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扩招收费能否在短期内启动经济?——访北京大学高等教育研究所常务副所长魏新教授(论文文献综述)
李宁[1](2020)在《历史变局中的“齐鲁医学”转型研究(1948-1953)》文中认为教会医学是基督教在近代中国传播的产物,从十九世纪下半叶产生到二十世纪五十年代消亡,历经近百年崎岖波折又波澜壮阔的历史。“齐鲁医学”曾经是中国教会医学的一张“名片”,其典型性和代表性至少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齐鲁医学”的发展历程几乎贯彻整个山东教会医学从起源到消亡的全部过程,代表着山东教会医学的最高水平,早在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就与“北协和、南湘雅、西华西”等国内三大头牌医学齐名,并称为“东齐鲁”,在国内外医学界享有很高的知名度和美誉度;二是“齐鲁医学”品牌由英美加中四国共同缔造和培育,其人员和经费至少由四个国家的十三个基督教组织供给,亦是洛克菲勒基金会重点资助的医学机构之一,其参与主体的多元性及其对不同势力态度的矛盾性恰好为研究“齐鲁医学”与地方社会的互动提供了绝佳机会;三是“齐鲁医学”由教会医学向“人民医学”转型的过程异常复杂,经历了南迁福州、内部分裂、派系争斗、与美决裂、思想改造等多重洗礼,最终在全国院系调整中完成蜕变与重生,其过程既具有全国教会医学转型的通性特征,又有独特的发展脉络,对于整个教会医学转型研究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齐鲁医学”的转型早在新中国成立之前就已开始。1948年济南解放前夕,在国民党势力的怂恿和西方差会的鼓动下,齐鲁医学院做出了南迁福州的决定,大部分医学教授和本科生由山东济南迁往福建福州,齐鲁医院和少部分师生继续留守济南。不久,医预科随文理学院南迁杭州。一时间国内出现三处齐大校区和两个领导核心,形成南北对峙。南迁不仅造成“齐鲁医学”的内部分裂和派系对立,更为后来被新政权认定为“落后”和“反动”埋下了伏笔。随着杭州和福州的相继解放,齐鲁医学院在南迁一年之后选择回迁济南,“齐鲁医学”在形式上实现了合体和统一,但是南迁带来的负面影响不仅没有消除,反而在旧有矛盾的积累效应下被扩大,最突出的表现就是新旧两派势力之间的校权之争。以吴克明为代表的亲国民党守旧势力与以杨德斋为代表的亲共产党新晋势力为获得学校控制权展开了激烈博弈,最终新派势力在新政权的支持下两次挫败“倒杨”运动,赢得校权之争的胜利。随后,“齐鲁医学”开启了行政体制方面的改革,在齐鲁医院建立第一支党小组,不断扩大共产党的影响力,积极向新政权靠拢。自1949年底收回校权到1952年院系调整,“齐鲁医学”随着齐鲁大学同步启动了思想、政治、经济、教育、社会服务等方面的系统改革,开始了艰难而又深刻的历史转型。思想政治方面的改革是新政权非常关注的重要议题,也是其他改革得以顺利进行的重要基础。针对齐鲁医学院和齐鲁医院宗教氛围浓厚、“亲美”“崇美”思想严重、政治意识淡漠、片面强调专业技术等状况,新政权以齐大行政管理层和共产党工作小组为媒介,在全校范围内发起了思想政治教育和思想改造运动,通过开展爱国爱党教育、常规思政教育、亲苏学苏教育等一系列学习教育活动,使“齐鲁医学”广大师生和医护人员增加了对新政权和共产党的了解,提高了思想政治意识。抗美援朝战争爆发之后,思想政治教育的重点转向全面控诉美国侵略和爱国主义教育,将长期以来普遍存在的“亲美”“崇美”“恐美”情绪逐渐改造为反美仇美排美情绪,通过鼓励学生参军参干、组织抗美援朝医疗队、收治志愿军伤病员等实际行动与美国划清界限,将全体师生团结在爱党爱国拥军的旗帜下,为后来的院系调整打下了思想基础。在思想政治教育和思想改造的同时,“齐鲁医学”其他方面的转型改革亦在同步进行。在教学育人方面,齐鲁医学院积极响应新政府提出的“教育为工农服务,为生产建设服务”的指导方针,在招生对象、招生名额、入学资格、培养目标、学制学时、教学课程等方面进行深刻改革,不断满足新中国对医学人才的迫切需求。在社会服务方面,齐鲁医院主动参与灾区医疗救灾、疫病防治服务、公共卫生教育,将发挥专业优势与服务社会有机结合起来。在经济方面,面对西方国家的经济封锁,齐鲁医学院及齐鲁医院改变过去单纯依靠中外教会拨款的传统方式,积极争取新政府的资助,通过有条件地接受捐赠、开展资产清查运动、增产节约运动等多种途径拓展筹资渠道,最终与外国教会彻底割裂经济联系,完全实现了经济自立。上述改革措施的实施,既体现了新政权和新执政党对“齐鲁医学”提出的外在要求,也体现了“齐鲁医学”人审时度势、主动适应新时代新形势的调适和努力。1952年10月,齐鲁大学在全国院系调整中走向消解,包括齐鲁医学院和齐鲁医院在内的原有组织被撤并重组,随之而来的是“齐鲁医学”在性质内涵和组织属性方面的根本性变化。齐鲁医学院与山东医学院合并组建成新的山东医学院,附属齐鲁医院则成为山东医学院附属医院。“齐鲁医学”从此涅盘重生,进入崭新的历史发展时期。虽然“齐鲁医学”在名称、性质和归属等方面发生了变化,但其优秀的文化基因和传统的人文根脉得以传承和保留下来,并最终发展成当今的山东大学齐鲁医学院和齐鲁医院。“齐鲁医学”发展史实际上也是教会医学与山东地方社会的互动史,二者互相影响、相互形塑而又彼此同化、趋于融合。“齐鲁医学”在西方传统与中国文化之间、宗教信仰和世俗生活之间、外国资源和本土力量之间、现代化转型与传统惯性之间不断寻求某种平衡,并以彻底本土化、中国化的结局完成转型使命。
鄂义强[2](2020)在《中国大学生就业中政府责任研究》文中研究指明自中国普通高等学校实施扩招政策以来,中国高等教育由培育“精英”逐渐走向大众化,大学毕业生人数从扩招后第一届(2003年)的212万人次上升到2019年的834万人次,在就业市场化的今天,大学生就业难成为社会的热点问题之一。党的十九大报告明确提出:“就业是最大的民生,要坚持就业优先战略和积极就业政策,实现更高质量和更充分就业。”随着大学生就业问题日益凸显,中国政府对大学生就业的重视程度不断加大,已将大学生就业问题上升到一个保障和改善民生的高度加以重视,同时国家层面不断出台系列的就业政策引导和促进大学生就业。在此背景下,大学生就业中政府责任的问题研究显得十分迫切和必要。本文选择了中国大学生就业中政府责任进行研究,也就是把大学生就业与政府责任这两个带有根本性的问题结合起来进行研究,将大学生就业置于整体政府责任的建构逻辑中去考察,从而有助于厘清政府在大学生就业中要承担的有关责任,在此基础上展开问题研究,就可以明晰大学生就业中政府责任构建的重点。厘清中国大学生就业中的政府责任,是开展大学生就业中政府责任研究的逻辑起点。通过对大学生就业与政府责任之间关系的省思,依据责任政府理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民本观、市场失灵理论、新公共服务理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理论,依据现实中政府维护公民基本生存和发展权的政府基本职责,实现社会公平正义的社会主义国家政府职责,阐释政府对大学生就业履行责任的必要性,厘定中国大学生就业中政府责任为政府调控责任、政府服务责任、政府监督责任。一般而言,研究社会现象和相关问题,都不能割裂历史的纵向联系,对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政府在不同就业制度时期促进大学生就业的政府责任履行状况进行考察,也就是于历史演进中去考察大学生就业政府责任的履行,阐释大学生就业中政府履行责任的合理性及存在的问题,凸显20世纪末大学生自主择业时期政府责任履行上存在的问题,确保当代大学生就业政府责任研究的历史承续性,为进行深层次的问题研究打下基础。呈现当代中国大学生就业中政府调控责任、政府服务责任、政府监督责任履行的总体现状,在此基础上开展中国大学生就业中政府责任的问题研究。为提高研究的可信度与客观性,以网络问卷调查和个案访谈进行实证研究。编制《毕业年级大学生就业中政府责任履行情况调查问卷》,调查对象涵盖全国52所高校、20 197名大学毕业生,通过社会学统计软件SPSS对问卷数据进行分析,主要采用频率分析法和交叉分析法,分别得出频率分析结果和交叉分析结果。同时对部分用人单位负责人和政府官员进行个案访谈。在实证研究的基础上,进行大学生就业中政府调控责任、政府服务责任、政府监督责任三个向度的问题研究。大学生就业中政府调控责任履行上的问题为:就业政策对大学生个人需求关注不够,就业政策的规划性与协同性亟待提升。大学生就业中政府服务责任履行上的问题为:高校以就业服务促进大学生就业主体意识不强,公共就业服务机构促进大学生就业作用不明显。大学生就业中政府监督责任履行上的问题为:回应大学生就业状况的高等教育质量有效监督不足,大学生平等就业法治环境建设滞后,大学生就业政策监督机制不健全。深入研究英国、美国、日本、瑞典等发达国家,俄罗斯等经济转型国家大学生就业中政府责任履行状况,从中得到有益启示。在此基础上,立足中国国情,提出中国大学生就业中政府责任履行的重要性与特殊性,以及中国大学生就业政府责任构建必须坚持的中国道路。最后在现实的逻辑上回应理论逻辑中所厘定的大学生就业中的政府责任。探索立足中国国情的大学生就业政府责任履行的建构性策略:在政府调控责任上的策略建议为,树立以人为本的就业政策理念,提升就业政策的规划性与协同性;在政府服务责任上的策略建议为,强化高校就业服务促进大学生就业的主体意识,增强公共就业服务的大学生就业服务供给能力;在政府监督责任上的策略建议为,以政府监督优化高校人才培养机制,以法律制度保障大学生平等就业,以主体问责制提升就业政策执行实效性。从而在现实的逻辑上,形成中国大学生就业中的政府责任促进机制,力求逐步破解中国的大学生就业问题。
李凤营[3](2020)在《地方高校科研质量绩点管理模式改进研究 ——以B大学为例》文中提出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必须把科技创新摆在核心位置,作为社会发展的重要支撑、引领和重要动力。地方高校在普通本科高校中发挥着重要的积极作用,其重要性不言而喻。科研绩点制管理模式因其较强的可操作性和能够营造公平、公正、公开的科研环境,受到地方高校的普遍认可,在地方高校中得到了广泛使用,在科研管理工作中取得了一定成绩,但也因过分量化导致了不利于科研团队的形成、科研功利化、违背科研规律等现象的产生。这就亟需建立一种新型科研管理模式来适应地方高校科研工作的发展。为了使本文的研究建立在牢固的根基上,本文对所涉及的地方高校、高校科研、高校科研质量、高校科研质量管理等概念进行了界定,分析了地方高校科研质量管理的主旨、结构、功能等,提出了以五大理念为导向,坚持以人为本,以全面质量管理为工具,建立了地方高校科研质量管理体系。并针对上述管理理念,提出了地方高校科研质量管理创新思路,分析了科研绩点的内涵与特点、科研绩点与科研工作量的关系等内容。为了掌握获得地方高校科研质量的现实情况,本文采取案例研究的方式,通过对B大学绩点制科研管理取得的成效和存在的问题进行分析,探索地方高校绩点制科研管理改革的可能方向。首先以B大学为个案进行了实证分析,在分析了地方高校B大学科研质量管理历程的基础上,概括了B大学绩点制科研质量管理模式的实施宗旨、实施过程、保障措施,并结合B大学部分院系的调研,利用科研成果数据对比了绩点制科研质量管理模式实施前后的效果,对B大学绩点制科研质量管理模式实施进行了灰色关联分析,通过问卷调查研究,发现了B大学绩点制管理科研模式实施后的成效,发现绩点制科研质量管理模式很大程度上提升了B大学的科研质量,整体上说是科研质量管理的可行方向。但在实施过程中也存在一些影响高校科研管理的问题,因此有必要对当前绩点制科研管理模式做出改进。基于这一定位,本文通过编制、发放、回收问卷等程序,按照从宏观影响因素、微观影响因素、环境影响因素对问卷结果进行了统计,通过对统计结果的分析进一步探寻B大学实施绩点制科研管理存在的问题,集中表现为重数量轻质量、不利于科研团队形成、违背科研规律、科研全过程管理不到位、科研环境不理想、科研与人才培养脱节、不能持续产出高水平科研成果等,为改进绩点制科研管理模式提供了方向。本文提出建立科研绩点银行制管理模式以解决地方高校实施绩点制科研管理存在的上述问题,相应地对科研质量管理的绩点银行制模式的生成、科研质量管理的绩点银行制理论模型和科研绩点银行模式的组织结构进行了论述后,具体对操作层面内容进行探讨。包括科研绩点认定方法的有效改进、建立科研绩点银行的运行机制、科研绩点银行环境的保障三个方面内容。从理论层面和实践层面共同建立了科研绩点银行制科研管理模式。
郭书剑[4](2020)在《中国大学学术精英的流动》文中指出当前中国大学人才竞争的主要对象是制度化学术精英,中国学术劳动力市场的强势群体亦是制度化学术精英。作为政府与大学协作的产物,制度化学术精英因拥有经官方认证的学术权威与学术声誉而受到大学的强烈推崇与热烈追求。大学围绕制度化学术精英而展开的人才竞争直接刺激并引发学术精英的流动。某种意义上,制度化精英主义愈兴盛则大学学术精英竞争愈激烈,而大学学术精英竞争愈激烈则大学学术精英流动愈频繁。1999年以来,中国大学学术精英在不同地区、不同省市的不同层次大学间进行水平流动和垂直流动。大学学术精英在全国的分布格局随各地、各校人才竞争力的变化而不断变化。总体上,中国大学学术精英流动“散中有聚”“聚中有散”;以跨域流动为主,但同域流动现象亦值得关注;众多普通院校和地方城市正以更加开放的姿态、更具活力的机制、更富成效的举措在学术精英竞争中“异军突起”,地方政府的能动性和创造性促成了大学学术精英流动的新局面。中国地方政府人才竞争的背后是为经济增长而竞争,更是为政治晋升而竞争。为赢得政治锦标赛,地方政府所出台的人才政策对大学学术精英流动具有较强的激发性、引导性与支持性。因地制宜制定人才政策,与时俱进变革人才政策,是地方政府维持人才竞争力、保持人才竞争优势的必要之举。作为一项长期政策,大学重点建设的逻辑是竞争博弈,而竞争博弈的载体则是学术锦标赛。在市场化大学排名与行政化学科评估的驱动下,中国大学着重以学术管理资本主义的方式吸引海内外学术精英,以不断争取国家的政策关照与政府的重点支持。大学人才竞争所促成的流动,对学术精英学术发展的影响,既有特殊性也存共通性。大部分学术精英流动后的学术生产力、学术影响力和学术竞争力得到提高。这一方面是由于流动对知识生产与创新的促进作用,另一方面则与学术锦标赛密切相关,其不仅驱动大学支持学术精英发展学术,还驱动大学要求学术精英发展学术。大学学术精英流动是一个复杂现象。由于学术精英吸收能力的异质性与学术精英竞争优势的可转移性,大学学术精英流动对大学发展的影响具有不确定性。可以明确的是,学术精英流入对大学学科发展的积极影响并没有人们想象的那么大,学术精英流出对大学学科发展的消极影响也并没有人们想象的那么大。基于此,学术精英流动不应成为大学间此消彼长的“零和博弈”,更不应诱致大学间针锋相对的“人才战争”。在面向世界、追求卓越的发展战略下,需要正确理解中国大学学术精英的流动,以客观冷静的态度、以历史的、发展的、全球的眼光认识和体察中国大学学术精英流动所具有的阶段性、特殊性和一般性。这对中国大学全面深刻地了解自己,实事求是地制定科学合理的“双一流”建设目标、采取正确有效的学术精英队伍建设策略至关重要。
于晨[5](2019)在《我国职业教育校企合作政策变迁研究》文中提出职业教育的“跨界”属性,促使校企合作政策成为改革开放后我国职业教育领域的代表性政策。校企合作政策变迁的成效与走向,对我国职业教育办学育人水平的稳定与提升,具有至关重要的影响。以回顾总结政策变迁历程为契机,准确认识和系统把握政策变迁的动力机制,是实现职业教育校企合作政策合理有序变迁的基本前提。本研究以“改革开放以来我国职业教育校企合作政策及其变迁历程”为研究对象,遵循描述性研究、解释性研究与规范性研究相结合的工作思路,坚持宏观层面方法论与微观层面分析技术的协同运用,在对政策演进历史分期、主要特征进行归纳总结的基础上,阐释分析政策变迁的动力机制及其作用条件,并据此提出若干优化政策变迁路径的对策建议。改革开放后四十年间,国家政策实践在不同时期分别呈现出三种“范式”:从上世纪末之前国家总体性控制下校企一体共生的行政推动,到本世纪第一个十年间与职业教育结构调整相伴随的促校联企改革攻坚,再到当前以校企一体化办学、多元协同共治为核心的国家制度探索。不同政策范式对于如何看待校企双方的角色定位,以及如何稳定与密切校企合作关系,均存在显着的差异。以上述政策范式变化为依据,我国职业教育校企合作政策变迁可划分为三个阶段,即1978年至1998年间的“校附行企、一体共生”阶段;1998年至2010年间的“校主企辅、促校联企”阶段;2010年至今的“校企同主、多元共治”阶段。不同阶段政策在类别形态、要素构成和变革强度等方面,呈现出由纲领性、散点式政策条文向系统与专门化政策体系发展,由权威命令与系统变革工具为主向多元工具协同应用转变,由依附共生范式变革后的渐进性调整向双主协同范式演进的特征。政策的产生及调整,归根结底是身为政策制定者的政府部门所作出的抉择。政府作出相应抉择的动力,一方面源自其所处环境的压力机制,另一方面则源自其自身的能动机制。长期以来,不同学者分别从上述两类机制入手,形成了社会中心论与国家中心论两种差异化的政策变迁解析路径。本研究综合运用政策网络、政策(政府)过程、新制度主义等多学科理论,基于“制度—场域—行动者”的辩证视角,构建政策变迁的“场域—学习”解释分析框架。该框架将“政策制定与执行场域”、“中央职能部门政策学习”确立为核心解析变量,力求从中央政府职业教育管理部门所处环境的压力机制及其自身的能动机制层面,系统探讨政策变迁的动力机制及其作用条件,从而实现国家中心论与社会中心论两种差异化解析路径的有机整合。通过应用该框架,本研究发现,在社会政治经济制度结构性因素和行动者能动性因素的共同作用下,政、行、企、校等各类关键行动者(公私组织)之间,因“权威”、“资金”、“信息”、“组织”、“合法性”等资源的彼此依赖而形成特定的相互作用关系,从而构成“政—政”、“政—行”两个政策制定场域和“央—地”、“企—校”两个政策执行场域。“政—政”制定场域涉及国务院系统内教育行政部门与其他职能部门之间的协同决策关系。“政—行”制定场域涉及国务院职业教育管理部门(主要是教育行政部门)与国家行业管理中介机构之间的分级决策或合作治理关系。上述政策制定场域的运作与变革主要受到国家行政管理、社会治理等制度的影响。“央—地”执行场域涉及中央政府(国务院职业教育管理部门)与地方政府之间的财权、事权关系。“企—校”执行场域涉及各类企业与中高职院校之间的办学合作关系。上述政策执行场域的运作与变革,主要受到国家税收分配、财政支付、产业经济、教育行政、劳动就业等制度的影响。政策制定与执行场域的持续运作与深刻变革,会对中央职能部门的决策与行为产生特定的压力机制,并引发校企合作政策在形态类别设置、工具选择运用乃至范式层面不断发生变迁。与此同时,作为具有自主能动性的“国家行动者”和政策的主要制定者,中央职能部门在特定制度结构性因素和场域关系性因素的影响下,会基于自身的角色定位与目标偏好,主动开展先期循证性学习、局部试验性学习、事后改进性学习,以引导和持续推动国家政策创新发展。这种中央职能部门的能动机制,为校企合作政策过程附加了源源不断的作用力,将国家政策实践限定在中央可控范围之内,并确保其始终具备旺盛的变革驱动力与发展调适力。我国职业教育校企合作政策变迁优化路径的择定,必须高度关注上述影响政策场域运作变革、中央职能部门政策学习的主客观条件。国家应通过必要的制度设计,引导政策场域的有序运作与良性变革,并完善中央职能部门政策学习的组织程序。具体对策建议包括:强化全国人大与政协的顶层设计权能;优化中央跨部门协同决策的组织机制;保持中央财政资金的引导与扶持效力;完善全国性行业协会的社会中介职能;健全校企命运共同体的配套制度供给;破解局部试验性学习开展的现实瓶颈。
冯志峰[6](2018)在《地方党委书记权力运行与制约机制研究》文中提出中国政治组织体系主要分为中央政权、地方政权和基层政权,由中央、省、市、县、乡五个层级组成。相对于中央政权和基层政权而言,地方政权包括省市县三级,成为我国政权系统承上启下、协调各方、高效运转、强本固基的关键枢纽,对维护党中央权威、落实中央决策部署、凝聚党心民心、决胜全面小康、不断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发挥着不可或缺的作用。根据《中国共产党章程》规定,中国共产党的组织体系分为中央组织、地方组织和基层组织三个层级。地方党委组织承上启下、统揽大局、协调各方、强本固基,既是中央精神的执行者和建议者,又是地方经济社会发展的决策者与领导者,承载着领导地方党的组织建设,履行落实“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和“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的重要职责,成为加强地方治理能力建设条块结合的交汇点,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关键力量。地方党委书记权力运行与制约机制的科学与否,直接影响到党的执政基础。地方党委书记角色定位、职位属性与运行特性,内在地反映了地方党委组织的执政规律,蕴含着党组织权力运行与制约之道。遵循其行为之内在逻辑,地方党委书记权力运行规律可提炼为“弹性定律”,鲜明地体现出独特的“二重”性,表现为“双刃剑”的作用,既能够实现有效治理、维护社会稳定,也有可能引发权力腐败、危害人民利益,销蚀党的执政基础。地方党委书记权力腐败在内外不良因素的交互作用下,总体呈现出“十大特征”,体现为“多面人”角色,其演化逻辑可归纳为“地方党委书记权力腐败强化跃迁定律”,作为地方主导改革的改革者反而成为改革阻力制造者。为扎实有效地“改革改革者”,破除权力制约“悖论”,就必须统筹“个人修养教化、体制机制转化、社会风气净化”,构建科学系统、务实管用、操作简便的地方党委书记权力运行与制约机制。为此,必须立足于中外权力制约理论基础之上,深刻把握地方党委书记权力运行“弹性定律”诱致成因,认真分析其生成逻辑,精准提炼地方党委书记权力制约之道,努力促进“文本规定”与“实践运行”的有机融合,将“自我律动法”与“一制九转法”深度融入到地方党委书记权力制约机制之中,努力实现权力高效运行与有效制约的动态平衡,着力提高地方党委书记执政本领,提高党的执政能力,巩固党的执政地位,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坚强的领导核心、组织保证和力量保障,为人民群众创造美好生活。
杨红旻[7](2017)在《后大众化时代地方本科院校的合法性危机及重建》文中提出合法性一般用来表达一种由于被判断或被相信符合某种规则而被认可或被接受的状态。“合法性”作为高等教育组织和制度研究的根本性问题,是分析我国地方高校所面临危机的重要理论工具。本研究基于组织合法性理论的分析框架,对地方本科院校合法性危机的表现及实质进行分析,并对危机的根源进行历史和现实考察,对重建组织合法性的实践行动进行案例分析,以回答“后大众化时代地方本科院校合法性危机的表现和实质是什么?”“其根源是什么?”“如何重建合法性以应对危机?”等问题。本研究通过历史梳理、案例分析、统计分析和理论探讨,主要有以下发现。第一,后大众化时代的标志就是大众化阶段的合法性受到了挑战,形成了特有的“合法性危机”。本研究结合美日等高等教育发达国家的近期变化,分析后大众化的内在涵义和本质,认为不能简单地将后大众化定义为高等教育毛入学率或在校生规模指标在增长上的停滞;后大众化已不属于大众化阶段,原有的大众化发展模式已无法解释或概括高等教育发展实际,在这样一个失去原有目标,正在探索新的发展目标的阶段,各种关于高等教育的反思与质疑就成为了时代主题。因此,可以将后大众化时代界定为高等教育高速发展后出现的矛盾凸显的平台期,时代标志就是“合法性危机”。危机的本质在于高等教育需要新的发展模式以适应经济社会转型。高等院校需要对此进行回应,重建组织合法性。第二,我国地方本科院校所面临危机的实质仍为合法性危机。本研究通过对地方本科院校当前困境的分析,认为我国高等教育规模发展的“平台期”即后大众化时代已到来。通过对这一时期地方本科院校组织合法性危机具体表现的研究,可以发现,生存环境恶化和认可危机在地方本科院校的发展中也是存在的。地方本科院校作为学术机构却在身份、地位和办学绩效等方面不断遭受质疑,说明其所遭遇危机的实质仍是合法性危机,即社会对地方本科院校所秉承的价值观和办学模式的信任危机、认可危机。这种危机首先是合法性评价主体变化带来的,即更加走向公共问责下的合法性建构的危机;其次是合法性评价内容变化导致的,是新的经济社会发展趋势下质量观念的变化引起的。不同评价主体代表政府或市场两种力量,为地方本科院校的变革行动提供了不同程度的外部压力。第三,本研究依据斯科特的合法性分类,研究在制度初始化时期与制度变革时期,地方本科院校在规制合法性、规范合法性和认知合法性三方面的主要特征,并与当前我国经济社会转型发展趋势相结合,认为我国地方本科院校组织合法性危机的根源在于:在由上而下的行政化领导管理体制下,学术规范与学术文化发育极不成熟,学术逻辑被政治逻辑和市场逻辑主宰,办学理念受实用主义和短期功利主义严重影响。第四,本研究认为转型即重建合法性的行动,因此选取正处于转型过程中的地方本科院校作为典型案例,调查地方本科院校组织成员对组织目标和转型策略的评价与认同情况,总结转型发展过程中的主要问题,认为当前地方本科院校重建合法性的实践行动仍主要以各级政府的决策为合法性来源,市场压力并非地方本科院校重建合法性行动的决定性因素;地方本科院校倾向于在政策导向的空白地带发挥自主性。要消解这种危机,政府和学校都要进行变革和调整。第五,本研究通过对地方本科院校合法性危机和重建组织合法性行动的反思,认为重建合法性应遵从以下主要规律:即作为共识存在的“自我信念”是高等院校获取合法性的根本;遗传与环境的冲突与整合代表合法性的危与机;制度化策略的效率取决于文化-认知策略的成效。地方本科院校重建组织合法性的路线应为:重塑治理——重塑学术——重塑自我——开创未来。地方本科院校要重塑学术秩序,培育“自我信念”,主动适应地方经济社会需求以使名实相符。
柴江[8](2017)在《我国高等教育收费现状与效应研究》文中提出1998年,我国高等教育收费政策进入制度化阶段后,有关高等教育的收费标准、高等教育经费投入中政府与个人的分担比例,以及贫困家庭学生的付费能力和高校学生付费后的实际收益等问题,一直都是社会各界热议的话题。2013年以来,随着一些省市、自治区高等教育收费标准调整方案的出台与落实,对当前高等教育收费标准过高、学生家庭经济压力增大的论断呈一边倒的态势,几乎所有的评论对此次高等教育收费标准的调整均呈批判的态度。事实上,高等教育收费政策已经成为世界上大多数国家缓解政府财政投入不足,扩大经费来源,推动高等教育的快速发展重要举措。在我国高等教育大众化目标的实现过程中,在高等教育质量的逐步提升的过程中,高等教育收费政策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同样,我国高等教育收费引起的各类争议,在任何实施高等教育收费政策的国家中都曾出现。对于我国高等教育收费现状的正确认识,需要从历史和现今两个层面对其进行整体性的研究,既需要肯定成果,分析我国高等教育收费问题的缓解情况,也需要正视我国高等教育收费仍然存在的问题。针对高等教育收费以及对收费客体产生的效应,本文从以下几方面展开研究:一是我国高等教育收费政策的解读。通过收集我国高等教育收费的政策性文件,以政策实施的稳定性为依据,梳理我国高等教育收费政策的演变历程,区分我国高等教育收费政策发展的不同阶段,并探寻我国高等教育收费的现实基础和理论基础;二是我国高等教育收费的水平与比较。依据面板数据,比较我国与OECD成员国高等教育的收费水平、高等教育财政性投入,以及高等教育经费投入的政府和个人分担比例,从国际比较中分析我国高等教育的收费状况;三是高等教育收费对收费客体产生的付出效应,即对高校学生的付费能力和付费意愿的评估。结合居民可支配收入,在宏观层面上分析我国与OECD成员国之间,以及我国不同地区、城乡居民之间的高等教育付费能力的差异;通过问卷调查,从微观视角分析高校学生付费能力的整体状况,并从地域和城乡两个角度,分析高校学生付费能力的差异;通过问卷调查,分析高校学生付费意愿的水平;四是高等教育收费对收费客体产生的获得效应,即对高校学生在校期间个人非货币收益的评估。依据文献资料,结合开放式问卷调查、访谈,编制《高校学生在校期间个人非货币收益问卷》,以此测量和评估高校学生投资于高等教育后的学生非货币收益的状况。通过上述研究工作,本文得出如下结论:第一,我国高等教育收费政策的发展分为三个阶段。研究以高等教育收费政策出台的时间和政策内容的稳定性为依据,将我国高等教育收费政策划分为三个阶段:免费高等教育阶段(1949-1983年)、高等教育收费政策的探索阶段(1984-1997年)和高等教育收费政策的制度化阶段(1998年至今)。进入制度化阶段后,高等教育收费政策逐渐趋于规范化。第二,与OECD成员国相比,我国高等教育收费水平相对较低。从高等教育学费增长趋势看,OECD成员国的高等教育学费水平呈上升趋势,相比而言,我国高等教育学费的年均增长率相对较快。2007年国务院发布的学费限涨的五年限令期间,在考虑通货膨胀率的情况下,我国高等教育的学杂费没有发生实际的增长。虽然我国财政性教育经费占GDP的比例不断上升,但高等教育财政性经费在教育财政性经费总投入中所占的比例相对较低,且增长率较为缓慢。从我国高等教育经费投入的政府和个人分担情况来看,2005年至今,个人分担比例呈下降趋势,与世界主要国家相比,高等教育经费投入中个人分担的比例相对较低。第三,宏观层面的数据分析表明,我国高等教育学费占居民可支配收入的比例呈明显下降趋势,但与OECD成员国相比,我国高等教育学费占居民可支配收入的比例相对较高,且我国不同地区及城乡居民的付费能力有较大的差异。东部地区高校学生的付费能力高于中、西部地区的高校学生,城镇学生家庭的付费能力高于农村学生家庭;微观层面的调查数据分析表明,高校学生家庭有一定的付费能力,不同地区、不同层次学校、不同家庭背景的高校学生的付费能力有一定的差异。西部地区、一般高校以及来自农村家庭学生的付费能力相对较弱。高校学生的付费意愿处于中等水平,西部地区、一般院校学生的付费意愿相对较低。学生对高等教育收费政策的认同程度、学生对学费标准高低的主观理解、学生对专业的喜好程度,是影响高校学生付费意愿的主要因素。第四,高校学生在校期间的个人非货币收益主要包括生活观、知识观、抱负水平、文化素养、综合能力、学习效能6个方面的收益。调查结果显示,高校学生主观层面上较为肯定自己在校期间的个人非货币收益。不同地区、不同层次学校、不同家庭背景的高校学生,以及不同专业的学生的个人非货币收益有一定的差异。学校所在地区、学校层次及学生家庭背景对学生在校期间个人非货币收益存在显着影响,但影响甚微。针对我国高等教育的收费现状,缓解高等教育收费对收费客体产生的付出效应,提升收费客体的获得效应,进一步推进高等教育公平,本文有如下设想:一是在政策层面提出高校生均培养成本的核定办法,使高校学费标准的核定有据可依;二是加大高等教育财政性教育经费的投入,增加高等教育经费总量;三是建立多元化的高校学生资助体系,提升一般院校学生的付费能力;四是激发学生的内在学习动机,提升学生在校期间的个人非货币收益。
林杰[9](2016)在《关系思维中的大学自主办学研究》文中研究说明大学自主办学是一个历久弥新的话题,也是一个宏大的研究课题。然而,大学自主办学作为一个概念,其内涵依然需要澄清;作为一种理念,依然遭受着公众的质疑甚至是误解;作为一种价值,依然存在诸多矛盾;作为一种制度,依然需要改进与完善;作为一种实践,依然举步维艰。由此可见,大学自主办学既是一个非常有价值的理论问题,又是一个重要的实践问题,并首先表现为理论问题。本研究认为,大学自主办学是指为提高大学的人才培养、科学研究以及社会服务的水平与质量,大学在推动政府、社会、大学三者彼此衔接与互相协调和促进大学的办学自主权、自主办学责任、自主办学能力三者正向匹配与耦合共生过程中表现出的动态行为。政府、社会、大学三者之间的彼此衔接与相互协调,也称为大学自主办学外部关系的理想形态,是大学自主办学的外在支撑;大学的办学自主权、自主办学责任、自主办学能力三者之间的正向匹配与耦合共生,也称为大学自主办学内部关系的理想形态,是大学自主办学的内在依托。大学自主办学是在内外部关系互动过程中实现的,但大学自主办学内外部关系之间的互动,并不是自然而然地发生的,需以信任为基础。当然,大学自主办学的合理性并不是一个不言而喻的共识,也不是一个尽人皆知的常识。实际上,大学自主办学的合理性是大学自主办学合法性的基础,没有对大学自主办学合理性系统与深刻的阐明,大学自主办学势必会缺乏公众认同与法理基础。大学自主办学是在大学自身发展逻辑与外部发展诉求共同作用下的一个动态行为过程,具有无可辩驳的合理性,但这并不是大学自行其是、为所欲为的理由。所以,无论是分析与研究大学自主办学的本质,还是推动与促进大学自主办学实践的顺利发展,都应以尊重和彰显大学的本质属性为基点,践行大学的本质使命为旨归。通过历史考察和政策分析发现,大学自主办学经历了曲折复杂的历史变迁,体现出一些典型的特征。从演变时空的角度来看,大学自主办学内部关系、外部关系以内外部关系之间通常处于割裂状态;从演变形态的角度来看,大学自主办学的历史变迁是渐进地推进的;从演变动力的角度来看,大学自主办学的历史变迁是“自上而下”地推进的;从演变目的的角度来看,大学自主办学的历史变迁是在“政治—经济”主导下推进的。总之,在大学自主办学的历史变迁过程中,大学的本质属性与本质使命体现的均不明显。大学自主办学现实困境——“放乱收死”——的产生是一个复杂的历史过程,是内外部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因而,推动大学自主办学,也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需要廓清大学自主办学的本质,转变行政化思维方式与实体思维方式,夯实大学自主办学的行动基础,重塑大学自主办学的信任基础。
罗腊梅[10](2015)在《民办高等教育政策变迁研究》文中认为教育政策是教育事业发展的灵魂。没有正确的教育政策指导,教育事业的发展将寸步难行。同世界各国私立高等教育发展历程相似,我国民办高等教育发展的转折点主要是以政策的颁布与实施为标志。而国家管理和发展民办高等教育,主要是通过制定和实施民办高等教育政策来实现的。政策的颁布和实施对民办高等教育的生存与发展至关重要。改革开放这三十年来我国对民办高等教育进行规范的民办高等教育政策,既是一部政策发展史,又是民办高等教育发展的缩影。它不但体现了民办高等教育的时代特征,代表了民办高等教育发展的时代走向,而且成为民办高等教育健康发展的有力保障。只有将政策变迁纳入政策研究的视野,才能构建完整的政策变迁动态过程。改革开放以来,民办高等教育政策经历的变迁过程勾勒了一幅民办高等教育发展的历史图画。民办高等教育政策变迁的研究正是遵循历史的途径来理解民办高等教育的发展。对民办高等教育政策变迁的研究也正是以历史为切入点来对民办高等教育政策发展进行历史回顾、当下反思与未来预测。这一研究既包含着对民办高等教育政策的现实关照,也包含着对未来民办高等教育政策的探索。民办高等教育政策变迁的研究形成的是一个多角度、多方位、立体化的认识框架,不仅较为系统全面地揭示了改革开放至今民办高等教育政策“变了什么”、“如何变”,而且着力于阐释了民办高等教育政策“为什么变”、“变的效果如何”和“将变向何方”。本研究从历史、当前和未来的三个时间维度来把握改革开放至今的民办高等教育政策整体脉络,时间跨度为1982年至2015年的34年,汇编宏观层面的民办高等教育相关政策文本共计42项。在研究过程中,首先是回顾民办高等教育政策变迁的起点,梳理民办高等教育政策变迁的内容,概述民办高等教育政策变迁的特征与影响,从而在总体上回答了民办高等教育政策“变了什么”、“如何变”的问题。其次是通过探究政策变迁的动因和反思其变迁过程中取得的成绩与存在的问题,揭示民办高等教育政策“为什么变”和“变的效果如何”。再者是通过对当前民办高等教育政策提出改革思路和未来发展趋势,展望民办高等教育政策“将变向何方”。在研究过程中,从政治、经济、社会多角度对民办高等教育政策环境进行概述,从政策主体、价值、内容、过程多维度对民办高等教育政策内容、特征进行阐释,从外部和内部两方面对民办高等教育政策变迁动因进行解析,从静态和动态两层面对民办高等教育政策成效和问题进行审视,从而探讨政策的改革思路和预测政策的未来走向。具体而言,采用历史分期的方式,将改革开放至今的民办高等教育政策发展历程分为四个阶段,即政策的滥觞与起步(1982-1993)、政策的推进与发展(1993-1999)、政策的拓展与延伸(1999-2010)和政策的调适与深化(2010-2015),呈现出的阶段政策特征分别是破冰引航、彷徨前行、有法可依和迈向治理。由于建国之初至改革开放这个时期的私立高等教育完全中断,改革开放以后我国民办高等教育才得以恢复发展,而其政策的变迁起点则要推至1982年,即《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的颁布与实施,这是最早与民办高等教育相关的政策法规。伴随民办高校的不断应运而生,民办高等教育政策也得以逐步产生与发展。在改革开放至今的民办高等教育政策中,1982年的《宪法》明确规定了社会力量举办各种教育机构的合法性。这一政策变迁的第一个转折点为1993年,因为该年发布实施了两个与民办高等教育发展紧密相关的政策。其一是《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其二是《民办高等学校设置暂行规定》。1999年的《面向21世纪教育振兴行动计划》为我国教育事业进一步指明了新的发展方向,因此1999年成为了民办高等教育政策变迁的第二个转折点。而2002年颁布实施的《民办教育促进法》成为民办高等政策变迁历程中的分水岭。此后,国家调整其政策导向,在确立民办高等教育的合法性的同时,积极推进“依法管理”的方针,民办高等教育政策法律体系逐渐建立,实现了从“彷徨前行”到“有法可依”的转化过程。从2010年《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颁布至今,我国在民办高等教育政策方面更为注重其实践逻辑,重点关注治理理论在民办高等教育管理中的运用,将政策的重心放在政策实施及其有效性方面。因此,对目前我国民办高等教育政策可以作出这样的一个判断:在政策主体上呈现多元化,在政策理念上贯穿公益与营利的双赢原则,在政策内容上追求具体可行,在政策过程上注重监测与评估。基于对我国改革开放至今的民办高等教育政策变迁历程的全面回顾与系统论述,其变迁的动因得以探寻,可以分为外部动因和内部动因。外部动因通过作用于内部动因从而影响政策的变迁,而内部动因则是直接作用于政策变迁过程。政策变迁的外部动因指向了政治体制改革所推进的政府职能转变、经济体制变革所促进的私营经济繁荣和社会形势变化所增强的高等教育需求;而内部动因则是政策需求与政策供给之间的矛盾和多元主体间动态的利益博弈。对民办高等教育政策系统而言,民办高等教育亟待发展与其政策羁绊之间的矛盾成为推动其政策变迁的基本前提,而这一现实问题引起了作为决策主体的政府高度关注并不断寻求解决这一问题的可行方案,从而发生了民办高等教育政策的变迁,形成一个动态的过程。对民办高等教育政策而言,其政策的直接成效主要体现在政策文本、政策价值和政策基调的变化与转型,间接成效则主要呈现为政策内容和政策实施对民办高等教育改革与发展的有效促进与规范发展方面。民办高等教育政策发展取得了明显的成效,主要有政策文本得以不断充实与完善、政策价值取向实现宏观国家价值与微观自身价值的融合、政策基调实现从“合法—限制—规范—扶持”的良好转型、政策内容赋予和加强了民办高等教育的合法性、政策实施引导和规范了民办高等教育实践。同时,其政策发展也存在一些问题,主要有政策内容不明确、政策主体中政府角色定位不恰当、政策执行效果不理想和政策模型转变缓慢等。面对当前高等教育适龄人口下降、教育财政投入状况紧张、错综复杂的关系网络与利益博弈、国外高等教育的强大吸引力等方面的严峻挑战,我国民办高等教育政策必须厘清发展思路,应当将改革重点放在以下五方面:合理调整政策目标,实现稳定规模与提升质量并进;有效发挥政策主体的职能,实现多元利益主体参与的教育治理;增强政策效应,推进营利性和非营利性民办高校分类管理;加强政策监测与评估,完善政策执行过程;合理的政策价值选择,实现教育的公益性与营利性双赢。在未来一段时间,民办高等教育政策发展的趋势将体现在以下四方面:保持政府与民办高校之间的合理张力,协调政策主体间关系;坚持开放性原则,建构完善的政策体系;扩大教育的公益性,整合政策价值追求;改善和提高教育公平,优化政策环境。因此,本研究形成的是对我国民办高等教育政策从历史到未来、从外延到内涵、从宏观到微观的较为全面的立体认识框架。虽然本研究在方法论上基本定位于历史研究,但是最终形成的是从“解读历程—探寻规律—审视现实—迎接挑战”的民办高等教育政策变迁研究思路。这是一种史与论相结合的研究过程,是“在其政策变迁史”中进行剖析与概述。概括之,本研究以民办高等教育政策变迁为研究对象,努力将历史与现实相结合,从历史中找到可资借鉴的规律,通过历史认识今天的民办高等教育政策,这一变迁研究过程与结果不仅有助于全面理解民办高等教育政策系统和合理建构民办高等教育政策变迁的动态过程,而且也有助于为当前和未来民办高等教育改革决策提供有效参考。
二、扩招收费能否在短期内启动经济?——访北京大学高等教育研究所常务副所长魏新教授(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扩招收费能否在短期内启动经济?——访北京大学高等教育研究所常务副所长魏新教授(论文提纲范文)
(1)历史变局中的“齐鲁医学”转型研究(1948-1953)(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绪论 |
一、研究缘起 |
二、概念界定 |
三、研究史料与文献回顾 |
四、创新之处与研究难点 |
五、研究方法与写作思路 |
第一章 南迁福州与北归济南:转型的时空背景 |
第一节 南迁福州 |
一、酝酿南迁:三派势力博弈 |
二、选址福州:各方推进南迁 |
三、南下福州:顺利完成迁移 |
三、福州一年:勉强恢复教学 |
四、留守济南:艰难维持残局 |
第二节 北归济南 |
一、山东情结:回归原动力 |
二、校产羁绊:难舍的家业 |
三、协商回济:积极的态度 |
四、顺利回迁:各方的帮助 |
小结 |
第二章 校权之争与行政改革:行政上开启转型 |
第一节 校权之争:新旧势力的博弈 |
一、留济齐大校务:旧权把持 |
二、校权回收运动:大势所趋 |
三、两次“倒杨”运动:斗争不止 |
第二节 行政改革:运转机制的蜕变 |
一、软弱的齐大校政 |
二、积极的行政改革 |
三、齐鲁医院的调整 |
四、争取“国立”运动 |
小结 |
第三章 教育改革与医疗服务:业务上推行新政 |
第一节 教育改革 |
一、招生改革 |
二、教学改革 |
第二节 公卫服务 |
一、参与医疗救灾 |
二、疫病防治服务 |
三、公共卫生教育 |
第三节 支援战争 |
一、踊跃参军参干 |
二、组织抗美援朝医疗队 |
三、收治志愿军伤病员 |
小结 |
第四章 经费改革与资产管理:经济上实现自立 |
第一节 美国经济封锁 |
一、教会拨款的限制 |
二、进口设备的限制 |
第二节 拓展筹资渠道 |
一、有条件接受捐赠 |
二、向政府申请补助 |
第三节 改革资产管理 |
一、资产清查:奠定改革基础 |
二、资产纠纷:化解资产矛盾 |
第四节 增产节约运动 |
一、“三自”革新运动 |
二、医院经费改革 |
三、“三反”“五反”运动 |
小结 |
第五章 抗美援朝与思想改造:政治上实现新生 |
第一节 建国初期师生思想状况 |
一、宗教色彩浓厚 |
二、亲美思想严重 |
三、政治意识淡漠 |
第二节 抗美援朝教育运动 |
一、保卫和平签名运动 |
二、控诉美国文化侵略 |
三、开展爱国主义教育 |
四、全面驱离美籍教师 |
第三节 革命政治教育 |
一、常规思政教育 |
二、爱国爱党教育 |
三、亲苏学苏教育 |
第四节 思想改造运动 |
一、原有问题及改造过程 |
二、改造效果和影响 |
小结 |
第六章 院系调整与明确隶属:全方位完成转型 |
第一节 院系调整:完成转型的直接推动力 |
一、全国院系调整的背景与过程 |
二、齐鲁大学的调整 |
三、齐鲁医院的归属变更 |
第二节 山东医学院的调整适应 |
一、原山东医学院基本情况 |
二、调整初期的混乱情况 |
三、初步的改革调整 |
第三节 齐鲁医院的改革调整 |
一、院系调整初期的混乱现象 |
二、齐鲁医院的全面改革 |
第四节 明确归属:步入新的起点 |
一、医院承担医学教学任务 |
二、行政体制上的关系不明确 |
三、明确隶属与管理关系 |
小结 |
结语 |
参考文献 |
附录 |
致谢 |
攻读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 |
学位论文评阅及答辩情况表 |
(2)中国大学生就业中政府责任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中文摘要 |
英文摘要 |
引言 |
一、研究背景 |
二、研究目的与研究意义 |
(一)研究目的 |
(二)研究意义 |
三、国内外研究现状述评 |
(一)国外研究现状述评 |
(二)国内研究现状述评 |
四、研究思路与研究内容 |
(一)研究思路 |
(二)研究内容 |
五、研究方法 |
(一)文献分析法 |
(二)实证研究法 |
(三)比较研究法 |
六、研究的创新与不足 |
(一)创新之处 |
(二)不足之处 |
第一章 大学生就业与政府责任关系的理论概述 |
一、大学生就业与政府责任的概念界定 |
(一)大学生就业的概念界定 |
(二)政府责任的概念界定 |
二、大学生就业中政府责任履行的理论基础 |
(一)责任政府理论 |
(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民本观 |
(三)市场失灵理论 |
(四)新公共服务理论 |
(五)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理论 |
三、大学生就业中政府责任履行的现实依据 |
(一)维护公民基本生存和发展权是政府的基本职责 |
(二)实现社会公平正义是社会主义国家政府职责的内在要求 |
四、大学生就业中政府责任厘定 |
(一)政府须对大学生就业履行调控责任 |
(二)政府须对大学生就业履行服务责任 |
(三)政府须对大学生就业履行监督责任 |
第二章 大学生就业中政府责任履行的实践历程 |
一、“统包统分”就业制度时期:政府包办、计划配置 |
(一)“统包统分”就业制度下政府责任履行概况 |
(二)历史合理性与问题分析 |
二、“供需见面”就业制度时期:计划配置为主、调节为辅 |
(一)“供需见面”就业制度下政府责任履行概况 |
(二)历史合理性与问题分析 |
三、“双向选择、自主择业”就业制度时期:市场配置与政府调控相结合 |
(一)“双向选择、自主择业”就业制度下政府责任履行概况 |
(二)历史合理性与问题分析 |
第三章 大学生就业中政府责任履行的现状与问题 |
一、大学生就业中政府责任履行的总体现状 |
(一)政府调控责任履行现状 |
(二)政府服务责任履行现状 |
(三)政府监督责任履行现状 |
二、大学生就业中政府责任履行的实证研究 |
(一)大学生就业中政府责任履行调查设计 |
(二)大学生就业中政府责任履行调查概况 |
(三)大学生就业中政府责任履行频率分析结果 |
(四)大学生就业中政府责任履行交叉分析结果 |
三、大学生就业中政府责任履行存在的问题与成因 |
(一)政府调控责任履行存在的问题与成因 |
(二)政府服务责任履行存在的问题与成因 |
(三)政府监督责任履行存在的问题与成因 |
第四章 国外大学生就业中政府责任履行状况与启示 |
一、发达国家大学生就业中政府责任履行状况与启示 |
(一)发达国家大学生就业中政府责任履行状况 |
(二)发达国家大学生就业中政府责任履行状况的启示 |
二、经济转型国家大学生就业中政府责任履行状况与启示 |
(一)经济转型国家大学生就业中政府责任履行状况 |
(二)经济转型国家大学生就业中政府责任履行状况的启示 |
第五章 大学生就业中政府责任履行的策略建议 |
一、大学生就业中政府调控责任履行策略建议 |
(一)树立以人为本的就业政策理念 |
(二)提升就业政策的规划性与协同性 |
二、大学生就业中政府服务责任履行策略建议 |
(一)强化高校就业服务促进大学生就业的主体意识 |
(二)增强公共就业服务的大学生就业服务供给能力 |
三、大学生就业中政府监督责任履行策略建议 |
(一)以政府监督优化高校人才培养机制 |
(二)以法律制度保障大学生平等就业 |
(三)以主体问责制提升就业政策执行实效性 |
结语 |
参考文献 |
附录 |
附录 A 毕业年级大学生就业中政府责任履行情况调查问卷 |
附录 B 用人单位对大学生人才要求访谈提纲 |
附录 C 大学生就业政府责任履行访谈提纲 |
后记 |
在学期间公开发表论文情况 |
(3)地方高校科研质量绩点管理模式改进研究 ——以B大学为例(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绪论 |
一、研究缘起 |
(一)地方高校科研管理质量亟待提升 |
(二)地方高校科研绩点管理模式需要改进和完善 |
(三)地方高校科研管理理论与实践研究的双重体会 |
二、研究目的与意义 |
(一)研究目的 |
(二)研究意义 |
三、研究思路与方法 |
(一)研究思路 |
(二)研究方法 |
四、概念界定 |
(一)地方高校 |
(二)高校科研 |
(三)高校科研质量 |
(四)高校科研质量管理 |
(五)科研绩点制 |
(六)科研绩点银行制 |
五、创新之处 |
(一)探索了基于五大发展理念的高校科研质量管理理论 |
(二)改进了“科研绩点”的计算方法 |
(三)建立“绩点银行制”的科研质量管理模式 |
第一章 文献综述 |
一、关于高校科研质量管理文献计量分析 |
二、关于高校科研质量管理内涵与意义研究 |
三、关于高校科研质量管理体系研究 |
四、关于高校科研质量评价与管理研究 |
五、关于绩点制科研质量管理文献研究 |
六、文献述评 |
(一)关于高校科研管理内容及特征研究 |
(二)关于高校科研质量管理研究 |
(三)科研质量管理研究存在的问题 |
第二章 地方高校科研质量管理理论基础 |
一、五大发展理念 |
二、人本管理理论 |
三、全面质量管理理论 |
第三章 地方高校绩点制科研质量管理实施概况及进展 |
一、地方高校科研质量管理的基本体系 |
(一)地方高校科研质量管理的主旨 |
(二)地方高校科研质量管理体系的结构 |
(三)地方高校科研质量管理体系的功能 |
二、地方高校B大学科研质量管理概述 |
(一)B大学简介 |
(二)B大学科研质量管理历程 |
(三)B大学科研质量管理效果 |
三、地方高校B大学绩点制科研质量管理模式目标设计 |
(一)绩点制科研质量管理概述 |
(二)关于B大学对学术型教师的目标设计 |
(三)关于B大学对教学单位的目标设计 |
(四)关于B大学科研绩点的量化评价 |
四、地方高校B大学绩点制科研质量管理模式氛围营造 |
(一)精神层面加强统一思想 |
(二)营造良好的学术生态环境 |
五、地方高校B大学绩点制科研质量管理模式保障 |
(一)激励措施 |
(二)督促举措 |
(三)保障制度 |
第四章 地方高校绩点制科研质量管理实施过程的问题及原因分析 |
一、地方高校B大学科研质量现状调查设计 |
(一)调查问卷编制 |
(二)调查问卷发放 |
(三)调查问卷回收分析 |
二、地方高校B大学科研质量存在的问题 |
(一)重数量轻质量问题 |
(二)不利于科研团队形成 |
(三)存在违背科研规律的现象 |
(四)科研全过程管理不到位 |
(五)科研环境不理想 |
(六)科研与人才培养脱节 |
(七)不能持续产出高水平科研成果 |
三、地方高校B大学科研质量管理存在问题原因分析 |
(一)对科研质量的评价导向不科学 |
(二)科研发展定位中功利化追求导向明显 |
(三)高校三大职能之间未能协调发展 |
(四)可持续发展和共享发展落实不到位 |
(五)科研管理队伍专业化水平低 |
四、地方高校B大学绩点制科研质量管理模式的实证分析 |
(一)B大学绩点制科研质量管理的灰色关联分析 |
(二)B大学绩点制管理科研模式实施过程的归因分析 |
第五章 地方高校科研绩点银行制设计 |
一、科研质量管理的绩点银行制设计理念 |
二、科研质量管理的绩点银行制设计背景 |
(一)科研绩点银行生成背景 |
(二)科研绩点银行生成过程 |
三、科研质量管理的绩点银行制基本目标与存在优势 |
(一)科研绩点银行制设计的主要目标 |
(二)科研绩点银行制设计的优势分析 |
四、科研质量管理的绩点银行制过程设计 |
(一)科研绩点银行运行机制设计 |
(二)科研绩点银行管理功能设计 |
第六章 地方高校科研绩点银行制实施策略 |
一、明确科研绩点银行模式的绩点类型 |
(一)显性科研绩点与隐性科研绩点 |
(二)个人科研绩点与集体科研绩点 |
(三)岗位科研绩点与自由科研绩点 |
(四)普通科研绩点与奖励科研绩点 |
(五)元科研绩点 |
二、建立科研绩点银行模式的绩点认定规则 |
(一)科研工作业绩点认定原则 |
(二)科研工作业绩点认定程序 |
(三)科研工作业绩点的质量等级确定 |
(四)科研工作业绩点的总量计算方法 |
三、科研绩点银行模式的组织结构 |
(一)科研绩点银行管理委员会 |
(二)科研绩点银行专家咨询委员会 |
(三)科研绩点银行综合业务中心 |
(四)科研绩点银行网络管理中心 |
四、实施科研绩点银行的运作管理 |
(一)科研绩点银行帐户管理 |
(二)科研绩点银行业务类型 |
(三)科研绩点银行操作流程 |
五、支持科研绩点银行的环境保障 |
(一)科研绩点银行模式的业务环境要求 |
(二)科研绩点银行模式的管理环境支持 |
(三)科研绩点银行模式的信息化环境支持 |
六、地方高校科研绩点制银行模式推广 |
结论 |
参考文献 |
附录 |
附录一 :地方高校科研质量管理调研问卷 |
附录二 :绩点制科研质量管理模式灰色关联分析调查问卷 |
附录三 :绩点制管理科研模式实施过程的归因分析调查问卷 |
附录四 :科研工作业绩点制银行章程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发表学术论文情况 |
致谢 |
(4)中国大学学术精英的流动(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绪论 |
一、研究缘起 |
二、核心概念 |
三、文献述评 |
四、理论基础 |
五、研究思路与方法 |
第一章 中国大学学术精英的生成 |
第一节 制度化精英主义及其内涵 |
一、何谓制度化精英主义 |
二、制度化精英主义的文化生态 |
第二节 制度化精英主义的历史溯源 |
一、前制度化精英主义时期 |
二、制度化精英主义的萌发与成长 |
三、制度化精英主义的成熟与定型 |
四、制度化精英主义的形变与转型 |
五、制度化精英主义的新发展 |
第三节 学术精英制度化与制度化学术精英 |
一、人才计划:制度化学术精英的“温床” |
二、多元互动:制度化学术精英的生成 |
三、被接受的制度化:学术精英与学术共同体 |
第二章 中国大学学术精英流动概况与特征 |
第一节 “两院”院士流动概况 |
一、流动规模 |
二、流动方向 |
第二节 “长江”“杰青”流动概况 |
一、流动规模 |
二、流动方向 |
第三节 “四青”人才流动概况 |
一、流动规模 |
二、流动方向 |
第四节 大学学术精英流动的整体概况与主要特征 |
一、整体概况 |
二、主要特征 |
第三章 政策驱动与学术精英流动 |
第一节 经济增长与人才竞争 |
一、为经济增长而竞争 |
二、创新驱动与经济发展 |
三、政策激励与人才竞争 |
第二节 地方政府人才政策的要义 |
一、部分省级政府人才政策的要义 |
二、部分非省会中心城市人才政策的要义 |
三、地方政府人才政策的主要特征与革新空间 |
第三节 人才政策与学术精英流动 |
一、学术精英是人才政策的重要对象 |
二、人才政策势差客观存在 |
三、人才政策效力有弱化风险 |
第四章 锦标赛制与学术精英流动 |
第一节 学术锦标赛与大学排名 |
一、大学为何参与学术锦标赛? |
二、大学如何提升大学排名? |
第二节 大学声誉竞争与学术精英流动 |
一、大学学术精英的市场需求度 |
二、大学竞争学术精英的策略 |
三、大学引才策略对学术精英流动的影响 |
第三节 学术精英竞赛型流动及其效益 |
一、学术精英学术流动的效益 |
二、学术精英行政调动的效益 |
三、竞赛型流动与学术精英发展 |
第五章 学术精英流动与大学发展 |
第一节 学术精英流动对流入大学的影响 |
一、“985”大学学术精英引进及其影响 |
二、“211”大学学术精英引进及其影响 |
三、普通大学学术精英引进及其影响 |
四、小结 |
第二节 学术精英流动对流出大学的影响 |
一、“985”大学学术精英流出及其影响 |
二、“211”大学学术精英流出及其影响 |
三、普通大学学术精英流出及其影响 |
四、小结 |
第三节 学术精英流动与大学发展的理论分析 |
一、学术精英流动的影响具有不确定性 |
二、学术精英吸收能力及其异质性 |
三、学术精英竞争性优势的可转移性 |
第六章 关于中国大学学术精英流动的反思 |
第一节 中国大学学术精英流动的阶段性 |
一、深化改革促进的高等教育自主化 |
二、快速发展推动的高等教育大众化与一流化 |
三、大学学术精英流动的阶段性及其形成 |
第二节 中国大学学术精英流动的特殊性 |
一、人才计划支配的学术精英流动 |
二、事业单位制异化的学术精英流动 |
第三节 中国大学学术精英流动的一般性 |
一、世界一流大学运动与中外大学学术精英流动 |
二、加快推进中国大学学术精英流动的国际化 |
结束语 |
参考文献 |
附录 |
在读期间科研成果发表情况 |
后记 |
(5)我国职业教育校企合作政策变迁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第一章 绪论 |
第一节 研究问题与背景 |
一、问题的提出 |
二、研究背景 |
第二节 研究意义 |
一、理论意义 |
二、实践意义 |
第三节 核心概念界定 |
一、职业教育校企合作 |
二、政策变迁 |
三、政策场域 |
四、政策学习 |
第四节 文献综述 |
一、职业教育校企合作政策研究 |
二、政策变迁过程理论及应用研究 |
三、政策网络与政策变迁关系研究 |
第五节 研究方法 |
一、方法论层面 |
二、分析技术层面 |
第六节 研究思路与技术路线 |
一、研究思路 |
二、技术路线 |
第七节 研究的创新点 |
第二章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职业教育校企合作政策的变迁轨迹 |
第一节 “校附行企、一体共生”阶段(1978—1998 年) |
一、实施行业企业自办或与教育部门联办方针 |
二、引导与支持职业教育校办产(企)业发展 |
三、选择在部分地区开展“双元制”改革试点 |
第二节 “校主企辅、促校联企”阶段(1998—2010 年) |
一、探索高职院校产学研合作路径 |
二、实施高技能人才培养培训工程 |
三、启动实训基地及师资建设项目 |
四、开展半工半读等国家政策试验 |
第三节 “校企同主、多元共治”阶段(2010 年至今) |
一、加快健全央地校企合作专属法规制度体系 |
二、充分挖掘国家行业系统的指导与协调功能 |
三、依托央财项目持续搭建校企合作政策平台 |
四、推动企业深度参与职教师资培训体系建设 |
五、支持基层创新探索校企深度合作体制机制 |
第四节 我国职业教育校企合作政策变迁的主要特征 |
一、由行动纲领和散点式条文向国家政策体系发展 |
二、由少数政策工具主导向多元工具协同应用转变 |
三、由旧范式变革后的渐进调整向政策新范式演进 |
第三章 我国职业教育校企合作政策变迁的解释分析框架 |
第一节 制度—场域—行动者:构建解释分析框架的基本视角 |
一、“结构”与“行动者”的辩证关系:社会科学“元理论”的启示 |
二、制度与场域:“结构”维度的主体构成要素 |
三、结果性逻辑与适当性逻辑:“行动者”的能动机制 |
第二节 我国职业教育校企合作政策变迁的核心解析变量 |
一、政策场域 |
二、中央职能部门政策学习 |
第三节 解释分析框架的结构设计及理论预设 |
一、框架设计原则与整体结构 |
二、理论预设 |
第四章 政策制定场域与校企合作政策变迁的内在逻辑 |
第一节 “政—政”制定场域影响校企合作政策变迁的作用机理 |
一、由中央职能部门构成的场域关键行动者 |
二、从同级协商到上级协调:场域运作变革及其对政策变迁的影响 |
第二节 “政—行”制定场域影响校企合作政策变迁的作用机理 |
一、与政企分开改革相伴的场域关键行动者 |
二、从分级决策到合作治理:场域运作变革及其对政策变迁的影响 |
第五章 政策执行场域与校企合作政策变迁的内在逻辑 |
第一节 “央—地”执行场域影响校企合作政策变迁的作用机理 |
一、行政科层体制影响下的场域关键行动者 |
二、从市县为主到省域统筹:场域运作变革及其对政策变迁的影响 |
第二节 “企—校”执行场域影响校企合作政策变迁的作用机理 |
一、经济社会发展进程中的场域关键行动者 |
二、从行政共生到互利共赢:场域运作变革及其对政策变迁的影响 |
第六章 中央职能部门政策学习与校企合作政策变迁的内在逻辑 |
第一节 政策学习:中央职能部门主动引导政策变迁的有效策略 |
一、国家“适应能力”的集中体现 |
二、政策学习的主要形式 |
第二节 中央职能部门政策学习影响政策变迁的作用机理 |
一、革命和国家建设实践成功历史经验的内化迁移 |
二、政策调整过程中节约政府决策成本的有效方法 |
三、有限理性约束下规避政策改革风险的合理选择 |
四、保障央地政策参与主体创新积极性的必要策略 |
第七章 我国职业教育校企合作政策变迁的优化路径 |
第一节 强化全国人大与政协的顶层设计权能 |
一、推动全国人大主导校企合作立法进程 |
二、发挥政协协商决策职能助力政策创新 |
第二节 优化中央跨部门协同决策的组织机制 |
一、设立常设型的议事协调机构 |
二、建立健全国家行政协助制度 |
第三节 完善全国性行业协会的社会中介职能 |
一、健全国家法律体系,强化政策设计参与权 |
二、扩大利益代表范畴,提升协同决策合法性 |
三、推行购买服务机制,增强政策变迁影响力 |
第四节 保持中央财政资金的引导与扶持效力 |
一、加强专项性一般转移支付资金的拨付力度 |
二、保留适量中央财政专项资金重点支持项目 |
第五节 健全校企命运共同体的配套制度供给 |
一、推行协调性的劳动就业制度 |
二、完善国家培训质量标准制度 |
第六节 破解局部试验性学习开展的现实瓶颈 |
一、加强依法行政,推动政策试验法治化 |
二、畅通信息渠道,提升政策试验透明度 |
结语 |
参考文献 |
发表论文和参加科研情况说明 |
致谢 |
(6)地方党委书记权力运行与制约机制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内容摘要 |
abstract |
引言 |
第一章 导论 |
一、问题聚焦与研究意义 |
(一)现实问题聚焦 |
(二)问题研究意义 |
(三)问题研究价值 |
二、文献综述与相关评论 |
(一)国内外相关研究文献综述与评论 |
(二)地方党委书记权力运行与制约机制研究现状 |
(三)地方党委书记权力运行研究方向 |
三、研究设计与主要框架 |
(一)明确调查研究要素 |
(二)科学选取研究方法 |
(三)合理设计研究框架 |
四、资料来源与数据说明 |
(一)历史文献资料来源 |
(二)实地访谈资料来源 |
(三)核心概念内涵界定 |
第二章 中外权力制约思想比较 |
一、权力制约的理论内涵 |
(一)权力的本质定义 |
(二)权力的固有特征 |
(三)制约与监督辨析 |
二、中国传统权力制约理论脉络 |
(一)中国古代权力制约思想 |
(二)中国近代权力制约思想 |
(三)中国现代权力制约思想 |
三、西方历代权力制约理论脉络 |
(一)西方古代权力制约思想 |
(二)西方中世纪权力制约思想 |
(三)西方近代权力制约思想 |
(四)西方现代权力制约思想 |
四、马克思主义权力制约理论脉络 |
(一)马克思主义理论原创性权力制约思想 |
(二)马克思主义实践开创性权力制约思想 |
(三)马克思主义中国主体化权力制约思想 |
五、中外权力制约理论体系 |
(一)以道德制约权力是实现权力制衡的先导 |
(二)以法律制约权力是实现权力制衡的保障 |
(三)以权力制约权力是实现权力制衡的核心 |
(四)以权利制约权力是实现权力制衡的根本 |
(五)以社会制约权力是实现权力制衡的依据 |
第三章 地方党委书记权力运行现状 |
一、中国共产党地方党委建制的演变 |
(一)中国共产党成立初期地方党委建制的雏形 |
(二)土地革命时期地方党委建制的形成 |
(三)抗日战争时期地方党委建制的发展 |
(四)解放战争时期地方党委建制的调整 |
(五)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地方党委建制的成熟 |
二、地方党委书记权力运行与制约的经验做法 |
(一)地方党委书记选拔标准逐步得到明确,凸现党性坚定首要性 |
(二)地方党委书记任用程序逐步得到规范,呈现环节设计科学性 |
(三)地方党委书记权力运行逐步得到控制,体现流程管理严肃性 |
(四)地方党委书记绩效考核逐步得到优化,实现评价方式合理性 |
(五)地方党委书记权力监督逐步得到健全,展现腐败整治威慑性 |
三、地方党委书记队伍构成要素 |
(一)地方党委书记职位厘定 |
(二)地方党委书记队伍构成分析 |
(三)地方党委书记队伍成长特征 |
四、地方党委书记权力运行“弹性模量定律” |
(一)地方党委书记权力运行弹性定律的含义 |
(二)地方党委书记权力运行弹性定律的特征 |
(三)地方党委书记权力运行弹性定律的成因 |
第四章 地方党委书记权力腐败行为 |
一、地方党委书记权力腐败标准的衡量 |
(一)地方党委书记权力腐败现象的界定 |
(二)地方党委书记权力腐败标准的认定 |
(三)地方党委书记权力腐败定义的确定 |
二、地方党委书记权力腐败行为的要件 |
(一)“落马”地方党委书记性别构成 |
(二)“落马”地方党委书记级别构成 |
(三)“落马”地方党委书记地域分布 |
(四)“落马”地方党委书记案发期间 |
(五)“落马”地方党委书记案发年龄 |
(六)“落马”地方党委书记潜伏时长 |
(七)“落马”地方党委书记腐败类型 |
(八)“落马”地方党委书记罪名分布 |
(九)“落马”地方党委书记判处结果 |
三、地方党委书记违法乱纪的行为特征 |
(一)违反政治纪律,挑战党中央权威 |
(二)违反组织纪律,干部选任藏猫腻 |
(三)违反廉洁纪律,官商勾结搞腐败 |
(四)违反群众纪律,脱离群众捞名利 |
(五)违反工作纪律,言行不一污形象 |
(六)违反生活纪律,贪图享受堕牢笼 |
四、地方党委书记权力腐败运行轨迹 |
(一)地方党委书记权力腐败心理的形成 |
(二)地方党委书记权力腐败心理的转化 |
(三)地方党委书记权力腐败心理的强化 |
(四)地方党委书记权力腐败行为的重复 |
(五)地方党委书记权力腐败行为的惩罚 |
五、地方党委书记权力腐败成因追问 |
(一)地方党委书记心理贪欲强化是权力腐败的原始驱动力 |
(二)地方党委书记制度规定泛化是权力腐败的外在驱动力 |
(三)地方党委书记权力运行异化是权力腐败的内在驱动力 |
(四)地方党委书记管理监督弱化是权力腐败的间接驱动力 |
(五)地方党委书记人情交往物化是权力腐败的直接驱动力 |
第五章 地方党委书记权力制约机制 |
一、地方党委书记权力运行“自我律动法”的实施途径 |
(一)加强党性修养,坚定对党忠诚执政立场 |
(二)明确主攻方向,树立稳中求进执政目标 |
(三)提高领导水平 带好立党为公执政队伍 |
(四)坚持服务群众 打牢为民造福执政基础 |
(五)发扬民主作风 完善求真务实执政机制 |
(六)勤于学习调研 提高实干兴邦执政魄力 |
(七)践行法治思维 形成改革创新执政方法 |
(八)锐意攻坚克难 肩负敢于担当执政责任 |
(九)保持党员本色 固守清正廉洁执政底线 |
(十)加强官德修养 涵泳诚信平实执政道德 |
二、地方党委书记权力运行的他律途径 |
(一)加强人才储备精准“育权”、好中选优正本清源 |
(二)改进选任方式法定“授权”、坚持标准严格程序 |
(三)明确权力边界科学“厘权”、合理定位职责明晰 |
(四)科学划分权责依法“制权”、坚持原则恪守规矩 |
(五)推进党务公开全程“晒权”、公布清单职责法定 |
(六)设计权力流程依规“行权”、固化程序规范运行 |
(七)加强权力制约有效“控权”、严格制度强化监督 |
(八)优化考评机制公正“评权”、创新方式科学考核 |
(九)完善奖惩机制规范“退权”、优胜劣汰吐故纳新 |
结论 |
参考文献 |
附件 |
附件1 “现任”地方党委书记简明表 |
附件2 “落马”地方党委书记简明表 |
附件3 党中央制定的权力监督制度简明表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相关学术研究成果 |
后记 |
(7)后大众化时代地方本科院校的合法性危机及重建(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1 绪论 |
1.1 研究缘起 |
1.2 研究意义 |
1.3 核心概念界定 |
1.4 文献综述 |
1.5 研究设计 |
2 组织合法性:后大众化时代地方本科院校危机研究的理论基础 |
2.1 组织合法性的概念分析与内容分类 |
2.2 组织合法性危机的表现、解释与应对 |
2.3 组织合法性理论在地方本科院校危机研究中的适切性分析 |
3 后大众化:高等院校合法性危机的时代背景 |
3.1 后大众化=高等教育毛入学率等指标的异常表现? |
3.2 后大众化时代高校究竟面临什么危机? |
3.3 后大众化是否还属于大众化阶段之内? |
4 后大众化时代我国地方本科院校的危机表现与实质 |
4.1 大众化进程中地方高校的发展 |
4.2 地方本科院校的困境 |
4.3 地方本科院校危机的实质仍为合法性危机 |
5 地方本科院校组织合法性危机的历史根源 |
5.1 制度初始化时期地方本科院校组织合法性的建立 |
5.2 制度变革时期地方本科院校组织合法性的建构 |
6 后大众化时代地方本科院校组织合法性的冲突与解构 |
6.1 后大众化时代经济社会转型及对高等教育的挑战 |
6.2 地方本科院校组织合法性的内外冲突与解构 |
7 H省地方本科院校重建合法性的案例研究 |
7.1 H省高等教育发展概况 |
7.2 H省7所案例院校的案例调查与分析 |
8 地方本科院校重建合法性的反思与展望 |
8.1 地方本科院校重建组织合法性的行动反思 |
8.2 地方本科院校重建组织合法性的未来展望 |
9 结语 |
9.1 主要结论 |
9.2 创新之处与不足 |
致谢 |
参考文献 |
附录1 “地方本科院校重建合法性行动(转型与发展)状况调查”访谈提纲 |
附录2 “地方本科院校重建合法性行动(转型与发展)状况学生调查问卷” |
附录3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的科研成果 |
(8)我国高等教育收费现状与效应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中文摘要 |
abstract |
第一章 绪论 |
一、问题的提出与研究目的 |
(一)问题的提出 |
(二)研究目的 |
(三)研究价值 |
二、文献综述 |
(一)国外高等教育收费的研究综述 |
(二)国内高等教育收费的研究综述 |
(三)有关高等教育收费文献研究的总结 |
三、核心概念界定 |
(一)高等教育 |
(二)高等教育收费政策 |
(三)高校学生在校期间的个人收益 |
(四)效应 |
四、研究方法与思路 |
(一)研究方法 |
(二)研究思路 |
五、研究创新与不足 |
(一)研究创新 |
(二)研究不足 |
第二章 我国高等教育收费政策的解读 |
一、我国高等教育收费政策的历史沿革 |
(一)免费高等教育阶段 |
(二)高等教育收费政策的探索阶段 |
(三)高等教育收费政策的制度化阶段 |
二、我国高等教育收费政策的现实基础 |
(一)满足人民群众接受高等教育的需求 |
(二)高等教育内涵式发展的需求 |
三、我国高等教育收费政策的理论基础 |
(一)准公共产品理论 |
(二)人力资本理论 |
(三)教育成本分担理论 |
(四)高等教育公平的主要主张 |
第三章 我国高等教育收费水平与比较 |
一、我国高等教育的收费水平与变化趋势 |
(一)我国与OCED成员国高等教育学费水平与变化趋势的比较 |
(二)我国高等教育收费进入制度化阶段后学杂费水平的变化 |
二、我国高等教育的经费投入与分担 |
(一)我国高等教育财政性教育经费的投入 |
(二)我国高等教育经费投入中政府与个人分担的比例 |
第四章 高校学生的付费能力与付费意愿:付出效应 |
一、高校学生的付费能力 |
(一)高校学生的付费能力:宏观视角 |
(二)高校学生的付费能力:微观视角 |
二、高校学生的付费意愿 |
(一)高校学生付费意愿问卷的编制与检验 |
(二)高校学生付费意愿的比较与分析 |
(三)影响高校学生付费意愿的因素 |
第五章 高校学生在校期间的个人非货币收益:获得效应 |
一、高校学生在校期间个人非货币收益问卷的编制 |
(一)高等教育个人非货币收益的构成 |
(二)个人非货币收益测量框架的建构 |
(三)个人非货币收益问卷的编制 |
二、高校学生在校期间的个人非货币收益 |
(一)高校学生在校期间个人非货币收益的总体情况 |
(二)高校学生在校期间个人非货币收益的差异 |
(三)影响高校学生在校期间个人非货币收益的可能因素 |
第六章 研究结论与讨论 |
一、研究结论 |
二、讨论与设想 |
参考文献 |
附录 |
附录一:初始问卷 |
附录二:正式调查问卷 |
附录三:访谈提纲 |
攻读学位期间的主要学术成果 |
后记 |
(9)关系思维中的大学自主办学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1 绪论 |
1.1 研究缘起 |
1.1.1 对高等教育政策的关注与反思 |
1.1.2 高等教育改革发展的现实需求 |
1.1.3 高等教育理论研究的“内在紧张” |
1.2 研究综述 |
1.2.1 关于大学自主办学内涵的研究 |
1.2.2 关于大学自主办学动因的研究 |
1.2.3 关于大学自主办学影响因素的研究 |
1.2.4 关于大学自主办学存在问题的研究 |
1.2.5 关于大学自主办学推进策略的研究 |
1.2.6 文献述评 |
1.3 研究意义 |
1.3.1 拓展大学自主办学研究的“问题域” |
1.3.2 深化大学自主办学本质的理论认识 |
1.3.3 化解大学自主办学“放乱收死”之困 |
1.3.4 开拓大学自主办学问题研究的新视野 |
1.4 研究方法 |
1.4.1 方法论选择 |
1.4.2 具体研究方法 |
1.5 理论基础 |
1.5.1 增强权能理论 |
1.5.2 权责对称 |
1.5.3 治理理论 |
1.5.4 理论选择的适切性 |
1.6 研究思路与研究内容 |
1.6.1 研究思路 |
1.6.2 研究内容 |
2 大学自主办学的本质解读 |
2.1 大学自主办学的基本内涵 |
2.2 大学自主办学的构成要素 |
2.2.1 办学自主权 |
2.2.2 自主办学能力 |
2.2.3 自主办学责任 |
2.3 大学自主办学的基本特征 |
2.3.1 相对性 |
2.3.2 文化性 |
2.3.3 历史性 |
2.3.4 复杂性 |
3 大学自主办学的基点与合理性 |
3.1 大学自主办学的基点 |
3.1.1 大学的本质属性 |
3.1.2 大学的附属属性 |
3.1.3 大学本质属性与附属属性之间的关系 |
3.1.4 大学自主办学的身份确认 |
3.2 大学自主办学的合理性 |
3.2.1 大学组织特殊性的本质要求 |
3.2.2 大学基本职能发挥的内在基础 |
3.2.3 高等教育繁荣发展的必要前提 |
3.2.4 大学基业常青的根源 |
3.2.5 高等教育内涵式发展的基础动力 |
3.2.6 高等教育改革发展的大势所趋 |
4 大学自主办学的双重关系 |
4.1 大学自主办学的外部关系 |
4.1.1 大学自主办学过程中的政府 |
4.1.2 大学自主办学过程中的社会 |
4.1.3 大学自主办学过程中的大学 |
4.1.4 大学、政府、社会的衔接与协调 |
4.2 大学自主办学的内部关系 |
4.2.1 大学自主办学过程中的办学自主权 |
4.2.2 大学自主办学过程中的自主办学能力 |
4.2.3 大学自主办学过程中的自主办学责任 |
4.2.4 办学自主权、自主办学责任、自主办学能力的匹配与耦合 |
4.3 大学自主办学内外部关系的互动 |
4.3.1 大学自主办学内外部关系互动的价值 |
4.3.2 大学自主办学内外部关系互动的基础 |
5 大学自主办学的历史变迁:政策变革的视角 |
5.1 大学自主办学外部关系的历史变迁 |
5.1.1 中央与地方:经过集权与分权多次反复后走向“央地结合” |
5.1.2 大学与政府:大学从完全处于政府控制之中到逐渐获得办学自主权 |
5.1.3 大学与社会:大学从完全封闭状态到逐渐社会化 |
5.2 大学自主办学内部关系的历史变迁 |
5.2.1 1949—1978 年:政策安排未关注大学自主办学内部关系 |
5.2.2 1978—1992 年:政策安排开始关注大学自主办学内部关系 |
5.2.3 1992—1998 年:政策安排逐渐重视大学自主办学内部关系 |
5.2.4 1998—2014 年:政策安排开始反思大学自主办学内部关系 |
5.2.5 2014年至今:政策安排全面关注与调整大学自主办学内部关系 |
5.3 大学自主办学历史变迁的基本特征 |
5.3.1 割裂性 |
5.3.2 渐进性 |
5.3.3 “自上而下”性 |
5.3.4 “政治—经济”主导性 |
6 大学自主办学的现实困境与理性抉择 |
6.1 大学自主办学的现实困境 |
6.1.1 大学自主办学“放乱收死”的界说 |
6.1.2 大学自主办学“放乱收死”的危害 |
6.1.3 大学自主办学“放乱收死”的原因 |
6.2 大学自主办学的理性抉择 |
6.2.1 廓清大学自主办学的本质 |
6.2.2 转变行政化与实体思维方式 |
6.2.3 夯实大学自主办学的行动基础 |
6.2.4 重塑大学自主办学的信任基础 |
7 结论与展望 |
7.1 研究结论 |
7.2 创新点 |
7.3 研究展望 |
参考文献 |
附录A 大学自主办学研究访谈提纲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科研项目及科研成果 |
致谢 |
作者简介 |
(10)民办高等教育政策变迁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中文摘要 |
Abstract |
导论 |
一、选题背景 |
(一) 民办高等教育的迅速发展 |
(二) 民办高等教育发展的政策羁绊 |
(三) 政策研究已成为民办高等教育研究的重要课题 |
(四) 民办高等教育政策研究滞后 |
二、已有研究成果述评 |
(一) 关于民办高等教育政策的研究 |
(二) 关于民办高等教育政策历史分期的研究 |
(三) 对已有研究的评析 |
三、研究主要解决的问题 |
四、核心概念和研究阶段的界定 |
(一) 核心概念的界定 |
(二) 研究阶段的界定 |
五、研究思路与研究方法 |
(一) 研究思路 |
(二) 研究方法 |
六、研究价值 |
第一章 破冰引航:民办高等教育政策的滥觞与起步(1982-1993) |
一、滥觞与起步阶段的政策环境 |
(一) 经济体制改革的启动 |
(二) 邓小平对教育的战略思考 |
(三) 大众的高等教育需求被唤醒 |
(四) 民办高校的重新兴起 |
二、主要文本 |
三、改革开放初期的主要内容 |
(一) 明确社会力量办学的合法地位 |
(二) 将社会力量办学定位为国家办学的补充 |
(三) 关注社会力量办学的具体事项管理 |
四、主要特征 |
(一) 主要满足政策决策主体的利益诉求 |
(二) 实施规范性教育政策为主 |
(三) 政策形成受政策环境制约严重 |
五、早期教育政策对民办高等教育发展的影响 |
(一) 形成早期民办高等教育政策的经济理性价值观 |
(二) 制约早期民办高等教育的成长 |
(三) 加强早期民办高等教育办学行为的规范 |
第二章 彷徨前行:民办高等教育政策的推进与发展(1993-1999) |
一、推进与发展阶段的政策环境 |
(一) 政治体制改革稳步深入 |
(二) 私营经济的迅速发展 |
(三) 高等教育私营化的国际趋势 |
(四) 高等教育市场的不断扩大 |
二、主要文本 |
三、支持与限制态度并存的主要内容 |
(一) 强调和重申民办高等教育作为国家办学补充的地位 |
(二) 明确国家发展民办高等教育的基本方针 |
(三) 推动高等教育办学主体多元化 |
(四) 坚持民办高校“不得以营利为目的”的办学宗旨 |
四、主要特征 |
(一) 开始关注政策执行主体的利益需求 |
(二) 政策内容结构中的矛盾突出 |
(三) “营利与非营利问题”开始成为影响政策制定的核心问题 |
五、主要影响 |
(一) 吸引更多社会力量投资参与民高等教育办学 |
(二) 限制民办高等教育发展空间 |
(三) 导致民办高等教育营利性与非营利之争 |
第三章 有法可依:民办高等教育政策的拓展与延伸(1999-2010) |
一、拓展与延伸阶段的政策环境 |
(一) 市场经济的多元化所有制结构形成 |
(二) 政治体制改革的纵深发展 |
(三) 高等教育供需矛盾突出 |
(四) 高等教育领域引入市场机制 |
二、主要文本 |
三、引导规范化管理的主要内容 |
(一) 以“合理回报”缓解合法性危机 |
(二) 提出“依法管理”的重要方针 |
(三) 重点关注产权问题 |
(四) 完善规范办学行为的具体措施 |
四、主要特征 |
(一) 平衡政策决策主体与执行主体之间的利益矛盾 |
(二) 加强政策内容的可行性与针对性 |
(三) 重视政策系统的系统性与规范性 |
五、主要影响 |
(一) 出现新的合法性诉求 |
(二) 初步建立民办高等教育政策体系 |
(三) 促进民办高等教育办学行为的规范管理 |
第四章 迈向治理:民办高等教育政策的调适与深化(2010至今) |
一、调适与深化阶段的政策环境 |
(一) 经济强国时代的来临 |
(二) 人力资源开发的战略机遇 |
(三) 依法治国与依法治教 |
(四) 私立高等教育的全球化扩张 |
二、主要文本 |
三、推进依法治教的主要内容 |
(一) 重新界定民办高等教育的地位 |
(二) 落实与细化“依法管理”方针 |
(三) 重视公共财政的扶持与奖励 |
(四) 清除并纠正各类歧视政策 |
四、主要特征 |
(一) 政策主体多元化 |
(二) 政策内容注重教育质量 |
(三) 政策过程关注监测与评估 |
五、主要影响 |
(一) 推进民办高等教育规模稳定的同时促进质量提升 |
(二) 有利于形成民办高等教育多样化发展格局 |
(三) 民办高等教育政策范式的转变促进有法可依的实现 |
(四) 推动民办高等教育从社会边缘步入社会中心 |
第五章 探寻规律:民办高等教育政策变迁的动因 |
一、民办高等教育政策变迁的外部动因 |
(一) 政治体制改革所推进的政府职能转变 |
(二) 经济体制变革所促进的私营经济繁荣 |
(三) 社会形势变化所增强的高等教育需求 |
二、民办高等教育政策变迁的内部动因 |
(一) 政策需求与供给之间的矛盾 |
(二) 政策多元利益主体的博弈 |
第六章 审视现实:民办高等教育政策的成效与问题 |
一、民办高等教育政策发展取得的主要成效 |
(一) 政策文本得以不断充实与完善 |
(二) 政策价值取向实现宏观国家价值与微观自身价值的融合 |
(三) 政策基调实现从“合法—限制—规范—扶持”的良好转型 |
(四) 政策内容赋予和加强了民办高等教育的合法性 |
(五) 政策实施引导和规范了民办高等教育实践 |
二、当前民办高等教育政策发展存在的主要问题 |
(一) 政策内容不明确影响民办高等教育规范管理 |
(二) 政策主体中政府角色定位不恰当制约民办高等教育的持续发展 |
(三) 政策执行效果不理想阻碍民办高等教育健康发展 |
(四) 政策模型转变缓慢影响多元主体参与的教育治理 |
第七章 迎接挑战:民办高等教育政策的改革与走向 |
一、民办高等教育政策发展面临的挑战 |
(一) 高等教育适龄人口下降 |
(二) 教育财政投入状况紧张 |
(三) 错综复杂的关系网络与利益博弈 |
(四) 国外高等教育的强大吸引力 |
二、民办高等教育政策的调整思路 |
(一) 合理调整政策目标,实现稳定规模与提升质量并进 |
(二) 有效发挥政策主体职能,实现多元利益主体参与的教育治理 |
(三) 增强政策效应,推进营利性和非营利民办高校分类管理 |
(四) 加强政策监测与评估,完善政策执行过程 |
(五) 形成合理的政策价值选择,实现教育的公益性与营利性双赢 |
三、民办高等教育政策的未来走向 |
(一) 保持政府与民办高校之间的合理张力,协调政策主体间关系 |
(二) 坚持开放性原则,建构完善的政策体系 |
(三) 扩大教育的公益性,整合政策价值追求 |
(四) 促进和维护教育公平,优化政策环境 |
结语 |
主要参考文献 |
附录 |
后记 |
读博期间的科研成果 |
四、扩招收费能否在短期内启动经济?——访北京大学高等教育研究所常务副所长魏新教授(论文参考文献)
- [1]历史变局中的“齐鲁医学”转型研究(1948-1953)[D]. 李宁. 山东大学, 2020(06)
- [2]中国大学生就业中政府责任研究[D]. 鄂义强. 东北师范大学, 2020(06)
- [3]地方高校科研质量绩点管理模式改进研究 ——以B大学为例[D]. 李凤营. 哈尔滨师范大学, 2020(12)
- [4]中国大学学术精英的流动[D]. 郭书剑. 南京师范大学, 2020(03)
- [5]我国职业教育校企合作政策变迁研究[D]. 于晨. 天津大学, 2019(01)
- [6]地方党委书记权力运行与制约机制研究[D]. 冯志峰. 中共中央党校, 2018(02)
- [7]后大众化时代地方本科院校的合法性危机及重建[D]. 杨红旻. 华中科技大学, 2017(03)
- [8]我国高等教育收费现状与效应研究[D]. 柴江. 苏州大学, 2017(04)
- [9]关系思维中的大学自主办学研究[D]. 林杰. 大连理工大学, 2016(09)
- [10]民办高等教育政策变迁研究[D]. 罗腊梅. 西南大学, 2015(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