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打开张家口这部大书(论文文献综述)
祝勇[1](2021)在《故宫文物南迁》文中认为第一章抬着棺材找坟地:烽烟南渡一、山河已然破碎,故宫何谈完整1931年9月19日早上九点,时任故宫博物院秘书长的李宗侗先生像往常一样走出北京南城丞相胡同的家门,乘一辆洋车前往故宫博物院上班,过顺直门1,听到路边叫卖号外的声音,他让车夫停车,买了一张报纸。上面的大字标题,让他悚然一惊。2
郝莹玉[2](2021)在《王金富 让沉睡的古典文献说话》文中认为编者语赤城县文史爱好者王金富,十余年潜心钻研编纂的《古典文献说赤城》,日前由中国文史出版社正式出版发行。这是一部记述古代赤城谱系大书,全书分五卷,收集了140多部文献中有关赤城的记载。全书采取辑录的方式,紧盯“赤城”,以“条目体”的形式,独立成文,让
高爽[3](2020)在《沈从文创作心态研究》文中研究表明作家是知识分子群体中较为敏感的一类人,外在一切经过他们情感思维的内化展现出来,研究作家心态能探求历史投射给人的精神轨迹。现代作家沈从文集多种矛盾于一身,他的潜在情感与现实行为、文学理论与实践之间存在诸多不平衡,导致他一生在不断遭遇和克服危机中挣扎,心灵产生出“丰富的痛苦”。但是学界从心理学、精神科学层面来研究沈从文,一直相对薄弱,显着成果集中在文化、美学、历史社会等领域,有关他心态方面的研究比较零散尚不成体系。鉴于此,本论文将沈从文的创作心态作为核心研究对象,从整体上予以审视。文学作品是作家的精神载体,能真实反映他们的内心世界,也能打开时代灵魂,因此本论文采取的研究思路是,从沈从文作品的“内容和形式”反观其创作心态,力图深入到他心灵世界的潜在层面,探寻他的心路历程和精神冲突,思考在动荡的二十世纪,自由主义知识者如何坚守个体人格和处理个人与时代的关系,也反思以往研究中形成的某些定论。论文在文本细读的基础上,运用传记批评法、心理分析法和社会历史批评法,对沈从文的创作心态进行综合分析。艺术植根于且满足了人的心理需要,人有了需要,会转化成相应的动机与欲望,并采取满足它们的行为。人本主义心理学家马斯洛将人的需要划分为生理、安全、归属和爱、自尊、自我实现五个层次,它们之间的递进关系是相对的,因为现实中,人同时存在多种需要,只是在不同时期,某种需要能最先支配人的行为成为“优势需要”。人的较低一级需要得到一定满足之后,较高一级需要就会出现,已经满足的需要并没有消失,而是以潜能方式处于维持状态,如果环境改变或遭受挫折,还会再次出现。沈从文一生面临多种需要,它们同时、持久存在着,又随内外因变化组成了一个相对优势层次,且同一种需要在他人生不同阶段表现各异。基于沈从文的归属和爱、自尊、自我实现需要,本论文在作品“内容”上选取从恋爱、身份认同、文学理想三个方面来考察他的创作心态,既具共性又有个性;“形式”上的抽象、疯癫、综合书写分别与之相对应,又呈现出各自独立的特征;最后从“内容与形式”探讨他弃笔转业前后的心态。第一章论述沈从文作为“恋爱作家”的隐衷。情感归属和爱的需要是人的基本需要之一,沈从文也曾言“两性关系”是文学艺术的基本动力,有关两性关系的探讨,贯穿了他的文学生涯,不同时期的恋爱创作反映出他对女性、人生、文明等的不同心态。早期小说中的“性苦闷”与生活困顿尤其是经济压迫带来的自卑心理密切相关;其中也触及到了“性的道德”问题,男性自认为对女性的救赎、情欲与理性/道德之间的冲突是最突出的两个方面,他对此所持的暖昧态度中含有自我辩解的成分。沈从文还以“性本能”需求为基点表达了对文明的不满,他赞扬了四狗、五明、柏子等乡下人身上自由野蛮的原始情欲,虽也揭示出它自身的毁灭性,但他更不满文明的性道德作成的“伪善”。文明的性约束有时造成城里人肉体满足被剥夺与精神上失望,导致本能的负面性在他们身上产生了更大作用。事实上,沈从文是借对文明的不满,将原本在城市受到的挫折升华成了一种异域文化自信,反映出一种夸张的心理态势。而40年代的爱欲抒写《看虹摘星录》,是他不能平衡婚后现实与爱情想象的结果,从小说与现实中的两位“女性吉诃德”身上,可以看出他在婚姻情感上的苦闷。第二章分析沈从文身份认同的窘迫心态。爱的需要虽有受挫,但部分得以满足之后,沈从文的自尊需要,开始占据优势,对于离开湘西前往北京寻求生存的他来说,自尊需要具体表现为希望自我能够在城市中获取身份认同。作为一个具有现代知识、追求智慧、怀揣理想的乡土文学青年,沈从文向往渴慕代表知识、教育、文化的城市,于是决然离开湘西前往北京;当他历经挫折终于在城市中站稳脚跟后,却又在情感上选择后退,反复声称自己是个“乡下人”。这背后是他自卑与自高相互纠缠的心理在起作用,“乡下人”立场是他的生存和叙事策略,它在城乡对立、苗汉对立两个层面上都存在裂隙。都市经验带给沈从文创伤的同时也赋予他理性,创伤让他用“乡下人”的眼光打量城里人时,看出了都市的堕落;理性使他用启蒙者的态度审视湘西时,意识到了它的悲剧性,他对两种环境都生出疏离感,身份认同存在危机。“不肯回去”让他游离在城市边缘,“无从回去”又使他徘徊在湘西边缘,他在两个世界中都被看作“外来者”,成了一个“非城非乡”、“半城半乡”的“边缘人”,这“中间的悲哀”伴随了他一生。第三章探讨沈从文文学理想的功利心态。身份认同的窘迫困扰着沈从文,但他潜意识中倾向“城里人”和“启蒙者”角色,30年代之后,随着在文坛上崭露头角,他自我实现的需要,即自我发挥和完成的欲望变得强烈,他想要通过文学理想实现自我和社会价值。本章所言第一个层面上的功利指“日常经验对个人利益的肯定”,它建立在个人所追求的目的或目标之上。在个人层面上,沈从文积极寻求自我的文学史价值,30年代初期,他从诗歌批评中肯定了自己作品的意义,由小说批评中找到了在文坛上的定位;中期,《从文小说习作选》的出版,是他为争取文学史地位采取的主动行为。第二个层面上的功利指文学为表现社会和民族的人生而作。沈从文走的也是“文学救国”之路,以湘西现实和神话传说为题材的浪漫主义小说中,蕴含着他的“尚力”意识,体现了他主张通过激发民众的意志和生命力实现民族改造的理想,这也是他与“战国策派”成员在文化核心理念上的重要契合点。沈从文的文学理想和社会理想相通,因从小看过无数杀戮,他厌恶政治反对强权,把文学当作改造国家的“武器”,推进人类和平的唯一“工具”,提倡“专家治国”,极力排斥政治干涉文学、文学从属政治,主张以文学鼓励、辅助政治向前,他认为文学思想的效力至少和政治有益行为的目的平列,甚至还会超越后者。但沈从文参与历史的方式没有被理解和接受,建国后,他也意识到,以文学改造民族、社会的理想只不过是“堂吉诃德式的幻想”。第四章探析沈从文的书写形式和心态之间的关系。文学作品的内容和形式密切相关,沈从文的抽象、疯癫和综合书写是“已成为形式的内容”,与他的爱欲纠葛、身份窘迫和文学理想相连。30年代末情感生活的纠葛、战争带给中国人的消极性、文与人不被理解等,都促使他重新思考新的表现形式,并为追求的抽象书写迷惑而转向虚无。在《看虹摘星录》中,他将爱欲从变化不定的日常中抽离出来,以抽象形式使之固定下来成为永恒,在一种看似隐晦的暖昧状态下倾诉着被压抑的苦闷,也用新试验抗拒和超越现存关系,试图打破占主导地位的常规意识和日常经验。沈从文身份认同的窘迫也和他身上的“疯狂的因子”有关,他多次提及自己在别人眼里常被看作是“神经病”,在他的文学观念里,世界上最高的记录由“发狂”的人造成,他还用写作经验谈到头脑接近疯狂的情况下文字才会有生命,这样的看法类似“疯癫与文明”的关系。沈从文小说中的很多人物都有疯癫体验,疯癫书写融入了他的人生体验,也反映出他在认识自我时的迷乱心态。综合书写,是沈从文抗战之后在文体形式上持续进行的尝试和突破,体现了他尝试“揉游记散文和小说故事而为一”,创造出新“现代小说一格”的文学理想。但内外多种矛盾致使《长河》、《芸庐纪事》、《雪晴》等综合书写的产物都呈现出“未完成”状态,揭示出他对形式探索、社会历史发展的困惑。第五章剖析沈从文内外交困的文学逆境。30年代之后,爱欲苦闷、理想失落、文体形式失败等困扰着沈从文,最终导致他陷入内外交困的文学逆境中。昆明时期,面对民族忧患、人事关系纠葛、情感烦闷,创作上的表达焦虑,沈从文变得愈加孤独、沉默,在时代大力和个人压力的共同作用下,发出了一个知识分子在抗战时期“不知向谁呼喊”的痛苦压抑之声。1946年夏末复员回到北平后,他试图走出苦闷重新振作起来,发表的论时政杂文增多,表现出参与国家建设的热情和担当,并继续实践着文学理想。1946年10月,发表了自辩性长文《从现实学习》后,他开始不断受到来自民盟、左翼、无党派等人士的批判,再次陷入压抑之中。1948年左翼文学界的领导人认识到在社会转折的关键时期,应当坚持文学配合、服从政治的原则,沈从文被列入坚决予以打击并彻底消灭的“反动”作家一列。因摆脱不掉恐惧权力而产生的“迫害感”,1949年初沈从文的精神状况急遽变坏,3月28日他选择了自杀,自杀被救成为他新生的起点。40年代之后,沈从文一直为表达焦虑所困,找不到合适形式书写见闻感受,在他看来研究文物和文学创作是相通的,在文物研究中他重新找到了延续生命抒情的方式,坚守了精神上的创造性,弃笔转业是他做出的“健康的选择”并非“消极的退隐”。从对沈从文创作心态的分析可知,他在面对情爱、自我、理想、书写形式探索时都有矛盾,徘徊于情欲和道德、文明和蛮力、神性和世俗、“乡下人”和城里人、审美和功利等之间,精神结构呈现出抽象与具体、无限与有限、绝对与相对、自由与必然等复杂性。他在肯定、否定、否定之否定、转折之中寻找平衡,但性情人格上固有的特征使他无法实现对自我和世界的整合认同,从而在绝对孤独中体验着异己性,生命内在的紧张和狂热一度将他导向死亡。他“在”却“不属于”任何一个世界,位于交叉点、处在临界状态又使他超越了它们,这正是他精神上的独特性。沈从文终其一生都努力将生命力转化为精神上的创造积极性,坚守以自由精神为灵魂要义的个体人格,在创造生命自身和生存价值中产生的心灵冲突、挣扎、痛苦,成为二十世纪中国现代文学史上重要的精神资源。本论文从沈从文的创作心态出发,纵观其一生心路历程,是作家个人心态史的研究,也是从心态文学史的角度做出的个例尝试。
陈俊玲[4](2020)在《南音教育的价值研究(1990-2018)》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南音,全球泉州(闽南)人的乡音。自1990年以来,南音进入泉州地区的学校教育已近三十年。这一期间学校教育与社会教育的深度合作有了显着的成果。如何建构完善的南音教育体系,追求新时代南音教育的价值目标,推进南音教育的进程,打造南音教育的升级版,进而有可能实现南音从被保护走向自强的可持续传承,这是当前南音教育最重要的问题。本文以南音的学校教育(时效性)价值体现、社会(有用性)价值体现与蕴藏着“以乐化人”的情怀(陶冶人的心灵世界)价值体现(精神性)为根据,进而达到“保护为主、抢救第一、合理利用、传承发展”等目的。全文通过五个章节及余论展开讨论。第一章通过回溯南音教育的原初方式,阐述南音教育与全球化之间的观照与应对,揭示南音教育不仅是一种内在的价值认同和文化认同方面的精神力量,更是一种包括文化反思、文化创新在内的文化自觉。第二章通过对学校的南音教育与社会的南音教育的多维度、多层次的探索,明晰了本土文化(南音)精神的传承、南音应用型和高层次人才的培养、南音爱好者和南音弦友的培养必须要与社会文化相联结,并从理论层面高度肯定了泉州地区学校教育与社会教育的南音人才培养的独特路径。第三章通过探究南音教育学校价值体现的四个关键之处,即理论研究的先导作用、南音教育的内在自生能力、南音教育专家的示范与引领作用、南音教育可持续发展的保障,阐扬时代赋予南音学校教育的使命担当,揭示其在“非遗”保护与传承中构建人才培养可持续发展机制的独特价值。第四章通过审视南音教育社会价值体现的三个关键之处,即艺术实践之于世界闽南文化区的普遍意义与特殊意义、文化保值与增值重在建构自己精神家园及彰显其价值的主体时效性、多重认同的社会性话语建构,剖析其对于加深南音教育的性质、特点与作用的理解,揭示南音教育关系着南音能否从被保护走向自强的可持续传承的社会意义。第五章通过形而上层面讨论南音教育鲜明的教化寓意和功效,阐释南音教育对陶冶人的情操、立德树人、人文底蕴的增强、中华民族文化自信的塑造等完整人格培养的独到价值,揭示南音教育在“化人以雅”、“化人以礼”、“化人以德”等“以乐化人”的情怀意向。余论通过探讨与南音教育相关的南音传承异化问题及发展现状,评释保护南音传统与开拓南音传承空间的对立统一关系,并揭示南音教育显露的清晰性之特征,即南音从被保护走向自强的可持续传承成为可能。本文对泉州地区南音教育的价值研究,对于助推中国传统音乐教育的开展,提供一种可循的思路。
李玮[5](2019)在《中国歌剧史视野下美声唱法中国化进程考察》文中研究说明歌剧诞生于欧洲,是以音乐展开的戏剧形式,美声唱法由伴随歌剧而产生、发展起来的。西洋歌剧和美声歌唱在传入中国后必然与中国固有戏曲形式及民族演唱方法产生碰撞,必然要面对适应中国观众进行“本土化”与“中国化”过程,从中国歌剧的演进与“美声唱法中国化”的互动关系着手探讨中国歌剧的发展和“美声唱法中国化”进程,是一个值得研究的课题。本研究包括如下几个部分:伴随着中国歌剧的演进,美声唱法作为一种演唱体系传入中国,上个世纪三、四十年代,经过两代声乐人的共同努力,中国美声唱法从教师队伍、教学体系建构及人才培养等方面都得到长足的进步,并进入抗战时期的两种不同文化区域。其中进入延安解决区后,产生严重的“水土不服”,而在国民党统治区总体发展平稳,形成了美声唱法的第一波高潮。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中国正歌剧及以表演正歌剧为主要目的的美声唱法都得到了一定程度的发展,民族歌剧和民族民间唱法的发展势头更为强劲,总体上呈现了歌剧上失衡性演进和唱法上保守化发展的态势。专业院校和院团在1958年中苏关系破裂前对美声唱法只遵从丢失了真正的“美声唱法”传统的所谓“俄罗斯声乐流派”,使美声唱法的中国化步入艰难的困顿期。“文革”期间的“样板戏”具有歌剧的某些特征,交响乐版“样板戏”在某种程度上更彰显出“歌剧化”特点。该期歌剧创作与表演出艺术政治化的某些极端性,创作理念上的偏执性,和表演方式上偏狭性,使歌剧严重偏离正歌剧和民族歌剧的正常轨道,形成中国歌剧发展艰难选择期,在“洋为中用”的名义下,美声唱法中国化步入期。上个世纪八、九十年代,复苏后的中国歌剧呈现出良性发展的势头,形成“让开大路,占领两厢”的局面。伴随着各种思潮的推进,中国歌剧的本体意识开始逐渐增强,美声唱法从观念上与国际接轨,美声唱法中国化取得了较好的成绩。民族歌剧《党的女儿》的创作兼顾了抒情性、叙事性与戏剧性的结合,彭丽媛等等新一代民族唱法歌唱家对《党的女儿》一剧的演绎,体现了美声唱法中国化的深化。总之,美声唱法与歌剧都是近代“西乐东渐”背景下传入中国的,在中国具有相互伴生的关系,二者时而并行同步,相互促进,进而前后错位、对立矛盾,共同形成互动前行的独特景观。
王宇[6](2019)在《明清笺纸研究》文中研究说明笺纸是供书写与绘画的纸质艺术品,也是传统中国艺术文献的重要载体之一。尤其是明清时期的笺纸,不仅能够满足作为书画载体的功能,还能够充当艺术文化传播的媒介,即笺纸、笺谱中所呈现的图像,既反映了文人阶层的书写礼仪和审美情趣,又兼具了画谱、金石图谱的作用。因此,笺纸本身不但是艺术文献的载体,亦是一种重要的艺术文献形式。晚明的制笺活动,继承了千百年以来潢纸中染色、砑光等技巧,并开创性地运用了饾版套印和拱花等印刷方法,最终以金陵《萝轩变古笺谱》和《十竹斋笺谱》宣告了笺纸图像时代的全面开启。这两部笺谱与同时代的其它墨谱、画谱和小说戏曲的插图相比,不仅尽情地展现了多彩的图像,还包括了浅浮雕式立体的花纹。大约在乾隆时期,出现了明清制笺史中的分界点,此后各地笺肆林立,而热衷于金石考据学问的清代文儒和城市自由职业书画家,纷纷投入到制笺活动中来,用笺纸以一化千的优势,广泛对外展示和交流艺术语言。逐渐北方京津地区以北京琉璃厂为中心,南方苏松地区以上海豫园为代表,出现了数百家南纸店与笺扇庄,此时笺肆、制笺主人、书画家、刻工和印工们,常常以笺肆为中心,不断笼络聚集、联谊造势,笺肆除了刻印各种画笺、代乞时人书画,甚至还设立画会、出版刊物,成为清末南、北画坛中不可小觑的一股力量。本文旨在从明清笺纸这一看似寻常、微观的视角,去探究同时期艺术史中尚未被整合的文献材料,或可互为补征、以答阙疑。
范舟[7](2019)在《叠加的机制 ——吴晓邦“新舞蹈运动”演进史》文中研究说明中国曾遗忘了世界,世界却不曾遗忘中国。当现代性延展到中国的土地,近代各门类艺术悄然氤氲,在东方与西方、传统与现代的对峙中挣扎出血色的光辉。近代中国的知识分子深入中国文学艺术的各个领域,以超越民族的视界寻得民族复兴的方向。我辈该当以如何?当以四海之胸怀,一览文化之苍穹;当以民族之自信,宣告东方之既白。作为时代潮流与社会系统中的一员,中国近代舞蹈艺术的拓荒者吴晓邦曾于1929年至1936年之间,三赴日本,先后跟随日本近代舞蹈家高田世子(TAKADA Seiko)、江口隆哉(EGUTI Takaya)与宫操子(MIYA Misako)等人学习芭蕾与现代舞的技术与理念,在中国“新文化运动”的时空语境中开启了中国“新舞蹈运动”的进程,又在战争的烈火中交汇起近代舞蹈艺术的复兴浪潮。通常,当下的我们总是将目光集中在已经成为完成时态的“吴晓邦”及其“新舞蹈”的艺术成就之上,即,我们通常关注他成功之后的功绩。因为革命总是伴随着先行于生存状态的思维与感知,革命更容易被理解与接纳的时候,总是在革命成功之后。但是,革命的成功表象不应该掩盖其内部涌动的力量,因此本论文希望逆流而上,在更加多元与复杂的视域中观照吴晓邦及其“新舞蹈运动”缘何发生,如何推动,其间的阻力与动力如何,其间隐藏着何种运行机制等暗流问题,还原其发生的原初语境。基于此,本论文侧重于对吴晓邦“新舞蹈运动”早期活动的资料收集与整合,以实证历史、比较史学、社会史学、文化史学为主要研究方法,以时间和地域这两条线索交织全文,分别析出吴晓邦“新舞蹈运动”在:1)20世纪初期世界范围的“新艺术”语境、2)20世纪初期东亚范围的“新舞蹈”语境、3)20世纪初期中国的“新文化”语境、4)30-40年代中国的战争语境、5)50年代以后中国的和平语境,这五重时空语境中的五种演进机制,即“悖论的余地”、“接受的焦虑”、“营养的网络”、“身体的冲动”、“理性的建构”,并认为,是机制的叠加推动着吴晓邦“新舞蹈运动”的不断演进。第一章以德国“表现主义舞蹈”为例,剖析了世纪之初的现代舞蹈中暗含的几组悖论:1)“理性”与“解放的冲动”之悖论;2)“普世”与“文化的排他”之悖论;3)“表达”与“表达的体制”之悖论。正是这种“悖论的余地”给了西方世界发源的现代舞技术与观念在东方各国得以传播与发展的机会。第二章在“文化的现代性”视域下,勾勒了日本“新舞蹈运动”的发生经过,并探讨其对西方现代性的两种接受回应:1)顺从的回应;2)反叛的回应。正是这种危机意识与焦虑体验,孕育了日本、中国等地“新舞蹈运动”的独特气质。第三章通过《申报》等民国报刊中保存的一手资料,对吴晓邦早期的舞蹈实践活动作了具象分析,认为“‘五四’新文化运动”中的:1)民族主义;2)大众文化;3)先行艺术,这三者形成了这一时期吴晓邦“新舞蹈运动”的主要营养网络。第四章论述了战争时期吴晓邦“新舞蹈运动”作为身体叙事与作为民族想象这两个方面所产生的舞蹈推进效用。不同于日本、韩国的“新舞蹈运动”选择了“现代舞蹈+本国传统”的接受模式,吴晓邦的“新舞蹈运动”选择了“现代舞蹈+抗战宣传”这样一种中国特殊时期的语境化处理。第五章认为进入和平年代,吴晓邦“新舞蹈运动”的最大贡献在于其完整学科的理性建构。作为文化探索,吴晓邦“新舞蹈运动”在这一时期有意识地回归中国的文化身份。作为体系建构,其也为中国舞蹈作为一门独立艺术而正名,并且逐步建立起完整的学科体系。一切的“新”都无法永恒,当时光流淌,“新”不再新,吴晓邦“新舞蹈运动”中存留的精神与态度却始终值得我们深思与牢记。
关伟[8](2017)在《民国时期晋绥军研究》文中研究指明晋绥军作为一支军阀武装,在民国存在达38年之久,其兴衰荣辱历程主要是以下几方面要素之互动关系:地盘、经济能力、统率之才能、将领的忠诚、兵源的稳定、士兵的训练、武器装备及后勤补给、官兵战略战术素养以及如何应对外部之挑战等方面。对于以上诸要素在晋绥军发展的不同阶段进行考察与分析,进而深入理解晋绥军何以能够在民国时期长期存在。抗战时期晋绥军与日军作战过程中损失惨重,“晋西事变”的发生使得晋绥军进一步削弱,在此情形之下晋绥军的凝聚力不降反升,其原因是阎锡山在晋绥军中成立了“铁军组织”与“民族革命同志会”这两大组织,加强了对于晋绥军的统驭。解放战争期间晋绥军是诸军阀部队中少见的与解放军顽抗到底进行激烈巷战的部队,甚至出现了所谓的“五百完人”,究其根源在于“铁军组织”在晋绥军中已深入于部队之班级,“铁军基干”的培养及训练加强了晋绥军的内聚力。第一章:阐述晋军建立的历史背景及统率权之争夺。晚清时期由于清政府为了应对内忧外患的危机,不得不依靠地方督抚大员以维护自身的统治,由此中央的集权制逐步削弱,中央的权力不断下移,形成了中央与地方二元权力结构,满族与汉族的权力之争,中央集权与地方分权的斗争由此而加剧,最终为民初军阀政治的产生提供了适宜的土壤。辛亥革命时期太原起义的爆发,则为晋军的建立提供了历史契机。1911-1917年,是晋军的建立与形成时期,最高统帅地位的权力之争是此时段事关晋军日后发展趋势的最主要关节点。最终,留学日本的军人阎锡山利用灵活巧妙的政治手腕相继将对其晋绥军统帅地位产生威胁的实力派人物铲除,掌握了山西的军政大权,这为晋军的进一步发展奠定了基础。第二章:分析1917-1928年晋军如何巩固并扩张其军事实力及势力范围。晋军如何解决饷源、将官培养、士兵招募及训练等问题以及阎锡山如何应对军阀混战之时局,是此阶段晋绥军所遇到的主要发展瓶颈。阎锡山在军阀混战的过程中“保持中立”,但是亦伺机谋利,相继采取了拥段反直,联冯拥段倒直,联直、奉反冯和和联蒋讨奉的策略,不断的巩固和扩大了晋军的势力范围。晋绥军的军费一般由本省垫支自筹解决,同时有部分国家协款;军费来源主要是扣留中央税,增收苛捐杂税以及增发省钞等办法筹措。在将领培养及任用方面,逐步形成了以留日学生及保定陆军军官学校学生为主体的高级将领和山西将官培育学校培养的中下级军官的格局。晋军的训练主要分为陆军教育的实施、军纪的训练和军事技术的训练三个部分,其训练程度超过了一般军阀的水平。在战略与战术方面,晋军则主要学习德国和日本,战略上注重防守和修筑坚固工事,战术上重视手掷弹与火炮的运用。晋绥军的武器装备有购买和制造两条途径,其武器装备多由日本购买。除了购买的途径外,阎锡山在山西发展了独立的军事工业。第三章:叙述中原大战时期晋绥军由盛而衰的历程,考察晋绥军的编遣过程及中原大战后晋绥军如何解决迫在眉睫的军费开支问题。北伐结束后,民国的政权与军权呈现出多元化的特点,编遣会议成为了新的军阀混战的“导火索”。在中原大战前阎锡山相继采取了联冯反蒋、联唐反蒋与拥蒋反唐、二次联冯反蒋的策略,晋绥军及西北军与中央军展开了混战,最终阎冯联军归于失败。蒋介石任命张学良对于晋绥军进行编遣。由于晋绥军将领的内部冲突和矛盾不断,导致了编遣过程一波三折,最终晋绥军重要将领商震率兵脱离晋绥军体系。晋绥军的编遣费用也是此时颇为重要的一个问题,围绕编遣费用晋绥军将领多次与张学良协商沟通,最终在各方努力下才初步解决。此阶段,晋绥军的军事工业也由趋于衰落,张学良对于太原兵工厂亦实施了编遣,1931年阎锡山重掌山西军政大权后军工业才开始复兴。第四章:分析抗战时期晋绥军在遭遇重大损失后如何继续生存与发展。阎锡山如何处理与日本、蒋介石中央政府及中共的关系,阎统区缩小后如何维持晋绥军的军政开支,如何扭转晋绥军将领离析的趋势以及如何补充新兵等问题是晋绥军此阶段面临的关系其生死存亡的问题。阎锡山的“抗日要准备和日,拥蒋要准备拒蒋,联共又要准备反共”的策略为晋绥军赢得了有限的政治发展空间。晋绥军的军饷除了由中央拨给部分外,主要依靠阎锡山通过实施合理负担、整顿银行、实行兵农合一和克难运动等举措解决财政困难。第二战区监部及其所下属的各机构对于晋绥军的武器装备、粮食补给、交通运输补给、医疗卫生及通讯器材补给等方面给予了援助。抗战中期,阎锡山为了克服“晋西事变”导致的军心涣散的现象,成立了“铁军”组织扭转了这一颓势。晋绥军在士兵补充方面,采取了征兵制与募兵制,并将以往依靠政权补充兵员的方法,转变为依靠政治动员等方法补充士兵。抗战后期,阎锡山在晋西地区实施兵农合一政策以补充兵员和粮饷。晋绥军的士兵训练主要分为政治训练、精神训练、学科训练及术科训练等方面,但并未达到预期的目标。第五章:考察解放战争时期晋绥军的覆灭及官兵凝聚力较强的原因。抗战胜利后,晋绥军通过收编伪军,留用日军以及整编晋绥军进一步扩充了晋绥军的实力。为了保证足够的兵员,阎锡山在其统治区内推行了“兵农合一”政策,这一政策的实施给阎锡山提供了大量的兵员,也给山西民众带来了巨大的伤害。为了进一步提升晋绥军的凝聚力,阎锡山在晋绥军的士兵中继续深入发展铁军组织——“铁军基干”,士兵之间形成了相互监视的恐怖氛围,内聚力得到了较大程度的增强。在与解放军的作战过程中,阎锡山的统治区域日益缩小,此时后勤补给状况对于晋绥军的存亡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第二战区总监部及其下属的各分监部等机构对于晋绥军进行了相应的补给,使得晋绥军得以在“苟延残喘”,继续与解放军顽抗到底。晋绥军与解放军作战屡战屡败的现实,使得阎锡山不得不思考晋绥军战略及战术的不足之处,并做出相应的改进以应对危局,但最终由于军阀政治为历史潮流所不允,晋绥军随着阎锡山的军阀政权而走向了历史的终结。
徐锦庚[9](2017)在《大器晚成》文中研究指明引子百花园里摘蟠桃2013年盛夏,京西宾馆绿树掩映,花团锦簇。6月15日下午,三楼第一会议室。当年,十一届三中全会就在这里召开。会议室右侧,垂着一面银幕;左侧,吊着一只花篮;正中,悬挂一条横幅,上面写着:第四届中国传记文学优秀作品(2007.7-2012.6)颁奖典礼。氛围既俭朴又庄重。这个5年一度的奖项,是中国传记文学创作的最高奖。在中国文学的百花园中,传记文
丁伟[10](2015)在《近代民营出版机构的英语函授教育(1915-1946)》文中研究指明在中国近代社会变革、中西文化教育交流的时代背景前提条件下,商务印书馆于1915年3月正式创建商务印书馆函授学社,首先开办英文一科,这是国人自办的第一家专门函授学校,它不仅正式拉开了中国近代函授教育的序幕,亦成为中国近代英语函授教育的嚆矢。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开明函授学校的整体办学水平在上海一地及全国范围之内,始终保持着遥遥领先的地位。在长达数十年的函授教育办学生涯中,这三所函授学校取得了显着的办学效果和社会效益,在中国函授教育史、中国早期远程教育史上都占据着极其重要的位置。上述三所私立专门函授学校密切关注社会发展和社会民众的实际需求,先后开设了特色鲜明、办学优势突出的不同门类专业,均取得了显着的办学成绩。在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开明书店函授学校开设的所有专业中,其英文科创办时间较早、办学规模较大、办学持续时间较长、毕业学员人数较多、办学声誉较为显着,因此这三所函授学校英文科的办学成就相当突出,格外引人瞩目。商务印书馆最早从欧美引进的这种不受地域限制、打破时空藩篱的新型开放式教育体制显示出了极强的生命力和辐射力。从1915年至1946年期间,近代民营出版机构为民国社会工、商、学、政界等各个领域培养了多达6万多人的具有由"普通英语语言+一般社会用途英语+商业用途英语"知识、技能构成的多元化复合型外语专业人才。据统计,商务、中华、开明函授学校的英文科学员广泛分布在全国22个省及5个院辖市行政区域范围之内。函授学员遍布中国各地的众多行业领域,他们凭借自己所具备的英语语言优势,为推动中国近代化事业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仅仅从在读学员人数和学员分布情况的角度来衡量,商务、中华、开明函授学校英文科的办学成就已经相当突出了。更为可贵的是,商务、中华、开明将起源、发轫于欧美国家的这种新型开放式教育体制——函授教育引入到中国的英语教育领域之际,都没有简单地完全照搬欧美的以高等职业教育为显着特征的学历函授教育体制。在近代中国变革、转型的时代背景下,综合考察民国社会发展和社会民众的实际需求,而是对此进行了合理的扬弃和本土化的创新。商务、中华、开明函授学校英文科始终坚持学历教育和非学历教育并存的双轨教学体制,以中等教育为主体、兼顾高等教育,彰显普通学校教育和职业教育的办学特点;动态性地设置课程体系,努力做到办学体制、办学层次、办学形式的多样化、多元化,以期更好的满足不同社会群体的个性化、差异化需求。如果将商务、中华、开明函授学校英文科的办学历史轨迹连成一体,可以发现,后者与前者相比,既有借鉴与传承,又有超越与创新,其英语函授教育体制呈现出了更加灵活多变、更加富有弹性、更加具有本土色彩的显着特点。这三大民营出版重镇互为映衬、相得益彰、交相辉映,共同在中国近代英语函授教育史上演绎了光彩夺目的篇章,有力促进了英语函授教育在近代中国科学化和本土化的发展进程。晚清以降,中国传统教育的变革所体现出来的最本质特征,就是实用性、民主性、科学性和开放性,这也是教育近代化的基本内涵。函授教育在近代中国诞生,并取得一定的发展,这一重大教育事件本身就是中国教育由传统到现代转型的一个重要标志。因为它有效缓解了有限的学校教育资源与社会民众的实际需求之间的供需矛盾,为广大中下层社会民众开辟了另外一条接受系统的学历教育、提升文化素质的校外新途径。毫无疑问,仅仅从英语函授教育自身发展的层面而言,商务、中华、开明函授学校所从事的这种迥别于传统教育体制的开放式英语远程教育事业,在中国教育近代化的发展历程中,就已经起到了重要推手的作用。在民国初期,这种最先由商务印书馆引入到中国英语教育领域的函授教育制度并没有被各级政府机构和教育主管部门所认可和接受。此后,在近代民营出版机构所从事的英语函授教育实践活动的影响、示范和推动下,上海市教育局在1931年8月、国民政府教育部在1943年7月分别颁布、实施了专门针对函授学校的管理法规。至此,这种最先由商务印书馆引入到中国英语教育领域的函授教育制度,经过25年的曲折发展,终于在国家教育管理制度系统之内,占有了一席之地,最终进入了民国各省市的公立师范院校,与普通学校并行同时发展,得以被大力推广和普及。可以这么说,函授教育制度在民国社会能够得以发展和普及,民营出版机构从事的英语函授教育实践活动对此功不可没。民营出版机构充分凭借其自身拥有的高素质人才智力资源和丰富的纸质媒介资源,开办了长达数十年的英语函授教育实践活动,不仅大力推进了中国教育近代化的发展历程,而且在经营出版事业的若干层面上也有效推动了民国出版事业的发展。商务、中华、开明函授学校不仅为数以万计的在职人员提供极有针对性的英语函授教育,有效提升了社会各界职业人士的英语素质,加快西学在华传播的历程;而且还为社会各界培养、输入了一大批高素质的复合型外语人才,有力促进了民国资本主义工商业经济的发展,推动了民国社会的变革与转型。近代民营出版机构长期开办英语函授教育,积累了丰富的办学经验,其中蕴含着某种教育规律,这些教育规律对当今的高等外语函授教育、函授教育及成人教育事业都有着重要的启发和借鉴意义。不仅如此,通过办理英语函授教育,进而推动自身出版事业的发展,这对当今的出版文化事业也有一定的参考、借鉴价值。
二、打开张家口这部大书(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打开张家口这部大书(论文提纲范文)
(1)故宫文物南迁(论文提纲范文)
第一章抬着棺材找坟地:烽烟南渡 |
一、山河已然破碎,故宫何谈完整 |
二、日人不可不防,文物不可不迁 |
三、宫殿前小山般堆起文物箱 |
四、文物连夜运出故宫 |
五、列车停在浦口,不知道往哪里开 |
六、请你明天九点钟再来一次 |
第二章一番风雨路三千:徘徊京沪 |
一、上海仁济医院的“临时周转房” |
二、故宫文物中存在赝品 |
三、马衡被任命为第二任院长 |
四、影印《四库全书珍本》 |
五、上海预展会取得“轰动效应” |
六、中国文物第一次有组织地走向国际 |
七、文物在六朝古都安家 |
八、易培基不可能活着看到洗清冤案了 |
九、千军万马的内迁洪流 |
十、运出南京的最后机会 |
第三章谁念客身轻似叶:西迁南路 |
一、湖南大学图书馆被日本飞机炸平了 |
二、长沙至贵阳有土匪出没 |
三、安顺郊外的理想山洞 |
四、烟波一笠,回首江天 |
五、赴苏展品的安全,令故宫同人感到揪心 |
六、安顺待不下去了 |
七、在巴县的竹海中隐匿形迹 |
第四章千军万马一条江:西迁中路 |
一、把两千多箱文物抛在南京,让马衡无比自责 |
二、不易受潮湿的物品暂存重庆 |
三、宜宾也不安全 |
四、装满文物的木船纤绳断了 |
五、轰炸乐山的纪录片成为日本空军的“样板片” |
六、当学术巨匠遭遇大足石刻 |
第五章到晚才知身是我:西迁北路 |
一、一个家庭的“南迁” |
二、军火库做文物库房 |
三、在大雪中翻越秦岭 |
四、大慈寺僧人要遵守来自故宫的“戒规” |
五、古佛青灯,伴他写下一生中最重要的着作 |
六、大火向存满故宫文物的武庙蔓延过来 |
七、为守护国宝而牺牲的军人 |
第六章覆巢犹幸能完卵:沦陷之城 |
一、故宫人员关闭了故宫大门 |
二、在日本人眼皮底下搞了件大事情 |
三、日本收藏的大量文物,实为我国家博物馆之无上妙品 |
四、日本投降了,有人半信半疑 |
五、华北日军投降仪式在太和殿广场举行 |
六、文物工作者的胜利“纪念碑” |
第七章八千里路云和月:东归北返 |
一、故宫文物走了,文化的种子留下了 |
二、接二连三的翻车事故 |
三、你不是学生,你是共产党的代表 |
四、台湾,是什么地方啊 |
五、南迁文物回到出发地 |
六、追缴“小白楼”散佚书画 |
七、“故宫盗宝案”尘埃落定 |
第八章人间毕竟晴方好:一宫两院 |
一、文物迁出北平以来最大一次损失 |
二、无限江山,别时容易见时难 |
三、生命中最后两个字 |
(2)王金富 让沉睡的古典文献说话(论文提纲范文)
编者语 |
《古典文献说赤城》集成历代文献 |
“真”字上下功夫 |
绘出古代赤城精神谱系 |
记者手记 |
唯有热爱,方能传承 |
(3)沈从文创作心态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中文摘要 |
Abstract |
绪论 |
一 选题的缘起和意义 |
二 沈从文研究现状与拓展之可能性 |
三 研究思路和方法 |
第一章 “恋爱作家”的隐衷 |
第一节 “性苦闷”与自卑 |
第二节 “文明及其不满” |
第三节 “女性吉诃德”与“幸福的幻影” |
第二章 身份认同的窘迫心态 |
第一节 “湘西社会的逆子”:向往都市与决然离乡 |
第二节 “乡下人”身份的建构与裂隙 |
第三节 “边缘人”位于“中间的悲哀” |
第三章 文学理想的功利心态 |
第一节 “自明心迹”:追求自我价值 |
第二节 “浪漫主义的物力化” |
第三节 “最后吉诃德”的文学政治幻念 |
第四章 书写形式与心态的游移 |
第一节 抽象书写与虚无 |
第二节 疯癫书写与迷乱 |
第三节 综合书写与困惑 |
第五章 内外交困的文学逆境 |
第一节 “不知向谁呼喊”的压抑 |
第二节 “一切已结束,一切正起始” |
第三节 “失之东隅,收之桑榆 |
结语 坚守精神创造性与个体人格 |
参考文献 |
致谢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发表的论文 |
学位论文评阅及答辩情况表 |
(4)南音教育的价值研究(1990-2018)(论文提纲范文)
中文摘要 |
Abstract |
绪论 |
一、研究缘起 |
二、研究综述 |
1.倡导、认识南音进入学校教育的意义 |
2.南音教育的办学范式研究 |
3.与南音教育相关的学术基础研究 |
三、本文的概念界定与研究思路 |
1.地点、时间与范围 |
2.何谓“南音教育的价值”? |
3.研究思路 |
四、研究方法、目的与意义 |
1.研究方法 |
2.研究目的与意义 |
3.本文主要理论创新 |
第一章 南音教育:历史回溯与现实关怀 |
一、南音教育(传承)的原初方式 |
1.授课方式--“口传心授” |
2.交流方式--“以曲会友” |
二、当代全球化趋势中的南音教育 |
1.全球化并不排斥具有民族特性的南音教育 |
2.南音教育也需要全球化视野 |
三、南音教育与文化自觉 |
1.南音教育符合新时代的要求 |
2.南音人对其南音文化有“自知之明” |
第二章 南音教育:人才培养的独特路径 |
一、泉州南音人才培养的闽南民俗文化背景 |
1.闽南文化特性 |
2.闽南乡族观念 |
3.闽南民间信仰与节庆风俗 |
二、内涵发展:学校教育与社会教育 |
1.改革人才培养方案(以泉州师院音乐学南音本科专业为例) |
2.有一支专业合格的南音师资队伍 |
3.南音乐人:“非遗”传承的向导与支撑 |
三、外延发展:规模与空间 |
1.规模的扩大 |
2.空间的拓展 |
第三章 南音教育的学校价值体现 |
一、理论研究-南音教育的先导作用 |
1.坚持“保护为主、抢救第一、合理利用、传承发展”的指导原则 |
2.南音学术研究的成就 |
二、南音教育中的内生扩展 |
1.专业设置的理念与根据 |
2.良好的办学条件 |
三、高校教育涌现出一批优秀的教育专家 |
1.南音学科建设的引领者 |
2.南音教育发展的推动者 |
3.突出成就的南音表演者 |
四、学校人才的培养:南音教育可持续发展的保障 |
1.可以承担中小学学生“精神家园”的教育义务 |
2.本硕毕业生可以施展自己才能的地方 |
第四章 南音教育的社会价值体现 |
一、艺术实践-从中国泉州走向世界闽南文化区 |
1.南音教育-艺术实践之普遍意义 |
2.南音教育-艺术实践之特殊意义 |
二、南音教育中的文化保值与增值 |
1.南音教育-重在建构孩子自己的精神家园 |
2.泉州师范学院与泉州南音乐团共同谱写剧作《凤求凰》 |
3.南音专业艺术硕士与文化产业共同设计南音文化衍生品 |
三、南音教育与多重认同 |
1.在个人层面上获得认同 |
2.在地方文化层面上获得认同 |
3.在政府层面上获得认同 |
4.在世界闽南文化区层面上获得认同 |
第五章 南音教育:蕴藏着“以乐化人”的情怀意向 |
一、南音曲调中蕴含着“化人以雅”的情怀意向 |
1.培养尚雅情怀 |
2.陶冶雅正情操 |
二、南音文化底蕴中蕴含着“化人以礼”的情怀意向 |
1.寓礼于乐中 |
2.完善人性发展 |
三、南音泥土精神中蕴含着“化人以德”的情怀意向 |
1.增强凝聚人心 |
2.强化价值感化 |
余论 |
一、对南音教育相关问题的思考 |
1.南音传承中的变异认识 |
2.南音传承中的发展评析 |
二、南音从被保护走向自强的可持续传承成为可能 |
1.南音进入中小学课堂成为制度化 |
2.南音人才培养规范化 |
3.南音社团演出常态化 |
参考文献 |
攻读学位期间承担的科研任务与主要成果 |
致谢 |
个人简历 |
(5)中国歌剧史视野下美声唱法中国化进程考察(论文提纲范文)
内容摘要 |
Abstract |
绪论 |
一、选题背景与意义 |
二、研究现状评述 |
三、研究方法 |
四、概念界定 |
第一章 大众化与西方化的早期探索——三、四十年代中国歌剧的并进性演进与美声中国化的初兴 |
第一节 近代中国歌剧的萌发 |
第二节 并进期美声唱法中国化与中国民族歌剧的大众化方向 |
一、20世纪三、四十年代的民族歌剧 |
二、20世纪三、四十年代民族歌剧的歌唱群体 |
三、向大众学习:20世纪三、四十年代民族歌剧的演唱方法 |
四、关于民族歌剧唱法的争论 |
第三节 并进期美声唱法中国化与中国正歌剧的与西方化趋向 |
一、20世纪三、四十年代正歌剧概况 |
二、20世纪三、四十年代美声唱法声乐教学的兴起及美声歌唱家群体 |
三、向西方学习:20世纪三、四十年代正歌剧美声唱法的歌唱理论与方法 |
四、关于美声唱法中国化初期所存在的问题 |
小结 |
第二章 歌剧戏曲化的成就与局限——五、六十年代中国歌剧的失衡性演进与美声中国化的困顿 |
第一节 失衡期美声唱法中国化与中国民族歌剧的戏曲化倾向 |
一、五、六十年代民族歌剧发展背景及以戏曲为基础的创作导向 |
二、五、六十年代民族歌剧的歌唱群体 |
三、五、六十年代民族歌剧的歌唱理念与演唱方法 |
第二节 失衡期美声唱法中国化与中国正歌剧的艰难前行 |
一、五、六十年代“中西结合”名义下的正歌剧 |
二、五、六十年代正歌剧的歌唱歌唱群体 |
三、五、六十年代正歌剧美声唱法教学及方法理念 |
四、五、六十年代的“土”“洋”之争与向“俄罗斯声乐学派”学习.59小结: |
小结 |
第三章 戏曲歌剧化的艰难选择——“文革”时期中国歌剧的艰难演进与美声中国化的错位 |
第一节 样板戏——“文革”时期中国歌剧的艰难选择 |
第二节 美声唱法的错位及其影响 |
一、“文革”时期歌剧的歌唱群体 |
二、“文革”时期美声唱法与歌剧的演唱方法 |
小结 |
第四章 时代性与国际化——八、九十年代中国歌剧的多元演进与美声中国化的深化 |
第一节 新时期中国歌剧的概况 |
第二节 新时期中国正歌剧的国际化路向与美声唱法接轨诉求 |
一、新时期正歌剧创作演出的多元化与国际化路向 |
二、新时期正歌剧美声唱法的国际化 |
三、新时期正歌剧美声唱法的歌唱理论与方法 |
第三节 新时期中国民族歌剧的规范化路向与民族唱法科学化 |
一、新时期民族歌剧的综合化路向 |
二、新时期民族歌剧唱法的科学化与民族化 |
三、八、九十年代关于唱法的争论 |
小结 |
结语 |
参考文献 |
作者简介 |
致谢 |
(6)明清笺纸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绪论 |
一、明清笺纸图像的文献叙事结构 |
二、明清笺纸的相关概念与研究方法 |
三、明清笺纸的研究价值及文献综述 |
第一章 明清制笺史发展概略 |
第一节 明代砑光笺的转变 |
一、宋元砑光笺至晚明的转变 |
二、传自宣德宫笺的松江谈笺 |
第二节 晚明江南制笺业的繁荣 |
一、苏笺与吴门张氏 |
二、金陵萝轩变古与十竹斋穷工极变 |
第三节 清代笺纸的适时性与多样化 |
一、李渔的芥子园名笺 |
二、清宗室怡亲王府制角花笺 |
三、嘉兴“山静居图皆金阁造”笺纸 |
第四节 清末南、北两大制笺中心的形成 |
一、京津地区的南纸店 |
二、苏松地区的笺扇庄 |
三、其它地区的制笺业发展 |
第二章 明清制笺主体及笺纸的谱系 |
第一节 制笺主人及其制笺室名、堂号 |
一、制笺主人的创作意图 |
二、笺纸的行市和价格 |
三、明清制笺的室名、堂号 |
第二节 笺纸的类目及其图像系统 |
一、制笺的选题与分类 |
二、制笺选题的图像来源 |
三、屠隆《笺纸铭》与方于鲁《方氏墨谱》 |
第三节 画稿、刻印技艺对笺纸图像的表达 |
一、画稿优劣决定了笺纸的品第高下 |
二、刻印的巧拙关系着制笺的成败 |
第四节 传教士与明末丘比特之笺 |
一、西方图像的传播与融入 |
二、笺纸传播天主图像的契机 |
第五节 文人士大夫私家制笺的流行 |
一、文士私家笺纸别于笺肆 |
二、闺阁、女史、侍婢制笺 |
第三章 明清文士用笺的审美趣味 |
第一节 明清文士书仪注重用笺 |
一、明代拜帖盛行副启为要 |
二、明末徽州人创制的题头画 |
三、文人用笺的审美要求 |
第二节 金石博古笺的赏玩与考据 |
一、朴学影响下的清代金石考据学 |
二、名物训诂、博而好古的金石派制笺 |
三、清代金石博古笺题材的多样性 |
四、金石博古笺与金石学研究 |
第三节 从笺纸风尚看明清文士的经世思想 |
一、晚明笺纸图像中呈现的“道德经世” |
二、清代“经世致用”思想下制笺的发展 |
第四节 明清名人用笺与尺牍、手札的鉴定 |
一、笺纸的翻版与仿造 |
二、笺纸的署年与纪年 |
三、笺纸与名人尺牍、手札的鉴定 |
第四章 明清画笺与绘画艺术 |
第一节 明清画笺与笺谱、画谱 |
一、画谱出类者可以入笺 |
二、辑笺成谱亦可视作画谱 |
第二节 苏杭嘉地区“诗画笺”的兴起 |
一、源于笺谱画诗的诗画笺 |
二、诗画谱对诗画笺的影响 |
三、画笺比画谱更加广为流传 |
第三节 技艺相交的拱花与?画 |
第四节 画笺促进文人画的传播与发展 |
一、制笺主人临写的名家笔意 |
二、从历代画作中寻找制笺选题 |
三、嘱托当世名家为制笺画稿 |
第五章 制笺中心与南、北方画坛 |
第一节 清末京津地区南纸店与京津画派 |
一、秉承传统、兼通海西的京津南纸店 |
二、北方南纸店与京津画派的发展 |
第二节 清末苏松地区的笺扇庄与海上画派 |
一、开埠后商业文化中的笺扇庄 |
二、南方笺扇庄与海上画派的崛起 |
第三节 南纸店、笺扇庄与早期美术社团 |
一、以笺肆为中心的书画家群体 |
二、由笺肆向现代商业画会的转变 |
结语 |
附表:明清(民国)时期制笺之室名、堂号一览表及图录刊载 |
参考文献 |
作者简介 |
致谢 |
(7)叠加的机制 ——吴晓邦“新舞蹈运动”演进史(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绪论 |
第一节 研究缘起与研究意义 |
一、关于研究缘起 |
二、关于研究意义 |
第二节 研究对象与研究视角 |
一、关于研究对象 |
二、关于研究视角 |
第三节 国内外研究文献综述 |
一、国内研究文献综述 |
(一)关于吴晓邦“舞蹈学研究”整体框架的阐述和分析 |
(二)宏观研究,即对吴晓邦基本理论的研究和探讨 |
(三)微观研究,即对吴晓邦应用理论的研究和探讨 |
(四)追慕与缅怀吴晓邦 |
(五)人物年谱及作品年表 |
二、国外研究文献综述 |
第四节 研究方法与论文结构 |
一、关于研究方法 |
(一)以“野史”补“正史”——实证历史 |
(二)以“比较”祛“偏见”——比较史学 |
(三)汇“历时”与“共时”——社会史学 |
(四)越“表象”达“精神”——文化史学 |
二、关于论文结构 |
第一章 西方“新艺术”的悖论基因 |
第一节 现代的世界 |
一、“现代性”的概念:两种阐释倾向 |
二、现代性的内在悖论:文化与非文化之间 |
三、作为文化的现代性:现代主义艺术 |
第二节 现代的舞蹈——以德国为例 |
一、鲁道夫·拉班 |
二、玛丽·魏格曼 |
三、库特·尤斯 |
第三节 现代舞蹈的悖论基因 |
一、“理性”与“解放的冲动”之间 |
二、“普世”与“文化的排他”之间 |
三、“表达”与“表达的体制”之间 |
本章小结:悖论的余地 |
第二章 东亚“新舞蹈”的接受焦虑 |
第一节 “东亚现代性”概念的出现 |
一、“现代性”是否等于西方 |
二、“文化排他性”作为突破口 |
第二节 东亚“新舞蹈”——以日本为例 |
一、日本“邦舞”界率先发声 |
(一)坪内逍遥 |
(二)藤荫静枝 |
二、日本“洋舞”后来居上 |
(一)东方拂晓——石井漠 |
(二)一生缱绻——高田雅夫与高田世子 |
(三)新的典范——江口隆哉与宫操子 |
第三节 东亚“新舞蹈”的接受焦虑 |
一、顺从的回应 |
二、反叛的回应 |
本章小结:接受的焦虑 |
第三章 中国“新文化”的营养网络 |
第一节 “新文化运动”的基本概念 |
一、多元内涵 |
二、作为“启蒙运动” |
三、作为“文艺复兴” |
四、“西学东渐”与文化纠结 |
第二节 20世纪初期的吴晓邦 |
一、现代转型期的启蒙教育 |
二、东京与上海之间的吴晓邦 |
(一)东京的舞蹈活动 |
(二)上海的舞蹈活动 |
第三节 “新文化”中“新舞蹈”的营养网络 |
一、民族主义提供生长土壤 |
二、大众文化提供传播渠道 |
三、先行艺术提供发展助力 |
本章小结:营养的网络 |
第四章 烽烟中的身体叙事与民族想象 |
第一节 烽烟中的“新舞蹈” |
一、先锋演剧队 |
二、中法剧艺学校与《罂粟花》 |
三、新安旅行团 |
四、重庆的“新舞踊表演会” |
第二节 “新舞蹈”的身体叙事 |
一、文本内身体——作为舞蹈艺术的话语 |
(一)结构逻辑的组织 |
(二)典型素材的提取 |
(三)共同体的形成 |
二、文本外身体——作为抗战意志的宣传 |
(一)男性演员的物理身体 |
(二)中国舞者的文化身体 |
第三节 “新舞蹈”建构的民族想象 |
一、民族认同作为心理根基 |
二、共同体带来的安全感 |
三、从“去中国化”到“中国化”的回归 |
本章小结:身体的冲动 |
第五章 和平后的文化探索与体系建构 |
第一节 和平后的“新舞蹈” |
一、从延安“鲁艺”到部队《进军舞》 |
二、中央戏剧学院舞蹈运动干部训练班 |
三、中国舞蹈艺术研究会 |
四、天马舞蹈艺术工作室 |
(一)受众转向 |
(二)审美转向 |
五、“舞蹈学研究”的提出 |
第二节 作为文化探索 |
一、流动的文化符号 |
(一)现实符号与当下的连接 |
(二)传统符号对历史的追忆 |
二、从文化断裂到文化认同 |
(一)在文化断裂带中 |
(二)对文化认同的复归 |
第三节 作为体系建构 |
一、从“舞踊”到“舞蹈” |
二、走向舞蹈学体系建构 |
本章小结:理性的建构 |
结论:叠加的机制 |
致谢 |
参考文献 |
攻读学位期间取得的学术成果 |
附录 |
附录一 石井漠生平年表 |
附录二 高田雅夫·世子生平年表 |
附录三 江口隆哉·宫操子生平年表 |
(8)民国时期晋绥军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博士论文创新点 |
摘要 |
Abstract |
绪论 |
一、选题意义与研究目的 |
二、学术回顾 |
三、研究思路、方法及创新点 |
四、“晋绥军”的称呼及研究时间范围的界定 |
第一章 初创班底:晋军的建立与发轫(1911-1917) |
第一节 晚清的政治失序与督抚专权 |
第二节 辛亥革命与晋军的建立 |
第三节 晋军统率权之争夺 |
一、阎锡山督军地位的稳固 |
二、阎锡山剪除异己,集中军权 |
第二章 纵横捭阖:晋军的巩固与发展(1917-1928) |
第一节 晋军的三次扩军 |
一、第一次扩军 |
二、第二次扩军 |
三、第三次扩军 |
四、北方国民革命军之组织及缩编 |
第二节 晋军将领的聚合与维系 |
一、留日学生及保定陆军军官学校学生为主体的高级将领 |
二、山西将官培育学校培养的中下级军官 |
三、阎锡山任用人才之兼容并包与弊端 |
第三节 晋军士兵的招募与训练 |
一、募兵制的实施及征兵制的试办 |
二、官兵的训练 |
三、官兵的内务 |
第四节 晋军的饷源及后勤 |
一、山西的财政状况 |
二、军费开支 |
三、后勤业务 |
第五节 武器装备及战略战术 |
一、武器装备的供给 |
二、战略与战术 |
第三章 由盛而衰:晋绥军的扩张与编遣(1928-1936) |
第一节 中原大战前阎锡山与各方势力之互动 |
一、联冯反蒋 |
二、联唐反蒋与拥蒋反唐 |
三、二次联冯反蒋 |
第二节 中原大战时期晋绥军的编制及作战状况 |
一、中原大战前夕晋绥军之编制 |
二、晋绥军的作战 |
三、阎锡山的用兵观 |
第三节 中原大战后晋绥军的编遣 |
一、晋绥军的状况 |
二、编遣过程的“一波三折” |
三、将领的纷歧与商震离晋 |
第四节 中原大战前后的军饷筹措 |
一、中原大战前晋绥财政状况 |
二、编遣费用之筹措 |
三、山西的财政状况及军费开支 |
第五节 山西军工业的衰落及复兴 |
第四章 抗战军兴:晋绥军的奋战与整编(1937-1945) |
第一节 晋绥军的编制 |
一、抗战初期的编制 |
二、抗战中后期晋绥军之整编 |
第二节 晋绥军与日军的作战 |
一、忻口战役与太原会战 |
二、反攻太原及晋西作战 |
三、战略战术的反思与转变 |
第三节 抗战时期的军饷与后勤 |
一、抗战时期的饷源 |
二、后勤补给 |
第四节 晋绥军将领的训练与“内聚” |
一、将领的培养及训练 |
二、建立铁军组织与将领内聚力之加强 |
三、将领的选拔及任用 |
第五节 士兵的招募与训练 |
一、士兵的招募 |
二、士兵的训练 |
第五章 穷途末路:晋绥军的溃败和覆灭(1945-1949) |
第一节 晋绥军的整编 |
一、收编伪军,留用日军 |
二、整编晋绥军 |
第二节 兵源及“铁军基干”的训练 |
一、兵农合一政策的全面施行 |
二、铁军基干的培养和训练 |
第三节 晋绥军的后勤供给 |
一、武器弹药的补给 |
二、交通运输补给 |
三、医疗卫生及通讯 |
四、粮食及服装补给 |
第四节 晋绥军的覆灭 |
一、晋绥军的溃败 |
二、战略战术的反思及局限 |
三、晋绥军的覆灭 |
结语 |
参考文献 |
攻博期间发表的科研成果 |
致谢 |
(10)近代民营出版机构的英语函授教育(1915-1946)(论文提纲范文)
致谢 |
中文摘要 |
Abstract |
绪论 |
第一节 研究缘起、选题意义及价值 |
第二节 研究现状与文献综述 |
第三节 概念界定、研究理论及方法 |
第四节 研究思路与论文框架结构 |
第五节 创新点与不足之处 |
第一章 办学历史背景与办学条件 |
第一节 历史背景 |
第二节 办学主观条件 |
第三节 办学客观条件 |
第二章 社会变迁中的办学经历 |
第一节 英语函授教育的兴起(1915年—1918年) |
第二节 英语函授教育的发展(1919年—1931年) |
第三节 英语函授教育的兴盛(1932年—1937年) |
第四节 英语函授教育的衰落(1938年—1946年) |
第三章 英语函授教育的办学特点、效果及问题 |
第一节 办学特点的总结 |
第二节 显着的办学效果 |
第三节 存在的办学问题 |
第四章 主要历史作用、启示 |
第一节 英语函授教育与近代函授教育的发展 |
第二节 英语函授教育与民国出版事业的发展 |
第三节 英语函授教育推动民国社会的进步 |
第四节 英语函授教育的现代启示 |
附录 |
主要参考文献 |
作者简介与读博期间取得的科研成果 |
四、打开张家口这部大书(论文参考文献)
- [1]故宫文物南迁[J]. 祝勇. 当代, 2021(04)
- [2]王金富 让沉睡的古典文献说话[N]. 郝莹玉. 张家口日报, 2021
- [3]沈从文创作心态研究[D]. 高爽. 山东大学, 2020(10)
- [4]南音教育的价值研究(1990-2018)[D]. 陈俊玲. 福建师范大学, 2020(12)
- [5]中国歌剧史视野下美声唱法中国化进程考察[D]. 李玮. 南京艺术学院, 2019(08)
- [6]明清笺纸研究[D]. 王宇. 南京艺术学院, 2019(01)
- [7]叠加的机制 ——吴晓邦“新舞蹈运动”演进史[D]. 范舟. 中国艺术研究院, 2019(01)
- [8]民国时期晋绥军研究[D]. 关伟. 武汉大学, 2017(06)
- [9]大器晚成[J]. 徐锦庚. 时代文学, 2017(02)
- [10]近代民营出版机构的英语函授教育(1915-1946)[D]. 丁伟. 浙江大学, 2015(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