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陕西省中西医结合研究所简介（论文文献综述）
肖雄[1]（2021）在《新中国“十七年”针灸推广运动研究》文中指出目的:研究1949年10月新中国成立至1966年5月“文化大革命”开始前十七年间,中国共产党和中央人民政府领导的针灸推广运动从开始实施到广泛普及的历史进程,勾勒针灸推广运动的社会图景;结合时代背景、政治动因、社会环境等进行历史分期研究,探讨不同历史时期针灸推广运动的阶段性特点;剖析针灸推广运动数次高潮起伏的原因及国家力量在其中起到的作用,并对运动中的典型事例进行个案研究;全面总结历史经验教训,为相关卫生政策的制定和针灸（中医）工作进一步开展提供参考。方法:在掌握丰富史料和文献材料的基础上,以历史唯物主义为理论指导,综合运用历史研究法和文献研究法,对新中国成立以来至“文化大革命”全面开始前在中国大陆地区开展的针灸推广运动全过程进行系统考察,力求再现“十七年”针灸推广运动的基本历史面貌。同时,结合这一时期政治动因、政策环境和社会文化背景的变迁,采用分析归纳法、比较研究法和数据统计法等,对“十七年”针灸推广运动数次高潮的发生原因、主要内容和阶段性特色进行研究;并运用个案研究法、历史考据法对针灸推广运动中产生的技术革新和典型临床运用进行分析考察。成果:将新中国“十七年”针灸推广运动置于宏大历史叙事角度下,分析领导组织力量、参与群体、学习内容、推广方式诸要素,全面考察了针灸推广运动的社会图景,客观再现了新中国“十七年”针灸推广运动的基本史实。确定了针灸推广运动开始的时间与标志性事件;将推广运动分为四个历史时期:针灸推广运动初期（1951年2月《人民日报》发出号召至1954年中医政策调整之前）、中期（1954年中医政策调整后至1958年“大跃进”正式发动前）、高潮期（1958年“大跃进”正式发动至1962年底）和后期（1963年至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前）,并分别客观分析、总结了各时期的阶段性特色和正、反两方面历史经验。对“十七年”针灸推广运动中出现并普及使用的电针、水针、耳针、梅花针四种典型新针法和针灸治疗疟疾、针灸治疗血吸虫病、针刺治疗阑尾炎、针刺治疗聋哑四项典型临床运用进行个案研究和历史考证。重新梳理了电针在我国的发展历史与推广情况,水针发明过程、代表人物及推广情况,耳针被介绍至国内并被推广和经典化的过程,梅花针的发明、推广应用与更名争议等。从国家政策和卫生建设需要的角度分析研究针灸推广治疗疟疾和血吸虫病的史实;梳理了针刺治疗阑尾炎的历史进程;并对针刺治疗聋哑的发明情况、政治推动因素等进行了考察。同时,对针灸推广运动中出现的“针灸休克”治疗精神病、首例针刺麻醉的学术争议以及“十七年”针灸推广运动对“文化大革命”时期针灸工作的影响等问题进行了历史研究。从国家建设、政治领导、针灸特质等角度深度剖析了“十七年”针灸推广运动得以实施的原因;总结归纳了针灸推广运动的政治特点和组织特点;考察了针灸推广运动对不同参与群体在思想意识、政治品格和医学认知等方面的影响,以及对当代针灸发展和国家卫生建设的影响;客观总结了“十七年”针灸推广运动的历史经验和教训。结论:“十七年”针灸推广运动是新中国成立后党和人民政府领导中医药参与卫生建设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典型事例,在不同历史条件和环境下呈现出阶段性特色和数次高潮起伏。其不仅是一项卫生工作,振兴并重塑了中国针灸学和当代针灸业;更被上升为国家行为和政治任务,产生了广泛、深远的社会影响。新中国卫生建设与国家治理的客观需要,中共领导人对针灸的信任与重视和针灸疗法“多、快、好、省”的特质是这场针灸推广运动得以实施的重要原因。坚持依靠党的领导和政治保障,采用培养骨干、层层推广的模式以及大力开展群众性运动是针灸推广运动的主要特点。通过针灸推广运动,针灸医师接受了社会主义政治规训和现代医学知识,改变了传统从业与受业方式;西医接受了政治身份的重新塑造,培养了无产阶级政治品格,也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对待中医的态度;普通民众增强了对针灸的认知,基层、边远地区人民的卫生健康得以有更多医疗保障。针灸推广运动也影响了疗法自身的形塑,使针灸学走向科学化、有了更为丰富的内涵。“十七年”针灸推广运动为当代针灸的传承发展和广泛应用奠定了基础,参与构建了新中国中医药事业基本框架;也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新中国的卫生面貌,有助于强化政治宣传,巩固国家治理。其历史经验在于:自上而下、分级培养、逐步扩大的推广模式值得借鉴,推广中医疗法有助于增进社会主义医疗福祉,保障人民健康。其历史教训提示:医学技术推广工作应贴合实际需要,统筹规划,以科学为依归;同时应科学使用行政手段,注意过度行政干预可能造成的负面影响。研究新中国“十七年”针灸推广运动,有助于深化考察中共领导下的中医工作和新中国卫生事业建设,可为当代针灸及医疗卫生技术的进一步普及、中医工作开展和促进中医药走向世界参与构建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提供参考。
刘苗苗[2]（2021）在《陕甘宁边区中西医结合研究》文中指出陕甘宁边区是陕北游击队在战争中形成的一块重要的革命根据地。陕甘宁边区地形复杂,气候恶劣,人烟稀少,卫生事业极为落后。加之这一时期日本帝国主义加紧了对中国的侵略和国民党军队对边区的严密封锁,内忧外患,导致原本就缺医少药的陕甘宁边区疫病肆虐,死亡率奇高,这对边区发展生产和进行持久抗战产生了极为不利影响。党中央到达边区以后,根据边区实际情况着力推行中西医结合方针,既保障了军民身体健康,又有力的支援了抗日战争,一定程度上推动了医疗卫生事业的发展。本文从陕甘宁边区实行中西医结合的背景入手,得出实行这一政策的原因是陕甘宁边区疫病肆虐,缺医少药;中西医矛盾突出,中医发展受到阻碍;中西医各有利弊,需加强合作。结合边区实际情况,党中央全力推行中西医结合方针,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即:成立中西医结合机构;中西医互相交流学习;中西医结合研制新药。陕甘宁边区中西医结合的理论和实践,取得了成效显着,即开发利用中草药,改变缺医少药局面;疫病治疗效果显着,保证军民身体健康;培养大批卫生人才,推动医药工作发展;普及卫生教育知识,开展人畜卫生运动;开辟了独具特色的中西医结合之路。本文认为,这一时期党中央实行的中西医结合之所以取得成功,党中央的中西医结合政策是保障,坚持以为人民服务的治疗宗旨是根本,国医科学化和西医中国化是方法。党领导全民抗战的指挥中心和坚强有力的大后方就是陕甘宁边区,在边区大力推行的中西医结合治疗疾病的方针政策经实践有效后,在各个根据地推广开来,取得了显着成效。因此,对陕甘宁边区中西医结合进行全面而深入的研究,对进一步分析这一政策对新中国成立乃至进入新时代的医疗方针政策具有重要的现实价值。
刘皎皎[3]（2021）在《“补肾生髓成肝”改善肝癌肝再生微环境治疗晚期肝癌的临床疗效观察及机制研究》文中提出目的:采用随机对照临床试验（RCT）方法观察“补肾生髓成肝”法治疗晚期肝癌的临床疗效,并探究其改善肝癌肝再生微环境的疗效机制,为临床推广应用提供较高级别的循证医学证据。方法:1.采用随机分组法将2017年1月至2020年6月就诊于陕西省中医医院肝病科的入选晚期肝癌患者共126例,基于随机数字表法简单随机分成3组,即西医对照组42例（以下简称西医组）,采用西医综合治疗方案;补肾生髓成肝单独治疗组42例（以下简称中医组）,采用地五养肝方、抗毒软坚方、左归丸合方化裁,辨证加减治疗方案;补肾生髓成肝综合治疗组42例（以下简称中西医组）,采用西医治疗组方案基础上加上地五养肝方、抗毒软坚方、左归丸合方化裁,辨证加减。入选后有10例患者脱落（中医组6例,3例因失访脱落,3例因不能坚持治疗脱落;西医组4例,2例因异地就医不便退出,2例因不能坚持治疗脱落）,最终纳入统计分析病例资料的共116例,西医对照组（西医组）38例、补肾生髓成肝综合治疗组（中西医组）42组、补肾生髓成肝单独治疗组（中医组）36例。该研究通过湖北省中医院伦理审查,在中国临床试验注册中心（世界卫生组织国际临床试验平台一级注册机构）完成临床试验注册,注册号:Chi CTR-IOR-17011439。参与研究的患者均自愿签署了知情同意书。对比三组治疗3个月及治疗6个月的生存率及生存期,对比治疗前、治疗后3个月血常规、粪常规加潜血、肝功、血糖、血脂、肾功等指标,对比三组治疗前后的中医证候评分、生存质量评分,并对患者生存期的独立影响因素进行分析。2.依据治疗方案治疗3个月后分别收集中医组、西医组、中西组每组20名患者血清,共60份,正常人群血清18份。收集的血清-80℃冻存于陕西省中医医院肝病实验室。通过悬液芯片系统检测患者血清肝再生相关细胞因子粒细胞集落刺激因子（Granulocyte Colony Factor,G-CSF）、肝细胞生长因子（Hepatocyte Growth Factor,HGF）、干扰素-γ（Interferon-γ,IFN-γ）、白介素-6/8/18（Interleukin-6,IL-6,Interleukin-8,IL-8,Interleukin-18,IL-18）、血小板源性生长因子（Platelet Derived Growth Factor,PDGF-BB）、干细胞因子（Stem Cell Factor,SCF）、肿瘤坏死因子-α（Tumor Nnecrosis Factor-α,TNF-α）的含量,观察体现“补肾生髓成肝”的中药对这些细胞因子的影响。结果:（1）三组患者治疗前后生存率及生存期比较:治疗3个月及6个月后,中西医组、中医组和西医组生存率比较,有统计学差异（88.10%VS72.22%VS52.63%）、（71.43%VS58.33%VS34.21%）（P<0.05）。治疗后中西医组、中西组和西医组患者生存期比较,具有统计学差异（23.86±17.55VS20.08±19.86VS15.95±16.44）（P<0.05）。（2）三组患者治疗前后肿瘤大小比较:中西医组、中医组和西医组组间比较及前后测量时间比较,差异不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3）三组患者治疗前后肝功指标比较:中西医组患者治疗后直接胆红素水平、间接胆红素水平、谷丙氨酸氨基转移酶、天冬氨酸氨基转移酶、碱性磷酸酶水平较治疗前显着降低（P<0.05）,组间比较无统计学差异（P>0.05）。中医组治疗后胆碱酯酶水平较治疗前显着升高,组间比较不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三组患者治疗前后白蛋白水平比较,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两两比较,中西医组及中医组与西医组比较,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4）三组患者治疗前后其他生化指标比较:三组患者治疗后血常规指标中白细胞水平、中性粒细胞/淋巴细胞比值、血小板水平,中西医组、中医组与西医组比较,差异均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三组患者治疗后肌酐水平比较,中西医组、中医组与西医组比较,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5）三组患者治疗前后中医证候评分比较:三组患者治疗前后中医证候评分以时间因素为源的主体内差异及以组别为源的主体间效应,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三组患者治疗后的中医证候评分均显着低于治疗前,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治疗后中西医组、中医组显着低于西医组的中医证候评分,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6）三组患者治疗前后生存量表积分比较:三组患者生理机能积分方面治疗后积分均显着高于治疗前,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治疗后中西医组、中医组与西医组的社会功能评分比较,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三组患者在生理职能、躯体疼痛、一般健康状况三个维度的积分组间比较,有统计学意义（P<0.05）,且两两组间比较后中西医组与中医组、西医组的生理职能、躯体疼痛、一般健康状况三个维度的积分组间比较,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7）HGF表达水平比较:西医组明显高于中西医组、中医组及正常人群组,差异具有统计学意（2255.17VS1097.76VS1072.39VS882.67）（P<0.05）。提示单用“补肾生髓成肝”或配合西医综合治疗可在一定程度上抑制HGF的过度表达。（8）IL-6表达水平比较:中医组、中西医组及西医组均低于正常人群组,且组间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5638.03VS5166.45VS12842.5VS24559.34）（P<0.05）。中西医组、中医组IL-6表达水平明显低于正常人群组,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提示单用“补肾生髓成肝”或配合西医综合治疗可在一定程度上抑制IL-6的过度表达。（9）IL-18表达水平比较:西医组、中西医组及中医组,比较差异不具有统计学意义（120.345VS82.61VS78.58）（P>0.05）,但均较正常人群组升高（75.165）。提示单用“补肾生髓成肝”或配合西医综合治疗同样可以促进IL-18的表达。（10）PDGF-BB表达水平比较:中医组相对中西医组、西医组降低,差异不具有统计学意义（4677.18VS6140.6VS5534.885）（P>0.05）。但中医组低于西医组及中西医组,且更接近正常人群组（4401.67）。提示单用“补肾生髓成肝”可以抑制PDGF-BB的过度表达。（11）TNF-α表达水平比较:西医组、中西医组、中医组及正常人群组比较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735.955VS244.93VS573.46VS1037.25）（P>0.05）。中西医组TNF-α表达水平明显低于正常人群组,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提示单用“补肾生髓成肝”可以更好的抑制TNF-α的过度表达。结论:“补肾生髓成肝”治疗晚期肝癌能够显着提高晚期肝癌患者3个月及6个月的生存率及生存期,改善晚期肝癌患者临床症状同时,改善患者各种生化指标。明显降低晚期肝癌患者的中医证候评分,提高患者的生存质量,为临床推广应用提供了较高级别的循证医学证据。“补肾生髓成肝”治疗晚期肝癌患者的疗效机制之一可能是通过抑制晚期肝癌患者HGF、PDGF-BB、TNF-α、IL-6的过度表达,同时升高晚期肝癌患者IL-18的表达,改善肝癌的肝再生微环境及其相关的炎症微环境、免疫微环境、血管新生微环境等。
王勇[4]（2020）在《20世纪50年代以来陕西科研院所发展研究》文中指出当今世界,几乎所有国家都建立了系统完备的科研院所或类似的组织架构体系,经济发达国家更是借助科研院所等研究机构在技术创新、产业发展、信息加工与传播等领域获得的竞争优势,创造出巨大的经济和社会效益。20世纪50-70年代,我国对科研院所实行计划式管理体制,迅速构建起了比较完整的科研体系,短时间内提升了科技实力。20世纪80年代以来,我国开始对科技体制进行调整,推动科技与经济的深入融合,依靠科技进步带动了经济建设的全面发展。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陕西特有的科学技术积淀、国民经济结构、人才与资源优势为陕西科研院所的发展提供了历史基础和现实条件,由此陕西科技资源逐渐丰富,科研院所的聚集程度和发展规模位居全国前列。但是,受诸多因素影响,改革开放前很长时间陕西并未将科技资源优势转化为经济发展优势,陕西科技发展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和科技成果转化率较低,对全省经济社会发展的助推作用不够。因而,深入研究20世纪50年代以来陕西科研院所的发展转型,正确评价省内各类科研院所的历史贡献,辨析科研院所发展面临的主要困难,为新时期陕西科研院所创新发展提供历史借鉴与经验启示,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同时,对陕西科研院所改革与创新中的科技引领作用进行剖析,探讨如何将地区科技资源优势转化为经济发展优势,进而增强陕西科技发展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为区域经济均衡发展和国家战略实施提供保障,具有重要的现实战略意义。因此,在研究中,通过对20世纪50年代以来陕西科研院所发展历史进行系统梳理的基础上,力求进行全面考察,从而较为详实地阐明陕西科研院所的历史基础与发展现状,总结20世纪50年代以来陕西科研院所发展的特点,把握科研院所的演变规律和发展趋势。进而分析陕西科研院所的结构与分布、资源开放共享程度、科研绩效评价机制、科研创新环境、院所发展与地方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等层面,揭示陕西科研院所发展中存在的问题及其产生的影响,最终提出和构建适宜于陕西现代科研院所发展的相应对策与建议。纵观20世纪50年代以来陕西科研院所发展历程,国民经济恢复之初,陕西积极改造和创建科研院所;党中央“向现代科学进军”号召发出后,陕西科研院所迎来第一次发展高潮;在“三线”建设时期,国家为平衡全国工业布局,促进内地经济开发,又向陕西迁移、建设了一批高质量的科研院所,进一步充实和提高了陕西科研院所的综合实力,奠定了陕西科研院所的发展地位。改革开放后,陕西科研院所围绕社会经济发展,进入制度变革与体制调整的全新发展阶段,建立了完整的科研院所体系,形成了丰富的科学研究成果,壮大了陕西的科研人才队伍,从宏观、微观层面积累了丰富的改革发展经验。20世纪50年代以来,陕西科研院所的发展历程呈现出鲜明的发展特点:科研院所在省内形成西安、杨凌两个区域中心;自身发展与经济结构相适应的阶段性特征显着;外部整建制嵌入式的集中迁建;遵循非完全市场化的科研院所转型路径。陕西科研院所与陕西全要素生产率之间呈现着紧密联系,陕西科研院所为地方经济社会作出了重要贡献。当然,20世纪50年代以来,陕西科研院所在改革发展过程中也暴露出一些问题,诸如科研院所改革与市场接轨不够,评价机制存在缺陷,发展呈现结构性失衡与流动性不足,院所的创新与发展环境改善滞后,科研院所对地方经济发展的贡献率有待进一步提高,等等。在新的历史时期,面对新形势、新机遇、新挑战,陕西科研院所作为微观经济主体,在市场化发展中,需要不断调整和适应新的变化,将自身所拥有的科学技术优势转化为价值创造优势,并利用科技资源实现对各类传统资产的配置和优化,形成能够顺应市场经济内在要求的新型资产结构,从依靠技术和管理的发展模式,转向依靠技术、管理与资本运作的发展道路;从顶层设计上建立新型现代化的科研院所制度,加快陕西科研院所自身调整的步伐,克服自身发展中的种种障碍,为陕西科研院所实现更高等级的发展提供必要的条件和基础。本文的主要研究结论与创新之处体现在如下几个方面有:第一、总结并提炼了20世纪50年代以来陕西科研院所发展、转型的主要特点。国民经济恢复之初,陕西积极改造、迁移、创建科研院所,充实和提高了陕西科研院所的综合实力,奠定了陕西科研院所的发展地位。20世纪80年代以后,陕西科研院所紧紧围绕经济社会发展,进入到制度变革与体制调整的全新发展阶段。经过70年的发展,陕西科研院所具有鲜明的发展特点,在省内形成西安、杨凌两个科研院所高度聚集的区域中心;科研院所发展与陕西经济结构调整相适应,表现出较为显着的阶段性特征;科研院所从省外整建制嵌入式的集中迁建特点非常突出;遵循非完全市场化的科研院所转型发展路径。第二、在对20世纪50年代以来陕西科研院所发展成就进行定性分析的基础上,利用实证分析模型,定量分析和测度了陕西科研院所对地区经济发展的贡献程度。20世纪50年代以来,陕西已构建完整的科学研究与管理体系,形成门类齐全且覆盖领域广泛的学科体系,形成丰硕的科技体制改革成果,在科学研究和技术开发领域获得举世瞩目的成就,在改革开放中获得成熟思路和成功经验。在科研院所恢复与发展中,陕西全要素生产率得到显着提升,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已经超越资本和劳动投入,成为推动陕西经济发展的核心动力。与此同时,陕西科研院所的经济效率也随市场经济的深化而不断调整,科研院所经济效率的提升会受到科研院所类型、行业景气程度等因素的影响和制约。第三、揭示了陕西科研院所在改革、发展中存在的问题及面临的挑战,并实证分析和检验了这些问题对科研院所创新与发展所产生的影响和冲击。主要包括:科研院所改革与市场接轨不够,科技第一生产力作用尚未充分发挥;评价机制存在缺陷,难以适应市场发展需要;发展呈现结构性失衡与流动性不足,开放与共享机制不健全;各类要素供给相对不足,科研院所创新与发展环境改善滞后;科技进步与区域经济协调发展之间的内在机制尚未完全建立,科研院所对地方经济发展的贡献有待提高。第四、阐明陕西科研院所在改革、创新与发展进程中,要着力促成科学研究、技术创新与经济社会发展形成良性互动。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科研院所的运营模式和研究模式正逐步从低级向高级化方向发展;科研院所需要要将自身所拥有的科学技术优势转化为价值创造优势,并利用科技资源实现对各类传统资产的配置和优化,形成能够顺应市场经济内在要求的新型资产结构;逐步从依靠技术和管理的发展模式,转向依靠技术、管理与资本运作的发展道路上,并从顶层设计上建立新型现代化的科研院所制度,以促进陕西科研院所加快自身调整的步伐,从而为陕西科研院实现融合创新发展提供必要的条件和基础。
郑玉豪[5]（2020）在《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社会建设思想与实践研究》文中研究指明延安时期,面对外有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内有国民党政府的打压的现实遭遇,为妥善解决各革命根据地人民群众的生活问题,改善人民群众的生活状况,加快推行社会建设便成为中国共产党必须要解决的现实任务。与此同时,以毛泽东为核心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的正式形成、相对稳定环境的出现、中国共产党社会建设的经验总结、中国共产党的局部执政为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开展社会建设提供了历史可能。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针对各革命根据地的实际情况,在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下,结合之前党的社会建设经验总结,使党的社会建设思想在广度、深度上得到了新发展。中国共产党确立了“为群众谋福利”的指导思想,坚持了“一切服从抗战”的基本要求,贯彻了“从实际出发”的根本原则,落实了党领导下全社会共同参与的工作格局,形成了相对完善的国民教育思想、卫生医疗思想、社会保障思想、社会管理思想等。此外,中国共产党深刻认识到:社会建设不仅是经济建设的重要前提,还是政治建设的重要保证,更是提高军队战斗力的重要支撑。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不仅初步形成了社会建设思想,而且利用当时可以利用的一切条件,积极采取一系列举措进行社会建设,通过创造与发展国民教育、开展卫生医疗工作、加强社会保障体系建设、加快社会环境整治等方法提高人民群众生活质量,初步营造和谐健康的社会风气,实现了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与社会建设实践的良性互动,从而为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胜利以及社会的和谐稳定奠定了深厚基础。深刻总结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社会建设理论创新与实践创新的历史经验,这对新时代推行社会建设具有重要理论和现实意义。新时代的社会建设必须立足中国实际,切实改善民生,调动多方参与,才能带领中国人民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中国梦以及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新征程上扬帆起航。
王楠[6]（2019）在《抗战时期陕甘宁边区疫病防治工作的研究》文中指出抗日战争期间,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引起和加剧了各种传染病在中国各地的流行,造成大量人员死亡和生产力下降。人多是中国坚持长期抗战的基础,而病灾成为这个基础的严重威胁之一。在八路军控制的各根据地,起初由于各种条件的限制,主要关注于军队和党政机关的医疗卫生工作,而对群众医疗卫生工作重视程度不高。1943年以后各根据地普遍强调群众医疗卫生工作的重要性,初步建立了各级医疗卫生机构,提倡中西医合作,组织中医,建立医疗合作社,开展清洁卫生运动,在疫病流行时组织医疗队进行救治,取得了一定的效果。同时也加强了八路军与群众的联系,一定程度上普及了新的卫生知识,改变了乡村旧的医疗卫生习惯,并促进了乡村社会的政治动员。亦成为抗战时期乡村社会变迁的一个侧面,并为解放以后中国医疗卫生事业的发展积累了一定的经验.抗战时期的陕甘宁边区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全民抗战的中心、战略总后方和革命大本营,是中国共产党局部执政的试验场。由于在抗战时期陕甘宁边区开展了规模性的群众疫病防治工作并取得了疫病防治工作的显着成绩,对其他抗日根据地的疫病防治工作有着引领示范作用。因此,研究抗战时期陕甘宁边区疫病防治工作,不仅有助于深入了解抗战时期党和政府在疫病防治工作上采取的相关措施,保证广大军民的身体健康,支援抗日战争取得胜利,而且有利于我们进一步分析陕甘宁边区疫病防治工作在新中国成立后乃至改革开放的今天具有的现实价值。本文将紧围绕抗战时期陕甘宁边区疫病防治工作题目展开论述,通过剖析边区疫病流行的现状及原因,还原了陕甘宁边区落后的社会、经济、文化、医疗史实;通过边区党和政府发动人民群众制定的疫病防治工作防治政策和措施,展现抗战时期陕甘宁边区具有特色的行之有效的一整套医疗卫生防疫体系;通过对抗战时期陕甘宁边区疫病防治的总体评价,总结了边区党和政府在疫病防治工作上取得的显着效果,以及防治过程中存在的问题,进而揭示当年边区疫病防治工作留给我们的那些宝贵的历史经验教训和借鉴启示。第一,先对抗战时期陕甘宁边区疫病防治工作研究的背景进行了阐述,对抗战时期陕甘宁边区疫病防治工作研究的选题依据、研究意义进行叙述,对该研究现状进行了详细具体的分析,在对现有文献进行了整理、相关史料进行综述之后,拟采取历史分析、系统分析、多学科交叉等方法对抗战时期陕甘宁边区疫病防治工作进行深入研究,同时指出论文的创新之处及不足之处。第二,主要是对抗战时期陕甘宁边区疫病流行的现状及原因进行分析。从居高的妇幼死亡率和频发的疫病传染率论述抗战时期陕甘宁边区疫病流行的现状;从自然灾荒发生频发、医疗基础设施缺乏、封建迷信思想盛行、群众卫生意识薄弱、人口流动迁徙增加五个方面来论述抗战时期陕甘宁边区疫病流行的原因。第三,概括归纳抗战时期陕甘宁边区疫病防治的方针政策和措施。从确立了卫生工作的基本方针和制定了切实可行的政策法规阐述抗战时期陕甘宁边区疫病防治的方针政策;从成立相关防疫工作领导机构、建立完善疫病防控预警机制、开展群众性的防疫宣传教育、加大破除迷信改造巫神运动、促进中西医互相结合的防治、完善医务人员的培训和管理、加强药品设备的研发和供应、注意牲畜的科学化饲养管理八个方面尽可能完整地概括抗战时期陕甘宁边区疫病防治的措施。第四,主要是对抗战时期陕甘宁边区疫病防治的总体评价。从遏制了流行性传染病的肆虐蔓延、健全了边区防疫系统的医疗机构、增强了广大人民群众的卫生意识三个方面论述抗战时期陕甘宁边区疫病防治取得的成效;从封建迷信思想并未根生剔除、不讲卫生的坏习惯仍然存在、防疫人员医学理论知识有限三个方面指出抗战时期陕甘宁边区疫病防治存在的不足之处;从群众性、战时性、阶段性描述抗战时期陕甘宁边区疫病防治的特点;从增强了边区民众对党在局部执政合法性的认同、扩大党的群众基础为抗战胜利提供了重要保障、建立了初步较为完善的医疗卫生保障体系制度三个方面论述抗战时期陕甘宁边区疫病防治发挥的具体作用。第五,挖掘抗战时期陕甘宁边区疫病防治工作的历史经验及其对当代社会的历史启示。从抗战时期陕甘宁边区疫病防治的方针政策和措施中,高度提炼概括出抗战时期陕甘宁边区疫病防治工作五个方面的历史经验,即政治动员宣传是前提、广大群众参与是基础、建立规章制度是保障、优待医务人员是关键、政府部门重视是根本;面对当前医疗卫生事业改革面临的处境,抗战时期陕甘宁边区疫病防治工作给我们的历史启示:坚持把人民健康放在优先发展的战略地位、坚持把卫生防疫与群众运动相结合的思想、坚定不移地贯彻预防为主的疫病防治方针、坚持中西医相互补充协调发展的方向道路、坚持以人为本扎扎实实抓好医德医风建设。抗日根据地医疗卫生事业的发展,也是中国人民抗日救亡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全面抗战爆发后,不仅人民群众对于医疗卫生的需求更加迫切,而且医疗卫生也是中国坚持长期抗战的条件之一,意义更加突出。全面开展防疫、清洁卫生和治疗工作,推广新法接生,反对迷信巫神。这些努力也促进医药卫生知识在乡村社会的普及,一定程度上改变了乡村社会的医疗条件和卫生习惯。抗战时期各根据地医疗卫生工作形成的强调医疗卫生为乡村人民群众服务的思路,提倡中西医合作的方针,重视开展群众性清洁卫生运动的防疫方式和成立医药合作社的组织形式,都对解放后新中国的医疗卫生工作有深远的影响。
王欣[7]（2019）在《延安《解放日报》卫生报道研究》文中认为延安时期是中国共产党走向成熟的重要发展阶段,这一时期不仅形成了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形成了党的指导思想——毛泽东思想,而且党还在实践中积累了大量经验,最终为抗日战争、解放战争乃至新中国的成立奠定了宝贵的理论与实践基础。延安时期党领导下的无数光辉实践中,卫生运动无疑占有着十分重要的地位。经过广泛深入的卫生运动,不仅边区地瘠民贫、卫生恶劣的生产生活状况有了初步改观,同时它还是党宣传动员群众的一项重要工具。延安《解放日报》自1941年创办至1947年终刊期间,对党领导下的卫生运动作了全程式的详细报道,这为我们今天了解、认知这段历史经历提供了珍贵参照。同时,回顾总结延安《解放日报》卫生报道,对于我们在新时代普及卫生常识、宣传医疗知识、建设健康中国,具有尤为重要的借鉴价值。论文以《解放日报》卫生报道为视角,采用文本分析法、历史分析法与归纳总结等方法,回顾梳理了延安时期党进行卫生报道的背景、内容及特点。任何历史事件都不是空穴来风,均是在特定时代背景下的产物,延安卫生运动及其报道也是如此。它是在抗战进入战略相持阶段,边区经济积贫积弱、社会风俗保守落后、严峻的卫生状况亟待改善的历史条件下发生的。延安卫生报道的发展过程,从一个剖面反映了陕甘宁边区的社会变迁和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盼健康、谋幸福的奋斗史。此外,延安《解放日报》卫生报道的主要内容包括疫病预防与治疗、推广保健法、倡导卫生教育及动员群众开展卫生运动等几大方面,并具有知识性、普及性、战斗性及人民性等报道特点。在此基础上,本文还对延安《解放日报》卫生报道的历史价值进行了总结,即卫生报道不仅有效推动了边区卫生状况的改善,使群众间形成了学习卫生知识的习惯,而且还促进了边区新民主主义文化的发展,为党今后的卫生事业发展积累了宝贵经验。延安《解放日报》卫生报道是党将政治思想与卫生工作相结合的产物,回顾卫生报道的历史经过,并总结其中的基本经验,对于我们在新时代的卫生报道中坚持党的领导,更好地为人民服务,全面推动卫生事业发展,创新卫生宣传工作方式方法,具有重要的历史启鉴价值。
胡永干[8]（2017）在《中国共产党领导发展中医药事业研究》文中认为中医药事业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建设和改革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共产党历来重视中医药事业的发展。本文以中国共产党在不同历史时期领导发展中医药事业的核心方针政策为引领,以民主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改革开放三个历史时期为纵,以各个时期中医药事业发展所涉及的领域为横,以近现代中医药历史命运的沉浮转换为暗线,以中国共产党领导发展中医药事业的认识发展、政策发展、实践发展为明线,将不同历史时期中国共产党对中医药的认识、政策和实践发展的史实结合起来,探究中国共产党领导发展中医药事业的历史动因、历史特点、历史规律、历史意义、经验教训、未来战略,彰显中国共产党在近现代中医药历史命运由沉到浮,由落到起的历史过程中的历史作用和历史贡献。在民主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重视中医药的使用,并在应用中医药的过程中,加深了对中医药作用的认识,确立了对中医药的实践认可,在此基础上逐步形成支持中医药发展的“中西医合作”的方针,推动了中医药事业初步发展。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中国共产党在对中医药实践认可的基础上,发展到对中医药的文化认可,形成“团结中西医”的方针,把中医药作为解决人民医疗卫生问题的重要途径,主张通过保护和改造中医药来继承和发展中医药事业,对否定中医药的思想进行了斗争,对党的政策执行过程中的偏差进行了纠正和调整,以保证中医药事业的发展。改革开放时期,中国共产党在调整恢复中医药政策的基础上,形成对中医药的科学认可,确立“中西医并重”的方针,推动了中医药事业全面发展。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医药事业发展的过程是一个追求中医药事业复兴的过程,既留下了宝贵的经验,也有曲折发展的教训,这为当前和今后继续推进中医药事业的发展提供了启迪和借鉴。本文主要由绪论和正文六章以及结束语共八个部分组成。具体如下:绪论部分主要对开展本研究的缘由和意义;研究现状;研究思路和方法;重点、难点及创新点进行概括,对中医药的相关概念进行界定。第一章主要阐述近代中医药的历史命运。该部分通过对近代中医药历史命运的梳理,指出近代中医药发展呈现出被消灭还是继续发展两种不同命运趋向,而废除和消灭中医药成为影响近代中医药历史命运的主线;提出近代以来国家贫弱所造成的民族自卑和文化自卑,是造成歧视和否定中医药的根源的观点;总结了近代中医药历史命运的启示;为后文阐述中国共产党是近代坚持发展中医药事业力量代表,是近代中医药事业光明历史命运代表埋下伏笔。第二章主要考察中国共产党选择发展中医药事业的动因。主要从中国共产党对人民生命健康的责任担当、中国共产党对中国医疗卫生国情的认识、中国共产党对传统文化的理性态度这三个维度,对中国共产党选择发展中医事业的动因进行理论分析,彰显中国共产党选择发展中医药事业不仅是对中医药价值的高度认可,也是对人民利益和中华民族利益的深沉关切,更是改变中医药事业历史命运的关键所在。第三章主要考察民主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对中医药的提倡与应用。该部分按照从实践到政策,由政策到实践效果的分析模式,从总体上对民主革命时期“中西两法”治疗的实践、“中西医合作”方针的形成、中医药事业的初步发展进行分析考察,并对这一时期中国共产党领导发展中医药事业的特点进行概括和评析,借以突出这一时期中国共产党领导发展中医药事业基于实践需要的主动适应性,以及注重中医药使用的特点,彰显中国共产党坚持使用中医药的重大意义:正是由于中国共产党的坚持,迎来了中医药繁荣发展的光明希望。第四章主要考察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中国共产党对中医药的保护和改造。该部分在沿袭从实践到政策、从政策到实践效果的分析模式基础上,依次考察建国初“团结中西医”方针的确立、中国共产党对中医药的认识分歧及政策调整、中医药事业的曲折发展三个方面;展现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关于发展中医药事业的认识分歧,以及分歧的实质及产生原因;揭示中医药事业曲折发展的历程,探究该时期党领导发展中医药事业的特点;着重阐发“团结中西医”方针所包含的对中医药进行保护、改造、提高的政策内涵,以及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整个时期,对保障中医药事业发展的重要意义;彰显正是由于中国共产党采取了对待中医药的正确政策,中医药才终于摆脱濒临灭亡的历史命运。第五章主要考察改革开放时期中国共产党对中医药的扶持和推广。该部分沿袭前两章的分析模式,从改革开放初中医药事业的恢复和调整、“中西医并重”方针的确立、中医药事业的全面发展三个方面,展现改革开放以来党领导发展中医药事业的发展脉络、历史特点;注重阐发“中西医并重”方针所包含的尊重中医药自身发展规律和扶持中医药事业发展的内涵;分析该方针对改革开放时期中医药事业发展的重要意义;彰显正是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才根本改变了近代以来中医药事业受歧视、被消灭的历史命运,代之以发展复兴的历史命运。第六章主要阐述中国共产党发展中医药事业的经验与启示。其经验主要包括:客观看待中医药的价值和作用;采取保护和扶持中医药的政策;坚持鼓励西医学习中医。其教训主要是:不能将中西医学术问题政治化;不能以群众运动的形式发展中医药事业;不能以西医思维发展中医药事业。其启示主要是:党和国家要创造有利于中医药事业发展的良好政策环境;要按照中医药自身的规律发展中医药事业l要从科学与人文的双重属性认识中医药等。结束语部分主要是对中医药事业发展的战略思考。该部分内容立足于中医药事业发展的现状和问题,着眼于中医药事业的未来发展和复兴。从当前中医药处于弱势地位的实际情况,以及中医药特色淡化等突出问题出发,对未来中医药事业发展中应注意的问题、应采取的战略进行分析思考。提出正确处理中医药传承与创新的关系;正确处理中西医关系;推进形成中医药政策和法律体系;加强中医药宣传,营造有利于中医药事业发展的社会环境;树立中医药文化自信、推动中医药国际化等一系列发展中医药事业的举措,为未来中医药事业的复兴发展提供借鉴,旨在通过该部分内容与近代中医药的历史命运相呼应,彰显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近代中医药历史命运随着国家民族命运的改变而得到改变的历史事实。
齐婧,王永刚,郑刚,钟伟,尚俊平[9]（2017）在《老年人健康和慢性病医疗服务平台——陕西省中西医结合防控脑中风三级协作网平台建设构想与实践》文中研究指明防治慢性病是增进公众健康、改善民生的重要任务,推进区域协同医疗信息平台建设是我国医疗卫生事业发展的主题。目前,国内没有建立针对脑中风的规范化区域信息平台,一定程度上阻碍脑中风的防控。"陕西省中西医结合防控脑中风三级协作网平台",是通过中央数据服务平台、Internet数据服务平台、各级数据中心和共享节点,构建而成面向全社会的网络化、智能化科学数据管理与共享服务体系。平台建设对提高脑中风的综合防治能力、推进陕西省卫生信息化建设奠定基础。
李明慧[10]（2016）在《近代陕西中西医交流与社会变迁》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西医在19世纪中后期进入陕西,在实践中渐渐和中医及本地居民生活产生互动与交流。本文通过考察近代西医在陕西的空间扩张、西医在卫生建设中的作用以及中西医交流的案例,试图呈现该时期中西医交流与社会变迁的情况,并思考其中的意义。由于陕西省深居内陆,环境相对闭塞,直到19世纪后半叶才有少量的西医在关中和陕南零散活动。20世纪后,随着战争、自然灾害和流行疾病的屡屡重创,地方政府与百姓都亟须更快速有效的医药。尤其从1930年代开始,在政府的支持、疾疫与战争的压力下,西医的空间分布又有所扩张。到了四十年代,在延安、西安-宝鸡、汉中三个地区的西医数量更突出、种类更多元。西医在陕西的空间扩张变化甚大,在实际的操作中亦与中医、本地老百姓有许多互动。本文从公共卫生的推行来看西医如何随着相应制度的建立而更密切地与百姓接触,从而对人们的卫生观念和看病习惯产生了影响。妇婴卫生是其中一个引人注意的方面。新法接生与旧法接生的碰撞或许可以看作中西医交流的一个粗略缩影。国民政府通过一系列的方法宣传妇婴卫生知识,推行新法接生,使之在地域之间、城乡之间,发挥了程度不一的作用。抗日战争的爆发增大了对各种医疗手段的需求。为了应对战争,中共采取了与国民政府不完全相同的医疗方针,后者偏西抑中,前者则号召中西医合作。陕北的中西医合作是迫于自然环境、疾病灾害、战争围堵、医药与人才资源匮乏等压力下采取的方针。通过多种方法在各阶层推广,政府官员、医界精英和平民老百姓也亲自参与到协调中西医合作的工作里,为抗日战争与解放战争的医疗工作提供了帮助。
二、陕西省中西医结合研究所简介（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陕西省中西医结合研究所简介（论文提纲范文）
（1）新中国“十七年”针灸推广运动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引言 |
| 一、研究缘起 |
| (一) 选题依据 |
| (二) 选题意义 |
| 二、相关概念界定 |
| (一) 新中国“十七年” |
| (二) 针灸与针灸推广 |
| (三) 运动 |
| 三、研究内容与方法 |
| (一) 研究对象与内容 |
| (二) 研究的重点与难点 |
| (三) 研究方法 |
| 四、研究材料 |
| (一) 材料来源 |
| (二) 材料的甄选 |
| 五、国内外研究进展述评 |
| (一) 当代针灸史研究现状 |
| (二) 当代中医史研究现状 |
| (三) 当代医疗社会史(医学发展与政治方向)研究现状 |
| (四) 简要评议 |
| 第一章 楔子:近代针灸境遇的不同面向 |
| 第一节 针灸生存危机与业者自强举措 |
| 一、民国政府统治下针灸生存危机频现 |
| 二、针灸业者尝试“科学化”革新 |
| 第二节 中共领导下普及针灸的尝试 |
| 一、毛泽东重视发挥中医力量 |
| 二、中共领导下根据地及军队普及针灸的情况 |
| 本章小结 |
| 第二章 曲折行进:针灸推广运动的初期 |
| 第一节 新中国“针灸推广”的提出 |
| 一、卫生部确立“团结中西医”方针 |
| 二、《人民日报》揭开针灸推广帷幕 |
| 第二节 针灸疗法实验所探索推广针灸 |
| 一、在北京先行培训针灸师资 |
| 二、在多地推广针灸培训模式 |
| 三、针灸疗法实验所推广针灸的成效 |
| 第三节 针灸推广在国内的初步实践 |
| 一、针灸教学开始普及 |
| 二、组织针灸医师开展临床工作 |
| 第四节 新针灸学:推广初期的核心内容 |
| 一、“新针灸学”的学术特点 |
| 二、“新针灸学”的推广情况 |
| 第五节 针灸推广初期的成效与困难 |
| 一、针灸推广初期取得的成绩 |
| 二、针灸推广初期存在的困难与问题 |
|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步入正轨:针灸推广运动的中期 |
| 第一节 中医政策调整,针灸推广迎来新阶段 |
| 第二节 推广针灸的四大主要途径 |
| 一、西医学习针灸 |
| 二、改进中医针灸教育 |
| 三、培训基层卫生人员掌握针灸技术 |
| 四、“中医带徒弟”助力培养针灸人才 |
| 第三节 典型事例:江苏省针灸推广与教学革新 |
| 一、分设中、西医班级培养针灸师资 |
| 二、开展短期针灸巡回教学,培养校外医务人员 |
| 三、承担委托教学任务,培养更多针灸人才 |
| 四、编写《针灸学》,为统编针灸教材确立范式 |
| 第四节 推广中期的主要成效:临床应用取得进展 |
| 一、应用范围扩大,治疗病种增加 |
| 二、推动献方工作,发掘民间针灸 |
| 第五节 推广中期潜在的问题与新的趋势 |
| 一、中、西医间的龃龉与“整风运动” |
| 二、“技术革命”催生针灸新方向,“跃进”苗头初现 |
|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跃进”与“革命”:针灸推广运动的高潮 |
| 第一节 “大跃进”历史背景下的针灸推广 |
| 一、“大跃进”正式发动,《健康报》呼吁进一步推广针灸 |
| 二、河北省开展“普及针灸”群众运动 |
| 三、保定会议组织中医药界“大跃进” |
| 第二节 “人人学会针灸” |
| 一、学习主体:干部带头,医务人员广泛参与 |
| 二、学习形式及主要内容 |
| 三、针灸出版物大量涌现 |
| 第三节 掀起针灸“技术革命” |
| 一、以“土”为主的医药卫生技术革命 |
| 二、积极开展针灸经络科学研究 |
| 三、新式针法与器具大量涌现 |
| 第四节 针灸“跃进”的高潮与后续 |
| 一、针灸“跃进”达到高潮 |
| 二、形势发生变化,针灸工作转入调整阶段 |
| 第五节 “大跃进”时期针灸推广的特点 |
| 一、强调党的领导,政治挂帅 |
| 二、提倡短期速成,大放“卫星” |
| 三、开展群众运动,影响广泛 |
|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面向农村:针灸推广运动的后期 |
| 第一节 “把医疗工作的重点放到农村” |
| 一、卫生工作新方向 |
| 二、毛泽东发布“六·二六”指示 |
| 第二节 农村成为针灸推广重点场域 |
| 一、鲁之俊重提针灸推广 |
| 二、山西省在农村推广针灸的经验 |
| 第三节 农村地区针灸推广的具体情况 |
| 一、针灸推广的培养对象与师资力量 |
| 二、针灸推广的主要传授形式 |
| 三、针灸推广的主要学习内容 |
| 四、在农村推广针灸的成效与影响 |
| 第四节 城镇针灸教育与科学研究趋于规范 |
| 一、针灸教育进一步普及与规范 |
| 二、针灸在科技领域的发展 |
| 三、针灸学术交流活跃,政府加强统一领导 |
| 第五节 针灸推广运动与“文化大革命”时期针灸工作 |
| 一、赤脚医生与针灸术在农村的继续传播 |
| 二、新针疗法的出现与普及 |
| 三、针刺麻醉热潮出现及后续发展 |
| 本章小结 |
| 第六章 针灸推广运动中的创新针术 |
| 第一节 电针的发明与推广 |
| 第二节 水针的发明与推广 |
| 第三节 耳针在国内的推广与经典化 |
| 一、临床普及耳针运用 |
| 二、围绕耳针的技术革新 |
| 三、耳针的经典化过程 |
| 第四节 梅花针的发明与推广 |
| 一、孙惠卿与“刺激神经疗法” |
| 二、在各地的推广: 以上海市和江西省为例 |
| 三、推广中的争议——“梅花针”之名 |
| 第七章 针灸推广运动中的典型应用 |
| 第一节 针灸治疗疟疾 |
| 一、1956年前针灸治疟的使用情况 |
| 二、1956年后针灸治疟在各地推广 |
| 三、针灸治疟的后续发展 |
| 第二节 针灸治疗血吸虫病 |
| 一、严峻疫情要求中西医合作治疗 |
| 二、推广针灸用于血吸虫病防治 |
| 三、“血防大跃进”中针灸推广的高潮及后续 |
| 第三节 针灸治疗阑尾炎 |
| 一、针灸治疗阑尾炎的缘起与演进 |
| 二、推广中关于针刺治疗机理的研究与讨论 |
| 三、推动中西医结合治疗急腹症研究 |
| 第四节 针刺治疗聋哑 |
| 一、吴芝升等人初试针治聋哑 |
| 二、“大跃进”时期针治聋哑迎来高潮 |
| 三、推广针治聋哑高潮下的问题 |
| 第八章 分析与讨论 |
| 第一节 针灸推广运动得以实施的原因 |
| 一、新中国卫生建设和国家治理的客观需要 |
| 二、中共领导人对针灸的信任与重视 |
| 三、针灸疗法具备大范围推广的特质 |
| 第二节 针灸推广运动的特点 |
| 一、依靠党的领导和政治保障 |
| 二、采用自上而下、培养骨干、层层推广的模式 |
| 三、广泛开展群众性运动 |
| 第三节 针灸推广运动的影响 |
| 一、对参与群体的影响 |
| 二、对当代针灸学形塑的影响 |
| 三、对针灸普及和中医工作的影响 |
| 四、对卫生建设和国家治理的影响 |
| 第四节 针灸推广运动的历史经验与教训 |
| 一、自上而下、分级培养、逐步扩大的推广模式值得借鉴 |
| 二、推广中医疗法有助于增进社会主义医疗福祉,保障人民健康 |
| 三、推广工作应贴合实际需要,统筹规划,以科学为依归 |
| 四、科学使用行政手段,注意过度干预可能造成的负面影响 |
| 结语 |
| 一、本研究创新之处与主要成果 |
| 二、本研究存在的不足与后续展望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附录1: 《群众迫切要求推广针灸疗法》 |
| 附录2: 《有组织地研究与推广针灸疗法》 |
| 附录3: 《认真地学习和推行针灸疗法》 |
| 附录4: 《进一步学习推广针灸》 |
| 附录5: 《广东省卫生厅召开的农村中医教育工作会议纪要》 |
| 在校期间发表论文、参与课题与获奖情况 |
| 致谢 |
| 附件 |
（2）陕甘宁边区中西医结合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引言 |
| (一)选题背景及意义 |
| (二)文献综述 |
| (三)研究方案 |
| 一、陕甘宁边区中西医结合背景 |
| (一)陕甘宁边区疫病肆虐,缺医少药 |
| (二)中西医矛盾突出,中医发展受到阻碍 |
| (三)中西医各有利弊,需加强合作 |
| 二、陕甘宁边区中西医结合措施 |
| (一)成立中西医结合机构 |
| (二)中西医互相交流学习 |
| (三)中西医结合研制新药 |
| 三、陕甘宁边区中西医结合取得的成效 |
| (一)开发利用中草药,改变缺医少药局面 |
| (二)疾病治愈疗效显着,保证军民身体健康 |
| (三)培养大批卫生人才,推动医药工作发展 |
| (四)普及卫生教育知识,开展人畜卫生运动 |
| (五)开辟了独具特色的中西医结合之路 |
| 四、陕甘宁边区中西医结合的启示 |
| (一)党和政府对中西医结合的高度重视 |
| (二)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结合治疗宗旨 |
| (三)注重实现国医科学化和西医中国化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硕士学位期间的研究成果 |
（3）“补肾生髓成肝”改善肝癌肝再生微环境治疗晚期肝癌的临床疗效观察及机制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英文名称缩略词表 |
| 前言 |
| 第一部分 “补肾生髓成肝”改善肝癌肝再生微环境治疗晚期肝癌的临床疗效观察 |
| 1 一般资料 |
| 2 研究方法 |
| 2.1 纳入标准 |
| 2.2 排除标准 |
| 2.3 剔除标准 |
| 2.4 退出标准 |
| 2.5 中止标准 |
| 2.6 观察指标:包括安全性观察指标和疗效性观察指标 |
| 2.7 疗效判断 |
| 3 治疗方法 |
| 4 统计学分析 |
| 5 结果 |
| 5.1 三组患者基线资料比较 |
| 5.2 三组患者治疗前后生存率及生存期比较 |
| 5.3 三组患者治疗前后肿瘤大小比较 |
| 5.4 三组患者治疗前后生化指标水平比较 |
| 5.5 三组患者中医证候评分比较 |
| 5.6 三组患者生存质量评分比较 |
| 5.7 观察指标对患者疗效及预后的影响 |
| 讨论 |
| 1 “补肾生髓成肝”对晚期肝癌患者生存率及生存期的影响 |
| 2 肝癌肝再生微环境及“补肾生髓成肝”的改善作用 |
| 3 “补肾生髓成肝”对患者中医证候评分及生存质量的影响 |
| 4 “补肾生髓成肝”对患者并发症及预后的影响 |
| 参考文献 |
| 第二部分 “补肾生髓成肝”改善肝癌肝再生微环境治疗晚期肝癌的疗效机制研究 |
| 1 研究样本及方法 |
| 1.1 材料与方法 |
| 1.2 实验操作流程 |
| 2 统计学处理方法 |
| 3 结果 |
| 3.1 肝再生相关细胞因子正态性检验结果 |
| 3.2 肝再生相关细胞因子在各组人群中表达的差异性 |
| 3.3 肝再生相关细胞因子表达水平之间的相关性分析 |
| 讨论 |
| 1 “补肾生髓成肝”疗法相关研究进展 |
| 2 “补肾生髓成肝”改善肝再生微环境防治肝癌的疗效机制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文献综述一 肝癌微环境的研究现状 |
| 参考文献 |
| 文献综述二 中医药影响肝癌微环境的研究进展 |
| 参考文献 |
| 中医证候评分量表 |
| SF-36 |
| 在校期间论文发表情况 |
| 致谢 |
（4）20世纪50年代以来陕西科研院所发展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的缘起及其研究意义 |
| 二、国内外文献研究回顾 |
| (一)分析科研院所存在的问题以及影响效率提升的因素 |
| (二)探讨科研院所的改革、创新与发展 |
| (三)阐述科研院所科技协同的方式及作用 |
| (四)揭示科研院所成果转化的方式和途径 |
| (五)研究陕西科研院所的改革与发展 |
| 三、研究目标、思路和创新点 |
| (一)研究对象及其概念界定 |
| (二)研究的主要目标 |
| (三)研究思路与方法 |
| (四)研究内容 |
| (五)研究的特色与创新点 |
| 四、史料与理论依据 |
| (一)史料依据 |
| (二)理论依据 |
| 第一章 陕西科研院所发展的基础与条件 |
| 一、陕西科研院所发展的历史基础 |
| (一)近代陕西科学技术事业和科研院所的雏形 |
| (二)民国时期陕西科学技术与科研院所的发展 |
| (三)陕甘宁边区科学技术与科研院所的发展 |
| 二、陕西科研院所发展的现实条件 |
| (一)陕西农业生产发展对科研院所存在刚性需求 |
| (二)雄厚的制造业引领陕西科研院所的创建与发展 |
| (三)丰富的高等教育资源为陕西科研院所提供智力支撑 |
| 第二章 20 世纪50 年代以来陕西科研院所的发展与转型 |
| 一、20 世纪五六十年代陕西科研院所的恢复和建设(1949-1963) |
| (一)对旧有科研院所的接收和改造 |
| (二)“重点建设”带动下陕西科研院所的发展 |
| (三)“向现代科学进军”的提出与陕西科研院所的兴起 |
| 二、“三线”建设时期陕西科研院所的充实和提高(1964-1977) |
| (一)陕西“三线”建设的背景 |
| (二)“三线”建设时期陕西科研院所的建设高潮 |
| (三)“三线”建设时期陕西科研院所的发展 |
| 三、改革开放后陕西科研院所的调整和探索(1978-1991) |
| (一)改革开放初期陕西科研院所的恢复与整顿 |
| (二)科技体制调整后陕西科研院所发展探索 |
| 四、市场经济下陕西科研院所的改制和转型(1992-2015) |
| (一)市场化改革下陕西科研院所的改革与发展 |
| (二)“科技强省”战略实施与陕西科研院所的转型与发展 |
| (三)“一院一所”模式下陕西科研院所的创新发展 |
| 第三章 20 世纪50 年代以来陕西科研院所发展成就与经济贡献 |
| 一、20 世纪50 年代以来陕西科研院所的发展成就 |
| (一)建立完整的科学研究与管理体系 |
| (二)形成了门类齐全且覆盖领域广泛的学科体系 |
| (三)形成了丰硕的科技体制改革成果 |
| (四)在科学研究和技术开发领域获得举世瞩目成就 |
| (五)在改革开放中获得成熟思路和成功经验 |
| 二、20 世纪50 年代以来陕西科研院所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分析 |
| (一)生产函数的构建 |
| (二)相关变量的相关性分析 |
| (三)陕西科研院所对地区经济增长的贡献分析 |
| 三、20 世纪50 年代以来陕西科研院所的经济效率分析 |
| (一)DEA及 Malmquist指数的构建 |
| (二)指标选择及DEA效果评价 |
| (三)Malmquist生产效率指数分析 |
| 四、影响陕西科研院所经济效率的主要因素分析 |
| (一)FAVAR模型的构建 |
| (二)变量的选择与分析 |
| (三)实证结果及分析 |
| 第四章 20 世纪50 年代以来陕西科研院所发展的特点 |
| 一、陕西科研院所逐步分化并形成两个区域聚集中心 |
| (一)陕西主要科研机构集中在西安 |
| (二)陕西农业科研院所集中于杨凌 |
| (三)陕北与陕南科研院所聚集区正在形成 |
| 二、陕西科研院所的发展呈现出明显的阶段性特征 |
| (一)农业科研院所在20 世纪50 年代至60 年代居于优先发展位置 |
| (二)工业与国防科研院所在20 世纪60 年代至70 年代得到壮大 |
| (三)新时期陕西科研院所得到全面发展 |
| 三、陕西科研院所具有“嵌入式”发展的特点 |
| 四、陕西科研院所呈现非完全市场化改革模式 |
| 第五章 20 世纪50 年代以来陕西科研院所存在的问题及其影响 |
| 一、陕西科研院所发展存在的主要问题 |
| (一)科研院所改革与市场接轨不够 |
| (二)陕西科研院所的评价机制存在缺陷 |
| (三)陕西科研院所发展呈现结构性失衡与流动性不足 |
| (四)陕西科研院所创新与发展环境改善滞后 |
| (五)陕西科研院所对地方经济的贡献有待提高 |
| 二、陕西科研院所发展存在问题的原因 |
| (一)陕西科研院所改革滞后的原因分析 |
| (二)陕西科研院所评价机制存在问题的原因分析 |
| (三)陕西科研院所存在结构性失衡的原因分析 |
| (四)陕西科研院所科技资源流动性不足的原因分析 |
| (五)陕西科研院所创新与发展环境改善滞后的原因分析 |
| (六)陕西科研院所对地方经济贡献有限的原因分析 |
| 三、陕西科研院所存在问题的影响及实证检验 |
| (一)数据指标的选择 |
| (二)实证分析模型的构建 |
| (三)实证检验与分析 |
| 第六章 新形势下陕西科研院所发展的对策研究 |
| 一、建立符合市场化要求的科研院所制度 |
| (一)推动陕西科研成果实现其价值转化 |
| (二)加快陕西科研项目运行的市场化进程 |
| (三)促使陕西科研管理实现资产化 |
| (四)推动陕西科研院所资产的证券化进程 |
| 二、建立健全以市场为导向的评价与激励机制 |
| (一)建立科学合理的市场化科研院所评价体系 |
| (二)建立符合现代科研院所发展要求的市场化人事管理体制 |
| (三)建立科学合理的人才评价和收入分配体系 |
| 三、统筹全省科研院所,推进科技资源融合发展 |
| (一)统筹管理科研院所,实现各类资源的渗透与融合 |
| (二)整合地方科研院所,实现体制机制的融合与创新 |
| (三)加强产学研合作并发展全产业链,推动科技资源在高层次融合 |
| 四、改善外部发展环境,提升科研院所服务地方经济的潜力 |
| (一)改善外部发展环境,增强科研院所内在活力 |
| (二)发展科技金融,增强科研院所服务地方经济的潜力 |
| 结语 |
| 一、20 世纪50 年代以来陕西科研院所发展历程回顾 |
| 二、陕西科研院所改革与发展展望 |
| (一)转制科研院所的“主体类型”演变趋势明显 |
| (二)传统科研院所将根据功能与定位进行重新划分 |
| (三)科研院所呈现从低级向高级发展的态势 |
| (四)科研院所参与区域合作,科技资源实现广度和深度融合 |
| 参考文献 |
| 附件 |
| 致谢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取得的科研成果 |
| 作者简介 |
（5）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社会建设思想与实践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论文选题的意义 |
| 二、学术界关于该问题的研究现状 |
| 三、研究方法和可能创新之处 |
| 四、相关概念及界定 |
| 第一章 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社会建设的理论溯源和现实背景 |
| 一、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社会建设的理论溯源 |
| (一)理论渊源: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社会建设思想 |
| (二)思想资源: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社会建设思想 |
| (三)直接来源:中央苏区时期共产党人的社会建设思想 |
| 二、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社会建设的现实背景 |
| (一)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社会建设的必要性 |
| (二)延安时期陕甘宁边区社会建设的可能性 |
| 第二章 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社会建设思想的新发展 |
| 一、社会建设理念的新发展 |
| (一)指导思想:“为群众谋福利” |
| (二)基本要求:“一切服从抗战” |
| (三)根本原则:“从实际出发” |
| (四)工作格局:党领导下的全社会共同参与 |
| 二、社会建设内容的新阐述 |
| (一)形成了较为系统的国民教育思想 |
| (二)提出了相对系统的卫生医疗思想 |
| (三)初步具有了社会保障思想 |
| (四)初步提出了社会管理思想 |
| 三、社会建设重要性的新认识 |
| (一)社会建设是经济建设的重要前提 |
| (二)社会建设是政权建设的重要保证 |
| (三)社会建设是提高军队战斗力的重要支撑 |
| 第三章 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社会建设的实践创新——以陕甘宁边区为例 |
| 一、努力发展国民教育 |
| (一)积极发展中小学教育 |
| (二)努力发展高等教育 |
| (三)广泛开展社会教育 |
| 二、推进卫生医疗事业发展 |
| (一)加大卫生医疗宣传教育 |
| (二)重视妇孺卫生工作 |
| (三)开展卫生防疫工作 |
| (四)开展医药合作事业 |
| 三、积极推行社会保障 |
| (一)社会救济 |
| (二)社会优抚 |
| (三)社会保险 |
| (四)社会福利 |
| 四、大力整治社会环境 |
| (一)剿匪锄奸,巩固抗日后方 |
| (二)禁烟禁毒,净化社会环境 |
| (三)解放妇女,摆脱封建压迫 |
| (四)改造“二流子”,增加社会劳动力 |
| 第四章 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社会建设思想与实践的重大意义与当代意蕴 |
| 一、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社会建设思想的理论贡献 |
| (一)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社会建设思想 |
| (二)推进了马克思主义大众化进程 |
| (三)为新时代社会建设奠定了理论基础 |
| 二、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社会建设的实践效应 |
| (一)有效改善了人民生活 |
| (二)营造了和谐健康的社会风气 |
| (三)奠定了中国革命胜利的基础 |
| 三、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社会建设思想与实践创新的当代意蕴 |
| (一)实施社会建设必须立足中国实际 |
| (二)社会建设必须以保障和改善民生为重点 |
| (三)推进社会建设必须调动多方参与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在读期间相关成果发表情况 |
| 致谢 |
（6）抗战时期陕甘宁边区疫病防治工作的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一、研究依据及其意义 |
| 二、文献综述 |
| 三、选题思路及其方法 |
| 四、研究的创新及其不足 |
| 第二章 抗战时期陕甘宁边区疫病流行的现状及原因 |
| 2.1 抗战时期陕甘宁边区疫病流行的现状 |
| 2.1.1 居高的妇幼死亡率 |
| 2.1.2 偏高的疫病传染率 |
| 2.2 抗战时期陕甘宁边区疫病流行的原因 |
| 2.2.1 自然灾荒发生频繁 |
| 2.2.2 医疗机构药品缺乏 |
| 2.2.3 封建迷信思想盛行 |
| 2.2.4 群众卫生意识薄弱 |
| 2.2.5 人口流动迁徙增加 |
| 2.2.6 历史遗留问题严重 |
| 第三章 抗战时期陕甘宁边区疫病防治的方针政策和措施 |
| 3.1 抗战时期陕甘宁边区疫病防治的方针政策 |
| 3.1.1 确立了卫生工作的基本方针 |
| 3.1.2 制定了切实可行的政策法规 |
| 3.2 抗战时期陕甘宁边区疫病防治的措施 |
| 3.2.1 成立相关防疫工作领导机构 |
| 3.2.2 建立基本疫病防控预警机制 |
| 3.2.3 开展群众性的防疫宣传教育 |
| 3.2.4 加大破除迷信改造巫神运动 |
| 3.2.5 促进中西医互相结合的防治 |
| 3.2.6 完善医务人员的培训和管理 |
| 3.2.7 加强药品设备的研发和供应 |
| 第四章 抗战时期陕甘宁边区疫病防治的总体评价 |
| 4.1 抗战时期陕甘宁边区疫病防治的成效 |
| 4.1.1 遏制了流行性传染病的肆虐蔓延 |
| 4.1.2 建立了边区防疫系统的医疗体系 |
| 4.1.3 增强了广大人民群众的卫生意识 |
| 4.2 抗战时期陕甘宁边区疫病防治的不足 |
| 4.2.1 封建迷信思想并未根本剔除 |
| 4.2.2 不讲卫生的习惯仍然存在 |
| 4.2.3 防疫人员医学理论知识有限 |
| 4.3 抗战时期陕甘宁边区疫病防治的特点 |
| 4.3.1 群众性 |
| 4.3.2 战时性 |
| 4.3.3 阶段性 |
| 4.4 抗战时期陕甘宁边区疫病防治的作用 |
| 4.4.1 增强了边区民众对党在局部执政合法性的认同 |
| 4.4.2 扩大党的群众基础为抗战胜利提供了重要保障 |
| 4.4.3 建立了初步较为完善的医疗卫生保障体系制度 |
| 第五章 抗战时期陕甘宁边区疫病防治工作的历史经验及启示 |
| 5.1 抗战时期陕甘宁边区疫病防治工作的历史经验 |
| 5.1.1 政治动员宣传是前提 |
| 5.1.2 广大群众参与是基础 |
| 5.1.3 建立规章制度是保障 |
| 5.1.4 优待医务人员是关键 |
| 5.1.5 党对疫病工作的重视是根本 |
| 5.2 抗战时期陕甘宁边区疫病防治工作的历史启示 |
| 5.2.1 坚持把人民健康放在优先发展的战略地位 |
| 5.2.2 坚持把卫生防疫与群众路线相结合的思想 |
| 5.2.3 坚定不移地贯彻预防为主的疫病防治方针 |
| 5.2.4 坚持中西医相互补充协调发展的方向道路 |
| 5.2.5 坚持以人为本扎扎实实抓好医德医风建设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作者简介及在学期期间所取得的科研成果 |
| 后记 |
（7）延安《解放日报》卫生报道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1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与意义 |
| 1.1.1 研究背景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国内外研究现状 |
| 1.2.1 国内研究现状 |
| 1.2.2 国外研究现状 |
| 1.2.3 研究述评 |
| 1.3 研究思路、研究方法及创新点 |
| 1.3.1 研究思路 |
| 1.3.2 研究方法 |
| 1.3.3 创新点 |
| 2 延安《解放日报》卫生报道的产生与发展 |
| 2.1 延安《解放日报》卫生报道的产生 |
| 2.1.1 抗战进入相持阶段 |
| 2.1.2 边区经济积贫积弱 |
| 2.1.3 社会风俗保守落后 |
| 2.1.4 边区卫生状况亟待改善 |
| 2.2 延安《解放日报》卫生报道的发展 |
| 2.2.1 发行概况 |
| 2.2.2 卫生专刊阶段 |
| 2.2.3 卫生专栏阶段 |
| 3 延安《解放日报》卫生报道的内容及特点 |
| 3.1 延安《解放日报》卫生报道的主要内容 |
| 3.1.1 疫病预防与治疗 |
| 3.1.2 推广保健之法 |
| 3.1.3 倡导卫生教育 |
| 3.1.4 动员群众开展卫生运动 |
| 3.2 延安《解放日报》卫生报道的特点 |
| 3.2.1 卫生常识与专业知识相搭配 |
| 3.2.2 卫生报道与人民需求相融合 |
| 3.2.3 卫生宣传与战时工作相结合 |
| 4 延安《解放日报》卫生报道的历史价值与现实启示 |
| 4.1 延安《解放日报》卫生报道的历史价值 |
| 4.1.1 推动边区卫生状况改善 |
| 4.1.2 促进边区社会风气转变 |
| 4.1.3 形成尊重卫生知识和医务人才的传统 |
| 4.2 延安《解放日报》卫生报道的现实启示 |
| 4.2.1 医疗卫生事业要坚持党的领导 |
| 4.2.2 社会发展需保障改善民生 |
| 4.2.3 卫生宣传应贴近人民生活 |
| 5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攻读硕士学位期间的科研成果 |
| 致谢 |
| 作者简介 |
（8）中国共产党领导发展中医药事业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依据及意义 |
| (一) 选题依据 |
| (二) 选题价值及意义 |
| 二、相关概念的界定 |
| (一) 中医及中医学 |
| (二) 中药及中药学 |
| (三) 中医药及中医药事业 |
| 三、国内外研究现状述评 |
| (一) 国内外研究概况 |
| (二) 简要评析 |
| 四、研究思路和方法 |
| (一) 研究思路 |
| (二) 研究方法 |
| 五、研究内容和基本框架 |
| (一) 研究内容 |
| (二) 基本框架 |
| 六、研究重点、难点及创新之处 |
| (一) 研究重点 |
| (二) 研究难点 |
| (三) 创新之处 |
| 第一章 近代中医药的历史命运 |
| 第一节 中医药的历史作用及特点 |
| 一、中医药具有独立完整的理论体系 |
| 二、中医药长期以来对保障中国人生命健康发挥了重大作用 |
| 三、中医药具有便、简、验、廉的特点 |
| 第二节 西学东渐与近代否定中医药的思潮 |
| 一、西医的传入与近代否定中医药思潮的出现 |
| 二、新文化运动与近代否定中医药思潮的发展 |
| 三、近代否定中医药思潮的认识根源 |
| 第三节 近代维护中医药的抗争 |
| 一、民国教育系统漏列中医案及中医界的抗争 |
| 二、废止中医案及中医药界的抗争 |
| 第三节 近代中医药事业的两种发展趋向及启示 |
| 一、废除还是发展:近代中医药事业的两种发展趋向 |
| 二、民族自卑与文化自卑:近代中医药历史命运的根源 |
| 三、近代中医药历史命运的启示 |
| 本章小结 |
| 第二章 中国共产党发展中医药事业的动因 |
| 第一节 中国共产党对人民生命健康的责任担当 |
| 一、中国共产党的性质宗旨要求重视人民的生命健康 |
| 二、中国共产党始终重视维护人民的生命健康 |
| 第二节 中国共产党对中国医疗卫生国情的认识 |
| 一、近代中国疾病多发 |
| 二、西医少,医疗资源分布不平衡 |
| 三、发展中医药成为中国共产党的必然选择 |
| 第三节 中国共产党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理性态度 |
| 一、“古为今用”“洋为中用” |
| 二、弘扬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 |
|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民主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对中医药的提倡与应用 |
| 第一节 “中西两法治疗”的实践 |
| 第二节 “中西医合作”及“中医科学化”方针的形成 |
| 一、根据地建设和社会改造 |
| 二、边区的中西医矛盾和分歧 |
| 三、新民主主义文化理论的形成 |
| 四、“中西医合作”及“中医科学化”方针的形成过程 |
| 第三节 中医药事业的初步发展 |
| 一、提倡和鼓励使用中医药的最初规定 |
| 二、中医药人才培养方式的初步探索 |
| 三、中医药学术研究团体的建立 |
| 四、中药研究的初步开展 |
| 第四节 民主革命时期党领导发展中医药事业的认识与评价 |
| 一、民主革命时期党领导发展中医药事业的特点 |
| 二、民主革命时期党领导发展中医药事业的意义 |
| 三、对民主革命时期党领导发展中医药事业的评价 |
|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中国共产党对中医药的保护与改造 |
| 第一节 新中国成立初期“团结中西医”方针的确立及其内涵 |
| 一、“团结中西医”方针的确立 |
| 二、“团结中西医”方针的内涵 |
| 第二节 中国共产党对中医药的认识分歧及政策调整 |
| 一、“封建医”还是“伟大宝库”——对中医药认识的分歧 |
| 二、从中医学习西医到西医学习中医—对中医药政策的调整 |
| 第三节 中医药方针政策的贯彻及中医药事业的曲折发展 |
| 一、过渡时期新中国中医药事业的起步 |
| 二、全面建设社会主义时期中医药事业的发展 |
| 三、“文化大革命”时期中医药事业的曲折发展 |
| 第四节 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党领导发展中医药事业的认识与评价 |
| 一、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党领导发展中医药事业的特点 |
| 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党领导发展中医药事业的意义 |
| 三、对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党领导发展中医药事业的评价 |
|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改革开放时期中国共产党对中医药的扶持与推广 |
| 第一节 中医药事业的恢复和调整 |
| 一、恢复党的中医药政策 |
| 二、设立国家中医药管理局 |
| 三、整顿中医医院及教科研工作 |
| 第二节 “中西医并重”方针的确立及其内涵 |
| 一、依靠三支力量,促进中西医结合方针的形成 |
| 二、“中西医并重”方针的确立 |
| 三、“中西医并重”方针的内涵 |
| 第三节 中医药事业的全面发展 |
| 一、中医药现代化建设的推进 |
| 二、农村中医药卫生服务的发展 |
| 三、中医药立法持续推进 |
| 四、中医药在医疗改革中的特色优势得到发挥 |
| 五、中医药教育及人才培养进一步发展 |
| 六、中医药服务和中医药产业广泛发展 |
| 七、中医药文化受到重视 |
| 八、中医药国际化深入发展 |
| 第四节 改革开放时期党领导发展中医药事业的认识与评价 |
| 一、改革开放时期党领导发展中医药事业的特点 |
| 二、改革开放时期党领导发展中医药事业的意义 |
| 三、对改革开放时期党领导发展中医药事业的评价 |
| 本章小结 |
| 第六章 中国共产党领导发展中医药事业的意义经验及启示 |
| 第一节 中国共产党领导发展中医药事业的历史意义 |
| 一、根本改变了近代中医药的历史命运 |
| 二、为建设健康中国提供了路径选择 |
| 三、为中华文化走出去提供了重要载体 |
| 第二节 中国共产党领导发展中医药事业的经验 |
| 一、客观看待中医药的价值和作用 |
| 二、保护和扶持中医药事业的发展 |
| 三、西医学习中医是促进中医药事业发展的重要途径 |
| 第三节 中国共产党领导发展中医药事业的教训 |
| 一、不能将中西医学术问题政治化 |
| 二、不能用群众运动的方式发展中医药事业 |
| 三、不能用西医思维发展中医药事业 |
| 第四节 中国共产党领导发展中医药事业的启示 |
| 一、创造有利于中医药事业发展的政策环境 |
| 二、按照中医药自身规律发展中医药事业 |
| 三、从科学与人文的双重属性认识中医药 |
| 结束语 对中国共产党领导发展中医药事业的战略思考 |
| 一、正确处理传承与创新的关系 |
| 二、正确处理中西医关系 |
| 三、推动形成中医药法律体系 |
| 四、做好中医药宣传,形成有利于中医药发展的社会环境 |
| 五、树立中医药文化自信,推进中医药国际化 |
| 参考文献 |
| 后记 |
（9）老年人健康和慢性病医疗服务平台——陕西省中西医结合防控脑中风三级协作网平台建设构想与实践（论文提纲范文）
| 1 推进区域协同医疗信息平台建设是我国医疗卫生事业发展的主题 |
| 2 陕西省中西医结合防控脑中风三级协作网平台建设的探索 |
| 2.1建设架构 |
| 2.1.1中央数据服务平台 |
| 2.1.2基于Internet网数据服务平台 |
| 2.1.3脑中风筛查流动站建设及服务措施 |
| 2.1.4协作网构建与管理 |
| 2.1.5平台的示范推广工作 |
| 3 小结 |
（10）近代陕西中西医交流与社会变迁（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缘由及意义 |
| 二、研究范围 |
| 三、资料介绍和方法运用 |
| 四、相关研究成果 |
| 五、选题的基本思路 |
| 第一章 19世纪陕西中西医情况与历史背景 |
| 第一节 19世纪陕西社会状况、环境特征与医疗 |
| 1、19世纪陕西环境特征与医疗健康 |
| 2、西学东渐与陕西社会 |
| 第二节 陕西中医的发展情况 |
| 1、中医的环境基础 |
| 2、陕西中医分布情况 |
| 3、中医思想与地方社会 |
| 第三节 西医在陕西的传播 |
| 1、西医的初步传播 |
| 2、西医在陕西的分布 |
| 3、西医思想与陕西社会 |
| 第二章 空间的社会性：西医进入与社会变迁 |
| 第一节 概念的引入 |
| 1、西方空间理论与空间的社会性 |
| 2、西医进入的社会空间意义 |
| 第二节 西医的空间扩张 |
| 1、西医传播之渐进(1900——1930) |
| 2、西医传播之加速(1931——1949) |
| 第三节 西医的空间扩张与社会 |
| 第四节 西医的空间扩张与政治 |
| 第三章 变革：医疗、卫生与环境 |
| 第一节 西医与公共卫生 |
| 1、公共卫生中的医疗与环境 |
| 2、公共卫生的建立与推行 |
| 3、存在的问题 |
| 第二节、中西医交流与合作 |
| 1、不可废弃的中医 |
| 2、中医的作用 |
| 第三节 以妇婴卫生为中心的考察 |
| 1、问题的提出 |
| 2、传统陕西的妇婴卫生 |
| 3、民国陕西的妇婴卫生建设 |
| 4、妇婴卫生建设的成效 |
| 5、妇婴卫生建设的社会影响 |
| 第四章 中西医合作的个案分析——以陕北为例 |
| 第一节 陕北中西医合作的历史背景 |
| 1、陕甘宁边区的成立及陕北的自然环境 |
| 2、相关研究综述 |
| 第二节 中西医合作方针的推行 |
| 1、陕北巫神 |
| 2、中西医合作方针的萌芽与发展 |
| 3、三个实践案例 |
| 第三节 服务于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医疗方针 |
| 1、成效 |
| 2、中西医合作与新民主主义革命 |
| 结论与思考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学位期间研究成果 |
四、陕西省中西医结合研究所简介（论文参考文献）
- [1]新中国“十七年”针灸推广运动研究[D]. 肖雄. 广州中医药大学, 2021(02)
- [2]陕甘宁边区中西医结合研究[D]. 刘苗苗. 延安大学, 2021(11)
- [3]“补肾生髓成肝”改善肝癌肝再生微环境治疗晚期肝癌的临床疗效观察及机制研究[D]. 刘皎皎. 湖北中医药大学, 2021
- [4]20世纪50年代以来陕西科研院所发展研究[D]. 王勇. 西北大学, 2020
- [5]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社会建设思想与实践研究[D]. 郑玉豪. 南京师范大学, 2020(04)
- [6]抗战时期陕甘宁边区疫病防治工作的研究[D]. 王楠. 吉林大学, 2019(02)
- [7]延安《解放日报》卫生报道研究[D]. 王欣. 大连理工大学, 2019(02)
- [8]中国共产党领导发展中医药事业研究[D]. 胡永干. 武汉大学, 2017(06)
- [9]老年人健康和慢性病医疗服务平台——陕西省中西医结合防控脑中风三级协作网平台建设构想与实践[J]. 齐婧,王永刚,郑刚,钟伟,尚俊平. 中西医结合心脑血管病杂志, 2017(08)
- [10]近代陕西中西医交流与社会变迁[D]. 李明慧. 陕西师范大学, 2016(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