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53条“怎么办”应对调整难题（论文文献综述）
苏月[1]（2021）在《诉讼请求变更中法官职权行使之研究》文中认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2019修正）》第53条（以下简称“新《证据规定》第53条”）对原《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2001）》第35条（以下简称“原《证据规定》第35条”）进行了调整,删去了“法官应告知当事人可以变更诉讼请求”的规定。原《证据规定》第35条多被认为是法官诉讼请求释明义务的原则性规定,条文的修改并不消减其一次性解决纠纷的价值取向,法官如何行使职权才能达到新《证据规定》第53条规定之目的,由当事人自主申请变更诉讼请求,这是本文试图解决的问题。通过阅读相关文献资料,从中选取与诉讼请求变更中法官职权行使相关的资料,从而对制度的价值与完善、发展进行整体的架构,在中国民事诉讼背景下对于法官在职权行使中的相关事项提出完善的建议。除去引言和结论,本文共有四章内容。第一章是从立法层面分析诉讼请求变更在法规范上存在的问题,并以现行立法为基础,以新《证据规定》第53条为重点,关注司法解释修改后立法上产生的新趋势、出现的新问题,以便在现有框架内做好法官职权行使的搭建。第二章是从司法实践的层面分析诉讼请求变更,通过裁判文书网进行司法裁判的检索,分别搜索并具体分析以旧《证据规定》第35条与新《证据规定》第53条为裁判依据的案例,以实践为导向寻找旧《证据规定》第35条适用中存在的弊端、新《证据规定》第53条的针对性修正以及存在的新的问题,以此作为第四章制度构建的现实基础。第三章是从理论出发研究诉讼请求变更,理论对于制度研究具有指导意义。释明制度是舶来品,通过研究德国、日本、我国台湾地区的理论与立法,比较其与我国诉讼请求变更中法官职权行使的异同。以德、日为代表的大陆法系国家（地区）在面对本文讨论的问题时,由于诉讼标的之识别标准不同或立法明确排除,不会产生诉讼标的变更之效果。对于当事人与法官在法律关系性质或民事行为效力的认定不同时,法官多通过行使指示义务与法律观点开示的方式保障好当事人的知情权,避免当事人受到裁判突袭。原证据规定第35条的理论困境主要表现为该条文下的法官告知义务有违背法官中立与当事人处分主义之嫌。赋予当事人根据案件审理情况决定是否调整其诉讼请求是尊重当事人处分权的表现,法官也应当依据当事人的诉讼请求确定裁判的范围,但是在旧实体法说语境下,这种告知变更诉讼请求实际上产生了变更诉讼标的的结果,并且由于案由制度在我国法院管理功能的作用,法官告知变更诉讼请求与告知后径行变更案由的处理方式实际上会影响当事人的后诉权。法条修改以司法解释的方式肯定了法律关系性质与诉讼请求并不一定存在必然联系,而是可以作为当事人的攻击防御策略,一定程度上体现了向新诉讼标的理论方向的一种尝试。同时,更好地体现出尊重当事人的程序主体地位的倾向。第四章是关于诉讼请求变更中法官职权行使之制度建构,在坚持法官中立、保障当事人诉讼权利、纠纷一次性解决原则的前提下,法官应通过法律观点指出义务的方式行使职权,具体制度包括适用情形、指示内容、效力、适用时间、法律后果及相关的配套诉讼制度。
刘春媚[2]（2021）在《论行政诉讼附带审查中规范性文件的识别标准》文中研究说明2015年生效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在其第53条规定了当事人对行政行为提起诉讼时可以对规范性文件提起一并审查,自此,我国行政诉讼规范性文件附带审查制度正式建立。但是,在对规范性文件进行合法性审查之前,首先要准确识别规范性文件,从而将其纳入规范性文件附带审查的客体范围之中。然而,在理论与司法实践中,规范性文件的识别均存在问题,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一、在行为类型方面,如何区分具体行政行为与规范性文件;二、在效力方面,行政指导性文件与内部规范性文件是否属于附带审查的规范性文件的范围;三、在制定主体方面,如何看待具有规章制定权的主体制定的规章性文件、规章解释性文件,以及如何看待党政机关联合制定的文件,均有待研究。因而,本文将从行为类型、效力和制定主体三个方面分析在行政诉讼规范性文件附带审查制度中,规范性文件识别存在的问题、建立各自识别的标准,主要包括在行为类型方面,借鉴受案范围角度“具体——抽象”区分标准,并在此基础上进行细化,使“具体——抽象”二元区分标准统一适用于行政诉讼受案范围与行政诉讼附带审查制度之中;在效力方面,建立与行政诉讼受案范围的区分机制,以约束力和对外效力为识别标准;在制定主体方面,对于有双重制定权的主体制定的规范性文件应以制定程序为识别标准,对于党政机关联合制定的文件,则建立内容为主、形式为辅的识别标准。最后在三个方面识别标准的适用顺序上,应当在整体把握的基础上,根据具体案件争议焦点进行具体适用;对于存在不止一个方面的争议焦点时,应以行为类型的识别标准为前提,其次是在效力方面进行识别,最后再把握制定主体方面的识别标准。以此,在行政诉讼附带审查制度中形成一个系统的规范性文件的识别标准。
周佳楷[3]（2020）在《国际投资仲裁裁决的承认与执行问题研究》文中研究指明伴随着近年来国际投资数量的高速增长,国际投资仲裁作为国际投资争议的解决方式之一,越来越受到国际社会的重视。裁决的承认与执行是国际投资仲裁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对国际投资纠纷的化解具有重要意义。国际投资仲裁裁决的承认与执行问题的解决关涉国际投资仲裁结果的实现,是仲裁制度的关键内容,对国际投资仲裁机制的发展具有重要的影响。同时,论文的选题还考虑到裁决承认与执行机制对“一带一路”发展的重要作用,并具有裁决承认与执行上的特殊性。“一带一路,”倡议下,我国与沿线国家之间、沿线国家之间的国际投资活动愈加频繁、投资体量庞大。传统的国际投资仲裁裁决制度是以发达国家利益为核心建立起来的,并不符合“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利益诉求。为此,在合理解释现有裁决承认与执行依据的基础上,整合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BIT中相关的仲裁条款是在国际法层面保护我国及沿线国家投资安全的重要方式,是促进各国共同、协调发展的重要保障。论文的逻辑思路为:提出问题一—分析问题一—解决问题,并采取历史分析、比较分析、规范分析、案例分析的方法展开研究。论文的核心观点是:国际投资仲裁裁决的承认与执行问题的关键在于裁决承认与执行的依据,ICSID公约、《纽约公约》及其他投资条约下裁决承认与执行的规则不同,进而导致在裁决一致性、公共政策条款、国家豁免及司法审查等问题上时常产生冲突、矛盾。在此基础上,通过对既有相关理论的完善及国际关系理论的引入,为裁决承认与执行问题的解决提供法律对策。依循上述逻辑思路和核心观点,论文的主要内容分为以下几大部分:第一,国际投资仲裁裁决承认与执行的基础理论。该部分主要阐述国际投资仲裁机制变革对裁决承认与执行的影响,裁决承认与执行基本概念的界定,裁决承认与执行的依据和标的。同时,裁决承认与执行问题的解决需要丰富的理论基础,包括三个方面:一是东道国与投资者之间利益冲突中公平公正理论的贯彻,改变仲裁实践中过度保护私人投资者的情况,即裁决承认与执行理念上的转变。二是裁决承认与执行问题的解决还在于国际经济活动主体间存在着利益上的“相互依赖”,应当在相关制度改革完善中引入“相互依赖理论”,明确投资纠纷各方是具有共同利益的、彼此相互依赖,即应重视国际关系理论对国际投资法理论变革的影响。三是国际法与国内法的关系理论在裁决承认与执行问题解决中的应用。在国际投资仲裁裁决承认与执行中面临的国家豁免、公共政策保留、审查监督等问题,本质上都涉及国际法规则在国内的适用问题。因此,有必要从国际法与国内法关系理论入手,分析裁决的承认与执行中裁决执行地国家国内法支持的理论依据,从而确保裁决承认与执行所依据的国际法与执行地国家国内法在适用上能够有效协调。第二,国际投资仲裁裁决承认与执行中存在的问题与完善建议。论文于第三章、第四章、第五章分别阐释了当今国际投资仲裁裁决承认与执行中面临的三大主要问题,在对问题进行分析的基础上,结合第二章的三大理论提出了相应的解决建议。具体内容为:一是裁决承认与执行中的国家豁免问题。因国家豁免原则的适用而导致的裁决承认与执行的阻碍,主要包括不同仲裁裁决依据在国家豁免规定上的冲突、法院地法关于国家豁免的规则对裁决承认与执行的阻碍。在理论上,要认识到绝对豁免理论对裁决承认与执行的阻碍,应当转向相对豁免理论,合理解释条约中的模糊条款;同时,推进限制豁免理论成为国际习惯。二是裁决承认与执行中的公共政策问题。因对条约中“公共政策”条款解释上的差异而导致的阻碍,主要包括“公共政策保留”对ICSID裁决承认与执行的阻碍、《纽约公约》中“公共政策”条款对裁决承认与执行的阻碍。为此,建议协调不同仲裁规则下公共政策条款的解释,并在公共政策解释出现争议时,引入法庭之友来提供解决方案。三是裁决承认与执行中的审查问题。因各裁决承认与执行国在国际投资仲裁领域司法审查政策的差异而导致的阻碍。该部分内容突出裁决监督的功能的实现,对非ICSID裁决承认与执行中商事仲裁审查规则与投资仲裁审查规则适用的选择问题和ICSID裁决的上诉机制问题进行详会细论述。第三,国际投资仲裁裁决承认与执行的中国现状与制度完善。一方面,基于中国在国际投资仲裁领域的规则与实践,提出完善建议。如中国加入ICSID公约时“说明”的调整;选择适当时机允许《纽约公约》在中国国际投资仲裁中适用;以及BIT与ICSID公约、《纽约公约》的协调。另一方面,提出“一带一路”倡议下有利于裁决承认与执行的建议。将现有裁决承认与执行制度改革与“一带一路”倡议下的区域性投资纠纷解决的需求相结合,提出相应的建议,包括制定有利于投资者与国家利益平衡的国内法规则、整合中国与沿线国家BIT中相关的仲裁条款、以及推进沿线国家投资仲裁裁决互认与执行机制。
康健[4]（2020）在《行政时效制度研究》文中研究说明行政时效制度是一种既保护权利（力）人,亦督促权利（力）人在一定时间内行使其权利（力）的时间性法律制度,其根本之目的在于赋予历经长久时间之流逝的事实上权利义务状态以法律的确认和保障,进而尊重现存之公法秩序,维护社会之安定,同时避免因历时经年所发生之诉讼上的举证困难。随着市场经济和行政国家的发展,行政法律关系不仅更趋复杂,其变动性也更为显着,这也造成了行政纠纷的多发。行政时效制度作为一种致力于实现公法秩序之安定的时间性法律制度,对于提高行政效率、实现法的安定性价值、减少法院诉累、增进公共利益等意义重大。基于此种考量,大陆法系法治发达国家或地区大多构建了完整的行政时效制度体系。我国行政法领域亦有时效制度之适用,但在概念界定、价值观塑造、类型化区分、体系化建构等方面均有所不足,不仅难以有效指导实践,亦难以充分发挥行政时效制度的功能与价值。本文以行政时效制度研究为选题,综合运用跨部门法分析、比较分析、价值分析等研究方法,试图重塑行政时效之概念,发掘其法理逻辑、制度功能与价值取向,并提出科学的类型化方法,在此基础上,对行政时效制度展开分类研究,具体考察行政时效制度的适用范围、运行机制以及我国行政时效制度之现状,最后结合中外立法例,对我国行政时效制度的规范设计提出相应建议,推进我国行政时效制度的体系化建构。“时效”之所以称之为“时效”,其判断标准不在于时效所适用之权利类型,亦不在于时效能否发生中止、中断之情形,而在于其“通过权利取得或消灭之方式对当前既存之权利义务状态予以法律的确认和保障,以实现法的安定性价值”。行政时效的概念界定亦应贯彻此种核心内涵,但基于所处法领域的独特性,行政时效的适用客体既包括行政法主体的权利,亦包括行政法主体的权力,且行政法领域并不存在取得时效制度适用之空间,时效期限经过后的法律后果亦全数表现为权利或权力的彻底消灭。因此,行政时效,系指行政法主体在法定期限内未行使其权利（力）,待该期限经过后,则丧失相应的权利（力）,以维护当前既存之公法秩序的期限制度。行政时效制度在法理上体现了物质的运动性、正义的相对性、法的安定性以及信赖利益的保护,在价值观上表现出秩序价值的优先性,它不仅具有其他法域中时效制度的普遍功能,亦具有提高行政效率、限制行政权力、消弭官民矛盾、增进公共利益的独特功能。行政时效制度应根据其所限制者是行政法主体的权利抑或权力,区分为限制权利的行政时效制度和限制权力的行政时效制度,形成新二元区分格局:前者包括行政法上请求权时效与形成权时效,后者包括行政法上处分权时效与执行权时效。行政法上的权利消灭时效包括请求权时效与形成权时效。行政法上请求权时效的适用客体限于行政法主体的财产给付请求权,其时效期限自请求权可行使时计算;以不行为为目的之请求权,则自行为时计算。请求权时效的中止、中断得参照适用民法中消灭时效的相关规定,所特殊者在于行政法上请求权时效得因行政主体为实现特定请求权所作成之行政处分而中断。行政法上尚存在行政主体或第三人的执行请求权时效,其本质仍为请求权时效之一种,其中止、中断自得参照适用民法中消灭时效的相关规定,惟其时效期限应自法院判决、裁定、调解书所确定的义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计算。行政法上的形成权时效包括行政诉讼时效（撤销之诉）、行政复议申请时效（撤销或变更申请）与行政合同中的撤销权时效、解除权时效。形成权的实现方式,不仅包括通知送达,亦包括权利人提起撤销之诉,即所谓形成诉权。行政相对人提起撤销之诉的目的在于否定由先行政行为所创设之公法秩序,实质上行使的是一种撤销权（形成诉权）,因此得称为形成权时效。行政复议中形成权时效之证成亦承此法理。以上两种形成权时效的起算皆自行政处分送达时起算,原则上不可发生时效中止、中断之情形。行政合同中形成权时效之证成与民事合同中类同,但约定的解除权行使期限不得称为时效,因其未体现法律对特定秩序的确认和保障。行政合同中是否存在撤销权尚有争议,但持肯定态度的国家或地区多对行政机关的合同撤销权施以时效制度的约束,并自行政机关知道或应当知道撤销原因时起算,原则上不可发生中止、中断之情形。基于公共利益之考量,行政机关在行政合同关系中居于优益地位,其解除权原则上不受消灭时效之约束,也因此,行政相对人的合同撤销权与解除权原则上应通过向法院提起形成之诉的方式来行使,并遵从诉讼时效之规定。行政法上的权力消灭时效包括处分权时效与执行权时效。基于依法行政原则及增进公共利益之考量,并非行政机关的任一处分权均得罹于消灭时效,仅有制裁型处分权、撤销违法行为的处分权、废止合法授益行为的处分权应受到消灭时效之约束。对于制裁型处分权,时效期限应自违法行为终了之日起算,但行为之结果发生在后者,自该结果发生时起算;时效期限得因法定理由而中止,但原则上不应有时效中断之适用。对于撤销违法行为的处分权,时效期限应自权力人知道或应当知道撤销理由时起算;由于该项处分权之行使无需相对人配合,亦难受外界因素之干扰,因而不应有时效中止、中断之适用。对于废止合法授益行为的处分权,基于保护相对人利益之考量,时效期限应自废止原因发生时起算;该项时效期限亦不得发生中止、中断之情形,原因与撤销违法行为的处分权时效相同。对于行政法上执行权时效,则因执行模式之不同,而在时效期限、时效运行等方面有不同之表现。其中,行政机关自力执行模式既与行政处分所具有的执行力相契合,亦有助于减少法院压力,在理论上与实践中均更为合适,应成为我国行政执行制度改革的方向。在行政机关自力执行模式下,执行权时效应自行政处分所确定的义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计算,但基于督促行政机关积极行使行政职权、保护行政相对人合法利益的考量,原则上,执行权时效仅可因法定理由而发生时效中止,但不应有时效中断之适用。我国的行政时效制度体系远未达至完备,欲改变这一现状,首先要做的是对那些不适宜的权利观念或法律制度进行革新,因此,本文语境下,行政时效的规范设计是建立在我国行政法上请求权体系构建、行政诉讼类型化落实以及行政执行模式转变的基础之上。我国行政时效制度的规范设计应贯彻类型化思维,并以其具体类型的特点来选择适当的立法模式:对于行政法上请求权时效、撤销违法行为的处分权时效、废止合法授益行为的处分权时效以及行政合同中的形成权（撤销权与解除权）时效应统一规定于未来制定的《行政程序法典》中,对于行政法上制裁型处分权时效、执行权时效、行政诉讼时效、行政复议申请时效,应分别规定于各独立的单行法律中,形成统分结合、类型明确的行政时效制度体系。
卫学芝[5]（2020）在《人大主导立法下的法案起草模式研究》文中研究说明法案起草通常是立法提案主体或立法机关委托的主体根据立法目的遵循一定程序草拟、拟定法律规范性文件的行为。作为立法的准备阶段,法案起草虽然并不纳入立法的正式程序之中,却始终发挥着必要的、基础性的作用,需要通过明确的制度进行规范,以避免立法过程中的“部门利益化”,即政府部门借助法案起草方式将部门的权力与利益渗透到其要起草的法案内容。然而,目前仅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的法律草案起草、国务院行政法规的草案起草获得了一定的规范。行政主导型法案起草模式是我国当前适用的主要的法案起草模式。原因在于立法权与政府部门密不可分的历史渊源,使得行政机关积累了立法经验,并掌握了系统的立法技术,获得了立法过程中资源配备、部门协调、公开征求意见程序、调研论证、将法案推入立法议程、影响正式立法议程等优势,但这一起草模式始终无法避免行政机关的利益属性所带来的风险。对此,政府专职法制机构主持起草,以及建立法案起草的公开征求意见、部门协调、专家论证、第三方评估等制度,均是从多元化的利益视角出发,降低“部门利益倾向”风险的发生,从而实现立法的民主化和科学化。以《体育法》的法案起草过程为例,鉴于其专业性,必然需要体育行政部门的参与,却无法避免这些部门的利益倾向。所以,体育法案的起草既可以采用“人大工作机构法案起草模式”也可以采用“政府专职法制机构法案起草模式”,这两种起草模式的采用都可以兼顾体育行业的专业性与体现民意的外在性与开放性。“人大主导立法”是通过强化人大及其常委会在立法工作中的主导作用,解决“部门利益倾向”的根本性措施。首先,“人大主导立法”的实现应以人大主导法案起草为基础,不能仅仅依赖审议程序防范“部门利益倾向”的风险;其次,应明确各级人大及其常委会为“人大主导立法”的适格主体,在法规立项、起草环节便开始发挥主导作用;再次,人大应区分部门的正当利益与不正当利益,并依据部门的具体管理事项,准许其参与法案起草;最终,通过选择适当的法案起草模式,推动高质量的立法进程。人大主导立法下的政府专职法制机构法案起草模式强调政府专职法制机构的中立性、丰富的立法经验和资源优势,但其行政职责宽泛和起草法规能力有限。各级人大及其常委会的主导作用可通过直接参与起草或者提前介入的举措实现,包括委派人员参与起草小组、调研与论证,以及发出法规起草立项书面通知、问询、答复、中期检查或评估、建立双组长指导制等具体方式。人大主导立法下的人大工作机构法案起草模式能够排除部门对口起草引起“部门利益倾向”,只是,人大工作机构需要通过规范建制、制度、职责、权限,以及提升立法能力,方可实现其法案起草与其他工作职能的权衡协调。人大主导立法下的委托法案起草模式中受委托方可不受“部门利益”影响完成法案的起草,但是,受委托方可能存在立法意图理解不到位、立法调研不全面、立法论证不充分、立法技术不娴熟,起草的法案存在内容抄袭、制度设计理想化、操作性不足、特色性缺乏等问题。此模式下的人大主导立法体现为人大主导委托法案起草的全过程,规范化可委托起草项目的判断指标,以竞争性招标方式选择资质合格的受委托方,并建立公众参与和草案质量评估制度。人大主导立法下的联合法案起草模式以起草小组为形式载体,人大及其常委会的工作人员担任组长,统筹起草过程,从而实现“人大主导立法”。这一模式通过吸纳多元化的小组成员,防范部门利益,协调多方矛盾,达成节约立法成本,提高立法效率的目标。只是,在实现过程中要注意法律制度的保障、人大工作机构设置的完备,还要在能力方面对起草人员提高要求,提供其工作所必需的资源。
陈辉[6]（2020）在《监察委员会处置权研究》文中认为处置权是监察委员会依据法定程序作出的具有强制执行力的处置性决定权,兼具纪律检查权与国家监察权、实体权力与程序权力、判断力与执行力的双重属性,可分为建议型处置、处分型处置和移送型处置等三种类型。处置权的运行原则,包括职权法定、程序正当、监察独立、处置协同等。在现行人大至上的宪法体制之下,协调好监察委员会处置权与人大罢免权、行政惩戒权、检察监督权和审判权之间的关系,是监察委员会处置权运行的正当性基础。监委行使处置权应受人大监督,处置权与罢免权存在职能分工且互不替代。从制度运行层面看,监委会对人大机关领导人员、人大选举任命官员及人大代表履行撤职或开除等处置职权时,与人大罢免权存在不同程度的张力。在协调机制上,对涉及人大机关领导人员的监督,应通过提级管辖的方式来消解监察全覆盖与人大至上权力体制的逻辑悖论;对人大选举任命官员的处置应坚持与人大人事监督进行协同;对人大代表的处置应遵循政治责任优先原则。监委会与检察院存在监督与制约关系,前者有权对后者公职人员进行监督,但不宜对后者是否履行法定职责进行监督;后者通过对前者职务犯罪调查活动的合法性监督、决定是否批准逮捕及提起公诉等方式对其进行制约。立足于审判中心主义的理念,应当对监委会监督审判机关公职人员的范围进行限缩,并遵循正当程序原则。审判机关对监察机关的制约包括对移送审查起诉刑事案件和对从宽处罚建议的司法审查,以及对处分型处置措施的有限监督等。宪法创设“执法部门”概念在于迎合监察体制改革法治化的需要,强化执法部门与监察机关的配合与制约。处置权和行政机惩戒权分属于异体监督和同体监督,前者可以对后者进行再监督,而后者则可以通过先行处分的方式制约监察机关的处置措施。适用边界遵循法律保留,处理程序遵循监察优先,运行方式遵循权力协同共同构成了内外两种监督机制的协调路径。建议型处置权是一种附条件的强制性执行权力,是监察机关处置权的重要组成部分。对监察建议这一法律概念,应进行限缩解释,并对被派驻监察主体“根据授权”提出监察建议的条款进行合理规制。此外,在设定适用事由时,应从监察建议制度的目标能否实现和监察建议是否会侵犯其他权力的核心领域等两点加以考量。监察问责制度存在供给不足的问题,有待进行法制化完善。从宽处罚建议是监察法为实现监察程序与司法程序衔接的制度安排,具有法法衔接与资源优化,利益平衡与人权保障的双重价值取向。从宽处罚建议具有独立价值和一定的证据属性,应被赋予独立的法律地位;其法治化路径,应围绕法法衔接背景下的制度整合,配合与制约原则下的司法回应,以及审判中心主义视角下的司法审查等三个予以展开。处分型处置权是监察机关处置权的核心内容,兼具实体性与程序性、独立处置与协同处置等特点。政务处分在类型上属于典型的处分型处置措施。在现行双轨处分体制下,监察机关的配置模式难以满足政务处分制度的任务需求,且任免机关、单位的处分权难以有效行使。对此,有必要从“异体监督”与“同体监督”监督模式视角下厘定政务处分和处分的关系,明确监委会对任免机关、单位惩戒权的监督与制约、以及二者的分工、配合与制约关系。基于对法律规范结构的分析,应当将违法作为政务处分的适用事由。对监察对象道德审查的法治安排、重典治吏传统监察文化的传承以及公职人员模范遵守法律的义务要求,是确立政务处分违法事由的法理基础。监察法治原则导控下政务处分违法事由的规范路径,在形式上要求违法事由应当法定,在实质上要在合理划定违法行为事由类型的基础上,实现违法行为与政务处分的轻重程度相匹配。政务处分程序具有独立性、封闭性、二元结构性和多样性的特征。整体上看,政务处分程序在内容上可分为一般程序、特别程序和救济程序三大板块。如何在法律程序框架内对政务处分程序进行体系化构建,是今后理论研究和立法完善的努力方向。移送型处置权主要是指监委会将其案件移送相关部门处理的权力,主要是指移送检察院审查起诉的权力。移送审查起诉是职务犯罪案件从监察程序切入诉讼程序的端口。监察案件转化为刑事案件应当以检察机关通过受理程序接受监察案件材料为节点。退回补充调查的程序在属性上应当界定为司法程序。监察证据与刑事诉讼证据的同质性、刑事诉讼法在监察程序中的可适用性是在职务犯罪领域构建具有可操作性、层次化的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前提要件。基于移送审查起诉是监察机关作出的最为严厉的处置措施,有必要强化移送审查起诉处置措施的内部规制机制。检察机关对移送案件的审查包括案件受理时的审查和案件受理后的审查。前者侧重于形式审查,由检察机关案件管理部门负责,而后者侧重于实质性审查,由公诉部门负责。对职务犯罪行为的调查活动,检察机关应有权介入,但应将审查范围框定在非法取证领域,对监察机关的内部审批程序,因其并不遵循刑事诉讼的程序逻辑,不宜直接审查。
施金晶[7]（2020）在《大额持股监管法律制度研究》文中研究说明大额持股监管制度在我国对应的法律文本是2019年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以下简称新《证券法》）1第四章上市公司的收购中第六十三条、六十四条。当然,规范大额持股行为的相关制度还包括一般信息披露规定、法律责任章节的相关规定等。根据新《证券法》的规定,“大额持股”指的是“通过证券交易所的证券交易,投资者持有或者通过协议、其他安排与他人共同持有一个上市公司已发行的有表决权股份达到百分之五”及其后“所持该上市公司已发行的有表决权股份比例每增加或者减少百分之一”;与此同时,《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以下简称《收购办法》）规定了通过其他方式持股达到或超过5%及其后变动达到法定比例的大额持股行为应当履行的义务。简言之,大额持股描述的是投资者及其一致行动人通过二级市场持股达到5%及通过其他方式持股达到或超过5%,以及5%以后股权的持续变动达到法定比例。2014年底这一轮敌意收购及险资“举牌”2上市公司引发社会高度关注,其中一大重点内容就是大额持股监管制度。因短视主义之故,投资者购入大宗股份常被视为敌意收购且受到上市公司乃至学者与监管者的厌恶与指责,收紧大额持股披露规则的呼声随即成为学界与舆论热点,且在《证券法》的修订中得以体现。但是,关于大额持股监管制度的功能利弊及其监管立场并未达成理论及实务共识,大额持股监管制度的主体、披露时限、披露内容等具体制度设计,慢走规则在我国的适用及与相关信息披露制度的关系等,仍需系统研究,深入分析。本文正是在借鉴既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结合作者证券监管工作实践积累的经验和思考,试图对大额持股监管相关制度的法律逻辑、规范主体、披露时限、披露内容、慢走规则和法律责任进行系统研究,以期为理论研究和执法实践提供一定的支持。大额持股权益披露制度起源于美国1968年的《威廉姆斯法案》1,后全世界主要国家的资本市场予以借鉴、发展,形成了自身的大额持股监管制度。我国的大额持股监管制度在权益披露制度外,还发展了与权益披露紧密相关的交易限制规则,也就是俗称的“慢走规则”。本文的研究对象是《证券法》规定的大额持股监管制度,包括大额持股权益披露制度,以及“慢走规则”,本文将两者统称为大额持股监管制度。关于上市公司收购以及要约收购制度,作为相关制度在文章中有所涉及,但不是本文要重点讨论的制度。2019年修订的《证券法》发布,并于2020年3月1日生效。新《证券法》对大额持股监管制度进行了修改,主要包括披露时点及法律责任。然而,为何进行这样的制度修改,是否合理?法律修改前,关于大额持股监管的争议,是否因本次修改尘埃落定?未解决的争议问题,在今后的执法及司法实践中,如何处理?在新的规则刚刚发布的情况下,如何解释和执行规则,以达到立法目的和监管目标?为回答这些问题,有必要对大额持股监管制度进行一次全面的分析梳理。本文分为五章。第一章分析大额持股监管的法理逻辑。具体包括四个方面:第一,大额持股监管的基本架构,论述大额持股的内涵及外延,大额持股监管在上市公司收购监管中的位置。第二,分析大额持股监管的思想源流,证券市场的内在本质决定了其发挥功能的方式与证券交易有关,尤其是大额证券交易;证券市场的内在缺陷决定了证券监管的必然性,大额持股监管属于证券监管的重要内容之一,且有其独特的权益披露价值。第三,大额持股监管的制度价值,也就是大额持股监管的必要性,主要包括投资者权益保护、公司治理、市场秩序三个方面。第四,分析大额持股监管的冲突平衡。大额持股监管应坚持科学、适度原则;监管方法和措施应遵循体系化要求,同时要避免陷入过度披露问题带来的消极影响之中。第二章分析大额持股的监管对象。从信息披露监管的角度来看,监管对象一般为掌握内部信息的人士。然而大额持股权益披露监管制度设置的监管对象并未设置为上市公司或其董事会等内部人士,而是将大额持股人（本文将其界定为“权益拥有人”）设置为义务和责任的主体。本章对投资者、持股人、股份持有人、股份控制人、一致行动人、信息披露义务人等大额持股监管制度历史上出现的名词进行了分析,指出权益拥有人概念的出处、产生原因、概念及构成要件,从而清晰界定大额持股制度的监管对象;并在此基础上界定了特殊权益拥有人及其拥有权益的认定标准。第三章将大额持股视为一种状态,对其进行信息披露的监管研究。也就是说,只要持股达到法定的比例,即使不做任何其他行为,也应当进行信息披露。根据证券监管的理论,信息披露监管的关键问题在于:披露什么,何时披露。这是信息披露中最为关键的两大问题。关于内容,境内权益变动披露并非像部分观点所认为的仅以持股比例来区分简式与详式,而是设计了一套以持股比例为主,以控制权为辅的区分逻辑。这套逻辑虽然存在一定的问题,但基本符合我国的实际情况。跟成熟市场的规则相比,权益变动报告内容方面的主要问题在于,未规定豁免披露情形及简化披露情形。本文建议参考境外市场作法,结合我国机构投资者的监管现状,未来考虑制定相关的豁免或简化披露规则。关于时限,首先,大额持股的初始信息披露比例设定为5%,是因为5%的股东为公司的重要股东,5%存在于《公司法》及《证券法》上的诸多制度。其次,本次《证券法》修改将持续变动信息披露比例由5%调整为1%。这项修改存在较大争议,理论界及实务界并未达成共识。之所以最终作此修改,还是对此前诸多敌意收购的回应,在上市公司反收购措施受限的情况下,为了阻止敌意收购,进行的一定程度上的利益均衡。再次,1%、5%的变动比例宜采取“刻度说”,也就是1%、5%的倍数。一方面5%的倍数10%、30%、50%、75%等具有《公司法》上的重要意义,在此时披露更符合投资者利益;另一方面,1%的倍数可以减轻权益拥有人理解规则的难度,一定程度上减少违法行为,同时降低监管部门的监管成本。最后,境内的大额持股信息时限设计并不像美国等那样,与持股主体、持股目的等相关。关于持股目的,鉴于主观意图难以界定,信息披露的时限不区分持股意图是符合当前情况;关于持股主体,建议未来能够根据《证券法》的授权及机构投资者的发展情况,适当放宽部分主体的披露时限要求。第四章将大额持股定位为一种行为,对其进行交易行为的监管。我国的大额持股监管,不仅包括对持股状态的信息披露监管,还包括对大额持股后持股人的交易行为限制。也就是说,我国境内的大额持股监管制度不只是信息披露制度,还套着一定时间内不得交易的限制制度。这是我国大额持股监管制度与主要成熟资本市场大额持股监管制度的最大差异。对大额持股交易的限制规则,其实有三类:第一是5%以上股东的短线交易问题;第二是2015年股市异常波动后制定的5%以上股东、董监高等主体适用的减持新股问题。这两类问题虽然也属于大额持股的交易限制,关于短线交易、转售规则等,不是本文的研究对象。本文关于大额持股交易监管的研究对象主要是第三类,即:《证券法》第63条规定的慢走规则。在制定之初,慢走规则担负着保护信息公平,预防市场操纵等使命。但随着信息传播的快捷化,慢走规则利弊力量对比在发生变化。目前为维护市场秩序,防止敌意收购,仍然保留这该制度。但需要考虑新增的5%以上股东每1%次日披露制度与慢走规则的叠加效应。这两项制度选择一项即可实现相应的立法目标,制度的叠加将会导致慢走规则的负面效应更加突出,妨碍上市公司控制权收购市场的形成,长期来看,并不利于公司治理。第五章主要分析违反大额持股监管制度的实现。法律作用的机理决定了,有责任才真正有权利。违反权益披露规则及违反慢走规则的证券交易行为（以下简称违规交易行为）的行为性质及法律责任。第一,关于行为性质,权益披露违规行为属于虚假陈述,但紧随其后的违规交易行为不适用内幕交易的相关规则。虽然大额持股信息属于内幕信息,但违规交易行为属于《证券法》第53条第2款中所讲的“另有规定,适用其规定”的情形,不应当适用内幕交易的法律责任;对于违规交易行为的法律责任,应当按照虚假陈述处理。第二,行政责任是当前能够规范违规交易行为的主要责任形式。能够追究民事责任的虚假陈述通常为“诱多型虚假陈述”,而违规交易行为一般属于“诱空型虚假陈述”,很难追究民事责任;而违规交易行为,是否存在刑事责任的相关规定仍存在争议;因此,行政责任是威慑违规行为的主要方式。本章主要分析论述大额持股违规行为的行政责任,对于民事责任和刑事责任,不属于本文的重点研究对象。对于民事责任及刑事责任的简要论述,主要目的在于将行政责任置于责任体系中进行分析,从而体系化地认知大额持股监管的行政责任及其适当性。当前境内相关的行政责任形式包括责令改正、警告、罚款、限制表决权等。该处的责令改正,指的是完成信息披露义务,并不包括限制表决权,也不能扩展出责令限期卖出、没收违法所得等责任形式。
叶红[8]（2020）在《消费者权益保护视角下预付卡消费的法律规制》文中研究指明作为一种新的消费模式,预付卡消费具有实现多方共赢、提高效率的优势,不失为一种拉动消费、促进经济市场发展的积极手段。与传统消费相比,预付卡消费具有预付性、单行风险性、单向信用提供的特点,也存在较多问题。通过司法案例和消费者投诉情况可以看出,在预付卡消费领域存在大量霸王条款、经营者跑路、服务缩水、拒绝退款等侵害消费者知情权、公平交易权、自由选择权、财产权的行为。目前我国尚未建立预付卡消费者权利保护体系,法律上原则性规定过多,缺乏对经营者信息披露义务和预付资金安全保障的相应规定,存在经营者违法责任轻微、监管主体混乱、监管范围不全面、预付卡准入机制不完善问题,消费者举证维权难,所受损失难以得到应有赔偿。预付卡作为一种消费合同,理应受到《合同法》的规制,同时,考虑到其消费行为的本质,应当结合《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基于实质正义、信息不对称理论和社会整体利益考量,借鉴域外与我国部分地区的成功经验,从消费者权益保护角度出发对预付卡消费者进行倾斜保护,兼顾预防性和救济性规则,通过法律的引导、行政机关的监督、司法的救济完善对预付卡消费者权益保护的配套措施,对预付卡消费的全过程进行法律规制。全过程法律规制的研究结论是:通过对预付资金的法律性质及其利息所有权进行理论分析,应对实践中经营者拒绝退款的问题。立法上应注重信息披露和资金安全的保障,在现有知情权基础上深化预付卡消费者权利,强化与之对应的经营者信息告知义务和披露义务,明确格式合同的应当记载和不得记载事项;建立多元化的预付资金担保机制。对预付卡市场的规范离不开行政机关的监管,消费者权益与市场有序发展息息相关,因此执法上应当在兼顾安全与效率的前提下,从监管主体和范围、市场准入监管、资金监管、经营过程监管以及信用监管等方面对预付卡市场进行合理、全面的监管。司法上,要积极发挥消费者协会的调解职能,应由消费者协会提起公益诉讼,实行举证责任倒置,适用惩罚性赔偿,为消费者权益提供保障。创新之处在于:以时间线为轴,对预付卡消费中出现的问题提出立法、执法与司法全过程的实质性完善;对三个理论争点预付金的法律定性、折扣返还及孳息归属予以了新的理论界定及明晰;健全监管体系时应持动态监管理念,对预付卡的可发行总额作出限制,将其与经营者的信用评价建立联系,根据信用评价作出定期的调整,激励经营者规范经营。
刘珊[9]（2020）在《税法解释性规则研究》文中研究表明税法解释性规则是税务行政规则的重要组成部分,税务行政规则指的是财税行政主管部门根据法律授权或自身行政权而制定的规则,按照规则的性质与法律效力的不同,税务行政规则可以分为立法性规则和非立法性规则两大类。税务立法性规则指的是财税行政主管部门根据行政法规、行政规章制定程序而制定的具有普遍约束力的行政规则,其具体表现为税务行政法规和税务行政规章等《立法法》所明确规定的立法形式。而税务非立法性规则指的是财税行政主管部门未经过法定程序制定的仅在本辖区内具有拘束力的行政规则,其具体表现为各种层级的税务规范性文件。根据规范内容及功能意义的不同,税务非立法性规则又可以分为税法解释性规则、税务管理性规则、税务裁量性规则等,其中,税法解释性规则根据发布主体与程序的不同,表现为通知、批复、函等多种形式。税法解释性规则本质上是各级财税行政主管部门在执法过程中充分运用其行政权,依法对税法规则的具体应用性问题作出进一步阐释、说明而制定的一种实施性解释。根据哈特的法律规则理论,税法解释性规则属于第二性规则,是税法规则的配套规则,具有派生性、从属性以及不可续造性等特征。税法解释性规则因税收成文法的局限性、税法适用的专业性与复杂性、税法调整对象的流变性与多样性而生,并在弥补税收立法先天缺陷、克服税法规则实施的不确定性、提供相对清晰的税务行政执法标准等方面发挥着不可替代的积极作用。行政判断余地理论与权威理论为税法解释性规则的生成提供了理论支撑。随着税收法治建设的不断推进,税收司法的逐步开放,各类税务争议数量开始大幅增加,争议类型亦日渐多元化、精细化。其中,因税法解释性规则司法适用而引发的税务行政争议尤为突出。在我国现行行政解释体制下实施性解释的法律地位尴尬,导致这一类实施性解释在实践中的规范程度明显不足。学界将这一现象视为税法行政解释失范、或称为税务行政规范性文件效力异化,并对税法行政解释规范化、税务行政规范性文件的效力及司法审查等问题展开热烈探讨。然而这些理论研究并没有从实际层面彻底解决税法解释性规则的司法适用争议,以解释性的税务规范性文件为表现形式的税法行政解释失范问题仍然存在。相对而言,从文本分析与案例实证考察的双重视角切入,能更直观、更清晰地发现并剖析当前我国税法行政解释实践中存在的真问题。因此,有必要以税法解释性规则文本及其司法适用争议案例为考察对象,分别对税法解释性规则的外在形态、内容等方面展开不同层次的实证考察。通过对我国近四十年来税法解释性规则文本的外在表现形态的分析,可发现我国现行的税法解释性规则的外在形式杂乱无序,形态规范不足。另一方面,通过从裁判时间、争议类型、审判程序、审查态度以及裁判结果等五个维度对我国近四十年来税法解释性规则的实践样态及典型税案的深入分析,可以发现,当前我国税法解释性规则暴露出内容存在缺陷、效力规定瑕疵等问题。其中,内容上的缺陷又主要表现为合法性不足、合理性较弱两个方面,合法性不足可以概括为超越法定权限、与上位法发生抵触、加重税务行政相对人义务或限缩税务行政相对人权利、程序违法及其他违法;合理性较弱可以归纳为违反适当性原则、违反必要性原则、违反比例原则;因溯及适用不当、效力范围不清以及失效时间不明等税法解释性规则的效力规定瑕疵而引发的税务争议可以概括为溯及力争议、普遍适用争议、废止认定争议。上述税法解释性规则在实践中所暴露出来的问题有其显着的制度或运行规则等原因:其一,税法行政解释的范畴模糊,税法行政解释定位尴尬,税法行政解释主体多元泛化,联合解释行为规范程度低,导致解释内容上存在合法性不足、合理性较弱的缺陷;其二,税法行政解释规则不清晰,缺乏统一的解释规则,各解释主体在解释税法规则时所持的解释立场、解释方法、解释目标等各不相同,导致解释主体之间的主体间性愈发凸显,不同解释主体的前理解和考量因素各有不同,不同解释主体的解释行为任性;其三,税法行政解释程序不健全,协商性不足、民主性不足以及公开性不足;其四,税法行政解释审查监督机制失灵,备案审查不全面、复议审查不合理、司法审查形式化、审查制度衔接不顺畅,导致税法解释性规则效力异化,税务行政相对人救济途径严重不足。为了破解以上税法解释性规则难题,引导税务行政执法主体正确地理解与适用税法规则,指引司法人员对税法解释性规则的适用争议展开全面且深入的审查,真正实现税法解释性规则的规范表达,有效弥合税收法定原则与税法规则操作性之间的脱节,必须有针对性地对当前我国税法解释性规则的外在形态及其内容表达方面进行规范,并对税法解释性规则的生成与运行加强审查监督。税法解释性规则形态的规范应当从确立形式便利原则、增强文本可识别度、建立形式审核程序等方面着手。一是遵从便利原则的基本要求,确保税法解释性规则文本便于适用、便于理解、便于阐述与宣传;二是从统一文本名称形式、明确文本体例格式、明确文本结构要素等方面治理税法解释性规则文本名称的繁杂无序,增强税法解释性规则文本的可识别度,修改《税务规范性文件制定管理办法》,增加有关税法解释性规则形式要件的规定;三是建立税法解释性规则形式审核程序,确保税法解释性规则的形态简洁、清晰、实用、有序、便于管理监督。税法解释性规则内容的规范应当遵循“如何解释——解释如何展开”的逻辑径路,以弥合解释者之间的主体间性为中心,促进我国税法行政解释的规范表达。具体而言:首先,应当重新厘定税法行政解释的范畴,明确税法行政解释的实施性解释地位,严格限定税法行政解释权的边界,统一税法行政解释权力主体形式,规范多元主体的联合解释行为,厘定“联合解释”的范围;其次,建构税法行政解释规则体系,主要是统一解释立场、建立解释方法运用规则、确立解释责任规则等,解决“如何解释”的问题。最后,还应健全税法行政解释程序,具体包括解释前的对话协商程序、解释中的民主参与程序、解释后的全面公开程序、运行时的定期清理程序等,以此回应“解释如何展开”的问题。立足于我国税法解释性规则的审查监督实践状况,权力制衡理论、税收债务关系理论以及责任政府理论的核心要义有力地证成了税法解释性规则审查监督的必要性和正当性。全面监督税法解释性规则的生成与运行,应当从构建备案审查全面公开制度、责任制度、救济制度等方面完善税法解释性规则备案审查机制;从明确审查机构、确立审查标准、构建异议处理制度、增加审查程序启动方式等方面更新税法解释性规则复议审查机制;从确立双重审查路径、以理论权威为分类依据构建具体审查标准、细化司法审查处理权限、设置裁判说理责任、完善相关配套制度等方面改良税法解释性规则的司法审查机制。相关配套制度主要是指成立专门的税务审判机构、从宽认定税法解释性规则附带审查申请条件。更重要的是,还应当从明确人大备案审查终局地位、试点备案审查前置处理模式、赋予司法建议备案审查启动效力、确立行政审查优位原则等方面建立税法解释性规则审查制度衔接规则,确保各个审查制度最大程度发挥其制度预设功能,切实有效地监督税法解释性规则的生成与运行。
尹靓[10]（2020）在《规范性文件制定程序的司法审查》文中认为基于2014年《行政诉讼法》第53条所确立的行政规范性文件附带审查制度在实际运行中呈现出种种问题与争议,2018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的解释》第148条对长期以来行政诉讼实践中存在争议的“规范性文件制定程序应否纳入审查范围”问题给予了明确回应,但就规范性文件制定程序的司法审查具体规则仍有待进一步细化。司法实践表明,规范性文件制定程序的司法审查具体规则的模糊性,将使司法实践中的行政程序违法司法审查延续着旧法实施过程中长期存在的程序违法司法审查范围、审查标准不确定的难题。本文以我国规范性文件制定程序依据、规范性文件司法审查制度的现行规定为基础,结合行政法学原理、司法审查实证分析以及域外经验,对行政规范性文件制定程序的司法审查问题进行探讨,以期细化规范性文件制定程序的司法审查规则。本文共分为三个部分:第一章主要分析规范性文件制定程序司法审查的实证考察情况。本章首先从中央与地方层面对规范性文件制定程序的规范依据进行了梳理,并归纳总结了当前我国规范性文件制定程序的法律依据呈效力薄弱、杂乱不一的“无序”现状;并通过对现行行政诉讼法相关条款及其解释的梳理,明确我国当前规范性文件制定程序的司法审查依据。其次,通过对司法案例抽样调查的方法,进行样本分析,以实现对规范性文件附带审查制度运行实效的考察,以期检视出这一制度运行面临的现实困境及其成因。规范性文件的外延规定不统一、制定程序本身的标准混乱以及现行规范性文件司法审查制度的不完善,均构成司法机关在行政审判实践中面临的具体审判规则不明晰、司法干预行政的界限难以准确把握等现实问题。第二章基于对行政法学理论与司法审判实践的分析,阐述了规范性文件制定程序司法审查的范围界定问题。首先,通过对现行行政诉讼法相关条款及其解释与合法性审查原则的内在价值角度的分析,论证了合法性原则在规范性文件制定程序司法审查中的核心地位。其次,基于对现行法律相关规定的梳理与理解、行政法学界与司法实践中对合法性与合理性关系问题的争议与观点的归纳分析,认为在坚持合法性审查原则的前提下,通过对合法性原则的内涵进行扩大解释,将合理性原则纳入合法性审查的内涵之中,更具有合理性。再次,基于行政法学界与行政审判实践中对程序裁量合理性审查与否的争议,以规范性文件在制发实践中的违法乱象、行政机关制发程序中的裁量属性、限制权力恣意的要求为导向,对程序裁量合理性审查的价值进行递进分析,以此论证程序裁量合理性审查的必要性。最后,基于对现行规范性文件制定程序法律依据的归纳总结与正当程序原则的要求,以制定程序各环节对规范性文件实体内容与结果上的影响程度与其自身正当性价值分析,推断出一般情况下,应当以调研论证、起草、公开征求意见、合法性审查、集体审议、向社会公开发布作为制定程序的核心环节。在确定司法审查范围时,至少应当将上述具有双重程序价值的核心环节纳入审查的范围。第三章主要针对行政审判中亟待解决的规范性文件制定程序的司法审查标准问题予以讨论。规范性文件制定程序违法的司法审查应当始终围绕程序违法性程度而展开。程序违法性程度是行政程序价值损害程度的直接体现。基于第二章对合法性与合理性内涵的界定及程序裁量合理性审查必要性的论证,规范性文件制定程序的司法审查标准应当是合法性审查与合理性审查。首先,以程序违法性的程度为导向,分别对合法性标准与合理性标准进行认定。就合法性标准的认定而言,在规范性文件制定程序有明确上位法规定的情况下,以程序违法的成文法标准予以认定;在法律法规无明确规定的情形下,以正当程序原则作为程序违法的补充性标准予以认定;通过对行政诉讼法司法解释第148条第2款第4项的准确界定,确定现行法律对程序不合法情形的认定标准。其次,就合理性标准而言,基于对比例原则在行政法学界、域外法律规定、我国立法实践及司法审判实践中所体现出的有效制约行政裁量权的重要价值,提出并论证引用比例原则作为程序裁量合理性认定的重要方式具有必要性;并且,通过对比例原则基本涵义的界定,提出适用于我国规范性文件制定程序裁量合理性认定的具体标准。再次,根据规范性文件在制定程序中违反比例原则的严重程度不同,提出将程序裁量不合理的情形分为“一般不合理”与“严重不合理”,并对两者进行准确界分。最后,对现行《行政诉讼法》及相关司法解释关于规范性文件审查结果的司法处理方法的局限性作出阐释,并提出关于应对程序违法的司法方法的设想,即司法处理建议规范化、建立内部信息共享平台以及逐步引入确认判决。
二、53条“怎么办”应对调整难题（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53条“怎么办”应对调整难题（论文提纲范文）
（1）诉讼请求变更中法官职权行使之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引言 |
| 第一章 诉讼请求变更中法官职权行使立法分析 |
| 一、诉讼请求变更相关法律及司法解释的规定 |
| (一)《民事诉讼法》第51 条关于诉讼请求变更的概括性规定 |
| (二)司法解释与其他规范性文件的相关规定 |
| (三)新《证据规定》第53 条的新调整 |
| 二、诉讼请求变更中法官职权行使之立法趋势 |
| (一)诉讼请求变更与否与法律关系性质脱钩 |
| (二)法官职权干预的弱化 |
| (三)坚持一次性纠纷解决的立场 |
| 第二章 诉讼请求变更之司法实践分析 |
| 一、原《证据规定》第35 条下诉讼请求变更之实践 |
| (一)案件类型分析 |
| (二)问题分析 |
| 二、新《证据规定》第53 条实施后诉讼请求变更之实践 |
| (一)案件类型分析 |
| (二)对之前存在问题的修正 |
| (三)司法实践中产生的新问题 |
| 第三章 诉讼请求变更中法官职权行使的相关理论 |
| 一、调整法官在新《证据规定》第53 条下职权行使边界的合理性分析 |
| (一)法官告知义务在理论上存在违背当事人处分原则之嫌 |
| (二)取消法官的告知义务是对新诉讼标的理论的一次有益尝试 |
| (三)域外立法例对法官告知义务的规定 |
| 二、法官告知变更诉讼请求与法律释明 |
| (一)法律适用之逻辑结构 |
| (二)核心价值:防止裁判突袭 |
| 第四章 法官在诉讼请求变更中职权行使方式之构建 |
| 一、明确法官行使职权的原则 |
| (一)坚持保障当事人诉讼权利的原则 |
| (二)坚持法官中立原则 |
| (三)坚持纠纷一次性解决原则 |
| (四)以合议的方式讨论当事人与法官法律观点的不一致 |
| 二、明确以法律观点指出的方式行使职权 |
| (一)法律观点指出义务的适用情形 |
| (二)法律观点指出义务的指示内容 |
| (三)法律观点指出义务的适用时间 |
| (四)法律观点指出义务的效力 |
| (五)法官违反法律观点指出义务的法律后果 |
| (六)搭建配套诉讼制度的建议、完善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2）论行政诉讼附带审查中规范性文件的识别标准（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研究背景和意义 |
| 二、研究现状 |
| 三、研究方法及研究思路 |
| 第一章 行政诉讼附带审查中规范性文件的识别现状与难点 |
| 第一节 规范性文件的识别现状 |
| 第二节 规范性文件的识别难点 |
| 一、行为类型方面 |
| 二、效力方面 |
| 三、制定主体方面 |
| 第二章 从行为类型角度识别规范性文件 |
| 第一节 附带审查角度:“具体——抽象”的区分难点 |
| 一、司法实践对“具体——抽象”的识别情况 |
| 二、“具体——抽象”区分标准的各类学说 |
| 第二节 受案范围角度:“具体——抽象”的区分标准 |
| 一、司法实践的适用——对象、效力标准 |
| 二、学理上对于“特定”的认定标准 |
| 第三节 对象、效力标准等可运用于文件类型的识别 |
| 第三章 从效力角度识别规范性文件 |
| 第一节 行政指导性文件 |
| 一、司法实践对行政指导性文件的识别情况 |
| 二、法院不予附带审查《指导意见》不正确 |
| 三、以实质审查替代形式审查进行识别 |
| 第二节 内部规范性文件 |
| 一、司法实践对内部规范性文件的识别情况 |
| 二、公开发布是认定规范性文件的充分非必要条件 |
| 三、应对具有对外效力的内部规范性文件进行附带审查 |
| 第四章 从制定主体角度识别规范性文件 |
| 第一节 有规章制定权的主体制定的规范性文件 |
| 一、双重制定权导致文件识别困难 |
| 二、司法实践对规章与规范性文件的识别情况 |
| 三、以程序区分标准为规章与规范性文件的区分标准 |
| 四、准规章性文件应属于规范性文件的范畴 |
| 第二节 党政机关联合制定的规范性文件 |
| 一、党政联合发文导致文件识别困难 |
| 二、司法实践对党政机关联合制定文件的识别情况 |
| 三、党政机关联合制定文件的性质认定标准 |
| 四、建立以内容为主、形式为辅的识别标准 |
| 第五章 行政诉讼附带审查中规范性文件识别标准的完善 |
| 第一节 行为类型、效力、制定主体角度的完善 |
| 一、行为类型方面 |
| 二、效力方面 |
| 三、制定主体方面 |
| 四、识别标准之间的适用顺序 |
| 第二节 其他方面的完善 |
| 一、完善有关规范性文件附带审查制度的司法解释 |
| 二、加强对规范性文件附带审查的态度重视 |
| 三、建立专门机构对规范性文件进行识别并信息共享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学位期间取得的研究成果 |
| 致谢 |
（3）国际投资仲裁裁决的承认与执行问题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问题的提出与背景 |
| 1.2 研究目的和意义 |
| 1.2.1 研究目的 |
| 1.2.2 研究意义 |
| 1.3 文献综述 |
| 1.4 研究方法 |
| 1.5 论文的创新与不足 |
| 第2章 国际投资仲裁裁决承认与执行的基本理论 |
| 2.1 国际投资仲裁裁决承认与执行的界定 |
| 2.1.1 裁决“承认”与“执行”的含义 |
| 2.1.2 裁决“承认”与“执行”的关系 |
| 2.2 国际投资仲裁裁决承认与执行的依据和标的 |
| 2.2.1 国际投资仲裁裁决承认与执行的依据 |
| 2.2.2 国际投资仲裁裁决承认与执行的标的 |
| 2.3 国际投资仲裁裁决承认与执行的理论基础 |
| 2.3.1 利益平衡中的公平公正理论 |
| 2.3.2 国际关系中的相互依赖理论 |
| 2.3.3 国际法与国内法的关系理论 |
| 第3章 国际投资仲裁裁决承认与执行中的国家豁免问题 |
| 3.1 国际投资仲裁裁决承认与执行中的国家豁免 |
| 3.1.1 国家豁免在国际投资仲裁中的应用及其演进 |
| 3.1.2 基于公平公正待遇条款的国家豁免的阐释 |
| 3.2 国家豁免对国际投资仲裁裁决承认与执行的阻碍 |
| 3.2.1 不同仲裁裁决依据在国家豁免规定上的冲突 |
| 3.2.2 法院地法关于国家豁免的规则对裁决承认与执行的阻碍 |
| 3.3 破解国家豁免阻碍裁决承认与执行的对策建议 |
| 3.3.1 协调不同仲裁规则下国家豁免规定的适用 |
| 3.3.2 限制豁免理论有助于裁决的承认与执行 |
| 第4章 国际投资仲裁裁决承认与执行中的公共政策问题 |
| 4.1 国际投资仲裁裁决承认与执行中公共政策适用概述 |
| 4.1.1 国际法上公共政策及其适用的一般阐释 |
| 4.1.2 裁决承认与执行中公共政策的界定 |
| 4.2 公共政策对国际投资仲裁裁决承认与执行的阻碍 |
| 4.2.1 公共政策对ICSID裁决承认与执行的阻碍 |
| 4.2.2 《纽约公约》中“公共政策”条款对裁决承认与执行的阻碍 |
| 4.3 破解公共政策对国际投资仲裁裁决承认与执行阻碍的对策建议 |
| 4.3.1 协调不同仲裁规则下公共政策的解释 |
| 4.3.2 在公共政策的解释中引入法庭之友 |
| 第5章国际投资仲裁裁决承认与执行中的审查问题 |
| 5.1 非ICSID司法审查中的审查规则与标准 |
| 5.1.1 非ICSID裁决司法审查中是否适用商事仲裁审查规则的争论 |
| 5.1.2 非ICSID裁决司法审查中审查规则的确定 |
| 5.2 ICSID裁决执行的审查监督 |
| 5.2.1 ICSID公约下裁决执行的审查监督 |
| 5.2.2 ICSID裁决执行审查监督中存在的主要问题 |
| 5.2.3 完善ICSID裁决执行中的审查监督:建立独立的上诉机制 |
| 第6章 国际投资仲裁裁决承认与执行的中国现状与制度完善 |
| 6.1 国际投资仲裁裁决在中国的承认与执行 |
| 6.1.1 裁决在中国的承认与执行概述 |
| 6.1.2 裁决在中国承认与执行的国内法依据 |
| 6.1.3 裁决在中国的司法审查 |
| 6.1.4 裁决在中国承认与执行的现实困境与制度障碍 |
| 6.2 裁决在中国承认与执行的国际法依据及其改进建议 |
| 6.2.1 中国加入《华盛顿公约》时“说明”的解释及其影响 |
| 6.2.2 BIT条款、ICSID管辖权争议与裁决在中国的承认与执行 |
| 6.2.3 《纽约公约》“商事保留”中的排除适用带来的影响 |
| 6.2.4 中国国际投资仲裁裁决承认与执行依据的体系化建设 |
| 6.3 制定与国际法规则相适应的国内法依据:以ICSID为例 |
| 6.3.1 制定与ICSID规则适用衔接的国内法的必要性 |
| 6.3.2 ICSID规则与国内法适用上有效衔接的方法 |
| 6.4 “一带一路”倡议下有利于投资仲裁裁决承认与执行的建议 |
| 6.4.1 完善“一带一路”倡议下投资仲裁裁决承认与执行机制的必要性 |
| 6.4.2 制定有利于投资者与国家利益平衡的国内法规则 |
| 6.4.3 整合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BIT中相关的仲裁条款 |
| 6.4.4 推进“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投资仲裁裁决互认与执行机制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发表论文以及参加科研情况 |
（4）行政时效制度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的背景和意义 |
| 二、研究综述 |
| 三、研究方法 |
| 四、论文的框架 |
| 第一章 行政时效的概念界定 |
| 第一节 “迷雾”中的行政时效概念 |
| 一、制度引进阶段的行政时效概念及其评析 |
| 二、成文法源中的行政时效概念及其评析 |
| 三、当代学说中的行政时效概念及其评析 |
| 第二节 其他法域中时效制度的历史沿革 |
| 一、民法时效制度的历史沿革 |
| 二、刑法时效制度的历史沿革 |
| 第三节 其他法域中时效制度的比较分析 |
| 一、构成要素 |
| 二、适用客体 |
| 三、规范目的 |
| 四、法律后果 |
| 五、时效阻碍 |
| 第四节 行政时效概念的重塑 |
| 一、行政时效制度与行政期限制度 |
| 二、行政时效制度的独立性 |
| 三、行政时效概念的科学界定——回归时效制度的核心内涵 |
| 第二章 行政时效的法理、功能、价值与分类 |
| 第一节 行政时效的法理逻辑 |
| 一、物质的运动性与行政时效之设立 |
| 二、正义的相对性与行政时效之设立 |
| 三、信赖利益保护与行政时效之设立 |
| 四、法安定性理论与行政时效之设立 |
| 第二节 行政时效的功能考察 |
| 一、行政时效的普遍功能 |
| 二、行政时效的独特功能 |
| 第三节 行政时效的价值分析 |
| 一、行政时效的价值体系 |
| 二、行政时效的价值序列 |
| 第四节 行政时效的分类探讨 |
| 一、行政时效类型化的必要性 |
| 二、我国行政时效类型划分的现状及缺陷 |
| 三、行政时效的科学分类 |
| 第三章 行政法上权利消灭时效之一——请求权时效 |
| 第一节 行政法上请求权时效之设立 |
| 一、行政法上请求权之涵义 |
| 二、行政法上请求权之发生 |
| 三、行政法上请求权适用消灭时效的必要性 |
| 四、行政法上请求权时效的适用客体 |
| 第二节 行政法上请求权时效之运行 |
| 一、行政法上请求权时效之起算 |
| 二、行政法上请求权时效之阻碍 |
| 第三节 特殊的请求权时效——执行请求权时效 |
| 一、行政法上执行请求权与行政执行权之区分 |
| 二、行政法上执行请求权时效之证成及运行 |
| 第四节 行政法上请求权时效与起诉期限之关联 |
| 一、行政法上请求权体系与行政诉讼之关联 |
| 二、行政法上请求权时效与起诉期限之关联 |
| 第五节 我国行政法上请求权时效之现状与反思 |
| 一、我国行政法上请求权时效之现状 |
| 二、对我国行政法上请求权时效现状的反思 |
| 第四章 行政法上权利消灭时效之二——形成权时效 |
| 第一节 行政诉讼中的形成权时效 |
| 一、行政诉讼中形成权时效之证成及运行 |
| 二、我国行政诉讼中形成权时效之现状与完善 |
| 第二节 行政复议中的形成权时效 |
| 一、行政复议中形成权时效之证成及运行 |
| 二、我国行政复议中形成权时效之现状与完善 |
| 第三节 行政合同中的形成权时效 |
| 一、行政合同中的撤销权时效 |
| 二、行政合同中的解除权时效 |
| 三、我国行政合同中形成权时效之现状与完善 |
| 第五章 行政法上权力消灭时效之一——处分权时效 |
| 第一节 行政法上处分权时效之设立 |
| 一、行政法上处分权之内涵 |
| 二、行政法上处分权与请求权之区分 |
| 三、行政法上处分权得否罹于时效 |
| 第二节 行政法上处分权时效适用客体之探讨 |
| 一、行政法上命令型处分权 |
| 二、行政法上确认型处分权 |
| 三、行政法上形成型处分权 |
| 第三节 行政法上处分权时效之运行 |
| 一、制裁型处分权时效之运行 |
| 二、主动撤销违法处分之权力时效的运行 |
| 三、主动废止合法授益处分之权力时效的运行 |
| 第四节 我国行政法上处分权时效之现状与完善 |
| 一、我国行政法上处分权时效之现状及缺陷 |
| 二、我国行政法上处分权时效之完善 |
| 第六章 行政法上权力消灭时效之二——执行权时效 |
| 第一节 行政法上执行权时效之证成 |
| 一、行政法上执行权之内涵 |
| 二、行政法上执行权适用消灭时效的必要性 |
| 三、行政法上执行权时效之性质 |
| 四、行政法上执行权时效与相关时效之关系 |
| 第二节 行政法上执行权时效之实施 |
| 一、行政法上执行权实现之方式 |
| 二、行政法上执行权时效之运行 |
| 第三节 我国行政法上执行权时效之不足及完善 |
| 一、我国行政法上执行权时效之不足 |
| 二、我国行政法上执行权时效之完善 |
| 第七章 行政时效的规范设计 |
| 第一节 行政时效的立法例比较 |
| 一、域外立法例之比较 |
| 二、我国行政时效立法之现状 |
| 第二节 我国行政时效的规范设计 |
| 一、立法模式的重构 |
| 二、我国行政时效立法的具体规定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作者简介及攻读博士学位期间的学术成果 |
| 后记 |
（5）人大主导立法下的法案起草模式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导论 |
| 一、本课题的研究背景及意义 |
| (一) 本课题的研究背景 |
| (二) 本课题的研究意义 |
| 二、本课题的研究现状及评价 |
| (一) “人大主导立法”研究现状及评价 |
| (二) “法案起草”研究现状及评价 |
| 三、本课题的研究方法 |
| (一) 历史分析方法 |
| (二) 比较研究方法 |
| (三) 规范研究与实证研究相结合的方法 |
| 四、本课题研究的创新 |
| 第一章 我国行政主导型法案起草模式之省思 |
| 一、行政主导型法案起草模式的重要地位 |
| 二、行政主导型法案起草模式的适用优势 |
| (一) 立法经验的优势 |
| (二) 立法技术的优势 |
| (三) 立法过程影响力的优势 |
| 三、行政主导型法案起草模式的适用风险 |
| 四、行政主导型法案起草模式的优化建议 |
| (一) 建立由政府专职法制机构主持起草法案的制度 |
| (二) 建立法案起草过程中的公开征求意见制度 |
| (三) 建立法案起草的部门协调制度 |
| (四) 建立法案起草的专家论证制度 |
| (五) 建立第三方的法案起草评估制度 |
| 五、行政主导型的部门对口起草体育法案的实证考察 |
| (一) 行政主导型法案起草模式下的部门对口起草《体育法》 |
| (二) 部门对口法案起草模式在体育法案起草中的优势 |
| (三) 部门对口法案起草模式在体育法案起草中的风险 |
| (四) 优化我国现行体育法案起草模式的目标 |
| (五) 优化我国现行体育法案起草模式的思路 |
| 第二章 人大主导立法下的法案起草模式的选择理论 |
| 一、人大主导立法与人大主导法案起草 |
| 二、人大主导立法的实现建立在人大主导法案起草的基础之上 |
| (一) 两者间没有必然联系的观点不成立 |
| (二) 人大不需要主导法案起草的迷惑性 |
| (三) 人大主导法案起草是人大主导立法的前提与基础理念的确立 |
| 三、人大主导立法下的部门和部门利益 |
| (一) 立法中的正当部门利益与不正当部门利益 |
| (二) 涉及部门事项的法案起草中不可或缺的部门参与 |
| 四、人大主导立法下法案起草的四种模式 |
| (一) 政府专职法制机构法案起草模式 |
| (二) 人大工作机构法案起草模式 |
| (三) 委托法案起草模式 |
| (四) 联合法案起草模式 |
| 第三章 人大主导立法下的政府专职法制机构法案起草模式 |
| 一、我国政府专职法制机构及其起草职责的变迁过程 |
| (一) 我国政府专职法制机构的历史变迁 |
| (二) 政府专职法制机构起草职责的法律依据 |
| 二、政府专职法制机构法案起草的两种类型 |
| (一) 政府专职法制机构自行起草法案 |
| (二) 政府专职法制机构组织的联合起草 |
| 三、政府专职法制机构法案起草模式中人大主导立法作用的实现 |
| (一) 政府专职法制机构法案起草模式中实现人大主导立法的理解 |
| (二) 政府专职法制机构法案起草模式中确立人大主导立法的法律依据 |
| (三) 政府专职法制机构法案起草模式中人大主导立法的实现方式 |
| (四) “可以”与“应当”:人大主导立法下的政府专职法制机构起草法案 |
| 四、政府专职法制机构法案起草模式的适用范围 |
| 第四章 人大主导立法下的人大工作机构法案起草模式 |
| 一、人大工作机构法案起草模式的提出 |
| 二、人大工作机构法案起草模式下的人大工作机构范围 |
| 三、人大工作机构法案起草模式的适用范围 |
| 四、人大工作机构法案起草模式的困境 |
| (一) 人大工作机构建置不规范 |
| (二) 人大工作机构设置缺少制度的统一规范 |
| (三) 人大工作机构职责缺少制度规范 |
| (四) 人大工作机构的职责权限不明晰 |
| (五) 人大工作机构组成人员结构不合理 |
| (六) 人大工作机构人员欠缺立法素质 |
| 五、完善人大工作机构法案起草模式的建议 |
| (一) 建置完善的人大工作机构 |
| (二) 明晰人大工作机构的工作职责及权限范围 |
| (三) 强化对人大工作机构的制度规范 |
| (四) 合理配置人大工作机构的人员结构 |
| (五) 加强人大工作机构立法能力建设 |
| 第五章 人大主导立法下的委托法案起草模式 |
| 一、委托法案起草模式的确立 |
| 二、委托法案起草模式的优势 |
| 三、委托法案起草模式的运作机制 |
| (一) 确定需要起草的地方性法规项目 |
| (二) 选择法案起草主体 |
| (三) 签订委托协议 |
| 四、委托法案起草模式的风险 |
| (一) 抄袭与重复现象严重 |
| (二) 制度设计偏重理想化 |
| (三) 操作性不足 |
| (四) 特色性缺乏 |
| 五、委托法案起草模式的优化建议 |
| (一) 人大要主导委托法案起草的全过程 |
| (二) 精选委托起草的立法项目 |
| (三) 尽量采用竞争性招标方式 |
| (四) 选择适格的受委托方 |
| (五) 建立法案起草过程中的公众参与制度 |
| (六) 建立法案质量的评估制度 |
| 第六章 人大主导立法下的联合法案起草模式 |
| 一、人大主导立法下的联合法案起草模式的提出 |
| 二、人大主导立法下的联合法案起草模式的实践探索 |
| 三、人大主导立法下的联合法案起草模式的优势 |
| (一) 对修正的《立法法》第53条的准确理解 |
| (二) 联合法案起草模式目的的实现 |
| (三) 联合法案起草模式的协调与效率优势 |
| 四、人大主导立法下的联合法案起草模式的适用条件 |
| (一) 法律制度的保障 |
| (二) 人大工作机构设置的完备 |
| (三) 工作人员立法能力的具备 |
| (四) 立法资源的配置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学位期间发表的论文 |
| 学位论文评阅及答辩情况表 |
（6）监察委员会处置权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引言 |
| 一、选题的背景及意义 |
| 二、相关研究成果梳理 |
| 三、研究内容与研究方法 |
| 第一章 监察委员会处置权的概念、类型与原则 |
| 第一节 处置权的概念界定 |
| 一、处置权的意涵 |
| 二、处置权的地位 |
| 三、处置权的双重属性解析 |
| 第二节 处置权的主要类型 |
| 一、处置权类型划分的依据与标准 |
| 二、三种基本处置类型概述 |
| 三、处置权类型化的意义 |
| 第三节 处置权的运行原则 |
| 一、职权法定 |
| 二、正当程序 |
| 三、监察独立 |
| 四、处置协同 |
| 第二章 人大体制下监委会处置权的宪法地位关系 |
| 第一节 处置权与人大罢免权的内在张力及协调 |
| 一、监委会处置权与人大罢免权的关系界定 |
| 二、处置权与人大罢免权的内在张力 |
| 三、处置权与人大罢免权的协调机制 |
| 第二节 检察职能的重新定位及与处置权的配合制约关系 |
| 一、监察体制改革背景下检察职能的重新定位 |
| 二、监委会与检察机关的关系界定 |
| 三、监委会与检察院的职权衔接 |
| 第三节 审判中心主义下处置权与审判权的配合制约关系 |
| 一、监察体制改革下审判中心主义的宪法意义 |
| 二、监委会对审判人员实施监督的边界 |
| 三、审判机关监督处置权的方式与限度 |
| 第四节 监察独立原则下处置权与执法部门的配合制约关系 |
| 一、监察独立原则下“执法部门”的意涵及地位 |
| 二、处置权与行政惩戒权的关系界定 |
| 三、处置权与行政惩戒权的衔接机制 |
| 第三章 建议型处置权的类型、范围与制度完善 |
| 第一节 监察建议的效力、范围及适用条件 |
| 一、监察建议的强制效力及与其他监察“建议”的区分 |
| 二、监察建议适用事由的合理限定 |
| 三、被派驻监察主体“根据授权”提出监察建议的范围 |
| 第二节 问责建议的定位、问题及法制完善 |
| 一、监察问责制度的基本定位 |
| 二、监察问责制度的供给不足及其问题 |
| 三、问责建议制度法制完善的具体路径 |
| 第三节 从宽处罚建议的定位、边界及司法审查 |
| 一、从宽处罚建议制度的宪法意义 |
| 二、从宽处罚建议的合理定位 |
| 三、从宽处罚建议的范围 |
| 四、从宽处罚建议的制度整合与司法审查 |
| 第四章 处分型处置权的主体、范围与程序 |
| 第一节 双轨制处分体制下的处分决定主体及其关系 |
| 一、“政务处分—行政惩戒”之双轨体制的确立 |
| 二、双轨处分体制存在的问题 |
| 三、双轨处分体制下处分决定主体之间的关系 |
| 第二节 监委会政务处分的适用范围 |
| 一、政务处分“违法”事由的概念阐释 |
| 二、“违法”作为政务处分事由的法理基础 |
| 三、政务处分违法事由的范围界定 |
| 第三节 监委会政务处分程序的构造 |
| 一、政务处分程序的功能与特征 |
| 二、政务处分的一般程序 |
| 三、政务处分的特别程序 |
| 四、政务处分的救济程序 |
| 第四节 问责决定的特征、功能及运行边界 |
| 一、问责决定的非独立性特征 |
| 二、问责决定的功能界定:实现对“关键少数”的监督 |
| 三、问责决定的运行边界 |
| 第五章 移送型处置权的范围、程序及规制路径 |
| 第一节 移送审查起诉的范围界定与构成要件 |
| 一、移送审查起诉的内涵、价值及范围界分 |
| 二、移送审查起诉的构成要件 |
| 第二节 移送审查起诉与审查起诉的程序衔接 |
| 一、监察案件移送至审查起诉阶段的立案衔接 |
| 二、审查起诉阶段退回补充调查的程序属性 |
| 三、移送审查起诉与审查起诉的证据衔接 |
| 第三节 移送审查起诉处置权的内部规制 |
| 一、强化移送审查起诉处置权内部规制的必要性 |
| 二、充分发挥案件审理部门的监督职能 |
| 三、强化层级审批程序的监督功能 |
| 四、完善监察机关对非法证据排除的规则体系 |
| 第四节 检察院对移送案件的审查起诉 |
| 一、检察院对移送案件审查的价值诉求 |
| 二、监察规范在检察院审查起诉的可适用性 |
| 三、检察院对移送案件予以审查的内容及后果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博士期间发表的论文 |
| 致谢 |
（7）大额持股监管法律制度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导言 |
| 一、研究背景 |
| 二、论题价值与学术综述 |
| 三、基本思路和逻辑结构 |
| 四、研究方法 |
| 五、创新与不足 |
| 第一章 大额持股监管制度的法理逻辑 |
| 第一节 大额持股监管的基本结构 |
| 一、大额持股的内涵及外延 |
| 二、与大额持股相关的证券监管制度 |
| 第二节 大额持股监管的思想源流 |
| 一、证券市场的内在本质与监管哲学演变 |
| 二、大额持股监管制度的定位与思想谱系 |
| 第三节 大额持股监管的制度价值 |
| 一、保护投资者利益 |
| 二、维护资本市场交易秩序 |
| 三、促进上市公司治理 |
| 第四节 大额持股监管的冲突平衡 |
| 一、大额持股监管的原则:比例原则 |
| 二、大额持股监管的方法:体系化 |
| 三、大额持股监管的陷阱:过度披露 |
| 第二章 大额持股监管对象的确定 |
| 第一节 权益拥有人 |
| 一、投资者、持股人 |
| 二、股份持有人、股份控制人、一致行动人 |
| 三、权益拥有人的来源 |
| 四、权益拥有人的界定 |
| 第二节 权益拥有人的构成要件 |
| 一、权益的认定 |
| 二、“拥有”的认定 |
| 三、一致行动人的认定 |
| 第三节 特殊权益拥有人的认定 |
| 一、特殊权益拥有人的含义 |
| 二、特殊权益拥有人拥有权益的认定 |
| 第三章 大额持股的静态监管:权益披露维度 |
| 第一节 大额持股权益披露的内容 |
| 一、境内大额持股权益披露的内容 |
| 二、境外主要成熟市场关于权益披露的内容设计 |
| 三、境内大额持股权益披露内容设计需要考虑的因素 |
| 第二节 大额持股权益披露的时限 |
| 一、境内大额持股权益披露的时限 |
| 二、美国大额持股权益披露的时限 |
| 三、欧盟、英国等大额持股权益披露的时限 |
| 四、境内大额持股权益披露时限设计需要考虑的因素 |
| 第四章 大额持股的动态监管:交易行为维度 |
| 第一节 慢走规则立法目的确定 |
| 一、慢走规则的起源及立法目的 |
| 二、慢走规则立法目的再辨析:充分信息下的行为理性 |
| 第二节 慢走规则的具体含义 |
| 一、初始持股比例5%的慢走规则 |
| 二、5%后持股变动比例每增减5%的慢走规则 |
| 第三节 违反慢走规则的交易行为有效性 |
| 一、交易行为无效论 |
| 二、交易行为效力待定论 |
| 三、交易行为有效论 |
| 第四节 慢走规则必要性的再思考 |
| 一、慢走规则的负面效应 |
| 二、慢走规则与变动1%即披露规则的叠加效应 |
| 第五章 大额持股监管的实现 |
| 第一节 大额持股违规行为的类型及性质 |
| 一、大额持股违规行为的类型 |
| 二、大额持股违规行为的行为性质 |
| 第二节 大额持股监管的主要实现路径:行政责任 |
| 一、责令改正 |
| 二、警告、罚款 |
| 三、限制表决权 |
| 四、存在争议的行政责任形式 |
| 五、大额持股违规行为的其他责任形式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在读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和科研成果 |
| 后记 |
（8）消费者权益保护视角下预付卡消费的法律规制（论文提纲范文）
| 内容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导论 |
| 1.1 选题背景 |
| 1.2 研究的目的、意义 |
| 1.2.1 研究目的 |
| 1.2.2 研究意义 |
| 1.3 国内外研究现状 |
| 1.3.1 国内研究现状 |
| 1.3.2 国外研究现状 |
| 1.4 研究的思路与研究的方法 |
| 1.4.1 研究思路 |
| 1.4.2 研究方法 |
| 1.5 创新之处 |
| 第2章 问题的提出:我国预付卡消费者权益保护难点及成因 |
| 2.1 预付卡消费者权益保护难点 |
| 2.1.1 “霸王条款”侵犯消费者公平交易权 |
| 2.1.2 “强制消费”侵犯消费者自主选择权 |
| 2.1.3 “销卡退款难”侵犯消费者财产安全权 |
| 2.2 预付卡消费者权益受损的成因 |
| 2.2.1 法律法规不健全 |
| 2.2.2 监管体系不健全 |
| 2.2.3 司法救济不畅通 |
| 第3章 预付卡消费的理论分析与规制现状 |
| 3.1 预付卡消费的理论分析 |
| 3.1.1 预付卡界定及预付卡消费特征 |
| 3.1.2 预付卡消费的法律本质 |
| 3.1.3 预付资金的法律性质及利息权属 |
| 3.1.4 预付卡消费规制的必要性 |
| 3.2 预付卡消费的法律规制现状 |
| 3.2.1 法律层面 |
| 3.2.2 部门规章层面 |
| 3.2.3 地方性文件 |
| 第4章 国外和我国台湾地区对预付卡消费的法律规制及借鉴 |
| 4.1 国外和我国台湾地区预付卡消费的法律规制 |
| 4.1.1 美国对预付卡消费的法律规制 |
| 4.1.2 日本对预付卡消费的法律规制 |
| 4.1.3 我国台湾地区对预付卡消费的法律规制 |
| 4.2 国外和我国台湾地区对预付卡消费法律规制的评议与借鉴 |
| 4.2.1 域外相关规制经验不宜借鉴之处及理由 |
| 4.2.2 域外相关规制经验可借鉴之处及理由 |
| 第5章 问题的破解:预付卡消费的全过程法律规制 |
| 5.1 立法规制:健全预付卡消费者权益保护的法律规定 |
| 5.1.1 深化预付卡消费者知情权 |
| 5.1.2 明确预付卡消费者后悔权和转让权 |
| 5.1.3 保障预付卡消费者财产权 |
| 5.1.4 强化经营者法律责任 |
| 5.2 执法规制:完善预付卡的监督管理体系 |
| 5.2.1 明确预付卡监管主体和范围 |
| 5.2.2 完善预付卡市场准入制度 |
| 5.2.3 预付卡经营过程中的监管 |
| 5.2.4 严格预付资金监管制度 |
| 5.2.5 对经营者的信用监管 |
| 5.3 司法规制:畅通预付卡消费者的权利救济 |
| 5.3.1 消费公益诉讼和调解的适用 |
| 5.3.2 举证责任倒置的实行 |
| 5.3.3 惩罚性赔偿的适用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在学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与研究成果 |
| 后记 |
（9）税法解释性规则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导论 |
| 1.1 问题的提出 |
| 1.2 选题意义 |
| 1.2.1 现实意义 |
| 1.2.2 理论意义 |
| 1.3 研究综述 |
| 1.3.1 税法行政解释基本理论研究述评 |
| 1.3.2 税务行政规则研究述评 |
| 1.4 研究方法 |
| 1.4.1 实证研究方法 |
| 1.4.2 比较研究方法 |
| 1.4.3 文献研究方法 |
| 1.5 基本思路与主要内容 |
| 1.6 创新之处 |
| 1.6.1 研究内容创新 |
| 1.6.2 研究方法创新 |
| 1.6.3 研究视角创新 |
| 第2章 税法解释性规则的理论阐释 |
| 2.1 税法解释性规则的界定 |
| 2.1.1 税法解释性规则的涵义 |
| 2.1.2 税法解释性规则的特征 |
| 2.1.3 税法解释性规则与相关概念的辨析 |
| 2.2 税法解释性规则的生成动因 |
| 2.2.1 税收成文法的局限性 |
| 2.2.2 税法适用过程的专业性与复杂性 |
| 2.2.3 税法调整对象的流变性与多样性 |
| 2.3 税法解释性规则的理论基础 |
| 2.3.1 行政判断余地理论 |
| 2.3.2 权威理论 |
| 2.4 本章小结 |
| 第3章 税法解释性规则的实践样态 |
| 3.1 税法解释性规则的基本形态 |
| 3.1.1 样本描述 |
| 3.1.2 税法解释性规则的表现形式 |
| 3.1.3 税法解释性规则的主要类型 |
| 3.2 税法解释性规则的适用现状 |
| 3.2.1 样本描述 |
| 3.2.2 运行概况 |
| 3.3 本章小结 |
| 第4章 税法解释性规则的现实难题 |
| 4.1 税法解释性规则形态规范不足 |
| 4.1.1 发布主体多元 |
| 4.1.2 表达形式多样 |
| 4.1.3 名称混杂无序 |
| 4.1.4 文本识别度低 |
| 4.2 税法解释性规则内容存在缺陷 |
| 4.2.1 合法性不足 |
| 4.2.2 合理性较弱 |
| 4.3 税法解释性规则效力规定瑕疵 |
| 4.3.1 溯及适用不当 |
| 4.3.2 效力范围不清 |
| 4.3.3 失效时间不明 |
| 4.4 本章小结 |
| 第5章 税法解释性规则难题的成因 |
| 5.1 税法行政解释的范畴模糊 |
| 5.1.1 税法行政解释定位尴尬 |
| 5.1.2 税法行政解释主体多元 |
| 5.1.3 联合解释规范程度低 |
| 5.2 税法行政解释规则不清晰 |
| 5.2.1 解释立场失当 |
| 5.2.2 解释方法运用不当 |
| 5.2.3 解释责任不明 |
| 5.3 税法行政解释程序不健全 |
| 5.3.1 协商性不足 |
| 5.3.2 民主性不足 |
| 5.3.3 公开性不足 |
| 5.4 税法行政解释审查监督机制失灵 |
| 5.4.1 备案审查制度不全面 |
| 5.4.2 复议审查制度不完善 |
| 5.4.3 司法审查制度不合理 |
| 5.4.4 审查制度衔接不顺畅 |
| 5.5 本章小结 |
| 第6章 税法解释性规则的治理之道 |
| 6.1 统一税法解释性规则的形式 |
| 6.1.1 确立形式便利原则 |
| 6.1.2 增强文本可识别度 |
| 6.1.3 建立形式审核程序 |
| 6.2 规范税法解释性规则的内容 |
| 6.2.1 重新厘定税法行政解释范畴 |
| 6.2.2 建构税法行政解释规则体系 |
| 6.2.3 健全税法行政解释程序 |
| 6.3 优化税法解释性规则的审查监督机制 |
| 6.3.1 税法解释性规则审查监督的法理依据 |
| 6.3.2 完善备案审查制度 |
| 6.3.3 更新复议审查制度 |
| 6.3.4 改良司法审查制度 |
| 6.3.5 建立审查制度衔接规则 |
| 6.4 本章小结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附录A 攻读学位期间的主要科研成果 |
（10）规范性文件制定程序的司法审查（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引言 |
| 一、研究背景与目的 |
| 二、研究历史与现状 |
| 三、研究方法和论文结构 |
| 第一章 规范性文件制定程序司法审查实证考察 |
| 第一节 规范性文件制定程序司法审查的规范依据 |
| 一、央地关于规范性文件制定程序的立法 |
| 二、行政诉讼法相关条款的解释 |
| 第二节 规范性文件制定程序司法审查的实践状况 |
| 一、行政规范性文件附带审查的启动情况 |
| 二、行政规范性文件合法性审查情况 |
| 第二章 规范性文件制定程序司法审查范围 |
| 第一节 是合法性审查还是包括合理性审查 |
| 一、合法性是规范性文件制定程序审查的核心 |
| 二、规范性文件合法性审查与合理性审查的关系 |
| 三、程序裁量合理性审查的必要性 |
| 第二节 仅审查部分环节还是审查所有环节 |
| 一、制定程序核心环节的认定 |
| 二、制定程序审查范围的确定 |
| 第三章 规范性文件制定程序的司法审查标准 |
| 第一节 合法性标准的认定 |
| 一、程序违法认定的成文法标准 |
| 二、程序违法认定的正当程序标准 |
| 三、《解释》第148条第2款第4项的界定 |
| 第二节 合理性标准的认定 |
| 一、程序裁量合理性的认定标准 |
| 二、一般不合理与严重不合理的界分 |
| 三、应对程序不合理的司法方法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四、53条“怎么办”应对调整难题（论文参考文献）
- [1]诉讼请求变更中法官职权行使之研究[D]. 苏月. 中国政法大学, 2021(09)
- [2]论行政诉讼附带审查中规范性文件的识别标准[D]. 刘春媚. 上海师范大学, 2021(07)
- [3]国际投资仲裁裁决的承认与执行问题研究[D]. 周佳楷. 辽宁大学, 2020(09)
- [4]行政时效制度研究[D]. 康健. 吉林大学, 2020(03)
- [5]人大主导立法下的法案起草模式研究[D]. 卫学芝. 山东大学, 2020(08)
- [6]监察委员会处置权研究[D]. 陈辉. 东南大学, 2020(02)
- [7]大额持股监管法律制度研究[D]. 施金晶. 华东政法大学, 2020(03)
- [8]消费者权益保护视角下预付卡消费的法律规制[D]. 叶红. 天津财经大学, 2020(07)
- [9]税法解释性规则研究[D]. 刘珊. 湘潭大学, 2020(10)
- [10]规范性文件制定程序的司法审查[D]. 尹靓. 南京师范大学, 2020(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