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二十二大城市调查结果——多数居民对今年经济形势看好（论文文献综述）
谢春涛[1]（2021）在《改革开放新时期中国共产党对文化发展道路的理论探索（1978-2012）》文中研究指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探索当代中国文化发展道路的最新成果。李长春曾经指出,关于文化发展道路的理论,最重要就是回答了文化发展朝什么目标迈进和走什么路这两个问题。这两个问题决定着当代中国文化的发展方向与发展路径,与此相关的一系列文化理念,也形塑着当代中国文化的样态。本文将1978年至2012年中国共产党文化相关理论的内在逻辑与历史轨迹为考察对象,以文化的发展目标和文化发展中最重要的三对关系作为当代中国文化发展道路的基本命题,旨在分析中国共产党对于文化的理解和定位,解答中国共产党对于传统文化与西方文化、文化体制与经济社会发展、一元主导与多样并存这三对关系的认识变迁。关于中国共产党文化建设的基本经验与成就,相关研究较为充分,本文试图从文化发展道路中最重要的几个问题着手,历史性地梳理重要文献,对比不同时期中国共产党在面对不同的时代挑战时思想与理论的变迁。在思想变迁的历史脉络之中,中国共产党对于文化建设经验教训的总结也更加清晰,这也更加证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的探索并非一帆风顺,而是在复杂的历史互动中不断开拓与调试而形成的。本文第一章主要探讨文化发展目标与任务,以及与之相关的中国共产党对于文化的定位。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到社会主义文化强国,中国共产党对于文化建设目标的设定不断地进行调整。在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提出的初期,中国共产党的初衷是恢复党风与社会风气,十二大报告还以共产主义为核心提出了“四有”的目标。在改革开放的实践中,精神文明逐渐褪去了共产主义色彩。鉴于精神文明偏重思想道德建设,中共中央又在1990年代提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更加聚焦文化艺术和思想道德两个方面,并且更强调文化的中国特色。新世纪以后,胡锦涛又提出了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和增强文化软实力的建设目标。同时,中国共产党看待文化之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意义的视角不断拔高,对于文化的重视程度与日俱增。改革开放初期更多是从以共产主义思想道德抵制腐朽思想的角度出发,服务于经济建设的大局。文化对于民族和国家的重要性,则在外来文化的冲击与综合国力概念的形成的过程中被逐渐认识。第二章主要探讨文化的民族性和现代性问题,实质是中国共产党如何看待传统文化和西方文化的问题。在改革开放初期,社会上出现了全面否定传统文化、全盘拥抱西方文化的虚无主义思想。中国共产党为应对文化领域的思想斗争,彻底转变了对待传统文化的态度。但中国共产党由于长期受到列宁“两种文化”理论的影响,试图对传统文化进行精华与糟粕二元对立划分,直到进入新时代才突破这种二元划分方法。在应对西方文化的问题上,尽管中国共产党始终警惕西方意识形态的渗透,但整个社会在向西方文化学习借鉴的过程中,不可避免会导致对于西方文化的盲目崇拜倾向,如,将西方文化等同于现代文化。直到新世纪以来中共中央强调文化自信,中国气派,中国的文艺和哲学社会科学的发展才逐步开始摆脱对西方的盲从。第三章围绕文化如何适应改革开放的问题,主要探讨文化与政府、市场和人民三者的关系。在改革开放初期,随着文化市场的形成,文化受众被赋予更多选择权,人民群众的精神文化需求迅速扩大。而当时文化是政府包办的“事业”和“工作”,在“以文补文”等小修小补无法解决文化市场供需矛盾后,中国共产党意识到尊重人民群众精神文化需求对于文化生产的重要性。在理顺“两种属性”与“两种效益”的关系之后,中共中央对市场化的文化产业和公益化的文化事业进行了区分,重新定义了文化领域中政府主导文化事业、市场主导文化产业和人民作为文化发展主体的关系。第四章是坚持意识形态领导权与文化多样化发展的问题。改革开放初期,中国共产党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底线思维,对触及底线的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想文化进行批判和抵制,并且落实二为方针增强文化活力。但在变革时代,老经验不灵、新经验不足,中国共产党在应对社会思潮过程中收获了一些教训。进入1990年代以后,中共中央在以立为本的基调下,提出了弘扬主旋律、提倡多样化的工作方针,放弃了以往对意识形态进行刚性约束的办法,为如何处理主导意识形态与大众文化提供了新的思路。进入新世纪,面对信息技术革命带来的新的挑战,胡锦涛提出要增强意识形态的凝聚力、引领力,在不断推动文化的发展繁荣的过程中,通过构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来更为主动地引领社会发展、推动共识形成。本文试图从三个方面进行创新,一是理论建构新,本文从传统文化与西方文化的角度探讨文化的民族性与现代性,从文化体制改革探讨如何摆正政府、市场与人民的关系来解放文化生产力,从一元主导与多样并存探讨意识形态主导权与文化繁荣发展的辩证统一,能够更好地涵盖文化自身发展以及文化与经济、政治的关系,更加全面论述文化发展道路的同时,更加突出理论重点。二是材料相对较新,得益于报刊电子化和材料的公开,文章大量利用了当时的《人民日报》《光明日报》和其他报刊材料,能够更加全面地理解当时党内外的观点。三是研究视角新,本文吸收传播学等学科的相关理论,从文化受众的角度分析文化背景,能够更充分地展现人民群众的主体性在中国文化发展道路的形成过程中的影响,以进一步理解文化建设以人民为中心的战略意义。总的来说,在改革开放的历史进程中,中国共产党用更加全面、更具民族特色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代替了偏重于思想道德建设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对于文化建设战略意义的认识越来越深刻。同时,中国共产党更加全面地认识了传统文化与西方文化,对于人民群众的精神文化需求、“两种效益”以及“两种属性”有了更加辩证统一的认识。在意识形态主导权与文化发展的关系层面,中国共产党也探索出了一元主导与多样化并存的基本思路,更加关注意识形态的吸引力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健康发展。
刘彦[2]（2020）在《70年中国基层社会治理的演进路径及经验研究 ——以社会组织化治理为视角》文中提出社会治理是人类社会不可或缺的一项重要活动,是世界各国共同面临的一项重大课题。良好的社会治理是人类社会秩序井然、自由演进的根基,也是人类社会走向文明、和谐、繁荣和昌盛的重要保障。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共产党高度重视社会治理与社会建设,始终把善治良序作为中国共产党执政的准绳和目标。治国安邦,重在基层,基层是社会治理的重心和落脚点,基层社会治理是国家治理的重要支撑和坚实基础,基层社会治理,事关广大人民群众的民生福祉,事关社会的安定与和谐,事关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地位,事关国家的长治久安。本文以70年中国基层社会治理演进路径及经验研究为题,以社会组织化治理为视角,探究新中国成立70年以来基层社会治理的历史演进路径。纵览新中国70年基层社会治理的演进历程,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探索出了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层社会治理之路。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以其独特领导魅力和力量,通过城市基层社会的单位制、街居制和农村社会的互助组、合作社、以及人民公社,把中国从“一盘散沙”的分散社会组织成“全国一盘棋”的整体社会,在基层社会组织化治理时期,中国基层社会创造出许多奇迹和创举,向世人证明了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改革开放以后,党和国家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我国基层社会治理理念和路径与时俱进、不断开拓创新,中国基层社会以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实施为标志,开启了基层社会治理去组织化的道路,城市基层社会的去单位化与市场化与时偕行。随着基层社会去组织化发展,社会原子化、阶层分化和社会不公平问题不断出现,基层社会治理面临着新的要求与挑战。中国共产党第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以来,面对社会结构的深刻变动和利益格局的不断调整,中国共产党适时调整执政理念,不断凝聚共识,汇聚合力,创新基层社会治理方式,强化基层社会治理的再组织化能力,如何把中国人民再组织化成为新时代中国安邦治国的重大课题。理论源于实践,又指导实践。新中国成立70年以来基层社会治理的路径选择源于马克思主义社会治理思想的强大指引,新中国成立70年以来的基层社会治理实践又丰富和发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治理的思想内涵,拓宽了马克思主义社会治理理论和实践的新境界。本文以组织化、去组织化和再组织化为分析框架,将新中国70年基层社会治理的演进历程分为基层社会治理组织化、基层社会治理去组织化和基层社会治理再组织化三个发展阶段,分析了基层社会治理路径形成的历史背景,梳理基层社会治理路径演进的过程,总结并反思了不同时期基层社会治理路径所取得的成效与局限,最后,对新中国70年基层社会治理的主要经验进行总结与凝练。论文内容由以下五部分构成:第一部分是基层社会治理相关概念的界定与理论的阐释。通过对基层社会治理相关概念的解读与界定,厘清与本论文研究有关的核心概念,避免在概念使用时的误解,通过对基层社会治理相关理论进行梳理和阐释,为本文研究提供了理论分析视角和理论依据;第二部分、第三部分和第四部分探讨基层社会治理的演进路径。基层社会治理路径的演进与史情、世情、国情、党情息息相关,本文将基层社会治理的演进路径从社会组织化视角分为三个阶段,分别结合具体的时代背景,梳理基层社会治理的演进路径,并结合调查研究法和个案访谈法论证了各阶段基层社会治理的路径演进,总结成效并反思局限;第五部分总结基层社会治理经验。总结新中国70年基层社会治理的主要经验,以期待给人以启示。新中国70年基层社会治理的实践经验凝聚了党和人民探索基层社会治理现代化的集体智慧,是对新中国70年来基层社会治理理论与实践的科学总结,是基层社会治理中国经验、中国方案与中国智慧的总体概括。
华清君[3]（2020）在《陈云财经治理思想研究》文中研究说明陈云同志是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开创者和奠基人之一,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开创者和奠基人之一,作为国家财经工作的卓越领导人,在长期的国家财经治理实践中,他始终坚持从各个时期的国情实际出发,不断研究、探索、创新、总结,彰显了非凡的国家财经治理能力,为党和人民事业建立了不朽功勋,并逐渐形成了独特的国家财经治理思想。陈云的财经治理能力首先源于青少年时期他在苏南勤勉忙碌的商业氛围和上海浓郁发达的商业环境中耳濡目染受到的深刻影响,此后经过长期反复踏实的财经理论学习与钻研,他的财经理论功底不断得以增强、深化和升华。这使他在长期的财经领导工作中,能够把自己财经方面的超凡天赋与财经科学理论很好地结合起来,能够以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为根本的理论指导和基本遵循,以苏联计划经济体制模式为主要的实践参照和理论思考,以西方经济理论与实践为重要的思想启发和借鉴运用,从而在建立和完善国家经济制度、经济体制、经济结构等重大决策实践过程中,在对社会再生产各个环节的运行机制和运行保障开展治理的过程中,能够创造性地研究、制订、实施有效的治理策略,在每一次危机的紧要关头,他常常临危受命,并总是不负众望,一次又一次使国家和人民转危为安。研究陈云同志国家财经治理的理论渊源、实践历程和建立的丰功伟绩,其间显现着鲜明独特的思想脉络,主要可以概括为集中一切力量发展经济、发挥计划与市场两方面作用、坚持有计划按比例与综合平衡、坚持适时冷静的经济调整、建设可持续的人才与干部队伍、坚持丰富实用的财经治理哲学等六个方面。陈云关于集中一切力量发展经济的思想,着眼于从上层建筑角度发挥制度促进经济发展的保障激励作用,从生产关系角度发挥利益攸关方促进经济发展的能动创造作用,从资源配置角度发挥要素促进经济发展的效率引领作用,从再生产过程角度发挥各环节促进生产发展的导向联动作用。陈云的这一思想,着力于明确财经治理的中心任务以及实现这个中心任务应当构建的体制机制,是陈云财经治理思想的核心和目的,也是其他各个思想分支所围绕的核心和目的,旨在阐明发展依靠什么,如何激发活力,而其他各个思想分支,是为集中一切力量发展经济的思想服务的。陈云关于发挥计划与市场两方面作用的思想,着眼于把计划的优越性与国情实际结合起来,激发市场在生产力发展中的巨大作用,坚持国民经济的计划理性与市场活性,协调国内经济的计划性与国际市场的风险性,在与时俱进不断改革中探索社会主义经济发展模式的不断改善。陈云的这一思想,着力于解决财经治理资源配置的基本路径问题,是陈云财经治理思想的脉络和主线,旨在阐明经济如何发展,成果如何分配,对集中一切力量发展经济思想,以及对坚持有计划按比例与综合平衡思想、对坚持适时冷静的经济调整思想,有着决定性影响。陈云关于坚持有计划按比例与综合平衡的思想,着眼于筹划稳健的计划控制总量,权衡协调的发展比例关系,保持稳固的四大平衡格局,维护理性的计划执行控制。陈云的这一思想,着力于解决财经治理资源配置的根本方法问题,是陈云财经治理思想的精髓和动力,旨在阐明经济发展所需的要素如何组织,应当怎样配置,是对如何发挥计划与市场两方面作用而在资源配置上作出的制度安排。坚持有计划按比例与综合平衡思想,服从于集中一切力量发展经济思想,服务于发挥计划与市场两方面作用思想,决定着坚持适时冷静的经济调整思想。陈云关于坚持适时冷静的经济调整的思想,着眼于从信息情报中洞悉市场状态,在健全法制中整顿经济秩序,运用政策工具稳定市场物价,采取综合措施促进生产发展,深入基层一线解除群众疾苦。陈云的这一思想,着力于解决财经治理的动态监控与理性校正问题,是陈云财经治理思想中关于对经济运行实行休养和调理的机制,是诊治手段,旨在阐明如何监控经济运行过程,经济运行如何回归理性,因而是对陈云财经治理思想其他分支思想的再运用。陈云关于建设可持续的人才与干部队伍的思想,要求把大力选拔任用年轻干部作为党的重大战略和生命,坚持把政治标准作为马克思主义执政党选拔任用干部的根本要求,指出执政党的党风问题是有关党的生死存亡的问题,始终把学习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为思想上的基本建设。陈云的这一思想,着力于解决财经治理的力量源泉问题,是陈云财经治理思想的支柱和载体,旨在阐明治理活动的根本依靠是什么,如何形成长久的依靠,因此是践行陈云财经治理思想各个思想分支的主体力量,是陈云财经治理思想中最能动最根本的部分,是保证思想正确执行和自我完善与发展的根本依靠。陈云关于坚持丰富实用的财经治理哲学的思想,要求把有利于人民、满足人民需要作为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立足点,工作中坚持用百分之九十以上的时间调查研究,而用不到百分之十的时间作决策,因此是解决干部世界观、价值观、方法论问题,是陈云财经治理思想的根基和活的灵魂,旨在阐明治理思想的思想方法以及如何发挥作用,是陈云财经治理思想始终保持与时俱进、不断完善、具有强大生命力的方法论基础。陈云财经治理实践的一个显着特点,就是始终保持积极而又稳妥的态度,坚持实事求是,根据具体情况运用相应的规律和财经理论,不因顺境而冲动,也不因困难而气馁,始终把握好国民经济运行的效益效率和安全稳定,循序渐进,稳扎稳打。这在根本上是由他的治理思想的理论品格所决定的,就是在财经治国中始终坚持风险思维,防止犯颠覆性错误。陈云财经治理的思想与实践是防范颠覆性错误的宝贵财富。新时代,陈云财经治理思想有助于我们更清醒地认识和正确处理政府与市场的关系,既保证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又更好地发挥政府作用;有助于我们更加注重公平正义,妥善处理分配问题;有助于我们在坚持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过程中,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有助于我们牢固树立实事求是的思想作风,更好地坚持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和需求侧改革的双轮联动,避免陷入改革和市场经济治理中的形而上学。陈云财经治理思想发端并形成于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逐步成熟于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时期,丰富并发展于改革开放新时期,主要作用于以发展对人民有利的社会生产力为根本目标、以克服纠正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的弊端而促进经济社会的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为重点任务,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财经治理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财经治理思想奠基了坚实的基础。他的思想不仅在他所处的那个时代发挥了巨大作用,许多相关思想对于今天的财经治理实践仍有着指导意义,必然为一代一代中国共产党人所继承,并结合新的时代特征,而令其焕发出新的思想魅力。
陈文龙[4]（2019）在《改革开放以来农村老年人文化建设研究》文中提出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满足人民过上美好生活的新期待,必须提供丰富的精神食粮。”农村老年人是我国老年人口的重要组成部分且人数众多。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农村生产生活条件的逐步改善,随着物质养老水平的不断提高,农村老年人的精神文化需求也日趋强烈。改革开放以来的长期实践已经充分证明,农村老年人文化建设既是满足农村老年人文化需求不断增长的现实途径又是提升他们生活质量的有效举措,是农村经济社会发展的内在要求和社会文明程度的外在体现。推动农村老年人文化建设能够形成国家、社会、家庭和个人多方共赢的良好局面,并且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我国“三农”事业的发展进程。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之后,农村老年人对美好生活的需求更高更多。既要努力满足他们的物质需求又要努力满他们的精神文化需求,是农村地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应有之义,也是社会主义优越性的具体体现。论文突破以往研究背景较为单一的局限,将农村老年人文化建设置于农村地区即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农村人口老龄化现象加剧、国家大力开展农村文化建设和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多重背景下深入研究,充分凸显了新时代开展农村老年人文化建设的必要性、重要性和紧迫性。论文以“农村老年人文化建设”为主题,指出了其发展的历史前提与现实基础所在,全面回顾和总结了改革开放以来农村老年人文化建设的发展变迁、内容形式、主要成就、重要作用和问题不足,强化了农村老年人文化建设的研究力度、提升了论文研究的深度与广度。论文选取了分别来自中国东、中和西部三个地区的、具有一定典型性和代表性的三个个案,在对其进行深度分析的基础上总结了各自的经验做法,加强了论文研究的针对性和实效性。论文以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在国家、社会、家庭和个人四个层面,从机制与体制、文化与心理等方面,深入分析和探讨了农村老年人文化建设产生问题与不足的深层次原因。论文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本着“研以致用”和“服务社会”的精神,结合当前农村地区的实际情况提出了一些具有创新思维、切实可行的对策建议,如从营造社会氛围、夯实物质养老基础、突出农村公共文化体系的为老服务功能、借助乡村振兴战略、寻找突破口和建立健全工作运行机制,以期推进新时代农村老年人文化建设。在文章结尾部分,论文指出开展农村老年人文化建设具有其历史必然性,应借助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推进农村老年人文化建设以发挥其重要作用,并强调党的各级领导干部要带着深厚感情开展农村老年人文化建设。此外,本部分也指出了研究的不足之处及需要进一步研究的方向。
徐涛[5]（2019）在《1980年代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研究》文中认为改革开放史研究中一个很值得关注的问题是,如何看待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现代化建设的过程中党、政之间关系的演变及其对现实政治的作用和影响。而在这其中,“小组政治”又通常被认为是中国党政关系最核心的联结点之一。这种“小组”,特别是在中共中央层面设立的“小组”,对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等方方面面都产生了重要影响。而在现今许多高规格设置的“小组”中,中央财经领导小组无疑是最为引人注目的。中央财经领导小组成立于1980年3月17日,1989年7月28日被撤销,后又在1992年12月28日恢复设立,并于2018年3月改为中央财经委员会。它的主要职能是研究和拟定我国经济社会发展方面的重大方针政策,是中共中央统一领导经济工作的重要平台。本文以1980年代的中央财经领导小组为研究对象,采用微观的研究方法,将研究对象置于中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时空背景中加以考察,对相关文献、论着等史料进行整理、归纳和综合分析,力求客观地呈现出1980年代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的主要活动及其决策过程,着重探讨该组织在中国经济改革中的特殊地位、重要作用、决策机制、经验教训等问题。本文正文共分为五个部分:第一部分,客观介绍中共中央经济工作领导机构的历史沿革以及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的基本情况。第二部分,详细考察了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在改革开放启动时期的主要活动,即进一步贯彻国民经济调整方针、参与“六五”计划和长远规划的编制、推动“放权让利”式改革。第三部分,以城市经济体制改革的演进为主线,论述了全面改革时期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的基本工作,特别是对以引进市场机制为主要内容的改革方案的酝酿与实施。第四部分,主要分析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在中共十三大召开后的重要决策过程,尤其是结合当时的经济形势,对“治理环境、深化改革”这一决策的出台过程进行了认真梳理。第五部分为结语部分,总结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在1980年代改革开放进程中的特殊作用。
汤顶华[6]（2019）在《快速城市化进程中大城市新城发展与住房保障的互动关系研究》文中指出在快速城市化的进程中,中国近20年的新城和保障房建设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新城是中国有序拓展的城市化的主要手段和载体,而保障房一方面解决了住宅市场化配置后的低收入群体住房问题,另一方面又为城市化进程中的拆迁安置作出了巨大贡献。国内对于新城和保障房的研究不少,但一方面缺乏重量级学者参与研究,同时缺乏对二者相依相存共同发展关系的研究。本文重点对国内外新城保障房建设进行比较研究,从而对国内大城市新城保障房建设提出相关建议。本文的论述主要分为导论、新城和保障房综述、大城市新城发展和住房保障的关联互动、国外大城市新城发展与住房保障的关联互动、国内大城市新城发展与住房保障的关联互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国内大城市新城住房保障的内涵拓展和模式创新、结语七个部分。从研究的出发点,到相关概念,接着到面上的理论提炼,再到国内外案例分析,最后提出相关分析和展望。本文的创新之处在于把新城和保障房结合在一起研究,之前学界对二者独立的研究比较多,但对于二者相辅相成、彼此促进的关系研究甚少,这在新城和保障房研究中是一个崭新的视角,本文从理论到实证全面分析了二者的辩证和共生关系。在实证层面选取了国外和国内大城市的多个典型案例进行了深入的比较梳理,在理论层面对新城和保障房互相促进的关系进行了全方位的剖析。同时对于新时代新城保障房的内涵拓展和模式创新做了全面分析和展望,强调新城保障房的历史使命和责任是对低收入群体和中等收入群体的全覆盖,分析了共有产权住房对于解决小产权房问题的方法和意义,分析了共有产权住房替代经济适用住房、限价商品房、公共租赁住房等的优势和趋势,分析了市场化租赁住房的前景、潜力和相关政策支撑。
白林[7]（2019）在《中国赴蒙援建工人研究（1949-1964）》文中研究指明本文主要利用蒙古国对外关系中央档案馆、蒙古国中央档案馆、蒙古人民革命党档案馆以及中国外交部档案馆、地方省档案馆解密的档案资料,以1949年至1964年间中华人民共和国派遣工人援助蒙古人民共和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过程为研究主线,重点探讨中国援建工人历年在蒙古工作和生活状况及其演变过程,力图借此反映出作为社会主义阵营内部的兄弟国家,中蒙在建交后双方外交及经济关系的发展脉络。文章主体共分五个部分进行论述。第一章叙述中国派遣援建工人赴蒙的历史过程。1949年中蒙建交后,只因首任中国驻蒙古大使吉雅泰误解周恩来的语意,与蒙方交涉在蒙华侨问题时主动提出派遣中国工人赴蒙的问题。由于新中国成立初期国内经济百废待兴和朝鲜战争爆发以及中国派兵参战等原因,中蒙双方派遣工人的交涉暂停。直到1955年,中蒙两国签订协定,中国派遣大批工人赴蒙参加生产建设。受中蒙关系变化的影响,1963年中国停止派遣援建工人,1964年中国在蒙援建工人全部回国。第二章主要考察中国援建工人在蒙古的工作和生活的基本情况。蒙古领导人既需要大批中国工人赴蒙援建,又对他们持有“猜忌”、“警惕”的矛盾心理。而这种矛盾心理均表现在蒙方分配中国工人工作及其生活条件等方面。例如,给中国工人过于分散分配工作;与苏联工人和蒙古工人比较起来看,中国工人工作待遇和生活条件有明显的差距。但是,中国工人在中国政府的宣传和教育下,援建工作没有受到太大影响。第三章分析中蒙双方如何处理两国工人之间的矛盾及其处理方针的演变过程。针对中国工人违法乱纪的行为与两国工人之间的矛盾和冲突,在中国政府主动要求之下,经中蒙双方协商决定,按照蒙古法律处理工人之间的司法问题。由于历史和地缘政治等原因,蒙古司法机关和警察处理这些事情的时候,经常出现偏袒或袒护本国人的现象。因此,在中方要求下,中蒙双方进行商讨并调整为共同协商解决司法问题。中蒙关系恶化后,蒙方不顾中方的反对,单方面强行处理工人之间的司法问题。其中最典型的案例是“窦海玉、于深水事件”。第四章探讨中蒙两国关系的变化及其中国援建工人回国的过程。1955年中国援建工人抵达蒙古后,因各种原因及其3年工作期满等原因,部分中国工人提前陆续回国。中苏关系恶化后,由于蒙古采取“等距离”外交政策,在1959年至1961年初期间,期满和提前回国的工人很少。受中苏关系的影响,中蒙关系恶化后,中国工人期满和提前回国人数剧增。特别是1962年访华期间,泽登巴尔与周恩来发生意识形态争论,加剧了中蒙两党和两国关系。蒙古政府全面调整对华政策,1964年单方面宣布运送中国工人全部回国。第五章讨论中国援建工人在蒙古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五年计划中的影响。1955年开始,蒙方引进大批中国工人,使其参加国民经济建设当中。与此同时,针对蒙古发展国民经济的计划,中蒙双方签订经济援助协定,中国向蒙古提供了大量的经济援助。随着国际形势的变化,蒙古领导人不顾苏联反对,不仅学习中国“大跃进”运动,而且1959年在全国范围内也开展了“大跃进”运动。中国工人积极参加其中创造出了很多成果。直到1964年,中国工人全部回国而中国提供的援建项目被迫暂停。中国对蒙古派遣劳动力和提供经济援助的行为,与对其他国家提供的援助有较大的区别。中国对蒙古援助行为不仅输出自身经济发展模式,它还具有排除或消减苏联在蒙古的影响力的这一政治任务。中国通过提供经济援助,扩大在蒙古的政治影响,以此将来与苏联角逐蒙古问题。但是,中国派遣劳动力援蒙的行为,不仅影响中蒙双方领导人做出有关两国关系的决策,而且在1960年代初期促进了中蒙两国关系恶化的进程。
全芳[8]（2017）在《农村留守家庭离散问题治理的公共政策调适研究 ——基于可行能力视角》文中研究指明留守群体的家庭处于离散状态是当下中国农村面临的具有普遍性的重大问题。国家统计局颁布的数据显示,从2008年到2014年,举家外出农民工所占比例始终徘徊在20%左右,也即意味着有近八成的农村家庭常年处于夫妻分居或父母与子女分离的离散状态。留守群体的最典型特征就是家庭离散。家庭离散指家庭成员在空间上处于分散生活的境况,并非指家庭的离异或解体。以家庭功能残缺和亲情缺失为主要表现的家庭离散问题,是留守群体面临的众多问题的归结点。留守家庭离散不仅造成原有的家庭功能缺陷,作为治理单元的家庭,其“齐家”而成“治国”的基础显然也受到损害,这既是影响社会稳定的不和谐因子,也成为未来农村乃至整个国家社会的发展隐患。因此,消除农村家庭离散,推动留守家庭实现团聚是当前国家和社会亟需解决的民生问题。本文的研究对象是农村留守群体家庭离散问题。研究的进路聚焦于两点,其一,在城镇化大趋势下农村及农村家庭的位置如何安放?从实践看,治理家庭离散有两条并举的路径——举家迁移进城或者回家安居农村。前一条路径因为符合城镇化的发展趋势,成为当前国家的主流政策导向;后一条路径在城镇化主流趋势下被主流忽视,导致乡村愈加衰落,留守家庭的群体依然庞大,留守家庭和乡村一起被抛弃在现代化的边缘。实践证明,城镇化并不能快速解决农村留守家庭的离散问题,也并不意味着农村和农民的消失,对中国这样一个农业大国来说,农业、农村及农民的发展问题关系到人民的切身利益、社会的安定和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因此,在推进城镇化的同时,需要另一条路径——农村建设——来补充,治理农村留守群体家庭离散问题应该是两条腿齐步前行。本文基于现代化之下乡村衰落的理论反思,研究的思路侧重于第二条路径,从农村复兴或农村建设视域探索留守家庭离散的治理之道,推动留守群体公平共享自由体面劳动和有尊严的幸福生活。这既是本文的研究思路之一,也是努力想要回答的问题。其二,治理农村留守群体家庭离散用何种政策工具、制度安排及治理措施?目前的治理措施是致力于城镇融入,政策工具主要是行政支持或经济补偿,但是,这种政府主导下的路径选择和补差原则下的经济帮扶是否回应留守家庭的真实需求,制度安排能否实现公平正义,尚需要我们进一步探讨。而从“赋予农村留守群体可行能力、给予更多社会机会、帮助他们依据自己的能力达成过自己珍视生活的目标”,这样的政策工具、制度安排和治理行动供给不足,本文选取“乡村发展和农民赋能”作为研究思路之一,是研究着力的第二个聚焦点。本文选取的理论工具为阿玛蒂亚·森的可行能力理论,可行能力视角强调人的主体地位,对经济发展中因社会安排不公而导致的各种非正义问题提供了极强的解释力,对解决在发展途中被迫离散的留守家庭问题具有指导意义。阿玛蒂亚森是一位百科全书式的学者,他以“可行能力”为中心,通过对“社会正义”,“权利”、“自由”等的论述搭建了一个庞大的理论网络,形成了他对现实社会问题的独特反思。2017年2月国务院公布的中央一号文件提出要推进农业现代化与新型城镇化协调发展,推动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取得新的进展,同时提升农民的人力资本,培养新型农民,将赋能作为国家治理农村,推动农村、农业、农民发展的核心思想和主要举措,将赋能于农村、农业、农民列入农村发展的关键要素,“赋能”被置放在解决农村问题的凸显位置。作为发展中的大国,国家以具有中国特色的治理实践,创新和发展了赋能的理论认知,为我们解决农村留守家庭离散问题提供了新的思路。本文基于对农村留守群体家庭离散问题的研究,选取可行能力理论中的三个主题——社会正义、社会安排、社会性别作为本文的理论框架,从可行能力的哲学基础、工具性自由清单和性别视角探究留守家庭离散的生成逻辑,从乡村发展和农村公共政策调适角度提出治理对策。在研究方法上以质性研究与规范研究为主,通过田野调查,选取中西部的五个村庄作为个案研究点,通过丰富的案例呈现描述留守家庭离散样态。力图使论述“有理有据,言之有物”。文章主要观点如下:（1）受制于可行能力的剥夺,留守家庭离散生活方式的选择是一种实质的不自由,严重损害了农村和农民的发展。（2）国家农村发展政策的价值偏差是家庭离散生成的根本性因素。公共政策与公共行动的核心价值是公平正义,但功利主义的正义着眼于社会福利的总和,导致农村的衰落,农民“安居农村”的可行能力受制;罗尔斯的补差正义只是针对极少数处于极不利状态的人,没有将可行能力纳入扶贫内容,无法改善整个家庭的劣势处境。（3）国家农村发展政策的价值取向偏差,使农村的社会安排在政治自由,经济条件,社会机会,透明性保证,防护性保障五个方面降低（甚或剥夺）了留守家庭的可行能力,导致其留村安居能力贫困。（4）在性别中立的系列公共政策中,农村留守妇女的主体性缺失是导致其无法跟随丈夫进城的主要原因。（5）治理农村留守家庭离散的公共政策（或者说制度安排）着力点是扩展其可行能力,包括政策的价值层面和政策实施层面的调适。全文共分为四大部分:第一部分,包括绪论和第一章。主要通过问题背景引入,提炼研究的问题,梳理相关文献,规划研究的进路,选取及调整合适的理论工具和方法论,为后续的研究奠定基础。绪论:主要阐述研究背景与意义、国内外研究现状及述评,研究思路、内容与研究方法,研究创新性和不足。第一章,理论工具与分析框架。通过对可行能力理论的阐释,从“正义理论,社会安排,社会性别”三个层面构建本文的分析框架,论述理论工具与研究对象的契合性。第二部分,本文的主体部分,包括第二至第五章。第二章,留守的村庄:田野调查。本章在实地调研的基础上对桥村、星村、潘村、会村、龙村五个个案村庄进行简介,并以桥村为主对留守家庭的离散状况进行总结。通过个案村庄的“摸底”,展现当前农村留守家庭离散现象的普遍性和留守问题的严重性。然后通过案例呈现和访谈材料描述该群体的生活水准,试图通过其低水平的生活质量展现他们处境的劣势,提出家庭离散是对留守家庭成员基本可行能力的剥夺。第三章,何为正义:留守家庭离散治理政策的价值反思。本章是从价值层面对影响留守家庭离散的农村政策的正义性进行探讨,这些农村政策主要体现为功利主义导向和罗尔斯的正义论导向。通过借鉴森的思想,对两类政策取向进行正义性评判,揭示出它们在治理留守家庭离散方面的非正义性,提出以可行能力为信息基础的正义思想。第四章,何种社会安排:可行能力视角下留守家庭离散的工具性自由清单。本章从工具性自由的五个方面——政治自由,经济条件,社会机会,透明性保证,防护性保障分析相关的社会发展政策是如何导致留守家庭的可行能力贫困,引发家庭离散。第五章,何种性别建构:留守家庭离散中的差异性主体地位。本章从可行能力的性别视角分析留守妇女在家庭离散中的能力剥夺问题。通过农村政策中的性别关照分析留守妇女的能力剥夺,进而回答留守妇女为什么不能进城的问题。第三部分,主要放在第六章,即可行能力建设:农村留守家庭离散治理的路线图。本章围绕“留守家庭离散治理”提出对策建议,主要包括三个方面。一方面,在价值层面树立以“人的可行能力拓展为核心的”农村政策取向,将社会性别视角纳入政策议程,大力推动“人的新农村”建设,为农村家庭留村安居创造条件,坚持留守家庭权利维护和能力培育,赋予留守家庭平等的发展权利和机会,提升他们的人力资本。另一方面,进行政策调适,以扩展可行能力为目标,提出农村留守家庭治理的政策调适建议。第四部分,结论与展望。这是本文的结语部分,主要对全文进行总结,提出本研究的不足,并展望留守家庭离散问题的发展前景。本文的创新努力主要放在了研究视角和研究观点两个着力点上。在研究视角方面,本文的特色在于:（1）以“家庭离散”为切入点分析留守问题。家庭离散是农村留守群体非常态生存的本质特征和困难的归结点,也是解决留守老人、妇女、儿童问题的关键。对留守群体家庭层面的关注有助于从根源思考留守问题的实质。（2）以“乡村发展中的政策调适”为视阈治理家庭离散问题。在城镇化的主流话语体系下,选取一条关注较少但不容忽视的路径——通过发展乡村,促进留守家庭就地安居农村,这既是对新型城镇化主流路径的反思,也是对农业现代化的响应。（3）以“可行能力”为理论工具,致力于对留守家庭进行“赋能”,从农民主体性角度促进其实质自由的发展。在研究观点方面,本文认为,农村家庭之所以产生离散的根本原因在于“实现家庭团聚”的自由的缺失,这种自由实质上是选择他们珍视的生活的可行能力被剥夺。农村留守家庭可行能力的贫困与我国长期以来坚持的城乡政策导向及具体的公共政策安排密切相关。解决问题的途径就在于在农村建设视阈下通过调适农村公共政策,扩展农村留守群体的可行能力。
孙明增[9]（2016）在《中国共产党的入党条件变迁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中国共产党的入党条件是党组织吸纳党员的标准和要求,是规范和约束党员行为的基本尺度。中国共产党的最终目标和最高理想是实现共产主义。它制定入党条件的目的,就是筛选为共产主义而奋斗的先进分子。严格按照入党条件将社会中的先进分子吸收到党内,是马克思主义党建思想的重要内容,是加强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建设的重要保障,是发展党员工作的基本遵循。入党条件不是一成不变的。在90余年的历程中,中国共产党始终根据自身地位和任务的变化,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不断严格入党条件,切实提高党员质量,永葆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当前,学术界关于中共入党条件的研究,不能充分展现入党条件变迁的整个过程。所以,本文把中共入党条件作为研究对象,试图对入党条件变迁的基本脉络进行梳理,并在此基础上分析影响因素、总结历史启示。本文总共分为九章。第一章主要论述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于入党条件的观点。中国共产党是马克思主义政党,把马克思主义作为指导思想。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于入党条件的观点,为中国共产党制定的入党条件提供了思想内核。由于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所处的时代不同,关注的焦点不同,因而入党条件问题在他们视野中所占的地位和分量也不相同。马克思和恩格斯阐述了无产阶级政党入党条件的基本内涵,并提出了无产阶级政党处理入党条件问题的一般原则。列宁则在继承马克思主义相关观点的基础上,结合布尔什维克政党建设、苏俄革命和政权建设的实践,提出了关于入党条件的一套理论和策略,这为日后的无产阶级政党处理该问题提供了理论指导和实践经验。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于入党条件的观点成为影响中国共产党制定、修改入党条件不可或缺的理论因素。第二章至第五章主要论述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共入党条件的演变。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的主要任务是进行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实现国家的独立和人民的解放。1921年建党初期,中国共产党就对入党条件作了基本规定。1921年7月,一大党纲明确规定,愿忠诚于党者只要不跨党做官就可入党。1923年6月,三大党章取消了党员不能跨党和做官的限制,为非无产阶级的先进分子加入党的组织,打开了大门。1927年6月,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通过的党章,对入党资格增加了“服从党的决议,参加在党的一定组织中工作并缴纳党费”以及“党员年龄须在十八岁以上”的内容。1927年大革命失败之后,党员标准出现“唯成分论”倾向。八七会议把大革命失败的主观原因归咎为“党的指导机关的知识分子化”,因而确立了党员成分要工农化的政策。1929年11月,古田会议打破“唯成分论”倾向,提出着重从思想上建党。会议通过的决议案,提出入党的五条标准。1935年华北事变之后,民族矛盾成为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中国共产党的任务随之发生改变,党的大门开始向社会各个阶层开放。1935年12月,瓦窑堡会议明确指出“能否为党所提出的主张而坚决奋斗,是党吸收新党员的主要标准”。在整个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中,中国共产党吸收了社会各个阶层的先进分子,党员队伍不断发展壮大,并成为全国第一大党。第六章至第七章主要论述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中共入党条件的变迁。早在全国解放战争时期,国内社会的主要矛盾就已发生变化,中国共产党开始严格入党条件。中国共产党在广大解放区实行土地革命,在发展党员工作中,开始将存在剥削行为的人清除出党,重点在工人阶级中发展党员。1949年新中国成立之后,中国共产党的地位发生根本变化,入党条件更加严格。1951年4月,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组织工作会议提出,申请入党的对象不能存在剥削行为,必须是成分好的。1956年9月,八大党章明确规定“剥削他人劳动”者不得入党。“文化大革命”时期,入党条件“唯成分论”倾向死灰复燃。九大党章把上中农和中农排除在申请入党的对象之外。十大党章沿袭九大的规定,仍然强调“唯成分论”。而且实际发展党员工作中,另立党员标准,搞“突击入党”,使一些投机分子和坏分子混入党内。在“文化大革命”时期,党员队伍建设遭到严重破坏。第八章主要论述改革开放时期中共入党条件的变迁。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中国共产党把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在入党条件上逐渐恢复知识分子和其他社会阶层先进分子的入党资格。1982年9月,十二大党章恢复了知识分子的入党资格,提出了党员的基本要求,并在党员义务中补充了“坚持党和人民的利益高于一切”等的内容。2001年7月,江泽民在建党80周年大会上指出“应该把承认党的纲领和章程、自觉为党的路线和纲领而奋斗、经过长期考验、符合党员条件的社会其他方面的优秀分子吸收到党内来”。2002年11月,十六大党章在将“其他社会阶层的先进分子”纳入申请入党的对象。2012年十八大以来,中国共产党对党员提出了新的更高的要求,强调要始终把政治标准放在首位。2013年6月,习近平在全国组织工作会议上指出,发展党员工作,“党组织要严格把关,把政治标准放在首位,确保政治合格”。截至2014年底,全国党员总数达到了8779.3万名。第九章是总结和启示。回顾中共入党条件形成和发展的历史过程可知,中共入党条件的演变过程是多重因素共同促成的结果,我们可以从中总结出有益于加强党的建设的规律性的启示。一方面,中共入党条件变迁的影响因素主要包含以下几点: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于入党条件的观点、国际局势和中国国情的不断变化、中国共产党根据国内外形势的变化制定的政治路线。另一方面,我们可以从中得到以下几点启示:入党条件应该重视社会成分,但不能“唯成分论”;入党条件应该同时坚持先进性和纯洁性的标准;中国共产党应该不断吸纳新社会阶层先进分子,以扩大党的群众基础。
游览[10]（2015）在《统一战争视野下北越在印度支那地区的政策演变（1945-1975）》文中提出本文利用越、中、美、俄等多边档案文献,以北越战争决策的演变以及越南党在处理印支三国战场相互之间的关系作为研究的主线,力图构建出河内决策层在整个统一战争过程中处理军事问题及外交关系问题的基本思路。全文共分为六个章节进行论述。第一章考察共产主义运动在印度支那的兴起以及越、老、柬三党联合抗战局面的初步形成。共产主义运动在印度支那三国的兴起最初只是以共同的意识形态为旗号的民族解放运动。但在冷战爆发的环境下,以越南党为核心,印支三国共产党人的联合抗法斗争也随之被卷入东西方阵营的对抗。在这种情况下,一方面,由越盟领导的反法斗争开始呈现国际化的趋势,另外一方面,越南革命优先性的主导地位逐步形成,越南的统一任务也随之被北越确定为整个印度支那的斗争目标。第二章叙述印支三国共产党人联合抗法的局面以及日内瓦停战协议对北越在印支地区政策的影响。由中国提供的军事支持以及老、柬战场的配合确保了共产党人在越南战场上占据了优势。但是在日内瓦的谈判会场上,共产主义的盟友没能全力支持北越的主张。迫于中、苏两党的意见以及客观军事条件的限制,越南劳动党不得不做出让步,将南越地区的部队撤往北方,同时要求老、柬抗战部队停止斗争,转而准备接受与王国政府达成政治妥协。从越南战略利益的角度考虑,北越尽力保住了巴特寮的根据地,但对于高棉共产党人北越只能选择放弃。这也为日后柬越两党关系的恶化埋下了伏笔。第三章主要叙述在所谓“和平政治”的环境下印支三国共产党人的活动及北越决定重新使用武力统一南方的经过。在《日内瓦协议》达成之后,南越、老挝、柬埔寨的共产党人很快遭遇到各种形式的残酷排挤和镇压。这一时期来自国际共运形势的变化以及老挝危机等因素都在促使北越考虑重新在南方开展武装斗争的可能。但在老挝及柬埔寨,北越依然坚持共产党人应当同王国政府合作,其中在老挝,北越继续在军事上支持巴特寮以确保根据地及中央运输通道不受影响,在柬埔寨则对西哈努克政府的中立政策表示支持,由此带来的后果之一就是一批对河内保持独立意识的共产党人开始掌控柬共的残余力量。第四章重点关注的是国际共产主义的因素对北越在印支地区战略方针的影响。尽管在中苏两国的干预下,老挝危机在1962年得到暂时的化解,但国际共运的分裂趋势已经难以扭转。在美国全面介入印支战争的迹象愈发明显的情况下,加之中苏两党在援助北越问题上迥异的态度,导致北越在苏共二十二大之后逐步倒向中国,并开始将老挝和南越的斗争结合起来。为此目标,越南劳动党决定携同老挝党同中共建立紧密合作。但这一局面随着1965年苏联新政府调整了对印支地区的政策,加大了对北越的援助力度而发生改变,加之中国党仍把意识形态及路线之争摆在首位,这导致越南劳动党开始偏离中共的路线,并加强对老挝人民党的控制以排挤中国因素的存在。与此同时,由于西哈努克政府奉行的“反美亲共”路线为南方越共的活动提供了可观的帮助,因而北越继续压制柬共的武装斗争。这也为柬共向中共靠拢的一个诱因。第五章讨论的是战争印度支那化背景下北越重建印度支那联合抗战阵线的意图。尽管1968年的春节攻势在心理上对美国政府的参战意志造成了巨大冲击,但共产党人付出的军事代价是极为惨重的。这也迫使北越不得不重视在巴黎的外交接触。然而紧接着尼克松政府战争越南化的方针并没有使共产党人在越南南方的军事处境得到迅速改善,这迫使河内不得不把目光重新投向越南以外的印支战场。此时,柬埔寨朗诺政变的发生成为北越扭转战略被动局面的关键,这促使劳动党决定重建印度支那联合抗战阵线,以实现越、老、柬三国战场的重新统一。然而越南党需要面对的是中国对西哈努克的控制以及对北越久怀不满的柬共。在联合抗美的现实需要面前,北越决定恢复对柬埔寨共产党人的支持并默认了中国在其间发挥的关键性作用。但很快中、美、苏之间三角关系的互动对北越产生了巨大震动。为打破外交上的被动及巴黎谈判的僵局,越南劳动党于1972年再次发动规模空前的旱季攻势。同时劳动党也坚定了对老、柬履行“国际主义义务”的信念,以图重新巩固印支三国的“特殊关系”。第六章的主要内容是北越完成统一,越、柬共产党人夺取政权的经过以及越南党“特殊关系”方针的延续及影响。随着巴黎协定的签订以及美国人从印支半岛撤退,北越清除了实现统一的最后障碍。在实现内部意见的统一之后,北越开始积极筹备最后的统一战争。期间,为了避免南越战局再遭干涉,北越希望老、柬共产党人进行配合,分别举行停战谈判。其中老挝人民党遵循河内的旨意同王国政府再度建立联合政府。而柬埔寨共产党则拒绝接受越党建议,坚持推翻朗诺政府,并迅速倒向中国。到1975年,越、老、柬三国共产党人分别实现了国家统一和夺取政权的目标。但对于完成统一任务的越南来说,印支三国间的传统合作关系却未能得以完全恢复。在得到中国方面大力支持的情况下,柬共领导人亦强硬拒绝回归越南党的“特殊关系”框架。越柬两个共产党政权之间爆发的战争已不可避免。
二、二十二大城市调查结果——多数居民对今年经济形势看好（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二十二大城市调查结果——多数居民对今年经济形势看好（论文提纲范文）
（1）改革开放新时期中国共产党对文化发展道路的理论探索（1978-2012）（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0.1 问题提出:转折与建构 |
| 0.2 中国共产党文化发展道路相关理论的研究 |
| 0.3 研究创新之处 |
| 0.4 研究方法 |
| 0.5 概念界定 |
| 0.5.1 文化建设 |
| 0.5.2 文化发展道路 |
| 0.5.3 文化受众主体性 |
| 0.6 研究思路 |
| 第1章 目标、任务与重要性:中国共产党对文化建设的认识与定位 |
| 1.1 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 |
| 1.1.1 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概念提出与目标设定 |
| 1.1.2 1986 年“精神文明决议”指导思想的转变 |
| 1.1.3 “四有”的概念提出及其演变 |
| 1.2 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 |
| 1.2.1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概念的提出与精神文明的新定位 |
| 1.2.2 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 |
| 1.2.3 “文化强国”的概念形成 |
| 1.3 文化的战略意义:“文化为社会主义服务” |
| 1.3.1 “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重要表现” |
| 1.3.2 从服务于政治到服务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 |
| 1.3.3 文化在综合国力竞争中的地位越发突出 |
| 1.3.4 文化是民族凝聚力和创造力的重要源泉 |
| 1.4 小结 |
| 第2章 现代性与民族性:当代文化的继承与发展 |
| 2.1 批判封建主义与反思传统文化 |
| 2.1.1 批判封建主义是反思“文革”的必然 |
| 2.1.2 中国共产党对传统文化的反思与评价 |
| 2.1.3 新启蒙主义思潮与传统文化危机 |
| 2.2 文化的民族性:传统文化与当代社会 |
| 2.2.1 “思想政治斗争”视角下的传统文化弘扬 |
| 2.2.2 继承与弘扬:传统文化的现代化之困 |
| 2.2.3 超越“精华”与“糟粕”二元划分 |
| 2.3 文化现代性的探索:从学习西方到中国气派 |
| 2.3.1 “西为中用”与盲目崇拜西方的问题 |
| 2.3.2 “体”“用”相关:盲目崇拜西方的问题由来 |
| 2.3.3 中国气派:文艺与哲学社会科学的现代性探索 |
| 2.4 小结 |
| 第3章 政府、市场与人民:文化发展如何适应经济社会发展 |
| 3.1 “政府办文化”与文化受众的矛盾与调试 |
| 3.1.1 政府包办下阻碍文化生产力发展的思维定式 |
| 3.1.2 “以文补文”、“双轨制”:文化体制改革的尝试 |
| 3.1.3 改革难以推进的原因:对文化受众主体性的忽视 |
| 3.2 重新认识人民与市场:文化体制改革的方向 |
| 3.2.1 重新认识满足人民精神文化需求的时代意义 |
| 3.2.2 区分市场导向的文化产业与公益导向的文化事业 |
| 3.2.3 商品属性与意识形态属性的统一:全面改革的展开 |
| 3.3 小结 |
| 第4章 一元主导与多样并存:意识形态领导权与文化发展 |
| 4.1 改革开放初期的意识形态与文化发展 |
| 4.1.1 “二为”方向的提出:文化与政治关系的新界定 |
| 4.1.2 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与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 |
| 4.1.3 主体性觉醒及其应对的经验教训 |
| 4.2 主旋律与多样化:一元主导与多样并存的新思路 |
| 4.2.1 重在建设,以立为本 |
| 4.2.2 弘扬主旋律,提倡多样化 |
| 4.3 信息技术革命中的意识形态工作与文化发展 |
| 4.3.1 信息技术革命与文化受众主体性的觉醒 |
| 4.3.2 网络文化建设与增强意识形态吸引力和凝聚力 |
| 4.3.3 促进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 |
| 4.4 小结 |
| 结语:改革开放新时期中国共产党探索文化发展道路的经验与新时代的新发展 |
| 参考文献 |
（2）70年中国基层社会治理的演进路径及经验研究 ——以社会组织化治理为视角（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引言 |
| 一、研究背景 |
| 二、文献研究综述 |
| (一)国内研究现状 |
| (二)国外研究现状 |
| (三)文献述评 |
| 三、研究的基本思路、主要内容、重点难点、创新不足和研究方法 |
| (一)研究思路 |
| (二)研究内容 |
| (三)重点难点 |
| (四)创新点与不足 |
| (五)研究方法 |
| 四、研究意义 |
| (一)理论意义 |
| (二)现实意义 |
| 第一章 基层社会治理的相关概念和理论阐释 |
| 一、相关概念的界定 |
| (一)基层/基层社会治理 |
| (二)社会管控/社会管理/社会治理 |
| (三)组织化/去组织化/再组织化 |
| (四)单位/单位制 |
| 二、基层社会治理的理论阐释 |
| (一)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合作社理论 |
| (二)列宁和斯大林的社会治理思想 |
| (三)毛泽东的社会治理思想 |
| (四)邓小平的社会治理思想 |
| (五)江泽民的社会治理思想 |
| (六)胡锦涛的社会治理思想 |
| (七)习近平的社会治理思想 |
| 第二章 基层社会治理的组织化实践路径(1949-1977) |
| 一、基层社会治理组织化的时代背景 |
| (一)基层社会治理组织化的国际背景 |
| (二)基层社会治理组织化的国内背景 |
| 二、城市基层社会治理组织化的路径 |
| (一)单位是城市基层社会治理组织化的主要路径 |
| (二)街居制是城市基层社会治理组织化的辅助路径 |
| 三、农村基层社会治理组织化的路径 |
| (一)互助组是农村组织化治理的初级形式 |
| (二)合作社是农村组织化治理的中级形式 |
| (三)人民公社是农村组织化治理的高级形式 |
| 四、基层社会治理组织化的评价与反思 |
| (一)基层社会治理组织化的成就 |
| (二)基层社会治理组织化的弊端 |
| (三)基层社会治理组织化的反思 |
| 第三章 基层社会治理的去组织化实践路径(1978-2012) |
| 一、基层社会治理去组织化的时代背景 |
| (一)世界范围内的政府改革运动 |
| (二)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及改革开放的提出 |
| 二、农村基层社会治理的去组织化路径 |
| (一)经济自主: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实施 |
| (二)村民自治:村民自我管理 |
| 三、城市基层社会治理的去组织化路径 |
| (一)单位制的解体:国家、单位与个人关系的变革 |
| (二)社区逐渐成为城市基层社会治理的重要力量 |
| (三)政府从“全能”到“有限”,社会治理下移到基层 |
| 四、基层社会治理去组织化的评价与反思 |
| (一)基层社会治理去组织化的成就 |
| (二)基层社会治理去组织化模式的弊端 |
| (三)基层社会治理去组织化的反思 |
| 第四章 基层社会治理的再组织化实践路径(2012-2020) |
| 一、基层社会治理再组织化的时代背景 |
| (一)“社会治理”的提出 |
| (二)社会再组织化的现实需要 |
| 二、城市基层社会治理的再组织化实践路径 |
| (一)社区是实现城市基层社会治理再组织化的主要力量 |
| (二)社会组织是基层社会治理再组织化的重要力量 |
| 三、农村基层社会治理再组织化的实践路径 |
| (一)农村基层党组织引领农村社会再组织化 |
| (二)农村基层政权和村委会是农村社会再组织化的基础力量 |
| (三)农民专业合作社是农村社会再组织化的重要途径 |
| 四、基层社会治理再组织化的评价与思考 |
| (一)基层社会治理再组织化的优势 |
| (二)基层社会治理再组织化面临的阻力 |
| (三)基层社会治理再组织化的思考 |
| 第五章 70年中国基层社会治理路径的经验总结 |
| 一、基层社会治理要始终坚持中国共产党的正确领导 |
| (一)中国共产党是基层社会治理的领导核心 |
| (二)基层党组织是基层社会治理的根本保障 |
| 二、基层社会治理的路径选择要与国情紧密结合 |
| (一)基层社会治理的路径要根据国情变化适时转变 |
| (二)基层社会治理路径选择的启示 |
| 三、基层社会治理要不断创新 |
| (一)创新基层社会治理是长久之计策 |
| (二)创新基层社会治理有利于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 |
| (三)创新基层社会治理要坚持不断解放思想 |
| 四、基层社会治理要有制度保障 |
| (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是基层社会治理的根本保障 |
| (二)基层社会治理是国家制度的内在本质要求 |
| 五、基层社会治理要有广大人民群众的主体参与 |
| (一)基层社会治理始终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 |
| (二)基层社会治理要始终依靠人民群众 |
| (三)基层社会治理要坚持改善和增加人民群众的民生福祉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后记 |
| 在学期间公开发表论文及着作情况 |
（3）陈云财经治理思想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导论 |
| 一、研究意义 |
| 二、国内外研究现状及述评 |
| (一) 国内研究现状 |
| (二) 国外研究现状 |
| (三) 现有研究成果存在的不足 |
| 三、研究方法及创新与不足 |
| 第一章 陈云财经治理的理论探源与发展过程 |
| 一、相关概念的提出与界定 |
| (一) 国家治理 |
| (二) 国家财经治理 |
| (三) 陈云财经治理的特征 |
| 二、陈云财经治理的理论探源 |
| (一) 以马克思主义财经治理的思想和方法为根本指导 |
| (二) 以苏联社会主义财经管理模式为重要借鉴 |
| (三) 以西方经济治理的理论和方法为必要参考 |
| 三、陈云财经治理思想形成与发展的历史过程 |
| (一) 两次相对集中学习积淀了系统而深厚的理论功底 |
| (二) 边区和东北的理财经历开始了思想的萌芽 |
| (三) 新中国成立前后的各项工作促进了思想的初步形成 |
| (四) 社会主义改造和建设历程推进了思想的逐步成熟 |
| (五) 探索和推进改革开放实现了思想的丰富和发展 |
| 第二章 陈云财经治理的实践历程 |
| 一、努力探求财经治理实践路径保证根据地自我供给 |
| (一) 打好与法币间的“货币战争”以稳定市场 |
| (二) 大力推进生产自救 |
| (三) 运用再分配手段治理经济困难 |
| 二、成功运用财经治理综合手段迅速恢复国民经济 |
| (一) 建立财经治理的组织与制度框架 |
| (二) 全面推进国民经济恢复 |
| (三) 灵活运用财政货币政策和市场手段应对困难局面 |
| 三、充分调动财经治理制度力量稳步开展经济建设 |
| (一) 健全完善计划经济体制的财经制度体系 |
| (二) 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经济建设 |
| (三) 把保障民生放在突出位置 |
| (四) 用市场手段解决计划经济体制的运行问题 |
| (五) 在加快对外贸易中解决经济发展问题 |
| 四、积极发挥财经治理思想作用扎实推进改革开放 |
| (一) 对国民经济实行清醒地健康地调整 |
| (二) 改革完善经济体制和运行机制 |
| (三) 在改革中促进经济发展 |
| 第三章 陈云财经治理思想体系 |
| 一、财经治理的中心任务: 集中一切力量发展经济 |
| (一) 发挥制度在促进经济发展中的保障激励作用 |
| (二) 发挥利益攸关方在促进经济发展中的能动创造作用 |
| (三) 发挥资源配置在促进经济发展中的效率引领作用 |
| (四) 发挥再生产各环节在促进生产发展中的导向联动作用 |
| 二、财经治理的基本路径: 发挥计划与市场两方面作用 |
| (一) 把计划的优越性与国情实际结合起来 |
| (二) 激发市场在生产力发展中的巨大作用 |
| (三) 坚持国民经济的计划理性与市场活性 |
| (四) 协调国内经济的计划性与国际市场的风险性 |
| 三、财经治理的根本方法: 坚持有计划按比例与综合平衡 |
| (一) 筹划稳健的计划控制总量 |
| (二) 权衡协调的发展比例关系 |
| (三) 保持稳固的四大平衡格局 |
| (四) 坚持计划全过程理性控制 |
| 四、财经治理的诊治手段: 坚持适时冷静的经济调整 |
| (一) 从信息情报中洞悉市场状态 |
| (二) 在健全法制中整顿经济秩序 |
| (三) 运用政策工具治理市场物价 |
| (四) 采取综合措施促进生产发展 |
| (五) 深入基层一线解除群众疾苦 |
| 五、财经治理的依靠力量:建设可持续的人才与干部队伍 |
| (一) 国家财经治理依靠大量培养和使用专业人才 |
| (二) 把大力选拔任用年轻干部作为党的重大战略和生命 |
| (三) 严格干部的政治标准是国家财经治理的根本要求 |
| (四) 执政党的党风问题是有关党的生死存亡的问题 |
| (五) 学习马克思主义哲学是财经治理在思想上的基本建设 |
| 六、财经治理的方法论基础:坚持丰富实用的财经治理哲学 |
| (一) 坚持有利于人民的价值理性 |
| (二) 用百分之九十以上的时间调查研究 |
| (三) 用不到百分之十的时间决策 |
| 第四章 陈云财经治理思想的历史地位与当代价值 |
| 一、奠定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财经治理理论的基础 |
| (一) 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财经治理提供了丰富的思想资源 |
| (二) 不同经济运行模式下的财经治理具有共同的目标与手段 |
| (三) 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财经治理思想的丰富发展指明了方向 |
| 二、对国家治理中政府与市场的关系进行了形象概括 |
| (一) 陈云的市场和市场经济始终是关在“笼子”里的 |
| (二) 坚持政府的宏观调控与市场的自主调节 |
| (三) 政府与市场发挥作用的辩证关系 |
| 三、为防范国家财经治理中的颠覆性错误提供了思路 |
| (一) 防范颠覆性错误是国家治理的重大命题 |
| (二) 坚持人民性和计划性是防范颠覆性错误的思想保障 |
| (三) 陈云财经治理哲学思想是防范颠覆性错误的有效方法 |
| (四) 建立独立完整的工业体系是防范颠覆性错误的物质基础 |
| 结语 |
| 一、陈云财经治理思想各部分间的相互关系 |
| 二、陈云财经治理思想始终紧扣各个时期关键问题 |
| 三、陈云财经治理思想形成并服务于他所处的时代 |
| 四、陈云财经治理思想服务于时代又超越了时代 |
| 主要参考文献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的科研情况 |
| 发表学术论文 |
| 出版学术专着 |
| 成果获奖情况 |
| 主持科研项目 |
| 致谢 |
（4）改革开放以来农村老年人文化建设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1 绪论 |
| 1.1 问题缘起与研究意义 |
| 1.1.1 问题缘起 |
| 1.1.2 研究背景 |
| 1.1.3 研究意义 |
| 1.2 国内外研究现状综述 |
| 1.2.1 国内研究现状 |
| 1.2.2 国外研究现状 |
| 1.2.3 研究述评 |
| 1.3 研究思路和研究方法 |
| 1.3.1 研究思路 |
| 1.3.2 研究方法 |
| 1.4 创新之处 |
| 2 核心概念与理论依据 |
| 2.1 核心概念界定 |
| 2.1.1 农村老年人 |
| 2.1.2 文化建设与农村文化建设 |
| 2.1.3 农村老年人文化建设 |
| 2.1.4 农村老年人文化建设的特殊性 |
| 2.2 理论基础 |
| 2.2.1 马克思主义的人学理论和社会发展理论 |
| 2.2.2 毛泽东文化建设思想 |
| 2.2.3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理论 |
| 2.2.4 习近平关于养老问题的相关重要论述 |
| 2.2.5 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中的尊老敬老思想 |
| 2.2.6 相关学科的知识借鉴 |
| 3 农村老年人文化建设的历史前提与现实条件 |
| 3.1 新中国的成立和社会主义制度的确立 |
| 3.1.1 新中国的成立为其创造了历史前提 |
| 3.1.2 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确立为期奠定了制度根基 |
| 3.2 改革开放为农村老年人文化建设创造了现实条件 |
| 3.2.1 改革开放之前农村老年人文化建设的主要特点 |
| 3.2.2 改革开放给农村老年人文化建设带来了新的机遇 |
| 4 改革开放以来农村老年人文化建设的发展变迁、主要成就和重要作用 |
| 4.1 改革开放以来农村老年人文化建设的发展变迁 |
| 4.1.1 改革开放以来农村老年人文化建设的四个阶段 |
| 4.1.2 改革开放以来农村老年人文化建设的主要内容与形式 |
| 4.1.3 改革开放以来农村老年人文化建设的主要特点 |
| 4.2 改革开放以来农村老年人文化建设的主要成就 |
| 4.2.1 农村老年人文化建设日益受到关注和重视 |
| 4.2.2 农村老年人文化建设的物质基础日趋厚实 |
| 4.2.3 农村老年人文化建设的平台载体日趋坚固 |
| 4.2.4 农村老年人文化建设开始有了法制保障 |
| 4.2.5 农村老年人参加文化建设的积极性主动性日益增强 |
| 4.3 改革开放以来农村老年人文化建设的重要作用 |
| 4.3.1 促进农村老年人身心健康 |
| 4.3.2 维护农村老年人家庭幸福 |
| 4.3.3 推动农村经济社会发展 |
| 4.3.4 推动国家向前进步 |
| 5 农村老年人文化建设的主要问题与不足及其成因分析 |
| 5.1 存在的主要问题与不足 |
| 5.1.1 农村老年人文化建设明显滞后于城市老年人文化建设 |
| 5.1.2 农村老年人文化建设自身呈现明显不均衡现象 |
| 5.1.3 农村老年人文化建设的社会氛围不够浓厚 |
| 5.1.4 农村老年人文化建设基础薄动力弱 |
| 5.1.5 农村老年人文化建设尚未建立工作运行机制 |
| 5.2 存在问题与不足的成因分析 |
| 5.2.1 体制机制:国家层面 |
| 5.2.2 文化与心理:社会层面 |
| 5.2.3 家庭层面 |
| 5.2.4 个人层面 |
| 6 农村老年人文化建设的实践探索及其启示 |
| 6.1 农村老年人文化建设探索实践中的三个个案 |
| 6.1.1 案例选择的相关说明 |
| 6.1.2 三个个案 |
| 6.2 三地农村老年人文化建设实践的启示 |
| 6.2.1 坚持五个基本原则 |
| 6.2.2 将农民养老与农村文化建设有机结合 |
| 6.2.3 县(区)级党委政府予以高度重视 |
| 6.2.4 积极引导新闻媒体加大宣传报道力度 |
| 6.2.5 文化养老是农村老年人文化建设的努力方向 |
| 7 新时代推进农村老年人文化建设的思考与对策 |
| 7.1 大力营造良好社会氛围 |
| 7.1.1 加大舆论宣传动员的工作力度 |
| 7.1.2 大力培育孝老敬亲的村风民俗 |
| 7.1.3 大力实施“文化兴村”战略 |
| 7.2 大力夯实物质养老基础 |
| 7.2.1 进一步提升农村老年人物质养老保障水平 |
| 7.2.2 大力发展产业兴村 |
| 7.2.3 积极引导村民返乡创业就业 |
| 7.2.4 大力实施“以养促建”行动计划 |
| 7.3 加大农村文化服务体系建设力度,突出其为老服务功能 |
| 7.3.1 加大农村文化公共服务体系建设力度 |
| 7.3.2 充分考虑照顾农村老年人的文化权益 |
| 7.3.3 充分凸显农村文化建设为老服务功能 |
| 7.3.4 加大农村老年人文化民生建设 |
| 7.4 借助乡村振兴战略 |
| 7.4.1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于农村老年人文化建设的重要影响 |
| 7.4.2 借助乡村振兴战略开展农村老年人文化建设的主要措施 |
| 7.5 寻找有效突破口 |
| 7.5.1 借助健康乡村战略开展农村老年人文化建设 |
| 7.5.2 借助农村老年教育开展农村老年人文化建设 |
| 7.6 建立健全工作运行机制 |
| 7.6.1 领导与管理机制 |
| 7.6.2 分工与协作机制 |
| 7.6.3 保障机制 |
| 7.6.4 援助机制 |
| 7.6.5 学习推广机制 |
| 结语 |
| 致谢 |
| 参考文献 |
| 在校学习期间所发表的论文、专利、获奖及社会评价等 |
（5）1980年代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缘起及说明 |
| 二、学术史回顾 |
| 三、研究资料 |
| 四、研究思路与方法 |
| 第一章 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的成立 |
| 一、1980年代前中共经济工作领导机构的演变 |
| 二、中央财经领导小组成立原因分析 |
| 三、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的人员构成和功能定位 |
| 四、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的决策机制和议题设置 |
| 第二章 改革开放启动时期的中央财经领导小组(1980-1984) |
| 一、继续贯彻国民经济调整方针 |
| 二、指导“六五”计划和长远规划的编制 |
| 三、初步酝酿经济体制改革 |
| 第三章 全面改革时期的中央财经领导小组(1984-1987) |
| 一、积极应对经济波动 |
| 二、参与“七五”计划的编制 |
| 三、实行“价格双轨制” |
| 第四章 十三大召开后的中央财经领导小组(1987-1989) |
| 一、高层决定“物价闯关” |
| 二、提出“治理环境、深化改革”的方针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附录 |
（6）快速城市化进程中大城市新城发展与住房保障的互动关系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导论 |
| 1.1 研究的背景和意义 |
| 1.1.1 研究的背景-快速城市化 |
| 1.1.2 研究的意义 |
| 1.2 文献综述 |
| 1.2.1 保障性住房研究文献综述 |
| 1.2.2 新城研究文献综述 |
| 1.3 研究内容和主线 |
| 1.3.1 研究内容 |
| 1.3.2 论述主线 |
| 1.4 创新与不足 |
| 1.4.1 创新 |
| 1.4.2 不足 |
| 第二章 新城与保障房概述 |
| 2.1 新城概述 |
| 2.1.1 新城的概念 |
| 2.1.2 发达国家新城的起源和发展 |
| 2.1.3 国际新城建设的经验 |
| 2.1.4 国际新城建设的教训 |
| 2.2 保障房概述 |
| 2.2.1 保障房的概念 |
| 2.2.2 保障房国内外的发展 |
| 2.2.3 保障房的社会意义 |
| 2.2.4 保障房的推动情况 |
| 2.2.5 保障房的现实问题 |
| 第三章 大城市新城发展与住房保障的关联与互动 |
| 3.1 住房保障对新城发展的能动作用 |
| 3.1.1 有利于推动新城初期建设发展 |
| 3.1.2 有利于促进新城各社会阶层融合 |
| 3.1.3 有利于满足新城对从业人员的需求 |
| 3.2 新城发展对住房保障的能动作用 |
| 3.2.1 有利于满足保障房选址用地的要求 |
| 3.2.2 有利于为保障房居民提供服务 |
| 3.2.3 有利于助推保障房建设 |
| 3.3 新城与保障房和谐共生 |
| 3.3.1 城市化初期建设的大量小产权房 |
| 3.3.2 以新城为主、主城为辅的保障房选址规划 |
| 3.3.3 新城对保障房从抵制到支持的转变 |
| 3.3.4 新城发展与保障房建设的辩证统一 |
| 3.4 东西方新城发展与住房保障关系的比较 |
| 3.4.1 西方发达国家新城发展与保障房建设结合较少 |
| 3.4.2 东方国家新城发展和保障房建设结合较为普遍 |
| 3.4.3 东方国家的新城日益成为多中心特大城市的中心之一 |
| 第四章 国外大城市新城发展与住房保障相结合的案例分析 |
| 4.1 新加坡的新镇建设与祖屋开发 |
| 4.1.1 新加坡组屋概况 |
| 4.1.2 新加坡新镇与组屋规划选址 |
| 4.1.3 新加坡新镇祖屋的分级与规模 |
| 4.1.4 新加坡概念规划的新发展 |
| 4.1.5 新镇祖屋完善的配套公共设施 |
| 4.1.6 新镇祖屋区适度的人车分行设计 |
| 4.2 日本的新城建设与公团住宅和公营住宅开发 |
| 4.2.1 日本新城的主要事业手法 |
| 4.2.2 日本新城建设与城市化历程 |
| 4.2.3 日本新城建设与公共住房政策 |
| 4.2.4 日本新城公共住宅的开发模式 |
| 4.3 韩国的新城建设与公共住宅开发 |
| 4.3.1 首尔都市圈的新城建设 |
| 4.3.2 韩国新城保障性住房供给背景 |
| 4.3.3 韩国新城保障性住房供给体系 |
| 4.3.4 韩国新城保障性住房供给管理 |
| 第五章 国内大城市新城发展与住房保障相结合的案例分析 |
| 5.1 香港的新城建设与公屋开发 |
| 5.1.1 香港公屋带动新城建设 |
| 5.1.2 香港新城和公屋的地点选择 |
| 5.1.3 香港新城“自给自足”解决公屋居民就业 |
| 5.2 上海的新城建设与保障房开发 |
| 5.2.1 上海新城与保障房研究背景 |
| 5.2.2 上海保障房建设与人口郊区新城化 |
| 5.2.3 上海大型保障房社区建设对新城人口与社会发展的影响 |
| 5.2.4 上海新城保障房的主要结论和对策建议 |
| 5.3 南京的新城建设与保障房开发 |
| 5.3.1 南京保障房与新城建设结合的基本情况 |
| 5.3.2 南京新城保障房规划选址基本原则 |
| 5.3.3 南京新城保障房建设的问题 |
| 5.3.4 南京保障房与新城建设的发展趋势 |
| 5.3.5 南京新城保障房相关政策建议 |
| 5.3.6 南京新城保障房实施建议 |
| 5.3.7 南京新城保障房总结与展望 |
| 第六章 新时代国内大城市新城保障房的内涵拓展和模式创新 |
| 6.1 新城保障房的历史责任拓展 |
| 6.1.1 初始阶段新城保障房的使命与责任 |
| 6.1.2 新时代新城保障房的历史责任拓展 |
| 6.2 新城保障房类型的丰富和创新 |
| 6.2.1 面向中低收入群体的传统新城保障房 |
| 6.2.2 新时代面向中等收入群体的新型新城保障房 |
| 6.3 新城保障房运作模式的转变和创新 |
| 6.3.1 从大规模集中建设向分散配建转变 |
| 6.3.2 从国有土地建设向国有和集体土地建设并举转变 |
| 6.3.3 从传统融资模式向资本化运作模式转变 |
| 第七章 结语 |
| 7.1 主要观点与结论 |
| 7.1.1 新城与保障房结合的叠加效应 |
| 7.1.2 新时代新城保障房广覆盖的社会使命与责任 |
| 7.1.3 新时代新城保障房模式创新的重要性 |
| 7.2 对未来研究的展望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7）中国赴蒙援建工人研究（1949-1964）（论文提纲范文）
| 内容摘要 |
| abstract |
| 序言 |
| 一、问题的缘起与研究意义 |
| 二、研究现状与综述 |
| 三、史料来源 |
| 四、研究内容、研究方法与创新之处 |
| (一)研究内容 |
| (二)研究方法 |
| (三)本文创新之处 |
| 第一章 中国援建工人的交涉派遣经过 |
| 第一节 中蒙两国关系的历史背景 |
| 一、20世纪20年代中蒙两党关系 |
| 二、中共对蒙古独立态度之转变 |
| 三、中蒙两国建交与互派大使 |
| 第二节 中国援建工人问题的缘起 |
| 一、派遣援建工人的初步交涉 |
| 二、援建工人交涉中断的原因 |
| 三、重启派遣援建工人的交涉 |
| 第三节 中国援建工人的派遣过程 |
| 一、派遣和引进工人的前期工作 |
| 二、第一批援建工人赴蒙古 |
| 三、援建工人陆续来到蒙古 |
| 四、派遣援建工人逐渐减少 |
| 本章小结 |
| 第二章 中国援建工人的工作和生活状况 |
| 第一节 对中国援建工人的管理和分配 |
| 一、对中国援建工人的管理 |
| 二、中国援建工人的工作分配 |
| 第二节 中国援建工人在蒙古的工作状况 |
| 一、援建工人工作基本步入正轨 |
| 二、援建工人超额完成生产任务 |
| 三、援建工人生产工作量的减少 |
| 第三节 中国援建工人在蒙古的生活状况 |
| 一、援建工人抵达蒙古后的生活 |
| 二、蒙古对中国援建工人的福利政策 |
| 三、中蒙关系恶化与对援建工人的影响 |
|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中国援建工人在蒙司法问题及其处理 |
| 第一节 早期援建工人的“违法乱纪”及处理 |
| 一、早期援建工人违法乱纪行为及其原因 |
| 二、援建工人违法乱纪行为的处理方针 |
| 三、中蒙两国工人之间的友谊及其冲突 |
| 第二节 中蒙关系恶化与司法纠纷的加剧 |
| 一、蒙古民众对援建工人的态度 |
| 二、中、蒙两国工人之间矛盾的加剧 |
| 三、援建工人生存环境恶化与双方谈判 |
| 第三节 “窦海玉、于深水事件”的发酵及其解决 |
| 一、双方在援建工人问题上的矛盾激化 |
| 二、“窦海玉、于深水事件”发生的经过 |
| 三、双方对“窦海玉、于深水事件”的交涉 |
|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中国赴蒙援建工人的回国过程 |
| 第一节 蒙古外交政策的变化及对援建工人的影响 |
| 一、中苏分裂与蒙古“等距离”外交政策 |
| 二、蒙古公开攻击中共与泽登巴尔访华 |
| 三、蒙古外交政策变化及其对援建工人的影响 |
| 第二节 援建工人回国的决策及过程 |
| 一、援建工人提前回国及其原因 |
| 二、双方动员援建工人期满后继续留蒙 |
| 三、援建工人期满回国的谈判及工人回国 |
| 第三节 援建工人全部回国及其双方的争论 |
| 一、援建工人全部回国的交涉 |
| 二、援建工人全部回国的过程 |
| 三、援建工人全部回国的余波 |
|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中国经济援助与中国援建工人的成效 |
| 第一节 蒙古第二个五年计划与中国的援助 |
| 一、二五计划与经济援助的初步交涉 |
| 二、双方经济援助谈判及协定的签订 |
| 三、二五计划中援建工人的建设成就 |
| 第二节 蒙古三年计划与中国的援助 |
| 一、三年计划的制定与中国的经济援助 |
| 二、蒙古政府对中国“大跃进”的态度 |
| 三、全面开展“大跃进”与援建工人 |
| 第三节 蒙古第三个五年计划与中国的援助 |
| 一、三五计划的拟定与周恩来访问蒙古 |
| 二、对“大跃进”态度转变与苏联的经援 |
| 三、援建工人建设状况及其援建项目中断 |
| 本章小结 |
| 结语 |
| 附录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作者简历及在学期间所取得的科研成果 |
（8）农村留守家庭离散问题治理的公共政策调适研究 ——基于可行能力视角（论文提纲范文）
| 内容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研究背景及意义 |
| (一) 研究背景 |
| (二) 研究意义 |
| 二、核心概念界定 |
| (一) 留守家庭 |
| (二) 家庭离散 |
| (三) 农村公共政策 |
| 三、国内外研究回顾及评价 |
| (一) 农村留守家庭离散的研究 |
| (二) 农村相关公共政策的研究 |
| (三) 总体评价 |
| 四、研究的思路、方法及创新 |
| (一) 研究思路与内容 |
| (二) 研究方法 |
| (三) 可能的创新 |
| 第一章 理论视角与分析框架 |
| 一、阿玛蒂亚·森的可行能力理论 |
| (一) 可行能力的概念界定 |
| (二) 可行能力理论的学术要义 |
| 二、本文的分析框架 |
| (一) 社会正义:可行能力的哲学基础 |
| (二) 社会安排:可行能力的制度清单 |
| (三) 社会性别:可行能力的性别视角 |
| 三、可行能力理论与研究主题的逻辑关联 |
| 第二章 留守的村庄:田野调查 |
| 一、样本村庄介绍 |
| (一) 五个样本村庄简介 |
| (二) 进入村庄——以桥村为例 |
| 三、样本村庄家庭离散状况 |
| 四、处境劣势:留守家庭离散生活状况 |
| (一) 珍视的生活:留守家庭成员的评价性空间 |
| (二) 处境劣势:留守家庭成员的生活状况素描 |
| 五、不自由的选择:留守家庭的能力贫困 |
| 第三章 何为社会正义:留守家庭离散治理政策的价值反思 |
| 一、功利主义的正义:乡村衰落下的留守家庭离散 |
| (一) 功利主义与我国农村政策话语体系 |
| (二) 分配中的不平等:难以计算的团聚需求 |
| (三) “幸福的奴隶”:经济增收与家庭离散的悖论 |
| (四) 主体性困境:“物的新农村”与乡村衰落 |
| 二、罗尔斯的正义:“隔靴搔痒”的政策应对 |
| (一) 罗尔斯“作为公平的正义”与相关农村政策 |
| (二) 机会均等下的家庭安居能力贫困 |
| (三) 补差原则下的能力帮扶困境 |
| 三、森的正义:能力进入家庭离散治理政策的视角 |
| 第四章 何种社会安排:留守家庭离散的工具性自由负面清单 |
| 一、政治自由:政治参与的边缘人 |
| 二、经济条件:经济机会的剥夺 |
| (一) 户籍制度下的劳动力迁徙不自由 |
| (二) 土地制度下的“离土不离乡” |
| 三、社会机会:家庭团聚的机会排斥 |
| (一) 教育机会的城乡距离 |
| (二) “因病致贫”的恐慌 |
| (三) 养老保障的忧虑 |
| 四、透明性担保:难以安放的民主论坛 |
| (一) 不真实的信息:“被抹平的数据” |
| (二) 政府与留守家庭:浮躁的关系纽带 |
| (三) 非政府组织:蜻蜓点水式参与 |
| 五、防护性保障:社会安全网缺失 |
| (一) 痛苦上达的信息渠道在哪里? |
| (二) 扶贫政策的内容是什么 |
| (三) 躲避危机的安全阀在谁手中? |
| 第五章 何种性别政策建构:留守家庭离散中的差异性主体地位 |
| 一、分工歧视:家庭发展政策中的男性优先 |
| (一) 被束缚在家庭中的人 |
| (二) 被拒绝行动的人 |
| 二、能力剥夺:公共政策中的性别中立 |
| (一) 支持不足:村民自治政策下的性别盲视 |
| (二) 机会剥夺:农村教育政策下的性别排斥 |
| 第六章 可行能力建设:治理农村留守家庭离散问题的公共政策调适方案 |
| 一、公共政策调适的价值取向:以实现实质自由为核心 |
| (一) 围绕“人的新农村”建设,推动乡村复兴 |
| (二) 倡导平等的性别观念,发挥留守妇女乡村发展的主体地位 |
| (三) 在“权利维护”和“能力提升”中扩展留守家庭的发展自由 |
| 二、公共政策调适的制度安排:以推进“赋能”为主旨 |
| (一) 保障留守家庭的政治自由,畅通利益表达渠道 |
| (二) 提倡经济自由,保障留守家庭就业机会和权益 |
| (三) 创造平等的社会机会,促进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 |
| (四) 增强信息公开,推动政府、企业、社会、农民共同参与 |
| (五) 建立完善的社会保障网,为留守家庭城镇化设置安全阀 |
| 总结与展望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致谢 |
（9）中国共产党的入党条件变迁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引言 |
| 一、选题缘由 |
| 二、研究现状 |
| （一）专门以入党条件为对象的研究 |
| （二）关于发展党员工作的研究 |
| （三）关于党员标准与发展对象的研究 |
| （四）关于党员条件的研究 |
| （五）关于党员成分的研究 |
| 三、研究方法与材料 |
| （一）研究方法 |
| （二）研究材料 |
| 四、研究思路 |
| 五、研究难点与创新 |
| （一）研究难点 |
| （二）研究创新 |
| 第一章 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于入党条件的观点 |
| 一、马克思和恩格斯关于入党条件的观点 |
| （一）入党积极分子的思想观念和实际表现必须符合共产主义 |
| （二）制定入党条件的理论依据：马克思主义阶级分析理论 |
| （三）革命视角下各个阶级在无产阶级革命中的地位 |
| （四）同其他民主党派合作和保持无产阶级政党的独立性问题 |
| 二、列宁关于入党条件的观点 |
| （一）凡入党者必须对党思想上认同、物质上支持、组织上服从 |
| （二）欢迎真正拥护共产主义的工人和劳动农民入党 |
| （三）列宁对旧知识分子的政治定性和对策 |
| （四）无产阶级政党必须掌握同其他阶层联盟中的领导权 |
| 第二章 愿忠诚于党者只要不跨党即可入党 |
| 一、中共入党条件的影响因素 |
| 二、建党前夕几乎“清一色的知识分子” |
| 三、中共一大：愿忠诚于党者只要不跨党即可入党 |
| 四、从广州会议到西湖会议：“不跨党”逐渐取消 |
| 五、党员发展状况与入党条件中党员成分问题 |
| 第三章 有阶级觉悟且忠于革命者可以入党 |
| 一、取消不跨党限制，把优秀的国民党员吸收到我们党里来 |
| 二、吸收工农知识分子等劳动群众中有阶级觉悟的革命分子入党 |
| 三、吸收社会一切革命分子，扩大自己的党为群众的党 |
| 四、国共联合战线的危机和对工农等群众运动的压制 |
| 五、入党条件与党员发展状况 |
| 第四章 重点吸收工农等劳苦群众入党 |
| 一、将大革命失败的主观因素归为“党的指导机关知识分子化” |
| 二、八七会议:党的灵魂和躯壳都要换 |
| 三、白区：党员要工农化，排斥、反对知识分子入党 |
| 四、苏区：吸收革命的农民和知识分子入党，党员要从思想上入党 |
| 五、重点吸收工农等劳苦群众入党政策下党员队伍发展状况 |
| 第五章 愿为党的主张而坚决奋斗是入党的主要条件 |
| 一、瓦窑堡会议：一切愿意为着共产党的主张而奋斗的人都可加入共产党 |
| 二、党内关于民族革命领导权的争论与解决 |
| 三、抗战初期发展和壮大党组织任务下发展党员工作的多途径展开 |
| 四、大力发展党组织之后对党的审查和整顿 |
| 五、“团结、教育、改造”政策下大量吸收知识分子入党 |
| 六、党的七大正确处理了社会成分与党的性质关系：有成分但不唯成分论 |
| 第六章 入党积极分子要成分好且不能存在剥削行为 |
| 一、将地主、富农和流氓分子清除党内，重点吸收工人入党 |
| 二、入党积极分子必须成分好，不能剥削他人劳动 |
| 三、中共八大：剥削他人劳动的人不能入党 |
| 四、反右派斗争扩大后，中共对知识分子的认识起变化 |
| 五、重新登记党员工作的十大标准 |
| 第七章 大量吸收造反派分子 |
| 一、毛泽东晚年的错误思想 |
| 二、“踢开党委闹革命”并酝酿“整党建党” |
| 三、整党建党的典型：“六厂二校”的“一学二批三吐四纳” |
| 四、“批林批孔”运动中的“突击入党”、“突击提干” |
| 第八章 恢复知识分子和其他社会阶层入党资格 |
| 一、对知识分子进行重新定位和政策调整 |
| 二、大量吸收德才兼备的知识分子入党 |
| 三、向其他社会阶层先进分子打开党的大门 |
| 四、十八大以来：始终把政治标准放在首位 |
| 第九章 总结与启示 |
| 一、中共入党条件变迁的影响因素 |
| （一）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对入党条件的认识构成入党条件的思想内核 |
| （二）国际局势的不断变动构成入党条件变迁的宏观背景 |
| （三）中国国情是构成入党条件变迁的直接的客观因素 |
| （四）党的政治路线成入党条件变迁的重要政治因素 |
| 二、中共入党条件的历史演变的启示 |
| （一）入党条件应重视社会成分但不能“唯成分论” |
| （二）入党条件要同时坚持先进性和纯洁性的标准 |
| （三）吸纳新社会阶层先进分子以扩大党的群众基础 |
| 参考文献 |
| 后记 |
（10）统一战争视野下北越在印度支那地区的政策演变（1945-1975）（论文提纲范文）
| 论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第一章 印支三国联合抗战局面的初步形成与北越主地位的确立(1945-1951) |
| 第—节 印度支那共产主义运动的发轫与战后初期印支半岛的形势 |
| 第二节 印支战争国际化的开始与越盟对老、柬抗战活动的支配 |
| 第三节 冷战对抗的影响与印支共“二大”后越南革命主导地位的确立 |
| 一、冷战阵营的介入及其对越盟战略方针的影响 |
| 二、印支三国分别建党局面的形成 |
| 第二章 从战争到和平：北越的选择及其对印支“三国合一”政策的冲击(1951-1954) |
| 第一节 印支三国的联合抗战与军事相持局面的突破 |
| 一、北越支撑军事斗争的举措 |
| 二、越、老、柬共产党人的联合抗战 |
| 第二节 印度支那的协议停战及其影响 |
| 一、越南劳动党的政治军事方针与印支和谈的前景 |
| 二、日内瓦的外交博弈与北越在印支三国问题上态度的转变 |
| 三、日内瓦协议对老、柬共产党人及北越战略方针的影响 |
| 第三章 印支三国共产党人的命运与北越斗争方针的转变(1955-1960) |
| 第一节 “和平”政治中的印支三国共产主义力量 |
| 一、越南民主共和国的恢复与巩固 |
| 二、老挝、柬埔寨的形势与共产党人的处境 |
| 三、协议选举的落空与南越反共堡垒的强化 |
| 第二节 越南劳动党斗争路线的转变 |
| 一、内外形势与劳动党内权力格局的变动 |
| 二、北越对南方立场的变化以及来自国际共运形势的影响 |
| 三、中苏分歧背景下北越对南方政策的确定 |
| 第三节 老挝、柬埔寨形势的演变与北越对印支斗争形势的基本立场 |
| 一、老挝政治危机的初现 |
| 二、西哈努克的“左转”及柬共新领导层的形成 |
| 三、越南劳动党对印支斗争形势的基本态度 |
| 第四章 国际共产主义力量的影响与北越统一战争方针下的印支抗战格局(1961-1967) |
| 第—节 老挝和平协议的达成与中、苏分裂对越南劳动党的影响 |
| 一、政治妥协与老挝和平局面的暂时出现 |
| 二、越南劳动党的南方工作方针的形成 |
| 三、中苏分裂背景下越南劳动党的选择 |
| 第二节 印度支那形势的变化与中、越、老三党合作局面的形成 |
| 一、从老挝新危机到南越佛教徒危机 |
| 二、南越、老挝斗争局面的结合 |
| 三、中、越、老的密切合作与印度支那“有限战争”的升级趋势 |
| 第三节 国际共运的新趋势及北越对老、柬抗战格局态度的分化 |
| 一、中苏彻底分裂与越南劳动党立场的变化 |
| 二、巴特寮的政治军事形势与河内对老挝人民党控制的加强 |
| 三、西哈努克的“反美亲共”道路与柬埔寨共产党的重现 |
| 第五章 战争的印度支那化与北越重建印支三国统一阵线的意图(1968-1972) |
| 第一节 战争越南化带来的压力及老挝战场的巩固措施 |
| 一、军事总攻方案的实施及其影响 |
| 二、战争越南化对北越战略方针的影响 |
| 三、越老合作下的老挝战场形势 |
| 第二节 柬埔寨政变与北越在印支地区战略方针的转折 |
| 一、政变前夕的柬埔寨局势 |
| 二、朗诺政变的发生与各方的反应 |
| 三、美国的军事介入与越老柬联合抗战方针的提出 |
| 第三节 东亚冷战形势的变化对北越印支政策的影响 |
| 一、1971年印支战场的形势与前景 |
| 二、中美缓和对北越军事方针的影响 |
| 三、印支三国共产党人的军事反攻 |
| 第六章 印支三国共产党人的胜利与北越“特殊关系”政策的延续(1972-1975) |
| 第一节 巴黎协定后印支三国共产党人的活动 |
| 一、北越武力统一方针的确立 |
| 二、老挝第三次联合政府的建立与越老“特殊关系”的加强 |
| 三、柬埔寨停火谈判的尝试与柬共倒向中国的趋势 |
| 第二节 共产党人在印度支那的胜利及三国间“特殊关系”的命运 |
| 一、红色高棉对金边的攻占 |
| 二、西贡的陷落 |
| 三、老挝政权的易帜 |
| 四、越南党“特殊关系”意识的延续及其影响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后记 |
四、二十二大城市调查结果——多数居民对今年经济形势看好（论文参考文献）
- [1]改革开放新时期中国共产党对文化发展道路的理论探索（1978-2012）[D]. 谢春涛. 中国人民大学, 2021(12)
- [2]70年中国基层社会治理的演进路径及经验研究 ——以社会组织化治理为视角[D]. 刘彦. 东北师范大学, 2020(06)
- [3]陈云财经治理思想研究[D]. 华清君. 扬州大学, 2020(04)
- [4]改革开放以来农村老年人文化建设研究[D]. 陈文龙. 西安理工大学, 2019(01)
- [5]1980年代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研究[D]. 徐涛. 中共中央党校, 2019(02)
- [6]快速城市化进程中大城市新城发展与住房保障的互动关系研究[D]. 汤顶华. 东南大学, 2019(01)
- [7]中国赴蒙援建工人研究（1949-1964）[D]. 白林. 华东师范大学, 2019(08)
- [8]农村留守家庭离散问题治理的公共政策调适研究 ——基于可行能力视角[D]. 全芳. 华中师范大学, 2017(05)
- [9]中国共产党的入党条件变迁研究[D]. 孙明增. 中共中央党校, 2016(08)
- [10]统一战争视野下北越在印度支那地区的政策演变（1945-1975）[D]. 游览. 华东师范大学, 2015(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