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实行“病人选择医生”的实践（论文文献综述）
傅佩佩[1]（2021）在《委托代理关系视角下农村家庭医生签约服务制度安排和实践研究 ——以山东省为例》文中指出研究背景家庭医生,又称为全科医生,其职责是为居民提供健全、有效、连续、适宜的医疗卫生服务和健康管理,被视为居民的“健康守门人”。2016年,以优化卫生资源配置、缓解“看病难、看病贵”问题为目标的家庭医生签约服务制度在我国全面正式全面启动。但是,由于我国尚处于家庭医生签约服务探索起步阶段,该制度目前在我国发展还不成熟,上述作用并没有充分发挥出来。并且在签约服务实施过程中存在一系列与签约服务目标不一致的问题,例如居民签约率低、知晓率低、家庭医生履约率低和签约服务质量不高等。同时,由于各地社会经济发展水平的差异,家庭医生签约服务的推进在不同地区还相当不平衡。尤其在我国广大的农村地区,因为卫生基础较差、信息化建设薄弱、人力资源匮乏,以及居民受教育程度与收入水平普遍较低等传统因素,致使家庭医生制度的推行面临着更多的挑战。众所周知,农村基本卫生服务体系承担着维护我国广大县域居民健康的重要任务,而且农村卫生一直是我国卫生健康领域的重点关注,因此,选取合理的样本地区展开调查研究,并在研究的基础上有针对性地提出对策建议,对于做好我国农村家庭医生制度的发展尤为重要。本文选取山东省相关地市作为研究样本地区,因为山东省是我国农业大省,农村地区人口数量占全省总人口数量一半以上,且东、中、西部经济发展水平有一定差异,具有较好的代表性。以山东农村地区为样本,通过聚焦样本地区家庭医生签约服务展开研究,对于切实推进我国家庭医生签约服务良性发展、提升基层医疗卫生服务质量和水平具有较大的现实意义。重要地,家庭医生签约服务制度的推行并非水到渠成,而是涉及多个环节的复杂系统工程。同时也受到多个层面因素综合作用的影响,如政府层面的政策制定、激励措施、考核与监管;家庭医生团队服务能力及水平、机构定位及分工;居民个体层面的认知、态度、动机、协作配合情况等。从理论层面来讲,委托代理理论能够建立起不同行为主体之间的关联,通过分析委托人和代理人之间的利益博弈,可以发现最优的激励措施。将委托代理相关理论运用到家庭医生签约服务制定和实施策略分析中,建立家庭医生、居民和政府的多重委托代理关系,从新的视角推导和理解政策实施过程中出现的问题及其原因,可以为完善家庭医生服务制度提供更科学的理论支持。而基于制度及供需双方的多层次、全方位研究,可以为家庭医生签约服务的提升与优化提供更全面、更深入、更实际的建议,也可为全国其他农村地区提供经验做法或运行模式方面的参考借鉴。基于上述背景,本论文提出以下研究问题:山东省农村地区现有家庭医生签约服务的制度安排、供需双方的实施现状及存在的问题是什么?导致问题产生的原因是什么?如何减少政策实施的偏差?研究目的本研究通过理论研究和实证分析,系统分析家庭医生签约制度设计,探讨山东农村地区家庭医生签约服务制度如何通过资源保障、监管考核机制、筹资支付机制和问责机制影响政策运行的结果和利益方的行为,最终为完善家庭医生签约服务提供政策建议。具体目的包括:（1）构建家庭医生签约服务理论分析框架;（2）系统分析家庭医生签约服务的制度安排以及供、需双方实施现状,探索关键问题影响因素;（3）从委托代理关系视角分析政策实施的偏差和探索问题产生的原因;（4）提出完善家庭医生签约服务制度的政策性建议。研究对象和方法本研究现场调研数据来源于2018年5月7日——24日开展的“山东省农村基本医疗服务”项目调研。综合考虑地域分布、经济发展水平和签约服务实施情况,此次调研采用分层随机抽样的抽样方法,选取了淄博市、聊城市和滨州市已经推行家庭医生签约的6县（沂源县、桓台县、茌平县、东阿县、惠民县和无棣县）,从机构和个人两个层面,就当地农村家庭医生签约制度运行情况开展了调查。调查内容包括如下方面:卫生院和卫生室基本药品供应情况、信息化建设情况、签约服务政策工具等;家庭医生服务提供能力、家庭医生签约服务提供情况、家庭医生工作满意度等;居民健康状况、健康行为、对家庭医生签约服务的选择偏好、家庭医生签约服务知晓情况以及健康需求等信息。本研究的分析过程由三部分组成。第一部分采用文献分析法,对山东省和样本地区家庭医生签约服务政策和制度安排进行归纳和总结,资料主要来自样本地区相关政策文件及研究文献,以及对样本地区机构的调查数据。第二部分是从供方和需方的视角对样本地区家庭医生签约服务政策实施现状进行描述和分析,基于统计描述、logistic回归等,探究供方家庭医生的激励机制及工作满意度影响因素;通过离散选择实验的方法测量居民对家庭医生签约服务的选择偏好,最后构建基于居民个体、村卫生室和镇卫生院的多水平分层模型,全方位探索影响家庭医生签约的因素。第三部分结合定性访谈资料,采用主题框架分析法,根据政府和家庭医生委托代理关系、政府和居民的委托代理关系、家庭医生和居民的委托代理关系的理论,对筹资支付机制、奖惩考核机制、问责机制和运行保障机制进行分析,找出签约政策实施的偏差及其产生的原因。最后,本文综合制度分析框架和政策执行的偏差提出完善签约服务制度的策略性建议。本研究采用SPSS 22.0和Stata 14.2进行数据分析,包括描述性统计分析、单因素和多因素分析、分层回归分析和离散选择实验;采用QSRNvivo 8质性分析软件分析定性访谈资料。研究结果1.家庭医生签约服务制度安排我国家庭医生签约服务的制度安排是:由政府制定家庭医生签约服务政策指导意见,联合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门、民政部门、发改委、中医药管理局为签约服务提供政策和资源保障;政府通过委托基层医疗机构、基层医务人员共同组建家庭医生团队,为签约居民提供服务;政府通过支付、考核、和监管等激励措施,确保签约服务提供机构和家庭医生提供合格的签约服务,提高签约居民整体健康水平。山东省家庭医生签约服务采用“1+1+1”服务模式,即家庭医生团队依托县域医共体,由村医、乡镇卫生院和县医院医院医生构成。一般由乡镇卫生院医生担任队长,村诊所医生是签约服务具体提供者。居民通过与乡镇卫生院签订家庭医生签约服务协议,选择签约服务包,接受签约团队提供的基本公共卫生服务、医疗服务、健康管理等服务。研究发现,目前政府在提供家庭医生签约服务制度运行保障方面存在的问题表现在:（1）资源配置失衡,综合性的服务提供可及性差。基层医疗卫生机构信息化建设和基本药物供应保障还不完善。76.67%的乡镇卫生院没有实现将居民健康信息与上级医疗机构共享;55.09%的村诊所存在基本药物短缺现象。（2）双向转诊制度尚未落实,家庭医生签约服务缺少连续性。大部分村诊所医生获得的上级医院相关工作支持不足。基层家庭医生欠缺专科医疗资源、转诊资源、临床经验与技能。2.家庭医生签约服务制度实施现状签约服务供方运行现状:目前样本地区签约服务供方,即家庭医生在服务提供过程中主要存在服务水平低下、工作负荷及压力较大、收入及薪酬感知较低、整体满意度较低等问题,具体表现在:（1）村诊所家庭医生受教育程度普遍较低,只有1%的村医拥有本科及以上学历;大部分家庭医生只有乡村医生证（76.29%）,家庭医生中参加过全科医师转岗培训者仅占34.32%。仅有22.51%的家庭医生取得全科医师转岗培训合格证;只有15.50%的家庭医生认为其知识和能力完全可以满足家庭医生工作的需要,超过80%的家庭医生在开展基本医疗服务过程中遇到技术问题;（2）家庭医生签约服务考核机制和激励机制不完善。主要表现在:没有将服务质量纳入考核指标,奖惩制度没有落实;家庭医生工作量偏大,平均每人每天工作11小时、管理超过1500人,93.36%的基层医生自我感知参加家庭医生签约服务工作后工作量增加;家庭医生待遇普遍偏低,仅有12.18%的家庭医生认为薪酬与其工作匹配,且卫生院与村诊所家庭医生存在收入差距;（3）家庭医生满意度logistic回归结果显示,家庭医生的职称、收入、工作量和工作压力、县医院技术支持等在5%的水平上显着。针对需方居民家庭医生签约服务研究结果如下:（1）签约率低,居民对家庭医生签约服务获得感差,“签而不知”、“签而不约”现象普遍。样本地区家庭医生签约概率仅为23.8%;居民对家庭医生签约服务知晓率低,55.69%的被调查者完全不了解签约服务;居民被动签约现象普遍;居民不愿意签约是因为不信任家庭医生团队的服务能力,担心乱收费,认为没必要。（2）居民离散选择实验结果表明:农村居民更愿意选择诊疗水平高（β=2.39）、服务态度好（β=1.39）、基本药品可获得性高（β=0.63）和适当提高医保报销比例（β=0.45）的家庭医生团队签约;签约概率模拟结果表明,签约率与费用关联度很高,签约费用从200元降至免费,签约概率将提升至84%。（3）多水平模型结果显示:居民个体层面上,受教育水平越高（OR=1.71）、经常参加体育锻炼（OR=1.39）、及患有多重慢病（OR=1.53）的居民越愿意签约;在村级层面上,较好的村卫生室信息化程度（OR=1.31）有着更高的签约概率;在镇级层面,卫生院基本药物供应充足（OR=1.53）、信息化程度较好（OR=1.28）、参加过家庭医生相关培训（OR=3.19）以及中心卫生院（OR=1.92）都与较高的签约概率相关。3.家庭医生签约服务制度实施偏差和归因家庭医生签约服务制度实施偏差主要表现在:（1）家庭医生签约服务供需不匹配,即居民的健康需求和偏好没有通过现有的签约服务提供得到响应和满足;（2）供方激励扭曲,即现有的筹资支付、监管考核制度导致家庭医生工作满意度低、签约服务“重量轻质”。制度实施偏差的根本原因在于:现有的家庭医生签约制度安排无法规避由于信息不对称导致的一系列代理人道德风险问题。制度安排层面对制度实施偏差的影响主要包括:首先,政府对签约制度运行保障作用失灵,信息化建设、药品供应保障、人才培训不完善,导致卫生资源配置不公平、卫生服务提供能力和质量纵向不平等,降低了家庭医生签约服务实施的可持续性。其次,居民无法自由选择签约团队,造成团队之间缺乏竞争,不利于团队提升服务质量和签约居民满意度,造成居民服务获得感低。问责机制方面,政府对家庭医生奖惩兑付、监管考核缺失、激励不足,降低了家庭医生团队工作意愿;家庭医生签约服务协议书的制定依据缺少居民的健康需求和偏好,服务包定价不规范、服务内容不合理等原因,导致签约率不高、“签而不约”现象普遍。最后,家庭医生签约服务协议书是一种原则性协议,对家庭医生的行为约束力有限。代理人问题层面对制度实施偏差的影响主要源于多代理人和共同代理两个方面。首先,家庭医生签约服务存在多个代理人,政府对家庭医生的职责、考核、奖惩标准不清晰,导致了团队内部不同代理人之间缺少合作,尤其是上级医院的医生对基层医务人员缺少业务指导,极易导致“搭便车”现象,降低了委托人的总体效用,造成了签约服务的协同性不高,背离了家庭医生签约服务制度的目标。第二,家庭医生是政府和居民的共同代理人,政府相对于居民处于绝对强势地位,如果政府和居民交付给家庭医生的任务目标不一致,家庭医生将选择强势的委托人,付出更多的努力,从而降低了共同代理效率。目前,在家庭医生签约服务实施过程中,政府将工作量（签约合同的数量、覆盖面）作为考核支付家庭医生的标准,与居民所偏好的服务质量存在差异。在这种情况下,家庭医生会选择首先完成政府制定的工作考核目标,而忽视了对提升服务质量的努力。这就导致家庭医生服务重量轻质,供需不匹配,居民获得感低。结论提升家庭医生签约服务的运行效率,需要政府完善运行保障机制,从而实现卫生资源的合理配置和签约服务的政策保障。目前,政府对家庭医生签约服务的政策支持不足,以及基层医疗卫生服务能力不足,严重制约了家庭医生签约服务实施。家庭医生团队呈现多代理人的特征,家庭医生签约服务政策无论是对签约团队整体还是团队内部不同代理人,均尚未建立合理的激励机制,导致了团队内部代理人互相中立,团队之间缺乏促进发展的良性竞争。政府没有建立恰当的奖惩机制和对家庭医生的激励机制,相关制度存在流于形式的问题。家庭医生没有将最大化签约居民的利益作为目标,家庭医生没有准确识别居民的签约选择偏好和健康需求,从而导致了家庭医生的行为背离了委托人居民的利益目标。此外,监督和信息公开渠道的缺失致使双方信息的不对称;政府、家庭医生和居民之间相互问责机制的缺失,也加剧了委托人和代理人的目标不一致。政策建议为了解决家庭医生签约服务实施过程中存在的上述问题,提高签约服务效果,本研究提出以下政策建议:1)切实以居民健康需求为导向,为居民提供个性化签约服务。2)合理配置卫生资源,真正做到“资源下沉”,提升家庭医生服务能力。3)完善家庭医生首诊和双向转诊制度,为签约服务提供政策保障。4)建立可持续筹资机制,提高居民自付比例,为签约服务提供资金支持。5)构建科学合理的考核评价体系,明晰家庭医生团队成员职责。6)实行按绩效支付,引导家庭医生团队之间竞争,提升签约服务运行效率。7)进一步明确部门职责,建立相应问责监督机制,充分调动家庭医生积极性。8)对签约服务进行合同式管理。创新点和不足本研究的创新点在于,1)研究视角方面,本文突破以往单一研究视角,从家庭医生签约服务制度的三个核心主体,即政府、家庭医生、居民的视角出发,立足山东省实际,通过对政府运行保障、筹资支付、监管考核与问责等进行全面分析,并在此基础上提出家庭医生签约服务的优化策略;2)研究思路方面,本文以委托代理理论、契约理论以及战略购买等经典理论为依据,构建起家庭医生签约服务制度优化分析框架,聚焦家庭医生签约服务所涉及的政府和家庭医生、居民和家庭医生这两个核心委托代理关系,为开展实证研究提供理论依据。同时分析家庭医生签约服务制度实施的偏差,揭示偏差产生的原因,为政策制定者提供重要的理论科学依据;3)研究方法方面,本研究结合定量与定性的研究方法,通过离散选择实验科学测度需方居民家庭医生签约偏好、并利用多水平分层模型从供、需双方研究居民签约行为的影响因素。最后结合定性分析,验证和深入解释了家庭医生签约服务实施的偏差和原因,在研究方法上也具有一定的创新性。本研究的不足在于,1)在现场数据获得方面,数据仍旧存在一定偏倚。例如,样本平均年龄偏大,在未来的研究中可以纳入更多的样本,以进一步提高结果的可靠性;2)由于离散选择实验方法的局限性,对于纳入属性的数量、水平固化了被调查者对家庭医生签约服务的选择意愿,而无法反映其他属性对其选择偏好的影响;3)本研究仅选取山东省作为研究地点,因而研究结果的外推性一定程度上会受到影响。
李全平[2]（2020）在《集体化时代山西的医疗场域与乡村社会》文中研究说明医疗社会史是史学界的一个新型领域和分支学科,国内外已有不少成果。本研究主要关注的是我国集体化时代的农村医疗卫生。目前医疗社会史对这一时期的医疗卫生给予的关注不够。事实上,集体化时代的医疗史既承续着几千年中国传统医疗史的积淀以及近代中国医疗多元型变的复杂头绪,又是新中国大规模开启医疗卫生整体改造工程的奠基段落,亦与当代健康中国建设的现实状况紧密相连。在这一时期,中国共产党深入乡村社会内部从医疗卫生的方方面面实施了一系列变革,不仅迅速建立了县、乡、村三级卫生保健网和独具特色的集体保健医疗制度,同时有力地发动了遍布城乡的爱国卫生运动,使得乡村卫生面貌有了较大改观,民众整体健康水平大幅跃升。那么,医疗史应该对这一社会历史现象作出自己的阐释和理解。山西地区在整个集体化进程中有着重要的历史地位和影响,熔铸了鲜明的时代表征。集体化时期的山西不仅有西沟和大寨这样的模范村,而且在医疗卫生方面也不乏全国典型。1955年成立的高平县“米山乡联合保健站”,以全国第一个农村卫生保健站的记录,成为我国农村集体保健医疗制度的发祥地;稷山县董家庄乡太阳村是集体化时代爱国卫生运动闻名全国的红旗单位。由于这两个地方的医疗卫生经验当时在山西和全国多个地区推广,因而其医疗史价值和历史经验颇值得挖掘。山西集体化时代医疗史的这种独特性又同山西在近代中国的独特历程紧密相连。本文选取山西在集体化时代医疗卫生方面的历史实践,尝试以医疗社会史的视野开展区域性专题研究,努力通过区域认识整体,通过医疗观察集体化时代的中国乡村社会。为克服当前大量相关研究成果惯于将集体化时代的医疗框定在卫生系统和制度史范畴内,以及由宏大叙事治史路径造成的空疏之弊,本研究尝试引入“场域”概念构建长时段、立体性和多元化的理论分析框架,依此把集体化时代医疗史的相关问题回置到历史现场,突破过去研究偏重合作医疗的制度和卫生政策的梳理之单一维度,通过医疗场域的总体呈现,解读和阐发集体化时代医疗实践生发与展开的具体机制,把握国家话语与乡村社会融入医疗场域的内在理路,挖掘集体化时代医疗实践的历史语境和底层逻辑,弥合“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研究路径的分野,从而展示历史图景的丰富复杂性。传统农村医疗场域扎根于以家族、父系、亲属和熟人互惠规则为特征的乡村社会之中,与传统乡村社会有机糅合并镶嵌一体。近代以来,伴随着西医的传入,医学、教会与商品相结合很快挤占和打破了传统医疗的结构分布,传统医疗中固有的生产和再生产机制之维续迎来较大挑战。在医疗多元型变的时代,医场中的医学、技术和医者围绕不同的政治、文化和社会资本等竞相角逐。逮至全面抗战爆发后,中共领导的军队进驻山西农村,大面积开辟抗战根据地,通过革命的底层深进直接触及乡村传统医疗,新政权努力对传统乡村医疗进行再塑,开了农村医疗集体化的先声。新中国成立后,农业合作化的整体形势推动了乡村整个社会场域的急骤变化,这既为农村集体保健医疗制度的诞生创造了条件,也使得医疗卫生的相当部分与传统医疗形成脱嵌后而被归纳到新的国家政治社会情势之中。场域更变使得医学技艺习得、行医方式和医药空间均被重新改塑,中西医关系的历史意涵在激烈变动时代不断被拉扯和重构。面对强大的传统医疗的惯性、特别是传统医疗所依附的传统社会结构以及无数个经过传统社会浸润过的医者与乡民,负载着新的社会文化意义的医疗卫生改造充满艰辛,于是国家诉诸于社会运动力量来推动医疗卫生的变革。社会史视野使我们更清晰地关照到不同医者、干部、医务人员和普通乡民等面对医疗场域发生更变时的抉择和向背以及新旧观念的冲突,也展示了国家如何通过各种符号、话语、组织网络、资源动员等策略将广大民众组织参与到医疗卫生改造中的丰富实践面相。在集体化时代,广大民众以高涨的热情参与医疗卫生运动的同时,也参与了国家新的意识形态之内化学习和行为实践、参与了国家新的政策主张以及新的道德评价规则的认知和运用之中,并从中获得了新的身份和体验。传统医疗场域与乡村社会的关系纽带被新的负载着国家话语、民族主义以及新型意识形态的社会运动反复动员、感召、冲击和改造,最终不仅改变了农村缺医少药和卫生观念薄弱的落后状况,同时实现了国家新政权建设、意识形态重塑和整个医疗社会的改造,这是一个紧密交糅的动态过程。另一方面,传统乡村社会在变革中既有适应也有变迁。在国家努力重构医疗卫生与乡村社会的过程中,传统乡村社会发挥作用的机制由显性而变为隐性,但传统医疗场域的机制和惯习始终潜藏背后并在极为细腻的环节里隐现出来,而合作医疗最终的解体在某种程度上说也是新旧体制的交冲和妥协,折现出医疗演变的复杂性所在。
林夏[3]（2020）在《DRG支付制度下三级公立医院主诊医师绩效评价及提升策略研究》文中认为【目的】本研究在我国DRG支付制度改革的大背景下,构建三级公立医院主诊医师绩效评价模型并研发一套具有较强应用价值的绩效评价工具,系统的梳理三级公立医院主诊医师绩效评价影响因素并分析影响因素的层级关系、作用路径以及核心因素等,以期为我国DRG支付制度改革进程中三级公立医院绩效管理研究与实践提供理论支撑,提高医疗质量、保障患者安全,同时为三级公立医院进一步提升医疗服务效率、提高精细化管理水平提供有益参考。【方法】（1）文献分析法。通过检索相关文献对医师绩效评价的理论、概念、方法、对象分类、指标体系、模型构建等内容进行总结、为后续的的研究设计提供依据。通过文献计量学方法对医师绩效评价相关研究进可视化分析。（2）二手数据收集法。提取北京3家（93个）、沈阳2家（36个）、济南2家（40个）三级公立医院骨科和心内科主诊组主诊医师绩效相关数据。a.半结构化访谈。选取DRG支付制度改革三个试点城市北京2家、沈阳2家、楚雄2家共6家医院,每家医院选择一定数量的临床医生和管理者,以及国家卫生健康委医管中心、国家DRG质控中心、云南省DRG专业委员会相关管理者共30人进行半结构化访谈。（3）专家咨询法。研究成立了由国家卫生健康委医管中心相关专家、高校相关领域研究者、三级公立医院管理者、主诊医师在内的专家小组,共20人,承担了本研究全部流程的专家咨询工作,并通过层次分析等对指标进行降维和确定权重。（4）数据分析法。采用决策试验和评价实验室法和解释结构模型,邀请专家组6名专家对26个影响因素作用矩阵进行打分,通过matlab进行矩阵计算,构建影响因素递阶结构模型。对北京3家（93个）、沈阳2家（36个）、济南2家（40个）三级公立医院骨科和心内科主诊组主诊医师绩效相关数据,采用决策树的方法进行实证分析。【结果】1.DRG支付制度下三级公立医院主诊医师绩效评价理论模型构建（1）DRG支付制度下我国三级公立医院的发展战略为:坚持政府办医的公益性,坚持以患者为中心的服务理念,主要提供医疗急危重症、疑难杂症的诊疗及服务,重点发挥在医学科学、技术创新和人才培养等方面的引领作用。逐步落实三个转变,即“在发展方式上,从规模扩张型向质量效益型转变;在管理模式上,从粗放管理向精细管理转变;在投资方向上,从投资医院发展建设向扩大分配转变”。（2）三级公立医院主诊医师绩效评价的关键问题分析结论为,三级公立医院主诊医师绩效评价应以医疗质量为基础,评价内容应充分结合主诊医师岗位职责及特点,同时绩效评价应纳入基于DRG的绩效评价指标。（3）以上述研究结论为导向,研究明确了财务、外部业务、内部客户、学习成长四个维度的具体绩效目标。同时对绩效评价指标以及评价结构的应用分析,最终构建我国三级公立医院主诊医师绩效评价的理论框架。2.DRG支付制度下三级公立医院主诊医师绩效评价工具的研发（1）DRG支付制度下医师绩效评价的特点为:一是应加强医疗质量监督力度,提高非预期死亡（低风险组死亡率）指标的权重等。二是为防止不收重患的情况发生,可将DRG入组率纳入评价指标。三是为了防止分解住院提高给付,可提高非计划性30天再入院率的指标评价权重。四是重点病历病案首页填写的准确率、疾病入组错误率纳入绩效评价指标。五是通过提高临床路径的入径率、出径率和变异率等指标的权重提高临床路径的管理水平。六是纳入基于DRG的绩效评价指标。七是加强对医患关系的关注力度。（2）三级公立医院主诊医师的绩效评价指标体系共包括7个一级指标（1.医疗费用、2.满意度、3,医疗质量、4.医疗效率、5.业务能力、6.管理能力、7.科研与带教）、13个二级指标（1.费用消耗指数、2.患者满意度、3.低风险组死亡率、4.非计划30天再入院率、5.甲级病案率、6.时间消耗指数、7.CMI、8.DRG组数、9.新技术使用及推广、10.主诊组的管理情况、11.文章发表、12.申请课题、13、带教情况）。指标的整体Cronbachα系数值为0.856,S-CV/Ave=0.96,KMO检验值为0.687,指标的信度、效度均较好。3.三级公立医院主诊医师绩效影响因素分析（1）研究从个医疗技术人才培养、环境、个人特质三个层面提取出从宏观到微观共26个绩效影响因素,构建了三级公立医院主诊医师绩效影响因素建框架模型。（2）区域经济、地理位置和医保支付制度是我国三级公立医院主诊医师绩效影响因素体系中作用最大,也是其他影响因素发生变化的最主要原因。最容易受其他因素影响的因素分别为工作满意度,其次是工作压力和收入水平,这三项因素同时也是中心度得分最高的因素。影响因素的层次为,第1层:主诊组的结构、工作满意度、工作压力;第2层:主诊组的设置模式、身体健康、心理健康:第3层:学历教育、毕业后教育、继续教育、医疗卫生资源、医院规模结构、医院战略和文化、医院收入和支出结构、医院的绩效和薪酬制度、科室的规模结构、医师职业精神、知识结构、家庭支持、收入水平;第4层:区域人口、医保支付制度、科室的类别、性别、年龄。第5层:地理位置、区域经济。（3）通过决策树模型进行实证分析,样本数据正确拟合的准确率达到93.12%,拟合效果较好。对主诊医师绩效影响的最关键因素分别是区域经济,其次为医师的收入水平,再次为年龄、工作满意度、工作压力。同时、医院的发展战略、医院的绩效制度、主诊组的管理模式、主诊组的人员结构等,均对医师的绩效结果产生了一定程度的影响。【结论】1.研究构建DRG支付制度下三级公立医院主诊医师绩效理论模型,模型以DRG支付制度下我国三级公立医院发展战略为导向,对绩效评价的关键问题、四维度的具体绩效目标、绩效评价的原则、应用等绩效评价全流程的相关内容进行了分析,对于后续评价工具的开发以及影响因素的分析具有较强的指导性,对我国三级公立医院绩效管理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2.通过系统的文献综述以及DRG支付制度改革对医师绩效评价指标的影响分析,本研究开发了绩效评价工具。该工具具有较好的信度、效度,相较于传统的医师绩效评价工具,更加适用于我国DRG支付制度改革的大环境,使用的评价主体也更加具有针对性。3.三级公立医院主诊医师绩效影响较为关键和重要的因素包括区域经济、地理位置、医师收入水平、工作满意度、工作压力和年龄。同时医院的发展战略、医院的绩效制度、主诊组的管理模式、主诊组的人员结构等,均对医师的绩效结果产生了一定程度的影响。【创新与不足】1.研究创新（1）DRG支付制度下三级公立医院主诊医师绩效评价模型模型以DRG支付制度改革为背景,三级公立医院发展战略为导向,大健康理念下三级公立医院主诊医师的新要求为基础,紧随医改进程和时代发展、较为符合我国医院管理实际情况,具有较强的前瞻性和创新性。（2）DRG支付制度下三级公立医院主诊医师绩效评价工具评价工具针对我国三级公立医院以疑难复杂疾病的诊疗为主的功能定位,提高了的CMI以及医疗质量的指标权重;针对DRG支付制度下医师绩效评价的特点,指标纳入了非计划30天再入院率,甲级病案率和新技术的使用和推广情况。针对主诊医师岗位职责及要求,指标纳入了主诊组的管理情况,科研和带教等指标。该评价工具与以往的研究相比,评价方向更加明确、重点更加突出、主体更加聚焦,指标的选取更加具有针对性和实效性,具有较强的实践应用价值。（3）绩效影响因素分析本研究构建了包含了从区域经济等宏观因素到个人特质等微观因素在内的影响影响因素理论框架,从不同的层次和角度分析了三级公立医院主诊医师绩效影响因素,相较于国内外的相关研究,更加的系统、全面以及符合我国国情。将机器学习的方法引入主诊医师绩效影响因素的实证研究,相较于结构方程模型等传统的统计方法,决策树对于数据的分布以及样本量的的限制较少,分析结论更加精确,也同样具有较强的层次性。2.研究不足（1）指标体系内绝大部分为结果指标,过程指标较少,对于医生诊疗行为的评价力度较弱。（2）在基于决策树的绩效影响因素实证分析中,研究采用了方便抽样法,抽取了北京、沈阳、济南。但是三个城市均位于北方地区,可能存在一定程度的数据偏倚。
李超[4]（2020）在《法律视域下的宋代医药问题研究》文中指出在宋朝统治者自上而下的推动下,医药的法律与制度获得了全面发展。立法规制之下,形成了涵盖医者、医院与药品管理领域的完整制度。病者有其医,医者有其责,制药有其规。良性的医药秩序,是确保两宋时期三百余年间,医患关系总体平稳的重要原因。总体上讲,区别于以往以专题或个案的研究方法,全文系统性、全面性的研究了宋代通过立法手段,全面架构起医药管理秩序。医者、病者、医院、药商、药局等这些主体在宋代医药法律体系中遵循着各自的规范,有序运行。文章改变以往单纯从社会史、医药史的路径去解读宋代医药问题的研究方法,而是另辟蹊径从法经济学角度去观察、分析宋代的医药法律体系的积极效益与有限性价值。宋代通过法律构建了官府医者自中央到地方的准入体系,设置了对官府医者的遴选、考核、职责等具体制度。对官府医者而言,宋政府体制内的法律管控是官府医者行医合法性的保障,同时也是对其身份、地位的确认。宋政府通过法律建立了对编外医者的管控,强调其工作职责,工作流程,确立了宋代对执行公务职吏的“参公式”管理范式。宋政府通过法律设置了民间草泽医者、女性医者、僧道医者执医的合法性,并确认了国家对医术卓越者的赏识和任用,从而对民间向医风气的形成起到导向性的作用。法律管控下的宋代医者,各司其职,各守其责,形成了宋代相对平稳的医疗秩序。在宋代法律的引导下,民间渐渐形成了民风向医的风气,民众逐渐形成了对医者的信赖,促进了宋代独特的医患关系的形成。但是,在这种法律体制管控之下,不可避免的出现了官府医者的公益属性、市场属性被淡化,甚至抹杀;医而入仕的法律政策,的确起到了引导社会向医的主流风气,但不可避免的成为一些士人投机钻营的契机;法律政策的不稳定,不连贯性,导致巫医坑害民众性命、钱财的事例不可能穷尽。宋代设置了自上而下的医疗机构体系,既有医疗管理机构,又有医学教育机构;既有综合性医院,亦有专科性医院;既有宫廷医院,亦有普通平民医院;既有地方医院,亦有军队专科医院;此外,更是设立了历史上第一个官办药局。在宋代医疗体系的建构中,体现出政府的官方主导格局。在国家“信用背书”的前提下,宋代的医疗体系初步具有了实现“效率医疗”的基础性条件。但是,不容否认的是宋代的医药机构在制度落实中,的确出现了矫枉过正的现象;因制度缺乏整体性、延续性的必要设计,影响了医药机构发展的规模性、整体性格局。宋代对药材市场进行管控,从对药材市场“准入”关口严格把关,进而对药材税收进行调控,干预药材的对外贸易,打击假伪药材的泛滥。在确立国家对药材市场的主导管理的同时,客观上的确对药品质量的整体提高起到了促进作用。但是,不可否认的是,宋代药业法律制度在落实中,的确出现了一些问题,以至于宋代药材走私现象、药材作伪现象并未禁绝。整体上看,在医药法律的调整下,宋代的医疗领域表现出崇尚医学、责任政府、社会福利以及政府理性等特点。宋代的医药在获得国家高度认可的同时,亦获得了医药法律的有利支撑,从而出现了蓬勃发展的格局。
李宗明[5]（2020）在《制度变迁视角下的公立医院和谐医患关系模式研究》文中指出改革开放以来,随着我国医疗改革不断深入,特别是1989年国务院发布《关于扩大医疗卫生服务有关问题的意见》,进一步明确了医疗市场化改革的方向,医疗服务市场化效率大大提升,而公立医院公益性减弱,导致社会资源配置不公平,公立医院医患关系日益紧张、医疗纠纷案件层出不穷、各种“医闹”和暴力伤医事件频繁上演的社会问题,引发了社会各界对医患关系的密切关注和深刻反思。2009年实行新医改以后,医患关系虽然有所缓解,但公立医院公益性减弱的状况并没改善,依然存在医患矛盾。我国当前多元复杂的医患矛盾,已成为各地政府深化医疗卫生体制改革、优化卫生资源配置和推动卫生事业科学发展非常棘手的社会难题,阻碍医疗卫生事业健康发展和经济社会繁荣稳定。基于此,在新时代背景下,继续研究医患关系制度模式不仅具有学术价值,而且具有较强的现实意义。本文以现有研究成果为基础,以制度经济学基本理论为分析框架,基于制度变迁理论视角分析我国公立医院医患关系模式的历史演进,利用公共选择理论和演化博弈论等经济学理论和方法,分析我国公立医院医患关系模式演进中的制度主体在医患关系制度模式选择中的行为特征和制度困境,从而提出破解制度困境的对策建议,最终目标是完善公立医院医患关系模式,促进医患关系更加和谐。本文的医患关系是指医患双方在医疗活动中所形成的特殊的契约关系和委托代理关系,是医患双方利益主体的利益博弈关系,以及在一定制度约束和社会道德约束下保持的一种医患风险分担关系;医患关系模式是指政府在构建和谐医患关系过程中的制度安排,用以规范医患双方医疗服务行为的一套管理制度、运行机制和法律规范体系。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实行社会主义公有制,社会管理制度统一由中央政府制定安排;在市场经济体制下,实行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在医疗市场化改革中,公立医院实行公司化运营,公益性减弱,虽然提升了医疗服务效率,但医疗资源配置却不公平,导致医患矛盾频发,给社会和谐稳定带来了安全隐患。在构建和谐的医患关系制度模式中,政府起决定性作用,应承担相应的制度责任、法律责任、财政责任和监管责任。建国以来,我国公立医院医患关系模式的历史演进大致可划分为三个时期,形成三类医患关系模式:（1）计划经济时期和谐稳定的医患关系模式。我国医疗卫生制度单一,医患关系制度安排稳定,公立医院公益性突出,全民医疗保障水平低下,医患之间不存在经济利益冲突,医患关系比较和谐稳定。由于计划经济体制缺乏效率,医疗资源和医疗保障资金浪费严重,国家财政负担沉重,医患关系制度模式改革提上了日程。（2）改革开放至新医改前矛盾冲突的医患关系模式。随着医疗市场化改革不断深入,公立医院实行公司化运营,医疗服务效率提升,但公立医院公益性减弱,医疗资源配置不均衡,患者医疗费用负担沉重,老百姓“看病难看病贵”问题逐渐突显,导致医患之间利益冲突加剧。中央政府在2009年又启动了新一轮的医患关系制度模式改革。（3）新医改以来多元复杂的医患关系模式。政府加大了对医疗卫生的投入,在注重医疗服务效率的同时注重社会公平,增加公立医院公益性,试图改善公立医院医患关系。中央政府鼓励地方政府积极探索,形成了如浙江宁波的“宁波解法”、福建三明的“三医联动”以及广东省第三方人民调解与医疗责任保险联合机制等,取得了一定成效,医患矛盾有所缓和,医疗服务质量有所提升。当前,在我国公立医院医患关系模式演进过程中,存在医疗市场化改革中的中央与地方政府“委托—代理”困境、公立医院医患关系模式制度主体（地方政府、医疗群体、患者群体）演化博弈“囚徒”困境和医患关系模式制度变迁中的“路径依赖”等制度困境。针对以上困境,制定了构建和谐医患关系模式制度变迁的优化路径:一是实行强制性制度变迁,克服“路径依赖”;二是建立医疗纠纷预防机制,妥善处理医疗纠纷;三是实行第三方医疗纠纷调解机制,合理化解医患矛盾;四是建立健全医疗责任保险机制,完善医疗服务体系;五是建立健全医疗法规制度,保障医患基本权益。本研究的创新之处:（1）研究视角具有创新性。本文基于制度变迁理论视角分析我国公立医院医患关系模式的制度变迁,丰富了医患关系模式的研究。（2）理论运用具有创新性。本文从制度经济学理论为分析框架,基于制度变迁理论视角分析我国公立医院医患关系制度模式的历史演进,用公共选择理论和演化博弈理论分析医患关系制度模式演进的困境及其原因,深化了医患关系制度模式的研究,丰富了制度经济学的研究内容,对经济学科具有一定的学术价值。通过对我国公立医院和谐医患关系模式的研究,其理论分析可为我国新时期构建和谐的医患关系模式提供理论依据,其政策建议可为政府制定和谐医患关系相关政策提供参考。
阎月明[6]（2020）在《福建省尤溪县公立医院按病种付费改革对医疗费用影响的机制研究》文中提出研究目的分析尤溪县按病种付费改革对医疗费用影响的机制;总结其实施过程中的实践经验与问题,并提出相应的建议。研究内容1.尤溪县公立医院按病种付费改革实施的背景环境。2.尤溪县按病种付费改革的政策措施及现况。3.尤溪县公立医院按病种付费改革对医疗费用影响的机制分析。4.尤溪县公立医院按病种付费改革后医疗费用的变化情况。5.总结尤溪县公立医院按病种付费改革的实践经验并分析存在的问题。研究方法本研究运用文献研究,梳理按病种付费与医疗费用的概念与理论;对尤溪县进行现场调研,向医改办和公立医院相关负责人发放自填式调查问卷并进行知情人访谈;基于CIMO理论框架,分析尤溪县公立医院按病种付费改革的背景、措施、机制和结果,运用系统动力学因果关系图,分析医疗费用的相关影响因素以及按病种付费改革对医疗费用影响的作用机制。研究结果1.按病种付费制改革,对医疗服务供方的医疗行为起到激励约束作用,医院通过临床路径管理相关策略控制医疗费用的上涨,医生通过合理诊疗、减少诱导需求行为控制次均医疗费用的过度增加。2.按病种付费改革后,医疗费用增速有所降低,次均医疗费用、患者自付医疗费用增速放缓,医疗费用控制成效较为明显,医院收入结构优化,医保基金运行平稳。研究结论尤溪县实行按病种付费制改革,通过医保基金分配与绩效考核的激励机制,激发医院控费意愿、医生控费意识,对医疗费用的控制起到关键作用。建议1.制定科学合理的医保支付标准。2.加强医保部门的监管,完善医院监控体系。3.提高医保报销比例,切实减轻患者就医负担。4.加强医院信息化建设。5.持续推进按病种付费制改革。
李南南[7]（2020）在《19世纪新济贫法下济贫院医疗救助状况研究》文中认为济贫院于17世纪建立之初,用于为流浪汉和乞丐提供容身之所。18世纪末19世纪初,随着院内医疗需求的增加,济贫院开始进行医疗救助。但此时济贫院只能提供一种基础性的医疗救助服务,存在着较多问题,服务质量和水平较低,无法满足新的历史背景下济贫院内的医疗救助需要和应对新的医疗问题。随着社会结构的变化和贫困问题的加剧,英国下院通过新济贫法草案,决定新建和扩建济贫院,院内救济地位上升,成为新济贫法济贫体系的核心。其中,院内医疗救助在整个救济体系中占据着重要的地位。从19世纪40年代开始,英国政府在新济贫法的基础上,陆续颁布相关法令对济贫院进行改革。改革贯穿整个19世纪后半期,济贫院医疗救助服务得到改善。从对病人的管理来说,新济贫法下的济贫院开始按照年龄和疾病类型对病人进行分类管理。从年龄上看,老年人和儿童是济贫院病人的主要部分;从疾病类型上看,传染病、精神疾病为主的慢性病以及急性病是济贫院内主要疾病类型。济贫院对不同疾病采取不同的治疗方法,体液疗法几乎是所有病人通用的治疗方法。除了对病人的疾病进行治疗以外,济贫院医疗救助还包括为病人提供隔离病房和利于身体恢复的饮食等内容。从19世纪40年代开始,济贫院内医务官的任职资格和职责要求开始逐渐明确和细化,医务官的从业资格提升,庸医和江湖医生逐渐被排除出济贫医生的队伍,院内病人的医疗救助质量得到保障。60年代开始,济贫院开始雇佣经过专业培训的护士,目不识丁的贫穷的护理人员不再承担专业的护理工作,院内医务人员开始走上专业化的道路。医务人员的专业化和职业化提高了院内医疗救助服务质量,反过来医疗救助质量的提升也促进了院内医务人员的专业化和职业化。伴随着医务人员的专业化,院内医患关系发生转变,病人的话语权和身体处置权进一步下降,医务人员树立起权威。除此之外,济贫院监护人和医务官出于各自不同的立场和目的,在对院内病人的治疗、管理以及医务官的薪酬等问题上产生摩擦和矛盾。济贫院秉持经济医学的原则,节省院内医疗支出,直接或者间接导致院内医疗出现各种问题,例如医疗疏忽和过度拥挤等问题。尽管存在问题,但是新济贫法下济贫院在满足院内病人医疗需求的同时,还为当地传染病的防治和英国医学教育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为20世纪英国国民健康服务制度奠定了基础。
王娜[8]（2020）在《新时代我国医学生核心价值观教育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青年的价值取向决定了未来整个社会的价值取向,而青年又处在价值观形成和确立的时期,抓好这一时期的价值观养成十分重要。”（1）医学生是未来国家医疗健康事业的建设者和接班人,将肩负“健康所系、性命相托”的生死重任,医学生核心价值观教育具有特殊重要的意义。特别是2020年初,面对来势汹汹的“新冠肺炎”疫情,在祖国和人民最需要的危急关头,广大医护工作者选择了挺身而出、英勇逆行,始终全力奋战在疫情防控第一线,这种关键时刻的行动选择是核心价值观的彰显,也进一步凸显出医学生核心价值观教育的至关重要。本文紧扣医学生核心价值观教育这条主线,以基本理论意蕴的阐释为逻辑起点,分析论述新时代我国医学生核心价值观教育的思想理论基础以及新的时代条件下面临的现实境遇,明确医学生核心价值观教育的基本框架,并在分析研究当前我国医学生核心价值观教育现状的基础上,对医学生核心价值观教育的优化、创新和借鉴进行了探讨,系统论证了增强教育实效性的具体实施路径。第一章阐述新时代我国医学生核心价值观教育的理论基础和思想资源。厘定医学生核心价值观教育相关概念的基本内涵,分析医学生核心价值观教育的逻辑依据。结合马克思主义价值理论的思想要义和价值旨归,以及中国共产党对马克思主义价值观的继承与发展,论述医学生核心价值观教育的理论基础。阐述作为中国传统文化重要组成部分的中医文化及其核心价值理念的基本理论,分析现代医学的科学精神,挖掘医学生核心价值观教育的思想资源。第二章分析我国医学生核心价值观教育的现实境遇。首先从新时代人民美好精神生活需要日益增长的角度阐述医学生核心价值观教育的精神情境,然后探讨了多元文化的发展对医学生核心价值观的影响,分析我国当前医患关系发展的新趋向以及医患关系失调的影响因素,阐明医学生核心价值观教育的医患关系背景,最后考察分析了发达国家大学生核心价值观教育的现实状况及启示。第三章概括新时代我国医学生核心价值观教育的理论框架。在从主导内容和基本内容两个层面阐释我国医学生核心价值观教育的内容结构的基础上,明确了医学生核心价值观教育的目标指向,分别从理想信念目标、价值认同目标、道德要求目标、人才培养目标等四个方面进行了具体阐述,分析了我国医学生核心价值观教育应当遵循的基本原则。第四章对我国医学生核心价值观教育的现状进行实证研究。通过调查掌握当前我国医学生核心价值观教育的基本状况,总结和归纳教育实践中形成的有效做法和主要成效,分析医学生核心价值观存在的偏差以及当前医学生核心价值观教育的问题和困境,并着眼于微观、中观和宏观三个层面对问题产生的根源进行检视分析。第五章探讨新时代我国医学生核心价值观教育的方法进路,系统论证了教育方法的整体性创新发展。坚持优化、创新、借鉴相结合的原则,对理论灌输、实践养成、榜样示范等常规方法的优化途径进行了具体分析,立足线、面、体三个维度阐述了新时代我国医学生核心价值观教育创新的走向,并对国外医学生人文教育值得借鉴的宏观方法、具体方法和新兴方法进行了探讨。第六章论述新时代我国医学生核心价值观教育的路径选择。从加强和改进思想政治理论课、厚植文化滋养根基、突出生命价值观教育、强化医学生自我教育、以“青马工程”为牵引凝聚教育合力等五个方面,分析阐述了加强医学生核心价值观教育的实施路径。
张玉玺[9]（2020）在《我国医保支付方式选择研究》文中研究说明当前,由于人口老龄化、疾病慢性化、医保目录范围扩大等因素导致我国医疗费用快速增长。同时,整体经济下行、企业负担加重,也使医保筹资能力难以延续之前快速增长的态势。医疗保险基金收入增幅普遍下降、基金支出增幅持续上升的现象愈发突出。随着医疗保险基本实现全民覆盖,基金扩面增收的空间已所剩无几。目前,医疗改革已进入深水区,“看病难、看病贵”问题依然存在。2019年11月26日,习近平主席在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第十一次会议上提出建立管用高效的医保支付机制,在此深刻的大背景下,医保支付方式的选择就成为了关键。医保支付方式是费用控制,规范和引导供方的医疗服务行为、需方的就医行为,调节医疗资源配置的重要杠杆,关系着医疗保险的平稳运行,直接影响到医疗机构的医疗服务质量,进而会影响患者的医疗费用支出水平、医疗保险机构的管理成本等诸多方面,可以说是医疗保险中涉及各方经济利益的最直接、最敏感的环节。因此,选择何种医保支付方式使我国医保基金的支出更加科学合理、精准到位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本文首先从医患双方道德风险的角度阐释了医疗保险支付方式产生的原因,分析了医疗保险支付方式影响医疗服务供给方行为的内在机理。其次通过分析医疗服务市场上供需双方和支付方的行为特征,运用博弈论的方法,构建医院、参保患者、医疗保险机构三方在信息不对称条件下的重复博弈模型。分别探讨了当医院出现过度医疗、过度收费、诊疗不足和不当收费的道德风险时,参保患者和医疗保险机构的策略选择。研究了当医疗保险机构分别采取预付制和后付制的情形下,医疗保险机构对医院的最优支付水平及其决定因素。结果表明以按疾病诊断相关组（Diagnosis Related Groups,DRGs）付费为代表的预付制要优于后付制。本文以北京市实施DRG付费为例,运用双重差分法计量回归模型,比较了DRG付费和单病种付费在医疗费用、医疗质量等方面的实施效果。通过分析DRG付费对医疗保险支付方式相关利益主体行为的影响,包括医药机构、医务人员、参保患者和医疗保险机构,进一步验证了以DRG付费为代表的预付制可以作为我国医疗保险支付方式的优先选择。在借鉴国外实施DRG预付制经验做法的基础上,结合我国具体国情,对我国实施DRG付费为代表的预付制提出了针对性政策建议。本文主要结论有三点:第一,在预付制条件下,要使医院采取诚实策略,则医保机构不能将定价压低到平均成本,而是应该使医院通过获利产生正向激励。第二,当医院不重视未来收益或治疗成本差异足够大时,后付制才会优于预付制,否则预付制将优于后付制。第三,DRG付费方式的控费效果明显,但与DRG医保定额支付标准的降幅相比,实际医疗费用的降幅偏小。本文创新点如下:一是得出DRG付费为代表的预付制优于后付制的前提条件。运用博弈论的方法,构建了医保机构、患者、医院三方在信息不对称条件下的重复博弈模型。在医院重视未来收益、不同治疗手段的成本差异不大的条件下,以DRG付费为代表的预付制要优于后付制。二是提出我国医保支付机制需要相关配套制度的建立和完善。运用双重差分法模型评估了北京市DRG付费的实施效果,结果表明虽然DRG付费在实施过程中取得了明显的降费效果,但是与DRG医保定额支付标准的降幅相比,实际医疗费用的降幅偏小,还需要其他配套制度的建立和完善。三是提出将DRG预付制实施的子系统纳入到医保付费全面系统工程的管控中。以DRG预付制为主的付费方式改革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应将狭义的DRG预付制实施的子系统纳入到广义的带量采购、医用耗材定价等系统工程的费用支付和管控中。
何绵锦[10]（2019）在《伦理学视角下当代中国医患关系问题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党的十九大报告充分肯定了医疗卫生工作取得的重大成绩:基本建立覆盖城乡居民的社会保障体系,人民健康和医疗卫生水平大幅提高。但也同时指出,医疗卫生事业的现状还不能让人民满意,矛盾依然尖锐,医患关系不和谐的现象层出不穷,成为危及社会和谐稳定的影响因素之一。本文对当代中国的医患关系给予了较为系统的研究,多角度、全视野地解析当代中国医患关系现状,在厘清医患矛盾冲突各种表现形式和内在机理的基础上,深入分析当代中国医患关系不和谐的原因及影响,提出了重建和谐医患关系的方案。依照医患关系本身的问题逻辑,以及对这一客观逻辑之理论把握方式的道德哲学和伦理学研究,论文就必然以如下的结构方式而展开其自身。首先,通过对医学伦理思想发展的概述,指出,义务论医学伦理思想和功利主义医学伦理思想在当代中国的医疗实践活动中都面临新的发展困境,难以有效指导医疗实践活动的开展,更不足以妥善协调医患关系,对医患关系不和谐现象的产生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对这一思想的分析和论证,旨在指明,如若在研究医患关系的伦理性质和伦理基础时,除了批判地借鉴义务论和功利主义思想之外,还要充分掌握和运用德性论和规范论的思想资源。其次,对医患关系的概念进行解析,并通过详实的数据说明当代中国医患关系的主流是和谐的,但医患矛盾也已成为严峻的社会问题,医患关系的复杂程度也已远远加深,必须进行认真细致的剖析,详尽分析和论证医患矛盾产生的原因,为归类提供事实基础。第三,首先通过对典型案例的描述和分析,分别从医方和患方角度讨论了医患之间发生矛盾冲突的各种原因,说明了医患关系是怎样陷入恶化怪圈的;特别是揭示了客观存在的“信息不对称”在医疗卫生服务市场中的特殊性,以及对医患关系的重要影响。其次从“职业医闹”和社会媒体的片面宣传两方面揭示了社会外部因素对医疗卫生系统社会形象和公信度的负面影响。最后提出制度供给不足是医患关系恶化的根本原因。最后,提出重构和谐医患关系的方案。首先是解决制度供给问题,这就需要将“公正”作为构建当代中国和谐医患关系的指导原则,在“给每个人他所应得”的意义上,提供能够满足重建和谐的医患关系需要的制度安排。本文通过厘清当代中国医患关系中各方利益相关者的“应得”权利和义务,特别是针对存在着的种种权利缺失问题,从三个方面提出制度供给的具体内容。其次是道德重建问题,也就是通过重振医德、构建患者的就医道德、重塑企业道德、强化媒体道德为重建和谐的医患关系创造良好的人文环境。
二、实行“病人选择医生”的实践（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实行“病人选择医生”的实践（论文提纲范文）
（1）委托代理关系视角下农村家庭医生签约服务制度安排和实践研究 ——以山东省为例（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前言 |
| 1.1 研究背景和研究问题的提出 |
| 1.2 研究目标及意义 |
| 1.3 论文章节安排 |
| 第二章 文献综述 |
| 2.1 家庭医生制度运行保障机制研究 |
| 2.2 基于供方的家庭医生服务能力及激励相关研究 |
| 2.3 居民对家庭医生服务的需求偏好及签约影响因素研究 |
| 2.4 国内外研究不足 |
| 第三章 理论框架与研究方法 |
| 3.1 理论框架 |
| 3.2 数据来源 |
| 3.3 调查指标与方法 |
| 3.4 资料分析方法 |
| 3.5 质量控制 |
| 3.6 技术路线图 |
| 第四章 家庭医生签约服务的制度安排分析 |
| 4.1 家庭医生签约服务政策工具 |
| 4.2 家庭医生签约制度实践 |
|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家庭医生签约服务提供能力和激励机制研究 |
| 5.1 家庭医生团队服务能力 |
| 5.2 家庭医生签约工作激励 |
| 5.3 家庭医生签约工作满意度 |
| 本章小结 |
| 第六章 农村居民家庭医生签约选择偏好和影响因素 |
| 6.1 基于离散选择实验的农村居民签约偏好分析 |
| 6.2 居民家庭医生签约意愿和影响因素 |
| 本章小结 |
| 第七章 家庭医生签约服务政策实施偏差和归因 |
| 7.1 政府和家庭医生的委托代理分析 |
| 7.2 居民和政府的委托代理关系分析 |
| 7.3 居民和家庭医生的委托代理关系分析 |
| 本章小结 |
| 第八章 讨论与政策建议 |
| 8.1 方法学讨论 |
| 8.2 主要研究发现 |
| 8.3 研究结论 |
| 8.4 政策建议 |
| 创新性和研究不足 |
| 附录一 关键知情人访谈提纲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 |
| 致谢 |
| 学位论文评阅及答辩情况表 |
（2）集体化时代山西的医疗场域与乡村社会（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缘起 |
| 二、相关学术史回顾 |
| 三、研究对象及理论方法 |
| 第一章 传统医疗与乡村社会 |
| 第一节 中国传统医疗场域诸题 |
| 第二节 山西医疗场域的近代因素 |
| 第三节 卫生防疫与近代山西医疗 |
| 第二章 革命深进与医疗型变 |
| 第一节 空间融入:医政机构直接驻地乡村 |
| 第二节 资源登册:在地资源的调鉴与整合 |
| 第三节 关注苦痛:疾疫、伤亡与情感政治 |
| 第三章 集体生产与集体保健 |
| 第一节 农业合作化的整体形势 |
| 第二节 全国首家联合保健站成立 |
| 第三节 集体医疗体系的全面构建 |
| 第四章 医疗系统的全面改造 |
| 第一节 医学技艺的习得 |
| 第二节 行医方式的改变 |
| 第三节 医药空间的改塑 |
| 第五章 医学转型与政治建构 |
| 第一节 结合与冲突:中西医学 |
| 第二节 “祖国医学”的历史意涵 |
| 第三节 “新医学”与后殖民抵抗 |
| 第六章 医疗卫生与国家想象 |
| 第一节 卫生动员的策略与机制 |
| 第二节 米山医疗的典型化之路 |
| 第三节 新中国典型治理的机制特征 |
| 第七章 透过医疗场域看乡村社会 |
| 第一节 医疗场变的多面效应 |
| 第二节 场域更变与合作医疗的终结 |
| 第三节 乡村社会的适应与变迁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学位期间取得的研究成果 |
| 致谢 |
| 个人简况及联系方式 |
（3）DRG支付制度下三级公立医院主诊医师绩效评价及提升策略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1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 |
| 1.2 研究问题的提出 |
| 1.3 研究意义 |
| 1.4 研究目标 |
| 1.5 研究内容 |
| 1.5.1 医师绩效评价研究现状及理论基础 |
| 1.5.2 DRG支付制度下三级公立医院主诊医师绩效评价理论模型构建 |
| 1.5.3 DRG支付制度下三级公立医院主诊医师绩效评价工具的研发 |
| 1.5.4 基于DEMATEL-ISM的三级公立医院主诊医师绩效影响因素分析 |
| 1.5.5 基于决策树的三级公立医院主诊医师绩效影响因素实证分析 |
| 1.5.6 三级公立医院主诊医师绩效提升策略 |
| 1.6 资料来源 |
| 1.6.1 文献资料来源 |
| 1.6.2 数据资料来源 |
| 1.7 研究方法 |
| 1.7.1 文献研究法 |
| 1.7.2 SWOT分析法 |
| 1.7.3 现场调研法 |
| 1.7.4 数据分析方法 |
| 1.7.5 数据资料的质量控制方法 |
| 1.8 研究逻辑框架 |
| 1.9 创新之处与不足之处 |
| 1.9.1 创新之处 |
| 1.9.2 不足之处 |
| 2 研究现状与理论基础 |
| 2.1 医师绩效评价的文献计量学研究 |
| 2.1.1 资料来源 |
| 2.1.2 纳入与排除标准 |
| 2.1.3 统计分析 |
| 2.1.4 结果 |
| 2.2 相关理论基础 |
| 2.2.1 绩效评价相关理论 |
| 2.2.2 绩效影响因素相关理论 |
| 2.3 本章小结 |
| 3 DRG支付制度下三级公立医院主诊医师绩效评价理论框架构建 |
| 3.1 DRG支付制度下我国三级公立医院发展战略SWOT分析 |
| 3.1.1 优势 |
| 3.1.2 劣势 |
| 3.1.3 机遇 |
| 3.1.4 挑战 |
| 3.1.5 DRG支付制度下我国三级公立医院发展战略 |
| 3.2 DRG支付制度下三级公立医院主诊医师绩效评价关键问题分析 |
| 3.2.1 三级公立医院主诊医师绩效评价应以医疗质量为基础 |
| 3.2.2 评价内容应充分结合主诊医师岗位职责及特点 |
| 3.2.3 评价指标应纳入基于DRG的绩效评价相关指标 |
| 3.3 三级公立医院主诊医师绩效评价原则 |
| 3.4 三级公立医院主诊医师绩效评价维度及具体目标 |
| 3.5 三级公立医院主诊医师绩效评价指标体系 |
| 3.6 绩效评价结果的应用 |
| 3.7 DRG支付制度改革下三级公立医院主诊医师绩效评价理论框架 |
| 3.8 本章小结 |
| 4 绩效评价工具的研发 |
| 4.1 国内外医师绩效评价指标的描述性系统评价 |
| 4.1.1 资料与方法 |
| 4.1.2 结果 |
| 4.2 DRG支付制度改革下医师绩效评价特点分析 |
| 4.2.1 我国DRG支付制度改革基本情况 |
| 4.2.2 研究对象 |
| 4.2.3 研究工具 |
| 4.2.4 数据分析 |
| 4.2.5 结果 |
| 4.2.6 DRG支付制度改革医院管理及医师产生的影响 |
| 4.2.7 DRG支付制度下医师绩效评价的特点分析 |
| 4.3 DRG支付制度下三级公立医院主诊医师绩效评价工具的研发 |
| 4.3.1 绩效评价指标的初步选取 |
| 4.3.2 确定专家组 |
| 4.3.3 德尔菲专家咨询 |
| 4.3.4 信度分析 |
| 4.3.5 效度检验 |
| 4.3.6 绩效评价指标权重的确定 |
| 4.4 本章小结 |
| 5 三级公立医院主诊医师绩效影响因素分析 |
| 5.1 三级公立医院主诊医师绩效影响因素框架模型的构建 |
| 5.1.1 环境层面影响因素分析 |
| 5.1.2 医疗教育层面影响因素分析 |
| 5.1.3 医师个人特质层面影响因素分析 |
| 5.1.4 三级公立医院主诊医师绩效影响因素框架模型 |
| 5.2 基于DEMATEL-ISM的主诊医师绩效影响因素建模 |
| 5.2.1 三级公立医院主诊医师影响因素释义 |
| 5.2.2 建模分析步骤 |
| 5.2.3 问卷设计与数据收集 |
| 5.2.4 DEMATEL分析 |
| 5.2.5 ISM分析 |
| 5.3 基于决策树的主诊医师绩效影响因素实证分析 |
| 5.3.1 数据来源及样本说明 |
| 5.3.2 变量取值 |
| 5.3.3 医师绩效实证评价结果分析 |
| 5.3.4 决策树分析 |
| 5.4 本章小结 |
| 6 讨论与建议 |
| 6.1 DRG支付制度下三级公立医院主诊医师绩效评价理论模型构建讨论 |
| 6.2 绩效评价工具研发讨论 |
| 6.3 三级公立医院主诊医师绩效影响因素分析讨论 |
| 6.3.1 绩效影响因素遴选 |
| 6.3.2 医师绩效影响因素分析讨论 |
| 6.4 策略建议 |
| 6.4.1 加强政府对公立医院的补偿力度,健全财政投入保障机制 |
| 6.4.2 医院应制定符合时代发展特征及医院功能定位的组织发展战略 |
| 6.4.3 建立科学的、精细化的三级公立医院主诊组管理模式 |
| 6.4.4 提升医学院校教育质量,提高医师绩效教育的重视程度 |
| 6.4.5 提升医师工作满意度水平 |
| 6.4.6 关注医师心理健康,提升医师压力应对能力 |
| 6.4.7 制定符合行业特点的的医师薪酬水平与激励机制 |
| 7 总结与展望 |
| 7.1 研究创新 |
| 7.1.1 研究内容创新 |
| 7.1.2 研究方法创新 |
| 7.2 研究不足 |
| 7.3 研究展望 |
| 7.3.1 研究样本的展望 |
| 7.3.2 研究思路的扩展 |
| 致谢 |
| 参考文献 |
| 研究综述 |
| 参考文献 |
| 附件1 攻读学位期间发表论文目录 |
| 附件2 我国三级公立医院主诊医师绩效评价指标体系调查问卷 |
| 附件3 三级公立医院主诊医师绩效影响因素打分表 |
| 附件4 三级公立医院主诊医师绩效评价影响因素调查问卷 |
| 附件5 三级公立医院主诊医师绩效评分表 |
（4）法律视域下的宋代医药问题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 选题来源及意义 |
| 二 研究现状 |
| 三 研究目标、方法和内容 |
| 四 创新点和不足之处 |
| 第一章 宋代的官府医者 |
| 第一节 翰林医官院医官 |
| 一、翰林医官院医官的遴选 |
| 二、翰林医官院医官的职责与考核 |
| 三、翰林医官院医官的编制与员额 |
| 四、翰林医官的迁转 |
| 第二节 宋代的太医局医官 |
| 一、太医局教师及医官的遴选 |
| 二、太医局医官的基本教学职责 |
| 第三节 宋代的尚药局医官 |
| 一、尚药局医官的遴选 |
| 二、尚药局医官的迁转 |
| 第四节 宋代的御药院医官 |
| 一、御药院医官的员额编制 |
| 二、御药院医官的医药职责与法律责任 |
| 三、御药院医官的迁转 |
| 第五节 宋代地方医官 |
| 一、宋代地方医官的员额设置与配套制度 |
| 二、宋代地方医官的遴选 |
| 三、宋代地方医官注重实效的考核 |
| 第六节 宋代的军医 |
| 一、宋代专职军医类型 |
| 二、宋代军队临时辅助医员的基本类型 |
| 三、小结 |
| 第七节 法经济学视野下宋代对医官管理的效益分析 |
| 一 从立法目的角度分析法律效益 |
| 二 从立法时机角度分析法律效益 |
| 三 从立法技术角度分析法律效益 |
| 结语 |
| 第二章 宋代处于特殊地位的医者 |
| 第一节 执行公职的编外医者 |
| 一、宋代法医 |
| 二、宋代为病囚治病的医人 |
| 第二节 宋代儒医 |
| 一、宋代儒医现象释源 |
| 二、宋代发展儒医的法理基础 |
| 三、宋代对儒医的选任 |
| 四、法律对宋代儒医的影响 |
| 第三章 宋代民间医者 |
| 第一节 宋代民间草泽医 |
| 一、宋代民间草泽医的出众医技 |
| 二、宋代对草泽医的擢拔 |
| 三、小结 |
| 第二节 宋代僧道医 |
| 一、宋代的僧医 |
| 二、宋代道医的治疗特色与医疗对象 |
| 三、宋政府对僧医、道医的擢拔与奖励 |
| 小结 |
| 第三节 宋代的女性医者 |
| 一、宋代女性医者的分流 |
| 二、宋代女性医者的价值在司法领域获得肯定 |
| 三、法律制度下宋代女性医者的生存空间 |
| 第四节 宋代的巫医 |
| 一、宋代巫医释源 |
| 二、宋代法律猛烈打击下的巫医 |
| 三、宋代法律夹缝中生存的巫医 |
| 四、宋代法律治理巫医的实际效果 |
| 第五节 宋代法律对民间医者管控效益的实现途径 |
| 一、强调法律的行为激励功能 |
| 二、汲取法律的动态效益 |
| 第四章 宋代医者被信仰现象与宋代医患关系问题研究 |
| 第一节 宋代医者“被信仰”现象研究 |
| 一、宋代医者形象“被信仰”现象概述 |
| 二、宋代法律促使医者“被信仰”合法化 |
| 三、宋代医者形象“被信仰”的原因分析 |
| 第二节 宋代的医患关系问题研究 |
| 一、宋代医患关系的基本特点 |
| 二、宋代医者群体的特点 |
| 三、宋代医患关系的法律性质界定 |
| 四、法律调整下的宋代医患关系的现代价值 |
| 第五章 宋代医药机构研究 |
| 第一节 宋代的医药行政管理机构 |
| 一、礼部祠部司和太常寺医案的医疗行政管理职能 |
| 二、翰林医官院的医事管理职能 |
| 第二节 宋代的医药教学机构 |
| 一、太医署的设置及职能 |
| 二、太医局的沿革及基本格局 |
| 三、太医学的设置及基本制度模式 |
| 第三节 宋代的医院体系 |
| 一、综合性门诊医院的体系格局 |
| 二、宫廷医院的体系设置 |
| 三、贫民日常住院、养护机构的基本特色 |
| 四、地方性兽医专科医院的设立与发展 |
| 五、军队医院设立的基本格局情况概述 |
| 六、行业性医院——病囚院的基本制度分析 |
| 第四节 宋代医药机构体系的整体特点分析 |
| 一、宋代医院惠及整个社会,官方主导地位加强 |
| 二、宋代医院数量增多,出现了医院的职能区分且管理规范 |
| 三、宋代贫民医院兼具医疗与济贫的功能 |
| 四、宋代医学教育引导宋代社会的向医之风 |
| 五、宋代医院职能重叠 |
| 六、宋代医院建设缺乏延续性 |
| 七、宋代一些医院表现出强烈的非专业色彩 |
| 第五节 宋代官药局运转制度有限性的法经济学分析 |
| 一、宋代官药局的诞生背景 |
| 二、官药局的法律成本分析 |
| 第六章 宋代对药业的法律管控 |
| 第一节 宋代药业发展的基本格局 |
| 一、宋代药业情况概述 |
| 二、宋代药材的供给来源 |
| 三、宋代药材的用途 |
| 第二节 宋代对药材市场的法律管控 |
| 一、宋代药材市场准入法律制度 |
| 二、宋代药材的税收法律制度 |
| 三、宋代药材对外贸易法律制度 |
| 四、宋代疫病时期对药材的法律管控 |
| 五、宋代国内药业的广告和商标制度 |
| 第三节 法经济学视野下宋代假药治理的法律效益分析 |
| 一、注重发挥药业法律的行为激励效益 |
| 二、注重利用法律对药材全流程监控,动态化监管 |
| 三、注重发挥药业法律的威慑功能 |
| 四、注重发挥药业法律的产权效益 |
| 五、注重对官办药局制度化监控 |
| 小结 |
| 结语 |
| 一、展现出国家的“尚医”特征 |
| 二、展现出国家的“责任”特征 |
| 三、展现出国家的“福利”特征 |
| 四、展现出国家的“理性”特征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论文发表情况 |
（5）制度变迁视角下的公立医院和谐医患关系模式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第一节 研究背景及意义 |
| 一、研究背景 |
| (一)国内背景 |
| (二)国际背景 |
| 二、研究意义 |
| 第二节 研究内容 |
| 一、研究对象 |
| 二、总体框架 |
| 三、重点难点 |
| 第三节 研究思路与方法 |
| 一、基本思路 |
| 二、研究方法 |
| (一)比较综合法 |
| (二)历史分析法 |
| (三)归纳分析法 |
| (四)博弈分析法 |
| (五)调查访谈法 |
| 第二章 国内外文献研究概述 |
| 第一节 国外文献研究概述 |
| 一、医患关系模式相关理论研究 |
| (一)帕森斯的“病人角色”理论 |
| (二)萨斯—霍伦德的医患三模式 |
| (三)弗莱德森的医患冲突理论 |
| 二、国外典型的医患关系模式 |
| (一)美国“患者权利保护人”制度模式 |
| (二)英国三级投诉和全科医疗制度模式 |
| (三)德国医疗责任保险制度模式 |
| (四)日本医疗纠纷预防及处理机制模式 |
| 第二节 国内文献研究概述 |
| 一、医患关系模式研究领域广泛 |
| 二、医患关系模式理论视角多样 |
| (一)基于委托—代理理论的医患关系模式 |
| (二)基于社会交换理论的医患关系模式 |
| (三)基于社区卫生服务的朋友式医患关系模式 |
| (四)基于家长主义和尊重自主的医患协商模式 |
| 第三节 文献评述与问题的提出 |
| 一、文献评述与小结 |
| 二、问题的提出 |
| 第三章 基本概念及理论基础 |
| 第一节 医患关系相关概念界定 |
| 一、医患关系的内涵 |
| (一)社会学视角的医患关系 |
| (二)伦理学视角的医患关系 |
| (三)法学视角的医患关系 |
| (四)经济学视角的医患关系 |
| (五)医患关系的实质 |
| 二、医疗纠纷的概念 |
| 三、医患关系模式的内涵 |
| (一)医患关系模式的概念 |
| (二)和谐医患关系模式的内涵 |
| 第二节 相关理论基础 |
| 一、制度变迁理论 |
| (一)制度变迁的内涵 |
| (二)制度变迁的供给需求理论 |
| (三)制度变迁的成本收益理论 |
| (四)制度变迁的“路径依赖”理论 |
| 二、公共选择理论 |
| (一)公共选择理论的基本观点 |
| (二)公共选择理论的“有限理性”假设 |
| (三)公共政策的制定过程 |
| 三、演化博弈理论 |
| (一)博弈论的概念与分类 |
| (二)博弈论的表示法 |
| (三)演化博弈理论 |
| 第三节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构建和谐医患关系模式的政府责任 |
| 第一节 社会管理中的政府职能 |
| 一、政府的社会管理职能 |
| (一)计划经济体制下的政府职能 |
| (二)市场经济体制下的政府职能 |
| 二、政府在医疗服务市场的职能 |
| (一)我国医疗服务市场的基本特征 |
| (二)政府是公共物品的供给主体 |
| (三)医疗服务市场的政府介入 |
| 第二节 构建和谐医患关系模式中的政府责任 |
| 一、制度责任 |
| 二、法律责任 |
| 三、财政责任 |
| 四、监管责任 |
| 第三节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我国公立医院医患关系模式的历史演进 |
| 第一节 计划经济时期的医患关系模式概况 |
| 一、计划经济体制下和谐稳定的医患关系模式 |
| 二、计划经济体制下医患关系模式典型特征 |
| (一)实行社会主义公有制,医患关系制度稳定单一 |
| (二)公立医院公益性突出,医患关系和谐稳定 |
| 三、计划经济后期医患关系模式制度变迁动因分析 |
| 第二节 改革开放至新医改前的医患关系模式概况 |
| 一、改革开放至新医改前矛盾冲突的医患关系模式 |
| 二、改革开放至新医改前医患关系模式形成原因 |
| (一)推行医疗市场化改革,加速医患矛盾升级 |
| (二)医疗服务体制商业化,公立医院公益性减弱 |
| (三)医疗资源配置不平衡,医患关系矛盾冲突 |
| 三、新医改前医患关系模式的制度变迁动因分析 |
| 第三节 新医改以来的医患关系模式概况 |
| 一、新医改以来多元复杂的医患关系模式 |
| 二、新医改试点医患关系模式典型案例 |
| (一)浙江省宁波市医疗纠纷“宁波解法” |
| (二)福建省三明市医疗改革“三医联动” |
| (三)广东省医疗纠纷人民调解与医疗责任保险结合机制 |
| 三、新医改以来医患关系模式存在的突出问题 |
| (一)医患双方维权意识不断增强,医患矛盾有增无减 |
| (二)医患关系呈现多元化,医患利益冲突复杂 |
| (三)医患关系制度变迁“路径依赖”,医患关系改善甚微 |
| 第四节 本章小结 |
| 第六章 我国当前公立医院医患关系模式演进中的制度困境 |
| 第一节 医疗市场化改革中的中央与地方政府“委托—代理”困境 |
| 一、中央与地方的委托—代理关系 |
| 二、中央与地方利益博弈中的道德风险 |
| (一)制度制定的道德风险 |
| (二)制度执行的道德风险 |
| 第二节 公立医院医患关系模式制度主体演化博弈“囚徒”困境 |
| 一、医患关系模式的制度主体 |
| 二、医患关系模式制度主体演化博弈分析 |
| (一)演化博弈模型的基本要素构建 |
| (二)三方利益主体的演化博弈行为分析 |
| (三)三方利益主体演化博弈的结果分析 |
| (四)和谐医患关系模式三方博弈决策行为 |
| 三、医患关系模式制度主体“囚徒”困境原因分析 |
| (一)政府部门忽视创造医患合作收益 |
| (二)医疗群体利用信息优势诱导需求 |
| (三)患者群体期望收益难以实现 |
| 第三节 医患关系模式制度变迁中的“路径依赖” |
| 一、医患关系制度处于无效率停滞的“锁定”状态 |
| 二、医疗制度供给主体的“利益粘滞” |
| 第四节 本章小结 |
| 第七章 构建我国公立医院和谐医患关系制度模式的对策建议 |
| 第一节 实行强制性制度变迁,克服“路径依赖” |
| 一、医患关系模式制度变迁路径优化原则 |
| (一)坚持效率优先、兼顾公平原则 |
| (二)坚持创新引领原则 |
| (三)坚持政府权责统一原则 |
| 二、实行强制性制度变迁,实施统一制度安排 |
| (一)实行强制性的医患关系制度变迁 |
| (二)实施统一的医患关系制度安排 |
| (三)制定科学的激励约束机制 |
| 三、克服制度变迁“路径依赖”,重视制度创新与兼容 |
| (一)加快医患关系制度创新,克服“路径依赖” |
| (二)健立健全医疗法律法规,重视医患关系制度兼容 |
| 第二节 建立医疗纠纷预防机制,妥善处理医疗纠纷 |
| 一、建立医疗纠纷预防机制,防范医患纠纷产生 |
| (一)加强公立医院内部日常管理工作 |
| (二)重塑社会信任机制,弘扬医疗职业道德 |
| (三)加强医学知识宣传教育,引导患者转变就诊观念 |
| 二、建立医疗纠纷处理机制,妥善化解医患矛盾 |
| (一)完善医患之间协商解决机制 |
| (二)实事求是妥善处置医疗纠纷 |
| 三、建立医疗纠纷补救机制,减少医疗事故损失 |
| (一)推行社会医疗互助体系建设 |
| (二)建立患者心理援助体系 |
| 第三节 实行第三方医疗纠纷调解机制,合理化解医患矛盾 |
| 一、建立健全第三方医疗纠纷调解机制 |
| 二、我国医疗纠纷第三方调解机制典型案例 |
| (一)宁波市医疗纠纷人民调解机制 |
| (二)广东省医疗纠纷人民调解机制 |
| 三、加强人民调解配套制度建设,保障医疗纠纷有效处理 |
| (一)设立医患纠纷合议庭 |
| (二)构建医疗纠纷处理机制 |
| (三)准确量刑公正司法 |
| 第四节 建立健全医疗责任保险机制,完善医疗服务体系 |
| 一、建立健全医疗责任保险机制 |
| (一)建立医疗责任风险分担机制 |
| (二)建立医疗损害保险制度 |
| (三)建立健全医疗保障体系 |
| 二、我国医疗责任保险制度典型案例 |
| (一)宁波市医疗责任保险理赔协商机制 |
| (二)广东省医疗责任保险机制 |
| 三、加快完善医疗责任保险制度 |
| (一)强制实行医疗责任保险 |
| (二)完善现行医疗责任保险机制 |
| 第五节 建立健全医疗法规制度,保障医患基本权益 |
| 一、加强医疗法律保障,约束规范医疗行为 |
| (一)制定统一的《医疗执业法》 |
| (二)平等公正司法,加强医疗群体的保护 |
| (三)强化医务人员法律意识和职业素养 |
| 二、建立健全患者权利保护法律法规 |
| (一)厘清患者权利法律法规 |
| (二)制定《患者权利保护法》 |
| (三)坚持患者生命健康权利至上原则 |
| 第六节 本章小结 |
| 第八章 总结与展望 |
| 第一节 全文总结 |
| 第二节 主要创新点 |
| 第三节 研究局限性与展望 |
| 参考文献 |
| 指导教师对研究生学位论文的学术评语 |
| 答辩委员会决议书 |
| 致谢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的研究成果 |
| 附件 |
（6）福建省尤溪县公立医院按病种付费改革对医疗费用影响的机制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1.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 |
| 1.2 相关概念界定 |
| 1.3 国内外研究现状 |
| 1.4 研究意义 |
| 2. 研究目的与研究内容 |
| 2.1 研究目的 |
| 2.2 研究内容 |
| 2.3 拟解决的关键问题 |
| 3. 资料来源与研究方法 |
| 3.1 资料收集方法 |
| 3.2 资料分析方法 |
| 3.3 技术路线 |
| 4. 研究结果 |
| 4.1 构建尤溪县公立医院按病种付费下医疗费用研究框架 |
| 4.2 尤溪县公立医院按病种付费实施的背景环境 |
| 4.3 尤溪县实行按病种付费制的政策措施及现况 |
| 4.4 尤溪县县级公立医院按病种付费对医疗费用的作用机制 |
| 4.5 尤溪县公立医院按病种付费改革后医疗费用的变化情况 |
| 5. 讨论 |
| 5.1 按病种付费制下医疗费用控制的关键因素 |
| 5.2 成本核算体系与医保监管制度促进按病种付费的实施 |
| 5.3 探讨尤溪县在按病种付费改革过程中存在的问题 |
| 5.4 本研究的局限性 |
| 6. 结论与建议 |
| 6.1 结论 |
| 6.2 建议 |
| 参考文献 |
| 综述 公立医院按病种付费制改革现状及研究综述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附件 |
| 攻读硕士期间论文发表情况 |
（7）19世纪新济贫法下济贫院医疗救助状况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理由和选题意义 |
| 二、研究现状 |
| 三、研究内容与方法 |
| 四、创新之处 |
| 五、概念界定 |
| 一、新济贫法颁布的原因 |
| (一) 旧济贫法下济贫院医疗救助的状况与问题 |
| 1. 济贫院医疗救助的对象和范围 |
| 2. 济贫院内医疗救助 |
| 3. 济贫院医疗救助中存在的问题 |
| (二) 19世纪初-19世纪30年代的社会需要 |
| 1. 贫困程度加剧,济贫支出增加 |
| 2. 院内医疗需求增多 |
| 3. 古典经济学思想的发展 |
| 二、新济贫法的颁布与内容 |
| (一) 颁布的过程 |
| (二) 新济贫法的内容与解读 |
| 1. 《1834年济贫法修正案》的内容与解读 |
| 2. 后续相关法律条令的内容与解读 |
| 三、新济贫法下济贫院医疗实践及医患关系 |
| (一) 病人与疾病:性别、年龄分析 |
| 1. 年龄 |
| 2. 性别 |
| (二) 院内医疗救助的状况与效果 |
| 1. 传染病及其治疗 |
| 2. 精神疾病及其治疗 |
| 3. 急性病及其治疗 |
| (三) 济贫院内医患关系的转变 |
| 1. 医务官和病人的关系 |
| 2. 医务官与监护人的关系 |
| 四、新济贫法济贫院医疗救助的意义与问题 |
| (一) 济贫院医疗救助的意义和影响 |
| 1. 医务人员的专业化的增强 |
| 2. 院内病人生活条件的改善 |
| 3. 济贫院对于医学教育的积极影响 |
| (二) 新济贫法下医疗救助存在的问题 |
| 1. 医疗疏忽和过失 |
| 2. 短缺的医务人员和繁重的工作负担 |
| 3. 济贫院内部问题对医疗救助的影响 |
| 思考与启示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8）新时代我国医学生核心价值观教育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引言 |
| 一、问题缘起及研究意义 |
| 二、研究现状综述 |
| 三、研究思路与方法 |
| 四、创新点与不足 |
| 第一章 新时代我国医学生核心价值观教育的理论基础和思想资源 |
| 一、医学生核心价值观教育的基本意蕴 |
| (一)医学生核心价值观教育的概念界定 |
| (二)医学生核心价值观教育的逻辑理据 |
| 二、医学生核心价值观教育的理论基础 |
| (一)马克思主义价值观理论 |
| (二)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的全面发展理论 |
| (三)中国共产党的价值观理论 |
| 三、医学生核心价值观教育的思想资源 |
| (一)中国传统医学的核心价值理念 |
| (二)现代医学的科学精神 |
| 第二章 新时代我国医学生核心价值观教育的现实境遇 |
| 一、精神情境:新时代人民美好精神生活的需要日益增长 |
| (一)精神生活在新时代美好生活中意义的凸显 |
| (二)满足新时代精神生活的外部条件 |
| (三)提升新时代精神生活的价值观维度 |
| 二、文化背景:全球化时代多元文化对价值观生成的影响 |
| (一)文化在医学生核心价值观生成中的基础性意义 |
| (二)多元文化对医学生核心价值观生成的影晌 |
| 三、医患关系背景:在全社会建立良性医患关系的需求 |
| (一)医患关系发展新趋向 |
| (二)医患关系失调影响因素分析 |
| 四、域外考察借鉴:发达国家大学生核心价值观教育的经验启示 |
| (一)淡化说教,注重隐性渗透 |
| (二)回归生活,注重情境体验 |
| (三)讲求特色,注重本土化构建 |
| 第三章 新时代我国医学生核心价值观教育的框架构建 |
| 一、医学生核心价值观教育的内容结构 |
| (一)医学生核心价值观教育的主导内容 |
| (二)医学生核心价值观教育的基本内容 |
| 二、医学生核心价值观教育的目标指向 |
| (一)理想信念目标 |
| (二)价值认同目标 |
| (三)道德要求目标 |
| (四)人才培养目标 |
| 三、医学生核心价值观教育的基本原则 |
| (一)方向性原则 |
| (二)问题性原则 |
| (三)针对性原则 |
| (四)主体性原则 |
| (五)系统性原则 |
| (六)实效性原则 |
| 第四章 新时代我国医学生核心价值观教育的现状分析 |
| 一、调查的设计与实施 |
| 二、医学生核心价值观教育的主要做法和成效 |
| (一)加强校园文化建设 |
| (二)体现实践德育效应 |
| (三)倡导课程思政改革 |
| (四)打造特色教育模式 |
| 三、医学生核心价值观教育存在的突出问题 |
| (一)效度不高:需增强教育有效性 |
| (二)温度不够:需提高教育亲和力 |
| (三)合力不强:需强化整体协同性 |
| (四)活力不足:需提升话语创新力 |
| 四、医学生核心价值观教育问题的归因分析 |
| (一)社会层面:社会转型的价值震荡 |
| (二)学校层面:教育使命的价值偏离 |
| (三)个体层面:师生的主体性缺失 |
| 第五章 新时代我国医学生核心价值观教育的方法进路 |
| 一、医学生核心价值观教育常规方法优化 |
| (一)理论灌输的方法 |
| (二)实践养成的方法 |
| (三)榜样示范的方法 |
| 二、医学生核心价值观教育方法创新走向 |
| (一)双线融入:贯穿院校医学教育全过程 |
| (二)全面覆盖:借助大数据技术变革育人方法 |
| (三)完善体系:综合构建立体化方法体系 |
| 三、国外医学生人文教育方法借鉴 |
| (一)宏观方法借鉴 |
| (二)具体方法借鉴 |
| (三)新兴方法借鉴 |
| 第六章 新时代我国医学生核心价值观教育的路径选择 |
| 一、加强和改进思想政治理论课 |
| (一)让有信仰的人讲信仰 |
| (二)优化思政课教学内容 |
| (三)推进思政课教学改革创新 |
| 二、厚植优秀传统文化根基 |
| (一)制度设计和方式创新相结合 |
| (二)课程教学和日常教育相结合 |
| (三)校园精神文化和校园物质文化相结合 |
| 三、突出生命价值观教育 |
| (一)奠定马克思主义生命观思想基础 |
| (二)弘扬中医学生命伦理思想 |
| (三)回归生命价值观教育本质 |
| 四、强化医学生自我教育 |
| (一)自我教育的动机激发 |
| (二)自我教育的条件创设 |
| (三)自我教育的多维引导 |
| 五、以“青马工程”为牵引凝聚医学生核心价值观教育合力 |
| (一)高校实施“青马工程”的前提依据 |
| (二)高校实施“青马工程”的基本原则 |
| (三)医学生核心价值观教育的创新路径——以长春中医药大学“杏林青马工程”为例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后记 |
| 在学期间公开发表论文及着作情况 |
（9）我国医保支付方式选择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及研究意义 |
| 1.2 相关概念界定 |
| 1.2.1 医疗保险制度 |
| 1.2.2 医疗保险费用支付方式 |
| 1.2.3 DRG |
| 1.3 研究现状 |
| 1.3.1 医保支付方式中的道德风险与分类比较 |
| 1.3.2 医保支付方式中的不同选择与实施效果 |
| 1.3.3 医保支付方式中的博弈分析与DRG预付制 |
| 1.3.4 述评 |
| 1.4 研究框架 |
| 1.4.1 研究目标和研究内容 |
| 1.4.2 研究方法和内容架构 |
| 1.4.3 技术路线图 |
| 1.4.4 创新点 |
| 第2章 医保支付方式的理论基础 |
| 2.1 风险分担与政策激励 |
| 2.1.1 风险分担 |
| 2.1.2 政策激励 |
| 2.2 第三方支付、道德风险与费用分担 |
| 2.2.1 第三方支付与患者的道德风险 |
| 2.2.2 患者的道德风险与医疗费用分担 |
| 2.3 委托代理与供方诱导需求 |
| 2.3.1 声誉物品与市场垄断 |
| 2.3.2 信息不对称与委托代理 |
| 2.3.3 供方诱导需求的理论解释 |
| 2.3.4 医保支付方式的选择思路 |
| 2.4 本章小结 |
| 第3章 重复博弈视角下医保支付方式的模型分析 |
| 3.1 医保支付方式的博弈模型框架 |
| 3.2 供方道德风险的博弈约束条件 |
| 3.3 医保预付制与后付制的最优价格 |
| 3.4 DRG预付制优于后付制的条件 |
| 3.5 本章小结 |
| 第4章 我国医保支付方式的实证分析:以DRG付费为例 |
| 4.1 我国医保支付方式的发展进程 |
| 4.1.1 我国医保支付方式的变迁 |
| 4.1.2 国内对DRG付费的试点 |
| 4.2 DRG付费与单病种付费实施效果的比较分析 |
| 4.2.1 数据来源与模型设定 |
| 4.2.2 双重差分法的回归结果 |
| 4.2.3 模型结果的稳健性检验 |
| 4.3 DRG付费对医保支付相关方的影响分析 |
| 4.3.1 医疗机构 |
| 4.3.2 医务人员 |
| 4.3.3 参保患者 |
| 4.3.4 医保经办机构 |
| 4.4 本章小结 |
| 第5章 国外医保支付方式的实践探索与经验借鉴 |
| 5.1 国外医保支付方式的实践探索 |
| 5.1.1 美国 |
| 5.1.2 德国 |
| 5.1.3 英国 |
| 5.1.4 其他国家 |
| 5.2 国外医保支付方式的经验借鉴 |
| 5.3 本章小结 |
| 第6章 我国医保支付方式选择的政策建议 |
| 6.1 打好实施基础 |
| 6.2 完善配套要件 |
| 6.3 转变角色定位 |
| 6.4 本章小结 |
| 结论与展望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所发表的学术成果 |
| 致谢 |
（10）伦理学视角下当代中国医患关系问题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导论 |
| 第一节 医学伦理思想发展概述 |
| 一、义务论医学伦理思想 |
| 二、功利主义医学伦理思想 |
| 第二节 传统医学伦理思想的当代价值及困境 |
| 一、义务论医学伦理思想的当代价值及困境 |
| 二、功利主义医学伦理思想的当代价值及困境 |
| 第二章 当代中国医患关系解读:概念、特征及冲突表现 |
| 第一节 医患关系概念解析 |
| 一、医患关系的“主体”在不断扩展 |
| 二、医患关系的“内涵”在不断延伸 |
| 第二节 当代中国医患关系的总体特征 |
| 一、当代中国医患关系的主流是和谐 |
| 二、当代中国医患矛盾已成为严峻的社会问题 |
| 第三节 当代中国医患冲突的具体表现 |
| 一、医患之间权利的冲突 |
| 二、医患之间利益的冲突 |
| 三、医患之间文化观念的冲突 |
| 第三章 当代中国医患关系不和谐的成因 |
| 第一节 当代中国医患关系不和谐的伦理理论原因 |
| 第二节 当代中国医患关系不和谐的现实原因 |
| 一、医方的不正当作为是医患关系恶化的导火索 |
| 二、患方维权意识的觉醒及行为的不成熟是医患关系恶化的重要因素 |
| 三、社会的综合作用是医患关系恶化的助推器 |
| 四、制度供给不足是医患关系恶化的根本原因 |
| 第四章 制度伦理视角下新时代和谐医患关系构建方案 |
| 第一节 公正:医患双方共同的价值追求 |
| 一、公正:构建和谐医患关系的指导原则 |
| 二、从权利和义务之关系的角度看医患关系 |
| 第二节 公正的医疗卫生制度是和谐的医患关系的基础 |
| 一、从医方的权利和义务关系看 |
| 二、从患者的权利和义务关系看 |
| 三、从媒体的权利和义务关系看 |
| 第三节 德性重塑是和谐医患关系构建的重要路径 |
| 一、医德的重振 |
| 二、患者就医道德的构建 |
| 三、医药企业企业道德的重构 |
| 四、媒体道德的强化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学位期间取得的研究成果 |
| 致谢 |
四、实行“病人选择医生”的实践（论文参考文献）
- [1]委托代理关系视角下农村家庭医生签约服务制度安排和实践研究 ——以山东省为例[D]. 傅佩佩. 山东大学, 2021(11)
- [2]集体化时代山西的医疗场域与乡村社会[D]. 李全平. 山西大学, 2020(03)
- [3]DRG支付制度下三级公立医院主诊医师绩效评价及提升策略研究[D]. 林夏. 华中科技大学, 2020(01)
- [4]法律视域下的宋代医药问题研究[D]. 李超. 河北大学, 2020(03)
- [5]制度变迁视角下的公立医院和谐医患关系模式研究[D]. 李宗明. 深圳大学, 2020(11)
- [6]福建省尤溪县公立医院按病种付费改革对医疗费用影响的机制研究[D]. 阎月明. 北京协和医学院, 2020(05)
- [7]19世纪新济贫法下济贫院医疗救助状况研究[D]. 李南南. 曲阜师范大学, 2020(03)
- [8]新时代我国医学生核心价值观教育研究[D]. 王娜. 东北师范大学, 2020(07)
- [9]我国医保支付方式选择研究[D]. 张玉玺. 北京工业大学, 2020(06)
- [10]伦理学视角下当代中国医患关系问题研究[D]. 何绵锦. 上海师范大学, 2019(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