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2004年中国经济不可能过热的十大原因（论文文献综述）
李波[1]（2020）在《中国在全球气候治理中的角色研究》文中提出经过多年的发展,全球气候治理在治理主体、谈判机制、国际合作等方面已经日益完善,尤其是2015年《巴黎协定》的通过使得全球气候治理进入新阶段。中国对于《巴黎协定》的通过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此后美国退出《巴黎协定》,以及欧盟在全球气候治理中的作用日益式微。随着中国国力的提升和对全球事务参与的深入,中国在全球气候治理中“引领者”的角色越来越突出,这引起了我们对于中国在全球气候治理中角色的思考,在过往全球气候治理的历史中,中国扮演了怎样的角色?角色是怎样发生转变的?影响这一转变的因素是什么?在未来的全球气候治理中中国应该如何发挥作用?这都值得我们去研究。本文通过引进角色理论将现实主义和建构主义相结合力求搭建一个更为全面的分析框架,更为准确地分析中国的角色。基于角色理论的视角,可以将中国参与全球气候治理的角色过程分为拒绝角色、承认角色和接受角色,并通过三个变量来分析造成不同阶段角色的原因,分别是国家的利益认知,国家的身份认知和国际体系因素,三个变量在不同时期有不同的表现,单独或共同影响中国参与全球气候治理的角色。从20世纪70年代到1994年,中国对于国家利益的认知是摆脱贫困和实现国家的工业化,而刚刚起步的全球气候问题对于中国来说还仅仅停留在科学研究层面,面对经济高速发展的现实利益需求,国家不愿意付出更多的成本去参与气候治理,而仅仅将其作为融入国际社会的一种手段。这一阶段正值美苏两强争霸阶段,中国作为后起者认识到只有在和平的国际环境下才能取得发展,在党的十三大上“和平与发展是当代世界的主题”被正式提出,随着对时代主题认识的加深,改革开放的深入进行,中国也明确了此时自己的身份定位,那就是“和平的发展者”。此时的国际环境也较为复杂,日本经济崛起和亚洲“四小龙”腾飞,进一步刺激了中国发展经济的愿望,苏联解体东欧剧变,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受挫,中国希望通过气候治理这一平台融入国际社会,改变不利的国际环境,而石油价格的下跌,给处于改革开放初期的中国提供了好的发展机遇,创造了一个较为宽松的国际能源环境。这三方面因素造成了中国在全球气候治理中被动的参与,表现为拒绝角色。1995-2005年,中国逐渐将气候变化纳入国家经济发展战略的影响因素范围,此时经济发展的目标转变为在追求速度的同时也注重发展质量,但本质上来说,这一阶段追求经济发展质量还是服务于发展速度这一目标。而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中国想更多地参与国际事务,随着苏联解体,世界形成“一超多强”的局面,中国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中起到了担当作用,这些因素明确了中国作为“负责任大国”的身份认知。国际体系方面,面对中国“环境威胁论”,中国开始加大环境治理力度,改善生态状况,并且科学评估中国的环境问题所带给外部的影响。美国退出《京都议定书》,全球气候治理领导者的角色开始出现缺失,这也客观上减轻了中国的减排压力,给中国经济创造了宽松的发展条件,中国和欧盟提升了在气候变化中的合作水平,加强了中国对于全球气候治理的参与。这一时期国际原油价格上涨,但可再生能源和新能源处于起步阶段,应用成本较高,因此中国还是倾向于采用煤炭和天然气作为替代,这就使得中国参与气候治理表现出两面性。这三个因素使得中国对于气候治理的参与相对于前一个阶段不再消极,但整体呈现出谨慎而保守的态度,表现为承认角色。2006到2015年阶段跨“十一五”和“十二五”规划,经过改革开放将近30年的发展,中国经济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但到“十五”规划末期中国还未摆脱传统工业化道路的发展模式,主要还是依靠大规模的资源消耗和高资本投入来实现经济增长,因此“十一五”和“十二五”期间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已经成为国家的首要利益认知。2010年中国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综合国力的提升推动中国承担更多的国际责任,中国新兴国家的身份认知逐步加强,尤其是中国成功的抵御了 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之后,新兴国家的身份认知进一步强化。在国际上与中国一起崛起的发展中国家,组成了新兴国家群体,新兴国家群体为世界注入了新的活力,改变了原先由欧美所主导的世界格局。而这一时期,全球石油价格出现较大波动,煤炭消费的增长也十分有限,新能源的使用量开始出现较大增长,在科技发展的推动下国际能源结构开始向绿色能源方向发展,这也影响了中国的气候治理参与。因此,基于中国对全面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利益认知和新兴国家的身份认知,以及受新兴国家群体崛起和油价大幅度动荡的国际能源体系影响,中国在这一阶段对于全球气候治理的参与表现为对角色的接受,开始了对全球气候治理的主动与开放参与。《巴黎协定》开创了全球气候治理的新局面,建立在“自愿”原则基础上“自下而上”的减排方式降低了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的对抗性,提高了各国的履约积极性。但美国的退出和欧盟影响力的式微又给“后巴黎”时代蒙上了阴影,在这种情况下,中国作为全球气候治理“引领者”的角色开始逐渐突出。而促成中国成为“后巴黎”时代全球气候治理引领者角色的,包括中国经济“新常态”的利益认知,“日益走近世界舞台中央”的身份认知,以及制度碎片化和领导力缺失的全球治理体系。此时又恰逢中国提出“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一解决全球治理困境的“中国方案”,这与气候治理存在天然的契合,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也成为新形势下中国参与全球气候治理的重要理念支撑,因此在“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指导下,中国积极落实《巴黎协定》,积极提供国际气候公共产品,践行“引领者”这一角色。基于上述对中国参与全球气候治理角色的研究,本文得出以下基本结论。首先,中国的自身利益认知和身份认知是决定中国在全球气候治理中角色的最根本因素,而将物质因素和观念因素相结合,区别于现实主义“国家利益是外交政策形成的最根本原因”,也区别于建构主义“国家利益是国际体系的建构”,将现实主义和建构主义相结合,形成了国家在面对利益时的主观认知。面对欧美发达国家所搭建的全球气候治理平台,中国更倾向于从自身的利益和身份出发,基于自身的利益认知和身份认知,增强适应自身的应对气候变化的能力,最终更有效和积极的参与全球气候治理。其次,中国参与全球气候治理的角色变化,是世界权力格局转变的一种表征,也是中国逐步崛起的过程。这明确了中国参与全球气候治理角色形成的基本机制,也可以更好地指导中国参与气候外交。
刘志永[2]（2020）在《转型期地区经济增长的“双主体”：地方政府与企业家》文中认为中国改革开放史就是一部具有鲜明转型期特征的“企业家”发展史。肇始于“农民企业家”的改革开放历程,在证明“企业家”之于中国经济增长的“国王”的同时,其成长和发挥作用的复杂性也昭示了中国的特殊性——肯定“企业家”作用时并不能忽视政府及其官员作用。至少在地区层面上,单纯从企业家角度根本无法解释“中国奇迹”中地区发展不均衡突出的现象。地区间不均衡原因,站在现实而非理论的角度,与其说是企业家及其精神的禀赋差异,不如说是地方政府与企业家的“耦合”差异所致。更重要的是,随着市场化改革的进一步深化和逐步迈入工业化的后期阶段,转型期所固有的经济、社会和文化等多重转型叠加而来的矛盾日益凸显,如何处理理论上“政府与市场”及其表现在实践上“官员企业家与市场企业家”关系成为了中国在改革“深水区”时期必须解决的关键性问题。囿于研究范式,把市场经济看作是抽象的一般的西方经济学显然无法回答这些问题。同时,中国转型期的复杂性为经济学意义上的“政府与市场”关系提供了一个不一样的研究素材。不同于西方经济学,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是把市场经济置于特定社会历史中来进行分析。基于中国特色治理结构和社会主义初级历史阶段,十八大以来党中央提出的“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为深化改革指明了方向,也由此在处理“政府与市场”关系上取得了重大突破,但在实践层面上特别在地区层面如何“更好发挥政府作用”进而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的实践上还不尽清晰,这不仅关系着地区间能否实现均衡发展,更关系着中国经济能否继续前行等重大问题。理论来自于实践又高于实践。基于对这些问题的思考和对地区改革实践的观察,本文采用演绎归纳、历史研究和实证分析等方法,在借鉴主流经济学优秀成果的同时,沿着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的范式对转型背景下地区经济增长过程中的企业家和政府及其官员进行了分析,并在此基础上尝试提出转型背景下地区经济增长中的“双主体”理论框架,分析转型期地区经济增长中的政府（官员）与市场（企业家）的博弈关系,以及“双主体”耦合机制与地区经济可持续增长的关系,进而提出一些政策及建议。中国“企业家”发展中交织着无处不在的政府“烙印”。循着中国改革脉络,发现实践中政府与企业家关系绝不仅仅是经济关系使然,而是中国治理体系和初级阶段政治、经济和社会等交织关系在改革中的延展,其复杂关系主要在于渐进式改革进程中的地方政府及其官员有了“准市场主体”的地位。在本文提出“社会网络人”假设下,地方官员如同企业家在市场经济中谋取利益一样,为了获取其政治利益和财务利益而具有了“企业家”的属性,发挥着不可或缺的“主体”作用,进而和市场企业家一起推动着地区市场化进程和经济增长。“双主体”机制是转型期间地区经济增长中的必然选择。实践表明,在宏观层面上肯定企业家是中国经济增长“主体”的同时,政府及其官员在地区层面经济增长中发挥着不可或缺的“主体”作用。不同于其他相关文献的地方官员“为了增长而竞争”逻辑,本文认为在政治治理体系、地区禀赋结构和“社会网络人”约束下的地方官员的“为了竞争而增长”是“双主体”机制的现实基石。政府（官员）和企业家“耦合”决定着地区经济增长。地区经济增长的路径、速度、绩效和可持续增长等取决于两者的“耦合度”,而且地区间禀赋结构及其演化不同致使着“双主体”耦合及其形式具有较大的差异性。以地方政府在“耦合”中行为迥异的温州政府和苏南政府为典型性样本和地区科技创新系统动态演化博弈模型,证实了“双主体”模式的有效性以及地方政府在其中的“能动性”作用。同时,本文从中央层面“把激励做对”来保证地方官员“做对的事情”的纵向机制和通过“中间组织”规制地方政府“做对的事情”和“防止做坏事”的横向机制上,提出了“双主体”稳定运行的激励约束机制。“双主体”耦合是一个动态演进过程。随着改革的进一步深入和文化禀赋与市场经济的进一步相容,政府与市场（官员与企业家）形成各自行为上的充分自觉,催生出遏制政府随意干涉市场或者“越界”的市场力量和克服市场失灵等的规制力量,该模式最终会朝着“政府公共服务性引导+企业家主导型经济”的耦合方式演进。值得注意的是,尽管地区间禀赋结构及其演化的不同会导致地区间在朝着最终模式演进的速度、路径等存在差异,但无论如何,政府的“主体”地位不会消失,转变的只是政府职能——“因时因势因地”与企业家耦合的“能动性”行为。“双主体”下“政府与市场”边界是多维性的。“更好发挥政府作用”意涵不完全在于政府的“大小”或者“强弱”,也不是空泛的“有为”“无为”,更不是僵化的“谁主谁次”“谁动谁从”,而是政府（官员）与市场企业家的“因时因势因地”的动态耦合。因此,地区层面上的政府与市场“边界”是一个动态性多维度的意涵,包含着文化维度下“亲清”政商关系和制度维度下的“法无授权不可为”“法无禁止即可为”政企关系等在内的边界。实现地区经济增长是地区层面“双主体”架构的目的。在“双主体”下从地方政府与中央政府、地方政府与地区企业家两个维度入手,提出了通过“双主体”耦合实现地区可持续增长的政策及建议。一是政府直接介入地区经济活动的产业政策,认为以“中央定规划、部委出政策、地方来执行、事后看绩效”为特征的“多层级”产业政策体制在工业化起步和成长阶段发挥了重要作用,但在进入创新引领阶段时其不适应性凸显,建议在发展重大战略性新兴产业上从“多层级”向“两层级”体制转变;同时,从地方官员的视角提出了地区产业政策有效性的程序化、组织化和法治化等的边界。二是地方政府间接介入地区经济的企业家政策,在前述分析企业家发挥作用需要的“硬环境”和“软环境”的基础上,从宏观层面的产权保护、市场化进程、政府行为法治化、金融体制改革等制度,中观层面的科技创新体制机制,微观层面的中小企业扶持政策,以及文化层面的“亲清”政商关系、“友好”社会环境和“有效”诚信体系等方面,提出一些具体的政策及建议,以期实现“双主体”下的良好契合关系,进而实现地区的可持续经济增长。
徐浩[3]（2019）在《中国政治情境中的弹性行政研究（1949-2019）》文中研究说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年来,中国经济持续快速增长。尤为世人所瞩目的是,中国在保持经济高速发展的同时,还保持了政治和社会的持续稳定。中国奇迹成为中外学者持续关注的重大议题。论文从行政改革的一个环节——运行机制角度,以政府的行政执行为切入点,梳理1949—2019年行政执行的形态特征、转换机理与变化趋势,为在中国政治情境下探寻中国奇迹提供一个新的视角——弹性行政。弹性行政,指为实现一定行政目标,行政主、客体以非强制手段,单方或共同对既有政策法规、决策部署的变通执行,或对新政策法规的创制。与弹性行政相对应的是刚性行政,即为实现一定行政目标,行政主、客体以自上而下的强制性、命令性的执行手段,严格执行政策法规、决策部署。弹性行政与刚性行政并非截然二分,亦非有此无彼,在一定时期,基于不同的政治、经济和文化情境,二者的显示度有高有低。在毛泽东时期,适应全能式政府需求,行政执行以刚性为主。这一时期的刚性行政源自三个动力:政治忠诚的激励机制、政治动员的运行机制、行政主体的“向上负责制”。这一时期刚性行政的效度正负相依。一方面,刚性行政保证了国家决策部署的有效执行,另一方面,刚性行政的确立更多地源于意识形态的引领、组织的强制力、领袖的超级权威,常常导致不可控的负外部性,或者说导致一种另类的弹性行政,如过度执行、虚假执行、目标置换和行政自主性丧失等。改革初期,面对文革带来的全面危机,推进改革,成为中国自救、脱贫的应然要求。改革从经济入手,经济改革又引发政治改革。行政改革是政治改革的突破口,政府通过简政放权给新路的探索者留下行政自由裁量空间,弹性行政出现躁动。从体制机制因素看,弹性行政的躁动源于“政出一孔”和执行主体多样化的矛盾、层级结构下的执行偏离、基于制度缺陷的刚性缺失、权力交换的潜在需求。此外,政府追求发展的内在动力因素,包括不同主体对利益的追求、对行政效能的追求以及“政绩优先”的推动等,也进一步催生了弹性行政。基于改革探索的弹性行政大致分为两类:中央政府授权试点和地方政府自行探索。市场化推进时期,弹性行政快速扩张。一方面,中央政府为推进市场化改革,进一步“放权让利”,但相关制度建设相对滞后,国家能力有所衰减;另一方面,市场快速发展,但机制并不健全,市场对政府的反制能力相对较弱,从而导致了政府尤其是地方政府弹性行政的扩张。这一时期的弹性行政主要有纵向的央地博弈、地方合谋,横向的区域竞争、地方保护,以及权力失范下的过度弹性行政。博弈和竞争类弹性行政激发了地方的发展动能,但也带来了分散主义、恶性竞争等问题。随着弹性行政的蔓延,其负面效应日益凸显,包括导致制度弱化、行政效能低下、经济异常波动、滋生行政腐败、降低政府公信力等。针对上述负面效应,十八大以来,中央多措并举,对弹性行政进行了矫正。治标方面,主要是加强政治巡视、铁腕反腐、强化政务督查、推动政策落实审计;治本方面,从从严治党和依法行政两个路径来强化刚性行政,以制度建设、法治建设的刚性挤压弹性行政的自由裁量空间。弹性行政特别是各种过度弹性行政大幅收缩,刚性行政开始回归。这一时期刚性行政的刚性,主要源于制度约束。弹性行政这一貌似不合理的现象在很大程度上构成了国家治理的一个部分。弹性行政的形成和发展,除了深受中国政治情境——帝制时代的行政遗产、古老大国的衰败与振兴、共产党人谋民族复兴的强烈诉求的影响,其躁动、扩张、收缩,还直接受到当代政府治理环境的制约,包括意识形态的变化、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政府职能的转变、经济体制的变化、经济全球化和网络社会发展的影响。既有的行政实践表明,弹性行政是特定组织环境中基于目标导向的带有亚制度化特征的非正式行为。它在客观上推动了社会转型,取得了明显的行政绩效,但也引发了对国家整体权威的分割和交易,并带来一系列严重的社会、经济问题。在当代中国政治情境中,弹性行政有其“临界点”,即坚守政治路线、维护中央权威、服务全局利益,以之为标准,中央政府随时可以纠正、叫停弹性行政。总体来看,弹性行政是在特定阶段的一种政治策略,一种过渡性行政行为方式,其发展方向是法治行政。强化法治行政,并不是简单地摒弃、杜绝弹性行政。一方面,要进一步压缩弹性行政的自由裁量空间,坚决减少不必要的弹性行政;另一方面,要避免机械追求行政执行的极端刚性,防止过于严苛的行政要求使懒政由个别现象变成普遍现象。因此,应允许保留适度的行政弹性,以保障政府灵活回应复杂社会、风险社会的需求,此外,还要通过容错纠错、激励担当等制度设计,鼓励政府官员大胆实施基于公共利益的改革探索、先行先试的弹性行政。
王锐[4]（2019）在《中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历史进程和基本经验》文中研究说明本文以新中国成立以来经济建设历史进程为研究对象,采用“回顾历史-总结经验”的研究思路,较为系统地研究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发展历程,探求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基本经验,从中找出规律性的认识。新中国的成立是我国开展经济建设的历史前提。这个历史前提的实现并不是“毕其功于一役”,而是中华民族在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三座大山”的压迫下,经历了十四年抗日战争与三年国内战争的洗礼,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艰苦卓绝、排除万难建立起来的。新中国成立以后,我国面对复杂的形势和艰巨的任务开始了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探索。七十年的探索历程依据经济建设工作在全部工作中的地位进行划分,大致分为三个发展阶段:第一个阶段为新中国成立到改革开放前。我国经济建设经历了一个转变过程,由新中国成立初期的多种经济成分、多种经济主体参与经济建设的方式转变为高度集中化、组织化的生产方式的过程。第二个阶段为改革开放以来到世纪之交。这是在改革开放的历史背景下大规模开展经济建设的阶段。这一阶段通过改革经济体制,极大的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充分调动人民群众的积极性和创造性,由先前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转变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逐步显示出市场在经济建设中的作用。第三个阶段为新世纪以来我国经济建设的阶段。我国市场化的改革,逐步从单纯的经济体制改革,上升到经济社会的全面转型,经济与社会协同发展的趋势日益突出。经济建设在取得举世瞩目发展成就的同时也进入了新的发展阶段。通过对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历史进程的系统考察和思考,对于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基本经验,本文得出如下结论:一是尊重人民群众的主动性与创造性。人民群众是社会发展的主体,也是社会财富的创造者和占有者。只有让创造财富的劳动者享有财富,最大限度地激发人民群众的主动性和创造性,才能不断促进生产力的发展,才能创造更多的财富。二是充分发挥我国基本国情的综合优势。我国的综合优势体现在全党全国对正确认识我国国情有正反两方面经验、经济建设必须充分发挥规模效应以及社会主义经济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优越性。三是多种所有制结构是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基础。在正确认识马克思主义所有权理论的基础上,我国进一步实现了公有制实现形式的多样化、发展出多种所有制结构,并且不断健全法制体系为我国的所有制多样化提供持续保障。四是适合国情的改革是推动我国经济发展的直接动力。在社会基本矛盾运动的作用下,改革成为矛盾运动的必然结果。我国改革的动力性体现在改革能够释放红利,而改革的稳定性体现在渐进的改革方式上。五是对外开放是我国经济建设的必备条件。这个条件性体现在对外开放是科学社会主义的应有之义,实践中对深化改革具有促进作用,而闭关自守无异于自取灭亡。六是党对经济工作的正确领导是经济建设顺利进行的根本保证。能够充分发挥民主集中制的优势,确保经济工作处于中心地位,并且使经济工作作风不断改善。本文所总结的我国经济建设的六条基本经验是一个相互联系的有机整体。人的主观能动性和创造性是经济建设的基础性因素,在此基础上,充分发挥我国劳动力人口众多、工业体系完善、市场体量宏大等多个方面的规模优势,取得经济的发展和建设水平的提高。在这个过程中,劳动者主体经历了建国初期的分散化到高度体制化、组织化再到逐步走向自主发挥能动性的独立化过程。同时,也伴随着所有制的不断健全,通过所有制形式的多样化,最大限度的赋予劳动者以获得感,以此进一步促进生产力的释放和发展。从宏观层面,实施改革和开放两大基本国策的良性互动,实现改革促进开放、开放推动改革,共同推动中国经济的发展与进步。当然,上述各个经验的发挥,离不开党对国家的统一领导,离不开党对经济工作的统一领导,离不开方方面面的顶层设计,这不仅是我国过去、当前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目标的根本保证,也是我国经过长期奋斗实现中国梦的根本保证。
龙小燕[5]（2019）在《我国宏观调控中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协调配合研究》文中研究指明新时代、新常态和推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宏观调控的理论与实践提出了新要求,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作为实现宏观调控目标最重要的两大经济政策,加强协调配合具有重要意义。本文在阐述宏观调控中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协调配合基本概念、梳理相关文献综述和理论基础上,对比了我国宏观调控和西方国家干预、供给学派等理论的区别与联系,提出应统筹兼顾处理好短期与长期、供给与需求、总量与结构、速度与质量四大关系,构建宏观调控中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协调配合的基本框架。两大政策应加强协调配合,以实现宏观调控目标为核心导向,短期应着力熨平经济周期波动,适时适度发挥政府投资的需求管理优势,维护经济总量基本稳定;长期应着眼优化经济结构,通过供给管理激发市场活力,促进经济转型升级,实现经济持续优质增长;同时应加强两大政策工具之间的协调配合,提高政策合力。论文回顾了美国自大萧条后、日本和德国自二战后财政与货币政策协调配合的发展历程,尤其是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之后各国运用两大政策应对金融危机的相关措施;介绍了我国进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后两大政策协调配合的历史沿革;总结了各国运用两大政策维护经济总量基本稳定、调整优化经济结构促进增长、利用国债助力实现两大政策目标的经验做法。论文运用不同的实证模型分析了两大政策在维护经济平稳增长、促进结构优化和加强政策工具协调配合的现状,探析了存在的问题和原因。首先,运用VAR模型分析实际GDP增速、赤字率与广义货币供给量M2的关系。研究证明,货币供给变化通常与GDP增速变化方向正相关;财政赤字率变化通常与GDP增速变化方向负相关。赤字财政政策短期可能会诱导货币供给增加,但长期会因挤出效应有损于经济增长;货币供给对赤字影响较小,但在增加产出的同时可能会造成通货膨胀。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类型的组合形式取决于具体的宏观经济形势和政策目标的综合权衡。分析认为,财政政策、货币政策与经济增长相互作用、相互影响,两大政策效力都有期限约束;政府投资波动对经济增长影响较大;宏观政策执行需把握好力度,尤其是应充分考虑地方政府和金融机构在政策传导中发挥的巨大作用。第二,采用面板数据模型就两大政策对全国及东、中、西部地区产业结构调整的影响分别进行实证分析。研究发现两大政策各自对各地区各次产业结构的影响力均不一样,在各地区产业结构调整中难以发挥合力。分析认为,单靠任一政策调整结构的作用有限,两大政策缺乏全面系统的协调配合机制,缺乏两大政策实施的配合端口,且各地情况和执行方式差异较大,效果不一。第三,从央行资产负债表角度分析,认为利用国债丰富外汇投资未能解决外汇波动带来的基础货币供给调节难题。运用VECM模型就国库现金对货币供应量流通中的现金（M0）、狭义货币供应量（M1）和广义货币供应量（M2）的影响分别进行实证分析。研究发现,国库现金对货币供应量的冲击总体有限:国库现金对M0变动影响的最大贡献率为35%,对M1变动的最大贡献率为10%,对M2变动的最大贡献率仅为6%。分析认为,我国央行持有国债占央行总资产的比重低、流动性弱,国债市场尚不完善,国债期限结构与发行管理难以满足央行公开市场操作需求等因素制约了国债各项功能的发挥。同时,国库现金预测的科学性、中央国库资金转化为商业银行定期存款的管理有待提高。在经济进入新常态、着力从供给侧推进结构性改革的背景下,结合我国面临的国内外新形势,提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背景下宏观调控总体战略基调、财政与货币政策协调配合基本机制及相关政策建议。两大政策短期应注重维护经济总量基本稳定,发挥需求管理的优势,应采取积极的财政政策与稳健的货币政策协调配合;适当发挥政府投融资的优势,从需求侧维护总量基本稳定;利用国债优势防范和化解系统性金融风险。长期应注重促进结构调整实现经济优质增长,发挥供给管理的优势,支持科技创新引领经济增长动能转换,加大端口扶持力度推动相关市场经济主体改革和发展。在积极稳妥扩展赤字和债务规模、优化国债管理的同时,应利用国债打破外汇占款与人民币发行的直接联系,增加利用国债、国库现金调控货币供应量的主动权,完善人民币发行机制,促进国债和人民币国际化。
周鹤峰[6]（2018）在《宏观经济波动对银行信贷行为的影响研究 ——基于银行异质性的视角》文中研究说明在全球范围内信贷周期是金融系统性风险的重要来源,会波及整个实体经济。早期理论研究与经验证据表明银行信贷存在显着的顺周期效应,即经济形势好时,信贷规模较大;反之则信贷规模骤减。在金融加速器效应下,银行信贷规模紧缩会加速实体经济衰落,信贷政策顺周期效应放大了实体经济波动。如何对冲信贷政策顺周期效应进而降低信贷风险成为学术界与监管者共同的议题。从2008年开始,受美国次贷危机引发金融危机的影响,中国经济也面临严峻挑战,表现为出口骤降、消费萎靡、失业率上升、经济增长放缓。为了恢复实体经济,避免产生金融危机,中国政府实行了“四万亿”经济刺激计划,试图刺激实体经济恢复。企业因而可以从银行获得低息贷款,尤其是国有企业,商业银行信贷规模迅猛扩张。随后2010年中国的物价不断攀升（如房价）,通货膨胀压力骤增。如何控制通货膨胀便成为当时主要任务,2011年中国人民银行开始实行稳健的货币政策。我国银监会于2012年通过了《商业银行资本管理办法（试行）》,深化和重申了逆周期风险防范的金融监管指导思想。而2015年央行又实行降息、降准等一系列措施,试图扩大银行信贷规模。2016年银行理财监管新规征求意见开始实施,资管监管开始趋于严格。2017年7月召开的全国金融工作会议上,习总书记把金融行业风险防范列为核心要务。从以上可知,中国人民银行的信贷货币政策在不断变化,监管者需要根据经济变化对金融监管政策不断调整,在以上背景下,本文通过研究商业银行信贷对宏观经济波动的反应,能够帮助理解银行风险控制机制和检验政策实施效果。在研究宏观经济波动与银行信贷的文献中,通常假设商业银行是同质的,较少关注银行异质性对上述关系的影响。金融加速器理论早就捕捉到了上述特征,该理论指出企业自身组织构成影响其投资,尤其在宏观经济下行和小公司表现尤为明显。金融加速器理论为研究银行异质性开辟了理论先河,银行同质性、可替代性假设太强,不符合经济现实。梳理相关文献后,本文发现直接研究信贷周期行为的成果丰硕,但从银行异质性的角度进行研究的文献较少,且研究结论并未统一,因此需要更多的实证研究和经验证据。本文主要研究了以下几个问题:首先,宏观经济波动如何影响微观商业银行信贷行为,即从微观视角探讨银行信贷的周期效应;其次,银行异质性（如股权结构、监管要求以及银行规模）对信贷周期的调节效应;第三,银行核心异质性发挥信贷调节作用的影响机制;最后为文章结论,包括研究结论和政策意见。文章的研究内容划分为以下三个部分:第一部分主要介绍了选题背景、理论分析、制度背景。导论部分首先分析了选题的背景和研究创新,总结相关文献进行总结和述评。然后本文分析了相关基础理论,分析当前商业银行信贷行为的制度背景。第二部分为本文的实证检验部分。基于银行政府干预中的社会稳定职能、投资拉动型经济、银行资本缓冲等视角,本文发现宏观经济波动中银行信贷存在逆周期效应,然后从股权异质性、规模异质性和充足率异质性三个视角,分析了银行核心异质性的调节效应。在拓展部分,还考虑了商业银行异质性的影响渠道,包括经营管理效率、风险控制、潜在融资能力等三个方面。第三部分为结论总结和对策建议,总结全文的实证研究结论,并据此提出改善商业银行信贷行为的对策建议。首先是银行自身异质性的治理作用,针对本文的主要回归结果和进一步研究提出本文的意见,然后针对银行业务、理财、防范国际金融风险和聚焦金融创新方面提出了对策建议。本文通过研究银行信贷周期性行为及银行异质性的调节效应,主要得到了以下结论:第一、银行信贷存在显着的逆周期效应。宏观经济波动与信贷投放显着正相关,与银行不良贷款率显着负相关,即存在逆经济周期效应。我国大型商业银行受政府管控,其承担着政治任务与社会稳定职能,这与我国大型商业银行受到政府宏观干预的背景现实一致,同时也与民族文化、经济结构相关。银行信贷增速逆周期效应在一定程度上说明了银行逆周期监管机制的作用。由于不良贷款率是银行信贷决策的结果,基于信贷质量的信贷决策是信贷风险控制与风险收益的平衡。因此经济上行时,不良贷款率降低,经济下行时,不良贷款率增加。资本实力越强、资本监管的限制越弱,更愿意在宏观经济下行时投放信贷,加强了银行信贷的逆周期特征。第二、银行异质性能加强商业银行信贷增速逆周期效应。银行异质性包含股权结构、资本充足率和资产规模。大股东持股高的能够减少代理成本和提高决策效率,并提高经营效率,政府控制的商业银行依仗政府背景有较强风险抵御能力,并承担着社会稳定职责,而资本充足率高和资产规模大的商业银行有较强的抗风险和潜在融资能力。本文发现,大股东持股高、政府控制、资本充足率高和资产规模大的银行在经济上行时,可能会缩减信贷规模,避免经济过热后大幅下降;在经济下行时,为避免乘数效应造成的实体经济投资降低,这类银行反而会扩大信贷规模,刺激经济增长,使经济保持稳定性。第三、银行异质性能削弱宏观经济波动对不良贷款的抑制作用。本文发现当宏观经济形势良好时,大股东持股高的商业银行有获利动机,国家控股商业银行有政治动机,资本充足率高的商业银行有较强潜在融资能力,规模大的商业银行有较大的风险容忍度,因此这类企业偏好高收益高风险等信贷项目（如风险收益更高的基础建设借贷项目和国企借贷项目）,造成坏账率上升;当经济形势较差时,这类商业银行有更高的经营效率、抗风险能力和潜在融资能力,会减少宏观经济恶化对银行的冲击,提升信贷质量,降低不良贷款率。第四、银行异质性通过经营管理效率、风险控制、潜在融资渠道,影响宏观经济波动与信贷行为的关系。盈利能力越强,银行的风险管控和信贷投放过程更规范,有较强的经营管理效率。上市的商业银行代表了较强潜在融资能力、有效公司治理机制和决策效率,面临来自市场和政府的监管更为严格。资产负债率更低时,银行自由资金更多,风险更低,更有能力进行信贷扩张,意味着较强风险控制能力和潜在融资能力。商业银行异质性在宏观经济波动与信贷增速中的逆周期效应主要体现在高盈利、上市的和资产负债率低的商业银行。在不良贷款率控制方面,当经济上行时,异质性特征表现突出的公司在更好的经营效率和负债管理水平下,会偏好高盈利项目,从而使得不良贷款率上升。当经济下行时,风险控制要求下这类银行会加强对高风险项目的信贷投放监管,从而降低不良贷款率。本文的研究相比于既有文献,可能存在以下三个方面的主要创新:第一、丰富了宏观经济波动的经济后果研究。本文研究能够帮助理解政府经济政策的频繁变化如何影响银行信贷投放速度和风险扩散,回答了经济政策不确定性的经济后果中的信贷风险传染效应。第二、丰富了商业银行的信贷风险控制的相关研究。本文回答了在中国商业银行总体上市表现为“顺周期”还是“逆周期”的问题,并揭示商业银行信贷风险是否在外部政策冲击下进一步恶化。第三、本文的研究从银行自身异质性视角剖析了当面临外部经济不确定性时,商业银行的应对措施,丰富了银行自身的治理机制相关文献,即商业银行控制信贷风险的渠道和机制。
钱路波[7]（2018）在《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创新发展研究》文中研究说明市场经济理论是人类对实际经济生活中关于市场机制和市场组织结构等客观关系和实际作用的一种理论抽象。社会主义中国在改革开放近40年的伟大历史进程中,就如何正确认识并处理好市场及市场经济的地位和作用这一中心问题,构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发展的一条主线。因此,学界有必要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尤其是改革开放40年来我国如何认识、运用、发展市场经济进行系统性的梳理研究,并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进入新时代背景下进一步探索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的兼容结合,使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以崭新面貌在21世纪中更加发展完善。论文秉承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基本原理与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具体实践和时代特征相结合,从生产方式的客观实践出发,对中国市场经济的创新发展进行系统研究,从而寻求实践总结和理论跃升。首先,在关于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国内外研究文献梳理和分析的基础上,以对中国市场经济创新发展的思想渊源开篇,着重分析了马克思、列宁、毛泽东、邓小平等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对市场和市场经济的论述与评价。随后,论文分别从实践、理论、时代、特色四个维度,分别对我国市场经济的创新发展进行了系统地分析研究。从实践维度来看,中国以市场化为方向的经济改革,大致经历了历史前奏、起步试验、初步进展、持续推进、逐步完善、以及全面深化等历史阶段,尤其是十八大以来,随着中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我国积极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加快“一带一路”建设等经济实践,为中国市场经济的创新发展提供了丰富的研究空间。从理论维度看,中国市场经济创新发展的理论成就主要表现在:实现了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的有机结合、形成了独具中国特色的市场决定论、宏观调控模式和“五大发展理念”,并从经济基础、分配制度、服务目的、社会矛盾、上层建筑等方面,形成了区别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基本特征。从时代维度看,中国市场经济在新时代的创新发展,既是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的必然要求,也是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的体制基础,还为解决人类问题贡献了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从特色维度看,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创新发展不是遵循市场原教旨主义,简单地复制所谓西方标准化的市场经济模式,而是根据本国国情,独立自主创造性地进行了制度选择与安排,使市场经济的一般规律与中国经济的具体情况相契合,避免了那种强制性的制度移植输入和制度外部依附所带来的不良后果。基于上述理论和现实的思考,运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分析范式,归纳总结出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创新发展的基本特征。最后,论文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引,提出了深化基本经济制度改革、推进产权制度的发展完善、加快完善要素的市场化配置、创新和完善宏观调控体系、深入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等对策建议,以期为我国建成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提供理论借鉴和实践指导,为建构具有中国风格、中国气派、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提力供能。
申博[8]（2018）在《房地产行业对我国区域金融稳定的影响及对策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维护金融稳定是当前我国须高度关注的一个重大问题,特别是我国改革进入深水区、攻坚期后,我国经济发展环境更加复杂多变,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一些突出问题尚未解决,而与此同时,近年来我国金融产品创新的进程不断加快、种类不断增多,一、二线城市房地产价格高企,而三、四线城市房地产的库存又非常突出,这些情况表明我国出现金融不稳定的潜在危险性日趋明显。在这种形势下,我国如何牢牢坚守住不发生金融危机这条底线,是我们需要深入研究的现实课题。2016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指出:“要把防控金融风险放到更加重要的位置,下决心处置一批风险点,着力防控资产泡沫,提高和改进监管能力,确保不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2017年度央行工作会议在确定全年十项主要任务时,特别强调要大力防范金融风险,明确提出金融市场发展总的原则是平稳健康发展。2017年10月,党的十九大报告再次强调:“健全金融监管体系,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底线。”影响区域性金融稳定的因素是多方面的:近几年以来,我国金融事业发展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发展的内在机制和外部环境都发生了很大变化,在我国金融发展转型过程中,影响区域金融稳定的因素更加复杂化、多样化,如股市、汇市等领域的风险问题、影子银行、地方债务风险、违法犯罪风险、流动性风险不断涌现等。区域金融不稳定对系统金融风险的影响是显而易见的,随着区域金融风险诱发、积累、扩散,很容易造成全国性的系统金融风险。造成区域金融不稳定的因素中最具有现实性的一个因素就是房地产市场存在的问题,而房地产市场问题中,最为紧迫的是房地产价格问题和库存问题。2015年国家明确提出去库存政策,说明房地产库.存积累已经触及了金融稳定的底线,而各地区实行去库存化政策之后,房地产价格问题又凸显出来,其中较不发达地区和三四线城市的价格飙升问题,对当地金融稳定亦造成不良影响。我们不禁提出这样的问题:房地产库存问题和价格问题是否对不同区域金融稳定造成了不同的影响?房地产库存和价格之间是否存在相互联系性,而这种联系性在发达城市和不发达城市之中是否有区别?本文正是试图回答这些问题,探究房地产市场变化对区域性金融稳定的影响,并从去库存和抑制房地产价格快速上涨的角度,提出维护区域性金融稳定的一些对策。为实现上述研究任务,本文分为如下6章进行阐述:第1章:导论。这一部分主要论述了有关区域金融稳定方面的研究背景、理论价值、现实作用等,对国内外关于金融稳定、区域金融稳定、房地产行业对金融稳定的影响等的研究现状进行了综述和评价,然后给出了本文的研究思路,并配合框图对各章内容进行了概述,最后总结了本文的创新点及不足之处。第2章:区域金融稳定研究的理论与方法论基础。第一节首先对金融风险的一般性理论进行阐释,界定了区域金融稳定的内涵,阐述了区域金融风险的特点,论述了我国区域性金融稳定存在的隐患、影响因素以及危害性;第二节主要结合上述分析和中国国情对当前区域金融稳定评价方面提及的一些影响因素进行了概括,将影响区域金融稳定的因素划分为外生因素和内生因素,并考察了其代表性指标,旨在为第4章的实证研究的指标选取提供依据;第三节对本文关于区域金融稳定的研究方法进行了阐述,本文拟以金融地理学理论为依托,强调区域金融稳定的区域联系,同时以空间计量经济学做为研究区域金融稳定的主要模型方法,并结合引力模型突出区域金融稳定的区域联系性,本文第4章、第5章的实证分析正是以此为方法论基础;最后的第四节对本文关于区域金融稳定问题的分析框架进行了图示和简要说明。第3章:房地产行业的区域差异性分析。第一节对我国的区域划分及城市等级划分进行界定,分析了 2009年以来各个地区房地产行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的变化趋势和差异性,进而论述了房地产行业总体发展状况对于金融稳定的影响作用;第二节主要分析了2009年以来各个地区房地产价格和金融体系数据,并通过图表直观显示了东中西部地区和代表性城市房地产价格快速上涨的趋势和差异性,及其对当地金融体系的影响,发现较为发达地区和不发达地区的房地产价格趋势和当地金融稳定的关系有所不同:相对于不发达地区,较为发达地区的房价和金融稳定相关指标的联系性偏弱。这不禁让我们提出这样的问题:房价飙升对区域金融稳定的影响效应是否因各地区的经济、金融发展程度不同而不同?第三节主要阐述了本文对于房地产库存的定义,并分析了 2009年以来各个地区房,地产库存量和金融体系数据的联系性和差异性,与上节类似,结合图表发现,相对于较发达地区和城市,较为落后地区和城市的房地产库存对于当地房地产价格、金融的影响更为明显。同时发现,相对于不同省区之间,不同城市之间的房地产行业差异更为明显。由此,我们进而提出了另一个问题:经济、金融发展程度不同的区域,其房地产库存对于当地金融稳定的影响是否不同?房地产库存对于房价的影响在发达城市和不发达城市是否有所差异?接下来的第4章、第5章的实证工作,正是围绕这些问题而展开的。第4章:房地产行业对区域金融稳定的影响:基于省级面板数据。本章第一节利用第2章提出的指标对各省区的金融稳定状况进行了综合评价,结果发现传统金融发展水平较高的地区（如北京、上海等）和新兴互联网金融发展迅速地区（如江苏、浙江等）在区域金融稳定综合评价当中位于前列;第二节对空间面板模型进行了简要介绍,并引入引力矩阵做为空间权重矩阵以更好地体现区域金融的联系性,同时,对各个地区的金融吸引力进行了排名,发现传统金融发展水平较高的地区和新兴互联网金融发展迅速地区对于其他地区的金融吸引力较强;第三节将第一节得到的区域金融稳定综合得分做为被解释变量,同时将第3章分析的房地产价格指标、库存指标,以及房地产行业发展指标做为解释变量,然后将本章第二节的引力矩阵引入模型进行空间面板建模,结果发现对于不发达地区,房地产价格因素、房地产库存因素当中的人均积压库存、人均一般库存对于当地区域金融稳定的负面影响更大。第5章:房地产行业对区域金融稳定的影响:基于城市面板数据。考虑到第3章的描述分析表明,房地产行业在城市之间的差异远大于在省区之间的差异,分析城市数据更具有现实意义,但由于数据的可获得性,较难在整体上对各城市的金融稳定状况进行综合评价建模,同时第4章分析结果表明,较为不发达地区的房地产价格、库存对于对区域金融稳定具有显着影响,而库存指标-待售面积在城市数据中具有可获得性,故本章重点研究了各个城市的房地产库存和价格的关系,以期在第4章结论的基础上,通过研究城市房地产库存和价格的关系,进而推论城市房地产库存是否通过影响房地产价格来影响城市的金融稳定。结果发现:金融稳定受到房地产库存和价格的共同影响,参与建模的较为不发达城市的房地产库存增长与房地产价格关系更紧密,而较为发达城市的房地产库存和价格的关系却不是很明显。所以,结合第4章的结论,我们推断较不发达城市房地产库存的增加,其对金融稳定造成了不良影响。这说明,相对于发达城市,不发达城市应该更加谨慎的对待去库存政策。第6章:结论及政策建议。结合理论分析和实证,本文最终得到的主要结论如下:（1）房地产价格上升,对不同地区和城市的金融稳定均带来不良影响,这种影响对于不发达地区而言更为严重。（2）房地产库存对于区域金融稳定的影响具有差异性,就省区金融而言,较为发达的省区房地产库存保持适当存量有利于地区金融稳定,而落后省区房地产库存对区域金融稳定具有负面影响;就城市金融而言,房地产库存对于不发达城市的金融稳定同样具有不良影响。最后,本章结合区域金融稳定和房地产库存、价格的关系提出了具体的政策建议。
范氏周红（PHAM THI CHAU HONG）[9]（2017）在《中越两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构建比较研究》文中研究表明在20世纪七八十年代,中国和越南都开启了改革之路。在理论上,两国都坚持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为指导,坚持社会主义发展道路;在实践上,两国都坚持以市场化为手段,坚持走适合本国特点的道路。经过艰辛的探索,中、越两国分别确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社会主义定向市场经济”体制。在构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过程中,中、越也面临着许多相同或类似的问题,如政府转型、反腐败、减少失业、调整经济结构、防止经济泡沫、控制贫富差距。中越两国领导人深切意识到这些问题的严重性和危险性,决心在社会主义的方向上进行深化改革,使广大人民真正分享改革发展的成就。本文拟在探索中越两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确立及其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实践的基础上,尝试对两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构建进行比较,揭示其异同,进而在相互借鉴中得到启示。本文一共有七章:第一章阐明了论文的研究缘起、研究主旨、研究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说明研究方法、逻辑框架,并对经济体制、市场经济、计划经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社会主义定向市场经济等概念和内涵进行界定和厘清。第二章论述和追溯中越两国构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理论基础和时代背景,为两国经济体制的确立和运行寻求理论和现实出发点。第三章和第四章分别梳理了中、越两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构建,包括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发展历程、内容及其成效,越南社会主义定向市场经济体制构建的历程、内容及其成效。第五章和第六章重点对两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构建进行比较,找寻两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构建之异同,进而从中得出启示,互为借鉴与吸收。第七章分析中越两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构建存在的问题、未来走向及启示。越南实行社会主义定向市场经济在很大程度上是受中国改革开放的启发,正是在学习、消化、吸收中国发展经济取得的经验和教训的基础上,创造了一条适合本国特点的经济发展之路。对中越两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研究,不仅能为促进两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提供借鉴,而且也可以促进中越两国的友谊发展。
宋来[10]（2017）在《1993-2012年中国财政政策宏观调控效应的实证分析》文中提出中国经济正在经历增长阶段转换,新常态下需要创新宏观经济调控方式。因此,对1993-2012年财政政策的实践效果开展全面、系统地研究,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理论发展和实践经验表明,财政政策在本质上是政府对税收和支出的运用以影响宏观经济的政策工具,始终是政府反经济衰退的政策首选,调控经济的思路既有需求管理也有供给管理,并日益呈现出需求管理与供给管理并重的特点。作为一个从传统计划经济体制向现代市场经济体制转型的发展中国家,中国财政政策既通过总量调节改善总需求,又通过结构调节改善总供给,特别是在稳定经济波动、调节经济结构和促进长期经济增长等方面具有重要的作用。在1993-2012年期间,我国先后实施了适度从紧的、积极的、稳健的和新一轮积极的等类型的财政政策实践。政策框架总体上体现了四个特征:相机抉择是政策调控的核心策略,需求管理与供给管理并重,扩张性财政政策是主流,多元化综合运用政策工具。具体政策措施也有四个特点:以政府支出政策为主调节总需求波动,以生产性政府支出为主促进经济长期增长,财政投资兼具长期和短期的政策目的,以收支政策组合为主推进经济结构调整。稳定经济波动是触发财政政策实施和转型的首要原因。估计三个产出乘数表明,我国财政政策能够挤入私人需求并促进短期产出增长;相对于政府投资政策,短期内政府消费政策拉动产出增长的贡献度更大;新凯恩斯主义DSGE模型表明,消费-工作互补性、垄断竞争和价格粘性等因素,在合适的参数校准下,可以成为我国财政政策的主要传导机制;然而,从熨平产出波动的角度看,我国财政政策的总体效果较低;稳定效果不高主要源于:自动稳定效应不高,相机抉择中的政策力度和实施时机把握不好,政策工具搭配不善等原因。财政政策体系及其各个组成部分,都具有结构调整机制。采用新的产业结构水平度量指标,运用我国省际面板数据,研究财政收支总量效应与财政收支结构效应、全国总体效应与区域效应、短期效应与长期效应后发现:财政政策在总量上对产业结构调整具有显着的短期和长期效应;在东部地区具有最大的正效应,而在中西部地区的影响不显着;财政收入结构对短期和长期产业结构调整都具有显着的直接效应,但财政支出结构对短期和长期产业结构调整的直接影响都不够显着;特别是,作为积极财政政策主要内容的扩张性财政投资政策,不仅没有发挥优化产业结构的作用,反而对长期产业结构调整起到了阻碍作用;在一定条件范围内,财政政策可以通过促进高新技术产业的发展而促进产业结构升级,且税收优惠政策效果好于财政直接投资。无论是政府收支总量还是收支结构,都可以通过影响总供给而影响长期经济增长。引入非线性影响,基于我国省际动态面板数据回归分析发现:与经济理论预测相一致,财政收支总量与收支结构对长期增长的非线性影响是存在的;政府收支规模的扩大有利于促进长期经济增长,但这个正效应主要是通过其结构变动而产生的;在财政支出中,增加公共服务支出和农业支出的比重不利于长期增长,增加社保支出的比重有利于促进长期增长;在财政收入中,增加增值税和个人所得税的比重有利于促进长期经济增长,增加企业所得税的比重不利于长期增长;财政收支变量对长期增长的作用渠道是不同的。2015年以来,政府强调要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使之成为“十三五”时期经济发展的战略主线。财政政策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中有着重要的地位。今后,应从完善财政规则、优化支出结构、推进税制改革、协调财政货币政策四个方面,不断完善财政政策实施方式,从而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提供财政政策支持。
二、2004年中国经济不可能过热的十大原因（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2004年中国经济不可能过热的十大原因（论文提纲范文）
（1）中国在全球气候治理中的角色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导论 |
| 第一节 问题的提出与研究意义 |
| 一、问题的提出 |
| 二、研究意义 |
| 第二节 研究综述与创新之处 |
| 一、国外研究综述 |
| 二、国内文献综述 |
| 三、对研究现状的评价及本文研究视角的创新 |
| 第三节 研究思路与框架 |
| 一、研究思路 |
| 二、研究框架 |
| 第四节 论文研究方法 |
| 第一章 中国全球气候治理角色的理论框架与变量组合 |
| 第一节 全球气候治理的论析 |
| 一、气候变化问题 |
| 二、全球气候治理 |
| 第二节 国家角色的论析 |
| 一、角色理论论析 |
| 二、国际关系中的国家角色论析 |
| 第三节 国家利益、身份认知、国际体系:变量设置与研究假设 |
| 一、选取利益、身份和国际体系作为变量的理论依据 |
| 二、国家利益、身份认知与国际体系对全球气候治理的意义 |
| 三、研究假设 |
| 本章小结 |
| 第二章 拒绝角色:中国对全球气候治理的被动参与(20世纪70年代-1994) |
| 第一节 基于经济高速增长的国家利益观 |
| 一、气候问题的“非经济”认知 |
| 二、经济高速增长认知产生的背景 |
| 三、基于经济高速发展的国家利益认知下的国家发展策略 |
| 第二节 “后起和平发展者”的身份认知 |
| 第三节 紧张的国际环境和宽松的国际能源体系 |
| 一、周边及国际环境 |
| 二、宽松的国际能源体系 |
| 第四节 拒绝角色的变量作用过程及国际参与 |
| 一、拒绝角色的变量作用过程 |
| 二、拒绝角色的环境治理国际参与 |
|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承认角色:中国对全球气候治理的谨慎而保守参与(1995-2005) |
| 第一节 改变经济增长方式的国家利益认知 |
| 一、对气候问题的“经济”认知 |
| 二、改变经济增长方式的利益认知的背景 |
| 三、改变经济增长方式认知下的发展 |
| 第二节 “负责任大国”的身份认知 |
| 一、“负责任大国”的文化渊源 |
| 二、“负责任大国”产生的历史背景 |
| 第三节 气候治理主体转变与油价大幅上升的国际体系 |
| 一、“中国环境威胁论”的兴起 |
| 二、全球气候治理主体的变化 |
| 三、全球油价大幅上涨的能源体系 |
| 第四节 承认角色的变量作用过程及气候治理参与 |
| 一、承认角色的变量作用过程 |
| 二、承认角色的气候治理国际参与 |
|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接受角色:中国对全球气候治理的主动与开放参与(2006-2015) |
| 第一节 全面转变发展方式的国家利益认知 |
| 第二节 新兴国家的身份认知 |
| 一、中国新兴国家身份认知的产生 |
| 二、低碳经济:新兴国家身份认知下的气候治理路径 |
| 第三节 新兴国家群体性崛起与国际油价动荡的国际能源体系 |
| 一、新兴国家群体的兴起与气候治理参与 |
| 二、油价动荡的国际能源体系 |
| 第四节 接受角色的变量作用过程及气候治理参与 |
| 一、接受角色的变量作用过程 |
| 二、接受角色下中国的气候治理 |
|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后巴黎”时代中国在全球气候治理中的角色 |
| 第一节 “后巴黎”时代全球气候治理的引领者 |
| 一、经济“新常态”的国家利益认知 |
| 二、“日益走近世界舞台中央”的身份认知 |
| 三、制度碎片化和领导力缺失的全球治理体系 |
| 第二节 “后巴黎”时代全球气候治理的中国方案 |
| 一、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是全球气候治理的“中国方案” |
| 二、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下中国参与气候治理的实践 |
| 本章小结 |
| 结论 |
| 一、本文的基本结论 |
| 二、有待研究的问题 |
| 参考文献 |
| 附录一 论文中所用图 |
| 附录二 论文中所用表 |
| 致谢 |
| 攻读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 |
| 附件 |
（2）转型期地区经济增长的“双主体”：地方政府与企业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导论 |
| 1.1 研究背景及问题提出 |
| 1.2 研究意义 |
| 1.3 文献综述 |
| 1.4 论文的研究内容及方法 |
| 1.5 可能的创新 |
| 第2章 概念界定及理论基础 |
| 2.1 概念界定 |
| 2.2 理论基础 |
| 2.3 本章小结 |
| 第3章 政府、企业家与中国改革进程:基于历史演进的分析 |
| 3.1 改革的启动期和企业家萌芽(1978年12 月-1992年10 月) |
| 3.2 改革的推进期和企业家成长(1992年10 月-2002年10 月) |
| 3.3 改革的深化期和企业家发展(2002年10 月-2013年11 月) |
| 3.4 改革的攻坚期和企业家“主体”确立(2012年11 月..至今) |
| 3.5 本章小结 |
| 第4章 企业家与中国经济增长:中国数据的实证分析 |
| 4.1 宏观视角的企业家作用:基于三期滞后动态模型的SYS-GMM分析 |
| 4.2 微观视角的企业家作用:基于知识扩散维度的SEM分析 |
| 4.3 政府的作用:实证模型隐含的启示 |
| 4.4 本章小结 |
| 第5章 地方政府与区域经济增长:基于企业家理论的视角 |
| 5.1 渐进式改革下政府的“有形之手” |
| 5.2 “政治集权和经济分权”治理体系下的地方政府 |
| 5.3 转型期地方政府的“人格化”:官员企业家 |
| 5.4 地方政府及其官员与经济增长困境 |
| 5.5 本章小结 |
| 第6章 地区经济增长中“双主体”:一个新的分析框架 |
| 6.1 “双主体”的时空辐辏:中国改革实践与理论困境 |
| 6.2 “双主体”耦合:经济增长中的合意行动 |
| 6.3 “双主体”的演化博弈:基于创新的视角 |
| 6.4 “双主体”的稳定均衡:激励约束机制 |
| 6.5 本章小结 |
| 第7章 “双主体”模式检验:以苏南和温州地方政府为样本 |
| 7.1 市场化准备阶段(1978-1992):政府“控制人”+企业家“萌芽” |
| 7.2 市场化初级阶段(1992-2002):政府“经济人”+企业家“侍从” |
| 7.3 市场化发展阶段(2002-2013):政府“协调人”+企业家“主角” |
| 7.4 市场化深化阶段(2013- ):政府“公共人”+企业家“主导” |
| 7.5 本章小结 |
| 第8章 “双主体”模式与地区经济增长 |
| 8.1 中央-地方产业体制:战略性产业的“多层级”向“两层级”转变 |
| 8.2 地方政府的产业政策 |
| 8.3 地方政府的“企业家”政策 |
| 8.4 本章小结 |
| 第9章 结论与研究展望 |
| 9.1 主要内容及结论 |
| 9.2 研究展望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发布的论文和其他科研情况 |
（3）中国政治情境中的弹性行政研究（1949-2019）（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导论 |
| 第一节 研究缘起 |
| 一、举世瞩目的中国奇迹 |
| 二、探寻中国奇迹的一个视角:弹性行政 |
| 三、中国政治情境中行政的刚性与弹性 |
| 第二节 核心概念与文献综述 |
| 一、核心概念 |
| 二、文献综述 |
| 三、可能创新之处 |
| 第三节 研究思路、方法及框架 |
| 一、研究思路 |
| 二、研究方法 |
| 三、论文框架 |
| 第二章 毛泽东时期刚性行政的锻造(1949—1977) |
| 第一节 集权体制下的全能式政府运行模式 |
| 一、全能式政府之生成 |
| 二、全能式政府的运行模式 |
| 第二节 刚性行政:全能式政府的应然需求 |
| 一、革命建政体制形塑的“命令一服从”体制 |
| 二、刚性行政的内生动因 |
| 三、刚性行政对政府执行力的提升 |
| 第三节 刚性行政的困境 |
| 一、过度执行 |
| 二、虚假执行 |
| 三、目标置换 |
| 四、行政自主性缺失 |
| 第三章 改革初期弹性行政的躁动(1978—1991) |
| 第一节 改革破冰与渐进路径的选择 |
| 一、现实倒逼改革 |
| 二、经济改革牵动政治改革 |
| 三、渐进主义改革路径的择定 |
| 第二节 行政自由裁量空间的扩大和弹性行政的躁动 |
| 一、改革冲动呼吁更大的行政自由裁量空间 |
| 二、简政放权与行政自由裁量空间的扩大 |
| 三、弹性行政躁动的体制因素 |
| 四、弹性行政躁动的主体诉求 |
| 第三节 基于改革的弹性行政的主要类型 |
| 一、中央政府授权试点 |
| 二、地方政府自行探索 |
| 第四节 改革初期弹性行政的两面性 |
| 一、弹性行政助推改革进程 |
| 二、缺少反制的过度弹性行政 |
| 三、四项基本原则、稳定压倒一切对弹性行政的约束 |
| 第四章 市场化推进时期弹性行政的扩张(1992—2011) |
| 第一节 政府职能转变与弹性行政的扩张 |
| 一、市场经济的“姓氏”之辩和改革再出发 |
| 二、市场化改革与弹性行政的内在关联 |
| 三、深化行政改革与弹性行政的扩张 |
| 第二节 央地博弈和区域竞争 |
| 一、政府的层级结构与职责同构 |
| 二、纵向利益抵牾与央地博弈 |
| 三、层级博弈的衍生品:地方合谋 |
| 四、区域竞争与地方保护 |
| 第三节 权力失范下的过度弹性行政 |
| 一、政府官员的自利性膨胀与角色错乱 |
| 二、低成本高收益的违规行为助推过度弹性行政 |
| 三、晋升的“零和博弈”与政府官员行为扭曲 |
| 第四节 服务型政府建设和依法行政对弹性行政的有限抑制 |
| 一、服务型政府建设对弹性行政的抑制 |
| 二、依法行政的推进对弹性行政的抑制 |
| 第五章 十八大以来对弹性行政的矫正(2012—2019) |
| 第一节 弹性行政负外部性的凸显 |
| 一、接近临界点的弹性行政 |
| 二、矫正弹性行政:态势和挑战 |
| 第二节 全面从严治党对弹性行政的遏制 |
| 一、完善党内制度建设 |
| 二、严明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 |
| 三、强化政治巡视 |
| 四、“零容忍”的铁腕反腐 |
| 第三节 依法(规)行政对弹性行政的管控 |
| 一、强化依法(规)行政 |
| 二、治理型政府的应然诉求 |
| 第四节 政务督查、政策落实审计对弹性行政的挤压 |
| 一、政务督查的强化:力破“中梗阻” |
| 二、审计监督的拓展:重大政策落实审计 |
| 第六章 弹性行政与刚性行政限度之辨析 |
| 第一节 中国政治情境中行政执行之审视 |
| 一、弹性行政与刚性行政的历史维度 |
| 二、弹性行政与刚性行政的时代背景 |
| 第二节 弹性行政的亚制度化特征及其“临界点” |
| 一、弹性行政的亚制度化特征 |
| 二、弹性行政“临界点”的把控 |
| 第三节 弹性行政的宽度与刚性行政的强度之辨析 |
| 一、行政执行与法治行政 |
| 二、法治视角下弹性行政的宽度 |
| 三、法治视角下刚性行政的强度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 |
| 致谢 |
（4）中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历史进程和基本经验（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序言 |
| 一、选题背景和意义 |
| (一)选题背景 |
| (二)选题意义 |
| 二、选题的研究现状与述评 |
| (一)研究现状 |
| (二)研究现状的述评 |
| 三、基本概念的界定 |
| (一)经济建设 |
| (二)社会主义经济建设 |
| (三)规模效应 |
| 四、研究思路方法及可能的创新之处 |
| (一)研究思路 |
| (二)研究方法 |
| (三)可能的创新之处 |
| 第一章 计划经济的建立和计划经济时期(1949-1976 年) |
| 第一节 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起步(1949-1956 年) |
| 一、新中国成立前的制度准备 |
| 二、新中国建立初期的经济状况 |
| 三、新中国成立后应对困难的经济措施 |
| 四、过渡时期总路线的提出 |
| 五、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基本确立 |
| 第二节 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探索的曲折(1956-1966 年) |
| 一、大跃进与人民公社化运动 |
| 二、经济上初步纠正“左”倾错误与庐山会议“反右倾” |
| 三、对国民经济和党内关系的调整 |
| 四、国民经济的进一步调整和“左”倾错误的再度发展 |
| 五、“四清”期间的三年经济调整与三线建设 |
| 第三节 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探索的严重挫折(1966-1976 年) |
| 一、文化大革命初期的抓革命与促生产 |
| 二、国民经济发展跌入谷底 |
| 三、七十年代初国民经济的恢复 |
| 四、政治经济的全面整顿与粉碎“四人帮” |
| 小结 计划经济的建立和计划经济时期的阶段性成就与经验 |
| 一、经济建设的阶段性成就 |
| 二、社会主义建设经验教训的阶段性总结 |
| 第二章 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轨时期(1976-2002 年) |
| 第一节 改革开放之初的社会主义经济建设(1976-1982 年) |
| 一、经济建设的徘徊与思想解放的兴起 |
| 二、确立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与国民经济调整 |
| 三、农村生产方式的变革 |
| 四、对外开放与特区建设 |
| 第二节 改革开放全面探索时期的社会主义经济建设(1982-1992 年) |
| 一、“三步走”七十年基本实现现代化的战略构想 |
| 二、以扩大企业自主权为重点的城市经济体制改革的全面展开 |
| 三、推行财政、计划管理体制改革 |
| 四、价格改革与整顿经济秩序 |
| 第三节 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转轨(1992-2002 年) |
| 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初步探索 |
| 二、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探索 |
| 三、鼓励和引导非公有制经济的发展 |
| 四、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宏观调控机制的建立 |
| 五、构建全方位对外开放格局 |
| 小结 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轨时期的阶段性成就与经验 |
| 一、经济建设的阶段性成就 |
| 二、社会主义建设经验教训的阶段性总结 |
| 第三章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初步建立时期(2002 年至今) |
| 第一节 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的转型(2002-2012 年) |
| 一、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提出 |
| 二、市场经济体制的初步确立 |
| 三、区域、城乡向协调发展转型 |
| 四、宏观调控机制向治理体系转型 |
| 五、对外开放向“开放型经济体”转型 |
| 第二节 经济建设进入新的发展时期(2012 年至今) |
| 一、“新常态”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战略 |
| 二、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新变化 |
| 三、“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加强全面深化改革的顶层设计 |
| 四、“新发展理念”引领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
| 五、“一带一路”提升对外开放格局 |
| 小结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初步建立时期的阶段性成就与经验 |
| 一、经济建设的阶段性成就 |
| 二、社会主义建设经验的阶段性总结 |
| 第四章 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基本经验 |
| 第一节 尊重人民群众的主动性与创造性 |
| 一、人民群众是社会发展的主体 |
| 二、人民群众是社会财富的创造者和占有者 |
| 三、最大限度的激发人民群众的主动性与创造性 |
| 第二节 充分发挥我国基本国情的综合优势 |
| 一、正确认识我国国情 |
| 二、充分发挥规模效应 |
| 三、集中力量办大事是社会主义经济的优越性 |
| 第三节 多种所有制结构是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基础 |
| 一、正确认识马克思主义所有权理论 |
| 二、我国经济建设的成功得益于公有制实现形式的多样化 |
| 三、健全法治体系为我国所有制的多样化持续提供保障 |
| 第四节 改革是推动我国经济发展的直接动力 |
| 一、改革是社会基本矛盾运动的必然结果 |
| 二、改革红利是我国经济发展的动力之源 |
| 三、渐进式改革是我国改革的基本特点 |
| 第五节 对外开放是我国经济建设必须坚持的基本国策 |
| 一、对外开放是科学社会主义的题中应有之义 |
| 二、闭关自守无异于“慢性自杀” |
| 三、开放型经济体对国内深化改革具有“倒逼效应” |
| 第六节 党对经济工作的正确领导是经济建设顺利推进的根本保证 |
| 一、党的领导确保经济工作处于中心地位 |
| 二、党的领导在经济决策中能够充分发挥民主集中制的优势 |
| 三、党的领导确保经济工作作风的不断改善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5）我国宏观调控中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协调配合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1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与问题的提出 |
| 1.2 研究意义 |
| 1.2.1 维护经济稳定,为“五位一体”全面发展营造良好的经济环境 |
| 1.2.2 发挥合力共同优化结构调整,促进经济持续高质量发展 |
| 1.2.3 提高资金使用效率,共同实现宏观调控总目标 |
| 1.3 基本概念与研究范畴 |
| 1.3.1 宏观调控的基本概念 |
| 1.3.2 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协调配合的基本概念与研究范畴 |
| 1.3.3 加强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协调配合的必要性 |
| 1.4 研究方法 |
| 1.4.1 规范分析与实证分析相结合 |
| 1.4.2 定性分析与定量分析相结合 |
| 1.4.3 历史分析法和比较分析法相结合 |
| 1.5 研究框架 |
| 1.6 创新与不足 |
| 1.6.1 论文创新点 |
| 1.6.2 论文难点与不足 |
| 2 文献综述和理论基础 |
| 2.1 文献综述 |
| 2.1.1 国外相关研究 |
| 2.1.2 国内相关研究 |
| 2.2 宏观调控的理论基础 |
| 2.2.1 马克思关于宏观调控的理论 |
| 2.2.2 经济周期理论 |
| 2.2.3 经济增长理论 |
| 2.2.4 凯恩斯主义流派 |
| 2.2.5 其他理论 |
| 2.3 财政和货币政策协调配合的主要理论模型 |
| 2.3.1 IS-LM曲线——封闭经济下财政与货币政策对经济的影响 |
| 2.3.2 米德冲突——单一政策无法兼顾内外均衡 |
| 2.3.3 丁伯根法则——不同经济目标需要不同的政策工具 |
| 2.3.4 蒙代尔—弗莱明模型——开放经济下财政货币政策效果不同 |
| 2.4 国内外理论与文献的启示与不足 |
| 2.4.1 我国宏观调控与西方国家干预等理论的联系与区别 |
| 2.4.2 国内外理论与文献的不足 |
| 2.5 构建宏观调控中财政与货币政策协调配合的基本框架 |
| 2.5.1 短期注重维护经济总量基本稳定,侧重需求管理 |
| 2.5.2 长期注重优化结构提高经济质量,侧重供给管理 |
| 2.5.3 加强两大政策工具协调配合,提高政策合力和效率 |
| 3 世界主要国家财政货币政策协调配合的经验与启示 |
| 3.1 美国各阶段财政与货币政策协调配合情况 |
| 3.1.1 “罗斯福新政”中财政与货币政策及其协调配合 |
| 3.1.2 二战期间财政与货币政策及其协调配合 |
| 3.1.3 二战后至70年代财政与货币政策及其协调配合 |
| 3.1.4 20世纪80年代财政与货币政策及其协调配合 |
| 3.1.5 20世纪90年代财政与货币政策及其协调配合 |
| 3.1.6 21世纪国际金融危机前财政与货币政策及其协调配合 |
| 3.2 日本各阶段财政与货币政策协调配合情况 |
| 3.2.1 财政政策的演进 |
| 3.2.2 货币政策的演进 |
| 3.2.3 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的协调配合 |
| 3.3 德国各阶段财政与货币政策的协调配合情况 |
| 3.3.1 二战后到60年代中期中性的财政政策和偏紧的货币政策协调配合 |
| 3.3.2 60年代中期至80年代初反周期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协调配合 |
| 3.3.3 80年代初至2008年紧缩的财政政策与偏紧的货币政策协调配合 |
| 3.4 2008年金融危机后主要国家财政货币政策协调配合概况 |
| 3.4.1 美国应对金融危机财政与货币政策的协调配合 |
| 3.4.2 日本应对金融危机财政与货币政策的协调配合 |
| 3.4.3 德国应对金融危机中财政与货币政策的协调配合 |
| 3.5 国际经验的启示 |
| 3.5.1 两大政策共同维护经济基本稳定 |
| 3.5.2 两大政策配合促进经济结构调整 |
| 3.5.3 充分利用国债功能助力两大政策实现各自目标 |
| 4 我国宏观调控中财政货币政策协调配合的历史沿革 |
| 4.1 从双松到双紧的财政与货币政策协调配合(1993年—1997年) |
| 4.1.1 从双松转向双紧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 |
| 4.1.2 两大政策共同抑制固定资产投资过热 |
| 4.1.3 央行试行以国债为公开市场操作对象 |
| 4.2 积极的财政政策与稳健的货币政策协调配合(1998年—2004年) |
| 4.2.1 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 |
| 4.2.2 共同支持基础设施建设维护经济总体稳定 |
| 4.2.3 利用特别国债注资国有商业银行应对亚洲金融危机 |
| 4.2.4 国债期限结构受限央票成为公开市场业务主力 |
| 4.3 双稳健的财政与货币政策协调配合(2005年—2008年) |
| 4.3.1 双稳健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 |
| 4.3.2 两大政策引导经济结构调整 |
| 4.3.3 财政部发行特别国债购买外汇储备进行投资 |
| 4.4 积极财政政策与适度宽松货币政策协调配合(2008年—2011年) |
| 4.4.1 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 |
| 4.4.2 共同支持4万亿投资应对经济下滑 |
| 4.4.3 共同支持结构调整促进出口、投资和消费 |
| 4.4.4 中央国库现金管理商业银行定期存款业务逐步增加 |
| 4.5 积极的财政政策与稳健的货币政策协调配合(2011年—今) |
| 4.5.1 积极的财政政策与稳健的货币政策 |
| 4.5.2 两大政策定向扶持相关领域推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
| 4.5.3 两大政策防范系统性金融风险 |
| 4.5.4 两大政策加大国债、国库现金工具协调配合力度 |
| 5 两大政策与经济增长关系的实证分析与原因探析 |
| 5.1 实际GDP增速、赤字率及货币供给M2增速关系的实证研究 |
| 5.1.1 样本数据及计量方法 |
| 5.1.2 基本检验 |
| 5.1.3 VAP模型建立及检验 |
| 5.1.4 脉冲响应函数及方差分解 |
| 5.1.5 实证分析结论 |
| 5.2 原因探析 |
| 5.2.1 财政政策、货币政策与经济增长相互影响 |
| 5.2.2 政府投资波动对经济增长影响较大 |
| 5.2.3 货币政策目标与执行传导力度需合理把握 |
| 6 两大政策促进结构调整的实证分析与原因解析 |
| 6.1 样本数据及计量方法 |
| 6.1.1 样本数据选取及说明 |
| 6.1.2 计量方法 |
| 6.2 两大政策促进我国各地区产业结构调整的实证分析 |
| 6.2.1 两大政策促进我国产业结构调整的实证分析 |
| 6.2.2 两大政策促进东部地区产业结构调整的实证分析 |
| 6.2.3 两大政策促进中部地区产业结构调整的实证分析 |
| 6.2.4 两大政策促进西部地区产业结构调整的实证分析 |
| 6.2.5 实证分析结论 |
| 6.3 原因解析 |
| 6.3.1 单靠任一政策作用有限,难以发挥合力促进结构调整 |
| 6.3.2 两大政策缺乏协调配合的机制和端口支撑 |
| 6.3.3 各地差异较大,执行财政、货币政策的方式和效果不一 |
| 7 两大政策工具在协调配合中的实证分析及原因分析 |
| 7.1 国债对货币供给量的影响分析 |
| 7.1.1 外汇占款大幅波动使货币供给较为被动 |
| 7.1.2 外汇占款过多影响金融机构资金效率和货币政策有效贯彻 |
| 7.1.3 利用特别国债创新外汇管理仍未解决货币供给难题 |
| 7.1.4 利用“央票”等货币政策工具对冲“外汇”效率低于国债 |
| 7.2 国库现金对货币供给量的VECM模型实证分析 |
| 7.2.1 变量选择及单位根检验 |
| 7.2.2 国库现金影响流通中的现金(M0)的实证分析 |
| 7.2.3 国库现金影响狭义货币供给量(M1)的实证分析 |
| 7.2.4 国库现金影响广义货币供给量(M2)的实证分析 |
| 7.2.5 实证分析结论 |
| 7.3 原因分析 |
| 7.3.1 央行持有国债规模和比例过低 |
| 7.3.2 国债规模的安全区间难以确定,国债管理有待提高 |
| 7.3.3 国债市场尚不完善 |
| 7.3.4 缴税周期性特征使国库现金对货币供应量产生影响 |
| 7.3.5 国库现金预测的科学性有待提高 |
| 7.3.6 中央国库现金进行商业银行定期存款管理有待进一步提高 |
| 7.3.7 两大政策缺乏协调配合机制 |
| 8 完善宏观调控中财政与货币政策协调配合的建议 |
| 8.1 宏观经济面临的国际国内新形势 |
| 8.1.1 国际经济新形势 |
| 8.1.2 国内经济新形势 |
| 8.2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背景下宏观调控的总体战略基调 |
| 8.3 构建宏观调控中财政与货币政策协调配合的基本机制 |
| 8.4 短期维护经济基本稳定,发挥需求管理优势 |
| 8.4.1 采用积极的财政政策与稳健的货币政策协调配合 |
| 8.4.2 发挥政府投融资优势,从需求侧维护总量基本稳定 |
| 8.4.3 利用国债防范和化解系统性金融风险 |
| 8.5 长期促进结构调整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侧重供给管理 |
| 8.5.1 两大政策协调配合以科技创新引领经济增长动能转换 |
| 8.5.2 推动相关市场经济主体改革和发展 |
| 8.6 加大两大政策工具协调配合力度,提高政策效率 |
| 8.6.1 积极稳妥扩展赤字和债务规模,进一步优化政府债务管理 |
| 8.6.2 善于利用国债、国库现金增加货币供应量调控的主动权 |
| 8.7 进一步完善其他制度供给 |
| 参考文献 |
| 博士研究生学习期间科研成果 |
| 后记 |
（6）宏观经济波动对银行信贷行为的影响研究 ——基于银行异质性的视角（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导论 |
| 一、选题背景和研究意义 |
| 二、国内外文献综述 |
| 三、研究思路与方法 |
| 四、论文结构与内容 |
| 第一章 基础理论分析 |
| 第一节 委托代理理论 |
| 第二节 金融加速器理论 |
| 第三节 信贷周期理论 |
| 第四节 理论总结 |
| 第二章 银行业信贷行为的制度背景及典型性行为剖析 |
| 第一节 中国银行业发展与银行信贷行为的制度背景 |
| 一、早期计划经济体制下的银行业 |
| 二、银行业市场化改革的萌芽 |
| 三、亚洲金融危机和银行股份制改革 |
| 四、互联网金融对银行业的冲击 |
| 第二节 中国银行业的信贷行为的典型性剖析 |
| 一、银行信贷增速的剖析 |
| 二、银行不良贷款率的剖析 |
| 第三章 宏观经济波动、银行异质性特征的刻画 |
| 第一节 宏观经济波动的特征刻画 |
| 第二节 银行异质性的特征刻画 |
| 一、股权结构异质性 |
| 二、资本充足率异质性 |
| 三、资产规模异质性 |
| 第四章 宏观经济波动对银行信贷行为影响的实证分析 |
| 第一节 宏观经济波动对银行信贷增速影响的实证分析 |
| 一、理论分析和研究假设 |
| 二、模型设定与样本选择 |
| 三、描述性统计和相关性分析 |
| 四、回归分析 |
| 五、进一步分析 |
| 第二节 宏观经济波动对银行不良贷款的实证分析 |
| 一、理论分析和研究假设 |
| 二、模型设定与样本选择 |
| 三、描述性统计和相关性分析 |
| 四、回归分析 |
| 五、进一步分析 |
| 第五章 银行异质性对银行信贷行为影响的实证分析 |
| 第一节 银行异质性、宏观经济波动与信贷增速 |
| 一、理论分析和研究假设 |
| 二、模型设定和数据来源 |
| 三、描述性统计和相关性分析 |
| 四、回归分析 |
| 五、稳健性检验 |
| 第二节 银行异质性、宏观经济波动与不良贷款 |
| 一、理论分析和研究假设 |
| 二、模型设定和数据来源 |
| 三、描述性统计和相关性分析 |
| 四、回归分析 |
| 五、稳健性检验 |
| 第六章 银行异质性对银行信贷行为影响的进一步研究 |
| 第一节 银行盈利能力、宏观经济波动与银行信贷行为 |
| 一、理论分析和研究假设 |
| 二、模型设定和数据来源 |
| 三、描述性统计和相关性分析 |
| 四、银行盈利能力、宏观经济波动与信贷增速 |
| 五、银行盈利能力、宏观经济波动与不良贷款 |
| 第二节 银行上市、宏观经济波动与银行信贷行为 |
| 一、理论分析和研究假设 |
| 二、模型设定和数据来源 |
| 三、描述性统计和相关性分析 |
| 四、银行上市、宏观经济波动与信贷增速 |
| 五、银行上市、宏观经济波动与不良贷款 |
| 第三节 银行资产负债率、宏观经济波动与银行信贷行为 |
| 一、理论分析和研究假设 |
| 二、模型设定和数据来源 |
| 三、描述性统计和相关性分析 |
| 四、银行资产负债率、宏观经济波动与信贷增速 |
| 五、银行资产负债率、宏观经济波动与不良贷款 |
| 第七章 结论与政策建议 |
| 第一节 主要研究结论 |
| 第二节 政策建议 |
| 一、银行自身异质性的治理作用 |
| 二、银行业务层面 |
| 三、银行理财业务 |
| 四、防范国际金融风险 |
| 五、聚焦金融创新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博士期间科研成果 |
（7）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创新发展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1.1 论文选题背景及意义 |
| 1.1.1 市场理论在马克思经济学体系中具有重要地位 |
| 1.1.2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重要基石 |
| 1.1.3 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中国经济奇迹般腾飞的体制根源 |
| 1.1.4 推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创新发展是我国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必然选择 |
| 1.1.5 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创新发展在国际上引起了强烈反响 |
| 1.2 国内外关于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研究现状述评 |
| 1.2.1 国内学者对我国市场经济发展研究的基本现状述评 |
| 1.2.2 国外学者对中国市场经济发展研究的基本现状述评 |
| 1.3 本文研究的主要方法 |
| 1.3.1 逻辑与历史一致的方法 |
| 1.3.2 文献研读法 |
| 1.3.3 理论联系实际研究法 |
| 1.3.4 系统科学研究法 |
| 1.4 本文的主要内容、创新探索和分析框架 |
| 1.4.1 本文的主要内容 |
| 1.4.2 本文的创新探索 |
| 1.4.3 本文的分析框架 |
| 第二章 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创新发展的理论来源 |
| 2.1 马克思对市场经济的肯定性分析 |
| 2.1.1 社会经济三形态理论 |
| 2.1.2 世界市场理论 |
| 2.1.3 东方社会理论 |
| 2.1.4 对市场经济一般原理的具体论述 |
| 2.2 列宁在社会主义建设中对市场关系的认识与处理 |
| 2.2.1 从消灭商品交换到利用商品交换 |
| 2.2.2 从限制市场到引导市场 |
| 2.2.3 探索“以市场、商业为基础”的路子 |
| 2.2.4“整个看法根本改变”和经济范畴的运用 |
| 2.3 毛泽东的商品经济思想在新中国的初步发展 |
| 2.3.1 社会主义仍然存在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 |
| 2.3.2 社会主义条件下商品生产的性质需要辩证看待 |
| 2.3.3 社会主义商品生产的前途命运与社会生产力水平相联系 |
| 2.3.4 要重视和发挥社会主义价值规律的基本作用 |
| 2.4 邓小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思想的提出 |
| 2.4.1 革命战争时期邓小平市场思想的最初运用 |
| 2.4.2 主政西南时期邓小平市场思想的继续发展 |
| 2.4.3 计划经济体制下邓小平市场思想的不断深化 |
| 2.4.4 改革开放后邓小平市场思想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的新飞跃 |
| 2.5 东欧国家对市场经济理论的探索与反思 |
| 2.5.1 市场社会主义理论的最初探索——兰格模式 |
| 2.5.2 含有市场机制的计划经济——布鲁斯模式 |
| 2.5.3 宏观间接调控的自由市场协调——科尔内模式 |
| 2.6 对西方经济学家关于市场理论研究的有益借鉴 |
| 2.6.1 亚当·斯密的自由市场经济理论 |
| 2.6.2 马歇尔的新古典市场经济理论 |
| 2.6.3 凯恩斯的全面干预的市场经济理论 |
| 2.6.4 萨缪尔森的混合调节市场经济理论 |
| 2.7 对中国古代市场思想的继承与发扬 |
| 2.7.1 高度重视市场对发展生产的重要作用 |
| 2.7.2 主张对市场采取自由放任的政策 |
| 2.7.3 重视对国家的经济活动进行干预管理 |
| 第三章 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创新发展的实践景像 |
| 3.1 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历史前奏(1949—1978) |
| 3.1.1“第二次结合”的尝试:计划经济背景下市场因素的曲折成长 |
| 3.1.2 全面整顿的展开:中国改革开放的先声 |
| 3.2 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起步试验(1978—1984) |
| 3.2.1 农村改革的突破: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推行 |
| 3.2.2 企业改革的尝试:向国营工业企业“放权让利” |
| 3.2.3 城乡商品市场的恢复:农村集贸市场和城镇个体经济的发展 |
| 3.2.4 尝试市场新体制:经济特区的设立 |
| 3.3 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初步进展(1984—1992) |
| 3.3.1 农村改革的深化:乡镇企业的异军突起 |
| 3.3.2 企业改革的推进:进一步扩大企业自主权 |
| 3.3.3 流通领域改革的力度加大:从“双轨制”到“价格闯关” |
| 3.4 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持续推进(1992—2002) |
| 3.4.1 国有企业改革的深化:股份制的推行与“抓大放小”改革 |
| 3.4.2 民营经济的发展:从“补充地位”到“重要组成部分” |
| 3.4.3 政府管理职能的重要转变:宏观调控体系的初步建立 |
| 3.5 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逐步完善(2003—2012) |
| 3.5.1 所有制结构不断完善:国有资产管理体制改革和“非公36条”的出台 |
| 3.5.2 生产要素进一步市场化:现代市场体系的培育与完善 |
| 3.5.3 政府与市场准确定位:积极转变政府职能以完善宏观调控体系 |
| 3.6 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全面深化(2012——) |
| 3.6.1 经济新常态: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现实境遇 |
| 3.6.2 混合所有制经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的重要实现形式 |
| 3.6.3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深刻革命 |
| 3.6.4“一带一路”倡议: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空间张力 |
| 3.7 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创新发展的实践价值 |
| 3.7.1 推进了中国市场化进程步伐 |
| 3.7.2 创造了中国经济增长的奇迹 |
| 3.7.3 改善了中国人民的生活水准 |
| 3.7.4 提高了中国的国际经济地位 |
| 第四章 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创新发展的理论集成 |
| 4.1 推进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的发展深化 |
| 4.1.1 对传统计划经济理论的反思 |
| 4.1.2 以“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为原则 |
| 4.1.3“社会主义有计划商品经济”论的形成 |
| 4.1.4 建立“计划与市场内在统一”的经济体制 |
| 4.1.5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目标的确立 |
| 4.2 实现了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的有机结合 |
| 4.2.1 结合的理论前提:商品经济二重性 |
| 4.2.2 结合的现实前提:中国正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 |
| 4.2.3 结合的逻辑前提:市场经济中性论与社会主义本质论的提出 |
| 4.2.4 结合的关键节点:公有制与市场经济的有机结合 |
| 4.2.5 结合的基本途径:按公有制与市场经济的要求优化各自的实现形式 |
| 4.3 形成了中国特色市场决定论 |
| 4.3.1 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的理论内涵 |
| 4.3.2 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的范围限定 |
| 4.3.3 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与基础性作用的区别 |
| 4.3.4 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背景下的政府作用解析 |
| 4.4 形成了独具中国特色的宏观调控模式 |
| 4.4.1 宏观调控的常态化 |
| 4.4.2 调控目标的多元化 |
| 4.4.3 调控机制的一体化 |
| 4.5 形成了促进市场经济发展完善的新发展理念 |
| 4.5.1 创新发展:着力完善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动力 |
| 4.5.2 协调发展:强调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平衡性 |
| 4.5.3 绿色发展:指明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可持续性 |
| 4.5.4 开放发展:拓宽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空间张力 |
| 4.5.5 共享发展:完善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分配格局 |
| 4.6 彰显了区别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特征 |
| 4.6.1 公有制基础上的市场经济:中国市场经济赖以存在的所有制结构与资本主义不同 |
| 4.6.2 共同富裕的市场经济:中国市场经济分配制度所引致的后果与资本主义不同 |
| 4.6.3 以人民为中心的市场经济:中国市场经济的发展目的与资本主义不同 |
| 4.6.4 党的领导下的市场经济:中国市场经济与之联系的上层建筑与资本主义不同 |
| 4.7 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创新发展的理论价值 |
| 4.7.1 对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完善增加了崭新内容 |
| 4.7.2 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发展作出了新贡献 |
| 4.7.3 对新民主主义经济理论的继承与新发展 |
| 4.7.4 体现了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中国特色” |
| 第五章 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创新发展的时代方位 |
| 5.1 构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的重要维度 |
| 5.1.1 理解时代的立足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的政治经济学阐释 |
| 5.1.2 实践基础的重要构件:十八大以来我国市场经济发展的重大变革 |
| 5.1.3 理论标志的主要组成: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
| 5.1.4 立论依据的突出表现: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转换 |
| 5.2 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的必然要求 |
| 5.2.1 发展市场经济是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必经阶段 |
| 5.2.2 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提供坚实基础 |
| 5.2.3 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重要内容和途径 |
| 5.2.4 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必由之路 |
| 5.3 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的体制基础和制度保障 |
| 5.3.1 现代化经济体系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中的时代内涵 |
| 5.3.2 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与我国市场经济体制具有逻辑一致性 |
| 5.3.3 经济体制现代化是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的制度保障 |
| 5.3.4 以完善市场经济体制为抓手加快推进现代化经济体系建设 |
| 5.4 为解决人类问题贡献了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 |
| 5.4.1 为转型国家提供了一种可供借鉴的改革和发展模式 |
| 5.4.2 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带来了新的活力和希望 |
| 5.4.3 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了有力支撑 |
| 5.5 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创新发展的时代价值 |
| 5.5.1 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理论自觉和理论自信 |
| 5.5.2 推动中华民族赶上时代潮流的必要条件 |
| 5.5.3 发展21世纪中国的马克思主义的必然要求 |
| 第六章 中国社会主义市场创新经济发展的特色呈现 |
| 6.1 充分发挥创新型制度变迁对市场化改革的推进 |
| 6.1.1 注重制度建设“破旧”与“立新”的动态磨合 |
| 6.1.2 从单项制度变迁向制度结构变迁演进 |
| 6.1.3 宏观经济制度变迁与微观经济制度变迁同步进行 |
| 6.2 坚持适应生产力发展的市场化改革方式的稳步推进 |
| 6.2.1 以渐进方式稳步推进市场化 |
| 6.2.2 自下而上和自上而下的改革相结合 |
| 6.2.3 从局部性改革到整体推进 |
| 6.3 凸显以市场配置资源为目标的价格改革 |
| 6.3.1 价格改革是我国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关键 |
| 6.3.2 价格改革促进了市场制度建设 |
| 6.3.3 价格改革促进企业制度改革 |
| 6.4 注重生产力标准和价值标准的统一 |
| 6.4.1 生产力标准和价值标准是唯物史观的应有之义 |
| 6.4.2 生产力标准和价值标准的统一体现了社会主义的本质内涵 |
| 6.4.3 生产力标准和价值标准的统一是实现效率与公平的必然要求 |
| 第七章 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引完善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路径指南 |
| 7.1 继续推进基本经济制度的更加完善 |
| 7.1.1 持续增强国有经济的活力、控制力、影响力 |
| 7.1.2 毫不动摇地鼓励、支持、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 |
| 7.1.3 加快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 |
| 7.2 深入推动产权制度的更加完善 |
| 7.2.1 建立健全产权保护的法律法规 |
| 7.2.2 健全产权交易和流转制度 |
| 7.2.3 加强对产权市场运转的有效监管 |
| 7.3 加快实现要素市场化配置的更加完善 |
| 7.3.1 不断健全公开透明的市场规则 |
| 7.3.2 完善主要由市场决定价格的机制 |
| 7.3.3 着力推进要素市场体系建设 |
| 7.4 促进宏观调控方式和体系的更加完善 |
| 7.4.1 理顺政府与市场的关系 |
| 7.4.2 调整宏观调控的政策取向 |
| 7.4.3 完善宏观调控的方式方法 |
| 7.5 全面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
| 7.5.1 以要素新供给来提升全要素生产率 |
| 7.5.2 以结构性新供给来促进经济结构调整 |
| 7.5.3 以制度政策新供给来深化市场经济体制改革 |
| 7.5.4 推进供给侧改革与需求侧管理的协同统一 |
| 第八章 结论与展望 |
| 8.1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是我国市场经济创新发展的理论根基 |
| 8.2 当代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创新发展是理论与实践的双重探索 |
| 8.3 中国市场经济的发展完善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具有重要意义 |
| 8.4 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重要内容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在学期间的研究成果及发表的学术论文 |
（8）房地产行业对我国区域金融稳定的影响及对策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内容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导论 |
| 1.1 研究背景 |
| 1.2 研究意义 |
| 1.2.1 本文的理论价值 |
| 1.2.2 本文的现实意义 |
| 1.3 国内外研究现状 |
| 1.3.1 国外研究状况 |
| 1.3.2 国内研究现状 |
| 1.4 本文的研究思路与结构安排 |
| 1.4.1 研究思路 |
| 1.4.2 结构安排 |
| 1.5 本文的研究方法 |
| 1.6 本文的创新与不足 |
| 1.6.1 本文的主要创新点 |
| 1.6.2 本文的不足之处 |
| 第2章 区域金融稳定研究的理论与方法论基础 |
| 2.1 区域金融稳定理论简介 |
| 2.1.1 区域金融稳定的内涵 |
| 2.1.2 区域性金融风险的特点 |
| 2.1.3 区域性金融风险的危害性 |
| 2.1.4 金融风险评估系统及其在区域性金融稳定研究中的适用性 |
| 2.2 区域性金融风险的一般影响因素 |
| 2.2.1 区域性金融风险的一般影响因素 |
| 2.2.2 设置区域金融稳定评价指标体系时对相关因素的取舍 |
| 2.3 区域金融稳定研究的理论依托及分析框架 |
| 2.3.1 区域金融稳定的区域联系理论指导:金融地理学 |
| 2.3.2 区域金融稳定的区域联系技术指导:空间计量经济学 |
| 2.3.3 区域金融稳定的区域联系新领域:引力模型 |
| 2.4 区域金融稳定的研究框架 |
| 第3章 我国房地产行业的区域差异性分析 |
| 3.1 我国房地产行业发展的的区域差异性分析 |
| 3.1.1 关于区域划分及城市等级划分 |
| 3.1.2 我国房地产行业发展区域差异性分析 |
| 3.1.3 房地产行业发展对金融稳定的影响分析 |
| 3.2 我国房地产价格的区域差异性分析 |
| 3.2.1 我国房地产价格的区域差异性分析 |
| 3.2.2 房地产价格快速上涨对区域金融稳定的影响分析 |
| 3.3 我国房地产库存的区域差异性分析 |
| 3.3.1 房地产库存相关指标的界定 |
| 3.3.2 我国房地产库存的区域差异性分析 |
| 3.3.3 房地产高库存对区域金融稳定的影响分析 |
| 3.4 本章小结 |
| 第4章 房地产行业对省区金融稳定的影响 |
| 4.1 区域金融稳定综合评价 |
| 4.1.1 区域金融稳定评价指标体系的具体计算方法与数据说明 |
| 4.1.2 基于因子分析的区域金融稳定综合指数的计算 |
| 4.2 空间计量经济学模型简介及空间权重的设定 |
| 4.2.1 空间计量经济学模型简介 |
| 4.2.2 空间权重矩阵的设定 |
| 4.3 房地产行业对各省区金融稳定影响的实证检验 |
| 4.3.1 变量选取与数据说明 |
| 4.3.2 空间相关性检验及模型选择 |
| 4.3.3 模型结果 |
| 4.3.4 基本结论 |
| 4.4 本章小结 |
| 第5章房地产行业对城市金融稳定的影响 |
| 5.1 房地产行业对城市金融稳定的影响路径 |
| 5.2 城市房地产价格的空间分布特征及区域非均衡性 |
| 5.3 房地产库存对城市房地产价格的影响 |
| 5.3.1 变量选取及数据说明 |
| 5.3.2 空间相关性检验及模型选择 |
| 5.3.3 模型估计结果 |
| 5.4 本章小结 |
| 第6章 结论及政策建议 |
| 6.1 本文主要结论 |
| 6.2 政策建议 |
| 6.2.1 房地产去库存视角下维护区域金融稳定的基本对策 |
| 6.2.2 抑制房地产价格暴涨视域下维护区域金融稳定的现实性对策 |
| 6.2.3 兼顾去杠杆与去库存,因地制宜制定有针对性的房地产政策 |
| 附录 |
| 参考文献 |
| 后记 |
（9）中越两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构建比较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Abstract 第一章 绪论 |
| 一、研究缘起和研究意义 |
| （一）现实背景 |
| （二）研究意义 |
| 二、研究现状和文献综述 |
| （一）国内研究文献综述 |
| （二）国外研究文献综述 |
| 三、研究的主要内容 |
| 四、基本概念界定 |
| （一）经济制度，经济机制，经济体制 |
| （二）市场经济体制 |
| （三）计划经济体制 |
| （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
| （五）社会主义定向市场经济体制 |
| 五、研究方法 |
| （一）文献研究法 |
| （二）比较研究法 |
| （三）历史与逻辑相统一的方法 |
| （四）宏观研究和微观研究相结合的方法 第二章 中越两国构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理论基础和时代背景 |
| 一、中越两国构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理论基础 |
| （一）马克思、恩格斯有关“商品经济”的论述 |
| （二）列宁有关“市场经济”体制构建的论述 |
| （三）斯大林关于“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理论的论述 |
| 二、中越两国构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时代背景 |
| （一）中国构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时代背景 |
| （二）越南构建社会主义定向市场经济体制的时代背景 |
| （三）中越两国构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时代背景比较 |
| 小结 第三章 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构建 |
| 一、中国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探索 |
| （一）改革开放前中国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有限探索 |
| （二）改革开放后中国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构建 |
| 二、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构建的过程 |
| （一）1978—1992 年：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初步探索阶段 |
| （二）1992—2002 年：形成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基本框架 |
| （三）2002 年至今：逐步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
| 三、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内容 |
| （一）公有制为主体、多种经济成分共同发展 |
| （二）全国统一开放的市场体系 |
| （三）以间接手段为主的政府宏观调控体系 |
| （四）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 |
| （五）多层次的社会保障制度 |
| 小结 第四章 越南社会主义定向市场经济体制构建 |
| 一、越南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定向市场经济体制的探索 |
| （一）胡志明时期对社会主义定向市场经济体制构建的思想 |
| （二）阮文灵时期对社会主义定向市场经济体制构建的思想 |
| （三）阮富仲时期对社会主义定向市场经济体制构建的思想 |
| 二、越南社会主义定向市场经济体制构建的过程 |
| （一）1986—1995 年：提倡社会主义定向市场经济体制政策 |
| （二）1996—2005 年：越南社会主义定向市场经济体制的进程 |
| （三）2006 年至今：迈向现代化社会主义定向市场经济 |
| 三、越南社会主义定向市场经济体制的内容 |
| （一）建立混合经济 |
| （二）建立多种所有制经济、国有经济是关键 |
| （三）建立一个国际经济融合 |
| （四）根据劳动、经济效率和资本的贡献分配 |
| （五）鼓励所有组织和人民参与经济发展 |
| 小结 第五章 中越两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构建的比较 |
| 一、中越两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构建之同 |
| （一）中越两国理论创新之同 |
| （二）中越两国渐进实践之同 |
| （三）中越两国对外开放格局之同 |
| （四）中越两国国有企业改革之同 |
| 二、中越两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构建之异 |
| （一）中越两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指导思想不尽相同 |
| （二）中越两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概念不同 |
| （三）中越两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阶段划分不同 |
| （四）中越两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内容不同 |
| （五）中越两国政治改革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影响不同 |
| （六）中越两国国有企业改革的差异 |
| 小结 第六章 中越两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构建的借鉴与启示 |
| 一、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对越南的借鉴与启示 |
| （一）中国构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对越南的借鉴与启示 |
| （二）中国敢于实施突破政策对越南的借鉴与启示 |
| （三）中国以间接手段为主的政府宏观调控方式对越南的借鉴与启示 |
| （四）中国的国有企业改革对越南的借鉴与启示 |
| 二、越南社会主义定向市场经济体制对中国的借鉴与启示 |
| （一）越南先实践探索再理论提升的做法对中国的借鉴和启示 |
| （二）越南“换地聚田”与房地产业权对中国的借鉴和启示 |
| （三）越南进行制度化规划对中国的借鉴和启示 |
| （四）越南进行政治革新对中国的借鉴和启示 |
| 小结 第七章 中越两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构建存在的问题与未来走向 |
| 一、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构建的不足与未来走向 |
| （一）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构建的问题与不足 |
| （二）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构建的未来发展 |
| 二、越南社会主义定向市场经济体制构建的不足与未来走向 |
| （一）越南社会主义定向市场经济体制构建的问题与不足 |
| （二）越南社会主义定向市场经济体制构建的未来发展 |
| 小结 结论 参考文献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取得的研究成果 致谢 附件 |
（10）1993-2012年中国财政政策宏观调控效应的实证分析（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导论 |
| 1.1 问题的提出与研究意义 |
| 1.2 文献回顾 |
| 1.2.1 国外文献 |
| 1.2.2 国内文献 |
| 1.3 分析方法与主要创新点 |
| 1.4 结构安排与主要内容 |
| 第2章 理论演进与国际经验 |
| 2.1 财政政策的基本内涵 |
| 2.1.1 政策定义 |
| 2.1.2 目标体系 |
| 2.1.3 主要工具 |
| 2.1.4 政策类型 |
| 2.2 理论认识的历史演进 |
| 2.2.1 需求稳定能力之争 |
| 2.2.2 供给管理作用之争 |
| 2.2.3 动态一般均衡效应之争 |
| 2.3 政策实践的国际经验 |
| 2.3.1 需求管理型政策实践 |
| 2.3.2 供给管理型政策实践 |
| 2.3.3 结构性财政政策实践 |
| 第3章 政策实践历程与主要特征 |
| 3.1 政策运行背景 |
| 3.1.1 增长型经济波动 |
| 3.1.2 经济运行阶段特点 |
| 3.1.3 财税体制改革 |
| 3.2 政策实践内容 |
| 3.2.1 适度从紧的财政政策实践 |
| 3.2.2 积极财政政策实践 |
| 3.2.3 稳健财政政策实践 |
| 3.2.4 新一轮积极财政政策实践 |
| 3.3 政策实施特征 |
| 3.3.1 政策框架的总体特征 |
| 3.3.2 政策措施的典型特点 |
| 第4章 经济稳定效应 |
| 4.1 总需求管理的理论基础 |
| 4.1.1 比较静态分析框架 |
| 4.1.2 动态一般均衡分析框架 |
| 4.2 政策乘数估计 |
| 4.2.1 经验估计方法 |
| 4.2.2 比较静态乘数 |
| 4.2.3 一般均衡乘数 |
| 4.2.4 冲击反应函数 |
| 4.3 稳定效应分析 |
| 4.3.1 产出缺口估计 |
| 4.3.2 总体政策的稳定效应 |
| 4.3.3 不同政策工具的稳定效应 |
| 4.3.4 不同调控机制的稳定效应 |
| 4.3.5 影响稳定效应的主要因素 |
| 第5章 结构调整效应 |
| 5.1 财政政策与产业结构调整的理论联系 |
| 5.1.1 产业结构及其变动 |
| 5.1.2 财政政策的结构调整机制 |
| 5.1.3 财政政策结构效应的约束因素 |
| 5.2 计量模型、估计方法与数据处理 |
| 5.2.1 基准计量模型设定 |
| 5.2.2 面板数据估计方法 |
| 5.2.3 变量设置与数据说明 |
| 5.3 财政政策调整产业结构效应的经验证据 |
| 5.3.1 产业结构水平的新度量 |
| 5.3.2 财政收支总量的政策效应 |
| 5.3.3 财政收支总量政策的区域效应 |
| 5.3.4 财政收支结构的政策效应 |
| 5.3.5 财政收支政策的长期效应 |
| 5.4 财税政策与我国高新技术产业发展 |
| 5.4.1 高新技术产业发展与产业结构升级 |
| 5.4.2 促进高新技术产业发展的作用机制 |
| 5.4.3 促进高新技术产业发展的实际效果 |
| 第6章 长期增长效应 |
| 6.1 财政政策的长期增长促进机制 |
| 6.1.1 新古典增长理论框架 |
| 6.1.2 内生增长理论框架 |
| 6.2 计量模型、估计方法与数据处理 |
| 6.2.1 基准计量模型 |
| 6.2.2 动态面板估计方法 |
| 6.2.3 变量设置及数据说明 |
| 6.3 财政政策促进长期增长的经验证据 |
| 6.3.1 财政政策与人均GDP增长 |
| 6.3.2 财政政策与劳动生产率增长 |
| 6.3.3 财政政策与全要素生产率增长 |
| 6.4 财政政策影响长期增长的作用渠道 |
| 第7章 结论与建议 |
| 7.1 主要结论 |
| 7.2 研究启示 |
| 7.3 政策建议 |
| 7.3.1 完善财政规则 |
| 7.3.2 优化支出结构 |
| 7.3.3 推进税制改革 |
| 7.3.4 协调财政与货币政策 |
| 7.4 研究展望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 |
四、2004年中国经济不可能过热的十大原因（论文参考文献）
- [1]中国在全球气候治理中的角色研究[D]. 李波. 山东大学, 2020(02)
- [2]转型期地区经济增长的“双主体”：地方政府与企业家[D]. 刘志永. 山西财经大学, 2020(12)
- [3]中国政治情境中的弹性行政研究（1949-2019）[D]. 徐浩. 南京大学, 2019(07)
- [4]中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历史进程和基本经验[D]. 王锐. 中共中央党校, 2019(01)
- [5]我国宏观调控中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协调配合研究[D]. 龙小燕. 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 2019(01)
- [6]宏观经济波动对银行信贷行为的影响研究 ——基于银行异质性的视角[D]. 周鹤峰.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 2018(04)
- [7]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创新发展研究[D]. 钱路波. 南京航空航天大学, 2018(01)
- [8]房地产行业对我国区域金融稳定的影响及对策研究[D]. 申博. 天津财经大学, 2018(05)
- [9]中越两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构建比较研究[D]. 范氏周红（PHAM THI CHAU HONG）. 华南理工大学, 2017(06)
- [10]1993-2012年中国财政政策宏观调控效应的实证分析[D]. 宋来. 上海交通大学, 2017(06)
标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论文; 银行信贷论文; 经济论文; 房地产金融论文; 信贷规模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