朴风在中国现代诗歌史上的意义和地位

一、蒲风在中国现代诗歌史上的意义和地位（论文文献综述）

谭洁凡^[1]（2020）在《蒲风诗论研究》文中研究表明蒲风是中国现代大众化诗歌的创作者和研究者,他不仅致力于新诗的创作,还积极地探讨新诗理论,在诗歌创作论、诗歌批评论和诗歌史论等方面的理论阐述形成了自己的诗歌理论体系。蒲风开始研究大众化新诗理论时,文学大众化论争已经开始,虽然从目前所得的资料来看,他并未直接参与到大众化论争中,但他诗论中有关新诗形式的理论建构离不开文学大众化论争的影响。1934年,蒲风留学日本,留日期间,在鲁迅和郭沫若的影响下,他积极参加“左联”组织的活动,并接触了大量日译马克思主义文艺思想的作品。在《新诗与旧诗》一文中,蒲风引用日本学者杉见荣的《社会科学十二讲》和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以阐释经济基础对诗体变革的影响。除此之外,蒲风诗论还受普希金的影响,在《普式庚在中国》《普式庚在歌唱着》等文章中,他多次赞扬普希金鼓励诗人使用民众语言写作的做法,并把普希金作品中传达出的“自由”“热与力”等观念运用到诗歌批评中。作为中国诗歌会的发起者,蒲风坚持用新诗理论指导新诗创作,结合《抗战诗歌讲话》中收录的文章,可以将其诗歌创作论分为如下三方面:一、诗歌新形式的建立,蒲风主要从“内容与形式的调和”、新旧形式的利用以及民众语言的使用三个层面进行了研究;二、抒情诗的独特性,蒲风从两个方面展开分析:一方面,他认为叙事和抒情并不是对立的,两者虽各有侧重,但也常常相互融合;另一方面,为增强诗歌中抗战建国的民族共通情感的表现力,蒲风主张在写作中要使用“自然”的“技巧”加以谐和的音调;三、对诗歌中典型人物的塑造,蒲风认为为避免新诗出现形式化、符号化等问题,诗人在创作时不仅要塑造典型人物,还要对典型人物进行个性化写作。除了对诗歌创作进行研究,蒲风还积极地探索诗歌批评理论,并将理论用于诗歌批评实践。在《关于文艺批评》和《漫谈诗歌批评》等文章中,蒲风提出批评能够弘扬“民主精神”和指导现实,他还认为“批评可以开导文艺创作”。在诗歌批评的原则上,蒲风说:“伟大的批评家见解应建筑在历史主义与辨证法的原则上来估计文学现象。”并把历史主义原则和辩证法原则运用于诗歌批评中。同时,他还主张用整体性原则进行诗歌批评,即从作家的整个写作过程和创作经验上点评作品。从蒲风的作品论和作家论中可以看出,在诗歌的批评方法上,主要有比较批评法和社会学批评法。蒲风的诗歌史论主要收录在《现代中国诗坛》一书中,他以“史”的角度,论述了中国诗歌的起源、诗体的发展和“诗界革命”对新诗产生的影响,并以分期的方式总结了“五四”至1937年中国诗坛的发展。蒲风认为诗歌起源于劳动,到了唐朝“中国诗歌体裁都完成了”,词、曲是诗的衍生。近代以后,随着社会经济结构的变化和西学的传入,旧诗不再适应社会发展,便产生了新诗的萌芽。结合“诗界革命”发生的时间和诗坛发展的趋势,蒲风将“诗界革命”称为“新诗运动的急先锋”。在《五四到现在的中国诗坛的鸟瞰》一文中,蒲风不但对中国诗歌大众化的发展进行了梳理,还对不同的诗歌流派和诗人进行了具体的研究,他对中国现代诗坛的梳理和研究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和理论价值。

邢琪^[2]（2020）在《晚清民国时期文学生态研究 ——以青岛为中心（1898～1937）》文中研究表明作为民国时期典型的现代都市,青岛的现代转型一向是极具研究价值的论题。自1898年德占胶澳始,青岛从僻处海隅的蕞尔渔村逐渐发展成现代大都市。经济、交通、文化、教育与公共卫生等各方面建设的现代化推进,使青岛成为山东省内甚至国内重要的经济与贸易中心,一跃成为远负盛名的国际大都市。与青岛城市的现代化进程相适应,中国文学亦处于由古典向现代的转型中,呈现出相当的多元性与复杂性,形成独具特色的青岛文学生态。以逊清遗民群体和大学教授作家群为代表的外来文人,与青岛本地文艺界,共同组成了晚清民国时期青岛的文学生态。学界往往专注于外来的新文学作家的活动与影响,反而忽视了本地文学生态的价值与意义。在现代文学转型的过程中,本地文人作家与儿童创作者亦充当着相当重要的角色,他们的成长与蜕变创造了独具青岛特色的文学与文化,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为了证明上述结论,本文分为以下四章分别阐述:第二章聚焦于逊清遗民在青岛的各项活动,试图阐述逊清遗民对青岛文学生态的构建的重要作用。随着清王朝的覆灭与中华民国的建立,青岛以其特殊的地理位置、相对舒适的生活环境与德人庇护等有利条件,吸引逊清遗老前往寓居,如劳乃宣、刘廷琛、周馥和王垿等。在西方文化与古典文化的碰撞下,前清遗臣在去向的抉择上出现分歧。部分遗民致力于恢复清室,使青岛成为政治复辟活动的中心;置身于深受西方思想与文化影响的现代化都市,部分遗老选择从事中西交流的文化活动,在促进儒学经典的海外传播的同时,亦开启了思想的开化;部分寓公或将青岛作为“中转站”,出仕中华民国政府,或隐居海滨,不问世事。第三章综合分析由教授作家群的文学教育与文艺创作活动,和学生文艺活动两部分共同构成的青岛大学文学生态。1930年9月国立青岛大学成立后,杨振声任校长,1932年,国立青岛大学更名为国立山东大学,赵太侔继任校长。闻一多、梁实秋、沈从文、吴伯箫、老舍和洪深等文人作家,先后前往青岛任教。两任作家校长的现代教育理念,与“新月派”教授作家群的新文学创作与教育活动,推动了校园内学生文艺活动的蓬勃发展。学生们的文艺社团活动,与教授作家一并构成了大学校园内的文学生态,活跃了青岛本地的文艺气氛,为青岛文学生态的建构贡献了力量。第四章试图呈现以报纸文艺副刊与刊物为载体的青岛本地文人的文学创作活动与文艺副刊的编辑活动。学界研究一向关注于国立青岛/山东大学的教授作家群的文艺创作,却忽视了本地文人对青岛文艺发展的意义与作用。在大学校园之外,青岛本地文人是如何通过从事文学创作活动、编辑文艺副刊等来建构青岛本土文艺界,是不可忽视的重要论题。作为本地市民文学的载体,文艺副刊与文学刊物,见证了本地文人的成长,是青岛城市文学生态的重要组成部分。第五章专注于考察集中为儿童发声的青岛本地儿童文学副刊与独具青岛特色的儿童文学的萌孽。20世纪30年代,《小朋友》和《儿童乐园》,是青岛各文艺副刊中持续时间最长的两个刊物,专以刊登儿童的文学作品为主,辅以成人的儿童文学创作与外国着名儿童文学作品的译介。两个副刊尤其重视儿童话语的表达,成为儿童充分表达自我的重要场域。儿童文学副刊上发表的具有现代意识的儿童文学作品,是民国时期青岛文学生态的重要组成部分,亦是中国现代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儿童创作的繁荣与儿童话语受到社会成人重视,离不开青岛市政府对儿童的重视,对初等教育推动,与社会慈幼事业的进步。

武楚璇^[3]（2020）在《近四十年《女神》接受研究》文中提出《女神》是新诗研究绕不开的话题。在当今反思郭沫若创作与重读中国现代文学经典的学术思潮中,从接受角度研究《女神》是重新解读《女神》的一种方式。鉴于学术界目前的《女神》接受研究,主要侧重于1980年代以前的传播接受情况,因此本论文将近四十年《女神》接受作为研究对象。第一章研究《女神》多版本的接受。《女神》研究瓶颈的突破有赖于对研究对象的重审与反思,《女神》版本问题就是其中一个重要课题。《女神》版本从1978年开始受到学界关注,近年来除了汇辑校勘外,版本研究有两方面成果:一是指出以往阅读视域中的版本混乱现象,纠正始于建国初期新文学史写作上的《女神》评论错位问题;二是通过探究历次版本修改动因,客观还原了真实立体的郭沫若形象。从作品接受史的研究视角来看,版本考证、文学欣赏与批评相互关联,考证所得的是历史知识。在历史、文学研究中,文献史料的完善固然是重要因素,但历史研究主体比史料本身更为重要,因为他们掌管史料选择,其主观判断始终制约历史图景建构。第二章借助选本统计表,研究《女神》不同风格作品的选择性接受差异。不同类型诗歌选本,在选诗偏好上呈现出明显差异性。第二辑中雄浑的大诗依旧是文学史教育的重点,其崇高狂放、明朗粗粝的艺术风格契合读者欣赏倾向,给人以多样化诗学启示。而第三辑中优美清新的小诗在近四十年被读者重新发现,这些含蓄低调风格的抒情诗,在新时期得到各类读者更为普遍的喜爱,包含了较复杂的社会文化意涵,不只是消费主义意识形态对以往英雄崇拜思想的压倒性胜利,而且是文学艺术商品化、符号化、市场化乃至娱乐化的必然结果。《女神》现代性读解的流变反映出诗歌接受命运的流转,这种转变不仅体现了受众个人的差异化阅读心理对作品选择的影响,还显示出时事政治、社会气氛的大环境对作品阐释的巨大塑造力量。第三章研究《女神》诗歌体式的接受。《女神》不拘一格的体式曾经为人鄙弃,被认为是不够含蓄或缺乏内涵的写作方式,然而它的生成和存在具有必然性和合理性,在诗体解放和诗体流变史上的功劳不可磨灭。无论是西洋诗的复制还是骚体诗的变形,对《女神》诗歌体式评价中隐含的是批评者自己的价值判断。除了大量使用现代汉语虚词,《女神》语言形式上的独特创制还在于丰富庞杂的词汇系统,可以称之为众语杂生或众声喧哗。某种程度上诗歌的语言形态还影响抒情主体形象塑造,人称代词的密集使用凸显抒情主人公自我意识的大胆彰显和个人身份的一再指认,这种奔动、狂乱的身体经验是古典诗歌语言方式所不能传达的。第四章研究《女神》主体形象的接受,抒情主人公形象不局限于诗人的自我形象,还有赖于读者建构的主体形象。集外佚诗的发掘,有助于读者全面解剖郭沫若《女神》时期创作历程、生活经验和情感思想,看到他在中国新诗初创期对各种诗歌题材和体式的尝试与求索,揭示其早期诗歌在诗体、诗艺、诗风等多方面架构的可能性,由此重识更丰满的郭沫若个人形象,避免脸谱化认知,仅留下一个文学史教科书上异军突起的刻板印象。《女神》中抒情主体的种种形象以诗人自我形象为原型,除了以赤子或恋人形象表达对祖国的热爱情绪,民族诗人形象还表现为对祖国同胞的深挚关怀。此外,作为时代肖子的《女神》,其抒情主人公常常被认为是集中体现“五四”狂飙突进革命精神的主体形象,特别是其中偶像崇拜者和破坏者群像,鲜明地张扬了中国二十世纪高歌毁坏与创造的时代精神。通过研究近四十年《女神》传播与接受,可以窥见中国现代经典作家作品的阅读接受状况。这些现代文学作品并不像大众所感知的那样,只停留在二十世纪革命话语叙述中,而是早已超越它们所产生的年代背景,甚至脱离了作家本人创作心理预期,在新一代读者、学者那里激起了新的历史回响。

陈璇^[4]（2019）在《1930年代中日现代诗歌写作比较》文中研究指明现代主义诗歌在1930年代的中日两国均已得到发展,并与世界性的现代主义诗歌潮流同步。中日战争的爆发改变了两国现代主义诗歌的发展轨迹,也改变了20世纪以来中日现代诗交互式的影响关系。军国主义日本对外不断侵略扩张,对内施行严苛的言论控制,大量出现于日本侵华诗当中的"中国"意象成为该时期日本现代诗沦为国家意志宣传工具的表征。《我思》《四季》等国粹主义诗刊取代现代诗派与普罗诗派文学刊物的地位,主导日本现代诗坛。同时,大批诗人的创作意识发生由现代主义转向狭隘的民族主义,如高村光太郎向日本汉诗文传统复归,三好达治向日本传统感性复归,田中克己的封建主义倾向等。大量事实表明,诗的国粹主义政治工具化导致日本现代主义诗歌艺术退行,与在抗战期实现艺术拓展的中国现代主义诗歌形成鲜明对照。另一方面,日本反战诗人小熊秀雄、金子光晴与中国诗人的交流意义深远;西方诗人威廉·燕卜荪、W.H.奥登在中日两国开展的诗歌教学与交流活动增进了两国现代诗在世界现代主义文学潮流中的内在关联。1930年代的中日现代诗写作的比较研究为今日两国现代诗歌展开深入对话与交流奠定了基础。

袁龙^[5]（2019）在《20世纪前期中国意象诗学研究》文中研究说明在中国古典诗学和西方现代诗学中,“意象”都是非常重要的概念。20世纪前期,胡适、闻一多、李金发、梁宗岱、戴望舒、艾青、唐湜、袁可嘉、宗白华、朱光潜等人都对“意象”产生了浓厚兴趣。他们不约而同、有意识地总结归纳诗歌意象创构与批评的经验,在借鉴西方现代诗学的基础上,融合中国传统意象诗学,吸收心理学等西方现代科学成果,从不同的角度阐释自己对意象的理解。他们关于意象的研究成果构成了20世纪前期中国意象诗学。20世纪初期中国意象诗学的发生与发展受中国古典意象诗学和西方现代诗学的双重影响。一方面,受中国古典意象诗学“贵意”倾向的影响,梁启超等人倡导“诗界革命”,主张“我手写我口”,引新鲜事物入诗,丰富了诗歌意象类型,拓展了诗歌意境,直接影响到白话新诗运动和20世纪前期中国意象诗学的发生。另一方面,意象主义诗学在理论上影响了胡适的“影像”论,在创作上影响了胡适的“具体的做法”。白话新诗创作注重意象,促使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意象诗学不断发展和深化。涌现出闻一多的“幻象”论;李金发、戴望舒、梁宗岱汲取象征主义诗学提出的象征主义意象论;宗白华的“动象”论;朱光潜的“直觉意象”论。20世纪三四十年代中国意象诗学在战火硝烟中出现了现实主义倾向,出现了艾青的“生活感觉”论;臧克家的“生活意象”论;唐湜的“诗质”论;袁可嘉的“意象类型”论。虽然20世纪前期中国诗人和学者提出了名称各异的意象论,但他们都意识到“意象”的本体包含“意”“象”二元因素。因此,20世纪前期中国意象诗学在讨论意象的本体问题时,存在“贵意”与“尚象”两种倾向。“贵意”论者认为意象的“意”不但包含中国古典诗学中的“情”“志”等因素,而且包含西方诗学关于文艺创作与欣赏的直觉、想象、联想、理智、灵感等人的主观之“意”的观念。在传统意象诗学和西方现代诗学影响下,“尚象”论者从中西“象”范畴的三大共同特征,即形象性、象征性和变动性来论“意象”之“象”。20世纪前期中国意象诗学还包含意象的创构论与批评论。意象的创构涉及“意”“象”二元关系的理解。在由感而知而行的意象创构过程中,产生了情感生成论和情景交融论两种创构方式。宗白华和朱光潜关于意象和意境关系的论述表明:营造意境是表现动象或创构意象以有限表现无限,实现虚实相生、境生象外的审美追求。意象批评是欣赏者通过作品的意象沟通创造者的情志,对意象进行理解、还原、阐释、评判甚至再创造,实现其艺术价值的创造性活动。在阅读作品、直觉意象的欣赏批评过程中,存在理智、感觉、感觉的心象和共鸣四种心理活动。从事意象批评需具备敏锐的语言领悟能力和高超的语言运用能力、设身处地的同情能力和丰富的想象能力、广博的学识修养与分析比较的能力。总之,在中西文化汇流的背景下,当时的诗人和学者融合中西意象诗学,构建了集发展论、本体论、创构论与批评论于一体的20世纪前期中国意象诗学。它是前辈学者留给我们的宝贵遗产,对当代中国文论研究的内容、形式和方法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郭沁^[6]（2019）在《《现代》杂志与中国现代诗歌》文中提出《现代》杂志作为中国现代时期的重要文学期刊之一,尽管存在时间并不长,但因其非同人刊物的性质备受关注,并且对现代文学的倡导使其在中国文学期刊中的地位不可忽视,其中的诗歌现象还存在较大的研究空间。本论文分为三个章节。第一章借用“文学场”介绍《现代》杂志整体情况,阐述《现代》杂志所处的时空语境以及施蛰存个人文学观念对《现代》杂志的影响,用“副文本”理论探求在以往相关研究中较少受到重视的版面设计、封面等。第二章分为三部分,首先对31期的《现代》杂志中的诗学现象进行统计,大体确定《现代》杂志的诗歌版图。其次,分析戴望舒、艾青、徐迟和陈江帆四位诗人及其诗歌创作,从而突出《现代》杂志为扶持本土诗人所作出的努力。最后是《现代》杂志中的诗歌翻译部分,以实例探讨其诗歌翻译的特点,进而研究1930年代西方现代诗歌对中国新诗创作的影响。第三章探讨《现代》杂志的译介与诗歌评论,首先介绍《现代》杂志的译介范围,然后对《现代》杂志诗歌批评个例进行分析,旨在突出中国本土诗人、学者为诗学建设所做的工作。

荀利波^[7]（2018）在《诗歌的抗战—西南大后方诗歌创作生态研究》文中研究说明西南大后方诗歌是中华民族全面抗战背景下中国现代新诗发展的一个重要阶段,既承续中国新文化运动与现代新诗发展的脉络,同时又因全民族全面抗战和争取民族自由独立与解放的伟大现实,担负了抗战救亡、文艺动员的使命而与中国的现实有了更深刻、更广泛的接触,推进了新诗在革命、启蒙与诗歌艺术上的相谐发展,使现代新诗艺术更加成熟。但就学术界研究现状来看,虽然西南大后方诗歌被植入中国现代诗歌的整体发展进程中进行了多角度的叙述,其独特性也不断被发掘,但对“西南大后方诗歌”作为一个整体范畴的研究尚未获得充分重视。为此,本文提出西南大后方诗歌创作生态研究。具体而言,是在西南大后方诗歌生态系统生成的背景下,将西南大后方诗歌文学生态的考察分解到诗歌作为文学活动的要素之中,即以诗人、诗歌创作、诗歌传播为主体,通过对这几个部分的文学生态考察,整体上形成对诗歌创作生态的呈现。主要从五个部分展开论述:第一章论述战时生态生成与新诗的西南出场。抗日战争的全面爆发,以陪都重庆为核心的西南大后方,在国共合作、一致抗日的政治背景下,由于其特殊的政治、军事地位,对经济、教育、文化、文学等资源的凝聚具有独特优势,既打破了“五四”以来形成的以北京、上海为中心的现代文学生态,又在西南大后方重构新的生态环境,使西南大后方和西南大后方诗歌以一种独特方式登上了中国现代史和中国现代文学史的舞台。对现实更为深入的了解、体验和思考,使得诗人们对诗歌作为文学艺术自身发展问题逐步形成了新的认识,从而推进了诗歌在创作观念、文体艺术等方面的讨论与变革。第二章论述战火与硝烟中的诗歌主体生态。战争是政治的极端形式,全面抗战时期作为诗歌创作主体的诗人与其所置身的作为客体的空间的关系,并不仅仅存在于背离故土、流亡他乡之痛,更重要的是诗人们的生命体验和经历,成为中国现代新诗发展中最为宝贵的资源。战时诗人们从战争爆发初期的流散,到1938年之后在西南渐趋聚集,民族、国家的生存,自我个体的生存,这些问题的纠缠作用于诗歌创作中,促成了诗歌艺术上的多重变化,甚至于奠定了诗歌发展的基调——革命的、大众的、现实的。第三章论述诗歌的接受与传播状态。由于国土的沦陷和西南大后方的空间聚集,在抗战救亡的吁求下,诗歌接受群体更趋丰富,特别是使五四以来就提倡的“文艺大众化”得以以知识分子“俯身”的姿态亲近底层大众,这在某种程度上或可看作是知识分子阶层对知识垄断的再次“革命”,也为诗歌朗诵、街头诗等诗歌传播形式在抗战时期获得发展提供了土壤。抗战时期的出版、传媒业,因战时救亡加强了与社会各界抗日救亡组织及其活动的联系,从而为诗歌创作提供了重要阵地,改善了诗歌创作的生态环境,对诗歌生产发挥了积极作用。第四章论述诗歌本体的生态适应。因抗战文艺发展的需要和文学生态的变化,西南大后方诗歌延续了“诗体解放”传统,自由体诗在发展中出现了朗诵诗、街头诗、叙事诗、方言诗等诗体上的新变化。在新时代的生态环境下,诗歌体式的变化是抗日斗争的历史现实下诗人们对社会生态作出创作调适的结果,是获取自我生存空间的必然要求,改变了新诗诞生以来发展的走向,也为新诗发展注入了新的血液。第五章论述战时生态下新诗创作活动的变化。贯穿于我国现代新诗发展始终的“西方影响与民族传统”“启蒙救亡与诗歌本体”两对基本矛盾,决定了新诗发展复杂而曲折的局面。全面抗战的炮火真正在最大范围内逼迫诗人们从“上层”走到了大众之中,走向了中国自我的时代之中,它导致的是新诗在诗歌观念、诗歌视野、诗歌创作艺术等方面向中国的现实、向中国自我的现代性情境的靠近。战时诗歌创作生态一定程度上拓宽了中国现代新诗艺术发展空间。虽然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在全民族抗战的亢奋激情中现代新诗“使命意识”的强化和“审美意识”的削弱,使得新诗在形式、语言、内容等方面存在一些“病症”,但诗歌必然“反映时代精神”,诗歌研究更不能置身于它所生成的社会现实之外。在救亡图存的现实需求下,在文艺大众化、民间形式等的讨论中,在朗诵诗、街头诗、方言诗、叙事诗、政治讽刺诗等诗体的创作实践下,西南大后方诗歌推进了新诗诗歌观念、诗歌视野、诗歌创作艺术等的发展,现实主义诗歌和现代派诗歌创作过程中成长起一批重要诗人,形成一批代表新诗发展新高度的成果,成就了新诗发展独特而重要的一段。

方长安^[8]（2017）在《中国现代诗歌传播接受与经典化的三重向度》文中研究说明现在公认的那些现代诗歌经典,是近百年来传播接受与经典化的结果。经典化是多重力量参与完成的动态过程,其中起决定作用的是批评、选本与文学史着。批评选择有意味的新诗文本予以解读、阐发,揭示其内在意义;选本在浩如烟海的文本中遴选出供读者阅读的新诗范本;文学史着以"史"的权力,确认重要诗人诗作在文学史上的位置。三者既以各自不同的方式、特点发生作用;又往往相互合作,形成结构性力量,推动着现代诗歌经典化进程。批评、选本和文学史着作为中国现代诗歌传播接受与经典化的三重向度,受传播接受场域制约,与现当代多重话语建构联系在一起,因而以它们为主导力量所遴选、塑造出来的那些现代诗歌"经典"是否可信,便成为一个值得反思的问题。

刘渠志^[9]（2016）在《马克思主义文艺学视域下中国现代诗歌人民性研究》文中指出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于人的本质学说、文学与人民的关系、文学与文艺生产的关系、民族文学与世界文学的关系等理论,构成了马克思主义文艺学人民性完整的思想体系。为中国现代诗歌的形成、发展和完善,以及现代诗歌人民性的艺术化和大众化普及提供了明确的理论借鉴和实践指南。第一章主要论述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传播与中国现代诗歌人民性思想形成之间的内在关联,考察和疏理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于文艺“人民性”思想的相关阐释及论述,以探讨其与中国现代诗歌人民性之间交流对话与融合共生的现实性与合理性。马克思主义人民性思想的传播符合现代中国人民探求民族生路和思维转换的价值判断,与中国现代诗人的审美趋向相一致,引领现代中国诗人较好地突破了伦理困局,找到了诗歌文化的精神和文化承载。从这一时期开始,“为什么人”的问题便成为新旧诗学价值判定的分水岭,而马克思主义“人民性”思想的精神导向也为现代中国诗人的审美情感转移提供了诗学的价值判定和理论标尺。第二章主要论述在西方文化冲击下,中国现代诗人面临的文化危机与伦理思辨,特别是西方诗学观引发的情感转换和理论探索,以及民族文学觉醒、外来文化的渗透和张扬凸显的传统诗学的困局、社会动荡引发的精神困境、新旧文化碰撞中诗歌载体的重新审视、世界文化碰撞中的中国现代诗歌的价值判定等。特别是传统诗学中“文以载道”的启迪引发了深刻的诗界革命和新诗运动,在中华文化的图存图强中强化了现代诗歌的时代精神、人本思想和使命意识。体现了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中国化过程中现代诗人“民众意识”的觉醒,以及文化警觉和诗学伦理思考。第三章主要论述在马克思主义文艺思想中国化过程中,中国现代诗人积极参与民族文化的重塑和诗歌文体革新,并逐渐形成了一系列新的文艺思想。促进了中国现代诗歌人民性的最终确立。中国现代诗歌的人民性具有被实践证实的、与现代中国历史进程密切关联的诗学审美特征,构成了新文化运动后期现代诗人无法回避的诗学命题。其时代精神、使命意识、价值追求等经过现代诗人长期的创作实践和文化传承,业已成为中国现代诗学的精神向度,并演化为中国现代诗人的精神和思维标度。第四章着重论述中国现代诗歌人民性的大众实践。中国现代诗歌是现代中国诗人在特定的时空条件下社会意识、文学观念、审美趣味的集中体现,随着社会变革的日渐深入,其表现形式逐渐摆脱古典文学固有形式的约束,自觉不自觉地走向了白话化、大众化和现代化。中国现代诗歌的产生和发展有其复杂的历史背景,是与中国人民在反对封建专制、进行新文化运动、抗日救亡运动、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大历史紧密相连的,现实生存的需要和对国家民族未来的担忧,催生了一批新文化革命的先行者,他们在马克思主义文艺思想影响下,主动与大时代接轨,积极参与人民群众的生活与革命实践,接受人民群众思想与情感的熏陶,并以优秀的诗歌作品引领和影响人民群众的精神和物质生活。现代中国的诗人们用自己独特的文艺视角和天才创造,创新了中国现代诗歌的创作结构,优化了新诗的内涵,拓展了新诗的外在空间。使现代诗歌的创作、发展与现代社会中国人民的民族解放运动环环相扣密不可分,其强烈的人民性倾向,体现了中国现代诗人的时代担当和使命意识,并赋予中国新诗以新的思维架构和精神伦理。

杜璇^[10]（2015）在《惠特曼与中国现代诗歌》文中研究说明十九世纪美国着名诗人和评论家惠特曼倾注毕生心血创作的《草叶集》,在世界文学宝库中犹如闪亮的明珠,闪耀着民主精神的光芒。作者惠特曼因首创自由体诗而被誉为美国诗歌的“自由体之父”,其诗歌作品从内容到体式皆给中国现代诗坛带来勃勃生机,甚至掀起了自由体诗歌的创作热潮。然而,学术界对于他的作品在中国的影响研究还很不足。本文通过深入梳理中国现代诗人对惠特曼作品的接受状况,阐述其诗学精神和诗歌体式对中国现代诗人的影响,并分析影响发生的根源和途径,探讨和探寻接受过程中存在的变异现象以及此种现象存在的原因,以期为人们更深入的了解惠特曼诗歌精神的传播情况,为当下诗歌创作和发展提供一定的鉴镜。论文分为绪论、第一章至第四章、结语三个主要部分。其中,绪论部分交代选题的缘起、选题的意义与学术史价值、研究现状的梳理与反思、研究设想与学术目标,对这些方面做了整体且充分的说明与阐述。第一章到第四章是本文的主体部分,着重考察和发掘中国现代诗人在惠特曼诗歌精神的启迪下所形成的创作观念和创作的具体的诗歌作品。第一章详细考察惠特曼体现民主精神的诗歌对中国新诗诗人产生的影响。现代诗人受到惠特曼诗歌民主精神的熏陶,在一定程度上摒弃了对所谓上层社会权威人物的趋炎附势和屈膝献媚,而普遍以全新的标准看待底层民众,对农民、工人、妇女等平民的劳动品质的赞美、灵魂深处的挖掘、优美品格的呈现成为现代诗歌的主要题材之一。此外,在惠特曼诗歌中,平民以不屈不挠的钢铁意志所进行的英勇不屈的战斗精神契合了在民族战争和阶级革命中的民众奋勇抗敌、渴求自由的希冀,所以,惠特曼体现民主精神的诗歌为中国现代诗人进行革命战争诗歌的创作提供宝贵的思想资源。本章结合本土语境,探究惠特曼诗歌的民主精神被工具化的原因。现代诗人把惠特曼诗歌精神工具化、本土化是受现代激进主义、功利主义等思想倾向的影响,惠特曼的诗歌精神备受到我国诗人的青睐一方面说明了惠特曼民主精神对中国现代诗坛的强大影响,另一方面,中国诗人在接受惠特曼诗歌影响的时候不是亦步亦趋的,而是适应本土语境的需要,呈现的选择—一契合——创造这一思路。第二章考察惠特曼体现自然观的诗歌对于中国现代诗人创作的启迪。体现惠特曼浓烈炽热情感的诗歌撞击了中国现代很多诗人的心灵并陶冶了他们的人文情操。受到惠特曼熏陶的现代诗人以舒畅自然、雄伟豪迈的风格描写的是大自然宏观气象中浩大无垠、磅礴大气的自然之物,构筑的是气势宏大的现代诗歌意象空间,表现的是充满动与力精神的特征,流露的是渴望民众吸取这种自然雄壮的伟力以突破世俗规范,扩展主体生命的精神情绪。这和中国传统诗歌所崇尚的静穆之美的山水田园诗作相比,是迥然不同的审美形态,这种转变和诗人对惠特曼诗歌的反复阅读和借鉴是分不开的。惠特曼体现自然观念的诗歌给中国现代诗人带来的不仅仅是审美情趣的转变,更深入的推动了中国诗人现代文化心理的转型,极大的扩展了新诗拓荒者的诗歌话语资源,开拓了他们的诗学视野,进一步的为中国现代诗人提供了丰富的文学想象的审美环境和诗情空间。第三章主要考察惠特曼诗歌的个性精神对中国现代作家产生的影响以及具体表现。宣扬个性意识、提倡个性自由、要求情感解放的惠特曼诗歌精神契合了当时中国新诗诗人尤其是新青年们欲求实现自由恋爱的理想,进一步点燃了中国社会“个性解放”的火把,对中国新诗创作产生了一定的影响,本章从对自我价值的歌颂、对个性的肯定、对“灵肉一致”价值观的褒奖、对情感价值的高扬这四个层面详细论述惠特曼诗歌精神对中国现代诗人诗歌创作的陶冶。中国现代诗歌作品推崇“灵肉一致”的爱情、强调个性自由、张扬自我的特点折射出惠特曼个性思想的印记。惠特曼作为极富个性精神的诗人,他儿童般的天真、英雄般的激情、浮士德式的叛逆的性格受到中国现代诗人的热烈欢迎,中国现代诗人塑造出的要求自身情感解放、同时为国家命运负责的个体形象深入人心,这和他们对惠特曼诗歌精神的译介和宣传是有紧密联系的,但由于受到民族文化和审美观念等本土语境的制约,惠特曼的同性性爱观受到中国现代诗人的冷淡甚至误读。第四章阐释惠特曼的诗歌体式对中国现代诗人的影响。惠特曼由于打破了英国格律诗体的束缚,大力提倡口语入诗,并开创了风靡全球的自由奔放的诗风,被誉为美国的“自由体诗歌之父”。惠特曼的口语入诗和自由化诗体的创作主张和做法对中国新诗的发展起到异常重要的作用,为中国新诗的创作提供丰富的资源。一方面我们认为惠特曼的口语入诗和自由诗式的主张对中国现代诗人革新传统诗体提供了很大的参考,对我国自由体新诗的发展和成熟发挥了很大的作用。另一方面,由于我国诗人对惠特曼体诗存在着误读,导致新诗的发展出现了一定的弊端。最后是结语部分,在上述研究的基础上,本文进行如何两个方面的思考:首先,我们试图从现代性的视域出发,回顾惠特曼诗歌观念、诗歌精神、诗歌体式在中国接受和影响的历史,由此揭示出中外文学影响和交流的带给我们的思考和启示。其次,在我们关注惠特曼诗歌对中国新诗创作者的影响的基础上,对此进行进一步的总结。中国文学得以完成现代转型,焕发出的生命活力与惠特曼的影响是有一定关联的。

二、蒲风在中国现代诗歌史上的意义和地位（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蒲风在中国现代诗歌史上的意义和地位（论文提纲范文）

（1）蒲风诗论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2）晚清民国时期文学生态研究 ——以青岛为中心（1898～1937）（论文提纲范文）

（3）近四十年《女神》接受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4）1930年代中日现代诗歌写作比较（论文提纲范文）

（5）20世纪前期中国意象诗学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6）《现代》杂志与中国现代诗歌（论文提纲范文）

（7）诗歌的抗战—西南大后方诗歌创作生态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8）中国现代诗歌传播接受与经典化的三重向度（论文提纲范文）

（9）马克思主义文艺学视域下中国现代诗歌人民性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10）惠特曼与中国现代诗歌（论文提纲范文）

四、蒲风在中国现代诗歌史上的意义和地位（论文参考文献）

• [1]蒲风诗论研究[D]. 谭洁凡. 济南大学, 2020(01)
• [2]晚清民国时期文学生态研究 ——以青岛为中心（1898～1937）[D]. 邢琪. 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 2020(11)
• [3]近四十年《女神》接受研究[D]. 武楚璇. 华中师范大学, 2020(02)
• [4]1930年代中日现代诗歌写作比较[J]. 陈璇. 写作, 2019(06)
• [5]20世纪前期中国意象诗学研究[D]. 袁龙. 湖南师范大学, 2019(01)
• [6]《现代》杂志与中国现代诗歌[D]. 郭沁. 云南大学, 2019(03)
• [7]诗歌的抗战—西南大后方诗歌创作生态研究[D]. 荀利波. 上海师范大学, 2018(08)
• [8]中国现代诗歌传播接受与经典化的三重向度[J]. 方长安. 天津社会科学, 2017(03)
• [9]马克思主义文艺学视域下中国现代诗歌人民性研究[D]. 刘渠志. 安徽大学, 2016(03)
• [10]惠特曼与中国现代诗歌[D]. 杜璇. 南京大学, 2015(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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