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中国城乡经济协调发展与财政政策导向（论文文献综述）
陈凯[1]（2021）在《中国一般公共预算支出预决算差异研究》文中提出财政是国家治理的基础和重要支柱。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要适应这一新的功能和定位,因此当前深化财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现代财政制度。而预算作为财政制度的核心内容,必然要在国家治理中发挥重要的角色。作为现代财政制度基础的现代预算制度,其目标是“建立全面规范透明、标准科学、约束有力的预算制度,全面实施绩效管理”。现代预算制度的基本要素是内容完整、编制科学、执行规范、监督有力、讲求绩效和公开透明,而现代预算制度最直接表现形式就是预算编制的科学性和预算执行的规范性。预决算差异作为预算编制和执行的直接结果,对于充分把握预算管理水平,发现预算编制、执行、监督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具有重要参考价值。本文立足于中国一般公共预算支出预决算差异的典型事实,深入分析预决算差异的整体特征和结构特征。在系统呈现预决算差异特征事实的基础上,归纳总结预决算差异的属性,对其形成机制和影响因素进行分析,并探究影响我国预决算差异的主要因素。首先,全方位、多角度明确一般公共预算支出预决算差异的典型特征和演变趋势。结合我国一般公共预算体系,分别从总量层面、结构层面、区域异质性层面等不同角度对预决算支出差异进行深入细致的研究。其次,根据预决算差异背后的逻辑,归纳总结预决算差异的属性,并结合我国预算功能取向,为客观认识预决算差异奠定理论基础;同时充分借鉴已有文献的研究成果,并根据预算编制、执行和监督各阶段的全周期运行特点,从“预算过程+预算结构”两个维度梳理出可能影响预决算差异的技术因素、制度因素、政策因素、经济因素、管理因素、主体互动因素,并借助实证分析框架进行实证检验。第三,基于回归方程的分解法,分别利用基于R2的夏普利值分解和MQ指数测度不同因素对预决算差异的贡献度,探寻预决算差异的主要来源,充分认识我国预算管理中存在的薄弱环节。第四,总结一般公共预算支出预决算差异的内部动态特征,结合从年初预算--调整预算--决算的预算周期,分析预决算差异在年度内普遍呈现“先增加后减少”的倒V型模式的原因。最后,通过借鉴美、法、日等国的预算编制和执行实践经验,更清晰认识我国政府预算管理过程中存在的缺陷,推动我国的预决算差异管理制度不断完善。本文的主要结论是:（1）各级政府预决算差异具有普遍性,且存在结构性差别。整体特征分析发现:2013年以来我国一般公共预算支出预决算差异规模均大于一般公共预算收入,超支成为预决算差异的突出表现形式;2011年以后预决算差异度出现下降,但绝对规模不降反增,2017年支出预决算差异规模超过2011年达到新高;地方层面的预决算差异规模和差异度均高于中央;省级预决算差异、调整差异和执行差异三者呈倒“V”形,调整差异通常为正,执行差异通常为负,但是决算数通常仍会大于年初预算数。结构特征分析发现:支出科目越细化预决算差异越大,离散程度越高;中央预决算差异稳定度更高,且在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农林水支出、交通运输支出和节能环保支出等科目预决算差异较大,而地方在一般公共服务、城乡社区支出、节能环保支出、农林水支出等科目预决算差异较大;项目支出预决算差异总体大于基本支出预决算差异。区域特征分析发现,调整差异的区域特征明显,但执行差异的区域特征并不明显,其中东部地区调整差异更小,因此总体来看东部地区预决算差异小于中西部地区。（2）预决算差异具有普遍性、不可预知性、非对称性、成因多样性、适度性,要客观认识预决算差异。一般公共预算支出预决算差异具有的五大属性决定了预决算差异的复杂性,因此认识预决算差异不能一概而论,要从导致预决算差异的主要成因出发,分类视之,即理性认识客观因素,主动化解不合理因素,鼓励支持节支因素。基于“预算过程+预算结构”二维逻辑框架,将预决算差异的成因归类为六类——技术因素、制度因素、政策因素、经济因素、管理因素和主体互动因素。（3）通过预算管理主体间的博弈分析发现,财政部门、支出部门和监督部门之间的互动行为影响预算编制的科学性和执行的规范性,进而影响预决算差异。预算编制过程中,影响支出部门与财政部门之间的博弈均衡的因素有:财政部门对部门预算的削减比例、财政部门审核预算的成本、支出部门虚报预算的成本、财政部门和支出部门的信息不对称从程度会影响预算编制过程的均衡结果。支出部门之间的博弈表明,由于预算规模既定,社会获得公共物品与服务的总量也是一定的,而这种竞争活动是需要相应成本的,其最终结果应该是某种“负和”的社会损失。预算监督过程中,通过分析是否财政结余的博弈过程发现,均衡结果与监督部门对未及时结余的惩罚力度F、实质结余资金规模B、结余后第二年度的削减规模、支出部门选择不结余的处理成本、监督部门选择监督的成本有关。（4）通过静态和动态面板模型对技术因素、制度因素、政策因素、经济因素、管理因素的回归发现,经济不确定程度、转移支付占比、晋升压力、政策不确定性、潜在GDP增长率、财政收入增速、财政支出结构、财政透明度会显着影响预决算差异。内部动态特征分析结果表明,由于各因素的作用路径不同,对调整差异和执行差异的影响存在不同,部分因素在调整差异中显着而执行差异中不再显着——经济预测偏差、财政收入增速和财政透明度,部分因素在调整差异中不显着而预算执行差异中显着——经济不确定程度、财政分权、政策不确定性、潜在GDP增长率、人均GDP。（5）通过利用Shapely分解和MQ指数对预决算差异影响因素的贡献度分解,发现我国的预决算差异最主要的来源是制度因素和管理因素,并同时受到经济因素影响。其中制度因素主要作用于影响调整差异,管理因素在执行差异中的作用更为明显。（6）预决算差异的成因具有地区异质性,通过分析发现东部地区贡献度最高的三个因素分别为官员晋升压力、财政收入增速、财政分权;中部地区贡献度最高的三个因素分别为财政分权、人均GDP和转移支付占比;而西部地区贡献度最高的三个因素分别为财政收入增速、经济增速和转移支付占比。时间异质性分析发现,随着时间的延续,影响因素结构存在一些规律性变动——转移支付的贡献度呈下降趋势,宏观经济预测差异的贡献度呈上升趋势。总体来说,我国各级一般公共预算支出普遍存在不同程度的预决算差异。我们要客观认识预决算差异,分类施策——“理性认识客观因素,主动化解不合理因素,鼓励支持节支因素”,以提高资源配置效率和执行效率,更好履行政府受托责任。要认识到我国当前阶段预决算差异的主要成因是制度性因素和管理因素,以及预算调整差异和预决算执行差异性质的不同,未来需不断优化制度并强化预算管理。具体政策建议为:一是不断完善我国现行的法律制度,加强财政预算法治化建设。二是加强各项制度有效衔接,进一步完善我国财政体制,理顺政府间收支责任,完善转移支付制度。三是提高预算编制科学性,加强中期财政规划管理,提高宏观预测能力,并进一步完善预算管理,加快推进项目支出标准建设,进一步规范预算编制。四是进一步规范预算执行管理,规范预算调整流程,建立预算调整控制机制。五是优化制度设计,协调预算主体良性互动,完善预算监督体系,营造公开透明预算环境。六是强化绩效意识,将预决算差异纳入预算绩效管理。
李雅丽[2]（2021）在《缩小基本公共服务区域与城乡差距的财政政策研究》文中研究说明改革开放40余年,我国进行了卓越的探索,也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但在发展的进程中也存在若干尚未妥善解决的社会问题,如何将改革发展的巨大成果惠及全体社会公民通过缩小基本公共服务差距以公平、正义且有效地保障社会公民的社会福利便是其中当务之急。相较于我国经济高速增长,区域与城乡间在社会发展中仍表现为非平衡发展,因此,如何有效缩小区域与城乡间的差距在学术界与在实践中都备受瞩目。实现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必定是一个长期的动态的过程。当前,基本公共服务的建设与发展不仅是全国国民经济与社会发展中公共事业的目标要求也是全面建设服务型政府的内在要求,我国基本公共服务在区域与城乡间仍存在发展不平衡不充分、质量参差不齐、服务水平与经济社会发展不适应等问题。探索和解决基本公共服务在区域与城乡层面的差距问题能有效推动以教育、医疗卫生、文化服务、社会保障、环境、基础设施等基本公共服务领域为重点的社会发展建设,还能切实保障全体社会居民对生存与多样化发展需求,实现民众平等的基本生存与发展权,促进社会整体福利水平的提升。为此,本文从理论与实证的角度,从区域与城乡两个维度探究基本公共服务差距问题。通过对缩小基本公共服务区域与城乡差距的实证研究,增强论文研究与现实之间的契合度,能有效正视省际间,区域间以及城乡间供给规模、质量与发展趋势等方面的差距,有利于实现基本公共服务供给在区域与城乡间的均衡发展,缓解和消除当前社会矛盾,构建和谐社会。本文研究主旨是在客观评价研究期间内,以区域与城乡为研究对象,从理论角度深入研究影响基本公共服务区域与城乡差距的财政机制,分析我国基本公共服务均供给水平在区域间、城乡间的差异水平及收敛情况,构建基本公共服务评价体系对基本公共服务区域与城乡差距进行测度,以双对象实证分析差距形成原因及影响程度,在此基础上提出缩小基本公共服务区域与城乡差距的双目标的系统性财政对策与建议。首先,阐明基本公共服务区域与城乡差距问题研究的现实背景和研究意义。搜集和整理基本公共服务区域与城乡差距相关的国内外研究成果,分别从基本公共服务理论、供给的影响因素、供给机制的评价以及区域与城乡差距问题与成因等几个方面展开,在此基础上进行文献述评,提出有可能进行深入研究的切入点。其次,围绕基本公共服务区域与城乡差距问题构建一个全面的理论阐释与作用机理。通过对其研究紧密相关的内涵以及外延进行界定,并重点分析我国基本公共服务区域与城乡差距的生成机制,通过财政体制与基本公共服务区域与城乡差距的机制分析,再根据区域与城乡的个性特征具体化的通过区域禀赋差距、城乡二元体的视角分别和基本公共服务区域差距与基本公共服务城乡差距间的机制分析,构建基本公共服务区域与城乡差距形成的原理。通过对基本公共服务供给中财政作用的理论基础进行梳理与阐述,从社会公正论、福利经济学理论以及新公共服务演变的三大理论对基本公共服务供给中财政作用产生的天然逻辑、根本目的与实现的客观机制进行理论阐释。通过对财政分权机制、财政自给能力以及转移支付三大财政因素的财政机理分析对基本公共服务区域与城乡差距产生的作用。再次,对基本公共服务区域与城乡差距及收敛性进行分析。其中,按照区域、城乡的目标属性与实际数据的可获得性分别在全国31省市2011—2018年、30省市2015—2018年,分别设定27、41个具体指标以构建基本公共服务区域指标体系、城乡基本公共服务评价指标体系。进一步通过变异系数与熵值法对我国基本公共服务区域与城乡差距分别进行测度,衡量区域与城乡的基本公共服务供给水平差距以及基本公共服务区域与城乡差距指数,同时运用Arc GIS 10.2软件对指数进行时空动态展示。通过运用面板数据进行一般收敛与空间收敛分析,其收敛性检验表明:从整体上,基本公共服务区域与城乡差距的收敛系数均为负值,统计指标都显着,说明我国基本公共服务区域与城乡差距存在明显的绝对收敛趋势。通过对基本公共服务区域差距进行俱乐部收敛检验,结果说明东—中—西部地区的基本公共服务差距水平均呈现不断缩小的收敛态势,且这三大区域的基本公共服务区域差距的收敛速度以基本公共服务区域差距较大的中西部要快于其区域差距较小的东部地区,并最终趋向于均等的水平。然后,对基本公共服务区域与城乡差距问题进行实证研究。第一,对缩小基本公共服务区域差距的财政政策效应分别运用基础与拓展模型进行实证分析,基础分析选取财政体制、经济层面和社会层面三个维度的影响因素对我国基本公共服务区域差距形成的因素进行空间实证分析;拓展分析运用动态空间模型比较研究地方政府行为偏好对我国不同区域间基本公共服务供给的影响。基础分析实证结论表明:我国区域间基本公共服务供给水平存在显着空间自相关,并呈现出显着的空间溢出态势,通过空间面板回归最优筛选与实证分析,人均财政支出、人均中央净补助、经济发展水平、城市人口密度以及城镇化率对缩小我国基本公共服务区域差距效应具有显着的积极影响,而财政分权支出度对其有显着的负向影响;通过空间系数检验,得出人均财政支出占比、经济发展水平以及城镇化率对缩小我国基本公共服务区域差距效应具有显着的负向空间溢出影响,而财政分权支出度存在正向溢出效应。再通过对东—中—西部不同区域的实证分析,说明财政支出分权度、人均财政支出、人均中央净补助、城市人口密度以及城镇化率对中—西部地区缩小我国基本公共服务区域差距的边际贡献显着高于东部地区;拓展分析实证结论表明:财政分权支出度、人均中央净补助、财政自给率、经济发展水平、城镇化率以及城市人口密度对交通运输类的“生产型”基本公共服务支出的积极影响明显高于教育、卫生医疗以及社会保障类的“社会型”基本公共服务支出。通过空间系数检验,财政分权支出度、财政自给率、经济发展水平与政府卫生医疗支出的关系显着为负,而财政分权支出度与财政自给率对教育支出的影响完全相反。通过加入东—中—西部地区的虚拟变量后,研究发现相较于发达地区,欠发达地区地方政府支出偏好更倾向于“生产型”基本公共服务。第二,对缩小基本公共服务城乡差距的财政政策效应分别运用基础与拓展模型进行实证分析。基础分析选取财政体制、经济层面和社会层面三个维度的影响因素对我国基本公共服务城乡差距形成的因素进行空间实证;拓展分析为公共品需求收入弹性与财政转移支付对我国城乡间的基本公共服务供给影响进行实证研究。通过选取2014年、2016年、2018年中国家庭追踪调查面板数据对我国28个省内涵盖5754户农村家庭的减贫效应进行实证分析,运用Logit分层法动态分析政府财政转移支付对缩小城乡经济差距的影响方向与作用力度。基础分析实证结论表明:我国城乡间基本公共服务供给水平存在显着空间自相关,并呈现出显着的空间溢出态势,通过空间面板回归最优筛选与实证分析,城乡经济差距、人均中央净补助对缩小我国基本公共服务城乡差距效应具有显着的积极影响,其中城乡经济差距带来的边际贡献最大,而财政支出分权度、人均财政支出以及财政自给率对其有显着的负向影响。通过空间系数检验,我国基本公共服务城乡差距指数的被解释变量的空间滞后系数显着为负,说明我国基本公共服务城乡差距水平存在一定的空间相关性;拓展分析实证结论表明:公共转移支付对农村家庭不论处于多维贫困还是收入贫困状态均有显着的减贫效应,对改善长期多维贫困模型的效应较长期收入贫困模型更显着。另外,还测算了三个考察年度农村家庭对教育和健康两类公共品的需求收入弹性,并检验了随着家庭对教育和健康的需求的提升条件下,公共转移支付是否对改善我国家庭长期贫困状态具有加强效应。进一步实证结果表明,每单位家庭获得公共转移支付对改善其长期多维贫困与长期收入贫困的效应是显着的,且要大于未考虑公共品需求收入弹性下的效应。最后,从财政政策的制度基础与具体性财政政策系统性地提出缩小基本公共服务区域与城乡差距的财政对策。科学划分与平衡各级政府支出行为以提升基本公共服务在区域间的供给有效性,促进城乡经济均衡发展以保障城乡基本公共服务,有效改革财政体制为减差效应扫清障碍,整合地方税体系提升以基本公共服务均衡供给能力,通过各层面间财政对策运用过程中理论与实践的相互配合有助于缩小我国基本公共服务区域与城乡差距。本文创新点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第一,重新审视了基本公共服务差距的研究内容,从中央与地方政府多方博弈角度通过财政、经济、社会多个层面探索缩小基本公共服务区域与城乡差距的财政对策问题研究。本文所研究的基本公共服务从区域与城乡层面涵盖的类别较为齐全,为厘清各变量间的相互关系,通过分别测度基本公共服务区域差距指数、基本公共服务城乡差距指数并探究区域与城乡差距形成的原因与作用机制,分别从区域与城乡层面较为全面的分析缩小基本公共服务差距效应的实现机制,并提出相应的财政对策。第二,对缩小基本公共服务差距的研究采用了从区域到城乡的双层面研究视角。现有文献中多从单一角度进行分析研究,本文针对区域与城乡差距的不同属性与特性,全面分析其在基本公共服务研究领域中的共性与个性,以共性角度分析在财政体制因素下基本公共服务区域与城乡差距问题。以个性研究视角分别通过地方政府行为偏好对缩小区域差距效应、缩小城乡经济差距对缩小城乡差距效应进一步探究其影响,以期全阈视角对基本公共服务差距问题进行系统性研究。第三,将基础与拓展模型引入缩小基本公共服务区域与城乡差距财政政策问题的两阶段实证研究。本文将动态空间计量模型等方法分别引入缩小基本公共服务区域与城乡差距的基础性研究,再根据区域与城乡的个性特点与属性,分别运用空间动态计量模型与Logit分层模型进行拓展性实证分析。因此,本文较为全面的分析对基本公共服务区域与城乡差距产生影响的财政机制,在研究方法层面也有一定的创新。
叶璐[3]（2021）在《多维城乡差距的测度、成因及经济效应分析》文中研究表明新中国成立以来,在实施追赶战略的导向下,中国城乡二元结构逐渐形成并不断巩固。近年来,中国经济发展创造了世界瞩目的“中国奇迹”,人民生活明显改善,但在经济发展的背后,不平等的问题逐渐凸显。收入差距,尤其是城乡收入差距是这种不平等的集中体现。随着宏观经济社会环境的变化,城乡差距已逐步延伸至经济、社会等领域。传统意义上的城乡收入差距不能完全体现城乡之间的不平等,“多维”应该成为城乡差距相关研究的重要视角。在城乡关系的变迁过程中,城乡差距如何演变?受到哪些因素的影响?影响作用和影响程度如何?各个维度城乡差距之间存在怎么的关联性?在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阶段、新时期,城乡差距的演变是否对高质量发展产生阻滞影响?为回答上述问题,在对中国70年城乡关系的全面梳理的基础上,采用全国30个省份1993-2017年的数据,对居民生活、产业发展、要素配置和社会民生四个维度的城乡差距进行测度;基于多维不平等的理念,构建动态联立方程模型对各维度城乡差距成因以及维度之间的关联性进行实证检验;从经济发展新格局的视角出发,分析城乡差距对经济总量、经济效率、消费规模、资本规模的影响作用,为城乡差距与经济发展的关系研究提供实证检验,同时为后续城乡融合发展、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等相关战略的部署和政策的实施提供丰富的经验支撑。论文的研究结论表明:（1）多维视角下测度的城乡综合差距以-0.45%的年均速度波动下降,并呈现“西高东低”的阶梯状分布特征。城乡居民生活差距缓慢下降,但差距水平依然保持高位,城乡社会民生差距逐渐凸显。产业发展和要素配置方面的差距呈“固化”特征,甚至出现加剧态势。（2）居民生活与社会民生维度的城乡差距存在“加剧”不平等的内在效应;城乡产业发展差距对城乡社会民生差距具有单向的“加剧”效应。城乡居民生活差距与城乡产业发展差距存在互动的负向关系。（3）四类形成因素对不同维度城乡差距的影响具有差异性。经济发展方面,人均GDP每增长一单位,城乡社会民生差距缩减0.12,要推动地区,尤其是欠发达的中西部地区经济发展,提升地方政府的财政能力。市场化方面,非国有化程度每上升1%,城乡居民生活差距缩减0.33,要素配置、社会民生的城乡差距分别增加0.88、1.33,因此,要完善有为政府和有效市场的关系,发挥市场“无形的手”对资源的有效配置,同时需要政府“有形的手”对公共服务供给制度引导。城镇化方面,人口城镇化率每上升1%,居民生活、要素配置的城乡差距缩减0.24、1.88,城乡社会民生差距增加0.77。城市规模结构每上升1%,城乡社会民生差距扩增0.17,因此,要以户籍改革推进新型城镇化,提升农民市民化的意愿,提高公共服务水平全民覆盖率。财政方面,涉农财政支出每增长1%,居民生活、产业发展的城乡差距分别扩增0.62、0.76,但从长期看,有助于城乡产业发展差距缩减。一般公共服务支出每增长1%,城乡社会民生差距缩减0.42,亟待改革和完善政府财政支出结构,纠正财政政策“城镇导向”、“经济导向”效应。（4）城乡综合差距对高质量发展具有负向影响。各维度城乡差距的影响存在显着差异。经济GDP受居民生活、产业发展差距每1单位的影响,相应减少0.03、0.01单位;经济TFP受到产业发展、要素配置的城乡差距每1单位的影响,相应减小0.01、0.01单位。社会民生、要素配置的城乡差距对实际消费规模的影响依次递减,差距每扩增1单位,消费规模分别缩减0.11、0.04单位。实际资本规模在受民生、要素配置差距每1单位的影响,相应下降0.02、0.04单位。此外,城乡居民生活差距对消费规模具有“净正向效应”。城乡差距对经济高质量发展形成明显阻滞效应,缩减城乡差距,推动城乡全面融合发展成为高质量发展新时期,构建经济发展新格局的必然要求和发展趋势。论文创新主要体现在三方面:一是从多维视角出发,构建城乡差距的指标体系;二是从多维不平等视角出发,将多维城乡差距纳入同一框架,在分析外部影响因素的作用同时,检验各个维度之间的关联性。三是从经济发展新格局出发,实证分析城乡差距对经济总量、经济效率、消费规模、投资规模的影响,探讨多维城乡差距影响经济高质量发展的路径。
王炜祎[4]（2021）在《乡村振兴的财政政策研究 ——以XX县为例》文中提出我国是一个农业发展大国,农村人口数量庞大,几近我国人口总数的一半,然而从农业大国走向农业强国的道路上,还存在着城乡区域发展不平衡、不协调、差异大等诸多障碍,其中“三农”问题更是关系到国家大计、民生实事的根源性问题。重中之重是“三农”,我们的党和国家一直以来都把“三农”问题作为国民经济社会发展的大事要事。尤其是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指引下,“乡村振兴战略”第一次被提出,作为深入解决好“三农”问题的行动指南,反映出全党和中央的决心强大。深入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必须深刻理解“三个必然要求”,它不仅是解决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必然要求,也是我国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必然要求,更是我国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必然要求。财政是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关键性的基础和支撑,联系着政治、社会、经济三大子系统,要充分运用财政这一重要政策工具和手段处理好政府和市场、政府和社会以及中央和地方三对关系,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提供基础性制度保障。通过社会整合和价值引导两方发力,发挥出财政“四两拨千斤”的撬动作用,创新构建出利益协调和稳定的体制机制,最终建立乡村振兴的现代财政制度框架。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以XX县为例,研究乡村振兴的财政政策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和理论价值,本文立足我国大力实施“乡村振兴战略”这一前提,站在历史和现实两个角度,从理论上对财政支持乡村振兴建设的紧迫性和必要性加以阐释,为建立乡村振兴的财政保障机制提供了坚实的理论基础支撑。本文分析了XX县乡村振兴的财政政策实施现状及取得的成效,认真梳理了近年来XX县乡村振兴的财政政策的主要内容,在此基础上,分析研判了XX县乡村振兴的财政政策实施过程中,存在的一些主要问题,最终提出了XX县乡村振兴的财政政策的对策建议。
胡炅坊[5]（2021）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研究》文中研究说明“当前中国正经历着我国历史上最为广泛而深刻的社会变革,也正在进行着人类历史上最为宏大而独特的实践创新。”（1）从改革开放到党的十八大这一时期,我国的经济社会虽然取得了高度快速的发展,但与此同时也带来了许多由发展而衍生出来的各种内部问题,以及由国际环境变化而引起的一系列外部问题。从外部环境来看,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世界经济始终没有摆脱危机的影响,经济发展走势持续低迷。加之2020年初全球范围新冠疫情的爆发,全球各地区经济都遭受了不同程度的重创。在这种世界历史背景下,政治上的保守主义和经济上的贸易保护主义在全球多个地区抬头,为全球经济复苏蒙上了一层浓厚阴影。从内部环境来看,党的十八大以来,过去几十年发展所带来的部分问题开始在这一时期集中爆发,如生态环境破坏、产能过剩、贫富差距过大、产业结构不合理,等等。我国的经济发展正面临着各种矛盾交织并行的特殊历史背景。为了应对处理国内外面临的这一系列问题,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直面各种风险挑战、积极求变,在指导新时代经济建设的过程中逐步形成了科学系统的经济指导思想。在2017年12月党中央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党中央明确提出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并将其作为新时代中国经济建设的根本指导思想。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是党的十八大以来在探索新时代经济建设实践的过程中所形成的科学理论体系。它既是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继承、创新和发展,同时也是对历届中央领导集体经济思想的坚持和发展。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从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的高度系统回答了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什么样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怎样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这一重大问题,是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科学的理论指导和行动指南。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作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中国化的最新成果。它既超越了传统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逻辑演变范式,又克服了西方经济学重实证而轻实践的理论缺陷,从根本上解决了市场经济改革以来,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结合后带来的理论和实践层面的双重矛盾和困境。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立足于中国发展实际,通过系统总结以往经济发展理论的不足和缺陷,立足于新时代经济建设伟大实践,科学揭示了未来很长一段时期内中国经济发展的方向和规律,准确判断了世界经济的未来发展走势。具体来说,本文一共分文六大部分:第一部分主要介绍了本文的选题背景、选题意义,以及关于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的国内外研究现状,力图对本研究的总体情况有一个准确的了解。在此基础上,明确研究思路,力图通过方法创新和理论创新科学完整阐释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的全貌。第二部分主要阐述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的时代背景和理论基础。第三部分主要概述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的形成发展历程。结合相关资料,将其划分为萌芽期、形成期和成熟期。第四部分较为全面地论述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的具体内容,从逻辑层面将其概括为“1+7+1”的逻辑架构,即为“新发展理念+七个坚持+新发展格局”。第五部分对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的实践逻辑和理论特征进行了科学概括。在理论逻辑上具体体现为:植根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历史发展逻辑;统筹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的绿色发展逻辑;兼顾国内发展和国际合作的全球发展逻辑。在理论特征上体现为科学性、现实性、实践性、人民性和国际性的高度统一。第六部分集中论证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的重大理论贡献和实践价值。在理论贡献上,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不仅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而且为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奠定了基础框架。在实践价值上,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一方面为新时代中国经济发展提供了理论指引,另一方面为解决全球经济发展难题贡献了中国智慧。
钟文[6]（2021）在《土地财政对区域协调发展能力的影响机制研究》文中研究说明改革开放40年来,中国经济迅猛发展,被誉为“中国发展奇迹”,与此同时,区域发展差距持续扩大,区域协调发展问题引起广泛关注。学术界普遍认为国家制度变革、区域政策及科学技术等因素是经济发展的主要动力,但往往忽视了中国特色土地制度的重要作用。土地自古以来便是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物质基础,与之相适应的中国特色土地制度成为中国经济发展奇迹的重要引擎,尤其是中国特色土地制度所酝酿的土地财政构成了区域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土地财政促使土地成为中国地方政府巨大且不断增值的信用来源,为城市公共服务提供一次性的投资融资。在中国进入高质量发展背景下,中国特色土地制度对区域协调发展能力产生了怎样影响?这是直接关系到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高质量发展的重大问题,需要学术界进行专题研究。具体而言,我们关心的是地方政府土地财政发展模式对区域协调发展能力产生了怎样影响?因为相对于其他影响区域协调发展能力的因素而言,土地财政是区域协调发展能力的重要内容。现有研究关注了土地财政发展模式的形成原因、影响效应及优化路径等内容,但缺乏土地财政与区域协调发展能力关系的系统性研究。因此,本文主要关注以下四个问题:一是土地财政发展模式下的地方政府行为逻辑是什么?二是土地财政对区域协调发展能力产生了怎样影响?三是土地财政影响区域协调发展能力的作用机制是什么?四是土地财政对区域协调发展能力的影响是否具有明显的区域异质性?在全面考察上述问题的基础上,从优化地方政府土地财政发展模式视角提出区域协调发展能力提升的相关政策体系。本文首先对土地财政、地方政府行为和区域协调发展能力的概念进行清晰界定,并做理论延伸分析;其次,本文对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土地财政与区域协调发展有关政策进行系统梳理,试图找出中央政府的政策脉络;再次,本文就土地财政模式下的各种地方政府行为对区域协调发展能力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进行实证检验,并进一步检验是否存在明显的区域异质性。为了更加深入细致地研究土地财政对区域协调发展能力的影响,本文综合实证研究与案例分析相结合的方式进行剖析,在实证研究方面,以2002-2017年全国省、直辖市、自治区为研究样本,完成以下三个任务,一是建立面板固定效应回归模型与调节效应回归模型实证检验地方政府财政激励下的“以地生财”行为对区域协调发展能力的影响及作用机制;二是构建空间计量模型与中介效应模型实证检验地方政府晋升激励下的“以地引资”行为对区域协调发展能力的影响及作用机制;三是借鉴已有研究成果,构建了具有机制变量的回归模型,实证检验地方政府投资偏向与基础设施溢出效应两条路径的作用方向及作用力度;在案例分析方面,以2007-2017年浙江省与云南省各地级市为比较研究样本,对两省的土地财政影响区域协调发展能力做了比较回归分析,以考察土地财政影响区域协调发展能力的区域异质性。研究发现:土地财政对区域协调发展能力既有正向效应,也存在负向效应,二者是非线性关系,且具有明显的区域异质性特征,对待土地财政发展应该具有区域差别化管理的理性态度,切忌一刀切;区域协调发展三大目标有效调节了“以地生财”对区域协调发展能力的影响;交通基础设施的中介效应存在,对“以地引资”影响区域协调发展能力的中介效应达到0.009。土地财政可以通过基础设施溢出效应提升区域协调发展能力,但投资偏向效应也会引发区域发展差距扩大与地区收入差距恶化等问题,两大机制共同解释了土地财政对区域协调发展能力影响的29.63%。相关研究结论对完善国家土地财政经营策略、构建更加有效的区域协调发展新机制具有重要政策启示:一是深入推进土地市场化改革。建立健全城乡统一的建设用地市场,推进新型城镇化背景下的户籍改革。二是去除土地财政依赖的制度土壤。深化国家财政体制改革,建立并实施科学合理的政绩考核体系。三是实施区域差别化的土地财政政策。制定区域差别化土地财政发展政策,充分释放土地财政对区域协调发展能力影响的红利效应。四是加快“后土地财政”发展方式转变,融入新时代发展战略框架。加强土地财政规模测算与区域协调发展能力评价的科学技术发展,提高研判精准度,积极融入乡村振兴战略,实现区域协调发展战略适应新时代发展要求。
石俊[7]（2020）在《政府财政支出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影响机理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自改革开放以来,随着经济的高速增长,中国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然而在高增长的背后,增长动力不足、经济结构失衡、能源过度消耗、生态持续恶化、收入差距拉大等问题逐渐凸显。十九大报告指出中国经济已经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财政作为国家治理的基础和重要支柱,在促进经济增长、提供公共服务、调节收入分配、保护生态环境等方面发挥了巨大的作用。面对国内转变发展方式、优化经济结构、转换增长动力的复杂形势,以及国际环境的进一步趋紧,财政收支矛盾更为突出。在这种局面下,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提出公共财政必须摆脱既定思维模式的束缚,推动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的国家治理体系改革。本论文基于国家治理理论,政府与市场、社会的关系理论,主要探讨在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阶段,政府财政支出规模与结构如何动态调整以提高经济高质量发展水平和缓解社会主要矛盾的现实问题,以及由此延伸出的科学问题:在当前的政治、经济、社会环境下,政府财政支出效率如何?财政支出与经济高质量发展水平的关系如何?市场化进程、合法性和社会资本在其中分别起怎样的调节效应?采用理论及定量方法综合分析我国财政支出规模和结构优化的机理问题。具体如下:第一,从高质量发展背景出发,建立了经济高质量发展指标体系并计算发展得分。研究发现,各省级政府在创新、绿色、开放与共享维度发展呈现提高趋势,而协调发展维度得分呈下滑趋势,经济发展不平衡现象较为严重。第二,运用DEA方法和Malmquist指数方法对省级地方政府支出结构相对效率进行了测算和时空特征分析。研究发现,我国政府支出结构的相对效率时空差异均很明显。时间趋势上,呈现出波动变化特征,但整体呈下滑趋势;空间分布上,发达地区的效率相对要更高。第三,基于政府职能理论、政府与市场关系理论、合法性理论和社会资本理论,对政府财政支出与高质量发展水平的关系以及市场化水平、合法性、社会资本水平对二者关系的调节效应进行了理论和实证分析。研究发现,政府财政支出规模与高质量发展水平呈倒U型关系;建设性支出、维持性支出、社会性支出与经济发展水平的关系分别为不显着、负相关与正相关。市场化水平有利于扩大财政支出对经济发展的正效应;合法性对政府支出规模与经济高质量发展关系不存在显着调节效应,但对支出结构存在显着调节效应;社会资本对经济高质量发展都有显着的正向促进作用,社会资本对支出与发展关系存在正向交互效应。第四,基于社会信任来源理论,从公众感知满意度视角,系统分析了地方政府财政支出行为对公众社会信任的影响及其机理。研究发现,政府财政支出规模与经济建设性支出降低公众社会信任水平,而公共服务性与社会管理性支出的增加提高公共信任水平,环境保护性支出对信任影响暂且不显着。人均GDP增长率、公共服务满意度、社会管理满意度、公平感知对政府财政支出与社会信任关系起到中介传导作用。其中人均GDP增长率的提高不能带来社会信任的提升,反而因为挤出其他方面的支出而导致社会信任的下降。这也再次验证了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单纯的物质将难以满足人们的预期,通过稳定经济增长来提高信任的做法已越来越失去市场。而通过加强公共服务职能带来更多归属感,加强社会管理职能带来更多安全感,成为提升信任的主要来源。第五,户籍制度等一系列城镇偏向制度造成了城乡分割与城市内部二元结构共存的局面,形成了原市民、新市民、流动人口和农村留守人口的独特人口结构,以及不同户籍身份群体拥有的结构型社会资本与认知型社会资本的逐步变迁。研究表明,政府财政支出、社会资本其他结构变量都显着扩大了城乡收入差距。随着常住人口城镇化水平的提高,结构型社会资本对收入差距的扩大作用将会明显缓解,而认知型社会资本则相反;户籍人口城镇化水平的提高,将会缓解认知型社会资本对收入差距的扩大。因此,不能一味地提高常住人口城镇化水平而忽视户籍人口城镇化,还要让农业转移人口享受和市民一样的教育、就业、医疗、养老等社会保障基本公共服务,让他们更好地融入城镇社会,进一步刺激人口流动。本论文的创新之处有3个方面。（1）基于国家治理理论,在政府—市场—社会的宏观框架下,分别从市场化进程指数、合法性、社会资本的调节效应出发,探讨财政支出规模与结构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影响,阐释了中国财政故事,丰富和拓展了原有“财政支出与经济增长”的理论体系。（2）基于政府职能理论与公共感知满意度,探讨了政府财政支出对社会信任的影响,为从政府财政支出角度来提升社会信任感提高了有益的思路。（3）在政府—市场—社会现代化治理框架下,探讨在常住人口城镇化与户籍人口城镇化进程中,政府财政支出、市场化进程与社会资本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为缓解城乡发展不平衡提出了相关政策建议。
华清君[8]（2020）在《陈云财经治理思想研究》文中指出陈云同志是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开创者和奠基人之一,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开创者和奠基人之一,作为国家财经工作的卓越领导人,在长期的国家财经治理实践中,他始终坚持从各个时期的国情实际出发,不断研究、探索、创新、总结,彰显了非凡的国家财经治理能力,为党和人民事业建立了不朽功勋,并逐渐形成了独特的国家财经治理思想。陈云的财经治理能力首先源于青少年时期他在苏南勤勉忙碌的商业氛围和上海浓郁发达的商业环境中耳濡目染受到的深刻影响,此后经过长期反复踏实的财经理论学习与钻研,他的财经理论功底不断得以增强、深化和升华。这使他在长期的财经领导工作中,能够把自己财经方面的超凡天赋与财经科学理论很好地结合起来,能够以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为根本的理论指导和基本遵循,以苏联计划经济体制模式为主要的实践参照和理论思考,以西方经济理论与实践为重要的思想启发和借鉴运用,从而在建立和完善国家经济制度、经济体制、经济结构等重大决策实践过程中,在对社会再生产各个环节的运行机制和运行保障开展治理的过程中,能够创造性地研究、制订、实施有效的治理策略,在每一次危机的紧要关头,他常常临危受命,并总是不负众望,一次又一次使国家和人民转危为安。研究陈云同志国家财经治理的理论渊源、实践历程和建立的丰功伟绩,其间显现着鲜明独特的思想脉络,主要可以概括为集中一切力量发展经济、发挥计划与市场两方面作用、坚持有计划按比例与综合平衡、坚持适时冷静的经济调整、建设可持续的人才与干部队伍、坚持丰富实用的财经治理哲学等六个方面。陈云关于集中一切力量发展经济的思想,着眼于从上层建筑角度发挥制度促进经济发展的保障激励作用,从生产关系角度发挥利益攸关方促进经济发展的能动创造作用,从资源配置角度发挥要素促进经济发展的效率引领作用,从再生产过程角度发挥各环节促进生产发展的导向联动作用。陈云的这一思想,着力于明确财经治理的中心任务以及实现这个中心任务应当构建的体制机制,是陈云财经治理思想的核心和目的,也是其他各个思想分支所围绕的核心和目的,旨在阐明发展依靠什么,如何激发活力,而其他各个思想分支,是为集中一切力量发展经济的思想服务的。陈云关于发挥计划与市场两方面作用的思想,着眼于把计划的优越性与国情实际结合起来,激发市场在生产力发展中的巨大作用,坚持国民经济的计划理性与市场活性,协调国内经济的计划性与国际市场的风险性,在与时俱进不断改革中探索社会主义经济发展模式的不断改善。陈云的这一思想,着力于解决财经治理资源配置的基本路径问题,是陈云财经治理思想的脉络和主线,旨在阐明经济如何发展,成果如何分配,对集中一切力量发展经济思想,以及对坚持有计划按比例与综合平衡思想、对坚持适时冷静的经济调整思想,有着决定性影响。陈云关于坚持有计划按比例与综合平衡的思想,着眼于筹划稳健的计划控制总量,权衡协调的发展比例关系,保持稳固的四大平衡格局,维护理性的计划执行控制。陈云的这一思想,着力于解决财经治理资源配置的根本方法问题,是陈云财经治理思想的精髓和动力,旨在阐明经济发展所需的要素如何组织,应当怎样配置,是对如何发挥计划与市场两方面作用而在资源配置上作出的制度安排。坚持有计划按比例与综合平衡思想,服从于集中一切力量发展经济思想,服务于发挥计划与市场两方面作用思想,决定着坚持适时冷静的经济调整思想。陈云关于坚持适时冷静的经济调整的思想,着眼于从信息情报中洞悉市场状态,在健全法制中整顿经济秩序,运用政策工具稳定市场物价,采取综合措施促进生产发展,深入基层一线解除群众疾苦。陈云的这一思想,着力于解决财经治理的动态监控与理性校正问题,是陈云财经治理思想中关于对经济运行实行休养和调理的机制,是诊治手段,旨在阐明如何监控经济运行过程,经济运行如何回归理性,因而是对陈云财经治理思想其他分支思想的再运用。陈云关于建设可持续的人才与干部队伍的思想,要求把大力选拔任用年轻干部作为党的重大战略和生命,坚持把政治标准作为马克思主义执政党选拔任用干部的根本要求,指出执政党的党风问题是有关党的生死存亡的问题,始终把学习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为思想上的基本建设。陈云的这一思想,着力于解决财经治理的力量源泉问题,是陈云财经治理思想的支柱和载体,旨在阐明治理活动的根本依靠是什么,如何形成长久的依靠,因此是践行陈云财经治理思想各个思想分支的主体力量,是陈云财经治理思想中最能动最根本的部分,是保证思想正确执行和自我完善与发展的根本依靠。陈云关于坚持丰富实用的财经治理哲学的思想,要求把有利于人民、满足人民需要作为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立足点,工作中坚持用百分之九十以上的时间调查研究,而用不到百分之十的时间作决策,因此是解决干部世界观、价值观、方法论问题,是陈云财经治理思想的根基和活的灵魂,旨在阐明治理思想的思想方法以及如何发挥作用,是陈云财经治理思想始终保持与时俱进、不断完善、具有强大生命力的方法论基础。陈云财经治理实践的一个显着特点,就是始终保持积极而又稳妥的态度,坚持实事求是,根据具体情况运用相应的规律和财经理论,不因顺境而冲动,也不因困难而气馁,始终把握好国民经济运行的效益效率和安全稳定,循序渐进,稳扎稳打。这在根本上是由他的治理思想的理论品格所决定的,就是在财经治国中始终坚持风险思维,防止犯颠覆性错误。陈云财经治理的思想与实践是防范颠覆性错误的宝贵财富。新时代,陈云财经治理思想有助于我们更清醒地认识和正确处理政府与市场的关系,既保证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又更好地发挥政府作用;有助于我们更加注重公平正义,妥善处理分配问题;有助于我们在坚持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过程中,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有助于我们牢固树立实事求是的思想作风,更好地坚持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和需求侧改革的双轮联动,避免陷入改革和市场经济治理中的形而上学。陈云财经治理思想发端并形成于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逐步成熟于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时期,丰富并发展于改革开放新时期,主要作用于以发展对人民有利的社会生产力为根本目标、以克服纠正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的弊端而促进经济社会的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为重点任务,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财经治理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财经治理思想奠基了坚实的基础。他的思想不仅在他所处的那个时代发挥了巨大作用,许多相关思想对于今天的财经治理实践仍有着指导意义,必然为一代一代中国共产党人所继承,并结合新的时代特征,而令其焕发出新的思想魅力。
赵础昊[9]（2019）在《农业现代化中的财政支持研究 ——以河南省鹤壁市浚县王庄镇为例》文中研究说明当前中国进入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新时代。“三农”问题作为经济工作的重点,如何推动农业现代化发展进程,建立起符合中国国情的现代农业生产体系,加速农业人口市民化,促进资源等重要生产要素向现代城市部门转移,找出适合中国国情的快速、平稳现代化路径是当前经济社会发展的关键,也是中国建设现代化强国必然解决的重要问题。农业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国家现代化的基础,农业财政政策作为国家对农业发展进行宏观调控的重要手段,根据经济发展不同阶段实行不同的农业财政政策,对于未来农业改革至关重要,需要不断探索农村土地集体所有权的有效实现形式,加速农村土地流转进程,鼓励发展适度规模经营,促进农民主动向新型小城镇聚集。本文选择以河南省鹤壁市浚县王庄镇为研究案例,该地树立了中国传统农业向现代规模农业转变新标杆,解决了农业极度分散与工厂高度集约的矛盾;探索了农村人口实现快速城镇化发展新道路,通过人口集中居住将农村人口安置在现代化的大型社区内,实现进城人员身份的快速切换;打造了绿色、生态的农业产业化全产业链经营新机制,既可以有效保证食品安全可追溯,又实现农业产业链价值增值;建立了政府引导、企业主导的社会治理新模式,为多元化的社会治理主体搭建合作平台,形成共建共治共享的良性治理格局。农业发展实践往往领先于理论研究,本文通过对河南省鹤壁市浚县王庄镇的做法为例,从实践中总结、提炼适用于当前中国特别是传统农业主产区的现代化实现路径,即构建要素流动上土地、产业、人口,物化形态上安居园、创业园、培训园,发展路径上新型工业化、新型城镇化、农业现代化,治理体系上政府、企业、社会四个层次上的三元互动机制,为未来中国农业改革方向提供有益探索,丰富当前农业现代化的理论研究。通过该地在实践探索过程中面临的发展障碍,凸显当前政策和理论研究的问题与不足,以此为研究切入点提出当前农业财政政策调整的相关对策建议,创新农业补贴方式,改革财政支持农业发展的政策机制,建立符合中国基本国情、适应国际规则的农业补贴政策体系,提高政策导向性和效能,包括粮食生产补贴功能由普遍增加粮农收入转向鼓励农业生产结构升级;转变农业补贴的方式和环节,由“补供给”转向“补供给”和“补需求”相结合;按照WTO规则要求,建立对市场扭曲作用小、导向性更强、起点公平的农业补贴“绿箱”政策;探索农业配套补贴方式;推动中国粮食企业走出去,积极开发和配置国际农业市场资源,构建符合中国粮食安全战略的全球粮食供需网络。
黄彦琳[10]（2019）在《财政在我国普惠金融发展中的作用研究》文中提出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作出了关于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重大论断:我国的社会主要矛盾已经从“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转变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人民生活水平显着提高,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更强烈,提出了更平衡、更充分发展的需求,但目前金融发展存在诸多不平衡、不协调的问题。普惠金融的研究对解决这个难题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普惠金融致力于解决上述不平衡、不协调的发展的问题。普惠金融旨在推进金融服务更加普及,使低收入人群、小微企业等群体都能获得更加便利、更加快捷、更加实惠和更加安全的金融服务。普惠金融的服务目标群体为那些较少享受传统金融服务的低收入人群及中小企业,在我国这部分群体主要为农户、城镇弱势群体和中小企业。财政一方面通过资源配置来作用于普惠金融的发展:普惠金融可以视为一种金融资源,财政天然具备的资源配置职能,可以将部分金融资源引入弱势产业、落后地区和弱势群体,从而实现国家宏观层面更为有效的资源配置;另一方面财政可以缓解普惠金融的市场失灵问题,帮助其更好地发展。财政具有经济稳定发展的职能,从中长期角度看,普惠金融的发展也能助推经济的包容性增长,促进经济的稳定发展,最终实现国家的长治久安。此外,普惠金融的普惠性本质与促进收入公平分配的目标高度契合。与传统金融相比,普惠金融更加强调公平（居民无论收入高低都能够享受到金融服务）,金融机构可以为高收入者提供理财、保险、投资等高端服务,也可以为低收入人群提供其所需要的储蓄、结算、贷款等收入,满足所有人群的需要。中国在发展社会经济中提倡公平、和谐、可持续发展,这与普惠金融所倡导的观念一致。本文紧紧围绕“财政在我国普惠金融发展中的作用研究”这一主题,从理论和实践的角度分析两者的作用关系,理顺财政对普惠金融发展的作用机理,最终得出研究结论,财政通过对“量”、“质”和“结构”等多方面作用,可以更好地支持普惠金融的发展,实现普惠金融从规模数量转向高质量发展。一方面财政推动我国普惠金融供需平衡,促进普惠金融规模的增长,另一方面财政积极营造发展环境实现普惠金融发展质的提升,并不断优化结构,全方位多层次促进普惠金融的发展。财政作用于普惠金融的最终现实目标是实现收入的再分配,促进公共服务均等化、帮助弱势群体增加收入,发挥普惠金融造血功能,实现财政解决分配问题的生产性手段,促进创业就业、助推脱贫攻坚。本文的主要内容如下:第一章是“绪论”。本章主要对论文的选题背景、研究目的和意义、基本研究思路和方法等进行了简要介绍和阐述。同时,本章还对文章的创新与不足进行了说明。第二章是“文献综述”。本章本文的文献综述部分按照“什么是普惠金融?——普惠金融发展水平如何,如何进行测度?——财政如何影响普惠金融?”的逻辑展开,从普惠金融发展、普惠金融的测度与影响因素、财政与普惠金融发展的关系等四个方面递进阐述。通过总结国内外专家学者对普惠金融问题的研究成果,可以发现已有文献较少地从财政政策角度分析对普惠金融的作用,且多数都是仅仅停留在定性分析层面上,从定量的层面上分析的较少。第三章是“财政作用于我国普惠金融发展的理论基础”。本章主要分析了财政作用于普惠金融发展的理论分析基础。从西方经济学中福利经济学和市场失灵的角度分析财政作用于普惠金融发展的必要性,财政通过产生正外部性企业补贴来缓解普惠金融的市场失灵问题,帮助其更好地发展。从国家分配论的角度分析财政作用于普惠金融发展的有效性,财政通过资源配置来作用于普惠金融的发展:普惠金融可以视为一种金融资源,财政天然具备的资源配置职能,可以将部分金融资源引入弱势产业（中小企业等）、落后地区（农村地区等）和弱势群体等,从而实现国家宏观层面更为有效的资源配置。财政的职能主要有四个方面:资源配置职能、收入分配职能、经济稳定和发展职能、保障社会和谐稳定和实现国家的长治久安。财政拥有经济稳定发展的职能,通过制度性的安排,发挥“自动稳定”的作用,普惠金融的发展也能助推包容性增长,促进经济的稳定发展,与财政的职能高度契合,最终促进社会和谐稳定和实现国家的长治久安。财政发挥收入分配的作用,优化金融资源配置效率,通过财政收入分配职能积极实现公平分配的目标,普惠金融的普惠性本质与促进收入公平分配理念高度契合,此外,普惠金融也有助于实现社会公平分配,帮助财政发挥收入分配的职能,最终促进经济的稳定发展,促进社会和谐稳定和实现国家的长治久安。第四章是“财政作用于我国普惠金融发展现状”。本章主要对财政作用于我国普惠金融发展取得的成效和存在的问题进行分析。我国普惠金融的服务对象是农村及偏远地区低收入群体、城镇低收入群体、中小微企业。我国普惠金融主要经过几个重要阶段的发展:（1）20世纪90年代:公益性小额信贷阶段;（2）2000年-2005年:发展性微型金融阶段;（3）2006年-2010年:综合性普惠金融阶段;（4）2011年之后,创新性互联网金融阶段,目前在普惠金融机构体系、支付体系建设、金融创新以及互联网金融等方面都有一定的发展。财政作用于普惠金融的制度安排包括税收优惠及减免、贷款贴息（扶贫贷款奖补和贴息、小额担保贷款贴息等）、专项资金（技术创新基金、中小企业发展专项基金、普惠金融发展专项基金等）和其他的相关财政政策,并且也取得了初步的成效。但财政扶持普惠金融政策方面存在诸多问题,如:普惠金融专项资金的利用率受限、财政专项资金申报门槛较高、财政专项资金反向激励问题,总体来看,普惠金融的财政政策的受益面有限。下一步发展中亟需解决信用体系建设不完善、普惠金融风险逐渐暴露、和普惠金融可持续性发展等问题。第五章是“财政作用于我国普惠金融发展的机理分析”。财政对普惠金融发展的作用主要在量的增长、质的提升和结构优化等方面。财政推动我国普惠金融供需平衡,促进普惠金融规模的增长。财政作用于我国普惠金融供给方和需求方,从而缓解目前我国普惠金融市场存在供需不平衡的问题。财政积极营造普惠金融发展环境。一是加强培育竞争性市场,推进普惠金融市场健康发展。二是完善担保体系,实现普惠金融发展与风险防范双重效果。三是鼓励发展征信系统,构建普惠金融受众群体依法诚信履约的环境。财政有效推进普惠金融发展结构优化主要体现为财政积极促进普惠金融发展的平衡。一是加强普惠金融区域发展的平衡,推进普惠金融在各区域间平衡发展。二是加强普惠金融城乡发展的平衡,努力破除城乡二元结构和金融排斥,推进普惠金融在城乡平衡发展。三是加强普惠金融发展与社会发展的平衡,普惠金融的发展和社会发展之间天然存在高度一致性,社会发展的终极目的是提倡全面共享,鼓励“人人享有”的概念,普惠金融致力于解决发展的不充分和不平衡问题。财政作用于普惠金融来缩小收入差距是最终的现实目标。一是财政可以通过作用于普惠金融,促进公共服务均等化,帮助弱势群体增加收入;二是财政可以通过作用于普惠金融,发挥普惠金融造血功能,实现财政解决分配问题的生产性手段,促进创业就业;三是财政可以通过作用于普惠金融,推进生活性补助和生产性金融服务措施并举,助推脱贫攻坚。第六章是“财政作用于我国普惠金融发展的实证分析”。本章主要是从实证分析的角度来论证财政作用于我国普惠金融发展的。首先,本章对普惠金融发展规模指数进行了测算,测算的步骤主要有是无量纲化、确定权重分析和指数合成。本文测算的普惠金融发展规模指数基本特征有:（1）在各省的发展差距,随着时间的推移而缩小;（2）指数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不同程度的地区差异,一般而言,经济发展水平越高的地区,普惠金融发展规模指标的程度也越高。本文指数框架和指标选取维度主要参考了国内学者的相关文献,在此基础上,引入了保障性金融服务覆盖程度,弥补了对保障性金融服务测度的不足;该指数与焦瑾璞等2015年编制的传统金融普惠指数之间的相关系数高达0.8,这也从某种程度上说明了本文编制的中国普惠金融发展规模指数有一定的代表性和可靠性,但指数更多地侧重于描述普惠金融发展规模情况。本章通过实证的方法研究了普惠金融专项资金对普惠金融发展规模的作用。首先建立财政作用于我国普惠金融发展的理论模型,然后运用2016年-2017年我国31个省（区、市）的面板数据定量刻画财政与我国普惠金融发展的因果关系。最后,对实证结论进行分析和解读。本文实证分析的主要结果有:1.财政对普惠金融发展的整体作用。财政作用于我国普惠金融发展的实证结果表明,财政对普惠金融发展变动情况存在正向冲击,可以从一定程度上证实普惠金融发展受到财政的正向作用。2.财政作用于普惠金融发展的“量”、“质”方面。目前我国在普惠金融发展的渗透性、使用性和保障性金融服务的覆盖程度方面成效较大（更多地体现为“量”的方面）,而普惠金融服务的效用性效果较弱（更多地体现为“质”的方面）。此外,财政的普惠金融专项资金与普惠金融发展“量”的维度得分的相关性系数更大,与普惠金融发展“质”的维度得分的相关性系数更小。可以从一定程度说明:普惠金融发展量的增长（规模方面的增长）是更容易通过财政的普惠金融专项资金来促进其发展,而普惠金融质的提升（服务质量、服务环境等方面）仅仅从财政的普惠金融专项资金支持的方法提升更困难。3.财政作用于普惠金融发展的结构方面。在经济发达的组别,财政的普惠金融专项资金与普惠金融发展水平之间的相关系数更大,在经济欠发达的组别,系数较小。可以从一定程度说明:经济发达地区的普惠金融发展水平更容易通过财政的普惠金融专项资金支持来促进,而经济欠发达地区的普惠金融发展水平仅仅从财政的普惠金融专项资金支持的方法提升更困难。第七章是“财政作用于普惠金融的案例分析”。本章主要聚焦在财政作用于普惠金融发展的案例和财政作用于普惠金融来缩小收入差距的案例分析。案例分析的方法有助于阐述财政助推普惠金融发展,以及财政作用于普惠金融发展缩小收入差距的现实目标。财政作用于普惠金融发展方面选择了“财政引导农业保险服务”和“江苏农业风险补偿基金缓解农民合作社融资难”的案例。“财政惠农信贷通助力家庭农场规模翻番”的案例印证了财政作用于普惠金融而增加居民收入的观点;“财政惠农信贷通圆创业梦”的案例印证了财政作用于普惠金融而促进创业的观点;“宁夏固原市蔡川村早拔穷根”的案例印证了财政作用于普惠金融而助推脱贫攻坚的观点。第八章是“国际普惠金融发展经验”。本章主要是介绍国际普惠金融发展经验。普惠金融的发展主要从代理银行、移动支付、多样化的供应商、国有银行改革、消费者保护、金融身份认证等6个方面开展,且目前国际上致力于全球普惠金融发展的组织主要有国际金融公司（IFC）、扶贫协商小组（CGAP）、联合国资本发展基金（UNCDF）等。欧美发达国家、亚洲和美洲的发展中国家以及全球的其他国家都在为普惠金融的发展做出努力。国际发展经验为我国财政作用于普惠金融发展提供了一些借鉴意义。财政作用于普惠金融发展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开展:政府对普惠金融相关立法制度的支持、以政府为主导的普惠金融体系建设、通过财政政策加强金融服务设施建设、税收优惠政策、财政支持科技创新以及政府对相关行业进行监管、财政支持小额信贷和新型普惠金融产品的发展等。第九章“结论和政策建议”,是全文研究的落脚点。本文的主要结论如下:1.财政从“量”、“质”和“结构”多方面影响普惠金融的发展,且财政作用于普惠金融来实现收入差距缩小的现实目标。财政通过对“量”、“质”和“结构”多重作用,来支持普惠金融的发展。一方面财政推动我国普惠金融供需平衡,促进普惠金融规模的增长,另一方面财政积极营造发展环境实现普惠金融发展质的提升,且不断优化结构,多层次多角度支持普惠金融的发展。财政作用于普惠金融的最终现实目标是缩小收入分配差距,促进公共服务均等化、帮助弱势群体增加收入,发挥普惠金融造血功能,实现财政解决分配问题的生产性手段,促进创业就业、助推脱贫攻坚。2.实证结果表明,财政对普惠金融发展的整体水平存在正向作用。此外,财政作用于我国普惠金融发展的实证结果显示,财政对普惠金融发展水平的变动存在正向冲击,可以从一定程度上证实普惠金融发展受到财政的正向影响。3.财政作用于普惠金融发展的“量”、“质”方面。目前我国在普惠金融发展“量”的增长（规模方面的增长）方面成效较大,而普惠金融“质”的提升（服务质量、服务环境等方面）效果较弱,从下一步计划和中长期发展角度看,还需要在普惠金融“质”的方面加大扶持力度。普惠金融发展“量”的增长是更容易通过财政的普惠金融专项资金来促进其发展,而普惠金融“质”的提升仅仅从财政的普惠金融专项资金的方法提升更困难。“质”的提升更多需要综合性财政手段的协同配合,以及中长期的持续发展。4.财政作用于普惠金融发展的结构方面。实证结果表明,经济发达地区的普惠金融发展水平更容易通过财政的普惠金融专项资金来促进,而经济欠发达地区的普惠金融发展水平仅仅从财政的普惠金融专项资金的方法提升更困难,更多需要财政金融手段的协同配合。此外,不考虑直辖市的地区普惠金融发展受到财政的正向冲击程度更小。因此,在直辖市增加财政对普惠金融的支出,可能取得效果更佳。5.财政作用于普惠金融发展来缩小收入差距。财政作用于普惠金融来缩小收入差距是最终的现实目标。一是财政可以通过作用于普惠金融,促进公共服务均等化,帮助弱势群体增加收入;二是财政可以通过作用于普惠金融,发挥普惠金融造血功能,实现财政解决分配问题的生产性手段,促进创业就业;三是财政可以通过作用于普惠金融,推进生活性补助和生产性金融服务措施并举,助推脱贫攻坚。6.财政政策需要兼顾“量”、“质”和“结构”,保持和优化作用于普惠金融“量的增长”的相关政策、发展和创新作用于普惠金融“质的提升”的相关政策,不断进行“结构优化”,才能更好地实现我国普惠金融从规模数量转向高质量发展、质效全面提升的局面。针对我国普惠金融存在的问题,本文提出了具体建议:一是应通过加大财政支持力度,促进普惠金融的供给。可以通过适当调整财政政策扶持的门槛和力度,通过推进互联网金融的发展来促进基础金融服务条件的完善;此外,拓宽财政支持的覆盖面,有助于推进普惠金融区域性的协调发展。二是应优化财政投入的结构,明确普惠金融的创新导向。多支持普惠金融业务模式的创新,多鼓励金融机构创新普惠金融产品和服务,积极培育科技创新企业等。此外,运用金融科技创新为普惠金融事业赋能。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可以有助于流程精简、改善融资慢和资金需求时效性强之间的矛盾。三是应丰富财政支持的形式,积极营造普惠金融良好的发展环境。首先,财政具有分类引导金融资源的重要作用,推动城乡平衡发展。财政可以积极支持大中型金融机构设立普惠金融事业部,积极开展普惠金融业务;引导中小金融机构的金融资源流向普惠金融体系;财政应积极引导县域金融机构加大涉农贷款投放力度;吸引社会资本参与公共服务项目的投资等。财政可以支持担保、征信体系的完善,积极培育多层次资本市场等,帮助企业获得直接融资渠道。此外,财政政策应该保证这方面政策的持续性、连贯性和一致性。四是需要理顺普惠金融发展的“量”、“质”和“结构”之间的关系,使得“量”、“质”的发展相统一,相互促进、“结构”不断优化的良性循环,财政推进互联网金融的发展,可以有效地提高普惠金融服务效率,支持创业带动就业,充分发挥普惠金融的生产性功能。财政通过拓宽普惠金融受益面,可以积极营造金融服务机会公平的良好局面。综上所述,普惠金融的财政政策支持要有战略性的思维和眼光,为力争实现我国普惠金融发展规划要求的“2020年建立相匹配的普惠金融服务体系”,提供高效的保障,强有力地支撑“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宏伟目标。
二、中国城乡经济协调发展与财政政策导向（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中国城乡经济协调发展与财政政策导向（论文提纲范文）
（1）中国一般公共预算支出预决算差异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1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及意义 |
| 1.1.1 研究背景 |
| 1.1.2 问题的提出 |
| 1.1.3 研究意义 |
| 1.2 研究目标与思路 |
| 1.2.1 研究目标 |
| 1.2.2 研究思路 |
| 1.3 研究内容、框架及研究方法 |
| 1.3.1 研究内容 |
| 1.3.2 研究方法 |
| 1.4 相关概念的界定 |
| 1.4.1 预决算差异 |
| 1.4.2 预算调整差异和执行差异 |
| 1.4.3 预决算差异度 |
| 1.5 本文创新与不足 |
| 1.5.1 本文研究创新 |
| 1.5.2 本文研究不足 |
| 2 文献综述与理论基础 |
| 2.1 预决算差异的文献综述 |
| 2.1.1 国外文献研究综述 |
| 2.1.2 国内文献研究综述 |
| 2.1.3 文献评述 |
| 2.2 预决算支出差异分析的理论基础 |
| 2.2.1 委托代理理论 |
| 2.2.2 官僚预算最大化理论 |
| 2.2.3 晋升竞争理论 |
| 2.2.4 政府预算管理相关理论 |
| 3 一般公共预算支出预决算差异的典型事实分析 |
| 3.1 一般公共预算管理的制度现状分析 |
| 3.1.1 预算编制的制度现状 |
| 3.1.2 预算执行的制度现状 |
| 3.1.3 决算审查的制度现状 |
| 3.1.4 结转结余的制度现状 |
| 3.1.5 其它相关制度现状 |
| 3.2 一般公共预算支出预决算差异的整体特征分析 |
| 3.2.1 全国层面 |
| 3.2.2 中央与地方层面 |
| 3.2.3 省级层面 |
| 3.2.4 部门预算层面 |
| 3.3 一般公共预算支出预决算差异的结构特征分析 |
| 3.3.1 全国层面 |
| 3.3.2 中央与地方层面 |
| 3.3.3 省级层面 |
| 3.4 一般公共预算支出预决算差异的区域特征分析 |
| 3.5 中国预决算差异管理中存在的问题 |
| 3.5.1 法律体系尚不完善,立法层级不够高 |
| 3.5.2 制度建设缺乏系统性,调整差异较大 |
| 3.5.3 公共决策与预算衔接不畅 |
| 3.5.4 部门自由裁量权缺乏有效约束 |
| 3.5.5 预算管理不完善,预算执行监管不到位 |
| 3.5.6 约束机制不健全,未充分纳入绩效管理 |
| 3.6 本章小结 |
| 4 一般公共预算支出预决算差异的属性分析及成因研究 |
| 4.1 预决算差异的属性分析 |
| 4.1.1 普遍性 |
| 4.1.2 不可预知性 |
| 4.1.3 非对称性 |
| 4.1.4 成因的多样性 |
| 4.1.5 适度性 |
| 4.2 中国预决算差异的基本判断 |
| 4.3 预决算差异的分析框架及影响因素分析 |
| 4.3.1 技术因素 |
| 4.3.2 制度因素 |
| 4.3.3 政策因素 |
| 4.3.4 经济因素 |
| 4.3.5 管理因素 |
| 4.3.6 主体互动因素 |
| 4.4 预决算差异管理的客观定位 |
| 4.5 本章小结 |
| 5 一般公共预算支出预决算差异的主体博弈分析 |
| 5.1 预决算差异的主体博弈概述 |
| 5.2 预算编制:支出部门与财政部门之间的博弈 |
| 5.2.1 支出部门与财政部门的完全信息静态博弈 |
| 5.2.2 部门预算编制的不完全信息动态博弈 |
| 5.2.3 不完全信息两期序贯博弈(部门预算博弈策略) |
| 5.3 预算编制:支出部门之间的博弈 |
| 5.3.1 博弈特点 |
| 5.3.2 策略空间 |
| 5.3.3 模型的建立与推导 |
| 5.3.4 均衡分析 |
| 5.4 预算监督:支出部门与监督部门之间的博弈 |
| 5.4.1 博弈特点 |
| 5.4.2 策略空间 |
| 5.4.3 模型的建立与推导 |
| 5.4.4 均衡分析 |
| 5.5 影响因素分析与政策启示 |
| 5.5.1 主体博弈因素分析 |
| 5.5.2 政策启示 |
| 6 一般公共预算支出预决算差异影响因素实证检验分析 |
| 6.1 回归模型设定 |
| 6.1.1 静态面板模型 |
| 6.1.2 动态面板模型 |
| 6.2 变量与数据来源说明 |
| 6.3 预决算差异影响因素的实证结果 |
| 6.4 预算调整差异和执行差异成因的实证结果 |
| 6.5 时空异质性分析 |
| 6.5.1 地区异质性分析 |
| 6.5.2 时间异质性分析 |
| 6.6 稳健性检验 |
| 6.7 本章小结 |
| 7 一般公共预算支出预决算差异成因的贡献度分解 |
| 7.1 测度贡献度的基本原理 |
| 7.1.1 基于R~2的贡献度指标——夏普利值分解 |
| 7.1.2 基于方差分解和均值分解的MQ指数 |
| 7.2 预决算差异的贡献度分解 |
| 7.2.1 基于R~2的贡献度指标 |
| 7.2.2 基于方差分解和均值分解的MQ指数 |
| 7.3 预决算差异贡献度的内部动态分析 |
| 7.3.1 基于R~2的贡献度指标 |
| 7.3.2 基于方差分解和均值分解的MQ指数 |
| 7.4 时空异质性分析 |
| 7.4.1 地区异质性分析 |
| 7.4.2 时间异质性分析 |
| 7.5 调整差异和执行差异的主要成因 |
| 7.5.1 调整差异的成因分析 |
| 7.5.2 执行差异的成因分析 |
| 7.6 本章小结 |
| 8 预决算差异的国际比较研究 |
| 8.1 美国 |
| 8.1.1 美国联邦政府支出预决算差异状况 |
| 8.1.2 美国预决算差异管理实践 |
| 8.2 日本 |
| 8.2.1 日本财政支出预决算差异状况 |
| 8.2.2 日本预决算差异管理实践 |
| 8.3 法国 |
| 8.3.1 法国财政支出预决算差异状况 |
| 8.3.2 法国预决算差异管理实践 |
| 8.4 国际经验及启示 |
| 8.4.1 健全法律体系,提高预算法治化水平 |
| 8.4.2 预算编制科学精细,预算执行规范有序 |
| 8.4.3 严控预算调整,强化监督问责 |
| 8.4.4 预算信息充分公开,提高预算管理透明度 |
| 9 研究结论与政策建议 |
| 9.1 研究结论 |
| 9.2 预决算差异管理的基本原则 |
| 9.2.1 坚持预算法定原则 |
| 9.2.2 坚持问题导向原则 |
| 9.2.3 坚持权责一致原则 |
| 9.2.4 坚持系统观念 |
| 9.3 相关政策建议 |
| 9.3.1 加强财政预算法治化建设 |
| 9.3.2 加强统筹协调,推动各项制度有效衔接 |
| 9.3.3 提高预算编制科学性,降低预算调整差异 |
| 9.3.4 增强预算执行规范性,严控预决算执行差异 |
| 9.3.5 完善预算监督约束体系 |
| 9.3.6 预决算差异充分纳入绩效管理 |
| 参考文献 |
| 附录一:2016-2019年中央部门一般公共预算支出预决算差异情况(59个部门) |
| 附录二:各国预算和决算相关数据 |
| 博士研究生期间科研成果 |
| 后记 |
（2）缩小基本公共服务区域与城乡差距的财政政策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及意义 |
| 1.1.1 研究背景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文献综述 |
| 1.2.1 基本公共服务的研究进展 |
| 1.2.2 基本公共服务与区域城乡差距的研究进展 |
| 1.2.3 文献综述述评 |
| 1.3 研究思路、结构与方法 |
| 1.3.1 研究思路 |
| 1.3.2 基本结构与主要内容 |
| 1.3.3 研究方法 |
| 1.4 主要创新与不足 |
| 1.4.1 主要创新 |
| 1.4.2 不足之处 |
| 第2章 缩小基本公共服务区域与城乡差距财政介入的理论阐释与作用机理 |
| 2.1 概念区分与内涵分析 |
| 2.1.1 公共服务与基本公共服务 |
| 2.1.2 区域差距与城乡差距 |
| 2.2 我国基本公共服务区域与城乡差距的生成机制 |
| 2.2.1 财政体制与基本公共服务区域与城乡差距的机制分析 |
| 2.2.2 区域禀赋差距与基本公共服务区域差距的机制分析 |
| 2.2.3 城乡二元体与基本公共服务供给城乡差距的机制分析 |
| 2.3 基本公共服务供给中财政作用的理论阐释 |
| 2.3.1 财政作用的天然逻辑与基础 |
| 2.3.2 财政作用的根本目的 |
| 2.3.3 财政作用实现的客观机制 |
| 2.4 基本公共服务供给中的财政机理 |
| 2.4.1 财政分权机制对基本公共服务区域与城乡差距的作用机理 |
| 2.4.2 财政自给能力对基本公共服务区域与城乡差距的作用机理 |
| 2.4.3 转移支付对基本公共服务区域与城乡差距的作用机理 |
| 2.5 本章小结 |
| 第3章 基本公共服务区域与城乡差距指数测度及空间收敛分析 |
| 3.1 基本公共服务区域与城乡差距的测度与分析 |
| 3.1.1 基本公共服务区域与城乡差距评价体系的构建 |
| 3.1.2 基本公共服务区域与城乡差距指数的测度 |
| 3.1.3 基本公共服务区域与城乡差距指数分析 |
| 3.2 基本公共服务区域城乡的空间收敛分析 |
| 3.2.1 基本公共服务差距的空间自相关分析 |
| 3.2.2 收敛类型与收敛检验基本模型 |
| 3.2.3 区域的基本公共服务供给水平收敛实证分析 |
| 3.2.4 城乡间基本公共服务供给水平收敛实证分析 |
| 3.3 本章小结 |
| 第4章 缩小基本公共服务区域差距财政政策的实证分析 |
| 4.1 基础分析:基本公共服务区域差距影响因素的实证分析 |
| 4.1.1 空间计量模型的选取 |
| 4.1.2 变量选择与描述性统计 |
| 4.1.3 空间模型的最优筛选 |
| 4.1.4 实证结果分析 |
| 4.2 拓展分析:基于地方财政支出偏好的实证分析 |
| 4.2.1 地方财政支出的空间自相关分析 |
| 4.2.2 变量选择与描述性统计 |
| 4.2.3 空间模型的最优筛选 |
| 4.2.4 实证结果分析 |
| 4.3 本章小结 |
| 第5章 缩小基本公共服务城乡差距财政政策的实证分析 |
| 5.1 基础分析:基本公共服务城乡差距影响因素的实证分析 |
| 5.1.1 变量选择与描述性统计 |
| 5.1.2 空间模型的最优筛选 |
| 5.1.3 实证结果分析 |
| 5.2 拓展分析:基于公共品需求收入弹性与转移支付的实证分析 |
| 5.2.1 城乡收入差距的现状与收入均等化理论内涵 |
| 5.2.2 公共品需求收入弹性与转移支付作用机理 |
| 5.2.3 变量选择与数据测算 |
| 5.2.4 实证结果分析 |
| 5.3 本章小结 |
| 第6章 缩小基本公共服务区域与城乡差距的财政对策 |
| 6.1 缩小基本公共服务区域与城乡差距财政政策的制度基础 |
| 6.1.1 平衡财政支出行为偏好提升基本公共服务供给区域有效性 |
| 6.1.2 促进城乡均衡发展保障基本公共服务城乡公平性 |
| 6.2 缩小基本公共服务区域与城乡差距具体的财政政策 |
| 6.2.1 改革财政体制扫清减差效应的机制障碍 |
| 6.2.2 整合地方税体系提升基本公共服务均衡供给能力 |
| 6.3 本章小结 |
| 第7章 结论与展望 |
| 7.1 结论 |
| 7.2 展望 |
| 主要参考文献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和其他科研情况 |
| 致谢 |
（3）多维城乡差距的测度、成因及经济效应分析（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1.1 研究的背景和意义 |
| 1.1.1 研究背景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文献综述 |
| 1.3 研究目标与内容 |
| 1.3.1 研究目标 |
| 1.3.2 研究内容 |
| 1.4 研究方法 |
| 1.5 研究创新点 |
| 1.6 技术路线图 |
| 第二章 理论基础 |
| 2.1 基本概念 |
| 2.1.1 “城”和“乡”的概念 |
| 2.1.2 城乡差距的概念 |
| 2.1.3 城乡统筹、城乡融合发展的概念 |
| 2.1.4 城乡差距与城乡统筹、城乡一体化及城乡融合发展的关系 |
| 2.2 理论基础 |
| 2.2.1 城乡二元结构理论 |
| 2.2.2 城乡融合发展理论 |
| 2.2.3 公平和效率的关系理论 |
| 2.2.4 阿玛蒂亚·森的可行能力理论 |
| 第三章 中国城乡关系演变轨迹 |
| 3.1 中国城乡关系发展的逻辑框架与战略形成 |
| 3.1.1 中国城乡关系发展的逻辑框架 |
| 3.1.2 中国城乡关系发展战略的形成 |
| 3.2 建国以来中国城乡关系的变迁 |
| 3.2.1 改革开放前:立国战略下城乡二元体制形成和固化时期 |
| 3.2.2 改革开放到本世纪初:富民战略下城乡二元结构逐渐破冰 |
| 3.2.3 本世纪初到十八大前:城乡统筹发展阶段 |
| 3.2.4 党的十八大以来:强国战略下城乡全面融合发展阶段 |
| 3.3 中国城乡关系发展的问题 |
| 3.3.1 城乡收入消费差距下降,但依然保持高位 |
| 3.3.2 产业高级化与产业分化共存,城乡产业发展差距固存 |
| 3.3.3 制度壁垒和市场分割问题凸显,城乡要素配置差距扩大化 |
| 3.3.4 农村公共服务供给不足,城乡社会民生差距显着 |
| 3.4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城乡差距的多维测度 |
| 4.1 城乡差距测度的维度选择 |
| 4.2 城乡差距测度的指标体系构建 |
| 4.2.1 指标体系构建原则 |
| 4.2.2 基础指标的选取 |
| 4.2.3 数据来源、指标处理方法 |
| 4.3 测度方法选择及权重的确定 |
| 4.3.1 测度方法的选择 |
| 4.3.2 基础指标和维度指标权重的确定 |
| 4.4 城乡综合差距的测度结果 |
| 4.4.1 城乡综合差距时序演变分析 |
| 4.4.2 城乡综合差距空间格局分析 |
| 4.5 城乡差距的多维度分析 |
| 4.5.1 多维城乡差距的时序演变分析 |
| 4.5.2 多维城乡差距的动态演进分析 |
| 4.6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多维城乡差距的成因及内在关联分析 |
| 5.1 多维城乡差距形成机制 |
| 5.1.1 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说 |
| 5.1.2 模型构建与变量选择 |
| 5.2 多维城乡差距的形成机制实证分析 |
| 5.2.1 数据处理和模型估计方法选择 |
| 5.2.2 联立方程模型估计前检验 |
| 5.3 估计结果分析 |
| 5.3.1 基准估计结果分析 |
| 5.3.2 稳健性检验 |
| 5.3.3 多维城乡差距内在关联性检验 |
| 5.3.4 不同区域的估计结果分析 |
| 5.4 本章小结 |
| 第六章 多维城乡差距的经济效应分析 |
| 6.1 城乡差距与经济高质量发展 |
| 6.2 城乡差距对经济发展的影响机制 |
| 6.2.1 城乡差距通过物资资本、人力资本对经济发展产生影响 |
| 6.2.2 城乡差距通过消费需求对经济发展产生影响 |
| 6.3 计量模型、变量和数据 |
| 6.3.1 计量模型 |
| 6.3.2 变量说明以及数据来源 |
| 6.3.3 内生性问题及处理 |
| 6.4 实证结果与分析 |
| 6.4.1 城乡差距对经济总量的影响估计 |
| 6.4.2 城乡差距对经济效率的影响估计 |
| 6.4.3 城乡差距对消费需求的机制讨论 |
| 6.4.4 城乡差距对经济资本的机制讨论 |
| 6.5 稳健性检验 |
| 6.6 本章小结 |
| 第七章 主要研究结论与启示 |
| 7.1 研究结论 |
| 7.2 政策建议与研究启示 |
| 7.3 研究不足与展望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作者简历 |
（4）乡村振兴的财政政策研究 ——以XX县为例（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1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及意义 |
| 1.1.1 研究背景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国内外研究现状 |
| 1.2.1 国外研究现状 |
| 1.2.2 国内研究现状 |
| 1.2.3 文献评述 |
| 1.3 研究内容与方法 |
| 1.3.1 研究内容 |
| 1.3.2 研究方法 |
| 1.4 研究的创新点和不足 |
| 1.4.1 创新点 |
| 1.4.2 不足 |
| 2 乡村振兴财政政策的理论分析 |
| 2.1 核心概念界定 |
| 2.1.1 乡村振兴战略 |
| 2.1.2 财政政策 |
| 2.2 理论依据 |
| 2.2.1 农村发展理论 |
| 2.2.2 公共财政理论 |
| 3 XX县乡村振兴的财政政策现状分析 |
| 3.1 XX县乡村振兴财政政策的主要做法 |
| 3.1.1 支持农业发展财政政策 |
| 3.1.2 支持农业基础设施建设和生态建设财政政策 |
| 3.1.3 支持农村社会事业发展财政政策 |
| 3.1.4 支持农村综合改革财政政策 |
| 3.1.5 支持扶贫开发财政政策 |
| 3.2 乡村振兴的现状分析 |
| 3.2.1 乡村振兴的成效 |
| 3.2.2 乡村振兴存在的问题 |
| 3.3 XX县乡村振兴财政政策存在的问题 |
| 3.3.1 财政投入总量不足 |
| 3.3.2 财政支出结构不合理 |
| 3.3.3 财政转移支付制度不健全 |
| 3.3.4 财政资金使用效率不高 |
| 3.3.5 财政政策与需求不匹配 |
| 4 XX县乡村振兴的财政政策的对策建议 |
| 4.1 加大乡村振兴财政投入力度 |
| 4.1.1 保障财政投入的稳健增长 |
| 4.1.2 完善财政投入机制 |
| 4.1.3 创新财政投融资机制 |
| 4.2 调整和优化乡村振兴的财政支出结构 |
| 4.2.1 调整和优化财政支出城乡结构 |
| 4.2.2 推进事权与支出责任划分 |
| 4.2.3 完善涉农资金统筹整合长效机制 |
| 4.3 完善乡村振兴的财政转移支付制度体系 |
| 4.3.1 加大一般转移支付力度 |
| 4.3.2 建立健全激励和约束双重机制 |
| 4.3.3 明确财政转移支付的建设目标 |
| 4.4 提升乡村振兴的财政政策绩效管理水平 |
| 4.4.1 健全财政政策绩效评价体系 |
| 4.4.2 加强财政资金使用的配置效率 |
| 4.4.3 加强财政资金监督管理 |
| 4.5 健全乡村振兴的财政制度性供给决策体系 |
| 4.5.1 实现供需两侧的协同效应 |
| 4.5.2 提升财政制度性供给质量 |
| 4.5.3 完善需求主体表达反馈机制 |
| 5 结论与展望 |
| 5.1 研究结论 |
| 5.2 研究展望 |
| 参考文献 |
| 致谢词 |
（5）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选题背景 |
| 1.2 选题意义 |
| 1.2.1 研究意义 |
| 1.2.2 实践价值 |
| 1.3 国内外研究现状综述 |
| 1.3.1 国外研究现状综述 |
| 1.3.2 国内研究现状综述 |
| 1.4 研究思路与方法 |
| 1.4.1 研究思路 |
| 1.4.2 研究方法 |
| 1.5 创新之处与不足之处 |
| 1.5.1 创新之处 |
| 1.5.2 不足之处 |
| 第2章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形成的时代背景和理论资源 |
| 2.1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形成的时代背景 |
| 2.1.1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的历史方位 |
| 2.1.2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主要矛盾发生转化 |
| 2.1.3 新时代中国面临的国际形势崭新且复杂 |
| 2.2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形成的理论资源 |
| 2.2.1 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提出的相关政治经济学理论 |
| 2.2.2 中国化马克思主义者的相关经济思想 |
| 2.2.3 西方经济学值得借鉴的相关理论 |
| 第3章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的形成发展历程 |
| 3.1 萌芽期:七年知青岁月的初期经验 |
| 3.1.1 马克思主义方法论的树立 |
| 3.1.2 经济社会发展实践的开启 |
| 3.2 形成期:30 年的地方经济治理经验 |
| 3.2.1 正定工作期间提出的经济思想 |
| 3.2.2 福建工作期间提出的经济思想 |
| 3.2.3 浙江工作期间提出的经济思想 |
| 3.2.4 上海工作期间提出的经济思想 |
| 3.3 成熟期:十八大以来提出的经济思想 |
| 3.3.1 十八大提出的重要经济思想 |
| 3.3.2 十八届五中全会提出的重要经济思想 |
| 3.3.3 十九大提出的重要经济思想 |
| 3.3.4 十九届五中全会提出的重要经济思想 |
| 第4章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的具体内容 |
| 4.1 新时代中国经济发展的理论引领——新发展理念 |
| 4.1.1 发展仍然是解决我国所有问题的关键 |
| 4.1.2 新发展理念的提出及基本内涵 |
| 4.1.3 贯彻落实新发展理念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 |
| 4.2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的核心内涵——“七个坚持” |
| 4.2.1 经济发展领导核心论:坚持加强党对经济工作的集中统一领导 |
| 4.2.2 经济发展目的论: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 |
| 4.2.3 经济发展阶段特征论:坚持适应把握引领经济新常态 |
| 4.2.4 经济体制改革论:坚持处理好市场与政府的二元关系 |
| 4.2.5 宏观经济管理论:坚持适应我国经济发展主要矛盾变化完善宏观调控 |
| 4.2.6 经济发展战略论:坚持问题导向部署经济发展新战略 |
| 4.2.7 经济工作方法论:坚持正确的工作策略和方法 |
| 4.3 新时代中国经济的新发展格局 |
| 4.3.1 构建高质量国内大循环 |
| 4.3.2 优化发展国际大循环 |
| 4.3.3 促进形成国内国际双循环发展格局 |
| 第5章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的实践逻辑及理论特征 |
| 5.1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的实践逻辑 |
| 5.1.1 植根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历史发展逻辑 |
| 5.1.2 统筹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的绿色发展逻辑 |
| 5.1.3 兼顾国内发展和国际合作的全球发展逻辑 |
| 5.2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的理论特征 |
| 5.2.1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的科学性 |
| 5.2.2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的现实性 |
| 5.2.3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的实践性 |
| 5.2.4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的人民性 |
| 5.2.5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的国际性 |
| 第6章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的重大理论贡献和实践价值 |
| 6.1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的重大理论贡献 |
| 6.1.1 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 |
| 6.1.2 为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奠定了基础框架 |
| 6.2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的重大实践价值 |
| 6.2.1 为新时代中国经济发展提供了理论指引 |
| 6.2.2 为解决全球经济发展难题贡献了中国智慧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作者简介及在读期间科研成果 |
| 致谢 |
（6）土地财政对区域协调发展能力的影响机制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第一节 研究背景及意义 |
| 一、研究背景 |
| 二、理论意义 |
| 三、实践意义 |
| 第二节 研究目标、内容与方法 |
| 一、研究目标 |
| 二、研究内容 |
| 三、研究思路 |
| 四、研究方法 |
| 第三节 研究贡献与不足 |
| 一、论文可能的边际贡献 |
| 二、论文存在的不足 |
| 第二章 文献综述与理论分析 |
| 第一节 重要概念界定 |
| 一、土地财政 |
| 二、地方政府行为 |
| 三、区域协调发展 |
| 四、区域协调发展能力 |
| 第二节 相关理论分析 |
| 一、土地财政的理论基础 |
| 二、区域协调发展能力的理论基础 |
| 第三节 土地财政研究综述 |
| 一、国外土地财政相关文献梳理 |
| 二、国内土地财政相关文献梳理 |
| 第四节 国内外区域协调发展能力研究综述 |
| 一、区域协调发展能力内涵研究 |
| 二、关于区域协调发展能力提升的政策研究 |
| 三、影响我国区域协调发展能力提升的问题研究 |
| 四、提升区域协调发展能力的机制与制度框架研究 |
| 五、土地财政对区域协调发展能力的影响研究 |
| 第五节 文献评述 |
| 一、已有研究成果证实了土地财政问题的复杂性 |
| 二、已有文献存在的不足 |
| 第三章 土地财政、区域协调发展能力的制度安排与发展趋势 |
| 第一节 土地财政相关制度 |
| 一、中国特有土地制度 |
| 二、分税制改革制度 |
| 三、政绩考核制度 |
| 第二节 土地财政的规模与变化趋势 |
| 第三节 区域协调发展战略演进 |
| 第四节 区域协调发展能力测度及变动趋势 |
| 一、区域协调发展能力评价指标体系构建 |
| 二、区域协调发展能力测算分析 |
| 第五节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地方政府的“以地生财”与区域协调发展能力 |
| 第一节 全文作用机制分析 |
| 一、机制分析的逻辑主线 |
| 二、“以地生财”对区域协调发展能力的影响机制 |
| 第二节 研究设计 |
| 一、样本选择与数据来源 |
| 二、模型构建与变量选取 |
| 三、数据描述性统计 |
| 第三节 实证结果分析 |
| 一、全样本回归分析 |
| 二、分区域回归分析 |
| 三、稳健性检验 |
| 第四节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地方政府的“以地引资”与区域协调发展能力 |
| 第一节 “以地引资”对区域协调发展能力的影响机制 |
| 第二节 研究设计 |
| 一、样本选择与数据来源 |
| 二、模型设定与变量选取 |
| 三、数据描述性统计 |
| 四、空间权重确定 |
| 五、空间自相关检验 |
| 第三节 实证结果分析 |
| 一、基准回归检验 |
| 二、分区域回归检验 |
| 三、中介效应检验 |
| 第四节 全文作用机制检验 |
| 一、研究设计 |
| 二、实证检验与结果分析 |
| 第五节 本章小结 |
| 第六章 土地财政影响区域协调发展能力的区域异质性特征——基于浙滇比较分析 |
| 第一节 比较区域选择 |
| 第二节 浙滇两省区域内协调发展能力状况分析 |
| 一、浙江省区域内协调发展能力的时空差异分析 |
| 二、云南省区域内协调发展能力的时空差异分析 |
| 第三节 浙滇两省土地财政规模测算与比较 |
| 第四节 浙滇两省土地财政对区域内协调发展能力影响的分析与比较 |
| 一、研究设计 |
| 二、实证检验与结果分析 |
| 第五节 本章小结 |
| 第七章 研究结论与政策启示 |
| 第一节 全文总结 |
| 第二节 政策启示 |
| 一、深入推进土地市场化改革 |
| 二、去除土地财政依赖的制度土壤 |
| 三、实施区域差别化的土地财政政策 |
| 四、加快后土地财政发展转变,融入新时代发展战略框架 |
| 附录A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完成的研究成果 |
（7）政府财政支出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影响机理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引言 |
| 1.1 研究背景 |
| 1.1.1 实践背景 |
| 1.1.2 学术背景 |
| 1.2 问题界定、研究目的和研究意义 |
| 1.2.1 问题界定 |
| 1.2.2 研究目的 |
| 1.2.3 研究意义 |
| 1.3 研究内容与拟解决的关键科学问题 |
| 1.3.1 研究内容 |
| 1.3.2 拟解决的关键科学问题 |
| 1.4 研究思路、研究方法、技术路线图 |
| 1.4.1 研究思路 |
| 1.4.2 研究方法 |
| 1.4.3 技术路线图 |
| 1.5 创新点 |
| 1.6 论文框架 |
| 第2章 国内外研究现状 |
| 2.1 相关研究文献的计量分析 |
| 2.1.1 相关文献的增长态势 |
| 2.1.2 国内外财政支出的研究热点分析 |
| 2.1.3 国内外财政支出的理论基础分析 |
| 2.1.4 国内外财政支出的演化路径分析 |
| 2.1.5 研究启示 |
| 2.2 政府财政支出规模与结构的概念和测量 |
| 2.2.1 政府财政支出规模的概念和测量 |
| 2.2.2 政府财政支出结构的概念和测量 |
| 2.3 政府财政支出效率评价 |
| 2.3.1 政府支出效率评价的国外理论与相应的指标体系 |
| 2.3.2 我国政府发展理念演化及相应的效率评价指标体系 |
| 2.4 政府财政支出与经济社会发展的关系 |
| 2.4.1 政府财政支出规模与结构对经济发展的影响 |
| 2.4.2 政府财政支出规模与结构对社会发展的影响 |
| 2.4.3 政府财政支出规模与结构对其他方面的影响 |
| 2.4.4 政府财政支出与经济社会发展关系的中介调节效应 |
| 第3章 理论基础及启示 |
| 3.1 国家治理理论及启示 |
| 3.2 财政支出理论及启示 |
| 3.2.1 古典学派的财政支出理论 |
| 3.2.2 凯恩斯学派的财政支出理论 |
| 3.2.3 新古典综合学派的财政支出理论 |
| 3.2.4 公共选择学派的财政支出理论 |
| 3.2.5 其他财政支出理论 |
| 3.3 政府与市场关系理论及启示 |
| 3.4 政府与社会关系理论及启示 |
| 3.5 合法性基础理论及启示 |
| 3.6 社会资本理论及启示 |
| 3.6.1 资本的概念 |
| 3.6.2 社会资本的影响 |
| 第4章 高质量发展背景下中国地方政府财政支出效率评价 |
| 4.1 高质量发展水平指标体系的构建 |
| 4.1.1 高质量发展水平指标体系的构建依据 |
| 4.1.2 高质量发展水平指标体系的构建方法与数据来源 |
| 4.1.3 高质量发展水平指标测算 |
| 4.2 中国地方政府财政支出效率 |
| 4.2.1 相关研究综述 |
| 4.2.2 投入与产出指标 |
| 4.2.3 地方政府财政支出效率评价 |
| 4.3 本章小结 |
| 第5章 市场化进程中的政府财政支出与经济高质量发展 |
| 5.1 文献回顾与假设提出 |
| 5.1.1 政府财政支出规模与经济高质量发展 |
| 5.1.2 政府财政支出结构与经济高质量发展 |
| 5.1.3 市场化水平对政府财政支出规模、结构与高质量发展的调节 |
| 5.2 数据来源与模型建立 |
| 5.2.1 变量说明 |
| 5.2.2 样本数据 |
| 5.2.3 模型建立 |
| 5.3 实证结果及分析 |
| 5.3.1 面板单位根检验与协整检验 |
| 5.3.2 模型设定 |
| 5.3.3 结果分析 |
| 5.4 本章小结 |
| 第6章 政府财政支出与经济高质量发展:合法性的调节效应 |
| 6.1 文献回顾与假设提出 |
| 6.2 数据、变量与模型 |
| 6.2.1 数据来源 |
| 6.2.2 变量说明 |
| 6.2.3 模型设定 |
| 6.3 实证结果与分析 |
| 6.3.1 总量回归分析 |
| 6.3.2 结构回归分析 |
| 6.4 本章小结 |
| 第7章 政府财政支出、社会资本与经济高质量发展 |
| 7.1 文献回顾与假设提出 |
| 7.1.1 社会资本与经济高质量发展 |
| 7.1.2 政府财政支出、社会资本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交互影响 |
| 7.2 变量、数据与模型 |
| 7.2.1 变量说明 |
| 7.2.2 数据来源与描述性分析 |
| 7.2.3 模型设定与检验 |
| 7.3 实证结果与分析 |
| 7.3.1 控制变量影响分析 |
| 7.3.2 政府财政支出与社会资本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直接影响分析 |
| 7.3.3 政府财政支出与社会资本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交互影响分析 |
| 7.3.4 政府财政支出与社会资本对经济高质量发展影响的群体差异 |
| 7.4 本章小结 |
| 第8章 政府财政支出与社会信任:公众感知满意度的中介效应 |
| 8.1 社会信任来源理论分析 |
| 8.2 数据、变量与模型 |
| 8.2.1 数据来源 |
| 8.2.2 变量操作化与描述性分析 |
| 8.2.3 建立回归模型 |
| 8.3 实证结果分析 |
| 8.3.1 政府财政支出对社会信任的直接影响与边际效应 |
| 8.3.2 政府财政支出对社会信任的影响机理 |
| 8.3.3 稳健性检验与内生性问题 |
| 8.4 本章小结 |
| 第9章 政府财政支出与社会资本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 |
| 9.1 理论分析框架 |
| 9.1.1 户籍制度下的人口结构 |
| 9.1.2 户籍制度下的社会资本结构 |
| 9.1.3 社会资本结构与收入差距 |
| 9.2 数据来源与变量的统计学描述 |
| 9.2.1 数据来源 |
| 9.2.2 被解释变量:城乡收入差距 |
| 9.2.3 解释变量:社会资本结构 |
| 9.2.4 调节变量 |
| 9.2.5 其他控制变量的描述性统计 |
| 9.3 计量模型与实证分析 |
| 9.3.1 社会资本能够提高居民收入水平吗? |
| 9.3.2 社会资本能够缩小城乡收入差距吗? |
| 9.3.3 社会资本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会随着城镇化进程而改变吗? |
| 9.4 本章小结 |
| 第10章 结论及展望 |
| 10.1 结论启示 |
| 10.2 展望 |
| 致谢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学位期间的研究成果 |
（8）陈云财经治理思想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导论 |
| 一、研究意义 |
| 二、国内外研究现状及述评 |
| (一) 国内研究现状 |
| (二) 国外研究现状 |
| (三) 现有研究成果存在的不足 |
| 三、研究方法及创新与不足 |
| 第一章 陈云财经治理的理论探源与发展过程 |
| 一、相关概念的提出与界定 |
| (一) 国家治理 |
| (二) 国家财经治理 |
| (三) 陈云财经治理的特征 |
| 二、陈云财经治理的理论探源 |
| (一) 以马克思主义财经治理的思想和方法为根本指导 |
| (二) 以苏联社会主义财经管理模式为重要借鉴 |
| (三) 以西方经济治理的理论和方法为必要参考 |
| 三、陈云财经治理思想形成与发展的历史过程 |
| (一) 两次相对集中学习积淀了系统而深厚的理论功底 |
| (二) 边区和东北的理财经历开始了思想的萌芽 |
| (三) 新中国成立前后的各项工作促进了思想的初步形成 |
| (四) 社会主义改造和建设历程推进了思想的逐步成熟 |
| (五) 探索和推进改革开放实现了思想的丰富和发展 |
| 第二章 陈云财经治理的实践历程 |
| 一、努力探求财经治理实践路径保证根据地自我供给 |
| (一) 打好与法币间的“货币战争”以稳定市场 |
| (二) 大力推进生产自救 |
| (三) 运用再分配手段治理经济困难 |
| 二、成功运用财经治理综合手段迅速恢复国民经济 |
| (一) 建立财经治理的组织与制度框架 |
| (二) 全面推进国民经济恢复 |
| (三) 灵活运用财政货币政策和市场手段应对困难局面 |
| 三、充分调动财经治理制度力量稳步开展经济建设 |
| (一) 健全完善计划经济体制的财经制度体系 |
| (二) 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经济建设 |
| (三) 把保障民生放在突出位置 |
| (四) 用市场手段解决计划经济体制的运行问题 |
| (五) 在加快对外贸易中解决经济发展问题 |
| 四、积极发挥财经治理思想作用扎实推进改革开放 |
| (一) 对国民经济实行清醒地健康地调整 |
| (二) 改革完善经济体制和运行机制 |
| (三) 在改革中促进经济发展 |
| 第三章 陈云财经治理思想体系 |
| 一、财经治理的中心任务: 集中一切力量发展经济 |
| (一) 发挥制度在促进经济发展中的保障激励作用 |
| (二) 发挥利益攸关方在促进经济发展中的能动创造作用 |
| (三) 发挥资源配置在促进经济发展中的效率引领作用 |
| (四) 发挥再生产各环节在促进生产发展中的导向联动作用 |
| 二、财经治理的基本路径: 发挥计划与市场两方面作用 |
| (一) 把计划的优越性与国情实际结合起来 |
| (二) 激发市场在生产力发展中的巨大作用 |
| (三) 坚持国民经济的计划理性与市场活性 |
| (四) 协调国内经济的计划性与国际市场的风险性 |
| 三、财经治理的根本方法: 坚持有计划按比例与综合平衡 |
| (一) 筹划稳健的计划控制总量 |
| (二) 权衡协调的发展比例关系 |
| (三) 保持稳固的四大平衡格局 |
| (四) 坚持计划全过程理性控制 |
| 四、财经治理的诊治手段: 坚持适时冷静的经济调整 |
| (一) 从信息情报中洞悉市场状态 |
| (二) 在健全法制中整顿经济秩序 |
| (三) 运用政策工具治理市场物价 |
| (四) 采取综合措施促进生产发展 |
| (五) 深入基层一线解除群众疾苦 |
| 五、财经治理的依靠力量:建设可持续的人才与干部队伍 |
| (一) 国家财经治理依靠大量培养和使用专业人才 |
| (二) 把大力选拔任用年轻干部作为党的重大战略和生命 |
| (三) 严格干部的政治标准是国家财经治理的根本要求 |
| (四) 执政党的党风问题是有关党的生死存亡的问题 |
| (五) 学习马克思主义哲学是财经治理在思想上的基本建设 |
| 六、财经治理的方法论基础:坚持丰富实用的财经治理哲学 |
| (一) 坚持有利于人民的价值理性 |
| (二) 用百分之九十以上的时间调查研究 |
| (三) 用不到百分之十的时间决策 |
| 第四章 陈云财经治理思想的历史地位与当代价值 |
| 一、奠定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财经治理理论的基础 |
| (一) 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财经治理提供了丰富的思想资源 |
| (二) 不同经济运行模式下的财经治理具有共同的目标与手段 |
| (三) 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财经治理思想的丰富发展指明了方向 |
| 二、对国家治理中政府与市场的关系进行了形象概括 |
| (一) 陈云的市场和市场经济始终是关在“笼子”里的 |
| (二) 坚持政府的宏观调控与市场的自主调节 |
| (三) 政府与市场发挥作用的辩证关系 |
| 三、为防范国家财经治理中的颠覆性错误提供了思路 |
| (一) 防范颠覆性错误是国家治理的重大命题 |
| (二) 坚持人民性和计划性是防范颠覆性错误的思想保障 |
| (三) 陈云财经治理哲学思想是防范颠覆性错误的有效方法 |
| (四) 建立独立完整的工业体系是防范颠覆性错误的物质基础 |
| 结语 |
| 一、陈云财经治理思想各部分间的相互关系 |
| 二、陈云财经治理思想始终紧扣各个时期关键问题 |
| 三、陈云财经治理思想形成并服务于他所处的时代 |
| 四、陈云财经治理思想服务于时代又超越了时代 |
| 主要参考文献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的科研情况 |
| 发表学术论文 |
| 出版学术专着 |
| 成果获奖情况 |
| 主持科研项目 |
| 致谢 |
（9）农业现代化中的财政支持研究 ——以河南省鹤壁市浚县王庄镇为例（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第一节 选题背景与意义 |
| 一、研究背景 |
| 二、研究意义 |
| 第二节 研究思路与方法 |
| 一、研究思路 |
| 二、研究方法 |
| 第三节 可能的创新点 |
| 第二章 文献综述和理论基础 |
| 第一节 国内外相关研究综述 |
| 一、国外相关研究进展 |
| 二、国内相关研究进展 |
| 三、简要评述 |
| 第二节 理论基础 |
| 一、马克思农业现代化理论 |
| 二、改造传统农业理论 |
| 三、农业外部性与公共物品属性 |
| 第三章 我国农业财政政策的现实考察 |
| 第一节 我国农业财政政策的演变历程 |
| 一、计划时期财政支农政策(1949—1977 年) |
| 二、改革时期的农业财政政策(1978—2003 年) |
| 三、高速增长时期的农业财政政策(2004 年—至今) |
| 四、当前农业财政补贴政策的基本格局 |
| 第二节 农业现代化发展的实践分析 |
| 一、近代以来农业现代化的实践探索 |
| 二、传统农业区的现代化发展道路 |
| 第三节 现代化农业经营方式面临的政策阻碍 |
| 一、传统农业生产方式的继承和固化 |
| 二、分散化的生产方式不利于农业可持续发展 |
| 三、农业劳动力素质制约现代生产要素应用 |
| 第四章 适度规模经营补贴政策效果分析 |
| 第一节 农村土地职能转变及功能定位 |
| 一、农村土地功能定位及土地制度创新 |
| 二、技术进步推动实现土地规模化经营 |
| 三、现代化中的城市组成形态和空间结构设计 |
| 第二节 适度规模经营的种植效益分析 |
| 一、适度规模经营对粮食产量及收入的影响 |
| 二、适度规模经营成本的案例分析 |
| 第三节 农业财政政策体系改进及创新 |
| 一、构建农业社会普遍服务体系 |
| 二、实施布局全球的“走出去”战略 |
| 三、充分挖掘开发社会资本活力 |
| 第五章 新型农业主体培育政策效果分析 |
| 第一节 新型农业主体培育之一——专业合作社 |
| 第二节 新型农业主体培育之二——家庭农场 |
| 一、家庭农场实际考察情况 |
| 二、家庭农场的运营模式分析 |
| 三、推行家庭农场面临的政策阻碍 |
| 第三节 国外关于新型农业主体培育的经验借鉴 |
| 一、美国农业现代化中的家庭农场 |
| 二、以色列新型农业主体分析——莫沙夫和基布兹 |
| 三、国外新型农业主体培育对中国的启示 |
| 第六章 农业产业化全产业链经营的政策效果分析 |
| 第一节 健康视域下的农业产业化全产业链经营 |
| 一、保障中国食品健康的四大措施 |
| 二、技术不连续性引发农业产业竞争新态势 |
| 三、三化协调、四化同步的产业融合新模式 |
| 第二节 农业产业化全产业链生产功能定位 |
| 一、农业功能转变提升中国健康水平 |
| 二、农业专业功能区构建区域结构竞争力 |
| 第三节 农业产业化全产业链经营的实现路径 |
| 一、“六统一”的标准化生产耕作方式 |
| 二、对接新型城镇化的农业规模经营 |
| 三、生态循环发展的全产业链生产 |
| 四、政府引导、企业主导的新型运作模式 |
| 第七章 结论及展望 |
| 一、研究结论 |
| (一)探索并丰富了关于农业现代化改革实践 |
| (二)优化和完善了当前农业财政补贴政策 |
| 二、不足之处及展望 |
| 参考文献 |
| 后记 |
| 在学期间学术成果 |
（10）财政在我国普惠金融发展中的作用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1 绪论 |
| 1.1 问题的提出 |
| 1.2 研究意义 |
| 1.3 概念界定 |
| 1.3.1 普惠金融概念的提出 |
| 1.3.2 普惠金融概念辨析 |
| 1.4 论文逻辑和研究方法 |
| 1.4.1 论文逻辑 |
| 1.4.2 研究方法 |
| 1.5 文章的创新与不足 |
| 1.5.1 论文的创新之处 |
| 1.5.2 本文的不足之处 |
| 2 文献综述 |
| 2.1 普惠金融内涵及发展的文献综述 |
| 2.2 普惠金融测度与影响因素的文献综述 |
| 2.2.1 普惠金融发展水平的测度 |
| 2.2.2 普惠金融的影响因素 |
| 2.3 财政政策扶持普惠金融发展理论的文献综述 |
| 2.4 财政政策影响普惠金融发展的文献综述 |
| 2.5 文献研究动态评述 |
| 3 财政作用于我国普惠金融发展的理论基础 |
| 3.1 财政的必要性:财政解决普惠金融市场失灵的问题 |
| 3.1.1 正外部性理论 |
| 3.1.2 不完全信息理论 |
| 3.2 财政的有效性:财政对普惠金融发挥资源配置作用 |
| 3.2.1 国家分配论 |
| 3.3 财政职能与普惠金融属性 |
| 3.3.1 财政与经济发展:财政职能与普惠金融促进经济稳定发展的属性 |
| 3.3.2 财政与社会和谐发展:财政职能与普惠金融促进收入公平分配的属性 |
| 3.4 本章小结 |
| 4 财政作用于我国普惠金融的发展现状 |
| 4.1 我国普惠金融发展阶段和基本情况 |
| 4.1.1 普惠金融机构体系建设 |
| 4.1.2 支付体系的建设 |
| 4.1.3 金融创新与互联网金融的发展 |
| 4.2 财政作用于普惠金融的制度安排及成效 |
| 4.2.1 税收优惠及减免 |
| 4.2.2 贷款贴息 |
| 4.2.3 专项资金 |
| 4.2.4 其他财政政策 |
| 4.3 我国普惠金融发展面临的问题 |
| 4.3.1 财政支持普惠金融的相关政策存在的问题 |
| 4.3.2 普惠金融未来发展亟需解决的问题 |
| 4.4 本章小结 |
| 5 财政作用于我国普惠金融发展的机理分析 |
| 5.1 量的增长:财政推动我国普惠金融供需平衡 |
| 5.1.1 普惠金融市场供需不平衡的问题 |
| 5.1.2 财政作用于我国普惠金融供给方 |
| 5.1.3 财政作用于我国普惠金融需求方 |
| 5.2 质的提升:财政积极营造普惠金融发展环境 |
| 5.2.1 加强培育竞争性市场,推进普惠金融市场健康发展 |
| 5.2.2 完善担保体系,实现普惠金融发展与风险防范双重效果 |
| 5.2.3 鼓励发展征信系统,构建依法诚信履约的环境 |
| 5.3 结构优化:财政促进普惠金融平衡发展 |
| 5.3.1 财政促进普惠金融区域发展平衡 |
| 5.3.2 财政促进普惠金融城乡发展平衡 |
| 5.3.3 财政促进普惠金融发展与社会发展平衡 |
| 5.4 现实目标:财政作用于普惠金融来缩小收入差距 |
| 5.4.1 促进公共服务均等化,提高中等收入群体比重 |
| 5.4.2 发挥普惠金融“造血式”的生产性功能,促进创业 |
| 5.4.3 生活性补助与生产性金融服务并举,助推脱贫攻坚 |
| 5.5 本章小结 |
| 6 财政作用于我国普惠金融发展的实证分析 |
| 6.1 普惠金融发展规模的测算 |
| 6.1.1 指数测算的作用 |
| 6.1.2 指数测算的基本框架 |
| 6.1.3 指标的选取与数据采集 |
| 6.1.4 指标权重确定方法 |
| 6.1.5 指标的无量纲化 |
| 6.1.6 指数的计算 |
| 6.1.7 指数的主要结果 |
| 6.1.8 指数评价 |
| 6.2 普惠金融专项资金作用于普惠金融发展规模的计量分析 |
| 6.2.1计量分析框架 |
| 6.2.2 模型的设定 |
| 6.2.3 变量的选取与数据说明 |
| 6.2.4 计量方法的选择 |
| 6.2.5 实证结果及分析 |
| 6.2.6 稳健性检验 |
| 6.2.7 模型结论与评价 |
| 6.3 财政作用于普惠金融发展的“量”、“质”维度的实证分析 |
| 6.3.1 普惠金融发展情况的分维度测算 |
| 6.3.2 普惠金融发展情况的分维度分析 |
| 6.4 财政作用于普惠金融发展结构的实证分析 |
| 6.4.1 普惠金融发展情况的地域性分析(行政区域划分) |
| 6.4.2 普惠金融发展情况的地域性分析(经济发展划分) |
| 6.5 实证结论 |
| 7 财政作用于普惠金融的案例分析 |
| 7.1 财政作用于普惠金融发展的案例分析 |
| 7.1.1 财政引导农业保险服务“三农”见成效 |
| 7.1.2 江苏农业风险补偿基金缓解农民合作社融资难 |
| 7.2 财政作用于普惠金融缩小收入差距的案例分析 |
| 7.2.1 财政作用于普惠金融来增加居民收入的案例分析 |
| 7.2.2 财政作用于普惠金融来促进创业的案例分析 |
| 7.2.3 财政作用于普惠金融来助推脱贫攻坚的案例分析 |
| 7.3 本章小结 |
| 8 财政作用于普惠金融的国际发展经验 |
| 8.1 国际普惠金融发展概况和发展阶段 |
| 8.2 普惠金融国际组织 |
| 8.3 欧美发达国家 |
| 8.3.1 发展概况 |
| 8.3.2 财政支持普惠金融发展的重点案例 |
| 8.4 亚洲发展中国家 |
| 8.4.1 发展概况 |
| 8.4.2 财政支持普惠金融发展的重点案例 |
| 8.5 美洲、非洲发展中国家 |
| 8.5.1 发展概况 |
| 8.5.2 财政支持普惠金融发展的重点案例 |
| 8.6 财政作用于普惠金融发展的国际经验与启示 |
| 9 结论及政策建议 |
| 9.1 加大财政支持力度,促进普惠金融的供给 |
| 9.1.1 适当调整财政政策扶持的考量标准和力度 |
| 9.1.2 推进互联网金融发展,支持基础金融服务条件的完善 |
| 9.1.3 拓宽财政支持覆盖面,推进普惠金融区域性协同发展 |
| 9.2 优化财政投入结构,明确普惠金融的创新导向 |
| 9.2.1 鼓励金融机构创新普惠金融产品 |
| 9.2.2 运用金融科技创新为普惠金融发展赋能 |
| 9.2.3 大力支持小微企业中的科技创新企业 |
| 9.3 丰富财政支持形式,营造普惠金融发展环境 |
| 9.3.1 财政分类引导金融资源,推动城乡平衡发展 |
| 9.3.2 支持保险行业发展,持续完善担保、征信体系 |
| 9.3.3 进一步建立多层次资本市场 |
| 9.4 统筹财政资源,激发普惠金融生产性来缩小收入差距 |
| 9.4.1 理顺普惠金融量、质、结构关系,合理配置财政资源 |
| 9.4.2 支持创业带动就业,充分发挥普惠金融的生产性功能 |
| 9.4.3 财政拓宽普惠金融受益面,营造金融服务机会公平的良好局面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博士研究生期间科研成果 |
| 后记 |
四、中国城乡经济协调发展与财政政策导向（论文参考文献）
- [1]中国一般公共预算支出预决算差异研究[D]. 陈凯. 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 2021(10)
- [2]缩小基本公共服务区域与城乡差距的财政政策研究[D]. 李雅丽. 江西财经大学, 2021(12)
- [3]多维城乡差距的测度、成因及经济效应分析[D]. 叶璐. 中国农业科学院, 2021(01)
- [4]乡村振兴的财政政策研究 ——以XX县为例[D]. 王炜祎. 江西财经大学, 2021(11)
- [5]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研究[D]. 胡炅坊. 吉林大学, 2021(01)
- [6]土地财政对区域协调发展能力的影响机制研究[D]. 钟文. 云南财经大学, 2021(09)
- [7]政府财政支出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影响机理研究[D]. 石俊. 南昌大学, 2020(01)
- [8]陈云财经治理思想研究[D]. 华清君. 扬州大学, 2020(04)
- [9]农业现代化中的财政支持研究 ——以河南省鹤壁市浚县王庄镇为例[D]. 赵础昊. 中共中央党校, 2019(01)
- [10]财政在我国普惠金融发展中的作用研究[D]. 黄彦琳. 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 2019(01)
标签：城乡差距论文; 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论文; 土地财政论文; 政府支出论文; 经济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