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高等教育发展阶段论”不适合中国国情（论文文献综述）
陈伟[1]（2022）在《高等教育发展的中国智慧：历史生成与本体界定》文中研究说明一直处于危机和变革中的西方无力提供高等教育发展的中国方案,中国的历史积累和现实发展足以孕育高等教育发展的中国智慧。所谓高等教育发展的中国智慧,指的是中国高等教育改革发展的诸种思想和理念、模式和道路、战略和战术、对策和措施等理智成果的系统耦合、聚类集成、整体升华。积淀高等教育发展的中国智慧,有助于科学、合理地解决高等教育发展的中国问题;研究高等教育发展的中国智慧,有助于调整和优化中国高等教育研究和实践的视角、范式及目标,有助于走出西方中心主义的阴霾笼罩,增强高等教育研究的理论自信。
王舒琳[2]（2021）在《郭沫若“中国社会应与他国无异”探析》文中研究指明先秦社会形态问题是郭沫若古史研究的核心内容。强调中国社会的一般性则是他划分先秦社会形态的重要依据。自从在《中国古代社会研究》中宣称"中国与西方社会没有什么不同",他便将其贯穿于古史分期研究之中,虽然具体观点多次变更,但这一原则却从未改变。究其原因,这与郭沫若的中西文化观、接受马克思主义的途径、对马克思主义宗旨的理解等密切相关。鉴于此,他按照"五种生产方式理论"划分先秦社会形态,甚至认为"中国社会是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最好标本",成为强调人类历史发展一般性的典型代表。郭沫若坚守"中国社会应与他国无异"曾在20世纪30年代前半期焕发旺盛的学术能量,但不顾中国社会可能具有的特殊性,使其古史研究有时出现"牵强附会"的问题,受到了多位学人的攻击和诟病。是故,围绕这一原则展开探讨有助于深化对郭沫若先秦社会形态研究的认识。
高雅楠[3]（2021）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人权思想研究》文中认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人权思想的形成有着深刻的时代背景、丰富的理论来源和艰辛的形成过程。2012年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中华民族正在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和力量向“强起来”的伟大飞跃进军。同时,全球进入了大调整、大发展、大变革的时代,世界日益成为一个联系紧密的共同体,实现全面而充分的人权成为全人类的共同理想。在这一时代背景下,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人权思想逐步形成。以“立君为民”“君权民授”“民贵君轻”和“限君为民”等思想为基本内容的中国古代民本思想,“西学东渐”时期引进的先后受“天赋人权”论、新自由主义影响的西方人权思想,以人权的历史观、阶级观、辩证观和相对观为基本架构的马克思主义人权思想,以及马克思主义人权理论中国化过程中形成的不同历史时期的人权思想,是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人权思想的理论来源。以此为基础,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人权思想在经历了1949年至1977年权利理论的兴起与遮蔽、1978年至1990年人权思想的萌芽与反思、1991年至2001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人权思想的旗帜重树以及2002年至2011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人权思想的重大发展阶段后,开始进入2012年至2017年的正式形成阶段。2017年党的十九大的胜利召开,标志着该思想的正式形成,并由此进入了深化发展时期。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人权思想的基本内容包括五个方面:一是“以人民为中心”的人权主体思想。在这一思想指导下,必须坚持为了人民、依靠人民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人权,而且人权发展成果由全体人民共享。二是“以辩证统一为原则”的人权逻辑思想。在这一思想指导下,应当实现人权与主权、权利与义务、普遍性与特殊性以及集体人权与个人人权的辩证统一。三是“以全面发展为内容”的人权客体思想。在这一思想指导下,应当把生存权和发展权作为首要人权来看待,同时应当坚持公民和政治权利、经济权利、社会权利、文化权利、生态权利等各项权利全面协调发展。四是“以法治保障为核心”的人权保障思想。这一思想的形成以法治与人权的关系发展为主线,要求充分重视法治对人权的保障价值,并通过立法“定”人权、执法“保”人权、司法“救”人权以及守法“护”人权来充分实现人权的法治保障。五是“以人类命运共同体为依托”的人权全球治理思想。自2012年党的十八大报告首次提出“倡导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以来,习近平多次在国际场合阐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和内涵,并使该思想逐步走向成熟,有力促进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人权思想的发展。在这一思想指导下,必须坚持“人类命运共同体”是经济共同体、政治共同体、安全共同体、文明共同体、生态共同体的有机统一。西方主要人权思想经过了自然主义人权思想、功利主义人权思想、新自由主义人权思想、能力正义人权思想的发展历程,形成了多种思想并存的局面,每一种思想都具有一定历史进步性和现实局限性。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人权思想与西方人权思想之间在价值取向、权利侧重以及现实导向等方面存在重要差异。首先,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人权思想以和谐为价值导向,要求在民族国家的整体文明进程中谈论个人价值与个人人权,而西方人权思想始终以个人主义为价值导向。其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人权思想侧重积极权利,即既重视公民、政治权利,又重视经济、社会、文化和其他各项权利;西方人权思想侧重消极权利,即强调公民、政治权利,忽视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最后,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人权思想既承认人权的普遍性,又重视人权的特殊性,倡导人权模式的多元化;西方人权思想混淆人权的普遍性和“普世价值”,倡导人权模式的唯一化。与西方人权思想相比,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人权思想在理论、道路、制度以及文化等方面都有明显优势。为使这些优势能够得到充分发挥,应当夯实人权思想对外表达的理论和现实基础,克服人权思想对外表达的现实困境,同时确立新时代中国人权话语体系的战略意义,并通过讲好中国故事和传好中国声音两种路径来促进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人权思想的优势转变为话语优势。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人权思想应依靠法治、政策和教育三种路径进行贯彻。新时代法治保障人权经历了人权立法期、人权司法期和人权法治期三个发展时期。新时代法治保障人权具有主体的普遍性、范围的广泛性、人权享有的公平性、体系的开放性、视野的国际性等突出特点,其基本面向是坚持党对人权法治保障工作的全面领导和以新发展理念引领新时代人权法治建设。新时代政策保障人权的主要形式不仅表现为制定和发布国家人权行动计划,还表现为发布指导意见、规定、办法和通知,同时表现为开展专项行动。新时代政策保障人权具有针对性强、及时高效、灵活易调等优势,但也存在保障主体难以平等、保障水平难以均衡、各项政策难以协调以及难以保持保障的稳定性等局限。基于此,新时代政策保障人权的发展,不但要求加强联结整合,提高人权保护的有效性,而且需要重视学习研究,增强政策制定的合理性,同时需要扩大社会参与,提升政策实施的影响力,还需要加强监督评估,确保政策评价的科学性。新时代加强人权宣传教育,是增强青年学生“四个自信”、澄清西方国家恶意诋毁和中国承担国际人权保障义务的需要,应当从教育载体、教育对象和教育内容三方面进行体系架构。新时代中国人权教育经历了萌芽、起步和初步发展三个阶段,且目前在学校教育、社会教育、公职教育等方面均面临诸多困境,应当通过在国家层面加大人权教育保障力度、在学校层面推进人权教育专业化发展以及在社会层面实现人权教育全民普及等路径进行优化。
朱金明[4]（2020）在《我国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质量保障体系研究》文中指出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具有职业需求导向的鲜明特征、高层次应用研究型人才的目标定位、产学研协同培养的教育过程和多样化的社会需求期待,规定了其质量保障体系建设的重要性和复杂性。当前,全球范围内正在兴起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我国经济正在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以新技术、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为特征的新经济蓬勃兴起,迫切需要以高质量的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支撑引领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质量是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的生命线。随着培养规模的不断扩大,我国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职业适应性不强、解决问题能力不够、社会认可度不高等问题也逐渐暴露出来。究其原因,根本在于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快速发展的同时,质量内外部保障机制尚不健全,还未形成一套完善的适切中国情景的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质量保障体系。本文综合运用文献研究、政策分析、历史研究、调查分析、比较研究等多种研究方法,综合应用利益相关者理论、社会治理系统论等,试图构建各利益相关者互相协调、互相关联、责权对等的质量保障体系。一是基于质量观的视角,系统梳理了我国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质量保障制度的变迁,分析了参与主体、理念内容、机制模式的变化原因。二是基于大数据调查分析,从专业学位研究生和用人单位的视角,识别了影响我国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质量的关键因素,数据挖掘发现主要存在专业学位教育单位内部质量保障不力与规模发展、政府引导的宏观监管、评价机制不健全与规模发展、社会多方参与薄弱与规模发展等三大主要矛盾。三是系统比较研究了以美国为代表的市场主导型、以德国为代表的政府主导型、以英国为代表的政府和社会共同参与型专业学位质量保障体系。四是基于现代治理理论,构建了资格准入和监督评估协同、专业学位评估与培养单位整体审计协同、政府外部宏观指导与培养单位内部自我评估协同、社会监督与行政性评估协同的“四协同”专业学位质量保障机制。五是对优化构建适切中国情境的高质量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质量保障体系提出了若干政策建议。
鄂义强[5]（2020）在《中国大学生就业中政府责任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自中国普通高等学校实施扩招政策以来,中国高等教育由培育“精英”逐渐走向大众化,大学毕业生人数从扩招后第一届（2003年）的212万人次上升到2019年的834万人次,在就业市场化的今天,大学生就业难成为社会的热点问题之一。党的十九大报告明确提出:“就业是最大的民生,要坚持就业优先战略和积极就业政策,实现更高质量和更充分就业。”随着大学生就业问题日益凸显,中国政府对大学生就业的重视程度不断加大,已将大学生就业问题上升到一个保障和改善民生的高度加以重视,同时国家层面不断出台系列的就业政策引导和促进大学生就业。在此背景下,大学生就业中政府责任的问题研究显得十分迫切和必要。本文选择了中国大学生就业中政府责任进行研究,也就是把大学生就业与政府责任这两个带有根本性的问题结合起来进行研究,将大学生就业置于整体政府责任的建构逻辑中去考察,从而有助于厘清政府在大学生就业中要承担的有关责任,在此基础上展开问题研究,就可以明晰大学生就业中政府责任构建的重点。厘清中国大学生就业中的政府责任,是开展大学生就业中政府责任研究的逻辑起点。通过对大学生就业与政府责任之间关系的省思,依据责任政府理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民本观、市场失灵理论、新公共服务理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理论,依据现实中政府维护公民基本生存和发展权的政府基本职责,实现社会公平正义的社会主义国家政府职责,阐释政府对大学生就业履行责任的必要性,厘定中国大学生就业中政府责任为政府调控责任、政府服务责任、政府监督责任。一般而言,研究社会现象和相关问题,都不能割裂历史的纵向联系,对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政府在不同就业制度时期促进大学生就业的政府责任履行状况进行考察,也就是于历史演进中去考察大学生就业政府责任的履行,阐释大学生就业中政府履行责任的合理性及存在的问题,凸显20世纪末大学生自主择业时期政府责任履行上存在的问题,确保当代大学生就业政府责任研究的历史承续性,为进行深层次的问题研究打下基础。呈现当代中国大学生就业中政府调控责任、政府服务责任、政府监督责任履行的总体现状,在此基础上开展中国大学生就业中政府责任的问题研究。为提高研究的可信度与客观性,以网络问卷调查和个案访谈进行实证研究。编制《毕业年级大学生就业中政府责任履行情况调查问卷》,调查对象涵盖全国52所高校、20 197名大学毕业生,通过社会学统计软件SPSS对问卷数据进行分析,主要采用频率分析法和交叉分析法,分别得出频率分析结果和交叉分析结果。同时对部分用人单位负责人和政府官员进行个案访谈。在实证研究的基础上,进行大学生就业中政府调控责任、政府服务责任、政府监督责任三个向度的问题研究。大学生就业中政府调控责任履行上的问题为:就业政策对大学生个人需求关注不够,就业政策的规划性与协同性亟待提升。大学生就业中政府服务责任履行上的问题为:高校以就业服务促进大学生就业主体意识不强,公共就业服务机构促进大学生就业作用不明显。大学生就业中政府监督责任履行上的问题为:回应大学生就业状况的高等教育质量有效监督不足,大学生平等就业法治环境建设滞后,大学生就业政策监督机制不健全。深入研究英国、美国、日本、瑞典等发达国家,俄罗斯等经济转型国家大学生就业中政府责任履行状况,从中得到有益启示。在此基础上,立足中国国情,提出中国大学生就业中政府责任履行的重要性与特殊性,以及中国大学生就业政府责任构建必须坚持的中国道路。最后在现实的逻辑上回应理论逻辑中所厘定的大学生就业中的政府责任。探索立足中国国情的大学生就业政府责任履行的建构性策略:在政府调控责任上的策略建议为,树立以人为本的就业政策理念,提升就业政策的规划性与协同性;在政府服务责任上的策略建议为,强化高校就业服务促进大学生就业的主体意识,增强公共就业服务的大学生就业服务供给能力;在政府监督责任上的策略建议为,以政府监督优化高校人才培养机制,以法律制度保障大学生平等就业,以主体问责制提升就业政策执行实效性。从而在现实的逻辑上,形成中国大学生就业中的政府责任促进机制,力求逐步破解中国的大学生就业问题。
杨万寿[6]（2019）在《施韦卡特“经济民主”市场社会主义理论研究》文中指出市场社会主义是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流派中重要的社会主义思潮。当代西方市场社会主义理论的主要代表人物戴维·施韦卡特在对资本主义进行批判以及总结反思苏东社会主义实践失败的经验基础上,提出了“经济民主”市场社会主义理论。施韦卡特的“经济民主”市场社会主义理论有三个主要特征,即生产性企业由其工人民主管理、日常经济是一种市场经济和新的投资由社会所调控。施韦卡特在探索研究资本主义替代方案的过程中,创造性地将生产资料的公有制与市场经济相结合,以实现社会主义目标的理论探索,引起了国内外学术界的广泛关注。本文在研究相关理论着作的基础上,对戴维·施韦卡特的“经济民主”市场社会主义理论进行了系统的梳理,不仅剖析了施韦卡特“经济民主”市场社会主义理论的合理性与非合理性,还将施韦卡特“经济民主”市场社会主义与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进行了比较分析。第一章:绪论。这一部分不仅介绍了本文的研究背景以及研究意义;还展开了施韦卡特“经济民主”市场社会主义理论的国内外研究综述。第二章:施韦卡特“经济民主”市场社会主义理论形成。内容包括施韦卡特“经济民主”市场社会主义理论形成的时代背景以及理论渊源。在论述施韦卡特“经济民主”市场社会主义的理论渊源时可以看出,该理论受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的批判及西方资源配置理论的影响。本章指出,施韦卡特在研究马克思的经典着作的基础上吸收了马克思对资本主义批判的合理性内涵,即“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的批判表现为对民主的批判”;“马克思批判的只是资本市场和劳动力市场”。第三章:施韦卡特“经济民主”市场社会主义核心思想。内容包括“经济民主”市场社会主义的主要内容;“经济民主”市场社会主义的主要特征以及“经济民主”市场社会主义的实现途径。第四章:施韦卡特“经济民主”市场社会主义理论辨析。内容包括“经济民主”市场社会主义的合理性和非合理性。“经济民主”市场社会主义的合理性表现在:市场作为资源配置手段与社会主义相结合;用车间民主代替资本主义的劳动工资制度;用投资的民主管理代替资本主义的资本市场。“经济民主”市场社会主义的非合理性表现在:市场结构体系不完整;企业民主管理存在低效率;投资基金分配方式过于简单化;实现途径带有“乌托邦”色彩。第五章:施韦卡特“经济民主”市场社会主义的“中国比较”。在将施韦卡特“经济民主”市场社会主义与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进行比较分析的基础上,剖析了施韦卡特“经济民主”市场社会主义与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共性和区别,并且在此基础上论述了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对“经济民主”市场社会主义理论的超越。虽然二者都坚持社会主义的价值取向、主张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的“联姻”、主张对资本主义进行批判。但在制度环境、根本目标、理论实践等方面还存在区别。同时,本章还论述了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对“经济民主”市场社会主义理论的超越,包括:指导思想的超越、领导力量的超越、政府职能的超越。第六章:施韦卡特“经济民主”市场社会主义的“他山之石”。本文在研究施韦卡特“经济民主”市场社会主义理论的基础上提出其对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具有理论方面和实践方面的借鉴价值。在理论方面的借鉴价值包括:非比较性研究方法的应用和替代制度理论的启迪。在实践方面的借鉴价值包括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相结合的理论开拓、资本主义非可持续性批判的理论省示、“经济民主”理论的民主意义。施韦卡特认为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在为其“经济民主”市场社会主义理论提供现实依据的同时也可以作为其理论解释的对象。结论对施韦卡特“经济民主”市场社会主义理论进行了总结。虽然施韦卡特的“经济民主”市场社会主义模式有不合理性与不足,但是其模式创造性地将生产资料的公有制与市场经济相结合,为我们进一步丰富与完善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提供了良好的理论和实践上的借鉴意义。在当前深化体制改革的关键时刻,我们更应该取其精华去其糟粕,批判借鉴施韦卡特“经济民主”市场社会主义理论中的合理性内涵,并将其合理性内涵融入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的实践中,探索出符合我国国情和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经济发展理论。
邬昶俊[7]（2018）在《赵德馨经济史学研究述评》文中认为赵德馨教授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成长起来的第一代经济史学工作者。他在经济史学的多个研究领域取得了极高的建树。从1956年完成研究生班学习至今,赵德馨教授已出版7部专着,1部专题论文集,1部论文选,3部合着,2部资料汇编,主编书7种,发表论文224篇。1998年退休后,赵德馨教授依然专注于科研工作,至今已完成的或正在进行的国家课题有5个,省级项目5个,自定项目3个。其中,已完成的项目中,主编的着述4部,共计1516万多字。合着的着作1部,30万字。独撰的着作5项,共计284万多字。独编资料集1部,140万字。赵德馨教授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史学科的开创者与奠基人,是创建“中国经济发展学”的倡导者与先行者。被同行学者誉为“经济史学界一通才”。赵德馨教授在进行学术研究的同时,十分注重经济史学科的教学工作。他先后编写并出版了 5部经济史教材,并首次在国内高校开设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史和中国近现代经济史课程。赵德馨教授60多年如一日的砥砺治史,只为了完成自己在研究生毕业时定下的目标:回答经济史学是一门什么样的学问与中国经济是怎样发展过来的。从经济史学科建设的角度出发,以他公开发表的学术成果与进行的教学实践为研究对象,围绕他对“经济史学是一门什么样的学问,中国经济是怎样发展过来的”两个问题的解答,追寻他的学术研究路径和对构建经济史学科体系的构想,分别梳理他在经济史学科研究和经济史学科建设两方面所取得的成果。按照以上的思路,从结构安排上,共包括四个方面的内容:第一部分为导论,主要论述研究目的与意义。对目前学界关于赵德馨教授的治学特点、对他的研究成果的述评等内容进行学术回顾,并对研究思路、研究方法进行说明。第二部分为第一章,重点分析赵德馨教授对经济史学科结构的界定。以此作为全文的分析框架。第三部分为第二章、第三章和第四章,按照赵德馨教授对经济史学科结构的层次划分,分别梳理赵德馨教授对经济史学科各分支学科在研究和学科建设两方面取得的成果与进行的实践,进而突出他取得的学术成就。赵德馨教授对经济史实研究的贡献主要以专题研究的时间为序,分别探讨他在中国古代经济史实、中国近代经济史实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史实三个研究领域所取得的学术成就。在中国古代经济史实研究方面。首先,赵德馨教授全面描述了两汉商品经济的历史过程。其次,他从广泛的角度对楚国的货币进行了全面的揭示与研究,对中国古代货币史上诸多谜题,或进行了确切的解答;或提供了解答的思路;或汇集各家观点,提供了一个讨论的平台。在中国近代经济史实研究方面。赵德馨教授取得的学术成就主要有以下三个方面:第一,出版了两部史料汇编:《张之洞全集》和《太平天国财政经济资料汇编》。第二,以经济现代化为主线,对中国近代经济形态的演变过程进行分析,对中国近代经济发展的历史规律进行了总结。第三,研究了不同群体在中国经济现代发展的经济活动,突出“人”在历史中的作用。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史实研究方面。赵德馨教授取得的学术成就主要有两个方面。其一,先后主编了三部多本资料集:《新中国经济文献索引（1949——1984）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专题大事记》、《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专题资料长编》。其二,主持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史课题组,主编了一部多卷本全面反映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运行过程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史》。赵德馨教授的经济史实研究是为抽象经济史理论而服务。因此,他在经济史理论研究领域取得的学术贡献,又可以从他的中国古代经济史理论、中国近代经济史理论、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史理论和贯通中国古今经济史的理论四个方面来探讨。在中国古代经济史理论研究方面。赵德馨教授取得的学术成就主要是对中国古代社会形态的变化或中国古史分期问题,进行了新的理论解释,提出“五主经济形态论”。在中国近代经济史理论研究方面。赵德馨教授取得的学术成就主要有以下两点:第一,从经济现代化起步的角度出发,重新定义了中国近代经济史研究的时间区间。在时间上限上,定在鸦片战争结束后《中英南京条约》签订的1842年,将时间下限定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1949年。他进一步提出将中国近代经济史与中国现代经济史“合二为一”,突破1949年的界限,将自1842年以来以经济现代化为主线的经济史作为一个整体进行研究。第二,提出了“经济现代化两层次”学说,对经济现代化的内涵进行了清晰的界定。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史理论研究方面。赵德馨教授取得的学术成就主要有以下四点:其一,中国经济向现代化方向前进,具有内在的基础与动力,基本趋势是发展、进步、上升。现代化的实现,离不开市场化与工业化的共同发展。其二,最有利于中国经济向现代化发展的经济形态是新民主主义经济形态——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经济形态。其三,多元互补型经济适合中国的国情,有利于经济的发展。其四,“之”字形路径理论,从1949年到2000年,中国经济发展呈现一个明显的“之”字路。赵德馨教授至今的经济史学研究力求达到“通”,希望用中国的经济史理论解释中国的经济历史。具体来说,他在“求通”方面的贡献主要有以下五点:其一,对中国对外关系的演变与其对中国经济发展的影响过程进行了整体考察,并进行理论解释。其二,分析了中国历史上的经济增长方式,得出了“历史形成的情况不同,自然资源禀赋不同,社会经济制度不同,中国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必将走一条与别国不同的路”的理论观点。其三,提出“商兴国兴论”,通过考察中国历史上的商品交换及商业演变的历史趋势与中国历史上各时期经济水平的历史情况,对商业与国家经济水平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具体的理论解释。其四,研究了中国历史上的市场关系,分析了中国发展市场经济的历史基因,并以此判断中国今天的市场经济是经济运行4000多年的历史之必然。其五,研究了中国历史上城与市的关系,发现中国历史城与市的演变规律为,无城无市——有城无市——城中有市——城区即市区——市比城大,城在市中。并将中国历史上城与市演变的规律与中国市场关系演变的规律结合起来,进一步强调了市场经济是历史发展之必然,中国发展市场经济符合其历史规律。对于经济史学科的建设而言,赵德馨教授通过开设课程、编着教材、培养专业研究人员、召开学术会议等实践工作,为完整且独立的经济史学科的建设作出了突出的贡献。在经济史学科建设方面。赵德馨教授所作的贡献主要有以下三个方面的内容:第一,在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创建完整的经济史学科点。该学科点在专题研究的时间范围上囊括中国古代经济史、中国近代经济史与中国现代经济史等学科;在学科研究的层次上,既有与经济史实相关的成果积累,又有经济史理论的提出,还开展了经济史学科基础理论的研究。为经济史学科的发展提供了丰赡的档案资料、质量上乘的学术成果,培养了一批专业的经济史学工作者。第二,赵德馨教授推动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史学科的诞生。为此,他主编了一部多卷本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史学着作,最先在高等院校开设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史课程、编着课程教材并招收研究生,主持召开以推动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史学科发展为目的的学术会议,推动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史学科交流平台的创办。第三,赵德馨教授为了使经济史学科成为一门完整的独立学科。他以经济史学科为研究对象开展了一系列专题研究,先后对经济史学科的研究对象,经济史学研究的分期标准,经济史学科的历史与发展,经济史学科的功能,经济史学科的研究程序、规范与方法,经济史学科与其他学科的关系等问题进行研究,系统地回答了“什么是经济史学”和“怎样研究经济史学”的问题,并开创了经济史学概论这门新学科。第四部分是结语部分。对赵德馨教授在经济史学科建设方面所进行的学术研究与教学实践进行了总体式回顾,梳理了到目前为止他建设经济史学科的历史过程和取得的成就。总体而言,他对经济史学科的贡献可以概括为以下四点:第一,为经济史学科的研究提供了大量可资参考的研究成果;第二,为推动经济史学科的发展主编并出版了一系列资料集、工具书和教材;第三,培养了一批经济史学研究与教学工作者,为经济史学科的发展不断地注入“新鲜血液”;第四,推动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史学科的产生与发展,开创经济史学概论。
刘咏芳[8]（2018）在《新媒体环境下大学生社会责任教育研究》文中提出新媒体的兴起与蓬勃发展,是21世纪人类社会的一件盛事,极大地影响着人类生存图景,也深刻地改变人类社会的教育方式,刷新了思想政治教育的场域环境,并提供空前机遇和严峻挑战。社会责任教育作为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议题和内容要素,也明显受到新媒体的冲击,数字化生存中的“95后”大学生在道德与利益、自由与责任、权利与义务、认同与叛逆之间犹疑徘徊,举棋不定。新媒体环境下,如何对大学生进行有效的社会责任教育既是学界热议的理论议题,也是思想政治教育学科关切的现实问题。本文以马克思主义人学理论和责任观,以及列宁青年教育思想为理论基础,立足于思想政治教育环境论、载体论、过程论基本原理,借鉴传播媒介理论和认同理论,从价值认同生成的视角,运用文献分析法、扎根理论等研究方法,采用递进结构以“理论建构-应然性-实然性-矛盾分析-对策与路径”为框架线索,在社会责任教育实践的历史梳理基础上,分析社会责任教育内容划分的基本维度,提出新媒体环境下社会责任教育内容的建构依据,构建大学生社会责任内容体系、圈层结构及相互联系。通过调查研究并结合已有文献勾勒新媒体环境下社会责任教育现状,分析新媒体环境下大学生社会责任教育面临的挑战和机遇。基于双重认同模型,采用质性研究方法揭示新媒体对社会责任生成机制的影响,进而构建新媒体环境下社会责任生成和转化机制模型。提出新媒体环境下社会责任教育的路径选择方略。本文研究内容包括以下三方面:（1）拓展社会责任教育的研究视角,将新媒体环境引入社会责任教育研究,初步构建理论分析框架。本文从结构分析、动力分析两方面着手,在结构分析方面,将历史梳理和现实观照相结合,构建以“立德树人”为目标的新媒体社会责任教育内容体系。在动力分析方面,从内隐认同的形成过程着手,将新媒体作为社会责任生成的环境因素进行学理考察,探析新媒体对社会责任生成机制的影响,构建新媒体环境下社会责任生成与转化机制模型。在一定程度上丰富了研究视野,扩展了研究视角。新视角有助于增强以社会责任教育为重要议题的思想政治教育的时代性。（2）提出新媒体环境下大学生社会责任教育内容的圈层结构体系。首先从中外社会责任教育的发展历程展开研究,发现环境变迁和本国历史文化情境是影响社会责任内容变化的因素。对当代社会责任教育实践的回溯性考察发现,社会责任教育的具体内容由本国主导意识形态决定、传播方式随着媒介发展变化而变化、突出实践导向,将责任行动能力纳入教育范畴。在此基础上,分析社会责任教育内容划分的基本维度、缕析社会责任教育内容体系的建构依据,明确提出社会责任教育内容体系并框定教育内容的核心要素和圈层关系,即以政治责任教育为内环核心、以有机一体的社会责任教育为支撑圈层、通过外环责任行动能力教育与实践相交互。社会责任教育内容圈层体系的提出使得社会责任教育更加系统化、更具有整体性。（3）探索新媒体环境下“社会责任生成和转化机制模型”。在第五章中,基于双重认同模型,在探索外显认同向内显认同转化过程中,采用扎根理论质性研究方法揭示新媒体环境下内显认同的微观实现机制,即新媒体对社会责任生成机制的影响。研究发现:社会责任理论教育和社会思潮交叉影响大学生的价值取向,在大学生个体社会化意识的推动下,影响社会责任认知和社会责任情感的发展;在新媒体强化因素的作用下,社会责任认知和社会责任情感相互促进;通过新媒体情景触发机制,在驱动因素作用下生成社会责任行动;最终,评价反馈机制会进一步强化其价值取向、激发社会责任行为,形成新媒体环境下社会责任生成和转化机制模型。这一结论有助于加强社会责任教育的新媒体实践应用,为解决社会责任教育的有效性问题提出可操作、富有时代感和现实意义的路径选择。在系统性研究基础上,本文得出以下结论:首先,环境变迁和实践导向是建构当代社会责任教育内容体系的主要因素,并进一步明确社会责任教育内容划分的基本维度和建构依据,提出社会责任教育内容体系并框定教育内容的核心要素和圈层关系。第二,新媒体环境下大学生社会责任意识总体水平较高,但存在群内差异和知行不一的问题;新媒体在社会责任教育中的应用与时代要求还有差距,教育者应充分认识新媒体给社会责任教育带来的挑战和机遇。第三,完善了新媒体环境下社会责任生成和转化机制模型,揭示新媒体对社会责任生成机制的影响。最后,本文提出新媒体环境下社会责任教育的路径选择:以转变新媒体育人理念为前提,以改进社会责任教育基本思路为核心,以重组社会责任教育合力为保障,切实提高新媒体环境下社会责任教育的实效性。
马培培[9]（2017）在《高等教育规模扩张进程中精英教育发展研究》文中提出位于高等教育金字塔顶端的精英教育,对于培养社会精英具有极其重大的意义。然而,现代高等教育历史进程中的规模大扩张对精英教育造成了前所未有的危机,主要表现为在扩张之前的精英高等教育阶段,高等教育全部的教育目的就是让学生成为承载高深知识和养成健全心智的精英,而当扩张之后尤其进入大众高等教育阶段以后,精英教育萎缩成高等教育系统中一个极小的部分,而不再是全部。随之,平等主义的冲击对大学精英主义价值观造成威胁;与此同时,规模的急剧扩张瓦解了传统的精英教育质量观。总之,规模扩张进程中的精英教育面临被抛弃和被放逐的命运。为了在平等和优秀之间、规模与质量之间实现两全,精英教育与大众教育的妥协成为一种权衡之策,虽然表面上看解决了眼前的问题,但实质上并非如此,新的问题由此产生。通过对现状的考察可以看到,在高等教育大众化的先发国家中,出现了精英教育发展的多样化趋势,表现在精英教育培养类型的多样化、教育目的的多样化与实践形态的多样化三个方面。多样化的发展趋势作为一种与规模扩张相伴相生的必然现象,也作为精英内涵多样化的自然延伸,为缓解精英教育的危机,更好地发展精英教育指明了航向。但是,从更加深远和广阔的视角进行反思,可以发现多样化并不是精英教育发展最为理想的归宿,规模扩张进程中的精英教育应该遵循三个主要的发展理念。首先应在多样化的趋势下重新关照自身发展的整体性;其次,大众高等教育系统中的大众教育与精英教育应从妥协性的共存关系向共生关系发展;最后,精英教育的发展应遵循变革与传统相统一的观念。基于对先发型大众化国家规模扩张进程中精英教育发展的问题、现状及出路的分析,反思我国的精英教育发展现状与问题,应着重在以下几方面考虑我国精英教育发展的出路:一是强化精英教育的意识、纠正对精英教育理解的误区;二是通过适度规划和自由竞争促进系统分层和功能分化;三是促进精英教育实践形态的多样化;四是加强实践形态之间的关联度,发挥精英教育系统的整体性功能;五是在关于培养什么样的精英方面应具有基本共识。
张淑珍[10]（2016）在《从学习苏联模式到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中国共产党对社会主义道路的探索》文中指出关于落后国家在革命胜利后走什么样的社会主义道路,马克思、恩格斯没有进行过系统的研究,需要社会主义国家在实践中继续探索。苏联模式是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探索出来的社会主义模式。它一度成为各社会主义国家包括中国效仿的榜样。中国共产党对苏联模式的认识对中国的社会主义道路产生了深远影响。中国共产党对社会主义道路的探索经历了一个从“走俄国人的路”到“走中国自己的路”的曲折过程。结合中国共产党对苏联模式认识的变化,从整体上对中国社会主义道路的曲折发展过程、经验教训,特别是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创新进行深入系统的研究,具有重要意义。本文从中国共产党对苏联模式的认识的变化的角度,研究从新中国成立到党的十四大期间中国共产党对社会主义道路的探索,探究中国社会主义道路发展的规律性。从整体上看,本文的研究内容主要包括相互联系的四大部分。第一,新民主主义时期中国共产党对苏联社会主义的认识、学习苏联模式的原因和学习苏联模式向社会主义过渡。这是中国共产党探索适合中国的社会主义道路的缘起。本部分包括第一章和第二章的内容。第二,改革开放前,中国共产党在苏联模式的框架下对社会主义道路的探索。本部分包括第三章和第四章。第三,改革开放后,中国共产党突破苏联模式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第五章论述了这一问题。第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对苏联模式的突破以及意义。这是本文的落脚点。第六章论述了这一问题。现将本文的主要内容摘要如下。第一章,新民主主义时期中国共产党对苏联社会主义的认识。由于本文的研究主题涉及中国共产党对苏联模式的认识及其对中国社会主义道路的影响,本章首先阐释了苏联模式的内涵和特征,然后阐述了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对苏联经验的认识,最后论述了中国共产党向苏联学习的原因。所谓苏联模式是指斯大林领导苏联人民所建立的社会主义模式,它包括社会主义建设的理论和实践。它内在地包含了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和具体体制模式两个层面的内容,它是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在特定历史时期的苏联的实践形式。从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层面看,苏联模式基本上坚持了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和发展目标。从社会主义建设的具体制度、体制模式层面看,不同国家社会主义建设的具体道路必然受国情的制约,苏联模式也是如此。从整体上看,苏联模式主要包括经济、政治、文化三方面的特征。客观地说,由于是在落后国家建设社会主义,苏联模式难以充分体现出马克思主义创始人所设想的社会主义优越性。它必然会在具体体制上存在需要及时改革弊端。从整体上看,新民主主义时期中国共产党对苏联经验的认识包括对俄国无产阶级政党革命经验的认识和对苏联社会主义建设经验的认识两个方面。中国共产党对苏联经验认识的变化深刻地影响了中国革命道路和社会主义道路。中国革命道路和社会主义道路都经过了一个从走“俄国人的路”到走“自己的路”的探索过程。中国共产党在新民主主义时期对苏联经验的认识及对中国革命道路的探索解决了如何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和苏联经验与中国的实际相结合的方法论问题。这为后来的社会主义道路的探索打下了坚实的方法论基础。中国共产党选择向苏联学习既有主观原因又有客观原因。苏联模式的独特的历史地位和历史作用是中国共产党学习苏联经验的客观原因。苏联经验具有首创性、不可替代性和榜样性。向苏联学习的主观原因有两点。一是中共和苏共在政治信仰上相同。二是中国共产党在外交方针上选择了向社会主义阵营“一边倒。”“一边倒”外交方针的确立使中国共产党在复杂的国际局势中最终选择了苏联模式作为未来中国社会主义建设效仿的对象。尽管革命胜利后,中国共产党并不打算马上建立社会主义制度,但在筹建新中国的过程中已经开始考察和研究苏联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第二章,学习苏联模式向社会主义社会过渡。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试图在新民主主义阶段实现了工业化之后,再向社会主义社会过渡。中国共产党在进行新民主主义建设的同时,在政治体制、工业化和高等教育三个方面向苏联学习。新民主主义建设既取得了巨大成就,也遇到了之前没有预料到的新问题。一是土地改革后贫富分化的出现使农村各阶层对互助组的态度产生了分歧。二是落后的农村个体经济难以满足工业化和城市化对粮食和农产品原材料的需求。三是资本主义工商业中的违法行为严重影响了经济的健康发展。对三个难题的解决关系到新民主主义社会是否还要按照原来的设想继续发展下去。中国共产党在借鉴苏联经验探索解决上述难题的过程中,决定提前向社会主义社会过渡。提前结束新民主主义阶段的原因非常复杂。第一,党的领导人对新民主主义社会的性质和矛盾的认识是提前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根本原因。中国共产党认为新民主主义社会是过渡性的社会形态,只要条件具备,就可以向社会主义社会过渡。中国共产党认为,向社会主义社会过渡的条件包括工业化程度这一客观条件和全国人民是否准备好这一主观条件。七届二中全会之后,毛泽东更重视主观条件。1952年毛泽东把工人阶级与民族资产阶级的矛盾确定为当时国内的主要矛盾。为了解决这一矛盾,中国必然会提前向社会主义社会过渡。第二,中国共产党在借鉴苏联经验解决新民主主义建设遇到的新问题时,在事实上逐渐走上了向社会主义社会过渡的道路。第三,苏联模式的影响是中国共产党提前向社会主义过渡的重要原因。由于新中国成立伊始就开始大规模向苏联学习国家建设的经验,中国还没向社会主义社会过渡时就已经在若干方面接受了苏联的建设方法。当新民主主义建设遇到难题时,毛泽东等领导人自然想到了向苏联经验中寻求答案。苏联模式的理论和实践推动了过渡时期总路线的形成和向社会主义过渡决策的出台。过渡时期总路线实施后,中国共产党开始全面学习苏联模式。社会主义改造完成后,中国正式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中国共产党学习苏联模式的积极成效是,完成了具有历史意义的社会制度变革。但这一时期对苏联模式的学习也存在两大问题,对中国的社会主义道路产生了不良影响。第一,在学习方式上存在忽视两国国情的差异而照抄照搬的现象。第二,对苏联模式认识的历史局限性使中国共产党缺乏探索自己的社会主义道路的自觉性。这种局限性主要表现为两点。一是对苏联模式的认识不准确,没有把苏联模式分为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和建设社会主义的具体体制模式两个层次来认识。这使得中国共产党在很长的历史时期内把坚持社会主义制度等同于坚持斯大林创造的社会主义建设的体制模式。由此导致了1958年之后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曲折。二是没有认识到苏联模式的两大缺陷。苏联模式存在两大缺陷:没有充分继承列宁晚年关于落后国家社会主义建设的思想;没有继承恩格斯晚年关于社会主义改革的思想。由于客观条件的限制,中国共产党当时难以客观地认识苏联模式,这是很难克服的历史局限性。苏联模式形成于苏联特殊的国情和特定的历史条件下,不具有普遍规律性。因此,苏联社会模式并不完全适合当时的中国。第三章,以苏为鉴对社会主义道路的初步探索。苏共二十大前后,赫鲁晓夫尝试对斯大林时期的理论和政策进行改革,其中苏共二十大对中国共产党影响最大。苏共二十大是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历史转折点。苏共二十大促使中国共产党重新认识苏联模式、反思学习苏联模式过程中存在的问题。中国共产党初步认识到了苏联模式的弊端,也认识到照抄照搬的做法不利于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苏共二十大之后中国共产党尝试以苏为鉴探索自己的社会主义道路。党的八大前后,中国共产党的探索取得了丰硕的成果。第一,党的八大之前,毛泽东提出了社会主义建设应处理好十个方面的关系的思想。第二,党的八大制定了正确的经济建设方针和更好地推进工业化的政策。第三,党的八大对国内的主要矛盾做出了正确的判断,并做出了实现党和国家的工作重点转移的决策。第四,党的八大对执政党的建设和社会主义文化建设进行了有益探索。第五,党的八大以及会议结束后,对社会主义社会的改革进行了初步探索。第六,毛泽东提出了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思想。中国社会主义道路探索的成就具有重要意义。第一,为改革开放战略决策的确立做了思想准备。第二,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形成奠定了基础。这一时期探索的成就在“文化大革命”结束后成为促成改革开放战略决策的确立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形成的重要因素。不仅如此,中国共产党在八大前后的探索对当代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仍有重要的启发意义。中国共产党对社会主义道路的探索也存在明显的历史局限性。第一,对社会主义经济建设道路的探索存在局限性。这主要表现为经济体制改革的尝试没有突破计划经济体制的框架,没有认识到市场机制的重要性。第二,对斯大林和苏联经验的认识存在局限性。这主要包括两点:对苏联模式弊端的认识不全面、不深刻;没有认识到苏联模式的重大缺陷。第三,对我国国内主要矛盾的认识尚不成熟。第四,对我国阶级关系的认识存在局限性。一方面,党的领导人对社会主义改造完成后民族资产阶级是否仍然存在这一问题认识不清。另一方面,对知识分子的阶级属性认识不清。这影响了阶级关系的处理,使党内长期存在的“左”倾思想再次抬头。第五,党的领导人没有真正认识到个人崇拜的巨大危害和在中国反对个人崇拜的重要性。中国社会主义道路探索的局限性为后来党内“左”倾错误的发展埋下了隐患。由于把苏联模式作为社会主义建设的普遍规律,中国共产党无意使中国走上根本不同于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道路。这意味着这一时期中国共产党的探索只能是对苏联模式的继承和发展,而不可能是对苏联模式的突破。第四章,中国社会主义道路探索的严重曲折。苏共二十大之后,中共和苏共之间在社会主义建设的理论和实践问题上产生了分歧。两党之间的分歧在实践中逐步发展成为公开论战。中苏论战中关于社会主义道路的内容主要包括两大方面:关于社会主义建设问题;关于对斯大林的评价问题。中苏论战的实质是,社会主义建设的发展阶段不同导致了的两国共产党对苏联模式的认识的分歧。中苏分歧产生时,苏联模式的弊端在苏联已经充分体现出来,而在中国却尚未完全暴露。苏共和中共必然会产生对社会主义建设的不同认识。赫鲁晓夫要对斯大林关于社会主义建设的理论与实践进行一定程度的改革。中国共产党对改革的紧迫性认识不够,主张在坚持苏联模式的前提下探索自己的社会主义道路。因此,中国共产党把赫鲁晓夫的改革尝试当作修正主义来批判。两国共产党关于社会主义道路的不同观点说明,两党在对“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一根本问题的理解上产生了巨大分歧。中国共产党认为只有在苏联模式的框架下进行的探索才是社会主义性质的,对苏联模式的任何改革,都是修正主义性质的。中苏两国执政党之间的分歧和论战使“左”的思想路线逐步主导了中国的社会主义道路。毛泽东等领导人修改了党的八大关于国内主要矛盾的论断,放弃了党的八大制定的经济建设方针,脱离生产力的实际发展水平在生产关系上盲目求纯,把党内关于社会主义建设的分歧视为阶级斗争。随着“左”倾错误的发展,中国社会主义道路逐步陷入了“反修防修”的误区。“反修防修”本质上是对苏联模式的固守。这使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遭受了重大挫折。苏共二十大之后,中国社会主义道路本来有了良好的开端,但后来却偏离了正确的方向。这其中的深层次原因是中国共产党对苏联模式的认识的历史局限性和对“什么是社会主义和如何建设社会主义”问题理解的偏差。第五章,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开辟。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的探索为后来者留下了极其宝贵的经验教训。从“文化大革命”结束到1978年中央工作会议期间,是实现社会主义道路探索方向历史转折的准备时期。中国共产党决定结束毛泽东晚年的错误路线,探索一条新的社会主义道路。思想解放运动、平凡冤假错案工作和对资本主义国家发展成就的考察为这一历史转折的完成奠定了理论基础和实践基础。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中国共产党在新的历史条件下重新反思苏联模式,继续探索社会主义道路。中国共产党在探索社会主义道路的过程中不断深化对苏联模式的认识,对苏联模式认识的科学化反过来又推动了对社会主义道路的探索。在这一过程中,中国共产党终于克服了其自身对苏联模式认识的历史局限性。苏联模式不再被视为不可违背的普遍规律,而是被视为需要改革的社会主义模式。中国共产党开始突破苏联模式的窠臼探索社会主义道路。这一时期,中国共产党逐步做出了一系列正确的决策:恢复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确立了改革开放的战略决策;做出了中国的社会主义将长期处于初级阶段的科学论断。在改革开放的过程中,邓小平提出了探索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的历史任务。中国共产党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政治、文化、生态文明建设道路进行了有益探索。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探索的成就是:提出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战略;确立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目标;确立了共同富裕的发展目标;把对外开放确立为中国的基本国策;形成了宽领域、多层次的对外开放格局。社会主义政治建设探索的成就是:确立了四项基本原则;在体制上有效防止了个人专断和干部领导职务终身制;恢复和发展了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人民政协制度和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理清了政治体制改革和经济体制改革的关系;明确了政治体制改革的原则、目的、目标、内容等重要问题。社会主义文化建设探索的成就是:借鉴经济体制改革的经验进行文化体制改革;明确了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地位、指导方针、根本任务、内容和指导思想等问题。此外,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正式起步。探索的结果是,中国共产党成功地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到党的十四大,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在很大程度上突破了苏联模式。第六章,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对苏联模式的突破及意义。本章主要研究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形成的意义和对苏联模式的突破以及中国社会主义道路探索的经验教训。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诸多方面有自己的创造,在经济、政治、文化建设上已经对苏联模式有所突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开辟对中国的发展、对落后国家的社会主义建设、对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对人类文明的发展都具有重要意义。中国社会主义道路的曲折发展过程给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留了下极其宝贵的经验教训。社会主义道路具有多样性。各国必须根据国情选择适合本国的社会主义道路,必须根据时代主题的变化发展社会主义道路,必须正确认识和处理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种社会制度国家的关系,必须在改革中不断发展和完善社会主义道路。发展中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还面临许多难题,我们应在总结经验教训的基础上继续探索。该文试图揭示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遭到挫折和后来取得巨大成就的深层次原因。本文认为改革开放前中国社会主义道路的探索遇到挫折的深层次原因不是方法论问题。中国共产党在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指导探索中国革命道路的过程中已经解决了方法论问题,那就是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在学习苏联模式走上社会主义道路和进行现代化建设的历史过程中,中国共产党一直坚持了这一方法论。但是为什么中国共产党在若干方面没能避免斯大林走过的弯路?为什么中国的社会主义道路一度遭到了严重挫折?除了苏联模式的独特历史地位和中国共产党没有实践经验的原因外,其根本原因是中国共产党对苏联模式的认识存在其自身难以超越的历史局限性。之所以在历史局限性,是因为当时中国共产党的社会主义观仍然停留在马克思恩格斯的理论和斯大林的社会主义建设理论的水平上。从中国社会主义道路探索的历程看,中国共产党对苏联模式认识到什么程度,社会主义道路就发展到什么程度。中国共产党在实践中终于克服了对苏联模式认识历史局限性后,才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
二、“高等教育发展阶段论”不适合中国国情（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高等教育发展阶段论”不适合中国国情（论文提纲范文）
（1）高等教育发展的中国智慧：历史生成与本体界定（论文提纲范文）
| 一、中国高等教育发展智慧的历史生成 |
| (一)危机和变革中的西方无力提供中国方案 |
| (二)中国的历史积累与现实发展足以孕育中国智慧 |
| 二、中国高等教育发展智慧的本体内涵 |
| 三、中国高等教育发展智慧的时代价值 |
（2）郭沫若“中国社会应与他国无异”探析（论文提纲范文）
| 一、思想分析 |
| 二、具体体现 |
| 三、学术反响 |
| 四、时代价值 |
（3）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人权思想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1.1 选题缘由和选题意义 |
| 1.1.1 选题缘由 |
| 1.1.2 选题意义 |
| 1.2 国内外研究综述 |
| 1.2.1 国内研究综述 |
| 1.2.2 国外研究综述 |
| 1.3 研究内容、方法和创新点 |
| 1.3.1 研究内容 |
| 1.3.2 研究方法 |
| 1.3.3 创新之处 |
| 第二章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人权思想的历史形成 |
| 2.1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人权思想的形成背景 |
| 2.2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人权思想的理论来源 |
| 2.2.1 中国古代民本思想 |
| 2.2.2 “西学东渐”与人权思想的引进 |
| 2.2.3 马克思主义人权思想 |
| 2.2.4 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人权理论 |
| 2.3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人权思想的形成过程 |
| 2.3.1 权利理论的兴起与遮蔽(1949-1977 年) |
| 2.3.2 人权思想的解放与反思(1978-1990 年) |
| 2.3.3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人权思想的旗帜重树(1991-2001 年) |
| 2.3.4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人权思想的重大发展(2002-2011 年) |
| 2.3.5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人权思想的正式形成(2012-2017 年) |
| 2.3.6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人权思想的深化发展(2018-现在) |
| 第三章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人权思想的基本内容 |
| 3.1 “以人民为中心”的人权主体思想 |
| 3.1.1 根本目的:发展为了人民 |
| 3.1.2 动力来源:发展依靠人民 |
| 3.1.3 根本价值:发展成果由全体人民共享 |
| 3.2 “以辩证统一为原则”的人权逻辑思想 |
| 3.2.1 人权与主权的辩证统一 |
| 3.2.2 权利与义务的辩证统一 |
| 3.2.3 普遍性与特殊性的辩证统一 |
| 3.2.4 集体人权与个人人权的辩证统一 |
| 3.3 “以全面发展为内容”的人权客体思想 |
| 3.3.1 生存权和发展权是首要人权 |
| 3.3.2 坚持各项权利全面协调发展 |
| 3.4 “以法治保障为核心”的人权保障思想 |
| 3.4.1 依靠法治保障人权的价值基础 |
| 3.4.2 依靠法治保障人权的历史考察 |
| 3.4.3 依靠法治保障人权的主要内容 |
| 3.5 “以人类命运共同体为依托”的人权全球治理思想 |
| 3.5.1 “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的历史考察 |
| 3.5.2 “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的基本内涵 |
| 第四章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人权思想的比较优势 |
| 4.1 西方主要人权思想的流变 |
| 4.1.1 自然主义人权思想 |
| 4.1.2 功利主义人权思想 |
| 4.1.3 新自由主义人权思想 |
| 4.1.4 能力正义人权思想 |
| 4.2 中西人权思想的主要差异 |
| 4.2.1 价值取向不同 |
| 4.2.2 权利侧重不同 |
| 4.2.3 现实导向不同 |
| 4.3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人权思想的优势体现 |
| 4.3.1 理论优势 |
| 4.3.2 道路优势 |
| 4.3.3 制度优势 |
| 4.3.4 文化优势 |
| 4.4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人权思想的优势表达 |
| 4.4.1 新时代中国人权思想对外表达的国际背景 |
| 4.4.2 新时代中国人权思想对外表达的现实基础 |
| 4.4.3 建构新时代中国人权话语体系的战略意义 |
| 4.4.4 人权思想优势转变为话语优势的中国进路 |
| 第五章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人权思想的贯彻路径 |
| 5.1 依靠法治贯彻 |
| 5.1.1 新时代法治保障人权的历史考察 |
| 5.1.2 新时代法治保障人权的突出特点 |
| 5.1.3 新时代法治保障人权的基本面向 |
| 5.2 依靠政策贯彻 |
| 5.2.1 新时代政策保障人权的主要形式 |
| 5.2.2 新时代政策保障人权的客观评价 |
| 5.2.3 新时代政策保障人权的基本面向 |
| 5.3 依靠教育贯彻 |
| 5.3.1 新时代人权宣传教育的重大意义 |
| 5.3.2 新时代中国人权教育的体系架构 |
| 5.3.3 新时代中国人权教育的发展历程 |
| 5.3.4 新时代中国人权教育的现实困境 |
| 5.3.5 新时代中国人权教育的优化路径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学位期间取得的成果 |
（4）我国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质量保障体系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第一节 研究背景与意义 |
| 一、问题的提出 |
| 二、研究的意义 |
| 第二节 概念界定 |
| 一、专业学位 |
| 二、研究生教育 |
| 三、研究生教育质量 |
| 四、教育质量保障体系 |
| 第三节 文献综述 |
| 一、高等教育质量保障体系研究回溯 |
| 二、研究生教育质量保障体系研究回溯 |
| 三、高等教育治理机制研究回溯 |
| 四、已有文献研究评述 |
| 第四节 研究方法与路线 |
| 一、研究方法 |
| 二、技术路线 |
| 三、内容框架 |
| 四、主要创新点 |
| 第二章 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质量保障体系的理论探讨 |
| 第一节 利益相关者理论:质量保障主体探析 |
| 一、利益相关者理论主要内容和基本观点 |
| 二、主体构成:基于利益相关者理论的分析 |
| 第二节 三角关系理论:质量保障主体责权分析 |
| 一、三角关系理论的主要内容和基本观点 |
| 二、主体关系:基于三角关系理论的分析 |
| 第三节 现代社会治理理论:协同的质量保障体系构建 |
| 一、现代社会治理理论的主要内容和基本观点 |
| 二、体系构建:基于现代社会治理理论的探讨 |
| 第三章 我国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及其质量管理的历史沿革 |
| 第一节 我国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发展背景 |
| 第二节 我国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历史脉络 |
| 一、我国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试点孕育期 |
| 二、我国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初步建设期 |
| 三、我国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快速发展期 |
| 第三节 我国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发展现状 |
| 一、规模现状:着眼从数量提升到质量提升转变 |
| 二、分布现状:呈现从普遍院校到一流高校集聚 |
| 三、质量现状:专业学位定位与特征尚缺乏共识 |
| 第四节 影响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发展的质量观 |
| 一、阶段论质量观 |
| 二、需要论质量观 |
| 三、适应论质量观 |
| 四、目标论质量观 |
| 五、全面的质量观 |
| 第五节 我国研究生教育质量保障体系建设中的制度变迁 |
| 一、我国研究生教育质量保障制度发展历程 |
| 二、我国研究生教育质量保障制度演进分析 |
| 第四章 我国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质量保障体系实践研究 |
| 第一节 我国研究生教育质量保障体系实践分析 |
| 一、学位授权点合格评估 |
| 二、专业学位水平评估 |
| 三、专业学位质量认证 |
| 第二节 我国专业学位质量保障体系的绩效评价研究 |
| 第五章 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质量保障体系国际比较研究 |
| 第一节 美国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质量保障体系 |
| 一、美国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发展状况 |
| 二、美国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质量保障体系 |
| 三、美国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质量保障体系主要特征 |
| 第二节 德国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质量保障体系 |
| 一、德国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发展状况 |
| 二、德国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质量保障体系 |
| 三、德国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质量保障体系主要特征 |
| 第三节 英国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质量保障体系 |
| 一、英国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发展状况 |
| 二、英国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质量保障体系 |
| 三、英国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质量保障体系主要特征 |
| 第四节 国外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质量保障体系比较研究 |
| 一、国外专业学位教育质量保障体系对比分析 |
| 二、国外专业学位教育质量保障体系比较启示 |
| 第六章 我国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质量保障体系优化研究 |
| 第一节 我国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质量保障体系再设计 |
| 一、质量保障体系再设计基本原则 |
| 二、质量保障体系再设计路径方法 |
| 第二节 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多主体评价协同机制 |
| 一、专业学位教育评价主体责权关系 |
| 二、基于责权关系的协同评价机制 |
| 第三节 中国专业学位研究生质量保障体系重构策略 |
| 一、构建使命导向的专业学位教育质量认证体系 |
| 二、构建与教育认证相协同的专业学位合格评估体系 |
| 三、构建与质量监测相协同的专业学位水平评估体系 |
| 第七章 结论与展望 |
| 一、主要研究结论 |
| 二、不足与展望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发表论文和参加科研情况说明 |
| 致谢 |
（5）中国大学生就业中政府责任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英文摘要 |
| 引言 |
| 一、研究背景 |
| 二、研究目的与研究意义 |
| (一)研究目的 |
| (二)研究意义 |
| 三、国内外研究现状述评 |
| (一)国外研究现状述评 |
| (二)国内研究现状述评 |
| 四、研究思路与研究内容 |
| (一)研究思路 |
| (二)研究内容 |
| 五、研究方法 |
| (一)文献分析法 |
| (二)实证研究法 |
| (三)比较研究法 |
| 六、研究的创新与不足 |
| (一)创新之处 |
| (二)不足之处 |
| 第一章 大学生就业与政府责任关系的理论概述 |
| 一、大学生就业与政府责任的概念界定 |
| (一)大学生就业的概念界定 |
| (二)政府责任的概念界定 |
| 二、大学生就业中政府责任履行的理论基础 |
| (一)责任政府理论 |
| (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民本观 |
| (三)市场失灵理论 |
| (四)新公共服务理论 |
| (五)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理论 |
| 三、大学生就业中政府责任履行的现实依据 |
| (一)维护公民基本生存和发展权是政府的基本职责 |
| (二)实现社会公平正义是社会主义国家政府职责的内在要求 |
| 四、大学生就业中政府责任厘定 |
| (一)政府须对大学生就业履行调控责任 |
| (二)政府须对大学生就业履行服务责任 |
| (三)政府须对大学生就业履行监督责任 |
| 第二章 大学生就业中政府责任履行的实践历程 |
| 一、“统包统分”就业制度时期:政府包办、计划配置 |
| (一)“统包统分”就业制度下政府责任履行概况 |
| (二)历史合理性与问题分析 |
| 二、“供需见面”就业制度时期:计划配置为主、调节为辅 |
| (一)“供需见面”就业制度下政府责任履行概况 |
| (二)历史合理性与问题分析 |
| 三、“双向选择、自主择业”就业制度时期:市场配置与政府调控相结合 |
| (一)“双向选择、自主择业”就业制度下政府责任履行概况 |
| (二)历史合理性与问题分析 |
| 第三章 大学生就业中政府责任履行的现状与问题 |
| 一、大学生就业中政府责任履行的总体现状 |
| (一)政府调控责任履行现状 |
| (二)政府服务责任履行现状 |
| (三)政府监督责任履行现状 |
| 二、大学生就业中政府责任履行的实证研究 |
| (一)大学生就业中政府责任履行调查设计 |
| (二)大学生就业中政府责任履行调查概况 |
| (三)大学生就业中政府责任履行频率分析结果 |
| (四)大学生就业中政府责任履行交叉分析结果 |
| 三、大学生就业中政府责任履行存在的问题与成因 |
| (一)政府调控责任履行存在的问题与成因 |
| (二)政府服务责任履行存在的问题与成因 |
| (三)政府监督责任履行存在的问题与成因 |
| 第四章 国外大学生就业中政府责任履行状况与启示 |
| 一、发达国家大学生就业中政府责任履行状况与启示 |
| (一)发达国家大学生就业中政府责任履行状况 |
| (二)发达国家大学生就业中政府责任履行状况的启示 |
| 二、经济转型国家大学生就业中政府责任履行状况与启示 |
| (一)经济转型国家大学生就业中政府责任履行状况 |
| (二)经济转型国家大学生就业中政府责任履行状况的启示 |
| 第五章 大学生就业中政府责任履行的策略建议 |
| 一、大学生就业中政府调控责任履行策略建议 |
| (一)树立以人为本的就业政策理念 |
| (二)提升就业政策的规划性与协同性 |
| 二、大学生就业中政府服务责任履行策略建议 |
| (一)强化高校就业服务促进大学生就业的主体意识 |
| (二)增强公共就业服务的大学生就业服务供给能力 |
| 三、大学生就业中政府监督责任履行策略建议 |
| (一)以政府监督优化高校人才培养机制 |
| (二)以法律制度保障大学生平等就业 |
| (三)以主体问责制提升就业政策执行实效性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附录 A 毕业年级大学生就业中政府责任履行情况调查问卷 |
| 附录 B 用人单位对大学生人才要求访谈提纲 |
| 附录 C 大学生就业政府责任履行访谈提纲 |
| 后记 |
| 在学期间公开发表论文情况 |
（6）施韦卡特“经济民主”市场社会主义理论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选题背景与选题意义 |
| 1.1.1 选题背景 |
| 1.1.2 选题意义 |
| 1.2 国内外研究综述 |
| 1.2.1 国内研究综述 |
| 1.2.2 国外研究综述 |
| 1.3 研究思路与研究方法 |
| 1.3.1 研究思路 |
| 1.3.2 研究方法 |
| 1.4 创新之处与不足之处 |
| 1.4.1 创新之处 |
| 1.4.2 不足之处 |
| 第2章 施韦卡特“经济民主”市场社会主义理论形成 |
| 2.1 “经济民主”市场社会主义理论形成的时代背景 |
| 2.1.1 苏东社会主义遭受挫折 |
| 2.1.2 西方资本主义弊端显现 |
| 2.2 “经济民主”市场社会主义理论形成的理论渊源 |
| 2.2.1 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的批判 |
| 2.2.2 西方资源配置理论的影响 |
| 第3章 施韦卡特“经济民主”市场社会主义核心思想 |
| 3.1 “经济民主”市场社会主义的主要内容 |
| 3.1.1 用车间民主取代资本主义中劳动工资制度 |
| 3.1.2 在本质上与资本主义一样的商品和服务市场 |
| 3.1.3 对投资进行民主管理 |
| 3.2 “经济民主”市场社会主义的主要特征 |
| 3.2.1 生产性企业由其工人民主管理 |
| 3.2.2 日常经济是一种市场经济 |
| 3.2.3 新的投资由社会所调控 |
| 3.3 “经济民主”市场社会主义的实现途径 |
| 3.3.1 “经济民主”的扩展 |
| 3.3.2 资本主义向“经济民主”的转型过渡 |
| 3.3.3 资本主义和平过渡的条件 |
| 第4章 施韦卡特“经济民主”市场社会主义理论辨析 |
| 4.1 “经济民主”市场社会主义的合理性 |
| 4.1.1 市场作为资源配置手段与社会主义相结合 |
| 4.1.2 用车间民主代替资本主义的劳动工资制度 |
| 4.1.3 用投资的民主管理代替资本主义的资本市场 |
| 4.2 “经济民主”市场社会主义的非合理性 |
| 4.2.1 市场结构体系不完整 |
| 4.2.2 企业民主管理存在低效率 |
| 4.2.3 投资基金分配方式过于简单化 |
| 4.2.4 实现途径带有“乌托邦”色彩 |
| 第5章 施韦卡特“经济民主”市场社会主义的“中国比较” |
| 5.1 “经济民主”市场社会主义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共性 |
| 5.1.1 坚持社会主义的价值取向 |
| 5.1.2 主张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的“联姻” |
| 5.1.3 主张对资本主义进行批判 |
| 5.2 “经济民主”市场社会主义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区别 |
| 5.2.1 制度环境的区别 |
| 5.2.2 根本目标的区别 |
| 5.2.3 理论实践的区别 |
| 5.3 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对“经济民主”市场社会主义理论的超越 |
| 5.3.1 指导思想的超越 |
| 5.3.2 领导力量的超越 |
| 5.3.3 政府职能的超越 |
| 第6章 施韦卡特“经济民主”市场社会主义的“他山之石” |
| 6.1 在理论方面的借鉴价值 |
| 6.1.1 非比较性研究方法的应用 |
| 6.1.2 替代制度理论的启迪 |
| 6.2 在实践方面的借鉴价值 |
| 6.2.1 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相结合的理论开拓 |
| 6.2.2 资本主义非可持续性批判的理论省示 |
| 6.2.3 “经济民主”理论的民主意义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作者简介 |
| 在学期间所取得的科研成果 |
| 致谢 |
（7）赵德馨经济史学研究述评（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导论 |
| 一、选题的目的与意义 |
| 二、研究现状述评 |
| 三、基本思路与研究方法 |
| 四、创新与不足 |
| 第一章 赵德馨关于经济史学科结构的研究 |
| 第一节 赵德馨关于经济史学的解释 |
| 第二节 赵德馨关于经济史学的构成层次 |
| 第三节 赵德馨关于经济史学科理论与着作类型的划分 |
| 第二章 赵德馨经济史实研究述评 |
| 第一节 贯通古今,解答“中国经济是怎样演变过来的” |
| 第二节 赵德馨的中国古代经济史实研究 |
| 一、论证两汉的商品生产与商业发展以奴隶制为基础 |
| 二、两汉的社会性质:奴隶制 |
| 三、生产结构的变化:两汉商品货币关系由盛转衰的根源 |
| 四、揭示楚国货币的全貌 |
| 五、论证布币的实体是布匹 |
| 六、提出破解西汉“黄金热”退潮的新思路 |
| 第三节 赵德馨的中国近代经济史实研究 |
| 一、近代中西关系对中国近代经济发展的影响 |
| 二、太平天国的经济政策 |
| 三、不同群体开展的经济活动对中国经济现代化进程的影响 |
| 第四节 赵德馨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史实研究 |
| 一、主持编写《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专题大事记》 |
| 二、主持编写《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专题资料长编》 |
| 三、主编5卷本《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史》 |
|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赵德馨的经济史理论研究述评 |
| 第一节 赵德馨的中国古代经济史理论研究 |
| 第二节 赵德馨的中国近代经济史理论研究 |
| 一、第一次突破:打破1919年的界限 |
| 二、提出以经济现代化为主线研究中国近代经济史 |
| 三、第二次突破:提出经济现代化两层次学说,突破1949年的界限 |
| 第三节 赵德馨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史理论研究 |
| 第四节 若干贯通中国古今经济史的理论分析 |
| 一、中国对外关系的演变对经济发展的影响 |
| 二、中国历史上的经济增长方式 |
| 三、商兴国兴论 |
| 四、中国历史上市场关系发展的三阶段论 |
| 五、论中国历史上城与市的关系 |
|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赵德馨关于经济史学科建设的实践 |
| 第一节 构建经济史学科体系的实践 |
| 第二节 赵德馨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史学科创建的实践 |
| 第三节 创见:开创经济史学概论 |
| 一、赵德馨对经济史学概论的解释 |
| 二、经济史学概论的内涵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在读期间研究成果 |
| 附录 |
（8）新媒体环境下大学生社会责任教育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1 绪论 |
| 1.1 选题背景和研究意义 |
| 1.1.1 选题背景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研究现状 |
| 1.2.1 国外社会责任教育研究现状 |
| 1.2.2 我国社会责任教育研究现状 |
| 1.2.3 新媒体环境下大学生社会责任教育研究现状 |
| 1.2.4 当前研究述评 |
| 1.3 研究思路与方法 |
| 1.3.1 研究思路 |
| 1.3.2 研究方法 |
| 1.4 创新点 |
| 2 新媒体环境下大学生社会责任教育的学理探究 |
| 2.1 理论来源和借鉴 |
| 2.1.1 马克思主义相关理论 |
| 2.1.2 思想政治教育原理 |
| 2.1.3 媒介理论 |
| 2.1.4 认同理论 |
| 2.2 核心概念界定 |
| 2.2.1 新媒体和新媒体环境 |
| 2.2.2 责任、社会责任与社会责任教育 |
| 2.3 新媒体环境下大学生社会责任教育的理论建构 |
| 2.3.1 认同理论及其在思想政治教育中的应用 |
| 2.3.2 认同理论与社会责任教育的适洽性 |
| 2.3.3 虚拟认同与新媒体环境下社会责任的生成 |
| 2.3.4 基于虚拟认同的新媒体环境下大学生社会责任教育研究框架 |
| 3 新媒体环境下大学生社会责任教育的内容结构 |
| 3.1 社会责任教育内容的提出与形成 |
| 3.1.1 国外思想史关于社会责任教育基本内容的论述 |
| 3.1.2 社会责任教育具体内容在中国历史文化中的生成与流变 |
| 3.2 当代大学生社会责任教育实践 |
| 3.2.1 国外社会责任教育实践 |
| 3.2.2 新中国大学生社会责任教育的实践探索 |
| 3.3 社会责任教育内容划分的基本维度 |
| 3.3.1 从一般责任教育到特殊责任教育 |
| 3.3.2 从消极责任教育到积极责任教育 |
| 3.3.3 从个体责任教育到对他人的责任教育 |
| 3.4 新媒体环境下大学生社会责任教育内容的建构依据 |
| 3.4.1 新媒体环境下大学生社会责任教育内容的建构视角 |
| 3.4.2 新媒体环境下建构大学生社会责任教育内容的目标依据 |
| 3.4.3 新媒体环境下大学生社会责任教育内容建构的特性诉求 |
| 3.5 新媒体环境下大学生社会责任教育内容体系 |
| 3.5.1 大学生社会责任教育内容的核心要素 |
| 3.5.2 大学生社会责任教育内容核心要素的内在联系 |
| 3.5.3 大学生社会责任教育内容核心要素的圈层分布 |
| 4 新媒体环境下大学生社会责任教育的时代境遇 |
| 4.1 新媒体环境的时代内涵和发展趋势 |
| 4.1.1 新媒体环境的时代内涵 |
| 4.1.2 新媒体环境的发展趋势 |
| 4.2 新媒体环境下大学生社会责任教育现状 |
| 4.2.1 当代大学生社会责任状况评估 |
| 4.2.2 社会责任教育融合新媒体的总体状况 |
| 4.3 新媒体环境下大学生社会责任教育面临挑战 |
| 4.3.1 新媒体多元化境遇中大学生社会责任认知模糊 |
| 4.3.2 新媒体娱乐化境遇中大学生社会责任情感疏离 |
| 4.3.3 新媒体碎片化境遇中大学生社会责任生成阻滞 |
| 4.3.4 新媒体虚拟化境遇中大学生社会责任行动障碍 |
| 4.4 新媒体环境下大学生社会责任教育机遇 |
| 4.4.1 掌握新媒体作为教育文化环境的基本规律 |
| 4.4.2 运用新媒体作为教育技术手段的核心功能 |
| 5 新媒体对大学生社会责任生成机制的影响 |
| 5.1 基于双重认同模型的大学生社会责任生成机制 |
| 5.1.1 外显认同机制对社会责任生成的影响 |
| 5.1.2 内隐认同机制对社会责任生成的影响 |
| 5.1.3 外显认同与内隐认同机制的辩证关系 |
| 5.2 新媒体环境下大学生社会责任生成的作用 |
| 5.2.1 研究方法选择 |
| 5.2.2 新媒体环境下社会责任生成的动机 |
| 5.2.3 新媒体对社会责任认知的影响因素 |
| 5.2.4 新媒体对社会责任情感的影响因素 |
| 5.2.5 新媒体对社会责任实践的驱动要素 |
| 5.2.6 社会责任评价对社会责任生成的反馈作用 |
| 5.3 理论整合与解释 |
| 5.3.1 新媒体对社会责任生成机制的影响作用 |
| 5.3.2 新媒体环境下大学生社会责任行为生成的机制保证 |
| 6 新媒体环境下优化社会责任教育的路径选择 |
| 6.1 前提:转变社会责任教育育人理念 |
| 6.1.1 构建新媒体社会责任教育的伦理向度 |
| 6.1.2 丰富新媒体素养的时代内涵 |
| 6.1.3 尊重大学生主体意识 |
| 6.2 核心:改进社会责任教育思路 |
| 6.2.1 强化教育整合性应对新媒体碎片化情境 |
| 6.2.2 运用教育系统性推进大学生社会责任教育 |
| 6.2.3 采用新媒体“智慧教育”创新教育手段 |
| 6.3 保障:重组社会责任教育合力 |
| 6.3.1 推进媒介融合,打造全媒体传播平台 |
| 6.3.2 促进话语创新,把握教育话语权 |
| 6.3.3 增进“理实统一”,增强责任教育实效性 |
| 结论与展望 |
| 参考文献 |
| 发表论文和参加科研情况说明 |
| 附录1 关于质性访谈的相关情况说明 |
| 附录2 新媒体环境下大学生社会责任教育现状的调查记录表 |
| 致谢 |
（9）高等教育规模扩张进程中精英教育发展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论文选题的缘起与意义 |
| (一) 规模扩张进程中发展精英教育具有必要性 |
| (二) 高等教育规模扩张进程中精英教育遭遇发展危机 |
| (三) 大众化背景下我国精英教育发展面临困境 |
| 二、国内外研究现状及趋势 |
| (一) 精英教育内涵研究 |
| (二) 高等教育规模扩张进程中的精英教育发展现状研究 |
| (三) 高等教育规模扩张进程中精英教育的发展趋势研究 |
| 三、概念界定 |
| (一) 精英 |
| (二) 精英教育 |
| (三) 高等教育规模扩张 |
| 四、研究目标、研究内容及研究方法 |
| (一) 研究目标 |
| (二) 主要研究内容 |
| (三) 研究方法 |
| 五、论文研究思路 |
| 第一章 高等教育中精英教育的演变 |
| 第一节 古代高等教育中的精英教育 |
| 一、古代高等教育中精英教育的源起 |
| 二、古代高等教育中精英教育的变迁 |
| 三、古代高等教育中精英教育的特征 |
| 第二节 中世纪大学的兴起与近代精英教育的变迁 |
| 一、大学:与生俱来的精英教育机构 |
| 二、近代高等教育中精英教育的变迁 |
| 三、近代高等教育中精英教育的特征 |
| 第三节 现代高等教育中的精英教育 |
| 一、现代高等教育中精英教育的本质及其实践形态 |
| 二、美国、欧洲以及东亚现代高等教育中的精英教育 |
| 三、现代高等教育中的精英教育特征及其趋势 |
| 第二章 高等教育规模扩张与精英教育发展的危机 |
| 第一节 规模与质量的矛盾 |
| 一、规模扩张对精英教育质量观的冲击 |
| 二、规模扩张对传统精英教育形式的挑战 |
| 三、规模扩张使精英教育地位逐渐式微 |
| 第二节 平等与优秀的冲突 |
| 一、优秀的获得与平等的牺牲 |
| 二、平等的承诺与优秀的丧失 |
| 三、规模扩张进程中两种价值观冲突导致的精英教育危机 |
| 第三节 精英与大众的妥协 |
| 一、精英教育与大众教育的区隔 |
| 二、大众化进程中精英教育与大众教育的妥协 |
| 三、妥协与精英教育的危机 |
| 四、重塑精英教育的必要性 |
| 第三章 规模扩张进程中精英教育的多样化发展趋势 |
| 第一节 精英内涵多样化与精英教育发展 |
| 一、精英内涵的演变及类型的多样化 |
| 二、精英教育选拔对象的多样化:以美国为例 |
| 三、一个突出的个案:哈佛大学学生选拔类型的多样化 |
| 四、精英教育选拔对象多样化:高等教育大众化先发国家的普遍趋势 |
| 第二节 教育目的多样化与精英教育发展 |
| 一、精英教育目的及其多样化 |
| 二、教育目的多样化与精英教育发展:以欧洲为例 |
| 三、教育目的多样化与精英教育发展:以美国为例 |
| 第三节 实践形态多样化与精英教育发展 |
| 一、精英教育机构类型的多样化 |
| 二、非独立机构的精英教育实践形态 |
| 三、一种精英教育实践形态发展的趋同化取向:从集中到分散 |
| 第四章 高等教育规模扩张进程中精英教育发展的反思 |
| 第一节 精英教育的发展应关照基于多样性之上的整体性 |
| 一、大众化背景下精英教育多样化的必然性 |
| 二、多样性的利弊之争 |
| 三、精英教育的发展应重新关照整体 |
| 第二节 精英教育与大众教育的关系应从共存走向共生 |
| 一、精英教育与大众教育何以共存 |
| 二、精英教育与大众教育何以共生 |
| 三、启示 |
| 第三节 精英教育发展应在传统与变革之间寻求平衡 |
| 一、传统之于精英教育 |
| 二、变革之于精英教育 |
| 三、在传统与变革之间寻求平衡的可能性 |
| 四、传统与变革之间取得平衡的路径:目的合理性与价值合理性相统一 |
| 第五章 高等教育大众化背景下我国精英教育发展的困境与出路 |
| 第一节 我国近现代高等教育中精英教育发展的经验与问题 |
| 一、清末精英教育的肇始与存在的问题 |
| 二、民国时期精英教育变革的经验 |
| 三、建国后精英教育发展遭致双重断裂 |
| 四、改革开放后精英教育改革成效甚微 |
| 第二节 大众化背景下我国精英教育发展面临的问题 |
| 一、精英教育意识的淡薄和观念的误区 |
| 二、高等教育机构的同质化导致精英教育的承担主体不明确 |
| 三、精英人才培养的异化 |
| 第三节 大众化背景下我国精英教育发展的出路 |
| 一、强化精英教育的意识、纠正对精英教育理解的误区 |
| 二、通过适度规划和自由竞争促进系统分层和功能分化 |
| 三、促进精英教育实践形态的多样化 |
| 四、加强实践形态之间的关联度,发挥精英教育系统的整体性功能 |
| 五、在关于培养什么样的精英方面应具有基本共识 |
| 参考文献 |
| 在读期间研究成果 |
| 后记 |
（10）从学习苏联模式到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中国共产党对社会主义道路的探索（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前言 |
| 一、选题缘由和意义 |
| 二、本课题的研究现状 |
| （一）国内研究现状述评 |
| （二）国外研究现状述评 |
| 三、研究思路、框架结构、研究方法和创新之处 |
| （一）研究思路 |
| （二）框架结构 |
| （三）研究方法 |
| （四）本文的创新之处 |
| 第一章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对苏联社会主义的认识 |
| 一、苏联社会主义建设与苏联模式 |
| （一）苏联模式的内涵 |
| （二）苏联模式的特征 |
| 二、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对苏联经验的认识 |
| 三、向苏联学习的原因 |
| （一）向苏联学习的客观原因 |
| （二）向苏联学习的主观原因 |
| 第二章 学习苏联模式与从新民主主义社会向社会主义社会过渡 |
| 一、新民主主义建国理论和新民主主义建设 |
| （一）新民主主义建国理论 |
| （二）新民主主义建设 |
| 二、向社会主义过渡 |
| （一）提前向社会主义过渡的主要原因 |
| （二）过渡时期总路线的形成与社会主义改造的推进 |
| （三）向社会主义过渡过程中对苏联模式的学习 |
| 三、中国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 |
| （一）学习苏联模式的成果：社会主义制度在中国的建立 |
| （二）对中国学习苏联模式建立社会主义制度的评价 |
| 第三章 以苏为鉴与对中国社会主义道路的初步探索 |
| 一、苏共二十大以后中国共产党对苏联模式的反思 |
| （一）苏共二十大前后苏联的初步改革 |
| （二）中国共产党对苏联经验的思考 |
| 二、党的八大前后中国社会主义道路探索的成就和意义 |
| （一）党的八大前后中国社会主义道路探索的成就 |
| （二）党的八大前后中国社会主义道路探索的意义 |
| 三、中国社会主义道路探索的局限性 |
| （一）对社会主义经济建设道路探索的局限性 |
| （二）对斯大林和苏联模式认识的局限性 |
| （三）对国内主要矛盾的认识的局限性 |
| （四）对中国的阶级关系和反对个人崇拜的认识的局限性 |
| 第四章 中国社会主义道路探索的严重曲折 |
| 一、中苏两国共产党关于社会主义道路问题的分歧 |
| （一）关于社会主义建设问题的分歧 |
| （二）关于对斯大林的评价问题的分歧 |
| 二、中国社会主义道路的“左”转 |
| （一）中国社会主义道路的初步“左”转 |
| （二）中国社会主义道路的进一步“左”转 |
| （三）“左”倾理论的升级和“反修防修”任务的提出 |
| 三、“反修防修”与中国社会主义道路的严重挫折 |
| （一）“反修防修”与“左”倾理论和实践的全面升级 |
| （二）“反修防修”、固守苏联模式对中国社会主义道路的影响 |
| 第五章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开辟 |
| 一、实现中国社会主义道路探索方向历史转折的准备 |
| （一）理论准备 |
| （二）实践准备 |
| 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起步 |
| （一）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恢复 |
| （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建设道路的起步 |
| （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建设道路的起步 |
| （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道路的起步 |
| （五）对“修正主义”的重新认识 |
| 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探索取得重大进展的阶段 |
| （一）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的提出 |
| （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建设道路的新发展 |
| （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建设道路的新进展 |
| （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道路的新发展 |
| 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初步形成 |
| （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建设道路的初步形成 |
| （二）中国特色政治建设道路的初步形成 |
| （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道路的新进展 |
| （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的起步 |
| （五）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内涵 |
| 第六章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对苏联模式的突破及意义 |
| 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对苏联模式的突破 |
| （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在经济上对苏联模式的突破 |
| （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在政治上对苏联模式的突破 |
| （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在文化上对苏联模式的突破 |
| 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形成的意义 |
| （一）对中国的意义 |
| （三）对落后国家社会主义建设的意义 |
| （二）对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意义 |
| （四）对人类文明发展的意义 |
| 三、中国社会主义道路探索的经验教训 |
| （一）必须根据国情选择适合本国的社会主义道路 |
| （二）社会主义道路的发展必须注意时代主题的发展变化 |
| （三）必须正确认识和处理社会主义国家和资本主义国家的关系 |
| （四）必须在改革中不断发展和完善社会主义道路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学位期间的主要学术成果 |
| 致谢 |
四、“高等教育发展阶段论”不适合中国国情（论文参考文献）
- [1]高等教育发展的中国智慧：历史生成与本体界定[J]. 陈伟. 高教探索, 2022(01)
- [2]郭沫若“中国社会应与他国无异”探析[J]. 王舒琳. 郭沫若学刊, 2021(04)
- [3]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人权思想研究[D]. 高雅楠. 河北大学, 2021
- [4]我国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质量保障体系研究[D]. 朱金明. 天津大学, 2020(01)
- [5]中国大学生就业中政府责任研究[D]. 鄂义强. 东北师范大学, 2020(06)
- [6]施韦卡特“经济民主”市场社会主义理论研究[D]. 杨万寿. 吉林大学, 2019(02)
- [7]赵德馨经济史学研究述评[D]. 邬昶俊.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 2018(08)
- [8]新媒体环境下大学生社会责任教育研究[D]. 刘咏芳. 西北工业大学, 2018(02)
- [9]高等教育规模扩张进程中精英教育发展研究[D]. 马培培. 南京师范大学, 2017(02)
- [10]从学习苏联模式到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中国共产党对社会主义道路的探索[D]. 张淑珍. 山东师范大学, 2016(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