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计量科技与现代农业（论文文献综述）
闫迪[1]（2021）在《现代通讯技术使用对农户生产效率影响研究 ——以蔬菜种植户为例》文中研究指明生产效率是衡量农村资源配置、生产管理水平及生产经营状况的重要指标,也是衡量农业经济发展水平与变化的重要标志。因此,生产效率的提高对改善农民福祉和促进农业发展具有积极作用。2021年的政府工作报告提出:推动农业提质增效,重视农业高质量发展,是实现由农业大国向农业强国转变的必经之路。进入21世纪以后,现代通讯技术已经完全融入到人们的生产、生活和社会的各个方面,对农业经济发展也产生重大影响。一方面,现代通讯技术使用能够推动以物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新技术为依托的精细管理和质量控制体系,不断推动数字技术和传统要素的相互融合,促使农业生产方式由粗放型向集约型的转型变革,进而优化农业要素配置。另一方面,现代通讯技术使用正在逐渐消除由于区位、交通等因素造成的信息不完全局面,使农户更容易获取农业新技术和新知识,进而不断提高农户的技术采纳水平。而且,农户在使用现代通讯技术过程中获取的市场信息能够不断缓解信息不对称和市场不透明的问题,减少农户市场决策的滞后性和盲目性,从而提高农户市场参与的程度。综合以上分析,现代通讯技术使用能够优化要素配置、提高技术水平、减少盲目行为决策及推进农业生产方式变革等,但现有关于现代通讯技术对农户生产效率的研究缺乏完整的理论框架和系统分析,而且关于现代通讯技术对农户生产效率的影响路径分析也并不多见。在此现实背景下,做了以下研究:现代通讯技术使用对农户生产效率的影响效果如何?通过何种路径影响?不同路径对农户生产效率的影响效应如何?均成为广泛关注的问题。本文从投入、产出、市场的视角,研究现代通讯技术使用通过要素配置、技术采纳和市场参与的中间路径影响农户生产效率,结果可得:农户能够利用现代通讯技术优化要素配置、促进技术采纳和提高农户市场参与程度,这对提高农户生产效率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本文基于农村信息化的背景下,根据交易成本理论、经济增长理论、信息经济理论和生产效率理论等多种理论体系为指导。以山东省寿光754个蔬菜种植户为样本,归纳总结了样本区农户现代通讯技术使用状况及存在的问题,测度了农户生产效率,分析了农户使用现代通讯技术的生产效率差异,运用倾向得分匹配法、回归调整法、中介效应模型等计量方法,探讨了现代通讯技术使用及其通过要素配置、技术采纳和市场参与对农户生产效率影响机理及路径。以期为推动农村信息化发展,优化农业资源配置、提高农户技术采纳、增强农户市场参与程度来提升农户生产效率提供一定的理论支撑。本文的研究结论如下:（1）样本区智能手机使用率较高,电脑使用率较低,农户使用现代通讯技术更多的是为了休闲娱乐,而不是学习或查询农业信息。样本区农户信息意识相对较高,近一半农户认为使用现代通讯技术能够提高知识获取,优化蔬菜生产以及提高社会交往,但也有近四成农户认为现代通讯技术使用并不会增加蔬菜收入。据分析,现代通讯技术发展仍存在着一系列问题。在样本区农户的资本投入中,短期资本投入远高于长期资本投入比例,而长期资本投入不足,必然会导致农业发展缺乏后劲,影响农村可持续健康发展。另外,农业劳动力投入和土地投入比例较高,技术投入比例较低。可见样本区经济发展仍是依靠要素投入拉动的传统粗放型经济增长方式,全面实现技术推动高质量发展仍需要一段时间。（2）利用SFA模型测算农户生产效率,可得样本区80%以上的农户生产效率处于0.2-0.8之间,则农户生产效率处于中等及以上水平。此外,利用T检验对比分析可得:使用现代通讯技术农户与不使用农户的生产效率存在显着差异,且前者高于后者。实证分析农户生产效率的影响因素可得:现代通讯技术使用对农户生产效率的影响在1%水平上显着。此外,户主受教育程度、年蔬菜收入、非农收入占比、蔬菜种植规模和技术投入均对农户生产效率存在显着的正向影响。因此,可以通过提高农户知识和技术素养、优化农业要素配置、鼓励规模化经营等措施提高农户生产效率。（3）根据现代通讯技术使用、要素配置和农户生产效率三者之间的分析可得:现代通讯技术使用通过提高资本服务水平、增加高素质人才储备、优化土地资源配置,进而提高农户生产效率。相较于不使用现代通讯技术的农户,使用现代通讯技术的农户生产效率比不使用现代通讯技术的农户高4.79%。农户的要素配置是由资本、土地和劳动力组成,其对生产效率的贡献率显着。长期资本投入贡献率为38.036%,短期资本投入贡献率为21.324%。土地投入贡献率为18.024%,劳动力投入贡献率为9.268%。（4）根据现代通讯技术使用、技术采纳和农户生产效率三者之间的分析可得:现代通讯技术使用能够显着提高农户对农业技术的采纳水平。相较于不使用现代通讯技术的农户,使用现代通讯技术农户的节水灌溉技术投入、深耕深松技术投入、测土配方技术投入和绿色防控技术投入分别增加387.721元、87.261元、59.169元和143.612元。现代通讯技术使用能够通过节水灌溉技术、深耕深松技术及绿色防控技术影响农户生产效率,且它们的中介效应属于部分中介,中介效应分别为13.46%、9.62%和7.69%。但是,测土配方技术在现代通讯技术使用影响农户生产效率路径上不显着。（5）根据现代通讯技术使用、市场参与和农户生产效率三者之间的分析可得:从深度和广度的视角选取农户议价能力和销售渠道选择来衡量农户市场参与。实证结果显示:现代通讯技术使用在1%的统计水平上显着正向影响农户议价能力和销售渠道选择。现代通讯技术使用不仅能直接影响农户生产效率,且能通过议价能力和销售渠道选择的路径间接影响农户生产效率。其部分中介效应分别占总效应的30.24%和17.63%。根据相关实证结论,提出以下政策建议:完善农村信息服务体系,增强农户信息能力;充分发挥现代通讯技术优势,推进农业高质量发展;促进信息化与要素资源融合,优化农业要素配置;加速农业技术采用率,以科技助力乡村振兴;以农业信息化带动市场化,提高农户市场参与程度。
郭向东[2]（2021）在《农业经济发展对宏观经济增长及波动的作用机制研究》文中指出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产业,对中国这样一个人口巨大的发展中国家尤为重要。它不仅关系粮食安全问题,也关系到广大农民的民生问题,还直接影响着宏观经济目标的实现。在全球经济放缓并受疫情冲击影响这一大背景下,在“十三五”收关、“十四五”开局的关键时期,在中国经济处于“新常态”面临新的诸多挑战的情况下,研究农业经济发展和中国宏观经济运行之间的关联关系,及如何有效平衡推进农业现代化与经济的中高速增长的关联性问题具有非常重要的现实意义。本文为研究农业经济发展与宏观经济运行之间的内在影响与作用机制,以中国农产品价格、中国农业经济发展及宏观经济运行的相关数据为样本,运用VAR、非线性MS（M）-AR（p）、非线性MS（M）-VAR（p）等模型对中国农业经济发展及宏观经济的运行之间的关联关系进行测度。研究发现:中国农、林、牧、渔农产品以及总体农产品生产价格指数波动率时间序列都呈现出显着的长期记忆性特征。农、林、牧、渔农产品以及总体农产品生产价格指数时间序列对其不确定性的冲击反应较为显着,但是,农、林、牧、渔农产品以及总体农产品生产价格指数不确定性对其价格指数的冲击反应都较为微弱。农产品价格指数在四种滞后阶数具体情况下,可以在方向和程度两个维度影响宏观经济增长。在大多数情况下,中国农产品生产价格指数水平对GDP增长率时间序列的冲击响应维持在正向水平;方差分解表明中国农产品生产价格指数水平时间序列对GDP增长率时间序列影响的贡献程度往往较小。中国农产品的生产价格指数周期成分时间序列在四种滞阶数具体情况下,也对中国GDP增长率周期成分时间序列的影响作用在方向和程度两个维度上产生影响。方差分解发现中国农产品生产价格指数周期成分时间序列对我国GDP增长率周期成分时间序列影响的贡献程度很大。中国GDP增长率周期成分时间序列对中国种植业、畜牧业农产品以及总体农产品生产价格指数水平周期成分时间序列影响的贡献程度往往较小,而对中国林业、渔业农产品生产价格指数水平周期成分时间序列影响的贡献程度较大。对中国农业经济以及宏观经济的增长周期路径研究表明,中国农业经济较难由“低速增长区制”向中高速增长区制转移,由“中速增长区制”攀升至“快速增长区制”的转移概率相对较高,中国农业经济发展可以充分发挥资本及技术优势。当中国农业经济步入“中速增长区制”与“快速增长区制”后也不易发生大幅下降,即具有相对稳定的发展态势。中国农业经济处于各区制时维持概率均较高,处于“低速增长区制”的可能性最大,处于“中速增长区制”的可能性最小,处于“快速增长区制”的可能性居中,中国农业经济发展需通过政策支持和资金投入促进快速发展。中国农业总产值和中国GDP增长路径并不完全同步,农、林、牧、渔四部门经济的增长路径也各不相同。中国农业经济处于各区制的维持概率均较高;而转移概率都相对较低,因此中国农业经济具有一定的惰性特征,不易改变所处的增长状态,农业经济发展需要加大资金和政策支持力度。而中国宏观经济发展成功步入高速增长状态,会倾向于维持良好的增长态势,但一旦落入低速增长状态,将面对十分严峻的经济复苏挑战。农业经济发展与宏观经济运行之间的时变作用机制研究发现:当“农业与经济”系统处于“低速增长区制”时,中国农业总产值增长率与中国GDP增长率具有正相关关系;当“农业与经济”系统处于“快速增长区制”时,中国农业总产值增长率与中国GDP增长率具有更强的正相关关系;而当“农业与经济”系统处于“中速增长区制”时,中国农业总产值增长率与中国GDP增长率却具有微弱的负相关关系。“农业与经济”系统处于“中速增长区制”时,中国农业总产值增长率与中国GDP增长率具有微弱负相关关系的可能性最小,持续性最弱,而“农业与经济”系统处于“低速增长区制”或“快速增长区制”时,中国农业总产值增长率与中国GDP增长率具有显着正相关关系的可能性更大,持续性更强。当“农业与经济波动”系统处于低波动区制时,中国农业总产值增长率与中国GDP增长波动率具有正相关关系;当“农业与经济波动”系统处于中波动区制时,中国农业总产值增长率与中国GDP增长波动率同样具有正相关关系,这一点与“农业与经济”系统中的结果不同;而当“农业与经济波动”系统处于高波动区制时,中国农业总产值增长率与中国GDP增长波动率具有更强的正相关关系。“农业与经济波动”系统处于高波动区制时,中国农业总产值增长率与中国GDP增长波动率具有最强正相关关系的可能性最小、持续性最弱,而“农业与经济波动”系统处于中低波动区制时,中国农业总产值增长率与中国GDP增长波动率具有正相关关系的可能性更大、持续性更强。本文研究的创新点如下:（1）本文研究结果显示农产品价格时间序列和农产品价格波动率时间序列都具有长记忆性特征,这一研究成果丰富完善了相关学术体系。（2）本文关于农产品价格波动对宏观经济增长影响的研究中,以农、林、牧、渔及总体农产品生产价格指数作为样本,排除既往研究仅选取个别种类农产品作为研究样本的局限性,补强了既往研究,研究对象和研究范围具有一定的创新性。（3）本文使用马尔可夫转移模型将中国农业经济及宏观经济的增长周期路径区分为低速、中速和高速三种区制,并计算了不同区制间的转移概率、平均持续期和具体转移时间,以此分析判断中国农业经济和宏观经济的运行情况。研究成果具有一定的创新性。（4）本文将研究金融问题的研究思路引入到农业经济问题的研究中,使用MS（M）-VAR（p）模型分析了农业经济发展与宏观经济处于不同运行状态和不同波动状态中的关联关系,在研究方法上具有一定的创新性。（5）本文使用前述方法研究所得的结论,即农业经济发展在宏观经济处于三中不同运行状态及三种不同波动状态中的关联作用,丰富和完善了农业经济发展与宏观经济增长之间内在影响与作用的学术体系。基于上述研究结论,本文提出如下政策建议:第一、政策的制定者在实施农产品价格调控时应首先考虑保持农产品价格的稳定性,避免价格不确定性的增加而增加社会成本,减损社会福利;同时由于农产品价格的长记忆性特征,实施价格调控时要考虑政策的周期性和有效性。第二、由于农产品价格水平能够影响宏观经济增长,而且农产品价格周期成分对宏观经济增长周期成分影响较大,政府应关注并监测“蒜你狠”“豆你玩”“姜你军”等农产品价格非正常波动情况,采取有效措施保持农产品价格的稳定,避免影响宏观经济的平稳发展。第三、由于农业经济的弱质性特征及农业政策与农业经济发展之间的强烈相关性,中国政府应当继续实施2004年以来的农业扶持政策,特别加强除渔业以外的种植业、林业、畜牧业的支持力度。第四、由于农业经济发展对国计民生的重要意义及其与宏观经济增长之间的强烈正相关关系,政府应强化农业是国民经济基础产业的意识,特别是农业经济发展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不亚于出口贸易的这一重要意识,加大对农业的支持力度。一方面可以促进农业经济发展,解决中国特有的“三农问题”;另一方面为中国宏观经济增长增加新的推动力,解决新常态下中国经济的长期增长驱动力问题。本文包括图66幅,表46个,参考文献328篇。
王永仓[3]（2021）在《数字金融与农民收入增长 ——作用机制与影响效应》文中研究说明数字经济是当前全球发展的主流趋势,数字金融是数字经济时代创新活动最为活跃的领域。数字金融以先进的底层技术为依托,以数字化的知识和信用作为关键生产要素,为实现普惠金融发展和社会经济包容性增长提供了新的途径。发展壮大农村经济,增加农民创业就业机会,拓宽农民增收渠道,促进农民收入增长是“三农”领域的热点议题,也是“三农”工作的中心任务。经过改革开放40余年的发展,我国农村居民收入水平有较大提高,但是相对于城镇居民,农村居民收入水平依然较低,城乡收入差距依然较大,城乡社会经济发展失衡已经成为我国社会经济发展的突出矛盾。随着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经济增速逐年放缓,农村居民外出就业面临严峻挑战,在农业生产成本“地板”和农产品价格“天花板”的双重挤压下,农民收入持续增长面临较大的压力,突如其来的新冠疫情也对农民收入增长带来负面影响。金融是现代经济的核心,金融发展是促进农民收入增长的重要渠道,但是中国传统农村金融面临可持续性问题,对农村经济发展和农民收入增长支持乏力,需要寻求新的动力以促进农村居民持续增收。然而,数字金融快速发展可能为农民收入增长带来新机会。随着互联网、云计算、大数据、人工智能和区块链等数字技术的快速发展以及在金融领域的广泛应用,人类社会逐步迈入数字金融时代。数字金融作为数字技术与金融服务高度融合的产物,具有低成本、广覆盖、可持续等优势,降低了信贷服务对财务报表、信贷记录、抵押担保等传统信贷技术的依赖,提高了金融服务的可得性,通过促进消费投资、激励创新创业、支持商业模式创新发展等途径提升了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能力,改善了农村居民创业就业环境,为促进农民收入增长带来更多的机会。数字金融有望通过金融组织与金融服务等方面的创新,不断缩小数字鸿沟,解决农村普惠金融发展长期面临的低收益、高成本、效率与安全难以兼顾等瓶颈问题,可以惠及被传统金融排斥的大量农村居民,有助于缓解他们的金融约束,获得便利低成本的支付、投资理财、融资、保险等金融服务,并改善他们的消费行为,促进他们的创业、投资、经营及就业活动,提高农村资金配置效率,促进农村经济发展,进而促使农民收入增长。鉴于此,本文以数字金融为切入视角,着重分析数字金融对农民收入增长的作用机制和影响效应。本文遵循提出问题、理论研究、实证研究与政策研究的逻辑思路,基于中国数字金融与农民收入增长的实际情况,采用规范研究和实证研究相结合的方法为促进农村数字金融有效普及、推动数字金融发展、促进农民收入增长提供政策依据。具体地,本文在深入分析中国农民收入增长的演变历程及结构变化、数字金融的特征事实及演变趋势的基础上,重点构建了数字金融影响农民收入增长的理论框架,并运用2011-2018年的省级面板数据和中国家庭金融调查（CHFS）数据,综合采用工具变量法、分位数回归法、中介效应模型、门槛估计法、面板半参数估计、空间计量、最小二乘法、倾向得分匹配法、Iv-probit等方法实证检验数字金融对农民收入增长的影响效应及作用机制,最后基于结论提出发展数字金融以促进农民增收的政策建议。本文的研究内容和研究结论归结如下:第一,中国数字金融发展取得了很大的成绩,省域间的数字金融差距日趋缩小,但是数字金融服务实体经济依然存在问题,带来了新的风险并产生新的金融排斥;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农民收入增长、收入结构表现出显着的时空差异,各省农民收入差距日渐缩小,农民收入来源呈现出多元化特征,省域间的农民收入增长具有显着的空间依赖性,呈现出分块集聚的特征;数字金融与农民收入具有普遍的正相关性,且具有非线性特征。加速数字技术与金融服务深度融合,推动金融发展提质增效已经成为全球共识。中国各类数字金融业务的应用与普及取得了很大的成绩。省域间的数字金融发展差距日渐缩小,金融服务的普惠性明显提升,服务实体经济的能力显着增强。但是数字金融发展本身及服务实体经济方面依然存在着问题。部分传统金融体系存在的问题并非因为数字金融而化解,有些问题在数字金融领域反而进一步强化。数字金融发展带来了新的问题和风险,并产生了新的金融排斥。中国数字金融在短期内将会强化监管,长期将会防范风险与鼓励创新并重,以促进普惠金融发展并提升服务实体经济的能力。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农民收入增长及收入结构表现出明显的时空差异,农民收入水平逐渐提高,收入形态已经高度货币化,收入来源逐渐多元化。工资性收入超越经营性收入成为农民收入增长最主要的来源,转移性收入成为近年农民收入增长的亮点,财产性收入水平依然较低。省域间的农民收入差距总体上表现出先扩大后缩小的特征,近年来农民收入差距的收敛速度正在放缓。各省份农民收入增长表现出显着的空间依赖性,农民收入较高的省份、农民收入较低的省份存在分块集聚的特征。伴随着数字金融的发展,农民收入水平也在不断提高。数字金融发展、数字金融各维度、数字金融的各项业务与农民收入具有正相关性,且具有非线性特征。数字金融与工资性收入、经营性收入、财产性收入、转移性收入均具有正相关性,且表现出非线性特征。数字金融与各区域农民收入之间具有正相关性,且存在非线性特征。第二,数字金融发展通过促进工资性收入、经营性收入等各项收入增长进而带动农民增收,处于不同收入分位数的群体均能从数字金融发展中获益,尤其是低收入群体获益较多,在不同区域数字金融发展的增收效应存在显着的差异。首先,无论是数字金融总指数还是各维度指数都与农民收入增长显着正相关,并具有显着的滞后效应。采用过度识别的工具变量GMM和LIML方法对内生性进行控制的估计结果表明上述结论具有稳健性。支付、信贷、保险等各类数字金融业务均能促进农民收入增长。其次,数字金融对经营性收入、工资性收入、财产性收入、转移性收入增长均有显着的正向促进作用。再次,数字金融对农民收入增长的影响存在显着的地区差异,其中数字金融对西部地区的增收效应最强。最后,各收入分位数上的人群均能从数字金融及各维度发展中获益,尤其是低收入群体获益更多。数字金融对农民收入增长的影响体现出包容性特征。第三,数字金融发展对农民收入增长的影响具有基于自身非线性特征,并存在人力资本门槛效应和正向的空间溢出效应。首先,数字金融及各维度发展对农民收入增长均存在双重门槛效应,表明数字金融影响农民收入增长具有非线性特征。随着数字金融及各维度发展水平越过相应的门槛值,对农民收入增长的促进作用逐渐增强,当前所有省份的数字金融发展均跨越了第二个门槛值。其次,总体上数字金融影响农民收入增长的人力资本门槛效应不明显,但其各维度发展对农民收入增长的人力资本门槛效应存在结构性差异。覆盖广度存在双重人力资本门槛效应,随着人力资本跨越相应的门槛值,农民增收效应逐步增强。进一步分析表明,覆盖广度与农村人力资本的交互耦合有助于促进农民增收。使用深度的人力资本门槛效应不显着。数字化程度存在单一人力资本门槛效应,随着人力资本跨越门槛值,增收效应有所减弱。在样本期内大部分省份的人力资本仍然处在数字化程度增收效应较大的阈值范围内。再次,数字金融及各维度发展均存在显着的空间集聚特征。总体上数字金融的空间溢出效应不显着,数字金融各维度对农民收入增长的空间溢出效应存在差异。具体来看,覆盖广度不仅有利于本省的农民收入增长,还能提高邻接省份的农民收入增长。使用深度有利于提高本省农民收入增长,但对邻接省份农民收入增长的影响不显着。数字化程度对本省农民收入增长影响不显着,但是对邻接省份的农民收入增长具有显着的促进作用。第四,数字金融发展促进了宏观经济增长,并主要通过城市化进程进而有利于农民收入增长。在控制经济增长的情况下,产业结构和城市化本身也是数字金融影响农民收入增长的有效渠道。数字金融对农民收入增长除了通过中介变量传导之外,还能直接促进农民收入增长。首先,数字金融及各维度发展对经济增长具有显着而稳健的正面影响。进一步考虑到各省份社会经济条件的差异性,研究发现在中西部地区,以及在初始互联网普及率、居民高等教育比例相对较低省份,数字金融及各维度发展对经济增长的正向促进作用更强;在初始传统金融发展水平较低、私营企业比重较高的省份数字金融的经济增长效应受到一定程度的抑制。其次,数字金融及各维度发展可以通过经济增长进而促进农民增收。进一步的分析表明,在控制其他变量的情况下,经济增长对农民收入增长的影响主要通过城市化途径来实现,而产业结构的变迁和城市化也是数字金融影响农民收入的重要途径。再次,数字金融及各维度除了通过中介变量影响农民收入增长之外,还能直接促进农民收入增长。最后,数字金融及各维度影响农民收入增长的传递路径存在区域差异。第五,数字金融促进家庭创业,进而促进农民收入增长。数字金融使用通过促进农户家庭创业活动,提高创业绩效,从而促进农户增收,社区数字金融水平具有显着的正向溢出效应。此外,数字金融促进了农户家庭成员的非农就业,相对于创业家庭,数字金融对非创业家庭的非农就业水平影响更为显着。首先。数字金融使用有助于促进农户家庭收入增长,社区数字金融水平提高对农户家庭增收具有显着的正向溢出效应。具体来看,相对于不使用数字金融的家庭,数字金融使用降低了农户的农业收入,提高了非农收入,即数字金融促进农户家庭增收并改变收入结构;社区数字金融水平的提高对所有农户的家庭增收均具有显着的正向溢出效应。对异质性农户,数字金融使用、社区数字金融水平的增收效应存在差异。总体上,数字金融使用、社区数字金融水平的增收效应随分位点的上升表现出先下降后缓慢增强的特征,对非贫困农户、东部地区的农户以及低社会资本和低金融知识农户的家庭增收效应更强,对贫困农户和中西部地区农户的增收效应较弱。其次,数字金融使用有助于促进农户家庭创业和提高非农就业水平,社区数字金融水平对家庭创业和非农就业水平具有显着的正向溢出效应。从创业活动来看,相对于不使用数字金融的家庭,数字金融使用能显着促进农户家庭创业,尤其是提高机会型创业的概率,并改善非创业家庭的创业意向;对于不使用数字金融的农户,社区数字金融水平提高对其创业活动具有溢出效应,对创业意向的影响则不显着。从创业绩效来看,数字金融使用能显着提高项目营业收入和经营利润,社区数字金融水平对营业收入和经营利润具有正向溢出效应。数字金融还能改善农户家庭非农就业水平,相对于创业家庭,数字金融使用和社区数字金融水平对非创业农户的非农就业促进作用更为显着。相较已有研究,本文创新在于:（1）研究视角方面。本文从宏观和微观两个层面分析数字金融对农民收入增长的作用机制并进行实证验证,现有研究通常从某一个方面的来展开。宏观层面,从赋能实体经济的角度讨论数字金融通过经济增长对农民增收的影响,并逐步检验经济增长对农民收入增长的传递路径。研究结果表明,在样本期内,经济增长主要通过吸收农村人口向城市转移来促进农民收入增长。微观层面从支持农户家庭创业的视角讨论数字金融对农户家庭增收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数字金融促进了农户家庭创业活动,尤其是机会型创业,并提升了创业绩效,从而促进家庭增收。现有文献关注到数字经济对自雇型就业和受雇型就业的影响,但是很少从微观的角度考察,本文比较了数字金融对创业家庭和非创业家庭就业活动的影响。结果表明,数字金融对非创业家庭的非农就业影响力度更大。即是说,数字金融更有利于增加受雇型劳动者的非农就业机会。（2）研究内容方面。没有使用数字金融的家庭能否从数字金融发展中获得好处,这一点很少有文献进行考察。本文从社区层面考察了数字金融发展水平对不使用数字金融家庭的溢出效应。研究结果表明,社区数字金融水平对农户家庭收入、家庭创业及非农就业均有正向的溢出效应。关于数字金融对贫困户和非贫困户收入增长的影响,目前关注的文献也较少。本文比较了数字金融对贫困户和非贫困户的增收效应。结果表明,数字金融使用、社区数字金融水平促进了非贫困户的家庭增收,但是对贫困家庭的增收效应不显着。现有文献关注到数字金融对非农收入的影响,但是对农业收入的关注比较少。本文分析了数字金融对家庭农业收入和非农业收入的影响。结果表明,数字金融提高了农户家庭非农业收入,减少了农业收入。（3）研究方法方面。本文将面板门槛模型、二次项面板模型及面板半参数模型结合起来以研究数字金融影响农民收入增长的非线性效应,将面板门槛模型与交互耦合协调度模型结合起来研究数字金融的人力资本门槛效应,在研究数字金融农户增收效应时使用了OLS、2SLS及PSM方法。现有研究在处理同类问题时通常只考虑了其中的一种或两种方法,本文尽可能把这些方法结合起来,以增强研究结论的可靠性。
王秀芳[4]（2021）在《钱学森社会主义国家建设思想研究》文中提出从莫尔、圣西门、傅里叶,到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社会主义的发展实现了从空想到科学,从理论到实践的巨大飞跃,但是从巴黎公社起义失败到苏东剧变的发生,也充分表征了社会主义建设任务的艰巨性和复杂性。纵观社会主义走过的五百年历程,其中不乏思想家、政治家为此所提出的真知灼见,但是以科学家视角探索社会主义建设和国家管理的理论却少之又少。钱学森社会主义国家建设思想是钱学森创立的,关于中国应该如何充分利用现代科学技术推动21世纪社会主义国家建设的观点和主张。这一学说是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指导,以系统工程和定性到定量的综合集成法为方法支撑,以推动人的全面发展为宗旨,以促进21世纪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协调发展和高效管理为重点所进行的理论探索,是钱学森晚年学术思想的精华。钱学森社会主义国家建设思想是一个涉及多学科的重要研究课题,是一个内容极其广泛的理论学说,本论文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研究方法指导下,以《钱学森书信》及其补编（15卷）以及《钱学森文集》（6卷）等为主要文本依据,综合运用文献研究、历史与逻辑相统一等多种方法,从广泛分散在书信、文集、讲话中提取钱学森关于社会主义建设和国家管理的观点,在全面展现这一宝贵精神财富的真实面貌基础上,对这一理论进行概括总结、演绎分析。钱学森对于中国社会主义国家建设的规划主张始终围绕着三个问题进行:如何实现现代科学技术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的问题;如何实现社会主义建设为人民服务的问题;如何实现社会主义建设内部各系统互相服务的问题。世界社会形态和三次社会革命观点,不但发展了马克思主义世界历史学说,深刻揭示了中国与世界发展的不同步问题,并以此为出发点,钱学森对于21世纪中国如何推进社会主义建设和国家管理进行了深入探索。四大领域九大建设主张对于新时代五位一体建设、教育发展和国防建设,尤其是对于创建健康中国、绿色中国、科技强国、教育强国等有重要启示与借鉴价值。社会工程和定性到定量综合集成法的倡导,对于推进信息革命背景下国家治理体系从任务能力型到系统效能型转变有重要意义。虽然钱学森社会主义国家建设思想不是尽善尽美的理论学说,但至少为当今社会主义建设提供了一种思路、一种方法、一种路径,而且经过实践的检验,其中的诸多理论学说已经得到了认可并被付诸于社会主义建设实践之中,虽说其中的有些观点、理论尚存在争议,但依然不能掩盖这一思想所散发的光芒。
鲍丙飞[5]（2020）在《鄱阳湖流域粮食生产环境效率及影响因素研究》文中研究指明粮食是关乎国计民生,社会和谐稳定和国家安全的重要战略物资。粮食安全是当今世界三大经济安全之一。目前我国正处于工业化、城镇化加速推进的重要时期,确保粮食安全是国家经济持续稳定发展的基础。近年来,耕地面积不断减少、耕地质量逐渐下降等原因使得靠扩大粮食播种面积增加粮食产量的方式受到越来越大的约束。同时,我国每年化肥农药大量使用使得土壤板结,水体富营养化和水质恶化,给环境带来了巨大破坏,粮食生产可持续性问题也越来越突出。因此,如何在保护生态环境的同时,提高粮食生产效率是今后发展的必然趋势。鄱阳湖流域是江西省传统农区,历来是我国粮食主要产区之一,对维护国家粮食安全承担着重要职责。基于此,本研究将农业面源污染纳入传统粮食生产效率评价体系中,从静态和动态两个方面测算鄱阳湖流域粮食生产环境效率并分析其时空差异。在此基础上,分析粮食生产环境效率收敛情况及空间相关性,探究粮食生产环境效率的影响因素,对促进我国粮食生产可持续发展,加快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具有重大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全文共分为六个部分,主要研究内容和相关结论如下。研究内容一:考虑环境因素的鄱阳湖流域粮食生产环境效率评价。本部分内容在考虑环境因素的前提下,分别采用Min DS模型和Malmquist-Luerberger生产率指数测度鄱阳湖流域粮食生产环境技术效率和环境全要素生产率。结果表明:（1）在不考虑农业面源污染的情况下,鄱阳湖流域粮食生产技术效率、全要素生产率年均值分别为0.8214、1.0216,而考虑农业面源污染后分别下降为0.8172、1.0181。（2）在不考虑农业面源污染的情况下,鄱阳湖流域粮食生产技术效率和技术进步年均增长率分别为0.99%、1.36%,而考虑农业面源污染后分别为0.61%、1.36%。（3）从县域视角来看,鄱阳湖流域的中部地区和北部地区粮食生产环境技术效率和环境全要素生产率均要高于南部地区。（4）从影响粮食生产环境技术效率的内在因素来看,现阶段鄱阳湖流域粮食生产环境技术效率仍有较大的提升空间,主要原因包括生产要素投入过量、粮食产出不足以及环境污染物排放过多。（5）从粮食生产环境效率分解来看,鄱阳湖流域粮食生产环境技术效率开始主要由纯技术效率“单轨驱动”转变为主要靠纯技术效率和规模效率“双轨驱动”,而粮食生产环境全要素生产率主要是靠环境技术效率和环境技术进步“双轨驱动”。研究内容二:鄱阳湖流域粮食生产环境效率收敛性分析。本部分内容借助经济增长相关理论和方法,分别从绝对收敛、条件收敛、俱乐部收敛、随机收敛以及增长分布动态分析五个方面对粮食生产环境效率的收敛性进行检验,探究鄱阳湖流域粮食生产环境效率的收敛性以及动态演变趋势。结果表明:（1）鄱阳湖流域粮食生产环境效率不存在?收敛,但存在绝对?收敛。说明短时间内鄱阳湖流域粮食生产环境效率水平总体差异随着时间的推移有扩大趋势,但在其他外在条件相同的情况下粮食生产环境效率水平较低的县（市、区）对较高的县（市、区）具有明显的“追赶效应”,且最终以不同的收敛速度逐渐趋于同一稳态均衡值。（2）粮食生产环境效率存在显着的条件?收敛,说明其粮食生产环境技术效率和环境全要素生产率均存在向其各自稳态均衡水平收敛的趋势。（3）鄱阳湖流域粮食生产环境效率存在局部俱乐部收敛和部分序列随机收敛,说明其粮食生产环境效率的差异将长期稳定存在。（4）总体来说,鄱阳湖流域粮食生产环境效率核密度曲线的波峰呈现出由尖峰形向宽峰形转变的趋势。其核密度曲线波峰所对应粮食生产环境效率水平向右侧移动,先由“单峰模式”向“双峰模式”转变再转变为“单峰模式”的趋势,波峰的高度总体在下降。（5）鄱阳湖流域粮食生产环境效率存在一定的流动性,形成了粮食生产环境效率处于低、中低、中高以及高等状态水平类型的集聚现象,即粮食生产环境效率增长的长期均衡状态依然分散于4种水平类型的状态空间中,说明鄱阳湖流域各县（市、区）粮食生产环境效率趋异的状态在未来很长一段时间内将持续存在。研究内容三:鄱阳湖流域粮食生产环境效率影响的因素分析。本部分内容采用空间计量经济模型,在考虑粮食生产环境效率空间效应的基础上,对鄱阳湖流域粮食生产环境效率的空间相关性及其影响因素进行了实证分析。结果表明:（1）总的来说,鄱阳湖流域各县（市、区）粮食生产环境效率具有显着的空间正相关关系,说明各县（市、区）之间粮食生产环境效率不是随机分布的,具有相似空间特征的地区之间粮食生产环境效率具有空间效应。（2）鄱阳湖流域相邻县（市、区）间的粮食生产环境效率水平存在空间依赖性。一个县（市、区）的粮食生产环境效率不仅与其自身的城镇化率、财政支农政策、种粮人口比重等因素息息相关,在一定程度上还依赖于与之具有相似空间特征的相邻县（市、区）的粮食生产环境效率水平,县（市、区）间粮食生产环境效率水平存在着相互间的正向影响。（3）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除城镇化率、年平均降雨量对鄱阳湖流域粮食生产环境效率起到负向作用,其他解释变量均对其起到正向作用。其中,劳均经营规模、种粮人口比重均在1%的水平上显着影响鄱阳湖流域粮食生产环境效率,年平均降雨量、产业集聚、粮食播种面积占比均在5%的水平上显着影响粮食生产环境效率,年平均气温在10%的水平上显着影响粮食生产环境效率。基于以上结论,本研究认为:（1）优化粮食生产要素投入结构。（2）避免化肥面源污染对粮食生产造成环境惩罚影响。（3）加大种粮研发投入力度,大力发展现代农业。（4）推动跨区域交流合作,协调区域粮食生产环境效率增长速度。（5）增加财政支农投入,兼顾城镇化发展与人才培养。
陈丹[6]（2019）在《新时代背景下中国产业结构调整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创造了年均GDP增速近10%、人均GDP增速约9%的高速增长“奇迹”。从产业结构的发展程度上来看,我国农业现代化水平显着提升,工业发展进入到了工业化中后期阶段,第三产业迅猛发展,劳动力就业比重从1978年的12.2%上升至2017年的44.9%,超过第一、二产业,成为拉动经济增长、吸收就业的主力军。然而,随着长期以来推动我国经济高速增长的人口红利、资源红利和改革红利的逐渐消失,加之受到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的影响,在短期波动和中长期下行的双重压力下,我国经济增长呈现出了明显的放缓态势,2011年我国经济结束了10%的高速增长速度,转而进入增速换挡期。2014年习近平总书记在河南考察时的讲话首次将经济增速放缓的态势判定为我国经济进入了“新常态”,2017年党的十九大报告在继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后,针对国内外发展环境的变化,进一步做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的判断。本文以新时代为背景,围绕“中国产业结构调整”这一主题开展研究,全文共八章,主要划分为五个部分。第一部分是本文研究的前提和理论基础,包括第1章绪论、第2章国内外文献综述和第3章新时代背景下中国产业结构调整的理论分析,本部分阐述了本文研究的背景,国内外现有研究成果及产业结构相关概念、演进规律等,并在前人理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结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的研究背景,提出了现阶段我国产业结构调整的新要求、新目标、新路径、新方式和新方向,构建出本文研究的理论框架,为后文的研究分析奠定理论基础。第二部分是新时代背景下中国产业结构现状与问题分析,包括第4章新时代背景下中国三次产业间结构现状与问题分析和第5章新时代背景下中国三次产业内部结构现状与问题分析,本部分全面深入的分析了我国产业结构演进历程,新时代背景下我国三次产业间结构现状及第一产业、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内部结构现状,揭示了目前我国产业结构存在的主要问题,并对产生问题的原因进行了深层次的剖析,为后文有针对性的提出对策建议奠定基础。第三部分是本文计量分析部分,为第6章新时代背景下中国产业结构调整的方式和方向选择,本部分在前文理论和实践分析的基础上,使用计量模型对新时代背景下我国产业结构调整的方式和方向进行了更加深入、科学的研究和选择,即是对前文理论部分的论证,也是后续提出产业结构调整对策建议的重要依据。第四部分是经验借鉴部分,为第7章主要发达国家产业结构调整的经验借鉴,本部分主要分析了美国、英国、德国、日本主要典型发达国家产业结构演进历程及在金融危机后面对国内外经济形势的变化,为应对本国经济疲软所采取的产业结构调整措施,目的是通过借鉴主要发达国家产业结构调整的先进经验,提出推动我国产业结构调整、实现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对策建议。第五部分是本文对策建议部分,为第8章新时代背景下中国产业结构调整的对策建议,旨在提出推动我国产业结构调整、实现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对策建议,是本文的结论所在。本文通过研究发现:（1）在新时代背景下,面对国内外经济环境的变化,我国产业结构调整应以工业化为核心,解决产业结构发展不平衡问题;大力发展智能制造业等战略性新兴产业,解决产业结构发展不充分的问题。（2）面对新环境、新发展理念,我国产业结构调整也有了新的目标,即通过产业结构调整促进三产融合、推进区域协调发展、实现产业结构优化升级、满足人民多样化的需求、提高城乡居民收入水平、推动我国国民经济高质量发展。（3）在新时代背景下,要满足产业结构调整新要求、实现产业结构调整新目标,要有新路径和新方式,本文通过理论和实证分析研究发现,现阶段我国产业结构调整需要坚持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并充分发挥服务型政府职能。（4）主导产业是实现产业结构调整、推动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重要力量,本文通过理论和实证研究分析发现,在新时代背景下,应将制造业,尤其是智能制造业作为推动我国产业转型升级的主导产业。本文可能的创新点在于:（1）从经济学角度对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进行了解读,并在现有产业结构理论的基础上,总结出新时代背景下我国产业结构调整的新要求、新目标,实现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新路径、新方式、新方向。（2）基于新时代的研究背景,通过全面、深入的分析我国三次产业间及三次产业内部结构现状、存在的问题及产生问题的原因,揭示出我国产业结构呈现出的新趋势。（3）使用多种计量方法对新时代背景下我国产业结构调整方式和方向进行分析,清晰的界定目前在产业结构调整中政府和市场应该扮演的角色,选择出现阶段可以有效推动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主导产业。
曹峥林[7]（2019）在《农业生产环节服务外包对规模经济的实现机理研究》文中认为在大量优质劳动力流失、非农就业持续增加、留守劳动力结构严重失衡的现实问题倒逼下,我国农业生产领域围绕农事作业环节的服务外包行为普遍出现、其市场迅速发展。环节服务外包在现行制度范畴与要素禀赋先天约束下找到了小农户和现代农业发展有机衔接的可能路径,逐步演化成为市场化改革深化与社会分工深化时代主题下农业规模经济发展的新方向。本研究基于农业分工深化条件下,农业生产环节服务外包可能有利于促进农业规模经济增长的基本假设,围绕分析回答以“分工社会化、服务市场化”为主要特点的农业生产环节服务外包是如何促进农业规模经济这一科学问题,旨在揭示农业生产环节服务外包对农业规模经济的促进作用,分析服务外包促进农业规模经济实现的可能路径。首先,搭建“服务外包——分工经济——规模经济”的基本分析框架,系统解析农业生产环节服务外包的演进逻辑及其经济效应,理论推导农业规模经济的准确衡量模型。其次,基于宏微观相结合的视角,分析环节服务外包和农业规模经济的特征事实与发展现状。然后,厘定“服务外包——行为能力——交易成本——规模经济”的逻辑线索,构建面板分位数回归和面板门限回归模型,实证环节服务外包对规模经济的影响及结构性差异。最后,立足组态视角,引入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fsQCA）技术探讨环节服务外包影响农业规模经济的因素组合及其实现路径。1.主要研究结论（1）我国环节服务外包的发展具有明显的宏微观特点与结构性差异。宏观上,环节服务外包遵循立足产权分割与技术可分的分工深化、基于技术进步与要素流动的资源配置两大主要演进逻辑,呈现整体时序上的渐进性、品种结构上的差异性、与农业特征的耦合性的特征。微观上,一是环节服务外包比例存在明显的区域结构性差异、作物结构性差异、环节属性结构性和时间动态性差异。三种作物平均的服务外包率均值为38.73%,收割、整地和播栽环节外包率位列前列,不同作物环节外包率有所差异,6个省（市）区域内部均表现出“水稻>小麦>玉米”的特征。全区域、不同区域、不同环节的农户选择生产环节服务外包的比率总体上基本呈现逐年微增的态势,全样本三种作物生产环节服务外包比率提高幅度最大的是劳动密集型环节,而劳动技术兼具型环节则最小。二是服务外包行为动因主要是家庭劳动力不够、相关农机设备缺乏和身体难以承受劳动强度。服务外包主要来源于组织型主体、个体型主体和公司型主体,其中劳动密集型环节服务外包主要来源于组织型和个体型主体,技术密集型环节则主要来源于政府型和公司型主体。三是服务外包四大供给主体的业务范围主要集中本乡镇区域,而跨县或跨省的跨区服务供给主体很少。四是无论是整体比例而言还是具体环节比例而言,农户的环节服务外包需求意愿比例均高于实际环节服务外包行为。五是服务外包的计价与支付方式比较复杂多样,但总体以现金支付为主。就具体价格而言,外包价格均价整体呈现“劳动技术兼具型环节>劳动密集型环节>技术密集型环节”的特征。六是环节服务外包水平总体均值为33.97%,呈现“劳动密集型>技术密集型>劳动技术兼具型”的环节属性差异、“东部>中部>西部”的区域发展差异、“水稻>小麦>玉米”的作物结构差异以及“中规模>大规模>小规模”的种植规模差异。（2）我国农业规模经济差异较大但总体上与环节服务外包呈正相关关系。宏观视角下,其一,粮食的总体农业规模经济平均水平达到1.045,处于规模经济状态,并呈现“玉米>小麦>粳稻>早籼稻>中籼稻>晚籼稻”的作物结构差异特征,整体呈现“西部>中部>东部”的区域结构特征。不同作物规模经济水平的区域差异明显:早籼稻呈现“东部>中部=西部”的特征、中籼稻和小麦呈现“西部>中部>东部”的特征、晚籼稻和玉米呈现“东部>中部>西部”的特征、粳稻呈现“中部>西部>东部”的特征。其二,19972017年间,全国粮食生产除在2013年外,在其余年份均处于规模经济状态,整体呈现波动状态,近年来略呈上升趋势。不同作物的规模经济性动态时序基本呈现波动态势但有所差异。微观视角下,其一,总体农业规模经济水平平均值为1.093,总体上看多数农户生产处于规模经济状态。而且农业规模经济水平呈现明显的作物结构性特征、区域结构性特征和时间动态性特征。其中,作物结构性特征表现在产品规模经济水平均值呈现“玉米>小麦>水稻”的特征;区域结构性特征表现在总体规模经济水平和水稻规模经济水平均值均呈现“东部>西部>中部”的特征,小麦和玉米规模经济水平呈现“东部>中部>西部”的特征;时间动态性特征表现为总体规模经济水平均值呈现逐年小幅递增的发展态势,水稻规模经济水平均值呈现逐年递增的特征,小麦规模经济水平均值表现出先降后升的波动特征,而玉米规模经济水平均值则逐年递减。其二,不同服务外包水平农户的农业规模经济表现出一定差异性,两者存在统计相关性。总体规模经济水平随着服务外包水平的提升而呈“U”型特征,总体呈现正向相关关系。不同作物的规模经济水平随环节服务外包程度的变化呈现不同的变化特征。（3）环节服务外包对规模经济的影响效应根源于专业分工和市场化。通过超边际均衡分析方法从理论上进一步深入解析了农业生产环节服务外包对规模经济的影响机理:（1）环节服务外包条件下,农产品交易效率改进,导致农业分工深化和劳动力向农业生产性服务部门转移,将增加生产性服务者人数而降低农产品生产者人数,从而引起农业生产部门劳动力份额下降,为土地流转集中和其它要素流动创造有利条件。这意味着农业生产要素人均量的扩大,尤其是土地的劳均单位面积扩大,有助于农业经营规模的适度扩大,从而促进农业规模经济的实现。（2）服务外包条件下,农产品生产者与生产性服务者实现分工与专业化,从而可从生产性服务生产率的提高中相互受益。基于农产品交易效率改进所带来的分工网络正效应,当服务外包市场发展时,农业生产性服务者和农产品生产者的生产率的提高可分别提升生产性服务和农产品的市场容量,而且两者的市场容量相互促进。农业生产性服务等中间产品尤其是农产品的市场容量的扩大,表明市场需求的提升,这将进一步刺激经营主体追加投入与扩大经营规模,增强其追求规模经济的动力。（4）环节服务外包对规模经济的正向影响具有多维度的差异性。无论是固定效应模型还是分位数回归模型均表明环节服务外包水平对规模经济的影响显着为正,并且规模经济低水平的农户越容易通过服务外包来提升规模经济水平。这预示着环节服务外包在规模经济水平或条件降低的农户群体中推广的积极意义。在控制其他变量的情况下,基于作物结构维度,各作物生产环节服务外包水平对农业规模经济水平的影响均显着为正,其影响程度呈现“水稻>小麦>玉米”的特征,而且水稻的影响程度远大于小麦与玉米的影响,而小麦与玉米之间差异较小;基于区域结构维度,东部的农业生产环节服务外包水平对规模经济水平的正向影响程度大于中部的农业生产环节服务外包的正向影响,而西部的影响效应则不显着;基于环节属性维度,各生产环节属性的服务外包水平对规模经济水平的影响均显着为正,其影响程度呈现“劳动密集性环节>技术密集型环节>劳动技术兼具型环节”的特征,劳动密集性环节和技术密集型环节的影响程度差异不大,但两者影响程度均远大于劳动技术兼具型环节的影响程度。（5）环节服务外包对规模经济具有门限效应且存在差异性。就总体样本而言,总体样本模型存在门限效应且有2个门限值,随着服务外包水平门限值的跨越,其对规模经济的正向影响程度呈现近似倒“V”特征。可见,农业生产环节服务外包水平应当有适度性,超过适度外包水平,如本样本研究定义下的0.76,其对农业生产经营及其规模经济的影响将减小甚至可能适得其反。就作物结构而言,水稻样本模型有1个门限值,随着门限值的跨越,水稻生产环节服务外包的正向效应将加强且幅度较大;小麦样本模型有1个门限值,随着门限值的跨越,小麦生产环节服务外包的正向效应加强幅度不大;玉米样本模型有1个门限值,随着门限值的跨越,玉米生产环节服务外包的正向效应将从无效转为有效。从区域结构来看,东部总体样本模型有1个门限值,随着门限值的跨越,东部地区服务外包的正向效应将显着增强;中部总体样本模型有1个门限值,随着门限值的跨越,中部地区服务外包的正向效应才开始显现;西部总体样本模型则不存在门限效应。（6）环节服务外包通过“六大传导机制”和“五条组合路径”促进规模经济实现。基于基准回归与分位数回归模型的分阶段估计,从分工专业化、学习能力、技术进步、物资资产专用性、处置能力与交易能力“六大传导变量”验证农业生产环节服务外包促进规模经济实现的传导机制,结果表明环节服务外包对规模经济具有分工专业化效应、人力资本效应、技术外溢效应、成本节约效应、资源配置效应与规模经济互补效应等传导机制。同时,利用fsQCA方法验证筛选出实现规模经济的“五条组合路径”:一是AOS*CA*AS*SC*LCA*TPR,即在强行为能力、低资产专用性和大规模性作为核心因果性条件缺失情况下,农户可以围绕高技术进步这一核心因果性条件,辅助于高环节服务外包水平和强学习能力,借助外部渠道获得外部规模经济的弥补,从而实现农业规模经济。这实质是前文所提及的环节服务外包对规模经济的技术外溢效应和人力资本效应的强强联合。二是AOS*CA*RK*SC*LCA,在大规模性作为核心因果性条件缺失、低风险性作为辅助因果性条件缺失的情况下,农户经营规模较小且面临较大的经营风险,此时农户仍然可以通过高环节服务外包水平和强行为能力两个核心因果性条件,以强学习能力为辅助因果性条件,获取高规模经济水平。该构型体现了环节服务外包的资源配置效应和学习效应。事实上,构型A和B也可以作为“环节服务外包”促进农业规模经济的“土地经营规模无关论”的有力支撑。三是AOS*CA*AS*RK*SC*LCA*TPR,在高技术进步作为核心因果性条件缺失,高环节服务外包水平和强学习能力作为辅助因果性条件缺失情况下,农户仍然可以通过强行为能力、低资产专用性和大规模性三个核心因果性条件,辅助于低风险性这一辅助因果性条件,来实现规模经济。四是AOS*CA*AS*SC*LCA*TPR,在以高服务外包水平、大规模性和强学习能力为核心因果性条件,以强行为能力、低资产专用性和高技术进步为辅助因果性条件的情况下,此时农户家庭内外部资源均衡,容易实现农业规模经济的高水平提升。五是AOS*AS*RK,在强学习能力作为核心因果性条件缺失的情况下,农户通过高服务外包水平、低资产专用性这两个核心因果性条件,以低风险性为辅助因果性条件,同样可以实现超高规模经济水平。2.可能创新之处（1）引入“服务外包——分工经济——规模经济”的理论架构,并对揭示农业生产服务外包实现规模经济的作用机理进行了有益尝试,其分析和解释过程中可能会形成一些新的认识。如基于超边际分析的数理推演,表明农业生产环节服务外包实现规模经济的“分工经济”内在逻辑,农业生产环节服务外包通过分工社会化和服务市场化,拓展了农业生产经营边界,在通过各生产环节规模经济的“加总效应”改进农业内部规模经济的同时,也引入外部服务规模经济,通过共享分工经济来提升整个农业规模经济水平。（2）基于结构性视角,实证农业生产环节服务外包对规模经济影响的结构性差异,突出了作用机理的层次性与异质性。同时验证了环节服务外包对规模经济的门限效应,进一步拓展了现有文献中的机理分析,识别了环节服务外包影响规模经济过程的动态性。环节服务外包水平不是越高越好,其对规模经济的促进作用往往需要跨越某个门限值或处于一定的水平区间才能得以有效发挥,充分体现了环节服务外包的适度性及其促进规模经济实现的动态性。（3）尝试将社会学与案例研究领域前沿研究方法——定性比较分析方法（QCA）引入到生产环节服务外包与规模经济的复杂因果关系研究中,在方法运用上体现学科交叉并有所突破与新意。传统计量分析拘泥于单一模型在大样本上精确验证独立变量显着性,且无法有效解释因素组合的影响效应甚至难以处理3个以上变量交互作用,定性比较分析方法弥补了上述思维窠臼与操作缺陷,验证多因素组合及其交互作用对农业规模经济的影响,更能反映现实复杂的因果关联,更加贴近客观的经济现实,拓展了机理探讨的维度与深度。同时新方法的运用带来新的观点碰撞,通过fsQCA方法找到了五条生产环节服务外包条件下农业规模经济实现与提升的等效组合路径,进一步丰富了关于实现农业规模经济的途径认知。
李晓龙[8]（2019）在《农村金融深化、农业技术进步与农村产业融合发展》文中认为论文是关于农村金融深化、农业技术进步与农村产业融合发展关系问题的研究。农村产业融合发展是农业农村可持续发展的关键。农村产业融合发展有利于增强农业发展效率,拓展农民增收领域,以及培育农村新的增长点,是现阶段解决“三农”问题的重要途径,同时也是中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农业发展步入新阶段的重要特征。要促进农村产业融合发展,不仅需要改善目前滞后的农村基础设施,也要消除农村产业融合过程中面临的体制机制障碍,更要突破制约农村产业融合发展的要素供给瓶颈。在这些供给要素中,尤其以资金和技术的需求最为旺盛,由此也迫切需要深化农村金融服务,通过扩大农村金融规模、优化农村金融结构以及提高农村金融效率等途径加大对农村产业融合发展的金融支持;同时还需要加快农业技术进步,通过推进农业技术创新、农业技术推广以及农业技能培训等途径增强对农村产业融合发展的技术支持。因此,系统地研究农村金融深化、农业技术进步与农村产业融合发展的关系具有十分重要的理论价值与实践意义。（1）研究的主要内容1)系统构建农村金融深化、农业技术进步与农村产业融合发展的理论分析框架。在科学界定相关概念定义及内涵的基础上,系统阐述了农村金融深化、农业技术进步与农村产业融合发展之间的作用机理,探究了农村金融深化、农业技术进步及农村产业融合发展的测度依据与方法。2)统计分析农村金融深化、农业技术进步与农村产业融合发展的现状及问题。首先描述性分析了中国农村产业融合发展的产业基础及主要业态现状,系统讨论了中国农村产业融合发展水平的变动趋势、省际分布特征以及区域差异特征。然后分别分析了农村金融深化和农业技术进步的现状,以及农村金融深化和农业技术进步支持农村产业融合发展的具体实践与问题。3)实证研究农村金融深化、农业技术进步对农村产业融合发展的影响。基于2008-2016年中国省际面板数据,利用FE、PCSE、FGLS、SYS-GMM、空间计量、门槛回归等计量方法,分别实证检验了农村金融深化、农业技术进步对农村产业融合发展的影响;并从农业技术进步的视角,实证检验了农村金融深化影响农村产业融合发展的传导机制。4)探索设计农村金融深化、农业技术进步促进农村产业融合发展的长效机制与政策建议。基于理论与实证的研究结论,同时结合中国实际情况,设计了农村金融深化、农业技术进步及二者配合促进农村产业融合发展的长效机制,并提出了促进中国农村产业融合发展的相应政策建议。（2）研究的主要结论1)考察期内中国农村产业融合发展水平整体呈不断上升趋势,但具有明显的区域异质性特征。测算结果表明:2008-2016年中国农村产业融合发展水平提升十分明显,年均增长率高达11.97%。以东部地区和中西部地区为区域划分标准,中国农村产业融合发展表现出明显的区域差异。其中,从农村产业融合发展的整体水平来看,东部地区明显高于中西部地区;但从农村产业融合发展的增长速度来看,中西部地区则要明显快于东部地区。衡量农村产业融合发展水平区域差异的基尼系数、泰尔指数和对数离差均值在整体上呈现出逐年递减趋势,说明中国省际之间农村产业融合发展水平的差异程度正在不断缩小。2)农村金融深化显着提升了中国农村产业融合发展水平,且这种影响存在明显的区域差异。综合采用FE、PCSE、FGLS以及SYS-GMM等计量方法的实证结果表明:整体而言,农村金融深化有利于提升中国农村产业融合发展水平;与此同时,农村金融深化对农村产业融合发展水平的提升作用存在明显的区域差异,相比于中西部地区,农村金融深化对农村产业融合发展水平的提升作用在东部地区更加显着。进一步运用面板门槛模型检验发现,地区之间农村金融深化程度、农村人力资本以及基础设施水平的不同,是造成农村金融深化对农村产业融合发展的影响存在区域差异的重要原因。3)农业技术进步不仅有利于提升本地区农村产业融合发展水平,还通过空间溢出效应（技术扩散效应）促进了相邻地区农村产业融合发展水平的提升。传统计量结果表明,农业技术进步显着促进了中国农村产业融合发展水平的提升。空间计量结果则发现,一个地区的农业技术进步可以通过空间溢出效应促进周边相邻地区农村产业融合发展水平的提升,即农业技术进步存在一定的技术扩散效应。进一步运用空间收敛模型检验发现,中国农村产业融合发展水平存在明显的?绝对收敛和?条件收敛,且农业技术进步对中国农村产业融合发展水平的收敛产生了显着的促进作用。4)农村金融深化通过促进农业技术进步显着提升了农村产业融合发展水平,即农业技术进步是农村金融深化影响农村产业融合发展的重要传导机制。交互作用模型检验发现,农村金融深化有效提高了农业技术进步对农村产业融合发展的正向作用。中介效应模型结果表明,农业技术进步是农村金融深化影响农村产业融合发展的重要作用途径,从而揭示了农村金融深化→农业技术进步→农村产业融合发展的传导机制。进一步运用面板门槛模型检验发现,随着农村金融深化程度的不断提升,农业技术进步对农村产业融合发展的促进效应不断增强,再次验证了农村金融深化通过促进农业技术进步,进而对农村产业融合发展产生了正向作用。5)促进农村产业融合发展需要构建农村金融深化和农业技术进步及二者相互配合的长效机制。农村金融深化促进农村产业融合发展的长效机制主要包括产品创新机制、风险分散机制和协调合作机制;农业技术进步促进农村产业融合发展的长效机制主要包括供给推动机制、需求拉动机制以及示范带动机制;农村金融深化与农业技术进步配合促进农村产业融合发展的长效机制主要包括融资保障机制、服务支撑机制以及环境优化机制。（3）研究的重要观点1)乡村振兴的核心是产业振兴,农村产业融合发展则是振兴乡村产业的根本途径。必须依靠农村产业融合的乘数效应,不断延伸产业链、提升价值链、优化供应链,加快培育农村新业态、新产业,建立现代化的农村产业体系来促进农业农村可持续发展。2)中国区域之间的发展差异较大,农村金融深化需要充分结合区域特征,因地制宜实行差异化的农村金融深化策略,以有效推动区域农村产业融合的持续健康发展。3)制定农业技术进步促进农村产业融合发展政策时,应充分考虑地理空间因素,通过技术要素的空间有效配置形成新的增长点,以带动相邻地区农村产业融合协同发展。4)农村金融深化与农业技术进步的有效配合对于农村产业融合发展至关重要。必须依靠农村金融深化,积极发展农业科技金融,促进农业科技要素与金融要素的优化配置,增强农村产业融合发展的内在驱动力。5)农村产业融合发展最关键是人才兴旺。没有农民的知识化、技能化、职业化,农业现代化以及农村兴旺繁荣就只能是空中楼阁。要鼓励有志青年在农村创业、就业、安居乐业。（4）研究的政策建议1)以农村金融改革为契机强化农村产业融合发展的金融供给。完善多层次金融支持政策,缓解农村产业融合发展的融资约束;持续推进农村信用体系建设,因地制宜改善农村支付环境,强化农村金融基础设施建设。2)以创新驱动发展为动力提升农村产业融合发展的技术含量。健全农业科技人才支持政策,培育农村“众创空间”,发挥产业集群创新优势,强化科技与农业对接、创新成果与产业发展对接、创意设计与生产经营对接。3)以地区资源禀赋为前提支持农村产业融合多元化并存发展。因地制宜突出区域特色和政策差异,积极探索农业内部融合、纵向融合、横向融合、技术渗透型融合、复合型融合等多元化的农村产业融合发展模式。4)以培育多元融合主体为重点增强农村产业融合发展的能力。高度重视发挥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引领带动作用,鼓励供销社、邮政系统以及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焕发活力,同时增强农户参与农村产业融合的能力。5)以优化产业发展环境为基础改善农村产业融合发展的条件。完善农村基础设施建设,维护农村市场公平竞争秩序,构建农村公共服务体系,降低涉农生产成本,提高产业整体盈利能力。6)以相关制度建设为依托完善农村产业融合发展的保障体系。深化农村土地制度改革,破解农村产业融合发展的土地供给瓶颈;同时完善监管制度和统计制度,指导和推动农村产业融合有序发展。
戴素强[9]（2019）在《农村人口老龄化下劳动力接替的科技支撑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本文构建随机前沿超越对数生产函数模型及生产无效率方程,并进行极大似然参数回归。根据测算的农业资本和农业劳动力产出弹性、边际产量,分析农业技术物化的农业资本和农业劳动力的经济转化效果显着的原因;根据测算的农业资本和农业劳动力的替代弹性,阐述要素持续发挥的替代效应是农业资本和农业劳动力发生规模报酬递减的本质;根据测算的全要素生产率?TFP以及模型性质的分析,表明农业技术进步和农业技术效率提高在农村劳动力接替过程提供动力。以此具体研究农村劳动力与农业科技之间存在的接替关系。然后,根据生产无效率方程实证研究结果以及模型性质,从农业技术、农村人才技能、农村人口老龄化和农业技术推广方面,分析当前农村劳动力接替的影响因素,再根据影响因素确定农业科技支撑体系构建涉及的相关责任主体（组织机构）,同时基于新公共服务和公共政策理论,将政府纳入农村劳动力接替影响因素的相关责任主体并分析其作用,而后分析责任主体作用和内在联系。最后,基于农业科技支撑理论,构建以农业科技创新体系、农业技术推广体系、农业科技人才培养体系、农业技术反馈体系以及农业政策调控体系为主要内容的农村劳动力接替的科技支撑体系。同时为保障该体系有效运行,提出进一步提高农业技术水平,优化现代化农业技术推广体系,构建现代农业科技人才培养体系,加快农村信息化的农业科技服务建设以及加强政府的政策宏观调控力度等相关政策建议。
徐小琪[10]（2019）在《我国信息化与农业现代化协调发展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进入21世纪,信息化对经济社会发展的作用更加广泛而深刻。信息资源日益成为重要生产要素、无形资产和社会财富,信息已经在工业、农业等行业领域显现其巨大生产力。对于农业而言,其根本出路在于现代化,农业现代化是国家现代化的基础和支撑,而加快信息化在农业领域的发展不仅是实现农业现代化的必经之路,更将发挥其引领作用。可见,在互联网与物联网时代,推动信息化与农业现代化协调发展、共同作用,是实现乡村振兴,解决好“三农”问题的重要途径。不仅信息化较强的综合性与产业关联性能够推动农村农业经济社会发展,促进农业现代化进程,同时农业农村农民的全面发展又可以进一步加速信息化的进程,二者互动互促,从而实现其协调发展。但是由于我国信息化发展起步晚,加之农业的弱质性,尽管近年来信息化在农业领域中的应用水平不断提高,为推动农业现代化进程做出了巨大贡献,但相较发达国家仍存在较大差距。显然,当前我国大部分地区尚处于农业现代化滞后的协调发展不足状态。在此背景下,明晰我国信息化与农业现代化具体发展水平,研究如何进一步提高二者协调发展是当前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议题。鉴于此,本文立足于农业经济学、信息生产力学、产业经济学、新地理经济学、管理学等相关理论与方法,采用耦合度法、灰色关联分析法、熵值法、随机效应模型方法、聚类分析法等定量分析方法,按照发现问题-基于相关理论运用实证研究方法分析问题-根据定性分析与定量分析结果解决问题的思路,系统研究了我国信息化与农业现代化发展及其相互作用关系,以期为推动我国信息化与农业现代化协调发展提供有益参考和借鉴。首先,根据世界信息化与农业现代化的发展趋势及我国信息化与农业现代化（以下简称为“二化”）发展的基本实际,对二者之间的相互作用机理以及我国“二化”发展历程进行阐述和分析。信息化是传统农业提高生产率的倍增器。信息技术是现代高新科学技术的重要代表之一。在农业领域全面推广应用现代信息技术,是改造传统产业,引导产业转型升级,是完成农业现代化进程的重要推动力量;而农业现代化水平的提升,也将推动信息技术在农业领域中的应用与推动,催生对信息技术创新的需求,从而进一步加速信息进程。其次,在参考信息化与农业现代化已有测评相关研究的基础上,结合我国信息化与农业现代化的发展实际,并综合数据可获得性,本文运用2003-2016年31省市共33个指标的评价指标体系,并采用熵值法测算出了相应权重。再依此测算出信息化与农业现代化综合发展指数,在此基础上重点分析2003年以来各地区信息化、农业现代化差异的时空演变轨迹和影响因素。研究表明人均财政支农支出、人均用电量、农业劳动生产率是与农业现代化关系最为密切的三个因子,而域名拥有量、互联网宽带接入端口比率和移动电话拥有率则是与信息化关系最为密切的三个因子。再者,利用2003-2016年全国及31省市我国信息化与农业现代化相关数据,基于灰色关联度分析、协整检验、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构建了耦合度模型、协调发展度模型以及分析协调发展影响因素的空间面板计量经济学模型,检验和分析了“二化”之间的相互作用、“二化”时空格局特征及其影响因素。采用耦合度模型和协调发展模型对我国信息化与农业现代化协调发展关系进行了测评,且阐述分析了其时空演变特征、影响因素与发展方向。结果表明,从时序变化来看,我国信息化与农业现代化协调发展度年均增速为7.72%,增长趋势比较稳定;从空间变化来看,“二化”协调发展度均有不同程度的上升,但省际之间协调发展水平悬殊较大,且呈现东部沿海>东北>中部>西北>西南的空间发展格局,而Moran’s I指数结果表明在全局中均呈现一定的空间集聚特征,且表现为正的的相关性。鉴于“二化”协调发展存在空间效应,本文构建了将空间因素考虑在内的空间面板计量经济学模型,并从静态与动态两个层面实证考察了综合经济水平、产业结构、城镇化发展水平、基础设施建设水平、投资与消费等因素对“二化”协调发展度的影响。结果表明,“二化”协调发展存在空间外溢效应,相邻地区“二化”协调发展水平对本地区具有显着的正向影响,而且“二化”协调发展存在时空依赖性。此外,产业结构的不断优化,人均教育支出、人均科研经费支出、地方人均农林水利支出、外商投资与居民消费的增加,对“二化”协调发展水平的提高均具有积极影响。最后,基于定性分析与定量分析结果,提出了完善协调发展顶层设计、补足农业现代化短板及积极发展农业信息化等促进我国信息化与农业现代协调发展的对策与建议。
二、计量科技与现代农业（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计量科技与现代农业（论文提纲范文）
（1）现代通讯技术使用对农户生产效率影响研究 ——以蔬菜种植户为例（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导论 |
| 1.1 研究背景 |
| 1.2 研究目的与研究意义 |
| 1.2.1 研究目的 |
| 1.2.2 研究意义 |
| 1.3 国内外研究动态 |
| 1.3.1 农业生产效率的研究 |
| 1.3.2 生产效率的影响因素分析 |
| 1.3.3 现代通讯技术的相关研究 |
| 1.3.4 现代通讯技术使用效果研究 |
| 1.4 研究思路、内容和方法 |
| 1.4.1 研究思路 |
| 1.4.2 研究内容 |
| 1.4.3 研究方法 |
| 1.5 研究区域概况与数据来源 |
| 1.5.1 研究区域概况 |
| 1.5.2 数据来源 |
| 1.6 论文创新之处 |
| 第二章 概念界定及理论分析 |
| 2.1 基本概念 |
| 2.1.1 农户生产效率 |
| 2.1.2 现代通讯技术使用 |
| 2.1.3 要素配置 |
| 2.1.4 农业技术采纳 |
| 2.1.5 市场参与 |
| 2.2 相关理论 |
| 2.2.1 交易成本理论 |
| 2.2.2 经济增长理论 |
| 2.2.3 技术选择理论 |
| 2.2.4 信息经济理论 |
| 2.2.5 生产效率理论 |
| 2.3 理论框架 |
| 2.3.1 现代通讯技术使用、要素配置与农户生产效率 |
| 2.3.2 现代通讯技术使用、技术采纳与农户生产效率 |
| 2.3.3 现代通讯技术使用、市场参与与农户生产效率 |
| 第三章 农户现代通讯技术使用及相关行为分析 |
| 3.1 现代通讯技术使用现状分析 |
| 3.1.1 农户现代通讯技术使用现状 |
| 3.1.2 样本区农户现代通讯技术使用状况 |
| 3.2 农户要素投入行为 |
| 3.2.1 资本投入 |
| 3.2.2 劳动力投入 |
| 3.2.3 土地投入 |
| 3.3 农户技术采纳行为 |
| 3.4 农户市场参与行为 |
| 3.4.1 议价能力 |
| 3.4.2 销售渠道选择 |
| 3.5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蔬菜种植户生产效率的测算及分析 |
| 4.1 蔬菜种植户生产效率测度 |
| 4.1.1 测度方法 |
| 4.1.2 指标说明与特征分析 |
| 4.1.3 测度结果与分析 |
| 4.2 农户生产效率影响因素分析 |
| 4.2.1 变量选取与描述性统计分析 |
| 4.2.2 模型构建 |
| 4.2.3 实证检验和结果分析 |
| 4.3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现代通讯技术使用、要素配置与农户生产效率 |
| 5.1 理论机制分析 |
| 5.1.1 现代通讯技术使用、资本投入与农户生产效率 |
| 5.1.2 现代通讯技术使用、劳动力投入与农户生产效率 |
| 5.1.3 现代通讯技术使用、土地投入与农户生产效率 |
| 5.2 模型设定与变量选择 |
| 5.2.1 模型设定 |
| 5.2.2 变量选取 |
| 5.3 实证结果分析 |
| 5.3.1 农户使用现代通讯技术决策方程估计 |
| 5.3.2 倾向得分估计与共同支撑域条件 |
| 5.3.3 平衡性检验 |
| 5.3.4 农户使用现代通讯技术的生产效率测算 |
| 5.4 内生性问题的讨论 |
| 5.5 农户使用现代通讯技术的生产效率分解 |
| 5.6 本章小结 |
| 第六章 现代通讯技术使用、技术采纳与农户生产效率 |
| 6.1 理论分析 |
| 6.2 现代通讯技术使用对农户技术采纳的影响 |
| 6.2.1 变量说明与模型构建 |
| 6.2.2 实证结果分析 |
| 6.3 技术采纳的中介效应分析 |
| 6.3.1 变量选取 |
| 6.3.2 模型设定 |
| 6.3.3 实证检验与结果分析 |
| 6.4 本章小结 |
| 第七章 现代通讯技术使用、市场参与和农户生产效率 |
| 7.1 理论分析 |
| 7.2 概念界定与研究假设 |
| 7.2.1 市场参与的概念界定 |
| 7.2.2 研究假设 |
| 7.2.3 变量选取和模型设定 |
| 7.3 结论与分析 |
| 7.3.1 现代通讯技术使用对农户市场参与行为的影响 |
| 7.3.2 现代通讯技术使用、市场参与对农户生产效率的影响 |
| 7.3.3 内生性及弱工具变量检验 |
| 7.4 讨论 |
| 7.5 本章小结 |
| 第八章 结论与建议 |
| 8.1 研究结论 |
| 8.1.1 农户现代通讯技术使用及相关行为分析 |
| 8.1.2 蔬菜种植户生产效率的测算及分析 |
| 8.1.3 现代通讯技术使用、要素配置与农户生产效率 |
| 8.1.4 现代通讯技术使用、技术采纳与农户生产效率 |
| 8.1.5 现代通讯技术使用、市场参与和农户生产效率 |
| 8.2 政策建议 |
| 8.2.1 完善农村信息服务体系,增强农户信息能力 |
| 8.2.2 充分发挥现代通讯技术优势,推进农业高质量发展 |
| 8.2.3 促进信息化与要素资源融合,优化农业要素配置 |
| 8.2.4 加速农业技术采用率,以科技助力乡村振兴 |
| 8.2.5 以农业信息化带动市场化,提高农户市场参与程度 |
| 8.3 研究不足与未来展望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致谢 |
| 作者简介 |
（2）农业经济发展对宏观经济增长及波动的作用机制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致谢 |
| 摘要 |
| ABSTRACT |
| 1 绪论 |
| 1.1 论文研究背景 |
| 1.1.1 论文研究的历史背景 |
| 1.1.2 论文研究的现实背景 |
| 1.2 论文选题的意义 |
| 1.2.1 研究的理论意义 |
| 1.2.2 研究的实践意义 |
| 1.3 论文研究的主要内容与创新点 |
| 1.3.1 论文研究的主要内容 |
| 1.3.2 创新点 |
| 1.4 论文的研究方法 |
| 1.5 论文研究的技术路线图与实证研究逻辑框架 |
| 1.5.1 论文研究的技术线路 |
| 1.5.2 论文实证研究的逻辑框架 |
| 1.6 相关概念界定及说明 |
| 1.6.1 概念界定 |
| 1.6.2 相关说明 |
| 2 文献综述 |
| 2.1 农产品价格的文献回顾 |
| 2.1.1 农产品价格波动的相关文献 |
| 2.1.1.1 关于农产品价格波动的特征研究的文献回顾 |
| 2.1.1.2 农产品价格长记忆性特征研究的相关文献回顾 |
| 2.1.1.3 其它有关农产品价格研究文献 |
| 2.2 农产品价格与宏观经济相互影响的相关文献回顾 |
| 2.3 农业经济发展的文献回顾 |
| 2.4 农业与经济增长的文献回顾 |
| 2.4.1 关于农业金融与经济的文献回顾 |
| 2.4.2 关于农业投资与经济增长的文献回顾 |
| 2.4.3 关于农(副)产品价格与经济增长的文献回顾 |
| 2.4.4 关于农业总要素生产率(TFP)与经济增长的文献回顾 |
| 2.4.5 农业与经济增长关系研究方法的文献回顾 |
| 3 论文研究的理论基础 |
| 3.1 农业发展理论 |
| 3.1.1 农业发展理论概述 |
| 3.1.2 农业发展理论的历史演进 |
| 3.1.3 农业发展理论的内涵 |
| 3.1.4 农业发展理论在中国农业发展和经济增长的运用 |
| 3.2 本文研究涉及的其它相关理论 |
| 3.2.1 农产品价格理论 |
| 3.2.2 经济周期理论 |
| 3.2.3 经济增长理论 |
| 4 农产品价格及其不确定性的长期记忆性与关联性检验 |
| 4.1 农产品价格及其不确定性的长期记忆性实证检验 |
| 4.1.1 长期记忆性分析方法 |
| 4.1.1.1 ARFIMA模型构建 |
| 4.1.1.2 FIGARCH模型构建 |
| 4.1.2 农产品价格的数据选择与描述 |
| 4.1.3 农产品价格及其不确定性的长期记忆性检验 |
| 4.2 农产品价格与其不确定性之间的关联性检验 |
| 4.2.1 向量自回归(VAR)模型构建 |
| 4.2.2 单位根检验 |
| 4.2.3 Granger因果关系的计量检验 |
| 4.2.4 VAR模型的脉冲响应及方差分解 |
| 4.3 本章小结 |
| 5 农产品价格及其波动性对中国经济的影响研究 |
| 5.1 农产品价格与中国经济增长之间的关联性检验 |
| 5.1.1 农产品价格序列与中国经济增长序列的选取和描述 |
| 5.1.2 时间序列的平稳性检验 |
| 5.1.3 向量自回归(VAR)模型的构建与估计 |
| 5.1.4 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 |
| 5.1.5 冲击响应函数估计与方差分解分析 |
| 5.2 农产品价格波动与中国经济增长波动性之间的关联性检验 |
| 5.2.1 ADF单位根检验 |
| 5.2.2 影响的方向及影响作用的程度分析 |
| 5.2.3 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 |
| 5.2.4 冲击反应的时间变化路径刻画 |
| 5.2.5 影响的贡献程度判别 |
| 5.3 本章小结 |
| 6 农业经济发展与宏观经济增长的周期性路径判别 |
| 6.1 非线性MS(M) –AR(P)模型构建 |
| 6.2 农业经济发展与宏观经济增长的周期性数据选择 |
| 6.3 中国农业经济发展与宏观经济增长的周期性路径刻画 |
| 6.3.1 非线性MS(M)-AR(p)模型的参数估计 |
| 6.3.2 中国农业经济以及宏观经济增长的区制转移概率 |
| 6.3.3 中国农业经济及宏观经济处于各增长区制的平均持续期 |
| 6.3.4 中国农业经济及宏观经济不同增长区制间的转移路径刻画 |
| 6.4 本章小结 |
| 7 农业经济发展在宏观经济运行过程的作用研究 |
| 7.1 非线性MS(M) -VAR(P)的模型设定 |
| 7.2 对农业总产值增长率及宏观经济增长率的时间动态轨迹的刻画 |
| 7.3 农业经济发展在宏观经济增长过程中的作用机制检验与分析 |
| 7.3.1 非线性MS(M) -VAR(p)模型的参数估计 |
| 7.3.2 农业经济发展对宏观经济增长作用机制的周期性变迁识别 |
| 7.3.3 农业经济发展对宏观经济增长作用机制的区制转移特征测度 |
| 7.4 农业经济发展在宏观经济波动过程中的作用机制检验与分析 |
| 7.4.1 非线性MS(M) -VAR(p)模型的参数估计 |
| 7.4.2 农业经济发展对宏观经济波动作用机制的周期性变迁识别 |
| 7.4.3 农业经济发展对宏观经济波动作用机制的区制转移特征测度 |
| 7.5 本章小结 |
| 8 结论 |
| 8.1 结论 |
| 8.2 政策建议 |
| 8.3 研究的不足与展望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A |
| 索引 |
| 作者简历及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取得的研究成果 |
| 学位论文数据集 |
（3）数字金融与农民收入增长 ——作用机制与影响效应（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与问题 |
| 1.1.1 研究背景 |
| 1.1.2 研究问题 |
| 1.2 研究目标与意义 |
| 1.2.1 研究目标 |
| 1.2.2 研究意义 |
| 1.3 文献回顾与评述 |
| 1.3.1 农民收入增长的影响因素的相关文献 |
| 1.3.2 金融发展与农民收入增长的相关文献 |
| 1.3.3 数字金融与农民收入增长的相关文献 |
| 1.3.4 农民收入持续增长的模式及政策措施研究 |
| 1.3.5 文献评述 |
| 1.4 研究内容与方法 |
| 1.4.1 研究内容 |
| 1.4.2 研究方法 |
| 1.4.3 数据来源 |
| 1.5 研究框架与路线 |
| 1.5.1 研究框架 |
| 1.5.2 技术路线 |
| 1.6 研究创新与局限 |
| 1.6.1 研究的创新 |
| 1.6.2 存在的局限 |
| 第2章 理论回顾与借鉴 |
| 2.1 金融中介理论 |
| 2.1.1 交易成本理论 |
| 2.1.2 信息不对称论理论 |
| 2.1.3 风险管理理论 |
| 2.1.4 简要评述 |
| 2.2 金融发展理论 |
| 2.2.1 金融结构理论 |
| 2.2.2 金融深化理论 |
| 2.2.3 金融功能理论 |
| 2.2.4 普惠金融理论 |
| 2.2.5 简要评述 |
| 2.3 经济增长理论 |
| 2.3.1 新古典增长理论 |
| 2.3.2 内生增长理论 |
| 2.3.3 包容性增长理论 |
| 2.3.4 简要评述 |
| 2.4 网络经济理论 |
| 2.4.1 网络商品理论 |
| 2.4.2 双边市场理论 |
| 2.4.3 长尾理论 |
| 2.4.4 简要评述 |
| 第3章 数字金融与农民收入增长的理论框架及研究假说 |
| 3.1 核心概念界定与辨析 |
| 3.1.1 数字金融 |
| 3.1.2 农民收入增长 |
| 3.2 数字金融影响农民收入增长的间接作用机理 |
| 3.2.1 农户创业 |
| 3.2.2 经济增长 |
| 3.3 数字金融影响农民收入增长的直接作用机理 |
| 3.4 数字金融影响农民收入增长的非线性作用与空间溢出机理 |
| 3.4.1 数字金融影响农民收入增长的非线性作用机理 |
| 3.4.2 数字金融影响农民收入增长的人力资本门槛作用机理 |
| 3.4.3 数字金融影响农民收入增长的空间溢出机理 |
| 3.5 本章小结 |
| 第4章 中国数字金融的特征事实与农民收入增长分析 |
| 4.1 数字金融的业务形态 |
| 4.1.1 网络支付 |
| 4.1.2 网络融资 |
| 4.1.3 财富管理 |
| 4.1.4 网络保险 |
| 4.1.5 互联网征信 |
| 4.2 中国数字金融发展特征 |
| 4.2.1 中国数字金融发展脉络 |
| 4.2.2 中国数字金融指标体系 |
| 4.2.3 中国数字金融发展特征评价 |
| 4.3 中国数字金融发展问题及趋势 |
| 4.3.1 中国数字金融发展问题 |
| 4.3.2 中国数字金融发展趋势 |
| 4.4 中国农民收入增长的演变历程 |
| 4.4.1 超常规增长阶段(1978-1984 年) |
| 4.4.2 波动低速增长阶段(1985-2003 年) |
| 4.4.3 高速增长阶段(2004-2012 年) |
| 4.4.4 新常态增长阶段(2013-2019 年) |
| 4.5 农民收入增长的结构变化 |
| 4.5.1 农民收入结构变化 |
| 4.5.2 结构变动的收入增长贡献 |
| 4.5.3 农民收入的形态结构分析 |
| 4.6 农民收入增长的地区差异及空间分布特征 |
| 4.6.1 各地区农民收入增长时期差异 |
| 4.6.2 农民收入增长的变异系数分析 |
| 4.6.3 四大区域的农民收入增长差异 |
| 4.6.4 农民收入增长的空间分布特征 |
| 4.7 数字金融与农民收入的相关分析 |
| 4.7.1 数字金融与农民收入的相关性分析 |
| 4.7.2 数字金融与农民收入结构的相关性分析 |
| 4.7.3 数字金融与各区域农民收入的相关性分析 |
| 4.8 本章小结 |
| 第5章 数字金融影响农民收入增长的总效应分析 |
| 5.1 引言 |
| 5.2 模型构建、变量选取与估计策略 |
| 5.2.1 模型构建 |
| 5.2.2 变量选取 |
| 5.2.3 估计策略 |
| 5.3 计量结果分析 |
| 5.3.1 数字金融与农民收入增长 |
| 5.3.2 数字金融与农民收入结构 |
| 5.3.3 区域差异分析 |
| 5.3.4 分位数回归 |
| 5.4 本章小结 |
| 第6章 数字金融影响农民收入增长的非线性及空间溢出效应分析 |
| 6.1 引言 |
| 6.2 数字金融影响农民收入增长的非线性效应分析 |
| 6.2.1 模型与变量 |
| 6.2.2 数字金融门槛效应结果分析 |
| 6.2.3 人力资本门槛效应结果分析 |
| 6.3 数字金融影响农民收入增长的空间溢出效应分析 |
| 6.3.1 空间相关性检验 |
| 6.3.2 空间计量模型构建 |
| 6.3.3 空间计量结果分析 |
| 6.4 本章小结 |
| 第7章 数字金融影响农民收入增长的作用机制分析:经济增长渠道 |
| 7.1 引言 |
| 7.2 模型设定、变量选择与统计分析 |
| 7.2.1 模型设定 |
| 7.2.2 变量选择 |
| 7.2.3 统计分析 |
| 7.3 数字金融与经济增长的计量分析 |
| 7.3.1 基于总体样本的计量分析 |
| 7.3.2 基于细分样本的计量分析 |
| 7.4 数字金融、经济增长与农民收入增长的计量分析 |
| 7.4.1 数字金融、经济增长与农民收入增长 |
| 7.4.2 拓展性讨论 |
| 7.5 本章小结 |
| 第8章 数字金融影响农民收入增长的作用机制分析:农户创业渠道 |
| 8.1 引言 |
| 8.2 模型、变量与数据 |
| 8.2.1 模型设定 |
| 8.2.2 变量选择 |
| 8.2.3 数据来源 |
| 8.2.4 描述性统计 |
| 8.3 数字金融与农户家庭增收 |
| 8.3.1 数字金融使用与农户家庭增收 |
| 8.3.2 社区数字金融水平对农户家庭增收的溢出效应 |
| 8.3.3 农户家庭异质性分析 |
| 8.4 作用机制分析 |
| 8.4.1 数字金融与农户创业活动 |
| 8.4.2 数字金融与农户创业绩效 |
| 8.4.3 拓展性讨论:数字金融与农户非农就业 |
| 8.5 本章小结 |
| 第9章 研究结论与政策建议 |
| 9.1 研究结论 |
| 9.2 政策建议 |
| 9.2.1 推进农村数字金融有效普及 |
| 9.2.2 加快数字金融发展 |
| 9.2.3 完善数字金融监管 |
| 9.2.4 加强消费权益保护 |
| 9.3 研究展望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的科研成果 |
（4）钱学森社会主义国家建设思想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背景与意义 |
| 二、国内外研究现状 |
| 三、研究思路 |
| 四、研究方法、意义、不足 |
| 第一章 钱学森社会主义国家建设思想的发展轨迹 |
| 第一节 钱学森社会主义国家建设思想形成的历史逻辑 |
| 一、资本主义的入侵催生了近代国家观念和科技救国思潮的产生 |
| 二、二十世纪以来国际形势复杂多变 |
| 三、新中国成立后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探索实践 |
| 第二节 钱学森社会主义国家建设思想形成的思想渊源与影响因素 |
| 一、钱学森社会主义国家建设思想形成的思想渊源 |
| 二、钱学森社会主义国家建设思想形成的影响因素 |
| 第三节 钱学森社会主义国家建设思想的形成过程 |
| 一、萌生阶段(1930-1955):在救国思想主导下,初步接触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和努力掌握专业知识 |
| 二、发展阶段(1956-1981):在毛泽东思想指导下,系统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和系统工程思想逐步成熟 |
| 三、成熟阶段(1982-1996):在邓小平理论的影响下,开始用社会工程思想思考社会主义建设问题 |
| 四、完善阶段(1997-2009):在三个代表、科学发展观影响下,以“钱学森之问”为标志继续思考国家重点领域的发展问题 |
| 本章小结 |
| 第二章 钱学森关于时代发展特征的分析 |
| 第一节 对时代发展特征的把握分析(一):“科学技术”视角 |
| 一、现代科学技术体系不断发展 |
| 二、当今世界科技发展呈现“大科学”发展态势 |
| 三、把握产业革命才能推动社会不断发展 |
| 第二节 时代发展特征的把握分析(二):“世界社会形态”视角 |
| 一、世界社会形态是世界历史发展到信息革命时代的阶段性特征 |
| 二、信息化、差异化、资本化是时代发展的重要趋势 |
| 三、钱学森对和平与发展时代主题的解读 |
| 第三节 对中国发展的历史方位和重大任务的认识 |
| 一、第一次社会革命奠定了当前中国发展的制度优势、思想优势 |
| 二、第二次社会革命亟需解决社会主义建设中不协调发展的问题 |
| 三、主动为第三次社会革命作准备 |
| 第四节 中国社会主义国家建设的战略对策 |
| 一、 “时代差”决定了中国社会主义发展的任务是极其艰巨的 |
| 二、科技立国重要性日益凸显 |
| 三、用系统视角分析时代问题 |
| 第五节 钱学森社会主义国家建设思想的总体内容 |
| 一、基本理念与创新主张 |
| 二、方法支撑和具体运用 |
| 三、主要框架及基本内容 |
|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钱学森关于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建设的理论探索 |
| 第一节 钱学森对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建设的创新探索 |
| 一、瞄准新兴产业革命推动国家产业不断升级 |
| 二、加强三大经济学研究助推经济社会健康发展 |
| 三、运用系统工程提高经济管理水平 |
| 四、创造性地提出人民体质建设主张 |
| 第二节 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建设(一):大力开展“科技经济建设” |
| 一、科技是21 世纪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建设的核心 |
| 二、发挥社会主义国家优势大力推进科技经济建设 |
| 三、建设主动型“宏观控、微观放”的科技经济管理体制 |
| 四、依靠伦理、管理、法理规约科技经济行为 |
| 第三节 论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建设(二):重视发展“人民体质建设” |
| 一、从整体的角度规划人民体质建设 |
| 二、深入研究人体科学 |
| 三、推进医学改革 |
| 四、关心重视老龄人口 |
|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钱学森关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理论探索 |
| 第一节 对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创新探索 |
| 一、钱学森论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主要内容及必要性 |
| 二、钱学森论精神文明建设的必要性 |
| 三、研究社会主义精神财富创造事业的学问 |
| 第二节 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一):思想建设是“主观表现” |
| 一、思想指导:充分发挥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指导作用 |
| 二、 理论研究:思维科学、系统科学、社会科学加行为科学是关键 |
| 三、技术手段:思想政治社会工程 |
| 第三节 社会主义文化建设是“客观表现” |
| 一、 “中国文化是强大的国力” |
| 二、传统文化的扬弃主张 |
| 三、建设21 世纪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文化 |
| 四、21 世纪中国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主张 |
|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钱学森关于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的理论探索 |
| 第一节 钱学森对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的创新探索 |
| 一、较早进行了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理论研究 |
| 二、利用各种机会,积极宣传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主张 |
| 三、主张建立行政科学理论体系 |
| 第二节 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一):政体建设 |
| 一、对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的看法与主张 |
| 二、行政机构必须因时因事进行调整 |
| 三、建立充分利用信息技术的行政工作体系 |
| 四、总体设计部:现代国家智库建设的雏形 |
| 五、中央科学技术委员会:加强科学技术的综合管理 |
| 第三节 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二):法律建设 |
| 一、法治以实现对社会和国家的最佳治理为目的 |
| 二、构建完善的社会主义法制系统工程 |
| 三、建立完善的社会主义法治系统工程 |
| 第四节 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三):民主制度建设 |
| 一、为完善基本民主制度献计献策 |
| 二、探索落实民主集中制的方法路径 |
| 三、开展人民政协学研究助力协商民主 |
| 第五节 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四):党的建设 |
| 一、钱学森对加强党员队伍建设的建议和主张 |
| 二、钱学森关于领导科学及领导干部的培养主张 |
| 本章小结 |
| 第六章 钱学森关于地理建设的理论探索 |
| 第一节 钱学森提出地理建设的过程及基本主张 |
| 一、钱学森提出地理建设的过程 |
| 二、地理建设的主要内涵 |
| 三、地理建设的理论依据 |
| 第二节 基础设施建设:国土工程 |
| 一、把交通建设作为地理建设之本 |
| 二、在“尊重”和“创造”基础上开展水利建设 |
| 三、发展沙产业、林产业、草产业为代表的知识密集型产业 |
| 四、加快现代城市建设 |
| 五、推进重点地区发展 |
| 第三节 地理建设(二):生态环境保护 |
| 一、国家再生资源委员会:规划资源回收利用 |
| 二、利用现代科学技术:开发利用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 |
| 三、灾害学研究:科学防治自然灾害 |
| 四、城市学研究:山水城市发展主张 |
| 本章小结 |
| 第七章 钱学森关于教育、科技、外交、国防发展的理论探索 |
| 第一节 加快教育事业发展 |
| 一、教育是第一位的大事 |
| 二、教育是一个系统工程 |
| 三、进行全面的教育改革 |
| 四、开展大成智慧教育 |
| 第二节 推动科学技术发展 |
| 一、党要不断提升科技领导力 |
| 二、社会科学也是第一生产力 |
| 三、面向群众开展科普宣传 |
| 第三节 积极践行和平外交政策 |
| 一、平等是外交的基础 |
| 二、坚持独立自主原则 |
| 三、贯彻世界范围内的群众路线 |
| 四、大力维护国家安全 |
| 第四节 推进国防与军队现代化建设 |
| 一、认真研究21世纪国防建设重点问题 |
| 二、加强战略战术运用确保打赢现代战争 |
| 三、顺应国际军事变革推进军队现代化建设 |
| 本章小结 |
| 第八章 钱学森社会主义国家建设思想的总体评价与当代价值 |
| 第一节 钱学森社会主义国家建设思想的贡献 |
| 一、以系统理论创新分析社会主义国家建设和发展问题 |
| 二、深入阐明了科学技术推动国家进步发展的作用机理 |
| 三、为解决中国社会主义国家治理中的难点和热点献计献策 |
| 四、解读和发展了科学社会主义学说中的某些重要论断和观点 |
| 五、提出并尝试破解21 世纪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科学发展问题 |
| 第二节 钱学森社会主义国家建设思想的特点 |
| 一、科学家的理想性与问题本身的复杂性 |
| 二、技术方法的科学性与具体场景的适用性 |
| 三、学理上的逻辑性与实践中的有限性 |
| 第三节 钱学森社会主义国家建设思想的评价 |
| 一、性质上:它属于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 |
| 二、阶段性:它是还不成熟、不完善的社会主义建设理论 |
| 三、实践上:钱学森社会主义国家建设思想是宝贵的精神财富 |
| 第四节 钱学森社会主义国家建设思想的教育启示 |
| 一、树立求真求实态度,认真研究国家发展中的各类问题 |
| 二、汲取人物思想智慧,助力推动思政教育创新发展 |
| 三、注重资源开发利用,挖掘展现先进群体精神风貌 |
| 四、贯彻立德树人方针,实现高等教育道德性与知识性逻辑的统一 |
| 五、加强思想政治教育引导,强化科学家队伍的国家观教育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在学期间的研究成果 |
| 致谢 |
（5）鄱阳湖流域粮食生产环境效率及影响因素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与意义 |
| 1.1.1 研究背景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研究目标与研究内容 |
| 1.2.1 研究目标 |
| 1.2.2 研究内容 |
| 1.3 研究方法与数据来源 |
| 1.3.1 研究方法 |
| 1.3.2 数据来源 |
| 1.4 论文结构安排与技术路线 |
| 1.4.1 章节安排 |
| 1.4.2 技术路线 |
| 1.5 创新与不足 |
| 1.5.1 可能创新 |
| 1.5.2 不足之处 |
| 第2章 理论基础与文献综述 |
| 2.1 相关概念界定 |
| 2.1.1 技术效率和环境技术效率 |
| 2.1.2 全要素生产率和环境全要素生产率 |
| 2.2 文献综述 |
| 2.2.1 国外文献综述 |
| 2.2.2 国内文献综述 |
| 2.2.3 简要述评 |
| 2.3 理论基础 |
| 2.3.1 环境经济学理论 |
| 2.3.2 经济增长理论 |
| 2.3.3 生产理论 |
| 2.4 分析框架 |
| 2.4.1 理论分析框架 |
| 2.4.2 实证分析框架 |
| 第3章 鄱阳湖流域粮食生产环境效率评价 |
| 3.1 粮食生产效率测算方法选择与构建 |
| 3.1.1 静态效率方法与构建 |
| 3.1.2 动态效率方法与构建 |
| 3.2 研究区概况与数据来源 |
| 3.2.1 研究区概况 |
| 3.2.2 数据来源及变量选取 |
| 3.2.3 变量的描述性统计 |
| 3.3 粮食生产技术效率分析:超效率MinDS模型 |
| 3.3.1 不考虑环境因素的技术效率分析 |
| 3.3.2 考虑环境因素的技术效率分析 |
| 3.3.3 两种技术效率差异分析 |
| 3.3.4 粮食生产环境技术效率的改善方向 |
| 3.4 粮食生产全要素生产率分析:Malmquist-Luerberger指数 |
| 3.4.1 不考虑环境因素的全要素生产率分析 |
| 3.4.2 考虑环境因素的全要素生产率分析 |
| 3.4.3 两种全要素生产率差异分析 |
| 3.5 本章小结 |
| 第4章 鄱阳湖流域粮食生产环境效率收敛性分析 |
| 4.1 收敛方法概述与收敛分析步骤 |
| 4.1.1 收敛方法概述 |
| 4.1.2 粮食生产环境效率的收敛分析步骤概述 |
| 4.2 粮食生产环境效率绝对收敛检验 |
| 4.2.1 δ收敛性检验 |
| 4.2.2 绝对β收敛性检验 |
| 4.3 粮食生产环境效率的条件收敛检验 |
| 4.4 粮食生产环境效率俱乐部收敛检验 |
| 4.4.1 俱乐部收敛检验方法 |
| 4.4.2 俱乐部收敛分析 |
| 4.5 粮食生产环境效率随机收敛检验 |
| 4.6 粮食生产环境效率增长分布动态分析 |
| 4.6.1 粮食生产环境效率的核密度分布分析 |
| 4.6.2 粮食生产环境效率增长分布内部流动性分析 |
| 4.7 本章小结 |
| 第5章 鄱阳湖流域粮食生产环境效率影响因素分析 |
| 5.1 粮食生产环境效率的空间相关性检验 |
| 5.1.1 空间相关性检验方法 |
| 5.1.2 空间相关性检验结果 |
| 5.2 粮食生产环境效率影响因素的理论框架分析 |
| 5.3 变量与数据 |
| 5.3.1 变量处理与数据来源 |
| 5.3.2 变量的多重共性检验 |
| 5.3.3 变量的平稳性检验 |
| 5.4 研究方法:空间面板计量方法 |
| 5.4.1 空间面板计量模型概述 |
| 5.4.2 空间面板计量模型的估计方法 |
| 5.4.3 空间面板计量模型的选择 |
| 5.5 粮食生产环境效率影响因素的空间面板估计 |
| 5.5.1 空间面板模型检验和模型选择 |
| 5.5.2 空间面板模型估计结果 |
| 5.5.3 空间面板模型估计结果的稳健性检验 |
| 5.5.4 空间面板模型估计结果分析 |
| 5.6 本章小结 |
| 第6章 结论、政策建议与研究展望 |
| 6.1 研究结论 |
| 6.1.1 鄱阳湖流域粮食生产环境效率评价 |
| 6.1.2 鄱阳湖流域粮食生产环境效率的收敛性判断 |
| 6.1.3 鄱阳湖流域粮食生产环境效率影响因素分析 |
| 6.2 政策建议 |
| 6.2.1 优化粮食生产要素投入结构 |
| 6.2.2 避免化肥面源污染对粮食生产造成环境惩罚影响 |
| 6.2.3 加大种粮研发投入力度,大力发展现代农业 |
| 6.2.4 推动跨区域交流合作,协调区域粮食生产环境效率增长速度 |
| 6.2.5 增加财政支农投入,兼顾城镇化发展与人才培养 |
| 6.3 研究展望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博士期间科研情况 |
| 致谢 |
（6）新时代背景下中国产业结构调整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问题的提出 |
| 1.1.1 研究背景 |
| 1.1.2 研究目的 |
| 1.2 研究的意义 |
| 1.2.1 研究的理论意义 |
| 1.2.2 研究的现实意义 |
| 1.3 研究的方法 |
| 1.3.1 规范分析法 |
| 1.3.2 实证分析法 |
| 1.3.3 投入产出法 |
| 1.4 基本结构与主要内容 |
| 1.5 主要创新点及不足 |
| 1.5.1 主要创新点 |
| 1.5.2 不足之处 |
| 第2章 国内外文献综述 |
| 2.1 国外文献综述 |
| 2.1.1 产业结构界定 |
| 2.1.2 产业结构调整影响因素 |
| 2.1.3 产业结构调整方式选择 |
| 2.1.4 产业结构发展水平测度 |
| 2.2 国内文献综述 |
| 2.2.1 产业结构调整目标 |
| 2.2.2 产业结构调整影响因素 |
| 2.2.3 产业政策有效性争论 |
| 2.2.4 最优产业结构测算 |
| 2.2.5 主导产业选择 |
| 2.2.6 产业结构调整方式 |
| 2.2.7 三次产业内部结构调整 |
| 2.3 国内外文献评述 |
| 2.3.1 研究文献评价 |
| 2.3.2 本文拓展方向 |
| 2.4 本章小结 |
| 第3章 新时代背景下中国产业结构调整的理论分析 |
| 3.1 基本概念的界定 |
| 3.1.1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的基本概念 |
| 3.1.2 产业、产业结构与产业结构调整的基本概念 |
| 3.2 产业结构调整一般理论 |
| 3.2.1 产业结构演进的一般规律 |
| 3.2.2 产业结构演进的主要模式 |
| 3.2.3 产业结构调整的评价指标 |
| 3.3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产业结构调整理论 |
| 3.3.1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关于产业结构调整的论述 |
| 3.3.2 新时代背景下中国产业结构调整的新要求 |
| 3.3.3 新时代背景下中国产业结构调整的新目标 |
| 3.3.4 新时代背景下中国产业结构调整的新路径 |
| 3.3.5 新时代背景下中国产业结构调整的新方式 |
| 3.3.6 新时代背景下中国产业结构调整的新方向 |
| 3.4 本章小结 |
| 第4章 新时代背景下中国三次产业间结构现状与问题分析 |
| 4.1 进入新时代前中国三次产业结构演进历程 |
| 4.1.1 改革开放前特殊的“工业化”阶段 |
| 4.1.2 改革开放后从纠正失衡到均衡发展阶段 |
| 4.1.3 本世纪以来重工业化阶段 |
| 4.2 新时代背景下中国三次产业间结构变化新趋势 |
| 4.2.1 产业产值结构逐渐实现高度化 |
| 4.2.2 产业要素配置结构日趋合理化 |
| 4.2.3 产业发展动力结构以技术创新为主 |
| 4.2.4 产业组织结构不断趋于优化 |
| 4.2.5 产业区域布局结构日渐协同化 |
| 4.3 当前中国三次产业间结构存在的问题及原因 |
| 4.3.1 中国三次产业间结构存在的问题 |
| 4.3.2 中国三次产业间结构存在问题产生的原因 |
| 4.4 本章小结 |
| 第5章 新时代背景下中国三次产业内部结构现状与问题分析 |
| 5.1 新时代背景下中国第一产业内部结构现状与问题 |
| 5.1.1 第一产业结构现状 |
| 5.1.2 第一产业结构存在的问题 |
| 5.1.3 第一产业结构存在问题产生的原因 |
| 5.2 新时代背景下中国第二产业内部结构现状与问题 |
| 5.2.1 第二产业结构现状 |
| 5.2.2 第二产业结构存在的问题 |
| 5.2.3 第二产业结构存在问题产生的原因 |
| 5.3 新时代背景下中国第三产业内部结构现状与问题 |
| 5.3.1 第三产业结构现状 |
| 5.3.2 第三产业结构存在的问题 |
| 5.3.3 第三产业结构存在问题产生的原因 |
| 5.4 本章小结 |
| 第6章 新时代背景下中国产业结构调整的方式和方向选择 |
| 6.1 新时代背景下中国产业结构调整方式选择 |
| 6.1.1 变量的选取 |
| 6.1.2 模型的建立 |
| 6.1.3 实证分析 |
| 6.1.4 实证分析结论 |
| 6.2 新时代背景下中国产业结构调整方向选择 |
| 6.2.1 模型的设定 |
| 6.2.2 数据的选取 |
| 6.2.3 影响力系数分析 |
| 6.2.4 感应度系数分析 |
| 6.2.5 赫希曼判别基准分析 |
| 6.2.6 实证分析结论 |
| 6.3 本章小结 |
| 第7章 主要发达国家产业结构调整经验借鉴 |
| 7.1 美国产业结构调整演进历程及经验借鉴 |
| 7.1.1 美国产业结构调整演进历程 |
| 7.1.2 美国产业结构调整的经验借鉴 |
| 7.2 英国产业结构调整演进历程及经验借鉴 |
| 7.2.1 英国产业结构调整演进历程 |
| 7.2.2 英国产业结构调整的经验借鉴 |
| 7.3 德国产业结构调整演进历程及经验借鉴 |
| 7.3.1 德国产业结构调整演进历程 |
| 7.3.2 德国产业结构调整的经验借鉴 |
| 7.4 日本产业结构调整演进历程及经验借鉴 |
| 7.4.1 日本产业结构调整演进历程 |
| 7.4.2 日本产业结构调整的经验借鉴 |
| 7.5 本章小结 |
| 第8章 新时代背景下中国产业结构调整对策建议 |
| 8.1 多措并举,有效推动产业结构优化升级 |
| 8.1.1 高度重视市场决定性作用 |
| 8.1.2 充分发挥服务型政府职能 |
| 8.1.3 贯彻落实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
| 8.2 以乡村振兴战略为契机,推动农业现代化发展 |
| 8.2.1 深化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
| 8.2.2 加大农业基础设施建设力度 |
| 8.2.3 加快农业创新驱动速度 |
| 8.2.4 促进农业产业链条延伸 |
| 8.3 以第四次工业革命为机遇,推动工业向4.0 迈进 |
| 8.3.1 充分发挥政府职能 |
| 8.3.2 积极化解产能过剩 |
| 8.3.3 实施创新驱动战略 |
| 8.3.4 加强国际交流合作 |
| 8.4 以中国制造2025 为指引,推动制造业向智能化发展 |
| 8.4.1 政府全面统筹规划 |
| 8.4.2 加大财政支持力度 |
| 8.4.3 完善创新体系建设 |
| 8.4.4 坚持绿色发展理念 |
| 8.5 统筹协调,推动现代服务业快速发展 |
| 8.5.1 健全发展机制体制 |
| 8.5.2 加大政策支持力度 |
| 8.5.3 推动科技创新建设 |
| 8.5.4 实施一地一策方案 |
| 8.5.5 加大宣传力度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发表论文以及参加科研情况 |
（7）农业生产环节服务外包对规模经济的实现机理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导论 |
| 1.1 研究背景与问题提出 |
| 1.1.1 研究背景 |
| 1.1.2 问题提出 |
| 1.2 研究目的与研究意义 |
| 1.2.1 研究目的 |
| 1.2.2 研究意义 |
| 1.3 研究内容与研究思路 |
| 1.3.1 研究内容 |
| 1.3.2 研究思路 |
| 1.4 研究方法与研究资料 |
| 1.4.1 研究方法 |
| 1.4.2 研究资料 |
| 1.5 可能创新之处 |
| 第2章 理论基础与文献综述 |
| 2.1 理论回顾与借鉴 |
| 2.1.1 规模经济理论 |
| 2.1.2 分工理论 |
| 2.1.3 交易成本理论 |
| 2.2 国内外研究述评 |
| 2.2.1 农业生产环节服务外包研究进展 |
| 2.2.2 农业规模经济的相关研究 |
| 2.2.3 研究评述 |
| 第3章 概念体系与分析框架 |
| 3.1 核心概念界定与辨析 |
| 3.1.1 服务外包与农业生产环节服务外包 |
| 3.1.2 规模经济与农业规模经济 |
| 3.1.3 农业分工与农业适度规模经营 |
| 3.2 农业规模经济的实现及其条件 |
| 3.2.1 农业规模经济特殊性 |
| 3.2.2 基本模型与判定标准 |
| 3.2.3 影响因素与实现条件 |
| 3.3 生产环节服务外包的产生及其影响 |
| 3.3.1 外包本质与合约形态 |
| 3.3.2 产生逻辑与市场结构 |
| 3.3.3 服务外包的经济效应 |
| 3.4 生产环节服务外包促进农业规模经济的理论分析 |
| 3.4.1 总体分析框架 |
| 3.4.2 基本理论演绎 |
| 3.5 本章小节 |
| 第4章 农业生产环节服务外包的特征事实与现实研判 |
| 4.1 环节服务外包演进历程与逻辑的宏观考证 |
| 4.1.1 发展历程 |
| 4.1.2 演进特征 |
| 4.1.3 演进逻辑 |
| 4.2 环节服务外包发展现状与特征的微观考察 |
| 4.2.1 调查设计与样本说明 |
| 4.2.2 服务外包行为选择 |
| 4.2.3 服务外包市场特征 |
| 4.3 环节服务外包发展水平的测度与评析 |
| 4.3.1 测度方法比较与选择 |
| 4.3.2 外包测度结果与分析 |
| 4.4 服务外包发展趋势研判 |
| 4.5 本章小节 |
| 第5章 农业规模经济的衡量测度与经验考证 |
| 5.1 农业规模经济的衡量方法及模型设定 |
| 5.1.1 衡量方法比较与选择 |
| 5.1.2 测度模型识别与设定 |
| 5.1.3 测度公式与估计方法 |
| 5.2 农业规模经济的宏观衡量及基本特征 |
| 5.2.1 变量选取与数据说明 |
| 5.2.2 测度结果与分析 |
| 5.2.3 农业规模经济的宏观特征 |
| 5.3 农业规模经济的微观测度与现状特征 |
| 5.3.1 变量选取与数据说明 |
| 5.3.2 测度结果与分析 |
| 5.3.3 农业规模经济的微观现状 |
| 5.4 农业规模经济与服务外包的关联分析 |
| 5.5 本章小结 |
| 第6章 农业生产环节服务外包对规模经济的影响实证 |
| 6.1 理论假设与模型建立 |
| 6.1.1 理论解构与假设 |
| 6.1.2 实证模型与方法 |
| 6.2 变量选取与数据来源 |
| 6.2.1 变量选取与说明 |
| 6.2.2 数据来源及处理 |
| 6.3 实证检验与结果分析 |
| 6.3.1 基准回归与面板分位数回归结果 |
| 6.3.2 门限回归与结果 |
| 6.3.3 传导机理验证与结果 |
| 6.3.4 稳健性检验 |
| 6.4 本章小结 |
| 第7章 农业生产环节服务外包实现规模经济的机理解析 |
| 7.1 理论视角与模型假设 |
| 7.2 分析策略与分析方法 |
| 7.2.1 分析策略 |
| 7.2.2 分析方法 |
| 7.3 定性比较分析设计 |
| 7.3.1 案例选择与数据来源 |
| 7.3.2 条件变量选取及标定 |
| 7.4 实证检验与结果分析 |
| 7.4.1 单项前因条件的必要性和充分性分析 |
| 7.4.2 前因条件构型与组合分析 |
| 7.5 本章小结 |
| 第8章 研究结论与政策应用 |
| 8.1 主要研究结论 |
| 8.2 政策内涵与应用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致谢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的科研成果 |
（8）农村金融深化、农业技术进步与农村产业融合发展（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英文摘要 |
| 1 绪论 |
| 1.1 研究的问题及背景 |
| 1.2 研究的目标及思路 |
| 1.3 研究的内容及方法 |
| 1.4 研究的资料及来源 |
| 1.5 研究的特色及创新 |
| 2 理论借鉴、文献综述与经验考察 |
| 2.1 理论借鉴 |
| 2.1.1 农村金融深化相关理论 |
| 2.1.2 农业技术进步相关理论 |
| 2.1.3 农村产业融合发展相关理论 |
| 2.2 文献综述 |
| 2.2.1 国外的研究现状 |
| 2.2.2 国内的研究现状 |
| 2.2.3 国内外研究述评 |
| 2.3 经验考察 |
| 2.3.1 美洲实践经验考察 |
| 2.3.2 欧洲实践经验考察 |
| 2.3.3 亚洲实践经验考察 |
| 2.4 本章小结 |
| 3 农村金融深化、农业技术进步与农村产业融合发展的理论分析框架 |
| 3.1 农村金融深化、农业技术进步与农村产业融合发展的概念界定 |
| 3.1.1 农村金融深化的概念及其内涵 |
| 3.1.2 农业技术进步的概念及其内涵 |
| 3.1.3 农村产业融合发展的概念及其内涵 |
| 3.2 农村金融深化、农业技术进步与农村产业融合发展的作用机理 |
| 3.2.1 农村金融深化对农村产业融合发展的作用机理 |
| 3.2.2 农业技术进步对农村产业融合发展的作用机理 |
| 3.2.3 农村金融深化对农业技术进步的作用机理 |
| 3.2.4 农村金融深化、农业技术进步与农村产业融合发展的作用机理 |
| 3.3 农村金融深化、农业技术进步与农村产业融合发展的量化测度 |
| 3.3.1 农村金融深化的测度依据与方法 |
| 3.3.2 农业技术进步的测度依据与方法 |
| 3.3.3 农村产业融合发展的测度依据与方法 |
| 3.4 本章小结 |
| 4 农村金融深化、农业技术进步与农村产业融合发展的现状与问题 |
| 4.1 中国农村产业融合发展的现状 |
| 4.1.1 农村产业融合发展的产业基础及主要业态 |
| 4.1.2 农村产业融合发展水平的现状分析 |
| 4.2 农村金融深化、农业技术进步支持农村产业融合发展的现状 |
| 4.2.1 农村金融深化支持农村产业融合发展的现状 |
| 4.2.2 农业技术进步支持农村产业融合发展的现状 |
| 4.3 农村金融深化、农业技术进步支持农村产业融合发展的问题 |
| 4.3.1 农村金融深化支持农村产业融合发展的问题 |
| 4.3.2 农业技术进步支持农村产业融合发展的问题 |
| 4.4 本章小结 |
| 5 农村金融深化影响农村产业融合发展的实证检验 |
| 5.1 引言 |
| 5.2 实证研究设计 |
| 5.2.1 模型设定与估计方法 |
| 5.2.2 变量选取与数据说明 |
| 5.2.3 典型化事实 |
| 5.3 经验检验与结果分析 |
| 5.3.1 基准检验结果分析 |
| 5.3.2 区域差异检验结果分析 |
| 5.3.3 稳健性检验 |
| 5.4 进一步讨论:区域差异的影响因素分析 |
| 5.4.1 模型设定与估计方法 |
| 5.4.2 实证检验与结果分析 |
| 5.5 本章小结 |
| 6 农业技术进步影响农村产业融合发展的实证检验 |
| 6.1 引言 |
| 6.2 实证研究设计 |
| 6.2.1 模型设定与估计方法 |
| 6.2.2 变量选取与数据说明 |
| 6.3 经验检验与结果分析 |
| 6.3.1 传统计量检验与结果分析 |
| 6.3.2 空间计量检验与结果分析 |
| 6.3.3 稳健性检验 |
| 6.4 进一步讨论:农村产业融合发展的空间收敛性分析 |
| 6.4.1 空间收敛模型设定与估计方法 |
| 6.4.2 空间收敛模型估计与结果分析 |
| 6.5 本章小结 |
| 7 农村金融深化影响农村产业融合发展的传导机制检验——基于农业技术进步的视角 |
| 7.1 引言 |
| 7.2 实证研究设计 |
| 7.2.1 模型设定与估计方法 |
| 7.2.2 变量选取与数据说明 |
| 7.2.3 典型化事实 |
| 7.3 经验检验与结果分析 |
| 7.3.1 交互作用模型检验结果分析 |
| 7.3.2 中介效应模型检验结果分析 |
| 7.3.3 稳健性检验 |
| 7.4 进一步讨论:农村金融深化的门槛特征分析 |
| 7.4.1 门槛模型设定与参数估计方法 |
| 7.4.2 门槛效应检验与估计结果分析 |
| 7.5 本章小结 |
| 8 农村金融深化、农业技术进步促进农村产业融合发展的长效机制 |
| 8.1 农村金融深化促进农村产业融合发展的长效机制 |
| 8.1.1 产品创新机制 |
| 8.1.2 风险分散机制 |
| 8.1.3 协同合作机制 |
| 8.2 农业技术进步促进农村产业融合发展的长效机制 |
| 8.2.1 供给推动机制 |
| 8.2.2 需求拉动机制 |
| 8.2.3 示范带动机制 |
| 8.3 金融技术配合促进农村产业融合发展的长效机制 |
| 8.3.1 融资保障机制 |
| 8.3.2 服务支撑机制 |
| 8.3.3 环境优化机制 |
| 8.4 本章小结 |
| 9 研究结论、政策建议与研究展望 |
| 9.1 研究结论 |
| 9.2 政策建议 |
| 9.2.1 以农村金融改革为契机强化农村产业融合发展的金融供给 |
| 9.2.2 以创新驱动发展为动力提升农村产业融合发展的技术含量 |
| 9.2.3 以地区资源禀赋为前提支持农村产业融合多元化并存发展 |
| 9.2.4 以培育多元融合主体为重点增强农村产业融合发展的能力 |
| 9.2.5 以优化产业发展环境为基础改善农村产业融合发展的条件 |
| 9.2.6 以相关制度建设为依托完善农村产业融合发展的保障体系 |
| 9.3 研究展望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A.作者在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发表的科研论文 |
| B.作者在攻读博士学位期间主持的科研项目 |
| C.作者在攻读博士学位期间主研的科研项目 |
| D.学位论文数据集 |
| 致谢 |
（9）农村人口老龄化下劳动力接替的科技支撑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导论 |
| 1.1 研究背景和意义 |
| 1.1.1 研究背景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国内外研究现状研究 |
| 1.2.1 国外研究现状 |
| 1.2.2 国内研究现状 |
| 1.2.3 国内外研究现状评述 |
| 1.3 研究内容 |
| 1.4 研究方案:方法及技术路线 |
| 1.4.1 研究方法 |
| 1.4.2 技术路线 |
| 1.5 本文主要创新点 |
| 1.5.1 重新界定相关概念 |
| 1.5.2 经济学理论运用于管理学问题研究 |
| 1.5.3 解释我国农业资本和农业劳动力规模报酬递减本质 |
| 第2章 相关概念界定及理论基础 |
| 2.1 相关概念界定 |
| 2.1.1 农村人口老龄化 |
| 2.1.2 农业中年劳动力与老年劳动力 |
| 2.1.3 农村劳动力接替 |
| 2.1.4 农业科技支撑体系 |
| 2.2 理论基础 |
| 2.2.1 计量经济理论 |
| 2.2.2 生产要素理论 |
| 2.2.3 新公共服务理论 |
| 2.2.4 公共政策理论 |
| 2.2.5 农业科技支撑理论 |
| 第3章 研究方法与模型构建 |
| 3.1 随机前沿分析法(SFA) |
| 3.1.1 模型1:Battese和 Coelli(1992)的模型范式 |
| 3.1.2 模型2:Battese和 Coelli(1995)的模型范式 |
| 3.1.3 随机前沿生产模型的参数回归方法 |
| 3.1.4 模型选择 |
| 3.2 随机前沿生产模型构建 |
| 3.2.1 农业生产的投入产出变量 |
| 3.2.2 影响农业生产技术效率的外生变量 |
| 3.2.3 农村农业随机前沿生产模型与生产无效率方程构建 |
| 第4章 农村劳动力接替与农业科技关系研究 |
| 4.1 数据来源与处理 |
| 4.2 模型检验与参数估计 |
| 4.3 模型参数分析与问题提出 |
| 4.4 农业科技对农村劳动力接替的支撑研究 |
| 4.4.1 基于农业资本与农业技术关系分析 |
| 4.4.2 基于产出弹性和边际产量分析 |
| 4.4.3 基于替代弹性分析 |
| 4.4.4 基于农业全要素生产率?TFP分析 |
| 第5章 农村劳动力接替的影响因素及相关主体研究 |
| 5.1 影响因素分析 |
| 5.1.1 农业技术方面 |
| 5.1.2 农村人才技能方面 |
| 5.1.3 农村人口老龄化方面 |
| 5.1.4 农业技术推广组织方面 |
| 5.2 基于影响因素确定责任主体 |
| 5.2.1 农业科技创新机构 |
| 5.2.2 农业技术推广组织 |
| 5.2.3 农林高等院校 |
| 5.2.4 农户 |
| 第6章 农村劳动力接替的科技支撑体系构建 |
| 6.1 农村劳动力接替的科技支撑体系的主要内容 |
| 6.2 农村劳动力接替的科技支撑体系有效运行的政策建议 |
| 6.2.1 进一步提高农业技术水平 |
| 6.2.2 优化现代化农业技术推广体系 |
| 6.2.3 构建现代农业科技人才培养体系 |
| 6.2.4 加快农村信息化的农业科技服务建设 |
| 6.2.5 加强政府的政策宏观调控力度 |
| 第7章 研究结论与展望 |
| 7.1 研究结论 |
| 7.1.1 农业技术进步是农村经济发展的驱动力 |
| 7.1.2 农业生产“要素替代机制”提高农村生产力 |
| 7.1.3 农业科技支撑农村劳动力接替过程 |
| 7.2 研究不足与展望 |
| 7.2.1 研究不足 |
| 7.2.2 研究展望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作者简介 |
（10）我国信息化与农业现代化协调发展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和意义 |
| 1.1.1 研究背景 |
| 1.1.2 研究目的 |
| 1.1.3 研究意义 |
| 1.2 国内外研究述评 |
| 1.2.1 国内研究综述 |
| 1.2.2 国外研究综述 |
| 1.2.3 对国内外研究的综合评价 |
| 1.3 研究思路、内容和技术路线 |
| 1.3.1 研究思路和内容 |
| 1.3.2 技术路线 |
| 1.4 研究方法与论文特色 |
| 1.4.1 研究方法 |
| 1.4.2 可能的创新之处 |
| 第2章 信息化与农业现代化发展研究的理论基础 |
| 2.1 信息化相关概念与界定 |
| 2.1.1 信息化 |
| 2.1.2 信息化内涵 |
| 2.2 农业现代化相关概念与界定 |
| 2.2.1 农业现代化 |
| 2.2.2 农业现代化内涵 |
| 2.3 信息化与农业现代化协调发展研究的理论基础 |
| 2.3.1 信息生产力理论 |
| 2.3.2 传统农业改造与转型理论 |
| 第3章 中国信息化与农业现代化发展历程与作用机理 |
| 3.1 中国信息化与农业现代化发展历程 |
| 3.1.1 中国信息化发展历程 |
| 3.1.2 中国农业现代化发展历程 |
| 3.1.3 中国信息化与农业现代化协调发展现状 |
| 3.2 影响信息化与农业现代化发展的共同因素 |
| 3.2.1 国家宏观政策环境 |
| 3.2.2 技术进步与扩散 |
| 3.2.3 产业聚集与专业化 |
| 3.2.4 区域经济发展现状 |
| 3.3 信息化与农业现代化的相互作用 |
| 3.3.1 信息化对农业现代化的作用 |
| 3.3.2 农业现代化对信息化的作用 |
| 3.3.3 信息化与农业现代化相互作用机理 |
| 第4章 中国信息化与农业现代化发展现状及测度 |
| 4.1 中国信息化发展现状及其测度 |
| 4.1.1 中国信息化评价指标及方法 |
| 4.1.2 信息化各构成要素的变化趋势 |
| 4.1.3 信息化发展水平的时空演变 |
| 4.2 中国农业现代化发展现状及其测度 |
| 4.2.1 农业现代化评价指标及方法 |
| 4.2.2 农业现代化各构成要素的变化趋势 |
| 4.2.3 农业现代化发展水平的时空演变 |
| 第5章 中国信息化与农业现代化协调发展定量评价 |
| 5.1 中国信息化与农业现代化的关联度分析 |
| 5.1.1 信息化发展水平与农业现代化发展水平 |
| 5.1.2 信息化各准则层指标与农业现代化各准则层指标 |
| 5.2 信息化与农业现代化相互作用的因果关系与定量模型 |
| 5.2.1 面板数据检验 |
| 5.2.2 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 |
| 5.2.3 构建简约模型 |
| 5.3 信息化与农业现代化协调发展模型的构建 |
| 5.3.1 耦合度模型 |
| 5.3.2 协调发展模型与类型划分 |
| 5.4 信息化与农业现代化协调发展的实证结果分析 |
| 5.4.1 耦合度与协调发展度 |
| 5.4.2 协调发展类型分析 |
| 5.4.3 协调发展水平的时序变化 |
| 5.4.4 协调发展水平的空间变化 |
| 5.5 结果与讨论 |
| 第6章 中国信息化与农业现代化协调发展的影响因素分析 |
| 6.1 计量方法与模型构建 |
| 6.2 各因素影响作用分析 |
| 6.2.1 影响因素选择 |
| 6.2.2 各影响因素作用分析 |
| 6.3 影响因素实证分析 |
| 6.3.1 变量选择与样本数据 |
| 6.3.2 空间诊断结果分析 |
| 6.3.3 静态面板计量实证结果分析 |
| 6.3.4 动态面板计量实证结果分析 |
| 6.4 结果与讨论 |
| 第7章 促进中国信息化与农业现代化协调发展的对策 |
| 7.1 完善协调发展顶层设计,因地施策推动各地区“二化”协调发展 |
| 7.2 促进农业科技进步,提高农业现代化发展水平 |
| 7.3 推进农业信息化发展,充分发挥信息生产力在农业领域的作用 |
| 7.4 推动空间结构优化,构建科学合理的“二化”空间布局 |
| 第8章 结论 |
| 8.1 主要研究结论 |
| 8.2 不足之处与未来研究方向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作者简历 |
四、计量科技与现代农业（论文参考文献）
- [1]现代通讯技术使用对农户生产效率影响研究 ——以蔬菜种植户为例[D]. 闫迪.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2021
- [2]农业经济发展对宏观经济增长及波动的作用机制研究[D]. 郭向东. 北京交通大学, 2021(02)
- [3]数字金融与农民收入增长 ——作用机制与影响效应[D]. 王永仓. 西南大学, 2021(01)
- [4]钱学森社会主义国家建设思想研究[D]. 王秀芳. 兰州大学, 2021(09)
- [5]鄱阳湖流域粮食生产环境效率及影响因素研究[D]. 鲍丙飞. 江西财经大学, 2020(01)
- [6]新时代背景下中国产业结构调整研究[D]. 陈丹. 辽宁大学, 2019(10)
- [7]农业生产环节服务外包对规模经济的实现机理研究[D]. 曹峥林. 西南大学, 2019(05)
- [8]农村金融深化、农业技术进步与农村产业融合发展[D]. 李晓龙. 重庆大学, 2019(01)
- [9]农村人口老龄化下劳动力接替的科技支撑研究[D]. 戴素强. 湖南农业大学, 2019(02)
- [10]我国信息化与农业现代化协调发展研究[D]. 徐小琪. 湖南农业大学, 2019(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