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2002年中国建筑业十大新闻（论文文献综述）
胡锡琴[1]（2021）在《新世纪中国对非洲援助的经济增长效应研究》文中提出新世纪以来,随着“中非合作论坛机制”的建立,中非战略合作伙伴关系的确立,尤其是中非命运共同体的构建,中国对非洲援助秉承“义利相兼”的理念,充分彰显“平等、互助、互惠、精准、包容”的援助特征,对非洲援助的力度和深度都呈现出前所未有的提升,在国际对非洲援助领域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面对国际风云变幻,中国坚守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主旋律,构建中非命运共同体将成为新世纪中国对非洲援助的首要目标和行动方向。虽然国际、国内社会关于中国对非洲援助的关注日益提高,但对其援助目的、援助效果却存在诸如“新发展经验的示范者”、“新殖民主义”、“资源攫取论”等褒贬不一的评价。这既与援助自身的作用机理高度复杂,援、受双方异质性极其明显、国际政治经济环境风云变幻等因素有关,也与对援助认知偏差、统计口径差异、研究方法各异等因素有关。作为负责任的发展中大国和新世纪以来对非洲援助最多的国家,中国对非洲的援助呈现典型的“南南合作+援助”的模式,具有显着的民生性和平等性,与西方主要援助国实施的“南北援助”迥然各异。因此,研究中国对非洲援助的经济增长效应对于新世纪中非命运共同体的构建既具深远的理论价值,又具有迫切的现实意义。研究新世纪中国对非洲援助对受援国带来的经济增长效应,既是考证通过援助带来的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的跨国流动能否为受援国吸引更多的外国直接投资,又是思考援助能否促进受援国的贸易便利化,还是审视援助能否实现中国发展减贫经验在非洲的跨国再生产和本土化,缓解和消除非洲的极端贫困状况,更是探寻援助与增长之间“黑箱效应”的有效破解路径,回归到援助能否促进受援国经济发展这一核心命题。论文以宏观经济学、发展经济学、国际政治经济学等多学科理论为基础,依据从理论到实证的研究路径,遵循“总—分—总”的逻辑思路展开新世纪中国对非洲援助的经济增长效应研究。论文主要内容如下:总论部分首先展开中国对非洲援助、援助经济增长效应相关理论基础的文献综述,随之梳理中国对非洲援助的主要形式及现实特征,然后基于构建中非命运共同体的研究视角,将援助经济增长效应分解为援助流入对受援国的宏观经济增长效应,以及援助流入从需求侧拉动受援国经济增长的国际直接投资效应、贸易效应及减贫效应（贫困的消除有助于受援国民众可支配收入的提高,从而刺激消费,进而拉动经济增长）,以此形成促进中非命运共同体构建的中国对非洲援助的经济增长效应研究框架。分论部分首先分别从新世纪中国对非洲援助的国际直接投资效应、双边贸易效应、减贫效应进行研究,阐释其作用机理及影响路径,并对其国际直接投资效应、贸易效应及减贫效应进行实证检验。随后,从宏观经济层面分析援助流入促进受援国经济增长的作用机理及影响路径,并对其宏观经济增长效应进行实证检验。论文主要研究结论有:第一,新世纪中国对非洲援助的国际直接投资效应体现为通过对非洲援建基础设施可以降低中国对非国际直接投资的物流成本,其先导效应也可抑制其国际直接投资风险,并且还可通过援助有效缩短援助国和受援国之间的制度距离,释放制度摩擦缓解效应。实证检验发现在控制其他变量的情况下,对非洲援助具有国际直接投资促进作用,且存在“门槛效应”,即在中国对非洲援助初期,基础设施领域是援助流入的重点,较为健全的基础设施为外资流入创造了良好的投资环境,吸引投资能力不断增强,然而援助对投资的吸引力却并不持续。因此,援助流入不能仅重视援助流入规模的增加,而应在援助后期将工作重心放在援助分类,加强对教育、生产部门领域的援助,促进受援国制造业以及工业化体系的建立。第二,新世纪中国对非洲援助的贸易效应表现为通过对非洲提供与贸易相关的基础设施援助带来的贸易成本削减效应,通过与贸易政策与管理相关的援助产生的贸易自由化传导效应,还通过与贸易自主发展能力相关的援助产生的贸易环境优化效应。实证检验发现中国对非洲援助能够促进中非双边贸易的发展,加大非洲对华的出口效应,以及进口效应。中非双方的经济发展水平对双边贸易的发展具有促进作用。中国企业对非洲国际直接投资能显着提高中非双边贸易的发展,在进口、出口效应中均有体现。同时,东道国的自然资源禀赋因素在双边贸易效应和出口效应中均具有正向的作用。但是,不可否认的是,在中非双边贸易往来中,非洲地区的自然资源类商品对华出口仍占较高比重,也体现出中非贸易的资源禀赋优势互补。第三,新世纪中国对非洲援助的减贫效应意味着通过对非洲援助能充分发挥中国减贫经验在非洲的国际示范效应,有助于提升受援国的自主发展能力,还可缓解受援国的债务水平。实证分析表明非洲受援国的贫困改善与援助是息息相关的,援助能够促进受援国的减贫,特别是提升受援国的人力资本对受援国减贫具有长期的改善作用。尽管中国对非洲援助的确有助于提升受援国的贫困改善,但其影响却较缓慢,这也印证了减贫周期是一个漫长的过程。考虑到援助的异质性,论文将援助分为类似于OECD界定的官方发展援助（ODA-like）和其他官方融资（Other Official Flows-like,简称OOF-like）,结果显示两者均有助于受援国减贫,但就其援助效果而言,OOF-like援助效果更为明显。中国作为一个同时拥有援助国和受援国经验的发展中大国,结合自身的发展经验,在对非洲援助实践中致力于为受援国提供高效的发展方案和发展援助,有助于构建受援国的产业体系,提升其自主发展能力。同时,对受援国政府部门实施债务减免,既减少了受援国金融风险危机爆发的可能,使政府有能力为经济的发展提供资金支持,又能为受援国创造良好的宏观环境,对其长期艰巨的减贫工程提供可持续的经济基础。最后,新世纪中国对非洲援助的宏观经济增长效应包括援助流入对受援国宏观经济增长产生的物质资本补充效应、人力资本提升效应,以及技术传递与外溢效应。中国对非洲援助的主要目的并不仅是提供金融援助,而是通过“南南合作+援助”,尤其是提供技术援助,从根本上培育受援国的自主发展能力,构建中非命运共同体。中国对非洲的援助项目主要分布在基础设施、医疗卫生,文化教育、民生服务、技术人才、农工业合作等领域,体现出强烈的民生性和平等性。实证检验表明中国对非洲援助通过物资资本效应、人力资本效应、技术传递和溢出效应,直接促进了受援国的宏观经济增长。中国对非洲援助对受援国的宏观经济增长是有效的,但关于援助对经济增长是否具有门槛效应,目前还不确定。同时,劳动力要素、资本要素、对外开放程度等对受援国的经济增长也具有正相关关系,符合经典经济增长理论的逻辑推理。基于研究结论,论文对改善中国对非洲援助经济增长效应的建议主要有:大力推进中非命运共同体构建,尊重受援国,提升受援国公平参与全球发展的机会;积极构建公平有效的对非洲援助新体制,从援非的实施路径、发展多元化的援助合作方式着手,提升援助的实际效果;强化援、受双方的有效沟通,增进南北援助国之间的理解,减少援助实施的交易成本,更好地发挥援助促进经济增长的效果。论文的创新点主要有:第一,为促进中非命运共同体构建,论文将援助流入、受援国FDI、贸易、减贫（贫困的消除有助于受援国民众可支配收入的提高,从而刺激消费,进而拉动经济增长）视为拉动受援国经济增长的“四轮驱动力”,系统分析中国对非洲援助的经济增长效应。以构建中非命运共同体为理论支撑,论文提出中国对非洲援助的经济增长效应分析框架既包含援助流入对受援国的宏观经济增长效应,也包括从需求侧影响经济增长的国际直接投资效应、双边贸易效应及减贫效应。学界对OECD主要援助国对非洲援助关注较多,而对中国对非洲援助议题关注相对较少。同时,学界也多单方面关注援助有效性、政策动机,多论证援助对受援国的经济增长,或投资,或贸易,或减贫的单方面影响。可见,关于中国对非洲援助的经济增长效应这一议题的系统研究尚处于起步阶段。本文基于分析援助对受援国的直接投资、双边贸易影响的基础上,进一步探讨援助对消除受援国贫困的作用,最后回归于探究对受援国宏观经济增长的影响,充分融入包容性发展的理念,有助于构建中非命运共同体。第二,论文通过系统分析中国对非洲援助在受援国发挥经济增长效应的作用机理和路径,结合系统GMM模型、分位数回归、扩展的贸易引力模型、FGLS模型等实证方法相结合,分别检验新世纪中国对非洲援助的国际直接投资效应、双边贸易效应、减贫效应与宏观经济增长效应。通过实证检验,发现中国对非洲援助具有明显的“平等、互助、互惠、精准、包容”特征,呈现出典型的“南南合作+援助”、“命运共生型”援助模式,切实致力于构建中非命运共同体,有力的驳斥了西方关于中国对非洲援助“新殖民主义”、“资源攫取论”的观点。中国对非洲援助对受援国的国际直接投资既有基础设施效应,也有先导效应,还具有制度摩擦缓解效应。对受援国的贸易具有成本削减效应,贸易自由化传导效应和贸易环境优化效应。中国对非洲援助既能发挥中国减贫经验的示范效应,又能提升受援国的自主发展能力,还可通过援助改善受援国的债务水平。援助是否对受援国宏观经济增长具有促进作用是讨论对非洲援助经济增长效应的中心问题。论文通过理论分析与实证检验发现中国对非洲援助有助于发挥对受援国的物质资本补充效应,提升受援国的人力资本,同时技术援助有显着的外溢效应,进而促进受援国的宏观经济增长。第三,论文通过调研掌握了对非洲援助相关工作及研究人员对中国对非洲援助规模、援助质量及援助展望的一手资料。调研形式为向世界银行、中非发展基金、高校从事援助非洲问题的学者等发放中英文版本的对非洲援助质量问卷。通过对有效问卷的分析,发现受访对象关于对非洲援助的援助规模、援助质量及援助展望的认知并不统一,也呈现出明显的异质性特征。实证检验方面,论文将中国对非洲援助类型划分为ODA-like和OOF-like,并引入了援助的滞后期,通过实证检验中国援助对撒哈拉沙漠以南非洲地区43个样本国的国际直接投资效应、双边贸易效应、减贫效应,以及宏观经济增长效应。
方文彦[2]（2021）在《可持续增长视角下中国建筑股利政策的研究》文中指出中国经济经历了曲折而漫长的发展道路,从追求高速、赶超发达国家的发展道路到近些年来经济情况的稳定、繁荣,尤其是近年来经济危机的出现给予世界经济沉重的打击,让各国人民意识到盲目追求高速发展可能会对企业面临的危机视而不见,导致经济如玻璃般脆弱,缺乏风险应对能力,无法承受偶然性、突发性的打击,最终失去发展能力和竞争优势。在此基础上我国政府吸取教训,转变国家政策重点和关注导向,引导学者和企业管理者们越来越重视到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性,经济体制改革后,人们对市场的认识越来越深入和全面,国家经济的发展也更将可持续性纳入战略制定范围,同时企业也意识到长期无法平衡财务资源的消耗和自身增长速度也会拖垮自身的经营效率甚至失去竞争优势被行业淘汰。股利政策是企业三大财务政策之一,它表面上仅是企业内部资金的分配政策,起到将现金返还给股东作为股东投资的回报的作用,实际上,它是财务资源配置的一种手段,它可以通过股利的支付手段、支付情况向投资者和市场传递信息,左右投资者的决策甚至影响到企业战略能否顺利实现。因此,科学地制定股利政策对企业实现可持续增长,维护资本市场健康、稳定有序地发展有着积极意义。如何制定合理的股利政策,需要衡量股利政策是否促进企业增长可持续性,失去可持续增长战略引导的股利政策极易出现过于激进或过于保守的问题,因此,股利政策只有在可持续发展引导下,才能发挥作用,同时股利政策也为可持续增长能力提供支撑和进行调节,可以说,可持续增长能力与股利政策的选择相辅相成,不可分割。本文选取的研究对象为中国建筑,写作基本框架是在阐述可持续增长与股利政策的相关理论后,以可持续增长为视角对中国建筑的股利政策进行评价和合理性分析。文章在分析中国建筑2010-2019年股利政策的基础上对特殊事件加以考虑,分析股利政策的改变会给企业价值带来的影响。同时利用希金斯可持续增长模型计算出中国建筑的可持续增长率,分析可持续增长率与实际增长率的差额,发现股利支付率与可持续增长率呈反向相关的关系,同时发现股利政策受到外部宏观环境和内部经营政策的共同影响,结合上述影响因素评价股利政策的合理性。分析认为中国建筑的股利政策选择较为稳健和谨慎,同时也在积极利用股利政策调整可持续增长率来适应随市场环境和经营水平变化实际增长率。文章最后通过在中国建筑案例研究的基础上对股利政策的选择提出了相关建议,希望可以对股利政策选择和可持续增长目标实现的相关研究和实践提供一些启发。
朱厢炜[3]（2020）在《建筑设计全过程实录及其评析 ——以自贡恐龙博物馆和中国彩灯博物馆为例》文中研究说明自贡恐龙博物馆和中国彩灯博物馆分别是我国1980年代和1990年代的代表性建筑作品,两座建筑的设计全过程所反映的内涵有着跨越时空的价值和意义。本文通过大量详实的历史文献资料,呈现了两座建筑设计的全过程,并从多个角度评析了这两座建筑的时代性意义和当代启示。论文共由七章组成,章节之间呈现顺序递进的关系。第一章绪论,表明了本研究的课题背景,研究目的与意义,对已有研究进行了综述,展现了本文的基本逻辑与框架。第二章,对我国1949年至1989年的建筑创作环境进行了概述,介绍了与两座建筑直接相关的自贡恐龙文化和彩灯文化。第三章,以实录的形式再现了展开建筑设计之前,包括前期策划等在内的诸多事件。第四章,以实录的形式再现了从建筑设计竞赛到建成的整个过程。第五章,呈现了自前期策划到建成后包括专业机构等在内的广大人民群众对两座建筑的评价。第六章,从建筑策划、建筑后评估、建筑设计竞赛、建筑设计、建筑伦理、建筑与城市文化的维度对研究对象进行了评析,揭示了其在这几个维度的意义和对当下建筑业的启示。第七章结论,总结了本文的研究成果,审视了此次研究中的创新与不足,对未来进一步的研究提出了展望。全文共约22万字,图片123幅,表格36个
金辉[4]（2020）在《可持续发展约束宏观税负视域下央、地间事权与支出责任划分 ——基于国际比较的研究》文中指出宏观税负的高低直接关乎国计民生,影响强国富民和稳定发展,是政府、学者和公众关注的焦点。近年来,中国宏观税负高企,严重地制约了经济的增长和转型升级,不利于国家的可持续发展。宏观税负畸高的主要原因:“分税制”以来,税权分配向中央集中并趋于规范,但事权划分改革止步不前,存在政府事权范围过大、政府间事权重叠严重、事权与支出责任不相适、事权划分缺乏合理性和科学性等问题,导致事权与支出责任不断下沉,造成了严重的财政纵向失衡,使得地方财政产生巨大缺口,于是地方政府伸出攫取之手,通过土地财政、乱收费等方式增加收入,极大地推高了宏观税负。因此,在可持续发展的视角下,将宏观税负约束至合理区间,并科学合理地划分央、地间事权与支出责任,是破解中国财政困局、深化财政体制改革的关键一环,是切实降低宏观税负、促进国家可持续发展的必由之路。本文的主要研究内容有四个部分。首先,国际比较。在国家结构、经济水平差异的视角下,比较了美、英、俄、蒙四国的政府间事权划分模式,并将4国拓展到81个国家,归纳不同类型国家央、地间事权划分的共性和特性,提炼出若干经验启示;其次,历史、现状与比较。梳理中国央、地间财政关系的历史变迁和现实困境,讨论事权与支出责任划分的现状及其国际比较,为事权划分改革指明方向;再次,理论与实证研究。一是在理论分析中,界定可持续发展的概念,利用Barro模型分析财政支出分权、财政支出结构对可持续发展的影响机制;二是在实证研究中,利用熵值法构建可持续发展指数,采用跨国数据检验财政支出分权、财政支出结构对可持续发展的影响,并使用Lind-Mehlum方法估算地方财政支出比例的最优值,采用工具变量法解决变量内生性问题,为重新划分央、地间事权与支出责任提供参考依据;最后,重新划分央、地间事权与支出责任。在可持续发展约束宏观税负的视域下,结合国际经验、现实情况以及理论和实证研究的成果,从四本预算分别展开,厘清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将部分事权让渡给市场,进而制定央、地间事权与支出责任的重构方案。可能的创新之处:1、借鉴国际经验并基于可持续发展约束宏观税负的视角重新划分央、地间事权与支出责任（1）将全口径宏观税负、财政支出以及央、地间事权与支出责任纳入统一框架进行研究。已有文献中关于政府间事权划分的研究,往往就划分而谈划分,这会产生两个问题。一是支出责任定量划分难以深入。只能停留在事权定性划分的层面,无法深入到支出责任定量划分的层面,使得事权划分和支出责任划分处于割裂状态。二是无法切实有效地解决宏观税负畸高的问题。这是因为事权与支出责任的上划或下调,都无法改变总财政支出,进而无法降低宏观税负。因此,本文将全口径宏观税负、财政支出、事权与支出责任纳入统一框架,先参考前人测度的可持续发展视角下的宏观税负合理区间,再划清政府与市场的边界,将部分政府事权让渡给市场,进而划分各领域中央和地方政府的事权与支出责任,最终降低财政支出和宏观税负至合理区间。（2）较大拓展了国际比较的视野。其一,已有文献中的国际比较研究,往往利用国际数据库的二手数据或者样本国家的政策文件,进行定性分析或者政策解读。本文则从美、英、俄、蒙四国的财政部、统计局等网站,收集详细的财政支出数据,进行比较分析。其二,已有文献注重案例研究,缺乏分类比较。本文依国家结构、经济水平的差异,将目标国家分为四类,在案例研究的基础上,将样本数量扩大至81国并进行分类比较。2、结合理论与实证研究可持续发展与财政支出分权的关系财政分权的已有文献,更加关注经济增长,忽略了可持续发展的问题。本文结合理论与实证,研究财政支出分权对可持续发展的影响效应。理论分析中可能的创新之处。本文利用Barro模型,将可持续发展定义为代际效用总和最大化,并纳入央、地两级财政支出,研究财政支出分权对可持续发展的影响。结果显示,财政支出分权与可持续发展呈倒“U”型关系;可持续发展视角下的最优地方财政支出比例θl*=γ/（β+γ）。财政支出分权水平过高不利于发挥公共产品供给的规模效益,过低则不利于发挥地方的积极性和信息优势,都将造成效率的损失,不利于可持续发展。实证研究中可能的创新之处。基于理论分析,本文首先构建了包含经济、资源环境、社会三个维度的可持续发展指数,采用跨国数据进行实证检验,得出了财政支出分权与可持续发展呈倒“U”型关系的结论;其次,通过Lind-Mehlum方法进一步检验倒“U”型关系,并据此估算可持续发展视角下的最优地方财政支出比例;最后,发现中国地方财政支出比例过高,远高于其最优值,不利于国家的可持续发展。因此,本文在重新划分央、地间事权与支出责任时,注重加强中央事权、提高中央财政支出比重,如在普通教育、医疗卫生、社会保障等方面。3、新冠肺炎疫情背景下央、地间公共卫生事权与支出责任划分研究新冠肺炎疫情暴露了公共卫生体系的缺陷和事权划分的积弊,本文试图以此为背景开展相关研究。首先,界定事权范围。梳理已有文献、财政账目、相关卫生法律、法规和政策,界定公共卫生事权的范围,明确相应支出内容。其次,现状分析。通过分析公共卫生领域的行政体系结构、详细数据,以及事权改革文件,探讨事权和支出责任划分的现状与改革。再次,开展理论分析,并找出改革方向。归纳新冠肺炎疫情的发展路径,并基于此找出完善公共卫生体系的核心要素和事权划分的重要方向。最后,提出政策建议。结合疫情防控和事权划分的国际经验与教训,从责任分配、行政体系、法制建设等方面,提出完善中央与地方公共卫生事权与支出责任划分的政策建议。
吴祺[5]（2020）在《中国创新政策 ——演进、机理及绩效评价》文中研究说明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科技实力迅速发展,一系列自主创新工程的圆满完成,彰显了我国强大的自主创新潜力,逐步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国家创新体系,中国科技创新进入跟跑、并跑、领跑“三跑并存”的新阶段。《国家中长期科学和技术发展纲要（20062020）》明确指出,要把提高自主创新能力作为调整经济结构、转变增长方式、提高国家竞争力的中心环节,把建设创新型国家作为面向未来的重大战略选择。在中国经济新常态及世界经济发展不确定性显着增强的环境下,坚持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实现从“科技大国”到“科技强国”的转变,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当前,我国的科技创新水平与国外先进创新型国家相比,依然存在较大差距,部分行业知识产权依存度偏高,核心技术和关键设备仍然依靠进口,国家技术安全形势不容乐观。要成为一个现代化的科技强国和创新型国家,中国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在此背景下,本研究基于对改革开放以来我国自主创新政策体系演进与构成的梳理,客观评价了当前中国自主创新政策实践的成就、经验和问题,根据新构建的创新活动分析研究框架,创造性的对我国自主创新的典型模式和路径特征进行了分类研究,运用计量模型验证了我国创新政策的宏观整体效应及在不同时期、不同地区的差异化影响,并以财税政策为例,聚焦创新政策对企业微观层面创新绩效的作用效果,论证了不同类型政策工具协同作用的必要性,最后提出了提高我国创新政策质量的意见和建议,以期为推进我国创新政策朝着科学化、制度化、规范化方向发展提供理论参考和现实依据。通过以上研究,本文取得了以下方面可能的创新成果:1、中国自主创新政策的现状评价。本文基于对我国自主创新政策文本的分析和解读,回顾了中国创新政策的演进历史,进而从主要成就、成功经验和存在的问题三个方面客观系统的评价了改革开放以来我国自主创新的实践水平和国际地位。研究表明,建国以来,中国创新政策一直致力于解决科技系统与经济系统之间的结构性矛盾,以宏观政策为指导,促进科技与经济协调发展,进而形成科技管理体制与运行机制的改革优化。这背后体现了各级政府对科技政策、创新体系以及政府职能转变理解的逐步深化。改革开放之后,通过创新投入的强力支撑、政府市场和良性互动、地方实践的积累扩散和协同创新的活力释放,我国自主创新能力建设取得了丰硕的阶段性成果,主要体现为:科研投入夯实创新基础、基础和应用研究成果不断涌现、创新人才队伍持续壮大、大众创业万众创新成为新动力、制度创新和管理创新水平不断提升。同时也要看到,我国自主创新还面临着科技人才队伍结构不优、各类企业创新表现不均、知识产权保护维权不力、企业创新经济效益不高、政府创新管理定位不清等问题。2、中国自主创新的路径特征和典型模式。本文基于传统的技术创新政策分析框架,在其基础上优化完善,设计出用于分析中国创新活动的研究框架,创造性的将中国自主创新的典型路径归纳为“逼出来”、“等出来”、“争出来”、“网出来”这四种模式,并分别对各类创新模式的定义、创新基础、创新环境和创新主体进行了深入研究,最后以四种典型产业集群为例对各类创新模式的绩效进行了评价。具体而言,第一种模式可称之为“逼出来”的创新,该类创新以实行举国体制、集中科技精英、实施系统工程和增强综合国力为主要特征,其创新基础是国家综合实力稳步提升和国防开支的持续增长,创新环境是国际封锁和军民融合同时并存,创新主体已由政府部门和科研院所逐步向军工集团和部分民营企业拓展。第二种典型模式可称之为“等出来”的创新,该类创新一般以国家主导的大型项目和工程为依托,与基础设施建设紧密相关,影响国家经济发展。因“时间差”、“空间差”和“政策差”等原因,该类创新往往具备消化吸收再创新的主要特征,从而提高了创新效率,降低了创新成本。以大型建筑央企为代表的创新主体为我国高铁、桥梁、路网等基础设施建设做出了重要贡献,提升了我国在该领域的国际竞争力。第三种典型模式可称之为“争出来”的创新,该类创新以市场需求为导向,以价值发现、优胜劣汰的竞争机制为基本特征,其主体是中小企业和民营企业,产业布局通常集中于战略新兴产业。以创业板上市公司为代表的优秀民营中小企业在市场竞争中产生的创新成果使企业实现了盈利增长和技术进步的双赢。第四种典型模式可称之为“网出来”的创新,该类创新以信息技术进步为基础,以新兴互联网企业巨头为主体,以商业模式创新和强扩展性为主要特征,在移动社交、电子商务、共享经济和互联网金融领域的成果显着,深刻改变了当今人类社会的生活方式,但也存在垄断市场、滥用市场地位和复制商业模式等问题。3、中国创新政策绩效的总体效应测度。本文根据相关统计资料,采用固定效应模型和DEA超效率模型的计量分析方法,运用省级面板数据,对中国自主创新政策的总体效应、时期差异和地区差异进行了实证分析,探究了创新政策工具在不同时期、不同地区对创新产出的差异化影响。首先,中央及各级政府采取的一系列刺激创新的供给及需求方面政策均有着正向作用,这说明这两类政策的落实情况比较到位,但是创新环境政策效果并不明显。其次,不同时期内的创新政策效果有着明显差异,在“十一五”期间仅有供给型的创新政策有着显着的促进效应,需求型和环境型政策没未起到显着推动效果。而在“十二五”期间仅环境型创新政策无明显正向效果,需求型和供给型政策均产生了一定效果。最后,我国创新政策绩效存在较为明显的区域性差异,东部地区的整体创新绩效相对较高,且常年处于有效率状态,中西部地区的效率测算值则相对低下,长期均处于低效率或无效率状态,尤其是个别西部省份与全国其他省份的差距十分明显。该部分的研究有助于科学认识我国自主创新政策的实施绩效水平,正确地揭示自主创新政策实施效果的影响因素及影响机理,有利于引导政府对自主创新政策进行甄别和选择。4、中国创新政策对企业创新绩效的微观效应检验。除宏观层面的创新政策绩效测度外,本文还关注了创新政策对企业创新绩效这一微观层面的效果。考虑到创新政策工具的多样性和复杂性,基于研究需要和数据的可得性,本文以财税政策这一典型的创新政策为代表,并将其细分为税收优惠和财政补贴两种政策工具,探究该类政策对创业板上市公司创新绩效的具体提升效果。实证研究的结果表明,相对于未享受财税政策的企业而言,享受了财政补贴或税收优惠的企业创新绩效更优;相对于只享受了税收优惠的企业,同时享受财政补贴和税收优惠的企业创新绩效更优。这一研究结论表明,单一的税收优惠政策或财政补贴对企业创新绩效的提升效果并不明显,只有通过不同政策工具之间的协同配合,并保持政策的连贯性,才能最大程度的创新政策的激励效果,促进企业创新绩效的提升。根据上述研究结论,本文认为,我国创新政策的优化和完善应重点关注以下方面:一是要明确政府、市场、企业三者之间的差异化功能定位,进一步明确企业的创新主体地位,完善市场的创新价值实现机制,发挥政府的规制保障作用,最终形成三位一体的中国自主创新体系;二是创新政策的选择和实施应考虑不同地区的资源禀赋和地区发展水平,尤其要考虑不同地区各类政策实施的必要性和可行性,否则会出现不同类别政策抵触现象,从而很难实现政策效果最大化。三是以金融信贷、税收优惠为代表的环境型政策工具在宏观和微观两个层面的绩效评价中均未体现出应有的激励效应,对区域创新能力和企业创新绩效的提升效果均不明显,因此有必要加强对环境型创新政策工具的完善和落实,营造能够激发企业创新活力的创新环境。
韩冬辰[6]（2020）在《面向数字孪生建筑的“信息-物理”交互策略研究》文中研究说明建筑信息模型（BIM）正在引发从建筑师个人到建筑行业的全面转型,然而建筑业并未发生如同制造业般的信息化乃至智能化变革。本文以BIM应用调研为出发点,以寻找限制BIM生产力发挥的问题根源。调研的众多反馈均指向各参与方因反映建筑“物理”的基础信息不统一而分别按需创建模型所导致的BIM模型“林立”现状。结合行业转型的背景梳理与深入剖析,可以发现是现有BIM体系在信息化和智能化转型问题上的直接表现:1)BIM无法解决跨阶段和广义的建筑“信息孤岛”;2)BIM无法满足建筑信息的准确、全面和及时的高标准信息要求。这两个深层问题均指向现有BIM体系因建成信息理论和逆向信息化技术的缺位而造成“信息-物理”不交互这一问题根源。建成信息作为建筑物理实体现实状态的真实反映,是未来数字孪生建筑所关注而现阶段BIM所忽视的重点。针对上述问题根源,研究对现有BIM体系进行了理论和技术层面的缺陷分析,并结合数字孪生和逆向工程等制造业理论与技术,提出了本文的解决方案——拓展现有BIM体系来建构面向数字孪生建筑的“信息-物理”交互策略。研究内容如下:1)本文基于建筑业的BIM应用调研和转型背景梳理,具体分析了针对建成信息理论和逆向信息化技术的现有BIM体系缺陷,并制定了相应的“信息-物理”交互策略;2)本文从建筑数字化定义、信息分类与描述、建筑信息系统出发,建构了包含BIM建成模型、“对象-属性”分类与多维度描述方法、建筑“信息-物理”交互系统在内的建成信息理论;3)本文依托大量案例的BIM结合建筑逆向工程的技术实践,通过实施流程和实验算法的开发建构了面向图形类建成信息的“感知-分析-决策”逆向信息化技术。研究的创新性成果如下:1)通过建筑学和建筑师的视角创新梳理了现有BIM体系缺陷并揭示“信息-物理”不交互的问题根源;2)通过建成信息的理论创新扩大了建筑信息的认知范畴并丰富了数字建筑的理论内涵;3)通过逆向信息化的技术创新开发了建成信息的逆向获取和模型创建的实验性流程与算法。BIM建成模型作为“信息-物理”交互策略的实施成果和能反映建筑“物理”的信息源,将成为其它模型的协同基础而解决BIM模型“林立”。本文聚焦“物理”建成信息的理论和技术研究将成为未来探索数字孪生建筑的基础和起点。
刘楠[7]（2020）在《基于区域和行业视角的中国碳强度及能源强度驱动因素研究》文中研究说明中国目前是世界上最大的能源消耗及二氧化碳排放国,有义务承担节能减排的责任。中国的经济增长非常迅速,通过减缓经济的方式降低碳排放量是不可行的,因此,提高效率成为各行业降低二氧化碳的重要举措。强度值是普遍用于衡量能源和环境效率表现的指标。中国政府承诺到2020年,碳强度相比2005年水平降低40%—45%。到2030年碳强度比2005年水平降低60%—65%。中国省市众多,且行业差异非常大。论文在对中国能源消耗及二氧化碳排放现状及历史趋势进行分析的基础上,从多个角度研究中国碳强度和能源强度的驱动因素。本文所做的研究工作如下:首先,研究中国终端能源消耗排放二氧化碳最大的部门—工业部门碳强度的驱动因素。从多行业视角,将指数分解法与多行业归因分析法结合,构建了多行业因素分解研究框架,应用此框架研究中国工业碳强度的变化。在探讨工业碳强度驱动因素的基础上,通过多行业归因分析方法,进一步探讨12个工业子行业对各个驱动因素的贡献。第二,研究中国一次能源消耗排放二氧化碳最大的部门—电力部门碳强度的驱动因素。从多区域视角,构建了多区域因素分解研究框架。首先采用时间序列指数分解法将2000-2015年中国电力部门的碳强度分解为四个因素,包括火力发电效率效应、清洁电力渗透效应、化石能源结构效应及区域转移效应。然后,通过区域归因分析方法,研究了30个省份对各驱动因素的贡献。最后,应用多区域空间序列指数分解法评估了2000年和2015年30个省份的发电碳排放绩效。基于所得结果,对我国电力部门二氧化碳减排的区域政策和措施进行分析和探讨。第三,构建了多区域多行业因素分解研究框架,分析了2000-2015年中国碳强度的驱动因素。首先从多区域多行业角度将中国碳强度分解为碳排放系数效应、能源强度效应、行业结构效应和区域结构效应四个驱动因素。再应用多区域多行业归因分析,研究30个省份及16个行业对各个驱动因素的贡献。这种将两个维度集成到一个框架中的研究方法,有助于从多个角度更透彻的理解碳强度的历史变化,如可以得到区域内产业结构变化以及行业跨区域生产转移的影响。最后根据研究结果评估行业和区域层面降低碳强度政策的有效性。最后,由于能源强度效应是对碳强度抑制作用最大的驱动因素,故本论文将指数分解法（IDA）与生产理论分解法（PDA）结合,构建了多区域多行业PDA-IDA因素分解研究框架,进一步研究中国能源强度的驱动因素。结合生产理论的研究方法可以更进一步探索技术相关因素的驱动作用。本论文首先采用多区域多行业PDA-IDA方法,将我国2000-2015年的能源强度分解为潜力能源强度效应、行业结构效应、区域结构效应、能源使用效率效应和能源节约技术效应五个驱动因素。为了探讨行业和区域对每个驱动因素的贡献,进一步应用了多区域多行业归因分析方法。本论文将生产理论分解法、指数分解法和多区域多行业归因分析法集成到一个框架中对中国能源强度的驱动因素进行了更加深入的研究。
贾双跃[8]（2019）在《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社会分化现象研究》文中研究表明所谓社会分化,就是社会结构不断分解重组的过程,是社会发展过程中社会分类日益凸显,社会差别逐渐增多的现象。从蒙昧、野蛮时代迄今的人类历史表明,社会结构分化同人类文明的发展进步相伴始终,特别是当人类文明开启现代历程之后,市场化、工业化、城市化、信息化等“现代变量”所引发的社会分化尤为剧烈和突出。自19世纪中页开启现代化进程以来,中国始终面临如何看待和治理社会分化现象的问题:新中国成立之前,由于特定的历史原因,当时的政府在很大程度上是放任社会分化的,其结果导致社会失控,国家一盘散沙;鉴于上述教训,新中国成立之后的30年间,国家采取了一系列措施,严格抑制社会分化,进而建立了一个计划经济体制下的低分化社会,该社会极大促进了社会团结和现代生产力发展,但由于其本身固有的一系列缺陷,最终不但没有实现推动现代化的使命,反而酿成了文化大革命这样的社会浩劫。上述事实证明,在中国进行现代化建设,既不能完全放任社会分化,也不能无视历史规律,极度压抑社会分化。改革开放之后,中国终于找到了一条社会结构分化与社会发展进步良性互动的现代化之路。在这条道路上,社会分化以市场经济改革为原初动力,以计划经济时代的低分化社会为原点,经过系统分化、职业分化、收入分化、阶层分化,逐渐催生出一个以“高分化”为主要特征的社会。总体而言,上述社会结构分化过程主要表现为非对抗性、渐进性、不平衡性、可控性等特征,这些特征基本符合中国国情和现代化建设规律。同时也应看到,随着时代发展以及现代化建设逐步深化,当代中国社会分化还表现出一系列新趋势,包括,社会分化维度日益多元化、社会分化“跨边界”现象日益增多、社会分化日益显现“流动性”趋势、网络社会分化日趋明显,等等。理解这些新趋势,对准确把握和控制社会分化的未来方向具有重要意义。当代中国的社会分化具有一系列历史进步意义,这些意义也是所有现代社会本应具有的。首先,它对生产力发展具有促进作用,主要表现在,它产生了推动生产力发展的现代政府部门、现代经济部门、专业技术人员、普通劳动者等社会主体,创造出了有利于生产力发展的社会环境,催生出了有利于生产力发展的组织形式。其次,它创造出了一系列有利于社会整合的条件,包括增进社会群体之间的依赖和互补,涵养理性、开放、包容的共同价值,创造群际联系的纽带,削弱阶级阶层冲突,等等,这些条件都是有利于社会和谐稳定的。最后,它促进了人的自由发展,这一点在中国具有更为突出的意义,因为,计划经济时代,中国公众曾极度缺乏自由迁徙、自由交易、自由思想、自由选择生活方式等基本权利,而改革开放以来的社会分化恰恰促进了这些权利的回归,激活了社会成员的意志自由,拓展了社会成员的自由选择空间,彰显了社会成员的个性自由。还应注意的是,只有将社会结构分化控制在合理范围内,才能充分发挥其历史进步作用,而如果社会结构分化与其正常、合理状态出现较大偏差,则会引发一系列社会风险,阻碍社会发展进步。综合国内外的历史经验教训可知,这些风险和挑战主要有如下三个方面。第一,社会分化导致宏观结构失衡。包括:系统结构失衡,特别是“政治、经济、社会”三大子系统失衡;职业结构比例失衡;社会两极分化;社会碎片化。第二,社会群体分化出现反常现象。具有重大风险的三类反常的群体分化现象分别是:弱势群体的分化、边缘群体的分化和反社会群体的分化。第三,社会分化对社会心态具有一系列潜在消极影响。包括:削弱传统社会信任的基础、导致社会冷漠、增加社会焦虑,等等。这些风险和挑战有些已经在中国社会中有所积累和显现,有些尚未出现端倪,但是同样不可忽略,因为一旦风险显现,其治理成本将是巨大的。对于现代化进程中的中国社会而言,为了充分激活社会分化的历史进步作用,合理控制社会分化的潜在风险,应对社会分化对社会发展、进步的挑战,需要转变计划经济时代的社会整合方式,面向高分化社会重构社会秩序。首先,高分化社会中,社会秩序的生成主体应由单一的国家转变为包括国家、社会组织、个人等在内的多元社会主体,并且,这些主体都有其自身行动的边界和限度,它们必须在这些边界和限度之内发挥自身社会整合的功能。其次,在高分化社会中构建社会秩序,需要充分挖掘、利用一系列有利于社会整合的条件。包括:发展生产力;重新发现和申明共同利益、共同风险、共同目标、共同价值等社会中的“共同因素”;培育、保护和充分利用功能互赖、社会流动、群际交往等对高分化社会来说十分重要的社会纽带。最后,正常的、有助于社会进步和社会整合的社会分化应遵循如下原则:分化与整合同步发展原则;合理性原则;付出与收益等比例分配原则;可控性原则;底线原则;渐进性原则;充分吸纳原则。结语部分对本研究进行总结和反思,得出基本研究结论,并对可能的扩展领域进行探索。
王兴举[9]（2018）在《城市群经济协调发展的时空演变及影响因素》文中研究表明工业化的迅猛发展,使得一定区域内的城市在核心城市的连接、带动作用下形成了不同规模的城市群。由于经济发展的机遇不同,各个城市经济发展水平的差距被拉大,城市群经济协调发展水平和协调效率比较低,从而限制了其经济发展。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快速推进,城市群经济逐渐替代传统的行政区经济和企业经济,成为我国参与全球经济竞争与合作的主体。而产业链的日渐庞杂也决定了只有城市群才能容纳、发展完整的现代产业链,主导产业升级和经济转型。因此,在我国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进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关键时期,深入了解我国城市群经济协调发展的历程及现状,探寻影响经济协调发展的因素,进而提出切实可行的政策建议,确保城市群经济的协调、快速发展,是保障我国经济健康稳定增长,确保深化改革顺利进行的关键所在。那么,当前我国十大城市群的经济协调发展水平和协调效率如何?城市群经济结构和职能分配是怎样的?影响经济协调发展的因素有哪些?本文从这些问题入手,构建了“协调度及协调效率—经济结构及职能分配—影响因素及机制设计”的研究框架。首先,运用定量分析法和DEA效率分析法测度了十大城市群经济协调发展的水平和协调效率。结果发现:十大城市群的经济协调发展水平基本保持上升态势但有着明显的阶梯化特征;沿海城市群经济协调发展的效率普遍高于内陆城市群。然后,定量分析了十大城市群的经济结构和职能分配情况。结果发现:随着经济的发展,城市群的经济结构呈现先集聚后扩散的趋势;十大城市群中普遍存在着职能分工不明确,缺乏良性合作,核心城市承担过多非核心职能的问题。最后,构建面板数据回归模型分析城市群经济协调发展的影响因素。结果发现:产业结构差异、平均工资差异和政府规模差异越大,城市群经济协调发展水平越低;交通运输能力越强,科技投入差异越大,城市群经济协调发展水平越高。本文的创新点体现在对协调水平测度模型的改进和运用计量方法对城市群经济协调发展影响因素的试探性研究。
孙昊德[10]（2018）在《中国近现代建筑摄影历史研究1844-1990》文中认为建筑摄影,作为最早的摄影题材,为建成环境中的内容,提供了一种可靠的“形象”,成为一系列视觉的衍生物,使得建筑的意义得以被理解、传播和具化,进而在特定社会以及文化场域中,建构一个建筑的视觉文化体系。面对这一横亘在中国近代历史发端和当下建筑实践和理论研究之间的议题,该研究立足于对建筑摄影本源性的思考:如何理解建筑摄影这一看似概念宽泛而具有明确范式的系统;“中国建筑摄影”如何在一个视觉文化体系中构建自己的历史框架;中国建筑的现代性与视觉如何相互作用。基于这些思考,本文首先为“建筑摄影”这一概念构建更为系统性的研究体系,即将其视作建筑学意义通过摄影的“视觉装置”,在特定场域内投射的“机制”,而不仅仅是一个图像的结果。与此同时,本文立足“中国”,这一地理边界以及传播场域内的建筑摄影活动,挖掘建筑视觉文化建构主体从西方到本土的过渡。本文以摄影制产为线索,针对制产的特征转变,梳理出相应的历史断代,并深度挖掘特定历史时期,建筑摄影的视觉特征、表达维度、图像风格,以及同建筑学发展的互动机制。中国建筑摄影近代历史阶段,滥觞于1844年摄影术传入的历史原点,呈现从西方主体的经典观看,向科学以及本土现代性视觉建构的转型。随着1927年前后,中国现代建筑学与实践体系的建立、专业传播场域的设立以及中国社会的普遍的现代化,建筑摄影的制产模式呈现了根本的转向,并以此为契机,走入了现代的历史阶段。期间在社会主义制度的背景下,摄影制产呈现出强烈的集体组织与意志,并发展出了相应的“形象-技术-意涵”的风格表达。以“文革”的结束与改革开放为契机,建筑摄影进入了语义扩张的表现时代,并终止于20世纪90年代初期,集体性制产模式的逐渐消解,以及技术与传播模式的更迭。在理论研究体系的基础上,本文通过大量一手资料的挖掘、口述的历史归纳、以及多渠道图像和文献整理,建立起建筑学与摄影学的交叉研究体系,进行了中国近现代建筑摄影历史的断代与建构。同时,探索了历史进程中,中国建筑的视觉现代性议题,也为建筑摄影提出了一种研究方法的理论架构。
二、2002年中国建筑业十大新闻（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2002年中国建筑业十大新闻（论文提纲范文）
（1）新世纪中国对非洲援助的经济增长效应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1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与意义 |
| 1.1.1 研究背景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文献综述 |
| 1.2.1 关于对外援助经济增长效应的相关研究 |
| 1.2.2 关于对外援助与外国直接投资的研究 |
| 1.2.3 关于促贸援助经济增长效应的研究 |
| 1.2.4 关于对外援助与受援国减贫的研究 |
| 1.2.5 文献评述 |
| 1.3 研究思路与研究方法 |
| 1.3.1 研究思路 |
| 1.3.2 研究方法 |
| 1.4 主要研究内容与技术路线 |
| 1.4.1 主要研究内容 |
| 1.4.2 研究的技术路线 |
| 1.5 主要创新点与不足之处 |
| 1.5.1 主要创新点 |
| 1.5.2 不足之处 |
| 2 核心概念与理论基础 |
| 2.1 核心概念 |
| 2.1.1 中国对非洲援助的核心概念 |
| 2.1.2 中国对非洲援助经济增长效应的核心概念 |
| 2.2 理论基础 |
| 2.2.1 发展经济学理论 |
| 2.2.2 国际政治学理论 |
| 2.2.3 国际社会学理论 |
| 2.2.4 中非命运共同体理论 |
| 3 新世纪中国对非洲援助的形式及特征 |
| 3.1 新世纪中国对非洲援助的主要形式、规模及结构 |
| 3.1.1 新世纪中国对非洲援助的主要形式 |
| 3.1.2 新世纪中国对非洲援助的规模 |
| 3.1.3 新世纪中国对非洲援助的结构 |
| 3.2 新世纪中国对非洲援助的时代特征 |
| 3.2.1 中国对非洲援助进入“南南合作+援助”的机制化阶段 |
| 3.2.2 从意识形态输出向中非命运共同体构建的转变 |
| 3.2.3 从政治外交单一驱动向多维动机驱动的转变 |
| 3.2.4 南南援助与南北援助的异质性日益凸显 |
| 3.3 国内外对新世纪中国对非洲援助的认知 |
| 3.3.1 来自国际社会的认知 |
| 3.3.2 来自国内社会的认知 |
| 4 新世纪中国对非洲援助经济增长效应的分析框架 |
| 4.1 新世纪中国援助促进非洲受援国经济增长的路径解析 |
| 4.1.1 从国际直接投资效应层面的解析 |
| 4.1.2 从促贸援助层面的解析 |
| 4.1.3 从减贫效应层面的解析 |
| 4.1.4 从宏观经济增长效应层面的解析 |
| 4.2 新世纪对非洲援助宏观经济增长效应的作用机理 |
| 4.2.1 对非洲援助促进受援国资金累积的作用机理 |
| 4.2.2 对非洲援助改善受援国人力资本的作用机理 |
| 4.2.3 对非洲援助提升受援国技术水平作用机理 |
| 5 新世纪中国对非洲援助的国际直接投资效应 |
| 5.1 中国对非洲国际直接投资的时空演化 |
| 5.1.1 对非洲国际直接投资规模持续上升 |
| 5.1.2 对非洲国际直接投资行业分布多样化 |
| 5.1.3 对非洲国际直接投资国别分布的差异化 |
| 5.2 国际直接投资效应作用路径 |
| 5.2.1 援建基础设施,降低FDI物流成本 |
| 5.2.2 援助的先导效应,降低FDI投资风险 |
| 5.2.3 援助缩短了制度距离,释放制度摩擦缓解效应 |
| 5.3 对非洲援助的国际直接投资效应检验 |
| 5.3.1 国际直接投资效应变量选择与模型构建 |
| 5.3.2 援助对国际直接投资的“门槛效应” |
| 5.3.3 东道国规模差异化条件下援助对国际直接投资的影响实证检验 |
| 5.4 本章小结 |
| 6 新世纪中国对非洲援助的贸易效应 |
| 6.1 对中非双边贸易的现实考察 |
| 6.1.1 中非贸易总额的变化 |
| 6.1.2 中非贸易的商品构成 |
| 6.1.3 中非贸易的地理分布 |
| 6.2 对非洲援助的双边贸易效应作用路径 |
| 6.2.1 与贸易相关的基础设施援助带来贸易成本削减效应 |
| 6.2.2 与贸易政策与管理相关的援助产生贸易自由化传导效应 |
| 6.2.3 与贸易自主发展能力相关的援助产生贸易环境优化效应 |
| 6.3 对非洲援助的双边贸易效应检验 |
| 6.3.1 双边贸易效应变量选择与模型构建 |
| 6.3.2 援助对中非双边贸易规模促进作用的检验 |
| 6.3.3 援助的进口效应和出口效应 |
| 6.4 本章小结 |
| 7 新世纪中国对非洲援助的减贫效应 |
| 7.1 对非洲贫困的现实考察 |
| 7.1.1 贫困人口规模及人均预期寿命 |
| 7.1.2 贫困人口地域分布 |
| 7.2 对非洲援助减贫效应的作用路径 |
| 7.2.1 通过援助发挥减贫经验的示范效应 |
| 7.2.2 通过援助提升受援国的自主发展能力 |
| 7.2.3 通过援助改善受援国的债务水平 |
| 7.3 对非洲援助的减贫效应检验 |
| 7.3.1 减贫效应变量选择与模型构建 |
| 7.3.2 援助总量对受援国减贫的影响 |
| 7.3.3 援助异质性对减贫效应的实证检验 |
| 7.4 本章小结 |
| 8 新世纪中国对非洲援助的宏观经济增长效应 |
| 8.1 非洲经济增长的困境 |
| 8.1.1 非洲经济增长的时序变化 |
| 8.1.2 非洲经济增长的空间差异 |
| 8.1.3 非洲经济增长的阶段位次 |
| 8.2 对非洲援助的宏观经济增长效应作用路径 |
| 8.2.1 援助的物质资本补充效应 |
| 8.2.2 援助的人力资本提升效应 |
| 8.2.3 技术援助的外溢效应 |
| 8.3 对非洲援助的宏观经济增长效应检验 |
| 8.3.1 经济增长效应变量选择与模型构建 |
| 8.3.2 援助对受援国经济增长的影响 |
| 8.4 本章小结 |
| 9 提升新世纪中国对非洲援助经济增长效应的对策建议 |
| 9.1 完善对非洲援助管理体制,提升对非洲援助的经济增长效应 |
| 9.1.1 改革对非洲援助管理体制,提升援助资源的协同整合能力 |
| 9.1.2 优化对非洲援助领域,提升对非洲援助经济增长效应 |
| 9.2 坚持包容平等的发展援助,培育受援国自我发展能力 |
| 9.2.1 通过包容平等的对非洲援助,增进中非命运共同体构建 |
| 9.2.2 坚持包容性视域下的援助,提升受援国自我发展能力 |
| 9.3 积极与利益相关主体沟通,维护负责任大国的国际形象 |
| 9.3.1 增强与国际发展合作机构的资源整合和经验共享 |
| 9.3.2 改善援助数据透明度从而增进与其他援助国的互信 |
| 附件1:中国对非洲援助的经济增长效应调查问卷(中文版) |
| 附件2:中国对非洲援助的经济增长效应调查问卷(英文版)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科研成果简介 |
| 致谢 |
（2）可持续增长视角下中国建筑股利政策的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1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和研究意义 |
| 1.1.1 研究背景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文献综述 |
| 1.2.1 股利政策的影响因素 |
| 1.2.2 可持续增长相关概念及影响因素 |
| 1.2.3 可持续增长与现金股利政策 |
| 1.2.4 文献述评 |
| 1.3 研究思路、研究内容和研究方法 |
| 1.3.1 研究思路 |
| 1.3.2 研究内容 |
| 1.3.3 研究方法 |
| 1.4 本文创新点 |
| 2 概念界定和理论基础 |
| 2.1 概念界定 |
| 2.1.1 股利政策 |
| 2.1.2 可持续增长 |
| 2.2 理论基础 |
| 2.2.1 股利政策理论基础 |
| 2.2.2 可持续增长理论 |
| 2.3 可持续增长下的股利政策 |
| 3 中国建筑股利政策分析 |
| 3.1 中国建筑公司概况 |
| 3.1.1 中国建筑简介 |
| 3.1.2 案例选取依据 |
| 3.2 中国建筑股利政策分析 |
| 3.2.1 中国建筑股利支付倾向分析 |
| 3.2.2 中国建筑股利支付率分析 |
| 3.3 特殊事件股利政策的市场反映 |
| 3.3.1 股权激励计划 |
| 3.3.2 股价波动分析 |
| 3.3.3 股权激励计划结果分析 |
| 4 可持续增长目标下的中国建筑股利政策 |
| 4.1 中国建筑可持续增长能力分析 |
| 4.1.1 中国建筑可持续增长率计算 |
| 4.1.2 中国建筑可持续增长率与实际增长率对比 |
| 4.1.3 中国建筑可持续增长率评价 |
| 4.2 可持续增长下中国建筑股利政策影响因素 |
| 4.2.1 外部因素 |
| 4.2.2 内部因素 |
| 4.3 可持续增长视角下中国建筑股利政策的评价 |
| 4.3.1 中国建筑财务政策矩阵 |
| 4.3.2 可持续增长视角下中国建筑股利政策评价分析 |
| 5 研究结论与展望 |
| 5.1 研究结论 |
| 5.2 相关建议 |
| 5.3 研究不足与展望 |
| 5.3.1 研究不足 |
| 5.3.2 研究展望 |
| 附录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3）建筑设计全过程实录及其评析 ——以自贡恐龙博物馆和中国彩灯博物馆为例（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1 绪论 |
| 1.1 课题背景 |
| 1.2 研究的目与意义 |
| 1.2.1 课题研究目的 |
| 1.2.2 课题研究意义 |
| 1.3 国内外研究现状 |
| 1.3.1 建筑历程层面 |
| 1.3.2 地域建筑层面 |
| 1.3.3 地域建筑与文化层面 |
| 1.3.4 国外学者对自贡地区城市、建筑及地域文化的研究 |
| 1.4 国内研究现状 |
| 1.4.1 建筑历程层面 |
| 1.4.2 地域建筑层面 |
| 1.4.3 地域建筑与文化层面 |
| 1.4.4 国内学者对自贡地区城市、建筑和地域文化的研究 |
| 1.5 研究方法与框架 |
| 1.5.1 本文的研究方法 |
| 1.5.2 本文的研究框架 |
| 1.6 主要概念界定 |
| 1.6.1 界定 |
| 1.7 本论文写作说明 |
| 1.7.1 本文对“历史”与“叙事”问题的回应 |
| 1.7.2 阅读建议 |
| 2 建设背景 |
| 2.1 中国建筑创作环境概述 |
| 2.1.1 1949年至1964年的国内设计环境概述 |
| 2.1.2 1965年至1976年的国内设计环境概述 |
| 2.1.3 1977年至1989年的国内设计环境概述 |
| 2.2 自贡的地域文化 |
| 2.2.1 自贡恐龙的故事 |
| 2.2.2 自贡彩灯的故事 |
| 2.3 本章小结 |
| 3 建筑设计组织策划 |
| 3.1 我们为何建造 |
| 3.1.1 兴建自贡恐龙博物馆的设想 |
| 3.1.2 兴建中国彩灯博物馆的设想 |
| 3.1.3 讨论:兴建设想 |
| 3.2 研究落实修建博物馆 |
| 3.2.1 确定修建自贡恐龙博物馆 |
| 3.2.2 确定修建中国彩灯博物馆 |
| 3.2.3 讨论:不同的投资模式,不断努力得以确定兴建 |
| 3.3 设计竞赛的组织安排 |
| 3.3.1 自贡恐龙博物馆竞赛组织 |
| 3.3.2 中国彩灯博物馆竞赛组织 |
| 3.3.3 讨论:组织经验的延续和发展 |
| 3.4 本章小结 |
| 4 建筑竞赛及后续进展 |
| 4.1 方案评选与审定 |
| 4.1.1 乱石——“恐龙群窟”与“洪荒时代”的抽象 |
| 4.1.2 灯的群组——“南国灯城”的新星 |
| 4.1.3 讨论:创作与评审 |
| 4.2 方案确定及后续进展 |
| 4.2.1 自贡恐龙博物馆的后续进展 |
| 4.2.2 中国彩灯博物馆的后续进展 |
| 4.2.3 讨论:后续进展 |
| 4.3 本章小结 |
| 5 建筑创作回响 |
| 5.1 官方新闻媒体的关注 |
| 5.1.1 对自贡恐龙博物馆的关注 |
| 5.1.2 对中国彩灯博物馆的关注 |
| 5.1.3 讨论:媒体关注 |
| 5.2 大众的声音 |
| 5.2.1 对自贡恐龙博物馆的关注 |
| 5.2.2 对中国彩灯博物馆的关注 |
| 5.3 业内人士的评价 |
| 5.3.1 对自贡恐龙博物馆的评价 |
| 5.3.2 对中国彩灯博物馆的评价 |
| 5.4 获奖情况 |
| 5.4.1 自贡恐龙博物馆获奖情况 |
| 5.4.2 中国彩灯博物馆获奖情况 |
| 5.5 本章小结 |
| 6 建筑评析 |
| 6.1 建筑策划 |
| 6.1.1 可行性研究阶段 |
| 6.1.2 设计任务书阶段 |
| 6.1.3 自贡恐龙博物馆所带来的建筑策划启示 |
| 6.2 建筑后评估 |
| 6.2.1 自贡恐龙博物馆的建筑后评估 |
| 6.2.2 中国彩灯博物馆的建筑后评估 |
| 6.2.3 自贡恐龙博物馆和中国彩灯博物馆建筑后评估带来的启示 |
| 6.3 建筑设计竞赛 |
| 6.3.1 建筑竞赛的方案组织 |
| 6.3.2 建筑评选中的“长官意志”与“明星建筑师”问题 |
| 6.3.3 自贡恐龙博物馆和中国彩灯博物馆建筑方案组织与评选带来的启示 |
| 6.4 建筑设计 |
| 6.4.1 自贡恐龙博物馆建筑设计 |
| 6.4.2 中国彩灯博物馆建筑设计 |
| 6.4.3 建筑设计师 |
| 6.4.4 自贡恐龙博物馆和中国彩灯博物馆建筑设计所带来的启示 |
| 6.5 建筑伦理 |
| 6.5.1 建筑精神与价值判断 |
| 6.5.2 自贡恐龙博物馆建筑设计全过程中的建筑伦理 |
| 6.5.3 中国彩灯博物馆建筑设计全过程中的建筑伦理 |
| 6.5.4 自贡恐龙博物馆和中国彩灯博物馆表达的建筑伦理及其启示 |
| 6.6 建筑与城市文化 |
| 6.6.1 自贡恐龙博物馆和中国彩灯博物馆对自贡城市文化的意义 |
| 6.6.2 自贡恐龙博物馆与中国彩灯博物馆带来的城市文化启示 |
| 6.6.3 自贡城市文化及其认同 |
| 6.7 本章小结 |
| 7 结论:此两案例建筑设计全过程及其评析对当代的启示 |
| 7.1 研究结论 |
| 7.2 论文的创新点 |
| 7.3 论文不足与后续研究展望 |
| 参考文献 |
| 图表目录 |
| 致谢 |
（4）可持续发展约束宏观税负视域下央、地间事权与支出责任划分 ——基于国际比较的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及意义 |
| 1.1.1 研究背景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研究的目标和内容 |
| 1.2.1 论文的研究目标 |
| 1.2.2 论文的研究内容 |
| 1.3 研究的思路与方法 |
| 1.3.1 研究思路 |
| 1.3.2 研究方法 |
| 1.4 难点和可能的创新之处 |
| 1.4.1 难点 |
| 1.4.2 论文可能的创新 |
| 第二章 文献回顾 |
| 2.1 可持续发展视角下的全口径宏观税负 |
| 2.1.1 全口径宏观税负的概念界定与测度 |
| 2.1.2 宏观税负与经济增长的理论框架与实证检验 |
| 2.1.3 可持续发展约束宏观税负的研究 |
| 2.2 财政分权与经济增长 |
| 2.2.1 经济增长视角下财政分权理论的发展历程 |
| 2.2.2 财政分权理论的新发展与现实困境——部分财政分权 |
| 2.2.3 财政分权与经济增长的实证研究 |
| 2.3 财政分权、政府间竞争与政府支出结构 |
| 2.3.1 财政分权体制下的要素流动与政府间竞争 |
| 2.3.2 政府间竞争与财政支出结构之生产性和非生产性支出 |
| 2.3.3 政府间竞争与政府规模 |
| 2.4 中央和地方政府间的事权与支出责任划分研究 |
| 2.4.1 政府间事权划分的理论基础和原则 |
| 2.4.2 中央和地方政府间事权与支出责任划分的国际案例 |
| 2.4.3 中央和地方政府间事权与支出责任划分的中国案例 |
| 2.5 简要评述 |
| 第三章 中央和地方政府间事权划分的国际比较 |
| 3.1 联邦制国家央、地间事权划分的案例分析 |
| 3.1.1 联邦制发达国家的划分模式——以美国为例 |
| 3.1.2 联邦制发展中国家的划分模式——以俄罗斯为例 |
| 3.2 单一制国家央、地间事权划分的案例分析 |
| 3.2.1 单一制发达国家的划分模式——以英国为例 |
| 3.2.2 单一制发展中国家的划分模式——以蒙古为例 |
| 3.3 各国央、地间事权与支出责任划分的比较分析 |
| 3.3.1 美、俄、英、蒙四国央、地间事权与支出责任划分的比较分析 |
| 3.3.2 央、地间财政支出划分比较的拓展——基于81个国家的数据 |
| 3.4 启示与借鉴 |
| 3.4.1 划清政府、市场边界的启示与借鉴 |
| 3.4.2 优化中央、地方财政支出比例的启示与借鉴 |
| 3.4.3 划分中央、地方的事权与支出责任的启示与借鉴 |
| 3.4.4 健全央、地两级财政法制体系的启示与借鉴 |
| 3.5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中国央、地间财政关系的历史变迁、现状和比较 |
| 4.1 新中国成立以来央、地间财政关系的变迁 |
| 4.1.1 计划经济体制下集权与分权的动荡变化时期(1950-1980年) |
| 4.1.2 改革开放背景下财政分权体系探索和建设时期(1980-2013 年) |
| 4.1.3 财政体制现代化改革时期(2014年至今) |
| 4.2 分税制改革后央、地间财政关系的总体现状——财政困境和思考 |
| 4.2.1 财政现状之央、地间财政失衡的困境及其思考 |
| 4.2.2 财政现状之转移支付体系不完善与地方财政缺口的困境及其思考 |
| 4.2.3 财政现状之土地财政和地方债务困境及其思考 |
| 4.2.4 财政现状之宏观税负畸高的困境及其思考 |
| 4.3 各领域央、地间事权与支出责任划分的现状与比较 |
| 4.3.1 一般公共预算中的央、地间事权与支出责任划分 |
| 4.3.2 政府性基金预算中的央、地间事权与支出责任划分 |
| 4.3.3 国有资本经营预算中的央、地间事权与支出责任划分 |
| 4.3.4 社会保险基金预算中的央、地间事权与支出责任划分 |
| 4.3.5 央、地间事权与支出责任划分现状、比较的总结 |
| 4.4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可持续发展与央、地财政支出结构研究 |
| 5.1 可持续发展与央、地财政支出结构的理论分析 |
| 5.1.1 可持续发展的概念界定 |
| 5.1.2 可持续发展与财政支出分权——基于Barro模型的理论分析 |
| 5.1.3 可持续发展与财政支出结构的理论分析 |
| 5.2 可持续发展评价指数的构建与测度 |
| 5.2.1 可持续发展评价指数的构建 |
| 5.2.2 可持续发展评价指数的指标权重计算——基于改进后的熵值法 |
| 5.2.3 世界81个国家可持续发展指数的测度及排序 |
| 5.2.4 可持续发展指数与人类发展指数的排序比较 |
| 5.3 可持续发展与财政支出分权——基于跨国数据的实证研究 |
| 5.3.1 模型构建、变量描述与数据来源 |
| 5.3.2 基准回归结果 |
| 5.3.3 工具变量回归结果——内生性检验 |
| 5.3.4 稳健性检验——财政支出分权与人类发展指数 |
| 5.3.5 进一步讨论——经济、社会、环境可持续发展的三维讨论 |
| 5.3.6 基于Lind-Mehlum方法的最优央、地财政支出比例估计 |
| 5.4 可持续发展与财政支出结构——基于跨国数据的实证研究 |
| 5.4.1 模型构建、变量描述与数据来源 |
| 5.4.2 基准回归结果 |
| 5.4.3 工具变量回归结果——内生性检验 |
| 5.4.4 稳健性检验——财政支出结构与人类发展指数 |
| 5.4.5 实证研究的结论与启示 |
| 5.5 本章小结 |
| 第六章 可持续发展约束宏观税负视域下央、地间事权与支出责任的重构方案 |
| 6.1 央、地间事权与支出责任划分的理论、原则和思路 |
| 6.1.1 央、地间事权与支出责任划分的理论基础 |
| 6.1.2 央、地间事权与支出责任划分的原则 |
| 6.1.3 央、地间事权与支出责任划分的思路 |
| 6.2 借鉴国际经验的央、地间事权与支出责任的重构方案 |
| 6.2.1 一般公共预算中央、地间事权与支出责任的划分方案 |
| 6.2.2 政府性基金预算中央、地间事权与支出责任的划分方案 |
| 6.2.3 国有资本经营预算中央、地间事权与支出责任的划分方案 |
| 6.2.4 社会保险基金预算中央、地间事权与支出责任的划分方案 |
| 6.2.5 新冠肺炎疫情背景下央、地间公共卫生事权与支出责任划分研究 |
| 6.3 重构之后的央、地间财政事权配置及其支出规模测算 |
| 6.3.1 一般公共预算中的央、地间财政事权配置及其支出规模测算 |
| 6.3.2 政府性基金预算中的央、地财政支出划分及其规模测算 |
| 6.3.3 国有资本经营预算中的央、地间财政支出划分及其规模测算 |
| 6.3.4 社会保险基金预算中的央、地间财政支出划分及其规模测算 |
| 6.3.5 重构之后的央、地两级财政支出总规模测算及重构方案的优势 |
| 6.4 本章小结 |
| 第七章 结论与对策建议 |
| 7.1 研究结论 |
| 7.1.1 国际比较的研究结论 |
| 7.1.2 历史、现状和比较的研究结论 |
| 7.1.3 理论与实证研究的结论 |
| 7.2 对策建议 |
| 7.2.1 政策启示 |
| 7.2.2 具体的对策建议和方案 |
| 第八章 研究的不足与展望 |
| 8.1 本文的不足之处 |
| 8.2 今后的努力方向 |
| 参考文献 |
| 附件:Lind-Mehlum方法的Stata编程代码 |
| 致谢 |
| 作者简介 |
| 1 作者简历 |
| 2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 |
| 3 参与的科研项目及获奖情况 |
| 学位论文数据集 |
（5）中国创新政策 ——演进、机理及绩效评价（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导论 |
| 一、研究背景及研究意义 |
| 二、研究内容及研究方法 |
| 三、研究的创新点 |
| 第一章 理论基础与文献回顾 |
| 第一节 相关理论基础 |
| 一、创新驱动理论 |
| 二、创新系统理论 |
| 三、公共物品理论 |
| 第二节 创新政策的研究综述 |
| 一、创新政策的含义 |
| 二、创新政策的分类 |
| 三、创新政策的演进 |
| 第三节 创新政策绩效评估的研究综述 |
| 一、创新政策绩效的内涵 |
| 二、创新政策绩效评估的方法 |
| 三、创新政策绩效评估的内容 |
| 第四节 创新政策选择与优化的研究综述 |
| 一、创新政策工具的选择 |
| 二、创新政策的优化策略 |
| 第五节 文献评述 |
| 第二章 中国创新政策体系的演进与构成 |
| 第一节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创新政策的阶段划分 |
| 一、全面恢复科技体系阶段(1978-1985 年) |
| 二、科技体系结构调整阶段(1985-1995 年) |
| 三、科技体制改革深化阶段(1995-2005 年) |
| 四、构建国家创新体系阶段(2006 年至今) |
| 第二节 中国创新政策体系的主要内容 |
| 一、中国科技创新组织体系和计划体系 |
| 二、中国创新政策工具的主要类型 |
| 第三节 我国创新政策演变的趋势分析 |
| 一、从独立“科技政策”到“创新政策体系”演变 |
| 二、从“政府导向”到“政府引导+市场调节”协同演变 |
| 三、从“单项政策”向“组合政策”转变 |
| 第三章 中国自主创新的现状评价 |
| 第一节 中国自主创新的主要成就 |
| 一、科研投入持续加强夯实创新基础 |
| 二、基础研究和应用技术成果不断涌现 |
| 三、创新人才队伍持续壮大结构优化 |
| 四、大众创业万众创新成为新动力 |
| 五、制度创新与管理创新水平不断提升 |
| 第二节 中国自主创新的成功经验 |
| 一、创新投入的强力支撑 |
| 二、政府市场的良性互动 |
| 三、地方实践的积累扩散 |
| 四、协同创新的活力释放 |
| 第三节 中国自主创新面临的主要问题 |
| 一、科技人才队伍结构不优 |
| 二、各类企业创新表现不均 |
| 三、知识产权保护维权不力 |
| 四、企业创新经济效益不高 |
| 五、政府创新管理定位不清 |
| 第四章 中国自主创新的路径特征:基于创新政策分析框架 |
| 第一节 技术创新政策的分析框架 |
| 一、技术创新政策的三种分析框架 |
| 二、基于技术创新政策分析框架的创新活动研究框架设计 |
| 三、中国自主创新的典型模式:基于创新活动分析的研究框架 |
| 第二节 “逼出来”的创新及其路径特征 |
| 一、相关定义和主要特征 |
| 二、该类创新模式的要素分析 |
| 三、创新的绩效及评价——以十大军工集团为例 |
| 第三节 “等出来”的创新及其路径特征 |
| 一、相关定义和主要特征 |
| 二、该类创新模式的要素分析 |
| 三、创新的绩效及评价——以建筑央企为例 |
| 第四节 “争出来”的创新及其路径特征 |
| 一、相关定义和主要特征 |
| 二、该类创新模式的要素分析 |
| 三、创新的绩效及评价——以创业板公司为例 |
| 第五节 “网出来”的创新及其路径特征 |
| 一、相关定义和主要特征 |
| 二、该类创新模式的要素分析 |
| 三、创新的绩效及评价——以BAT为例 |
| 第五章 中国创新政策绩效的总体效应测度 |
| 第一节 中国创新政策的总体效应及时间差异 |
| 一、变量、数据及模型设定 |
| 二、单位面板根检验与协整检验 |
| 三、实证分析结果 |
| 第二节 中国创新政策绩效的地区差异 |
| 一、DEA评价模型及其适用性 |
| 二、创新政策绩效评价的指标设计 |
| 三、中国创新政策绩效的超效率评价分析 |
| 第六章 中国创新政策对企业创新绩效的微观效应检验 |
| 第一节 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
| 一、税收优惠与财政补贴的区别 |
| 二、理论假设 |
| 第二节 研究设计 |
| 一、样本选择 |
| 二、模型设定 |
| 三、描述性统计 |
| 四、单因素分析 |
| 第三节 主要实证结果 |
| 一、财税政策对企业创新绩效的影响 |
| 二、同时享受税收优惠和财政补贴对企业创新绩效的影响 |
| 结论与展望 |
| 一、研究结论 |
| 二、政策建议 |
| 三、研究展望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的科研成果 |
（6）面向数字孪生建筑的“信息-物理”交互策略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与意义 |
| 1.1.1 BIM技术对建筑业及建筑师的意义 |
| 1.1.2 “信息-物理”不交互的问题现状 |
| 1.1.3 聚焦“物理”的数字孪生建筑启示 |
| 1.2 研究综述 |
| 1.2.1 数字孪生建筑的相关研究 |
| 1.2.2 反映“物理”的建成信息理论研究 |
| 1.2.3 由“物理”到“信息”的逆向信息化技术研究 |
| 1.2.4 研究综述存在的问题总结 |
| 1.3 研究内容、方法和框架 |
| 1.3.1 研究内容 |
| 1.3.2 研究方法 |
| 1.3.3 研究框架 |
| 第2章 BIM缺陷分析与“信息-物理”交互策略制定 |
| 2.1 现有BIM体系无法满足建筑业的转型要求 |
| 2.1.1 信息化转型对建筑协同的要求 |
| 2.1.2 智能化转型对高标准信息的要求 |
| 2.1.3 面向数字孪生建筑拓展现有BIM体系的必要性 |
| 2.2 针对建成信息理论的BIM缺陷分析与交互策略制定 |
| 2.2.1 现有BIM体系缺少承载建成信息的建筑数字化定义 |
| 2.2.2 现有BIM体系缺少认知建成信息的分类与描述方法 |
| 2.2.3 现有BIM体系缺少适配建成信息的建筑信息系统 |
| 2.2.4 针对建成信息理论的“信息-物理”交互策略制定 |
| 2.3 针对逆向信息化技术的BIM缺陷分析与交互策略制定 |
| 2.3.1 建筑逆向工程技术的发展 |
| 2.3.2 建筑逆向工程技术的分类 |
| 2.3.3 BIM结合逆向工程的技术策略若干问题 |
| 2.3.4 针对逆向信息化技术的“信息-物理”交互策略制定 |
| 2.4 本章小结 |
| 第3章 “信息-物理”交互策略的建成信息理论 |
| 3.1 建成信息的建筑数字化定义拓展 |
| 3.1.1 BIM建成模型的概念定义 |
| 3.1.2 BIM建成模型的数据标准 |
| 3.2 建成信息的分类与描述方法建立 |
| 3.2.1 “对象-属性”建成信息分类方法 |
| 3.2.2 建筑对象与属性分类体系 |
| 3.2.3 多维度建成信息描述方法 |
| 3.2.4 建成信息的静态和动态描述规则 |
| 3.3 建成信息的建筑信息系统构想 |
| 3.3.1 交互系统的概念定义 |
| 3.3.2 交互系统的系统结构 |
| 3.3.3 交互系统的算法化构想 |
| 3.4 本章小结 |
| 第4章 “信息-物理”交互策略的感知技术:信息逆向获取 |
| 4.1 建筑逆向工程技术的激光技术应用方法 |
| 4.1.1 激光技术的定义、原理与流程 |
| 4.1.2 面向场地环境和建筑整体的激光技术应用方法 |
| 4.1.3 面向室内空间的激光技术应用方法 |
| 4.1.4 面向模型和构件的激光技术应用方法 |
| 4.2 建筑逆向工程技术的图像技术应用方法 |
| 4.2.1 图像技术的定义、原理与流程 |
| 4.2.2 面向场地环境和建筑整体的图像技术应用方法 |
| 4.2.3 面向室内空间的图像技术应用方法 |
| 4.2.4 面向模型和构件的图像技术应用方法 |
| 4.3 趋近激光技术精度的图像技术应用方法研究 |
| 4.3.1 激光与图像技术的应用领域与技术对比 |
| 4.3.2 面向室内改造的图像技术精度探究实验设计 |
| 4.3.3 基于空间和构件尺寸的激光与图像精度对比分析 |
| 4.3.4 适宜精度需求的图像技术应用策略总结 |
| 4.4 本章小结 |
| 第5章 “信息-物理”交互策略的分析技术:信息物理比对 |
| 5.1 信息物理比对的流程步骤和算法原理 |
| 5.1.1 基于产品检测软件的案例应用与分析 |
| 5.1.2 信息物理比对的流程步骤 |
| 5.1.3 信息物理比对的算法原理 |
| 5.2 面向小型建筑项目的直接法和剖切法算法开发 |
| 5.2.1 案例介绍与研究策略 |
| 5.2.2 针对线型构件的算法开发 |
| 5.2.3 针对面型构件的算法开发 |
| 5.3 面向曲面实体模型的微分法算法开发 |
| 5.3.1 案例介绍与研究策略 |
| 5.3.2 针对曲面形态的微分法算法开发 |
| 5.3.3 形变偏差分析与结果输出 |
| 5.4 面向传统民居立面颜色的信息物理比对方法 |
| 5.4.1 案例介绍与研究策略 |
| 5.4.2 颜色部分设计与建成信息的获取过程 |
| 5.4.3 颜色部分设计与建成信息的差值比对分析 |
| 5.5 本章小结 |
| 第6章 “信息-物理”交互策略的决策技术:信息模型修正 |
| 6.1 BIM建成模型创建的决策策略制定 |
| 6.1.1 行业生产模式决定建成信息的模型创建策略 |
| 6.1.2 基于形变偏差控制的信息模型修正决策 |
| 6.1.3 建筑“信息-物理”形变偏差控制原则 |
| 6.2 基于BIM设计模型修正的决策技术实施 |
| 6.2.1 BIM设计模型的设计信息继承 |
| 6.2.2 BIM设计模型的设计信息替换 |
| 6.2.3 BIM设计模型的设计信息添加与删除 |
| 6.3 本章小结 |
| 第7章 结论与数字孪生建筑展望 |
| 7.1 “信息-物理”交互策略的研究结论 |
| 7.1.1 研究的主要结论 |
| 7.1.2 研究的创新点 |
| 7.1.3 研究尚存的问题 |
| 7.2 数字孪生建筑的未来展望 |
| 7.2.1 建筑数字孪生体的概念定义 |
| 7.2.2 建筑数字孪生体的生成逻辑 |
| 7.2.3 数字孪生建筑的实现技术 |
| 7.2.4 融合系统的支撑技术构想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附录 A 建筑业BIM技术应用调研报告(摘选) |
| 附录 B “对象-属性”建筑信息分类与编码条目(局部) |
| 附录 C 基于Dynamo和 Python开发的可视化算法(局部) |
| 附录 D 本文涉及的建筑实践项目汇总(图示) |
| 个人简历、在学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与研究成果 |
（7）基于区域和行业视角的中国碳强度及能源强度驱动因素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及意义 |
| 1.1.1 全球气候变化问题 |
| 1.1.2 全球能源消耗及二氧化碳排放趋势 |
| 1.1.3 全球节能减排措施 |
| 1.1.4 中国节能减排措施 |
| 1.2 研究内容及创新点 |
| 1.2.1 研究内容 |
| 1.2.2 创新点 |
| 1.3 研究方法与技术路线 |
| 1.3.1 研究方法 |
| 1.3.2 技术路线 |
| 第2章 能源及二氧化碳排放驱动因素文献综述 |
| 2.1 因素分解方法综述 |
| 2.2 实证研究综述 |
| 2.2.1 国家层面实证研究综述 |
| 2.2.2 行业层面实证研究综述 |
| 2.2.3 区域层面实证研究综述 |
| 2.3 文献评述 |
| 第3章 中国能源消耗及碳排放趋势分析 |
| 3.1 中国能源消耗及碳排放现状分析 |
| 3.1.1 中国终端能源消耗结构分析 |
| 3.1.2 中国电力部门发电结构分析 |
| 3.1.3 中国碳排放趋势分析 |
| 3.2 中国各行业能源消耗及碳排放现状比较分析 |
| 3.2.1 中国各行业能源消耗现状 |
| 3.2.2 中国各行业碳排放现状 |
| 3.3 中国各地区能源消耗及碳排放现状比较分析 |
| 3.3.1 中国各地区能源消耗现状 |
| 3.3.2 中国各地区碳排放现状 |
| 第4章 基于多行业视角的中国工业碳强度驱动因素研究 |
| 4.1 研究方法 |
| 4.1.1 能源消费产生的二氧化碳排放量的测算 |
| 4.1.2 因素分解法 |
| 4.1.3 行业归因分析法 |
| 4.2 数据来源 |
| 4.3 结果与讨论 |
| 4.3.1 产业结构、能源强度及碳排放系数趋势讨论 |
| 4.3.2 因素分解结果讨论 |
| 4.3.3 归因分析结果讨论 |
| 4.4 结论与政策建议 |
| 第5章 基于多区域视角的中国电力碳强度驱动因素研究 |
| 5.1 研究方法 |
| 5.1.1 时间序列指数分解法 |
| 5.1.2 区域归因分析法 |
| 5.1.3 空间序列指数分解法 |
| 5.2 数据来源 |
| 5.3 结果与讨论 |
| 5.3.1 中国电力碳强度趋势 |
| 5.3.2 时间序列指数分解结果 |
| 5.3.3 区域归因分析 |
| 5.3.4 空间序列指数分解结果 |
| 5.4 结论及政策建议 |
| 第6章 基于多区域多行业视角的中国碳强度驱动因素研究 |
| 6.1 研究方法 |
| 6.1.1 多区域多行业指数分解法 |
| 6.1.2 多区域多行业归因分析法 |
| 6.2 数据来源 |
| 6.3 结果与讨论 |
| 6.3.1 多区域多行业指数分解结果 |
| 6.3.2 多区域多行业归因分析结果 |
| 6.4 结论与政策建议 |
| 第7章 基于生产理论的中国能源强度驱动因素研究 |
| 7.1 研究方法 |
| 7.1.1 Shephard距离函数 |
| 7.1.2 多区域多行业PDA-IDA方法 |
| 7.1.3 多区域多行业归因分析方法 |
| 7.2 结果与讨论 |
| 7.2.1 中国能源强度驱动因素分析 |
| 7.2.2 多区域多行业归因分析结果 |
| 7.3 结论与政策建议 |
| 结论与展望 |
| 结论 |
| 展望 |
| 致谢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发表的论文及科研成果 |
（8）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社会分化现象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导论 |
| 一、选题背景及意义 |
| (一)选题背景 |
| (二)选题意义 |
| 二、相关研究回顾 |
| (一)既有研究的主要视角 |
| (二)既有研究的主要内容 |
| (三)既有研究的不足之处 |
| 三、主要概念的界定 |
| (一)现代化 |
| (二)社会分化 |
| (三)社会整合 |
| 四、主要理论工具 |
| (一)现代化理论 |
| (二)功能主义理论 |
| (三)社会冲突理论 |
| 五、研究思路、研究方法与可能的创新之处 |
| (一)研究思路 |
| (二)研究方法 |
| (三)可能的创新之处 |
| 第一章 新中国成立与低分化社会的建构 |
| 第一节 新中国成立之后抑制社会分化的措施与结果 |
| 一、战争胜利之后的城市接管 |
| 二、农村地区的土地改革 |
| 三、三大改造 |
| 第二节 抑制社会分化的合理性分析 |
| 一、抑制社会分化符合中国革命的发展方向 |
| 二、新旧社会的强烈对比使社会各界倾向抑制社会分化 |
| 三、抑制社会分化符合当时现代化建设的客观需要 |
| 四、国际、国内斗争形势要求抑制社会分化 |
| 第三节 低分化社会的运行逻辑 |
| 一、科层化的社会空间 |
| 二、社会运行的总体性 |
| 三、限制社会自由流动 |
| 四、突出政治 |
| 第四节 低分化社会的主要贡献和问题 |
| 一、低分化社会的主要贡献 |
| 二、低分化社会的主要问题 |
| 第二章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社会分化的基本状况、特征与趋势 |
| 第一节 改革开放以来社会分化的基本状况 |
| 一、系统分化 |
| 二、职业分化 |
| 三、收入分化 |
| 四、阶层分化 |
| 第二节 改革开放以来社会分化的基本特征 |
| 一、社会分化的非对抗性 |
| 二、社会分化的渐进性 |
| 三、社会分化的不平衡性 |
| 四、社会分化的可控性 |
| 第三节 当代中国社会分化的新趋势 |
| 一、社会分化的维度日益多元化 |
| 二、社会分化的“跨边界”现象日益增多 |
| 三、社会分化日益显现“流动性”趋势 |
| 四、网络社会分化日趋明显 |
| 第三章 社会分化的历史进步意义 |
| 第一节 社会分化对生产力发展的促进作用 |
| 一、社会分化创造了推动生产力发展的主体 |
| 二、社会分化创造出有利于生产力发展的社会环境 |
| 三、社会分化产生有利于生产力发展的组织形式 |
| 第二节 社会分化与社会和谐稳定 |
| 一、社会分化增进社会群体之间的依赖和互补 |
| 二、社会分化涵养社会和谐稳定的价值基础 |
| 三、社会分化创造群际联系的纽带 |
| 四、社会分化对阶级阶层冲突具有削弱效应 |
| 第三节 社会分化与“人的自由发展” |
| 一、社会分化激活了社会成员的意志自由 |
| 二、社会分化开拓了社会成员自由选择的空间 |
| 三、社会分化彰显了社会成员的个性自由 |
| 第四章 社会分化的潜在风险和挑战 |
| 第一节 社会分化与宏观结构失衡 |
| 一、社会分化导致系统结构失衡 |
| 二、社会分化导致职业结构比例失衡 |
| 三、社会两极分化 |
| 四、社会碎片化 |
| 第二节 社会群体分化的反常现象 |
| 一、弱势群体的分化 |
| 二、边缘群体的分化 |
| 三、反社会群体的分化 |
| 第三节 社会分化对社会心态的消极影响 |
| 一、社会分化削弱传统社会信任的基础 |
| 二、社会分化与社会冷漠 |
| 三、社会分化与社会焦虑 |
| 第五章 高分化社会的社会整合与秩序重构 |
| 第一节 社会秩序的生成主体 |
| 一、作为“政治权威”的国家 |
| 二、作为“中间变量”的社会组织 |
| 三、具有“双重属性”的社会成员 |
| 第二节 社会秩序的生成条件 |
| 一、有助于社会整合的生产力因素 |
| 二、重新发现“共同性” |
| 三、“社会纽带”的作用 |
| 第三节 正常分化应遵循的基本原则 |
| 一、分化与整合同步发展原则 |
| 二、社会分化的合理性原则 |
| 三、付出与收益等比例分配原则 |
| 四、社会分化的可控性原则 |
| 五、社会分化的底线原则 |
| 六、社会分化的渐进性原则 |
| 七、充分吸纳原则 |
| 结语 |
| 一、本研究的基本结论 |
| (一)当代中国社会分化符合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 |
| (二)当代中国社会分化的基本面是积极的 |
| (三)不应忽视社会分化的风险与挑战 |
| 二、可能的扩展研究 |
| (一)当代中国社会分化的独特性问题 |
| (二)社会分化与社会整合的关系问题 |
| (三)社会分化与未来社会形态问题 |
| 参考文献 |
| 后记 |
（9）城市群经济协调发展的时空演变及影响因素（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 |
| 1.2 研究目的及意义 |
| 1.2.1 研究目的 |
| 1.2.2 研究意义 |
| 1.3 研究内容和方法 |
| 1.3.1 研究内容 |
| 1.3.2 研究方法 |
| 1.4 主要创新点 |
| 第二章 理论基础及文献综述 |
| 2.1 城市群经济协调发展相关概念界定 |
| 2.1.1 城市群 |
| 2.1.2 经济协调发展 |
| 2.2 城市群经济协调发展相关理论基础 |
| 2.2.1 区域经济学发展 |
| 2.2.2 区际分工理论 |
| 2.2.3 区域经济发展理论 |
| 2.2.4 集聚经济与扩散效应 |
| 2.3 城市群经济协调发展文献综述 |
| 2.3.1 城市群的崛起及协调发展研究综述 |
| 2.3.2 城市群经济协调发展问题研究思路综述 |
| 2.3.3 文献评述 |
| 2.4 国外城市群经济协调发展的实践 |
| 2.4.1 北美五大湖城市群 |
| 2.4.2 美国东北部大西洋沿岸城市群 |
| 2.4.3 欧洲西北部城市群 |
| 2.4.4 伦敦城市群 |
| 第三章 城市群经济协调发展的时空演变及效率分析 |
| 3.1 十大城市群概况 |
| 3.1.1 三大国家级城市群概况 |
| 3.1.2 七大区域级城市群概况 |
| 3.2 城市群经济协调发展的时空演变 |
| 3.2.1 城市群经济协调发展水平的测度模型 |
| 3.2.2 十大城市群经济协调发展的时序演变 |
| 3.2.3 十大城市群经济协调发展的空间分异 |
| 3.3 城市群经济协调发展的效率分析 |
| 3.3.1 城市群经济协调发展效率的测度模型 |
| 3.3.2 十大城市群经济协调发展效率分析 |
| 3.3.3 十大城市群经济协调发展效率投影分析 |
| 3.4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城市群经济结构及协调发展的主要问题 |
| 4.1 城市群经济首位度分析 |
| 4.1.1 经济首位度的测度方法 |
| 4.1.2 十大城市群经济首位度测度结果分析 |
| 4.2 城市群经济职能结构分析 |
| 4.2.1 职能结构分析方法 |
| 4.2.2 三大国家级城市群经济职能结构分析 |
| 4.2.3 七大区域级城市群经济职能结构分析 |
| 4.3 城市群经济协调发展的主要矛盾和问题 |
| 4.3.1 城市群经济协调发展各阶段的主要矛盾 |
| 4.3.2 城市群经济协调发展存在的主要问题 |
| 4.4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城市群经济协调发展的影响因素及机制设计 |
| 5.1 城市群经济协调发展影响因素定性分析 |
| 5.1.1 自然条件及资源禀赋 |
| 5.1.2 商业文化与经济基础 |
| 5.1.3 区域经济发展政策 |
| 5.2 城市群经济协调发展影响因素计量分析 |
| 5.2.1 变量选取及描述性统计 |
| 5.2.2 模型筛选 |
| 5.2.3 模型检验 |
| 5.2.4 结果分析 |
| 5.3 城市群经济协调发展机制设计思路 |
| 5.3.1 建立城市群公共服务共享与多元主体参与机制 |
| 5.3.2 建立城市群经济成果转移与利益补偿机制 |
| 5.4 本章小结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学位期间所取得的相关科研成果 |
| 致谢 |
（10）中国近现代建筑摄影历史研究1844-1990（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概述 |
| 1.1.1 信息时代的建筑摄影“困局” |
| 1.1.2 建筑摄影的“中国性” |
| 1.1.3 本土建筑学研究中系统性的建筑摄影历史理论研究亟待填补 |
| 1.2 研究对象 |
| 1.2.1 研究的议题——建筑的视觉性 |
| 1.2.2 研究的跨度——近现代 |
| 1.2.3 研究的场域——以“中国”为地理空间和传播上的限定 |
| 1.3 研究综述 |
| 1.3.1 以建筑学切入的研究 |
| 1.3.2 以摄影和图像学切入的研究 |
| 1.4 研究方法 |
| 1.5 研究意义 |
| 1.6 研究框架 |
| 第2章 建筑摄影的制产、表达与意义 |
| 2.1 本章引论 |
| 2.2 以摄影制产为线索 |
| 2.2.1 意图:提供建成环境的可读 |
| 2.2.2 技术:前置的建筑摄影方法 |
| 2.2.3 媒介:摄影视觉的观看结构 |
| 2.3 以建筑摄影表达维度为切入 |
| 2.3.1 建筑表现 |
| 2.3.2 科学采集 |
| 2.3.3 建筑纪实 |
| 2.4 建筑的视觉性意义 |
| 2.4.1 空间和形象的视觉重构 |
| 2.4.2 建筑信息的文本化 |
| 2.4.3 建筑文化价值的形成 |
| 上篇:近代中国建筑摄影的启蒙与探索 |
| 第3章 建筑临摹:场景的祛魅与返魅(1844-1900) |
| 3.1 本章引论 |
| 3.2 建筑摄影的启蒙与影像殖民 |
| 3.2.1 成为科学性与客观性坐标系的建筑摄影 |
| 3.2.2 建筑摄影与欧洲城市场景 |
| 3.2.3 中国场景的初始建构与形象的“攫取” |
| 3.3 建筑摄影制产主体的雏形 |
| 3.3.1 固定的耕耘:中国早期照相业的形成 |
| 3.3.2 流动的纪实:独立及业余摄影师的实践 |
| 3.4 :中国场景再现的多元维度 |
| 3.4.1 菲利斯·比托:中国建筑场景的双向性格 |
| 3.4.2 约翰·汤姆森:社会调查视角下的时代图景 |
| 3.4.3 涌现的工业场景建筑摄影 |
| 3.5 本章小结 |
| 第4章 建筑写真:建筑学的装置和观念(1900-1927) |
| 4.1 本章引论 |
| 4.2 本土摄影理论的滥觞与场景的“真”与“意” |
| 4.2.1 中国本土摄影理论萌芽与建筑摄影 |
| 4.2.2 城市场景的新视觉 |
| 4.3 成为建筑学装置的建筑摄影 |
| 4.3.1 小川一真:建筑科考摄影与制图的“一致性” |
| 4.3.2 恩斯特·鲍希曼:中国传统建筑“基因”与画意表现 |
| 4.3.3 奥斯瓦尔·喜仁龙:北京城墙研究与类型学摄影 |
| 4.4 科学考察中的建筑摄影制产 |
| 4.4.1 威廉·埃德加·吉尔:场景的嬗变与清末的新政建筑 |
| 4.4.2 爱德华·沙畹:人文科考的类型采集 |
| 4.5 本章小结 |
| 下篇:现代中国建筑摄影的成熟与更迭 |
| 第5章 建筑媒介:民族性与现代性的斡旋(1927-1949) |
| 5.1 本章引论 |
| 5.2 建筑摄影的现代性制产 |
| 5.2.1 现代建筑纸媒与建筑摄影,以《中国建筑》和《建筑月刊》为例 |
| 5.2.2 建筑摄影在商业照相馆的成熟:“定妆照”与工程纪实 |
| 5.2.3 大众阅读中的建筑形象 |
| 5.3 中国建筑的民族性建构 |
| 5.3.1 梁思成:中国建筑“词汇”与“文法”的可读性 |
| 5.3.2 孙明经与庄学本:少数民族地区的人文科考与建筑摄影 |
| 5.3.3 郎静山:中国建筑场景的画意表达 |
| 5.4 建筑摄影的“新视觉” |
| 5.4.1 中国建筑现代性争辩中的建筑摄影 |
| 5.4.2 黑白影社与金石声:上海的现代都市场景 |
| 5.4.3 霓虹、夜景与现代 |
| 5.4.4 室内建筑摄影与日常的现代性 |
| 5.5 本章小结 |
| 第6章 建筑纪实:技术理性与集体叙事(1949-1976) |
| 6.1 本章引论 |
| 6.2 建筑摄影的集体性制产 |
| 6.2.1 建筑设计的集体转向与建筑摄影 |
| 6.2.2 建筑摄影的专业化传播场域 |
| 6.2.3 建筑摄影读者的强化 |
| 6.3 科学采集与功能性建筑表达 |
| 6.3.1 首都建设前期的街景拍摄调查 |
| 6.3.2 图纸化的摄影表达与工程纪实 |
| 6.4 建筑摄影的集体叙事 |
| 6.4.1 ―建筑设计十年”,建筑形象制产的巅峰 |
| 6.4.2 集体创作的高潮——人民大会堂的建设纪实 |
| 6.4.3 工业的跃进与技术“革命”的崇拜 |
| 6.4.4 现代城市的影像纪实与记忆锚点 |
| 6.5 本章小结 |
| 第7章 建筑表现:建筑语义的扩张(1976-1990) |
| 7.1 本章引论 |
| 7.2 建筑摄影制产的市场化转向 |
| 7.2.1 建筑设计的企业化改制与建筑摄影 |
| 7.2.2 当代建筑纸媒与建筑摄影的多元化探索 |
| 7.3 建筑表现与彩色建筑摄影 |
| 7.3.1 建筑表现:新语境的催化剂 |
| 7.3.2 建筑摄影媒体的色彩革命 |
| 7.4 建筑摄影语义的扩张 |
| 7.4.1 建筑摄影与建筑批评 |
| 7.4.2 建筑摄影与当代设计思潮 |
| 7.4.3 建筑摄影与怀古主义 |
| 7.5 本章小结 |
| 第8章 结语 |
| 8.1 研究结论 |
| 8.1.1 提出一种建筑摄影的理论研究体系 |
| 8.1.2 中国建筑摄影近现代历史的断代 |
| 8.1.3 中国建筑的视觉现代性的建构 |
| 8.2 问题与不足 |
| 8.3 研究展望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附录一 建筑摄影师访谈录 |
| 个人简历、在学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与研究成果 |
四、2002年中国建筑业十大新闻（论文参考文献）
- [1]新世纪中国对非洲援助的经济增长效应研究[D]. 胡锡琴. 四川大学, 2021(02)
- [2]可持续增长视角下中国建筑股利政策的研究[D]. 方文彦. 安徽财经大学, 2021(10)
- [3]建筑设计全过程实录及其评析 ——以自贡恐龙博物馆和中国彩灯博物馆为例[D]. 朱厢炜. 西安建筑科技大学, 2020(01)
- [4]可持续发展约束宏观税负视域下央、地间事权与支出责任划分 ——基于国际比较的研究[D]. 金辉. 浙江工业大学, 2020(07)
- [5]中国创新政策 ——演进、机理及绩效评价[D]. 吴祺.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 2020(07)
- [6]面向数字孪生建筑的“信息-物理”交互策略研究[D]. 韩冬辰. 清华大学, 2020
- [7]基于区域和行业视角的中国碳强度及能源强度驱动因素研究[D]. 刘楠. 西南交通大学, 2020(07)
- [8]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社会分化现象研究[D]. 贾双跃. 中共中央党校, 2019(01)
- [9]城市群经济协调发展的时空演变及影响因素[D]. 王兴举. 河北工业大学, 2018(06)
- [10]中国近现代建筑摄影历史研究1844-1990[D]. 孙昊德. 清华大学, 2018(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