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论语言民族性与社会性的关系（论文文献综述）
连婉廷[1]（2021）在《象征、动员与认同：音乐的三重政治功能研究 ——以“中宣部100首歌曲”为分析对象》文中研究指明音乐是一种包含人类丰富情感与复杂认知的艺术表达,能够为人类提供多样化的社会功能,例如审美功能、教化功能、娱乐功能等。音乐的题材、体裁是丰富多样的,不过并非所有的音乐都主要服务于政治。在政治场域之中,部分音乐作品能够发挥政治功能,这类作品以表达政治信息为目的,塑造了“音乐政治表达”,发挥了相应的“音乐政治功能”。与普通的音乐表达不同的是,只有在政治场域中传递政治信息的音乐表达,才是音乐政治表达。由此,立足于音乐政治表达分析音乐政治功能,是政治学研究中具有音乐与政治交叉研究属性的重要范畴。政治与音乐具有相关性,虽然政治与音乐是看似相互独立的文明系统,拥有各自的形成逻辑与各自成熟的研究领域,但是社会是一个复杂的巨系统,每一个独立的子系统之间都存在着相互影响、相互依存的关联。这些关联推动了事物的产生、发展与变化,引发了由学科之间相互交融所产生的新理论、新方法与新逻辑,这些新的知识体系拓展了人类认知,丰富了人类文明成果,也构成了解释音乐政治表达的依据,为厘清政治与音乐之间的逻辑,提供丰富的学术想象空间和理论探索驱动。音乐政治表达能够发挥某种政治功能,象征、动员与认同便是其中三重较为常见的功能。自古以来,音乐政治表达的例子屡见不鲜,无论是中国古代礼乐文明中“乐与政通论”,还是柏拉图所提及的派地亚过程中音乐对教化民众所发挥的重要作用,抑或是亚里士多德对音乐调性和德性之间的关联性阐述,都能够反映出政治家通过音乐的强动员性、象征作用和塑造情感的价值,从而教化民众以实现促进社会稳定等政治目的。从音乐的社会价值来看,音乐能够充实人类精神、调动人类情感、传承人类文化以及塑造人类文明,无论运用明示还是隐喻的方式,音乐政治表达都在政治文化中传递着政治信息,并以艺术表达和意识形态传播的姿态广泛存在。本文的总体架构是总分总的形式,第一章总体概括了音乐政治功能的基本内涵、三重功能的内在关联以及相关基础理论。最后一章总结了音乐政治表达的双向性和从责任视角延伸音乐政治研究的可能性。中间三章以并列式的方式进行展开,三种功能都通过功能主义中“结构-过程-功能”的研究层次进行具体分析。首先,概念性的解释音乐政治表达的内涵是本研究的基础与前提。因为,并非所有的音乐表达都能够实现政治功能,并且不同音乐所发挥的政治价值不同。不同音乐的具体内容、传播路径不同,这些差异成为了是否能够实现音乐政治表达以及实现何种政治功能的依据。因此,本研究并非在针对音乐的艺术性进行探索,而是立足于政治学的视角,将部分音乐作品作为分析对象,进而挖掘三重音乐政治功能的机理。其次,音乐政治功能很多,但是象征、动员与认同是较为常见的并且对政治需要而言十分重要的音乐政治功能。辨析音乐政治功能可以借鉴社会学的功能主义理论,并将其细化为“结构-过程-功能”三个维度。结构方面,从音乐的自身结构以及音乐的社会分工来理解音乐政治表达的微观结构与社会宏观结构。过程方面,音乐的政治情感、政治认知表达能够促成某种政治目标的实现,这一过程便是音乐政治表达能否发挥某种政治功能的过程。功能方面,不同的结构与过程可以塑造不同的音乐及其音乐的政治实践,音乐可以通过特定的结构与过程实现某种政治功能。最后,本文终章总结了音乐政治表达具有双向性的特点,对于政治稳定而言音乐政治表达的作用可能是正向的,亦可能是反向的。反向作用易引起群体性事件,引发争乱等。因此音乐政治表达需要从责任的视角对音乐创作者责任以及政府对音乐宣传的责任两个方面加以延伸。本文的研究重心在于三重政治功能,不同政治功能的产生逻辑不同,因此三重音乐政治功能的分析重点也有所不同。首先,音乐政治象征方面。能否实现音乐政治象征功能在于音乐符号能否通过政治意义的在场,实现符号的价值转向。通过政治权力的作用使广义的政治意义进行强化,从而实现音乐政治象征。其次,音乐政治动员方面。实现音乐政治动员功能的核心在于是否能够进行情感的唤起,进而引发人们心理与行为的变化,从而通过音乐对人们的思想与行为进行动员。最后,音乐政治认同方面。实现音乐政治认同功能的关键在于音乐中所表达的身份信息,能否使认同主体产生同一性、归属感、利益满足。因此,符号、情感与身份是厘清音乐象征功能、音乐动员功能与音乐认同功能的核心理论,具体展开如下。第一,音乐政治象征功能是通过音乐符号与政治意义相结合,形成的能够给人呈现出神圣性、权威性的音乐政治符号。音乐政治象征是包含政治意义的音乐符号,符号与象征之间的普遍差异在于意义的在场。因此,音乐政治象征既是音乐符号,更是饱含政治意义的政治象征。借助皮尔斯符号三元论可以发现,符号意义通过像似、指示与规约的方式被修辞,从而表达某种既定的意义。音乐政治象征通过音乐符号表达某种政治意义,并通过政治权威的认可、塑造和强化这一政治意义,最终生成具有权威性与神圣性的音乐符号,进而产生象征性权力。虽然各国国歌是音乐政治象征功能的标志性作品,但是发挥政治象征功能的音乐表达远不止于此。所以,本文将“中宣部100首优秀歌曲”进行分类,从音乐的国家政治象征、音乐的政党象征以及音乐的政治精神象征三重角度进行作品梳理。研究发现,音乐政治象征功能具有神圣性、修辞性、权力转化性的特征,即政治象征的音乐表达具有神圣性、音乐的政治意义需通过修辞性实现、音乐的政治象征过程中的权力具有转化性。第二,音乐政治动员功能通过音乐情感的价值影响人们的思想、行为,促发群体参与政治运动,以实现政治目标。政治动员与相对较静态的政治象征不同,政治动员的目的是为了影响人们的思想与行为,通过唤起并培育政治情感,实现对政治思想与政治行为的动员。音乐的价值在于它既能够携带政治信息,同时也是情感的表达。音乐自身的旋律与节奏的配合更替能够引发听众对情感的期待和释放,再加之歌词中明确表达的政治信息,使音乐更适合于唤起和培育某种政治情感,并且音乐的社会感染性能够影响广泛的人群。因此,音乐在抗战、“下乡”等政治情景中都发挥着不可磨灭的动员功能。研究发现,音乐政治动员功能具有人民性、明确性、社会感染性特征,即音乐政治动员以创作人民性内容为主、音乐政治动员事件具有明确性、音乐的社会感染性是实现音乐政治动员的关键要素。第三,音乐政治认同是通过音乐的情感信息与文本信息,向公民传递情感与认知,以促进公民认同心理的政治过程。因为音乐政治认同功能是建立在公民认同基础上的,所以身份不仅是理解政治认同的核心要素,也是解释音乐政治认同的核心脉络。音乐中的政治信息不仅能够表达与身份相关的内容,同时也能够代表不同的身份。在音乐政治认同表达中,无论是由血缘、族群构成的“先天”的历史与文化观念,还是被“后天”的情感与社会认知改造而形成某种政治情感,抑或是通过利益驱动而形成的政治认知与政治倾向,都需要通过认同主体对音乐表达中的有关身份的信息进行价值判断。研究发现,音乐政治认同具有公民性、分层性、边界性,即公民性是音乐政治认同的来源、音乐政治认同的传播主体和传播受众以及传播内容具有分层性、音乐文化认同的跨边界性能够跨越政治的边界。总体来看,本文聚焦于自上而下的音乐政治表达范畴,因为正是这类音乐作品凝聚着一代又一代中国人的家国情怀。然而,在广泛的政治文化中,自下而上的表达也是音乐政治表达中不可忽视的范畴,例如美国摇滚中具有大量的体现反叛精神的音乐作品。因此,政治责任对音乐政治表达起着重要的制约作用。政治责任能够促进音乐政治表达的有序发展,发挥功能最大化。政治责任是完善音乐宣传体系的重要依据。一方面,政治责任可以使政府能够指导、改进和监督音乐宣传的内容、制度和机制。另一方面,音乐政治表达也需要基于具有政治责任意识的创作动机。就此而言,本议题还具有更加广阔的探索空间。
王连柱[2]（2021）在《及物性系统及其体现形式的跨语言比较研究 ——以汉语、印地语、阿拉伯语和希腊语为例》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伴随“一带一路”倡议和中国文化“走出去”战略的提出与实施,语言和文化沟通问题愈发引起研究者的关注。欲解决好语言和文化沟通问题,实现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民心相通,以国外受众乐于接受的形式讲述好“中国故事”,除培养复合型外语人才外,还应加强语言本体研究、跨语言和跨文化研究。汉、印、阿、希四个民族作为“一带一路”建设的重要参与者,拥有悠久的历史、灿烂的文化和广泛的影响力,研究好他们的语言和文化,提出语言和文化沟通问题的解决方案,对助力“一带一路”建设和中国文化“走出去”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因此,本研究选取汉、印、阿、希四种民族语言及其及物性系统作为跨语言比较研究的对象,以期增进人们对四种语言、四个民族的认识,让民族沟通之路更为通畅。纵观语言研究史可知,史上论及及物性这一重要且复杂语言现象的学者众多,总结来看,他们对及物性的研究主要聚焦于形式和意义两个层面,即（形态）句法及物性和语义及物性。最先从意义层面探讨语义及物性的学者是Halliday,其将及物性视为小句经验功能的一部分,作用是把人们对主客观世界的各种经验用“过程”“参与者”以及“环境成分”表达出来。Halliday和Fawcett的及物性系统主要是基于英语建构的,而每种语言都需要一个特定的、与该语言特征相适应的及物性系统。多位学者如Caffarel、Teruya和何伟已相继建构起针对法语、日语和汉语的及物性系统。此外,有些学者如Lavid、Matthiessen和何伟已经尝试开展及物性系统的跨语言比较或对比研究,或者类型学研究,但是这类研究的数量还比较少,覆盖的语种和语料也不够丰富,且没有将语言比较或对比与文化、思维层面的阐释相结合,追问何以呈现此样不同。在汲取前人研究经验并指出问题与不足的基础上,本研究以Halliday的及物性理论以及何伟关于及物性系统建构的研究为指导,借助比较和对比等研究方法,探究汉、印、阿和希四语及物性系统及其体现形式之间的共性和殊性,并从认知、思维及文化出发,对殊异背后所隐伏的深层动因进行解释,以期补益于人们对四种语言,以及它们背后的民族认知、民族思维及民族文化的理解与认识。从及物性过程类型出发,本研究发现,四语的及物性系统及其体现形式有五点共性特征:丰富性、层次性、张力性、隐喻性和抽象性。丰富性指四语的及物性系统均拥有丰富的过程类型和多样化的参与者角色,都能够有效表征发生在物质和社会世界、心理世界和关系世界的认知经验。层次性指四语的及物性过程类型均可按照具化程度,区分为上层、基本层和下层过程,在进行语篇分析时,人们可以选择基于上层、基本层甚至是下层及物性过程进行分析。张力性指当受到使用语境、知识背景、生活经验等主客观条件“牵制”时,小句从本应属的某种过程类型变成了另一种过程类型,或者小句的过程类型难以分辨,亦此亦彼、非此非彼。隐喻性指一种及物性过程会被隐喻化为另外一种过程,与过程相关的参与者和环境的功能角色可能会随之出现变化。抽象性指四语及物性系统内部不同层次的过程之间存在抽象与具体的关系。从及物性过程的语义配置结构出发,本研究发现,虽然四语及物性过程的语义配置结构均包含“过程”“参与者”和“环境”三种语义成分,但它们的相对序位、省略与凸显、整合程度等并不完全相同。汉语呈现出:1)“参与者”前置,“过程”通常不居于小句句首,“过程”和“参与者”的位置关系种数略多,有一定位置自由度;2)“环境”前置,位置集中;3)有较高比例的“参与者”省略;4)语义整合类型居中,语义整合程度稍高等显着特征。印地语呈现出:1)“过程”后置,“过程”的位置固定、单一,“过程”和“参与者”的位置关系种数最少;2)“环境”前置,位置集中;3)有一定数量的“参与者”省略;4)语义成分整合类型最少,语义整合程度最低等显着特征。阿拉伯语呈现出:1)“过程”和“参与者”均可前置,但以“过程”前置为主,“过程”和“参与者”的位置关系种数最多,位置自由度最高;2)“环境”分散,位置自由度较高;3)没有“参与者”省略;4)语义整合类型较多,语义整合程度最高等显着特征。希腊语呈现出:1)“过程”和“参与者”均可前置,但以“参与者”前置为主,“过程”和“参与者”的位置关系种数较多,位置自由度较高;2)“环境”分散,位置自由度较高;3)有少量“参与者”省略;4)语义整合类型较多,语义整合程度较高等显着特征。四语在及物性系统及其体现形式上的殊异,是由四个民族不同的认知、思维直接导致的,但殊异产生的最终根源还在于不同的民族文化,不同的地理、自然和社会环境。汉语所呈现出的殊异,与汉民族的农耕文化和儒道文化,及由其而生的事理逻辑思维、时间性思维、悟性思维和整体性思维,顺序象似性认知、由背景到图形认知和非常强的认知突显调控能力、较高的去范畴化努力程度紧密相关。印地语所呈现出的殊异,与印民族的多元文化、宗教文化,及由其而生的论辩逻辑思维、带有随意性的时间性思维、直觉证悟思维和整体—分析中介型思维,突显象似性认知、由背景到图形认知和较强的认知突显调控能力、较低的去范畴化努力程度密切相关。阿拉伯语所呈现出的殊异,与阿民族的沙漠游牧文化、外来文化和宗教文化,及由其而生的形式逻辑思维、空间性思维、理性思维和分析性思维,突显象似性认知、由图形到背景认知和较弱的认知突显调控能力、非常高的去范畴化努力程度密切相关。希腊语所呈现出的殊异,与希民族的商贸文化、科学文化,及由其而生的形式逻辑思维、空间性思维、理性思维和分析性思维,突显象似性认知、由图形到背景认知和较弱的认知突显调控能力、较高的去范畴化努力程度紧密相关。探究不同语言及物性系统及其体现形式之间的异同,并从认知、思维及文化出发,阐释殊异产生的根源,不仅有助于语言教学,而且对增进民族间的沟通与理解大有补益。
汪翔,赵爱国[3]（2021）在《语言文化学视角的语言符号“文化性”浅论》文中研究说明语言是由人创造出来用以传递思想和表达情感的符号系统,它赋予人以特定的"文化"属性,从而成为人类文明的表征。语言作为人与现实之间不可或缺的中介,一方面使客观现实以符号的形式进入人的文化世界,另一方面又被主体"人"用以感知和解释现实世界的一切事物。语言的这种双重特性及功能决定着语言不仅具有"符号性"和"社会性",同样也具有"文化性"等本质属性。本文尝试从语言文化学视角出发,对语言符号"文化性"之本质属性所体现的几个主要方面——"民族性""精神性""价值性"等做出初步阐释。
刘垣菲[4]（2020）在《别林斯基文学民族性理论研究》文中认为别林斯基是十九世纪俄罗斯文学批评家,他确立了果戈理及自然派的地位,被视为现实主义批评的开创者。他的文学遗产包括美学思想、文学理论和批评方法等。我国现有的别林斯基研究,大多可见于期刊文献杂志中,暂时未有相关专着。在这些文献中,学者们对于同一问题的看法,往往各有侧重,得出的结论也各有不同。但是,别林斯基的美学概念本质是什么?文学理论问题是如何产生和发展的?学界评价其从唯心主义向唯物主义过渡,在文学理论和批评实践中是如何体现的?这些问题都说明别林斯基文学理论充满了矛盾性和复杂性。别林斯基的文学理论十分丰富,本文选择其中的民族性理论为研究对象,通过对这一问题的产生、发展和变化的研究,理清别林斯基文学民族性理论内涵的变化情况。别林斯基的文学批评始于民族性,因为这是当时俄国文学最关注的问题。从历史层面讲,十八世纪的俄国,完成了社会和语言的民族化,罗蒙诺索夫和卡拉姆津为此做出了巨大贡献,这些贡献反映在文学中就是俄国的古典主义和感伤主义。之后,渴望摆脱古典主义束缚的浪漫派维亚泽姆斯基提出了俄国的民族性概念,受到普希金和果戈理的支持,别林斯基的民族性概念是对前人的延续。他给民族性下了定义,并在自己的评论生涯中一直发展着对这一问题的理解。俄国的文学民族性问题,是社会需要的产物。在别林斯基以前,它已经成为俄国文学发展中的关键:最早表现为追求文学语言的民族特点,从罗蒙诺索夫到卡拉姆津与希什科夫之争,其根本都是对俄国文学语言问题,如修辞等等的探讨。语言是民族性官方民族性将民族性解释为人民对沙皇和专制制度的忠诚,维亚泽姆斯基为代表的浪漫派,将民族性和地域性视为文学的必要条件,同时重视人物形象和取材等问题。因此,他高度评价普希金的《巴赫奇萨赖的泪泉》、《茨冈人》等作品,但是他对普希金的现实性描写持否定态度。普希金支持维亚泽姆斯基对民族性的看法,在自己的文论中提出:文学具有民族性,就要用俄语写作,贵族们已经习惯了用法语阅读、写作、思考,所以才会产生对西欧文学盲目模仿。所以,要摆脱这种模仿,可以从俄国的,或者国外的民间诗歌中取材,从民间和人民中获取力量,注重本民族文学的独创性。但是,语言和取材都是文学的外部形式,真正做到具有“民族性”,要重视民族的精神和思想的表达。果戈理与普希金相同,尤其强调重视民族精神和表达民族的思想。民族性理论是别林斯基在第一篇文论——《文学的幻想》中提出的问题,也是贯穿别林斯基整个文学批评生涯的理论问题。他认同前人的观点:文学应该展现民族精神和思想,并提出习俗是表现民族性的主要方法之一。由于俄国社会特殊的发展状况,民族的习俗主要保留在人民大众中。但是,别林斯基否认只表现群众或农民生活的作品就是具有民族性的。在对具体作品的分析中,别林斯基提到以下问题:俄国文学可以借鉴欧洲文学,但不能盲目地模仿欧洲文学;描写平民生活或庸俗化场景的作品不是民族性作品;民族性是古典主义和浪漫主义的调和物;民族性的作品,首先是艺术性的作品。除了针对当时的具体文本进行分析,别林斯基还运用哲学概念,解释了前人提出民族性相关问题,如运用“典型性”来解释人物形象的描写,提出诗歌描绘的对象是某一抽象的理念,诗人创作是不自觉而又自觉的,因为“激情”的存在。与前人的不同在于,别林斯基否定民间诗歌的价值,认为民间诗歌不是艺术性的作品,所以从民间诗歌取材,不能说明就是民族性的作品。别林斯基最伟大的贡献,是对普希金和果戈理的高度评价。从他对二者的评论中,清晰体现了他的全部文学思想,当然也包括民族性。他的文学理论是始终发展的,但是当他发现理论的发展无法满足文学批评的需要时,他或者引入新的概念,如“个性”和“激情”,或者改变自己早期概念的内涵以适应新的批评对象,这就造成了他美学思想的矛盾性和复杂性。他的矛盾体现在很多方面,包括对很多作家的前后不一的评价、对讽刺的评价等等。别林斯基对普希金作品的评价,完全展现了别林斯基的民族性思想。他对克雷洛夫和冯维辛评价变化较大,原因在于别林斯基改变了对讽刺的态度,认为讽刺是民族性的标志。这也是果戈理受到高度评价的原因,果戈理对现实的讽刺描写,满足了当时的社会要求。别林斯基对俄国文学、文学批评和社会发展等方面的影响是毋庸置疑的。但是,苏联解体前后出现了很多与以往不同的文献资料,如斯拉夫派、审美派、白银时代及其他与别林斯基观点不同的批评流派的文献。我国学界对这些流派的研究逐渐成熟,但他们与别林斯基的影响和评价问题尚有待进一步探索。
孟冬冬[5]（2020）在《“轴心时代”的中西诗学形态与诗学观念》文中提出“诗”是中西轴心时代最具代表性的文学样式,尽管它的形态有所差异,但仍有若干共性因子。本论文以轴心时代的中西诗学形态与诗学观念为研究对象,将中西不同的城邦文明和空间想象作为讨论的起点,并以之为文化基础把握中国和古希腊在轴心时代不同的文学样态,以及在文学样态背后潜存的文学观念。需要指出的是,本文所使用的“诗”及“诗学”概念属于广义用法,抒情传统和叙述传统的差异对诗的类型、诗学内涵、诗学思想都产生了重要影响,因此对这些方面展开研究对深入把握轴心时代艺术思想的发生以及美学观念的形成都具有重要意义。具体而言,本论文除了绪论之外包括五章内容。绪论部分主要对“轴心时代”和“诗学”的概念进行厘定,认为“轴心时代”不仅是一个概念,更是一个具有原型意义的文化范畴,也指出在当代背景下“诗”、“诗学”虽被广泛使用,但仍有必要对它进行一下界定,因为文学的边界就是它们的边界。第一章主要关于“轴心时代与城邦文明”。就春秋时代而言,“城邦”已经广泛存在,它们的空间布局蕴含着轴心时代最基本的空间想象,因此,城邦空间折射出中国人“天人合一”的想象和“以德配天”的惯性思维,它们对包括文学在内的艺术产生了持续影响;就古希腊而言,对理性的追求除了与自然环境有关之外,亦可在城邦结构中寻找答案。古希腊城邦是人本意识和悲剧精神的主要发生场域。所以,城邦不仅是中西社会结构形成的策源地,也是文学艺术产生、定型、发展的主要空间,因此具有重要的文学史、艺术史意义。第二章讨论“诗的说唱与演唱形式”。中西文学在发端期都具有“唱”的属性,只不过古希腊文学往往唱中含叙,先秦文学则唱中富情,因此前者表现为“说唱”,后者表现为“演唱”。说唱是西方叙事艺术的源头,以《荷马史诗》为代表的说唱文本中已经含有较为明显的叙事策略和叙事逻辑。演唱是中国抒情艺术的萌芽,“百兽率舞”的记载以及《乐记》对乐舞的强调构成了事实和理论的双重证明,由诗、骚发端的“情兼雅怨”抒情模式对演唱文学产生了持续影响。除此之外,中西对“人性世界”和“神性世界”的不同态度也是促使演唱与说唱传统形成的文化密码。第三章着眼于“风诗与史诗”。风诗是中国诗歌的原型,“风”由自然概念逐渐演变为文学概念,决定了风诗鲜明的民间性或民俗性。“十五国风”是音乐文学的典型代表,在形式层面它是音乐与文学一体性的标准,在内容层面,它体现了中国文学最早的“谲谏”特征。史诗作为西方叙事文学的原型,其叙事形式和英雄主题构成了后世叙事文学的重要借鉴对象,同时,它也是古希腊民族精神的对象化。史诗与戏剧具有相通性,英雄特质与公民精神构成了史诗影响戏剧的深层基础,对模仿和语言的重视更加强化了两者的亲缘关系,20世纪以后,“史诗剧”的出现是这种亲缘关系的回归。除此之外,语言的民族性借助思维的中介,最终作用于文学领域,这是中西诗体风格和审美风格产生差异的根本原因。第四章说明“轴心时代思想家的诗学观念”。儒家文学思想的核心是教化,其“诗教”可以具体化为对“雅正”艺术标准的认同,对“温柔敦厚”艺术形态的肯定,对“成于乐”艺术目标的坚守。相形之下,道家诗学观念则表现出更多的诗性特征。老子的诗性可以通过《老子》一书的韵律化的语言、“以象设喻”的行文方式以及对现实的深沉关怀体现出来。庄子的诗性表现为对自然本体的推崇,以及对自由人性的向往,这使整部《庄子》成了一个整体性意象。柏拉图的诗学观念一方面体现出与儒家的相似性,表现为对文学道德性和政教功能的承认,同时,其“和谐”论亦从音乐切入而衍及社会和谐,这与儒家如出一辙。另一方面,尽管其理论带有明显的主客二分模式,但在对美的认知方面,“凝视”与“迷狂”的统一则表现出与道家审美观接近的一面。第五章探讨“《乐记》与《诗学》的比较与会通”。《乐记》与《诗学》是中西轴心时代两部重要美学典籍,两者在艺术发生观、艺术功能论、艺术真实论层面存在彼此会通的可能。就发生观而言,《乐记》将“感物”视作艺术起源的根基,《诗学》则推崇“模仿说”。本质来说,它们都遵循“以类相动”的思维逻辑。就艺术功能论而言,《乐记》从“人性本静”的人性观出发,认为使人性复归道德是艺术的根本作用,与之类似,《诗学》所推崇的“净化”亦是一种理性层面的道德“快乐”,所以《乐记》与《诗学》的最终目标都指向了道德。就艺术真实论而言,虽然《乐记》以“着诚去伪”表达了对“情真”的肯定,《诗学》通过对“诗比历史更真实”阐发了“理真”观念,但两者都无一例外地肯定形式的真实,从而形成了两种既有区别又有联系的艺术真实观念。
谭诗民[6]（2019）在《中国当代文学理论审美范式研究》文中提出20世纪中国当代文学理论研究中存在社会政治、审美和文化研究三种主导型的理论范式,它们共同构成了中国当代文学理论知识生产的思想根基和知识讲述的基本模式。三种范式的独立存在、相互连接或理论转型反映了中国当代文学理论发展整体的理论景观,折射出中国文化发展和社会变迁总体的时代风貌。无论是从理论的完备程度,逻辑的严密程度,还是影响的范围广度,以及研究者对理论的热衷态度,中国当代文学理论审美范式都占有显着的位置,具有突出的优势。因而也是当下文学理论研究回溯和反思的热点话题和关键论域。新时期以来,一大批学者就文学审美问题或文学审美论进行了研究和探索,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和业绩,但从范式研究的角度对中国当代文学理论审美范式作本体研究和系统阐释的成果还相对略显单薄和滞后。本文选取“中国当代文学理论审美范式”作为研究对象,试图分析此一文学理论范式的基本内涵、历史形成、理论类型和实践范例。文章认为,中国当代文学理论审美范式主要是指兴起于20世纪80年代初期,成熟于80年代中后期,于90年代在消费社会建立和大众文化崛起中被文化研究所替代的一种文学理论研究模式和话语模型。它主张从文学审美特性角度切入阐释文学活动,构建文学理论知识系统,突出文学活动与美或审美的深刻关联与内在贯通,将文学理论的知识讲述限定在文学审美特性的具体阐释和理论说明上。审美范式肯定文学艺术的本质是审美,审美性是文学艺术区别于其他人类精神产品的重要特征和关键因素。文学的审美特性主要体现在文学自身的情感特性、语言特性、形式构造和符号创造等方面。其中,文学的情感性是审美范式的关键性特征。文学的是表现情感的,以情感人是文学艺术的根本属性,对文学艺术的审美评价就是情感评价,即中国当代文学审美范式是一种主情的文学理论范式。基于文献的梳理和理论的思考,文章具体开展了以下几个方面的研究:第一章主要阐释中国当代文学理论审美范式的基本内涵。主要对“范式”“文学理论范式”与“文学理论审美范式”概念的梳理和阐释。“范式”是“一个科学集体所共有的全部规定”,是特定集体成员所共同的理论信仰、公认的价值规范和固定的技术路线的总和。它是某一时期内人们普遍认同的某种自明性的“精神景观”类型,是人们进行某种思想和理论活动不自觉的深层预设。它规定了人们活动的深度、宽度和范围,也是特定的话语系统产生的理论模型。“范式”次一级的意义是指“范例”,即科学共同体在研究中所处理的具体谜题及其解答所形成的具体实例。“审美范式”是一定时期内作为艺术整体所呈现出来的共同遵循的普遍审美价值取向的原则。在某种审美范式之下,共同体成员会一再反复地遵循相同的美学价值取向和一再重复使用相同的美学概念,人们的审美观念和审美表达是在某种自明性的预设和前提的控制下完成的。第二章分析中国当代文学理论审美范式的历史形成。中国当代文学理论审美范式的兴起是建立在反思文学理论社会政治范式的基础上的。“为文艺正名”重新审视了文学与政治的关系问题,确定了文学的独立性地位,为审美范式的建立提供了理论前提;人道主义讨论使人的主体性得到伸张,文学的情感性得以突出,为审美范式的建立提供了哲学基础;而20世纪80年代的“美学热”无论是从思想上,还是在方法上都为审美范式的建立提供了思想支持和学科参照。第三章概括中国当代文学理论审美范式的理论类型。中国当代文学理论审美范式存在三种主要的理论类型,即意识形态的文学审美观、语言形式论的文学审美观和内在超越论的文学审美观。意识形态论的文学审美观包括文学“审美反映论”和“审美意识形态论”,是中国当代文学理论研究者在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前提下,总结中国现代文学理论进程正反两方面经验,根据文学艺术发展实际的理论创新,是中国当代文学理论审美范式的主导理论形态。语言形式论的文学观念受西方“语言论”转向大潮下形成的形式主义、“新批评”研究以及结构主义影响,主要关注文学的语言结构、形式特征和符号创造等问题,可分为语言本体的文学审美观、形式本体的文学审美观和符号本体的文学审美观。内在超越论的文学审美观是在马克思主义实践哲学的基础上,吸收西方存在主义哲学和生命哲学研究成果而提出的一种文学审美观。它主要关注文学在超越现实生活、构建理想王国、实现个人自由和体现终极关怀方面的价值和作用。超越论文学审美观更加注重文学在人的精神层面所具有的价值和意义,是对文学审美观念的更进一步的发展,客观上也造成了文学审美与现实生活的分离,文学审美逐渐走向极端,成为新兴的文化研究对文学审美论反驳和攻击的主要突破口。第四章分析中国当代文学理论审美范式的实践范例。本章认为,童庆炳先生为代表的文学“审美派”所开创的“文学审美特征论”是中国当代文学理论审美范式的典型范例。它以其理论的完备性、解释的有效性、操作的实用性和传播的广泛性为中国当代文学理论的审美建构和文学作品的审美阐释提供了具体的分析方法和操作案例。“文学审美特征论”将文学审美放在人类特有的生活活动进程中定位,认为审美是人类特有的一种精神活动,是人类掌握世界的一种独有方式,文学审美贯穿人类活动始终。审美本质上是文学各个部分相互综合联系整体生成的一种“格式塔质”。在此理论认识的基础上,“文学审美特征论”系统地分析了文学作品的审美结构和文学接受的审美过程。将文学观念构成中的审美意识形态论、语言形式论和内在超越论统一于“文学活动审美特征论”。结语主要反思了中国当代文学理论审美范式的理论局限,进而希望在文学理论审美范式的多元建构与中国当代文学理论建设的关系探索中,找到一条以审美阐释为核心构建中国当代文学理论话语模式的思路。即在坚持审美阐释基本原则的前提下,既坚持文学理论的思辨性,又发展文学批评的有效性;既坚持文学理论的知识讲授性,又发展文学审美的价值创造性。
李化敏[7]（2019）在《近代德意志民族自我意识觉醒的文化路径》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18世纪末19世纪初是近代德意志民族自我意识勃发的高潮期。公元911年,德意志历史正式拉开序幕。由于先天因素和后天缘由,德意志的传统文化出现了严重的认同缺失。复杂的种族基因、特殊的地理位置使德意志民族难逃分裂的厄运。面对纷繁复杂的国际局势和近代民族国家兴起的大潮流,唤醒沉睡的民族自我意识和建构民族的共同体成为了德意志民族最迫切的历史使命。18世纪末19世纪初的社会环境渲染了德意志民族意识觉醒的背景底色,英法民族国家的兴起与三十年战争为碎裂、动乱的民族敲响了警钟。于是,知识分子与学者开始了唤醒民族意识的伟大事业。启蒙的号角,鼓舞了知识分子对人性、理性与人类关系的理解与研究,力求通过抽象的、哲学式的思考和来自历史与社会的经验材料阐明人类事物的模式转化与演进,开启德意志民族的理性航向;出于对法国文化侵入的批判与抵抗,“狂飙突进”运动以最有力的方式呈现了具有德意志民族特色的文化启蒙思考:多样性才是人类社会存在与发展的本质,这种多样性不仅基于人类本身,而且是社会与民族基于生存所创造的成果;文化运动一路凯歌,最终在德意志民族的土地上,盛开了浪漫主义之花。浪漫主义运动是一个属于欧洲的文化运动,但在德意志却塑造了不一样的特点:浪漫主义与民族主义的共生性,简化成了一个本质原则——民族文化和民族精神就是一个民族的象征与内核。从早期耶拿浪漫派到柏林浪漫派、海德堡浪漫派,浪漫派的实践活动不仅仅有对文学理论的创新和对民族传统历史的挖掘,更有对“德意志性”隐含真理和民族出路的深入求索。德意志民族的自我意识在“文化民族”向“民族文化”的转向中达到高潮,成就了独具特色的德意志文化民族共同体的文化格局。德意志民族历史见证了民族文化在唤醒民族意识觉醒中的力量,更见证了文化对“民族”、“国家”“民族精神”与“艺术”的德意志性的诠释与演绎。换言之,“文化”与“民族认同”、“身份认同”的融合是德意志历史发展的重要特征,书写了德意志民族解放运动的自我形象;在不断高涨的民族自我意识潮流推动下,德意志文化民族主义向政治民族主义转型。
刘超[8]（2019）在《中国人实用思维的理论研究》文中认为在现代学术语境下,文化和思维是其中的重要关键词,思维是特定文化的组成部分和深层内涵,是人们用以处理信息和感知周遭世界的一种较为稳定的元认知模式。中国人喜欢追问“这有什么用”,表现出注重实用的思维模式。本研究主要研究中国人的实用思维,主体内容分为四个部分。第一部分,提炼中国人实用思维的定义、基本特征、发展阶段和主要表现。本研究将实用思维定义为一种重视现实致用的思维模式。中国人实用思维表现出三个重要特征:从个体价值追求的角度看,比较重视此岸世界现实满足,轻视彼岸世界来世追求;从理论与应用孰重孰轻的角度看,中国人一向重应用探究,轻理论建构;从个体参照的时间框架看,更重视当前之用,轻视长远之用。中国人实用思维的发展阶段沿着从生物适应到文化选择的理路演进,历经萌芽、发生、形成和确定四个阶段。中国人实用思维在知识、关系和宗教三个领域体现较为明显,普遍将知识、关系和宗教视为工具性和手段性存在。第二部分,梳理实用思维产生的文化缘由,主要由三大部分构成,即:“一个世界”观,重“行”之知行观与以“人”为中心之天人观,以及重视机会获得与恐惧物质匮乏的传统心态。（1）“一个世界”观将人生的目标追求置于此岸世界,关注现实性目标追求,忽视超越性目标追求。（2）重“行”之知行观与以“人”为中心之天人观的观念传统强调“知”要能够服务于“行”,强调“人”的中心地位,这一观念传统分别解构了“知”的重要性与对象性,使得中国人重视以人的需要为导向的应用研究,轻视理论研究。（3）重视机会获得和恐惧物质匮乏的传统心态使得中国人偏好近期利益。第三部分,主要阐明中国人实用思维的形成机制。作为一种复杂的存在,实用思维涉及相关的价值观和认识论。这一部分从实用价值观、实用认识论以及言语模式形塑思维三个方面对实用思维的形成机制进行微观探讨。中国文化已经形成重视个体和群体生存与发展的实用价值观,形成关注现实致用的实用认识论。言语模式促使文化中已经存在的实用价值观和实用认识论自觉地进入个体的思维之中。中国人喜好追问“这有什么用”和“如何做”:“这有什么用”使得个体倾向于从“用”的角度看事观物,激发个体形成现实性目标追求,促发个体形成作用-功能认知模式;“如何做”强调方法技术的寻求与现实问题的解决,回避理论解释。在特定言语模式的引导下,中国人的思维倾向于追求实用。第四部分,从实用思维的角度解答“李约瑟难题”中两个基本问题,即“现代科学为何产生于西方”和“现代科学为何未能产生于中国”。（1）对“现代科学为何产生于西方”的回答需要追溯至两希文明,两希文明分别为现代科学的产生提供了认知因素与人格因素。在古希腊传统的影响下,西方人形成了概念化的形式逻辑,倾向于用元素-结构认知模式来认知事物,用数来描述与演绎自然存在,古希腊传统为现代科学的产生提供了智识上的准备。在希伯来传统的影响下,西方人形成了超越性的目标追求,积极进行着自我与意义寻求,希伯来传统为现代科学的产生提供了动力上的准备。现代科学是超越实用的结果,是人类智识力量和人格力量拒斥实用思维的双重超越。（2）对“现代科学为何未能产生于中国”这一问题的心理学解答也可以从认知因素和人格因素两个方面进行原因的寻求。在实践取向的影响下,中国人擅长运用类比推理和相关逻辑,这种思维方法将一切事物都联系起来,人与自然形成整体的存在格局,故未能成功地将人与自然进行切分,古代中国人倾向于采用作用-功能认知模式看待自然客体,对于中国人而言,数是指导实践活动的工具和手段,总体看来,中国人未能有效地形成现代科学产生所必要的认知因素。在儒道文化的影响下,中国人热衷于现实性的目标追求,持趋乐避苦的性格特征,主动求乐,被动受苦,难以为现代科学的产生提供人格因素。中国人的心理羁绊于一种现实致用的思维之中,被双重的实用寻求所束缚。不论是从认知上看,还是从人格上看,古代中国人都不具备产生现代科学所必要的智识性条件和动力性条件。实用思维提升中国人适应艰辛环境的能力,对外来文化保持开放心态,增强中国人对新事物的接纳能力。由于过于重视效用和功能,中国人漠视不能尽快致用的理论研究,回避超越性目标追求。中国人如果想要更好地实现心理的现代化,需要进一步提升理论思维的水平,而中国人如果想要实现人性的更高层次的发展,则需要传承本民族文化传统中的超越性要素,深彻理解希伯来传统中的超越性要素,使得超越性目标成为中国人总体目标追求的重要组成部分。
胡朝阳[9]（2019）在《教师教学语言的教育性之研究》文中研究说明语言是人类作为交际工具的表现符号,是人类形成和表达思想的手段。教学是以促进人的身心发展为指向,以教与学的对成为发生机制和存在方式的师生之间特殊的交往活动。语言与教学之间具有天然的联系。这种天然的联系通过教学语言得以建立。教学语言是存在于教学关系中用于教学交往以促进学生的发展为根本指向的语言符号系统。研究教学语言是深化教学理论研究和提升教学质量的需要。基于功能主义的视角对教学语言教育性的分析,具有内在逻辑的一致性,可以实现教学语言研究的形式与内容的统一、实然与应然的统一、理论与实践的统一,是深化教学语言研究的可行路径。本研究共分为五章,阐释了“具有何种教育素养的教师如何运用教学语言实现了好的教学效果”。第一章,阐释了教育性是教学语言的根本特性。基于功能主义的视角,教学语言是存在于教学关系之中的语言,是教学交往的工具。教育性是教育之为教育的根本特性,它是社会性与发展性的统一,规律性与目的性的统一,价值规范与实际效果的统一。教育性是教育目的的协同性、教育过程的规范性和教育效果的发展性的融合。真正的教学永远具有教育性。教学语言既是教学交往的工具,同时构成教学本体。教育性是教学语言所表现出的根本特性,是教学语言的价值预设与功能实现的融合。第二章,阐释了教学语言教育性的价值预设。真正的教学“是立于科学达于艺术之伦理性活动”,它是“向善、求真、趋美”的,它具有伦理性、科学性和艺术性。教学语言既是教学的工具,也构成教学本身。教学语言要具有教育性就应该符合教学的价值预设,即“向善、求真、趋美”,它们分别表现为教学语言的伦理性、科学性和艺术性。科学性是教学语言教育性的基础,伦理性是教学语言教育性的灵魂,艺术性提升教学语言教育性的表现力。符合教学的价值预设是教学语言具有教育性的根本前提。第三章,基于事理的逻辑,以教学语言教育性的实现过程为线索,阐释了教学语言功能实现的标准。首先,建构教学关系是教学语言实现其教育性的前提性标准。师生是一种资格,是建构教学关系的主体。在教学目的的协同下,师生的相互作用建构了教学关系,使得教学语言成为自身,因而建构教学关系是教学语言具有教育性的先决条件。其次,形成教学交往是教学语言实现其教育性的过程性标准。形成教学交往就是实现教学语言教育性的过程。形成教学交往的关键是实现师生的心理沟通。教学交往的形成依赖于教学对话的展开。最后,实现教学目的是教学语言实现其教育性的结果性标准。实现教学目的是教育性现实生成的标志。教学的根本目的是为了促进学生的发展。在教学交往的过程中,教学语言促进了学生的发展,实现了它的教育功能,就表现出它的教育性。第四章,分析了教学语言功能实现的机制。基于功能主义的观点,制约教学语言功能实现的因素是教学目的、教师和教学语境。教师既是教学语言的“创造者”,也是教学语言的“使用者”,其言说条件和言说的原则直接决定了教学语言的功能实现。教师的教育素养构成教师的言说条件。教师应遵循的言说原则包括适应原则、合作原则和得体原则。教学语境是教学语言实现其功能的另一重要制约因素,它制约着教学语言的语义生成、表达和理解的过程。学生是最重要的语境因素。语义的生成是教学语言功能实现的起点,语义的表达是教学语言功能实现的展开过程,语义的理解是教学语言功能实现的最终保证。第五章,探讨了提升教学语言教育性的策略。首先,提高教师的教育素养是提升教学语言教育性的根本策略。教师要形成良好的教育思维,具备丰富的教育知识,拥有卓越的教育能力,确立坚定的教育信念,并涵养通达的教育智慧。其次,要完善教师的言说条件,即确立言说的前提,明确言说的目的,精心准备教学语言的内容,并形成教学语言的风格。最后,要改进教学语言的表达,即遵循基本的表达原则和掌握丰富的表达技巧。
唐维[10]（2019）在《乔姆斯基的语言哲学探析》文中研究说明本论文通过讨论乔姆斯基的天赋语言观和生成转换语法,探究乔姆斯基的语言哲学给当下人们带来的思考和运用价值。乔姆斯基的天赋语言观和生成转换语法是论文的重点和难点。本文主要是在尊重乔姆斯基的语言哲学观的基础上对其进行具体分析。论文将结合天赋语言观来分析生成转换语法,通过分析乔姆斯基对经验论语言观的批判,论述乔姆斯基的天赋语言观过渡到他的生成转换语法,最终讨论生成转换语法的提出以及演变过程、理论内容和实际运用价值,对于维特根斯坦和康德等人的思想也会进行简单的阐述。论文的主要研究方法是在广泛的文献阅读基础上的案例分析法、比较研究法和形式分析法等等。我主要是通过阅读原着、了解其他学者的观点、确立自己的研究内容和完成论文的过程,立足于乔姆斯基的天赋语言观来讨论他的生成转换语法,从哲学的语言学转向入手,最终讨论乔姆斯基的语言哲学思想给人们带来的创新和不足之处。乔姆斯基的语言哲学思想并没有随着时代的发展而显得过时,他的天赋语言观不同于洛克的“白板说”,也区别于康德的纯主观的天赋观念,乔姆斯基是借助于“狼孩”的故事来分析客观事实,进一步说明,一个智力正常的人,不论年龄、环境和所学语种的差异,他天生具有学习语言的能力,这也是人区别于动物的明显标志之一。乔姆斯基的天赋语言观是在经验基础上分析人的先天能力。乔姆斯基的生成转换语法最大的特点是跨民族性,虽然不同语言的语法结构各具特色,但乔姆斯基讨论的是一种普遍语法,是语法中的共性,并不局限于具体的语言语法。乔姆斯基的语言哲学思想在当下仍发挥着作用,一方面,有利于在人工智能领域提供有效的语言识别和构造系统。另一方面,在日常生活中为人类搭建更好的沟通平台。本论文可能的创新点就体现在上述对乔姆斯基的语言哲学思想两个核心内容:天赋语言观与生成转换语法的分析探讨之中。论文一共有六章。第一章是绪论。首先讨论了乔姆斯基的生平,然后是文献综述,接下来谈论论文的研究背景和预期目标。第二章是乔姆斯基理论产生的时代背景。我在这一章里面首先从科学带来的变化以及对哲学的冲击、哲学自身的困境和现代逻辑对哲学的影响来分析哲学的语言学转向,然后讨论从理想语言到自然语言的现象以及维特根斯坦的语言游戏说,最后讨论乔姆斯基语言哲学观的提出。第三章是乔姆斯基的天赋语言观,通过分析乔姆斯基对传统经验论语言观的批判,再具体阐述天赋语言观的内容和特点,再写由天赋语言观到生成转换语法。第四章是生成转换语法。依次从基本概念、生成转换语法的理论内容、生成转换语法的应用进行讨论。第五章是对乔姆斯基的语言哲学的评价。评价天赋语言观时,首先将天赋语言观和康德的先验观进行比较,然后提出乔姆斯基的天赋语言观是在经验基础上分析人的先天能力,谈到天赋语言观的合理性。评价生成转换语法时,主要谈到生成转换语法在语言学和语言哲学方面的作用。最后,我提出了乔姆斯基语言哲学的几点不足之处。第六章是结语。我主要指出自己对语言的反思和论文可能的发展空间。
二、论语言民族性与社会性的关系（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论语言民族性与社会性的关系（论文提纲范文）
（1）象征、动员与认同：音乐的三重政治功能研究 ——以“中宣部100首歌曲”为分析对象（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研究缘起与研究意义 |
| (一)研究缘起 |
| (二)研究意义 |
| 二、文献综述 |
| (一)政治与音乐关系的相关研究 |
| (二)政治与音乐研究的诸视角 |
| (三)现有研究评价 |
| 三、研究方法和研究思路 |
| (一)研究方法 |
| (二)论文结构 |
| 四、研究创新和不足 |
| 第一章 音乐政治功能的内涵阐释与相关理论 |
| 一、音乐政治功能的相关概念界定 |
| (一)政治象征、政治动员与政治认同 |
| (二)政治功能与音乐政治功能 |
| (三)政治表达与音乐政治表达 |
| 二、音乐政治功能的三重分析视角及其内在关联 |
| (一)音乐政治功能三重分析视角的依据 |
| (二)音乐政治功能的三重关系辨析 |
| 三、音乐政治功能的相关理论基础与阐释 |
| (一)政治象征中的符号与音乐符号 |
| (二)政治动员中的情感与音乐情感 |
| (三)政治认同中的身份与音乐身份认同 |
| 第二章 音乐政治象征功能 |
| 一、符号视角下音乐政治象征功能的解析 |
| (一)音乐符号与音乐政治象征的差异 |
| (二)符号学视角下音乐政治象征功能 |
| 二、音乐政治象征功能的分析 |
| (一)音乐的政治精神象征功能 |
| (二)音乐的政党象征功能 |
| (三)音乐的国家政治象征功能 |
| 三、音乐政治象征功能的特性 |
| (一)音乐政治象征艺术幻象的神圣性 |
| (二)音乐政治象征内容的修辞性 |
| (三)音乐政治象征的权力转化性 |
| 第三章 音乐政治动员功能 |
| 一、情感视角下音乐政治动员功能的解析 |
| (一)政治动员中音乐的情感实践 |
| (二)情感视角下音乐政治动员功能 |
| 二、音乐政治动员功能的分析 |
| (一)音乐的政治行为动员功能 |
| (二)音乐的政治思想动员功能 |
| 三、音乐政治动员功能的特性 |
| (一)音乐政治动员事件的确定性 |
| (二)音乐政治动员方式的感染性 |
| (三)音乐政治动员内容的人民性 |
| 第四章 音乐政治认同功能 |
| 一、身份视角下音乐政治认同功能的解析 |
| (一)政治认同中音乐的身份认同 |
| (二)身份视角下音乐政治认同功能 |
| 二、音乐政治认同功能的分析 |
| (一)音乐的政治历史与文化认同功能 |
| (二)音乐的政治情感认同功能 |
| (三)音乐的政治利益认同功能 |
| 三、音乐政治认同功能的特性 |
| (一)音乐政治认同内容的公众性 |
| (二)音乐政治认同传播的分层性 |
| (三)音乐政治认同表达的跨边界性 |
| 结语:音乐政治功能研究的前景 |
| 一、理论拓展的空间 |
| (一)音乐政治表达双向性与音乐创作责任 |
| (二)音乐政治表达中的政府责任 |
| 二、学科交叉的可能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取得的科研成果 |
| 后记 |
（2）及物性系统及其体现形式的跨语言比较研究 ——以汉语、印地语、阿拉伯语和希腊语为例（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提要 |
| Abstract |
| 致谢 |
| 第一章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 |
| 1.2 研究意义 |
| 1.3 研究问题 |
| 1.4 研究方法 |
| 1.5 研究语种和语料 |
| 1.6 论文结构 |
| 第二章 及物性研究综述 |
| 2.1 引言 |
| 2.2 及物性 |
| 2.2.1 句法及物性 |
| 2.2.2 语义及物性 |
| 2.3 及物性系统 |
| 2.3.1 悉尼模式下的及物性系统 |
| 2.3.2 加的夫模式下的及物性系统 |
| 2.3.3 融合模式下的及物性系统 |
| 2.3.4 其他及物性系统 |
| 2.4 及物性系统的比较或对比及类型学研究 |
| 2.4.1 双语比较或对比 |
| 2.4.2 多语比较或对比及类型学研究 |
| 2.5 小结 |
| 第三章 理论基础和研究设计 |
| 3.1 引言 |
| 3.2 理论基础 |
| 3.2.1 及物性理论及及物性、及物性系统的层次归属 |
| 3.2.2 及物性和及物性系统的概念 |
| 3.2.3 及物性系统的建构 |
| 3.3 研究设计 |
| 3.3.1 总体设计 |
| 3.3.2 语料的处理与使用 |
| 3.3.3 语言与认知、思维和文化 |
| 3.4 小结 |
| 第四章 及物性系统及其体现形式的共性:以汉、印、阿、希四语为例 |
| 4.1 引言 |
| 4.2 丰富性 |
| 4.2.1 及物性系统丰富性的世界经验基础 |
| 4.2.2 及物性过程的丰富性:一种跨语言共性 |
| 4.2.3 及物性过程的丰富性与语篇分析:以汉、印、阿、希四语的语篇为例 |
| 4.3 层次性 |
| 4.3.1 及物性系统层次性的生物学基础 |
| 4.3.2 及物性系统的层次性:一种跨语言共性 |
| 4.3.3 及物性过程的层次性与语篇分析:以汉、印、阿、希四语的语篇为例 |
| 4.4 张力性 |
| 4.4.1 何谓张力性 |
| 4.4.2 及物性系统的张力性:一种跨语言共性 |
| 4.4.3 一种认知经验与多种经验过程:以汉、印、阿、希四语的小句为例 |
| 4.4.4 一种经验过程与多种认知经验:以汉、印、阿、希四语的小句为例 |
| 4.5 隐喻性 |
| 4.5.1 隐喻性的思维基础 |
| 4.5.2 及物性隐喻:从“一致式”到“隐喻式” |
| 4.5.3 及物性隐喻的跨语言普遍性:以汉、印、阿、希四语的语篇为例 |
| 4.6 抽象性 |
| 4.6.1 何谓抽象性 |
| 4.6.2 及物性系统的相对抽象性:以汉、印、阿、希四语的小句为例 |
| 4.6.3 不同层次及物性过程的相对抽象性 |
| 4.7 小结 |
| 第五章 及物性系统及其体现形式的殊性:以汉、印、阿、希四语为例 |
| 5.1 引言 |
| 5.2 “过程”与“参与者”的相对序位:陈述语气小句视角 |
| 5.2.1 关于序位和语气 |
| 5.2.2 汉语陈述语气小句中“过程”与“参与者”的相对序位 |
| 5.2.3 印地语陈述语气小句中“过程”与“参与者”的相对序位 |
| 5.2.4 阿拉伯语陈述语气小句中“过程”与“参与者”的相对序位 |
| 5.2.5 希腊语陈述语气小句中“过程”与“参与者”的相对序位 |
| 5.2.6 “过程”与“参与者”序位的跨语言比较:陈述语气小句视角 |
| 5.3 “过程”与“参与者”的相对序位:感叹语气小句视角 |
| 5.3.1 关于感叹语气 |
| 5.3.2 汉语感叹语气小句中“过程”与“参与者”的相对序位 |
| 5.3.3 印地语感叹语气小句中“过程”与“参与者”的相对序位 |
| 5.3.4 阿拉伯语感叹语气小句中“过程”与“参与者”的相对序位 |
| 5.3.5 希腊语感叹语气小句中“过程”与“参与者”的相对序位 |
| 5.3.6 “过程”与“参与者”序位的跨语言比较:感叹语气小句视角 |
| 5.4 “环境”与“过程”和“参与者”的相对序位 |
| 5.4.1 关于“环境” |
| 5.4.2 汉语小句中“环境”与“过程”和“参与者”的相对序位 |
| 5.4.3 印地语小句中“环境”与“过程”和“参与者”的相对序位 |
| 5.4.4 阿拉伯语小句中“环境”与“过程”和“参与者”的相对序位 |
| 5.4.5 希腊语小句中“环境”与“过程”和“参与者”的相对序位 |
| 5.4.6 “环境”序位的跨语言比较 |
| 5.5 “参与者”或“过程”的省略与凸显 |
| 5.5.1 关于省略 |
| 5.5.2 汉语语篇中“参与者”或“过程”的省略 |
| 5.5.3 印地语语篇中“参与者”或“过程”的省略 |
| 5.5.4 阿拉伯语语篇中“参与者”或“过程”的省略 |
| 5.5.5 希腊语语篇中“参与者”或“过程”的省略 |
| 5.5.6 “参与者”或“过程”省略的跨语言比较 |
| 5.6 “参与者”“过程”等语义成分的分立与整合 |
| 5.6.1 关于语义成分的分立与整合 |
| 5.6.2 汉、印、阿、希语中“复合参与者”现象 |
| 5.6.3 汉、阿、希语中“过程”和“参与者”的重合 |
| 5.6.4 阿、希语中“参与者”同“过程”的并合 |
| 5.6.5 语义成分分立与整合的跨语言比较 |
| 5.7 小结 |
| 第六章 从民族认知、民族思维及民族文化看殊性:以汉、印、阿、希四语为例 |
| 6.1 引言 |
| 6.2 民族认知、民族思维和民族文化 |
| 6.3 从民族认知看殊性 |
| 6.3.1顺序象似性（自然顺序）和突显象似性（规约顺序） |
| 6.3.2 由背景到图形和由图形到背景 |
| 6.3.3 认知突显与不突显 |
| 6.3.4 范畴化与去范畴化 |
| 6.4 从民族思维看殊性 |
| 6.4.1 事理逻辑（类比）思维（汉）、形式逻辑（演绎）思维（希、阿）和论辩逻辑（演绎+类比）思维（印） |
| 6.4.2 时间性思维（汉）、空间性思维（希、阿）和带有随意性的时间性思维(印） |
| 6.4.3 悟性（直觉）思维（汉）、理性（逻辑）思维（希、阿）和直觉证悟思维（印） |
| 6.4.4 整体性/综合性思维（汉）、分析性思维（希、阿）和整体—分析中介型思维（印） |
| 6.5 从民族文化看殊性 |
| 6.5.1 农耕文化（汉）、商贸文化（希）、沙漠游牧文化和外来文化（阿）及多元文化（印） |
| 6.5.2 儒道文化（汉）、科学文化（希）和宗教文化（阿、印） |
| 6.6 小结 |
| 第七章 结语 |
| 7.1 研究发现 |
| 7.2 创新之处 |
| 7.3 研究局限 |
| 7.4 未来展望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附录1 术语缩略表 |
| 附录2 参与者角色术语缩写表 |
| 附录3 英汉姓名对照表 |
| 附录4 英汉术语对照表 |
| 附录5 语言标注指南 |
| 附录6 汉语文本语料 |
| 附录7 印地语文本语料 |
| 附录8 阿拉伯语文本语料 |
| 附录9 希腊语文本语料 |
（3）语言文化学视角的语言符号“文化性”浅论（论文提纲范文）
| 1. 引言 |
| 2. 关于语言的“民族性” |
| 3．关于语言的“精神性” |
| 4．关于语言的“价值性” |
| 5. 结语 |
（4）别林斯基文学民族性理论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第一节 别林斯基的文学生涯 |
| 第二节 国内外研究状况综述 |
| 一、国外研究状况 |
| 二、国内研究状况 |
| 第三节 研究思路和基本内容 |
| 第一章 文学民族性问题的根源 |
| 第一节 文学语言民族性的开始:罗蒙诺索夫 |
| 第二节 文学语言民族性的争论和发展:卡拉姆津与希什科夫 |
| 第三节 文学语言的形成与文学民族性概念 |
| 一、维亚泽姆斯基论民族性 |
| 二、普希金论民族性 |
| 三、果戈理论民族性 |
| 四、乌瓦罗夫论民族性 |
| 第二章 别林斯基论俄国文学的民族性 |
| 第一节 文学民族性的相关概念 |
| 一、概念、理念、思维 |
| 二、现实、真实、现实性 |
| 三、典型 |
| 四、个性与激情(情致) |
| 第二节 文学民族性的具体问题 |
| 一、民族与民族性 |
| 二、模仿与民族性 |
| 三、平民性与民族性 |
| 四、民间诗歌与民族性诗歌 |
| 五、自然性、人工性与民族性 |
| 第三节 文学民族性到人民性的转变问题 |
| 一、民族性的内涵 |
| 二、人民性的内涵 |
| 三、二者的差异 |
| 第三章 别林斯基论俄国作家的民族性 |
| 第一节 普希金的民族性 |
| 一、民族的诗人普希金 |
| 二、民族性的具体表现 |
| 三、关于普希金的论争 |
| 第二节 克雷洛夫和冯维新的民族性 |
| 一、论克雷洛夫寓言中的讽刺 |
| 二、论冯维辛喜剧中的讽刺 |
| 第三节 果戈理的民族性 |
| 一、小说是民族需要的结果 |
| 二、以独特视角描写现实 |
| 三、从描写现实到描写社会 |
| 第四章 别林斯基的影响和评价 |
| 第一节 对同时代人的影响和评价 |
| 一、与斯坦凯维奇小组的交往 |
| 二、与同时代人的论战 |
| 第二节 对后代的影响和评价 |
| 一、围绕文学创作目的的争议 |
| 二、围绕文学批评作用的讨论 |
| 三、围绕别林斯基评价的变化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公开发表的论文 |
| 后记 |
（5）“轴心时代”的中西诗学形态与诗学观念（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轴心时代”的概念及意义 |
| 二、“诗学”的含义及范围 |
| 三、研究现状及研究意义 |
| 第一章 “轴心时代”与城邦文明 |
| 一、春秋时代的城邦结构与空间想象 |
| (一)春秋时代城邦的基本空间结构 |
| (二)城邦想象与“天人合一”的关系 |
| (三)宇宙的道德化与“以德配天” |
| 二、古希腊城邦文明与理性传统的形成 |
| (一)禁锢的生存条件与求知欲 |
| (二)悲剧意识:从神话到艺术 |
| (三)民主精神与人本意识 |
| 三、城邦体制与社会结构的形成 |
| (一)西周春秋时代的宗法制度 |
| (二)古希腊公民的德性与正义 |
| (三)城邦社会的文学史意义:以先秦诗歌为对象 |
| 第二章 诗的说唱和演唱形式 |
| 一、说唱与叙事艺术的形成 |
| (一)古希腊的说唱形态及种类 |
| (二)说唱艺术的叙事策略 |
| (三)《荷马史诗》的叙事逻辑 |
| 二、演唱与抒情文学的形成 |
| (一)“百兽率舞”与抒情艺术的萌动 |
| (二)《乐记》对乐舞的强调 |
| (三)诗、骚“情兼雅怨”的共性抒情内涵 |
| 三、人性世界与神性世界:“唱”的不同指向 |
| (一)先秦演唱文学中的人性基因及表现 |
| (二)神人二元性在古希腊说唱文学中的表现 |
| 第三章 风诗与史诗 |
| 一、风诗:中国诗歌原型 |
| (一)“风”的自然属性与文学含义 |
| (二)“十五国风”的音乐文学属性 |
| (三)风诗的“谲谏”属性 |
| 二、史诗:西方叙事文学原型 |
| (一)史诗的文化身份 |
| (二)《荷马史诗》的人性观念及文学史意义 |
| (三)史诗与戏剧的会通 |
| 三、民族性与诗体的形成 |
| (一)作为逻辑起点的语言与思维问题 |
| (二)语言与诗体风格的形成 |
| (三)审美差异与诗体的关系 |
| 第四章 轴心时代思想家的诗学观念 |
| 一、儒家“诗教”的内涵 |
| (一)“雅”与诗教 |
| (二)“温柔敦厚”与诗教 |
| (三)“成于乐”与诗教 |
| 二、老庄哲学的诗性特征 |
| (一)《老子》的诗性内涵 |
| (二)《庄子》的诗性智慧:自然与自由 |
| 三、柏拉图的诗学观念与中西暗合 |
| (一)柏拉图的“诗教”思想 |
| (二)柏拉图对“美”的理性认知 |
| (三)柏拉图的“和谐”论:由音乐形式上升到城邦正义 |
| 第五章 《乐记》与《诗学》的比较与会通 |
| 一、两种艺术发生观的会通 |
| (一)《乐记》的“感物说” |
| (二)“模仿说”的沿革及构成 |
| (三)“以类相动”:感物说与模仿说的会通 |
| 二、两种艺术功能论的会通 |
| (一)《乐记》独特的人性观 |
| (二)《乐记》从人性出发的道德指向 |
| (三)《诗学》的道德目标:“快感”与“净化” |
| 三、两种艺术真实论的会通 |
| (一)“情真”:《乐记》“着诚去伪”观的提出 |
| (二)“理真”:《诗学》对“诗比历史更真实”的诠释 |
| (三)形式之真:《乐记》与《诗学》艺术真实观的共性基础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所发表的论文 |
| 致谢 |
（6）中国当代文学理论审美范式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论文选题的理由或意义 |
| 二、国内外研究的现状及趋势 |
| (一) 国内研究综述 |
| (二) 国外研究概况 |
| 三、研究目标、研究内容和拟解决的关键问题 |
| (一) 研究思路 |
| (二) 研究内容及论文框架 |
| (三) 拟解决的关键问题 |
| 四、拟采取的研究方法、研究手段及创新 |
| (一) 拟采取的研究方法、研究手段、技术路线 |
| (二) 本论文的创新之处 |
| 第一章 中国当代文学理论审美范式的基本内涵 |
| 第一节 “范式”与文学理论范式 |
| 一、“范式”概念及其理论内涵 |
| 二、文学理论范式的内涵与演变 |
| 三、范式创造是文学理论知识生产的核心 |
| 第二节 中国当代文学理论审美范式 |
| 一、中国当代文学理论审美范式的基本内涵 |
| 二、中国当代文学理论审美范式的理论渊源 |
| 第二章 中国当代文学理论审美范式的历史形成 |
| 第一节 为文艺正名:审美范式建立的理论前提 |
| 一、社会政治范式:理论来源、特征与局限 |
| 二、为文艺正名:文艺与政治关系的再审视 |
| 第二节 人道主义理论:审美范式建立的哲学基础 |
| 一、文学是人学:早期中国文学理论中的人学思想 |
| 二、《手稿》讨论:马克思主义的人道主义哲学基础 |
| 第三节 美学大讨论:审美范式建立的学科参照 |
| 一、20世纪中国美学讨论的基本问题和影响 |
| 二、美学讨论与文学审美主体性原则的建立 |
| 第三章 中国当代文学理论审美范式的理论类型 |
| 第一节 意识形态论的文学审美观 |
| 一、文学与意识形态关系的论争 |
| 二、“审美反映论”的文学观 |
| 三、“审美意识形态”论的文学观 |
| 第二节 语言形式论的文学审美观 |
| 一、形式本体论的文学审美观 |
| 二、语言本体论的文学审美观 |
| 三、符号本体论的文学审美观 |
| 第三节 内在超越论的文学审美观 |
| 一、超越论文学审美观的理论基础 |
| 二、审美超越与自由生存 |
| 三、审美超越与终极关怀 |
| 第四章 中国当代文学理论审美范式的实践范例 |
| 第一节 文学活动的审美本质 |
| 一、审美是人类特有的精神活动 |
| 二、审美和文学的审美本质 |
| 三、审美贯穿文学活动始终 |
| 第二节 文学作品的审美结构 |
| 一、文学的“格式塔质”和审美本质 |
| 二、内容与形式的相互征服:“美在于内容与形式的交涉部” |
| 第三节 文学接受的审美阐释 |
| 一、文学审美接受的心理机制 |
| 二、文学审美接受本质上是一种精神家园的复归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科研成果 |
（7）近代德意志民族自我意识觉醒的文化路径（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引言 |
| 一、选题缘由与意义 |
| 二、国内外研究现状 |
| (一)国外研究状况 |
| (二)国内研究状况 |
| 三、几个重要概念 |
| (一)德意志民族 |
| (二)“德意志民族文化” |
| (三)“德意志民族自我意识” |
| 四、研究方法 |
| 五、创新之处 |
| 六、主要内容 |
| 第1章 近代德意志民族自我意识觉醒的必然性与迫切性 |
| 1.1、德意志民族特殊的地理因素 |
| 1.2、德意志民族复杂的种族历史 |
| 1.3、德意志民族自我意识觉醒的迫切性 |
| 第2章 近代德意志民族自我意识的觉醒与文化运动 |
| 2.1“文化民族”培育阶段(2)的前奏—— 德意志启蒙运动 |
| 2.1.1 德意志启蒙运动的概况 |
| 2.1.2 门德尔松与康德对启蒙运动的回答 |
| 2.1.3 文学启蒙的旗手——莱辛 |
| 2.2 “文化民族”的开启——“狂飙突进”的民族呐喊 |
| 2.2.1 “狂飙突进”运动的基本含义 |
| 2.2.2 “狂飙突进”运动的精神领袖——赫尔德 |
| 2.2.3 “狂飙突进”运动的两面旗手——歌德与席勒 |
| 2.3 “文化民族”的绽放——浪漫主义运动 |
| 2.3.1 德意志浪漫主义文化圈的形成 |
| 2.3.2 德意志浪漫派的实践活动 |
| 第3章 近代德意志文化民族主义与浪漫主义的共生性 |
| 3.1 “文化民族”到“民族文化” |
| 3.2 “多样化的文化布局” |
| 3.3 “文化民族主义”与“浪漫主义”共生性 |
| 第4章 对近代德意志“文化”-“民族”-“国家”的反思 |
| 4.1 德意志“文化”与其“民族”的认同逻辑 |
| 4.2 德意志“民族”对其“国家”的诠释 |
| 4.3 “民族文化”对精神与艺术的影响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附录 :攻读硕士研究生期间取得的研究成果 |
（8）中国人实用思维的理论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1 前言 |
| 1.1 研究现状 |
| 1.2 研究框架 |
| 1.3 研究方法 |
| 1.4 研究意义 |
| 第一部分 中国人实用思维的定义、基本特征、发展阶段与表现 |
| 2“实用”与“思维”的内涵解读 |
| 2.1“实”与“用”的涵义解读 |
| 2.2“实用”的内涵解读 |
| 2.2.1 实际效用 |
| 2.2.2 现实应用 |
| 2.2.3 符合当下需要 |
| 2.3“思维”的内涵解读 |
| 3 中国人实用思维的定义与基本特征 |
| 3.1 中国人实用思维的定义 |
| 3.2 中国人实用思维的基本特征 |
| 3.2.1 重视此岸现世满足,轻视彼岸来世追求 |
| 3.2.2 关注应用探究,轻视理论构建 |
| 3.2.3 注重近期之用,忽视长远之用 |
| 4 中国人实用思维的发展阶段与主要表现 |
| 4.1 中国人实用思维的发展阶段 |
| 4.1.1 萌芽阶段 |
| 4.1.2 发生阶段 |
| 4.1.3 形成阶段 |
| 4.1.4 确定阶段 |
| 4.2 中国人实用思维的主要表现 |
| 4.2.1 知识 |
| 4.2.2 关系 |
| 4.2.3 宗教 |
| 第二部分 中国人实用思维的文化缘由 |
| 5“一个世界”观为核心的意义系统 |
| 5.1“一个世界”观与“两个世界”观的比较 |
| 5.1.1 思想来源 |
| 5.1.2 基本内涵 |
| 5.1.3 关系 |
| 5.1.4 目标追求 |
| 5.2“一个世界”观使得中国人追求现实性目标 |
| 5.2.1 物质性导向的目标追求 |
| 5.2.2 社会性导向的目标追求 |
| 5.2.3 情感性导向的目标追求 |
| (1)人际之情:和谐的人际关系 |
| (2)物我之情:圆融的物我关系 |
| 6 重“行”之知行观与“人”为中心之天人观的观念传统 |
| 6.1 重“行”之知行观 |
| 6.1.1 中西知行观差异之一:重“行”与重“知” |
| 6.1.2 中西知行观差异之二:“知行合一”与“知行二分” |
| 6.2“人”为中心之天人观 |
| 6.2.1 中西天人观差异之一:“人”为中心与“天”“人”各为中心 |
| 6.2.2 中西天人观差异之二:“人天合一”与“天人二分” |
| 6.2.3 中西天人观差异之三:有情之天与有理之天 |
| 6.3 传统知行观与传统天人观使得中国人重视应用性研究 |
| 6.3.1 未能建立起理论研究兴趣 |
| 6.3.2 重视应用性知识系统 |
| 6.3.3 形成重视现实应用的“学”“术”传统 |
| 7 重视机会获得和恐惧物质匮乏的传统心态 |
| 7.1 重视机会获得 |
| 7.2 恐惧物质匮乏 |
| 7.3 两个传统心态使得中国人偏好近期利益 |
| 7.4 中国人重近期利益的表现 |
| 第三部分 中国人实用思维的形成机制 |
| 8 中国人实用思维形成的总体机制图 |
| 9 中国人的实用价值观 |
| 9.1 个人/家庭层面的实用价值观 |
| 9.1.1“好死不如赖活着”:寿(健康长寿) |
| 9.1.2“有钱道真语,无钱语不真”:富(物质财富) |
| 9.1.3“势大面子宽”:贵(社会权势) |
| 9.1.4“家和万事兴”:和(家庭和谐) |
| 9.2 国家/天下层面的实用价值观 |
| 9.2.1“治国”:国家富强、社会安定 |
| 9.2.2“平天下”:天下为公、世界大同 |
| 10 中国人的实用认识论 |
| 10.1 实用自然认识论 |
| 10.1.1 自然的三个维度 |
| 10.1.2 功能本体是中国古代实用自然认识论的认知基础 |
| 10.1.3 实用自然认识论影响下形成应用性/操作型知识体系 |
| 10.2 实用道德认识论 |
| 10.2.1 道德的两重性 |
| 10.2.2 修齐治平是中国古代实用道德认识论的社会需要 |
| 10.2.3 实用道德认识论影响下形成道德践履操作系统 |
| 11 语言及其话语模式影响实用思维的形成 |
| 11.1 语言及其话语模式形塑思维方式的理论基础 |
| 11.1.1 思维支配语言 |
| 11.1.2 语言形塑思维 |
| 11.2 中国式提问将中国人的思维导向“实用” |
| 11.2.1 问题之一:这有什么用 |
| (1)“这有什么用”激发个体形成现实性目标追求 |
| (2)“这有什么用”促发个体形成作用-功能认知模式 |
| 11.2.2 问题之二:怎么办/怎么样/如何做 |
| (1)怎么办/怎么样/如何做引导“术”(方法与动作)的寻求 |
| (2)怎么办/怎么样/如何做满足于解决生产问题和生活问题 |
| 11.2.3 中国式提问的逻辑后果 |
| (1)“这有什么用”提问方式的逻辑后果 |
| (2)“怎么办/怎么样/如何做”提问方式的逻辑后果 |
| 第四部分 从实用思维的角度回答“李约瑟难题” |
| 12“李约瑟难题”的文献回顾与解析 |
| 12.1“李约瑟难题”的阶段性 |
| 12.1.1 17世纪初-19 世纪末:以德梅朗和巴多明等法国学者为代表 |
| 12.1.2 20世纪初-20 世纪中叶:以任鸿隽和梁启超等中国学者为代表 |
| 12.1.3 20世纪中叶-20 世纪80年代:李约瑟对难题的研究 |
| 12.1.4 20世纪80年代至今:中国学者的努力 |
| 12.2“李约瑟难题”的跨学科性与学科中心偏移 |
| 12.2.1 “李约瑟难题”的跨学科性 |
| 12.2.2 “李约瑟难题”的学科中心偏移 |
| 12.3“李约瑟难题”研究中展现的三个问题 |
| 12.3.1 问题之一:“李约瑟难题”的内涵问题 |
| 12.3.2 问题之二:“伪问题”说是否挑战“李约瑟难题”的合法性? |
| 12.3.3 问题之三:现代科学移植中国是否挑战“李约瑟难题”研究的必要性? |
| 13 心理学的努力:以往心理学研究者对“李约瑟难题”的解答 |
| 13.1 陈立:“中国科学不发达的原因便必为心理的” |
| 13.2 尼斯贝特、彭凯平和侯玉波:辩证思维与整体思维的解答 |
| 13.3 皮亚杰:认识的心理发生 |
| 13.3.1 动作:一般认识发生的心理基础 |
| 13.3.2 超越动作:科学认识发生的心理基础 |
| 13.3.3 皮亚杰理论对“李约瑟难题”解答的启发 |
| 14 从实用思维的角度回答“李约瑟难题” |
| 14.1 现代科学为何产生于西方 |
| 14.1.1 希腊传统奠定科学产生的认知条件 |
| (1)概念化的形式逻辑 |
| (2)元素-结构认知模式 |
| (3)“数”的描述机能与演绎机能 |
| 14.1.2 希伯来传统奠定科学产生的人格因素 |
| (1)超越性的目标导向与动机激发 |
| (2)自我与意义寻求 |
| 14.2 现代科学为何未能产生于中国 |
| 14.2.1 实践取向难以为现代科学的产生提供认知条件 |
| (1)相关逻辑和类比推理 |
| (2)作用-功能认知模式 |
| (3)“数”在实践中起指导功能 |
| 14.2.2 儒道文化难以为现代科学的产生提供人格因素 |
| (1)现实性的目标导向与动机激发 |
| (2)求乐避苦的性格特征 |
| 第五部分 反思、评价与结论 |
| 15 对中国人思维研究的反思 |
| 15.1 以心理学为中心学科,关注思维研究的跨学科视野 |
| 15.2 以研究中国文化的思维为基本,同时关注思维研究的文化差异 |
| 15.3 宜从方法上把握思维研究的三个层次 |
| 16 对中国人实用思维的评价 |
| 16.1 实用思维提升中国人对环境的适应性 |
| 16.2 实用思维阻碍中国人理论兴趣的形成 |
| 16.3 实用思维阻碍中国人超越性目标的形成 |
| 16.4 改善中国人思维的策略 |
| 17 本研究的创新与不足 |
| 17.1 本研究的创新 |
| 17.2 本研究的不足 |
| 18 研究结论 |
| 参考文献 |
| 在读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与研究成果 |
| 致谢 |
（9）教师教学语言的教育性之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第一节 选题缘由 |
| 一、问题提出 |
| 二、研究意义 |
| 三、研究目的 |
| 第二节 文献综述 |
| 一、教学语言的相关研究及反思 |
| 二、“教育性”的相关研究及反思 |
| 第三节 研究的问题与视角 |
| 一、研究的问题 |
| 二、研究的视角 |
| 第四节 研究思路、方法与可能的创新之处 |
| 一、研究的思路 |
| 二、研究的方法 |
| 三、可能的创新之处 |
| 第一章 教育性：教学语言的根本特性 |
| 第一节 教学语言的功能主义阐释 |
| 一、功能主义：阐释教学语言的理论视角 |
| 二、教学语言：存在于教学关系之中的语言 |
| 三、教学语言：教学交往的工具 |
| 第二节 教育性：教学语言作为教学工具所表现出的特性 |
| 一、教育性的内涵和结构 |
| 二、教学语言的教育性的内涵和表现 |
| 小结 |
| 第二章 教学语言教育性的价值预设 |
| 第一节 求真：教学语言的科学性 |
| 一、“求真”：教学的科学性 |
| 二、教学语言的“真”的内涵 |
| 三、教学语言科学性的核心意蕴 |
| 第二节 向善：教学语言的伦理性 |
| 一、“向善”：教学的伦理性 |
| 二、教学语言的“善”的内涵 |
| 三、教学语言伦理性的核心意蕴 |
| 第三节 趋美：教学语言的艺术性 |
| 一、“趋美”：教学的艺术性 |
| 二、教学语言的“美”的内涵 |
| 三、教学语言的艺术性的核心意蕴 |
| 小结 |
| 第三章 教学语言教育性的功能实现(上)：标准分析 |
| 第一节 前提性标准：建构教学关系 |
| 一、建构教学关系是实现教学语言教育性的先决条件 |
| 二、师生是建构教学关系的主体 |
| 三、建立师生之间良好的心理关系是建构教学关系的基础 |
| 四、教学目的的协同运动是建立教学关系的契机 |
| 第二节 过程性标准：形成教学交往 |
| 一、形成教学交往是实现教学语言教育性的过程 |
| 二、教学交往的形成依赖于教学对话的展开 |
| 三、形成教学交往的关键是实现师生的心理沟通 |
| 第三节 结果性标准：实现教学的目的 |
| 一、实现教学目的是教育性现实生成的标志 |
| 二、促进学生的发展是教学的根本目的 |
| 三、教师通过教学语言促进学生的发展 |
| 小结 |
| 第四章 教学语言教育性的功能实现(下)：机制探讨 |
| 第一节 教学语言功能实现的影响因素 |
| 一、言说主体——教师是影响教学语言教育性的决定性因素 |
| 二、言说环境——教学语境是影响教学语言教育性的重要因素. |
| 第二节 教学语言功能实现的过程 |
| 一、语义的生成是教学语言功能实现的起点 |
| 二、语义的表达是教学语言功能实现的展开过程 |
| 三、理解的达成是教学语言功能实现的完成 |
| 小结 |
| 第五章 提升教学语言教育性的策略 |
| 第一节 提升教师的教育素养 |
| 一、形成良好的教育思维 |
| 二、具备丰富的教育知识 |
| 三、拥有卓越的教育能力 |
| 四、确立坚定的教育信念 |
| 五、涵养通达的教育智慧 |
| 第二节 完善教学语言的言说条件 |
| 一、确立言说的前提 |
| 二、明确言说的目的 |
| 三、精心准备教学语言的内容与风格 |
| 第三节 改进教学语言的表达 |
| 一、遵循基本的表达原则 |
| 二、掌握丰富的表达技巧 |
| 小结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学位期间公开发表的学术论文 |
| 后记 |
（10）乔姆斯基的语言哲学探析（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乔姆斯基生平简介 |
| 1.2 文献综述 |
| 1.3 论文的研究背景和预期目标 |
| 第2章 乔姆斯基理论产生的时代背景 |
| 2.1 哲学的语言学转向 |
| 2.2 维特根斯坦的语言游戏说 |
| 2.3 乔姆斯基语言哲学观的提出 |
| 第3章 乔姆斯基的天赋语言观 |
| 3.1 乔姆斯基对传统经验论语言观的批判 |
| 3.2 天赋语言观的内容及特点 |
| 3.3 由天赋语言观到生成转换语法 |
| 第4章 生成转换语法 |
| 4.1 基本概念 |
| 4.2 生成转换语法的理论内容 |
| 4.3 生成转换语法的应用 |
| 第5章 对乔姆斯基语言哲学思想的评价 |
| 5.1 天赋语言观念正确解析了人的语言能力 |
| 5.2 生成转换语法带来的革命性突破 |
| 5.3 乔姆斯基语言哲学的不足之处 |
| 第6章 结语 |
| 6.1 对语言的反思 |
| 6.2 发展空间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硕士期间的学术成果 |
四、论语言民族性与社会性的关系（论文参考文献）
- [1]象征、动员与认同：音乐的三重政治功能研究 ——以“中宣部100首歌曲”为分析对象[D]. 连婉廷. 吉林大学, 2021(01)
- [2]及物性系统及其体现形式的跨语言比较研究 ——以汉语、印地语、阿拉伯语和希腊语为例[D]. 王连柱. 北京外国语大学, 2021(09)
- [3]语言文化学视角的语言符号“文化性”浅论[J]. 汪翔,赵爱国. 中国俄语教学, 2021(02)
- [4]别林斯基文学民族性理论研究[D]. 刘垣菲. 吉林大学, 2020(08)
- [5]“轴心时代”的中西诗学形态与诗学观念[D]. 孟冬冬. 哈尔滨师范大学, 2020(12)
- [6]中国当代文学理论审美范式研究[D]. 谭诗民. 陕西师范大学, 2019(01)
- [7]近代德意志民族自我意识觉醒的文化路径[D]. 李化敏. 湘潭大学, 2019(02)
- [8]中国人实用思维的理论研究[D]. 刘超. 南京师范大学, 2019(02)
- [9]教师教学语言的教育性之研究[D]. 胡朝阳. 湖南师范大学, 2019(01)
- [10]乔姆斯基的语言哲学探析[D]. 唐维. 西南大学, 2019(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