。在台湾无线电视媒介制度变迁过程中,外生性因素、内生性因素和行动者发挥交互作用,政治、经济与技术因素是外生性因素中起到主导作用的因素;行动者之间成本和收益的不均衡成为制度变迁的重要动力;非正式约束对正式规则和实施机制产生强大作用,政治、经济等因素常以非正式约束的形式对实施机制发挥作用。本文在选题、研究内容和视角及研究方法上具有创新性,首先,本文填补了台湾电视相关研究的空白,采用最新的数据和资料,记录了台湾无线电视转型的重要时期;其次,本文采用历史制度主义的视角使研究具有较强逻辑性,运用制度制度变迁理论,对史料进行创新性的逻辑思考,是台湾电视史研究的一次创新;最后,本文通过深度访谈、观察法等质化研究方法,获得大量珍贵的第一手资料,克服了大陆的台湾研究往往缺乏第一手资料的缺陷。
罗雪萍[4]（2018）在《联合国逐字记录处翻译实习报告》文中研究指明笔者于2017年7月5日至9月1日在联合国逐字记录处实习,参与中文科的翻译工作,将联合国大会、安全理事会和裁军审议委员开会发言的逐字记录从英文翻译到中文。本报告归纳分析笔者在实习中发现的错误和不足,提供可资借鉴的经验教训。其中,错误和不足体现在三方面——原文字词、结构和背景理解,译文表达贴合、地道和歧义,以及成语运用和批判精神相关变通,经验教训与之对应。本报告共分为五个部分。第一部分为引言,简要介绍本次翻译实习的背景和实习报告的结构安排。第二部分为实习介绍,内容包括联合国逐字记录处简介、逐字记录英文原文和中文译文的特点以及本次实习翻译的流程。第三部分为案例分析,按理解、表达、变通三个大类详细分析笔者翻译时出现的典型错误以及在此期间发现值得关注的典型案例。第四部分为结论,对第三部分的案例分析进行总结归纳,得出结论并提出相关问题的解决方案。第五部分为结语,回顾全篇并提出逐字记录翻译工作者的必备素质和努力方向。
冯志峰[5]（2018）在《地方党委书记权力运行与制约机制研究》文中研究表明中国政治组织体系主要分为中央政权、地方政权和基层政权,由中央、省、市、县、乡五个层级组成。相对于中央政权和基层政权而言,地方政权包括省市县三级,成为我国政权系统承上启下、协调各方、高效运转、强本固基的关键枢纽,对维护党中央权威、落实中央决策部署、凝聚党心民心、决胜全面小康、不断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发挥着不可或缺的作用。根据《中国共产党章程》规定,中国共产党的组织体系分为中央组织、地方组织和基层组织三个层级。地方党委组织承上启下、统揽大局、协调各方、强本固基,既是中央精神的执行者和建议者,又是地方经济社会发展的决策者与领导者,承载着领导地方党的组织建设,履行落实“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和“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的重要职责,成为加强地方治理能力建设条块结合的交汇点,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关键力量。地方党委书记权力运行与制约机制的科学与否,直接影响到党的执政基础。地方党委书记角色定位、职位属性与运行特性,内在地反映了地方党委组织的执政规律,蕴含着党组织权力运行与制约之道。遵循其行为之内在逻辑,地方党委书记权力运行规律可提炼为“弹性定律”,鲜明地体现出独特的“二重”性,表现为“双刃剑”的作用,既能够实现有效治理、维护社会稳定,也有可能引发权力腐败、危害人民利益,销蚀党的执政基础。地方党委书记权力腐败在内外不良因素的交互作用下,总体呈现出“十大特征”,体现为“多面人”角色,其演化逻辑可归纳为“地方党委书记权力腐败强化跃迁定律”,作为地方主导改革的改革者反而成为改革阻力制造者。为扎实有效地“改革改革者”,破除权力制约“悖论”,就必须统筹“个人修养教化、体制机制转化、社会风气净化”,构建科学系统、务实管用、操作简便的地方党委书记权力运行与制约机制。为此,必须立足于中外权力制约理论基础之上,深刻把握地方党委书记权力运行“弹性定律”诱致成因,认真分析其生成逻辑,精准提炼地方党委书记权力制约之道,努力促进“文本规定”与“实践运行”的有机融合,将“自我律动法”与“一制九转法”深度融入到地方党委书记权力制约机制之中,努力实现权力高效运行与有效制约的动态平衡,着力提高地方党委书记执政本领,提高党的执政能力,巩固党的执政地位,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坚强的领导核心、组织保证和力量保障,为人民群众创造美好生活。
郭常顺[6]（2018）在《国民政府对湖北收复区的接收与重建（1945-1949）》文中指出湖北位于华中腹地,素有“九省通衢”的美誉,战略位置极为重要,历来是兵家必争之地。近代以来,武汉成为中国仅次于上海的经济中心,国民党仅次于南京的第二大政治中心,也是国共两党的重要活动区域,其战略地位得以进一步凸显。抗日战争爆发后,湖北,尤其是武汉,成为中日两军浴血奋战、重兵对峙的区域,历时7年之久。抗战胜利后,国民政府展开对全国各地沦陷区的分区受降。依照国民政府的统一部署,湖北省政府开始了对湖北沦陷区的接收与重建。抗战期间,随着日军的不断进攻,国统区日渐萎缩。湖北省政府最终退守恩施,鄂西国统区开始形成,肩负起拱卫陪都、屏障西南的重任。在省主席陈诚的坚强领导与努力推动下,以“增加生产”、“征购实物”、“物物交换”和“凭证分配”为主要内容的“新湖北建设运动”在鄂西全面展开,当地的工农业、商业、交通运输业及教育事业得到较快发展,闻名全国,鄂西国统区逐渐得以巩固,为抗战胜利作出了巨大贡献。与此同时,中共抗日武装深入敌后开展武装斗争,逐步在沦陷区站稳脚跟,开辟了鄂豫边区,成为鄂省境内与鄂西后方相比肩的两大抗日力量。在此期间,湖北沦陷区被战火覆盖,民众的生命与财产遭到毁灭性打击,损失惨重,鄂省经济元气大伤,已有成果几乎毁于一旦,“百废待兴”成为这一危局的真实写照。1944年后,随着抗战局势的日趋明朗化,国、共、日三方都开始积极布局,日军发动老河口、芷江战役,被国军所击败,中共则派出南下支队经略华中与华南。三方的战略态势出现了有利于中共方面的变化,这对于国民政府而言,鄂省的形势确实不容乐观。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国民政府开始了对湖北沦陷区的接收。蒋介石出于阻止中共方面接收的目的,积极笼络鄂省境内的伪军头目。在其有力配合下,国军第五与第六战区的部队迅即向湖北沦陷区开进,相继挺进武汉、沙市、宜昌等地,很快便与各地日伪军完成换防。与此同时,湖北省党政军等机构陆续“还治”武汉,隆重举行受降仪式,各县市政府纷纷返回各自辖区,中统、军统也在鄂省积极扩张势力,国民政府在湖北的统治地位得以重新确立。随着“还治”过程接近尾声,湖北省政府开办日军官兵与侨民管理处,对在鄂日俘与日侨展开集中收容与教育,妥善安排其日常生活,并在中央政府与武汉行营的配合下,积极组织运力,顺利将在鄂日俘与日侨遣返回国。面对数量庞大的日伪财产与公产,第六战区相继成立接管日方物资委员会等一系列机构,力求消解战后初期“四大金刚”等无序接收的乱象。经过半年多的努力,鄂省境内多数日伪财产与公产被省府所掌握,其经济实力得以迅速提升。在此之后,省府对其进行了相关处理,分别予以标卖、发还和充实教育基金,总体过程还算顺利。但是,接收过程中弊案迭出、贪腐横行,财产损失不少,对政府形象与民众观感产生了较大影响。沦陷区经过敌伪7年的蹂躏,各种社会关系亟待调整。大批军民在战时迁往后方,许多日本战犯与汉奸在战后被捕,如何对上述迁返的军民加以妥善安置并给予优抚,对上述战犯与汉奸加以惩治与审判,就成为摆在省府面前的重要课题。省府通过修祠、立碑等方式,对阵亡将士予以褒扬;积极筹措物资,开展优抚活动,给予军烈属物资关怀;办理青年军等退伍军人的复员转业事宜,力求使其各得其所;对过境的外省军民也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使其顺利还乡;积极改善公教人员的待遇,意在使其安心工作。囿于财力短缺,上述行动未能持续下去。武汉行营设置军事法庭,对日本战犯进行审判,以治其罪,收到一定效果,但是在种种因素的干扰下,许多战犯得以逃避审判与惩处。与此同时,战时西迁的学校与企业纷纷返回原址,谋求复校与复业,这一过程较为顺利,但因财力与物力所限,难以正常运作。出于扩大统治基础、加强社会控制的目的,省府采取措施,迅速恢复并发展一系列社团组织。面对战后社会风气的颓势,省府积极开展卫生与防疫工作,以安定人心,消除不稳定因素。在接收开展的同时,收复区的战后重建也陆续步入实施阶段。省府主要着眼于如下领域:（一）通过推进土地陈报复查工作、田赋与营业税划归地方、禁止摊派并举办捐献、合并机构与裁减冗员、市价征粮与禁征民夫、减购军粮与清发粮款等方式,谋求财粮问题的解决（二）积极推进工厂复工与农村复耕,聚焦重点工程,发展特色农业;着力于水利工程与水陆交通的恢复与发展,谋求从根本上解决财政问题（三）加快建设覆盖全省的邮政与通信网络,沟通各地的联系,以适应战后重建的客观需要（四）在万耀煌“教而后富”思想的引导下,大力发展各类教育事业,举办运动会及童子军运动,为鄂省的长远发展奠定坚实基础（五）出台“大武汉”建设等一批市政规划,积极开展市政建设,谋求鄂省城市的复兴。上述这些领域受限于人、财、物力的短缺,虽然取得一定进展,对后世产生一定积极影响,但是最终都没能完全实现,着实令人扼腕。总而言之,经过战后四年的努力,湖北收复区的接收大体顺利完成,国民政府对湖北收复区的统治得以重新确立,此后的战后重建虽然取得了部分成效,但其成效很不明显,逐渐无疾而终,未获成功。其原因是多方面的。就国民政府而言,主观方面,一系列短板束缚其手脚,包括胜利突降,准备不足,手忙脚乱;贪腐横行,行政效率低下;时紧而事繁,短期内难以完成重建等原因;客观方面,则在于国共内战的持续扩大,与战后重建发生不可调和的矛盾,换言之,即内战与重建矛盾重重,难以兼顾。就在国民政府举步维艰之际,中共实现了对湖北收复区的成功接管。
任慧涛[7]（2016）在《论体育治理理念》文中提出近年来,假球、兴奋剂、高层腐败等丑闻及其他体育社会问题在全世界范围内愈演愈烈,不仅损害了体育自身所蕴含的积极价值,还对体育公共事务处理的根基——体育组织及其自治合法性、正当性造成冲击。体育治理作为治理理论在体育领域的应用,包含着民主、透明、问责、制衡、有效等多种理念的善治原则,被视为各级体育治理行为体重塑信任和权威的关键。本研究基于政治学、公共管理学和应用伦理学等多学科视角,综合应用治理理论、全球契约链理论、企业社会责任理论等多理论范式,结合体育领域中发生的实际治理案例,解读了体育治理的核心原则及其框架,以期能够系统梳理体育治理的关键理念。本研究主要分为三部分七章节。第一部分为绪论,主要解释了开展体育治理研究的背景与价值,说明了本研究的研究思路、研究方法、创新点与不足。第二部分包括第一章和第二章,为文献综述和理论基础,主要针对治理研究、体育治理研究的已有成果进行了述评。在此基础上,对体育治理的定义、特征、原则及其框架进行了阐释。同时大致划分了体育组织的分类、体育治理结构、体育决策机制等。第三部分是本研究的主要内容,包括第三章至第六章。在该部分中,以全球范围内的体育治理要素、准则、指南等出发,对这些规范性共识进行了文本分析探究,结合国内外所出现的体育治理问题及其实践,梳理了法治、民主、透明、问责、团结、赋权、制衡、审计、可持续、有效性、完整性、内部控制、伦理重塑以及利益相关者保护等体育治理原则,进而将其归类,总结出体育治理的四大核心理念:（1）法治化关照下的体育行业有效自治;（2）体育决策层的竞争性精英主义民主;（3）体育（非）政府机构的公司化治理;（4）体育领袖的伦理返魅和价值观重塑。具体研究内容与解读如下:第三章对体育治理为何必须是"法治化关照下的行业有效自治"进行了系统阐释。研究发现,体育失范和犯罪已经成为全球问题,由此带来对体育自治合法性的讨论。作为体育全球一体化和体育规则权威的背书,自主性是全球体育治理秩序的根基,如果无法回应社会期望,国际体育组织将面临着被剥夺行业自治权的危险。体育自治的合法性危机,主要体现在内部合法性和外部合法性。在某些国际单项体育联合会,由于治理失败,已经出现了严重的合法性危机,而这可能导致全球体育治理秩序混乱。意识到合法性受到威胁,国际体育组织、国家体育行政部门、国家单向协会等各级体育治理行为体都采取行动促进自我合法化,主要包括推出治理改革纲领与行动、加强与政治行为体的伙伴关系、加强与国际监督组织的合作等等,但这些努力并未充分弥补其合法性的差距。法治化被视为解决体育自治危机的"第一选择"。法律家长主义认为从贪污腐败、操纵比赛到兴奋剂滥用,体育内部自治全面失效,只有让法律介入到体育领域的方方面面,才能彻底根除。体育软法研究者则抗拒着司法或商法的入侵,认为体育治理作为公共事务管理中的一环,成熟的软法约束就能帮助体育治理行为体完成改革,希望在国际惯例、公共政策、行业协会规则、自律规范、专业标准中寻找善治可能性。Lex Sportiva学者有更大的抱负,认为绝对意义上的自治诱发了系列社会风险,因而,自治必须有一个限度。但体育有其特殊性,而行业自治和完整性是保证体育特殊性、促进体育作为全人类文化事业稳固发展之关键,建议在自治与他治、自律与他律之间寻找平衡。Lex Sportiva试图剥离体育领域的刑事和民事犯罪,在体育领域建立一套新的、专门适用于体育事务的自治规则体系,在维护体育特殊性的前提下推动体育治理现代化,以"专门法"促进体育行业自治法治化。第四章讨论了体育组织决策层竞争精英民主的可能性及其实现意义。研究认为,体育民主的范围只覆盖精英群体,而且仅开放部分参治渠道或权利。国际体育组织的委员们代表全世界体育参与者来进行体育自治,但在实际上并无任何赋权仪式或形式契约。基于精英专制主义,大多数国际体育组织把全体会员大会作为最高权力机关,采纳以国家或委员为单位的投票形式,通过多数代表制来进行最高决策。诸如选举新领袖、确定赛事承办城市等重大事件的精英民主制度较为完善,但委员会中心主义依然在决策中发挥着主要作用,尤其是在日常事务决策中,以主席、副主席、秘书长或首席执行官为核心的执行委员会（或常务委员会）拥有过于集中的权力,普通委员或会员在决策上的参与性不足。国际奥委会的"逆向代表制"被视为体育领域精英民主制的最佳做法。决策参与作为体育精英民主的核心,主要通过分设的专业委员会（议案小组）、投票表决和内部咨商实现。决策代表通过大洲、国家、国家人口、会员数量等标准确定,投票主要采用等票制、复票制两种方式。新右派批评国际体育治理变革中的公司化治理趋势,认为民主带来"平庸之恶",让体育官员从拥有克里斯玛之人格魅力的"狮子"变成追逐政治利益的"狐狸"。竞争性精英主义质疑体育治理的参与性不足,呼吁在委员会委员中实现"强势民主",强调体育组织决策应允许更多的利益相关者参与,畅通组织领袖公选与弹劾机制等。体育组织决策层与管理层人员构成的多样性,以及避免任何形式的歧视,亦是体育组织民主化之要求。民主化的最终目的是为了实现体育共同体的团结。体育团结的实现,需要超越政治分歧、超越文化冲突,形成相互宽容、相互尊重与相互理解的处事方式,反对任何涉及到种族、国籍、宗教、年龄、性别、性取向、残疾、政治主张等方面的歧视,建议并尊重在体育领域中形成世界公民人格与价值观,为新的"全球公民社会"提供榜样和参照。第五章讨论了透明度、问责制是如何帮助体育治理机构实现利益相关者制衡并促进组织自身有效性的。研究认为,实现充分问责的决定性前提是透明度,大多数体育组织存在着不同程度的"暗箱操作",主要表现为治理结构、政策设计、运作程序与财政状况等信息披露不足。尤其是资金使用方面的信息公开不足,是系统性腐败的根源。体育组织和部门的政策法规、财务状况、日常运作、利益分配等都应当提升透明度,包括组织领袖的待遇、报酬和可控财务资金公开以及审计委员会的独立性。利益相关者都有权了解财政收支、发展战略以及组织结构方面的具体情况,以确定体育组织的发展符合全体利益而非某个领导人或小团体之利益。体育组织有创建透明文化的直接责任,决策层必须创建并确保透明化的规则与政策,执行层及运营层应将其贯彻到所有日常工作之内。通过透明化运作,体育组织能够向公众、会员和利益相关者公开自己的价值观和政策,这不仅能提高体育组织的声誉,还能够遏制屡屡出现的高层腐败。清晰权力划分,方能实现有效问责,要求体育组织委员会、管理层、等各部门人员是负责任的,必须要明确其职务角色与权限。问责需要体系的监管机制来监督组织领袖、委员和运营人员来履行其职责。问责制的实现,应当强化独立审计的作用,严厉打击误导审计的行为。提升独立董事地位与权限,允许其评估决策和管理层表现。引入外部监督机制,与其他非营利组织、会计事务所或律师事务所合作。零容忍的态度对于腐败行为有强大的震慑效应,而加强反贿赂的行业自律亦非常关键,贪腐等违法行为可考虑放弃体育组织的自主裁量权,由外部机构进行。制衡能够帮助利益相关者在体育中达成问责制,"吹哨人制度"是国际体育组织责任控制机制、风险预防机制的关键,并已经在体育治理中扮演着重要角色。体育组织必须加强内部回应性和外部回应性建设,及时调查并正式回复利益相关者所提出的质疑和诉求,实现组织整体形象与公共关系之维护。运动员、女性群体、自然环境等弱势利益相关方保护,是问责所期望达成的善治目标之一。尽管将治理视为"管理技术"而非"治理术",但公司化治理为提升体育组织的有效性提供了新思路。第六章从道德契约论的角度,讨论了体育组织领袖和委员们应具有的美德和价值观,以促进体育官员们的职业伦理返魅。在社会治理的意义上,治理有法治、权治和德治三种选择。体育治理作为社会领域内的一部分,不仅适用法人治理的模式和机制,还包括道德层面的内容。尤其是具有神秘化、封闭性和独立性的体育组织来讲,成功与否非常依赖于委员们的个人品格和素养。体育组织的职业伦理缺失,是当前体育组织领袖必须面对的问题。重新认识政治家精神、企业家精神、慈善家精神和运动家精神有助于体育领袖的伦理复魅。政治家精神强调体育领袖应当深刻理解体育公共事务在国际层面的运作逻辑,企业家精神有助于体育组织保持良好运营,慈善家精神关照体育非营利组织的存在宗旨,运动家精神则贯通于上述三种精神且为体育领袖和体育官员提供一种卓越的气质。体育治理伦理的核心要义,是完善体育精神的"附魅—祛魅—返魅"之过程,这一过程是不断往复的。除了个人禀赋之外,伦理规划机制也能协助培养体育领袖与委员们的美德和价值观。
李琳[8]（2016）在《台湾光复后30年“再中国化”文化政策分析 ——重塑中华传统文化在台湾的主体地位》文中指出台湾自古以来就是中华民族的繁衍生息之地,一直到甲午中日战争台湾割让之前,毫无疑义,作为中国一部分的台湾,中华传统文化是该地区的主体文化。日据近50年殖民统治,日本统治者依靠刺刀和枪炮,强行推行“皇民化”政策同化台湾同胞,中华传统文化遭到了严重践踏,日本文化在台湾随处可见。然而今天,尽管“台独”势力猖獗,但仍能在台湾感受到浓浓的中华传统文化味道,人口结构、语言文字、风俗习惯、宗教信仰乃至于建筑道路等,都传递出强烈的中华传统文化意蕴,多元文化视域下的台湾地区、台湾民众仍较大程度上保留和传承着中华传统文化,这得益于台湾同胞代代相传,也得益于光复后台湾当局的文化导向和政策推动。研究认为,二战结束后,面对满目疮痍的台湾,一个日本化程度颇高的国土,出于收复的需要,出于促进同一国度同一民族文化,光复初期,台湾当局提出“再中国化”文化政策,陆续推行了许多重塑中华传统文化的政策措施。1949年国民政府迁台后,为了能在国际上代表中国,能在民众面前理直气壮地大喊反攻,为了建设“反攻复国”基地,“再中国化”文化政策又成了其冠冕堂皇的手段。主要包括推行国语运动,大力恢复国语在台湾的普及度,接管、整顿、改革教育制度推动台湾教育事业的发展,并在教育内容上融入“中国化”、“民族精神”元素,60年代中后期蒋介石集团更是发起并轰轰烈烈推动中华文化复兴运动,推行了许多致力于重建、强化中华传统文化的政策措施。台湾经过蒋介石时期30年“再中国化”文化政策的推行,以及后来蒋经国子承父业的延续实施,中华传统文化得以较好地继承发扬,重新树立起在台湾的文化主体地位。但也必须看到,因为国民党当局的政治目的,该时期文化政策对中华文化的曲解,对“中华民国”意识的强化,使两岸同胞关于“中国人”、“一个中国”等问题的理解存在差异,是台湾问题长期得不到解决的推手之一。
田佳佳[9]（2016）在《电影与美术结缘的历史解读 ——以民国时期上海电影美术人群体为主要分析对象》文中研究说明本文以民国时期上海电影美术人群体为主要论述对象,主要采用关联研究、群体研究两大方法,通过沉潜深广的文献爬罗剔抉,辅之以具体个案的研究分析,探究美术人才在布景美术、摄影、表演、编导、卡通等诸多电影领域的积极贡献。所论无意于重写民国电影史,而是从一特殊视角考察民国电影与美术的关联,期以将电影与美术的专题研究切实推进一步。绪论、结语之外,论文主体分设六章:第一章“美术人群趋电影界的民国现象”。该章综论电影诞生以来迅速升格为第八类艺术,影像艺术极大地冲击绘画艺术,美术人群趋电影界的世界潮流。在如此形势下,崛起于东南的近代上海,张扬电影文化,成为中国的好莱坞。电影与美术相互激荡,引领上海的时尚文化潮流。由此产生的新兴职业人,托举起电影美术人群体的形成。他们不仅在电影美术领域积极作为,而且极大地拓展了美术理念在电影的应用。在此基础上,本文对美术人“触电”的职场进展、电影美术人群体概况作了初步的探索。第二章“营造美与真的布景美术师”。该章考述低水平起步的电影布景,在布景美呼声下振兴的历史背景,电影布景美术人才由此兴起。而知名美术家的加入,还是因为中国电影界随着拍摄古装片而抬升影片质量要求所致,由此使“美术”地位高于“布景”。此后,电影布景美术师层出不穷,经历唯美主义、特技奇景、象征主义等追求,国产影片布景走向中华特色、走向现实主义,扩大外景拍摄,都是大势所趋。第三章“摄影师的影像美术追求”。该章通过追溯中国早期电影摄影师的艰难成才之路,彰显了他们的美术功底与照相才艺。在整个民国时期,电影摄影美学呈现出纪实影像与表现影像的交错发展。特技摄影最能体现摄影机摄绘的创作特质。不仅限此,民国摄影理论对美术的自觉借鉴,电影光线美学、摄影构图等无不留下美术人的痕迹。第四章“表演因美术而融会贯通”。该章系统梳理演员的艺术修养,除了美专毕业生进场表演,其他电影明星的美术爱好也得以揭示;此外,还将兼擅绘画的导演收入视阈,因为导演负责教戏。银幕上的艺术家不一定由擅绘者主演,然而,多变的艺术造型还是美术人从影的优势,镜头前的美术创作更是一展才华的难得时机。表演贵在触类旁通,本文对美术人在大美术理念下的跨界发展、表演的艺术修养之源、画论启发演艺理论等方面皆有涉及。第五章“电影编导的美与术”。该章聚焦成为编导的电影美术人,探究了他们特有的电影绘画创作思维,以及美术才能在编导过程中的积极作用。对唯美主义、浪漫主义、现实主义,以及恐怖电影、商业电影的代表导演,进行具体个案分析,展示美术人执导下特有的电影美学。最后,回顾电影美术人参与摄制绘画题材影片自然流露的画家意识,进而关注美术人扎堆的民国电影《关不住的春光》。第六章“绘出国产片的动画新天地”。该章以万氏兄弟为主论述中国卡通人才的形成,论证绘画才能与电影文化结合,铺设了中国卡通人才的成才之路。通过还原第一部长篇卡通片《铁扇公主》的制作过程,彰显绘画在卡通影业中的重要性。也正因为此,继后崭露头角的卡通人才佼佼者钱家骏,最终促成“动画”一词取代“卡通”,这理应是中国卡通片人才实现动画理念的自觉。其实,这同时也是电影美术人实现美术意识自觉的又一标志。
罗映纯[10]（2015）在《近代中国新闻职业化的建构 ——以民国新闻教育为考察中心》文中指出本文以民国新闻教育为主要研究对象,考察它对近代中国新闻职业化的建构。鉴于燕京大学新闻系在中国新闻史上的杰出地位,本文选取其为主要个案,从新闻专业知识体系的建立、新闻职业惯习与道德的养成、专业阶层趣味的塑造三个方面,细致分析了民国新闻教育对新闻职业的建构作用。在燕京大学新闻系的个案上,进一步结合复旦大学新闻系、北平新闻专科学校等个案,分析了新闻专业学生如何携带文化资本,从大学进入报馆,实现职业阶层的再生产。文章结尾仍然从职业化的角度,来对民国新闻教育进行评价:由于职业化是国家现代化建设中的重要一项,因此,新闻教育也是参与国家现代化建设的手段之一,由此民国新闻教育通常体现出职业培养与通才教育的结合;此外,民国新闻教育通过仪式策略与话语策略,试图赋予新闻职业以专业地位,但是由于近代中国社会的结构性限制,这种职业化建构又显示出有限性。本文的章节结构具体如下:第一章为绪论部分,重点介绍了本文的选题缘起与研究路径;第二章,从报馆、报界团体、新闻教育这三大网络,探讨了1920年代中国的新闻场域,特别对近代高等教育与职业阶层的崛起作了梳理,因为这是民国新闻教育与新闻职业阶层出现的一个重要背景;第三章,从专业知识体系、职业惯习、阶层趣味三个方面,分析了民国新闻教育对新闻职业的建构;第四章,以燕京大学和《大公报》的关系为主要个案,探讨了新闻学生从大学如何进入报馆,实现新闻职业阶层再生产,并重点分析了新闻专业学生的文化资本与近代新闻场域的关系;第五章为结论部分,尝试从职业化角度对民国新闻教育作出评价。本文的创新主要体现在理论分析视角的创新上。文章对职业化的探讨基于一种“过程模式”或曰“权力模式”的视角,即把职业化当成一个权力获得的动态过程来看,而非看作一个静态的属性概念。职业化实际上是取得及维护一种专业的特权与威望,即获得专业的合法性,而凡争夺合法性的斗争领域都是场域,其斗争的目标乃是各种特定形式的资本,如经济资本、文化资本、科学资本或宗教资本等,因此,职业化与资本的获取密切相关。专业教育既是职业化的关键环节,同时又是赋予文化资本的重要方式,因此,以它作为探讨职业化的切入点,是非常合适的。与此同时,布尔迪厄的场域理论,强调一种“关系性地进行思考”的方式,适合用于“过程模式”视角下的职业化的解释,此外,场域理论实质是有关“场域——资本——惯习”的实践理论,其中的文化资本,在新闻教育之于新闻职业化的作用与意义上,具有较强的解释力。
二、透视联合国语言机构内幕——联合国国际职员在中国招考释疑（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透视联合国语言机构内幕——联合国国际职员在中国招考释疑（论文提纲范文）
（1）晚清时期英语在中国的传播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第一节 研究背景及意义 |
| 1.研究背景 |
| 2.研究意义 |
| 第二节 研究问题与论文结构 |
| 1.研究问题 |
| 2.论文结构 |
| 第三节 研究方法与理论依据 |
| 1.研究方法 |
| 2.理论基础与认识依据 |
| 第二章 文献综述及研究回顾 |
| 第一节 相关概念 |
| 1.英语传播 |
| 2.晚清时期 |
| 3.晚清时期传教士 |
| 第二节 英语传播的相关研究 |
| 1.国外英语传播的相关研究 |
| 2.国内英语传播的相关研究 |
| 第三节 晚清以前英语传播回顾 |
| 第四节 晚清社会英语传播研究 |
| 1.晚清社会传教士的相关研究 |
| 2.晚清社会翻译情况的相关研究 |
| 3.晚清社会近代化教育的相关研究 |
| 第三章 晚清时期英语在中国传播的文化路径 |
| 第一节 传播的文化背景 |
| 第二节 传播主体:来华传教士 |
| 第三节 教会学校与英语传播 |
| 1.前期教会学校与英语传播 |
| 2.后期教会学校与英语传播 |
| 第四节 翻译出版与英语传播 |
| 1.翻译机构与英语传播 |
| 2.报刊出版与英语传播 |
| 第五节 传教士主导的英语传播的文化特征 |
| 1.双向语言文化传播 |
| 2.群体性书面语传播 |
| 第六节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晚清时期英语在中国传播的经济路径 |
| 第一节 传播的经济背景 |
| 第二节 传播主体:来华英美商人 |
| 第三节 民间英语培训机构与英语人才培养 |
| 第四节 “皮钦”英语与英语传播 |
| 第五节 英美商人主导的英语传播的经济特征 |
| 第六节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晚清时期英语在中国传播的政治路径 |
| 第一节 传播的政治背景 |
| 第二节 传播主体:晚清政府洋务派 |
| 第三节 近代化教育与英语传播 |
| 1.三类新式学校与英语传播 |
| 2.官派留美与英语传播 |
| 第四节 翻译活动与英语传播 |
| 1.江南制造局翻译馆与西学传播 |
| 2.京师同文馆翻译活动与译员培养 |
| 第五节 洋务派主导的英语传播的政治特征 |
| 第六节 本章小结 |
| 第六章 晚清社会英语传播规律及其影响 |
| 第一节 外来语言传播竞争激烈 |
| 1.其他外语的传播情况 |
| 2.影响外语竞争的因素 |
| 第二节 路径依赖及其体现 |
| 1.路径依赖及其内涵 |
| 2.英语传播路径依赖 |
| 第三节 英语传播中人的因素 |
| 1.晚清来华西方人 |
| 2.晚清政府洋务派 |
| 3.个体被动传播者 |
| 第四节 传播受众:底层-精英-群众的传播模式 |
| 第五节 文化、经济、政治层面的平行交互传播 |
| 第六节 英语在中国传播带来的影响 |
| 1.对汉语的影响 |
| 2.对社会的影响 |
| 第七节 本章小结 |
| 第七章 晚清时期英语在中国传播的局限及启示 |
| 第一节 主导性局限及表现 |
| 1.来华西人主导的传播的局限性 |
| 2.洋务派们主导的传播的局限性 |
| 第二节 对汉语国际传播的启示 |
| 1.应对传播中的竞争现象 |
| 2.注重主导者的路径依赖 |
| 3.尊重受众传播相关规律 |
| 4.结合“场论”防范预警 |
| 第三节 对外语政策与规划的启示 |
| 1.应对英语的语言霸权 |
| 2.提高中华文化自信心 |
| 第四节 本章小结 |
| 第八章 总结 |
| 第一节 结论与贡献 |
| 第二节 不足与展望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后记 |
| 在学期间公开发表论文情况 |
（2）从传统到现代 ——新记《大公报》记者社会网络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研究目的与意义 |
| 二、文献综述 |
| 2.1 社会网络研究现状 |
| 2.2 现代化、社会网络的现代化研究 |
| 2.3 关于《大公报》记者关系的研究 |
| 三、研究思路和研究方法 |
| 3.1 研究思路 |
| 3.2 研究方法 |
| 四、研究创新之处 |
| 第一章 新记《大公报》记者社会网络的界定与分类 |
| 1.1 新记《大公报》记者社会网络的界定 |
| 1.1.1 新记《大公报》记者群体概述 |
| 1.1.2 新记《大公报》记者社会网络界定 |
| 1.2 新记《大公报》记者社会网络的分类 |
| 1.2.1 记者内部社会网络 |
| 1.2.2 记者外部社会网络 |
| 第二章 新记《大公报》记者内部社会网络变化特征 |
| 2.1 从先赋性关系向业缘关系拓展 |
| 2.2 从家长制向平等交流的方式转变 |
| 2.3 从注重特殊主义向建立普遍主义转变 |
| 2.4 交往方式由传统向现代转变 |
| 2.4.1 工作中记者交往方式的现代化转变 |
| 2.4.2 生活中记者交往形式的现代化转变 |
| 第三章 新记《大公报》记者外部社会网络变化特征 |
| 3.1 记者新闻采集网从先赋性向自获性拓展 |
| 3.2 记者与同业组织、团体的交往趋向多元化 |
| 3.3 记者与社会各界的交往不断拓展 |
| 3.3.1 新记《大公报》记者与政界关系不断拓展 |
| 3.3.2 新记《大公报》记者与文艺界关系不断拓展 |
| 3.3.3 新记《大公报》与学界关系不断拓展 |
| 第四章 新记《大公报》记者社会网络变化的原因 |
| 4.1 内部影响因素 |
| 4.1.1 现代化报业管理实践的影响 |
| 4.1.2 领导者受中西方文化的双重影响 |
| 4.1.3 由特殊信任向一般信任的转变 |
| 4.1.4 共同愿景的建构 |
| 4.2 外部影响因素 |
| 4.2.1 社会结构的转型与社会关系的变迁 |
| 4.2.2 传统儒家文化的影响及西方新思想的冲击 |
| 4.2.3 近代知识分子的职业选择及专业报人群体的兴起 |
| 第五章 新记《大公报》记者社会网络变化的影响 |
| 5.1 积极影响 |
| 5.1.1 对记者的影响 |
| 5.1.2 对报社的影响 |
| 5.2 消极影响 |
| 5.2.1 注重利益交往,忽视传统人情 |
| 5.2.2 陷入选择困惑,削弱理性判断 |
| 第六章 对现代报业发展的思考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学位期间取得的研究成果 |
| 致谢 |
| 个人简介及联系方式 |
（3）台湾无线电视媒介制度变迁研究（1951-2017） ——历史制度主义的视角（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1. 绪论 |
| 1.1 研究问题的提出 |
| 1.1.1 研究背景 |
| 1.1.2 研究问题与研究假设 |
| 1.1.3 基本概念界定 |
| 1.2 研究思路与研究框架 |
| 1.2.1 研究思路与研究方法论 |
| 1.2.2 搜集资料的方法 |
| 1.2.3 研究意义 |
| 1.2.4 研究框架 |
| 1.3 理论梳理与文献综述 |
| 1.3.1 理论梳理 |
| 1.3.2 文献综述——台湾电视研究 |
| 1.3.3 文献述评 |
| 1.4 研究的创新与不足 |
| 2. “戒严”时期台湾无线电视媒介制度变迁(1951-1987) |
| 2.1“戒严”时期台湾无线电视媒介发展与衍变 |
| 2.1.1 试水电视业:教育电视台的成立 |
| 2.1.2 第一家商业电视台:台视 |
| 2.1.3 中视:率先播出彩色节目 |
| 2.1.4 华视:突出教育节目特色 |
| 2.1.5 公共电视节目的草创 |
| 2.2 “戒严”时期台湾无线电视媒介制度分析 |
| 2.2.1“戒严”时期台湾无线电视媒介制度的正式规则 |
| 2.2.2 “戒严”时期台湾无线电视媒介制度的非正式约束 |
| 2.2.3 “戒严”时期台湾无线电视媒介制度的实施机制 |
| 2.3 “戒严”时期台湾无线电视媒介制度变迁的影响因素分析 |
| 2.3.1 外生性因素在媒介制度变迁中的作用 |
| 2.3.2 内生性因素在媒介制度变迁中的作用 |
| 2.3.3 行动者在媒介制度变迁中的作用 |
| 3 “解严”之后至“绿色执政”之前台湾无线电视媒介制度变迁(1987-2000) |
| 3.1 “解严”之后至“绿色执政”之前台湾无线电视媒介发展与衍变 |
| 3.1.1 台视、中视和华视:进入激烈竞争时期 |
| 3.1.2 民视的成立:反对党“发声”,打破无线三台“三足鼎立”格局 |
| 3.1.3 公视:漫长的筹建之路 |
| 3.2 “解严”后至“绿色执政”之前台湾无线电视媒介制度分析 |
| 3.2.1 “解严”后至“绿色执政”之前台湾无线电视媒介制度的正式规则 |
| 3.2.2 “解严”后至“绿色执政”之前台湾无线电视媒介制度的非正式约束 |
| 3.2.3 “解严”后至“绿色执政”之前台湾无线电视媒介制度的实施机制 |
| 3.3 “解严”后至绿色执政之前台湾无线电视媒介制度变迁的影响因素分析 |
| 3.3.1 外生性因素在媒介制度变迁中的作用 |
| 3.3.2 内生性因素在媒介制度变迁中的作用 |
| 3.3.3 行动者在媒介制度变迁中的作用 |
| 4 “绿色执政”之后台湾无线电视媒介制度变迁(2000-2017) |
| 4.1 “绿色执政”之后台湾无线电视媒介发展与衍变 |
| 4.1.1 商业无线电视台的重组 |
| 4.1.2 公广集团版图的扩充 |
| 4.2 “绿色执政”之后台湾无线电视媒介制度分析 |
| 4.2.1 “绿色执政”之后台湾无线电视媒介制度的正式规则 |
| 4.2.2 “绿色执政”之后台湾无线电视媒介制度的非正式约束 |
| 4.2.3 “绿色执政”之后台湾无线电视媒介制度的实施机制 |
| 4.3 “绿色执政”之后台湾无线电视媒介制度变迁的影响因素分析 |
| 4.3.1 外生性因素在媒介制度变迁中的作用 |
| 4.3.2 内生性因素在媒介制度变迁中的作用 |
| 4.3.3 行动者在媒介制度变迁中的作用 |
| 5. 结语:台湾无线电视媒介制度的构成、变迁分析与批判 |
| 5.1 “戒严”时期台湾无线电视媒介制度的构成 |
| 5.2 “解严”之后至2000年“绿色执政”之前台湾无线电视媒介制度的构成 |
| 5.3 2000年“绿色执政”之后台湾无线电视媒介制度的构成 |
| 5.4 台湾无线电视媒介制度变迁的反思与批判 |
| 参考文献 |
| 附录一 访谈提纲 |
| 附录二 访谈人物列表 |
| 附录三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主要科研成果及其他作品发表情况 |
| 后记 |
（4）联合国逐字记录处翻译实习报告（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致谢 |
| 第1章 引言 |
| 第2章 实习介绍 |
| 2.1 联合国逐字记录处简介 |
| 2.2 翻译文件的特点 |
| 2.3 实习翻译流程 |
| 第3章 错误与不足举例分析 |
| 3.1 简述 |
| 3.2 理解 |
| 3.2.1 理解字词 |
| 3.2.1.1 理解名词 |
| 3.2.1.1.1 常见名词 |
| 3.2.1.1.2 罕见名词 |
| 3.2.1.1.3 棘手名词 |
| 3.2.1.2 理解介词 |
| 3.2.1.3 理解词组 |
| 3.2.2 理解结构 |
| 3.2.2.1 根据所属词性判断从属关系 |
| 3.2.2.2 根据习惯搭配判断从属关系 |
| 3.2.2.3 根据主谓一致规则判断从属关系 |
| 3.2.2.4 根据配对介词判断从属关系 |
| 3.2.2.5 根据内涵意义判断从属关系 |
| 3.2.3 理解背景 |
| 3.2.3.1 全方位理解职称头衔 |
| 3.2.3.2 警惕“便装”术语概念 |
| 3.3 表达 |
| 3.3.1 贴合原文 |
| 3.3.1.1 贴合原文用词 |
| 3.3.1.1.1 贴合原文用词的词义 |
| 3.3.1.1.2 贴合原文用词的程度 |
| 3.3.1.1.3 贴合原文用词的的范畴 |
| 3.3.1.2 贴合原文结构 |
| 3.3.1.2.1 贴合原文的介词结构 |
| 3.3.1.2.2 贴合原文的句式结构 |
| 3.3.1.2.3 贴合原文的篇幅长短 |
| 3.3.1.2.4 贴合原文的时序安排 |
| 3.3.1.2.5 贴合原文的逻辑关系 |
| 3.3.2 地道汉语 |
| 3.3.2.1 用词灵活 |
| 3.3.2.1.1 对应英文形容词的灵活用词 |
| 3.3.2.1.2 对应英文副词的灵活用词 |
| 3.3.2.1.3 对应英文介词的灵活用词 |
| 3.3.2.1.4 对应英语动词的灵活用词 |
| 3.3.2.1.5 对应英语名词的灵活用词 |
| 3.3.2.2 表述精简 |
| 3.3.2.3 多具体动作而少抽象名词 |
| 3.3.2.4 多用主动而少用被动 |
| 3.3.2.5 多直言其事而少委婉间接 |
| 3.3.2.6 讲究匀称悦耳 |
| 3.3.3 避免歧义 |
| 3.3.3.1 选字要避免歧义 |
| 3.3.3.2 用词要避免歧义 |
| 3.3.3.3 组句要避免歧义 |
| 3.4 变通 |
| 3.4.1 巧用成语 |
| 3.4.1.1 巧用成语对应单词 |
| 3.4.1.2 巧用成语对应词组 |
| 3.4.2 批判精神 |
| 3.4.2.1 批判对待原文 |
| 3.4.2.2 批判对待原译 |
| 第4章 结论和结语 |
| 参引文献 |
| 附录: 案例所属逐字记录片段的原文和带审校修订痕迹的译文 |
（5）地方党委书记权力运行与制约机制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内容摘要 |
| abstract |
| 引言 |
| 第一章 导论 |
| 一、问题聚焦与研究意义 |
| (一)现实问题聚焦 |
| (二)问题研究意义 |
| (三)问题研究价值 |
| 二、文献综述与相关评论 |
| (一)国内外相关研究文献综述与评论 |
| (二)地方党委书记权力运行与制约机制研究现状 |
| (三)地方党委书记权力运行研究方向 |
| 三、研究设计与主要框架 |
| (一)明确调查研究要素 |
| (二)科学选取研究方法 |
| (三)合理设计研究框架 |
| 四、资料来源与数据说明 |
| (一)历史文献资料来源 |
| (二)实地访谈资料来源 |
| (三)核心概念内涵界定 |
| 第二章 中外权力制约思想比较 |
| 一、权力制约的理论内涵 |
| (一)权力的本质定义 |
| (二)权力的固有特征 |
| (三)制约与监督辨析 |
| 二、中国传统权力制约理论脉络 |
| (一)中国古代权力制约思想 |
| (二)中国近代权力制约思想 |
| (三)中国现代权力制约思想 |
| 三、西方历代权力制约理论脉络 |
| (一)西方古代权力制约思想 |
| (二)西方中世纪权力制约思想 |
| (三)西方近代权力制约思想 |
| (四)西方现代权力制约思想 |
| 四、马克思主义权力制约理论脉络 |
| (一)马克思主义理论原创性权力制约思想 |
| (二)马克思主义实践开创性权力制约思想 |
| (三)马克思主义中国主体化权力制约思想 |
| 五、中外权力制约理论体系 |
| (一)以道德制约权力是实现权力制衡的先导 |
| (二)以法律制约权力是实现权力制衡的保障 |
| (三)以权力制约权力是实现权力制衡的核心 |
| (四)以权利制约权力是实现权力制衡的根本 |
| (五)以社会制约权力是实现权力制衡的依据 |
| 第三章 地方党委书记权力运行现状 |
| 一、中国共产党地方党委建制的演变 |
| (一)中国共产党成立初期地方党委建制的雏形 |
| (二)土地革命时期地方党委建制的形成 |
| (三)抗日战争时期地方党委建制的发展 |
| (四)解放战争时期地方党委建制的调整 |
| (五)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地方党委建制的成熟 |
| 二、地方党委书记权力运行与制约的经验做法 |
| (一)地方党委书记选拔标准逐步得到明确,凸现党性坚定首要性 |
| (二)地方党委书记任用程序逐步得到规范,呈现环节设计科学性 |
| (三)地方党委书记权力运行逐步得到控制,体现流程管理严肃性 |
| (四)地方党委书记绩效考核逐步得到优化,实现评价方式合理性 |
| (五)地方党委书记权力监督逐步得到健全,展现腐败整治威慑性 |
| 三、地方党委书记队伍构成要素 |
| (一)地方党委书记职位厘定 |
| (二)地方党委书记队伍构成分析 |
| (三)地方党委书记队伍成长特征 |
| 四、地方党委书记权力运行“弹性模量定律” |
| (一)地方党委书记权力运行弹性定律的含义 |
| (二)地方党委书记权力运行弹性定律的特征 |
| (三)地方党委书记权力运行弹性定律的成因 |
| 第四章 地方党委书记权力腐败行为 |
| 一、地方党委书记权力腐败标准的衡量 |
| (一)地方党委书记权力腐败现象的界定 |
| (二)地方党委书记权力腐败标准的认定 |
| (三)地方党委书记权力腐败定义的确定 |
| 二、地方党委书记权力腐败行为的要件 |
| (一)“落马”地方党委书记性别构成 |
| (二)“落马”地方党委书记级别构成 |
| (三)“落马”地方党委书记地域分布 |
| (四)“落马”地方党委书记案发期间 |
| (五)“落马”地方党委书记案发年龄 |
| (六)“落马”地方党委书记潜伏时长 |
| (七)“落马”地方党委书记腐败类型 |
| (八)“落马”地方党委书记罪名分布 |
| (九)“落马”地方党委书记判处结果 |
| 三、地方党委书记违法乱纪的行为特征 |
| (一)违反政治纪律,挑战党中央权威 |
| (二)违反组织纪律,干部选任藏猫腻 |
| (三)违反廉洁纪律,官商勾结搞腐败 |
| (四)违反群众纪律,脱离群众捞名利 |
| (五)违反工作纪律,言行不一污形象 |
| (六)违反生活纪律,贪图享受堕牢笼 |
| 四、地方党委书记权力腐败运行轨迹 |
| (一)地方党委书记权力腐败心理的形成 |
| (二)地方党委书记权力腐败心理的转化 |
| (三)地方党委书记权力腐败心理的强化 |
| (四)地方党委书记权力腐败行为的重复 |
| (五)地方党委书记权力腐败行为的惩罚 |
| 五、地方党委书记权力腐败成因追问 |
| (一)地方党委书记心理贪欲强化是权力腐败的原始驱动力 |
| (二)地方党委书记制度规定泛化是权力腐败的外在驱动力 |
| (三)地方党委书记权力运行异化是权力腐败的内在驱动力 |
| (四)地方党委书记管理监督弱化是权力腐败的间接驱动力 |
| (五)地方党委书记人情交往物化是权力腐败的直接驱动力 |
| 第五章 地方党委书记权力制约机制 |
| 一、地方党委书记权力运行“自我律动法”的实施途径 |
| (一)加强党性修养,坚定对党忠诚执政立场 |
| (二)明确主攻方向,树立稳中求进执政目标 |
| (三)提高领导水平 带好立党为公执政队伍 |
| (四)坚持服务群众 打牢为民造福执政基础 |
| (五)发扬民主作风 完善求真务实执政机制 |
| (六)勤于学习调研 提高实干兴邦执政魄力 |
| (七)践行法治思维 形成改革创新执政方法 |
| (八)锐意攻坚克难 肩负敢于担当执政责任 |
| (九)保持党员本色 固守清正廉洁执政底线 |
| (十)加强官德修养 涵泳诚信平实执政道德 |
| 二、地方党委书记权力运行的他律途径 |
| (一)加强人才储备精准“育权”、好中选优正本清源 |
| (二)改进选任方式法定“授权”、坚持标准严格程序 |
| (三)明确权力边界科学“厘权”、合理定位职责明晰 |
| (四)科学划分权责依法“制权”、坚持原则恪守规矩 |
| (五)推进党务公开全程“晒权”、公布清单职责法定 |
| (六)设计权力流程依规“行权”、固化程序规范运行 |
| (七)加强权力制约有效“控权”、严格制度强化监督 |
| (八)优化考评机制公正“评权”、创新方式科学考核 |
| (九)完善奖惩机制规范“退权”、优胜劣汰吐故纳新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附件 |
| 附件1 “现任”地方党委书记简明表 |
| 附件2 “落马”地方党委书记简明表 |
| 附件3 党中央制定的权力监督制度简明表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相关学术研究成果 |
| 后记 |
（6）国民政府对湖北收复区的接收与重建（1945-1949）（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缘起与意义 |
| 二、研究综述 |
| 三、研究路径与方法 |
| 第一章 抗战胜利前后的湖北概况 |
| 一、鄂西国统区的形成与巩固 |
| 二、湖北境内中共力量的增长 |
| 三、沦陷区的百废待兴 |
| 四、胜利前夕的湖北军事态势 |
| 小结 |
| 第二章 国民政府对湖北沦陷区的接收 |
| 一、国军挺进沦陷区与日伪军换防 |
| 二、湖北党政军等机构的陆续“还治” |
| 三、对日俘与日侨的遣返与处置 |
| 四、对日伪财产与公产的接收与处理 |
| 小结 |
| 第三章 国民政府对湖北收复区的重建(上) |
| 一、对敌后迁回军民的安置与优抚 |
| 二、对日本战犯的审判与惩处 |
| 三、西迁学校及企业的复校与复业 |
| 四、一系列社团组织的恢复 |
| 五、卫生与防疫工作的开展 |
| 第四章 国民政府对湖北收复区的重建(下) |
| 一、财政与粮政问题的解决 |
| 二、工农业、水利与交通的恢复与发展 |
| 三、邮政与通信网络的构建 |
| 四、教育领域的恢复工作 |
| 五、新市政规划的出台与实施 |
| 小结 |
| 第五章 湖北收复区接收与重建之评估 |
| 一、接收与重建之成效评估 |
| 二、成效不显着之肇因所在 |
| 小结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7）论体育治理理念（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第一节 选题背景与价值 |
| 一、选题背景 |
| 二、研究价值 |
| 第二节 研究框架、创新与不足 |
| 一、研究内容 |
| 二、研究方法 |
| 三、研究创新与不足 |
| 第一章 文献综述 |
| 第一节 国外治理研究综述 |
| 一、公共行政改革中的组织治理 |
| 二、经济关系改良中的市场治理 |
| 三、社会事务协调中的社会治理 |
| 第二节 国内治理研究综述 |
| 一、国内治理研究流派 |
| 二、国内治理研究态势 |
| 第三节 体育治理研究综述 |
| 一、国外体育治理研究 |
| 二、国外体育治理实践 |
| 三、国内体育治理研究 |
| 本章小结 |
| 第二章 体育治理及其基本概念 |
| 第一节 体育组织的治理背景 |
| 一、现代体育的发展状况 |
| 二、现代体育组织的产生 |
| 三、体育治理产生及原因 |
| 第二节 体育组织的治理结构 |
| 一、国际体育组织的治理结构 |
| 二、国家体育部门的治理结构 |
| 三、草根体育组织的治理结构 |
| 第三节 体育治理的定义与内涵 |
| 一、体育治理的概念 |
| 二、体育治理的原则 |
| 三、体育治理的内容 |
|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法治化关照下的体育行业有效自治 |
| 第一节 体育自治及其危机 |
| 一、体育自主权 |
| 二、体育组织自治失范问题 |
| 三、体育自治的合法性危机 |
| 第二节 政治干预与体育完整性保护 |
| 一、政治干预体育:以联合国为例 |
| 二、政治介入体育的可能路径 |
| 三、体育完整性及其价值 |
| 第三节 法治化下的有效自治 |
| 一、在何种法律框架下运作? |
| 二、Lex sportiva:“体育专门法” |
| 三、从有限自治到有效自治 |
|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体育组织决策层竞争性精英民主 |
| 第一节 体育民主 |
| 一、社会契约论与体育组织赋权 |
| 二、体育民主的发生范围 |
| 第二节 体育选举 |
| 一、体育选举及其功能 |
| 二、体育精英民主的表决制度 |
| 第三节 体育竞争精英主义民主:从狮子到狐狸 |
| 一、体育组织民主治理的最佳做法? |
| 二、从“追寻克里斯玛”到“技术至上” |
| 第四节 体育治理民主化:实现体育整体性与团结 |
| 一、超越文化冲突的全球体育公共产品 |
| 二、体育决策参与中的平等和相互尊重 |
| 三、“世界公民”与政治干预 |
|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体育组织的公司化治理 |
| 第一节 透明度 |
| 一、体育组织的透明度及其问题 |
| 二、体育组织审计与内部控制 |
| 第二节 问责制 |
| 一、体育组织的监督与问责机制 |
| 二、体育组织的利益相关者管理 |
| 三、代表性案例:服用兴奋剂该如何实现问责? |
| 第四节 体育组织有效性及其提升 |
| 一、公司化治理 |
| 二、从委员会到董事会:提升体育组织有效性 |
| 本章小结 |
| 第六章 体育治理伦理返魅与价值观重塑 |
| 第一节 体育治理中的美德与价值观 |
| 一、体育治理中的伦理内蕴 |
| 二、卓越德性(arete)对体育治理伦理的补位 |
| 第二节 体育领袖应有的四种精神 |
| 一、慈善家精神与政治家精神 |
| 二、运动家精神与企业家精神 |
| 第三节 体育治理伦理重塑 |
| 本章小结 |
| 附录一:国际单项体育联合会名单 |
| 附录二:澳大利亚体育治理准则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的科研成果 |
（8）台湾光复后30年“再中国化”文化政策分析 ——重塑中华传统文化在台湾的主体地位（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中文文摘 |
| 绪论 |
| 第一节 选题缘起和意义 |
| 第二节 学术史回顾 |
| 第三节 研究内容和方法 |
| 第四节 概念解释与论文框架 |
| 一、概念解释 |
| 二、论文框架 |
| 第五节 创新与不足 |
| 第一章 时代背景 |
| 第一节 中华文化自古是台湾主体文化 |
| 第二节 日据时期台湾社会文化状况 |
| 一、殖民者对台湾社会的破坏 |
| 二、台湾民众保持中华文化的抗争 |
| 三、光复前台湾地区的文化状况 |
| 第三节 国民政府光复台湾的各项工作 |
| 一、积极推动台湾光复 |
| 二、调研筹划收复台湾 |
| 三、全面开展接收工作 |
| 第二章 “再中国化”文化政策(一)—恢复国语 |
| 第一节 推行原因 |
| 一、台胞国语基础堪忧 |
| 二、当局政治上的需要 |
| 第二节 政策措施 |
| 一、成立推行机构 |
| 二、制定政策纲领 |
| 三、各类培训补习 |
| 四、创办《国语日报》 |
| 五、监督激励措施 |
| 第三节 效果影响 |
| 一、政策实绩 |
| 二、缺陷不足 |
| 第三章 “再中国化”文化政策(二)—推广教育 |
| 第一节 光复前台湾教育状况 |
| 一、日据殖民教育政策 |
| 二、筹划接管台湾教育 |
| 第二节 光复后教育方针政策 |
| 一、调整教育内容 |
| 二、扩大教育受众 |
| 三、改革学校体制 |
| 四、补给师资力量 |
| 第三节 效果影响 |
| 一、正面成果 |
| 二、负面影响 |
| 第四章 “再中国化”文化政策(三)—中华文化复兴运动 |
| 第一节 运动原因 |
| 一、社会背景 |
| 二、政治诱因 |
| 第二节 政策措施 |
| 一、指导思想及组织人事 |
| 二、大力宣扬中华传统文化 |
| 三、规范国民生活与礼仪 |
| 四、国际宣传与侨界宣传 |
| 第三节 效果影响 |
| 一、积极效果 |
| 二、消极影响 |
| 第五章 影响文化政策的因素 |
| 第一节 思想理论基础与地区总政策 |
| 一、三民主义理论思想 |
| 二、以“反攻复国”为核心的地区政策 |
| 第二节 国际国内因素 |
| 一、两岸关系形势 |
| 二、与美日的关系 |
| 第三节 领导人素质 |
| 一、蒋介石个人文化理论体系 |
| 二、深谙文化反作用政治道理 |
| 三、个人思想贯穿台湾文化政策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学位期间承担的科研任务与主要成果 |
| 致谢 |
| 个人简历 |
（9）电影与美术结缘的历史解读 ——以民国时期上海电影美术人群体为主要分析对象（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电影与美术的民国叙事 |
| 一、选题旨趣和研究意义 |
| 二、研究前史与现状 |
| 三、关键词、主要研究方法 |
| 四、研究思路 |
| 第一章 美术人群趋电影界的民国现象 |
| 第一节 美术人群趋电影界的世界潮流 |
| 一、电影步入艺术殿堂 |
| 二、影像艺术冲击绘画艺术 |
| 三、电影需要美术专才 |
| 第二节 上海城市发展与电影、美术结缘 |
| 一、上海崛起与中国好莱坞的确立 |
| 二、电影、美术引领时尚文化 |
| 三、融和电影与美术的新兴职业人 |
| 第三节 电影美术人在民国的群体起伏 |
| 一、电影美术探索与美术理念的拓展 |
| 二、电影美术人的职场进展 |
| 三、电影美术人的群体概况 |
| 第二章 营造美与真的布景美术师 |
| 第一节 美术人加盟电影布景美术工作 |
| 一、有关布景美的呼声兴起 |
| 二、电影美术的工作内容 |
| 三、加盟电影界的美术家 |
| 第二节 形式唯美与奇丽幻景 |
| 一、布景美术由欧化趋华风 |
| 二、幻景与象征影像 |
| 三、伟大布景 |
| 第三节 现实主义电影布景的兴起 |
| 一、置景重在真实适当 |
| 二、外景的现实拓展 |
| 三、布景师的艺术反思 |
| 第三章 摄影师的影像美术追求 |
| 第一节 成为摄影师的难度 |
| 一、闯入欧美技师的专属领地 |
| 二、摄影师的美术功底 |
| 三、照相摄影与电影摄影 |
| 第二节 摄绘影像奇观的群体努力 |
| 一、纪实影像与表现影像的交错 |
| 二、分身双美等特技影像 |
| 第三节 影像美学与画学交相辉映 |
| 一、摄影理论对美术的自觉借鉴 |
| 二、电影光线美学 |
| 三、摄影构图与移动镜头 |
| 第四章 表演因美术而融会贯通 |
| 第一节 演员的艺术修养 |
| 一、美术专业生进场演出 |
| 二、电影明星的美术修养 |
| 三、导演教戏兼通绘事 |
| 第二节 胶片上的艺术创作 |
| 一、银幕上的艺术家 |
| 二、多变的艺术造型 |
| 三、镜头前的美术创作 |
| 第三节 表演贵在触类旁通 |
| 一、大美术理念下跨界发展 |
| 二、电影表演艺术之源 |
| 三、画论启发演艺妙悟 |
| 第五章 电影编导的美与术 |
| 第一节 擅绘导演的电影绘画 |
| 一、实现画面活动的冲动 |
| 二、美术在编导中的功用 |
| 三、犹如绘画创作 |
| 第二节 绘画电影的分途并进A |
| 一、融画入影唯美影像 |
| 二、影像的浪漫主义诉求 |
| 三、恐怖导演的影像美学 |
| 第三节 绘画电影的分途并进B |
| 一、现实主义绘影绘声 |
| 二、布景导演不软不硬商业风 |
| 三、画家意识“关不住” |
| 第六章 绘出国产片的动画新天地 |
| 第一节 卡通电影人才的孳育 |
| 一、万氏兄弟转向卡通片 |
| 二、上海影业托举万氏卡通 |
| 三、早期卡通人的成才模式 |
| 第二节 绘制《铁扇公主》的成功 |
| 一、由渝返沪致力长片的契机 |
| 二、仿效迪斯尼的绘制模式 |
| 三、竟成民国卡通长片的绝唱 |
| 第三节 动画片的理念自觉 |
| 一、钱家骏在动画片领域的崛起 |
| 二、“活动画”对垒“卡而不通” |
| 三、实现动画理念自觉的言行 |
| 结语:电影美术人的历史归结与当代启示 |
| 一、电影美术人走向新中国 |
| 二、电影美术人在新时期的复起 |
| 三、当代启示 |
| 参考文献 |
| 插图汇总 |
| 作者在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公开发表的论文 |
| 致谢 |
（10）近代中国新闻职业化的建构 ——以民国新闻教育为考察中心（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第一节 问题的提出及研究路径 |
| 第二节 概念界定 |
| 第三节 文献综述 |
| 第二章 1920年代的中国新闻场域 |
| 第一节 报馆：形成新闻职业的场所 |
| 第二节 报界团体：倡导新闻职业公共利益的平台 |
| 第三节 学院新闻教育：职业新闻劳动力的再生产机制 |
| 第四节 近代高等教育与职业阶层 |
| 第三章 民国新闻教育对新闻职业的建构 |
| 第一节 新闻专业知识体系的建立 |
| 第二节 新闻职业惯习与道德的养成 |
| 第三节 专业阶层趣味的塑造 |
| 第四章 从大学到报馆：新闻职业阶层再生产的新方式 |
| 第一节 独立报纸——《大公报》 |
| 第二节 燕京大学新闻系与《大公报》的交往 |
| 第三节 其他新闻院系及其与报馆的交往 |
| 第四节 新闻专业学生的文化资本与近代新闻场域 |
| 第五章 职业化视角下民国新闻教育的评价 |
| 第一节 职业化与通才培养：民国新闻教育是参与国家现代化建设的手段之一 |
| 第二节 职业化与民族主义：民国新闻教育对新闻职业化的建构及其局限 |
| 参考文献 |
| 后记 |
四、透视联合国语言机构内幕——联合国国际职员在中国招考释疑（论文参考文献）
- [1]晚清时期英语在中国的传播研究[D]. 周小渟. 东北师范大学, 2021(09)
- [2]从传统到现代 ——新记《大公报》记者社会网络研究[D]. 李茜. 山西大学, 2019(01)
- [3]台湾无线电视媒介制度变迁研究（1951-2017） ——历史制度主义的视角[D]. 陈若萱. 厦门大学, 2018(06)
- [4]联合国逐字记录处翻译实习报告[D]. 罗雪萍. 北京外国语大学, 2018(01)
- [5]地方党委书记权力运行与制约机制研究[D]. 冯志峰. 中共中央党校, 2018(02)
- [6]国民政府对湖北收复区的接收与重建（1945-1949）[D]. 郭常顺. 华中师范大学, 2018(12)
- [7]论体育治理理念[D]. 任慧涛. 江西财经大学, 2016(06)
- [8]台湾光复后30年“再中国化”文化政策分析 ——重塑中华传统文化在台湾的主体地位[D]. 李琳. 福建师范大学, 2016(04)
- [9]电影与美术结缘的历史解读 ——以民国时期上海电影美术人群体为主要分析对象[D]. 田佳佳. 上海大学, 2016(09)
- [10]近代中国新闻职业化的建构 ——以民国新闻教育为考察中心[D]. 罗映纯. 暨南大学, 2015(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