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东风药业拟进行两项关联收购(论文文献综述)
吴妍[1](2021)在《基于Super-EBM-DEA模型的上市公司并购绩效研究》文中研究说明当前,我国的经济已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处在转变发展方式、优化经济结构、转换增长动力的关键时期。企业的并购重组作为解决产能过剩和效率低下等问题的重要手段,已然成为经济运行机制中自我清洁、自我调整的内涵式进程。同时,并购重组作为企业发展的重要途径之一,能否有效地优化资源配置,提高市场竞争力,也是众多利益相关者关注的重点问题。因此,对于企业并购绩效及其影响因素的研究,能够对相关机构及企业管理者的工作产生一定的参考价值。本文以2010-2019年度上市公司数据为基础,讨论通过筛选得到的330家在2012-2014年发生并购行为的上市公司并购前后发生的绩效变动,研究阶段跨越并购前两年至并购发生后五年。文章的主要内容如下:首先,本文利用330家发生并购行为的上市公司数据,以收入绩效和利润绩效为双视角设计评价体系,运用Super-EBM-DEA模型进行并购绩效测度。之后从模型原理、测算结果等角度出发,对两种评价体系进行比较,最终选择模型设计更合理、测算结果更稳定的收入绩效体系作为后续研究的基础。其次,从全行业及分行业分别对样本企业并购前后的绩效水平进行动态变化和核密度分析,进一步揭示不同行业、不同上市板块的上市公司之间并购绩效的差异性,判断并购行为能否有效推动企业绩效提升。最后,运用tobit回归模型从短期和长期角度对上市公司并购绩效进行影响因素分析。其中,短期并购绩效着力从并购活动特征和并购企业各项能力等方面进行影响因素分析,长期并购绩效着力从并购活动特征及并购后企业的经营整合能力等方面展开。研究发现:从并购时间先后看,并购企业的绩效水平总体上呈现先增后降的趋势,并购绩效在短期内有明显的提升,但长期效果不佳。从不同产业并购效率差异看,新兴产业的并购绩效水平显着优于传统产业。从不同上市板块看,主板企业短期和长期并购绩效均最高,中小板和科创板企业短期绩效无明显差异,但中小板企业长期并购绩效远高于科创板。并购绩效影响因素定量分析结果显示,关联方交易对短期和长期并购绩效均具有显着的削弱影响;现金支付只能在短期内提升企业绩效,而对于长期并购绩效则不具有正向影响;企业并购前的营运、盈利、偿债能力和成长性对于短期绩效影响显着;高管的变动情况和内部控制则通过并购后的经营整合体现其对于长期并购绩效的正向影响。企业并购是企业发展战略的重要途径之一,并购企业需要努力提升自身能力,通过综合运用多种支付方式、加强并购前的尽职调查及并购后的经营整合来改善并购效果。同时,政府部门也需要规范关联方并购、经理人市场的发展,为企业并购提供更有利的外在环境。
赵妙[2](2021)在《英雄互娱两度借壳失败案例研究》文中认为在我国,资本市场凭借其强大的融资功能,长期以来,都吸引着众多的民营企业。各大企业纷纷争先恐后地想要进入A股市场一展宏图,对其来说最直接的方式便是首次公开募股(IPO)。尽管IPO在所有的上市途径中一直占据着首要地位,但是众所周知,IPO过程繁杂,耗时较长,而且严格的监管使得IPO随时面临着被中途叫停的风险,充满了极大的不确定性。所以,IPO之路历来都不是一条一马平川的坦途,而是充满崎岖与泥泞的上市之路。反观借壳上市却能够以更低的时间成本和更简洁的上市流程达到与IPO上市同样的效果,给企业带来更加丰富的融资渠道、更高的企业知名度、更为完善的管理制度以及更为明晰的发展战略等等,因而成了许多企业的替代性选择。2018年2月,证监会上市部决定进一步加强对于标的资产曾申报IPO被拒的重组项目的监管,这进一步使得许多质量较低的企业知难而退,撤回IPO资料,或直接选择借壳上市的道路。众多企业抱着“条条大路通罗马”的乐观心态,但市场情况却不容过分乐观。许多企业都未能如愿以偿地成功借壳上市,例如苏州大方、华图教育、分众传媒,以及本文所选取的研究对象——英雄互娱。为数不少的失败案例无疑令许多企业陷入了迷茫,到底如何才能成功地借壳上市?为此,许多学者也对众多的借壳成功案例进行了分析,已总结出了有利于借壳成功的一些因素。与前人相比,本文开辟了一个新的视角,从失败的结果出发,选取了英雄互娱2019年两度试图借壳上市却接连惨遭失败的典型案例进行研究,希望从企业失败的经历中总结出有价值的经验教训,为英雄互娱以及其他寄希望于借壳上市的企业提供一定的参考。着名的美国投资家查理·芒格曾说:“如果我知道自己会在哪里死去,我就永远都不去那儿。”所以,如果企业能够清晰地知道哪些因素会导致失败,也就能尽早地采取措施以避免失败的发生。本文在对英雄互娱借壳失败的案例进行分析时,采用的研究方法主要包括案例分析法和文献综述法。在进行本文的写作前,首先阅读了国内外大量关于借壳上市的文献,对借壳上市的模式、风险种类以及动因的研究现状进行了归纳总结,形成了本文的文献综述,并在此基础上对借壳上市的相关概念、借壳上市的一般程序以及借壳失败的理论分析依据进行了阐述;紧接着,对本文选取的案例内容进行了介绍,分析了英雄互娱借壳上市的动因;在文章主体部分,对英雄互娱借壳失败的原因进行了剖析,认为导致英雄互娱借壳失败的原因主要包括政策方面的因素、信息不对称因素、借壳方所持有的借壳上市观念和对于自身实力认知的偏差、对壳资源的评估不当以及未能给予风险因素充分的关注;在最后,针对上述失败的原因,本文为其后期再度选择借壳上市提出了对策建议,包括正确评估借壳上市的必要性及可行性、审慎选择壳资源、提高风险管理水平以及充分关注让壳方信息披露的质量,希望能对英雄互娱以及其他众多的企业起到借鉴作用。本文的不足之处在于分析与建议主要是针对本文所选取的具体案例,所提出的观点在对市场上广大企业的普适性上可能存在一定的不足。
金嘉莹[3](2020)在《供应链集中度与财务重述 ——基于盈余管理视角》文中研究指明越来越多的大型跨国公司,例如安然,施乐和世通公司等,发生财务重述的同时被爆出存在财务造假丑闻,严重危害了社会经济的平稳运行。伴随着上市公司财务重述行为在国际上发生频率激增,财务重述问题在我国也日益突出。根据统计,从2012年到2018年,我国发生财务重述的上市公司数量从167家上升至了786家,增幅接近5倍。2018年的尔康制药与2015年的ST博元,是我国近几年发生的较为严重的两例财务重述事件,对投资者与资本市场造成了极大的损失。随着当下财务重述行为的频发,人们意识到财务重述带来的负面经济后果,从而催生了萨班斯-奥克斯利,多德-弗兰克等系列法案。以往的学者从动因、影响因素、结果等方面对财务重述行为进行了深入的剖析。研究发现财务重述的影响因素很多,实证表明公司特征、内部治理、外部审计、外部环境等因素都会导致财务重述,特别是盈余管理,是企业发生财务重述行为的重要原因之一。供应链集中度提高,给企业提供了盈余管理的可能性,会进一步导致财务重述。此外,大供应商或者大客户也会产生压力,导致企业进行财务重述。但相较于内部因素,鲜有文献从外部因素来考虑。现有的从外部因素来探讨财务重述的文献也基本都是从外部审计角度展开,较少有学者从市场竞争强度、市场成熟度、供应链集中度等与市场相关的外部因素来考虑。随着供应链对于企业竞争重要性不断提升,供应链集中度不断提高,大供应商和大客户对于企业的影响力不断增强。因此,企业出于自身利益的考虑,为维持与客户、供应商的关系,具有强烈盈余管理动机,以向客户、供应商传递良好的财务信息。财务重述则作为盈余管理的一种手段,以维持企业与客户、供应商的关系型交易。而国内外研究表明,财务重述已经不单单是简单的会计遗漏、补充和更正问题,其背后更是隐藏着企业经营和管理等问题。企业盈余管理与财务重述行为具有较高的相关性,并且盈余管理是动机是影响企业财务重述行为的关键因素之一。近年来,随着企业盈余管理动机的增强,无论是发生财务重述行为的企业数量,还是企业出现财务重述行为的次数都在逐年上升。基于此,首先,本文从理论角度分析了供应链集中度对财务重述的影响机制。其次,本文采用Logit回归模型,选取527家制造业上市公司2013至2018年的年度数据实证分析了供应链集中度与财务重述两者之间的关系,结果表明:供应商集中度、客户集中度以及盈余管理对企业财务重述行为具有促进作用;相较于客户集中度,目前国内制造业企业财务重述对供应商集中度变化更为敏感。最后,本文选取南京普天股份有限公司进行典型案例分析,对南京普天财务重述的具体情况进行研究,并进一步探究供应链集中度等发生财务重述的原因。根据本文分析结果,基于监管部门、企业和投资者三方面提出以下政策建议:监管部门加强对信息的监管、企业应严格遵守会计准则、投资者应重视供应链集中度相关信息。
赵逸靖[4](2019)在《广州生物医药集群合作创新网络动态演化研究 ——基于多维邻近性视角》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知识经济时代,生物医药产业已成为许多发达国家的支柱产业,同时也是发展中国家产业转型升级的重要选择之一。作为典型的高新技术产业,创新是生物医药产业发展的核心。创新网络可以为创新主体提供知识、技术、人才等创新资源,促进创新绩效的提高,从而推动产业发展。集群创新网络是近年来经济地理学者关注的焦点,并已出现很多研究成果。随着多维邻近性理论的出现,地理学者不再单一地从地理维度对创新网络进行研究,而是逐步从认知邻近性、组织邻近性以及多维邻近性的结合方向分析创新联系、创新绩效,多维邻近性成为创新网络研究的新视角。目前对于生物医药集群创新网络在不同阶段的形态与创新能力如何?其创新网络是怎样演化的?地理邻近性、认知邻近性、组织邻近性等多个维度的邻近性对创新网络演化的作用程度如何?多维邻近性下创新网络的演化机制是什么?这些问题既是创新地理学中创新主体、政府和学界共同关注的理论焦点,也是提升国家和地区生物医药合作创新实践过程中迫切需要回答的问题。文章首先梳理国内外相关研究成果,并从中发现当前研究的不足,在此基础上尝试构建多维邻近性视角下物医药集群创新网络演化的理论分析框架。选取广州市生物医药产业集群为案例,探究生物医药集群创新网络的创新主体、创新联系的特征以及网络结构、创新绩效的演变过程。剖析多维邻近性对生物医药创新网络的影响及其作用下的演化机制。研究成果可以丰富创新网络理论体系,充实多维邻近性在我国的理论研究。对提高广州本地生物医药产业集群的竞争力,带动区域高技术产业发展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首先,对已有文献进行梳理。从集群创新网络的特征与结构、机制与演化、不同类型创新网络的研究差异三方面综述创新网络的研究脉络及最新成果;从集群、集群创新、集群创新网络层层递进地分析国内外生物医药产业研究现状;围绕本文的研究主题,对邻近性与集群创新、多维邻近性与高技术产业创新的研究成果进行系统梳理。发现在我国创新网络演化研究中,影响因素分析尚不深入;缺乏对协作动因的动态过程分析等研究不足。其次,构建理论分析框架。在分析生物医药合作创新网络要素组成的基础上,构建创新网络的演化分析框架。将合作创新网络划分为核心网络、辅助网络、环境网络三个层次,确定其中创新主体的邻近性属性,识别邻近性作用对创新联系的影响。以网络结构、创新绩效作为创新网络发展水平的表征,探究结构与绩效在不同演化时期的特征,以及邻近性对其产生的作用。最后,推导网络演化的机制。第三,现状分析与网络构建。结合实地调研的第一手资料与统计数据,对广州生物医药产业发展概况、合作环境、创新成果进行梳理。并根据其发展历程对产业发展划分为三个阶段:初级萌芽阶段,稳步成长阶段和快速发展阶段。根据调查问卷数据,分析多维邻近性下的创新合作现状。分析结果表明:过高或过低的地理邻近性均不利于创新联系形成;在经济组织中的具有市场供需关系的企业更有合作意愿;企业间的学科、专业相同,创新能力水平相等的情况下更容易产生合作。当认知邻近性水平高,地理邻近性水平偏低,组织邻近性适度时,大部分企业能获得较好的创新绩效。第四,实证研究。基于合作专利、合作论文、上市企业年报、访谈等基础资料,分析广州生物医药集群创新网络的结构与创新绩效的变化特征。构建结构模型,通过SmartPLS 3软件,进行多维邻近性对创新网络结构、绩效的作用效应计算。对典型生物医药企业进行定性分析,探究不同类型企业的创新网络演化情况。结果表明:认知邻近性对创新网络的发展具有连续的正向效应;地理邻近性对创新网络的直接作用程度不高,但通过影响认知邻近性、组织邻近性,对网络产生中介效应;组织邻近性在网络成长阶段的正向作用最为显着,其作用效应的变化幅度较大。各阶段4个典型企业受多维邻近性作用的程度基本一致。第五,演化机制分析。各个维度的邻近性在产业发展的不同阶段所显现的性质不同,对创新网络的推动作用程度也有差异。地理邻近性在网络结构形成阶段的动力作用显着,认知邻近性更能推动网络密度的提高以及个体网络数量的增加。认知邻近性水平高,有助于经济效益的提升;组织邻近性水平较高时,企业创新成果产量更大。多维邻近性在对网络结构、创新绩效的变化产生影响时,其作用水平呈现一定的周期性。
钱海峰[5](2018)在《印度专利制度研究》文中认为印度在中国“一带一路”倡议中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同时也是世界上重要的新兴经济体之一,与中国同属于发展中国家,在很多方面与我国具有相似的国情。在文化方面,中国和印度同为世界四大文明古国之一,在诸多方面具有相似性,具体到印度的法律制度而言,其主要沿承英美法系,具有比较完备的法律制度,其中又以其符合印度国情的且起步较早的专利制度对其技术进步所起到的推动作用为世人所瞩目。梳理具有一百多年历史的印度专利制度的发展历程,并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分析影响印度专利制度的政治、经济、文化因素及其哲学基础,对于完善我国专利制度以及指导企业在印度投资都具有重要意义。印度的专利制度起源于英国殖民统治时期,其发展过程反映了印度近现代历史的进程,反映了印度从殖民地到民族独立再到全球化的历程。印度独立以来,先后对专利制度进行了两次改革。1970年,印度颁布了首部独立自主制定的《1970年专利法》,之后又颁布了《2005年修正案》,并一直沿用至今。印度的专利制度整体上与其宪法规定的社会主义社会目标相一致,但同时又受到了国大党的资产阶级思想、印度人民党的新自由主义精神、种姓制度文化和宗教信仰的直接和/或间接影响。印度的执政党始终将世俗主义放在国家发展的重要位置,将专利制度作为一种为国家利益服务的工具,认为,在使用得当的前提下,专利制度不但可以促进技术创新和经济发展,还能够在缓解社会矛盾方面发挥重要作用。本文借助经济学的基本理论,分别对印度专利制度的两次变革进行说明,进而分析影响专利立法的经济背景,剖析专利变革给社会带来的影响。研究认为,专利制度的设置应结合具体国情,特定技术领域发明的保护力度应与国民经济发展水平以及该领域的技术实力相适应,并随着国家经济环境变化而修正,从而使其能够最大化实现社会利益。印度现行的专利制度基本符合TRIPs协议的要求,在加强对专利权保护的同时,又对专利权的获取和实施进行了限制。研究认为,印度现行的专利制度受到功利和正义两种价值的指引,体现出了一种复杂交织的二元哲学思想。印度专利制度在平衡私人权益与社会公益冲突方面起到了示范作用。印度专利法活用TRIPs协议,其设置的非专利保护客体、强制许可、专利实施报告等规定为就如何限制专利权的滥用进行了有益的探索与尝试,并在实践中获得了显着成效。众所周知的是,这些条款帮助印度在发展仿制药、降低药价方面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在保护印度传统知识方面,印度建立的传统知识图书馆和全球专利监控机制发挥了巨大的作用。在高新技术领域,印度采用了与仿制药产业不同的保护策略以为专利权人提供有效的保护。本文分析认为,鉴于印度专利制度复杂性的特点,我国企业在印度投资前,应当对印度的知识产权环境以及行业专利情况进行评估,从而充分控制知识产权风险,并在不慎卷入侵权诉讼时,善用印度法律规定以寻求最佳解决途径,尽最大可能减少损失。
徐婧媛[6](2017)在《连锁董事对企业间会计信息质量传染效应的影响研究》文中认为本文基于社会网络理论,以2011-2015年沪深A股上市企业为样本,从静态和动态两个角度实证分析了连锁董事对企业间会计信息质量传染效应的影响,并且区分不同特征的连锁董事进一步研究了连锁董事的独立性和财务背景对盈余管理传染的影响。实证结果表明:通过连锁董事联结的两家企业在会计信息质量上表现出较高的相似性。静态研究结果表明:(1)当企业存在连锁董事时,如果联结企业的会计信息质量高,那么目标企业的会计信息质量也高;(2)从连锁董事的独立性来看,当连锁董事是独立董事时,相互联结的企业间会计信息质量会更相似,由此看出,连锁董事的独立性增强时,企业间盈余管理传染的强度也会加大;(3)从连锁董事的财务背景看,当连锁董事是财务相关背景时,企业间盈余管理的传染效应会更加显着,也就是说,连锁董事的财务背景会影响到企业会计信息质量的传播;(4)从联结强度来看,当相互联结的两家企业共用多名董事时,即共同的连锁董事数量越多,企业间会计信息质量会越相似。从动态研究的检验结果看,企业间会计信息质量的传染只发生在连锁关系形成后与连锁关系解散前。(1)联结关系存在前,企业的盈余质量不具有相似性;联结关系形成后,企业的盈余质量才具有相似性;(2)联结关系解散后,企业的盈余质量不再有相似性;联结关系解散前,企业的盈余质量才具有相似性。由此可见,企业之间通过连锁董事相互学习模仿是真实存在的,这同时也说明了动态研究结果的合理性。该研究的创新点在于:突破以往的企业本体视角进行考虑,以企业间形成的网络关系,即连锁董事作为切入点,考察了我国会计信息质量的影响因素。该研究基于修正的Jones模型,利用盈余质量“可操控应计利润”这一指标对“全体”董事连锁这种非正式制度的传染效应进行深入研究。本文不仅在理论上支持了社会网络理论,而且在实践上为公司治理和监督机构提供了关注的方向。
仲丹丹[7](2016)在《我国工业遗产保护再利用与文化产业结合发展之动因研究》文中指出“后工业时代”的到来使世界主要经济中心城市到20世纪60年代即完成了产业结构的升级,这一时期内的工业遗产保护再利用有很大一部分是在与包括文化产业在内的新兴产业的互动中实现的。在中国,文化与经济之间的融合是在进入21世纪后才在很短时间内成为部分先进城市经济发展的显着特征之一的。文化产业园区作为这种融合的产物之一,成为非常具有活力与竞争力的市场主体,而其中通过对工业遗存进行改造再利用的项目占据了相当的比例。那么,工业遗产保护再利用与文化产业的结合在我国典型城市的发展概况是怎样的?文化产业的原初特性使其在空间集聚过程中对宏观地理和微观载体有何特殊要求?划拨土地使用权制度变迁、传统工业转型升级进程、市场规律作为中国工业用地更新的基本构成对这种结合发展的模式有怎样的作用力?认真回答这三个问题是研究中国工业遗产保护再利用与文化产业结合发展的基本前提。基于以上动机,本研究以文化产业的空间集聚特性以及中国工业用地的更新特征为切入点,以我国8个代表性城市的具体项目为基本研究范围,结合对既有现状的理解建立全观的研究架构,从经济学的视角针对中国工业遗产保护再利用与文化产业结合发展之动因进行析论,讨论这两种事物结合之基础、发展之根本推力,并试图创造一种解释上不致发生矛盾的、按不同保护再利用主体推动这种结合的不同过程对既有相关项目的分类,阐明我国工业遗产保护再利用与城市产业升级相结合的真正的、应然的内在动力及外在表现,进而为如何实现城市中心区存量土地盘活、产业结构调整与历史文化延续的整合,如何更好地从政策及发展策略上推进这一过程提供有限的理论参考。
孙凯[8](2015)在《我国制造业上市公司股票回购动机及效应分析》文中研究指明股票回购是指上市公司运用自身累积的资金或通过举债的方式以一定的价格和比例收回在外发行的股份,并将收回的股票贮藏或予以注销用来减少注册资本或调整资本结构。股票回购最初起源于美国。1973年美国政府针对上市公司的红利分配制度出台了一系列的限制性条款。为了规避政府的政策限制,上市公司将向股东发放股利的方式转换成回购股东的股票,股票回购应运而生。股票回购理论在西方发达国家中较为成熟,股票回购行为应用较为广泛。而鉴于我国特殊国情,我国股票回购起步较晚,发展较为缓慢,而且长期以来我国股票回购动机与发达国家存在较大差异。股票回购作为一种重要的市场调节工具,在我国并没有发挥充分的作用。为了探究股票回购在我国的发展现状,为进一步完善我国股票回购制度提供指导性意见,现将股票回购的动机作为切入点,以我国制造业上市公司股票回购案例作为样本,并分析股票回购在我国产生的效应。并将我国股票回购动机及产生的效应与发达国家股票回购动机及效应进行比较,发现我国在股票回购领域发展的不足,进而对我国股票回购提出自己的见解和建议。文章中主要采用了文献研究法、比较分析法、定量分析法和案例研究法等分析研究方法。首先阐述了股票回购的相关理论知识,其次对我国制造业上市公司的股票回购的动机进行实证分析,发现随着股权分置改革的顺利完成,回购逐步从行政职能向市场职能转变,同时通过与他国动机相比较,发现我国股票回购动机与其他国家的回购动机存在一定的差别,不同动机下的市场公告效应存在很大的区别。最后通过财富效应模型研究了股票回购的财富效应,发现我国股票产生的财富效应比西方发达国家要小得多,股票回购并没有发挥应有的效果。而造成这种结果的原因主要是市场参与度不够,回购价格、回购比例和资本溢价偏低所致。
葛伟杰[9](2015)在《企业并购能力测度研究》文中指出并购,是资本市场上永恒的话题,相当多的企业通过并购做大做强。成功的并购固然引人注目,但是从统计数据来看毕竟只是少数,市场上更多的是并购的失败。因此,我们不禁要提出这样一个问题,为何在相似的外部条件以及并购动机下,有些企业能够取得并购的成功而有些企业确又失败了呢。本文从企业资源基础论以及组织能力理论的角度出发,认为并购能力的不足是并购失败的根本原因。现有文献关于并购能力的研究还未深入展开,尤其缺乏在成熟的理论基础上对并购能力的内涵、结构和影响要素等进行论证,因此,本文以动态能力相关理论为基础,结合自组织理论,提出了一个综合的S-RPL分析框架,在此基础上对并购能力的概念进行了界定。首先,动态能力突破了传统企业资源观静态性和核心能力核心刚性的缺点,强调对资源的动态配置和整合以适应外界不断变化的环境,而并购是一种在复杂多变的环境下重构企业资源边界的行为,因此,并购能力本质上一种动态能力,适用于动态能力的理论进行分析。第二,动态能力的基本分析框架可以分为三类,即更新学派、流程学派和学习学派。该分析框架的要点在于一方面强调了资源的重要性,认为资源是动态能力的物质边界。另一方面认为资源本身又是静态的,只有通过能力进行配置和整合才能给企业带来竞争优势,而能力的具体表现形式是企业的惯例和流程。然而,需要指出的是,动态能力作为企业最高层次的能力,其本身具有多层次、多维度的结构,结构要素之间也非独立,而是相互影响的非线性关系,因此,动态能力本质上符合自组织系统的特性。因此,将动态能力基本分析框架和自组织理论相结合,本文提出了基于动态能力的S-RPL分析框架。在该分析框架下,本文提出了并购能力的概念界定,即并购能力是一个以剩余财务资源、剩余实物资源、剩余人力资源为基础,通过并购交易能力和并购整合能力的惯例和流程实现对资源的配置及整合,以保持竞争优势的自组织能力系统。在S-RPL分析框架下,并购能力的结构有两方面的内涵。第一要素为并购所需要的剩余资源,即超出正常经营所需的额外资源,这是并购能够得以完成的基础,具体包括剩余财务资源、剩余实物资源、剩余的人力资源。第二个结构要素是多层次、多维的能力子系统。这些能力子系统在并购实践中能够主动的配置和整合并购相关的资源,形成紧密并且相互作用的能力系统。同时,伴着并购本身的网络复杂性,该能力系统能够随着外界环境的变化做出及时的反应,是一个典型的自组织系统。具体来看,并购能力可以分为并购交易能力和并购整合能力。并购交易能力又可细分为(1)目标识别能力:(2)目标估值能力;(3)并购融资能力;(4)交易谈判能力;并购整合能力细分为(1)实物资源整合能力;(2)人力资源整合能力;(3)文化资源整合能力;(4)组织机制整合能力。同时,并购能力的基本分析单位是具体可操作和执行的惯例。对于每一个细分能力,本文给出了相对应的惯例,以期能够指导并购实践,如表5-1所示。并购能力主要受三个方面的要素的影响。第一,企业所处的外部环境影响着并购能力的形成,具体包括行业、政治的以及整个经济周期都会对其产生影响。第二,并购的经验。并购经验主要影响着并购知识的获取、传播和分享,而知识本质上又是动态能力进一步发展的微观基础,因此,并购经验对于并购能力的形成有着显着的正相关关系。第三在于企业家的特征。中国企业的战略决策很大程度上和企业家的个人素质相关,其作为企业战略的制定者,对于企业是否进行并购、进行什么样的并购有着重要的而影响,进而影响着并购能力形成。并购能力理论以及概念的分析最终目的是为了测度并购能力,以更好的指导并购实践。根据并购能力的概念内涵,剩余资源是并购能力的输入要素,并购绩效是并购能力的价值体现。因此,并购能力实际上是剩余资源到并购绩效的相对转化效率(相对于同行业)。并购能力越强,则相对转化效率越高,这就是本文测度并购能力的“资源—能力—绩效”的逻辑思路。采用随机前沿分析(SFA)作为效率转换的测度方法,以中国上市公司2007-2010年的并购事件以及2004-2013年的财务数据为样本,分行业对企业的并购能力进行了测度。为了验证该方法是否有效,分别以公告日窗口期的超额累计收益和后续的财务绩效为因变量,并购能力为自变量进行回归分析。结果显示并购能力与两者都成显着的正相关关系,表明该方法的有效性。用剩余资源转化为并购价值的效率来测度并购能力避免了以往主观评价所带来的权重设定以及函数模型过于复杂的问题,提供了一个较好的解决思路。
胡可果[10](2012)在《中国上市公司非市场化并购重组及其监管研究》文中指出比较成熟资本市场与我国资本市场上并购重组主要不同在于:前者多数是通过资源整合力求达到“1+1>2”的效果,其本质是一种企业自主的市场化行为;而后者多数是基于保住上市公司资格或者实现再融资的目标,其终结目标往往表现为利益转移或再分配,其本质具有典型的非市场化特征。近几年,我国资本市场并购重组的主要方式——整体上市,其本质仍是一种单方面资产置入行为,多数目标是为了资产证券化,其动机根源于我国资本市场对上市公司资产和股权的高估值溢价和二级市场对并购重组行为的非理性追捧等。我国资本市场并购重组的上述特征,不仅破坏了资本市场资源优化配置的功能,严重破坏了市场秩序,降低了监管效率,毒害了市场文化,还引发了大量财务造假、内幕交易、利益输送和市场操纵等违法违规行为。基于此,从证券监管角度分析我国资本市场并购重组的特有现象,从而系统地解释并试图解决我国资本市场并购重组存在的问题,具有非常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际意义。本文沿着“问题提出→并购重组两大特征→非市场化表现形式→非市场化动因分析→非市场化宏微观效应实证分析→并购重组监管现状及问题→并购重组制度重构→监管建议”的基本思路开展研究。采用了定性分析与定量分析、规范研究与实证研究相结合的方法,在对并购重组理论分析的基础上,对并购重组非市场化表现形式、成因、存在的问题及解决措施展开研究。本文的主要内容包括六部分:第一部分(包括第一章和第二章),阐述选题背景、研究目的和意义、概念界定及国内外文献综述。第二部分(即第三章),阐述了我国上市公司并购重组两大鲜明特征:“政策诱发”是主要驱动因素和渐近市场化趋势下的显性非市场化。第三部分(包括第四章和第五章),将非市场化并购重组的主要形式划分为绩差(ST)公司型、买壳上市型、关联交易型和政府主导型四大类,并借鉴马斯洛需求理论提出我国上市公司并购重组的“需求层级”动机假说。在此基础上,分析了并购重组非市场化的具体原因。然后从宏微观两个方面论述非市场化并购重组存在的问题,并以三个典型案例入手分析其特征及存在问题。第四部分(包括第六章),简要阐述了我国上市公司并购重组监管的现状,在此基础上,从制度设计和执法两个方面分析了我国上市公司并购重组监管存在的问题。第五部分(包括第七章和第八章)。提出了市场化监管导向和差异化监管策略的总体设想,并对其理念、目标和原则进行阐述,然后对并购重组监管的制度设计、配套制度建设等方面提出相应的制度重构。最后从中介机构、内幕交易、诚信以及盈利预测与承诺等几个方面探讨了我国上市公司并购重组重点环节的监管。第六部分为结论(包括第九章)。通过深入分析及探讨,得出如下结论(创新点):(1)中国证券市场脱胎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的历史背景、上市公司并购重组相关制度的不完善和监管政策的缺失或缺陷,共同作用从而导致了我国资本市场并购重组呈现出“渐近市场化趋势下的显性非市场化”的典型特征。(2)与马斯洛需求理论同理,我国上市公司并购重组具有典型的“层级需求”动机,具体可分为:生存需要、规范需要、政治需要、壮大需要和垄断需要。其中,前三个需要为我国当前并购重组的主要动机,具有非市场化特征。(3)基于我国经济转型时期的宏观背景和我国多层次资本市场各板块的特征,我国上市公司并购重组监管可按照监管体制和监管政策两个方面实行差异化监管模式,即在监管体制上对以民营企业为主的创业板和中小板按照“放松管制、加强监管”的原则实行市场化并购重组监管模式,对主板仍采用现有的监管模式并逐步实现市场化;在监管政策上对有利于产业转型和升级,增强协同效应的并购重组给予倾斜,对于借壳上市等非市场化并购重组从制度设计和监管等各环节予以限制,从而使我国并购重组逐步向市场化方向转变。(4)我国资本市场并购重组还具有一个典型特征——“政策诱发”,即并购重组实践多数是在政策的“诱发”下发生的。“解铃还须系铃人”,必须要全面梳理我国上市公司并购重组的监管理念,即:解决资源流通问题同时解决资源流向问题;从强调融资规模向注重融资效率转变;全面促进并购重组行为的市场化;全方位提升并购重组的层次和质量;树立退市风险“维稳”宜疏不宜堵的观念。在此基础上,需要对并购重组相关制度进行重构:①以“前门后门相当”的原则改革借壳制度;②以“首次再次一致”原则改革恢复上市制度;③以“出口入口相当”的原则改革退市制度;④以“破产退市分离”原则改革破产重整制度;⑤以“分久必合、合久必分”为训,完善整体上市制度。(5)应尽快明确监管部门的监管边界,逐步减少行政干预,充分发挥保荐机构、财务顾问、审计、评估和律师等中介机构和自律组织在并购重组活动中的监督作用,促进其“归位尽责”,逐步形成“行业自律为基础,政府监督为主导,中介监督为辅助”的监管格局。同时,要加强对并购重组中的内幕交易、不诚信、虚假信息以及承诺不履行等行为的重点监控。
二、东风药业拟进行两项关联收购(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东风药业拟进行两项关联收购(论文提纲范文)
(1)基于Super-EBM-DEA模型的上市公司并购绩效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第一章 绪论 |
第一节 研究背景与研究意义 |
一、研究背景 |
二、研究意义 |
第二节 研究内容、技术路线及创新点 |
一、研究内容 |
二、研究技术路线 |
三、创新点 |
第二章 并购绩效相关国内外研究综述 |
第一节 企业并购价值创造的研究综述 |
一、并购有益论 |
二、并购无益论 |
第二节 企业并购影响因素的研究综述 |
一、企业特征相关影响因素综述 |
二、并购活动特征相关影响因素综述 |
三、并购双方关联关系影响因素综述 |
四、外部环境相关影响因素综述 |
第三节 不同类型企业并购绩效的研究综述 |
一、不同行业上市公司并购绩效研究综述 |
二、不同所有制上市公司并购绩效研究综述 |
三、不同上市板块上市公司并购绩效研究综述 |
第四节 文献评述 |
第三章 并购绩效相关理论基础与评价方法 |
第一节 并购及并购绩效相关理论基础 |
一、并购及并购绩效的相关概念 |
二、企业并购的类型 |
三、并购及并购绩效相关理论 |
第二节 并购绩效的评价方法 |
一、并购绩效的现有评价方法 |
(一)事件研究法 |
(二)财务指标法 |
(三)数据包络分析法 |
(四)并购绩效的其他评价方法 |
二、利润绩效与收入绩效评价体系 |
三、Super-EBM-DEA与其他并购绩效方法的比较 |
第四章 基于SUPER-EBM-DEA的上市公司并购绩效实证研究 |
第一节 并购样本、指标的选择及数据来源 |
一、研究样本的选取及原则 |
二、并购绩效测度指标的选择及原则 |
三、相关数据来源及数据描述性统计 |
第二节 并购绩效测度的实证分析 |
一、收入绩效与利润绩效比较 |
二、并购前后企业绩效的比较 |
三、基于二次相对效益模型的并购绩效 |
第五章 上市公司长短期并购绩效的影响因素实证分析 |
第一节 研究假设 |
一、短期并购绩效研究假设 |
二、长期并购绩效研究假设 |
第二节 模型构建及变量定义 |
一、变量定义 |
二、模型构建 |
第三节 TOBIT回归分析及结论 |
一、短期并购绩效影响因素分析结论 |
二、长期并购绩效影响因素分析结论 |
第四节 稳健性检验 |
第六章 相关结论及政策建议 |
第一节 主要结论 |
第二节 政策建议 |
一、基于政府角度的政策建议 |
二、基于企业角度的政策建议 |
第三节 不足之处与研究展望 |
一、不足之处 |
二、研究展望 |
参考文献 |
附录 |
致谢 |
在读期间科研成果 |
(2)英雄互娱两度借壳失败案例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1 引言 |
1.1 研究背景和意义 |
1.1.1 研究背景 |
1.1.2 实践意义 |
1.1.3 学术价值 |
1.2 文献综述 |
1.2.1 借壳上市模式的研究现状 |
1.2.2 借壳上市风险种类的研究现状 |
1.2.3 借壳上市动因的研究现状 |
1.2.4 文献评述 |
1.3 研究思路与方法 |
1.3.1 研究思路 |
1.3.2 研究方法 |
1.4 本文的基本框架 |
2 借壳上市的理论概述 |
2.1 借壳上市的相关概念 |
2.1.1 壳公司与壳资源的概念 |
2.1.2 借壳方与让壳方的概念 |
2.1.3 借壳上市的概念 |
2.2 借壳上市的一般程序 |
2.2.1 选择目标壳公司 |
2.2.2 充分沟通及尽职调查 |
2.2.3 开展资产重组 |
2.2.4 企业重建 |
2.3 借壳上市失败的分析依据 |
2.3.1 资本运作理论 |
2.3.2 理性选择理论 |
2.3.3 风险管理理论 |
2.3.4 信息不对称理论 |
3 英雄互娱两度借壳上市案例介绍 |
3.1 重组各方公司概况 |
3.1.1 借壳方——英雄互娱公司概况 |
3.1.2 第一次借壳上市让壳方——*ST赫美公司概况 |
3.1.3 第二次借壳上市让壳方——东晶电子公司概况 |
3.2 两度借壳上市过程及结果 |
3.2.1 第一次借壳上市——英雄互娱借壳*ST赫美的过程及结果 |
3.2.2 第二次借壳上市——英雄互娱借壳东晶电子的过程及结果 |
3.3 两度借壳上市的动因分析 |
3.3.1 借政策东风,助企业发展 |
3.3.2 满足英雄互娱进一步融资的需求 |
3.3.3 应对日益激烈的行业竞争 |
3.3.4 借壳双方通过资源互补获取双赢效应 |
3.3.5 规避IPO过高的时间成本和不确定性 |
4 英雄互娱两度借壳失败的原因分析 |
4.1 基于监管政策及其变更的分析 |
4.1.1 借壳*ST赫美相关方案触碰监管条件 |
4.1.2 证监会颁布更为严苛的重组新规 |
4.2 基于资本运作理论的分析 |
4.2.1 英雄互娱未能树立正确的借壳上市观念 |
4.2.2 英雄互娱未能正确评估企业自身实力 |
4.2.3 英雄互娱因频繁并购身负巨额商誉 |
4.3 基于理性选择理论的分析 |
4.3.1 英雄互娱对*ST赫美壳资源评估不当 |
4.3.2 英雄互娱对东晶电子壳资源评估不当 |
4.4 基于风险管理理论的分析 |
4.4.1 英雄互娱未能充分关注自身存在的风险 |
4.4.2 英雄互娱未对让壳方存在的风险保持警觉 |
4.4.3 英雄互娱对借壳过程存在的风险缺乏有效评估 |
4.5 基于信息不对称理论的分析 |
4.5.1 赫美集团存在信息披露违规 |
4.5.2 东晶电子身陷内幕交易嫌疑 |
4.5.3 借壳上市双方缺乏有效沟通 |
5 英雄互娱再度借壳上市的对策 |
5.1 正确评估借壳上市的必要性及可行性 |
5.1.1 正确评估企业的上市需求 |
5.1.2 充分认识借壳上市的优劣 |
5.1.3 客观评价企业自身实力 |
5.2 审慎选择壳资源 |
5.2.1 合理评估壳资源价值 |
5.2.2 进行全面详尽的尽职调查 |
5.3 提高企业风险管理水平 |
5.3.1 提升借壳方管理层的风险意识 |
5.3.2 准确识别交易双方及借壳过程存在的风险因素 |
5.3.3 持续评估并应对交易双方及借壳过程中的风险 |
5.4 充分关注让壳方信息披露质量 |
5.4.1 关注让壳方信息披露的及时性和可靠性 |
5.4.2 关注让壳方信息披露的全面性和相关性 |
5.4.3 加强重组双方信息沟通 |
6 结束语 |
参考文献 |
致谢 |
(3)供应链集中度与财务重述 ——基于盈余管理视角(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1 绪论 |
1.1 选题背景、目的及意义 |
1.1.1 选题背景 |
1.1.2 研究目的及意义 |
1.2 研究思路与结构安排 |
1.2.1 研究思路 |
1.2.2 结构安排 |
1.3 创新点与不足之处 |
1.3.1 创新之处 |
1.3.2 不足之处 |
2 理论基础与概念界定 |
2.1 理论基础 |
2.1.1 交易成本理论 |
2.1.2 委托代理理论 |
2.1.3 信息不对称理论 |
2.1.4 信号传递理论 |
2.2 概念界定 |
2.2.1 财务重述 |
2.2.2 供应链集中度 |
3 文献综述与假设的提出 |
3.1 文献综述 |
3.1.1 财务重述影响因素的文献综述 |
3.1.2 供应链集中度对企业行为影响的相关文献 |
3.2 文献综述述评 |
3.3 供应链集中度对财务重述的机理分析 |
3.3.1 供应商集中度对企业财务重述的影响 |
3.3.2 客户集中度对企业财务重述的影响 |
3.4 研究假设 |
4 研究设计与实证研究 |
4.1 研究设计 |
4.2 变量说明 |
4.2.1 财务重述代理变量 |
4.2.2 供应链集中度代理变量 |
4.2.3 控制变量 |
4.3 供应链集中度对财务重述影响的实证模型构建 |
4.4 样本选取与数据说明 |
4.5 研究假设检验 |
4.5.1 多重共线性检验 |
4.5.2 供应链集中度对财务重述影响模型检验 |
4.6 稳健性检验 |
4.7 供应链集中度对财务重述的影响分析 |
4.8 本章小结 |
5 案例分析 |
5.1 公司简介 |
5.2 南京普天财务重述事件简介 |
5.3 供应链集中度影响财务重述的披露 |
5.3.1 财务重述的内容 |
5.3.2 财务重述的性质 |
5.3.3 财务重述的时间 |
5.4 供应链集中度对财务重述的影响 |
5.4.1 客户集中度 |
5.4.2 供应商集中度 |
5.5 其他因素对财务重述的影响 |
5.5.1 关联方 |
5.5.2 内部控制 |
5.6 供应链集中度影响财务重述的结果 |
5.6.1 监管事态 |
5.6.2 自身整改 |
5.7 本章小结 |
6 结论与政策建议 |
6.1 结论 |
6.2 政策建议 |
6.2.1 监管部门加强对信息披露的重视 |
6.2.2 企业应严格遵守会计准则 |
6.2.3 投资者应重视供应链集中度相关信息 |
致谢 |
参考文献 |
附录一 2018年企业盈余管理程度指标测算值表 |
附录二 作者在读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及参加的科研项目 |
(4)广州生物医药集群合作创新网络动态演化研究 ——基于多维邻近性视角(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第一章 绪论 |
1.1 选题背景、意义与对象 |
1.1.1 选题背景 |
1.1.2 研究意义 |
1.1.3 研究对象 |
1.2 研究目标与内容 |
1.2.1 研究目标 |
1.2.2 研究内容与框架 |
1.3 研究方法与特色 |
1.3.1 研究方法与数据来源 |
1.3.2 研究的技术路线 |
1.3.3 研究特色与创新 |
1.4 本章小结 |
第二章 相关研究进展 |
2.1 产业集群创新网络研究 |
2.1.1 创新网络的特征与结构 |
2.1.2 创新网络的机制与演化 |
2.1.3 创新网络的结构与创新绩效 |
2.1.4 不同类型创新网络的差异 |
2.2 生物医药产业集群研究 |
2.2.1 集群研究现状 |
2.2.2 集群创新研究 |
2.2.3 集群创新网络研究 |
2.3 多维邻近性与创新研究 |
2.3.1 邻近性的内涵与分类 |
2.3.2 邻近性与集群创新 |
2.3.3 多维邻近性与高技术产业创新 |
2.4 研究评述 |
2.5 本章小结 |
第三章 分析框架与研究设计 |
3.1 创新网络的构建 |
3.1.1 构成要素 |
3.1.2 联系要素 |
3.2 网络演化分析框架 |
3.2.1 演化过程 |
3.2.2 演化机理 |
3.2.3 分析框架 |
3.3 实证研究设计 |
3.3.1 案例区概况 |
3.3.2 研究思路 |
3.3.3 调研设计 |
3.4 本章小结 |
第四章 广州生物医药创新发展现状与创新网络构建 |
4.1 产业创新发展概况 |
4.1.1 集群创新发展现状 |
4.1.2 集群合作环境与支撑 |
4.1.3 集群创新产品与项目 |
4.1.4 样本企业创新概况 |
4.2 集群创新网络构成 |
4.2.1 创新网络的构成要素 |
4.2.2 创新网络的分层结构 |
4.3 多维邻近性下的创新合作 |
4.3.1 企业的合作选择现状 |
4.3.2 企业的创新绩效现状 |
4.3.3 企业的创新合作变化 |
4.4 本章小结 |
第五章 多维邻近性与广州生物医药集群创新网络结构演化 |
5.1 集群合作创新成果 |
5.1.1 合作专利成果 |
5.1.2 合作论文成果 |
5.2 创新网络的结构演化 |
5.2.1 研究方法与指标选取 |
5.2.2 初级萌芽阶段的结构特征 |
5.2.3 稳步成长阶段的结构特征 |
5.2.4 快速发展阶段的结构特征 |
5.2.5 网络结构的总体演化特征 |
5.3 多维邻近性与合作创新网络结构演化 |
5.3.1 模型构建与指标选取 |
5.3.2 初级萌芽阶段的多维邻近性效应 |
5.3.3 稳步成长阶段的多维邻近性效应 |
5.3.4 快速发展阶段的多维邻近性效应 |
5.3.5 多维邻近性对网络结构演化的影响 |
5.4 本章小结 |
第六章 多维邻近性与广州生物医药集群创新网络的创新绩效变化 |
6.1 上市企业发展阶段及特征 |
6.1.1 组织结构网络的阶段性特征 |
6.1.2 创新投入与绩效的阶段性特征 |
6.2 初级萌芽阶段的多维邻近性效应 |
6.2.1 模型构建与指标选取 |
6.2.2 各维度邻近性的独立效应 |
6.2.3 地理邻近性的中介效应 |
6.2.4 多维邻近性交互的特征 |
6.3 稳步成长阶段的多维邻近性效应 |
6.3.1 各维度邻近性的独立效应 |
6.3.2 地理邻近性的中介效应 |
6.3.3 多维邻近性交互的特征 |
6.4 快速发展阶段的多维邻近性效应 |
6.4.1 各维度邻近性的独立效应 |
6.4.2 地理邻近性的中介效应 |
6.4.3 多维邻近性交互的特征 |
6.5 多维邻近性对网络创新绩效变化的影响 |
6.5.1 与创新绩效的动态变化 |
6.5.2 对各阶段创新绩效的影响 |
6.6 本章小结 |
第七章 广州典型生物医药企业创新合作案例分析 |
7.1 香雪制药——本地药企龙头跨界生物医药领域 |
7.1.1 企业的发展与创新概况 |
7.1.2 企业的创新合作概况 |
7.1.3 多维邻近性对合作变化的影响 |
7.2 铭康生物——本地自主研发代表专注创新药研制 |
7.2.1 企业的发展与创新概况 |
7.2.2 企业的创新合作发展概况 |
7.2.3 多维邻近性对企业合作变化的影响 |
7.3 帝奇医药——本地初创公司提供专业服务 |
7.3.1 企业的发展与创新概况 |
7.3.2 企业的创新合作发展概况 |
7.3.3 多维邻近性对合作变化的影响 |
7.4 广州纳泰——国外企业子公司承接中段研发 |
7.4.1 企业的发展与创新概况 |
7.4.2 企业的创新合作发展概况 |
7.4.3 多维邻近性对合作变化的影响 |
7.5 本章小结 |
第八章 多维邻近性下生物医药集群创新网络的演化机制 |
8.1 网络的结构演化机制 |
8.2 网络的绩效变化机制 |
8.3 多维邻近性的影响机制 |
8.4 本章小结 |
第九章 结论与展望 |
9.1 研究结论与讨论 |
9.1.1 主要研究结论 |
9.1.2 相关研究讨论 |
9.2 不足与展望 |
9.2.1 研究不足 |
9.2.2 研究展望 |
参考文献 |
攻读硕士期间发表的论文 |
致谢 |
附录 |
附录1 |
附录2 |
(5)印度专利制度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第1章 绪论 |
1.1 本论文研究的目的和意义 |
1.1.1 选题背景 |
1.1.2 研究目的 |
1.1.3 理论与实践意义 |
1.2 研究现状与文献综述 |
1.2.1 国内研究现状 |
1.2.2 国外研究现状 |
1.3 研究方法 |
1.4 结构安排 |
1.5 本文的贡献与创新之处 |
第2章 印度专利制度的发展史 |
2.1 殖民统治时期的印度专利制度 |
2.1.1 印度专利制度的起源 |
2.1.2 印度专利制度的形成:《1911年专利与设计法》 |
2.2 印度独立后的专利制度 |
2.2.1 印度专利制度的“独立”:《1970年专利法》 |
2.2.2 印度专利制度的转折:签署TRIPs协议 |
2.2.3 第一次修正:《1999年修正案》 |
2.2.4 第二次修正:《2002年修正案》 |
2.2.5 第三次修正:《2005年修正案》 |
第3章 印度专利制度的政治经济文化背景 |
3.1 影响印度专利制度的政治因素 |
3.1.1 印度的宪法精神 |
3.1.2 印度的政治体制 |
3.1.3 尼赫鲁家族的阶级属性与政治理想 |
3.1.4 拉奥政府的改革开放 |
3.1.5 印度人民党的新自由主义 |
3.2 影响印度专利制度的经济因素 |
3.2.1 专利制度的经济学逻辑 |
3.2.2 聚焦国内市场的专利弱保护 |
3.2.3 印度仿制药产业的崛起 |
3.2.4 拓展国际市场的专利强保护 |
3.2.5 加强专利保护的弊与利 |
3.2.6 印度原研药产业案例介绍 |
3.3 影响印度专利制度的文化因素 |
3.3.1 宗教社会 |
3.3.2 种姓制度 |
3.4 政治经济文化对专利案件审判的影响 |
3.4.1 格列卫案经过 |
3.4.2 案件判决影响因素及分析 |
第4章 印度专利制度的思想基础、内容和特色 |
4.1 印度现行专利制度的思想基础 |
4.1.1 强调公平 |
4.1.2 兼顾效率 |
4.2 印度专利保护法规、管理机构与司法体系 |
4.3 印度《1970年专利法》与现行专利法之显着差异 |
4.3.1 非专利保护客体 |
4.3.2 涉及专利发明应用的一般性条款 |
4.3.3 强制许可与权利许可相关条款 |
4.4 印度现行专利法特色条款与案例 |
4.4.1 创造性标准 |
4.4.2 已知物质的新形态与格列卫案 |
4.4.3 强制许可与多吉美案 |
4.4.4 平行进口 |
4.4.5 实验使用侵权豁免 |
第5章 印度专利制度对中国的借鉴意义 |
5.1 精准把握TRIPs协议的实质 |
5.1.1 设置专利保护客体与授权标准 |
5.1.2 调整公共健康权与专利权的冲突 |
5.1.3 界定专利应用之意义 |
5.2 保护传统知识 |
5.2.1 成功的实践经验 |
5.2.2 数字图书馆 |
5.2.3 全球专利监控机制 |
5.2.4 中医药传统知识保护现状 |
5.2.5 中医药传统知识保护存在的问题 |
5.2.6 加强中国传统中医药知识保护建议 |
5.3 对不同领域的专利保护执行不同的原则 |
5.4 对中国专利制度发展的思考 |
结论 |
参考文献 |
附录1 印度《1970年专利法》相关条款原文 |
附录2 印度现行专利法相关条款原文 |
攻读学位期间发表论文与研究成果清单 |
致谢 |
作者简介 |
(6)连锁董事对企业间会计信息质量传染效应的影响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1 绪论 |
1.1 研究背景和意义 |
1.2 研究内容与框架 |
1.3 创新点与难点 |
1.3.1 本文创新点 |
1.3.2 研究的重难点 |
2 文献回顾 |
2.1 连锁董事文献回顾 |
2.1.1 连锁董事概念的界定 |
2.1.2 连锁董事成因的研究 |
2.1.3 连锁董事的影响 |
2.2 会计信息质量影响因素文献回顾 |
2.2.1 企业外部层面 |
2.2.2 企业层面 |
2.2.3 高管层面 |
2.3 连锁董事与会计信息质量文献回顾 |
2.3.1 连锁董事对会计信息质量的影响 |
2.3.2 连锁董事对企业间会计信息质量传染 |
2.4 文献评述 |
3 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
3.1 制度理论、资源依赖理论、社会网络理论 |
3.1.1 制度理论 |
3.1.2 资源依赖理论 |
3.1.3 社会网络理论 |
3.2 研究假设 |
4 研究设计 |
4.1 数据来源与样本选取 |
4.2 变量选取 |
4.2.1 解释变量与被解释变量 |
4.2.2 控制变量 |
4.3 研究模型 |
4.3.1 静态研究模型 |
4.3.2 动态研究模型 |
5 实证结果 |
5.1 描述性统计 |
5.1.1 连锁董事存在状况的描述性统计 |
5.1.2 会计信息质量状况 |
5.1.3 全样本描述性统计 |
5.2 Pearson相关性分析 |
5.3 多元回归分析 |
5.3.1 静态研究结果及分析 |
5.3.2 动态研究结果及分析 |
5.4 稳健性检验 |
6 结论和建议 |
6.1 研究结论 |
6.2 政策建议 |
6.3 不足与展望 |
参考文献 |
附录 |
致谢 |
攻读硕士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 |
(7)我国工业遗产保护再利用与文化产业结合发展之动因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中文摘要 |
Abstract |
第一章 绪论 |
1.1 研究动机与目的 |
1.1.1 研究动机 |
1.1.1.1 城市工业用地更新加速与工业遗产保护工作滞后 |
1.1.1.2 产业经济发展与工业遗产保护再利用关联性的研究不足 |
1.1.2 研究目的 |
1.2 研究综述 |
1.2.1 工业遗产与文化产业的交叉研究 |
1.2.2 文化产业空间集聚相关研究 |
1.2.3 中国工业用地更新相关研究 |
1.3 研究架构与技术路线 |
1.3.1 研究架构 |
1.3.2 技术路线 |
1.4 研究成果与论文创新点 |
1.4.1 研究成果 |
1.4.2 论文创新点 |
1.4.2.1 系统的调查研究 |
1.4.2.2 理论方法创新 |
1.4.2.3 对工业遗产与文化产业结合动因的研究 |
第二章 文化产业介入下的工业遗产保护再利用发展概况 |
2.1 引言 |
2.2 研究对象范畴界定 |
2.2.1 工业遗产 |
2.2.1.1 类型范围 |
2.2.1.2 时期范围 |
2.2.2 文化产业 |
2.2.2.1 国外的界定 |
2.2.2.2 国内的界定 |
2.3 调研地点的选择 |
2.3.1 参考各地文化产业发展程度 |
2.3.2 考虑调研地点地域分布广度 |
2.4 各地概况 |
2.4.1 北京——现代工业遗存在世界城市 |
2.4.1.1 文化产业相关概要 |
2.4.1.2 项目特点 |
2.4.2 上海——近代工业遗存与海派文化的融合 |
2.4.2.1 文化产业相关概要 |
2.4.2.2 项目特点 |
2.4.3 广州——行业集聚鲜明的产业园模式 |
2.4.3.1 文化产业相关概要 |
2.4.3.2 项目特点 |
2.4.4 天津——中心城区与滨海新区对有限文化经济资源的竞争 |
2.4.4.1 文化产业相关概要 |
2.4.4.2 项目特点 |
2.4.5 重庆——工业形象与文化产业发展空间载体要求的背离 |
2.4.5.1 文化产业相关概要 |
2.4.5.2 项目特点 |
2.4.6 青岛——价值较高的工业遗产集中在城市更新重点区域 |
2.4.6.1 文化产业相关概要 |
2.4.6.2 项目特点 |
2.4.7 西安——工业遗产在世界文明古都 |
2.4.7.1 文化产业相关概要 |
2.4.7.2 项目特点 |
2.4.8 福州——工业遗产在“侨乡” |
2.4.8.1 文化产业相关概要 |
2.4.8.2 项目特点 |
第三章 文化产业选择工业遗产作为空间载体的动因分析 |
3.1 引言 |
3.2 文化生产的城市选择 |
3.2.1 文化生产选择工业基础雄厚的城市 |
3.2.2 文化生产的地理集中是自我强化的——以天津、北京为例 |
3.2.3 推动文化产业落脚工业遗产的城市政策——以北京、上海、福州为例 |
3.3 文化生产的区位选择 |
3.3.1 工业历史地段的地理区位优势 |
3.3.2 工业历史地段的建筑密度优势 |
3.3.3 工业历史地段的产业氛围优势 |
3.4 文化生产的建筑空间要求 |
3.4.1 工业遗产较低的使用成本符合文化产业的发展需求 |
3.4.2 工业遗产的空间形态特征符合文化产业的使用要求 |
3.4.3 工业遗产的文化价值满足文化产业的精神层面的需求 |
3.5 策略探讨:工业遗产保护再利用应纳入存量规划体系 |
3.5.1 存量规划对工业遗产保护再利用产生的影响 |
3.5.1.1 深圳 |
3.5.1.2 上海 |
3.5.1.3 北京 |
3.5.2 存量规划对工业遗产保护再利用提出的新要求 |
3.5.2.1 符合城市存量规划的发展目标 |
3.5.2.2 从制度设计角度思考保护再利用模式 |
第四章 工业遗产选择文化产业作为再利用模式的动因分析 |
4.1 引言 |
4.2 划拨土地使用权制度影响下的工业遗产保护再利用——以北京、上海为例 |
4.2.1 理论构建 |
4.2.1.1 划拨工业用地取得期(1954~1988) |
4.2.1.2 划拨工业用地价值凸显期(1988~1998) |
4.2.1.3 划拨工业用地解冻探索期 (1998~2008) |
4.2.1.4 划拨工业用地再利用主动结合产业调整的新时期(2008~) |
4.2.2 策略探讨 |
4.3 传统工业转型升级推动下的工业遗产保护再利用——以中国纺织工业格局中的“上、青、天”为例 |
4.3.1 概念界定 |
4.3.1.1 传统工业 |
4.3.1.2 “上、青、天” |
4.3.2 纺织行业转型升级对工业遗产保护再利用的作用机制 |
4.3.2.1 国家层面的宏观政策作用——释放有形资源 |
4.3.2.2 地方行业转型升级作用于工业遗产保护再利用的路径 |
4.3.3 行业企业对工业遗产保护再利用的认知路径及策略探讨 |
4.3.3.1 行业企业对工业遗产保护再利用的认知路径 |
4.3.3.2 对有形资源的价值认知阶段 |
4.3.3.3 策略探讨 |
4.4 市场规律作用下的工业遗产保护再利用——以青岛为例 |
4.4.1 理论构建 |
4.4.1.1 青岛工业遗产保护再利用模式选择机制 |
4.4.1.2 市场规律作用下的投入差异 |
4.4.2 策略探讨 |
第五章 按保护再利用主体作用过程分类的实证研究 |
5.1 引言 |
5.2 原址工业企业产业升级背景下的工业遗产保护再利用 |
5.2.1 形成动因 |
5.2.1.1 城市产业升级宏观作用分析 |
5.2.1.2 企业产业升级微观作用过程 |
5.2.2 保护再利用特点 |
5.2.2.1 保护特点 |
5.2.2.2 再利用特点 |
5.2.3 认知意义 |
5.3 高校带动下的文化产业与工业遗产再利用协同发展 |
5.3.1 形成动因 |
5.3.1.1 工业遗产位置靠近高校 |
5.3.1.2 高校改、扩建用地需求 |
5.3.1.3 高校文化产业发展需求 |
5.3.1.4 高校建筑空间特征新需求 |
5.3.2 保护再利用特点 |
5.3.2.1 多出现在“新一线城市” |
5.3.2.2 再利用主体多为艺术、设计类院校师生 |
5.3.2.3 保护再利用顺序倒置 |
5.3.3 策略建议 |
5.3.3.1 关注工业遗产周边的高校文化资源 |
5.3.3.2 高校改、扩建与工业遗产保护再利用相结合 |
5.3.3.3 高校文化产业发展与工业遗产保护再利用相结合 |
5.3.3.4 探求符合高校建筑空间特征的旧工业建筑改造策略 |
5.3.4 认知意义 |
5.4 城市经营理念主导的保护再利用模式 |
5.4.1 多重作用分析 |
5.4.1.1 大遗址区保护 |
5.4.1.2 以文化为导向的城市经营手段 |
5.4.1.3 大旅游理念 |
5.4.2 认知意义 |
5.5 以房地产开发为目的的工业遗产保护再利用 |
5.5.1 商务办公产业园开发 |
5.5.1.1 形成动因 |
5.5.1.2 保护再利用特点 |
5.5.2 综合性地产开发 |
5.5.2.1 形成动因 |
5.5.2.2 保护再利用特点 |
5.5.3 认知意义 |
5.6 文化发展类公司主导的工业遗产保护再利用 |
5.6.1 形成动因 |
5.6.1.1 建筑改造加建限制少 |
5.6.1.2 地方性的产业园扶植政策 |
5.6.2 保护再利用特点 |
5.6.3 认知意义 |
5.7 政府全面掌控的工业遗产保护再利用 |
5.7.1 形成动因 |
5.7.2 保护再利用特点 |
5.7.3 认知意义 |
第六章 结论与展望 |
6.1 观点结论 |
6.2 展望 |
附录一 调研项目溯源 |
附录二 《北京市保护利用工业资源,发展文化创意产业指导意见》 |
附录三 《中共福州市委办公厅 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利用工业厂房建设文化创意产业园区的管理办法》 |
附录四 天津市政府《天拖地块(公建)产业规划布局的建议》 |
参考文献 |
期刊文章 |
专(译)着 |
论文集 |
学位论文 |
报纸文章 |
报告 |
网络资源 |
发表论文和参加科研情况说明 |
致谢 |
(8)我国制造业上市公司股票回购动机及效应分析(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第1章 绪论 |
1.1 研究背景及研究意义 |
1.1.1 研究背景 |
1.1.2 研究意义 |
1.2 文献综述 |
1.2.1 关于股票回购动机的研究综述 |
1.2.2 关于股票回购效应的研究综述 |
1.3 研究思路和文章框架 |
1.4 研究方法 |
1.5 主要创新点 |
1.6 本文的不足 |
第2章 股票回购理论与实践 |
2.1 股票回购概念 |
2.2 股票回购分类 |
2.2.1 按回购动机分类 |
2.2.2 按回购方式分类 |
2.3 我国股票回购制度的发展历程 |
2.3.1 萌芽和实验阶段 |
2.3.2 推广和发展阶段 |
2.4 股票回购动机相关理论分析 |
2.4.1 国外上市公司股票回购动因 |
2.4.2 我国上市公司股票回购的特殊动因 |
2.5 股票回购效应相关理论分析 |
2.5.1 股票回购市场公告效应 |
2.5.2 财富效应基本模型 |
2.6 小结 |
第3章 我国制造业上市公司股票回购动机实证分析 |
3.1 股票回购动机分析 |
3.2 小结 |
第4章 我国制造业上市公司股票回购效应实证分析 |
4.1 股票回购市场公告效应分析 |
4.1.1 研究目的 |
4.1.2 研究设计 |
4.1.3 实证检验 |
4.2 股票回购财富效应分析 |
4.2.1 研究目的 |
4.2.2 研究设计 |
4.2.3 实证检验 |
4.3 小结 |
第5章 相关对策建议 |
结论 |
参考文献 |
致谢 |
(9)企业并购能力测度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致谢 |
摘要 |
ABSTRACT |
图表目录 |
1 引言 |
1.1 问题的提出 |
1.2 研究意义 |
1.2.1 理论意义 |
1.2.2 现实意义 |
1.3 研究内容和研究方法 |
1.4 可能的创新之处 |
1.5 技术路线和论文结构 |
1.6 本文相关概念的界定 |
1.7 本章小结 |
2 文献综述 |
2.1 从能力到企业能力 |
2.2 企业能力理论的发展 |
2.2.1 资源基础论 |
2.2.2 核心能力论 |
2.2.3 动态能力论 |
2.2.4 知识基础论 |
2.3 企业并购能力 |
2.3.1 并购能力的提出 |
2.3.2 并购能力的发展 |
2.3.3 并购能力的测度 |
2.4 本章小结 |
3 并购能力的理论基础 |
3.1 并购能力:企业的动态能力的一种形式 |
3.2 动态能力的RPL分析框架 |
3.2.1 更新学派(Renew) |
3.2.2 流程学派(Process) |
3.2.3 学习学派(Learning) |
3.3 自组织理论(SELF-ORGANIZATION) |
3.3.1 自组织理论 |
3.3.2 动态能力是自组织系统 |
3.4 动态能力的S-RPL分析框架 |
3.5 本章小结 |
4 并购能力的概念提出 |
4.1 S-RPL分析框架对研究并购能力的意义 |
4.2 并购能力的概念 |
4.2.1 剩余资源的相关概念 |
4.2.2 资源与能力 |
4.2.3 并购能力的概念提出 |
4.3 并购能力的自组织演化机制研究 |
4.3.1 能力的基本单位—惯例和流程 |
4.3.2 并购能力的自组织演化数理模型及其分析 |
4.4 本章小结 |
5 并购能力的结构及影响因素 |
5.1 并购能力的基本结构 |
5.1.1 并购可支配的资源 |
5.1.2 能力子系统 |
5.1.3 能力子系统的基本分析单位—惯例和流程 |
5.2 并购能力的影响因素 |
5.2.1 外部环境 |
5.2.2 并购经验 |
5.2.3 企业家特征 |
5.3 本章小结 |
6 并购能力的测度研究 |
6.1 研究思路——资源、能力和绩效 |
6.2 随机前沿分析(SFA) |
6.3 实证研究 |
6.3.1 数据来源以及变量设计 |
6.3.2 测度结果 |
6.4 有效性检验 |
6.5 潜在并购能力的测度 |
6.6 本章小结 |
7 结论和展望 |
7.1 研究结论 |
7.2 研究展望 |
参考文献 |
作者简历及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取得的研究成果 |
学位论文数据集 |
(10)中国上市公司非市场化并购重组及其监管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第1章 绪论 |
1.1 问题的提出 |
1.1.1 产业背景 |
1.1.2 理论背景 |
1.2 研究目的与意义 |
1.3 相关概念界定 |
1.3.1 并购重组 |
1.3.2 非市场化并购重组 |
1.3.3 并购重组监管 |
1.4 研究方法 |
1.5 论文结构及主要内容 |
1.5.1 论文结构 |
1.5.2 主要内容 |
1.6 创新之处 |
第2章 文献综述 |
2.1 关于并购重组动因及非市场化特征 |
2.2 关于并购重组效应 |
2.3 关于并购重组监管 |
2.4 文献评述 |
第3章 中国上市公司并购重组特征分析 |
3.1 并购重组发展历程及特征 |
3.1.1 全球并购重组简要历程及特征 |
3.1.2 中国上市公司并购重组发展历程及特征 |
3.2 中国上市公司并购重组市场的整体特征分析 |
3.2.1 特征之一:政策“诱发”是并购重组的主要驱动因素 |
3.2.2 特征之二:渐近市场化趋势下的显性非市场化 |
3.3 小结 |
第4章 非市场化并购重组主要形式、动因及典型案例分析 |
4.1 中国上市公司非市场化并购重组的主要形式 |
4.1.1 绩差(ST)公司并购重组 |
4.1.2 买壳上市型并购重组 |
4.1.3 关联交易型并购重组 |
4.1.4 政府主导型并购重组 |
4.2 上市公司并购重组动机的“层次需求”假说 |
4.3 非市场化并购重组盛行的原因分析 |
4.3.1 制度根源 |
4.3.2 直接诱因 |
4.3.3 间接原因 |
4.3.4 内在动因 |
4.4 非市场化并购重组典型案例分析 |
4.4.1 “奇货可居”的“壳”公司——星美联合 |
4.4.2 退市制度“无能”还是上市公司“无赖”?——天龙集团 |
4.4.3 “合久必分”还是“分久必合”?——东北高速 |
4.5 小结 |
第5章 非市场化并购重组效应的宏微观分析 |
5.1 非市场化并购重组的宏观效应分析 |
5.1.1 阻碍了资本市场资源优化配置功能的发挥 |
5.1.2 破坏了资本市场运行规律和秩序 |
5.1.3 毒害了资本市场投资文化 |
5.1.4 降低了资本市场监管效率 |
5.2 非市场化并购重组之微观效应分析——基于整体上市绩效的经验分析 |
5.2.1 样本选取 |
5.2.2 企业财务绩效指标评价体系 |
5.2.3 样本数据与处理 |
5.2.4 统计检验 |
5.2.5 实证分析结果 |
5.3 小结 |
第6章 中国上市公司并购重组监管现状及存在的问题 |
6.1 中国上市公司并购重组监管现状 |
6.1.1 并购重组监管发展历程 |
6.1.2 并购重组法律法规体系 |
6.1.3 我国现行“三位一体”并购重组监管体系 |
6.2 中国上市公司并购重组监管存在的问题分析 |
6.2.1 并购重组监管制度设计存在的问题分析 |
6.2.2 并购重组监管制度执行(执法)存在的问题分析 |
6.3 主要发达国家并购重组监管的启示 |
6.3.1 主要发达国家并购重组监管概况 |
6.3.2 主要发达国家并购重组监管实践对我国的启示 |
6.4 小结 |
第7章 非市场化并购重组监管:相关制度重构 |
7.1 监管制度重构的总体设想 |
7.1.1 市场化监管导向 |
7.1.2 差异化监管策略 |
7.2 监管制度重构的基本理念、目标与原则 |
7.2.1 基本理念 |
7.2.2 基本目标 |
7.2.3 主要原则 |
7.3 并购重组监管制度的重构 |
7.3.1 并购重组行政许可制度 |
7.3.2 并购重组信息披露制度 |
7.3.3 并购重组支付制度 |
7.3.4 并购重组定价制度 |
7.4 相关配套制度的重构 |
7.4.1 退市制度——“出入适度一致、首次再次基本一致”原则 |
7.4.2 借壳上市制度——“前门后门相当”原则 |
7.4.3 停复牌制度——“停牌自愿”原则 |
7.4.4 破产重整制度——“破产退市分离”原则 |
7.4.5 融资制度——多元化原则 |
7.4.6 投资者保护制度——法制化 |
7.4.7 公司治理制度——“形似神亦至” |
7.5 小结 |
第8章 非市场化并购重组监管:强化重点环节监管 |
8.1 并购重组中的中介机构监管 |
8.2 并购重组中的内幕交易监管 |
8.3 并购重组中的诚信监管 |
8.4 并购重组中的盈利预测与补偿监管 |
8.5 小结 |
第9章 结论 |
9.1 主要结论 |
9.2 研究不足及进一步研究方向 |
参考文献 |
致谢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发表论文以及参加科研情况 |
四、东风药业拟进行两项关联收购(论文参考文献)
- [1]基于Super-EBM-DEA模型的上市公司并购绩效研究[D]. 吴妍. 安徽财经大学, 2021(10)
- [2]英雄互娱两度借壳失败案例研究[D]. 赵妙. 江西财经大学, 2021(10)
- [3]供应链集中度与财务重述 ——基于盈余管理视角[D]. 金嘉莹. 杭州电子科技大学, 2020(02)
- [4]广州生物医药集群合作创新网络动态演化研究 ——基于多维邻近性视角[D]. 赵逸靖. 广州大学, 2019(01)
- [5]印度专利制度研究[D]. 钱海峰. 北京理工大学, 2018(06)
- [6]连锁董事对企业间会计信息质量传染效应的影响研究[D]. 徐婧媛. 东华大学, 2017(05)
- [7]我国工业遗产保护再利用与文化产业结合发展之动因研究[D]. 仲丹丹. 天津大学, 2016(12)
- [8]我国制造业上市公司股票回购动机及效应分析[D]. 孙凯. 山东财经大学, 2015(11)
- [9]企业并购能力测度研究[D]. 葛伟杰. 北京交通大学, 2015(10)
- [10]中国上市公司非市场化并购重组及其监管研究[D]. 胡可果. 辽宁大学, 2012(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