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创作与鉴赏中的“移情”论

一、文学创作与鉴赏中的“移情”说（论文文献综述）

李海燕^[1]（2021）在《中国古代音乐的心理美学研究》文中研究表明音乐心理美学是一门对音乐进行哲学式思考的学问,是从音乐心理学角度上研究音乐审美的交叉学科,这是对传统音乐美学的一种根本性突破。它的特点在于音乐学与心理学和美学的结合,从心理学的方位来研究音乐审美,摆脱了抽象概念的捉摸不定,产生脚踏实地的学术依据。当前的音乐心理美学还没有独立、确定的概念和形成完整的研究体系。随着心理美学的发展,音乐心理美学的研究已经不限于心理实验,而进入对更为复杂的关于审美感情、审美想象、审美趣味、审美理想等的心理分析。研究内容主要围绕三个方面展开:1、研究音乐家的心理活动,音乐创作心理。2、研究音乐作品的心理逻辑,音乐表演心理。3、研究音乐欣赏心理,由此推断音乐创作所遵循的心理规律。心理美学进入我国研究者视野的时间并不长,前期探索主要集中于对西方理论和实践的借鉴与模仿,在本世纪的我国获得了进一步发展,但基于本土化音乐心理美学的系统研究,仍处于长期缺位的状态。本研究试图将中国古代朝代发展的时间作为纵向脉络,以音乐心理美学学科体系为理论基准的同时,遵循我国心理美学研究的规律及范式,展开横向的理论探究与创新构想,即对中国古代音乐的心理美学思想进行整体梳理、总结、归纳,对中国古代音乐美学思想与音乐作品结合进行分析,主要围绕音乐实践活动中的音乐创作活动的心理美学、音乐表演活动的心理美学和音乐欣赏活动的心理美学原理进行研究,旨在梳理出中国古代音乐心理美学发展脉络,总结出中国古代音乐心理美学特征,推断出中国古代音乐创作所遵循的心理规则,将这些理论研究更好地反馈给创作者、表演者和欣赏者,为音乐心理美学的研究提供补充材料,对促进音乐教育发展起到承上启下的中介作用。研究一,回顾音乐心理美学在世界范围内的发展及所涉及的理论学说,发现能够对研究本土化有所贡献的理论部分,并对其进行重点叙述。本文第一、二部分主要论述了本选题的历史流变、发展现状和价值意义,具体而言,音乐心理美学作为综合了哲学、心理学与美学等学科的交叉型特点,在研究内容上也具有极大的包容性。然而,中国古代音乐是我国音乐发展的根基,对促进音乐艺术发展有着重要的价值和意义,但在这一方面的研究一直处于不够系统完善的状态。因此,本文力图搭建突破中国古代经验理解方式的思维框架,从认知神经科学、认知能力结构等学科中挖掘心理美学发生的作用与机制。归纳出中国古代音乐的心理美学不仅存在于视听等表层认知中,还存在于心灵感官的深层结构中,分别具有独立的概念、作用和影响机制,并对音乐现象的的认识产生辅助作用。进而在思维框架的基础上对中国古代心理美学的相关研究进行延展性讨论,认为以中国古代音乐作品为研究对象的音乐心理美学研究不仅能够丰富、补充如音乐教育学等学科的理论基础、还对未来的音乐审美、音乐欣赏及音乐创作等实践具有启发性的重要意义。研究二,从先秦到明清,对中国古代音乐按朝代发展、美学思想等进行历时性梳理,复礼、兼容与重情是我国古代音乐的历时性考究。第三章节主要论述了先秦时期的上古音乐、南北朝时期的中古音乐、隋唐后期的近古音乐三个历史分期下的音乐心理美学全览。旨在更明晰地发现其发展规律和社会历史背景所产生的影响,并将《乐记》为代表的音乐理论专着、“情本论”等新的音乐思想、阮籍、嵇康为代表的名士作为分析对象穿插其中,对中国古代的文学艺术作品,尤其是音乐作品进行总结和再现,以研究古人创作作品时的心理活动,并梳理在当时的政治经济条件下,古代音乐作品对大众心理所产生的影响。研究三,总结归纳出:中国古代音乐心理美学的特征——尚悲、通感与想象。第四章结合理论与作品实例,从音乐审美活动不同环节的角度,即音乐作品创作的心理逻辑、表演的心理动向和欣赏的心理变化进行了总结,对整个中国古代音乐心理美学的历史性进行复盘,发现中国古代音乐心理美学思想的发展过程具有“发端早、历史悠久,可持续且不间断”的特征,且每一朝代都有相关的论述语境,“复礼”、“兼容”、“重情”是分别占据了三个阶段分期的主流特征;在宏观特征的基础之上,本文进而在微观层面对比发现了中国古代音乐心理美学具有的三个审美创作特征,分别为“尚悲”、“通感”与“想象”。总体来说,中国古代音乐审美的心理特征在跨越时代、跨越民族甚至跨越社会阶级的传播中表现出了尤其的共通性,本研究认为这个“共通”便是通过悲情、通感与想象得以延续。中国古代的音乐心理美学在审美范畴上以“悲乐”为主要取向,在“以悲为美”的人类本质基础上,又与儒家的“中庸”美学产生碰撞,最终形成了“哀而不伤,怨而不怼”的“中和美”;想象与通感是音乐实践过程中的惯用手段,其作用机制主要是将演奏者、创作者、欣赏者的心理活动勾连在一起,形成求同存异的艺术世界,在这种艺术世界中获取美的感知,达到音乐与人类心理息息相关的艺术意境。因此在音乐创作的审美活动中,“尚悲、想象及通感”三者看似不同,实则都统筹在各个主体的内心活动中,证明了在绵延不绝的文明发展进程中,中国古代的音乐心理功能于艺术审美的领域之外得到了剥离与发展。研究四,溯源中国音乐心理美学发展,完善学科体系,明确音乐心理美学学科发展的现代意义,推进中国音乐心理美学的研究发展。在整合了研究内容,整理了研究对象的特征后,对本研究的理论成果进行了整体归拢和把握。在本研究的探究进程中,发现古代中国作为人类精神文明开花结果的宝库,不仅留存有成果丰硕的音乐作品,在音乐心理美学的成果上也并不落后于人。虽然在全球范围内,学界从未肯定过古代中国在独立的心理美学学科方面形成的理论贡献,认为倾向于直觉体悟,经验主义指导下的东方思维具有先天的封闭性,不具备广泛的延展性,与西方广泛认可的重概念、判断、推理的线型思维方式截然不同,然而,中国人的思维方式对中国古代音乐心理美学来说,更多的研究空间在于对其相关观点的思辨性研究上。在本土化的贡献之外,本研究的价值还在于推进该交叉学科在传统与现代方向的结合。三、四章已然论述了音乐与心理学的密切联系从中国古代乐论中可以找到例证的事实,由此可见,推进学科交叉是现代学科建设,对于中国的音乐心理美学来说是一个极其重要的举措,这不仅要求它与现代的音乐学科产生联系,又要与心理学形成某种程度上的跨时代共鸣。不仅如此,本文也为音乐心理美学的学科未来发展提出建议,认为其首先就需要音乐研究者、教育者、推广者从认识的角度合理化传统乐论中音乐心理美学思想的存在,摆正认识态度;其次,当代的音乐研究者们应该正确认识不同分支学科研究的价值,以促进社会的长久进步与良性发展作为学术研究与艺术推广的共同最终目标;最后,则是立足于复兴民族优秀的传统文化,呼吁音乐教育者们的重担聚焦于此,帮助下一代树立对传统乐论的尊敬与重视,在西方乐论基础上进行正确扬弃,从而为民族的文化复兴作出一份贡献。综上所述,在经验主义主导的中国古代,先贤们仍然在长期的实践、应用与总结中,勾勒出了音乐具有塑造人的心理状态、促进社会协调和培育人才审美方面的审美功能,发现了音乐对人身心的影响具有潜移默化性质,这种影响的发生机制是现代音乐心理美学的重要研究范畴,是古代音乐在心理建构与体验并得以持续的关键维度。本研究将推进传统与现代的结合作为研究重心,在音乐与心理学的密切联系为切入口,推进中国古代乐论和现代心理学、美学研究的交叉分析,并指明未来学科发展的方向。对于中国的音乐心理学来说,既要与现代的音乐学科产生联系,又要与心理学形成某种程度上的跨时代共鸣。需要音乐研究者、教育者、推广者从认识的角度合理化传统乐论中音乐心理美学思想的存在,使其兼具美学思想和现代心理、理论认识和演奏实践两个层面的作用和影响,旨在推进外在的演奏和内心的情绪、传统的现象和现代的理论、民族的艺术和世界的观念之间的有机结合,为我国古代艺术的传播、民族瑰宝的复兴和文化自信的建立贡献力量。

曾允^[2]（2020）在《休谟同情理论研究》文中认为同情既是我们日常生活中的一种普遍现象,又是哲学研究的一个重要对象。在西方哲学中,休谟曾对同情进行系统而深入地探讨,这不仅使他在西方的同情研究史上居于一种承上启下的位置,而且使他的同情理论在当代产生深远影响。本文旨在从休谟的文本出发,系统地梳理和构建休谟的同情理论,在回应对它的相关质疑的同时,也阐明它在休谟人性科学计划中的地位和作用,并在此基础上明确休谟同情理论的历史定位以及它在当代产生的巨大效应。首先,本文在梳理同情概念的历史演变的基础上,厘清同情概念的不同含义,并明确休谟的历史定位。按照“古代——近代——现当代”的阶段划分,本文将首先考察同情概念的历史演变,然后再根据历史上不同哲学家对同情概念的使用,将同情概念划分出两个层面上的三种使用:首先是同情概念在（自然）形而上学层面上的使用,即将同情概念用于解释自然界与精神界、身体与心灵之间的协调作用与和谐状态;其次是同情概念在伦理学层面上的使用,并在此层面下再具体地划分出两种使用,即将同情广义地理解为人们普遍具有的、使各种心理内容得以相互传递的一种心理机制,以及狭义地将同情理解对他人的怜悯和关爱的特定情感。最后,在这种历史考察的基础上,本文也联系休谟所处的时代背景,分别从社会文化和哲学研究两个角度分析时代因素对休谟产生的影响,明确休谟是在伦理学层面上对同情持一种广义理解,并分析这种理解如何使休谟区别于其他哲学家,从而最终揭示休谟在同情概念的历史发展中的承上启下的独特地位。其次,本文以休谟的文本为依据,对他的同情理论进行系统的梳理和构建。这种构建以澄清休谟的同情概念为基础,首先指出休谟的同情概念包括作为心理机制的同情和作为心理活动的同情,然后再根据这两个层面而分别进行构建:在同情机制的层面中,本文根据休谟对同情的定义指出他所理解的同情是广义的,即一种传递他人各种心理内容的一般心理机制,并对这一机制的运作过程、基础和作用进行具体阐述;而在同情活动的层面中,本文根据休谟的相关说明区分出两种同情活动,即狭隘的同情与广泛的同情,并在说明两种同情活动间的关系、尤其是狭隘同情到广泛同情的扩展的同时,着重考察同情与理性和想象力等其他人性原则或能力之间的关系,进而更深入而准确把握同情的本质。最后,在上述考察成果的基础上,本文还对休谟同情理论的特征做出系统性总结,指出它表现出经验主义、人性主义、联想主义、情感主义和自然主义等显着特征,然后再从这些特征出发来回应针对休谟的同情理论的根基和有效性的相关质疑,从而维护其合理性。再次,本文从休谟同情理论的系统性出发,详细考察了它在休谟的整个哲学体系中的地位和作用。这种考察以休谟对他的人性科学研究计划中的考察和运用这两个层面的区分为基础。在人性科学的考察层面上,本文首先考察同情机制与人性中的理智成分和情感成分的关系,指出由于同情与想象力和观念与印象的双重关系之间存在紧密关联,这使它可以在理智领域和情感领域中发挥重要作用,即同情不仅对理智领域中的特定信念起着补充性的确证作用,并使想象力的根基作用由理智领域扩展到情感领域和具体实践中,而且在情感领域中,同情可以说明一系列的具体情感的产生、转移和改变,并构成情感领域中的比较原则等其他的人性原则得以发挥作用的基础。在人性科学的运用层面上,同情不仅构成我们区分道德上的善与恶并做出道德判断的来源、是正义等人为之德以及仁爱等自然之德得以产生并成为德性的根据,而且由于共同利益感的形成和发挥作用离不开同情活动,因此政治领域中的正义规则的确立、实施和维系也要以同情为基础,此外,美感的产生、审美判断的做出、审美趣味标准的建立、以及对悲剧等艺术作品的鉴赏,也同样依赖作为感受和情感的传递手段的同情。最后,本文从心理学和伦理学两个方面上分析了休谟同情理论的当代效应。在心理学方面,本文不仅指出由于休谟把同情视为一种指向他人并传递他人心理内容的心理机制,因此他的同情理论与当代的他心问题相关,并为相关研究提供了一种极具启发意义的独特的读心机制,而且,由于休谟也在行动心理学层面上强调同情作为情感传递的手段在影响意志和激发道德行为上具有重要作用,因此他的同情理论也深刻影响启迪当代道德心理学。而在伦理学方面,休谟所建立的同情伦理学不仅构成斯洛特等人在当代复兴情感主义伦理学、反思规范伦理学和德性伦理学的重要理论来源,而且,休谟的同情伦理学还被积极运用于动物伦理、中西方伦理学比较研究、普世伦理等一系列热点问题中,这使它在推进相关研究的同时也在当代焕发出新的活力。

张晓^[3]（2020）在《新批评理论在高中小说教学中的应用研究》文中研究说明在最新的高中语文课程标准中,“审美鉴赏与创造”是语文学科核心素养的重要组成部分。这就意味着教师必须在阅读教学中培养学生鉴赏文学作品的能力。小说是高中生在日常阅读中接触得最多,也最感兴趣的文学作品。但是,很多学生在阅读小说时,可能仅仅满足于读懂故事,并不会考虑该如何鉴赏小说。这可能是因为当前的高中小说教学,过多地纠缠在小说的思想内容上,却忽视了小说的艺术形式。本研究试图在新批评的理论成果和细读案例中找到一套能够教给高中生的细读方法,从而提升学生的审美素养。论文共分为绪论、正文、评价反思和结语三个主要部分。绪论部分梳理了我国高中小说教学的研究现状,国内对新批评理论的研究情况,以及新批评理论应用到语文教学中的相关研究。阐述了新批评理论引入高中小说教学的价值和意义。正文部分由两个章节构成。这部分主要做了三项工作,首先,结合新批评的相关理论,仔细分析《小说鉴赏》中的细读实例,总结出新批评细读小说的方法。然后,在提炼方法的过程中,结合高中小说教学提出:引导学生关注小说的形式;帮助学生发现小说三要素之间的联系;充分阅读后,再尝试寻找反讽,隐喻和象征;指导学生关注作者处理素材的手法;以写促读,鼓励学生写出对小说的理解和分析这五个应用步骤。最后,将总结出的细读方法和应用步骤付诸实践,对余华的《十八岁出门远行》和鲁迅的《祝福》这两篇小说展开细读,并完成了《祝福》的教学设计。在评价反思和结语这部分,反思了新批评理论应用到高中小说教学中的优点和不足,讨论了本研究的应用前景。总结了新批评理论能够带给高中小说教学最重要的三个启示:第一是从形式到内容的解读方式。第二是将小说视为一个有机整体。第三是重视小说中的反讽,隐喻和象征。

黄柳梦^[4]（2020）在《《谈美书简》与整本书阅读教学的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整本书阅读与研讨”为《普通高中语文课程标准（2017年版）》课程内容中的十八个任务群中第一个学习任务群,已引发语文界较多讨论。本文以学术类着作《谈美书简》进行整本书阅读教学的探索,大致从《谈美书简》整本书阅读的内容、阅读价值与意义来分析与阐述,在对整本书阅读的一些基本原则思考基础上,尝试《谈美书简》整本书阅读教学设计研究。全文分为四个部分。第一部分:对“整本书阅读”的研究内容作基本界定,综述了整本书阅读、学术类整本书阅读和《谈美书简》阅读研究的现状;第二部分:详细介绍《谈美书简》整本书阅读的一般价值,着重梳理其在语文课程学习与教学中的独特价值;第三部分:从《谈美书简》整本书阅读为出发点,思考了关于整本书阅读的一些原则关系,具体为:完整阅读与侧重阅读、知识性阅读与工具性阅读、对比阅读与拓展阅读三组关系;第四部分:基于《谈美书简》的整本书阅读教学价值与一些基本原则的思考,尝试对《谈美书简》整本书阅读进行教学实践探索,并结合关于《谈美书简》内容分析进行教学设计。本文的创新之处在于,在对整本书阅读研究整体梳理与总结的前提下,引发对整本书阅读教学的一些原则思考,并提出自己的观点;针对现阶段有关学术类着作的整本书阅读研究和实践案例较为稀少的情况下,结合普通高中语文课程标准“整本书阅读”任务群的教学目标与要求,为《谈美书简》的教学实践提出一套完整的“整本书阅读”的教学构思。

陈龄婧^[5]（2020）在《王夫之诗论在高中古诗词教学中的应用研究》文中提出古诗词教学是语文教学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古诗词也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内容,通过古诗词教学走进传统文化,从而理解传统文化、实现文化传承是古诗词教学的文化取向。然而当前语文教学中的古诗词鉴赏及教学多依据西方文艺理论,用西方的思维方式与理论范畴解读中国古诗词,常给人隔靴搔痒的感觉。其实中国古代有丰富的诗歌理论,这些诗论与古诗词同根同源,其思维方式与话语形式更具一体性与相通性。因此,应用中国古代文论对古诗词进行鉴赏与评价更能抓住中国古诗词的审美特质。尤其是在当今倡导文化自觉、文化自信的时代,如何应用中国人自己的诗歌理论来鉴赏古诗词,使古诗词鉴赏真正回归文化本位,应该成为当前语文教育教学的一个思考方向。本论文正是基于这样的思考,选择了集古代诗论之大成的王夫之诗论,尝试探索应用王夫之诗论来鉴赏评价古诗词,从而为高中古诗词教学带来新的鉴赏视角与评价视角,为语文教学从传统文化语境研究古诗词教学提供新的尝试。本文分五章对王夫之诗论在高中古诗词教学中的尝试应用进行探究。第一章为绪论部分,包括研究意义、研究综述、关键词界定、研究目标与内容、研究方法。第二章旨在挖掘王夫之诗论中的重要范畴——“现量”、诗“势”和“兴观群怨”对高中古诗词鉴赏的启示。“现量”论从创作角度阐明了诗词“感兴”的直觉性和艺术生命的整体性,以及情与景的互生关系;诗“势”是从诗歌艺术形式角度论述了诗歌生命情意的动态婉转,表现在“文行之象”和意象流动两个方面。“兴观群怨”则是直接从诗词的读者接受角度出发,围绕“兴观群怨”阐明了诗词鉴赏中文本、读者、作者三者的关系。第三章与第四章重在探究王夫之诗论应用于当前高中古诗词教学的可能性与可行性。笔者从核心素养下高中古诗词教学的价值取向——“审美鉴赏与创造”、“文化传承与理解”出发,对新课标古诗词的教学要求和教学内容,以及高中古诗词教学在审美与文化层面存在的问题进行分析,从而论述王夫之诗论在古诗词教学的文化传承及“审美鉴赏”、“审美创造”上与高中语文新课标对古诗词教学要求的契合。第五章重在探究运用王夫之诗论指导高中古诗词教学的策略。通过前面对王夫之诗论所提出的古诗词“审美鉴赏”的具体内容和方法的分析,笔者从诗情、诗“势”、诗味、诗风四个层面对王夫之诗论在古诗词教学中的尝试应用进行探究。

袁龙^[6]（2019）在《20世纪前期中国意象诗学研究》文中研究指明在中国古典诗学和西方现代诗学中,“意象”都是非常重要的概念。20世纪前期,胡适、闻一多、李金发、梁宗岱、戴望舒、艾青、唐湜、袁可嘉、宗白华、朱光潜等人都对“意象”产生了浓厚兴趣。他们不约而同、有意识地总结归纳诗歌意象创构与批评的经验,在借鉴西方现代诗学的基础上,融合中国传统意象诗学,吸收心理学等西方现代科学成果,从不同的角度阐释自己对意象的理解。他们关于意象的研究成果构成了20世纪前期中国意象诗学。20世纪初期中国意象诗学的发生与发展受中国古典意象诗学和西方现代诗学的双重影响。一方面,受中国古典意象诗学“贵意”倾向的影响,梁启超等人倡导“诗界革命”,主张“我手写我口”,引新鲜事物入诗,丰富了诗歌意象类型,拓展了诗歌意境,直接影响到白话新诗运动和20世纪前期中国意象诗学的发生。另一方面,意象主义诗学在理论上影响了胡适的“影像”论,在创作上影响了胡适的“具体的做法”。白话新诗创作注重意象,促使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意象诗学不断发展和深化。涌现出闻一多的“幻象”论;李金发、戴望舒、梁宗岱汲取象征主义诗学提出的象征主义意象论;宗白华的“动象”论;朱光潜的“直觉意象”论。20世纪三四十年代中国意象诗学在战火硝烟中出现了现实主义倾向,出现了艾青的“生活感觉”论;臧克家的“生活意象”论;唐湜的“诗质”论;袁可嘉的“意象类型”论。虽然20世纪前期中国诗人和学者提出了名称各异的意象论,但他们都意识到“意象”的本体包含“意”“象”二元因素。因此,20世纪前期中国意象诗学在讨论意象的本体问题时,存在“贵意”与“尚象”两种倾向。“贵意”论者认为意象的“意”不但包含中国古典诗学中的“情”“志”等因素,而且包含西方诗学关于文艺创作与欣赏的直觉、想象、联想、理智、灵感等人的主观之“意”的观念。在传统意象诗学和西方现代诗学影响下,“尚象”论者从中西“象”范畴的三大共同特征,即形象性、象征性和变动性来论“意象”之“象”。20世纪前期中国意象诗学还包含意象的创构论与批评论。意象的创构涉及“意”“象”二元关系的理解。在由感而知而行的意象创构过程中,产生了情感生成论和情景交融论两种创构方式。宗白华和朱光潜关于意象和意境关系的论述表明:营造意境是表现动象或创构意象以有限表现无限,实现虚实相生、境生象外的审美追求。意象批评是欣赏者通过作品的意象沟通创造者的情志,对意象进行理解、还原、阐释、评判甚至再创造,实现其艺术价值的创造性活动。在阅读作品、直觉意象的欣赏批评过程中,存在理智、感觉、感觉的心象和共鸣四种心理活动。从事意象批评需具备敏锐的语言领悟能力和高超的语言运用能力、设身处地的同情能力和丰富的想象能力、广博的学识修养与分析比较的能力。总之,在中西文化汇流的背景下,当时的诗人和学者融合中西意象诗学,构建了集发展论、本体论、创构论与批评论于一体的20世纪前期中国意象诗学。它是前辈学者留给我们的宝贵遗产,对当代中国文论研究的内容、形式和方法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张格格^[7]（2019）在《基于朱光潜审美经验理论的高中新诗教学策略研究》文中研究表明诗歌,是一门独特的语言艺术,也是集民族文化、语言思维和人文内涵于一体的文学样式。中国新诗,自二十世纪初“五四”白话诗歌起,至今已有百年历史,展现了一幅多样的美学图景,凝结着丰富的诗美元素,对于学生积累与构建语文学科核心素养所要求的审美能力与审美品质等具有积极的作用。但是反观高中新诗教学,其美育价值并未受到足够重视,新诗教学整体呈现出审美性不足的局面,具体表现为教师教学方法单一固化、对新诗的独特审美范式和内在精神缺乏充分认识,学生对新诗认识模糊且阅读经验薄弱等。笔者在阅读朱光潜美学着作的过程中,发现他有关文艺创造与欣赏的审美经验理论,实质上指向审美鉴赏与创造、审美教育及人格修养等,为发挥新诗的美育价值提供了积极借鉴。因此,鉴于新诗教学审美性缺失的处境,笔者意在汲取朱光潜审美经验理论的有机内容,对新诗审美教学展开细致深入的研究,引导学生在感知美、表现美和创造美的活动中提升审美能力;引领学生超越单纯的学习空间,将语文课堂与生活体验相联系,追求文学艺术与生命实践的融合。全文分为五个部分:第一部分首先阐述本文的选题缘由,接着对朱光潜审美经验理论的研究现状、高中新诗教学的研究现状、朱光潜审美经验理论应用于语文教学的现状进行梳理,从中发现该理论应用于新诗审美教学的空白点和未定性,进而明确本文的研究内容、研究意义及研究方法。第二部分主要对朱光潜的审美经验理论进行概述。首先介绍该理论的产生背景;接着从审美直觉论、心理距离观和审美移情说这三大基石出发,阐述该理论的主要内容,提取凝练该理论的有机内容并融入自己的理解与体会进行阐释;其次,笔者在梳理朱光潜审美经验理论的过程中,发现朱光潜先生反复提及趣味与情趣、联想与想象对文艺创造与欣赏的重要作用,故将这两项要素单列出来进行概说。第三部分主要分析朱光潜审美经验理论应用于高中新诗教学的可行性,该理论虽然主要集中讨论审美鉴赏与创造的方法,但它的真正落脚点指向了审美教育,这和《中国学生发展核心素养》《普通高中语文课程标准》对审美能力及人文精神的培养要求是相契合的。此外,朱光潜将读诗视为培养趣味的最好媒介,而新诗由形式到内容均展现出独特的审美特征,朱光潜审美经验理论中对语言、节奏、意象、情趣等的论述,为新诗的审美鉴赏提供了明确指引。另外,该理论不仅呈现了美学、心理学及文学的视角,还时时关涉情感教育和审美教育,和高中生的思维特征与情感发展需求相适应。第四部分基于人教版高中语文必修和选修教材中的新诗选文概况、相关教学案例的分析及笔者实习期观察到的新诗教学课堂,运用朱光潜审美经验理论的相关内容来审视当下的新诗审美教学,从而发现不足、明确方向。第五部分是朱光潜审美经验理论指导下的高中新诗教学策略探究,提出“基于审美感知,开拓审美直觉”“调试心理距离,启发审美想象”“发挥审美移情,品味诗情之美”“拓展审美视野,提升审美情趣”的教学策略。对每一个教学策略在理论诠释中结合新诗文本或教学案例进行论说,或者融入教学设想进行分析,探索朱光潜审美经验理论应用于新诗教学的科学性、有效性和可操作性。最后在本章节末呈现一篇完整的教学设计并进行反思评价。

雷芳^[8]（2017）在《日本“物哀”美学范畴史论》文中研究指明“物哀”,日文写作“もののあはれ”,是日本美学的一个核心范畴。之所以研究“物哀”,因为通过“物哀”能把握日本审美文化的精髓。今人对“物哀”的研究主要集中于两方面:一是对平安时代物语文学作品的分析,二是对本居宣长物哀论的阐释研究。其实这是远远不够的,因为其一,长达五百年的中世也以“物哀”为精神底流;其二,本居宣长提出“物哀”论的隐秘动机以及他在文论领域的话语建构;其三,近现代日本文学在传承物哀美学时以多元化为其主要特征。所以对“物哀”美学的研究须将其置于整个日本文学史中,作动态变化考察。认为“物哀”具有特定的美学内涵,并随着时代发展而美学内涵不断丰富。全文共分为五章。遵循历史和逻辑的两条线,考察“物哀”在整个日本文学史中的动态变化过程,同时按照理念自身的发展规律,即萌芽、雏形、沉潜、确立、展开等阶段,分别阐释了不同阶段的美学内涵。第一章分析了上古时代“物哀”的萌芽与中国物感说的关联,进而对上古文学创作中的“物哀”进行了研究,还分析了“もののあはれ”与“物哀”的关系。认为感物心动为“物哀”最初的美学内涵,它的产生源发于中国的物感说。《古今和歌集》两序模仿《诗大序》,形成日本最早的物哀论原型。在将“物”与“情”具体化的过程中,融入日本古人对自然万物纤细的感受性,从而形成不同于物感说的“感物”意识。因此,日本古代文学创作中的“物哀”,是以对自然万物的细腻、具体的感动为其主要特征。日本“物哀”不同于中国“物感”,日文以“もののあはれ”表示此概念,正是强调语音是决定语意的关键,为此我们应在日本文化的语境下理解“物哀”的原生态。第二章从平安时代紫式部的物语理论批判出发,着重对《源氏物语》进行了文本分析,进而分析了平安佛教中的“无常”与“物哀”之间的关系。认为消极的“无常感”是“物哀”雏形阶段的美学内涵。以“情”为核心的“物哀”,经受了平安佛教无常观的洗礼,细化为文学作品中人对自然、人生、社会以及死亡的无常感体验。此时的“物哀”仅止于“悲苦”的感受性上,没有通向达观境界的寂静。第三章研究了“物哀”在整个中世的沉潜过程,具体分析了它在隐士文学中的体现,在和歌“幽玄”论中占据的位置,以及与武士道精神的美学碰撞。认为“物哀”在沉潜阶段的美学内涵有三。其一,随着与“道”的一体化,“物哀”深化为积极的“无常观”;其二,在“幽玄”论中体现为余情之哀、狭义的幽玄、余情、有心等;其三,经禅宗精神洗礼,融入武士道精神,生发出“殉死之美”的内涵。第四章研究了“物哀”论在近世的确立,着重分析本居宣长提出“物哀”论的隐秘动机和美学话语建构过程,接着分析了近世文论与“物哀”论的关联,最后对近世文学作品中的“物哀”进行了分析。认为“物哀”正式确立时的美学意蕴为自然人情礼赞。近世文论家共同勾勒了文学艺术的人情谱系,本居宣长确立的物哀论就位于这一谱系的延长线上。他基于对自然人情的肯定,运用语音中心主义,颠倒假名与汉字的位置关系,以“あけれ”为中心建构了一套具有日本特质的美学话语。因此,其物哀论的本质实为人情论。近世文学的“物哀”色彩也以人情与义理的博弈为主要特征。第五章研究了“物哀”美学在近现代的展开,着重分析了具有代表性的三位作家——谷崎润一郎、川端康成和三岛由纪夫——文学作品中各不相同的“物哀”内涵。认为“物哀”在近现代的展开阶段呈现三副美学面孔,即世界苦的审美体验、同情美学以及意识形态论。具体到文学作品中又呈现出各不相同的美学内涵,认为谷崎润一郎的“物哀”表现为“阴翳”,川端康成的“物哀”体现为“悲美相通”,三岛由纪夫的“物哀”核心是“毁灭”。

党圣元^[9]（2016）在《中国传统文学批评中的“体认”功夫论》文中研究指明"体认"是中国传统思想固有的一个重要范畴。"体认"范畴之形成与演变,有一个较为复杂而叠错的思想演化过程和观念史进程。"体认"功夫论联结着包括文艺思想在内的传统思想之各个门类,以理学、佛道、文学为主要体现方面。中国传统文学批评中的"体认"功夫论,具有非常深厚的哲学底蕴,精义叠出,思想内涵丰富,为传统诗文评增添了思理辉光。传统文学批评中的"体认"功夫论关涉到中国艺术思维的一些奥秘,其影响遍及诗文、小说、戏曲、绘画、书法。"体认"功夫论涉及主体的审美心胸,又涉及客体的特征;既指示了文学创作与文学批评鉴赏之终极目的,又标示了主客一体的审美境界,确实值得重视。

张超^[10]（2015）在《当代西方环境审美模式研究》文中研究指明环境审美体验和欣赏活动虽古已有之，环境审美模式却是个相对晚出的理论范畴。环境审美模式的研究孕育于当代西方环境美学的初创中，并在环境美学向纵深发展的过程中反复被讨论。环境审美模式是对环境审美体验与欣赏方式的理论描述，它涉及环境审美经验的性质、特点及运行机制的“模态化”和“范型化”。同时，它彰显环境美学的特质，连接着环境审美理论与环境审美实践，因此，具有很大的理论空间和实践意义。环境审美模式既是环境美学的核心议题，也是充满争议并亟需进一步探究的问题。由于环境概念的宽泛性、人类感知的复杂性和研究基础的多样性，而导致环境审美模式研究进路、探究视域的多元化和范畴要素多样性。这不仅导致了国内外研究者对环境审美模式的概念范畴、内涵特征、典型模式以及存在问题的理解不同和表述不一，还使得他们对环境审美模式的批判借鉴与争论解决不得要领。因此，本文在详细综述国内外环境审美模式研究现状的基础上，紧紧围绕环境审美模式这一核心主题，采用历时梳理与共时比较相结合的方法，试图对环境审美模式提出的背景基础、内涵特征、结构要素、历时发展、典型模式、争论焦点及其解决方案、理论与实践意义进行比较清晰地阐述、分析与评价，进而指出，环境审美经验的运作方式是当前环境审美模式研究的理论盲区。因此，论文尝试运用认知语言学隐喻认知论的相关观点对环境审美经验的运营机制和内在逻辑进行分析阐释，为解决当代环境审美模式中审美、科学、文化与生态的统一提供了一种理论视角。论文共分导论、五章论文主体及结语，共七个组成部分。导论部分是对论文选题缘起、环境审美模式国内外研究现状及论文思路、方法与创新之处的介绍。鉴于环境审美模式研究的复杂化与多元化，论文首先从环境审美模式的理论提出、研究途径、探究视域和发展趋势四个方面对环境审美模式的国外研究现状进行了概述，力图更好地突显环境审美模式的内涵与特点。以此为基础，结合国内环境审美模式的研究缺陷和争论焦点，确定了论文研究的思路与方法。第一章是对当代西方环境审美模式提出的现实背景、理论基础和学科背景的梳理。当代西方环境审美模式是在反思传统自然审美模式的基础上得以建立的。自然审美及其相关经验对保护、保存自然具有重要的意义。西方现代美学对自然美的忽视及其核心概念“审美无利害性”在自然环境鉴赏领域运用的异化，是环境恶化与美学学科困境的思想根源之一。环境审美模式是对自然审美和景观设计中艺术化倾向的批判与改造，是20世纪以来对康德“审美无利害性”的现代审美模式改造大军中一个的分支。从这个意义上讲，环境审美模式是后现代介入模式中的一种理论类型。第二章是对环境审美模式的相关概念、内涵特征和结构要素的界定与梳理。在当代西方环境美学的研究领域，“环境”、“自然”、“景观”与“生态”不是一个个孤立存在的概念，而是相互关联和相互阐释的。因此，环境美学与自然美学、自然环境美学、景观美学（景观生态学）、生态美学、甚至生活美学也不是单独存在的，它们也相互联系又各有所指。“环境”是一个具有宽泛性和包容性的概念，它不仅是指与人相关的各种不同类型的物质实体和动态生活，更意味着一种动态多元、内外交织与兼容并包的思维方式。环境审美模式研究旨在通过洞察各种环境审美经验的生成机制及其发生过程中各种价值之间的互动，进而探寻环境审美经验生成和运行的普遍规律和内在逻辑。西方美学经历从“审美”概念到“鉴赏”概念的发展转变，康德以降“审美无利害性”及其延伸理论主要是一种基于接受者视角的美感经验理论。作为对自然景观鉴赏中“审美无利害性”及其延伸理论的反思与续接，环境审美模式也是一种审美鉴赏的经验理论，是对环境审美过程中各种经验要素及其关系“范型化”或“模态化”方式的理论描述。自然审美模式、景观审美模式、艺术审美模式和环境审美模式是从审美对象的角度而立论的，生态审美模式是从审美方式的角度来立论的。自然审美模式既是环境审美模式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环境审美模式续接讨论的前提与基础。景观审美模式是自然审美模式进一步发展的一种理论类型。生态审美模式是环境审美模式发展的重要理论立场和未来发展方向，它存在于各种形态的审美欣赏中。总之，环境审美模式具有涵盖性，它既适用于自然审美、景观审美、文化环境审美，也适用于艺术审美和生活审美的理论描述。这种区分是学理上分析，而非实际审美经验的描述。第三章是对当代西方环境美学提出的环境审美典型模式的详细论述。论文采用理论梳理与实践分析相结合的方法，分别从概念提出、理论基础、内在理路和意义局限四个方面对它们进行了论述和分析。艺术模式是一种以艺术审美的方式来进行自然环境审美欣赏的方式。它依据的理论基础是现代美学“审美无利害性”相关理论及其延伸发展的艺术哲学和艺术理论。“对象模式”与“景观模式”是艺术模式的两个范例。对象模式以鉴赏雕塑为范式来指引自然环境的鉴赏，景观模式以观照风景画一样的方式来观照自然环境。尽管“艺术模式”是人类自然环境审美的重要经验方式，至今仍在我们的审美欣赏和评价中占有重要地位，但是其要么将自然环境缩减为一个对象、一处景观或一个个景观单元，并用特定的方式、保持适当的心理距离去观看自然，不仅简化了自然审美的丰富性，还从伦理上对自然造成不敬。卡尔松的“自然环境模式”是在批判“对象模式”和“景观模式”的基础上，与其他几种自然审美模式或观点的对比中提出的。“自然环境模式”将自然和环境科学视为自然审美欣赏的关键所在，是一种以对象为中心、以知识为后盾，强调审美的认知维度及其相关性的环境审美模式。“自然审美的两个客观性原则”、“艺术鉴赏模式”、“肯定美学”是卡尔松“自然环境模式”得以形成的理论基础。虽然它成功批判了自然审美的艺术模式，沟通了环境审美与环境认知，奠定了环境审美的客观主义立场，但是在建构的过程中它又以艺术为类比，过分强调以对象为中心、以科学知识为范畴，从而走向了一种以自然环境本质为目标的环境中心主义。柏林特的“参与模式”致力于环境审美经验的现象学描述。杜威的经验美学和梅洛-庞蒂的身体现象学是“参与模式”的哲学始基。柏林特介入美学的核心范畴“审美场”、“审美介入”、“审美的身体化”是“参与模式”得以形成的理论基础。“参与模式”虽然从环境作为审美对象的特质、审美感官的扩充、审美经验的连续性和审美理论的话语方式四个方面对现代艺术审美模式进行了批判与重释，极大拓展了审美经验研究的范围与空间，但是它只为环境审美模式的部分问题拟定了框架并证明了其正确性，对很多具体的问题没有进行详细地探讨。第四章是论文的创新所在。它在对环境审美模式争论焦点和中西方解决方案的分析与评价基础上，指出环境审美模式研究的理论盲点，并认为基于体验哲学的认知语言学可以为之提供理论支持，并对其可行性进行了力所能及地分析。在国内学者所指出的环境审美模式“介入与分离之争”的基础上，进一步将环境审美模式争论的焦点概括为环境作为审美对象的特征、环境审美与艺术审美的区别与联系、环境审美鉴赏过程中作为审美对象的“环境”和作为审美主体的“人”及其相关的背景如日常经验、科学知识、理论思想、文化积淀等要素与审美经验之间的关系是当前环境审美模式研究争论的三大焦点。针对以上焦点，西方学界基本认同以卡尔松为代表的认知途径和以柏林特为代表的体验途径的融合是环境审美模式研究的未来发展趋势。它们的解决方案也是在两者的框架之下而提出的，要么是对它们的修正补充，要么是在实践中对它们进行综合运用。相比而言，中国学者的探讨还主要停留在理论层面，“古典阐释”与“现象学还原”相结合的阐释是我国学者解决环境审美模式争论的重要方法。作为环境审美对象的“意象”、作为显现或者呈现的环境审美经验和生态存在论的审美观是我国学者解决环境审美模式争论的三种方案。由此可见，审美的经验过程是一个复杂多变的整体过程。不管是康德的“审美无利害性”理论，抑或是环境审美的“参与模式”和“自然环境模式”，还是环境审美模式争论解决的各种方案，都是对环境审美经验达成时某些样态或某些要素之间关系的理论描述，至于在达成过程中，这些要素是如何运作的，还没有涉及太多。借鉴认知语言学隐喻认识论的视野，可以使我们更深刻地理解审美经验的运作机制，并对不同领域的审美经验模式及其关系做出更深入地描述分析。第五章是对环境审美模式研究的中国意义所进行的论述。对环境审美模式的考察研究，不仅可以厘清当前环境美学各种范畴、模式的内涵与意义，为我国环境美学与生态美学建设提供理论参考，还可以在反思各种研究路径的基础上，寻找审美经验过程中各种价值统一的基础，从而为当代美学的变革发展与流派纷争提供一种解释视角。作为连接环境美学理论和环境审美实践的重要载体，环境审美模式凸显环境美学的理论价值和实践指向，对于环境的评估、规划、设计和环境审美教育具有直接指导意义。生态美育作为环境审美教育的重要理论立场和有机组成部分，在国内受到广泛关注并被寄予厚望。因此，论文在梳理我国美育学科建构发展、实践困境与生态美育提出背景与意义的基础上，结合当代西方环境审美模式的研究成果，从生态价值的理解和环境审美经验的研究两个方面，对我国生态美育的学科定位、理论建构和实践路径中存在的问题与出路进行了分析。结语部分指出，环境审美的经验过程是一个动态、复杂而多变的整体性过程。没有一种理论可以穷其本质或涵盖全面。目前的研究大多都是对环境审美经验性质、特点、运行机制的某些特点、样态和部分要素之间关系的理论描述。而实际的自然环境审美体验和欣赏的过程中，既不存在固定的审美对象，也不存在特定的审美欣赏方式，大多数情况下，是多种欣赏方式的相互交织与不断变化。尽管如此，它们也不是不可分析的、不可描述的，因为它们都透过人的认知结构发生作用，因此具有一定的共通性和同质性。理论区分的目的是为了更好地洞察环境经验的审美逻辑，从而培育一种内外交织和相互交叠的环境审美的鉴赏方式，杜绝单一的、对象化的环境审美的鉴赏方式，进而从根本上解决环境危机与文化危机。最后，环境审美模式强调环境审美鉴赏过程中人与环境的互为一体、环境审美经验的体验性、身体化和整体性等观点，与我国古典自然美学中“天人合一”、“意象”、“体验”和“身体”等范畴具有内在的契合性，在中西美学的对话与交流上具有良好的发展前景。

二、文学创作与鉴赏中的“移情”说（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文学创作与鉴赏中的“移情”说（论文提纲范文）

（1）中国古代音乐的心理美学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2）休谟同情理论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3）新批评理论在高中小说教学中的应用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4）《谈美书简》与整本书阅读教学的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5）王夫之诗论在高中古诗词教学中的应用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6）20世纪前期中国意象诗学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7）基于朱光潜审美经验理论的高中新诗教学策略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8）日本“物哀”美学范畴史论（论文提纲范文）

（9）中国传统文学批评中的“体认”功夫论（论文提纲范文）

（10）当代西方环境审美模式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四、文学创作与鉴赏中的“移情”说（论文参考文献）

• [1]中国古代音乐的心理美学研究[D]. 李海燕. 吉林大学, 2021(01)
• [2]休谟同情理论研究[D]. 曾允. 武汉大学, 2020(03)
• [3]新批评理论在高中小说教学中的应用研究[D]. 张晓. 西南大学, 2020(01)
• [4]《谈美书简》与整本书阅读教学的研究[D]. 黄柳梦. 上海师范大学, 2020(07)
• [5]王夫之诗论在高中古诗词教学中的应用研究[D]. 陈龄婧. 四川师范大学, 2020(08)
• [6]20世纪前期中国意象诗学研究[D]. 袁龙. 湖南师范大学, 2019(01)
• [7]基于朱光潜审美经验理论的高中新诗教学策略研究[D]. 张格格. 陕西师范大学, 2019(07)
• [8]日本“物哀”美学范畴史论[D]. 雷芳. 南京师范大学, 2017(12)
• [9]中国传统文学批评中的“体认”功夫论[J]. 党圣元. 学术研究, 2016(10)
• [10]当代西方环境审美模式研究[D]. 张超. 山东师范大学, 2015(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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