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纳入新型融资体系的钱庄（论文文献综述）
冯怡[1]（2021）在《虚拟货币洗钱风险及其控制研究》文中研究指明虚拟货币交易快捷方便、匿名性的特点被犯罪分子利用成为洗钱新手段。虚拟货币洗钱问题引起FATF及各国金融监管部门的高度关注。我国禁止虚拟货币境内发行和交易,但境内主体仍通过互联网参与境外虚拟货币交易,而现行反洗钱运行体系对虚拟货币洗钱风险的有效控制仍有待提升。应借鉴国际经验,加强顶层设计,尽快完善虚拟货币反洗钱制度,将虚拟货币纳入反洗钱监管;明确有关机构的反洗钱职责,督促其认真履行反洗钱义务,有效控制虚拟货币的洗钱风险。
雷文杰[2]（2021）在《非正规金融对农民创业的影响及其空间差异分析》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创业是推动社会经济增长和增加就业岗位的重要引擎,农民创业活动是整个社会创业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我国经济下行压力不断增大、农村剩余劳动力逐渐增多的情形下,农民创业是我国解决“三农”问题重要力量和潜力所在。金融作为现代经济发展的核心要素之一,对农村经济发展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但由于受到我国体制机制的制约,金融市场发展起步晚,金融体系建设尚不完善,导致正规金融在农村供给严重不足。而基于人缘、地缘和血缘关系内生于农村经济社会发展的非正规金融体现出自身特有的优势,在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时代大背景下,探究非正规金融对农民创业的影响及其空间差异问题具有较强的现实意义。本文首先对非正规金融、农民创业、空间差异的概念进行界定,借鉴信息不对称理论、交易成本理论、金融抑制理论相关论点,并分析了非正规金融对农民创业的影响机理,为后文研究奠定理论基础。然后,基于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2018年数据,对我国非正规金融发展现状和农民创业相关情况及各地区间的差异展开分析,认为农民创业体现出以下特征:一是农民创业积极性不高;二是创业农民金融意识不强,主要依靠自有资金;三是地区间农民创业差异大,东部地区领跑全国;四是企业经营规模较小,盈利能力有限。再者,在理论研究和现状分析基础上,进一步通过实证检验非正规金融对农民创业的影响,得出以下研究结论:第一,非正规金融对农民创业影响效果显着。从全国范围来看,非正规金融对农民创业决策、经营规模、盈利状况三个方面均有显着影响,且系数为正,即表现为促进作用;第二,在东、西部地区,非正规金融在1%的显着性水平对创业决策、经营规模、盈利状况均有显着的促进作用,且影响系数大于正规金融。在中部地区,非正规金融对农民创业影响并不显着,创业融资主要依靠正规金融;第三,从各区域情况来看,非正规金融对农民创业的影响在东、中、西部地区存在明显的空间差异,将三个区域进行对比分析发现,非正规金融在各地区发挥作用大小顺序为东部地区>西部地区>中部地区;第四,社会资本、家庭规模、家庭金融产品、外出打工经历等因素都对农民创业有着正向或负向显着影响,且在东、中、西部地区间的影响程度不尽相同。综合来看,在创业过程中,应充分考虑各方面影响因素,提高创业成功的概率和创业成效。最后,根据本文研究结论,提出从确定监管主体、制定监督机制等方面引导非正规金融健康规范发展,充分发挥非正规金融特有优势;因地制宜,促进地区间金融平衡发展;加快征信体系建设,降低市场交易成本;鼓励农民工返乡创业,加强农民技能培训,加大金融支农力度等多措并举促进农民创业。本文的主要贡献在于从理论分析和实证检验两方面论证了非正规金融对农民创业的影响,并从空间差异角度入手深入分析东、中、西部地区具体情况。在金融体系农村供给缺位的现实情况下,为规范非正规金融发展,更好发挥非正规金融的积极作用,提高金融支持农民创业效率建言献策,对促进农民创业,农民增收,推动农村经济发展,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戴丽[3]（2020）在《关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近代中国发展的成就问题研究》文中研究指明在以往的研究中,对于近代中国社会发生的巨变都是以无产阶级反帝反封建的“两个过程”作为基本出发点和基本理论框架的。20世纪50年代开始,西方开启了对近代中国真正意义上的研究,相继建立了“冲击-反应”、“传统-现代”、“中国中心论”等模式。改革开放以后,传统的革命史范式引发争议,片面的“西方中心论”和“中国中心论”遭到质疑,为适应当代中国改革发展需要的“现代化”研究范式日益兴起。立足于全面深化改革的重要历史节点,对近代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现代化研究依然存在巨大的潜力和价值。本文在前人已有的研究成果基础上,以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近代中国的发展作为研究对象,由点及面,选择以马克思主义生产方式理论作为统摄全文的框架,分别从技术条件（包括生产技术和劳动素质）与社会形式（包括资本组织形式、组织管理和资本积累）两个维度具体阐释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近代中国的发展状况,并从二者交互作用所形成的合力中厘清近代中国产生巨变的历史脉络,力求突破学界已有的点线研究。由表入里,围绕技术条件和社会形式之间的内在互动机制阐述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近代中国具有的直接进步作用及其产生的积极影响。从考察近代中国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发展的角度总结中国革命的经验和教训,力求避免将无产阶级革命的经验和思想单纯政治化、学术化。本文基本以1840年第一次鸦片战争作为论述起点,以1919年五四运动的爆发作为时间下限。首先,简要回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近代中国从孕育到创制再到曲折发展的历史进程。然后,分别就官营企业和民营企业的技术条件和社会形式发生的时代变迁和呈现的特点分析近代中国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发展状况。最后,指出近代中国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发展的主要原因是技术条件和社会形式在近代企业和社会生产中从早期的直接结合逐步向双向度互动演化。技术条件和社会形式共同组合成具有内在有机联系的动态结构,二者相互作用的逻辑进路表现为,一方面,技术引入促进产业工人诞生,技术传播壮大产业工人规模,技术递进推动产业工人联合;另一方面,资本组织形式引发技术应用,科学管理提高劳动生产效率,资本积累刺激技术创新。据此得出本文的主要研究结论和核心观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近代中国取得了一定发展且具有相对的进步性,直接促进了无产阶级队伍的诞生和壮大,在一定程度上奠定了现代中国战胜封建生产方式的社会生产力条件。在特定的社会经济条件下,近代中国并存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发展与不发展两种状态,一方面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不断发展壮大,另一方面则是传统生产方式广泛存在。事实上,正是因为两种状态的并存,使得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发展处于特殊阶段,其发展的事实才容易被传统封建制下的社会矛盾所掩盖。正是因为两种状态的并存,使得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相较而言是一种历史进步,是应该被支持和肯定的新生事物。正是因为两种状态的并存,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发展才异常缓慢和艰难,才需要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充分发展清除封建残余。正是因为两种状态的并存,生产机械化程度较低,资本有机构成不高,急需要价格低廉的劳动力来代替机械化操作,才有了工人阶级高度的集中性。正是因为两种状态的并存,给劳动者带来经济上的严重剥削、漫长的劳动时间和残酷的政治压迫,才有了无产阶级彻底反抗意志的觉醒和顽强斗争实践觉悟的提高。正是因为两种状态的并存,近代中国的资产阶级才软弱无能,中国共产党才应当在新民主主义革命中发挥领导作用。正是因为两种状态的并存,近代中国资本主义才会不断走向反动对立面,科学社会主义才会进一步直抵人心。以工业化和商品化为标志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长期存在和持续影响是中国的现实,变革传统意义上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是当代中国社会变革与经济现代化的历史性课题。本文以历史缘由为起点,科学总结中国现代化思潮的历史经验,形成对当代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历史镜鉴,理性审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与其他市场经济模式之间的异同,深化对当代中国经济发展的规律性认知。在此基础上,提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前进方向,应当毫不动摇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深入理解新发展理念,坚持以人民为中心,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增进人民福祉,坚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保护生态环境,推进绿色发展。加强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同时不断释放市场配置资源的活力,推动市场经济模式迈入新的层次和高度,进而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高效率和高质量发展。
马津润[4]（2020）在《共享金融的伦理反思》文中研究表明与传统金融不同,共享金融的内涵要从经济与伦理两种维度去理解。从经济层面看,全球金融资源一直处于稀缺的状况,而共享金融以所有权让渡的方式,使得民众可以通过低门槛的方式参与到金融活动中,进一步促进了金融资源的合理有效配置。从经济效率的意义讲,在共享金融模式下,处于闲置的资源所有者通过有偿让渡资金的使用权,获得了利息收入的同时,资金使用者也通过他人的限制金融资源获得了收益,大大提升了经济效率。从伦理层面看,共享金融提升了人们生活自由度,促进了金融大众化目标的实现,促进了金融领域中公平正义目标的实现。卢德之先生认为社会共享的本质是多数人原则与社会公平,决定因素则来自一定的社会目的和制度。而在《共享金融—金融新形态》一书中,对于共享金融是这样理解的:共享金融就是通过信息与网络时代的金融技术与制度创新,构建以资源、要素、功能、利益共享为特征的金融发展模式努力实现金融资源更加有效、公平的配置,从而在促使现代金融均衡发展和彰显金融消费者主权的同时,更好地服务于经济社会的创新、协调、绿色、开发、共享型发展。共享金融的发展具有深刻的实践意义与伦理意义。从实践上看,目前中国互联网发展水平和规模效应明显,依靠互联网技术的发展,中国已经开始进入共享金融的蓬勃发展时期。共享经济催生的共享金融模式正在改变现有的和传统的金融模式。新的金融生态系统已经开始形成。包括增加和提升传统金融机构的共享服务业务,建立新的共享金融平台和机构。与以往以大客户、高资本群体为服务主体的金融机构不同,共享金融服务的主要对象是广泛的消费群体。一般来说,由于缺乏金融资源、缺乏金融知识、信息不对称等原因,普通消费者无法安全、便捷地参与金融活动。共享金融通过大数据、云计算、互联网等技术降低了金融参与门槛,让普通消费者轻松享受共享金融服务,也为解决中小企业融资难问题提供了途径。从伦理上看,共享金融的发展不仅是金融与伦理原则融合创新的结果,更是基于伦理视角对金融异化问题的反思与回应。与传统金融不同,共享金融从诞生之初就有深刻的伦理基础。共享金融真正实现了金融活动内容与形式的共享性统一,无论是共享金融合约本身,还是共享金融活动所要达成的结果,都符合着共享性价值目标。共享金融的发展也是当下社会对经济正义原则呼唤的回应。在利益分配中,共享金融秉持着“利益共享”的理念,真正做到每一个参与金融活动的主体都能平等公正合法合理的享有自己应有的回报,这体现了经济正义中的分配正义。此外,共享金融的发展还促进了整个共享经济的正义发展,共享金融的出现加速了共享产业链的完善,在整个共享经济的大背景下,各式各样的共享平台开始出现,竞争在趋于合理化的同时也激发了人们对于公平的诉求。最后,共享金融的伦理性还体现在对经济金融活动的责权意识培养中。共享金融淡化了以往金融活动“嫌贫爱富”的特性,强化了每一个金融活动参与者的责权意识,每个人既是金融活动权利的享有者,同时也是责任的承担者。然而,共享金融依旧是金融的一种现代理性形式的显现,其金融理性中利己秉性与资本专属性的实质并没有发生改变。虽然我国出台了多项政策和法律法规对共享金融的发展予以归正,但是单纯依靠外部性的法律措施很难从根本上解决隐藏在共享金融内部的资本垄断性和独断性问题。同时,共享金融的发展主要依托于传统的金融体系,在发展过程中,不可避免的出现一系列伦理悖论问题,如目标悖论、公正悖论和权利悖论。受金融资本的侵略性和垄断性的影响,共享金融的发展与最初的目标发生偏离,真正的共享性并没有得到很好地实现。因此,我们必须以辩证头脑来看待当下共享金融的发展,通过马克思对资本的批判中得到启示,深挖造成共享金融与目标发生偏离的金融资本独断性本质,通过对信用异化与虚拟经济异化的发现,认识造成共享金融一系列悖论的深刻根源。要想从根本上解决这些悖论问题,在加强法律监管的同时,必须对共享金融的发展予以深刻的伦理反思与哲学追问。对于共享金融的伦理反思,不仅要从伦理视角对共享金融发展所产生的一系列伦理悖论进行认知,更要从实践方面解决这一发展问题。在中国,共享金融发展有着深刻的传统伦理精神支撑和制度优势。从传统的儒家“义利统一”文化价值观到现今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共同发展的制度,从古代钱庄票号金融体系的建立到中国现代金融体系的完善,都为共享金融的发展提供了广阔的空间。面对共享金融发展所产生的一系列伦理悖论问题,不仅要从共享金融存在的正当性进行追问,更要从制度、政策、伦理和哲学视角中予以回答。作为人类在金融领域追求自由意志的结果,共享金融的发展首先要做到政策的道德哲学回归,即发展共享金融,要维护金融政策制定的基本道德观——正确财富观和利益观,客观公正、公平和诚信的行为准则,富有社会责权的社会制度以及利他主义和利己主义相统一的道德理性等等。其次,以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为导向,坚决杜绝资本主义“自利”“自私”价值观的盛行,防止共享金融出现“脱实向虚”走向。正确看待资本增殖本质,在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的导引下,使金融资本增殖导向金融的共享服务。最后,对共享金融伦理情操进行呼唤,做到共享金融工具向度与人本向度的统一,把握共享金融发展的平衡性,兼顾实体与虚拟经济的发展,将共享金融的发展与我国经济发展普惠大众的理念融合在一起。
况昕[5]（2019）在《钱与盐 ——清代自贡盐井凿办的金融模式研究》文中指出研究金融史,学习和借鉴历史经验将有助于我们深入理解金融在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中的作用、理解金融对社会经济发展巨大的推动作用和影响力。明清以来的闭关锁国政策,让我国与同时期发达国家的经济渐行渐远,1840年鸦片战争爆发,国门被武力打开,国人痛定思痛逐步将眼光投向国外,向西方发达国家学习。这种变化在经济方面表现为:一方面是西方的经济理论、管理制度、管理方法等被逐渐引入中国,其中包括金融理论、金融制度、金融工具等;另一方面则是很多传统的理念和做法被逐渐抛弃,甚至于传统文化中一些有益的部分也被搁置、否定。新中国成立以来,经过70年的发展,特别是经过40年的改革开放,取得了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中国经济已跃居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综合国力显着增强。2017年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明确提出,我们要建立文化自信,要弘扬中华民族的传统文明。这不仅从文化自信的精神层面而且从经济发展的现实需求都要求我们全面正确认识历史,重新审视历史中的事件和经济活动,以期有助于形成中华民族新时代文化自信,并为当前社会经济发展提供指导和参考借鉴。正是基于这样的背景与初衷,本论文专注研究清代（1636-1912）西南地区自贡盐业经济中的金融问题,重点研究在农耕经济中自贡盐井凿办这种资本密集型行业中蕴含的金融因素、金融关系,以及这些金融因素、金融关系是如何构建具有自贡盐业特色的金融模式并推动自贡盐业经济发展的。本文以自贡盐业开凿井契约为样本,分析提炼了由地主、客人、承首人、作节、押头银所构建的以股权融资为典型特征的金融模式,深度剖析了该金融模式中各金融要素所扮演的金融角色及其作用关系。本研究将自贡盐井凿办的金融模式定义为:在自贡盐业盐井凿办中,由金融参与主体地主、客人、承首人,运用作节、押头银两大金融工具,构建的以筹集盐井凿办资金为目的、以股权融资为手段的金融模式。在该金融模式中,地主、客人、承首人是金融主体,地主以土地入股实现了土地资本化,客人以货币资金入股推动了盐井凿办见功,承首人是金融中介;筹集盐井凿办资金是目的;作节是股权融资（增资扩股）重要金融工具,它实现了资金接力和风险控制,是实现融资目的的手段;押头银是一种金融工具,是地主与客人利益的平衡器。自贡盐业这种特殊的金融模式,成功解决了盐井开凿中资金的需求,推动了自贡盐业经济的发展,有力驳斥了那些认为在农耕经济中没有现代金融元素、现代金融思维,金融一直缺位的观点,证明了我国农耕经济中金融并未缺位。在此基础上进而提出了自贡盐业金融模式对当前社会经济发展、金融发展的启示。对自贡盐业经济发展相关内容的前期研究主要集中在历史学、法学等方面,重点围绕自贡盐业的历史地位、盐业契约法律关系等内容展开。这些研究为后续研究提供了重要的参考价值,但是综合来看尚存在以下三大问题:第一,对于自贡盐业经济发展的研究各学科都有涉及,其中部分学者围绕盐井契约运用政治经济学理论研究了股权属性,少量文献定性探讨了契约所体现出来的经济金融问题,但从金融学角度运用现代金融理论和方法来研究自贡盐业经济发展问题的却鲜少有之,且研究深度都有待深入。现存与金融相关的研究依然是依附于历史研究之下,倾向于在历史解读中穿插金融理论,而不是利用契约档案研究金融问题,以及研究金融是如何推动自贡盐业经济发展的,因此缺乏独立的金融学视野。第二,前期自贡盐业与金融相关问题的研究,完成时间都比较早,多成稿于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主要局限于股权的属性比较研究,研究视角比较狭窄,并未重视自贡盐业开凿中蕴含的金融因素及所体现出来的现代金融思想,尚未认识到自贡盐井开凿所采用的具有现代意义的金融模式的存在,更不用说对这种金融模式进行学术界定、经济解释及其产生的经济效果分析。第三,前期研究方法多以定性研究为主,强调对于属性、功能、关系的分析,缺少定量研究,更不用说建立金融计量模型、通过对凿井契约中相关指标的量化深入分析金融模式中关键金融因素对于股权关系的影响。本论文一共分为九章,采用总分结构。首先,本文基于对自贡盐业契约的金融解读和量化,研究了自贡盐业盐井凿办中的金融问题:一方面,通过对凿井契约中关键金融因素的解读,分析提炼出了自贡盐业开凿井特有的金融模式,并以此说明在中国传统的农耕经济中金融并没有缺位;另一方面,重点分析了自贡盐业经济中存在的主要金融因素、金融关系,阐述了各金融因素在金融模式中所扮演的角色,量化分析了金融因素对股权关系的影响,并提出各金融因素对发展现代金融的启示。盐业在我国手工业发展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自贡因“自流井”和“贡井”而得名,自贡盐业经济在我国历史中的重要性可见一斑。清初恢复生产和太平天国时期的川盐济楚是自贡盐业经济发展的重要历史阶段,生产关系适应生产力成就了自贡盐业的鼎盛,而更确切地说,自贡盐业经济发展离不开科技进步、盐业政策、土地的资本化和资本的力量,其中资本起到了决定性作用,承首人将资本和土地二者结合共同决定了盐业经济中最初始的盐井开凿活动,并构建了自贡盐业经济特有的金融模式。在这种金融模式中,地主是资金的需求方,客人是资金的供给方,承首人是金融中介,融资关系从租佃演化为股份制,以股权融资为核心,股份以日份或锅口均等划分,地主通过土地入股,享有不出工本的地脉股份,客人通过资金入股,是凿井资金供给主体,享有工本股份,承首人通过提供资金和土地对接,协调监督各方关系等一系列金融中介服务,享有只出力不出工本的股份,承首人股份一般从地主股份中拨给。若凿办中资金不足,可采用作节,作节本质上是运用股权增资扩股融资,作节实现了资金接力和风险转移。押头银同时扮演了押金和租金双重功能,是地主和客人之间利益的平衡器。接下来,本文深入研究了自贡盐业中盐井开凿的金融模式,解释了其产生的深层次原因,并分析了其经济后果。本文从盐井开凿的自然因素和客观环境出发,运用现代金融的优序融资理论,论证了股权融资的合理性。同时,为了进一步验证观点,本文基于MM理论模型,将不确定性纳入并对模型进行了拓展,论证了信息不对称下的开凿井融资决策。当本地地主比外来客人拥有更多盐井投资收益信息时,股权是最优的融资决策。承首人的出现将有助于解决信息不对称问题。本文首次从信用理论、信息不对称、委托代理理论为承首人的出现提供了经济学解释。承首人可以帮助地主和客人降低委托代理成本,提高凿井效率,并通过享有少量股权而激励相容。为了进一步验证承首人的经济价值,本文构建了含有承首人的委托代理模型,求解最优股权合同收益最大化所构建的拉格朗日函数,可得努力水平的边际产出等于边际成本。承首人初期仅在开凿井过程中充当中间人和掮客,后来在盐井凿办过程中也兼负统筹协调和监督职能,这种角色的转变,实际上要求承首人为井盐生产提供更多的综合金融服务。这又与现代金融中介职能相似。为了考察承首人、押头银等金融因素对地主和客人股份占比的影响,本文以自贡盐业开凿井契约为样本,实证检验了承首人、押头银等金融因素对股权关系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客人股份占比较高且相对稳定;地主股份占比相对较低且易受到承首人、押头银等金融因素影响,在1%显着性水平上负相关,且与年代变量在1%显着性水平上也负相关,说明土地的重要性在逐渐下降,资金的重要性在逐渐上升。客人之间的股份还会受作节的影响。无论在坏状态下还是在好状态下,作节都可以实现地主、客人和承首人多方利益的最大化,因此作节被普遍使用。上节客人丢给下节客人的股份数量与凿井进度和顶价有关,作节主要采用伙内出让方式,最重要的是作节的融资机制规定上节只能运用股权进行增资扩股,且必须保留相应股份,不得将股份全部转让,这从而保证了作节融通的资金全部用于盐井凿办直至见功。作节这种机制安排对于现代风险投资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实际上,在自贡盐井凿办中,土地相对于资金的重要性在下降,但是土地的资本化始终贯穿其中,这对当前我国农村土地改革提供了重要的借鉴意义。综上,本文的主要贡献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首次从金融学角度,运用现代金融理论,分析提炼总结了自贡盐业盐井凿办的金融模式,指出并肯定了该金融模式对自贡盐业经济发展的巨大推动作用,并对此模式进行了经济学解释,否定了认为我国传统农耕经济中金融一直缺位的观点。在此基础上,重塑和再现了自贡盐井凿办的金融模式,并对地主、客人和承首人所扮演的金融角色进行了定位,从金融服务功能角度对承首人进行了重新界定,亦对作节和押头银这两种金融工具进行了分析和定性。同时,运用融资次序理论解释了自贡盐井凿办为何采用股权融资;首次采用信用理论、信息不对称、委托代理理论为承首人的产生提供了经济学解释。第二,首次运用合同理论,对金融模式中的重点内容进行了理论建构、求解和分析。主要表现为基于MM理论模型,将不确定性纳入并对模型进行了拓展,论证了信息不对称下股权是最优的融资决策;构建了含有承首人的委托代理模型,求解最优股权合同收益最大化函数,可得努力水平的边际产出等于边际成本,论证了承首人的经济价值;构建了含有资金接力的融资决策模型,求解发现,无论是好的还是坏的状态,客人、承首人和地主极易采取一致行动,即作节,使得他们持有股份预期收益最大化。第三,首次采用量化分析,构建金融计量模型,尝试开展金融模式中有关股权关系影响因素的实证分析,并得出重要的研究结论:客人股份占比较高且相对稳定;地主股份占比相对较低且易受到承首人、押头银等金融因素影响,在1%显着性水平上负相关,且与年代变量在1%显着性水平上也负相关,说明土地的重要性在逐渐下降,资金的重要性在逐渐上升。第四,首次将自贡盐井开凿的金融模式与现代金融模式相比较,重点强调作节和土地资本化对当前社会经济金融发展的启发。作节最核心的特点在于,上节并未丢出全部股份,而是保留少量股份待盐井见功时享有鸿息,借鉴作节的这种机制设计有助于降低现代风险投资的多轮融资风险。借鉴自贡盐业经济土地资本化经验将有助于解决我国当前农村土地改革问题,本文建议在明确农地所有权和使用权的基础上,鼓励农村专业大户、村干部发挥“承首人”职能,通过土地入股或租佃方式,集约化土地使用,提高农地的使用效率和价值,提高农民收入。翻阅自贡盐业契约,我们仿佛又回到了那个曾经辉煌热闹的盐井开凿年代。地主稳居家中,客人位居商会,承首人穿梭于地主和客人之间,为地主和客人通力合作穿针引线,又或精心协调监督盐井凿办过程的各方关系,并通过作节制度协调各方资金以使凿井不断。地主通过承首人实现其土地入股分红意图,客人通过承首人实现其资本入股分红意图,不同主体,不同地位,但为了追逐共同的利益,通过无形金融市场共同构建了自贡盐业凿办的金融模式。正是这一颇具地方特色的金融模式极大地推动了自贡盐业经济的发展、成就了自贡盐业经济的辉煌。笔者相信,本文的研究将有助于人们从金融角度更加深入地了解自贡盐业经济发展,了解自贡盐业经济中蕴含的金融因素、金融模式以及金融对于自贡盐业经济发展的巨大推动作用,同时也有助于人们透过自贡盐业盐井凿办金融模式看到民族先辈们光辉灿烂的金融智慧,从而增加中华民族的金融自信、文化自信。
刘磊[6]（2019）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的恐怖融资与反恐怖融资研究》文中提出经济全球化一方面为资源的有效配置创造了良好的条件,另一方面加速了恐怖主义在全球范围的蔓延。对于恐怖组织来说,资金是他们的生命线、是驱动力;没有资金支持,恐怖主义就将无法运作。国家有必要基于经济基础,切断恐怖组织资金流,阻断恐怖资金转移通道,以限制恐怖组织规模的扩大,并削弱其影响。本文立足马克思主义基本观点和立场,结合经济学的基础理论,对经济全球化背景下的恐怖融资从需求侧、供给侧以及流通转移渠道三个方面进行理论分析,并通过比较分析国际组织和部分发达国家反恐怖融资体系和具体做法,进而结合中国的具体情况,给出相关的政策建议。本文一方面完善了恐怖融资理论研究体系,丰富了反恐怖融资理论的研究成果,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另一方面从实践角度对国际反恐怖融资机制及我国反恐怖融资进行分析,对于我国完善反恐怖融资战略和机制,打击恐怖主义,从而维护我国家安全和国家利益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恐怖主义不仅在全球造成人员伤亡和恐慌,也给全球经济带来巨大损失。本文提出对恐怖主义这一政治性极强的课题进行经济学角度的思考。比如,采用成本收益分析方法,选择成本收益比最合适的恐怖袭击方式;采用“消费替代”理论分析恐怖袭击目标的变化;采用“社会收入”理论来分析恐怖组织和恐怖袭击长久存在的原因;尝试通过理性选择理论和委托代理模型,分析了恐怖组织的预算约束,即恐怖融资的规模对恐怖组织恐怖袭击行为的影响;还通过委托代理模型分析了恐怖组织领导人、恐怖融资委托人之间的博弈和策略选择,并提出政府可以通过秘密冻结涉恐资产、公开监视恐怖分子亲属以及发展经济等方式来提高对恐怖融资的打击力度。恐怖融资需求侧是恐怖组织的各项支出需要。恐怖组织与现代社会组织一样,需要资金作为其运营和发展的必要条件。运营一个恐怖组织,可以被看作是在运营一个特殊的公司,其追求的是将培训、意识形态宣传、武器装备等资源投入,通过恐怖组织自身的“生产”,将其转化为恐怖袭击、政治权利、影响政策等“增值产品”,并通过一系列运作程序,将“增值产品”“出售”给社会团体、宗教团体、特定种族团体等特定的“客户”。而维持这个特殊公司不仅需要发动恐怖活动所需的武器装备、交通工具、后勤保障等直接开销,还需要运营人力成本、宣传成本等间接成本。恐怖融资的供给侧是恐怖融资的主要来源,其供给水平决定了恐怖融资的规模,进而决定了恐怖组织的规模和实力。恐怖融资的供给可分为外部资助和自我融资两种类型,而外部资助包括国家资助和非国家资助,自我融资则包括贸易等合法收入和绑架、贩毒等非法收入,此外还有所谓“征税”的资金供给。恐怖融资不同的供给来源方式各有优劣,不同的恐怖组织通常会根据其历史背景、所处环境、组织形态、任务目标等因素,选择适合的一种或多种恐怖融资方式。不同时期的恐怖组织也会侧重于不同的恐怖融资方式,是一个动态变化的过程。恐怖融资的流通转移渠道是恐怖融资的供给侧和需求侧,即支出和收入之间进行流通转移和价值转换的通道,主要包括正规的金融系统、非正规的价值转移体系、基于贸易的价值转移途径,以及虚拟货币等新兴转移方式。随着互联网金融的高速发展,虚拟货币、网络支付、暗网交易等方式,已吸引了恐怖组织的目光,包括“伊斯兰国”在内的国际恐怖组织,也借助比特币、区块链等新兴技术和方式筹措和转移资金。对联合国、美国、英国、俄罗斯等组织和国家的反恐怖融资体系进行比较分析。联合国、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金融行动特别工作组、埃格蒙特金融情报组织等国际组织通过各种形式为国际反恐怖融资合作与交流做出了诸多努力。美国、英国、俄罗斯等发达国家根据国际公约,结合本国实际情况,建立了包括法律、行政法规和行业准则在内的相对完善的反恐怖融资法律体系,建立了多部门协调合作的执法体系,充分发挥各执法部门的专业性和积极性。“了解你的客户”“风险为本”“一致监管”和“持续性”是国际反恐怖融资工作坚持的普遍原则。虽然国际社会对打击恐怖融资有基本的共识,但是在全球反恐怖融资合作机制方面仍存在很多问题,通过猎鹿博弈的分析,证明了在国际社会中就打击恐怖融资进行政府间合作几乎不可能成功。我国社会大局总体稳定,但恐怖袭击威胁不断加大,反恐怖斗争形势严峻复杂。“东伊运”作为对我国影响最大的恐怖主义威胁,通过直接发动恐怖袭击活动、组织培训和转移恐怖分子、在境内募集恐怖活动资金等三个方式对我国安全造成危害。根据分析,我国面临的恐怖袭击风险和洗钱风险都较高,两者叠加后使得我国也面临着中等水平的恐怖融资威胁。我国的恐怖融资供给来源主要包括个人或企业资助、变卖个人财产、经商所得、向信教群众筹措等“合法渠道”以及抢劫、盗窃等违法犯罪收入。我国通过参与国际反恐怖融资标准制定,不断扩大我国在国际反恐怖融资中的话语权。通过构建包括刑事立法、行政法规、行业规范和要求在内的多层次、系统化、立体式的反恐怖融资法律体系,建立了多部门共同参与的反恐怖融资工作机制,并通过定向金融制裁、涉恐资金冻结等配套制度确保反恐怖融资各项措施落到实处。我国反恐怖融资实践中存在社会反恐怖融资意识淡薄、相关法律法规仍不够完善、政府机构组织体系与工作机制还不健全以及国际合作力度还比较薄弱等问题,但整体上从立法、情报质量、可疑交易监测有效性、资源配置、国际合作有效性等方面的评估显示我国反恐怖融资脆弱性处于中低水平。为我国反恐怖融资应从改善社会环境、完善相关法律法规、建立健全反恐怖融资组织体系和工作机制,以及扩大反恐怖融资领域的国际合作等方面进行改进和完善。另外,还要制定我国反恐怖融资战略,从国家战略层面去统筹部署反恐怖融资体制机制设计,进而推动我国反恐怖融资工作迈向新台阶。
袁磊[7]（2019）在《中国比特币渠道资本外逃问题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在过去的几年里,比特币的价格与成交量大幅上涨,从最初的几美分,到最高点近2万美元,最高年涨幅达到了骇人听闻的21.67倍,总市值最高达到3265.02亿美元。目前比特币的热度虽然在下降,但利用比特币进行违法活动的现象仍存,打击这类犯罪的形势依然严峻。资本外逃可能会寻求集匿名性、去中心化与监管困难于一身的数字货币,使比特币沦为“换汇的地下高速公路”（张瑜峡,2018）。比特币渠道资本外逃的规模有多大?本研究首次给出了答案:据估计,2017年9月监管风暴以前发生的资本外逃规模可能高于0.51万亿人民币,其中有确凿证据的也有65.85亿元人民币之多。尽管2017年9月监管风暴后,比特币在中国退出历史舞台,但比特币渠道资本外逃的隐忧仍存,其场外交易几乎处于监管失控状态,具备形成严重的短期国际资本异常流动的可能,且数字货币在一些国家实现合法化,得以不断创新,这对我国资本外逃的管控构成新的威胁。在这一背景下,系统地研究比特币渠道资本外逃问题,对抑制资本外逃、稳定金融秩序、化解金融风险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研究从以下几个方面展开:第一,从内涵界定、成因探究、渠道考察、估计方法、成本分析与监管测度几个维度,总结了资本外逃领域研究进展;从简要介绍、属性之争、原罪与乱象、监管政策几方面概括了比特币的发展与研究前沿;以比特币为视角的资本外逃与资本控制问题,是一个很少涉及的新领域,相关文献稀少,本文对这一领域的文献进行了详细的梳理;最后对上述的文献进行了简要的总结和针对性评述,指出了比特币视角下资本外逃与资本控制方面文献的不足,并结合本研究提出了有益的改进。第二,将比特币作为货币,引入到基于Schilling and Uhlig（2018）模型拓展的开放经济框架。既有文献未能将比特币引入开放经济,本研究进行了有益的尝试。基于这一模型,得到若干有意义的结论:一、比特币在国内外的购买力一致,这契合了比特币在国内外的无套利理论与一价定律;二、法币的资本控制会使国内比特币价格上升,这从贸易的角度阐述了资本控制程度与比特币溢价之间的关系;三、过度的比特币流出带来国内比特币价格上升和福利损失,这为资本外逃与比特币溢价之间的联系提供了理论解释。第三,将比特币作为商品,引入一个简洁的模型框架,利用该模型对811汇改期间的风险波动、比特币溢价突变与资本外逃涌动进行了系统描述。在理论模型领域,既有文献均将比特币作为货币引入,但将比特币作为商品引入模型,更符合我国监管政策对比特币的定义,本文进行了有益的探索:首先,构建境内外比特币的商品供求理论模型,引入套利交易和资本外逃,求解和刻画溢价水平、资本外逃量和套利交易量,借助模型,从监管因素、比特币市场因素、突发事件等角度对比特币溢价波动进行了解释,并列举了实例;其次,从汇率协同性、溢价跳跃性、报价一致性与境内溢价收敛性角度,证明了811汇改后比特币溢价的脉冲性增益特征;最后,借助上述理论模型,对811汇改、风险波动、资本外逃涌动与比特币溢价的脉冲性增益特征进行了机制分析。第四,对比特币渠道资本外逃的典型事实、经验证据与规模测算展开了研究。首先,梳理了比特币渠道资本外逃的典型事实,并分析了突发事件和监管政策两个角度自然实验下的资本外逃情况,以及对质疑的声音进行反驳;其次,从两方面提出了比特币渠道资本外逃行为存在的证据:一、在岸人民币、美元与比特币之间的跨境套利行为带动资本外逃;二、比特币渠道资本外逃比传统渠道成本更低且控制力更弱。这两方面的证据证实了比特币渠道资本外逃的存在性;最后,借助WalletExplorer的聚类和命名机制,使用Python软件爬虫抓取区块链账本记录的258.91万条（合计金额1090.42亿元人民币）交易数据,并从中找到有据可考的资本外逃交易为65.85亿元人民币,发现主要流向地区为美国和我国周边地区。考虑各种低估来源,估计比特币渠道的资本外逃规模在0.513.03万亿元人民币之间。第五,考察成本因素如何驱动了资本外逃转向比特币渠道。结果显示,绝对成本和相对成本优势均对资本外逃交易份额具有显着解释力,更低的资本外逃成本驱动了资本外逃转向比特币渠道。这一结论在支持了Cheung and Qian（2010）和Brada（2011）观点的同时,将证据延伸到了更为细致的每日频率数据层面。在控制了意外指数、恐慌指数、相对活跃度和全球关注度后结论依然成立。结论通过了使用矫正时间错配后的成本变量、包含异常值的全样本成本变量和滞后1期的成本变量的稳健性检验,回归结果也已控制了可能存在的内生性。第六,对2013年12月5日颁布的《关于防范比特币风险的通知》进行了政策评估,认为政策并未有效抑制比特币渠道资本外逃。首先,从资本外逃与套利交易范围定义、溢价的Wilcoxon符号秩检验、成交量的相关性考察等方面,对Ju et al.（2016）的研究进行了再探讨,指出其结论有待商榷;其次,在成本因素对资本外逃交易份额的回归中引入政策虚拟变量的水平项、政策虚拟变量与成本变量的交叉项,对政策有效性进行再评估,结论并不支持政策有效的论断;最后,Ju et al.（2016）研究发现政策颁布后溢价显着缩小,本文从比特币热潮孕育套利交易、比特币热潮与政策颁布的时间耦合性两个角度,解释了这一现象的原因。结论显示,《关于防范比特币风险的通知》并未有效抑制比特币渠道资本外逃,2013年底的比特币热潮孕育了成熟的套利交易,驱动了比特币溢价的显着减小,比特币溢价减小与政策的颁布在时间上接近,但两者并无直接联系。本研究可能的创新可以概括为以下五个方面:第一,本文可能是首篇涉足区块链账本交易数据,据此估计比特币渠道资本外逃规模,并将它与交易所价量数据建立联系的文献;第二,本文可能是首篇在实证研究中,将比特币数据与其他宏观经济变量相匹配,而没有对变量进行降频处理的文献;第三,本文可能是首篇将比特币引入开放经济框架理论模型的文献,也可能是首篇将比特币作为商品引入开放经济模型框架的文献;第四,本文可能是首篇系统研究比特币渠道与传统渠道资本外逃的成本差异、资本控制差异的文献,并可能是在比特币渠道资本外逃问题上首次关注非对称资本控制问题的研究;第五,本文在比特币渠道资本外逃这一鲜有学者涉足的领域,对若干问题进行了系统研究,丰富了这一领域的文献。针对比特币渠道资本外逃问题,和各类数字货币的乱象,本研究认为对数字货币的管控是必要的,建议从重视研究、强化监测、完善立法和深化合作四个方面开展工作,在数字货币市场上扎牢资本控制的篱笆,从而抑制资本外逃、稳定金融秩序、化解金融风险。
贺楚姝[8]（2019）在《湖北省江陵县农户融资问题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近年来,随着中国市场经济的高速发展,资本对于经济的支持和促进作用越来越重要和明显。我国是一个农业大国,农村经济是整个国家经济的基础,湖北省是我国的农业大省,江陵县亦是以农业为主要产业。江陵县近年来工业、旅游业发展迅速,但农村经济发展相对缓慢,其中重要的原因就是农村缺乏资金投入和农户融资困难。基于此,本文就江陵县农户融资情况和存在的问题展开调查分析。本文在广泛查阅农户融资相关文献的基础上,首先在宏观上对江陵县的经济情况和农户融资主要方式进行梳理,以此为基础,对江陵县农户的基本情况和融资情况进行调查研究。通过对湖北省江陵县农户进行问卷调查和入户采访,本文整理了江陵县被调查者的性别、年龄、受教育程度、家庭年收入和家庭收入来源等基本情况,以及被调查者的融资需求,融资失败的原因,成功融资的渠道、规模、成本、用途、还款期限等融资情况。通过搜集的信息和数据,总结江陵县农户融资的主要方式、农户对于融资的意见和看法,得出江陵县农户金融市场由于信息不对称、正规金融机构助农意愿低、农村金融机构外生性等原因,导致江陵县农户融资存在正规金融机构与农户间资金供需不平衡、民间金融机构不规范等问题。结合国内外农户融资的优秀经验,本文从正规金融机构、民间金融机构和政府部门的扶持三个方面提出缓解江陵县农户融资困难的建议,主要包括创新正规金融机构农户贷款业务、发展民间金融、创新农村抵押担保机制、建设农村征信体系和加强政府支持。
孙翔[9]（2019）在《清末三大金融危机的比较研究（1880-1915）》文中提出当今世界,金融危机频繁爆发,每次金融危机造成的经济成本和社会成本日益高昂。上世纪90年代日本爆发的“泡沫经济危机”中断了日本经济长期的高速增长,使其陷入长达二十余年的衰退之中。1997年“东南亚金融危机”的爆发血洗东南亚各国,使得泰国、马来西亚等国的经济实力遭受重创,政治也处于长期动荡之中。最近的2007年年底爆发的“美国次贷危机”更是祸及全球,危机10余年后的今天依然“余毒未清”。金融危机由来已久,最早的金融危机可以追溯到1619-1623年的“普鲁士铸币危机”和1636年荷兰的“郁金香泡沫”。其中“郁金香泡沫”不仅使着名的阿姆斯特丹交易所遭受沉重打击,也让荷兰的经济陷入混乱,加速了荷兰走向衰落的步伐。1880-1910年的清末中国也频繁爆发金融危机,这些金融危机导致当时的金融机构大量倒闭、金融市场动荡不安,其中尤以1883年金融危机、1897年金融危机和1910年金融危机为最。这三场金融危机不仅成因复杂、规模巨大,而且对实体经济和政府治理都造成了很大程度的冲击,深刻影响到中国近代化的历史进程,值得深入的研究思考。本文运用现代经济学的视角对1880-1915年间清末中国三次主要金融危机的时代背景、爆发原因、演化机制和后果影响进行了史料分析与数据分析,通过研究危机过程中金融市场、金融机构和金融监管者的兴衰得失,详细分析当时金融体系的脆弱性和市场紧缩流动性等问题,来尝试分析金融危机产生的根源。通过对危机演化机制、危机影响以及危机中中央银行最后贷款人机制等的分析,来试图理清缺失的中央银行最后贷款人机制、滞后的政府市场监管和摇摆不定的救市措施等对金融危机的影响机制。经研究发现,清末三场金融危机本质均为银行危机,银行危机由货币贬值和国际收支失衡等逐步引致。危机爆发的关键在于金融体系流动性的一再收缩,而流动性收缩是经常项贸易逆差、新设工矿企业吸纳资金、金融资产价格剧烈波动和中央银行最后贷款人角色缺失等几个核心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
张格[10]（2019）在《抗战时期重庆金融市场研究（1937-1945）》文中研究表明全面抗战爆发之后,国民政府被迫迁都,重庆遂成为抗战大后方政治、经济中心。太平洋战争爆发,上海被日军接管之后,重庆成为抗战大后方的金融中心。以此为基础,重庆金融市场成长为抗战大后方金融市场网络的核心,对抗战大后方的经济与金融影响极大,为国民政府坚持抗战以及抗战的最终胜利做出了贡献。目前学界对于战时重庆金融的研究成果很多,但对于战时重庆金融市场则仍缺乏系统的研究成果。因此本篇论文以重庆市档案馆未刊档案、已经出版的档案资料汇编、民国时期期刊与报纸、各地方志与文史资料为主要史料,以历史学的研究方法为基础,并结合经济学与金融学的研究方法,对战时重庆金融市场进行全面细致的研究,以求还原战时重庆金融市场的发展原貌,探索重庆金融市场的作用与特点,分析重庆金融市场与战时财政、经济与社会的关系。本篇论文的主要内容共分为五个章节进行论述,主要写作思路如下:文章首先解决1937-1945年重庆金融市场中各金融子市场的发展过程、发展原因以及发展结果等方面的问题。重庆开埠之后,随着商业贸易的繁荣、金融人才的涌现以及金融机构的增加,促使重庆金融市场开始发展。在全面抗战爆发之前,重庆金融市场呈现出明显的市场不完善、发展不健全且部分金融市场发展相对滞后的特点,货币市场、内汇市场、证券市场发展迅速,而黄金、保险与外汇市场相对滞后。全面抗战爆发之后,重庆金融市场在普遍的公债投机、公债价格骤跌以及全国金融市场动荡的影响下,最终爆发了公债风潮,而公债风潮又进一步引发重庆证券市场与利率市场的动荡。为平息公债风潮,国民政府遂开始在重庆金融市场中实施金融统制政策,受此影响,重庆货币市场、内汇市场、票据市场、证券市场与利率市场均完成了变革。而原来发展相对滞后的黄金、保险与外汇市场则因为战时需求的增多以及金融投机的刺激而得到极大发展。重庆金融市场通过国民政府的政策干预也逐渐适应了战时状态,该金融市场的相关业务进一步扩大,服务内容不断增多,金融市场体系更加完善和成熟。然后,文章通过论述重庆金融市场的发展,解决重庆金融市场在1937-1945年的地位变化问题。全面抗战时期重庆金融市场的发展十分迅速,地位空前提高,为近代以来之顶峰。全面抗战爆发之前,重庆金融市场的地位仅为区域性质的金融市场中心,其影响范围主要集中在我国西南地区,规模有限,影响范围较窄,与西南各地金融市场的联系也十分有限。全面抗战爆发之后,重庆金融市场开始快速发展,金融机构增加,资本额不断增长,金融市场规模继续扩大,与抗战大后方各地金融市场的联系显着提高。在此基础之上,重庆金融市场的影响范围突破了西南地区的限制,逐渐覆盖整个抗战大后方。太平洋战争爆发之后,抗战大后方金融市场网络逐渐形成,而重庆金融市场则成为抗战大后方金融市场网络的核心。再者,文章通过论述重庆金融市场在战时发展的过程与地位,分析该时期重庆金融市场与战时经济、战时财政与战时社会的相互关系,并指出1937-1945年重庆金融市场的重要作用。全面抗战时期重庆金融市场对于战时经济与金融的影响具有双重属性。重庆金融市场在不断发展和完善过程中,将自身的各种业务向抗战大后方各地金融市场中传播,推动各地金融市场的发展。同时,重庆金融市场为抗战大后方工、农、商业提供了重要的融资渠道,为战时国民经济的发展做出了贡献。而另一方面,重庆金融市场也对战时经济与金融造成了很大的破坏。从全面抗战爆发初期开始,重庆金融市场就一直出现层出不穷的金融风潮。而导致金融风潮频发的原因是金融市场中普遍存在的金融投机等违法行为,大量的金融投机不仅破坏了以重庆为核心的抗战大后方金融市场网络的秩序,同时也刺激了社会生产资本逐渐脱离实体经济,社会游资增多,导致重庆金融市场的混乱局面日益严重,难以控制。另外,重庆金融市场在全面抗战时期的发展,与战时政府财政、社会均具有十分紧密的联系,而这些联系也影响着重庆金融市场的发展轨迹,并进一步反映出重庆金融市场的重要作用。最后,文章以论述完毕的内容为基础,总结全面抗战时期重庆金融市场的时代特点。重庆金融市场因处在特殊的时代环境中,具有其自身的时代特点。在重庆金融市场不断发展的过程中,金融市场的混乱局面始终未能得到有效解决。尤其在全面抗战后期,金融黑市与金融投机在重庆金融市场中频频出现,金融市场的风险分散功能与宏观调控功能逐渐失灵,而金融市场的积累功能与配置功能由于多种因素的影响而难以发挥作用,社会财富在此过程中逐渐集中于社会上层的特权阶级之手,一般民众生活越发艰难,而金融市场的混乱局面也越发严重。为维护金融市场的秩序,国民政府也做出了及时的反应,努力整顿金融市场的混乱局面,其采取的方法主要为联合地方政府与重庆民间金融组织进行政策监管、机构监管与行业自律等。但是由于国民政府本身的政策失误,政府内部的腐败以及民间组织自律能力的低下,多种形式的监管与自律均不能起到稳定金融市场的效果,最终使得重庆金融市场的混乱局面一直延续至全面抗战结束。同时,全面抗战时期重庆金融市场的金融机构与金融业务均获得发展,并呈现出现代化的特点,而这对于重庆金融市场具有十分重要的影响。
二、纳入新型融资体系的钱庄（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纳入新型融资体系的钱庄（论文提纲范文）
（1）虚拟货币洗钱风险及其控制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一、引言 |
| 二、虚拟货币概念界定及文献回顾 |
| （一）虚拟货币和数字货币概念的界定 |
| 1. 虚拟货币 |
| 2. 官方发行的法定数字货币 |
| （二）文献回顾 |
| 三、基于地下钱庄洗钱案对虚拟货币洗钱风险的分析 |
| （一）该地下钱庄虚拟货币洗钱运作模式分析 |
| （二）虚拟货币洗钱风险分析 |
| 1. 交易快捷方便、匿名性和国际化是虚拟货币洗钱风险生成的内在天然属性 |
| 2. 监管“空隙”为虚拟货币洗钱提供了外部生存空间 |
| （三）我国虚拟货币洗钱风险控制的现状和薄弱环节 |
| 1. 我国采取了禁止代币发行融资活动的监管政策 |
| 2. 我国对虚拟货币监管存在薄弱环节 |
| 3. 我国现行的反洗钱运行体系对虚拟货币洗钱风险的有效控制仍须提升 |
| 四、虚拟货币洗钱风险控制的国际经验与借鉴 |
| （一）FATF虚拟货币洗钱风险控制的国际标准 |
| 1. 各国要评估虚拟货币洗钱和恐怖融资风险 |
| 2. 各国应将虚拟货币和虚拟货币服务提供商纳入FATF建议下的反洗钱监管框架 |
| 3. 各国必须对虚拟货币服务提供商进行审批或登记注册 |
| 4. 国际合作 |
| （二）世界主要发达经济体虚拟货币洗钱风险防控实践 |
| 1. 美国 |
| 2. 加拿大 |
| 3. 欧盟 |
| 4. 日本 |
| 五、加强我国虚拟货币洗钱风险控制的政策建议 |
| （一）从维护国家金融安全的角度，积极防控虚拟货币洗钱风险 |
| （二）加强顶层设计，将虚拟货币全面纳入反洗钱监管 |
| （三）督促有关各方认真履行反洗钱义务，遏制虚拟货币洗钱风险蔓延 |
| （四）加大国际合作力度，共同打击全球虚拟货币洗钱犯罪活动 |
（2）非正规金融对农民创业的影响及其空间差异分析（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1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与意义 |
| 1.1.1 研究背景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国内外研究现状 |
| 1.2.1 国内外研究综述 |
| 1.2.2 文献评述 |
| 1.3 研究内容与方法 |
| 1.3.1 研究内容 |
| 1.3.2 研究方法 |
| 1.4 论文创新与不足 |
| 1.4.1 论文创新 |
| 1.4.2 论文不足之处 |
| 2 概念界定与理论基础 |
| 2.1 核心概念界定 |
| 2.1.1 非正规金融 |
| 2.1.2 农民创业 |
| 2.1.3 空间差异 |
| 2.2 理论基础 |
| 2.2.1 信息不对称理论 |
| 2.2.2 交易成本理论 |
| 2.2.3 金融抑制理论 |
| 2.3 非正规金融对农民创业的影响 |
| 2.3.1 提供农民创业资本 |
| 2.3.2 为创业农民补充流动资金 |
| 2.3.3 提高农民创业成效 |
| 3 非正规金融与农民创业现状及其空间差异分析 |
| 3.1 非正规金融现状分析 |
| 3.1.1 非正规金融的表现形式 |
| 3.1.2 非正规金融的特征 |
| 3.1.3 非正规金融的规模 |
| 3.1.4 非正规金融存在的问题 |
| 3.2 农民创业现状及其空间差异分析 |
| 3.2.1 农民创业决策分析 |
| 3.2.2 农民创业融资分析 |
| 3.2.3 农民创业经营规模分析 |
| 3.2.4 农民创业盈利状况分析 |
| 4 非正规金融对农民创业影响实证分析 |
| 4.1 数据来源 |
| 4.2 计量模型 |
| 4.2.1 二元Logit模型 |
| 4.2.2 有序多分类Logit模型 |
| 4.2.3 多元线性回归模型 |
| 4.3 变量选取 |
| 4.4 实证结果分析 |
| 4.4.1 非正规金融对农民创业的总体影响分析 |
| 4.4.2 非正规金融对农民创业影响的空间差异分析 |
| 4.5 实证分析小结 |
| 5 研究结论与政策建议 |
| 5.1 研究结论 |
| 5.2 政策建议 |
| 5.2.1 .确定监管主体,建立监管机制 |
| 5.2.2 引导非正规金融规范健康发展 |
| 5.2.3 加快信用体系建设,降低市场交易成本 |
| 5.2.4 鼓励农民工返乡创业 |
| 5.2.5 大力宣传金融支农政策,加强农民技能培训 |
| 5.2.6 因地制宜,促进地区间金融平衡发展 |
| 5.2.7 加强正规金融与非正规金融合作 |
| 5.3 研究展望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在校期间的科研成果 |
（3）关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近代中国发展的成就问题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1 导论 |
| 1.1 选题背景与意义 |
| 1.1.1 选题背景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选题国内外研究状况概述 |
| 1.2.1 本选题国外研究概述 |
| 1.2.2 本选题国内研究概述 |
| 1.2.3 研究述评 |
| 1.3 研究方向与研究思路 |
| 1.3.1 本文研究视角与核心观点 |
| 1.3.2 本文基本内容与研究框架 |
| 1.4 研究方法 |
| 1.4.1 历史分析与逻辑分析相结合 |
| 1.4.2 总括分析与个案分析相结合 |
| 1.4.3 系统分析与比较分析相结合 |
| 1.5 本文的主要贡献 |
| 2 马克思主义生产方式理论主要内容 |
| 2.1 生产方式 |
| 2.2 资本主义生产方式 |
| 2.3 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构成 |
| 2.3.1 宏观层面 |
| 2.3.2 微观层面 |
| 3 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近代中国的发展历程 |
| 3.1 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近代中国的酝酿(1840—1869年) |
| 3.1.1 新生产力出现 |
| 3.1.2 原始资本积累 |
| 3.1.3 产业工人诞生 |
| 3.2 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近代中国的创制(1870—1894年) |
| 3.2.1 扩大市场开放 |
| 3.2.2 买办身份转变 |
| 3.2.3 近代企业产生 |
| 3.3 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近代中国的曲折发展(1895—1919年) |
| 3.3.1 实业环境改善 |
| 3.3.2 近代企业发展 |
| 3.3.3 发展中的曲折 |
| 4 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之技术条件在近代中国的递进 |
| 4.1 生产技术 |
| 4.1.1 官营企业 |
| 4.1.2 民营企业 |
| 4.2 劳动素质 |
| 4.2.1 官营企业 |
| 4.2.2 民营企业 |
| 4.3 近代中国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之技术条件在国际上的估量 |
| 4.3.1 生产设备规模比较 |
| 4.3.2 机械动力使用比较 |
| 4.3.3 劳动生产效率比较 |
| 5 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之社会形式在近代中国的演进 |
| 5.1 资本组织形式 |
| 5.1.1 官营企业 |
| 5.1.2 民营企业 |
| 5.2 组织管理 |
| 5.2.1 官营企业 |
| 5.2.2 民营企业 |
| 5.3 资本积累 |
| 5.3.1 官营企业 |
| 5.3.2 民营企业 |
| 5.4 近代中国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之社会形式在国际上的估量 |
| 5.4.1 工业规模比较 |
| 5.4.2 制度水平比较 |
| 5.4.3 分配水平比较 |
| 6 近代中国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进步作用 |
| 6.1 直接促进无产阶级队伍的诞生和壮大 |
| 6.1.1 技术引入促进产业工人诞生 |
| 6.1.2 技术传播壮大产业工人规模 |
| 6.1.3 技术递进推动产业工人联合 |
| 6.2 一定程度上奠定现代中国战胜封建生产方式的社会生产力条件 |
| 6.2.1 资本组织形式引发技术应用 |
| 6.2.2 科学管理提高劳动生产效率 |
| 6.2.3 资本积累刺激技术创新 |
| 7 近代中国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积极影响 |
| 7.1 客观上奠定中国共产党在中国产生的社会条件 |
| 7.1.1 共产党成立的社会基础 |
| 7.1.2 共产党成立的思想基础 |
| 7.1.3 共产党成立的组织基础 |
| 7.2 客观上奠定中国走社会主义道路的起始条件 |
| 7.2.1 中国共产党选择社会主义道路的社会经济条件 |
| 7.2.2 多种经济成分共同发展的优势 |
| 7.2.3 市场作用与政府作用的有机统一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4）共享金融的伦理反思（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导论 |
| 第一节 选题背景、理论意义、实用价值 |
| 一、选题背景 |
| 二、共享金融伦理意义 |
| 三、共享金融伦理研究的必要性 |
| 第二节 国内外研究现状与发展趋势 |
| 一、国外研究现状 |
| 二、国内研究现状 |
| 三、综合评述 |
| 四、共享金融的发展趋势 |
| 第三节 研究目标、内容与研究思路 |
| 一、研究目的和内容 |
| 二、研究思路 |
| 第四节 研究方法、重难点及创新 |
| 一、研究方法 |
| 二、研究难点 |
| 三、创新之处 |
| 第二章 金融历史演变中的共享 |
| 第一节 世界与中国金融历史演变中的共享 |
| 一、世界金融演变逻辑中的共享 |
| 二、中国金融历史演变中的共享 |
| 第二节 共享金融现代性演绎 |
| 一、当代金融的模式转型创新 |
| 二、共享金融的形成与发展 |
| 三、共享金融内在逻辑 |
| 第三节 共享金融对人类历史时间的延续 |
| 一、共享属性对人类未来时间价值的发现 |
| 二、金融创新对人类自然进化时间的突破 |
| 第三章 共享金融的伦理本质 |
| 第一节 共享金融价值目标 |
| 一、共享金融的共享性目标要求 |
| 二、共享金融契约的共享性 |
| 第二节 共享金融的经济正义属性 |
| 一、共享金融的分配正义要求 |
| 二、共享金融对经济发展有益推动 |
| 第三节 共享金融的责权意识 |
| 一、责权意识对金融不确定性的抑制 |
| 二、信用契约对共享责权意识的巩固 |
| 第四章 共享金融的伦理悖论 |
| 第一节 共享金融的目标悖论 |
| 一、历史发展过程中共享目标的偏离 |
| 二、金融资本的垄断导致共享目标扭曲 |
| 三、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共享大众性目标的异化 |
| 四、信息不对称导致共享目标失衡 |
| 第二节 共享金融的公正悖论 |
| 一、金融资本对共享金融公正的破坏 |
| 二、金融资源的不均衡对共享金融公正的破坏 |
| 三、风险转移不平等对共享金融公正的破坏 |
| 第三节 共享金融的权利悖论 |
| 一、金融资本秉性对共享权利的剥夺 |
| 二、金融资本权力造成的共享失权现象 |
| 第五章 共享金融伦理悖论的成因及解决 |
| 第一节 马克思资本批判理论看共享金融的伦理悖论 |
| 一、马克思对借贷资本不公正性的批判 |
| 二、马克思对信用与虚拟资本异化的批判 |
| 三、马克思资本批判对共享金融发展启示 |
| 第二节 我国共享金融发展中的伦理问题分析 |
| 一、共享金融市场中自律体系的不完善 |
| 二、共享金融政府监管的不严格 |
| 三、共享金融平台建设的制度缺失 |
| 第三节 共享金融伦理悖论的解决 |
| 一、金融市场自律体系对共享性的维护 |
| 二、政府权力与执行力对公正性的确保 |
| 三、经济金融制度设计对正义性的呼唤 |
| 第六章 中国共享金融伦理目标的实现 |
| 第一节 中国共享金融发展正当性追问 |
| 一、共享金融对中国金融市场伦理价值观的传承 |
| 二、共享发展与大众需求的正当性 |
| 三、共享金融发展的中国化道路 |
| 第二节 中国共享金融发展的哲学追问 |
| 一、人类追求自由意志的定在——共享金融 |
| 二、共享视域下金融的哲学人文发展理念 |
| 三、共享金融经济理性与道德理性的融合反思 |
| 第三节 中国共享金融发展的理念探索 |
| 一、共享金融政策的道德哲学回归 |
| 二、共享金融发展的马克思政治经济学导向 |
| 三、共享金融伦理情操呼唤 |
| 第四节 共享金融发展下利益共同体向命运共同体的跨越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个人简历 |
（5）钱与盐 ——清代自贡盐井凿办的金融模式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1.导论 |
| 1.1 研究背景和意义 |
| 1.2 主要内容和结构安排 |
| 1.3 国内外文献综述 |
| 1.4 史料来源 |
| 1.5 主要研究方法 |
| 1.6 论文贡献和不足 |
| 2.自贡盐业经济历史概述 |
| 2.1 发展历程回顾 |
| 2.1.1 “自流井”、“贡井”与自贡 |
| 2.1.2 清代的两次大规模发展时期 |
| 2.2 自贡盐业的形成与发展:生产关系适应生产力 |
| 2.3 影响自贡盐业经济发展的因素分析 |
| 2.3.1 科技的发展 |
| 2.3.2 盐业的政策 |
| 2.3.3 土地的价值 |
| 2.3.4 资本的力量 |
| 2.4 发展缓慢的金融机构 |
| 2.4.1 钱庄与票号 |
| 2.4.2 官运局 |
| 2.5 小结 |
| 3.自贡盐业盐井凿办契约的金融解读 |
| 3.1 开凿井契约关键词解析 |
| 3.1.1 开凿井契约中的相关名词释义 |
| 3.1.2 开凿井契约类型释义 |
| 3.2 上下节契约关键词解析 |
| 3.2.1 上下节契约中的相关名词释义 |
| 3.2.2 作节的释义 |
| 3.3 自贡盐井凿办契约的融资关系演变 |
| 3.3.1 凿井契约与地租 |
| 3.3.2 凿井契约与股份制 |
| 3.4 小结 |
| 4.自贡盐业盐井凿办的金融模式 |
| 4.1 金融模式 |
| 4.1.1 主流的金融模式 |
| 4.1.2 自贡盐井凿办的金融模式的定义 |
| 4.2 自贡盐业盐井凿办金融模式产生的背景 |
| 4.3 重要的金融参与主体:地主、客人和承首人 |
| 4.3.1 地主及其扮演的金融角色 |
| 4.3.2 客人及其扮演的金融角色 |
| 4.3.3 承首人及其扮演的金融角色 |
| 4.4 重要的融资方式:股权融资 |
| 4.4.1 采用股权融资的原因 |
| 4.4.2 无量纲化的股权分配 |
| 4.4.3 不对称信息下的开凿井融资决策理论模型 |
| 4.5 重要的金融工具:作节和押头银 |
| 4.5.1 兼有融资接力和风险转移功能的金融工具:作节 |
| 4.5.2 兼有押金和租金性质的金融工具:押头银 |
| 4.6 重要的金融市场:无形金融交易市场 |
| 4.7 小结 |
| 5.承首人产生的经济学解释及其演化 |
| 5.1 契约中有关承首人的规定 |
| 5.2 承首人产生的经济学解释 |
| 5.2.1 商业信用理论 |
| 5.2.2 信息不对称理论 |
| 5.2.3 委托代理理论 |
| 5.3 承首人与绩效关系 |
| 5.3.1 基本假定 |
| 5.3.2 最优均衡 |
| 5.4 承首人金融角色的演化 |
| 5.4.1 中间人和掮客 |
| 5.4.2 统筹和监督 |
| 5.5 承首人的重新界定 |
| 5.6 小结 |
| 6.金融因素对股权关系影响的实证分析 |
| 6.1 模型设计 |
| 6.1.1 样本与数据 |
| 6.1.2 变量定义与解释 |
| 6.1.3 模型构建 |
| 6.1.4 描述性统计 |
| 6.2 实证检验及其结果 |
| 6.2.1 金融因素对地主占股影响 |
| 6.2.2 稳健性检验 |
| 6.3 研究结论和启示 |
| 7.作节的股权重新分配和风险管理启示 |
| 7.1 作节产生的现实背景和功能 |
| 7.1.1 作节产生的现实背景 |
| 7.1.2 作节可实现资金的接力 |
| 7.1.3 作节可实现风险的控制和转移 |
| 7.2 盐井股份的重新分配 |
| 7.2.1 下节股份与凿井进度 |
| 7.2.2 下节股份与顶价关系 |
| 7.2.3 下节股份与伙议出让 |
| 7.3 作节与绩效结果 |
| 7.3.1 基本假定 |
| 7.3.2 均衡分析 |
| 7.4 作节对风险投资的启示 |
| 7.4.1 作节与风投的异同 |
| 7.4.2 作节对风投的启示 |
| 7.5 小结 |
| 8.土地资本化给予我国农地改革的启示 |
| 8.1 土地资本化的经济学证据 |
| 8.2 自贡盐业中的土地资本化模式 |
| 8.2.1 土地租赁 |
| 8.2.2 土地股份合作制 |
| 8.2.3 土地使用权买卖 |
| 8.2.4 土地使用权抵押 |
| 8.3 对农村土地改革的启示 |
| 8.3.1 明确土地使用权的界定 |
| 8.3.2 鼓励农地入股和农地抵押 |
| 8.3.3 建立农村土地使用权交易中介 |
| 8.4 小结 |
| 9.结论 |
| 主要参考文献 |
| 后记 |
| 致谢 |
| 在读期间科研成果目录 |
（6）经济全球化背景下的恐怖融资与反恐怖融资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第一节 问题的提出与研究意义 |
| 第二节 文献综述 |
| 第三节 论文有关情况的说明 |
| 第一章 恐怖融资基础理论分析 |
| 第一节 恐怖主义与经济学 |
| 第二节 恐怖融资的政治经济学分析框架 |
| 第三节 经济全球化对恐怖主义及恐怖融资的影响 |
| 本章小结 |
| 第二章 恐怖融资需求侧的理论分析 |
| 第一节 恐怖袭击的直接成本 |
| 第二节 恐怖组织的运营成本 |
| 第三节 恐怖融资需求侧案例分析 |
|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恐怖融资供给侧的理论分析 |
| 第一节 外部资助 |
| 第二节 自我融资 |
| 第三节 恐怖组织融资方式的多元化趋势 |
|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恐怖融资流通渠道的理论分析 |
| 第一节 正规的金融系统 |
| 第二节 非正规价值转移体系 |
| 第三节 基于贸易的价值转移 |
| 第四节 虚拟货币等新兴途径 |
|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国际反恐怖融资体系比较分析 |
| 第一节 联合国等国际组织的反恐怖融资体系 |
| 第二节 美国的反恐怖融资体系 |
| 第三节 英国的反恐怖融资体系 |
| 第四节 俄罗斯的反恐怖融资体系 |
| 第五节 国际反恐怖融资体系的特征分析 |
| 本章小结 |
| 第六章 我国反恐怖融资现状及问题分析 |
| 第一节 我国面临的恐怖主义及恐怖融资情况 |
| 第二节 我国反恐怖融资发展现状 |
| 第三节 我国反恐怖融资中存在的不足与建议 |
| 本章小结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7）中国比特币渠道资本外逃问题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导论 |
| 1.1 研究背景及意义 |
| 1.2 研究内容及结构 |
| 1.3 研究创新及不足 |
| 第2章 比特币及资本外逃领域的研究新进展 |
| 2.1 有关资本外逃的研究进展 |
| 2.2 有关比特币的研究前沿 |
| 2.3 比特币视角下资本外逃与资本控制的研究探索 |
| 2.4 总结性评述 |
| 第3章 开放经济、比特币流动与资本外逃——一个理论模型 |
| 3.1 引言 |
| 3.2 封闭经济下模型构造 |
| 3.3 从封闭经济到小型开放经济 |
| 3.4 均衡性质讨论 |
| 3.5 小结 |
| 第4章 811 汇改、比特币溢价与资本外逃 |
| 4.1 引言 |
| 4.2 比特币市场、资本外逃与跨境套利——一个理论模型 |
| 4.3 风险波动、比特币溢价与资本外逃——来自811 汇改期间的证据 |
| 4.4 小结 |
| 第5章 中国比特币渠道资本外逃:典型事实、经验证据与规模测算 |
| 5.1 比特币渠道资本外逃的典型事实 |
| 5.2 比特币渠道资本外逃的存在证据 |
| 5.3 基于区块链数据爬虫的比特币渠道资本外逃规模测算 |
| 5.4 小结 |
| 第6章 中国比特币渠道资本外逃的成本驱动 |
| 6.1 模型设定 |
| 6.2 数据说明 |
| 6.3 实证结果分析 |
| 6.4 稳健性检验 |
| 6.5 内生性检验 |
| 6.6 小结 |
| 第7章 《关于防范比特币风险的通知》抑制了资本外逃吗? |
| 7.1 问题提出 |
| 7.2 研究再审视与政策再评估 |
| 7.3 套利交易与比特币溢价:理论模型与实证检验 |
| 7.4 小结 |
| 第8章 研究结论、建议与展望 |
| 8.1 研究结论 |
| 8.2 政策建议 |
| 8.3 研究展望 |
| 附录 |
| 参考文献 |
| 在读期间科研成果 |
| 致谢 |
（8）湖北省江陵县农户融资问题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1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 |
| 1.2 研究目的和意义 |
| 1.2.1 研究目的 |
| 1.2.2 研究意义 |
| 1.3 农户融资国内外研究现状 |
| 1.3.1 国外研究现状 |
| 1.3.2 国内研究现状 |
| 1.3.3 国内外研究现状评述 |
| 1.4 研究方法、内容和思路 |
| 1.4.1 研究方法 |
| 1.4.2 研究内容 |
| 1.4.3 研究思路 |
| 1.5 论文创新及不足之处 |
| 1.5.1 论文创新点 |
| 1.5.2 不足之处 |
| 2 农户融资概述和理论基础 |
| 2.1 相关概念界定 |
| 2.1.1 农户 |
| 2.1.2 农户融资 |
| 2.2 农户融资渠道 |
| 2.2.1 正规金融渠道 |
| 2.2.2 非正规金融渠道 |
| 2.3 相关理论 |
| 2.3.1 农业信贷补贴论 |
| 2.3.2 农村金融市场论 |
| 2.3.3 不完全竞争市场论 |
| 3 湖北省江陵县农户融资现状调查分析 |
| 3.1 江陵县农村经济发展概况 |
| 3.1.1 农业生产情况 |
| 3.1.2 农民收入情况 |
| 3.1.3 金融服务情况 |
| 3.2 江陵县农户融资主要方式 |
| 3.2.1 银行、信用社等正规金融机构放贷 |
| 3.2.2 政府资金支持 |
| 3.2.3 民间融资 |
| 3.3 江陵县农户融资情况调查数据来源 |
| 3.3.1 问卷设计 |
| 3.3.2 问卷发放 |
| 3.4 被调查农户融资情况 |
| 3.4.1 被调查农户基本特征 |
| 3.4.2 被调查农户融资特征 |
| 3.5 江陵县农户意见与看法 |
| 4 湖北省江陵县农户融资问题及成因分析 |
| 4.1 湖北省江陵县农户融资存在的问题 |
| 4.1.1 正规金融机构——资金供需不平衡 |
| 4.1.2 民间金融机构——不规范、监管难 |
| 4.1.3 农户——文化、技术、金融知识欠缺 |
| 4.2 湖北省江陵县农户融资问题成因分析 |
| 4.2.1 信息不对称 |
| 4.2.2 正规金融机构助农意愿低 |
| 4.2.3 农村金融机构外生性 |
| 5 国内外农户融资经验与启示 |
| 5.1 国外农户融资经验 |
| 5.1.1 孟加拉国农户融资 |
| 5.1.2 印度农户融资 |
| 5.1.3 美国农户融资 |
| 5.1.4 日本农户融资 |
| 5.2 国内农户融资经验 |
| 5.2.1 丽水市农户融资 |
| 5.2.2 荆门市农户融资 |
| 5.3 国内外农户融资启示 |
| 6 缓解湖北省江陵县农户融资困难的对策建议 |
| 6.1 加快正规金融机构农户贷款创新 |
| 6.2 积极发展民间金融 |
| 6.3 创新抵押担保机制 |
| 6.4 完善农村征信体系建设 |
| 6.5 加强政策支持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后记 |
| 致谢 |
（9）清末三大金融危机的比较研究（1880-1915）（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及研究意义 |
| 1.1.1 研究背景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相关研究的文献综述 |
| 1.2.1 危机爆发原因的文献综述 |
| 1.2.2 政府应对危机举措的文献综述 |
| 1.2.3 危机影响的文献综述 |
| 1.3 研究方法与内容 |
| 1.3.1 研究方法 |
| 1.3.2 研究内容 |
| 1.4 研究创新点 |
| 第2章 金融危机相关理论基础 |
| 2.1 金融危机概念界定及分类 |
| 2.1.1 金融危机概念界定 |
| 2.1.2 金融危机分类 |
| 2.2 金融危机宏观理论基础 |
| 2.2.1 货币危机理论 |
| 2.2.2 银行危机理论 |
| 2.3 金融危机微观行为基础 |
| 2.4 本章小结 |
| 第3章 三次金融危机时期中国宏观经济背景 |
| 3.1 中国宏观经济概况 |
| 3.1.1 贸易与工业发展 |
| 3.1.2 国际收支与资本流动 |
| 3.2 中国金融体系概况 |
| 3.2.1 银行体系类型丰富 |
| 3.2.2 证券体系不断发展 |
| 3.3 本章小结 |
| 第4章 三次金融危机爆发原因及其比较 |
| 4.1 1883 年金融危机爆发的原因 |
| 4.1.1 国际贸易逆差的出现和加剧 |
| 4.1.2 大宗商品定价权抗争失败 |
| 4.1.3 金融资产价格剧烈波动 |
| 4.1.4 中央银行最后贷款人角色缺失 |
| 4.2 1897 年金融危机爆发的原因 |
| 4.2.1 国际贸易逆差的进一步加剧 |
| 4.2.2 马关条约巨额外债加剧收支失衡 |
| 4.2.3 新设工矿企业吸收流动性资金 |
| 4.2.4 钱庄广泛参与鸦片与合会投机 |
| 4.2.5 政府与协会事中调节和事后监管不足 |
| 4.3 1910 年金融危机爆发的原因 |
| 4.3.1 国际贸易逆差愈演愈烈 |
| 4.3.2 辛丑条约巨额外债加剧收支失衡 |
| 4.3.3 橡胶股票价格剧烈波动 |
| 4.3.4 集资设厂高潮吸收流动性资金 |
| 4.3.5 最后贷款人角色缺位 |
| 4.4 三次金融危机爆发原因的比较 |
| 第5章 三次金融危机影响及其比较 |
| 5.1 1883 年金融危机的影响 |
| 5.1.1 危机从上海蔓延至全国 |
| 5.1.2 危机冲击企业制度和人的心理 |
| 5.1.3 危机冲击下企业制度转变的案例分析 |
| 5.2 1897 年金融危机的影响 |
| 5.2.1 引发一时的社会震荡 |
| 5.2.2 倒逼新式银行的出现和发展 |
| 5.3 1910 年金融危机的影响 |
| 5.3.1 民族资产阶级再遭沉重打击 |
| 5.3.2 间接引发辛亥革命 |
| 5.4 三次金融危机爆发影响的比较 |
| 第6章 研究启示与政策建议 |
| 6.1 研究启示 |
| 6.1.1 一国货币体系要与世界经济形势相适应 |
| 6.1.2 金融发展水平要与经济基础阶段相适应 |
| 6.1.3 金融监管体系要与金融发展水平相适应 |
| 6.2 政策建议 |
| 6.2.1 加强危机预警机制的构建 |
| 6.2.2 加强混业经营下防火墙构建 |
| 6.2.3 注重对民众舆论的引导和监督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附录A 攻读硕士学位期间所发表的论文 |
| 致谢 |
（10）抗战时期重庆金融市场研究（1937-1945）（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导论 |
| 一、相关概念的辨析 |
| (一)金融市场与近代重庆金融市场的概念辨析 |
| (二)研究时间的概念辨析 |
| 二、研究现状与研究意义 |
| (一)研究意义 |
| (二)研究现状 |
| 三、研究资料与方法 |
| (一)研究资料 |
| (二)研究方法 |
| 四、研究内容与创新 |
| (一)研究内容 |
| (二)研究创新点 |
| 第一章 全面抗战爆发后重庆金融市场的动荡 |
| 第一节 1937 年之前重庆金融市场的发展 |
| 一、货币市场从混乱向统一与规范发展 |
| 二、以申汇交易为主的重庆内汇市场 |
| 三、重庆证券市场的建立与发展 |
| 四、全面抗战之前尚未充分发展的市场 |
| 第二节 公债风潮与重庆证券市场的动荡 |
| 一、重庆公债风潮的爆发 |
| 二、公债风潮的最终解决 |
| 第三节 全面抗战爆发后的重庆比期风潮与利率市场的动荡 |
| 一、全面抗战前期重庆利率市场的动荡 |
| 二、1938 年-1940 年利率市场的平稳发展 |
| 三、1941 年重庆利率风潮与比期的废除 |
| 四、日拆制度时期的重庆利率市场 |
| 第四节 重建后方证券交易所的筹备与争论 |
| 一、重建后方证券交易所的必要性 |
| 二、筹备重建后方证券交易所及其引发的论争 |
| 小结 |
| 第二章 重庆传统金融市场在战时的变革 |
| 第一节 重庆向法币发行中心的转型 |
| 一、1937-1938 年国民政府法币发行中心的内迁 |
| 二、1939-1942 年重庆法币发行中心的建立与巩固 |
| 三、1942 年之后的重庆法币发行中心 |
| 第二节 全面抗战时期的重庆票据市场 |
| 一、重庆票据交换的曲折发展 |
| 二、重庆票据承兑贴现的快速发展 |
| 第三节 全面抗战时期重庆内汇市场变迁 |
| 一、1937-1941 年的重庆内汇市场 |
| 二、1942-1945 年的重庆内汇市场 |
| 小结 |
| 第三章 战时重庆金融市场的发展 |
| 第一节 战时重庆外汇市场的崛起 |
| 一、追随上海时期的重庆外汇市场 |
| 二、独立发展时期的重庆外汇市场 |
| 第二节 战时重庆黄金市场与黄金风潮 |
| 一、黄金统制初期的重庆黄金市场 |
| 二、黄金统制成熟期的重庆黄金市场 |
| 三、开放黄金自由交易时期的重庆黄金市场 |
| 第三节 战时重庆的保险业与保险市场 |
| 一、全面抗战爆发与重庆保险市场兴起(1937-1941) |
| 二、战时重庆保险市场的发展与兴盛(1942-1945) |
| 三、战时重庆保险市场的主要保险业务 |
| 小结 |
| 第四章 战时重庆金融市场的监管 |
| 第一节 国民政府对重庆金融市场的监管 |
| 一、国民政府对重庆金融市场的政策与法令监管 |
| 二、国民政府对重庆金融市场监管的主要机构 |
| 第二节 地方政府对重庆金融市场的监管 |
| 一、地方政府对重庆金融市场监管的开端 |
| 二、四川省政府对重庆金融市场的监管 |
| 三、重庆市政府对重庆金融市场的监管 |
| 第三节 重庆金融业对重庆金融市场的自律监管 |
| 一、重庆市银钱业同业公会对金融市场的自律监管 |
| 二、重庆市保险业同业公会对保险市场的自律监管 |
| 三、重庆市银楼业同业公会对黄金市场的自律监管 |
| 小结 |
| 第五章 重庆金融市场在抗战大后方的中心地位 |
| 第一节 重庆货币市场在大后方的网络辐射 |
| 一、法币在抗战大后方各主要金融市场的推广 |
| 二、重庆票据市场在大后方的延伸 |
| 三、重庆利率市场对于大后方的影响 |
| 第二节 重庆黄金与外汇市场在大后方的网络辐射 |
| 一、重庆黄金市场在大后方各地的拓展 |
| 二、以重庆为核心的抗战大后方外汇市场网络的构建 |
| 第三节 重庆保险市场在大后方的网络辐射 |
| 一、战时保险市场在西南的网络构建 |
| 二、战时保险市场在西北的网络构建 |
| 小结 |
| 结语 |
| 一、全面抗战时期重庆金融市场的双重性 |
| 二、全面抗战时期重庆金融市场的作用分析 |
| 三、全面抗战时期重庆金融市场的特点分析 |
| 参考文献 |
| 后记 |
| 攻读博士学位阶段发表文章 |
四、纳入新型融资体系的钱庄（论文参考文献）
- [1]虚拟货币洗钱风险及其控制研究[J]. 冯怡. 金融理论与实践, 2021(08)
- [2]非正规金融对农民创业的影响及其空间差异分析[D]. 雷文杰. 四川师范大学, 2021(12)
- [3]关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近代中国发展的成就问题研究[D]. 戴丽. 江西财经大学, 2020(09)
- [4]共享金融的伦理反思[D]. 马津润. 上海财经大学, 2020(04)
- [5]钱与盐 ——清代自贡盐井凿办的金融模式研究[D]. 况昕. 西南财经大学, 2019(12)
- [6]经济全球化背景下的恐怖融资与反恐怖融资研究[D]. 刘磊. 中共中央党校, 2019(01)
- [7]中国比特币渠道资本外逃问题研究[D]. 袁磊. 中央财经大学, 2019(11)
- [8]湖北省江陵县农户融资问题研究[D]. 贺楚姝. 贵州财经大学, 2019(03)
- [9]清末三大金融危机的比较研究（1880-1915）[D]. 孙翔. 湖南大学, 2019(06)
- [10]抗战时期重庆金融市场研究（1937-1945）[D]. 张格. 西南大学, 2019(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