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外商直接投资(FDI)规模与投向的控制（论文文献综述）
王钊业[1]（2021）在《外商直接投资与城乡收入差距：长三角地区城市样本的实证研究》文中认为
赵永斌[2]（2021）在《山西省利用外资变迁与效益研究（1978-2018）》文中研究说明利用外资是中国对外开放的关键内容,也是实现工业化和现代化的重要动力。改革开放以来,外资首先弥补了中国经济发展的“双缺口”,发挥了经济增长“催化剂”的作用,然后通过产业关联产生投资带动和乘数效应,间接推动了中国经济增长。此间,外资通过技术和管理溢出、出口促进、就业吸纳和竞争效应等机制,直接或间接提升了中国经济发展质量,带来诸多效益。目前,中国已经从政策型开放进入制度型开放的新阶段,从重点区域开放进入全方位开放的新格局,在利用外资方面,进入了以准入前国民待遇加负面清单、落实准入后国民待遇的投资自由化、便利化阶段。在此背景下,内陆地区引进外资,提升利用外资效益,对于支撑全方位开放新格局具有重要意义。山西省作为连接东西,贯通南北的中部省份,经济外向度较低,发展水平不高,如不加强引进外资,提高利用外资效益和经济开放度,势必造成全方位开放新格局的中部“梗阻”。目前,山西省利用外资存在三方面的挑战:一是逆全球化抬头、其他发展中国家和地区的引资竞争等因素,导致来晋投资流量有减少的风险;二是中国长期对外开放政策的区域异质性,使山西省在新时代利用外资面临“马太效应”;三是外商投资的资源型经济路径依赖可能降低利用外资的效益。在上述背景下,如何在新形势下加强利用外资,提升综合效益,变“马太效应”为“后发优势”,成为山西省推动制度型开放,支撑中国全方位开放新格局需要解答的重大命题。而解答此命题,必须首先梳理利用外资的变迁历程、总结规律、评价效益并剖析影响因素,据此提出针对性强的政策建议,才能鉴往知来,解答上述命题。目前,全国层面对内陆资源型地区利用外资变迁与效益的研究比较少,已有的关于山西省利用外资效益的研究,也因缺乏对史实的把握而解释力不足。山西省作为内陆资源型地区,内陆区位特征和资源型经济特征决定了其在利用外资上具有独特的逻辑和规律。从这两个特征出发,研究山西省利用外资的变迁与效益问题,具有典型的实践意义和理论价值。基于此,本文对改革开放以来山西省利用外资变迁与效益问题进行了研究。首先在文献分析的基础上,参照利用外资史上的标志性事件、山西省利用外资的阶段性主导因素等,将研究时段分为1978-1991年（内陆区位约束下的小规模探索阶段）、1992-2001年（内陆与资源型特征主导易位下的高速流入阶段）、2002-2012年（资源型经济优势强化与服务业快速引资阶段）、2013-2018年（资源型经济转型与内陆开放型经济建设双主导的高质量导向引资阶段）四个阶段。其次采用史料实证分析、规范分析、历史制度分析和归纳演绎等分析方法,对每个阶段利用外资变迁的事实和规律进行梳理总结,评价利用外资的综合效益并剖析其影响因素。最后,结合山西省当下利用外资的内外部环境,提出政策建议,以鉴未来。本文主要研究结论和观点如下:一、关于山西省利用外资变迁的事实梳理改革开放以来,山西省利用外资的总体规模较小,但呈现上升趋势,到现阶段已经与其经济规模相适应。外商直接投资自2006年之后成为主要投资方式。港澳台资项目比例始终占有绝对优势;欧美澳等发达国家投资份额先增后减,但高于全国水平。影响外资来源国别结构的主要因素是金融危机、地缘经济等。在投资方式上,外商独资企业比例持续低于全国,营商环境差、交易成本高和资源型行业股权比例限制使然。外商投资行业上,入世之前以工业为主,入世后服务业逐步增加,工业内部“煤焦冶电”等传统领域投资比例经历了“增-减-增”的过程。外商投资区域上,省会太原引资居多,但投资区域协调性逐渐增加,开发区、综改区等渐成主要载体。二、关于山西省利用外资变迁的规律总结（1）资源禀赋是山西省吸引外商投资的独特条件,也是导致山西省引资特征、使用效益与全国不同的根源,直到现阶段,该条件仍是吸引外商来晋投资的主要因素。（2）内陆特征与资源型经济特征在引资主导地位上彼此制衡。内陆特征下,交通成本约束形成了高附加值、非运输成本敏感型引资偏好,而资源型经济发展形成了初级资源产品（低附加值、高运输成本）引资偏好。交通条件改善的情况下,后者在“资源诅咒”下取得引资主导地位,倾向于降低外资效益,需要政策予以引导和规制。（3）围绕资源型经济的两面（加强优势、补齐短板）不断调整,是山西省利用外资40年政策变迁的主线,导致利用外资的出发点过度聚焦于资源型经济,而忽视其综合效益的释放。（4）外商选择何种方式在晋投资,是其竞争优势内部化成本和经营收益权衡的结果,也是反映山西省市场化程度和营商环境优劣的指标。（5）资本增殖的本性决定了无论是直接外资还是间接外资,盈利性都是需要考虑的重要因素,借用外国贷款用途的盈利性不应被公益性完全覆盖。三、关于山西省利用外资效益的表现改革开放以来,山西省利用外资的综合效益总体上升,港澳台资的综合效益高于其他外资,主要是在创新和协调两方面具有优势,其他外资则在共享效益上更胜一筹。到现阶段,创新效益和绿色效益是利用外资亟待提升的两个方面。四、关于影响山西省利用外资效益的因素分析（1）山西省产业结构单一、产业链长度不足、创新吸收能力较低,不利于吸收外资的创新溢出;合资企业管理“国内化”降低了外资管理经验的溢出。（2）鼓励外商投资于“煤焦冶电”等资源型、高退出门槛的行业,降低了外资在晋的协调效益,而且这种降低是持续性的。（3）投资行业高碳化和低环境规制,降低外商投资的绿色效益。（4）资源型经济下,资源收益追逐型外资挤出外向型外资;汇率缺口消失下,创汇动机减弱,引进外资的外向度降低,影响外商投资的开放效益。（5）成本敏感型外资对劳动力的技术要求低、可替代性强,且多投资于低附加值领域,在房地产过热推动土地价格上升的情况下,外资倾向于削减员工工资,从而降低了收入带动效益。上述因素也是山西省提升利用外资效益的切入点。最后,本文基于上述事实梳理、规律总结和原因分析,结合当下山西省利用外资的国际、国内、省内环境,从6个方面提出了15条针对性、可行性较高的建议。这6个方面是:（1）在全球应对气候变化大局下,加大绿色外资的引进力度和规模。（2）在RCEP、CIA等新型区域投资贸易协定中,立足关键领域和对象开展精准招商引资。（3）在“一带一路”倡议和“双循环”发展格局中,主动承接和引进相对先进和高效益的外资企业。（4）在“煤炭生产向资源富集地区集中”的煤炭生产布局调整下,既要提升外商投资的协调性,又要在煤炭清洁生产、运输和加工领域发挥外资的绿色效益。（5）在资源型经济转型中,提升外资的创新效益,加大生产性服务业引资力度。（6）构建优质引资环境,重引增量更重稳存量,进一步释放既有外资企业的综合效益。
曹雨暄[3]（2021）在《FDI、技术创新和经济绿色增长 ——基于中介模型的实证研究》文中指出外商直接投资可以从增加资本积累、促进技术外溢、活跃国内市场等方面对一国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起促进作用,其中,FDI的技术溢出效应可促使东道国进行技术创新,进而对经济增长绩效产生长远影响。因此,在内外双循环的战略背景下,探究如何更好的利用外资对中国经济绿色增长至关重要。首先,FDI可以带来技术转移与扩散,东道国可依托技术引进直接提高生产效率,然后,随技术转移扩大以及本地化生产程度的加强,将引进的技术进行模仿吸收并改造升级,增强技术的本地适用性,最后,在一定创新和吸收能力的基础上,减少对外技术依赖,加强本国的自主创新能力。现阶段,中国经济可持续发展必须践行绿色理念,基于此,本文将技术创新分为技术引进、模仿创新、自主创新和绿色创新四种类型,构建FDI、技术创新和经济绿色增长的中介模型,同时验证两两关系和三者的中介传导路径关系,讨论如何更好的吸引和利用高质量外资并依托不同的技术创新模式对经济增长产生影响,对解决我国经济转型中的难点问题有重大现实意义。本文基于2007-2018年中国30个省份的面板数据,采用OLS、Tobit和2SLS回归法实证检验了研究假说的准确性和可靠性,进一步将研究区域划分为东中西进行区域差异性的分析,得出的主要结论如下:（1）FDI对经济绿色增长呈现出显着的“正U型”关系,即FDI对经济绿色增长的作用表现为先抑制后促进。（2）FDI对不同类型的技术创新模式均有显着的促进作用。（3）不同类型的技术创新作为FDI对经济绿色增长的中介变量,在二者中的有不同的传导效应,技术引进和绿色创新在FDI对经济绿色增长的传导路径中存在部分遮掩效应,而模仿创新与自主创新在FDI对经济绿色增长的传导路径中存在部分中介效应。（4）技术创新的中介和遮掩效应存在地区差异,其中,东部地区技术引进和模仿创新在FDI到经济绿色增长中分别发挥18.82%和64.69%的部分中介效应,自主创新存在部分遮掩效应为7.08%。中部地区仅技术引进和自主创新能在FDI到经济绿色增长的传导路径中发挥部分遮掩效应,而西部地区仅模仿创新在FDI对经济绿色增长中存在部分中介作用。基于上述结论,从提升外资质量、优化投资布局、加大绿色创新和把握创新非均衡特征四个方面提出有针对性的对策建议。
朱玮玮[4]（2020）在《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政策效应和制度因素研究》文中研究指明进入新世纪以来,新兴经济体的对外直接投资（OFDI）规模不断壮大,渐已成为影响世界对外直接投资格局的关键力量。中国是最大的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自“走出去”战略实施以来,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发展迅猛,“一带一路”倡议提出后OFDI的发展又迎来新的高潮。2019年,中国OFDI流量为1171.2亿美元,占世界比重为8.91%,位居世界第四;存量为20994亿美元,占世界比重为6.07%,位列世界第三。在对外直接投资的资本输出国中,中国已居举足轻重的位置。中国OFDI的区位范围和产业分布广泛,投资区域既有发展中国家也有发达国家,近些年跨国企业的投资领域不断向产业链的高端迈进,投资产业已涵盖国民经济所有行业类别。作为国际直接投资的后起国家,中国OFDI异军突起的关键推动力量究竟是什么?以国际生产折衷理论为代表的主流OFDI理论普遍认为企业开展海外投资活动的前提条件是具备某些竞争优势,包括市场、产品、技术、管理经验等,对不具备明显竞争优势的中国跨国企业的大规模国际扩张,这些理论难以给出全面科学的解释。对于新兴经济体而言,母国政府的政策支持是企业国际化优势的重要来源,并且,仍处于完善过程中的制度体系也会影响企业的跨国投资。本文从母国政策和制度视角构建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影响因素的分析框架,力求为国内企业大规模的跨国投资寻求新的解释,丰富新兴经济体OFDI的研究,并为中国企业高水平“走出去”提供政策参考,为国内制度环境的改善和制度体系的健全提供理论依据。首先,本文对中国OFDI的发展现状进行分析,具体包括两方面。一方面,对OFDI的特征事实进行阶段性分析,包括经济特征和结构特征。在阶段性经济特征分析中选取了经济发展水平、货币环境、对外贸易、劳动力成本和能源需求指标;在阶段性结构特征分析中,结合《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统计公报》和China Global Investment Tracker（中国全球投资跟踪）两套数据对投资行业结构、区域结构、主体结构进行剖析。另一方面,对中国的OFDI进行跨国比较,对照组分别为大型经济体美国和日本、经济外向型国家韩国、新兴经济体俄罗斯和印度,比较内容涉及OFDI的规模与结构。其次,本文全面梳理了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管理政策演变,并对政策效果进行实证检验。“走出去”和“一带一路”是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有重要意义的国家战略,为推动战略实施,国家全力打造良好的政策环境助力企业的境外投资。对外直接投资的管理体制由审批制转变为核准制,再转为备案制,对外直接投资的限制不断放宽,管理体制更趋完善和规范。外汇管理政策由管制转为放松,外汇资金来源审查、登记核准、资金汇入和结汇方面的程序不断简化,给企业“走出去”提供便利。实证检验结果表明,中国的OFDI管理政策演变与国内外经济形势的变化相契合,推动了企业的国际化。第三,本文采用行业层面数据,研究金融财税政策与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关系。金融财税政策是“走出去”战略以来政府所推行的对外直接投资促进政策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主要包括信贷融资支持、财政专项资金、税收激励三个方面。政府通过税收饶让抵免、优惠税率、财政贴息、专项贷款、专项资金等政策鼓励和支持各行业企业“走出去”,可以缓解企业对外直接投资过程中的融资压力,减低投资成本,提升投资收益率。实证结果表明,“走出去”战略后实施的金融财税政策显着促进了各行业对外直接投资流量规模和境外企业数量规模的扩张,具有显着的对外直接投资促进效应,这与政府的政策制定初衷相一致。第四,本文采用企业层面数据,研究货币政策如何影响中国对外直接投资。货币政策是最主要的宏观经济政策之一,也是微观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重要经济环境因素。企业在对外直接投资过程中需要使用大量资金,但中国金融市场发展的滞后使企业普遍面临融资困难,在这样的背景下,货币政策对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决策可能会产生影响。从理论层面看,通过需求效应和供给效应,货币政策可以改变银行流动性水平,改变企业的非货币资产价值和有价证券价格,改变利率水平和投资者情绪,最终作用于OFDI。实证结果证明,宽松的货币政策显着增加了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概率,并且能显着降低融资约束对企业国际化的制约作用,但上述影响仅存在于国有企业中,对非国有企业而言,货币政策的影响及调节作用均不显着。第五,本文采用省级面板数据,研究金融制度和知识产权保护制度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关于金融制度,当前中国仍处于金融抑制状态,一方面,金融抑制扭曲了资本成本和资本分配,造成经常账户的较大顺差,拥有净储蓄的企业通过OFDI可以提升投资收益和生产效率;另一方面,金融抑制阻碍了企业技术创新效率的提升,通过OFDI能更快提升技术水平。关于知识产权保护制度,当前中国的知识产权实际保护水平仍较弱,一方面,较薄弱的知识产权保护制度会降低企业增加研发投入的意愿,低水平的研发投入使技术水平难以快速提升,企业转而通过海外投资获得先进技术;另一方面,知识产权保护不力使企业研发成果易被窃取,企业会将技术密集型产品的研发转向知识产权保护制度较健全的国家以保护研发成果。母国金融制度和知识产权保护制度的缺陷是企业海外投资的“被动”推力,随着制度的逐渐健全,OFDI会趋于减少。实证结果显示,各省的对外直接投资的确存在显着的规避金融制度约束和知识产权保护制度约束的特征;分区域的实证结果证明,东部地区OFDI存在显着的规避金融制度约束的特征,中西部地区的OFDI则存在显着的规避知识产权保护制度约束的特征。本文对影响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母国政策和制度因素进行了理论分析和实证检验,在上述研究的基础上,提出了相应的政策建议:进一步健全对外直接投资的管理政策体系,同时加强对投资项目的后续监管以防范风险,保障对外直接投资的高质量发展;建立预警及应对机制,防范逆全球化对中国企业海外投资的不利影响,同时积极推进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投资合作;多角度完善金融财税政策,缓解信贷资源错配问题,支持企业高水平“走出去”;继续推进制度建设,完善金融制度和知识产权保护制度,实现国内和国外投资的均衡发展。
张蔚[5]（2020）在《FDI对江苏省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研究》文中研究指明本文分析了外商直接投资对江苏省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并且进行了理论分析和实证研究。首先根据实际状况,阐述了江苏省吸收外商投资的总体情况和江苏省城乡收入差距的现状,再从理论上论述了外商投资直接投资通过地区选择、就业结构、产业结构、对外贸易来影响城乡收入差距。最后利用江苏省苏南、苏中和苏北三地区的13个地级市,从1999年到2018年的样本数据建立面板模型,对江苏省FDI与城乡收入差距的关系进行研究。首先利用固定效应模型对样本数据进行回归分析,实证结果发现外商直接投资可以缩小城乡收入差距。在考虑内生性的情况下,采用系统广义矩估计对样本数据进行回归,根据回归结果发现外商直接投资确实是可以显着的降低城乡收入差距。再分别对苏南,苏中和苏北三个子样本进行回归,结果可以发现,在苏南地区外商直接投资降低城乡收入差距提高农村居民收入水平,但在苏中地区并不明显,在苏北地区甚至出现了加大收入差距的情况。从分地区回归结果来看,FDI对于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在各个城市是不一样的对南京、徐州、镇江、淮安、盐城、连云港地区,FDI对城乡收入差距有一定的缓解作用,但是都是不太显着的。
郭文凯[6]（2020）在《“一带一路”沿线省份外资利用水平对能源强度的影响研究》文中研究指明当前经济发展正在受到更加严格的能源和二氧化碳排放约束,世界上主要发达国家都在积极推进能源转型,以谋求资源更加节约和环境更加友好的经济发展模式。面对世界能源供需格局呈现出的新形势,中国不断推进自身的能源革命进程,加快构建清洁低碳、安全高效的能源体系来提高绿色发展水平,并以能源高质量发展助力经济高质量发展。而提高能源效率,降低能源强度作为能源革命的重要组成部分,成为当下能源经济研究的热点问题。在此背景下,中国积极寻求国际合作,持续扩大开放以寻求优质的国际要素助力经济转型升级。“一带一路”建设作为中国构建对外开放新格局、深化能源领域合作的新契机,有利于沿线国家之间加强投资贸易交流,实现生产要素的共享,从而在经贸交流中加快推进中国能源革命进程。2010年,中国的经济总量以5.8亿万美元的规模首次超越日本,并继续以较高的增长速度稳居世界第二。改革开放时期,中国产业结构经历了轻工业到重工业、再到高技术制造化等阶段,其演变进程和中国不断利用外商直接投资的进程基本保持同步。在新的开放格局下,“一带一路”沿线省份是中国面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扩大开放的前沿地区,而外商直接投资作为中国在扩大对外开放中的重要内容之一,对于中国经济发展和能源转型具有重要推动作用。因此研究“一带一路”沿线省份外资利用水平对能源强度的影响将为中国相关地区提升外商直接投资利用质量助推能源革命提供理论指导。本研究通过构建外资利用水平对能源强度影响效应的分析框架,运用面板数据个体固定效应模型,分析了中国17个“一带一路”沿线省份2008年至2017年间外资利用水平与能源强度之间的关系,以及相关因素之间的作用。在模型构建中,分析了能源强度和外资利用水平的省域分布情况,并结合“一带一路”沿线省份地域分布、“一带一路”政策实施前后外资利用情况的差异,探讨了外商直接投资、经济发展水平、产业结构、能源消费结构及研发强度对能源强度的作用机理。同时考虑到外资利用水平对能源强度的作用可能受到其他变量的影响,即可能存在门槛效应,本研究运用门槛模型进行回归,最后以“一带一路”倡议为时间节点,分时段进行了实证。结果表明:（1）对于“一带一路”沿线省份总体而言,外资利用水平没有对能源强度产生明显的降低或者提升作用;（2）分地区的分析结果显示,东、中部沿线省份提高外资利用水平有助于降低能源强度,西部沿线省份二者关系不显着;（3）门槛模型回归发现外资利用水平对能源强度的作用会因地区经济发展水平不同而有所区别;（4）在“一带一路”政策实施后,由于外资更多流向重工业,外资利用水平对降低能源强度产生了负面作用。基于以上结论,本研究建议中国应进一步优化“一带一路”沿线省份外资引入规模和产业布局,鼓励更多外资进入高技术制造、高技术服务业等低能耗行业,充分发挥外资技术溢出在降低能源强度方面的作用,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
刘彦莉[7]（2020）在《双向FDI对山东省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近年来,中国经济发展迅速,利用外商直接投资和对外直接投资的规模也越来越大,但是在经济高速发展的过程中出现了地区发展不均衡、产业结构不合理、资源短缺以及环境污染等一系列问题,因此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调整产业结构已经成为迫在眉睫,不容忽视的任务。山东省长期以来凭借着优越的地理位置和充足的劳动力供给,一直保持着国民经济发展格局中的优势地位。但是最近几年,由于新动能不足、经济效益较低以及产业结构不合理等因素,山东省的优势地位正逐渐消失。山东省已经陷入了由别人追着跑到追着别人跑的尴尬境地,尤其是与我国南部一些省份的差距越拉越大。从地区经济总量上看,山东省与广东省的GDP差距由2007年的3766.49亿元扩大到17071.08亿元;山东省与江苏省的GDP差距由2007年的364.72亿元扩大到13235.61亿元。从人均国民生产总值上看,山东省与广东省的人均GDP差距由2007年的5344元扩大到8125元;山东省与江苏省的人均GDP差距从2017年的6121元扩大到34343元,可以看出近年来山东省逐渐失去发展的优势地位。山东省委书记刘家义深刻阐明了山东省加快新旧动能转换综合试验区、推进新旧动能转换重大工程的总要求,全面深化改革,聚焦高质量发展,着力培育现代化优势产业集群,逐步形成由新动能主导经济发展的新产业结构格局,实现山东经济高质量、可持续发展。影响山东省经济增长和产业结构升级的因素是多方面的,而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山东省经济发展也逐渐与世界接轨,国际直接投资成为山东省与各国经济联系的纽带,不仅能够通过外商直接投资引进国外充足的资本、先进的技术以及管理经验等,还能通过对外直接投资寻求国外生产资源、开发国外消费市场以及逆向技术溢出推动地区产业结构升级。因此从理论和实证两方面分析双向FDI对山东省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探索山东省如何在具有东道国和投资国双重身份的条件下通过制定有效的政策促进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实现经济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本文在综合山东省现阶段经济发展状况和产业结构水平的前提下,运用理论和实证方法分析双向FDI对山东省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首先,梳理了相关研究文献,了解现阶段学术界对双向FDI与产业结构升级之间研究的方法与结论;其次,对山东省近年来利用双向FDI的规模、分布以及产业结构现状进行评述分析;第三,从理论层面理清双向FDI对产业结构升级的作用机制;第四,在明确了具体的作用机制之后,利用山东省17地市2003-2017年的数据,对双向FDI与山东省产业结构升级之间的关系进行实证分析,在模型中引入双向FDI的交互项,来考察双向FDI的交互作用对山东省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双向FDI的确会对山东省产业结构升级产生积极作用,且二者与产业结构升级之间都呈现“U”型关系,其中外商直接投资对山东省产业结构升级的作用较大;双向FDI的交互项系数显着为负,说明双向FDI的交互作用不但没有促进山东省产业结构升级,反而起到了阻碍作用,因此接下来山东省要协调好“引进来”和“走出去”战略之间的关系,注意IFDI和OFDI的优化配置与协调配合,使其发挥“1+1>2”的效果;科技创新水平对山东省产业结构升级具有显着促进作用,且影响程度较大。最后,根据以上研究结论,结合山东省当前宏观经济背景,本文提出强化山东省外商直接投资和对外直接投资的有机协调与配合,重视科技创新,制定合理的产业发展规划,加快山东省产业结构升级的建议。
武学梅[8]（2020）在《我国引资政策促进产业升级效应研究》文中指出对外开放40年来,引资政策作为我国引进外资发挥积极作用的保障,在不断扩大引资规模,调整引资结构,提高引资质量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我国引资政策根据我国不同发展阶段的经济发展战略,而适时调整引资优惠和限制政策,以配合我国经济发展战略的实施,使外商直接投资有效促进经济发展,特别是技术进步和产业升级。目前我国经济进入“新常态”,在供给侧改革中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引资政策也面临着引资新形势和新目标。因此,不断探究引资政策与我国产业升级的相关关系,跟踪研究不同时期引资政策对我国产业结构产生的影响作用,具有重要现实意义。本文在梳理分析引资政策对产业升级的影响机理的基础上,系统分析对外开放40年来不同阶段我国引资战略的转变和引资重点行业的调整,以及引资政策调整引致的引资规模、引资产业结构与行业结构变化对我国经济增长、产业结构、产业内部结构和技术水平的影响,并利用我国15个行业的面板数据和制造业中26个行业的面板数据进行实证分析,分层次体现引资政策对我国产业结构的影响、引资政策对我国制造业技术升级的影响,以及对不同技术密集度行业的技术升级的影响效应。实证结果显示,引资政策起到了通过提高行业的对外开放水平扩大产业规模,通过限制和禁止措施抑制产业规模,以调整各产业增加值在国民经济结构中所占的比例,从而促进我国产业结构的转型升级的作用。比如,行业对外开放水平提高总体有利于行业的技术进步,从影响程度来看,引资政策对中等技术行业的促进作用强于高技术行业。总之,引资政策在促进我国产业结构转型升级,改善我国制造业的产出结构,提升我国技术水平上的作用不断显现。
尚运生[9]（2019）在《中国外商直接投资撤资原因及影响研究》文中研究说明随着经济全球化的不断演进,跨国公司成为世界各国之间竞相争夺的主要对象。自1978年实行改革开放以来,通过引进外资,发展对外贸易,中国经济逐渐融入全球经济体系。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发达国家重新重视实体经济,回归制造业,吸引跨国公司进行投资。随着中国经济由高速增长转为中低速增长,在国内外经济形势的影响下,中国实体经济领域的外商直接投资撤资现象愈演愈烈,2014年的外商直接投资撤资金额高达906.04亿美元,已经对中国利用外资的格局和中国经济产生了非常不利的影响。因此,基于统计数据,测算外商直接投资撤资的规模（即企业数量）,分析外资企业撤资状况,研究外资企业撤资的原因,测算外资企业撤资的影响情况,对中国而言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国内外学术界关于外商直接投资的研究,可以区分为投资和撤资两个方面。学术界对跨国公司国际直接投资研究的开始时间较早,且研究成果颇丰。而对跨国公司撤资行为的研究开始于20世纪70年代,多数研究是站在跨国公司的角度,基于问卷调查获得的微观数据,从跨国公司战略调整、全球生产网络调整、撤资对公司价值的影响、撤资过程、撤资效率等方面进行研究。从东道国角度分析中国外商直接投资撤资规模的研究较少。从东道国角度来看,外商直接投资撤资是跨国公司将资本撤回母国或转移到第三国进行投资。因此,本文尝试提出“外商直接投资撤资模型”,研究外商直接投资撤资问题,并将贸易摩擦作为外资企业撤资的一个影响因素或外生变量。此外,本文尝试着提出了“基于最优资本存量的外资企业撤资规模理论”,从外资企业追求利润最大化出发,假定外资企业的生产满足“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求出外资企业的最优资本存量,当实际资本存量大于最优资本存量时,可以得出外资企业的撤资规模。该理论将成本因素、东道国国内政策因素、市场因素、国内外技术进步因素、国外政策因素、危机冲击因素、贸易摩擦因素等纳入到一个统一的理论分析框架,具体分析各个因素对外资企业撤资的影响。本文以该理论为基础构建了相关计量模型,进而对外商直接投资撤资的影响因素进行计量分析。研究结果表明,中国外资企业的成本、税收水平、税收优惠程度等微观环境因素,以及中国的经济增长率、政府债务水平、贸易摩擦程度等宏观环境因素,均对外资企业的撤资行为产生显着影响。另外,基于中国统计数据,本文也测算了外资企业撤资在生产、就业、税收、国际收支等方面对中国经济产生的影响。本文的主要贡献及创新点包括:计算了历年的外资企业撤资占比数据,测算了全国、分行业、主要省市的外资企业撒资数量;提出了“外商直接投资撤资模型”,并分析了贸易摩擦对外资企业撤资的影响;建立了“基于最优资本存量的外资企业撤资规模理论”并进行了实证分析;测算了外资企业撤资所产生的影响情况。
陈丹丹[10]（2019）在《外商直接投资对河南省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研究》文中研究指明国家十三五规划提出要深化绿色发展理念,注重经济发展方式,提高绿色经济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重。而实现绿色发展还有很长的一段路要走,其中很重要的一步就在于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提升绿色全要素生产率需要综合衡量国内自主研发和国外技术溢出等多种因素,其中,国际资本的流动是带来国外技术溢出的重要途径。各国相继提高开放程度促进了经济全球化的快速发展,也进一步提高了国际资本在各国之间的流动速率,外商直接投资对东道国的影响越来越大。外商直接投资一方面促进了东道国的经济发展和技术进步,另一方面对东道国的环境质量也产生了不容忽视的影响。2004年以来,国家相继在河南省实施了中部崛起、中原经济区、“空中丝绸之路”、河南省自贸区等重要国家战略。为了吸引国内外投资资金,河南省政府逐渐增大招商引资力度,制定优惠力度相当大的引资政策,为国内外投资者创造了极其良好的投资环境。近年来,河南省外商直接投资规模逐渐增大,2018年河南省实际使用外商直接投资总额高达179.02亿美元（折1184.65亿元人民币）。但外商直接投资在驱动河南省经济增长和给河南省带来先进生产技术的同时,也存在污染环境的可能。基于这种情况,本文主要研究了外商直接投资是否促进了河南省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以及影响河南省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其他主要影响因素。本文在考虑能源消耗量和污染产出的基础上,采用数据包络分析法中的Malmquist指数法,通过河南省18个地市2006-2017年12年的面板数据测算了河南省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绿色技术进步以及绿色技术效率。测算结果表明,在样本期间,大多数年份和地区的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呈正向增长趋势,但是增长速度较为缓慢。在阐述了外商直接投资影响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机制和途径后,根据理论和现状分析的结果,采用动态面板的系统GMM方法对2006-2017年河南省18个地市的面板数据进行了实证研究。根据实证结果得出:首先外商直接投资对河南省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并没有发挥正向影响,其次人力资本水平、自主研发水平、外贸依存度均对河南省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起到了显着的促进作用,而产业结构则抑制了河南省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文章的最后,对河南省如何提升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如何利用快速增长的外商直接投资来实现地区经济高质量发展提出了相应的对策建议。
二、外商直接投资(FDI)规模与投向的控制（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外商直接投资(FDI)规模与投向的控制（论文提纲范文）
（2）山西省利用外资变迁与效益研究（1978-2018）（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目标和意义 |
| 1.1.1 研究背景 |
| 1.1.2 研究目标 |
| 1.1.3 研究意义 |
| 1.2 核心概念界定 |
| 1.2.1 利用外资 |
| 1.2.2 利用外资效益 |
| 1.3 国内外研究进展 |
| 1.3.1 利用外资变迁的断代研究与本文的研究阶段划分 |
| 1.3.2 利用外资效益及机制研究 |
| 1.3.3 山西省利用外资变迁与效益研究进展 |
| 1.3.4 文献评述 |
| 1.4 研究内容与方法 |
| 1.4.1 研究内容 |
| 1.4.2 研究方法 |
| 1.5 创新与不足之处 |
| 1.5.1 创新之处 |
| 1.5.2 不足之处 |
| 第二章 山西省利用外资变迁的理论基础与效益评价体系构建 |
| 2.1 山西省利用外资变迁的一般理论解释 |
| 2.1.1 发展中国家(地区)利用外资的动因解释 |
| 2.1.2 外商向发展中国家(地区)投资的动因解释 |
| 2.2 山西省利用外资变迁的理论特性分析 |
| 2.2.1 内陆地区资源型省份利用外资动因解释 |
| 2.2.2 外商向内陆资源型地区投资的动因解释 |
| 2.3 山西省利用外资效益评价体系构建 |
| 2.3.1 评价体系构建依据和思路 |
| 2.3.2 评价体系构建过程 |
| 2.3.3 评价体系权重设置和得分计算方法 |
| 2.4 山西省利用外资效益预评价 |
| 2.4.1 综合效益预评价 |
| 2.4.2 综合效益预分解 |
| 第三章 山西省利用外资变迁与效益研究:1978-1991 年——内陆区位约束下的小规模探索阶段 |
| 3.1 1978-1991 年山西省利用外资的国内外环境分析 |
| 3.1.1 国际环境:全球产业转移与后石油危机下的能源投资逻辑 |
| 3.1.2 国内环境:“双缺口”下的重点区域开放 |
| 3.1.3 省内环境:消除内陆区位劣势的投资硬环境建设加速 |
| 3.1.4 政策环境:超国民待遇引资规模导向与山西省的资源型产业产能培育倾向 |
| 3.2 1978-1991 年山西省直接利用外资变迁与分析 |
| 3.2.1 主要历程:零星引资转向集中引资,随机引资转向能源重化工重点引资 |
| 3.2.2 总体情况:外资项目数和规模逐渐增大,投资行业快速拓展 |
| 3.2.3 阶段性问题:内陆劣势和营商环境短板导致引资规模小且资金到位率低 |
| 3.2.4 来源国(地区)别特征:港资绝对主导和美资占比较大 |
| 3.2.5 投资形式特征:高交易成本下的合资主导阶段 |
| 3.2.6 投资行业特征:以轻工业为主并逐渐向能源重化工倾斜 |
| 3.2.7 投资区域特征:省会太原“一家独大”和地市引资各具优势 |
| 3.3 1978-1991 年山西省间接利用外资变迁与分析 |
| 3.3.1 变迁历程:外国政府和国际金融机构贷款占主导地位 |
| 3.3.2 间接利用外资特征:政府主导的开发型引资,兼容公益性和盈利性 |
| 3.4 1978-1991 年山西省直接利用外资和间接利用外资的比较 |
| 3.5 1978-1991 年山西省利用外资的效益分析 |
| 3.5.1 经济规模效益:对新增投资依赖较大且产出不稳定 |
| 3.5.2 创新效益:外资企业创新水平显着高于内资企业 |
| 3.5.3 协调效益:“煤焦冶电”四大部门投资比例趋增 |
| 3.5.4 绿色效益:外资企业碳生产率高于内资企业 |
| 3.5.5 开放效益:外向型外资企业引进偏少 |
| 3.5.6 共享效益:就业吸纳规模小但工资水平相对高 |
| 3.6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山西省利用外资变迁与效益研究:1992-2001 年——内陆与资源型特征主导易位下的高速流入阶段 |
| 4.1 1992-2001 年山西省利用外资的国内外环境分析 |
| 4.1.1 国际环境:冷战结束、金融危机与应对气候变化影响国际资本流向 |
| 4.1.2 国内环境:改革开放政策稳定性确立与“双缺口”缓解 |
| 4.1.3 省内环境:基础设施条件改善,产业转型和国企脱困外资需求量大 |
| 4.1.4 政策环境:投资规则向WTO并轨的主基调与山西省引资导向嬗变 |
| 4.2 1992-2001 年山西省直接利用外资变迁与分析 |
| 4.2.1 变迁历程、阶段特征与问题分析 |
| 4.2.2 来源国(地区)别特征:港澳台资与其他外资的此消彼长 |
| 4.2.3 投资形式特征:合资比例下降与合作比例上升 |
| 4.2.4 投资行业特征:投资行业趋向重型化 |
| 4.2.5 投资区域特征:投资区域协调性增加与开发区引资功能增强 |
| 4.3 1992-2002 年山西省间接利用外资变迁与分析 |
| 4.3.1 变迁历程:注重公益性但限制盈利性,引资面向公共产品和工业设备 |
| 4.3.2 阶段特征、综合效益与问题分析 |
| 4.4 1992-2001 年山西省直接利用外资和间接利用外资的比较 |
| 4.5 1992-2001 年山西省利用外资的效益分析 |
| 4.5.1 经济规模效益:外资工业产值在工业总产值中的占比持续上升 |
| 4.5.2 创新效益:外资企业的创新优势持续扩大 |
| 4.5.3 协调效益:产出协调性下降,投资继续向“煤焦冶电”集中 |
| 4.5.4 绿色效益:外资工业的绿色生产水平优势继续扩大 |
| 4.5.5 开放效益:对经济开放度的促进作用先增后减 |
| 4.5.6 共享效益:小规模就业吸纳,高水平工资示范 |
| 4.6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山西省利用外资变迁与效益研究:2002-2012 年——资源型经济优势强化与服务业快速引资阶段 |
| 5.1 2002-2012 年山西省利用外资的国内外环境分析 |
| 5.1.1 国际环境:利用外资全球竞争加剧与能源价格驱动的煤炭投资旺盛 |
| 5.1.2 国内环境:吸引外资优势转换和利用外资目标转变 |
| 5.1.3 省内环境:基础设施改善与资源型经济对外资的“排斥” |
| 5.1.4 政策环境:开放领域渐广、准入前国民待遇与山西省能源原材料引资导向 |
| 5.2 2002-2012 年山西省直接利用外资变迁与分析 |
| 5.2.1 变迁历程、阶段特征与问题分析 |
| 5.2.2 来源国(地区)别特征:港澳台资与其他外资的此长彼消 |
| 5.2.3 投资形式特征:各类投资方式比例保持相对稳定 |
| 5.2.4 投资行业特征:“煤焦冶电”项目偏多而服务业整体偏少 |
| 5.2.5 投资区域特征:区域协调性提升但开发区引资不稳定 |
| 5.3 2002-2012 年山西省间接利用外资变迁与分析 |
| 5.3.1 变迁历程:援助性国际贷款减少,投资性国际银行商业贷主导 |
| 5.3.2 阶段特征、综合效益与问题分析 |
| 5.4 2002-2012 年山西省直接利用外资和间接利用外资的比较 |
| 5.5 2002-2012 年山西省利用外资的效益分析 |
| 5.5.1 经济规模效益:外资工业产值占工业总产值的比重相对稳定 |
| 5.5.2 创新效益:外资创新水平总体较高但内部出现分化 |
| 5.5.3 协调效益:总体协调下,前期投资重型化导致本阶段产出协调度低 |
| 5.5.4 绿色效益:外资绿色生产水平继续优于内资但优势开始缩小 |
| 5.5.5 开放效益:外企在出口总额中的贡献增加但外企的外向度下降 |
| 5.5.6 共享效益:就业吸纳能力迅速提高但工资低于平均水平 |
| 5.6 本章小结 |
| 第六章 山西省利用外资变迁与效益研究:2013-2018 年——资源型经济转型与内陆开放型经济建设双主导的高质量导向引资阶段 |
| 6.1 2013-2018 年山西省利用外资的国内外环境分析 |
| 6.1.1 国际环境:全球经济增速放缓、投资保护主义抬头和引资竞争加剧 |
| 6.1.2 国内环境:经济新常态与开放型经济新体制、全方位开放新格局构建 |
| 6.1.3 省内环境:资源型经济转型、营商环境修复和引资便利化条件打造 |
| 6.1.4 政策环境:投资自由化、便利化政策体系建设与区域开放政策一致性提升 |
| 6.2 2013-2018 年山西省直接利用外资变迁与分析 |
| 6.2.1 变迁历程、阶段特征与问题分析 |
| 6.2.2 来源国(地区)别特征:既有外商增资和跨国公司国内转移成为重要来源 |
| 6.2.3 投资方式特征:独资比例提高但仍然较低 |
| 6.2.4 投资行业特征:资源型经济转型催生独特的行业引资结构 |
| 6.2.5 投资区域特征:开发区的引资载体功能增强推动外商投资区域协调性增加 |
| 6.3 2013-2018 年山西省间接利用外资变迁与分析 |
| 6.3.1 变迁历程:投资性国际商业贷款主导与挖掘山西特色争取援助性贷款 |
| 6.3.2 阶段特征、综合效益与问题分析 |
| 6.4 2013-2018 年山西省直接利用外资和间接利用外资的比较 |
| 6.5 2013-2018 年山西省利用外资的效益分析 |
| 6.5.1 经济规模效益:港澳台资规模扩张推动外资整体规模提升 |
| 6.5.2 创新效益:内外资创新水平差距逐步缩小 |
| 6.5.3 协调效益:产出相对协调但投资再次开始偏向“煤焦冶电” |
| 6.5.4 绿色效益:碳生产率保持稳定甚至略有降低 |
| 6.5.5 开放效益:外资企业的外向度和外贸贡献度同步上升 |
| 6.5.6 共享效益:就业吸纳保持稳定,收入带动效益有所好转 |
| 6.6 本章小结 |
| 第七章 总结、反思与未来展望 |
| 7.1 山西省利用外资变迁总结 |
| 7.2 山西省利用外资效益反思 |
| 7.3 山西省利用外资的未来展望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学位期间取得的研究成果及荣誉 |
| 致谢 |
| 个人简况及联系方式 |
（3）FDI、技术创新和经济绿色增长 ——基于中介模型的实证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和意义 |
| 1.2 研究思路 |
| 1.3 本文的创新点 |
| 第二章 文献综述 |
| 2.1 外商直接投资与经济增长 |
| 2.2 技术创新与经济增长 |
| 2.3 外商直接投资与技术创新 |
| 2.4 相关研究评述 |
| 第三章 理论基础与相关概念界定 |
| 3.1 理论基础 |
| 3.1.1 贸易理论 |
| 3.1.2 创新理论 |
| 3.1.3 经济增长理论 |
| 3.1.4 绿色发展理论 |
| 3.2 相关概念界定 |
| 3.2.1 外商直接投资 |
| 3.2.2 技术创新 |
| 3.2.3 绿色经济增长 |
| 第四章 机制分析 |
| 4.1 外商直接投资对经济绿色增长的影响 |
| 4.2 外商直接投资对技术创新的影响 |
| 4.3 技术创新对经济绿色增长的影响 |
| 4.4 外商直接投资、技术创新对经济绿色增长的影响 |
| 第五章 外商直接投资与经济绿色增长的现状分析 |
| 5.1 经济绿色增长的现状分析 |
| 5.1.1 经济绿色增长的测算方法 |
| 5.1.2 指标选取 |
| 5.1.3 经济绿色增长的时空特征 |
| 5.2 外商直接投资的现状分析 |
| 5.3 典型事实分析 |
| 第六章 FDI、技术创新和经济绿色增长的中介效应 |
| 6.1 中介模型 |
| 6.2 单位根检验 |
| 6.3 实证结果分析 |
| 6.3.1 外商直接投资对经济绿色增长的基准回归 |
| 6.3.2 外商直接投资对技术创新的回归分析 |
| 6.3.3 技术创新对经济绿色增长的回归分析 |
| 6.3.4 外商投资、创新对经济绿色增长的中介效应分析 |
| 6.4 区域异质性分析 |
| 6.5 内生性问题与稳健性检验 |
| 第七章 结论及政策建议 |
| 7.1 结论 |
| 7.2 政策建议 |
| 附表 稳健性检验 |
| 参考文献 |
| 在学期间研究成果 |
| 致谢 |
（4）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政策效应和制度因素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内容提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导论 |
| 1.1 问题的提出 |
| 1.2 研究意义 |
| 1.3 主要概念的界定 |
| 1.4 研究内容、方法与框架结构 |
| 1.5 可能的创新之处 |
| 第二章 理论基础与文献综述 |
| 2.1 主流的OFDI理论 |
| 2.2 新兴经济体的OFDI理论 |
| 2.3 新兴经济体OFDI影响因素的文献综述 |
| 2.4 中国OFDI影响因素的文献综述 |
| 2.5 简要评述 |
| 第三章 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特征事实分析 |
| 3.1 引言 |
| 3.2 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发展阶段划分 |
| 3.3 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阶段性经济特征事实分析 |
| 3.4 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阶段性结构特征事实分析 |
| 3.5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跨国比较 |
| 4.1 引言 |
| 4.2 OFDI规模与绩效的比较 |
| 4.3 OFDI产业结构的比较 |
| 4.4 OFDI区域结构的比较 |
| 4.5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管理政策演变及效应分析 |
| 5.1 引言 |
| 5.2 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管理政策的演变 |
| 5.3 管理政策效应的实证分析 |
| 5.4 本章小结 |
| 第六章 金融财税政策与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基于行业层面的分析 |
| 6.1 引言 |
| 6.2 政策概述与研究假设 |
| 6.3 模型设定、变量与数据说明 |
| 6.4 实证检验与分析 |
| 6.5 本章小结 |
| 第七章 货币政策与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基于企业层面的分析 |
| 7.1 引言 |
| 7.2 影响机制、理论模型与研究假设 |
| 7.3 模型设定、变量与数据说明 |
| 7.4 实证检验与分析 |
| 7.5 本章小结 |
| 第八章 制度因素与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来自省级数据的检验 |
| 8.1 引言 |
| 8.2 理论分析和研究假设 |
| 8.3 模型设定、变量与数据说明 |
| 8.4 实证检验与分析 |
| 8.5 本章小结 |
| 第九章 主要结论与政策建议 |
| 9.1 主要结论 |
| 9.2 政策建议 |
| 9.3 不足与展望 |
| 致谢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在读期间主要研究成果 |
（5）FDI对江苏省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1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和意义 |
| 1.1.1 研究背景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研究内容和框架结构 |
| 2 理论基础和文献综述 |
| 2.1 边际产业扩张理论 |
| 2.2 国际生产折衷理论 |
| 2.3 马克思收入分配理论 |
| 2.4 文献综述 |
| 2.4.1 FDI扩大城乡收入差距影响的研究 |
| 2.4.2 FDI缩小城乡收入差距影响的研究 |
| 2.4.3 FDI与城乡收入差距呈倒U型关系的研究 |
| 2.4.4 FDI与城乡收入差距之间关系的其他研究 |
| 3 江苏省FDI、城乡收入差距现状 |
| 3.1 江苏省FDI投资现状 |
| 3.1.1 投资规模现状 |
| 3.1.2 投资方式结构 |
| 3.1.3 来源地区 |
| 3.1.4 投向产业 |
| 3.1.5 投向地区 |
| 3.2 江苏省城乡收入差距现状 |
| 3.2.1 全省城乡收入状况 |
| 3.2.2 居民的收入来源 |
| 3.2.3 分地区收入状况 |
| 4 FDI影响城乡收入差距的渠道分析 |
| 4.1 区域选择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 |
| 4.2 就业结构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 |
| 4.3 投资产业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 |
| 4.4 国际贸易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 |
| 5 FDI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实证检验 |
| 5.1 变量选取与数据来源 |
| 5.1.1 变量选取 |
| 5.1.2 数据来源 |
| 5.2 实证结果及其分析 |
| 5.2.1 数据描述性统计 |
| 5.2.2 相关性分析 |
| 5.2.3 模型设立及基准回归 |
| 5.2.4 模型稳健性检验 |
| 6 主要结论及政策建议 |
| 6.1 主要结论 |
| 6.2 政策建议 |
| 6.2.1 在城市农村营造良好的投资环境 |
| 6.2.2 苏中苏北地区引进特色产业 |
| 6.2.3 注重各地区外资引入的质量 |
| 6.2.4 缩小产业间的收入差距 |
| 6.2.5 提高劳动者的职业技能 |
| 参考文献 |
| 后记 |
（6）“一带一路”沿线省份外资利用水平对能源强度的影响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及研究意义 |
| 1.1.1 研究背景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国内外研究现状 |
| 1.2.1 能源强度及其影响因素相关研究 |
| 1.2.2 开放水平与能源强度关系研究 |
| 1.2.3 外资利用与能源强度关系研究 |
| 1.2.4 总体评述 |
| 1.3 研究内容及研究方法 |
| 1.4 研究思路及技术路线 |
| 1.5 创新之处 |
| 第二章 外资利用水平影响能源强度的相关理论基础 |
| 2.1 外资通过促进经济增长影响能源强度 |
| 2.2 外资通过技术作用影响能源强度 |
| 2.2.1 外资带来知识积累提升技术水平 |
| 2.2.2 外资提升人力资本水平促进技术进步 |
| 2.2.3 外资促进产业关联提升技术水平 |
| 2.2.4 外资带来竞争效应提升技术水平 |
| 2.2.5 外资对提升技术水平具有不利影响 |
| 2.3 外资进入改变产业结构影响能源强度 |
| 2.4 理论评述 |
| 第三章 “一带一路”沿线省份外资利用和能源强度现状 |
| 3.1 “一带一路”沿线省份外资利用现状 |
| 3.2 “一带一路”沿线省份能源强度现状 |
| 第四章 “一带一路”沿线省份外资利用水平对能源强度影响的实证分析 |
| 4.1 模型与变量 |
| 4.1.1 模型设定 |
| 4.1.2 变量描述 |
| 4.2 统计检验 |
| 4.3 总体回归检验 |
| 4.4 区域差异检验 |
| 4.5 门槛回归检验 |
| 4.6 分时段回归检验 |
| 第五章 研究结论与对策建议 |
| 5.1 研究结论 |
| 5.2 政策建议 |
| 5.2.1 稳定并促进外资持续增长 |
| 5.2.2 注重利用外资工作的区域平衡,优化区域开放格局 |
| 5.2.3 将新时期吸引外商投资工作贯彻到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中 |
| 5.2.4 合理引导外资的产业流向 |
| 5.2.5 扩大“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范围,开展高层次多方位合作 |
| 5.3 研究不足与展望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学位期间取得的研究成果 |
| 致谢 |
| 个人简况及联系方式 |
（7）双向FDI对山东省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一、研究背景及意义 |
| 二、研究内容 |
| 三、研究方法 |
| 四、创新点与不足 |
| (一)创新点 |
| (二)不足之处 |
| 第2章 文献综述和理论基础 |
| 一、文献综述 |
| (一)FDI与产业结构升级的文献综述 |
| (二)OFDI影响产业机构升级的文献综述 |
| (三)双向FDI影响产业机构升级的文献综述 |
| (四)文献述评 |
| 二、理论基础 |
| (一)主要概念的界定 |
| (二)国际直接投资理论 |
| (三)产业结构演替理论 |
| (四)产业结构升级理论 |
| (五)国际直接投资与产业结构升级的相关理论 |
| 第3章 双向FDI对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机制分析 |
| 一、双向FDI对产业结构升级促进作用的相互强化 |
| 二、双向FDI对产业结构升级抑制作用的相互弱化 |
| 三、双向FDI对产业结构升级促进作用的相互弱化 |
| 四、双向FDI对产业结构升级抑制作用的相互强化 |
| 第4章 山东省双向FDI和产业结构发展现状 |
| 一、山东省FDI现状 |
| (一)山东省实际利用FDI总规模 |
| (二)按产业分山东省实际利用FDI状况 |
| (三)按地区分山东省实际利用FDI分布状况 |
| 二、山东省OFDI现状 |
| (一)山东省OFDI总规模 |
| (二)按地区分山东省OFDI分布状况 |
| 三、山东省产业结构现状 |
| (一)第一产业产出与就业 |
| (二)第二产业产出与就业 |
| (三)第三产业产出与就业 |
| 四、山东省产业结构高级化水平 |
| (一)产业结构高级化衡量方法 |
| (二)山东省产业结构高级化水平 |
| 第5章 山东省双向FDI对产业结构升级影响的实证分析 |
| 一、模型构建与变量选取 |
| (一)模型构建 |
| (二)变量选取 |
| 二、实证分析 |
| (一)描述性统计 |
| (二)实证结果与分析 |
| (三)稳健性检验 |
| 第6章 研究结论与政策建议 |
| 一、研究结论 |
| 二、政策建议 |
| (一)引导双向FDI投向,转变资本流动模式 |
| (二)加大科研投入,提高自主创新能力 |
| (三)弃粗放、调结构,促进产业合理发展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8）我国引资政策促进产业升级效应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及意义 |
| 1.2 国内外研究现状 |
| 1.3 主要研究内容 |
| 1.4 研究方法和创新点 |
| 第二章 引资政策促进产业升级的影响机理 |
| 2.1 资本供给效应传导机制 |
| 2.2 技术溢出效应传导机制 |
| 2.3 产业关联效应传导机制 |
| 2.4 竞争效应传导机制 |
| 2.5 出口效应传导机制 |
| 第三章 影响我国产业变动的引资政策演变分析 |
| 3.1 少有产业引导的谨慎引资政策 |
| 3.2 鼓励第二产业、限制第三产业的引资政策 |
| 3.3 鼓励第二产业,试点第三产业的引资政策 |
| 3.4 第二产业结构升级,第三产业逐步开放的引资政策 |
| 3.5 凸显向绿色制造业升级转变的引资政策 |
| 第四章 我国引资政策对产业升级影响的实证分析 |
| 4.1 引资政策对产业结构升级影响的实证检验 |
| 4.1.1 变量的选取和数据来源 |
| 4.1.2 实证检验 |
| 4.2 引资政策对产业内技术升级影响的实证检验 |
| 4.2.1 变量的选取和数据来源 |
| 4.2.2 实证检验 |
| 4.3 引资政策对不同技术密集度产业影响的实证检验 |
| 4.3.1 划分准则和分类结果 |
| 4.3.2 单位根检验和模型判定 |
| 4.3.3 回归结果及分析 |
| 第五章 研究结论与建议 |
| 5.1 研究结论 |
| 5.2 对策建议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9）中国外商直接投资撤资原因及影响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1 导论 |
| 1.1 选题背景和意义 |
| 1.2 文献综述 |
| 1.3 研究方法和主要内容 |
| 1.4 创新点 |
| 2 中国外商直接投资撤资状况分析 |
| 2.1 外商直接投资撤资数据的选择 |
| 2.2 全球范围内的跨国公司撤资状况 |
| 2.3 中国外商直接投资撤资案例 |
| 2.4 中国外商直接投资撤资的统计数据状况 |
| 2.5 小结 |
| 3 外商直接投资撤资成因:理论分析 |
| 3.1 影响外资企业撤资的理论文献回顾 |
| 3.2 基于最优资本存量的外资企业撤资规模理论 |
| 3.3 外资企业撤资规模影响因素的理论分析 |
| 3.4 小结 |
| 4 中国外商直接投资撤资的影响因素:实证分析 |
| 4.1 中国外商直接投资撤资影响因素假说 |
| 4.2 中国外商直接投资撤资影响因素的计量分析 |
| 4.3 小结 |
| 5 中国外商直接投资撤资的经济影响分析 |
| 5.1 中国外资企业撤资在生产方面的影响 |
| 5.2 中国外资企业撤资在就业方面的影响 |
| 5.3 中国外资企业撤资在税收方面的影响 |
| 5.4 中国外资企业撤资在国际贸易和国际收支方面的影响 |
| 5.5 小结 |
| 6 总结 |
| 6.1 主要结论 |
| 6.2 对策建议 |
| 6.3 研究展望 |
| 致谢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成果目录 |
（10）外商直接投资对河南省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一、研究背景和研究意义 |
| (一)研究背景 |
| (二)研究意义 |
| 二、研究内容和研究方法 |
| (一)研究内容 |
| (二)研究方法 |
| 三、本文的创新点 |
| 第二章 外商直接投资相关理论和研究回顾 |
| 一、FDI技术溢出相关概念的界定 |
| 二、外商直接投资技术溢出理论 |
| 三、知识技术溢出相关理论 |
| 四、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理论 |
| 五、文献综述 |
| (一)传统FDI技术溢出研究综述 |
| (二)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研究综述 |
| (三)FDI影响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研究综述 |
| (四)研究评述 |
| 第三章 FDI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影响机制及现状分析 |
| 一、外商直接投资影响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传导机制分析 |
| (一)外商直接投资对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机制 |
| (二)外商直接投资对环境的影响机制 |
| 二、河南省外商直接投资的现状及特点 |
| (一)河南省FDI发展历程 |
| (二)河南省FDI来源地 |
| (三)河南省FDI产业和行业流向 |
| (四)河南省FDI进入方式 |
| (五)河南省FDI投向区域 |
| 三、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FDI影响河南省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实证分析 |
| 一、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测度模型 |
| 二、河南省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测度 |
| (一)选取数据说明 |
| (二)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测算结果 |
| 三、FDI影响河南省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实证检验 |
| (一)实证模型设定 |
| (二)数据选取及说明 |
| (三)实证方法及数据检验 |
| (四)实证结果分析 |
| 四、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FDI促进河南省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对策建议 |
| 一、不断完善引资程序,引进优质绿色外资 |
| 二、加强环境管制力度,促进绿色技术溢出 |
| 三、提高自主创新能力,提升科技研发水平 |
| 四、优化产业结构,贯彻绿色发展理念 |
| 五、深化金融体制改革,完善融资渠道 |
| 六、加大高等教育投入,制定人才引进政策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四、外商直接投资(FDI)规模与投向的控制（论文参考文献）
- [1]外商直接投资与城乡收入差距：长三角地区城市样本的实证研究[D]. 王钊业. 上海社会科学院, 2021
- [2]山西省利用外资变迁与效益研究（1978-2018）[D]. 赵永斌. 山西大学, 2021(02)
- [3]FDI、技术创新和经济绿色增长 ——基于中介模型的实证研究[D]. 曹雨暄. 兰州大学, 2021(02)
- [4]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政策效应和制度因素研究[D]. 朱玮玮. 东南大学, 2020(02)
- [5]FDI对江苏省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研究[D]. 张蔚. 兰州财经大学, 2020(02)
- [6]“一带一路”沿线省份外资利用水平对能源强度的影响研究[D]. 郭文凯. 山西大学, 2020(01)
- [7]双向FDI对山东省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研究[D]. 刘彦莉. 山东师范大学, 2020(12)
- [8]我国引资政策促进产业升级效应研究[D]. 武学梅. 河北大学, 2020(08)
- [9]中国外商直接投资撤资原因及影响研究[D]. 尚运生. 华中科技大学, 2019(01)
- [10]外商直接投资对河南省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研究[D]. 陈丹丹. 河南大学, 2019(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