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日本特定种类家用电器再生利用法(日本国际贸易和工业部,1998年6月)（论文文献综述）
黄锦南[1]（2021）在《基于复杂网络方法的《哈萨克斯坦真理报》中国形象研究》文中研究指明哈萨克斯坦是我国的世代友好邻邦以及“一带一路”倡议的首倡之地和先行先试地区。随着“一带一路”倡议的不断推进,中国在哈萨克斯坦媒体中的国家形象研究越来越受到各学科研究者的重视。然而,已有成果大部分采用了基于还原论的研究方法,并不能完全契合国家形象作为一个复杂系统其本身固有的整体性和系统性特质,忽略了国家形象系统内部的动力学特征和涌现。因此,本论文将网络科学的复杂网络方法引入国家形象研究,以检验该方法在国家形象系统研究中的有效性。本文选取了哈萨克斯坦官方报纸《哈萨克斯坦真理报》为研究对象,收集了2014年7月至2018年6月的全部涉华报道和2019年12月至2021年2月与新冠疫情相关的部分涉华报道文本,构建了一大一小、一整体一局部的两种文本数据库,基于复杂网络方法,结合诸如国际关系学、经济学、社会学等学科的相关研究成果以及中哈两国政府的各项大政方针政策,对“一带一路”背景下中国在哈萨克斯坦官方媒体中的整体国家形象进行了全面挖掘和研究,并对新冠疫情背景下中国在哈官媒中的国家形象进行了具体的个案分析。研究结果显示,《哈真理报》涉华报道主要展现了以下4个角度的中国形象:（1）哈萨克斯坦的永久全面战略伙伴形象;（2）哈萨克斯坦的全方位支持者形象;（3）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形象;（4）灾害频发的国家形象。本论文的研究目的主要包括:（1）对国别区域研究的方法创新作出探索,尝试复杂网络方法在国家形象研究中的应用;（2）挖掘和呈现“一带一路”和新冠疫情背景下哈萨克斯坦官方报纸《哈真理报》中的中国形象;（3）为国家形象、国别区域、乃至其他领域研究者提供哈萨克斯坦官方报纸的客观中国形象数据和真实报道文本。
黄佟拉嘎[2]（2021）在《冷战后蒙古国对外经济政策沿革及中蒙合作研究》文中提出
邵冰[3]（2020）在《战后日本战略性贸易政策研究》文中研究指明战略性贸易政策理论认为,在不完全竞争的市场中,以国家干预为出发点可以获取最大限度的贸易利益并提高本国的经济福利。日本政府通常被认为是实施战略性贸易政策的一个典型。日本作为自然资源严重匮乏的岛国,其人口众多,国土面积狭小,经济发展受到资源、环境、能源及市场等多重客观因素的制约。但是二战后,日本经济从战乱后的一片废墟中迅速崛起,实现产业结构的不断优化升级和出口贸易的持续增长,在国际经济竞技场上连续摘取“经济大国”、“金融大国”、“最大债权国”等桂冠,并成功跻身于发达国家行列。可以说,日本经济大国地位的取得与其对外贸易活动的有效开展存在着密切的联系,甚至有许多分析认为,日本经济成就的取得很大程度上归因于日本政府成功地实施了战略性贸易政策。二战后,日本政府根据国际环境的变化和国内经济发展的需要,在经济发展的不同时期实施不同的战略性贸易政策。经济恢复时期（1945～1955年）是日本战略性贸易政策的萌芽阶段,这一时期日本政府为迅速恢复国民经济和实现产业重建,采取了限制进口、振兴出口、积极保护和扶植国内产业的政策。经济高速增长时期（1956～1973年）是日本战略性贸易政策的初级阶段,日本的贸易政策内容开始由限制进口、替代进口向出口导向、扩大出口转变,日本政府调整关税政策替代进口限制并设置有利于战略性产业发展的关税税率,逐步放松对外国投资的限制来增强产业的国际竞争力,将贸易政策与产业政策相结合战略性地重点扶植重化工业的发展。经济稳定增长和泡沫经济时期（1973～1991年）,日本战略性贸易政策的实施进入高级阶段,协调与竞争并重,一方面进一步推行贸易自由化政策以减少各国的谴责,另一方面,实行进出口市场多元化来保证更多的贸易利益,积极发挥对外投资和经济援助对贸易的促进作用,通过规模经济产业的贸易和投资自由化在全球范围内高效率地进行资源配置,战略性地促进知识和技术密集型产业发展,通过减量经营和进一步调整产业结构提升企业的出口竞争力,从而促进进出口贸易规模的扩大和带动国内经济的回升和发展。经济长期低迷时期（1991～至今）,为应对冷战后新时期国内外经贸发展战略环境的变化,日本继续推行贸易与投资并举的高级阶段的战略性贸易政策,实行多层次、灵活的自由贸易战略来获取最大的贸易利益,同时继续发挥在全球多边贸易体制的作用,积极开展战略性贸易外交,利用双边和多边贸易协调进一步获取贸易优势并促进本国经济的可持续发展。综观战后70多年以来日本的经济发展,“保护产业、扶植出口”一直是贯穿日本贸易政策的一条主线。以战略性贸易政策的视角来看,20世纪70年代中期以前,日本实行的是初级阶段的战略性贸易政策,即在不完全竞争和规模经济条件下,通过对具有发展潜力的战略性产业和具有“外部经济”效应的高新技术产业加以保护和扶持,从而获得规模经济收益并提高本国产业的国际竞争力。从20世纪70年代中期至今,日本实行的是高级阶段的战略性贸易政策,即确定合理的规模经济产业国际分工原则,通过规模经济产业的贸易和投资自由化,在世界范围内高效率地配置资源,以继续获得贸易优势并促进经济的可持续发展。从国家层面看,由于不完全竞争和不完全信息的存在,以及收入分配不公、经济外部性和经济秩序不规范等因素的影响,市场机制的调节作用并不是万能的,市场机制的内在缺陷为国家干预经济和贸易活动提供了原因和依据,且在某些条件下国家政府的干预作用具有不可替代性,它可以改善贸易条件、转移垄断利润、强化竞争优势,因此维护国际贸易利益需要政府的适当干预,实现国家利益需要正确的贸易政策,日本“政府主导型”的市场经济模式为有效实施战略性贸易政策奠定了重要的制度基础。二战后,日本政府在国家战略的指引下,依据“动态比较优势”确定战略性目标产业,利用财政金融等手段保护和扶植战略性产业发展,推动企业联合、提高企业规模经济效应,构筑产官学协作的国家创新体制,推行战略性贸易外交,根据日本不同时期经济发展的需要实施适合日本国情的战略性贸易政策,而战略性贸易政策的成功运用也为日本国家战略从“经济中心导向”向“大国化目标”发展和演变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从产业层面看,战后日本经济发展最突出的特点之一,就是以产业政策为中心,将产业现代化与战略性贸易政策结合发展,综合运用各种经济和行政手段全力扶植那些具有规模经济效应和外部经济性的战略性产业的发展,使其以强劲的国际竞争能力,实现赶超欧美经济大国的战略目标,不仅实现了产业的现代化,而且促进日本产业向全球价值链的高端不断攀升。战后日本的汽车工业、钢铁工业、半导体工业的大发展,就是战略性贸易政策和产业政策成功运用的典范。从企业层面看,日本特殊的企业组织体系与日本战略性贸易政策的成功运用有着重要的关系,企业集团为战略性贸易政策的实施提供了强大的基础载体,独特的系列企业体制为战略性贸易政策的实施提供了有力的运行机制,综合商社为战略性贸易政策的实施开辟了稳固的前沿阵地。日本企业通过并购实现规模经济为实施战略性贸易政策创造条件,日本企业的对外直接投资也呈现出与产业发展和贸易利益密切结合的特征,日本跨国公司的经营战略中同样蕴含着战略性贸易政策。此外,日本企业的技术贸易与战略性贸易政策相互配合,日本促进技术引进与研发的政策均是战略性贸易政策的主要表现。日本战略性贸易政策具有目标明确、重点突出、灵活运用和追求动态效应等特点。但是战略性贸易政策是一把双刃剑,既对日本经济增长、产业结构升级和竞争能力提高带来积极效果,也对日本经济和贸易的长远发展带来了一些消极影响和后果。当前,中国经济进入高质量发展阶段,对外开放水平不断提高,中国对外贸易发展正处于结构调整步伐加快、新旧动能接续转换的关键阶段。在中国对外贸易快速发展的同时,也存在着结构不完善等问题,中国对外贸易商品结构仍以进料加工产品和劳动密集型产品为主,在最能代表一国出口竞争力的高新技术产品方面与贸易强国相比还存在较大差距。从中国对外贸易发展所面临的外部环境看,当前发达国家和新兴经济体增速呈结构性放缓,新冠肺炎疫情的爆发和传播给全球经济和贸易发展带来巨大挑战,贸易保护主义和单边主义抬头,新一轮国际产业竞争更加激烈,贸易摩擦形势严峻复杂,当前外贸形势突显战略性贸易政策的重要性。战略性贸易政策理论虽然最早由西方经济学家提出且从发达国家应用的角度进行阐释和研究,但是在发展中国家也同样适用,可以为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和贸易政策的制定提供良好的指引。纯粹的市场经济或许有益于世界经济和福利的改善,但对发展中国家来说却未必是一种最佳的选择,国际市场普遍存在的不完全竞争和信息不对称所决定的市场不完善性为一国政府干预经济提供了理论依据。战后日本实施战略性贸易政策的成功经验对我国经济和贸易发展有着重要的启示:一是要重视发挥政府的干预和支持作用,二是在尊重WTO原则基础上,合理利用贸易政策工具,三是培育和壮大战略性新兴产业,四是制定合理的对外投资策略,五是实施出口鼓励措施,集中力量开拓国际市场。
董萌[4]（2020）在《政策试点视角下中国碳交易市场政策问题研究》文中研究表明进入21世纪以来,国际社会采取双边或多边合作的方式以应对气候变化,并制定相应的气候政策目标。世界各国为加强国际合作,于2016年签署了《巴黎气候变化协定》。作为人类历史上应对气候变化的第三个里程碑式的国际法律文本,《巴黎协定》实施细则体现了公平性:“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考虑到不同国情,符合“国家自主决定”安排。中国在减排政策目标中明确承诺在2030年左右,二氧化碳排放绝对量达峰。与2005年相比,二氧化碳排放强度指标下降60%-65%。为了实现这一目标,中国一方面制定出以老基建为基础,新基建为增量的产业投资政策来促进整体产业结构的低碳化和高效化转型升级。另一方面积极探索利用市场化政策达到减排目标。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以一种区别于传统政治体制决策的模式在经济和社会发展方面取得举世瞩目的成就。中国这种独特的政策制定过程,也被专家学者们称为“政策试点”。政策试点的制度创新,使得我国在推行新的政策时,可以有效降低试错成本,积累实际操作经验,从而高效率地把有效经验运用到各个领域。2011年中国政府批准在“两省五市”7个省市试点建立碳交易市场,在随后的2年内,这七个试点区域碳市场相继投入运行,这标志着中国向利用市场化的政策机制治理碳排放迈出了里程碑式的一步。随着碳市场的试点效应扩大,其他省市也开始建立自己的区域碳市场。建立全国统一碳市场也被纳入到中国“十三五”规划纲要之中。碳交易市场的政策试点设计主要是围绕三个模块展开:（1）政策试点的顶层设计。制定并颁布碳交易市场的上位法,明确其法律地位。（2）政策试点实施范围。确定碳交易市场政策实施的地区、行业和企业。（3）执行政策。碳交易市场执行政策包括监测、报告和核查（MRV）配额分配方法和交易规则。MRV机制是碳市场顺利运行的基础保障环节。根据行业本身的差异性,明确配额有偿分配和无偿分配的比例和具体计算方法。在现有的碳市场政策研究中,较少从政策试点角度去分析研究碳交易市场的政策问题。碳交易市场政策试点体现了政府对碳交易政策体系在整体减排行动中的定位,既要考虑宏观层面问题,即如何保障减排目标和经济发展目标的双实现。也要考虑微观层面问题,包括维护市场稳定的运行、激励减排技术的投资和推广等。因此,本文围绕碳交易市场政策试点,对如下问题展开了研究:第一,理论分析现有碳交易市场的政策实施,梳理碳交易市场政策演变的发展历程。着重基于碳市场政策实施广度和政策实施深度两个维度对碳市场政策试点实施模式进行分析。政策实施广度的三种可选方式,即上游实施、下游实施和复合实施,其中上游实施方式可以实现排放源的充分覆盖,管制成本可控等特点,但是其缺点在于上游实施方式只有在经济体具备充分的能源价格传导机制的条件下,才能有效保障碳市场平稳有效的运行;下游实施方式能够直接管制排放源,然而其最大的缺点在于排放源分布广,导致难以合理有效的控制管制成本;复合实施方式则能够结合以上两种实施方式的优势,规避其劣势,但是复合实施方式实施过程中需要避免对排放源的重复管制。实施深度主要确定具体实施行业及其相应的行业实施门槛值以确定具体被管制的主体。依据文章所构建的微观主体模型:在基本假设下,下游实施更有利于激励碳排放主体从原料到终端全程实施减排措施;在宏观主体模型中,相对于限制配额省区间交易情形下的省区减排成本,当碳排放配额可跨省自由交易的情况下,无论碳价如何波动,省区总的减排成本均是下降的。第二,全面梳理从2014至今,我国主管政府机构出台的与碳市场有关的政策文件,并按照碳市场建设基本要素阐述了目前全国统一碳市场建设进度。从我国碳市场试点政策实施的区域和行业两个维度,分别测算了中国各省区、各工业行业的排放结构特征和排放效率分布情况。从省区碳生产率来看,2012年碳生产率最高的三个省区分为是北京、上海和广东,其值均超过0.70（万元/吨碳）。从工业行业碳生产率来看,烟草制品业、仪器仪表制造业和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排名前三。经济产业结构导致了试点省市碳市场政策实施的差异性,北京和深圳主要试点覆盖了第三产业,包括服务型单位、建筑设施、高新技术,先进制造类企业。其他碳交易试点则主要运行在第二产业中高耗能高排放行业,如电力、水泥建材、化工、钢铁等行业,其中深圳和上海还将移动源纳入试点运行范围,如航空和交通运输业。碳交易市场政策试点实施交易量方面,具体比较各碳市场成交量和成交价格,湖北和广东两省成交量最大,重庆、福建、天津的成交量相对较低。不同试点碳市场的量价差异不仅是由于各地碳市场配额总量和行业分配方法的差异性所致,而且还与政策实施范围、具体行业、企业的纳入门槛有关联。第三,以湖北省碳市场为案例,分析了目前中国碳市场政策实施的运行态势,并选取水泥行业为对象,阐述碳交易政策实施对该行业发展的影响,最后以公司角度选取华新水泥,分析其在受到碳交易市场政策管制过程,实现的减排和经济效应。第四,研究了碳交易试点政策对工业二氧化碳排放量和工业总产值的影响。利用中国30个省区2009-2017年工业层面数据,借助倍差法,构建基准计量模型。碳交易试点政策对工业总产值的影响满足共同趋势假设,而对工业CO2排放量和工业单位总产值CO2排放量的影响不满足共同趋势假设。基于机制分析角度,碳交易试点政策对工业碳排放密度的影响不显着,但对工业能源强度呈现出显着的负影响,这说明碳交易政策试点会通过提升能源利用技术来降低工业CO2排放。第五,理论分析国外碳交易市场的政策实施和实施效果。国际上已经形成了以欧盟碳排放交易政策为代表的国家间碳市场,以新西兰为代表的单一国家碳市场、以美国加州总量交易计划为代表的州级区域碳市场和以日本东京碳市场为代表的城市级区域碳市场。比较这些不同层次的碳市场实施范围发现,政策实施模式的选择需要综合考虑市场所在国家或区域产业结构、能源供需状况,价格形成机制等方面因素,这不仅有助于碳市场自身平稳运行,更有利于扩大碳市场的经济效益和环境效应。第六,从3方面阐述了目前我国碳市场政策不足之处,并有针对性的提出6条改进建议。最后,在本文研究成果基础上,为了进一步健全完善碳交易市场发展机制,并在保障其平稳运行的同时,也为其在促进全社会碳减过程中发挥更加积极贡献,本文提出来适合于中国国情的碳交易市场政策建议。
张焱[5]（2020）在《中国绿色能源产业发展研究 ——基于企业、民众和宏观三个层面的实证分析》文中研究指明能源是经济发展的动力,也是社会经济运行与人类生存与发展的基础,更是社会稳定与国家安全的重要物质保证。能源的短缺是社会动荡的开始,20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接连爆发了两次石油危机,石油输出组织（简称“欧佩克”）因不满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的中东政策,对西方国家采取石油禁运的措施,这导致了石油的价格从几美元一桶迅速提高到30多美元一桶。进而导致缺油国家的工业生产成本大幅度上升,出现了因为石油短缺而导致经济衰退的现象。中国是少油国家,经济发展所需石油基本依靠国外进口,在石油主导权被中东以及西方国家掌控的背景下,中国的经济发展犹如悬着一把利剑。中国煤炭资源丰富,正是由于资源禀赋的限制,煤炭是中国主要的消费能源,但随着中国城镇化、工业化、现代化建设的不断深入,煤炭消耗对生态环境的影响也日益突出,二氧化碳排放总量已经跃居世界首位。在此背景下,中国政府高度重视经济增长与环境恶化的矛盾问题,并将该问题定位为中国国民经济与社会发展的根本问题。在经济发展、能源安全、气候变化和可持续发展的多重压力之下,中国发展绿色能源势在必行。本文以中国绿色能源为研究对象,主要内容由九个章节组成,每个章节具体内容如下:第一章:导论。介绍论文的研究背景与研究意义,在此基础上概括了本文的研究内容并提出了研究框架,最后阐述了本文的研究方法、创新与不足。第二章:首先对绿色能源和产业政策两个关键词的内涵和概念进行了总结,并阐述了绿色能源与产业政策的关系。然后对本文的理论基础做了介绍,包括可持续发展理论、市场失灵理论、产业管制理论与产业组织理论。其次从四个方面进行了文献综述:一是绿色能源产业发展研究综述;二是绿色能源企业发展研究综述;三是民众对绿色能源支付意愿的研究;四是绿色能源消费与经济增长关系的研究综述。第三章:本章阐述了以水能、风能、太阳能和核能为代表的中国绿色能源产业发展的现状,梳理了中国近年来发布的所有与绿色能源产业相关的政策文本,然后从文本数量、颁发部门等方面对政策文本进行了统计,最后从财政政策、税收优惠政策、价格补贴政策三个方面对所有的政策进行了归类分析。第四章:本章对美国、德国、日本三个发达国家绿色能源产业发展现状以及支持绿色能源产业发展的产业政策进行了梳理。经过梳理与比较后发现,为推动绿色能源产业的发展,发达国家通常采用税收优惠、财政补贴、技术与研发激励等政策工具。最后阐述了国外绿色能源产业政策对我国的启示。第五章:本章首先从理论角度分析了中国绿色能源产业成长的动力机制,同时提出了促进绿色能源产业成长的动力因素。然后在此基础上,从政府导向和市场导向两个方面对绿色能源产业的成长路径进行了分析。第六章:本章首先在第五章的基础上阐述了绿色能源企业的成长路径,然后运用面板数据模型对影响绿色能源企业发展的因素进行了实证分析。第七章:本章通过“民众能源问题政策倾向调查”的数据研究发现,中国民众对绿色能源的支持度较高,对电价问题比较关心。大多数民众的社会责任感也比较强,为了保护环境,降低环境污染,宁愿多承担部分用电成本也支持可再生能源发电的发展。除此之外,本章通过实证还系统地研究了中国民众对绿色能源支付意愿的影响因素:人口统计学特征、教育水平及能源知识、环境意识。第八章:本文通过时间序列模型先来测定中国绿色能源消费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库兹涅茨曲线,对二者之间的发展趋势进行判断。然后加入城镇化、产业结构等因素通过构建ECM模型对我国绿色能源消费与经济增长之间的长期均衡关系做出进一步分析。第九章:本章首先对全文进行了概括总结,得出了五个结论。然后从完善绿色能源产业财税政策、改进绿色能源定价制度、加强绿色能源产业研发、强化政府与民众之间联系四个方面进行政策建议。本文得出以下结论:（1）中国绿色能源产业政策的特征是宏观规划类文本过多,微观执行类文本过少;税收优惠政策数量过少。（2）企业获得的财政补贴对企业效益的促进作用并不明显,企业投资、研发支持与劳动力投入对企业效益呈正向的影响关系。通过企业经营类别异质性分析发现,财政补贴对太阳能企业呈正向影响,而对风能企业影响作用不明显;企业融资对风能企业呈正向影响,而对太阳能企业影响作用不明显。（3）中国民众对绿色能源的支持度较高,对电价问题比较关心。大多数民众的社会责任感也比较强,为了保护环境,降低环境污染,宁愿多承担部分用电成本也支持可再生能源发电的发展。（4）人口统计学特征、教育水平及能源知识、环境意识等因素对民众支付意愿的影响随着能源类型的不同而产生了差异性。对于可再生能源来讲,女性支持的概率较高,而对于核能则男性支持概率更高;年龄对两种能源的影响作用一致,随着民众年龄的上升,民众支持绿色能源的概率是下降的;收入因素对于两种能源的影响结果也是一致的,随着收入的提高,民众对可再生能源和核能的支持概率都会上升;受教育程度与能源知识均对民众可再生能源的支付意愿有正向促进作用,但是受教育程度因素对核能支付意愿的影响并不显着;拥有环保意识会提高民众对可再生能源的支付意愿,而对于核能来说这一因素的影响并不显着。（5）绿色能源消费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呈向右上倾斜的“N”字型,且没有拐点,表明绿色能源消费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并不会像煤炭能源会出现“增长极限”的问题。加入城镇化水平、产业结构等因素进一步分析后得出绿色能源消费、经济增长、产业结构与城镇化水平之间存在长期均衡。绿色能源消费与经济增长之间呈现双向影响关系,即绿色能源的消费量会随着经济增长而不断提高,国家经济发展总量的扩大和发展质量的提升都会促进绿色能源的发展;绿色能源消费对经济增长具有正向影响作用,但在短期内影响力度较小,在长期内影响力度逐渐增大。本文创新点有三:（1）研究视角的创新。本文在宏观、企业微观与民众个体微观三个层面对绿色能源产业的发展进行了分析。（2）数据开发的创新。本文中民众对绿色能源支付意愿的个体微观数据是通过问卷调查的途径来获得的,这具有独一无二性。在对数据进行整理之后,首先针对民众对绿色能源政策的态度倾向、民众对绿色能源的偏好等问题进行了描述性统计,并形成了一个有关能源公共政策的调查报告。其次,使用probit计量模型,对影响民众对绿色能源支付意愿的因素进行实证分析。（3）对绿色能源与经济增长关系进行了创新性论证。本文通过时间序列模型对绿色能源消费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进行分析后得出,绿色能源消费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并不会像煤炭能源会出现“增长极限”的问题,绿色能源消费量的增加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是可持续的。
胡亚冰[6]（2020）在《《万国公报》的美国报道研究》文中研究说明林乐知主办的《万国公报》中有大量世界各国时事报道,在这些时事报道中,“大美栏目”下有关美国的报道,内容丰富、数量庞大且连续性较好,这些报道是传播美国信息,塑造美国形象的一个重要载体。时事报道一般语言简练、体裁短小,彼此间的连贯性较差,依靠单个报道本身难以形成有效研究。通过量化的手段,将“美国报道”根据类别进行归纳,将归类后的报道进行统计分析,可以实现对美国政局变化、经济发展、科技应用等情况的系统认识。“国内政治”类报道为读者提供了总统选举制的详细情况,这类报道还反映出了美国对印第安人采取的剿抚政策。有关经济的报道展现出了美国财政由衰转盛的变化,以及美国出口贸易日益茂盛的景象。“科技”类报道为我们揭示了在第二次工业革命后,美国在工业化方面取得的丰硕成果。“美国报道”内还有许多各国交往的新闻,占比重较多的是对华、对英以及对俄的报道。与中相关的新闻报道,对中美之间的华工问题、留学问题都有反映。结合国际背景,还能够发现中美关系对美国报道内容变化有一定的影响。美国报道中有关对英外交和对俄外交的新闻,反映出美国对两者截然不同的态度,简言之,美国将英视为超越的榜样,将俄看作需要防范的对象,这种报道倾向,也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中国的外交态度。美国报道还致力于推翻中国原有自视甚高的认知,再潜移默化地将美国民主文明的大国形象传输给受众。美国在报道中用中国社会的落后来衬托美国社会的进步,促使中国读者对自身国家状况进行审视。近代的中国社会正值巨大变革时期,美国民主的政治、发达的经济、先进的科技无一不引起中国的兴趣。这些西方价值观念的输入,促使近代中国变法维新思想逐渐萌芽,中国社会风俗日益变迁,工商业日渐发展。总之,本文以《万国公报》中“大美国事”栏目下的报道作为研究对象,可以展现出美国社会的变迁,构建出一个传教士们想让当时中国人了解的一个美国形象。这一形象或许不够客观,却是读者了解美国、学习美国的一个重要渠道。
吴莹[7]（2019）在《上海近现代商标设计发展研究》文中研究表明近现代的上海在全国商业发展中的领先性使其成为了中国现代商标及商业美术的主要发祥地。至今,人们对那些老商标仍具有深厚的情感。它们都是上海历史上具有丰富文化底蕴和民族特色的商业图像,是上海城市的宝贵记忆和珍贵遗产,也是那个时代商业繁荣发达的见证。老商标背后的上海企业、上海工商业曾对上海经济发展做出过重大贡献,在这个意义上,老商标对于研究上海设计、尤其是近现代上海商业设计的发展有着不可忽视的作用。作为商业文化的集中反映,上海近现代商标设计是以上海地区以及整个中国社会的转型发展为背景的。本文立足于从开埠到新中国成立前后近一百年间上海地区商标设计的发展与变迁为脉络,着重从社会不同领域、不同层面的相互关联来考察商标设计发展的内因与外力。本课题研究以上海商标设计的历史文脉和发展机缘为“切入口”,反映近代上海地域文化、社会形态与产业结构在商标设计发展中所起到的关键性作用。重点阐述了作为设计载体的“市场”和作为设计主体的“企业人”等因素对上海商标设计发展所起到的推动性作用,由此勾画出上海近现代商标设计发展的独特性。近现代上海商标“得风气之先”的发展缘起于地理经济及人文传统的优势,以及租界文化的影响。在双重因素的作用下,商标职能得以不断拓展。辛亥革命的爆发推动了民族工商业资本的发展,保护工商业的法令规章鼓励人们兴办实业。同时,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使得民族资本获得了生机。在内外交织的双重影响下,国货运动的兴起无疑为上海民族资本商业发展创造了条件。在此过程中,商标意识凸显,新兴行业趁势而起,进而促进了民族资本的不断崛起。在19世纪后半期与20世纪初期复杂多变的社会时局中,不断涌现出的日用品行业、产品、商标等体现出“在转变中发展”、“在冲突中融合”的特质。一方面,生产、加工、设备、原料大多是借助或来自于西方国家的技术与文明;但另一方面,在“抵制”与“提倡”共存的市场背景下,作为商标设计主体的“企业家”或“设计师”都试图借助商标这一醒目的视觉元素唤醒普通民众对国货的认同感,以抵制“洋货”,这种内外夹持中的矛盾心理逐渐在商标设计的视觉形式上有所显现。既体现出与西方文化的对立及融合,又体现出本土意识展现并不断强化的趋势。同时,西方设计师通过对中国市场环境的接触与了解,激起对中国本土传统艺术语言的好奇和新鲜感,他们通过直接借鉴或变通运用中国民间艺术形式,创造了更具上海特色的商标作品。当时国内的设计师们一边树立与增强市场观念,一边学习现代设计手法,并努力寻找本土视觉元素,加以视觉改造与利用。两股力量形成交集,在设计手法及视觉语言方面杂糅成上海商标设计的特有气质。方寸之间的图形反映着动荡的文化激变与复杂的意识形态现实,催生了更多优秀的商标作品,为小小的画面注入更多商业的信息、生活的寄望与涌动的热情。商标作为近代上海商业发展的物质载体,其视觉语言的流变集中体现出了近代上海地区商业文化的内涵与外延特征。虽然西方文化的移植与渗透对上海商业文化的发展产生了极为显着的影响,上海地区的商业与中国其他城市相比,受到西方文化的影响更深一些,与西方商业文化的融合性也更为突出,但上海近现代的商业文化仍保留着非常明显的本土及传统文化的特征,这也衬托出近代上海商标设计中,中西元素“混搭”的特性尤为明显。新中国成立后,上海的轻工业产品一度成为那个时代人们所追求的生活品质的代表,既反映出二十世纪六十至八十年代人们衣、食、住、行、用各方面的最新技术,同时也勾勒出一幅人们当年所熟悉的生活景象。这些图形图像之所以成为特定年代的视觉符号,留存于人们的记忆之中,其根本原因在于商标的形成、发展、繁荣或衰退均与产品的制造、转型及社会消费需求息息相关。无论是借西方殖民势力引入,或是民族资本家自行研发而诞生的新技术、新工艺、新产品,都自然而然地走进了千家万户,成为人们日常生活中熟悉的一事一物,由此诞生的商标,作为产品的代言及附属,也就极为自然地通过视觉的形式印入了人们的脑海中。上海近现代商标设计伴随着城市与社会的发展成为独具特色的商业文化。传统品牌和商号的发展,蕴含了历代民族企业家和设计师们创业、兴业的艰辛,成为上海地域文化的标志,体现了上海城市发展的演变过程,是上海商业文化的重要载体,也是我国现代设计发展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跨入新时代,上海商标所蕴含的不再仅仅是一个产品的概念,无论是具有历史的老品牌的复兴,抑或新生产品与行业的迭代,更多已从单一的商标拓展延伸为整体的企业理念、统一的视觉形象以及更为深远的对于大众美学和社会责任的抒发与表达。上海地区商标的发展历经百年,生生灭灭,方寸之间出神入化的商标形象为我们再现了那些久远的年代、变革中的社会和人们的生活。看似普通的场景、图像与文字,既是人们心目中的记忆留存,也是未来发展中值得依托和回望的历史足迹。本文以上海开埠至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之间百余年间在上海地区出现的各种工商企业、工商产品所登记、注册、使用的商标图案、文字为主要研究对象,探讨其形成、发展、兴衰的历史过程及发展规律。本文研究内容主要来源于这一时期政府管理部门所公布的《商标公报》。本研究的主要创新观点体现为:1、厘清了上海近现代商标设计发展的历史语境;2、梳理了现代商标附属的产业领域与近现代上海的产业现实;3、强调了现代商标图形的直观性与现代上海心理间的对应关系;4、梳理了商标语言形式与近现代上海地域文化的深度关联。由于本课题研究涉及到新中国成立前后近一百多年间注册于上海地区的商标,其种类与数量都十分繁杂,后续的研究将有待于对其中的典型案例作进一步有规律的深度归纳和逻辑提炼。
庞观[8]（2019）在《设计奖项在创新型社会的意义 ——以德国IF、日本优良设计、中国红星奖为例》文中研究说明国际设计奖项从最初的创建至今大概已有60年的时间。在半个多世纪的发展中,设计奖项伴随着社会结构与人类文明的变化,设计的目标、服务的对象、倡导的价值观等也都产生了相应的变化。本文的研究方向不仅能在一定意义上对当今如火如荼的设计评奖提供冷静思考的空间,亦对我们设计评价体系的梳理乃至社会转型升级发展提供了一些理论与现实的指导意义。尤其针对当今我国各类设计奖项雨后春笋般涌现这一现象,提出需要认真研究这一问题,努力在自身发展上规避弯路。文章梳理分析了相关具有代表性的国际设计奖项,透过设计奖项的历史脉络、成长经历、成败因素等来找出现代化社会知识经济的今天,设计奖项应该具备什么样的能力与新内涵。看到设计奖项在社会文明发展和创新中起到的方向引领和文化价值提升作用,可以成为国家创新体系中的一部分。论文首先讨论了设计奖项的理论框架,分析了20世纪中期的重要设计因素和当时社会历史背景对设计奖项产生的影响。还着重讨论了历史上以德国为代表的西方国家针对设计奖项颁布的国家政策相关发展措施。并将具有代表性的三大设计奖项作了比较分析。德国IF奖诞生最早,代表西方设计奖项,具有典型性;日本战后迅速崛起,以设计为振兴国家的发展战略,日本的G-mark奖项具有独特的社会价值使命感;中国的红星奖作为发展中国家设计奖项崛起的代表,虽起步较晚,但发展速度比较快。通过三大奖项在结构、机制流程、评委与参赛者、发展变化与奖项外延（展览、交流、培训）等方面的比较,讨论设计奖项在各自的发展中呈现出的不同文化价值与社会责任。文章又讨论了设计奖项对于企业的经济价值和对于社会的文化价值。在企业的成长中看到设计奖项带来的市场效益的繁荣,看到企业与设计奖项共同生长的脉络;以及在每个国家的国家发展、普世教育、社会进步方面也有设计奖项的重要作用。文章继而深入讨论了本文的论述重点——在创新型社会中设计奖项的意义。通过对社会现代化理论中设计奖项处于知识经济中位置的确定,重新认识设计奖项在当今的以知识为主导的创新型社会中承担的创造力价值。同时,重要的问题还有设计奖项于今天所具备的批评价值、与产业与科技的桥梁作用、以及改变社会的推动力。在相对完整地梳理了设计奖项的相关内容后,发现其中存在的启发人们思考的问题是全篇创新之处,也是最终的文章落脚点。最后的结论部分提出了大致七个值得思考的问题。其中包括设计奖项的公信力与价值导向问题;对于设计奖项的发展力度与落实程度问题;设计奖项数量与质量的问题;奖项的根本目的仍应是推动社会进步、经济发展的问题;如何通过设计奖项正确引导科技利用问题;设计奖项对于专业人才的储备与普及大众教育问题;及设计奖项如何创造新型生活方式与社会这几个最终问题。
刘珣[9]（2018）在《俄罗斯东部地区开发的历史演变与现实选择研究》文中研究指明俄罗斯一直非常注重对东部地区的开发,经历了俄国、苏联及俄罗斯三个不同的开发时期。本文从政治学、经济学、历史学以及人口学等多学科交叉的视角研究不同时期俄罗斯东部地区开发的动因,分析不同时期俄罗斯东部地区的开发政策与措施,总结不同时期俄罗斯东部地区开发的成就与教训。在此基础上,探寻俄罗斯东部地区开发历史与现实之间的联系与区别,并对俄罗斯东部地区未来的发展方向进行合理预测,目的是进一步推进中俄两国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的深化,探寻中俄合作新的突破点,夯实中俄区域合作的基础条件。本文在研究过程中对俄罗斯东部地区的开发史做了系统的划分,即按照俄罗斯历史的三个阶段,把东部地区的开发史提炼为初步基础性开发、计划拓展性开发和战略选择性开发三个开发时期。尽管俄罗斯东部地区开发的三个时期不同,但开发过程中的相同点和不同点十分明显。相同点在于:不同时期东部地区开发的主体都是政府;不同时期的政府都是为了巩固国家政治统治,发展国家经济,提升国际竞争力而开发东部地区;鼓励移民、发展农业、促进工业发展及完善交通基础设施成为政府的主要开发政策;不可否认由政府主导的开发促进了东部地区社会经济的发展,但也加剧了这一地区国民经济发展中各部门发展的不平衡。而不同之处主要为开发诉求不同;开发政策不同;开发方式不同;开发重点不同。当前,俄罗斯对东部地区开发的重视程度达到了历史高点,东部地区的开发不仅仅是俄罗斯经济发展的诉求,也是其地缘政治和国家战略重点转移的重要体现,因此通过分析不同时期俄罗斯东部地区的开发政策与措施,总结不同时期俄罗斯东部地区开发的成就与教训,进而把握俄罗斯东部地区开发的规律和特点,为创新中俄区域合作方式和领域提供依据。
赵海清[10]（2018）在《日本对印度经济外交（1952-2017）》文中研究说明1952年4月28日《旧金山和约》生效,日本独立,经济外交在日本外交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从1950年代起日本就开始了对印度的经济外交,1950年代末至1960年代初为日本对印度经济外交的第一个高潮期,两国关系得到加强。此后两国的经济外交和经济关系缓慢发展,到1980年代日本加强了和印度的关系,经济外交出现第二个高潮。1990年代初中期日本对印度经济外交关系平稳发展。1998年印度核试验,引发日本制裁,这一阶段成为日印关系的低潮,也是经济外交的低潮。直到21世纪初开始,日本重新审视与印度的关系,对印度展开了全面、密集的经济外交,强度越来越大,从而将两国关系提升到了一个新水平,日印关系格外显眼。本文通过对“日本对印度政府开发援助（ODA）”、“日本对印度直接投资（FDI）”、“日印贸易关系”、“日印首脑经济外交”四个变量和“日印经济伙伴关系协定（EPA）”的考察来分析日本对印度经济外交强度变化,验证“日本加强了对印度经济外交”的假设。印度从一个不太为日本经济外交重视的发展中国家成为本世纪日本经济外交最重视的发展中国家,本文认为起决定作用的是日本的大国战略重心转变造成的。本文认为日本的大国战略可以大体分为经济大国、政治大国、安保大国三个阶段。日本把“入常”作为成为政治大国的捷径,依靠经济外交拉紧印度,谋求联合“入常”。日本在其大国战略实现过程中,还形成了一系列支撑其成立的子战略,包括安保战略、经济发展、“入常”目标、价值观外交、制衡中国考虑以及地缘政治考量等,这些都促成了日本对印度态度的转变,同时也成为日本加强对印度经济外交的动因。本文最后评价日本对印度经济外交,对日印关系进行展望,对中印日关系进行预测。
二、日本特定种类家用电器再生利用法(日本国际贸易和工业部,1998年6月)（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日本特定种类家用电器再生利用法(日本国际贸易和工业部,1998年6月)（论文提纲范文）
（1）基于复杂网络方法的《哈萨克斯坦真理报》中国形象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致谢 |
| 摘要 |
| Abstract |
| 1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及意义 |
| 1.2 国内外相关研究综述 |
| 1.3 研究对象 |
| 1.4 研究方法和思路 |
| 1.5 研究创新点及论文结构 |
| 2 整体中国形象系统网络构建与测量 |
| 2.1 关键词同现网络构建及其网络特性分析 |
| 2.2 网络层级分析及核心关键词节点提取 |
| 2.3 核心关键词节点内部网络构建及其加权聚类分析 |
| 3 中哈非经济关系属性聚类之中国形象分析 |
| 3.1 中哈首脑外交属性关键词节点聚类的中国形象分析 |
| 3.1.1 不断升级的全面战略伙伴形象 |
| 3.1.2 值得信任、不吝支持的好朋友形象 |
| 3.1.3 潜力巨大、优势互补的合作伙伴形象 |
| 3.2 中哈边境和安全合作属性关键词节点聚类的中国形象分析 |
| 3.2.1 中哈边境繁荣共建者形象 |
| 3.2.2 上合组织框架下哈重要安全合作伙伴形象 |
| 3.2.3 哈打击边境走私活动合作者形象 |
| 3.3 中哈人文交流属性关键词节点聚类的中国形象分析 |
| 3.3.1 哈萨克斯坦文化传播的支持者形象 |
| 3.3.2 中哈人文交流的推动者形象 |
| 3.3.3 丝路复兴的倡导者和实践者形象 |
| 3.4 关键词节点“2017 阿斯塔纳世博会”的中国形象分析 |
| 3.4.1 阿斯塔纳世博会的积极参与者形象 |
| 3.4.2 阿斯塔纳世博会的全方位支持者形象 |
| 3.4.3 历史悠久、底蕴丰厚的可持续发展大国形象 |
| 4 经济属性聚类之中国形象分析 |
| 4.1 哈对华出口属性关键词节点聚类的中国形象分析 |
| 4.1.1 哈对华出口贸易的积极推动者形象 |
| 4.1.2 哈出口贸易的重要市场形象 |
| 4.2 中哈交通运输合作属性关键词节点聚类的中国形象分析 |
| 4.2.1 富有成效的交通运输合作伙伴形象 |
| 4.2.2 哈过境运输潜力释放的驱动者形象 |
| 4.3 中哈投资合作属性关键词节点聚类的中国形象分析 |
| 4.3.1 中哈投资合作的推动者形象 |
| 4.3.2 带来多重利好和雪中送炭的对哈投资者形象 |
| 4.4 中国国内经济属性关键词节点聚类的中国形象分析 |
| 4.4.1 飞速发展、迎难而上的经济强国形象 |
| 4.4.2 攻坚克难、施工高效的基建强国形象 |
| 5 游离核心关键词节点之中国形象分析 |
| 5.1 游离核心关键词节点“技术”的中国形象分析 |
| 5.1.1 自主创新、积极进取的科技强国形象 |
| 5.1.2 科技惠民的社会主义大国形象 |
| 5.2 灾难属性游离核心关键词节点的中国形象分析 |
| 5.2.1 灾害频发的国家形象 |
| 5.2.2 以人民为中心的社会主义大国形象 |
| 6 中国形象之新冠疫情涉华报道个案分析 |
| 6.1 中哈关系属性关键词节点聚类的中国形象分析 |
| 6.1.1 哈永久全面战略伙伴形象 |
| 6.1.2 哈重要经济合作伙伴形象 |
| 6.2 中国国内抗疫属性关键词节点聚类的中国形象分析 |
| 6.2.1 以人民为中心的社会主义大国形象 |
| 6.2.2 医疗系统强大、践行人类命运共同体倡议的大国形象 |
| 7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作者简历及在学期间所取得的科研成果 |
（3）战后日本战略性贸易政策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与意义 |
| 1.1.1 研究背景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国内外研究现状 |
| 1.2.1 国外研究现状 |
| 1.2.2 国内研究现状 |
| 1.2.3 国内外研究述评 |
| 1.3 研究方法 |
| 1.3.1 理论分析与实际分析相结合的方法 |
| 1.3.2 宏观分析与微观分析相结合的方法 |
| 1.3.3 历史与逻辑相统一的方法 |
| 1.3.4 比较分析的方法 |
| 1.4 研究思路与框架 |
| 1.4.1 研究思路 |
| 1.4.2 研究框架 |
| 1.5 研究的创新之处与不足 |
| 1.5.1 创新之处 |
| 1.5.2 研究的不足 |
| 1.6 本章小结 |
| 第2章 战略性贸易政策的一般分析 |
| 2.1 战略性贸易政策的概念和性质 |
| 2.1.1 战略性贸易政策的概念 |
| 2.1.2 战略性贸易政策的性质 |
| 2.1.3 战略性贸易政策与幼稚工业保护论的区别 |
| 2.1.4 日本战略性贸易政策的内容体系 |
| 2.2 战略性贸易政策的理论渊源 |
| 2.2.1 比较优势与古典贸易理论和新古典贸易理论 |
| 2.2.2 重商主义与贸易保护理论 |
| 2.2.3 新贸易理论与战略性贸易政策 |
| 2.3 战略性贸易政策的理论体系 |
| 2.3.1 利润转移理论 |
| 2.3.2 外部经济理论 |
| 2.4 战略性贸易政策理论评析 |
| 2.4.1 战略性贸易政策的理论突破 |
| 2.4.2 战略性贸易政策的理论局限和消极影响 |
| 2.5 本章小结 |
| 第3章 战后日本战略性贸易政策的演变 |
| 3.1 日本战略性贸易政策的萌芽阶段(经济恢复时期1945—1955) |
| 3.1.1 限制进口的政策 |
| 3.1.2 扶植和振兴出口的政策 |
| 3.1.3 保护和扶植国内产业的政策 |
| 3.2 日本战略性贸易政策的初级阶段(经济高速增长时期1956—1973) |
| 3.2.1 实施分阶段贸易自由化政策 |
| 3.2.2 实施有利于战略性产业发展的关税政策替代直接进口限制 |
| 3.2.3 通过放松对外国直接投资的限制增强产业的国际竞争力 |
| 3.2.4 贸易政策和产业政策相结合战略性地扶持重化工业的发展 |
| 3.3 日本战略性贸易政策高级阶段的形成时期(经济稳定增长和泡沫经济时期1973—1991) |
| 3.3.1 进一步推行贸易自由化的政策 |
| 3.3.2 实行进出口市场多元化来保证更多的贸易利益 |
| 3.3.3 战略性地促进知识和技术密集型产业发展 |
| 3.3.4 发挥对外投资和经济援助对贸易的促进作用 |
| 3.4 日本战略性贸易政策高级阶段的稳定发展时期(经济长期低迷时期1991—至今) |
| 3.4.1 贸易政策的重心向贸易和投资并举的方向转变 |
| 3.4.2 实行多层次、灵活的自由贸易战略来获取最大的贸易利益 |
| 3.4.3 发挥在全球多边贸易体制中的作用并主导国际经贸规则的制定 |
| 3.5 本章小结 |
| 第4章 日本战略性贸易政策的制度基础与主要实施方式 |
| 4.1 日本战略性贸易政策的制度基础 |
| 4.1.1 国家战略与贸易政策的关系 |
| 4.1.2 政府主导型市场经济模式为有效实施战略性贸易政策奠定基础 |
| 4.2 日本战略性贸易政策的主要实施方式 |
| 4.2.1 依据动态比较优势确定战略性目标产业 |
| 4.2.2 利用财政金融等手段保护和扶持战略产业发展 |
| 4.2.3 推动企业联合,提高企业规模经济效应 |
| 4.2.4 构筑产官学协作的国家创新体制 |
| 4.2.5 推行战略性贸易外交 |
| 4.3 本章小结 |
| 第5章 日本战略性贸易政策的产业层面分析 |
| 5.1 战后日本产业现代化与战略性贸易政策的结合发展 |
| 5.1.1 产业政策与战略性贸易政策有机结合 |
| 5.1.2 在产业发展的不同阶段结合着不同的战略性贸易政策 |
| 5.2 日本汽车产业的战略性贸易政策 |
| 5.2.1 汽车产业的战略性特征 |
| 5.2.2 日本政府对汽车产业采取的保护和扶植政策 |
| 5.2.3 日本汽车产业贸易政策的战略性调整 |
| 5.2.4 日本汽车产业战略性贸易政策的实施效果 |
| 5.3 日本钢铁产业的战略性贸易政策 |
| 5.3.1 钢铁产业的战略性特征 |
| 5.3.2 日本政府对钢铁产业的保护政策 |
| 5.3.3 日本政府对钢铁产业的扶植政策 |
| 5.3.4 日本钢铁产业战略性贸易政策的实施效果 |
| 5.4 日本半导体产业的战略性贸易政策 |
| 5.4.1 半导体产业的战略性特征 |
| 5.4.2 日本对半导体产业的保护政策 |
| 5.4.3 日本对半导体产业的扶植政策 |
| 5.4.4 战略性贸易政策实施效果与半导体产业国际竞争 |
| 5.5 本章小结 |
| 第6章 日本战略性贸易政策的企业层面分析 |
| 6.1 日本的企业组织与战略性贸易政策 |
| 6.1.1 企业集团为战略性贸易政策的实施提供强大的基础载体 |
| 6.1.2 系列企业体制为战略性贸易政策的实施提供有力的运行机制 |
| 6.1.3 综合商社为战略性贸易政策的实施提供稳固的前沿阵地 |
| 6.2 日本的企业并购与战略性贸易政策 |
| 6.2.1 日本企业并购的模式与特点 |
| 6.2.2 通过并购实现规模经济为实施战略性贸易政策创造条件 |
| 6.3 日本企业的对外直接投资与战略性贸易政策 |
| 6.3.1 日本对外投资政策与贸易政策有机结合 |
| 6.3.2 对外直接投资与产业发展、贸易利益密切结合 |
| 6.3.3 跨国公司及经营战略中蕴含着战略性贸易政策 |
| 6.4 日本企业的技术进步与战略性贸易政策 |
| 6.4.1 技术贸易与战略性贸易政策相配合 |
| 6.4.2 促进技术引进与研发的政策是战略性贸易政策的主要表现 |
| 6.4.3 企业研发战略的效果 |
| 6.5 本章小结 |
| 第7章 日本战略性贸易政策的特点、积极效果及消极影响 |
| 7.1 日本战略性贸易政策的特点 |
| 7.1.1 目标明确 |
| 7.1.2 重点突出 |
| 7.1.3 灵活运用 |
| 7.1.4 追求动态效应 |
| 7.2 日本战略性贸易政策的积极效果 |
| 7.2.1 促进经济高速增长 |
| 7.2.2 推动产业结构升级 |
| 7.2.3 提升产业的国际竞争能力 |
| 7.3 日本战略性贸易政策的消极影响 |
| 7.3.1 贸易摩擦频发 |
| 7.3.2 经济对外依赖加深 |
| 7.3.3 产业“空心化”风险 |
| 7.4 本章小结 |
| 第8章 日本战略性贸易政策对我国的启示 |
| 8.1 当前外贸形势突显战略性贸易政策的重要性 |
| 8.1.1 贸易保护主义和单边主义抬头 |
| 8.1.2 贸易摩擦形势严峻复杂 |
| 8.1.3 新一轮国际产业竞争更加激烈 |
| 8.2 日本战略性贸易政策对我国的启示 |
| 8.2.1 重视发挥政府的干预和支持作用 |
| 8.2.2 在尊重WTO原则基础上,合理利用贸易政策工具 |
| 8.2.3 培育和壮大战略性新兴产业 |
| 8.2.4 制定合理的对外投资策略 |
| 8.2.5 实施出口鼓励措施,集中力量开拓国际市场 |
| 8.3 本章小结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的科研成果 |
| 致谢 |
（4）政策试点视角下中国碳交易市场政策问题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1 绪论 |
| 1.1 选题的背景及意义 |
| 1.1.1 选题的背景 |
| 1.1.2 选题的意义 |
| 1.2 文献综述 |
| 1.2.1 政策试点理论研究综述 |
| 1.2.2 碳市场政策文献综述 |
| 1.3 本文主要研究内容 |
| 1.3.1 研究思路与内容 |
| 1.3.2 研究框架 |
| 1.4 本文的创新与特色 |
| 2 碳交易市场政策试点的理论基础 |
| 2.1 碳交易政策试点的基础理论 |
| 2.1.1 公共物品理论 |
| 2.1.2 外部性理论 |
| 2.1.3 比较优势理论 |
| 2.2 碳交易市场政策试点模式与理论效应 |
| 2.2.1 碳交易市场政策试点模式的影响因素 |
| 2.2.2 碳交易市场政策试点运行的模式比较 |
| 2.2.3 碳交易市场政策试点模式影响机制 |
| 2.3 本章小结 |
| 3 中国碳交易市场的政策试点 |
| 3.1 中国碳交易政策试点现状 |
| 3.1.1 国家层面政策试点制度逐渐完善 |
| 3.1.2 碳市场基础要素政策试点构建有序推进 |
| 3.2 中国碳交易市场政策试点中的碳排放核算 |
| 3.2.1 碳排放政策试点核算的基本原则和边界 |
| 3.2.2 中国省级区域的碳排放和碳生产率 |
| 3.2.3 中国工业行业政策试点中的碳排放和碳生产率 |
| 3.3 中国碳市场的实施范围政策试点 |
| 3.3.1 中国碳市场的实施行业政策试点 |
| 3.3.2 中国碳交易政策试点的企业履约 |
| 3.4 中国碳市场的执行政策试点 |
| 3.4.1 中国碳市场的MRV政策试点 |
| 3.4.2 中国碳市场交易规则试点 |
| 3.5 中国碳交易市场政策试点中的交易 |
| 3.5.1 中国碳市场政策试点中的配额交易 |
| 3.5.2 中国碳市场政策试点中的金融创新 |
| 3.6 本章小结 |
| 4 中国碳交易市场政策试点典型案例分析 |
| 4.1 湖北省碳交易市场政策试点 |
| 4.1.1 湖北碳交易市场政策试点总览 |
| 4.1.2 湖北省碳交易市场政策试点中的交易状况 |
| 4.1.3 湖北省碳交易政策试点的系统与管理机制 |
| 4.2 碳交易政策试点在水泥行业的实施 |
| 4.2.1 试点背景 |
| 4.2.2 水泥企业参与碳交易政策试点的方案 |
| 4.2.3 水泥企业参与碳交易政策试点凸显问题及其原因 |
| 4.3 华新水泥的碳交易政策试点案例 |
| 4.3.1 公司业务转型 |
| 4.3.2 华新水泥的碳排放交易 |
| 4.3.3 碳交易政策试点中的政企互动 |
| 4.4 本章小结 |
| 5 碳交易政策试点效应评估 |
| 5.1 中国碳交易政策试点的环境效应与经济效应 |
| 5.1.1 典型事实分析 |
| 5.1.2 研究设计与计量模型 |
| 5.1.3 数据来源与相关处理 |
| 5.1.4 实证结果与分析 |
| 5.2 机制分析 |
| 5.3 本章小结 |
| 6 国际碳交易市场的政策及启示 |
| 6.1 国际碳交易市场政策实施 |
| 6.1.1 国家间碳市场的实施(EU ETS) |
| 6.1.2 单一国家碳交易市场的政策实施 |
| 6.1.3 地区性碳交易市场的政策实施 |
| 6.2 国际碳交易市场政策实施效果 |
| 6.2.1 欧盟碳排放交易政策实施效果 |
| 6.2.2 日本碳排放交易政策实施效果 |
| 6.2.3 美国区域碳排放交易政策实施效果(RGGI) |
| 6.3 国外碳交易市场政策实施比较及对中国的启示 |
| 6.3.1 国外碳交易市场政策实施比较 |
| 6.3.2 国际碳交易市场政策对中国碳市场政策试点的启示 |
| 6.4 本章小结 |
| 7 中国碳交易政策试点问题及改进建议 |
| 7.1 中国碳交易政策试点存在的问题 |
| 7.1.1 顶层设计有待加强 |
| 7.1.2 碳市场基础能力建设有待完善 |
| 7.1.3 碳市场运行中的市场失灵 |
| 7.2 碳交易政策改进建议 |
| 7.2.1 加快建立完善全国碳市场制度体系 |
| 7.2.2 健全碳市场政府干预机制 |
| 7.2.3 处理好能源市场改革和全国碳交易市场政策试点推广的关系 |
| 7.2.4 适度引导金融机构开发碳金融产品 |
| 7.2.5 完善配额分配机制 |
| 7.2.6 优化市场化交易规则 |
| 7.3 本章小结 |
| 8 结论与展望 |
| 8.1 全文研究结论 |
| 8.2 研究展望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致谢 |
（5）中国绿色能源产业发展研究 ——基于企业、民众和宏观三个层面的实证分析（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1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及意义 |
| 1.1.1 研究背景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研究内容与框架 |
| 1.2.1 研究内容 |
| 1.2.2 研究框架 |
| 1.3 研究方法 |
| 1.4 论文创新与不足 |
| 1.4.1 主要创新点 |
| 1.4.2 不足之处 |
| 2 理论基础与文献综述 |
| 2.1 概念界定 |
| 2.1.1 绿色能源 |
| 2.1.2 产业政策 |
| 2.1.3 绿色能源与产业政策 |
| 2.2 理论基础 |
| 2.2.1 可持续发展理论 |
| 2.2.2 市场失灵理论 |
| 2.2.3 产业组织理论 |
| 2.2.4 产业规制理论 |
| 2.3 国内外相关文献综述 |
| 2.3.1 绿色能源产业发展研究综述 |
| 2.3.2 绿色能源企业发展的影响因素 |
| 2.3.3 民众对绿色能源支付意愿的研究 |
| 2.3.4 绿色能源消费与宏观经济增长关系研究综述 |
| 2.4 本章小结 |
| 3 中国绿色能源产业发展现状 |
| 3.1 中国绿色能源产业发展历程和现状 |
| 3.1.1 中国水能发电产业 |
| 3.1.2 中国核电产业 |
| 3.1.3 中国风电产业 |
| 3.1.4 中国光伏发电产业 |
| 3.2 中国绿色能源产业政策梳理 |
| 3.3 中国绿色能源产业政策分析 |
| 3.3.1 财政政策 |
| 3.3.2 税收优惠政策 |
| 3.3.3 电价补贴政策 |
| 3.4 中国绿色能源产业政策特征 |
| 3.5 本章小结 |
| 4 国外绿色能源产业发展借鉴 |
| 4.1 美国 |
| 4.1.1 美国绿色能源发展现状 |
| 4.1.2 美国发展绿色能源产业的相关政策 |
| 4.2 日本 |
| 4.2.1 日本绿色能源发展现状 |
| 4.2.2 日本发展绿色能源产业的相关政策 |
| 4.3 德国 |
| 4.3.1 德国绿色能源发展现状 |
| 4.3.2 德国发展绿色能源产业的相关政策 |
| 4.4 国外绿色能源产业发展对我们的启示 |
| 4.4.1 加强立法工作 |
| 4.4.2 重点运用税收优惠政策 |
| 4.4.3 加大技术研发力度 |
| 4.4.4 有效的财政补贴政策 |
| 4.5 本章小结 |
| 5 绿色能源产业成长动力机制与路径 |
| 5.1 相关概念 |
| 5.1.1 动力机制 |
| 5.1.2 绿色能源产业发展的动力机制 |
| 5.2 绿色能源产业成长与成长动力分析 |
| 5.2.1 产业成长与成长动力 |
| 5.2.2 产业生命周期理论 |
| 5.3 绿色能源产业成长的动力因素 |
| 5.3.1 绿色能源产业成长的内部动力 |
| 5.3.2 绿色能源产业成长的外部动力 |
| 5.4 绿色能源产业成长路径 |
| 5.4.1 政府政策的传递过程 |
| 5.4.2 政府导向绿色能源产业成长路径 |
| 5.4.3 市场导向绿色能源产业成长路径 |
| 5.4.4 政府导向与市场导向的协调 |
| 5.5 本章小结 |
| 6 中国绿色能源产业发展研究—基于企业层面 |
| 6.1 绿色能源企业成长分析框架 |
| 6.2 模型与数据 |
| 6.2.1 面板数据模型 |
| 6.2.2 变量定义 |
| 6.2.3 数据来源 |
| 6.3 实证结果分析 |
| 6.3.1 实证结果 |
| 6.3.2 结果分析 |
| 6.3.3 基于实证结果的评价 |
| 6.4 异质性分析 |
| 6.5 本章小结 |
| 7 中国绿色能源产业发展研究—基于民众层面 |
| 7.1 相关研究回顾 |
| 7.1.1 国外研究 |
| 7.1.2 国内研究 |
| 7.2 调查问卷设计、内容及框架 |
| 7.3 调查问卷基本问题数据整理与分析 |
| 7.4 问卷调查结果分析 |
| 7.4.1 基本情况 |
| 7.4.2 调查问题 |
| 7.5 中国民众对可再生能源态度影响因素实证研究 |
| 7.5.1 理论基础和假说 |
| 7.5.2 数据及变量描述 |
| 7.5.3 中国民众绿色能源态度影响因素分析 |
| 7.6 本章小结 |
| 8 中国绿色能源消费与经济增长关系预测 |
| 8.1 理论基础 |
| 8.1.1 经济增长理论 |
| 8.1.2 增长极限理论 |
| 8.1.3 峰值理论 |
| 8.1.4 环境库兹涅茨曲线理论 |
| 8.2 文献研究 |
| 8.3 绿色能源消费与经济增长库兹涅茨曲线的测定 |
| 8.3.1 指标的选取 |
| 8.3.2 模型的选择 |
| 8.3.3 实证分析 |
| 8.3.4 研究结论 |
| 8.4 绿色能源消费与经济增长等多因素长期均衡分析 |
| 8.4.1 数据来源及变量描述 |
| 8.4.2 模型分析 |
| 8.4.3 研究结论 |
| 8.5 本章小结 |
| 9 结论与政策建议 |
| 9.1 结论 |
| 9.2 政策建议 |
| 9.2.1 完善绿色能源产业财税政策 |
| 9.2.2 改进绿色能源定价制度 |
| 9.2.3 加强绿色能源产业研发 |
| 9.2.4 强化政府与民众之间的联系 |
| 9.3 本章小结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致谢 |
| 博士在读期间科研成果目录 |
（6）《万国公报》的美国报道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导论 |
| 第一章 《万国公报》的“大美国事”栏目 |
| 第一节 《万国公报》的栏目 |
| 一、《万国公报》概览 |
| 二、《万国公报》的栏目构成 |
| 第二节 “大美国事”栏目变迁及类别 |
| 一、“大美国事”栏目变迁 |
| 二、“大美国事”栏目的报道类别 |
| 第三节 “美国报道”在各国报道中的位置 |
| 小结 |
| 第二章 “大美国事”的基本量化分析 |
| 第一节 “美国报道”内容的类别分析 |
| 一、外交类报道 |
| 二、经济类报道 |
| 三、国内政治类报道 |
| 四、灾害类报道 |
| 第二节 “美国报道”信息数量的变化与信息重点的变动 |
| 一、“美国报道”信息数量的变化 |
| 二、“美国报道”信息重点的变动 |
| 小结 |
| 第三章 “美国报道”中的政治经济报道 |
| 第一节 选举与总统制内容的报道 |
| 一、《万国公报》与总统选举 |
| 二、中国人对美国政体认识的演变 |
| 第二节 美国政治局势变化 |
| 一、抚与剿:对印第安人的政策变迁 |
| 二、开放或保守:美国移民政策的变化 |
| 第三节 美国经济问题的报道 |
| 一、美国农业对经济发展的促进 |
| 二、通商贸易的报道 |
| 第四节 美国矿冶的发展 |
| 一、对美国矿冶发展基本状况的报道 |
| 二、对美国西部矿业开发影响的描述 |
| 小结 |
| 第四章 美国报道中的科技生活报道 |
| 第一节 工业化的发展 |
| 一、交通设施的建设 |
| 二、生活设施的进步 |
| 第二节 科学技术的状况 |
| 一、科学技术对科学考察的促进 |
| 二、美国科技发展的原因 |
| 小结 |
| 第五章 “美国报道”中的国际交往报道 |
| 第一节 对华外交的报道 |
| 一、有关在美华工问题的报道 |
| 二、有关留美学生的报道 |
| 第二节 对英外交的报道内容 |
| 一、美国以独立国家的姿态与英国进行的外交 |
| 二、学习与超越:英美外交间的博弈 |
| 第三节 对俄外交的报道内容 |
| 一、火油贸易 |
| 二、俄土战争 |
| 三、日俄战争 |
| 小结 |
| 第六章 “美国报道”与美国形象的塑造 |
| 第一节 对天朝上国的否定 |
| 第二节 新观念的输入:美国形象构造 |
| 一、文明形象的构建 |
| 二、大国形象的构建 |
| 三、对美国的再认识 |
| 小结 |
| 第七章 “美国报道”与中美关系演变 |
| 第一节 中美关系对“美国报道”的影响 |
| 一、近代中美两国关系脉络 |
| 二、中美关系与“美国报道” |
| 第二节 中美关系变化前后“美国报道”的趋势对比 |
| 小结 |
| 第八章 “美国报道”对中国社会的影响 |
| 第一节 西方价值观念的传输员 |
| 一、时空观与义利观的转变 |
| 二、教育观念的改变 |
| 三、西方医学来袭 |
| 第二节 中国社会风俗变化的促进者 |
| 第三节 近代中国变法维新思想的启蒙人 |
| 一、变法思想的重要来源 |
| 二、对中国政治体制变革的影响 |
| 第四节 中国近代工业发展的助推剂 |
| 一、中国与博览会 |
| 二、工商业的发展 |
| 小结 |
| 结语:《万国公报》之“美国报道”的认识与评价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在读期间发表学术论文 |
| 致谢 |
（7）上海近现代商标设计发展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课题来源 |
| 二、研究的目的和意义 |
| 三、国内外研究概况 |
| 四、主要研究内容 |
| 五、主要研究方法 |
| 六、主要创新观点 |
| 第一章 历史语境的形成 |
| 1.1 古代商标形式的萌发与变迁 |
| 1.2 近代上海商标的缘起 |
| 1.3 “得风气之先”的发展 |
| 1.3.1 地理经济的优势 |
| 1.3.2 在殖民文化影响之下 |
| 1.3.3 商标职能的拓展 |
| 第二章 商业形态的反映 |
| 2.1 内外交织的双重影响 |
| 2.1.1 商标意识的“凸显” |
| 2.1.2 新兴行业的“诞生” |
| 2.1.3 民族资本的“崛起” |
| 2.2 国货商标在民族意识的矛盾中前行 |
| 2.2.1 转型与发展中的国货商品 |
| 2.2.2 商标名称中的文化归属 |
| 2.2.3 视觉趋同中的多元杂糅 |
| 附录 |
| 第三章 图形观念的照应 |
| 3.1 商标内涵的充实与完善 |
| 3.1.1 基于市场的产品观念 |
| 3.1.2 基于西方商业模式的营销观念 |
| 3.2 商标外延的丰富与延展 |
| 3.2.1 体制完善中的商标观念 |
| 3.2.2 传播需求下的设计风格 |
| 3.3 商标形态背后的文化条件 |
| 3.3.1 对新事物的好奇与追求 |
| 3.3.2 对新生活的向往与热情 |
| 附录 |
| 第四章 语言形式的流变 |
| 4.1 字体语言的商业传达 |
| 4.2 大众风尚的民俗写照 |
| 4.3 同音替代的本土联想 |
| 4.4 图文并存的设计表现 |
| 4.4.1 以传统图形作为再生主体的图案学 |
| 4.4.2 以商标作为社会交流工具的符号学 |
| 4.4.3 以商业模式带动广告发展的传播学 |
| 附录 |
| 第五章 视觉符号的化境 |
| 5.1 海上文化的传承 |
| 5.2 时代节奏的转变 |
| 5.3 适应需求的出新 |
| 5.3.1 产品与技术的更新对生活的促进 |
| 5.3.2 市场与生活的需求对技术的推动 |
| 5.4 观念创新的境界 |
| 5.4.1 品牌观念的视觉创新 |
| 5.4.2 生动多样的视觉体系 |
| 附录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作者在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公开发表的论文和作品 |
| 作者在攻读博士学位期间所参与的项目 |
| 致谢 |
（8）设计奖项在创新型社会的意义 ——以德国IF、日本优良设计、中国红星奖为例（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导论 |
| 第一节 选题背景与必要性 |
| 第二节 选题的意义 |
| 一、强国——制定国家设计产业发展战略 |
| 二、创新——知识创新、制度创新促进社会现代化 |
| 三、责任——普世设计教育与创新人才培养 |
| 第三节 研究现状 |
| 一、国外设计奖项研究现状 |
| 二、国内设计奖项研究现状 |
| 第四节 研究方法 |
| 一、问题与方法 |
| 二、特色与创新 |
| (一)学术理论的创新性贡献 |
| (二)实际价值的创新性贡献 |
| (三)社会普及教育的创新性贡献 |
| 第五节 基本结构 |
| 第一章 国际设计奖项概述 |
| 第一节 奖项的意涵 |
| 第二节 二十世纪中期设计价值对设计奖项建立的影响 |
| 一、德意志制造联盟对设计奖项建立的影响 |
| 二、现代主义与机械美学对设计奖项建立的影响 |
| 三、美国经济大萧条时期工业设计对设计奖项建立的影响 |
| 四、“优良设计”观念复兴的设计因素对奖项建立的影响 |
| 第二章 设计奖项的产生背景及构成要素 |
| 第一节 国际设计发展趋势 |
| 一、国家层面发展措施对设计奖项的影响因素 |
| (一)制定国家级设计振兴政策 |
| (二)设计政府管理机构的设立 |
| (三)设计公共设施的建设 |
| (四)设计教育体系的完善 |
| (五)设计产业的学术研究 |
| 二、行业发展趋势对设计奖项的影响因素 |
| 三、从业机构发展趋势对设计奖项的影响 |
| 第二节 设计奖项评奖机制与基本构成要素 |
| 一、设计奖项的评奖机制 |
| 二、设计奖项机制的基本构成要素 |
| 第三章 国际奖项对比分析研究 |
| 第一节 国际设计奖项综述 |
| 第二节 三大代表性设计奖项的重要性与作用比较分析 |
| 一、德国IF、日本G-mark、中国红星奖的产生背景比较 |
| 二、德国IF、日本G-mark、中国红星奖的奖项结构比较 |
| 三、德国IF、日本G-mark、中国红星奖奖项机制与流程比较 |
| 四、德国IF、日本G-mark、中国红星奖评委与获奖者比较 |
| 五、德国IF、日本G-mark、中国红星奖的完善与发展 |
| 六、德国IF、日本G-mark、中国红星奖的外延比较分析 |
| 第四章 设计奖项设立与企业的关联 |
| 第一节 设计奖项对于企业的重要性 |
| 一、设计对于企业的重要性 |
| 二、设计奖项对于企业的重要性 |
| 第二节 设计奖项与国际企业发展的关联 |
| 一、德国瓷器制造商罗森塔尔(Rosenthal)与IF |
| 二、产品与服务供应商WMF与 IF |
| 三、电器生产商博朗(Braun)与IF |
| 四、技术和服务供应商博世(Bosch)与IF |
| 五、电器制造与系统服务西门子(Siemens)与IF |
| 第五章 设计奖项设立与社会的关联 |
| 第一节 奖项建立社会价值 |
| 第二节 三大代表性奖项与社会价值之间的关联 |
| 一、专业人才储备上的价值 |
| 二、国家经济发展与推动社会进步层面上的价值 |
| 三、普世的教育意义及人才储备作用 |
| 四、各奖项特点 |
| 第六章 设计奖项在国家创新体系中的实践推动作用 |
| 第一节 社会的现代化理论对设计奖项的影响 |
| 第二节 知识时代的科技、产业与设计奖项的必然联系 |
| 一、工业文明社会的科技发展与设计奖项的关系 |
| 二、创新型社会中知识特性与设计奖项的关系 |
| 三、设计奖项对科技发展的驱动 |
| (一)设计是技术和文化的桥梁 |
| (二)技术是需要被思想驱动的工具 |
| 四、知识经济下产业结构与设计奖项的关系 |
| 第三节 设计力创新 |
| 第四节 设计奖项的新发力与新内涵 |
| 一、设计奖项的批评价值 |
| 二、设计奖项加强设计的体验感 |
| 三、设计奖项可改变社会 |
| 第五节 设计奖项的价值测度 |
| 结论 |
| 第一节 设计奖项在创新型社会中的思考与启示 |
| 一、从红点2018 中国失信事件看设计奖项的公信力与价值导向 |
| 二、西方国家对设计奖项的重视与发展力度更加切实 |
| 三、设计奖项的设立数量大于质量 |
| 四、设计奖项仍应以推动本土设计与经济的发展为目标 |
| 五、设计奖项应正确的引导设计与社会科技之间的连接 |
| 六、设计奖项在设计人才储备与普及性教育的重要性 |
| 七、设计要创造新型的、却并不遥远的生活方式 |
| 第二节 设计奖项在创新型社会意义研究的重要创新点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攻读学位期间取得的学术成果 |
| 致谢 |
（9）俄罗斯东部地区开发的历史演变与现实选择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第一章 基本理论 |
| 第一节 地缘政治学的基本理论 |
| 第二节 地缘经济学的基本理论 |
| 第三节 区域经济学的基本理论 |
| 本章小结 |
| 第二章 俄国对东部地区的初步基础性开发 |
| 第一节 俄国占领及开发东部地区的动因 |
| 第二节 俄国对东部地区的移民开发 |
| 第三节 俄国对东部地区的农业及工业开发 |
| 第四节 俄国在东部地区修筑西伯利亚大铁路 |
| 第五节 对俄国开发东部地区的历史分析 |
|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苏联对东部地区的计划拓展性开发 |
| 第一节 苏联开发东部地区的动因 |
| 第二节 苏联对东部地区的工业开发 |
| 第三节 苏联对东部地区的农业开发 |
| 第四节 苏联对东部地区的移民和交通基础设施开发 |
| 第五节 对苏联开发东部地区的历史分析 |
|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俄罗斯对东部地区的战略选择性开发 |
| 第一节 俄罗斯开发东部地区的动因 |
| 第二节 俄罗斯东部地区发展战略规划分析 |
| 第三节 俄罗斯东部地区开发领导与协调专门机构分析 |
| 第四节 俄罗斯东部大开发战略规划的实施 |
| 第五节 对俄罗斯东部大开发的历史分析 |
|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俄罗斯东部地区开发中的国际合作 |
| 第一节 俄罗斯东部地区开展国际合作的动因 |
| 第二节 中俄区域经济合作的历程 |
| 第三节 中俄区域经济合作的新进展 |
| 第四节 中俄区域经济合作存在的问题及相应对策 |
| 第五节 俄罗斯东部地区与其他国家的经济合作 |
| 本章小结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成果 |
（10）日本对印度经济外交（1952-2017）（论文提纲范文）
| 内容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的目的和意义 |
| 二、研究现状 |
| 三、论文的结构 |
| 四、论文的研究方法 |
| 五、论文的创新和难点 |
| 第一章 日本对印度经济外交概述 |
| 第一节 日本对印度经济外交概念 |
| 一、日本方面关于经济外交概念的提出和探讨 |
| 二、中国学者的研究 |
| 三、定义“经济外交” |
| 四、定义“日本对印度经济外交” |
| 第二节 日本对印度经济外交概述 |
| 一、日印关系的分期 |
| 二、日印经济外交的分期和分类 |
| 三、日本对印度经济外交发展概述 |
| 小结 |
| 第二章 日本对印度政府开发援助 |
| 第一节 日本对印度政府开发援助有关概念 |
| 一、政府开发援助（ODA）的概念 |
| 二、日本政府开发援助的资金的来源 |
| 三、日本政府开发援助的实施形式 |
| 四、日本政府开发援助预算组成 |
| 五、日本政府开发援助的历史轨迹 |
| 第二节 日本对印度政府开发援助发展历程 |
| 一、起步期——1950年代至1990年 |
| 二、发展期——1991-1998年 |
| 三、低谷期——1998-1999年 |
| 四、2000年以后的政府开发援助 |
| 第三节 日本对印度政府开发援助有关机制分析 |
| 一、日本对印度政府开发援助计划制定机制分析 |
| 二、日本对印度政府开发援助实施过程中的协调机制 |
| 三、日本政府开发援助评价体系 |
| 第四节 21世纪日本对印度政府开发援助的特点 |
| 一、力度空前加强 |
| 二、与战略伙伴关系息息相关 |
| 三、注重建设高质量基础设施工程 |
| 四、成果显着 |
| 小结 |
| 第三章 日本对印度贸易 |
| 第一节 日本对印度贸易概述 |
| 一、日印贸易的“非对称相互依存关系” |
| 二、日本对印度贸易的整体情况 |
| 第二节 日印经济外交中的贸易外交 |
| 一、《日印和平条约》开启日印贸易 |
| 二、首脑外交增进日印贸易关系 |
| 三、互利互惠的贷款贸易 |
| 四、日印经济伙伴关系协定对贸易的规定和影响 |
| 五、日本对印度的贸易中的管理体制 |
| 第三节 评价日本对印度的贸易 |
| 一、受政治关系影响 |
| 二、贸易关系互补性强 |
| 三、贸易总量相对较小 |
| 四、贸易潜力大 |
| 小结 |
| 第四章 日印经济伙伴关系协定 |
| 第一节 日印经济伙伴关系协定谈判 |
| 一、日印经济伙伴关系协定谈判前的准备 |
| 二、经济伙伴关系协定实质性谈判模式 |
| 三、经济伙伴关系协定谈判达成的主要成果 |
| 四、日印推进经济伙伴关系协定谈判的动因分析 |
| 第二节 日印经济伙伴关系协定效果分析 |
| 一、日本企业对日印经济伙伴关系协定的利用 |
| 二、日印经济伙伴关系协定实施以后的日印经济关系 |
| 第三节 日印经济伙伴关系协定商业环境的改进机制 |
| 一、日印经济伙伴关系协定改进机制的组成部门 |
| 二、日印经济伙伴关系协定改进机制具体流程 |
| 小结 |
| 第五章 日本对印度直接投资 |
| 第一节 日本对印度直接投资概述 |
| 一、日本对外直接投资概述 |
| 二、日本对印度直接投资历程 |
| 第二节 日本企业在印度直接投资 |
| 一、日本企业在印度 |
| 二、近年日企在印度投资情况 |
| 第三节 影响日本对印度直接投资的因素 |
| 一、印度外资政策直接影响日本对印度的直接投资 |
| 二、两国政治关系是影响日本对印度直接投资的重要基础因素 |
| 三、印度的经济表现及其潜力 |
| 小结 |
| 第六章 日印首脑经济外交 |
| 第一节 日印首脑经济外交第一次高潮 |
| 一、独立后日本的外交政策 |
| 二、战后印度对印日关系的处理 |
| 三、1957年至1961年间的日印首脑经济外交 |
| 第二节 日印首脑经济外交的第二次高潮 |
| 一、1980年代的日印首脑外交 |
| 二、1990年代初的日印首脑外交 |
| 第三节 日印首脑经济外交的第三次高潮 |
| 一、森喜朗“破冰之旅” |
| 二、小泉时期日印关系逐步升温 |
| 三、安倍高度重视日印关系 |
| 第四节 日印首脑经济外交特点 |
| 一、日印首脑经济外交形式多样 |
| 二、首相(总理)互访经济外交频度不断增加 |
| 三、日印首脑经济外交达成的成果显着 |
| 四、日印首脑经济外交通常都会伴随政治关系的提升 |
| 小结 |
| 第七章 日本加强对印度经济外交动因分析 |
| 第一节 日本的大国战略及其重心转变 |
| 一、以“经济大国战略”为主线的时期 |
| 二、向“政治大国战略”转变 |
| 三、日本的安全战略 |
| 四、近年来日本军事力量的发展和军事动态 |
| 五、日本的大国战略下日本对印度的认识 |
| 第二节 服务日本国家安全战略 |
| 一、日本周边安全形势 |
| 二、日本《防卫计划大纲》中印度地位不断提升 |
| 三、日本《防卫计划大纲》中对中国的定位 |
| 四、日本《国家安全保障战略》中对印度和中国的认识 |
| 五、对日本安全战略的解读 |
| 六、日本ODA与安全保障政策 |
| 七、日本ODA大纲中印度的地位不断提升 |
| 八、安倍首相在安全上对印度的定位 |
| 九、不断深入的日印安全合作 |
| 第三节 发展经济动因 |
| 一、经济外交担当起了日印关系开路先锋的作用 |
| 二、借力经济外交日本开展对印度的贸易投资关系 |
| 三、印度经济的问题和潜力 |
| 四、2011年东日本大地震促使日本更加重视经济外交的作用 |
| 第四节 “价值观外交” |
| 一、日本的“价值观外交” |
| 二、“价值观外交”在日本外交政策中的体现 |
| 三、在和印度的交往中日本注意强调“共同价值” |
| 四、“价值观外交”实行以来日本对印度经济外交的加强 |
| 五、评价和总结 |
| 第五节 “入常”的需要 |
| 一、日本“入常”的缘起 |
| 二、日本“入常”之路 |
| 三、日本“入常”与日印双边外交 |
| 四、日本与印度在G4框架下的合作 |
| 五、“入常”合作期间日本加强了对印度的经济外交 |
| 第六节 制衡中国考虑 |
| 一、日本对华政府开发援助 |
| 二、当前日中间凸显的主要问题 |
| 三、中国崛起导致日本对华心态变化 |
| 四、中印之间存在的主要问题和经济政治关系 |
| 五、日本制衡中国采取的措施 |
| 第七节 地缘政治考量 |
| 一、地缘政治相关概念 |
| 二、日本和印度的地缘政治环境 |
| 三、地缘政治与日本对印度经济外交 |
| 小结 |
| 第八章 评价日本对印度的经济外交 |
| 第一节 日本对印度的经济外交特点分析 |
| 一、服务于日本国家战略的宏观特点 |
| 二、经济外交微观方面的特点 |
| 第二节 日印经济外交效果评价 |
| 一、与经济外交相关达成的条约等奠定了两国关系的基础 |
| 二、政府开发援助成效显着 |
| 三、贸易投资关系发展较快 |
| 小结 |
| 第九章 对日印中关系预测 |
| 第一节 对日印关系的展望 |
| 一、经济外交将继续在日印关系中处于核心地位 |
| 二、日印战略关系将会在经济外交的基础上继续加深 |
| 三、在应对中国崛起的问题上两国将进一步走近 |
| 第二节 对中印、中日关系的预测 |
| 一、对中印关系的预测 |
| 二、对中日关系的预测 |
| 第三节 中国的应对 |
| 一、加强经济外交 |
| 二、加强人文交流 |
| 三、积极管控分析 |
| 四、推进悬案解决 |
| 五、做好最坏的准备 |
| 小结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附件 |
四、日本特定种类家用电器再生利用法(日本国际贸易和工业部,1998年6月)（论文参考文献）
- [1]基于复杂网络方法的《哈萨克斯坦真理报》中国形象研究[D]. 黄锦南. 浙江大学, 2021(08)
- [2]冷战后蒙古国对外经济政策沿革及中蒙合作研究[D]. 黄佟拉嘎. 辽宁大学, 2021
- [3]战后日本战略性贸易政策研究[D]. 邵冰. 吉林大学, 2020(03)
- [4]政策试点视角下中国碳交易市场政策问题研究[D]. 董萌. 华中师范大学, 2020(02)
- [5]中国绿色能源产业发展研究 ——基于企业、民众和宏观三个层面的实证分析[D]. 张焱. 西南财经大学, 2020(02)
- [6]《万国公报》的美国报道研究[D]. 胡亚冰. 山东师范大学, 2020(10)
- [7]上海近现代商标设计发展研究[D]. 吴莹. 上海大学, 2019(02)
- [8]设计奖项在创新型社会的意义 ——以德国IF、日本优良设计、中国红星奖为例[D]. 庞观. 中国艺术研究院, 2019(01)
- [9]俄罗斯东部地区开发的历史演变与现实选择研究[D]. 刘珣. 黑龙江大学, 2018(12)
- [10]日本对印度经济外交（1952-2017）[D]. 赵海清. 外交学院, 2018(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