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新疆陆军军官学校附设学生队漫记（论文文献综述）
刘志稳[1]（2020）在《龙云主政时期（1929-1945年）云南中等师范教育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中国近代师范教育滥觞于1897年创办的南洋公学师范院,云南近代中等师范教育作为中国近代师范教育的一部分,起步稍晚,1906年18所师范传习所的成立,标志着云南近代中等师范教育的产生。到了民国,云南中等师范教育有了进一步发展,但不久,军阀混战、教育经费被挪用,云南中等师范教育陷入低潮。龙云主政云南后,稳定政局,发展经济,实行教育经费独立,并整顿云南教育,云南中等师范教育走出低潮,迎来了一段前所未有、曲折丛生的发展、变革历程。本文以龙云主政时期（1929-1945年）云南中等师范教育为研究对象,探究其发展背景、发展历程及相关制度的变革,分析其发展成果,总结其经验教训,以期对当今云南师范事业的发展有所裨益。本论文共分为七个部分。第一部分为绪论,主要对选题缘由、研究意义、研究现状、研究方法等进行论述。第二部分,分析龙云主政时期云南中等师范教育发展的政治、经济、教育基础。第三部分,对龙云主政时期云南中等师范教育的曲折发展历程进行概述。第四部分,分析龙云主政时期云南中等师范教育的组织机构、经费、教职员群体与学生群体的管理变革。第五部分,论述龙云主政时期云南中等师范教育的学制、课程制度的变革。第六部分,总结龙云主政时期云南中等师范教育的发展成果与不足。第七部分为余论,论述龙云主政时期云南中等师范教育对当今的启示。龙云主政时期（1929-1945年）云南中等师范教育在稳定的政治环境,快速恢复、发展的经济环境以及大量的初等教育师资需求等的背景下,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发展,为云南培养一批批师资及各专业人才。此时期云南中等师范教育的发展不仅仅体现在学校规模、学生数量上,还体现在相关教育制度与管理体系等方面上。尽管囿于时代发展局限,经济发展水平整体较低且不平衡,教育事业底子薄等因素,龙云主政时期云南中等师范教育的发展存在着很多不足,但对这些不足进行分析,探究其原因,也能为当今云南师范教育的发展提供经验借鉴。
陈斌[2]（2019）在《俞秀松革命生涯和思想研究》文中指出俞秀松是中国共产党上海早期组织和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的创始人之一,曾在党、团的创建、中共早期工人运动、国共第一次合作以及新疆民族统战工作中做出很多贡献。他的革命生涯中有诸多闪光的思想,他是中共党史、团史、中国革命史以及中共与共产国际关系史研究中不容忽视的重要人物。俞秀松的革命事迹长期被遮蔽,其诸多思想也未能展现应有的光芒。论文在收集、整理和分析俞秀松生平档案资料基础上,以其革命事迹的评述以及思想的研究为重点,从以下六个方面,较为系统、全面地叙述其革命生涯经历及主要思想。俞秀松成长为一名马克思主义者有着深厚的时代背景和独特的个人因素。论文在重新梳理俞秀松研究中未被重视的资料基础上,通过考察俞秀松成长的家庭环境、社会背景以及早年求学经历,详细叙述其政治思想转向马克思主义的历程。俞秀松在中国共产党和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创建过程中积极工作,参加了诸多革命活动。尤其是他赴莫斯科参加共产国际会议时,与非共产党组织的坚决斗争,确保了中国共产党在共产国际中的唯一合法地位,对党的创建具有特殊意义。论文在收集俞秀松党、团创建中的新资料的基础上,参考前苏联解密档案资料,进一步充实了俞秀松在建党初期至留苏之前的革命经历。俞秀松是中国共产党早期组织开展工人运动的先行者。他在开展工运的实践中总结出了“施以马克思主义教育是动员工人的前提”以及工人运动应建立在“工人自由结合”的基础之上的工运思想。论文在描述俞秀松参加中共早期工人运动背景的基础上,阐述俞秀松参与工人运动的实践及思想,进一步丰富对俞秀松参加中共早期工人运动的研究。俞秀松在苏联留学期间的经历一直是研究的难点。论文在收集、整理前苏联解密档案的基础上,尝试叙述俞秀松在苏联求学期间与王明等“宗派”集团做斗争的历史过程,将俞秀松“蒙冤”始末尽可能的呈现出来。论文认为俞秀松在苏联的“蒙冤”经历是造成其死亡的重要原因。俞秀松是较早在少数民族地区从事统战工作的中共党员之一。俞秀松在新疆开展统战工作期间,坚持“以民族为形式,以马列为内容”的方针,以“反对帝国主义侵略”、“建设新疆”为目标,以新疆民众反帝联合会为组织平台,以解决“民族问题”为重点,不断发展和完善中国共产党的统战思想。同时,他倡导的注重发展少数民族文化、改善少数民族经济生活、保障少数民族政治权利和信仰自由等思想对于目前党开展少数民族地区工作仍具有借鉴意义。一直以来,关于俞秀松的死因众说纷纭。论文基于俞秀松在新疆的活动资料,结合其在苏联“蒙冤”经历和新疆复杂的政治形势,重点对俞秀松的死亡原因进行分析,认为俞秀松死亡的直接原因在于盛世才与苏联的政治斗争,根本原因在于王明等人的长期诬陷,而苏联克伯格特工王立祥则在其中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初阔林[3]（2018）在《民国时期新疆省地方军制研究（1912-1949）》文中提出辛亥革命爆发后,同全国的其他地区一样,我国新疆也进入了一个“军阀”掌权的特殊时期。在军阀割据的混乱时局下,如何以保持有限的武力来维持政局稳定,成为民国新疆主政者所首要考虑的问题。这一问题的重要程度,由于新疆地处我国西北门户、边防国防任务艰巨的属性,从而更加清晰地凸显出来。因此,军制建设,详细来说,包括军事组织编制、兵役制度、军事后勤体制、军事教育训练体制等各个方面的建设,成为新疆各位主政者所必须考量问题的重中之重。民国时期新疆之军制,系承接清末新政军事改革而来,同时也是世界军事近代化浪潮下对清代新疆军制之继承、革新与发展。本论文包括五个部分,即:民国新疆的军事组织编制,民国新疆的兵役制度,军事后勤与地方经济,军事训练和教育,军制、多民族社会与边疆安全。在本论文第一章中,首先在略述清代新疆军府制度的基础上,回顾了清末新政期间新疆军事改革的情况,而后对杨增新、金树仁、盛世才以及国民政府入主新疆后的四个阶段期间,不同军事建设思路下新疆军事组织编制的变迁情形,进行考证梳理。通过对军事编制体制的考证研究,可以看出在当时情况下,主政者力图实现省部的军政统一与省内各地方的军政分离是其治军原则之一重点。第二章着重考察了民国新疆的兵役状况,对兵役制度的性质进行界定,重点着眼于兵源的民族、籍贯属性以及兵员服役状况等,更进一步从兵役的权利义务方面进行分析。分析认为,在当时中央和地方政治建设缺乏建树的话语体系下,其兵役体制依然很难走出传统自然经济条件下募兵的窠臼。从这一点来讲,在兵役制度方面,与全国其他地方相似,具有传统募兵与强征相结合的特点。第三章从民国新疆的军事后勤组织、官兵薪饷制度、军械的组织管理等方面进行研究,并着重探讨军费筹支与人口、地方经济之关系。通过对各种数据的整理分析,表明民国时期新疆的军饷支出成为地方财政的沉重负担,这对地方经济、地方政治,乃至地方社会都产生了深刻的影响。第四章讨论了民国新疆军事教育和训练的组织体制,军事教育和训练的内容,以及军事教育训练所产生之影响。认为民国新疆的军事教育训练体系具有从学习德日到仿苏效美的演变轨迹,体现了鲜明的受外来因素影响的特点。第五章首先分析民国新疆军制变迁之国际、国内背景,力图从风起云涌的国内外复杂形势中,探寻军制发展的规律。之后再从民族、民族主义的角度出发,更深入地理解各种要素之间的关系。最后归纳民国新疆军制发展特征以及总结其对边疆安全的启示,认为政治稳定统一是边疆安全的根本,坚守文化传统对于安边固疆具有灵魂作用,并认为加强民族理论研究、构建和谐民族关系至关重要。新疆是中国西北边疆的门户,其政治、军事稳定直接关系到边疆安全,也关系国家的统一和领土完整。民国时期新疆军制建设内容颇为复杂,本文抽丝剥茧,从五个主要的方面,主要运用历史学、民族学的方法,并参用军事学、社会学理论,在分析大量档案文献资料,综合运用各种已有成果的基础上进行考述研究。研究认为,民国新疆的军事建设,与当时政治、经济、民族、社会、宗教文化等各领域建设息息相关,在混乱复杂的时局下,虽历经各种艰难,但民国新疆的军事基本实现了向近代化的转变,维护了边疆的安全和国家的统一,其中经验对今天仍有很强的参考价值和启示意义。
牛燕军[4]（2017）在《近代乌鲁木齐城市发展与社会变迁研究（1884-1949年）》文中研究表明清末民国时期是新疆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的重要时期,城市作为该区域的中心,成为新疆社会经济的重要缩影。由于历史背景、自然地理、以及人文、政治、经济环境等因素的影响,近代新疆城市演变与社会变迁进程,既经历了与沿海、内地城市相似的历史进程,也有着自身独特的演变轨迹。同治朝初年以来新疆的长期战乱和外敌入侵,对城市社会经济造成严重破坏,使得乾嘉时期形成的良好发展势头出现停滞与衰退。光绪十年（1884年）新疆建省前后,经过左宗棠、刘锦棠等人一系列新的治理措施的实施,城市社会经济得到较快复兴和发展,尤其是开埠通商和新疆新政的推行,进一步推动着边疆城市近代化进程的启动。另一方面,19世纪中叶以来,西方列强通过签订一系列不平等条约,对我国西北边疆地区的政治控制和和经济侵略程度日益增强,以英俄为代表的外部殖民势力,为将新疆纳入各自势力范围展开激烈博弈,天山南北城镇的半殖民地化色彩不断加深。民国以降,中央政府在西北边疆地区的影响力和控御力日趋式微,新疆地方政府长期处于半独立、半割据的状态,新疆历任军阀割据一方,实行独裁统治,使得边疆城市的发展与变迁轨迹印烙着鲜明的个人色彩。对地处西北内陆边疆地区的多民族城市的近代变迁展开研究,不仅有助于拓宽和深化城市史研究领域,而且也能为当前的新疆城市化、现代化建设提供宝贵经验教训。本文围绕新疆城市的近代变迁这一主题,以天山北路东麓的乌鲁木齐为区域对象,以1884年新疆建省至1949年的新疆和平解放共65年为时段,从空间、经济和社会三个角度入手,在较为客观、全面和系统勾勒近代乌鲁木齐城市发展脉络和变迁状况的基础上,深入揭示新疆城市由传统向现代社会转型的特点、动因、历史局限性以及现实启示等,为边疆城市史研究提供典型范例。具体而言,首先,勾勒乌鲁木齐城市空间结构从“双子城”的复式结构到“一城多区”的多中心结构,再到现代都市建设进程中社会空间显着重构的演变轨迹及特点。其次,以宏观历史事件为线索,将近代乌鲁木齐城市的经济发展史分为三个不同时期和阶段,分别为晚清的起步阶段（1884-1911年）、民国前期的初步发展阶段（1912-1933年）、民国后期的曲折发展阶段（1934-1949年）。对不同历史阶段城市经济发展状况主要围绕工业、商业贸易、金融等几个方面展开具体、系统的论述。最后,选取反映城市社会变迁的典型层面进行横向的专题研究。具体以城市人口、社会阶层、衣食住行、习俗礼仪、娱乐方式、思想观念、文化教育与医疗卫生等方面为例,全方位、多角度展示近代新疆城市社会变迁的丰富图景。结语部分主要是对近代乌鲁木齐城市发展与变迁的总体思考,通过总结归纳近代乌鲁木齐城市发展与社会变迁的特点及动因,分析近代乌鲁木齐城市发展与社会变迁的历史局限性,以史为鉴,古为今用,探讨对当前新疆城市化、现代化建设的现实启示。总而言之,在内忧外患交困的历史背景下,多重力量彼此交织、相互影响,共同推动着新疆城市的近代化进程,城市的传统社会经济发生重要转型和变迁。但是另一方面,作为多民族共存的内陆边疆城市,社会经济的近代化程度依旧是初步的、局部的,不同民族社会的近代化模式和路径也不尽相同。表现在城市空间结构方面,满汉二城对立的传统城市空间结构被打破,旧的空间不断重组,以沙俄为主的资本主义殖民势力空间,和以维吾尔族、回族为主的穆斯林空间等新的空间逐渐生成,城市空间的异质性、复杂性特征表现显着,城市社会空间结构从区隔走向交融经历了漫长、复杂的历史。
邹琪[5]（2018）在《朱德研究史》文中认为“朱德研究史”的研究对象是朱德研究,是朱德研究的发展史。朱德研究,是研究朱德一生历史的研究成果,对朱德生平和思想的研究都是朱德研究。本文对朱德研究进行学术史的回顾与梳理,力图按照学术史本身的线索,来展现朱德研究的全貌。国内外目前都还没有“朱德研究史”的专着出版,这是朱德研究和中共党史史学史研究中的空白。本文以朱德研究为研究对象,旨在对从20世纪20年代至2016年的朱德研究进行全面、系统的研究、总结,并探析朱德研究中的经验教训和规律,形成一部整体性的“朱德研究史”,希冀拓宽朱德研究的领域,弥补国内外朱德研究中的不足,这使本文的研究在学术上具有一定的创新性。对朱德研究进行研究时,在纵向上,按时间顺序分析朱德研究产生、发展和成熟的过程,总结朱德研究的规律和经验教训;横向上,在特定空间、特定历史时期内,分析朱德研究的成果,主要是朱德研究的代表作,对其特点、内容、得失进行理论分析。对每个时期的朱德研究,先概述其研究背景、总体状况,再对代表作进行个案研究,分析其内容、研究方法和成就,最后总体评述,总结这一时期朱德研究的经验教训。按此研究思路,本文共分为六个部分:绪论,朱德研究概述。阐明研究的对象和意义,对朱德研究的学术史进行梳理,分析朱德研究的现状,介绍文章的研究思路、研究方法、研究框架、创新之处及研究意义,界定“朱德研究史”一些概念。第一章评述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朱德研究（1920.8-1949.9）。这一阶段是朱德研究的萌芽时期。国外对朱德的研究,最早的主要散见于西方记者的着作。国内的朱德研究发轫于20世纪20年代初,主要是一些关于朱德实践活动的报道,如朱德领导红军的报道等。国内最早公开发表的关于朱德的文字,目前可查的是《简州顾品珍等来电》（《申报》1920年8月13日）。这一时期朱德研究的成果主要是报刊上发表的文章,20世纪30、40年代,研究朱德的专着开始出现,有关朱德传记的各种书籍广泛流传,如《朱德传》、《西战场的主将朱德》等。外国记者的着作中,影响较大的有《西行漫记》、《续西行漫记》、《北行漫记》等。这些国外的研究成果尽管不是朱德的传记,但都有专门的章节介绍朱德的生平和轶事,是研究朱德的珍贵资料。第二章评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前的朱德研究（1949.10-1978.12）。这是朱德研究的初步发展和曲折停滞时期。这一时期研究朱德的书籍开始较多地出版,大都是记述朱德崇高品德和传奇故事以及回忆性的作品。香港和台湾也出版了研究朱德的着作,如吴起、孟超的《红色人物论》、章民的《朱德》等。“文化大革命”时期,受极“左”路线和个人崇拜的严重影响,朱德研究陷于停滞,甚至倒退。从“文革”结束到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只出版了少量的回忆性的着作。艾格妮丝·史沫特莱的《伟大的道路——朱德的生平和时代》,以非常生动、细腻和隽永的笔触,刻画了一个无产阶级革命家栩栩如生的形象,在世界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是这一时期最重要的代表作。第三章评述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朱德研究（1978.12-2016.12）。这是朱德研究走向成熟和继续发展时期。改革开放以后,随着政治路线和思想路线的拨乱反正,朱德研究开始走向深入,大量有学术价值和研究价值的着作不断涌现,最有代表性的是《朱德年谱》和《朱德传》的出版。这一时期香港和台湾朱德研究的代表作是顾则徐的《永远的共军总司令:朱德》。这些研究成果,从朱德不同时期的生活片段到朱德传记的出现,从朱德生平介绍到朱德思想研究,使朱德研究走向成熟并继续发展,为朱德研究史的研究奠定了基础。这一时期关于朱德研究的学术活动比较活跃且规模较大,如:1986年12月的“全国纪念朱德诞辰100周年学术讨论会”、1991年12月的“纪念朱德诞辰105周年全国朱德学术讨论会”、1993年7月的“全国朱德学术讨论会”、1996年12月的“纪念朱德诞辰110周年全国朱德生平与思想研讨会”、2006年12月“纪念朱德同志诞辰120周年学术研讨会”、2015年6月的“朱德与抗日战争学术座谈会”、2016年4月的“纪念朱德总司令诞辰130周年论坛”、2016年8月的“一战成名——朱德与护国战争学术研讨会”、2016年12月的“朱德与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学术研讨会”等。这些学术活动积极推动了朱德研究的深入,反映了朱德生平和思想研究的基本趋向,使朱德思想生平研究跨入一个可持续发展的新阶段。第四章评述2006-2016年朱德研究的新进展。从朱德诞辰120周年以来,学术界从多角度、多方面、多层次对朱德的生平、思想以及对中国革命与建设的贡献进行了深入研究,取得了许多重要成果,较为全面地反映了朱德研究的水平和现状。朱德研究取得了新突破,呈现出鲜明的特点。结语,总结90多年朱德研究的经验教训,对朱德研究中存在的问题进行探讨,对今后的朱德研究进行展望。本文在研究过程中,运用历史研究方法、辩证分析方法和比较研究方法,在现有研究的基础上,通过对经历了 90多年发展的朱德研究的成果和研究过程进行梳理和评述,对“朱德研究”进行研究,总结朱德研究的规律,为今后的朱德研究提供启示和借鉴,以推动朱德研究的进一步深入。通过研究,提供关于朱德研究成果的详实资料,使人们明辨资料的正误优劣,以正确的历史资料和思想资料,更好地学习朱德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崇高精神、优秀品德,自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朱晓东[6]（2016）在《民国北京政府选官制度研究》文中指出选官制度作为用人行政的一个重要方面,对于维系一个政权的稳定运行具有不言而喻的意义。民国北京政府的选官制度,是在清季铨选制度变革的基础上,借鉴西方文官制度的某些内容,逐步建立起来的。民国北京政府选官制度是中国传统选官制度向近代选官制度过渡的中间阶段,上承清季对选官制度变革的变法思绪,下启南京国民政府的选官制度,既反映了近代社会巨变下制度变迁的特殊性,又折射出西风东渐后观念转移对制度变革的影响,以及与相关制度、军绅政治等多层面的互动关系。近代中国变化日亟的时局是选官制度变革的重要推动力。面对混乱的社会格局,晚清政府不断对原有的铨选制度进行调适。在铨选途径上严格限制保举,停止捐纳,停止学堂奖励、留学生考试授职;在铨选机构上裁撤兵部、吏部,极力限制地方督抚的用人权。但由于清季铨选途径芜杂,呈现出多途并进、新旧杂糅的复杂态势,加上入仕潜规则大行其道,由此造成铨选机构之间相互争权夺利,官员选拔标准多元化,候选人队伍畸形膨胀,官场紊乱不堪,显然这种调适并不成功。晚清政府对于铨选制度的种种变革,虽然随着清廷的覆灭戛然而止,却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民国北京政府选官制度的建构。民国初年北京政府面临的内外困局与清季相比可谓有过之而无不及,选官制度的构建与实施在很大程度上也是对时局或主动或被动的因应与反馈。从国际环境而言,外敌环视,边疆告警不断,日本帝国主义妄图侵略中国的野心逐步彰显。从国内政治环境来看,政局变幻莫测,内阁变更如同儿戏;袁世凯称帝、张勋复辟,复辟之声如阴魂不散;二次革命、护国战争、护法战争,接踵而至;各地实力派争权夺利,相互之间明争暗斗,甚至左右中央政局。复杂的国内外局势是民国北京政府选官制度制订与实施的大背景,并在很大程度上制约着选官制度实施的最终效果。选官制度与政治生态、官制改革等有着相互影响与制约的关系。民国南京临时政府时期制订了大量有关选官制度的法律草案,基本上是直接移植西方模式,来不及考虑国情,也没有时间去通过和实施。民国北京临时政府时期在中央政府组建的过程中,人员的南北与新旧问题杂糅在一起,使中央政府的组建过程显得混乱无序。北京临时政府试图通过省制、省官制的制订来限制地方权力,重塑中央威权,但效果并不明显。民国北京政府正式成立以后,为澄清仕途,保障政府用人行政的顺利开展,试图建立完备的选官制度。民国北京政府先后颁布了一系列法令,并依据法令举办了4届县知事考试,2届4次文官考试,同时注重通过甄用与保荐来选用文官。对于军官的选拔,也制定了明确的法案加以规范。在民国北京政府选官制度构建与实施的过程中,尽管选材观念在很大程度上传承了清季以来趋新求专的思想潮流,但人才新旧之争的矛盾依然不断凸显。中央与地方的权力博弈是民国北京政府选官制度建构过程中的一大症结。民国北京政府时期虽然制定了相对完备的选官法案,但章程文本与实施效果之间存在很大差距,主要原因在于中央政府权威不断弱化,军阀权力日涨,各地得以自行其是。此外,相关法案没有很好地与国情结合、传统封建因素的影响等都是重要原因。尽管民国北京政府建构选官制度尝试的效果并不理想,但为之后民国南京政府选官制度的建设提供了重要的思想基础与丰富的实践经验,成为了解近代中国政治制度变革中不容忽视的重要环节。
高金业[7]（2016）在《北方之鹰——记苏联援华志愿航空队》文中研究指明引子人类自有私欲以来,便有了战争,或同宗或异族,刀枪相向,杀戮成山。于是富饶的迦太基在罗马大军洗劫下满目疮痍,滑铁卢小镇上6万多具尸体永远留在了大雨后的沼泽里,莫斯科城飘舞的雪花见证了上百万人的惨死。正义与邪恶,顽强与懦弱,尽在刀光剑影下显现。唯有历史老人用他那睿智且一丝不苟的头脑,记下了许多的坚贞、许多的英勇、许多的同情、许多的丑陋与不平。以及,那一件件或许不为许多人所知的往事
陈婴虹[8]（2015）在《民国前期浙江省议会立法研究（1911-1926）》文中指出清末民初,中国经历了一个前所未有的社会转型。其中一个重要的政治现象,就是西方议会制的引进与实践。在中央层面,表现为资政院和国会,而在地方层面则表现为各省咨议局和省议会。以往我国理论界的研究主要聚焦于民国前期的中央历届国会。对于民国前期各省议会的全局性、系统性的研究,虽然近几年也逐渐增多,但是对于省议会某一方面具体问题的研究仍需要进一步拓展和深入,尤其是对于省议会立法的系统整理和研究。1911年至1926年时值南京临时政府和北洋政府统治时期,社会急遽变革。较之全国一些省份,浙江的大部分地区没有经历较大的战火摧残,经济文化的发展在全国属先进水平,这为议会政治在浙江的发展提供了基础。辛亥革命浙江光复后,浙江军政府于1911年12月20日成立了浙江省临时议会,次年又召开了第二、三次临时议会。1913年2月,浙江省议会正式成立,在袁世凯解散前召开了一次常年会和一次临时会。1916年9月,浙江省议会在全国率先恢复,以后几乎每年都召开一次常年会和一次以上的临时会。1918年和1919年又进行了第二、三届省议员的换届选举。到1924年7月,第三届省议员的法定任期已经届满,但省长并没有依法进行改选,又召集了三次常年会和四次临时会,直至北伐军入浙。1911至1926年间的浙江省议会,是民国前期全国各省中集会次数最多、历史最为完整的省议会之一,具有相当的典型性。民国前期的浙江省议会通过了大量的立法,包括议会制度、司法制度、税收金融、教育文化、实业发展、农林渔业、禁烟等各方面。这些立法为民国前期浙江政治经济社会发展列全国先进水平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民国前期的浙江省议会留下了相当完整的档案,这是其他省所不具备的。这些档案主要包括浙江省议会所编印的议决案、文牍、议事录、议员质问书、议会要览等,这为民国前期浙江省议会立法研究提供了有力的支持。选择民国前期浙江省议会作为本文研究对象的原因,一是民国前期浙江议会的史料留存较好,没有太多的遗失,能够以浙江的资料间接地来反映当时民国前期省议会立法的状况。其次是与其他省份比较,民国前期的浙江政治、经济和文化环境为议会制度在中国地方的移植提供了较好的基础。可以说,民国前期的浙江省议会是当时全国各省议会中的优秀者之一,在民国前期地方议会制度中又具有一定的典型性。本文是在广泛收集民国前期（1911—1926）有关浙江省议会的各项记录、报刊报道、历史档案等第一手资料的基础上,同时吸收前人相关研究成果,客观全面地分析民国前期浙江省议会立法、内容、程序及相关问题。本文共分为导论、正文八章,其内容要点如下:导言,主要是指出了本文的研究缘起、研究范围,并对本文相关的研究成果做了梳理,指出其取得的成果和不足。第一章民国前期浙江地方和议会立法之源。我国疆域辽阔,自古以来各地地理、气候、物产,以及人们的风俗习惯、生活方式各有不同,经济和文化也有很大差异。各地不同的特点与全国法律的统一就势必产生矛盾。而地方立法的功能就可以调和两者的矛盾。中国古代地方立法不是中央针对某一地方的立法,而是地方政府针对本辖区的事务自主制定的相关法律法规。在中国古代,地方立法作为国家法律体系的有机组成部分,发挥着补充和辅助国家法律实施的功能。浙江自秦以来建立郡县制,地方政府便进行地方立法来管理地方事务。到了明代尤其是明中后期,浙江地方立法开始大量出现。浙江古代地方立法形式很多,在清代省例出现以前,地方立法的主体是地方政府长官,其立法并无立法体系之完整,往往是针对特别事项进行零星的立法。这些法律形式包括条约、章程、规条、告示等。同一级衙门可能使用不同的法律形式,同一事务由不同的法律形式来调整,但这些法律形式之间还是有一个大概的效力等级。《治浙成规》是清代浙江的省例,共分为八卷,收入法规164件,时间跨度从乾隆三十五年到嘉庆四年。《治浙成规》是浙江古代立法的系统性编撰。它的内容具有系统性和完备性,效力具有稳定性和持久性。清末面对西方列强的侵入,社会动荡和国家政局的变化,西方的议会制度被引入中国,产生了各省咨议局。宣统元年（1908年）九月初一,浙江咨议局第一届常年会正式开议。浙江咨议局会议分常年会及临时会二种,均由督抚召集。常年会每年一次,会期四十日,自九月初一日起至十月十一日止。浙江咨议局只对督抚起到一定的监督作用,而非真正意义上的立法机关。但是咨议局分割了原属于地方督抚的部分权力,使得地方的政治运行机制发生重大改变,各省绅士们代表地方百姓,开始通过正常的渠道参与到当地的社会生活之中。浙江咨议局通过了70多件议决案,巡抚的提案主要是有关农田水利的兴修、赋税、教育、交通实业、移风易俗,以及完成朝廷在预备立宪期的任务等。而议员的提案还包括了对行政官厅的监督。第二章民国前期浙江省议会立法的背景。政治方面,浙江军政府建立后,采取了一系列政策措施,建立革命秩序,巩固新生政权,恢复和发展社会经济,保障人民权利,革除陈规陋习,刷新社会风气。在采取措施稳定浙江政局的同时,浙江军政府积极参与了援宁、北伐和筹建南京临时政府的革命活动,以彻底推翻清政府。1911年12月10日,浙江省临时议会在原咨议局会所举行开会式,浙江省临时议会的成立是浙江资产阶级革命派努力的结果,也是辛亥光复后浙江政权民主建设的一个成果。辛亥革命后浙江一直倡导并实行“浙人治浙”,由本省人任督军、省长,因此政治情形被认为是全国最完好的地区。1917年,“浙人治浙”结束,浙江进入北洋军阀直接统治时期。辛亥革命浙江光复后,浙江军政府颁布了一些保护民族工商业的法令,鼓励兴办实业。在1911至1926年这一时期,浙江的工商业发展速度快,厂矿单位有了较大增加,投资总额增长迅速。产业的分布在地区上有所扩大。除了以丝织、棉纺织为代表的轻工业外,五金机械、电力、矿业、交通运输、银行等各行业都得到了较快的发展。浙省光复后,自军政府成立伊始,财政就开始艰难。在之后的十几年里,浙江的财政总是与借款、举债分不开。财政困难之际,只得通过借款和发行公债得以缓解。民国前期浙江社团的发展、新式教育的创办、报刊的宣传、爱国主义运动的开展对民智的开启、民权的扩张、政治参与意识的增强起到了积极的作用。民国前期浙江的社团数量极多,而且种类十分庞杂。在传播新思想、争取权利中比较活跃的社团有:浙江商会组织、浙江教育会、工人社团和学生组织等。民国前期浙江的教育有很大发展,新式小学大量建立,中等教育在注重举办普通中学的同时,师范教育、实业教育也得到相应的发展。1912年至1926年期间的浙江新闻界在曲折中发展,社会舆论的力量也越来越大,形成了浙江一支不可忽视的社会力量。第三章民国前期浙江省议会立法与中央立法的权限划分。国家结构形式体现了与中央与地方的关系,也决定了中央与地方的立法关系。民国前期中央与地方立法关系呈现出复杂多变的局面,出现了中央议会与地方议会相互争夺立法权的现象。民初时期,对于中央与地方关系主要有联邦制、单一制和分权制的争论。在中央层面,行使民国立法权的机关在不同的时期分别为参议院、国会。《中华民国临时约法》对于地方政权的组织原则、机构和权限则没有予以规定。《天坛宪草》主张在中央集权制下实行有限的地方自治。《袁记约法》没有划分中央与地方的权限,但其条文可以看出该约法实行的是袁世凯一人的中央集权制度。《民八宪草》也没有规定中央与地方政权的职权划分。《贿选宪法》的第五章“国权”与第十二章“地方制度”规定了中央与地方的职权划分。《中华民国宪法草案》在中央与地方的权限划分上仿效《贿选宪法》,采取列举式,未被列举的事项,性质属于全国的,由国家立法,属于各省的,由省立法。《浙江临时议会议会法》是浙江临时议会赖以存在的法律依据。其通过的议案多是重要的的法律案,涉及建构一个新政权的行政、司法、立法方而的根本制度。《中华民国浙江省约法》强调立法、行政、司法事务三权分立和互相制约,其中也规定了省议会的立法权。除了对议会的立法权予以规定外,《中华民国浙江省约法》对于行政机关的立法权也予以了规定。1913年,中央颁布《省议会暂行法》,其中明确了省议会的职权。相较于《浙江省临时议会议会法》、《浙江省议会法》,《省议会暂行法》对省议会职权进行了削弱。首先,《省议会暂行法》架空了议会的行政监督权。《省议会暂行法》规定省议会只是可以提出弹劾都督,但是具体处置则由国务院办理。其次,《省议会暂行法》削弱了议会的立法权。《省议会暂行法》规定省议会与省行政长官对于议案有争议时,可以提起诉讼,议案的最终决定权在于平政院。第四章民国前期浙江省议会的立法程序。民国前期,浙江省议会立法议案的提出主体包括省长、议员和人民。议员提出议案需要有其他议员的赞同。民国浙江省议会的提案主要来自省行政长官。议员的提案数量,第一届议会比较多。到了第二届议会,尤其是民国九年常年会后,议员相对于省长的提案逐年下降。在浙江省临时议会和浙江省第一届议会期间,由于国家初创,所提议案大都涉及基本的制度建设;在第二届和第三届议会中的提案中,与增减经费相关的提案日益增加。浙江省议会议案审议的流程如下:首先是提出动议后,经过初读会后,统一称为议案,或是直接打消。初读后,所有议案要交付审查委员会进行审查,经过审查委员会的审查后,议会就开始二读。二读审查后,决定议案废弃,或二读通过。二读通过的议案,如果议会决议不召开三读会,则成为议决案。决议需要三读的案件,待三读通过后成为议决案。对于议会通过的议案,由民政长（或省长）公布施行,其效力及于全省。在议案的议事过程中,诸多环节需要议员的讨论,包括在初读阶段是否经动议列为议案并交付审查委员会的审议,对审查委员会的审查的意见;在二读会阶段中的逐条审查,以及在三读会中对于议案文意的讨论。民国前期处于快速社会变革期,所以议会的立法修改频繁,尤其是在临时议会期间。浙江省临时议会第一次会议通过的议案主要是关于政权建立的基本法律,共44项。在同年的第二次会议上,就有10项进行了修正。在民国前期,不同时期的议会立法,诸如《浙江省临时议会法》、《浙江省议会法》和《议会暂行法》都规定了任何公民和团体都可以向省议会提出人民请愿案,也可以口头或书面的形式向议会或议员反映各种意见。在议会立法中活跃的社团主要有浙江省城的杭县律师公会、省教育会、杭总商会、省农会等,社团在财富、知识、社会知名度、社会地位及政治人际关系的优势决定了社团的政治影响力和政治参与的效益。第五章民国前期浙江省议会立法的内容（上）。有关国家机构组织的立法主要集中于浙江省临时议会时期。临时议会在全国尚未统一、省自为政的情况下,以极快的速度通过了大量有关议决案。但是临时议会作为一个地方立法机关,实际上已对政体、省制、官制等作出了规定,行使了国会的职能。此固然是出于巩固政权的需要,但拥有如此巨大的职权和广泛的议事权限,这使得地方与中央的立法职权上产生矛盾。到北洋政府时期,中央对地方国家机构的组织立法有较多的规定。因此,浙江省议会在这方面的立法就比较少了。民国前期浙江省议会通过的地方议会组织的立法主要有《中华民国浙江省约法》、《浙江省约法实施法》、《浙江省议会法》、《浙江省议会议员选举法》。行政组织法主要有:《浙江省都督选举法》、《浙江省各司官制》、《浙江省地方官制》、《浙江省官制施行法》、《浙江省文官考试暂行法》、《浙江省文官任用暂行法》、《浙江省职官等级表》、《浙江省官俸暂行法》。司法制度立法主要有:《浙江省法官考试暂行法》、《浙江省法官任用暂行法》、《浙江省法官编制法》、《浙江省修订新刑律施行法》、《浙江省行政审判院法》、《浙江省辩护士法》、《浙江省检证规则》、《浙江省讼费规则》、《浙江省审判暂行章程》、《浙江省监狱署官制》、《浙江省警察官制》、《浙江省会警察官制》。税收方面的立法主要有:《浙江省地丁征收法》、《浙江省统捐暂行法》、《浙江省财政收支统一办法》、《浙江省暂行不动产登记法》、《浙江省暂行不动产转移税法》、《浙江省捐换牙贴简章》、《浙江省典当捐贴案》。《浙江省通捐暂行税率》、《浙江省统捐局设立地点表》、《浙江省特别规定捐率》、《浙江省地丁滞纳处分暂行法》、《浙江省不动产登记法施行细则》、《浙江省抵补金滞纳处分暂行条例》、《浙江省征收店屋捐章章程》、《浙江省推收户粮规则》、《浙省征收卷烟特税暂行章程案》等。金融立法主要有:《浙军政府发行爱国公债简章》、《浙江地方实业银行收归省办案》和《浙江地方银行条例》。第六章民国前期浙江省议会立法的内容（下）。教育立法包括了综合性立法,初等教育、中等学校、高等教育、留学生和社会教育立法,主要有:《浙江省筹划高等教育进行预备案》、《浙江省学制统系案》、《省立公共学校选送学生案》、《筹设省立师范学校案》、《关于筹备义务教育之全省国民学校设齐年限及办法案》、《浙江省中等学校校长任用规程》、《浙江省派遣留学生规程》、《浙江公立工业专门学校办法案》、《筹办杭州大学大纲》等。民国前期浙江议会议决案中有大量的补助经费案,其中对教育的补助经费案占了较大的比例。扶持实业和农林渔业立法中振兴棉纺丝织业立法有:《招商承办模范缫丝厂案》、《浙江省模范缫丝厂招商承办规则》、《试办改良靛青制造模范工厂案》、《织物整理模范工厂展长试办期限案》、《筹设官商合办浙江模范缫丝厂案》、《浙江省茧行条例》、《浙江省丝厂单行条例》和《永康三良制靛工厂息借公款案》等。其他振兴实业的立法主要有:《设立浙江矿务局案》、《筹设改良手工造纸传习工场案》、《筹办商品陈列馆附设劝工场案》、《试办浙江水产品制造模范工厂案》、《筹设改良瓷业传习工场案》、《添设改良制糖场附设种蔗试验场案》、《武林铁工厂请将前借官款展期还本案》等。农林渔业立法主要有:《筹设改良棉种试验场案》、《浙江省保护森林条例》、《浙江省立苗圃办法》、《筹设省立第一模范造林场案》、《劝办浙海渔业公司条例》、《浙江外海渔业局条例》等。交通和水利建设立法主要有:《修筑浙江省道案》、《修筑省道办事处章程》、《浙江修筑省道募捐条例》、《浙江修筑省道收用土地条例》、《修筑省道奖励条例》、《浙江省道局章程》、《浙江修筑省道施工条例》、《浙江修筑省道地方团体及商人承筑条例》、《浙江省道商办汽车条例》、《浙江省道商办汽车发给执照规则》、《浙江修筑省道地方团体及商人承筑条例案》、《改良钱江义渡条跳板》、《修筑环湖马路案》。水利建设的立法主要有:《嘉禾县议会请联合江苏疏浚浙西案》、《调查全浙水利》、《修浚浙西水利案》、《疏浚桐江上游航路案》等。其他立法还包括禁烟立法、社会秩序管理立法、社会福利立法、地方自治类立法和祀祠类立法等。主要有:《浙江省施行禁绝鸦片议决案》、《浙江禁烟特别条例》、《浙江省预防传染病规则》、《浙江省管理道路规则》、《浙江省取缔戏园规则》、《浙江省食品商品市场取缔规则》、《人力车取缔规则》、《浙江外海取缔船舶规则》、《浙江内河水上警察取缔船舶规则》、《外海取缔船舶规则修正案》、《浙江省户口登记暂行条例》、《筹办贫民习艺所案》、《浙江省立贫儿院章程》等。第七章民国前期浙江省议会立法的实施。民国前期浙江省议会的议决案是由省行政长官来实施。《浙江省临时议会法》和《浙江省议会法》都规定了议会议决案如都督有异议,得于一星期内提出异议书。对于都督的复议书,若议员三分之二以上同意仍执前议,都督仍需要公布实施。在正式议会期间,根据《暂行议会法》则规定,省议会的议决,省行政长官如果认为违法,可以咨省议会撤销之。如省议会不服行政长官的撤销的,可以提起诉讼于平政院。浙江省议会不服省公署撤销该议会议决裁撤温属护商警察局案之处分一案就是典型一例。为了能够执行浙江省议会通过的各项议案。浙江省政府及下属各机关还出台了大量的行政规则来配套议案的执行。民国前期浙江省议会立法效果的有三种类型,一是效果好的。例如行政官制的立法、禁绝鸦片的立法、兴办国民小学、中学和师范等教育的立法。二是没有效果。如一些为了振兴实业建立模范工厂的立法,花费了资金,但是并没有实际的效果。三是效果一般没有完全实施。例如省道建设,从议决案出台后,拖延数年才开始建设了一部分,与议案的要求相距甚远。又如法院制度的建设,一些区域没有实施,仍由县知事承担法官。影响民国前期浙江省议会立法效果的因素包括:官员的执行力和官员的廉洁状况,议案的最后具体实施是由具体的行政部门及官员来实施的,官员的执行力和官员的廉洁状况直接影响议案的实施。立法与省行政长官的关系,议案的执行是由省行政长官来执行的,所以议会与省行政长官的关系直接影响到了议案的执行效果。1921年至1926年期间,历届浙江省行政长官或都督与议会关系良好的不在多数,有些甚至到了被弹劾的地步。中央立法是否替代地方立法,浙江光复后,随着中央出台了一些制度,加之《省议会暂行法》将中央与地方的议会立法权进行了划分。浙江临时议会与中央立法有冲突的立法则不再有效而不再实施。财政因素,财政状况影响着政府的财政支出,尤其是一些兴办实业、交通水利建设、支持教育类的议案,如果没有财政的支持,那就等于是有名无实。实施对象因素,因牵涉到各种利益之间的平衡问题,浙江省议会的议决案有时会遭到议案实施对象的强烈反对,甚至闹成风潮,导致议案不能实施。第八章民国前期浙江议会立法的特色和变迁。民国前期,浙江的地缘格局与社会政治环境使得浙江省议会立法呈现出其特殊性,反映了浙江的政治、经济文化、地理以及历史传统的特色。民国前期浙江省议会的地方特色,在文中主要是与当时的湖南省议会立法作比较。浙江地处中国东南沿海,开放时间较早,又因为毗邻上海,受先行近代化上海的影响颇深,所以浙江的近代化转型的步伐远远早于内地。纵观整个民国前期浙江议会立法,延续了清末修律,以西方当时民主国家法治制度为蓝本,力图建立起西方式的法律制度。浙江传统文化的核心是经世致用,具有着反正统,非主流的特点。浙江经世致用的文化特点与浙江发达的商品经济密不可分。在宋代,浙江已具有相当发达的商品经济。这使得一些有识之士改变了把商业作为“末业”的传统观念。所以,民国前期的浙江省议会通过了大量的讲求实效的经济类议案,体现了浙江经世致用的传统文化。1911年至1926年之间,浙江政局相对稳定,在本省境内几乎没有大的战争。虽然军政首脑更换频繁,但是在浙江大部分地区没有战争或只是局部、零星、短暂的战斗。浙江省议会出台大量交通道路水利建设、促进实业、发展民生、社会管理的立法,都反映了民国前期浙江相对稳定的社会环境。浙江地处东海之滨,境内主要河流钱塘江自西向东入海,全省以丘陵山地为主。杭州湾以南的宁绍平原和以北的杭嘉湖平原,水网密布,土壤肥沃,气候温和,雨量适当,宜于蚕、桑的自然生长。因此,浙江丝织业源远流长,历史悠久。明代浙江丝绸已畅销全国、行销海外。民国前期浙江省丝织业得到迅速发展与浙江议会议决的有关振兴丝绸业的议案密不可分。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浙江没有了省民意机关。南京国民政府时期的浙江省临时参议会不是立法机关,只是为集思广益促进省政兴革。之后的浙江省参议会也不是立法机关,只能是政府制定政策的辅助机构。浙江省的省级立法机构主要是浙江省政府,此外还有省政府下属的各个机构。在南京国民政府时期,浙江省议会立法内容的变迁体现在官制、税收、金融、实业、教育、社会救济等多方面。
田宓[9]（2014）在《“蒙古青年”与内蒙古自治运动》文中提出晚清民国时期,随着学制等一系列制度变革,大城市聚集了一批出身平民的蒙旗学子。在新式教育和各种新思潮的影响下,蒙旗学子自觉地进行身份建构,其"蒙古青年"的身份意识不断加强。"蒙古青年"从学校毕业后,从中央到地方均无适当出路,遂参加"内蒙古自治运动"和"百灵庙事变"等政治运动,成为内蒙古近代社会变革的主要力量。在相互接触与竞逐中,来自不同地域的蒙古青年逐渐意识到彼此之间的差别,并以"西蒙青年"和"东蒙青年"等概念来定义自己的身份。在特定的历史情境下,蒙古青年内在的差异性外化为政治诉求的分歧,最终使他们走上不同的道路。
刘俊平[10]（2014）在《抗战前国民政府空军建设研究（1931-1937）》文中研究说明中国自清末即开始出现航空事业,但一直到北洋政府时期,空军发展仍十分迟滞。国民政府建政以后也致力于发展空军,1931年到1937年是抗战前国民政府空军建设的“黄金”时期。抗战爆发时,国民政府已建有正式的航空工厂和航空学校,并相应改善了一些空军基础设施,空军部队经扩充后也初具规模,不仅为抗战提供了重要的人力与物力支持,也对以后的空军现代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1931年的“九一八”事变和1932年的“一二八”事变是国民政府建设空军的重要分水岭。其时,世界各国早已将国防的方向纷纷从海上转移到空中,以加强空军国防力量。日本在对华侵略态势下,已形成明显的空军优势。1931年“九一八”事变,日本空军轰炸东北锦州,揭开了日机轰炸中国重要城市的历史。四个月后,“一二八”淞沪战役爆发,日机肆虐上海,而中国空军毫无办法。中国人此时才对空中战争有了相当的印象和认识,开始发出“航空救国”的呼声。面对严峻形势,国民政府开始募集航空捐款,并制定空军建设计划与空军对日作战计划。根据既定方针,国民政府主要从空军军备和空军人才两个方面来着手空军建设。在空军军备上,国民政府首要任务是发展航空工业。在资金和技术短缺的情况下,国民政府实行自行建造和中外合资相结合的办厂方式,引进美国、意大利和德国的生产、管理技术,并购置先进生产设备,对已有的航空工厂进行改造,取得了较大进步。但在当时中国整体工业基础先天不足的条件下,国民政府并不能实现飞机批量生产,而且大多航空工厂只能仿造、修理和装配飞机,因此中国空军使用的飞机主要还是购自海外。“九一八”事变后,国民政府开始扩建空军基础设施,1934年后机场建设速度明显加快,不仅追求机场的数量,同时也注重它的实战功能;空军气象和通信设施在抗战前也初步建立。但空军基础设施总体上还是非常薄弱,很多场站设备不健全,地勤指挥和通信能力也存在严重问题。此外,国民政府还积极扩充空军,不仅积极整合地方空军资源,还努力购置飞机装备,空军部队的编制不断扩大。在完成对广东空军的收编后,国民政府的空军力量日趋统一,空军部队初具规模。不过,由于中日空军实力上的巨大差距,国民政府不得不把防空建设作为急务来抓,通过组建地面防空部队,实施防空演习和举办防空展览等方式,来增强防空能力。在空军人才建设上,国民政府十分注重空军的精神和技术教育,主要依托国内空军学校来培养空军人才。1932年成立的中央航空学校是当时中国空军人才的摇篮,它有严格的选拔、考核机制和良好的培养环境。学员分别由美国和意大利顾问团成员来培训、管理,分初级、中级、高级三个阶段实施不同的训练,接受空军信念教育和思想控制相结合的精神教育方式。空军学员的训练时间通常是一到两年,其培养成本十分高昂。防空学校是国民政府培养防空人才的一所学校,它组建于1934年,其在师资力量和管理上不如航校,学员的出路也十分困难。此外,国民政府还通过派遣留学生的方式培养航空相关人才,抗战前派往留学的国家主要是美国和意大利,这些留学生归国后在国内航空领域扮演着重要角色。总的说来,国民政府空军建设为抗战做出巨大贡献,中国空军在抗日战场上以绝对劣势的兵力歼灭了日本空军的有生力量,振奋了抗日精神。但与此同时,空军在抗战中也暴露出其在战略战术、基础设施、飞行员训练及军制等方面的严重问题,并因此造成一些不必要的失误和损失。国民政府空军建设的经验和教训对今天的空军建设与发展产生深远的影响。
二、新疆陆军军官学校附设学生队漫记（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新疆陆军军官学校附设学生队漫记（论文提纲范文）
（1）龙云主政时期（1929-1945年）云南中等师范教育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缘由及研究意义 |
| 二、主要概念界定 |
| (一)研究年限界定 |
| (二)研究内容界定 |
| (三)研究区域界定 |
| 三、研究现状 |
| (一)对民国时期区域师范教育的研究 |
| (二)对民国时期云南教育中有关师范教育的研究 |
| (三)结论 |
| 四、研究方法 |
| (一)文献分析法 |
| (二)比较研究法 |
| (三)多学科研究法 |
| 第一章 龙云主政时期云南中等师范教育的发展基础 |
| 第一节 云南中等师范教育发展的政治与经济基础 |
| 一、云南中等师范教育发展的政治基础 |
| 二、云南中等师范教育发展的经济基础 |
| 第二节 云南中等师范教育发展的教育基础 |
| 一、清末民初云南中等师范教育的兴起与初步发展 |
| 二、云南初等教育快速发展对教育师资的迫切需求 |
| 第二章 龙云主政时期云南中等师范教育的发展历程 |
| 第一节 1929-1932年:云南中等师范教育的不稳定发展 |
| 一、不稳定发展的背景 |
| 二、县立师资培养机构的“高开低走”发展 |
| 三、省立师范学校的“中师合校制”插曲 |
| 第二节 1933-1940年:云南中等师范教育的相对平稳发展 |
| 一、中等师范教育省立分区制的实施 |
| 二、省、县立师范学校的不平衡发展 |
| 第三节 1941-1945年:云南中等师范教育的艰难发展 |
| 一、艰难发展的环境 |
| 二、艰难发展的概况 |
| 三、艰难发展的原因 |
| 第三章 龙云主政时期云南中等师范教育的管理体系 |
| 第一节 云南中等师范教育的管理与组织 |
| 一、建立中等师范教育管理体制 |
| 二、构建中等师范教育组织机构 |
| 第二节 云南教育经费的保障与规范化管理 |
| 一、教育经费的保障 |
| 二、教育经费的规范化管理 |
| 三、教育经费的逐年增加 |
| 第三节 云南中等师范教育的教职员群体管理 |
| 一、逐渐明确的教职员任职标准 |
| 二、逐渐提高的教职员待遇 |
| 第四节 云南中等师范教育的学生群体管理 |
| 一、规范化的师范生招生标准与日常管理 |
| 二、逐渐提高的师范生待遇与奖励 |
| 三、逐渐优化的师范生服务与就业制度 |
| 第四章 云南中等师范教育的学制与课程制度变革 |
| 第一节 云南中等师范教育学制的发展与特点 |
| 一、中等师范教育学制的沿革 |
| 二、中等师范教育学制的特点 |
| 第二节 云南中等师范教育课程制度的改革与实施 |
| 一、1930年前混乱的云南中等师范教育课程制度与实施 |
| 二、1930年后规范的云南中等师范教育课程制度与实施 |
| 第五章 龙云主政时期云南中等师范教育的发展评价 |
| 第一节 云南中等师范教育的发展成绩 |
| 一、为云南培养各类教育师资力量 |
| 二、推进了云南教育的整体发展 |
| 第二节 云南中等师范教育的发展局限 |
| 一、发展规模的相对不足 |
| 二、区域发展的不平衡 |
| 三、男女比例的不平衡 |
| 余论 |
| 一、保证教育经费的充足投入 |
| 二、缩小云南区域教育发展差距 |
| 参考文献 |
| 攻读硕士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和研究成果 |
| 致谢 |
（2）俞秀松革命生涯和思想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第一节 研究背景及意义 |
| 一、研究背景 |
| 二、研究意义 |
| 第二节 国内外研究现状评述 |
| 一、国外研究文献回顾 |
| 二、国内研究文献回顾 |
| 三、对已有研究文献的评述 |
| 第三节 研究框架和方法 |
| 一、研究框架 |
| 二、研究方法 |
| 第四节 创新之处 |
| 一、新史料的发现 |
| 二、观点的突破 |
| 第一章 俞秀松早年经历与政治思想转变 |
| 第一节 家世及早年求学经历 |
| 一、家世 |
| 二、早年求学经历 |
| 第二节 早年思想转变历程 |
| 一、小学时期信奉英雄思想 |
| 二、中学时期转向无政府主义 |
| 三、五四运动后转向无政府共产主义 |
| 四、“工读互助”实验失败后抛弃了无政府主义 |
| 五、在寻求“新知”中接受马克思主义 |
| 第二章 俞秀松在建党初期的革命活动 |
| 第一节 参与创建上海党的早期组织 |
| 一、参加上海的马克思主义研究会 |
| 二、与无政府主义组织分裂 |
| 三、发起成立上海党的早期组织 |
| 第二节 创建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 |
| 一、关注青年群体组织青年运动 |
| 二、创建上海社会主义青年团 |
| 三、创建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 |
| 第三节 赴俄参加共产国际会议 |
| 一、被推举为青年共产国际二大代表 |
| 二、代表中国共产主义者首次亮相国际舞台 |
| 三、与非共产党组织代表做斗争 |
| 第四节 投身国民革命洪流 |
| 一、加入国民革命军 |
| 二、参与创建国民党浙江省党部 |
| 三、参加国民会议运动 |
| 第三章 俞秀松开展工人运动的实践及思想 |
| 第一节 “劳工神圣”与劳工觉醒 |
| 一、外资入侵与上海工人队伍壮大 |
| 二、“劳工神圣”思潮传入中国 |
| 第二节 参加工人运动的实践 |
| 一、深入工厂观察社会 |
| 二、组织工会 |
| 三、创办并主编工人期刊 |
| 第三节 开展工人运动的思想 |
| 一、施以马克思主义教育是动员工人的前提 |
| 二、工人组织应以“自由的结合”为基础 |
| 第四章 俞秀松留苏与“江浙同乡会”冤案 |
| 第一节 卷入“党务派”与“教务派”的斗争 |
| 一、“党务派”与“教务派”的形成 |
| 二、“党务派”与“教务派”之争 |
| 第二节 深陷“江浙同乡会”冤案 |
| 一、被诬陷为“江浙同乡会”的组织者 |
| 二、共产国际对俞秀松等人的初次审查 |
| 三、俞秀松等被诬陷人员的抗争 |
| 四、共产国际、联共(布)中央与中共代表团的联合调查 |
| 第五章 俞秀松在新疆开展统战工作的实践及思想 |
| 第一节 受共产国际派遣远赴新疆的原因 |
| 一、在东方建立反帝统一战线 |
| 二、红军长征胜利后亟需打通“红色通道” |
| 三、俞秀松的个人因素 |
| 第二节 在新疆开展统战工作的实践 |
| 一、被共产国际和苏联内务部派往新疆 |
| 二、改组新疆民众反帝联合会 |
| 三、规范新疆民众反帝联合会组织体系 |
| 第三节 在新疆开展统战工作的思想 |
| 一、明确开展统战工作的主要任务是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 |
| 二、明确开展统战工作的依靠力量是干部和人民群众 |
| 三、明确开展统战工作的前提和基础是解决民族问题 |
| 四、明确开展统战工作的核心内容是“民族平等” |
| 五、尊重各民族文化、宗教与习俗 |
| 第六章 俞秀松死亡原因分析 |
| 第一节 遭苏联最高军事法庭判处死刑的中共早期创始人 |
| 第二节 “六人集团”案是导致俞秀松死亡的直接原因 |
| 第三节 苏联肃反扩大化及王明、康生等人的诬陷是根源 |
| 第四节 苏联克格勃特工曾秀夫起了直接推动作用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附录一：《青年团筹集基金启示》 |
| 附录二：《高尚德致张太雷、俞秀松的信》 |
| 附录三：《阮啸仙致俞秀松的信》 |
| 附录四：《为供给支部局与那利曼诺夫通知谈话的材料》 |
| 附录五：《中国妇女运动的前途》 |
| 附录六：《俞秀松执教的新疆省县长训练班同学录(第一期)》 |
（3）民国时期新疆省地方军制研究（1912-1949）（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意义 |
| 二、基本史料与研究概况 |
| 三、研究思路与主要内容 |
| 四、研究方法、重点难点与创新之处 |
| 第一章 民国新疆的军事组织编制 |
| 第一节 清代新疆军制略述 |
| 一、清代新疆军府制略述 |
| 二、勇营制度的建立与裁撤 |
| 三、“清末新政”之军事改革 |
| 第二节 杨增新“弱兵思想”下的新疆军事组织编制 |
| 一、“弱兵”的军事建设原则概述 |
| 二、军队的组织编制 |
| 三、“弱兵”思想之利弊 |
| 第三节 从金树仁的“军事强化”到盛世才的“整军经武” |
| 一、从“弱兵思想”到“军事强化”转变的原因 |
| 二、金树仁统治时期的军事组织编制 |
| 三、盛世才的治军原则和特点 |
| 四、盛世才时期的军事组织编制 |
| 第四节 国民政府时期的新疆军事组织编制 |
| 一、盛世才的离职与国民政府掌管新疆 |
| 二、国民政府主政新疆时的军事领导体制 |
| 三、国民政府时期新疆军队编制 |
| 小结 |
| 第二章 民国新疆的兵役制度 |
| 第一节 关于民国新疆兵役制度性质的界定 |
| 一、何为兵役制度 |
| 二、兵役制度形式略述 |
| 三、民国新疆的兵役制度形式和性质 |
| 第二节 兵员的招募来源、服役形式及退伍管理 |
| 一、不同时期兵员招募原则和来源的变化 |
| 二、招募方式和服役状况 |
| 三、兵籍和复原退伍管理 |
| 第三节 新疆“回队”招募中的兵役权利和义务分析 |
| 一、“回队”成军之缘由 |
| 二、“回队”用命情形 |
| 三、“回队”折射的兵役权利与义务关系 |
| 小结 |
| 第三章 民国新疆的军事后勤与地方经济 |
| 第一节 军事后勤组织体制 |
| 一、军事后勤的重要作用 |
| 二、民国新疆的军事后勤组织体制 |
| 三、后勤组织管理方式 |
| 第二节 官兵薪饷制度 |
| 一、军官饷制 |
| 二、士兵薪饷制度 |
| 三、“恩饷”等其他饷项 |
| 四、军队“吃空饷”状况严重 |
| 第三节 军械的来源、数量种类与管理 |
| 一、民国新疆的军械装备情况 |
| 二、军械来源 |
| 三、民国新疆军工业的发展 |
| 第四节 军饷来源与地方经济 |
| 一、民国新疆的军费支出 |
| 二、军费的筹措 |
| 三、民国新疆的军费与地方经济 |
| 小结 |
| 第四章 民国新疆的军事训练与教育 |
| 第一节 军事训练与教育概述 |
| 一、军事训练与教育在军事体系中的作用 |
| 二、民国新疆军事教育与训练组织体制的变迁 |
| 三、从法德日—仿苏—效美:军事教育训练体系的外来特征 |
| 四、民国新疆军队教育训练体制发展的动因 |
| 第二节 民国新疆的军事训练 |
| 一、民国新疆军事训练的理念 |
| 二、民国新疆的军事训练的内容 |
| 三、军事训练的作用和效果 |
| 第三节 民国新疆的军事教育 |
| 一、民国新疆的军事教育途径 |
| 二、军事教育的内容 |
| 三、民国新疆军事教育兴办的意义及影响 |
| 小结 |
| 第五章 军制、多民族社会与边疆安全 |
| 第一节 国际国内环境的影响 |
| 一、沙俄衰落、苏俄建立契机成为杨增新弱兵可行性之一因素 |
| 二、苏联与日本的对抗竞争促成苏盛军事合作—盛世才的整军经武 |
| 三、内地军阀混战、政权更迭与金树仁的军事强化 |
| 四、英国、土耳其及双泛思想滥觞造成的军事压力 |
| 第二节 军制改革与多民族社会 |
| 一、民国时期新疆各民族人口与分布格局述略 |
| 二、民国新疆的民族关系与军制变迁 |
| 第三节 民国新疆军制变迁的特征与启示 |
| 一、民国新疆军制变迁的特征 |
| 二、民国新疆军制嬗变对当今的启示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科研成果 |
（4）近代乌鲁木齐城市发展与社会变迁研究（1884-1949年）（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附图 |
| 绪论 |
| 一、研究缘起与选题意义 |
| (一) 研究缘起 |
| (二) 选题意义 |
| 二、基本史料 |
| (一) 汉文文献 |
| (二) 外文文献 |
| 三、国内外相关研究述评 |
| (一) 国内研究现状 |
| (二) 国外研究现状 |
| 四、研究思路与方法 |
| (一) 研究思路 |
| (二) 研究方法 |
| 五、研究重、难点与创新之处 |
| (一) 研究的重、难点 |
| (二) 创新之处 |
| 上篇 空间演变篇 |
| 第一章 生态环境 |
| 第一节 自然条件 |
| 第二节 人文背景 |
| 第二章 从“双子城”到“一城多区”——传统城市空间结构的初步转型(1759-1933年) |
| 第一节 复式城市空间的建构(1759-1884年) |
| 一、迪化城的初建与扩建 |
| 二、巩宁城的修建 |
| 三、破坏与重建:战乱对城市的影响 |
| 四、城市各民族的形成与分布 |
| 第二节 “一城多区”:多重力量驱动下城市空间的区隔(1885-1933年) |
| 一、满汉二城的合并与城市空间的初步整合 |
| 二、贸易圈与领事馆:沙俄势力的渗透与与城市空间的异化 |
| 三、会馆与庙宇:城内汉族社会空间的塑造 |
| 四、清真寺与巴扎:城外少数民族商业空间的生成 |
| 五、城市民族结构与居住格局的演变 |
| 六、20世纪30年代中期以前城市面貌概况 |
|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市政建设与城市社会空间的重构(1934-1949年) |
| 第一节 市政规划的出炉与城市空间的延展 |
| 一、市政机构的完善与城市功能分区 |
| 二、城市空间的延伸和扩展 |
| 第二节 市政建设的展开与与城市空间结构的变迁 |
| 一、城墙的拆建 |
| 二、街道的改扩建 |
| 三、城市房屋的拆迁 |
| 四、城市新式公共空间的辟建 |
| 五、城市公用事业的开发与市民生活空间的演变 |
| 第三节 区隔下的混融:市政建设对城市民族居住格局的影响 |
| 一、城内汉族聚居区的散居化 |
| 二、南关穆斯林商业社区居住格局的重构 |
| 三、贸易圈的杂居化 |
| 本章小结 |
| 中篇 经济发展篇 |
| 第四章 晚清乌鲁木齐城市近代经济的萌芽(1884-1911年) |
| 第一节 新疆建省前乌鲁木齐经济的发展概况 |
| 一、传统农业的开发 |
| 二、传统手工业的兴起 |
| 三、传统商贸活动的活跃 |
| 第二节 城市近代经济萌芽的具体表现 |
| 一、清末新政与近代工业的发轫 |
| 二、“八大商帮”的形成与城市商业的复苏 |
| 三、开埠通商与对外贸易的畸形繁荣 |
|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杨增新、金树仁统治时期乌鲁木齐城市经济发展的滞缓 |
| 第一节 杨增新、金树仁时期新疆的内、外部形势概述 |
| 一、杨增新时期的政治危机及其应对 |
| 二、金树仁时期矛盾与危机的激化以及哈密事变的爆发 |
| 三、从“认庙不认神”到南京国民政府统合新疆努力的失败 |
| 四、新苏关系的确立与苏联对新疆的政治经济渗透 |
| 第二节 城市经济的缓慢发展期(1912-1928年) |
| 一、官办、商办工业的初步发展 |
| 二、各族商人群体的崛起与商业发展的新趋势 |
| 三、对外贸易的萎缩及重启 |
| 四、近代银行的初设与旧式票号、典当业的并存 |
| 第二节 城市经济的全面衰退期(1928-1933年) |
| 一、近代工业化进程的中断 |
| 二、商业贸易由盛及衰 |
| 本章小结 |
| 第六章 盛世才及国民党统治时期乌鲁木齐城市经济的曲折发展 |
| 第一节 盛世才、国民党时期新疆内、外部形势概述 |
| 一、从亲苏容共到反苏反共盛世才的政治投机之路 |
| 二、国民党势力入新与苏联支持下三区革命的爆发 |
| 三、新疆省联合政府从成立走向破裂 |
| 第二节 城市经济发展的“黄金期”(1934-1942年) |
| 一、两期“三年计划”中近代工业的迅速发展 |
| 二、商业贸易的空前繁荣 |
| 三、城市金融业的大力整顿 |
| 第二节 波折与动荡中前行的城市经济(1942-1949年) |
| 一、工业建设的失调 |
| 二、商业贸易一蹶不振 |
| 三、财政金融濒于崩溃 |
| 本章小结 |
| 下篇 社会变迁篇 |
| 第七章 城市人口和社会阶层的演变 |
| 第一节 人口的变迁 |
| 一、人口数量的变动 |
| 二、人口结构的变化 |
| 三、人口迁移及影响因素 |
| 第二节 社会阶层的变动 |
| 一、新式政府职员的形成 |
| 二、新兴产业工人的出现 |
| 三、民族资产阶级的诞生 |
| 四、新型知识分子的涌现 |
| 五、边缘阶层的膨胀 |
| 本章小结 |
| 第八章 城市日常生活的近代转型 |
| 第一节 碰撞与交汇:物质生活的变迁 |
| 一、服饰的民族性与时代性交织 |
| 二、饮食的多元荟萃 |
| 三、建筑风格的中西杂糅 |
| 四、交通工具的新旧并行 |
| 第二节 良莠混杂:精神生活的近代转型 |
| 一、习俗与礼仪的变革 |
| 二、娱乐方式的多样化 |
| 三、思想观念的变化 |
| 本章小结 |
| 第九章 城市文化教育与医疗卫生事业的发展 |
| 第一节 教育事业的发展历程 |
| 一、清末近代教育的起步 |
| 二、民国时期教育事业的曲折发展 |
| 第二节 近代图书报刊事业的转型 |
| 一、图书报刊业的初创阶段 |
| 二、图书报刊业发展的新阶段 |
| 第三节 医疗卫生事业的近代命运 |
| 本章小结 |
| 结语 近代乌鲁木齐城市发展与社会变迁的思考及启示 |
| 一、乌鲁木齐在新疆城市近代化进程中的典型性 |
| 二、近代乌鲁木齐城市发展与社会变迁的动因 |
| 三、近代乌鲁木齐城市发展与社会变迁的历史局限性 |
| 四、近代乌鲁木齐城市发展与社会变迁的现实启示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学位期间的研究成果 |
（5）朱德研究史（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英文摘要 |
| 绪论 |
| 一、研究对象和研究意义 |
| 二、学术史梳理及研究现状 |
| 三、研究思路、框架、方法及创新之处 |
| 第一章 萌芽时期(1920.8—1949.9) |
| 第一节 概述 |
| 第二节 报刊中关于朱德生平思想的报道 |
| 一、土地革命战争时期(1927.7—1937.7) |
| 二、抗日战争时期(1937.7—1945.8) |
| 三、解放战争时期(1945.8—1949.9) |
| 第三节 中外记者笔下的朱德 |
| 一、任天马《活跃的肤施》 |
| 二、埃德加·斯诺《西行漫记》 |
| 三、尼姆·威尔斯《续西行漫记》 |
| 四、哈里森·福尔曼《北行漫记》 |
| 第四节 早期的朱德传记 |
| 一、陈德真《朱德传》(第2版) |
| 二、张寒青《西战场的主将朱德》 |
| 三、绍源《朱德自传》和张尚志《朱德与红军》 |
| 第二章 初步发展和曲折停滞时期(1949.10—1978.12) |
| 第一节 概述 |
| 第二节 王安娜《中国——我的第二故乡》 |
| 第三节 《红旗飘飘》和《星火燎原》 |
| 第四节 艾格尼丝·史沫特莱《伟大的道路——朱德的生平和时代》 |
| 第三章 走向成熟和继续发展时期(1978.12-2016.12) |
| 第一节 概述 |
| 第二节 刘白羽《大海——记朱德同志》 |
| 第三节 朱敏《我的父亲朱德》 |
| 第四节 赵鲁杰《朱德兵法与韬略》 |
| 第五节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朱德年谱(1886—1976)》(新编本) |
| 第六节 金冲及主编《朱德传》 |
| 第七节 2006—2016年朱德研究的新进展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目录 |
（6）民国北京政府选官制度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及缘起 |
| 二、国内外研究现状 |
| 三、研究方法及创新点 |
| 第一章 清季选官制度的蜕变 |
| 第一节 清季仕进途径变异 |
| 一、保举过滥 |
| 二、捐纳破格 |
| 第二节 清季仕进机构变革 |
| 一、督抚用人权力日增 |
| 二、裁撤吏部 |
| 三、军官铨选机构变迁 |
| 第三节 清季入仕潜规则盛行 |
| 一、亲戚与乡谊 |
| 二、金钱与派系 |
| 三、拜门与拜把子 |
| 第二章 民国临时政府选官制度的厘定 |
| 第一节 政权更迭之际的用人乱象 |
| 一、孙中山关于用人体制的构想 |
| 二、南京临时政府用人概况 |
| 第二节 南京临时政府选官制度的草拟 |
| 一、官制官规的初步拟定 |
| 二、文官选用制度的酝酿 |
| 三、军官选用制度的设计 |
| 第三节 北京临时政府中央机构组建中的人事纠葛 |
| 一、未迁之际 |
| 二、组建过程 |
| 三、尘埃落定 |
| 第三章 民国北京政府地方行政长官的任用 |
| 第一节 地方行政长官任用情况 |
| 一、省级长官任用情况 |
| 二、县级长官任用情况 |
| 第二节 集权与党争：省级长官任用 |
| 一、都督公举问题的凸显 |
| 二、省制、省官制案的提出 |
| 第三节 亦新亦旧：县知事试验 |
| 一、试验办法的提出 |
| 二、第一届县知事试验的施行 |
| 三、法案的调整与修正 |
| 第四章 民国北京政府文官选用制度的革新与固旧 |
| 第一节 文官考选制度的制定 |
| 一、文官考选法令的酝酿 |
| 二、文官考选法令的制定 |
| 三、相关配套制度的陆续出台 |
| 第二节 文官考选制度的实施 |
| 一、第一届文官考试 |
| 二、相关法案的修订 |
| 三、第二届文官考试 |
| 第三节 甄用与保荐 |
| 一、甄用法令的制定与推行 |
| 二、保荐的渐趋泛滥 |
| 第五章 民国北京政府军官选用制度的发展与承继 |
| 第一节 军官任用制度的厘定 |
| 一、划一军制及军官补官 |
| 二、各项军官补官章程的颁布 |
| 三、特别规定及修订 |
| 第二节 军事用人权的争夺 |
| 一、设立陆海军大元帅统率办事处 |
| 二、中央军事机构权限划分 |
| 三、中央与地方军事权力博弈 |
| 第三节 喜新不厌旧：军事学堂与行伍之争 |
| 一、军校毕业生任用情况 |
| 二、北洋系统军官选任情况 |
| 三、地方军阀军官选任情况 |
| 结论 |
| 一、民国北京政府选官制度受制于特定的历史语境 |
| 二、客观评价民国北京政府选官制度的利弊得失 |
| 三、对民国北京政府选官制度的批判与扬弃 |
| 参考文献 |
| 个人简历、在学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与研究成果 |
| 致谢 |
（8）民国前期浙江省议会立法研究（1911-1926）（论文提纲范文）
| 论文摘要 |
| Abstract |
| 导言 |
| 一、研究源起 |
| 二、研究范围 |
| 三、研究综述 |
| 四、研究方法 |
| 第一章 民国前期浙江地方和议会立法之源 |
| 第一节 古代浙江地方立法 |
| 一、古代浙江地方立法的沿革 |
| 二、古代浙江地方立法的形式 |
| 三、古代浙江地方立法的内容 |
| 四、浙江古代立法的载体 |
| 第二节 清代的《治浙成规》 |
| 一、《治浙成规》的内容 |
| 二、《治浙成规》与中央立法的关系 |
| 三、《治浙成规》的特色 |
| 第三节 清末浙江谘议局的立法 |
| 一、浙江咨议局的筹办和会议经过 |
| 二、浙江咨议局的立法活动 |
| 三、浙江咨议局立法的执行 |
| 第二章 民国前期浙江省议会立法的背景 |
| 第一节 政治背景 |
| 一、浙江军政府早期 |
| 二、浙人治浙时期 |
| 三、北洋系军阀统治时期 |
| 第二节 经济背景 |
| 一、浙江工商业的发展 |
| 二、浙江的财政困境 |
| 第三节 社会背景 |
| 一、社会团体的发展 |
| 二、新思想的传播 |
| 第三章 民国前期浙江省议会立法与中央立法的权限划分 |
| 第一节 民国前期中央与地方的立法关系 |
| 一、民国前期有关国家结构形式的争论 |
| 二、民国前期宪法对中央和地方立法权限的划分 |
| 三、民国前期临时参议院和国会的立法 |
| 第二节 民国前期浙江省议会的立法权限 |
| 一、临时省议会时期的议会立法权限 |
| 二、正式省议会时期的议会立法权限 |
| 第四章 民国前期浙江省议会的立法程序 |
| 第一节 立法提案 |
| 一、立法提案总览 |
| 二、省行政长官的提案 |
| 三、议员提案 |
| 第二节 议案的审议过程 |
| 一、初读会 |
| 二、审查委员会审查 |
| 三、二读会和三读会 |
| 四、议案的表决和公布 |
| 第三节 议会立法程序中的其他问题 |
| 一、议员对议案的讨论 |
| 二、议案的通过率 |
| 三、议案的修改 |
| 四、社团和公众的立法参与 |
| 第五章 民国前期浙江省议会立法的内容（上） |
| 第一节 地方议会组织法 |
| 一、临时省议会时期 |
| 二、正式省议会时期 |
| 第二节 地方行政机关组织法 |
| 一、有关都督的组织立法 |
| 二、地方行政机关的组织立法 |
| 三、行政官员官制立法 |
| 第三节 地方司法制度 |
| 一、地方司法制度的立法 |
| 二、地方警察制度的立法 |
| 第四节 税收金融立法 |
| 一、税收立法 |
| 二、金融立法 |
| 第六章 民国前期浙江省议会立法的内容（下） |
| 第一节 教育立法 |
| 一、综合性立法 |
| 二、初等教育立法 |
| 三、中等学校立法 |
| 四、高等教育立法 |
| 五、留学生和社会教育立法 |
| 第二节 扶持实业和农林渔业立法 |
| 一、扶持实业立法 |
| 二、农林渔业立法 |
| 第三节 交通和水利建设立法 |
| 一、交通建设立法 |
| 二、水利建设立法 |
| 第四节 其他立法 |
| 一、禁烟立法 |
| 二、社会秩序管理立法 |
| 三、社会福利立法 |
| 四、地方自治类立法 |
| 五、祀祠类立法 |
| 第七章 民国前期浙江省议会立法的实施 |
| 第一节 民国前期浙江省议会立法的实施过程 |
| 一、实施立法的程序 |
| 二、配套立法实施的省级行政规则 |
| 三、立法实施过程中的阻力 |
| 第二节 民国前期浙江省议会立法的实施情况 |
| 一、地方政治立法的实施情况 |
| 二、金融税收立法的实施情况 |
| 三、实业、交通立法的实施情况 |
| 四、教育和禁烟立法的实施情况 |
| 第三节 影响民国前期浙江省议会立法效果的因素 |
| 一、官员素质因素 |
| 二、立法与行政的关系因素 |
| 三、中央立法因素 |
| 四、财政因素 |
| 五、实施对象因素 |
| 六、立法质量因素 |
| 第八章 民国前期浙江议会立法的特色和变迁 |
| 第一节 民国前期浙江省议会立法的特色 |
| 一、体现受近代化浪潮影响较早较深的特色 |
| 二、体现经世致用的传统文化特色 |
| 三、体现政局稳定的特点 |
| 四、体现发达丝织业的产业特色 |
| 第二节 民国前期浙江省议会立法在南京国民政府时期的变迁 |
| 一、南京国民政府时期浙江省的立法机构 |
| 二、南京国民政府时期浙江省议会立法内容的变迁 |
| 结语 |
| 附录 |
| 附录一：《治浙成规》八卷目录 |
| 附录二：浙江省议会法律议决案 |
| 附录三：浙江省议会开会时间年表 |
| 附录四：浙江省议会历届议员名单 |
| 附录五：民国前期浙江省军政民政职官年表 |
| 参考文献 |
| 在读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与研究成果 |
| 后记 |
（9）“蒙古青年”与内蒙古自治运动（论文提纲范文）
| 一、从八旗到蒙旗——“蒙古青年”的形塑 |
| 其一,在外读书的蒙旗学子中,尤以归化城土默特、察哈尔、卓索图盟、昭乌达盟、哲里木盟的蒙古人居多14,这与内蒙古各地的汉化程度有关。 |
| 其二,外出读书的蒙古学子中平民子弟占相当大比例。 |
| 二、出路何在——“蒙古青年”的就业困境 |
| 其一,“蒙古青年”往往被视为替代蒙古“封建势力”的新力量。 |
| 其二,即便可以在蒙旗获得一官半职,情况也未见理想。 |
| 其三,晚清以来,蒙旗权力有所衰落,难以为“蒙古青年”提供适当的位置。 |
| 其四,成为蒙旗各类学校的教员,是“蒙古青年”的出路之一。 |
| 三、另辟他途——“内蒙古自治运动”中的“蒙古青年” |
| 结语 |
（10）抗战前国民政府空军建设研究（1931-1937）（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缘起 |
| 二、选题意义 |
| 三、研究现状 |
| 四、研究方法与特色 |
| 五、研究重点、难点、创新与不足 |
| 第一章 国民政府空军建设背景 |
| 第一节 国民政府空军的创建与初步发展 |
| 一、国民政府空军的建立 |
| 二、国民政府空军建设初露端倪 |
| 三、“九一八”事变前国民政府空军建设之成就 |
| 第二节 20世纪30年代后欧美空军的发展 |
| 一、一战后欧美列强日益向空军倾斜的国防体系 |
| 二、20世纪30年代后欧美列强积极扩建空军 |
| 三、欧美空军发展对中国空军建设的影响 |
| 第三节 “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军事航空的强化及其空军势力的扩充 |
| 一、日本的航空事业 |
| 二、空军战备训练 |
| 三、空军教育:飞行学校与空军人员之养成 |
| 四、空军实力扩充 |
| 五、日本空军对华侵略态势 |
| 第二章 国民政府空军建设的酝酿与决策 |
| 第一节 国内航空救国运动的兴起 |
| 一、“航空救国”意识的觉醒 |
| 二、各种航空救国组织的建立 |
| 三、举办“航空救国”宣传活动 |
| 四、捐款购机:民众对国民政府空军建设的响应 |
| 第二节 国民政府空军建设的思想基础 |
| 一、孙中山与蒋介石的空军建设思想 |
| 二、“七七”事变前时人对空军建设的认识 |
| 第三节 全国航空会议的召开 |
| 第四节 国民政府空军建设计划与防日计划 |
| 一、空军内部提出对空军的改革与建议 |
| 二、国民政府空军建设计划的出台与演变 |
| 三、国民政府空军对日作战计划 |
| 第三章 空军军备建设 |
| 第一节 航空工业的艰难起步 |
| 一、中国发展航空工业的条件分析 |
| 二、先天不足的早期中国航空工业 |
| 三、国民政府自主建厂与中外合资办厂 |
| 四、推进航空工程教育与研究发展 |
| 第二节 空军基础设施的投入与扩建 |
| 一、扩大与改造航空场站 |
| 二、增办其他空军设施 |
| 三、设置航空禁航区域 |
| 第三节 扩充空军部队 |
| 一、整合地方空军 |
| 二、增编作战飞机 |
| 三、抗战爆发时空军部队实力及部署情况 |
| 第四节 空军建设的当务之急:防空建设 |
| 一、防空的紧迫性与防空问题的严重性 |
| 二、组建防空部队,发展“积极防空” |
| 三、实施防空演习 |
| 四、举办防空展览活动—以1935年武汉防空展览为例 |
| 第四章 空军教育与人才建设 |
| 第一节 国民政府对空军人才的培养要求 |
| 一、空军学员的准入资格 |
| 二、对空军人员的精神要求与指导思想 |
| 三、对空军人员的技术训练培养要求 |
| 第二节 空军人才的摇篮—中央航空学校 |
| 一、航校的成立 |
| 二、严格学员选拔与考核机制 |
| 三、重视学员的培养 |
| 四、航校的精神教育 |
| 五、航校的人才培养成本与薪阶制度 |
| 第三节 防空学校人才培养概况 |
| 一、防空训练与培训 |
| 二、主要负责人及师资力量 |
| 三、学员的选拔、管理与出路 |
| 第四节 向海外派遣留学生 |
| 一、“九一八”事变前国民政府对空军留学生的规范化管理及派遣尝试 |
| 二、派遣赴意大利留学的学生学习概况 |
| 三、派遣留学生赴其他国家学习概况 |
| 第五章 国民政府空军建设的评价与检讨 |
| 第一节 国民政府空军建设对抗战的贡献 |
| 一、中国空军歼灭了日本空军的有生力量,并从战略上牵制了日军 |
| 二、铸就“笕桥精神”,鼓舞抗战士气 |
| 三、为抗战后期争取美国对华空军援助打开窗口 |
| 第二节 国民政府空军建设的问题检讨 |
| 一、缺乏正确的空军战略战术 |
| 二、空军基础建设极其薄弱 |
| 三、飞行员缺乏训练导致事故 |
| 四、空军军制不良,航委会人事混乱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后记 |
四、新疆陆军军官学校附设学生队漫记（论文参考文献）
- [1]龙云主政时期（1929-1945年）云南中等师范教育研究[D]. 刘志稳. 云南师范大学, 2020(08)
- [2]俞秀松革命生涯和思想研究[D]. 陈斌. 华东师范大学, 2019(09)
- [3]民国时期新疆省地方军制研究（1912-1949）[D]. 初阔林. 陕西师范大学, 2018(11)
- [4]近代乌鲁木齐城市发展与社会变迁研究（1884-1949年）[D]. 牛燕军. 陕西师范大学, 2017(05)
- [5]朱德研究史[D]. 邹琪. 扬州大学, 2018(12)
- [6]民国北京政府选官制度研究[D]. 朱晓东. 郑州大学, 2016(08)
- [7]北方之鹰——记苏联援华志愿航空队[J]. 高金业. 时代文学, 2016(02)
- [8]民国前期浙江省议会立法研究（1911-1926）[D]. 陈婴虹. 华东政法大学, 2015(04)
- [9]“蒙古青年”与内蒙古自治运动[J]. 田宓. 近代史研究, 2014(05)
- [10]抗战前国民政府空军建设研究（1931-1937）[D]. 刘俊平. 南京大学, 2014(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