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督教家庭和国家概念

一、基督教的家、国概念（论文文献综述）

戎琦^[1]（2021）在《梁乔汉《港澳旅游草》中的华夷意识》文中指出晚清广东顺德籍文人梁乔汉刊于1900年的诗集《港澳旅游草》展示了近代中国沿海开埠城市一个普通下层文人的华夷意识。《港澳旅游草》汇集68首抒写香港、澳门风土人情、宗教文化、名胜古迹的诗作。作品流露的华夷意识之"夷"指向西方民族国家。其华夷意识表现为:具有初步的主权意识,在主权上严守华夷之防;隐约感知西方器物、先进技术和博物院背后的文化迥异于华夏文化,以幽默的方式消解传统的华夏文化优越感;带着好奇和善意看待港澳社会中的西洋风俗,并不抱持华夏文化优越感,甚至在特定的场合融入"华夷融趣"的氛围之中。梁乔汉的华夷意识有别于晚清保守派官绅,而其在文化层面的轻松感也与开明官绅和思想精英的忧愤感有别。梁乔汉的华夷意识没有上升到深入比较中西文化和制度以及思考中国现代化的出路,却一定程度折射出当时中国沿海开埠城市平民接受西风东渐的状况。

戴巍巍^[2]（2020）在《“家国”思想的秩序机制研究》文中提出“家国”思想是中国传统社会稳定而有序的行为期待化简机制。社会系统理论认为,社会的存在与发展源于人的“期待”多样性以及由此带来的“失望”可能,即社会的复杂性与偶在性,伴随着这种复杂性与偶在性的生产,人的行为会逐渐趋向于实现一种能够使自己的期望得以实现的选择——“有序性”由此产生,“有序”在实现期望的同时也会产生新的“期望”与新的“可能”,于是,在复杂性不断生产的环境下,人就会越来越倾向于“本能的”寻找一种能够“化简”社会不确定性与失望可能的方法,这种方法并非必须来自于本人的行为体验,它应该更简单、更具有可重复性,即以他人的选择作为自己选择的依据,这就是人在面对社会复杂性与偶在性时所产生的选择结构——“选择之选择”。当这种结构获得大多数体验关系之外的第三方认可时,即“制度化”之后,它就成为一种在多数的人群中被“遵守”的、面对行为期待的“复杂性化简机制”。社会系统理论认为,整体意义上的“社会”由不同的社会子系统组成,它包括但不限于思想、文化、艺术、法律、宗教等,每一种社会子系统的分化、运行都遵循着社会发展的一般逻辑——源于复杂性与偶在性的生产,且每一种社会子系统的演进都与其他子系统相联系——交互性,于是可以认为,每一种社会子系统的分化与演进都同时来源于系统内部与外部的互动,并不断生产出新的“复杂性”与“偶在性”。对“家国”思想的观察同样符合社会学的一般判断,作为生发于中国文化土壤中的思想体系,“时间维度”、“社会维度”与“事实维度”的交互使其不断内生出行为期待的复杂性,也不断需要面对在环境交互体验中实现“选择化简”的功能性要求。此外,子系统的演进并不会使社会整体失去其“独立存在”的意义,一种稳定而有序的化简机制,或称一种秩序状态——无论宗教、巫术、法或力量等——都会面对环境复杂性增加所带来的新的化简机制的挑战。“法”是人类发现的最为有效的选择结构,当然,法的表述是多样的,其功能性的表达方式也是多样的,在时间维度上观察“法”,是了解社会结构一般类型的有效进路。“家国”思想是中国人对社会进行观察与体验的总结,她包括了对“人”、“家”与“国”的情感认知,也包括了在与环境交流过程中的行为体悟。首先,传统文化中的个人、家与国不仅是对“自然”状态的描述,更是一种社会化的总结,它指向“亲情”、指向“关系”,也指向“伦理”,“家国”在中国文化中不仅仅是“领域”,更是“场域”,是一种社会功能的集合。其次,社会化的“家国”除了满足“生育”与“互助”的功能,还表征了一种生存活动的范围与一种情感寄托的载体;其三,在围绕“亲情”与“关系”而形成的思想体系中,“孝”与“易”突出的体现了“家国”思想的精神核心——伦理本位,与功能目的——兼容进化。“家国”思想是一种不断进化的思想体系,她有着鲜明的民族性、地域性与历史性特征。对“家国”思想的经验观察可以从中国历史的远古期——夏、商、周时代开始,这是中国由奴隶制向封建制社会转型的时期,也是传统文化脱离“鬼神巫术”,进入理性哲学时代的开始。首先,夏、商时期的神话传说中包含三个主要的思想倾向——天命神权、五行相续与“人”之有为,这突出表现了中国文化在源头上对“人”与“现实”的重视。周代是中国伦理观念的成型期,也是宗法制度的发展期,社会思想不仅强调对“天”的遵从,也将“天”具象化为“祖”与“宗”,从而在淡化了“神”的权威的同时强调了“人”的力量;其次,春秋战国时期是“家国”思想的诞生期,社会精英思想中的“家国”理念伴随着“贵族”文化向“平民”文化的传递获得了更为广泛的认同,人的行为开始在“家国”思想的干涉下形成独具中国文化特质的选择结构,“儒”更以其独立的姿态与信仰——尊天配德与无讼不争——催生并推动了这种继之于“礼”的秩序。第三,萌芽于商、周,诞生于春秋、战国的“家国”之序自始便源于一种集“百家相合”的思想体系,“家国”之“理”是“德”、是“仁”、也是“礼”,是一种对习惯的默认,一种对道德的追求,更是一种对规范的遵守,在经历了两汉、魏晋、隋唐的大融合与大发展之后,“家国”思想终于在两宋时期由理学家们塑造成一种成熟的、包容的、进化的规范体系。“家国”思想的规范结构表现为:一般的一致性行为期待。社会系统理论认为,社会复杂性与偶在性的生产最终会导致认知类型的分化,即认知期待与规范期待,这种趋势是为了适应社会的演进,但也同时促进了复杂性的增长,于是“化简”的功能需求就成为社会体验的焦点。规范的结构化是为了以一种选择之选择代替亲自体验过程中的偶在性生产,同时,它会在体验者中产生一种“成功选择”的意义传递,这就强化了已有的化简结构,也造成了意义的同一化传递——规范的一般性特征。在“家国”思想的社会学观察过程中,这种“一般化”趋势以“仁”的意象获得表达,她不但满足了卢曼就“角色”与“程式”在一般化机制上的功能性判断,更在“人格”与“价值”上表现出“超越理论”的一般化能力,这当然是传统文化的独特性使然,同时也是“家国”思想功能性的独特注释。“不一致性”是指不同的同一化机制之间自然会产生的抵触与排斥,在卢曼的理论中,这是“必然”。当然,它也出现在“家国”思想的同一化进程中,但这种不一致性并没有造成期待结构的崩溃,它在中国文化的环境中以一种独特的方式被弱化以致消弭,这种“方式”就是“家国”思想中蕴含的“中庸”与“伦常”。“家国”秩序是一种稳定而有序的进化机制。秩序的进化以社会进化的一般理论为进路,卢曼认为社会的发展依赖于复杂性与偶在性的生产,这种生产当然发端于人的生理能力的进化,但在社会获得一定程度的复杂性之后,社会主要的复杂性生产机制就不再源于“自然”,而是源于社会交互的体验,于是一种更具社会属性的复杂性生产机制成为了“进化”追求的目标。不同的化简机制在面对社会复杂性时会抱持不同的“态度”,“宗教”的“漠视”机制虽然也会形成一种稳定而有序的期待结构,但它“无法”也“无意”于社会复杂性的生产,也就无法实现对社会进化的促进与推动,“法”是一种具备“兼容性”的化简结构,它能够通过“专业化”与“程序分化”实现对社会复杂性的同一化传递,并能够在“兼容”不同化简机制的作用过程中实现对复杂性与偶在性的生产。传统中国社会的期待结构是“家国”思想,她不但实现了社会的功能分化,实现了“礼法规范”的专业化与职业化,更以其独特的“包容性”品质表达着中国传统社会的稳定与有序,从“思想”而始的“家国”精神凸显了中国文化中的“以人为本”,凸显了“人人和谐”,更凸显了中国独有的进化机制——“家国之序”。

刘棒^[3]（2020）在《塑造家国之民：“新生活运动”语境下上海报刊中的“家庭”图像研究（1934-1937）》文中认为“新生活运动”是20世纪三四十年代中国国民党发起的一场国民改造运动。在中国的近代化进程中,以“规矩”“清洁”以及“军事化”“生产化”“艺术化”为要旨,主张通过“衣食住行”“蔬米布帛”等方面的文明和卫生来实现民族复兴的“新生活运动”,实际与救亡图存的近代改良脉络一脉相承。时代环境使“新生活运动”具有鲜明的军国主义色彩和反共倾向,这是其反动的一面,而该运动希望通过对日常生活的改造,塑造具有民族精神的近代国民,仍具有一定历史意义。在这场以日常生活改造为主要内容的运动中,诸多运动举措都聚焦于家庭空间、家庭关系或特定的家庭成员,家庭成为规训国民的重要场所,因而,这一时期以家庭为母题的图像值得关注。“新生活运动”采取以家喻国的方式解释具有近代意义的国民与国家之间的关系,并对传统道德秩序呈现出极大兴趣。在运动中,女性被塑造为回到家庭的贤良形象,儿童则在国家的“保种”话语下体验着竞争与集体的含义。运动对“整齐划一”的集体性的强调,促成了集团婚礼这一新式婚礼形式的出现,集团婚礼的程序与组织形式,显示着国家的公权力开始渗透进家庭之私领域。以“卫生”“文明”为名义的各种生活方式改造,则在促进生活近代化的同时重新厘定国家权力的界限。“新生活运动”以家为单位的身体规训,显示了近代化过程中个人、家庭与国家之间关系的变化与矛盾。本文分为四个章节。第一章介绍“新生活运动”的相关内容与实施情况,分析运动所采用的话语模式及运作特征,并对“新生活运动”中家庭的社会性质进行分析,围绕集团婚礼的图像概括“新生活运动”所希望塑造的家庭形象;第二章是本文的核心章节,该章节聚焦于运动语境下报刊中的家庭成员形象,其中以女性与儿童为主。第一节从怀抱婴孩的女性这一报刊频繁出现的图式入手,以图式“继承”与“修正”的相关线索挖掘运动话语所塑造的女性形象和家庭、国家之间的关系。第二节分别从卫生宣传画、医疗保健品广告、摄影几方面入手,总结儿童形象所体现的家国关系。卫生、健康、竞争、集体的概念将儿童塑造为家庭与国家的希望,各种规训话语也塑造着儿童的身体;第三章围绕着秩序性这一主要特征分析运动如何通过视觉图像传达集体的秩序与家庭生活的秩序,考察图像的语言、形式与视觉机制所表征的运动话语;第四章则将具体的运动举措放置于近代化背景下,对运动关于“家庭”图像的表现进行社会层面的总结:围绕着家庭进行的改造活动,不仅体现了两党的分歧,还反映出塑造民族意识的近代化过程中个人、家庭与国家之间深刻的矛盾。

王艳^[4]（2019）在《教科书中民族精神的演绎与呈现 ——基于民国时期（1917-1934）小学公民科教科书的分析》文中指出近些年来,民族精神培育作为各国传承其文化传统和培养民族认同感的趋势和要求,具有极其重要的地位和作用。而且,当前从教科书视角来探究民族精神的落实已经成为教育研究的热点。民国时期作为中西文化大融合的时期,此时的公民教科书作为传递公民知识和培养学生价值观念的重要媒介和工具,更是具有其特殊性。研究民国公民科教科书对于中华民族精神的呈现,也是如今面对世界文化碰撞、交流民族精神培育的应有之义,更有助于我国当前德育教材的编写和民族精神教育的进一步发展。本研究综合采用文献研究法、文本分析法和比较分析法的研究方法,对民国1917年—1934年不同时期的三套公民教科书中华民族的演绎及其渗透机制进行系统的剖析,总结民国时期公民科教科书民族精神渗透机制和培育方式的基本特点,力求为我国中华民族精神培养提出优化策略。本研究共分为三大部分六个章节,在第一部分主要概述了研究背景和研究现状,并且建构了教材选文系统分析、作业系统分析和综合实践系统分析的教科书分析框架,确立了本研究的整体研究思路。第二部分是研究的主体部分,依据上述分析框架对民国时期（1917-1934）的中华民族精神的演绎和公民教科书对中华民族精神的呈现进行分析。发现1917年出版的《国民学校公民读本》更加偏好介绍国家知识,帮助学生树立国家观念,在体裁采用知识陈述的方式,选材的范围多局限于介绍国情和政治制度等我国政治知识,在教育教学上采用形式教学的方式,练习系统的设置也多为思考课本知识,在评价方式上以教师评价和书面测试为基本测量方式;1924年出版的《新学制公民教科书》的内容虽然仍以国家知识介绍为主,但开始关注学生私德和公德的培养,在体裁的选择上更加多样化:出现故事、对话和规章的形式,在教育教学上基本沿用了形式教学法,练习系统的设置也基本为思考课本内容的知识,在评价方式的选择上也基本以教师考评和书面测评为主;1933年陆伯羽编撰的《模范公民训练册》更加偏好学生私德的培养与良好行为的构建,体裁上更加丰富化和多样化,内容涵盖古今中外,更是出现了单元教学体例将课文进行了统整,在教育教学上选择了重实践以及多学科融合教学的方式,在练习系统的设置上一改以往思考课本知识内容的方式,开始关注学生本身的发展,在评价方式上采用学生、家长和教师三方参与,书面、实践记录等多形式的评价方式,更加注重学生的成长过程。本文还从中华民族精神中的国家与个人、社会与个人、人与人三对关系来呈现中华民族精神的传承与变迁:在国家与个人的关系上,“家国一体”思想下的爱国主义经历忠君到爱国,从遵循天下观念转变为国家观念;在社会与个人的关系上从重“独善其身”的私德培养到强调“兼济天下”的公德心建构;人际关系上,沿袭了以往的“以礼待人”的和谐社会观,但又更加强调人的独立性和自主性。基于上述研究,第三部分主要是总结和反思我国民族精神的演绎,从选文系统、练习系统、综合实践系统以及评价方式对德育教科书民族精神有关内容的设计和编撰策略提出建议。

杨哲明^[5]（2019）在《试论德川幕府时期“锁国祖法”形成和瓦解》文中指出随着幕藩体制的巩固,德川幕府对外贸易政策开始发生变化,“锁国政策”逐步形成。为了禁止基督教在日本传播,第二代幕府将军德川秀忠于1616年下达禁令,规定葡萄牙、英国等国的贸易船只只能在长崎、平户两地进行交易。德川家光亲政后,进一步强化其父德川秀忠的对外方针,先后五次颁布“锁国令”。德川幕府历时数十年,通过发布一系列奉书、觉书等方式,最终形成“锁国政策”。“锁国政策”的形成原因,必须从当时幕府所处的具体历史环境中寻找。为了垄断对外贸易、独享对外贸易利润,为了巩固新建立的幕藩体制,为了禁止天主教思想渗透,为了强化日式华夷意识、构建日式朝贡体系,德川幕府实行“锁国政策”是大势所趋。德川幕府实行“锁国政策”虽有合理性,但在将其升格为“锁国祖法”之后,其合理因素逐渐丧失。“锁国政策”与“锁国祖法”无论在内容上还是性质上都存在着本质差异,从“锁国政策”到“锁国祖法”带有质的转变,且这种转变是逐步演进的。田沼意次执政时期,虽已有完备的“锁国政策”,但并未将其纳入到“决定通商与否”的关键因素中。松平定信执政时期,在应对俄国使者拉克斯曼来航时,松平定信依据历次“锁国令”创造出了“锁国祖法”。幕府承袭了松平定信所提出的“锁国祖法”概念,在应对雷萨诺夫时,采用强硬方式固执地拒绝其通商请求。幕府在坚持“锁国祖法”立场下赢得了对俄国外交斗争的胜利,此又反作用于“锁国祖法”,加强了其在日本朝野上下的影响力。“锁国政策”从一个普通的对外政策上升到国家的主导思想,“锁国祖法”最终确立。1853年佩里率领舰队驶入浦贺港,“联俄抗美”,成为中下层官员的主流意见,“锁国祖法”思想首先在中下层官员中瓦解。1854年,佩里再次到达浦贺港,日美双方在横滨签订《日美和亲条约》。“锁国祖法”的瓦解呈现不可逆转之势。《日美和亲条约》缔结后,英国和俄国紧跟美国的脚步而来,幕府上层官员也萌发了“开国通商是世界趋势、日本也不能例外”的思想。1856年,美国总领事哈里斯进驻下田港,日美双方签订《日美友好通商条约》。该条约的签订以一种公开的方式表明“锁国祖法”的彻底瓦解。“锁国祖法”源于政府禁令,终于对外条约。“锁国政策”虽有一定的合理性不应一笔抹杀,但也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日本对外交流。“锁国祖法”则将这种阻碍扩大化、极端化,使日本错失自主有序开国的历史机遇。

蒋文浩^[6]（2019）在《晚明文学新质素 ——传教士的汉文写作及其影响》文中指出晚明时期的西学东渐,在中国乃至世界文化发展史上都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在晚明时期,以传教士的写作为主要媒介,东西双方第一次以相对平等的关系在精神、文化层面展开了交流。传教士所译着文献的输入与传播,成为这一时期的文化交流的一大特色。本文聚焦于晚明传教士的写作与晚明文学的关系。以晚明传教士译着的中文文献、晚明士人与之相关的文学创作以及传教士与其时文人的交游关系为研究对象。此外,本文从传教士译着写作策略的影响、传教士写作与晚明文学的互文关系以及传教士写作如何使中国文学走入世界文学三个方面出发,考察晚明传教士的写作与晚明文学的关系,分析传教士写作使晚明文学产生了怎样的新质素。本文在方法论上追随许理和、钟鸣旦提出的“互动与交流框架”（Interact ion and Communication Framework）。基于东西方的平等对话和互动,探索彼此不断发展变化的内在动因和价值取向。主要考察晚明传教士写作及其在中国文人笔下的回响。由于东西方身份立场和所接受传统的不同,传教士写作在晚明文人中的传播展现出对同一问题存在不同认识的情况。这不仅是一个传播与接受的简单过程,更是对信息的再处理和对原有价值观的重新阐释。在这种互动交流之下,一方面可以看到传教士的写作是如何与中国旧有文学传统互动,又是如何影响中国文学开创新传统的;另一方面,由于东西方的互动交流,也使晚明文人逐步产生“世界意识”,使晚明文学走入世界文学。本论文由五部分组成。绪论介绍选题缘由,梳理对于晚明传教士写作的研究现状,总结前人研究的主要观点和不足之处。最后说明本文分析晚明传教士写作与晚明文学关系时所采用的切入视角及选题意义。第一章分析晚明传教士写作时采用的“合儒”策略。“合儒”策略即以儒家的经典与基督教的教义及其包含的人文精神进行互译,以求达到融合。在具体方式上则采用儒家的词汇来与西方的概念一一对应进行解释。但本文认为,“合儒”只是手段,而目的在于传播其“合儒”策略下包含的“反叛意识”,以“儒”的外衣传递与儒家完全不同的价值取向。而这种写作策略也潜在地影响了晚明文学,是晚明文学两种转向中的一个影响因子。两种转向,其一是在审美范畴上追求个体的独立,其二是在人文学术研究上追求实学。第二章从文学理论、文学评点与文学素材入手,梳理这三个方面在晚明时期出现了何种新的变化,并探索这些变化与晚明传教士写作的关系。本文认为由于传教士写作的影响,在晚明文学的内容中出现了新的质素。第三章从晚明文学与世界文学的关系入手,分别讨论东西方“文学”这一概念在晚明的汇通、晚明士人“世界意识”的雏形以及晚明文学对于世界文学的意义。本文认为这在一定程度上都与传教士写作有关。论文指出传教士在写作传教时,自觉借鉴本土观念与本土形式,借助其认知结构进行传教。而在这个过程中,对于文学,其利用中国的旧有传统,并加以改造,形成了一种新型传统的萌芽,并影响着中国文学。虽对中国传统文学并没有造成绝对性冲击,但也因其影响,使中国文学变得更为复杂,出现了新的质素。同时,这也是中西文学第一次深入的平等交流,对于世界文学及中西文学比较研究具有重大意义。

蹇灼^[7]（2019）在《沃尔特·饶申布什社会福音思想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沃尔特·饶申布什（Walter Rauschenbusch,1861-1918）是19世纪美国浸礼会的一位牧师、基督教新教神学家和社会福音运动的领导人。饶申布什所生活的时代,正值美国工业革命深入开展之际。在社会经济迅速发展的同时,诸如失业、经济失衡、社会不公、政府腐败、贫富差距加大等社会问题也伴之而生。这引起了以饶申布什为代表的一批基督教新教进步人士的关注,他们试图以基督教教义为基础去解决社会面临的问题,但是基督教传统个人得救的理论却无力提供有效的答案。因此,饶申布什转而回到《圣经》的研究,并逐渐孕育其社会福音思想。饶申布什的社会福音思想以《圣经》为其思想理论的基础,同时还汲取了基督教传统神学思想、达尔文进化论以及马克思主义学说等,主张基督教与社会有机结合,强调罪的社会性、社会救赎、上帝之国的社会理想以及教会的社会角色等。饶申布什社会福音思想的核心是上帝之国的社会理想,即耶稣基督救赎世人的最终目的是上帝在地球爱与公义的统治和上帝之国的神圣社会秩序在人间的建立与实现。在上帝之国信仰的基础上,饶申布什重新阐释了罪、救赎以及教会角色等基督教教义。饶申布什社会福音注重本罪以及人类社会整体的罪恶,强调罪的本质是人性自私的表现;其救赎观强调对人类社会生活秩序的拯救与重建;其教会观强调恢复上帝之国信仰的教会是上帝神圣社会生活秩序在地球已经实现的部分。因此,教会作为人类生活中已经基督教化的部分便应该承担起对人类未实现基督教化社会部分的救赎与重建事工,教会存在的最高目的也是作为实现上帝之国的执行工具和基督精神与信仰的传承者。饶申布什的社会福音思想及社会实践活动给当时乃至后世带来了持续且深远的影响,其社会福音丰富和发展了基督教神学。与此同时,在社会福音思想的指导下,饶申布什及其追随者身体力行,针对19世纪末20世纪初美国社会出现的诸多社会问题,领导开展了社会福音运动以及一系列社会活动,在一定程度上改善了当时美国的社会状况,引起了人们对社会现实问题的关注,推动了美国社会改革,有效地缓和了当时美国的社会矛盾。

陈静^[8]（2019）在《论新井白石的地理观》文中研究指明新井白石作为江户幕府有名的政治家和学者而广为人知,出身于武士之家的白石,自小便有做学问的志向,之后潜心研习,自己深受儒家思想的影响。新井白石不仅在政治上成为“正德之治”重要的推动力,在对外方面也起着重要的作用,在担任幕府将军顾问期间,主要负责了对意大利传教士西多蒂的审问以及朝鲜使节的接待。新井白石在处理外务的过程之中,逐渐形成了自己独特的对外认识,反映了他的政治与文化地理观念。此外作为日本对西洋认识的第一人,新井白石对此后日本接受西洋文化的态度产生重要影响。全面认识新井白石的地理观,有利于考察和研究江户时代兰学的兴起脉络以及当时日本先进的知识分子对国际形势发展的把握。本文主要分为四个部分进行研究。第一部分是对新井白石政治地理观的研究。“华夷秩序”是古代东亚地区以中国为中心的一种政治秩序,受周边各国的承认与遵从。新井白石在处理对朝鲜以及琉球事务时,其逐渐形成以日本为中心的华夷秩序观念。新井白石通过贬低朝鲜,来达到抬高日本地位的目的。并在接待朝鲜使节的过程中,将其“日本优位思想”落到实处。第二部分主要探讨新井白石准确严谨的世界地理观念。利玛窦地图的东传日本冲击了中日两国传统意识上的“中国中心”的天下观,也使得新井白石开始从地理上面抬高日本的国际地位。此外以审问西多蒂为契机,新井白石了解到了许多先进的世界历史地理知识,并展开了对世界地理的研究,形成先进且严谨的世界地理观念。第三部分则主要探讨了新井白石对异域文化的态度与观念。通过对新井白石着作的研究,可以看出新井白石在对外国文化感兴趣的同时,也表达了自己对异域文化的批判与防范。最后一部分则是新井白石地理观的影响。新井白石地理观的形成以及内容,不仅完善了自身的学术体系,使其站在更开阔的国际视野的角度去对语言进行对比研究。并且也增强了自身的国防意识,其接受西洋器物而批判天主教的态度也影响了日后日本对待西洋文化的态度。

李动旭^[9]（2018）在《晚清国际法翻译中的“藩属”概念与藩属观念的衍化》文中指出从19世纪后半叶开始,晚清士人在翻译国际法过程中将西方封臣国（vassal state）、保护国（protected state）、从属国（dependent state）、殖民地（colony）等概念译成中国原有的"属国"等词语,形成对所谓泰西"藩属"的新认知,也引起中国本土藩属观念的变化。泰西"藩属"观念本身由数种西方国际关系混杂而成,模糊而多歧,将西方保护关系、殖民关系、其他各种从属关系都纳入"上国-属国"观念,不仅影响了时人对藩属问题的新思考,也对后世认识东西方国际关系影响深远。这说明晚清东西两种国际关系的交叉互动情形,或许比既有的理解更加复杂。

杨华明^[10]（2017）在《再洗礼派的历史溯源》文中提出再洗礼派（Anabaptists）,亦称重洗派,是16世纪宗教改革时期一些否认婴儿洗礼的效力、主张成人洗礼的激进派别之总称。相对于路德、加尔文和茨温利等人展开的主流派宗教改革（或称威权式宗教改革magisterial Reformation）与公教会相应发起的反宗教改革而言,再洗礼派改革可称为第三类改革。之所以将再洗礼派称为"激进派"（Radicals）,是因为"激进"一词不仅能表达出该派相较于主流改革派更为彻底的革新教会之理念与手

二、基督教的家、国概念（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基督教的家、国概念（论文提纲范文）

（1）梁乔汉《港澳旅游草》中的华夷意识（论文提纲范文）

（2）“家国”思想的秩序机制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3）塑造家国之民：“新生活运动”语境下上海报刊中的“家庭”图像研究（1934-1937）（论文提纲范文）

（4）教科书中民族精神的演绎与呈现 ——基于民国时期（1917-1934）小学公民科教科书的分析（论文提纲范文）

（5）试论德川幕府时期“锁国祖法”形成和瓦解（论文提纲范文）

（6）晚明文学新质素 ——传教士的汉文写作及其影响（论文提纲范文）

（7）沃尔特·饶申布什社会福音思想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8）论新井白石的地理观（论文提纲范文）

（9）晚清国际法翻译中的“藩属”概念与藩属观念的衍化（论文提纲范文）

四、基督教的家、国概念（论文参考文献）

• [1]梁乔汉《港澳旅游草》中的华夷意识[J]. 戎琦. 华文文学, 2021(04)
• [2]“家国”思想的秩序机制研究[D]. 戴巍巍. 吉林大学, 2020(08)
• [3]塑造家国之民：“新生活运动”语境下上海报刊中的“家庭”图像研究（1934-1937）[D]. 刘棒. 四川美术学院, 2020(03)
• [4]教科书中民族精神的演绎与呈现 ——基于民国时期（1917-1934）小学公民科教科书的分析[D]. 王艳. 浙江大学, 2019(05)
• [5]试论德川幕府时期“锁国祖法”形成和瓦解[D]. 杨哲明. 中央民族大学, 2019(10)
• [6]晚明文学新质素 ——传教士的汉文写作及其影响[D]. 蒋文浩. 山东大学, 2019(09)
• [7]沃尔特·饶申布什社会福音思想研究[D]. 蹇灼. 四川师范大学, 2019(02)
• [8]论新井白石的地理观[D]. 陈静. 湖北大学, 2019(05)
• [9]晚清国际法翻译中的“藩属”概念与藩属观念的衍化[J]. 李动旭. 近代史学刊, 2018(02)
• [10]再洗礼派的历史溯源[J]. 杨华明. 基督宗教研究, 2017(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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