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吐温的中国情结

一、马克·吐温的中国情结（论文文献综述）

肖芳芳^[1]（2021）在《马克·吐温作品中的中国形象》文中认为马克·吐温在其较多作品中书写了中国及中国人,国内学者对其作品所塑造的中国形象观点不一。在分析马克·吐温笔下的中国形象时,必须结合他的记者和幽默大师的身份。马克·吐温塑造的中国形象比较多元,总的来说大致分成两类,即遭遇不公的底层华工形象和神秘莫测的东方文明。

刘洋帆^[2]（2020）在《马克·吐温小说中的民主思想及其艺术表达》文中研究指明马克·吐温是19世纪中后期至20世纪初美国批判现实主义文学的杰出代表。他一生着作颇丰,作品以小说见长,兼及剧本、散文、诗歌等多种体裁,内容涉及美国的广阔地域和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是了解美国社会的一面镜子。其早期作品以短篇小说为主,幽默与讽刺相结合,文风轻快调笑;中期作品以长篇小说为主,笔调辛辣讽刺;后期作品则由幽默讽刺转向愤怒的揭露、批判,甚至带有悲观厌世的情绪。与单纯的幽默讽刺不同的是,“民主思想”与“批判精神”贯穿了马克·吐温人生历程与整个创作过程。马克·吐温“民主思想”的起点是他的底层生活经历和人生体验,他同情艰难困苦的下层普通劳动者,呼吁不分阶层和种族人人平等,国家及其政府应当保护人民的基本权利。与之相适应,马克·吐温毫不留情地揭露美国广泛存在的政治伪善、经济欺诈、阶层分化、金钱崇拜、道德堕落、人性沦丧等等社会问题,其“批判精神”正是他追求真正民主而不得的一种情绪宣泄与艺术表达。马克·吐温以幽默小品文初涉文坛,就显示出独特的艺术个性,并且彰显出“民主”与“批判”的价值追求。在早期幽默诙谐几近玩笑的基础上,马克·吐温进一步发展了夸张、讽刺等手法,加强对比、象征和隐喻,使作品的揭露与批判越来越深刻有力。在他的小说中,人们隐约可以感觉到,美国式的“民主”已经近乎崩溃,而真正的民主、自由、平等似乎只能他寻。绪论部分主要是选题依据和学术梳理。尽管对于马克·吐温的研究已经比较全面,但依然存在学术空间。特别是,深入挖掘马克·吐温创作中的民主思想与批判精神的丰富内涵并厘清两者关系,能够更加准确地把握马克·吐温小说创作的重要价值。第一章:马克·吐温创作历程与民主思想的形成。当美国“幽默文学”发展繁荣时期,马克·吐温摒弃一般作家消遣逗趣的创作倾向,从同情底层普通人的立场出发,将幽默与讽刺巧妙结合,形成具有民主内核的创作观。随着美国资本主义社会矛盾的逐渐显现,动摇了马克·吐温对美国民主的信心;直到后期,马克·吐温更加看清了美国民主的伪善性,他对美国社会进行了尖锐、全面、有力的揭露与批判。第二章:揭露美国“民主”制度的黑幕。随着人生阅历的增加,马克·吐温开始更多关注美国社会的深层次问题。他通过幽默、讽刺、夸张等艺术手法,对美国资本主义民主制度的本质进行大胆揭露和批判,聚焦点是美国虚假的民主政治,虚伪的宗教礼仪,以及呆板的教育制度。其作品外谐内庄,既富有生活哲理,又具有强烈的艺术感染力。第三章:民主思想的深化与艺术方法的丰富。美国统治阶级对内实行种族歧视政策,对黑人、华人等底层人民进行剥削压迫;另一方面又推行残酷的殖民政策,疯狂拓展海外殖民地。作为一位具有民主思想的进步作家,马克·吐温对美国式民主的双重性和虚伪性认识更加深刻,民主思想进一步发展、成熟。他熟练运用对比、象征、隐喻等艺术手法,有力揭露美国种族主义和殖民主义的罪恶。第四章:马克·吐温小说创作的审美价值与社会意义。马克·吐温被称为“喜剧作家”和“幽默家”,他的作品往往在引人大笑的同时发人深思,透过其中的诙谐幽默,能够感受到强烈的悲剧意蕴,这正是马克·吐温作品审美价值之所在。他以自己独特的观察视角和幽默讽刺艺术,对美国社会的伪善性进行了全面揭露和深刻反思,帮助读者加深了对美国的认识。结语:马克·吐温的作品揭露了美国资本主义社会的伪善性,反映了饱受压迫的底层人民的心声,表达了强烈的正义感和深情的人文关怀。在他的影响下,美国现实主义文学空前繁荣,真正意义上的“美国文学”由此诞生。

于健^[3]（2019）在《中国古典意象视域中的马克·吐温小说意象研究》文中研究指明马克·吐温（Mark Twain,1835—1910）是19世纪中期至20世纪初叶美国重要的小说家、散文家和文化活动家。他的一生创作有中长篇小说10部,短篇小说近百部,此外还发表有自传、回忆录、游记等多部。他的小说创作是他的主要文学成就,铸成了他的文学大师身份,并历来以独特的风格、鲜明的主题和深刻的文化意蕴着称于美国文学和世界文学。包括福克纳、海明威、T.S.艾略特在内的诸多美国作家和评论家都曾高度评价他的小说创作,认定他的创作在美国文学传统中所占的奠基地位及对后世美国文学的重大影响。他们的评价引出了本文的研究问题:着名作家、评论家对吐温的小说创作做出如此评价的主要依据是什么?什么是吐温小说艺术中具有持久艺术魅力和审美价值的要素?这些要素在吐温的小说世界中发挥作用的机制是什么?这种机制对于说明小说艺术规律具有怎么的意义?鉴于诸多评论家也曾刻意强调他的创作所具有的意象化特征,我们很自然地将目光集中到了吐温小说的意象化描写上。我们发现马克·吐温的小说意象在美国民族文学传统初步形成的时期具有重要的奠基意义,这也意味着,他的小说创作所包含的意象描写具有重要的研究价值。这种价值无论对于吐温在美国民族文学史上占有的位置,还是对于在世界文学范围内美国文学地位的确立,以及世界文学总体形态的构成,都有成立的理由。同时,这种意象描写不仅在和同时代美国其他作家的对比上,而且在和世界文学史上相当普遍的小说艺术创作的对比上,都具有比较明显的个性化和体系化的特点。针对这种情况,本论文将研究重点确定为吐温各体小说（长篇小说为主,中、短篇小说为辅）包含的意象描写,考察和研究其小说意象产生的成因、特征、艺术技巧,以及丰富而深邃的内涵,兼及他的小说意象对美国文学和美国文化做出的美学贡献。期望对其意象创造的经验做出客观的考察和理论性的总结,我国文学的发展提供经典的范例和有益的借鉴。研究吐温小说的意象,就必然依靠对于意象概念的定义和理解。本文依据中国古典意象观念,借助中国历代主要意象理论,形成阐述吐温小说意象的理论视角,据此对马克·吐温小说的意象化描写加以考察阐释,以便深入挖掘马克·吐温小说意象的深层含义以及个人化的形式技巧,探索到推动马克·吐温创作的动力性因素,即马克·吐温的个人经历和人格特质中推动他进行艺术创造的因素,以及美国社会现实中产生的创立美国民族文学的历史要求。具体的研究内容包括以下方面:首先,为了解决学术研究的前提问题,本文在第一章中便对涉及到的若干重要概念做一简要的说明。这些概念包括意象、核心意象、象征型艺术,以及中国传统意象理论观念。在梳理概念范畴的过程中,我们发现,中国传统中形成的意象概念和西方国家的意象概念在内涵和外延上有一定的差别。西方社会在古代时期对意象很少探讨,亚里士多德在《诗学》中也主要从戏剧形象,即演员的扮演形式和装束方面,关注到这一艺术因素。在古罗马抒情诗人那里,尽管描绘到众多意象诸如自然山川和诸神象征,但也没有达到近代以来对于象征方法的热衷程度;在中国,则呈现出另一趋势。早在《诗经》《楚辞》形成的时代,诗人就强烈地感受到了道和象以及辞的对应关系。特别是老庄一派哲学伦理学,对中国古代的意象观念发生了深刻深远的影响。本文在运用中国传统的审美意象理论对吐温小说意象进行分析阐述时,既考虑到中外意象观念的差别,又侧重利用了两者的一致之处,使文本的分析具有充分的合理性和必要性。其次,为了探讨吐温小说意象创造的个人成因,本文对促成吐温小说意象创造的社会和个人成因进行了分析阐述,特别是对具有直接作用意义的吐温个人性格特征做了比较细致的总结概括。为此,本文在同是基础部分的第二章,对马克·吐温生活的时代生活和美国社会基本状况做了一般性说明,对吐温的个人经历和思想观念乃至一般性格心理进行了比较深入的考察论证,目的是要揭示时代生活和个人经验如何相互作用,并同时对吐温的小说意象的产生发挥了实质性作用。再次,马克·吐温小说意象艺术的构成。这部分是在初步整理吐温的小说意象描写的分布、类型、呈现方式、基本构造后,对若干具有重大意义的意象所做的尽可能全备的分析论证。这部分内容属于本文的重心所在,分别由第三、第四、第五章加以展开。其目的是将把吐温小说的意象体系从时代生活和个人经验背景中分离出来,以便单独就其审美内涵和象征意义加以分析论证。具体做法是研究其内部构造,审美机能,以及具有持久认同作用的审美含义和审美题旨,并根据其意象描写的实际成果,将自然意象、人物意象、民族国家意象分别予以讨论,对其中包含的自然观、人性观、以及包括道德和宗教观在内的民族国家意识等核心内容予以分析论证。最后,在全文的结论部分,对吐温小说意象的审美风格特征、文学史地位、艺术经验价值等问题做一简要总结。这部分是综合以上研究所形成的佐证,对其意象体系进行具体的美学风格和艺术内容的总结,目的是在总体风格上得出意象艺术的规律认识和相关结论,以便论证该意象体系在美国文学史乃至世界文学史上的意象艺术贡献和地位,表明支撑马克·吐温小说艺术的审美价值的核心性要素的美学地位。

高鲜花^[4]（2019）在《田纳西·威廉斯戏剧在中国的接受和影响（1963-2018）》文中研究表明田纳西·威廉斯是20世纪美国继尤金·奥尼尔之后与阿瑟·米勒、爱德华·阿尔比齐名的三大戏剧家之一,在世界戏剧文学和戏剧舞台上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其《玻璃动物园》《欲望号街车》《热铁皮屋顶上的猫》等剧更是世界舞台长演不衰的经典剧目。1963年英若诚翻译的威廉斯独幕剧《没有讲出来的话》拉开了中国接受、演出、改编威廉斯戏剧的大幕。威廉斯剧作数量庞大,本论文主要以他几部长剧——《玻璃动物园》《欲望号街车》《热铁皮屋顶上的猫》等为基础研究文本,对威廉斯戏剧在中国的译介、舞台搬演/改编、影响等接受和影响状况进行系统考察。威廉斯戏剧创作极具自传性。在剧作中,他为自己同性恋身份而焦虑、为不断患病而厌烦、为创作力下滑而担忧。当他对青春易逝感到恐慌、对死亡倍加恐惧时,他选择了逃离和漂泊,并且为自己构建了一个美好的停留地——中国,希冀能够缓解他的各种焦虑,而此种种都成为他“本色”创作的基本内容。为了完整地体现他的本色,他在创作过程中设置了潜台人物、借鉴了古希腊戏剧结构、运用了大量的神话传说,并辅之以中国戏曲的写意性元素,营造出一个个颇具象征性的艺术世界。20世纪80年代,中国戏剧界集中译介了威廉斯的《欲望号街车》《玻璃动物园》《热铁皮屋顶上的猫》三部作品。从外部环境来看,中国翻译界对威廉斯剧作的译介离不开意识形态、赞助人、诗学等的合力“监管”。从文本内部来看,由于戏剧具有二重性——文学性和表演性,所以中国译家们在译介这三大代表作时主要采用以归化为主、异化为辅的翻译策略,并偏重文学性,为中国读者呈现出全新的“中国化”译本。在中国戏剧舞台上,威廉斯剧作的搬演与改编演出异彩纷呈,尤其是上海话剧艺术中心版的《玻璃动物园》和《欲望号街车》成为近几年来经典的翻译剧演出。而由《欲望号街车》改编的形体剧《纸牌夜布鲁斯》可以说是集合中西戏剧表演特性的一次有益尝试,该剧已经走出国门赢得了世界观众的赞誉。如果说在中国的译介和演出是对威廉斯剧作接受的话,那么,在接受之后威廉斯剧作对中国戏剧与小说创作也产生了有力的影响。中国剧作家秉承他的新现实主义精神和悲剧精神,协同调动灯光、舞美、音乐/音响等多种手段、设置叙述人、运用表现主义和象征主义手法,形成了独特的心理回忆剧,出现了像赵耀民《良辰美景》这样颇具《玻璃动物园》风骨的佳作。而在海峡对岸,将门之子白先勇不仅在人生历程方面与威廉斯有着惊人的相似性,他的小说创作也深得威廉斯“真传”:运用象征和心理回忆等手法关注同性恋者的喜怒哀乐、对人性暴力进行赤裸裸地揭露和严厉批判、感慨青春易逝、凭吊美人迟暮,这些共同点显示出白先勇是国内受威廉斯影响最深的文学家。

廖衡^[5]（2019）在《“天堂府”与“黄金乡” ——菲尔丁、斯特恩、哥尔德斯密与斯摩莱特小说中的田园书写》文中提出英国十八世纪四位小说大师——亨利·菲尔丁、劳伦斯·斯特恩、奥利弗·哥尔德斯密及托比亚斯·斯摩莱特——不约而同地在小说这一新兴的文体中传承并革新了西方田园书写,再现十八世纪英国全速挺进的现代化进程中城市、宫廷及乡村的突出矛盾及问题,并通过推进古老的“田园伦理”及本土化的“田园风景”,参与了彼时英国的伦理、美学及民族身份建构。他们将不列颠乡村庄园“天堂府”与农舍良田“黄金乡”塑造成一处现代化洪流中的退隐之地,将其赋值成一处汇聚田园伦理、不列颠民族身份与如画美学趣味的“安乐之所”的同时,也不同程度地审视了不列颠乡村在圈地运动、农业革命及民族融合中突出的社会问题、阶级或民族矛盾,谱写了一曲理想与现实、爱与恨、希望与忧患交织缠绕的“天堂府”与“黄金乡”之歌。论文在整合西方田园理论研究的基础上,借鉴当代英国生态批评家吉福德关于田园书写“退隐与回归的田园过程”之理论构架,融合当代文学伦理批评、风景研究及新历史主义等视角对菲尔丁的《约瑟夫·安德鲁斯的经历》（1742）、《弃儿汤姆·琼斯的历史》（1749）及《阿米莉亚》（1751）、斯特恩的《项狄传》（1759-67）、哥尔德斯密的《威克菲尔德的牧师》（1766）与斯摩莱特的《汉弗莱·克林克历险记》（1771）中田园书写的诗学渊源、历史语境、结构模式与社会功能进行研究,探究四位作家如何在小说中传承与革新西方田园书写传统,建构田园退隐之地并回归十八世纪英国的现代化语境,参与彼时英国的伦理、美学及民族身份建构。论文的第一章研究四位小说家田园书写的诗学渊源。四位小说大师继承了古希腊罗马的田园诗歌中“黄金时代”与“阿卡狄亚”的文学记忆,传承了英国本土田园诗学的多样风格（尤其是乡村庄园诗作、地貌诗歌及反田园诗）,也受到了蒲柏及约翰逊为代表的英国田园批评文本的影响,不仅传承田园理想,也关注现代化进程中的乡村现实。论文的第二章探讨了四位小说家田园书写的历史语境。十八世纪英国议会圈地运动全面展开,乡村劳动力大幅度向城市转移,城市人口与面积激增,滋生了各种城市问题;大规模的圈地运动促进了农业生产率的提高,也加剧了资本主义化的地主乡绅与农民阶层的矛盾;正当这些现代化进程大幅度改造不列颠乡野之时,一场以诗歌、绘画、园艺及徒步旅行为媒介的“如画美学运动”醉心于“发现”未被现代化洪流染指的不列颠本土田园风景。四位小说家的人生轨迹及“恋乡情结”是这个时代的产物,他们小说中复杂厚重的田园书写既是对其所处的历史语境的一种文学回应,也参与了英国现代社会的伦理、美学与民族身份塑形。论文的第三、四、五、六四个章节分析了四位小说家田园书写所共有的结构模式——“退隐与回归的田园过程”。第三章分析了菲尔丁、斯特恩、哥尔德斯密与斯摩莱特小说的“田园退隐”叙事模式——小说的宏观叙事及插入叙事都沿袭了田园传统的退隐叙事模式,使小说大体呈现出主要人物从伦敦或巴斯退隐不列颠乡村“天堂府”与“黄金乡”的叙事脉络;第四、五、六章分析了小说如何回归十八世纪英国现代化进程的“文化语境”,再现与反思现代化进程并参与英国现代伦理、美学与民族身份建构。同时,论文的第四、五、六章也集中探讨了四位小说家田园书写的社会功能。第四章结合当代文学伦理批评阐明了四位小说家如何应对现代社会的伦理困境,在小说中革新“田园伦理”,参与十八世纪英国的伦理建构。他们在小说中继承了田园诗学对宫廷与城市的批评态度,不同程度地描述了城市化进程所滋生的环境、犯罪及道德问题,反思了商业社会的“经济人”现象与“现金联结”、揭露了十八世纪英国议会、政党或者军队中的腐败现象。同时,他们在小说中不约而同地发扬了英国田园书写中歌颂乡村农人的传统,将乡绅或者农民建构为与十八世纪商业文化中“经济人”相抗衡的美德群体,并塑造了以情感为纽带的“田园家庭”及以地缘和心缘维系的“田园美德共同体”。第五章借助当代风景研究视域探究了四位小说家如何在小说中推进西方英国田园诗学中的“田园风景”,参与发现与提升不列颠本土风景的如画美学运动。小说家们致力于呈现并歌颂不列颠本土化的田园风景,将“天堂府”与“黄金乡”置于英格兰、苏格兰或威尔士的乡村腹地,描写或勾勒出其显着的地理水文;小说中描绘了象征不列颠民族身份、承载民族记忆的乡土植被,尤其是橡树或树篱风景;“天堂府”多是彰显不列颠身份与历史、“与最上乘的希腊式建筑媲美”的哥特、凯尔特式或中世纪建筑与废墟。同时,他们将英格兰、苏格兰或威尔士乡村呈现为一道“参差多态”的如画美学风景。第六章以新历史主义“厚描”的方法,从小说文本的“细小片段”及乡村边缘人物入手,探究了四位小说家如何发扬田园书写的现实批判精神与小说的写实主义,将田园理想置于日益资本主义化的现代不列颠乡村现实之中,不同程度地反思议会圈地运动、农业改革及民族融合等历史进程中突出的社会问题、乡村阶级或民族矛盾。菲尔丁、哥尔德斯密与斯摩莱特在小说中通过塑造英格兰乡村飞扬跋扈的“猎物保护人”、被狩猎法边缘化却扞卫习惯权利的贫农及监守自盗的“猎场看守人”,再现了乡村土地私有化进程中土地阶层与小农及贫农之间的冲突和矛盾,质疑了《1671年狩猎法》及《1723年黑面法令》所确保的土地阶层的“狩猎霸权”;菲尔丁、斯特恩、斯摩莱特通过不同程度地再现农业革命中的小农及农工的艰苦生活,反思了这一进程中乡村的人口流失、贫富分化及济贫等社会问题;斯摩莱特还在小说中再现了《1707年联合法案》光环遮蔽下、悬而未决的苏格兰乡村中的民族压迫及对抗。论文的结论指出:菲尔丁、斯特恩、哥尔德斯密与斯摩莱特笔下的田园书写绝非逃避遁世,他们既传承了古老的西方田园理想,也发扬了西方田园书写的现实批判精神与小说的写实主义,不同程度地审视了不列颠城市、宫廷及乡村在现代化进程中突出的社会问题及阶级或民族矛盾,谱写了一曲理想与现实、爱与恨、希望与忧虑交织缠绕的“天堂府”与“黄金乡”之歌。他们笔下的“天堂府”与“黄金乡”不仅是一处田园理想中的乡村退隐之地、一处汇聚田园伦理、不列颠民族身份与如画美学趣味的“安乐之所”,也是不列颠社会转型时期矛盾重重的真实乡村之再现。四位作家在小说这一十八世纪新兴的文体中融入了田园书写,开拓了田园书写的新疆域,增强了田园书写的内部张力,也拓展了小说的社会功能。他们田园书写中丰富的“英国经验”对我国当下的现代化建设及“乡村振兴战略”具有现实借鉴意义。

张宝林^[6]（2016）在《1930年代中国的美国文学形象构建》文中认为美国文学是促进中国现代文学发生发展的重要资源。研究中国现代文学,就有必要深入考察中国文人如何认知和想象、选择和安排、彰显和遮蔽美国文学,从而为自身的发展提供一个可资借鉴、对照的“他者”形象。本文旨在还原和阐释1930年代中国构建美国文学形象的历史文化语境、具体过程、主要着眼点及最后结果。在1930年代,随着美国迅速崛起和美国文学在世界文学格局中的地位明显提升,中国文人在接受美国文学时,出现了从粗浅介绍到深入剖析、从轻视到重视的整体性过渡。尽管这一时段依然有人无视美国文学的民族文化特性和良好发展态势,但质疑和否定的声音明显减弱,美国文学也开始在中国呈现出全新的形象。与此同时,在“政治场”和“文学场”严重分化的语境下,不同倾向的中国文人对美国文学做出了不同的选择和阐释,构建出了不同的美国文学形象。整体来看,1930年代中国文人构建出的美国文学形象既发生了历时性变迁,又呈现出共时性差异,在具体的构建过程中,既参入了对美国国家的认知和想象,又曲折地表达出对中国现实的思考和对中国未来发展路径的设计。本文先综合考察1930年代中国构建美国文学形象的语境,再重点分析美国文学形象在中国的多元呈现和整体变迁,阐释不同形象构建的内在逻辑和历史文化意义。除了绪论和结语,本文共包括八章内容。绪论部分主要阐述本文的选题背景和研究意义。前两章主要考察1930年代中国构建美国文学形象的语境。第一章分析美国整体实力的提升和文学发展的现实状况如何影响中国的美国文学形象构建。第二章立足于中国语境展开,考察文学现代化诉求、文坛变迁和都市文化发展如何影响美国文学形象构建。中间四章主要基于重要案例,阐释不同话语形态与美国文学形象构建之间的关系。第三章主要以郭沫若翻译辛克莱为例,阐释阶级/革命话语如何参与美国文学形象构建。第四章主要以杨昌溪研究黑人文学为例,阐释民族/国家话语如何参与美国文学形象构建。第五章主要以《现代》杂志的《现代美国文学专号》为例,阐释自由主义话语如何参与美国文学形象构建。第六章主要以刘易斯热为例,阐释多种话语形态如何交织在一起共同参与美国文学形象构建。最后两章主要考察文学史写作如何参与美国文学形象构建。第七章着眼于中国文人撰写和翻译的多部世界文学史着,考察中国文人如何在世界文学格局中认定美国文学的性质和地位、选择和安排具体的美国作家。第八章主要通过对比分析两部美国文学专史,考察美国文学形象及其构建特点在1930年代中国发生的整体性变迁。结语部分先总结全文的主要观点,再简单分析美国文学对于1930年代中国文学现代化的参照性意义。本文的创新之处主要在于通过爬梳、整理大量的历史文献资料,从形象构建的角度还原和阐释1930年代的中国文人如何接受美国文学,如何融入对中美两国的认知和想象。这不仅为认识中国现代文学的世界性提供了新的视角,而且有助于深入理解中美文化交流史。

王建平^[7]（2015）在《《夏威夷来信》中的“明确使命观”》文中提出马克·吐温早期作品中"明确使命观"的形成和演变与19世纪美国社会发展、文化观念和种族意识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而《夏威夷来信》作为吐温创作初始阶段的作品,所涉及的社会达尔文主义、夏威夷兼并问题以及美国亚太战略等观点为探究吐温在民族、国家、帝国、种族问题上思想演变的轨迹提供了重要线索。吐温频频回归夏威夷题材这一事实本身以及前后三十年间的态度变化也说明,这段"无法释怀"但又"令人不安的经历"所掩饰的文化矛盾和情感张力作为民族文化心理的时代表征,隐然呈现了文学生产与国家政治之间的切线。

杨俊文^[8]（2015）在《面对燃烧的灵魂》文中研究表明当蜿蜒于森林与沼泽的密西西比河流经汉尼拔镇,它奔跑的脚步舒缓得近乎停歇下来。河水刚刚脱身于上游的苍茫和幽暗,覆满了春日正午的光线,变得明亮而宽阔。那艘"保罗·琼斯"号汽轮和"宾夕法尼亚"号快艇,早已消逝在19世纪的风雨之中,而装点肃穆的"马克·吐温"号游轮,惯常用长短不一的汽笛声,在它们曾经行驶过的这段河道上,为矗立在河畔赏河公园里的一尊青铜塑像,送上所有乘船人的景仰与思慕。

赖锐^[9]（2015）在《马克·吐温笔下的中国形象研究》文中研究表明马克·吐温笔下的中国形象是国内学术界富有争议的话题。马克·吐温书写中国到底是出于民主主义式的人道关怀还是东方主义式的种族歧视,一直悬而未决。该问题的焦点在于如何解读马克·吐温的“涉中”文本。笔者从“社会问题”、“政治视野”、“文化想象”等三个层面梳理相关文本,发现其笔下的中国形象确有多元矛盾之处:谈及中国,马克·吐温既充满天真烂漫的想象,又饱含强烈的批判意识,还蕴藉了深刻的自省精神;更关键的是,他笔下有关“异教徒”和“黄祸”的论述,难免让研究者作出东方主义的解读。为解释上述复杂的文本状况,破解马克·吐温言说中国的真正意图,笔者采用新批评的文本细读法,对马克·吐温“涉中”文本的“寓言式隐喻”、“原型式隐喻”及“张力”等创作手法作出细致剖析。“寓言式隐喻”指的是马克·吐温常以讲故事的方式对美国自身进行反讽、揶揄或批判;“原型式隐喻”主要指马克·吐温对《圣经》中替罪羊的宗教原义施以解构,并建构出了成批具有批判力度的华人替罪羊形象。这种集严肃与幽默为一体的话语风格,使其文本内容与形式之间形成了一股巨大的“张力”,也造就了马克·吐温犀利的笔锋及矛头明确的批判所指。这一方面印证了马克·吐温作为知识分子的批判及反省立场,也充分解决了马克·吐温是“怎么说的”这一问题。“为什么这样说”是我们进一步要解决的问题。笔者引入互文性这一研究方法,首先将马克·吐温“涉中”文本与马克·吐温其他作品进行比较,发现“底层的人”、“反帝”等主题不断在马克·吐温其他作品中被重写,二者的互文性关系表明马克·吐温人道主义式的中国观来源于其本身的思想土壤,是一种自我建构;其次,将马克·吐温“涉中”文本与哈特、杰克·伦敦等同时代作家进行互文性比较,其间的暧昧关系印证了美国主流观念对马克·吐温中国观的渗透,表现为他者建构;最后将马克·吐温言说中国这一话语实践放置到西方华人形象史的范畴之中,发现马克·吐温的中国观一方面来源于自身独立思想的建构,一方面又难逃意识形态与乌托邦之间张力转换的历史囿限。所以,处于意识形态批判的西方整体语境下的马克·吐温,其笔下中国形象所透露出的民主进步思想显得难能可贵。

张艳萍^[10]（2015）在《《海华沙之歌》与美国民族文学的建构》文中研究说明亨利·华兹华斯·朗费罗是19世纪美国家喻户晓的诗人,也是获得国际声誉的第一个美国诗人。朗费罗的显赫声名来自于其对美国民族文学做出的伟大贡献。这位学者型诗人一生致力于美国民族文学的建构,既有关于创建美国民族文学的自觉的理论诉求,又凭借天才的语言禀赋翻译了来自十种欧洲语言的大量诗歌,为美国文学在欧洲文学传统这一平台之上尝试脱胎换骨式的革新奠定了基础,而其享誉世界的《海华沙之歌》则是把题材的本土化和艺术形式的本土化完美融合的典范之作,堪称19世纪美国民族文学的瑰宝。独立战争后,美国人的民族自豪感迫不及待地召唤一种独立于英国文学的美国民族文学。但当时的美国作家面临着美国文学自身发展的诸多困境。其一,用美语能不能创作出迥异于英国文学的美国文学?其二,民族文学的核心问题是民族性,而美国文学的民族性首先取决于文学题材的本土化。在这一方面,美国作家面临着许多困难。华盛顿·欧文不无遗憾地意识到美国作家缺乏具有美国特色的素材,詹姆斯·费尼莫尔·库珀也曾陷于美国作家在本土题材的占有方面远逊于英国同行的尴尬与自卑。在如何建设美国民族文学的讨论中,以沃尔特·钱宁为代表的有识之士所倡导的观点引人瞩目,那就是把吸纳印第安口头文学传统作为建设美国民族文学的一条途径。在众声喧哗之中,一些作家怀揣梦想默默耕耘。时至19世纪20年代,欧文和库珀已经为美国文学赢得了国际声誉。但是,在他们的作品中,我们不难发现英国文学笼罩在美国文学上的阴影。美国文学所面临的这种困局直到1855年随着朗费罗的《海华沙之歌》的问世而得以部分化解。朗费罗认为,使欧洲文学传统的优秀元素与美国自身文学元素水乳交融,才能建立起超越英国文学传统的独立的美国文学传统。为此,朗费罗翻译了大量欧洲诗歌。这样,朗费罗便为美国诗人搭建了一个可资参考的欧洲诗歌平台。不仅如此,朗费罗还通过不遗余力的努力将培养国际文化视野的理念传承给了更多的美国作家。艾兹拉·庞德和T·S·艾略特无疑是朗费罗最出色的后继者。通过艾略特和庞德,这一理念被更多的美国作家所继承,成为美国作家创建美国民族文学航程中长明的灯塔。朗费罗在其大学毕业演讲《我国本土的作家》中就前瞻性地提出了采用印第安题材来创作美国民族文学的主张,而在《我们国家的文学的精神》一文中,朗费罗对美国民族文学问题的思考更加深刻。在朗费罗看来,美国有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这为美国民族文学的发展敞开了可能性。朗费罗关于题材本土化的呐喊代表了后革命时期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文学民族主义者的心声。而库珀、帕克曼和朗费罗自己的那些获得了巨大成功的作品则佐证了题材本土化是建构美国民族文学的必经之路。朗费罗的理论诉求与创作自觉,都是其建构美国民族文学的强烈使命感的必然产物。《剑桥美国文学史》指出,朗费罗在构建美国民族文学的过程中面临着一些语言谱系方面的问题,而其解决方案涉及到语言层面和历史层面,《海华沙之歌》则实现了这两个层面的完美融合,这是因为,在语言层面,《海华沙之歌》使用了印第安词汇,在历史层面,《海华沙之歌》采用了印第安题材。我们认为,上述看法不能涵盖《海华沙之歌》在美国民族文学建设进程中的全部价值。事实上,《海华沙之歌》在诗歌题材本土化和诗歌艺术本土化两个方面为美国民族文学做出了重要贡献。《海华沙之歌》的素材来源是19世纪美国历史学家亨利·R·斯库克拉夫特的着作,即《美国印第安部落历史、现状与未来的史学和统计学资料汇编》和《阿尔吉克研究》。朗费罗以斯库克拉夫特的印第安文化研究成果为依据,在创造性地借鉴斯库克拉夫特所收集的印第安神话传说的基础上,以印第安文化英雄海华沙为主角,再现了印第安文明进程中的五大文明成果,全景式地展现了印第安文化的诸方面,包括印第安人的宗教、礼仪、价值观等。根据奥吉布瓦印第安人对《海华沙之歌》的理解,可以肯定,在用英语保存印第安文化方面《海华沙之歌》功不可没。而印第安文化对《海华沙之歌》的重要价值则在于使其获得了题材的原创性和独特性。印第安题材赋予《海华沙之歌》独特的本土气质,这表明,印第安文化是美国民族文学的独特资源。作为一部印第安人的墓志铭,《海华沙之歌》也有其缺陷。在该诗的结尾,朗费罗安排他笔下的那些印第安人接受基督教传教士的教导,与登陆美洲的殖民者达成了和解。我们认为,这一缺陷并非仅仅体现了朗费罗的个人偏见。在美国,不论是殖民地时期的白人作家,还是19世纪20年代以皮袜子系列成名的库珀,甚至是19世纪50年代以后的马克·吐温、海明威和福克纳,都受到美国白人意识形态的左右,在如何对待印第安人的问题上,他们的立场是一贯的,因为他们不仅仅是作家,他们首先是白人。在美国文化过滤机制的支配下,朗费罗把那些印第安人处理成了心甘情愿屈服于白人的弱者。作为印第安人历史的代言者,朗费罗充分行使了他选择性地书写印第安人历史的自由。美国白人作家往往以双重态度对待印第安人,作为一位具有国际文化视野的学者,朗费罗也不能超越他作为美国白人的身份局限,他的诗歌不可避免地带有美国文学中印第安问题的色彩。在诗歌艺术方面,诚如《剑桥美国文学史》所言,那些印第安词汇解决了朗费罗在语言层面面临的难题,但是,在我们看来,真正使《海华沙之歌》迥异于英国诗歌的元素不止于此,而在于朗费罗创造性地借鉴了印第安文学和欧洲文学的口头传统。朗费罗创造性地借鉴了印第安神话传说。他移植并重构了印第安神话传说中的人物形象,借鉴了印第安神话传说的叙事艺术,包括叙述者的现身、超叙述结构、线性叙述顺序、三迭式重复、三角形角色关系和传奇时间等。朗费罗借鉴了《荷马史诗》和《卡勒瓦拉》结构情节的方式,把诗歌主人公海华沙的n型生命轨迹作为贯穿全诗的特定的序列,按照这一序列将二十个独立的叙事片段缀合成一个有机的整体。朗费罗匠心独具地使用印第安术语,并借鉴欧洲史诗的程式,使二者完美融合,创造了一系列程式和程式系统,革新了英语诗歌语言。《海华沙之歌》形式上最醒目的特征是遍地开花的平行结构。我们认为,19世纪的批评者指责朗费罗剽窃《卡勒瓦拉》的平行句法的说法是站不住脚的。研究表明,朗费罗所受的影响是多方面的,比如圣经诗歌、荷马史诗中的平行结构,而真正触动他的可能是《卡勒瓦拉》和印第安诗歌中频繁出现的平行结构。平行结构是口头文学的基本文体形式,而大量的平行结构是造就《海华沙之歌》形式独特性的一个不可或缺的因素。印第安文学和欧洲文学的口头传统因子在《海华沙之歌》中生根发芽,使该诗熠熠生辉,实现了诗歌艺术的本土化,给读惯了英国诗歌和带有英国味儿的美国诗歌的读者耳目一新之感。因此,创造性地借鉴印第安文学和欧洲文学的口头传统,是朗费罗使自己的诗歌获得货真价实的美国性的一条重要路径。美国文学是一个历史概念。从这一概念的提出和美国文学自身的发展两个方面来看,美国文学都是具有强烈的时代性的概念。“美国文学”是一个极富争议的概念。美国文学的本土化是一个历史的过程,各个时代对美国文学的美国性的看法会有所不同,这个问题在T·S·艾略特那里已经论述得很充分了。我们认为,试图为“美国文学”探寻一个十全十美的定义是徒劳的,而在时间流中动态地考量美国文学之美国性的嬗变才是智慧之举。T·S·艾略特认为,美国性不是一成不变的,因此美国文学的美国性也是随着时代的变化而不断变化的,一个时代的美国文学的美国性会取代前一个时代的美国文学的美国性。从库珀到吐温,美国民族文学的美国性发生了巨变。这种变化首先通过题材的更迭表现出来。在库珀和朗费罗时代,印第安题材是美国民族文学的宠儿。但是,随着南北战争的爆发,印第安问题悄然退向幕后,黑人问题大步走向前台,跃升为美国的首要问题。相应地,在美国的民族文学中,黑人题材就取代了印第安题材。朗费罗以他那个时代的方式投身于建设美国民族文学的洪流,为那个时代美国民族文学的建设做出了卓越的贡献。朗费罗怀揣梦想与激情倾力创作的《海华沙之歌》,是19世纪美国民族文学中当之无愧的瑰宝。这部诗歌集中体现了朗费罗关于建设美国民族文学的理念,那就是,将欧洲文学传统与美国自己的文学元素融为一体,以美国自身为素材,才能创造出富有美国特色的原创性作品。这一理念在美国星火相传,使一代又一代的美国作家受益匪浅。可以说,朗费罗为美国民族文学所做的贡献,不仅在具体创作方面,更在宏观战略方面。自从独立战争以来,美国人长期被根深蒂固的文化自卑感困扰。朗费罗细水长流的创作,蒸蒸日上的业绩,令英国诗人望尘莫及的诗艺,以及举世瞩目的盛誉,带给美国人的除了自豪还是自豪。这种姗姗来迟的文化自豪感对于努力建设独立的美国文化的美国人来说,意义非同寻常。朗费罗为美国文学甚至美国文化所做的贡献,经得起时间的考验。虽然朗费罗在当代美国学界遭遇令人尴尬的冷清,但是,文学的良心不容许历史遗忘这样一位为美国民族文学的建构做出过卓越贡献的诗人。

二、马克·吐温的中国情结（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马克·吐温的中国情结（论文提纲范文）

（1）马克·吐温作品中的中国形象（论文提纲范文）

（2）马克·吐温小说中的民主思想及其艺术表达（论文提纲范文）

（3）中国古典意象视域中的马克·吐温小说意象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4）田纳西·威廉斯戏剧在中国的接受和影响（1963-2018）（论文提纲范文）

（5）“天堂府”与“黄金乡” ——菲尔丁、斯特恩、哥尔德斯密与斯摩莱特小说中的田园书写（论文提纲范文）

（6）1930年代中国的美国文学形象构建（论文提纲范文）

（8）面对燃烧的灵魂（论文提纲范文）

（9）马克·吐温笔下的中国形象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10）《海华沙之歌》与美国民族文学的建构（论文提纲范文）

四、马克·吐温的中国情结（论文参考文献）

• [1]马克·吐温作品中的中国形象[J]. 肖芳芳. 名家名作, 2021(04)
• [2]马克·吐温小说中的民主思想及其艺术表达[D]. 刘洋帆. 陕西理工大学, 2020(09)
• [3]中国古典意象视域中的马克·吐温小说意象研究[D]. 于健. 东北师范大学, 2019(04)
• [4]田纳西·威廉斯戏剧在中国的接受和影响（1963-2018）[D]. 高鲜花. 山西师范大学, 2019(06)
• [5]“天堂府”与“黄金乡” ——菲尔丁、斯特恩、哥尔德斯密与斯摩莱特小说中的田园书写[D]. 廖衡. 武汉大学, 2019(06)
• [6]1930年代中国的美国文学形象构建[D]. 张宝林. 西北师范大学, 2016(06)
• [7]《夏威夷来信》中的“明确使命观”[J]. 王建平. 外国文学评论, 2015(03)
• [8]面对燃烧的灵魂[J]. 杨俊文. 作家, 2015(15)
• [9]马克·吐温笔下的中国形象研究[D]. 赖锐. 广东外语外贸大学, 2015(03)
• [10]《海华沙之歌》与美国民族文学的建构[D]. 张艳萍. 武汉大学, 2015(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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