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青藏高原牦牛竞争力研究报告（论文文献综述）
苟廷佳[1]（2021）在《三江源生态产品价值实现研究》文中认为保护好青海生态环境是“国之大者”。青海三江源被誉为“中华水塔”和“亚洲水塔”,长江、黄河和澜沧江等大江大河发源于此,惠泽我国20个省区以及东南亚5个国家,是维系全国乃至亚洲水生态安全命脉的腹地,拥有世界意义的生物多样性关键地区,具有极其重要的生态和战略地位,是国家至关重要的生态安全保护屏障和生态产品供给地,为维护中国乃至亚洲生态平衡和生态安全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同时,三江源也是亚洲、北半球乃至世界气候变化的预警区、敏感区和启动区,对全球气候变化趋势发挥着指示和前瞻的重要作用。然而,三江源脆弱的生态系统环境导致环境保护和修复成本高;受生态产品外部性影响,三江源地区积极实施生态环境保护并提供高质量的生态产品长期被无偿享用,三江源生态产品价值未能充分实现;加上三江源因生态环境保护需要而被限制产业的发展,影响到当地居民的生产和生活质量,以及生态环境保护和生态产品供给的积极性。上述因素导致当前三江源地区三生空间矛盾突出,同时面临巨大的生态环境保护和生态产品供给压力。因此,通过研究三江源生态产品的价值实现路径和机制,探索生态环境脆弱地区实现人地和谐的发展模式,打造三江源实践“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成功路径,实现三江源的可持续发展,具有非常重要的现实意义和价值。本研究围绕“三江源生态产品价值实现主题”,构建三江源生态产品价值实现理论框架,建立三江源生态系统生产总值（GEP）核算体系,分析三江源生态产品价值实现现状和困境,全面系统的提出三江源生态产品价值实现的路径和机制,为缓解生态脆弱区人地矛盾、实现三江源可持续发展、打造全国乃至国际生态文明高地提供理论依据和实践支持。论文的创新点和主要贡献体现在:（1）系统的构建了三江源生态产品价值实现理论研究框架。研究框架中包括:构建三江源生态产品构成模型、三江源生态产品价值构成模型、三江源生态产品价值实现“供给-需求”二元logit回归模型、三江源生态产品价值实现系统性框架、三江源生态产品价值实现应遵循的原则等内容,为本研究的开展奠定基础并提供指导。（2）建立三江源生态系统生产总值核算体系,将三江源发展机会成本作为重要组成部分,确定三江源生态产品总价值为6568.56亿元/年。同时在绿色GDP指标基础上,提出构建“三江源经济-生态生产总值（SJYGEEP）”指标评价三江源生态文明建设与高质量发展水平,进一步突出三江源的生态地位和生态价值,对于当地生态环境质量提升、人民生活水平改善和提高、区域经济发展水平提高具有重要的作用。（3）构建三江源生态产品“供给-需求”二元logit回归模型,分析影响三江源生态产品供求意愿的影响因素。生态产品供给意愿受三江源居民“生态补偿满意度”和“生态旅游业认识”的影响;需求意愿受“淡水资源支付意愿”、“机会成本支付意愿”、“共享牧场支持度”、“对口支援省份是否享受生态产品特别优惠”等因素的影响。（4）从生态产品构成视角出发,全面系统研究三江源生态物质产品、生态调节产品和生态文化产品的具体价值实现路径和机制。基于三江源生态系统生产总值核算体系、三江源生态产品供求意愿、三江源生态产品分类、价值实现现状和面临困境,提出贴合国家现行政策与三江源实际、突出三江源特色的价值实现路径,并结合路径,提出“调查监测-核算评估-经营开发-保护补偿-制度保障-持续推进”的系统性价值实现机制。由于三江源生态环境脆弱性和生态功能的重要性并存,作为国家重要的生态安全屏障与生态产品供给地,实现三江源生态产品价值,对促进当地生态产业发展和融合、保障和提升居民生活水平和质量、持续改善区域内生态环境、缓解人地矛盾、保证区域可持续发展发挥着重要作用。
王芳芳[2]（2021）在《以牦牛藏羊为主的青海特色畜产品竞争力研究》文中指出
彩黎干[3]（2021）在《放牧型人工草地草畜系统经济分析与优化路径研究》文中提出面临我国草地生态恢复保护、居民食物消费结构升级及优质饲草料资源短缺的局势,我国草牧业发展必须生态与效益统筹兼顾。在中央及各级政府支持下,以草地资源合理利用、人工草地建设为主要内容的法律体系初步建立,10余项重大草原生态建设政策陆续制定实施,以生态改善为基础的人工草地建设项目陆续推广,草地畜牧业逐渐从“生态唯一”的保护方式向“生态优先、生产发展”观念转变,人工草地建设必将成为践行新时代生态文明理念和贯彻畜牧业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实践。发展放牧型人工草地能够在实现生态保护基础上,实现草畜系统生产力提升与可持续发展。然而由于我国放牧型人工草地发展起步较晚,相关研究有待深入开展,为推动放牧型人工草地发展、促进放牧型人工草地草畜系统可持续、推动西北地区草牧业高质量发展,本研究分析了我国放牧型人工草地分布、规模、生产力、模式特征及问题;以西北地区为例,测度分析放牧型人工草地草畜系统的比较效益;选取祁连县放牧型人工草地草畜系统为研究对象,深入研究放牧型人工草地草畜系统生产生态协同性及可持续性问题;在上述基础上探索实现生态经济共赢的优化路径,为西北草牧业发展提供科学规划依据,为推动放牧型人工草地发展提供科学支撑。主要研究结论如下:（1）我国人工草地发展较为缓慢,面积占全国可利用草地总面积比重小,近年来我国放牧型人工草地多作为生态恢复治理的产物,主要分布在内蒙古、云南、广西、青海等荒漠化、石漠化及草地退化严重区,发挥着巨大效益,同时也面临监管体系缺失导致草地可持续利用水平不高、效益认知不足抑制政府和农牧民推广积极性以及“政策-模式-草地”关系失调抑制效益水平提升等问题。（2）以西北地区为例,草地资源不足制约西北草牧业综合发展,而发展放牧型人工草地具有促进草牧业发展、推进生态经济社会协调发展的比较优势;放牧型人工草地具有经济可推广性,净收益达2019元/hm2,具有低成本及高收益率的比较优势。（3）以祁连县野牛沟乡放牧型人工草地草畜系统为例,短期来看,放牧型人工草地缓解了当前饲草资源短缺现状,遏制了草地生态与经济收入的劣化趋势;长期来看,随着牧区生产规模的增加,放牧型人工草地草畜系统生态生产仍无法实现可持续的发展。（4）开放禁牧政策和组织牧户合作经营管理有助于实现生态生产的协同及可持续发展,建议人工草地放牧时间增加1个月,增强24%暖季天然草场的生产力,冷季购进12.6×106 kg可食牧草,建议畜种结构为羊数量284只、牛数量44头。基于上述结论,提出如下政策建议:（1）加强草地保护并增加草地建设的投入,积极采取轮牧封育、补播改良等措施,科学转变禁牧、退牧等保护草地的措施,将用于草原生态奖补资金适当向草地改良、人工草地建植方面转移。（2）科学发展放牧型人工草地,重视气候环境的适宜性和区域草地的生物群落稳定性问题,注重区域布局、种植区划、放牧管理、经营决策等战略问题。（3）开发推广应用草畜系统智慧动态支持决策系统,并匹配适应性放牧管理策略,建立家畜与环境的动态平衡达到生态保护与畜牧经济协同发展。（4）因地制宜合理评定草地封育、禁牧年限;鼓励发展牧区合作经济组织,设计完善内部运行机制及原则;发展西北草牧业优势精品产业,增加畜产品附加值,降低牧户对扩畜增收的依赖度,实现草牧业经济生态共赢。
暴占杰[4]（2021）在《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西藏扶贫工作研究》文中研究说明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减贫事业取得了令世人瞩目的成就。尤其是党的十八大召开后,党中央在全国组织开展了声势浩大的脱贫攻坚人民战争并取得了决定性胜利,区域性整体贫困得到解决,历史性地完成了消除绝对贫困的艰巨任务,创造了人类减贫史上的“中国奇迹”。而这其中,中国共产党对西藏贫困问题的治理实践是最为典型的代表。原因在于,西藏地处青藏高原,集我国边疆地区、边缘地区以及少数民族落后地区于一体,加之和平解放前长期遭受政教合一的封建农奴制的蹂躏,导致西藏经济社会发展水平长期落后于全国其他地区。就贫困状况而言,西藏贫困人口多且分布广泛,贫困程度深且类型复杂,而且还存在严重的贫困代际传递问题,2011年,西藏被确定为全国唯一的省级集中连片特困地区。此外,作为国家战略安全屏障,西藏存在境内分裂势力和境外敌对势力相勾结,威胁国家统一与安全的稳定问题。鉴于此,党中央、国务院将西藏工作置于党和国家工作大局的高度来把舵定向,谋篇布局。党的十八大后,习近平总书记提出“治国必治边、治边先稳藏”的战略思想,体现了西藏工作在党和国家全局中的重要战略地位,解决西藏的贫困问题能够为推进西藏持续稳定和长足发展打下坚实的基础。综合上述因素,西藏在党和国家扶贫工作大局中占有重要地位,关系全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目标能否如期实现。西藏的扶贫工作既在国家总的扶贫战略框架内开展,又有党中央、国务院超常规的特殊扶持政策的推动。长期以来,学术界偏重于在经济学和社会学视角下对西藏反贫困实践进行实证研究,而以中国共产党为研究对象,纵向宏观考察我们党在西藏扶贫工作中的具体实践较为薄弱。2019年,西藏历史性地消除了绝对贫困问题;2020年,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如期实现;2021年,又恰逢中国共产党成立一百周年。不管是从学术视角来看,还是从时间节点来讲,研究中国共产党西藏扶贫工作实践,总结经验,展望未来,彰显了中国共产党的初心和使命,对西藏乃至边疆少数民族地区的长足发展意义深远。有鉴于此,本文在学界已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之上,基于西藏深度贫困这一现实问题,以问题为导向,以探讨中国共产党西藏扶贫工作实践为主线,立足于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的基本立场,综合运用文献分析法、比较分析法、系统分析法、交叉学科研究法等方法。依托包括党和国家以及西藏地方历史文献、着作、期刊、报纸等各类文献资料,并参考相关会议纪要、政策文件、统计年鉴、地方志等材料,历史地、系统地考察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西藏扶贫工作的实践逻辑,进而总结经验,为今后更好地解决相对贫困问题和推动西藏可持续发展作出了启示,提出了建议。具体而言,本文主要分为六章对中国共产党西藏扶贫工作展开研究。第一章是绪论。回顾了关于西藏贫困问题与扶贫工作的研究现状,明确研究主题。对相关研究成果进行梳理,能从中把握学术界研究进展,找准研究角度,借鉴前人研究经验,趋避其研究不足之处。这样既可以做到查漏补缺,又可以避免重复研究。通过文献回顾和述评,确立了从中国共产党治理西藏贫困问题实践角度着手研究。第二章是关于西藏贫困问题的相关概述。对西藏贫困问题相关概念、贫困状况,以及中国共产党开展西藏扶贫工作的必要性进行了阐释。从西藏区情出发,结合当地经济、地理、社会、宗教、民族等特点探讨西藏面临的贫困问题。纵向梳理西藏不同阶段的贫困特征,同时横向对比西藏贫困问题与全国其他区域的差异。这既可以有效衔接下文中国共产党西藏贫困治理所做的有针对性工作,也凸显了西藏扶贫工作的复杂性与紧迫性,同时还回答了中国共产党为何采取超常规特殊优惠政策和措施开展西藏的扶贫工作。第三章是中国共产党西藏扶贫工作的理论基础和实践基础。在理论上系统阐述马克思恩格斯、列宁以及中国共产党人的反贫困思想,借鉴中国传统反贫困思想和国外有益的反贫困理论,能够为研究中国共产党开展西藏贫困治理实践提供理论支撑。从实践层面看,改革开放前中国共产党对西藏扶持、支援和建设为此后的扶贫工作奠定了实践基础。第四章是改革开放新时期中国共产党西藏扶贫实践。该部分主要梳理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后至党的十八大召开前中国共产党推动西藏扶贫工作的具体实践。以中央和西藏地方扶贫政策和取得的成效为标准,将西藏扶贫工作细化为三个阶段,包括体制改革带动扶贫阶段、扶贫攻坚阶段、扶贫开发深化阶段,分别论述中央政府以及西藏地方党委、政府都出台了哪些政策,如何具体开展工作,有什么特点,取得了哪些成效。第五章是新时代中国共产党西藏精准扶贫实践。这一章节以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精准扶贫的重要论述为指导思想,具体阐述中央关于西藏的脱贫攻坚政策与西藏精准脱贫具体实践。本章与上一章节是文章的核心部分,这两章将中国共产党关于西藏扶贫工作的演进脉络,历史经验清晰地呈现出来,为总结经验和启示提供研究基础。具体来说,这一章主要探究中国共产党为推进新时代西藏发展和打赢脱贫攻坚战作出的战略规划,构建的西藏精准扶贫精准脱贫的政策体系、工作体系以及施策路径,并总结了脱贫攻坚阶段西藏精准扶贫精准脱贫所取得的工作成效。第六章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西藏扶贫工作的经验及启示。本章在梳理和分析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西藏反贫困实践的基础上,提炼出解决西藏贫困问题的经验:始终坚持中国共产党对西藏减贫事业的全面领导,凝聚形成推动西藏扶贫开发工作的强大合力,注重推动扶贫标准与减贫方略的与时俱进,强化构建西藏工作座谈会扶贫工作机制。在汲取经验的基础上还应该展望未来,明确今后推动西藏的扶贫工作和发展应建立解决西藏相对贫困问题的长效机制,更加注重激发西藏各族群众的内生动力,在脱贫攻坚基础上全面推进乡村振兴,优化援藏机制助推西藏实现高质量发展。总之,中国共产党领导西藏人民通过扶贫工作历史性地消除西藏绝对贫困问题,对西藏的发展和稳定意义重大,创造了中国减贫治理的“西藏样本”,是中国共产党解决边疆少数民族地区发展问题的光辉典范。探究中国共产党西藏扶贫工作的实践路径,总结经验和启示,以期对边疆民族地区现代化建设有所裨益。
张上哲[5]（2021）在《牦牛群体结构变异和驯化研究》文中研究说明家牦牛（Bos grunniens）和野牦牛（Bos mutus）都属于牛属（Bos）。以前的研究都认为家牦牛驯化自野牦牛。家牦牛在青藏高原游牧民族的生活中起着重要的作用,是人类在高海拔地区生存和生活的重要条件。先前的群体遗传学研究发现,家牦牛被驯化于距今约7100年前。驯化过程中,一些和神经系统相关的基因受到选择作用。在本研究中,主要完成了两个方面的研究内容:我们组装了一个染色体水平的家牦牛参考基因组序列,该基因组也是目前为止所有反刍动物中最高质量的参考基因组;我们使用群体水平的长读长全基因组测序数据,鉴定了家牦牛和野牦牛群体中的基因组结构变异,勾画了牦牛基因组结构变异图谱,揭示了基因组结构变异与牦牛驯化的关系。主要研究结果如下:（1）对家牦牛基因组测序和组装得到的基因组大小为2.83 Gb,Contig N50长度达到44.72Mb。利用Hi-C的测序结果对基因组序列的contig进行挂载,将其定位到31条染色体上,scaffold N50长度到达了114.39Mb。完成了家牦牛参考基因组从scaffold水平到染色体水平的升级。（2）对家牦牛中的重复元件、非编码元件和蛋白编码基因预测结果表明,家牦牛的基因组中,43.90%都是由重复序列组成,基因组中约有0.72%的序列编码多种非编码RNA,基因组共预测得到了21232个蛋白编码基因,与使用Illumina序列组装的基因组结果类似。对蛋白编码基因的功能注释显示,97%的编码基因都有相应的功能。（3）对家牦牛基因组和其他多个物种的基因家族研究显示,牦牛基因组中的全部基因能够聚类为15662个基因家族,提取这些基因家族中鉴定获得的单拷贝基因构建最大似然树发现:家牦牛和野牦牛在系统发育树上为姊妹枝,它们一起和野牛属的北美野牛（Bison bison）、欧洲野牛（Bison bonasus）关系更近;而与牛属其它物种相对较远。（4）基于长读长、短读长和基因组组装之间鉴定得到的结构变异分别为372903,125531和353307个,这些结构变异代表了牦牛完整的结构变异遗传图谱。对结构变异相关序列的分析结果表明,导致结构变异发生的主要是重复序列,而不同长度的结构变异又包括不同类型的重复序列。（5）借助三代全基因组测序,对23个家牦牛和6个野牦牛进行了结构变异的鉴定和群体遗传学研究。通过评估群体之间高分化的结构变异,获得了可能是驯化过程中受选择的3680个结构变异,这些结构变异涉及725个蛋白编码基因区域。对上述结构变异相关的基因进行功能富集发现,它们主要和神经系统的发育,精神疾病等驯化综合征的表型相关,也有一些基因与驯化动物的经济性状相关,如免疫,脂肪存储和生殖等。综上所述,从遗传资源的角度来看,本研究组装了一个高质量的家牦牛参考基因组,并报道了首个牦牛的基因组结构变异图谱,为后续的牦牛遗传学研究提供了珍贵的遗传资源和材料。从牦牛驯化的角度,我们还揭示了基因组结构变异和牦牛驯化的关系,对目前研究较少的非模式生物的群体结构变异挖掘提供了整合的方法,为动物驯化的遗传学机制研究提供了新的视角。
拉萨市人民政府办公室[6]（2021）在《拉萨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拉萨市开发园区总体发展规划（2020-2025）》《拉萨市开发园区管理办法（试行）》《拉萨市开发园区综合考核办法（试行）》《拉萨市开发园区鼓励类产业目录》的通知》文中研究指明拉政办发[2021]6号各县（区）人民政府,各园区管委会,市直各委、办、局,各人民团体:《拉萨市开发园区总体发展规划（2020-2025）》《拉萨市开发园区管理办法（试行）》《拉萨市开发园区综合考核办法（试行）》《拉萨市开发园区鼓励类产业目录》已经市委、市政府研究同意,现印发给你们,请抓好贯彻落实。
蔡新良[7]（2021）在《川西高原藏区生态旅游业可持续发展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川西高原藏区作为集高海拔地区、民族地区、贫困山区、革命老区、旅游资源聚集区及生态脆弱区为一体的特殊空间区域,所面临的重大挑战就是可持续发展问题,如何解决区域产业转型升级问题成为川西高原藏区可持续发展的核心关键。作为青藏高原东南缘和横断山脉的一部分,川西高原藏区地形地貌差异明显,气候条件复杂多样,生态系统类型丰富,是长江、黄河上游重要的水源保护区和国家生态安全屏障,也是多民族文化交流的通道走廊。无论是从特殊的生态格局、国土安全、地缘政治,还是从国家总体布局来看,川西高原藏区都具有极为重要的战略地位。但受自然条件限制,经济发展水平落后,产业结构不合理,发展极不均衡。而且,从世界范围来看,在平均海拔超过4000米的川西高原藏区要实现经济社会发展的转型升级,尚无成熟的经验可以借鉴。当前,在乡村振兴战略不断推进、迫切寻求破解产业发展困局的现实诉求下,进行川西高原藏区生态旅游业可持续发展研究,意义重大。综合国内外生态旅游研究成果来看,前人从不同的学科背景和研究视角出发,在生态旅游基础理论、资源评价与开发、生态旅游系统、社区参与、扶贫效应、可持续发展等方面取得了许多成果。但有关川西高原藏区生态旅游业可持续发展研究方面的文献并不多,研究缺少全面性、科学性、系统性,高原藏区生态旅游业可持续发展评价体系亟待构建,高原高山峡谷地区生态旅游理论框架体系亟待建立。川西高原藏区拥有富集的原生态自然和人文景观资源,但属于限制开发区和禁止开发区,生态环境极其脆弱,传统的工业化道路难以解决可持续发展问题,因此保护生态环境并依托生态资源发展生态经济成为最佳选择,而生态旅游业正是川西高原藏区发展生态经济的具体体现和最佳途径。现代生态旅游强调“旅游、保护、教育和促进社区协调发展”四大功能,主张自觉责任观、动力系统观、可持续旅游观、全域发展观和生态文明观“五观”,其发展理念契合川西高原藏区的发展诉求和区域特点,即在最大限度发挥资源特色优势而不破坏自然生态环境、不改变城乡结构、不破坏原生态民族文化的前提下,实现川西高原藏区的“脱贫转型”以及可持续发展。有鉴于此,本文从川西高原藏区实际出发,在综合前人大量研究成果的基础上,首先,梳理总结了国内外以及川西高原藏区生态旅游理论研究现状,并结合研究区域实际,建立了川西高原藏区生态旅游业可持续发展及其扶贫耦合关系。其次,深入分析了川西高原藏区生态旅游业的发展条件及影响因素、存在的问题及成因等,并对主要生态旅游资源进行类型划分和定量定性评价。第三,依据可持续发展等相关理论,筛选评价指标,运用层次分析法等方法技术,构建了川西高原藏区生态旅游业可持续发展评价体系模型,并进行了时空评价。第四,通过甘孜州案例实证研究,分析了甘孜州生态旅游业发展现状及面临的挑战,提出了甘孜州生态旅游业可持续发展的旅游资源开发模式、发展思路和扶贫效应评价。最后,结合研究成果尝试性地提出了川西高原藏区生态旅游业发展的战略目标、总体思路、开发原则和产业模式,在此基础上,构建了促进川西高原藏区生态旅游业可持续发展的制度保障体系等。通过研究认为,川西高原藏区生态旅游业可持续发展的影响因素主要有自然条件、社会发展、经济环境和科技水平等,面临的挑战主要是地理环境特殊性、生态环境脆弱、社会复杂、经济发展基础差,以及发展理念滞后、缺乏专业人才、管理水平低下等。川西高原藏区生态旅游业发展处于“重要机遇期”,具有“巨大的发展潜力”。川西高原藏区应围绕“建设世界最佳生态旅游目的地”的战略目标,将旅游业培育成为川西高原藏区战略性和优势特色产业,充分发挥旅游业在川西高原藏区产业升级、结构转型和乡村振兴中的优势和引导作用,实施“生态旅游景区带动发展、‘生态旅游+’联动发展、经合组织拉动发展、民族特色村寨驱动发展”的产业模式。在此基础上,构建了川西高原藏区生态旅游业可持续发展理论框架,提出了宏观调控、管理体制、运行机制、区域合作、环境监管、安全保障、社区参与等体制机制,以及政策制度、资金投入、科技人才的保障体系,最后提出相应的对策建议。
周国利[8]（2020）在《青藏高原东缘牦牛放牧与植被、土壤及体况的关系》文中研究说明放牧在天然草地利用中起着重要的作用,研究放牧活动对草地生态系统的作用机理具有重要意义。我们于2017-2019年在青海省果洛藏族自治州玛沁县4家牧户的夏季牧场中开展了放牧对土壤理化性质、草地植被特征、牧草营养动态和牦牛体况影响的试验,综合评价自由放牧模式下放牧草地生态系统中土壤-草地-牦牛之间的互作关系及变化规律,以期为制定高寒草甸地区合理的放牧管理措施提供理论支持。研究结果如下:1、放牧生态系统中群落多样性的变化受温度变化的影响大于降水,而牧草生物量、营养品质和土壤碳氮磷含量的变化受降水量的影响较大,而与温度的相关性较小。2、放牧强度与AGB、均匀度指数（Pielou evenness index）、优势度指数（Simpson dominance index）、牧草CP含量有极显着负相关性,与BGB、GTC、牧草碳氮比、土壤紧实度和SOC等有极显着正相关性。随放牧强度增加,AGB降低,BGB增加,CP、EE含量呈现先增加后减小。3、随着放牧强度的增加,GTP含量先降低再增加,且在2.16 yaks·hm-2·a-1时含量最高。4.91 yaks·hm-2·a-1的土壤紧实度较其他放牧强度显着增加;3.86 yaks·hm-2·a-1时SM、STC、STN和STP的含量高于其他放牧强度。SOC含量在放牧强度为3.29 yaks·hm-2·a-1和3.86 yaks·hm-2·a-1时高于其他放牧强度。4、BCS在放牧强度为3.86 yaks·hm-2·a-1时达到最大值。放牧强度直接影响AGB和群落多样性,通过影响土壤理化性质间接影响BGB和牧草营养品质,从而最终影响牦牛体况。综上所述,放牧生态系统中,土壤、草地、家畜之间相互影响,放牧强度是主要影响因素,牧户应严格控制放牧强度,还应根据气候条件优化放牧管理。在玛沁县,放牧强度为3.86yaks·hm-2·a-1时对植被、土壤的物质循环及牦牛体况具有良好的效果,对牧户的经济收入和增长具有积极作用,达到经济效益和生态效益的平衡。
李昕[9]（2020）在《甘南牧区诺乐公司的民族学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我国少数民族地区拥有得天独厚的自然资源、文化资源、旅游资源等资源优势,有利于发展当地特色产业。少数民族地区经济一直是热门话题,甘南藏族自治州发展至今,出现了不少富有民族特色的企业。位于仁多玛村的诺乐公司作为具有代表性的其中之一,自成立以来尊重民族文化、提供牧民就业、增加牧民创收,为当地社会经济与文化带来不可忽视的影响。首先,本文基于诺乐公司所处的宏观经济环境,研究诺乐公司在生产方式以牧业为主且具有独特经济观的藏族地区下如何建立起尊重群体原有生活方式的私营企业,以及企业的基本概况与创始人理念,包括该公司的运作方式、产品与员工情况等。其次,阐述该公司有效利用资源优势,建立起牦牛绒产业与旅游产业,并通过对公司自成立以来的发展历程与变化进行研究,以此推论其运营状况与社区影响等问题。再者,笔者考察收集并分析了诺乐公司对当地所带来的变化:一、提高牧民收入、增加就业人数;二、影响地区经济观,同时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牧民包括价值观在内的思想观念;三、在保护生态环境与传统文化的基础上,在原有的传统生活方式中增加了新的生产方式选择;四、改善了当地社区的经济欠发达的状况;五、在公司发展的同时,公司所具有独特的藏民族文化也得以推广。最后,基于对公司发展过程中管理层的各种决策、管理方式以及独特的企业文化论述,分析考量并总结出诺乐公司所为一个商业公司所履行的法律义务与道德义务,以及生态保护、经济收益等社会责任。本文希望通过研究诺乐公司的公司情况、民族产品及公司发展历程,及它带给当地地区的经济效益和文化效益,探讨该公司如何建立起自己的特色民族品牌、如何得以步入国际市场、如何在激烈的国际竞争中得以生存,将成功案例的经验推广于各少数民族地区,对我国少数民族地区的经济发展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代云川[10]（2020）在《三江源地区人熊冲突特征、风险以及驱动因素研究》文中研究说明野生动物造成人身伤害和财产损失导致人与野生动物之间的关系恶化,报复性猎杀严重威胁到野生动物的生存。西藏棕熊（Ursus arctos pruinosus）作为青藏高原的伞护种（Umbrella species）,对于维持生态系统健康和稳定具有重要意义。近年来,三江源地区牧民与棕熊之间的冲突急剧增加,严重影响到社区对棕熊及其他野生动物保护的积极性,报复性猎杀对棕熊生存构成威胁。掌握人熊冲突基本特征、了解牧民认知与态度、识别人熊冲突风险区和冲突驱动因素对于制定有效的人熊冲突缓解措施和棕熊保护对策至关重要。本研究于2017年至2019年在三江源地区治多县开展野外调研工作,对人熊冲突特征、牧民认知与态度、人熊冲突风险区、人熊冲突驱动因素以及防熊措施展开研究。研究首先设计了半结构型人熊关系调查问卷,基于问卷访谈对人熊冲突类型、空间分布、季节差异以及牧民对棕熊的容忍度进行了调查;其次,基于人熊冲突发生点位、地理环境因子、人为干扰因子以及棕熊生态学因子,利用最大熵（Maximum Entropy,Max Ent）模型和电路理论（Circuit Theory）模型识别了人熊冲突风险区和风险扩散路径,分析了人熊冲突风险区与环境变量之间的关系,探讨了如何基于人熊冲突风险区实施空间差异化管控措施;第三,研究提出了人熊冲突驱动因素的假设,包括牧民生活习惯改变、棕熊觅食行为变化、棕熊自然食物不足以及棕熊种群数量恢复等,然后通过入户访谈、旱獭密度调查、棕熊粪便采集以及基于宏基因组测序的棕熊食性分析对假设进行验证,进而识别人熊冲突的主要驱动因素;第四,评估了当前防熊措施的实施成效,了解了牧民对潜在防熊措施的认知。主要研究结果和结论如下:（1）人熊冲突特征与牧民态度认知研究。青海省人熊冲突高发区主要位于三江源国家公园内及其周边,包括治多县、囊谦县以及曲麻莱县。高达92.31%（n=288）的受访者经历过不同程度的人熊冲突,三江源国家公园内的牧民遭遇棕熊致害的频率高于国家公园外。棕熊典型致害类型为入室破坏,财产损失类型以门窗、家具以及生活用品为主。棕熊相比狼和雪豹造成的家畜损失更少,其主要捕食对象为羊。夏季为棕熊入室破坏和伤人的高发季,秋季为棕熊捕食家畜的高发季。受访者年龄（χ2=10.089,P=0.001）、房屋受损经历（χ2=12.596,P<0.001）以及补偿满意度（χ2=14.521,P<0.001）是影响受访者对棕熊容忍度的关键因素,年纪较小的受访者对棕熊的态度较年长者更为消极,经历过棕熊入室破坏的受访者对棕熊的容忍度更低,大部分受访者能够容忍棕熊捕食散养家畜,但难以接受棕熊入室破坏和伤人。（2）人熊冲突风险区识别。Max Ent模型识别出治多县人熊冲突风险区总面积为11577.91 km2,其中高、中、低风险区面积分别为1133.24 km2、4811.66 km2、5633.01 km2。根据Jackknife检验结果,对风险区贡献率最高的5个环境变量为LUCC（34.1%）、人口密度（31.4%）、NDVI（10.4%）、到河流距离（10.1%）、到湖泊距离（4.8%）。50.43%的风险区分布在海拔4600-4800 m之间,58.31%的风险区分布在三江源国家公园长江源园区内,高风险区则主要分布在与国家公园毗邻的多彩乡,占高风险区总面积的45.26%。Circuitscape Theory模型识别出风险扩散路径呈东南-西北走向,连通三江源国家公园长江源园区内外。强电流风险扩散路径主要分布在索加乡东部和多彩乡东南部,多条风险扩散路径在多彩乡东南部汇合。强电流风险扩散路径主要分布在高风险区和中风险区的高寒草甸上。（3）人熊冲突驱动因素。人熊冲突驱动因素与牧民定居方式、棕熊觅食行为和棕熊数量恢复有关。自定居点建立以来牧民习惯将过冬给养储存于定居点内,棕熊逐渐学会了利用无人照看的定居点内的食物。88.78%（n=277）的受访者有季节性转场习性,而大部分定居点在夏季无人照看（n=262,83.97%）,增加了棕熊入室破坏的概率。虽然当前91.35%（n=285）的受访者不再将食物储存于无人照看的定居点内,但由于没能妥善处理房屋周边的家畜尸体和生活垃圾,棕熊仍频繁前往定居点附近觅食。在棕熊粪便样品中（n=21）野生动物出现的总频次占比最大（51.11%）,其次为家畜（21.11%）、植物（20%）以及定居点内的食物（7.78%）;单个物种出现频次位居前5的是藏羚羊（n=17,80.95%）、旱獭（n=13,61.09%）、蒙古韭（n=8,38.1%）、绵羊（n=7,33.33%）以及狗（n=7,33.33%）,单个物种最大丰度值位居前5的是旱獭（a=0.60）、绵羊（a=0.49）、牦牛（a=0.44）、青稞（a=0.41）以及鼠兔（a=0.25）;旱獭和绵羊出现的频次和丰度均较高。旱獭数量逐年递增,旱獭密度对棕熊取食人类食物无显着影响（P=0.329）;到石山的距离（P=0.022）和到定居点的距离（P=0.040）是影响棕熊取食人类食物的关键因素,表明棕熊倾向于前往距石山较近的定居点附近寻找人类食物。在过去10年里棕熊数量有所增加（n=217,69.55%）,人熊冲突加剧可能与棕熊数量恢复存在一定联系。（4）人熊冲突缓解措施实施成效评估。记录到当前已有人熊冲突缓解措施16项,96.47%（n=301）的受访者同时使用多种防熊措施。访谈结果显示,保护过冬给养的有效措施是转移（n=249）,保护定居点的有效措施是让人照看（n=13）,保护散养家畜的有效措施是使用传统放牧方式替代半传统放牧方式（n=30）和在牦牛身上捆绑太阳能音响（n=8）。太阳能路灯对棕熊有一定的震慑作用,对于保护家畜、房屋以及人的效果明显（n=28）。以电围栏为代表的新技术措施防控效果并不理想,其原因是光伏电池电压不稳和地线安装不当（n=4）。大部分受访者期望引进防熊铁皮箱（n=297,95.19%）、修筑水泥墙（n=295,94.55%）以及提升电围栏防控技术（n=257,82.37%）来保护财产,58.33%（n=182）的受访者建议使用防熊喷雾来保护人身安全。71.79%（n=224）的受访者对当前野生动物致害补偿方案不满,其原因是案件定损较为复杂、补偿金额较少、赔付延误且棕熊入室破坏定损成功率低,其期望补偿方式依次为现金（n=246,78.85%）、商业保险（n=39,12.5%）、粮食（n=17,5.45%）、其他（n=10,3.21%）。
二、青藏高原牦牛竞争力研究报告（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青藏高原牦牛竞争力研究报告（论文提纲范文）
（1）三江源生态产品价值实现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 |
| 1.2 研究意义 |
| 1.3 研究方法与数据来源 |
| 1.3.1 研究方法 |
| 1.3.2 数据来源 |
| 1.4 研究内容与技术路线图 |
| 第二章 生态产品价值实现研究综述 |
| 2.1 国外研究综述 |
| 2.1.1 国外文献分析 |
| 2.1.2 国外研究现状 |
| 2.2 国内研究综述 |
| 2.2.1 国内文献分析 |
| 2.2.2 国内研究现状 |
| 2.3 研究述评 |
| 2.4 国内外经验启示 |
| 2.4.1 国际经验和启示 |
| 2.4.2 国内经验和启示 |
| 2.5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生态产品价值实现理论框架 |
| 3.1 生态产品价值实现的理论基础 |
| 3.1.1 生态产品形成的基础理论 |
| 3.1.2 生态产品价值形成的理论基础 |
| 3.1.3 生态产品价值实现的理论基础 |
| 3.2 生态产品价值实现的内涵 |
| 3.2.1 相关概念及辨析 |
| 3.2.2 生态产品价值 |
| 3.2.3 生态产品价值实现 |
| 3.3 生态产品价值实现路径 |
| 3.3.1 生态产品价值实现的主要路径梳理 |
| 3.3.2 基于产权-需求矩阵的生态产品价值实现路径 |
| 3.3.3 生态产品分类的价值实现路径 |
| 3.4 三江源生态产品价值实现的研究框架 |
| 3.4.1 三江源生态产品价值实现“供给-需求”二元回归模型 |
| 3.4.2 构建三江源生态产品价值实现的系统性框架 |
| 3.4.3 三江源生态产品价值实现应遵循的原则 |
| 3.5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三江源生态产品的价值 |
| 4.1 三江源概况 |
| 4.1.1 地理位置 |
| 4.1.2 自然条件 |
| 4.1.3 社会经济条件 |
| 4.1.4 生态地位 |
| 4.1.5 生态保护 |
| 4.2 三江源生态产品价值 |
| 4.2.1 三江源生态资产与生态系统服务价值数据 |
| 4.2.2 三江源生态资产总值 |
| 4.2.3 三江源生态系统服务价值 |
| 4.2.4 三江源发展机会成本估算 |
| 4.2.5 三江源生态产品价值 |
| 4.3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三江源生态产品供求意愿分析 |
| 5.1 三江源生态产品供给意愿问卷调查 |
| 5.1.1 调查地区选取及原因 |
| 5.1.2 问卷基本情况 |
| 5.1.3 数据收集和检验 |
| 5.1.4 描述性统计 |
| 5.1.5 三江源生态产品供给意愿影响因素分析 |
| 5.1.6 三江源生态产品供给意愿分析结果 |
| 5.2 三江源生态产品需求意愿问卷调查 |
| 5.2.1 问卷基本情况 |
| 5.2.2 数据收集和检验 |
| 5.2.3 描述性统计 |
| 5.2.4 空间交叉分析 |
| 5.2.5 三江源生态产品需求意愿影响因素分析 |
| 5.2.6 三江源生态产品需求意愿分析结果 |
| 5.3 本章小结 |
| 第六章 三江源生态物质产品价值实现路径 |
| 6.1 三江源生态物质产品分类 |
| 6.1.1 生态农畜产品 |
| 6.1.2 淡水资源产品 |
| 6.1.3 清洁能源电力产品 |
| 6.2 三江源生态物质产品价值实现现状 |
| 6.2.1 畜牧业发展现状 |
| 6.2.2 水资源价格和交易现状 |
| 6.2.3 绿电交易现状 |
| 6.3 三江源生态物质产品价值实现困境 |
| 6.3.1 市场基础不健全 |
| 6.3.2 生态畜牧业发展受限 |
| 6.3.3 社会参与程度有待提升 |
| 6.3.4 科技和人才支撑薄弱 |
| 6.4 三江源生态物质产品价值实现路径 |
| 6.4.1 三江源生态物质产品直接交易路径 |
| 6.4.2 三江源生态物质产品生态产业化路径 |
| 6.4.3 三江源生态物质产品产业生态化路径 |
| 6.5 本章小结 |
| 第七章 三江源生态调节产品价值实现路径 |
| 7.1 三江源生态调节产品分类 |
| 7.1.1 三江源固碳释氧产品 |
| 7.1.2 三江源土壤保持产品 |
| 7.1.3 三江源水源涵养产品 |
| 7.1.4 三江源净化产品 |
| 7.1.5 三江源生物多样性保护产品 |
| 7.2 三江源生态调节产品价值实现现状 |
| 7.2.1 生态调节产品价值实现政策现状 |
| 7.2.2 三江源生态补偿现状 |
| 7.2.3 三江源生态补偿成效 |
| 7.2.4 对口支援三江源的成效 |
| 7.3 三江源生态调节产品价值实现困境 |
| 7.3.1 政府主导下三江源生态产品购买力度有待增强 |
| 7.3.2 基础制度和政策工具仍待完善 |
| 7.3.3 市场化交易机制亟待建立和完善 |
| 7.4 三江源生态调节产品价值实现路径 |
| 7.4.1 三江源生态调节产品市场化路径 |
| 7.4.2 三江源生态调节产品横向生态补偿 |
| 7.4.3 三江源生态调节产品纵向生态补偿 |
| 7.5 本章小结 |
| 第八章 三江源生态文化产品价值实现路径 |
| 8.1 三江源生态文化产品资源 |
| 8.1.1 三江源旅游资源 |
| 8.1.2 三江源文化资源 |
| 8.2 三江源生态文化产品价值实现现状 |
| 8.2.1 三江源生态旅游发展SWOT分析 |
| 8.2.2 三江源各地区旅游发展现状 |
| 8.3 三江源生态文化产品价值实现困境 |
| 8.3.1 生态文化产品开发和传播有待提升 |
| 8.3.2 生态文化产业配套基础设施建设不足 |
| 8.3.3 生态文化产业专业人才匮乏、服务质量不高 |
| 8.3.4 三江源自然条件制约性明显 |
| 8.3.5 地区发展与保护矛盾依旧突出 |
| 8.4 三江源生态文化产品价值实现路径 |
| 8.4.1 三江源生态文化产品顶层设计 |
| 8.4.2 三江源生态文化产品基础建设 |
| 8.4.3 三江源生态旅游的生态产业化 |
| 8.4.4 三江源生态旅游的产业生态化 |
| 8.5 本章小结 |
| 第九章 三江源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 |
| 9.1 建立三江源生态产品监测确权交易机制 |
| 9.1.1 推动三江源生态产品信息普查 |
| 9.1.2 推进三江源自然资源确权登记 |
| 9.1.3 构建三江源生态资源权益交易机制 |
| 9.2 健全三江源生态产品经营开发机制 |
| 9.2.1 推行三江源绿色产品认证标准 |
| 9.2.2 实现三江源生态产品供求平衡 |
| 9.2.3 拓宽三江源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模式 |
| 9.2.4 促进三江源生态产品价值增值 |
| 9.3 健全三江源生态产品保护补偿机制 |
| 9.3.1 完善三江源纵向生态保护补偿制度 |
| 9.3.2 建立三江源横向生态保护补偿机制 |
| 9.4 健全三江源生态产品价值实现保障机制 |
| 9.4.1 建立三江源生态产品法律制度保障机制 |
| 9.4.2 建立三江源生态产品价值考核机制 |
| 9.4.3 建立三江源生态环境保护利益导向机制 |
| 9.4.4 加大三江源绿色金融支持力度 |
| 9.5 建立三江源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推进机制 |
| 9.5.1 强化行政职能助力三江源生态产品价值实现 |
| 9.5.2 设立三江源生态产品价值实现试点 |
| 9.5.3 强化科技人才支撑助力三江源生态产品价值实现 |
| 9.5.4 健全三江源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和受益付费制度 |
| 9.6 建立三江源生态产品价值核算评价机制 |
| 9.6.1 构建三江源生态产品价值核算评价体系 |
| 9.6.2 制定三江源生态产品价值核算规范 |
| 9.6.3 推动三江源生态产品价值核算应用 |
| 9.7 三江源生态产品价值实现的政策建议 |
| 9.7.1 持续发挥国家重大生态工程和体制改革优势 |
| 9.7.2 持续推进三江源生态补偿提标扩面 |
| 9.7.3 加快实施三江流域协同保护共建共享机制 |
| 9.7.4 推进对口支援助力三江源生态产品价值实现 |
| 9.7.5 打造国际生态文明高地,打通两山转化通道 |
| 9.7.6 加快推动三江源特色生态产业发展 |
| 9.7.7 建立健全三江源生态产品价值实现制度保障 |
| 第十章 结论、贡献与讨论 |
| 10.1 主要研究结论 |
| 10.2 创新点 |
| 10.3 讨论 |
| 参考文献 |
| 附录一 三江源生态产品需求情况调查 |
| 附录二 三江源居民生态产品供给情况调查 |
| 致谢 |
| 攻读博士期间研究成果及获奖情况 |
（3）放牧型人工草地草畜系统经济分析与优化路径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 |
| 1.2 研究综述 |
| 1.2.1 人工草地放牧利用研究 |
| 1.2.2 草畜系统生态经济效益研究 |
| 1.2.3 草畜系统管理仿真模拟研究 |
| 1.2.4 草畜系统生产优化研究 |
| 1.2.5 文献评述 |
| 1.3 研究目标与意义 |
| 1.3.1 研究目标 |
| 1.3.2 研究意义 |
| 1.4 研究内容、拟解决关键问题 |
| 1.4.1 研究内容 |
| 1.4.2 拟解决关键问题 |
| 1.5 研究方法与技术路线 |
| 1.5.1 研究方法 |
| 1.5.2 研究技术路线 |
| 1.6 理论基础 |
| 1.6.1 生态经济理论 |
| 1.6.2 系统理论 |
| 1.6.3 外部性理论 |
| 1.7 研究创新 |
| 第二章 我国人工草地发展现状 |
| 2.1 相关概念界定 |
| 2.1.1 人工草地 |
| 2.1.2 放牧型人工草地 |
| 2.1.3 放牧型人工草地草畜系统 |
| 2.2 人工草地发展措施 |
| 2.2.1 重大工程项目 |
| 2.2.2 主要政策措施 |
| 2.2.3 主要法规 |
| 2.3 人工草地发展成效 |
| 2.3.1 人工草地的分布、规模及生产力 |
| 2.3.2 放牧型人工草地的分布、规模及生产力 |
| 2.3.3 典型放牧型人工草地的模式特征 |
| 2.4 放牧型人工草地面临的问题 |
| 2.4.1 监管体系缺失导致草地可持续利用水平不高 |
| 2.4.2 效益认知不足抑制政府和农牧民推广积极性 |
| 2.4.3 “政策-模式-草地”关系失调抑制效益水平提升 |
| 2.5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放牧型人工草地草畜系统效益分析 |
| 3.1 数据来源及研究方法 |
| 3.1.1 数据来源与说明 |
| 3.1.2 研究方法 |
| 3.2 放牧型人工草地成本收益分析 |
| 3.2.1 典型草地成本构成分析 |
| 3.2.2 典型草地收益构成分析 |
| 3.3 草牧业综合效益评价指标体系 |
| 3.4 放牧型人工草地草畜系统综合效益分析 |
| 3.4.1 经济效益分析 |
| 3.4.2 社会效益分析 |
| 3.4.3 生态效益分析 |
| 3.4.4 综合效益分析 |
| 3.5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放牧型人工草地草畜系统仿真模拟 |
| 4.1 数据来源与研究方法 |
| 4.1.1 调研区概况 |
| 4.1.2 数据来源 |
| 4.1.3 模型框架 |
| 4.2 放牧型人工草地草畜系统仿真模型构建 |
| 4.2.1 模型说明 |
| 4.2.2 草地产草量-家畜体重模块 |
| 4.2.3 家畜生产管理模块 |
| 4.2.4 牧户经营收入模块 |
| 4.3 放牧型人工草地草畜系统仿真模拟结果 |
| 4.3.1 基准情景 |
| 4.3.2 未建植放牧型人工草地情景 |
| 4.3.3 模型有效性检验 |
| 4.4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放牧型人工草地草畜系统优化路径 |
| 5.1 放牧型人工草地草畜系统情景设置 |
| 5.2 放牧型人工草地草畜系统政策管理优化 |
| 5.2.1 开放禁牧政策情景 |
| 5.2.2 牧民合作经济组织情景 |
| 5.2.3 组合政策管理情景 |
| 5.3 放牧型人工草地草畜系统生产决策优化 |
| 5.3.1 饲草季节性平衡 |
| 5.3.2 畜种结构调整 |
| 5.4 本章小结 |
| 第六章 结论与政策建议 |
| 6.1 结论 |
| 6.2 政策建议 |
| 参考文献 |
| 附录A 人工草地放牧利用牧户调查问卷 |
| 附录B 仿真模型程序 |
| 致谢 |
| 作者简历 |
（4）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西藏扶贫工作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与意义 |
| 1.1.1 研究背景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国内外研究现状 |
| 1.2.1 国内研究现状 |
| 1.2.2 国外研究现状 |
| 1.3 研究思路与方法 |
| 1.3.1 研究思路 |
| 1.3.2 研究方法 |
| 1.4 研究重点与难点 |
| 1.4.1 研究重点 |
| 1.4.2 研究难点 |
| 1.5 研究创新与不足 |
| 1.5.1 创新之处 |
| 1.5.2 研究不足 |
| 第2章 西藏贫困问题相关概述 |
| 2.1 贫困理论基本释义 |
| 2.1.1 贫困的定义 |
| 2.1.2 贫困的标准 |
| 2.1.3 贫困的分类 |
| 2.1.4 扶贫的内涵 |
| 2.2 西藏贫困问题的基本状况 |
| 2.2.1 贫困人口较多且分布广 |
| 2.2.2 贫困程度深且类型复杂 |
| 2.2.3 贫困代际传递现象严重 |
| 2.3 西藏贫困问题产生的根源 |
| 2.3.1 严酷的自然生存环境 |
| 2.3.2 低下的经济发展水平 |
| 2.3.3 落后的基础服务设施 |
| 2.3.4 突出的健康风险问题 |
| 2.3.5 严重的精神文化贫困 |
| 2.4 开展西藏扶贫工作的必要性 |
| 2.4.1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必由之路 |
| 2.4.2 筑牢党在西藏执政根基的需要 |
| 2.4.3 实现西藏长治久安的必然要求 |
| 第3章 中国共产党西藏扶贫工作的理论基础和实践基础 |
| 3.1 理论基础 |
| 3.1.1 马克思恩格斯及列宁关于反贫困理论 |
| 3.1.2 中国共产党人关于扶贫工作的论述 |
| 3.1.3 中国传统文化关于反贫困的思想 |
| 3.1.4 西方学者关于反贫困的理论探索 |
| 3.2 实践基础 |
| 3.2.1 1949-1958 年党在西藏的扶贫实践 |
| 3.2.2 1959-1977 年党在西藏的扶贫实践 |
| 第4章 改革开放新时期中国共产党西藏扶贫实践 |
| 4.1 体制改革带动扶贫阶段(1978-1993) |
| 4.1.1 出台西藏农牧民休养生息的政策 |
| 4.1.2 改革制约农牧区发展的经济体制 |
| 4.1.3 初步开启西藏扶贫开发的新模式 |
| 4.1.4 体制改革阶段西藏扶贫成效总结 |
| 4.2 扶贫攻坚阶段(1994-2000) |
| 4.2.1 西藏扶贫攻坚计划的制定与实施 |
| 4.2.2 新的特殊优惠政策的出台与落实 |
| 4.2.3 扶贫攻坚阶段西藏脱贫工作成效 |
| 4.3 扶贫深化阶段(2001-2011) |
| 4.3.1 探索适宜西藏扶贫开发的新路子 |
| 4.3.2 明确西藏实现跨越式发展的新目标 |
| 4.3.3 夯实西藏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基础 |
| 4.3.4 扶贫开发政策落地与基本成效总结 |
| 第5章 新时代中国共产党西藏精准扶贫实践 |
| 5.1 新时代中国共产党推动西藏发展的战略抉择 |
| 5.1.1 规划新时代富民兴藏路线 |
| 5.1.2 加快推进西藏高质量发展 |
| 5.2 构建西藏精准扶贫的实施机制 |
| 5.2.1 西藏精准扶贫的瞄准机制 |
| 5.2.2 西藏精准扶贫的政策机制 |
| 5.2.3 西藏精准扶贫的责任机制 |
| 5.2.4 西藏精准扶贫的投入机制 |
| 5.2.5 西藏精准扶贫的退出机制 |
| 5.2.6 西藏精准扶贫的监督考核机制 |
| 5.3 明确西藏精准扶贫的施策路径 |
| 5.3.1 特色产业开发:撬动农牧民脱贫致富的杠杆 |
| 5.3.2 易地扶贫搬迁:打破恶劣生存环境的束缚 |
| 5.3.3 生态保护扶贫:破解“富饶的贫困”陷阱 |
| 5.3.4 大力发展教育:阻断西藏贫困的代际传递 |
| 5.3.5 社会保障兜底:兜住西藏脱贫攻坚的底线 |
| 5.4 西藏精准扶贫精准脱贫阶段工作成效 |
| 5.4.1 第六次座谈会推动西藏经济社会长足发展 |
| 5.4.2 “三不愁三有三保障”脱贫目标基本实现 |
| 5.4.3 西藏精准扶贫精准脱贫方略的创新与发展 |
| 第6章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西藏扶贫工作的经验及启示 |
| 6.1 中国共产党西藏扶贫工作的历史经验 |
| 6.1.1 始终坚持党对西藏减贫事业的全面领导 |
| 6.1.2 凝聚形成推动西藏扶贫开发的强大合力 |
| 6.1.3 注重推动扶贫标准与减贫方略持续革新 |
| 6.1.4 强化构建西藏工作座谈会扶贫工作机制 |
| 6.2 中国共产党西藏扶贫实践对西藏未来减贫与发展的启示 |
| 6.2.1 建立解决西藏相对贫困问题的长效机制 |
| 6.2.2 更加注重激发西藏各族群众的内生动力 |
| 6.2.3 在脱贫攻坚基础之上全面推进乡村振兴 |
| 6.2.4 优化援藏机制助推西藏实现高质量发展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作者简介 |
| 后记 |
（5）牦牛群体结构变异和驯化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研究背景 |
| 1.1 基因组学 |
| 1.1.1 基因组和基因组学 |
| 1.1.2 DNA测序技术 |
| 1.1.3 染色质构象捕获测序 |
| 1.1.4 基因组组装算法 |
| 1.2 基因组结构变异 |
| 1.2.1 结构变异及其研究进展 |
| 1.2.2 群体结构变异 |
| 1.3 动物驯化 |
| 1.3.1 动物驯化和驯化综合征 |
| 1.3.2 动物驯化的历史 |
| 1.3.3 动物驯化的遗传学基础 |
| 1.3.4 动物驯化的遗传学研究进展 |
| 1.4 牦牛 |
| 1.4.1 牦牛及其分类,分布和起源 |
| 1.4.2 牦牛驯化的遗传学研究进展 |
| 1.5 研究意义与科学问题 |
| 第二章 研究方法 |
| 2.1 基因组样品收集与测序 |
| 2.2 基因组组装 |
| 2.2.1 基因组Survey |
| 2.2.2 基于长读长数据的基因组组装 |
| 2.2.3 挂载基因组到染色体水平 |
| 2.3 基因组注释 |
| 2.3.1 基因组结构预测 |
| 2.3.2 编码基因功能注释 |
| 2.4 基因组组装和注释质量评估 |
| 2.4.1 组装质量评估 |
| 2.4.2 注释质量评估 |
| 2.5 基因组个性化分析 |
| 2.5.1 共线性分析 |
| 2.5.2 系统发育分析 |
| 2.5.3 基因家族分析 |
| 2.6 全基因组SNV遗传变异分析 |
| 2.6.1 测序数据质量评估及控制 |
| 2.6.2 全基因组序列比对 |
| 2.6.3 遗传变异鉴定 |
| 2.6.4 个体亲缘关系鉴定 |
| 2.6.5 系统发育分析 |
| 2.6.6 基于SNP的群体结构分析 |
| 2.7 群体结构变异鉴定 |
| 2.7.1 长读长测序数据质量控制 |
| 2.7.2 基于长读长数据的结构变异鉴定 |
| 2.7.3 基于短读长数据的结构变异鉴定 |
| 2.7.4 基于基因组组装的结构变异鉴定 |
| 2.7.5 结构变异一致性序列提取和注释 |
| 2.8 基于结构变异的基因组学分析 |
| 2.8.1 基于结构变异的系统发育分析 |
| 2.8.2 基于结构变异的群体结构分析 |
| 2.8.3 受选择的结构变异鉴定和注释 |
| 2.8.4 相关基因的功能富集和注释 |
| 第三章 研究结果 |
| 3.1 样品收集与测序 |
| 3.2 基因组Survey分析 |
| 3.2.1 基因组大小推断 |
| 3.2.2 基因组测序污染分析 |
| 3.2.3 基因组初步组装 |
| 3.3 基因组组装 |
| 3.3.1 基于三代测序的基因组组装 |
| 3.3.2 基于Hi-C组装的Contig挂载 |
| 3.4 基因组注释 |
| 3.4.1 重复序列预测 |
| 3.4.2 非编码RNA预测 |
| 3.4.3 蛋白编码基因预测 |
| 3.4.4 蛋白编码功能注释 |
| 3.5 基因组概况和质量评估 |
| 3.6 基因组个性化分析 |
| 3.6.1 共线性分析 |
| 3.6.2 基因家族鉴定 |
| 3.6.3 系统发育分析 |
| 3.7 群体SNV变异分析 |
| 3.7.0 样本收集与测序 |
| 3.7.1 序列比对和SNV变异鉴定 |
| 3.7.2 亲缘关系分析 |
| 3.7.3 系统发育分析 |
| 3.7.4 群体结构分析 |
| 3.8 结构变异分析 |
| 3.8.1 基于短读长的结构变异鉴定 |
| 3.8.2 基于基因组比对的结构变异鉴定 |
| 3.8.3 样本收集与测序 |
| 3.8.4 基于长度长的结构变异鉴定 |
| 3.8.5 结构变异注释 |
| 3.8.6 群体结构变异分析 |
| 3.8.7 结构变异相关基因注释 |
| 第四章 讨论与展望 |
| 4.1 家牦牛染色体水平的参考基因组 |
| 4.2 牦牛群体结构变异与牦牛驯化 |
| 4.3 展望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在学期间的研究成果 |
| 致谢 |
（7）川西高原藏区生态旅游业可持续发展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研究背景 |
| 二、研究目的与意义 |
| 三、国内外研究综述 |
| 四、研究方法及思路 |
| 五、资料数据来源 |
| 六、论文框架内容、创新点及不足 |
| 第1章 相关概念及基础理论 |
| 1.1 相关概念 |
| 1.1.1 生态旅游 |
| 1.1.2 生态旅游业 |
| 1.1.3 生态旅游业可持续发展 |
| 1.2 研究相关理论 |
| 1.2.1 沟域经济理论 |
| 1.2.2 山地生态经济理论 |
| 1.2.3 生态旅游系统理论 |
| 1.2.4 民族生态旅游理论 |
| 1.2.5 可持续发展理论 |
| 1.2.6 民族社会学理论 |
| 1.2.7 民族经济学理论 |
| 1.3 生态旅游与扶贫效应耦合性关系 |
| 1.3.1 川西高原藏区发展现实选择 |
| 1.3.2 生态旅游扶贫的重要意义 |
| 1.3.3 生态旅游与扶贫效应耦合性关系 |
| 1.3.4 川西高原藏区生态旅游业可持续发展与扶贫效应 |
| 小结 |
| 第2章 川西高原藏区生态旅游业可持续发展条件及影响因素 |
| 2.1 自然地理条件 |
| 2.1.1 地理环境特点 |
| 2.1.2 地形地貌特征 |
| 2.1.3 生态环境条件 |
| 2.1.4 气候水文条件 |
| 2.2 综合区位分析 |
| 2.2.1 交通区位 |
| 2.2.2 生态区位 |
| 2.2.3 经济区位 |
| 2.2.4 旅游区位 |
| 2.3 历史人文背景 |
| 2.3.1 历史沿革 |
| 2.3.2 民族文化 |
| 2.4 生态旅游资源条件 |
| 2.4.1 生态旅游资源主要类型 |
| 2.4.2 生态旅游资源主要特征 |
| 2.4.3 生态旅游资源特色及优势 |
| 2.4.4 生态旅游资源开发潜力 |
| 2.5 川西高原藏区生态旅游业可持续发展影响因素 |
| 2.5.1 政治环境因素 |
| 2.5.2 自然条件因素 |
| 2.5.3 社会发展因素 |
| 2.5.4 经济环境因素 |
| 2.5.5 科技水平因素 |
| 小结 |
| 第3章 川西高原藏区生态旅游业可持续发展的成绩与存在的问题 |
| 3.1 生态旅游业发展取得的成效 |
| 3.1.1 可持续发展理念逐步贯穿于生态旅游业发展 |
| 3.1.2 推动了川西高原藏区生态旅游资源的保护性开发 |
| 3.1.3 有力促进了川西高原藏区经济社会发展 |
| 3.2 生态旅游业可持续发展面临的挑战 |
| 3.2.1 地理环境特殊 |
| 3.2.2 生态环境脆弱 |
| 3.2.3 社会环境复杂 |
| 3.2.4 经济发展基础弱 |
| 3.3 生态旅游业可持续发展存在的主要问题 |
| 3.3.1 还非真正的现代生态旅游业发展模式 |
| 3.3.2 生态旅游业发展的作用还有待提升 |
| 3.3.3 环境保护力度不够 |
| 3.3.4 旅游规划编制工作滞后 |
| 3.3.5 基础设施建设亟待加强 |
| 3.3.6 生态旅游产品同质化明显 |
| 3.4 生态旅游业可持续发展存在问题的成因分析 |
| 3.4.1 发展理念仍然滞后 |
| 3.4.2 专业人才较为缺乏 |
| 3.4.3 管理水平亟待提升 |
| 3.4.4 资金投入严重不足 |
| 小结 |
| 第4章 川西高原藏区生态旅游业可持续发展指标体系与时空评价 |
| 4.1 生态旅游业可持续发展评价指标体系构建 |
| 4.1.1 基本原则 |
| 4.1.2 评价指标体系 |
| 4.1.3 评价指标体系层次划分 |
| 4.1.4 评价指标体系框架 |
| 4.2 生态旅游业可持续发展评价指标体系权重的确定 |
| 4.2.1 确定指标权重 |
| 4.2.2 指标总权重 |
| 4.2.3 评价指标权重一致性检验 |
| 4.3 评价模型的建立与指标量化分析 |
| 4.3.1 评价指标量化评分档次 |
| 4.3.2 评价指标量化与标准化 |
| 4.3.3 建立评价模型 |
| 4.4 基于指标模型的时空评价 |
| 4.4.1 时空评价的重要意义 |
| 4.4.2 川西高原藏区生态旅游业可持续发展综合评分 |
| 4.4.3 川西高原藏区生态旅游业可持续发展状态评价 |
| 小结 |
| 第5章 案例:甘孜州生态旅游业可持续发展研究 |
| 5.1 甘孜州生态旅游业发展现状 |
| 5.1.1 战略地位显着 |
| 5.1.2 世界级旅游资源富集 |
| 5.1.3 旅游交通条件不断改善 |
| 5.1.4 生态旅游业发展态势总体向好 |
| 5.2 甘孜州生态旅游业发展面临的挑战 |
| 5.2.1 生态环境十分脆弱 |
| 5.2.2 旅游可进入性仍然较差 |
| 5.2.3 旅游基础配套设施不完备 |
| 5.2.4 生态旅游管理水平较低 |
| 5.2.5 生态旅游与民族文化融合不够 |
| 5.3 甘孜州生态旅游资源开发模式 |
| 5.3.1 高山峡谷生态旅游 |
| 5.3.2 高原山地生态旅游 |
| 5.3.3 原生态民族文化生态旅游 |
| 5.4 甘孜州生态旅游业发展思路 |
| 5.4.1 加速打造“一核两中心” |
| 5.4.2 着力拓展三轴发展 |
| 5.4.3 积极建设三个旅游城镇圈 |
| 5.4.4 扎实推动三大区域发展 |
| 5.4.5 打造生态旅游业重点和旅游品牌 |
| 5.5 甘孜州生态旅游业扶贫效应分析 |
| 5.5.1 生态旅游业扶贫实践 |
| 5.5.2 生态旅游业助力乡村振兴 |
| 5.5.3 生态旅游业扶贫效应评价 |
| 小结 |
| 第6章 川西高原藏区生态旅游业可持续发展思路与建议 |
| 6.1 可持续发展思路 |
| 6.1.1 以建设世界最佳生态旅游目的地为目标 |
| 6.1.2 构建现代生态旅游业发展新格局 |
| 6.1.3 发展基本原则 |
| 6.1.4 产业发展路径 |
| 6.2 可持续发展建议 |
| 6.2.1 制度保障体系 |
| 6.2.2 发展对策建议 |
| 小结 |
| 结论与展望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附表1:生态旅游业扶贫效应调查问卷 |
| 附表2:川西高原藏区生态旅游资源评价调查问卷 |
| 附表3:川西高原藏区主要生态旅游资源定量评价表 |
| 附表4:甘孜州生态旅游资源类型系统构成一览表 |
| 附表5:甘孜州主要生态旅游资源统计表 |
| 附表6:甘孜州主要生态旅游资源评价表 |
| 附表7:甘孜州旅游扶贫村统计表(2016-2019) |
| 附图1: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示意图 |
| 附图2:国家生态重要性评价图 |
| 附图3:国家生态脆弱性评价图 |
| 附图4:四川省五大生态旅游发展片区区位图 |
| 附图5:四川省生态保护红线分布图 |
| 附图6:川西高原藏区生态旅游开发空间格局 |
| 附图7:川西高原藏区旅游景区带动扶贫村分布示意图 |
| 附图8:川西高原地区高程图 |
| 附图9:川西高原藏区主要旅游资源分布图 |
| 附图10:川西高原藏区生态旅游民族特色村寨分布图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主要研究成果及参与的研究课题 |
| 致谢 |
（8）青藏高原东缘牦牛放牧与植被、土壤及体况的关系（论文提纲范文）
| 缩略词表 |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引言 |
| 1.1 研究背景 |
| 1.2 国内外研究进展 |
| 1.2.1 天然草地放牧系统 |
| 1.2.2 放牧管理对高寒草甸牦牛放牧系统的影响 |
| 1.2.3 牦牛体况评分 |
| 1.3 研究目的及意义 |
| 1.4 技术路线图 |
| 第二章 材料与方法 |
| 2.1 研究区概况 |
| 2.2 试验设计与内容 |
| 2.3 测定指标与方法 |
| 2.3.1 牧草指标 |
| 2.3.2 土壤指标 |
| 2.3.3 牦牛体况评分 |
| 2.4 数据处理与统计分析 |
| 第三章 结果与分析 |
| 3.1 放牧强度对植被的影响 |
| 3.1.1 放牧强度对群落多样性的影响 |
| 3.1.2 放牧强度对功能群组成的影响 |
| 3.1.3 放牧强度对牧草生物量的影响 |
| 3.1.4 群落特征和生物量与各因素间相关性分析 |
| 3.1.5 放牧强度对牧草营养品质的影响 |
| 3.1.6 放牧强度对牧草碳氮磷含量的影响 |
| 3.1.7 牧草营养品质与各因素间相关性分析 |
| 3.2 放牧强度对土壤的影响 |
| 3.2.1 放牧强度对土壤紧实度、含水量的影响 |
| 3.2.2 放牧强度对土壤有机碳的影响 |
| 3.2.3 放牧强度对土壤碳氮磷含量的影响 |
| 3.2.4 土壤理化性质与各因素间相关性分析 |
| 3.3 放牧强度对牦牛体况的影响 |
| 3.4 放牧强度、土壤植被特征及牦牛体况的相互关系 |
| 第四章 讨论 |
| 4.1 群落多样性对放牧强度的响应 |
| 4.2 生物量对放牧强度的响应 |
| 4.3 牧草营养品质对放牧强度的响应 |
| 4.4 植被特征与各因素间相关性 |
| 4.5 土壤理化性质对放牧强度的响应 |
| 4.6 牦牛体况评分对放牧强度的响应 |
| 4.7 放牧强度、土壤植被特征及牦牛体况的相互关系 |
| 第五章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在学期间的研究成果 |
| 致谢 |
（9）甘南牧区诺乐公司的民族学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背景及研究意义 |
| (一)选题背景 |
| (二)研究意义 |
| 二、相关研究综述 |
| (一)相关理论 |
| (二)相关研究现状 |
| 三、少数民族企业相关概念的界定 |
| 四、研究方法与研究内容 |
| (一)研究方法 |
| (二)研究内容 |
| 五、田野点概况 |
| (一)诺乐公司概况 |
| (二)佐盖多玛乡概况 |
| (三)桑科镇概况 |
| 第一章 诺乐公司发展的宏观经济环境 |
| 一、地理条件 |
| 二、生产力与生产方式现状 |
| 三、传统轻商观念 |
| (一)地理因素对轻商观念的影响 |
| (二)传统观念因素 |
| (三)行为意识表现 |
| 四、甘南州经济概况 |
| 第二章 诺乐公司概况 |
| 一、公司现状 |
| 二、利用当地资源 |
| 三、雇佣当地牧民为员工 |
| 四、兼具传统与现代文化特点的工作环境 |
| 五、基于传统生活上的新的工作方式 |
| 六、文化商品:纺织品与营地 |
| (一)诺乐工坊与纺织品 |
| (二)诺尔丹营地与旅游 |
| 第三章 创始人与公司在社区的适应历程 |
| 一、创始人德清益西 |
| 二、公司发展变化历程 |
| (一)公司发展历程 |
| (二)现代化运营方式在传统生活下的改良 |
| 第四章 诺乐公司对当地社会文化带来的改观 |
| 一、改善当地牧民经济状况 |
| (一)扩大职业选择 |
| (二)增加牧民收入 |
| 二、传统思想观念及行为方式的转变 |
| (一)轻商观念减弱 |
| (二)消费观及消费行为的改变 |
| (三)对新事物的态度及行为转变 |
| (四)传统娱乐观念与行为改变 |
| 三、传统生产方式的改变 |
| (一)传统生产与生活 |
| (二)新生产方式与传统生活的结合 |
| 四、增加现代民族文化新特点 |
| (一)企业文化与民族文化的结合 |
| (二)增强民族旅游文化功能 |
| 第五章 诺乐公司立足发展的动因——企业社会责任 |
| 一、利益相关者之间 |
| (一)政府与企业 |
| (二)企业与村民 |
| (三)政府与村民 |
| 二、民族地区企业的社会责任 |
| (一)对政府的责任——经济发展与扶贫开发 |
| (二)对员工的责任——共同成长与文化尊重 |
| (三)对社区的责任——文化滋养与岗位回馈 |
| (四)对生态的责任——环境保护与传统生态观 |
| 三、诺乐公司立足发展的动因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致谢 |
（10）三江源地区人熊冲突特征、风险以及驱动因素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1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 |
| 1.2 国内外研究现状 |
| 1.2.1 棕熊特征、分布及其数量 |
| 1.2.2 棕熊保护生物学研究 |
| 1.2.3 棕熊主要威胁因素 |
| 1.2.4 人熊冲突研究 |
| 1.2.5 人兽冲突研究 |
| 1.3 研究目的和意义 |
| 1.3.1 研究内容 |
| 1.3.2 科学问题 |
| 1.3.3 技术路线 |
| 1.3.4 创新点 |
| 2 人熊冲突特征与牧民态度认知研究 |
| 2.1 引言 |
| 2.2 研究方法 |
| 2.2.1 研究区域 |
| 2.2.2 数据来源 |
| 2.2.3 问卷设计 |
| 2.2.4 调查对象选择 |
| 2.2.5 半结构化访谈 |
| 2.2.6 数据处理 |
| 2.3 结果 |
| 2.3.1 人兽冲突空间格局 |
| 2.3.2 人熊冲突经历 |
| 2.3.3 人熊冲突主要类型 |
| 2.3.4 人熊冲突季节差异 |
| 2.3.5 牧民对棕熊的态度 |
| 2.4 讨论 |
| 3 人熊冲突风险区识别研究 |
| 3.1 引言 |
| 3.2 研究方法 |
| 3.2.1 数据来源 |
| 3.2.2 环境变量 |
| 3.2.3 风险预测模型 |
| 3.2.4 风险扩散路径识别 |
| 3.3 结果 |
| 3.3.1 模型精度验证 |
| 3.3.2 风险区分布 |
| 3.3.3 风险扩散路径 |
| 3.4 讨论 |
| 4 人熊冲突驱动因素研究 |
| 4.1 引言 |
| 4.2 研究方法 |
| 4.2.1 人熊冲突驱动因素筛选 |
| 4.2.2 半结构化访谈 |
| 4.2.3 旱獭密度调查 |
| 4.2.4 基于粪便DNA技术的棕熊食性分析 |
| 4.2.5 棕熊食物选择与环境因素的关系 |
| 4.3 结果 |
| 4.3.1 牧民生活习惯变化 |
| 4.3.2 棕熊种群数量变化 |
| 4.3.3 棕熊自然食物变化 |
| 4.3.4 棕熊食物资源利用 |
| 4.3.5 人熊冲突原因认知 |
| 4.4 讨论 |
| 5 人熊冲突缓解措施实施成效评估 |
| 5.1 引言 |
| 5.2 研究方法 |
| 5.3 结果 |
| 5.3.1 防熊措施及其效果 |
| 5.3.2 人熊冲突补偿方案 |
| 5.3.3 潜在防熊措施选择 |
| 5.3.4 潜在补偿方案认知 |
| 5.4 讨论 |
| 6 研究结论与对策建议 |
| 6.1 研究结论 |
| 6.2 对策建议 |
| 6.2.1 防止棕熊入室破坏 |
| 6.2.2 减少棕熊捕食家畜 |
| 6.2.3 训练和转移问题熊 |
| 6.2.4 完善补偿方案 |
| 6.2.5 改善牧民生计 |
| 6.2.6 开展综合研究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在读期间的学术研究 |
| 致谢 |
四、青藏高原牦牛竞争力研究报告（论文参考文献）
- [1]三江源生态产品价值实现研究[D]. 苟廷佳. 青海师范大学, 2021
- [2]以牦牛藏羊为主的青海特色畜产品竞争力研究[D]. 王芳芳. 青海大学, 2021
- [3]放牧型人工草地草畜系统经济分析与优化路径研究[D]. 彩黎干. 中国农业科学院, 2021
- [4]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西藏扶贫工作研究[D]. 暴占杰. 吉林大学, 2021(01)
- [5]牦牛群体结构变异和驯化研究[D]. 张上哲. 兰州大学, 2021
- [6]拉萨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拉萨市开发园区总体发展规划（2020-2025）》《拉萨市开发园区管理办法（试行）》《拉萨市开发园区综合考核办法（试行）》《拉萨市开发园区鼓励类产业目录》的通知[J]. 拉萨市人民政府办公室. 拉萨市人民政府公报, 2021(03)
- [7]川西高原藏区生态旅游业可持续发展研究[D]. 蔡新良. 西南民族大学, 2021(02)
- [8]青藏高原东缘牦牛放牧与植被、土壤及体况的关系[D]. 周国利. 兰州大学, 2020(12)
- [9]甘南牧区诺乐公司的民族学研究[D]. 李昕. 西北民族大学, 2020(08)
- [10]三江源地区人熊冲突特征、风险以及驱动因素研究[D]. 代云川. 中国林业科学研究院, 2020(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