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农村税费改革对基层政权建设的影响（论文文献综述）
李青[1]（2021）在《当代中国农业政策变迁研究 ——基于政策文本的话语分析》文中研究说明
齐硕[2]（2021）在《基层党组织嵌入乡村治理研究》文中提出作为社会的基础组成部分和国家的基本单元,乡村在国家治理中占据重要地位。新中国成立之后,出于现代化建设的需要,国家治理重心逐渐由乡村转向城市,乡村慢慢变得衰弱。毋庸置疑,破败萧条、治理失序的乡村既不符合农民对美好生活的期待,也不利于国家的政治稳定以及长治久安。因此,国家需要加强乡村建设,实现有效治理。在乡村治理领域,执政党是一个无法回避的重要主角。党凭借其独特的组织属性,通过政治性嵌入的方式领导乡村治理,很好地兼顾了政党意志的传递、实现和乡村秩序的维持,这对巩固党的政治合法性和提高乡村治理效能具有重要作用和意义。在后税费时期,如何通过基层党组织的嵌入,推进治理重心向乡村下移,引领乡村治理,成为执政党及其基层组织不可回避的重大命题。本文以嵌入性理论作为理论基础,主要研究三部分内容:第一,通过梳理建国以来基层党组织领导下的乡村治理历程,研究基层党组织的嵌入机制及其与乡村治理的关联关系。第二,通过阐述后税费时期乡村治理面临的基层组织弱化,资源配置和使用效率低下的困境,研究基层党组织的嵌入形态与乡村治理困境产生的关联逻辑,以及基层党组织由悬浮状的弱嵌入变为强嵌入的重要性。第三,通过剖析烟台市农村党建示范区的治理运作,明确基层党组织强力嵌入乡村治理的发力点,研究如何建构以基层党组织为核心的嵌入式治理。通过上述研究,本文主要得出以下结论:第一,基层党组织通过政治对行政的支配,借助党群利益联结纽带,嵌入乡村治理结构,内化于村庄社会。执政党以层级化的组织网络保障着村庄内与外、国家与社会的有序互动。基层党组织嵌入程度的强弱将影响乡村治理的运作及成效。第二,基层党组织通过嵌入机制将政治逻辑和治理逻辑紧密联系起来,在后税费时期,嵌入悬浮造成的政治逻辑对治理逻辑的脱离是引发乡村治理困境的原因。因此,恢复党组织的强嵌入不仅有助于破解现下治理困境,对落实党的领导、提高治理水平同样具有重要意义。第三,基层党组织应以创新服务供给作为嵌入的内在推动力,统筹资源,落实服务,带动治理,以关系嵌入、结构嵌入、权力嵌入为主要环节,建构基层党组织引领的嵌入式治理。
梁琦[3]（2020）在《农村基层治理中的私人治理困境与公共性再造 ——基于浙江竹村与湖北河村基层治理实践的比较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国家税费改革之前,国家通过“三提五统”的资源提留方式向农村提取资源,并通过高度组织化的村级组织完成资源汲取,村级组织具有强制度性权威,村级组织代表国家的行政意志直接和村民打交道而具有较强的治理能力。2003年国家税费改革以后,国家从农业资源中汲取工业化建设资本转为向农村输送公共品资源,大量资源下乡,一方面,乡镇基层政府的收益基础发生了改变,由此也将其工作重心转移到向上争取项目资金和资源,而不是关心村庄中的资源、公共事务和农村公共品的供给,基层政权走向“悬浮”。另一方面,村级自治组织的治权开始衰落,农村基层组织治理资源和动力不足,越来越多的村庄走向私人治理路径。在国家制度供给能力不足,村庄治权衰落的背景下,许多资源稀疏的一般农业型村庄,其村级组织的配置性权威丧失,村干部只能靠在村内“表面公平潜在的利益攫取”、“针对性的私人动员”、“拉关系、套近乎、讲感情”的私人协商方式抑或是“消极作为”、“不出事逻辑”、等私人治理逻辑来积累治理资源,另一方面,乡镇政府的管控也使得村级组织的自治能力没有培育起来,乡村共同体的利益连带关系发生改变,村级组织没有培育起治理能力,造成了动员困境、项目落地困境、公共性萎缩困境等问题,此外,村庄的公共生活与仪式活动并没有培育村庄公共性而仅构成村庄私人关系的聚合,这些因素在村庄内的合力就构造了该村的私人治理,应该看到该村的治理逻辑是一种“去权威生成机制”而无法生产出农村治理现代化所需的体系与能力。基于此,本文运用深描和比较的手法,运用丰富的经验材料分别从两个村庄的乡镇政府、村级组织、村民小组、普通村民、钉子户等不同村庄力量的行动逻辑、参与过程以及扮演角色来呈现同样为资源稀疏的农业型村庄,浙江竹村与湖北河村不同的基层治理实践机制和结果,以及竹村在私人治理过程中面临的治理困境、河村的制度公共性激活村级治理。具体来说,竹村村级私人治理逻辑主要存在着制度权威衰落困境、治理资源缺乏困境、村庄利益分化困境等,而河村主要动用了“制度动员、价值动员以及舆论动员”、“村—组—湾"三级治理架构”、“五议两公开”等再造公共性的规则,通过对两个村庄治理逻辑的对比,从而探讨私人治理对国家政权合法化的冲击、村级组织的治理困境、以及激活村庄治理公共性对基层治理的重要意义。基于大量的经验资料,本文通过对资源禀赋上相近但治理逻辑相异的两个村庄的比较分析来揭示私人治理的运用在基层治理中的困境,并试图通过针对性的动员逻辑再造村庄公共性,其目的主要有:其一、在治理资源和治理权威绝对衰落以及治责结果化导向下,私人治理治理过程中不仅大量耗散村庄资源增加治理成本并进一步压缩治理的空间,还割裂了村庄的完整性和村治主体之间的异化,最终导致了治理困境。其二、探讨如何发挥村民在治理过程中的主体性地位,促成国家资源与村庄真实需求对接从而再造村庄内生的公共性进行“多元治理主体”的治理动员与激活村民主体化的民主协商机制;其三、探讨在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制度框架和国家大量资源输入的背景下,占主体的农业类型村庄的治理能力以及治理体系建设如何能适应国家治理现代化的要求;其四、对再造村庄公共性的意义与对国家-农村社会-农民关系之间的探讨,并为农村基层治理现代化的实现提供一点经验之谈。其五、结合对乡村振兴战略的理解,对国家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基层治理现代化的实现路径进行解读以期能成为有价值的参考。
王振兴[4]（2020）在《基层减负背景下乡镇政府的制度激励优化研究》文中指出形式主义和官僚主义作风引发的负担过重,是长期存在于我国基层治理中的一大顽疾,突出表现为会议多、文件材料多、检查评比多,消耗着大量治理资源,阻碍治理绩效的提升和基层治理现代化的实现。为加强党的作风建设、解决困扰基层的形式主义问题,中共中央办公厅于2019年3月印发《关于解决形式主义突出问题为基层减负的通知》,将2019年作为“基层减负年”,并提出加强思想教育、整治文山会海、优化检查考核制度等意见和要求。在客观层面上,基层组织负担过重的问题根植于我国的基层治理体制机制中,尤其与诸种不合理的激励制度息息相关。因此,在加强作风建设的同时,也需注重基层组织激励制度的优化和变革,以实现基层减负与激励约束并举,引导基层干部积极作为。本文从基层减负的政策背景出发,考察我国乡镇政府的激励制度,系统分析当前激励机制所存在的问题及其根源,并在规范层面上探索乡镇政府激励制度的转型方向与优化路径,以回应推进基层减负和治理现代化的时代诉求。基层减负政策的提出,是倒逼我国乡镇政府激励制度变革的重要契机。乡镇政府制度激励的优化根植于我国地方经济社会的发展与演化之中,与人民群众多元化的需求、治理制度变迁压力、乡镇治理的实践困境等密切相关。多种因素的共同作用对乡镇政府的激励制度体系提出了新的要求,增进合法性、推进制度变迁、解决治理实践面临的问题,构成乡镇政府制度激励优化的多重逻辑。当前我国的乡镇政府激励制度存在的问题突出表现为激励导向偏差与激励方式异化,权责分配严重不对等。受制于基层治理复杂性、绩效信息模糊性等因素,乡镇政府激励制度呈现出明显的过程控制导向,相对忽视最终的治理绩效产出,并割裂了二者之间的关联,引发激励制度内在的张力和矛盾。另一方面,在基层治理实践中,县级政府和部门采用目标管理责任制、督查问责等方式强化对乡镇政府的考核约束,并将部分事项纳入一票否决范畴释放强大的惩罚压力和信号。与之相比,针对乡镇干部的奖励机制十分有限,晋升空间狭小、物质待遇偏低,难以调动乡镇干部的工作积极性。各级政府在自上而下转移职责的同时建立绩效考核与问责机制,关注相关政策落实的最终结果,但忽视权力下放和为下级政府提供必要的治理资源支持。由此,我国地方政府间权责划分严重失衡,乡镇政府责重权小,即使面临强大的考核压力,乡镇干部也有心无力,难以切实履行好纷繁复杂的治理职责。在考核约束压力和权责失衡的结构背景下,乡镇干部在治理过程和程序上大做文章,采取强化痕迹管理、象征性治理、应对考核检查等策略规避职责和惩罚,催生和强化形式主义,使自身处于“忙而不动”的状态,消解了激励制度的实际效用。扭曲的激励机制阻碍着基层减负政策的落实,加重乡镇干部的形式主义负担,是避责策略和基层治理形式主义泛滥的制度性根源。强化痕迹管理、象征性治理、应对考核检查等是常见的避责策略,这些策略的广泛使用进一步催生和强化基层治理中的形式主义,给乡镇干部自身增添沉重的形式负担。在此状况下,过程控制与结果导向之间的矛盾进一步被放大,乡镇干部持续以上级意志为导向,撰写和准备各种材料,应付各种会议和检查督查,以实现避责和免于处罚的目标。在频繁的督查检查与巨大的考核压力下,乡镇干部的大量时间被文山会海所占据,赶制各种表格和材料,鲜有精力脚踏实地为群众办实事。这些形式主义事项并不能产生实质的治理绩效,是一种公共治理资源的浪费,导致乡镇治理陷入低效困境。为适应基层减负的政策要求,我国需构建结果导向与过程控制兼顾、正向激励与负向约束并重的乡镇政府激励制度体系,并通过简政放权、优化政策资源配置等方式促进乡镇政府权责对等、提升乡镇干部治理能力。具体而言,亟需规范督查检查机制,治理考核乱象,构建基于治理绩效和成果的乡镇干部评价制度;拓宽乡镇干部晋升通道,完善和落实基层公务员职务与职级并行制,为乡镇干部提供充分的正向激励;强化赋权激励,理顺基层治理的权责关系,实现乡镇政府“责权利”的协调统一。
刘晓慧[5]（2020）在《科层化与乡土性：惠农背景下乡村社会的利益博弈与整合 ——基于秦巴山区中镇的实证考察》文中指出文章以惠农资源的分配和使用作为研究内容,以农民争利、基层政权“弱”治理及其互动关系为分析视角,将科层化与乡土性双层逻辑支配下的博弈过程作为本研究的切入点。紧扣国家惠农资源输入乡村后的分配和使用过程,紧紧围绕资源输入背景下“基层政府与农民遵循一种怎样的行为机制”的问题来解答“乡镇政权的运作特性以及农民群众行动的内在逻辑”,从而反思惠农资源下乡之后,在分配和使用过程中存在什么样的农民与政府的关系问题,旨在深化基层政权与农民关系的研究。为此,笔者在秦巴山区的中镇展开了田野式调查和参与式观察,借助中镇当前面临的重点工作任务的一系列相关个案,通过这些个案的发展与解决描绘出惠农资源下乡背景下的官民互动形态,勾勒出当前惠农资源在基层的分配格局,从而揭示乡镇政权的运作逻辑与农民群众的行为逻辑。主要分为五个部分:第一章是绪论部分。主要介绍研究问题的缘起,指出研究的主要问题及研究意义;回顾既有研究成果,通过理论发现和经验总结引出自己的研究问题;对有关本研究的核心概念进行界定并指出本研究的理论工具及研究视角和研究方法;并对文章的研究样本中镇和资料来源做一个简要的解释说明。第二章,博弈的机遇结构:压力型体制与非正式化的乡村社会。以社会背景为依托,从宏观体制到微观背景,借用“压力型体制”、“政府职能转变”、“乡村熟人社会及农民维权”三个概念,分析了农民群众与乡镇政权发生博弈的机遇结构。第三章,博弈实态:惠农背景下的乡土躁动。主要介绍惠农资源输入乡村背景下,乡村行动主体的位置关系及行为惯习,再通过对当前惠农资源下乡以后的乡村行动主体为了获得更多的惠农资源而成为“反对派”、“钉子户”、“维权户”,从而与政府发生博弈的实际案例的描述,试图反映出在惠农资源的分配和使用中,乡村行动主体的行为选择和基本逻辑。第四章,博弈方式:正式权力的非正式运用。主要介绍在惠农资源输入乡村的背景下乡镇政权的行为惯习,进而借用吴毅教授提出的“擂”和“媒”深度描写在面临着上一章所述的农民群众的行为之后,中镇政权在压力型体制、科层制、非正式化的乡村社会这三元结构中的运作逻辑。第五章,博弈结果:利益整合与权利重构。是文章的结论部分,指出乡村社会中在科层化与乡土性双重逻辑支配下形成了“能者”多得的惠农资源分配格局;体现了基层政权与农民群众之间“官弱民强”的博弈样态和官民互动关系;并从农民群众和基层政权的视角出发,建议提升农民群众文化素养,使其依照现代规则行事;并确保基层政权在对社会有效渗透的同时完成自身权威的塑造;从而优化整合各主体间的利益,构建基层社会良性互动关系,达到利益共融,推进治理现代化。
李元勋[6]（2019）在《中国农村村民自治研究》文中研究表明脱胎于“政社合一”人民公社体制的村民自治,是在农村经济体制改革和推进国家民主化进程的时代背景下萌发起来的,是一种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国家力量介入高位推动的中国特色的基层直接民主形式,是乡村治理的主体框架和核心内容及有效方式,是基层群众自治在农村的民主实践和伟大创举。改革开放之初,这种发韧于农村的由村民创造的民主改革实践,逐步在全国范围内得以推广。国家逐步通过立法形式对这种民主形式进行了制度化设计,形成了一套科学、完备的村民自治法律体系,使之上升为制度化的基层民主形式和在法制化、制度化的轨道上运行。同时又从法律层面上保障了亿万农民的合法权益,真正实现了村民当家作主。村民自治作为一种治理方式不可能一成不变,它是要随着社会的发展和现实状况的变迁作出与时俱进的调整,因此在不同历史时期,村民自治的实现形式甚至文字表述都会发生某些变化。20世纪末至本世纪初实现了从村民自治向乡村治理话语体系的转变。进入21世纪后,随着新农村建设和农村社区建设的推进,十八大后要求探索基层协商民主的实践形式,特别是中共十九大报告中提出的健全“自治、德治、法治”合一的乡村治理体系便成为重要的政策话语,实现了从自治到共治的转变。通过对改革开放40年来农村基层民主发展与具体实践的梳理和研究,总结概括出了农村基层民主发展的成效与基本经验。本论文共包括六个部分,由绪论和正文五章组成。绪论部分主要介绍了本论文的研究缘起及意义,核心概念的界定,相关文献综述,研究方法、重点、难点和可能创新之处,并梳理了本论文的理论渊源。第一章是村民自治的萌生。本章对村民自治产生前的乡村治理作了梳理与分析;对其产生的背景作了深度剖析,这些背景主要包括宽松的政治环境、包产到户的推行、社会结构和文化基础的变化等因素。梳理了村民自治兴起的过程,从建立第一个村委会到在全国的普及,村民自治组织在广大农村得以全面建立。第二章是村民自治的发展。本章对村民自治活动的发动和村民自治的发展作了论述,这一时期是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试行）的颁布为起点的,主要是开始建章立制,推进村民自治达标示范活动,与村民自治相关的一些规章制度得以完善、村务公开的广泛开展和选举模式的创新。第三章是村民自治的深化。1998年《村组法》正式颁布实施,村民自治实践全面推行,进行了世纪之交“真枪实弹”的选举;在新农村建设战略提出背景下,村民自治面临新挑战,农村社区建设不断开展与推进,村民自治制度建设逐步规范和选举方式方法不断创新。第四章是村民自治的提升。在这一时期,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提出,以村民自治为主体框架和核心内容的乡村治理作为国家治理体系的基石和实践场域,开启了对乡村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的进程,开始了对村民自治有效实现形式的探索。中共十八大首次提出“健全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制度”,要求广大基层积极开展形式多样的基层民主协商,各地在这一精神的指导下开始了对基层民主协商的探索与实践。在进入新时代和社会主要矛盾变化的背景下,针对“三农”问题,党中央提出了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重大决策,开启了对“三治合一”的乡村治理模式的探索和实践。第五章是村民自治的成效和历史经验。从总体上来看,农村基层民主建设经过40年的发展,成效显着,制度化、规范化不断加强,各项民主机制体制逐步完善,农民的各项民主权利基本得以实现。通过考察村民自治40年的进程得出了最基本的经验:就是要把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理有机结合,始终坚持农民主体地位,尊重农民首创精神,与时俱进、不断探索,坚持问题导向,循序渐进推动制度革新,走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基层民主发展道路。
郜清攀[7]（2019）在《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乡镇政府公共服务能力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中国农村社会经济的持续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推动农民群体的公共服务需求不断升级。而当前中国农村地区相对落后的公共服务供给水平却愈益无法满足农民群体日益增长的公共服务需要。十九大以来,乡村振兴战略的提出,将“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作为农业农村进一步发展的战略目标的同时,也为当前农村地区的基本公共服务事业提出了一系列新目标、新要求,使人们对农村公共服务供给的认识水平上升至了一个全新的高度。乡镇政府处于国家与农村社会交互作用的关键节点,是连接政府与农民的中枢和纽带。乡镇政府作为农村基本公共服务体系建设的组织者、协调者和践行者,不仅负责各项具体农村公共服务政策的贯彻落实,而且决定着农村公共服务供给的发展方向和总体水平。在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转变乡镇政府职能,提升乡镇政府公共服务能力,建设服务型乡镇政府,对完善农村基本公共服务体系,提高农村基层公共服务供给水平,推进农村基层治理现代化,乃至满足农民对美好生活的需要都具有重要的实践意义。现阶段,乡镇政府公共服务能力不足,服务内容结构性失衡、服务供需脱节以及服务效能滞后,成为贯彻落实乡村振兴战略、推动实现农业农村全面振兴的制约因素。鉴于此,本文综合运用文献研究、实证研究、比较研究等研究方法,从提升乡镇政府公共服务能力对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现实意义出发,以乡镇政府公共服务能力的要素条件与其内部结构和外显结构之间的互动机理为依据,系统分析了乡镇政府公共服务能力的评价指标体系。基于对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乡镇政府公共服务能力的现状及能力不足表现的考察,从不同视角探析了造成乡镇政府公共服务能力不足的原因。在此基础上,结合国内外加强基层政府改革的实践经验,以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加强乡镇政府公共服务能力建设的目标要求和应遵循的基本原则为指导,为乡镇政府公共服务能力的提升提出切实可行的解决方案。本文主要由三个部分构成:第一部分为引言,主要对选题的研究背景、研究意义、国内外研究现状、研究思路、研究方法、创新与不足等进行了阐释。第二部分为论文的主体部分,由五章内容构成。第一章,结合国内外相关研究的理论成果,详细考察了政府、乡镇政府、公共服务、政府公共服务能力、乡镇政府公共服务能力等概念。基于乡村振兴的概念、内涵与基本要求,全面考察了新时代新矛盾背景下乡村振兴战略提出的历史渊源、现实依据、时代背景及其意义。并从市场失灵理论和政府失灵理论、公共产品提供和生产分离理论、服务型政府理论以及治理和善治理论等多个角度阐释了乡镇政府公共服务能力研究的理论基础。在此基础上,从完善农村基本公共服务体系、推进农村基层治理现代化以及满足农民对美好生活需要三个方面系统阐释了提升乡镇政府公共服务能力对乡村振兴战略的意义。第二章,对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乡镇政府公共服务能力指标体系的分析。基于“要素构成—内部结构—外显结构”三者之间的逻辑关系,从内部结构和外显结构两个维度系统考察了乡镇政府公共服务能力的结构,通过对乡镇政府公共服务能力要素条件的检视,深入透析了乡镇政府公共服务能力的要素条件与其内部结构和外显结构之间的互动机理。在此基础上,以乡村振兴战略的相关目标和理念为指导,从静态（结果）和动态（过程）两个维度设计了一套用以测量乡镇政府公共服务能力状况的评价指标体系。第三章,对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乡镇政府公共服务能力建设的现状、问题及影响因素的实证分析。运用规范与实证相结合的研究方法,从基层群众的服务需求、满意度和公共服务供给过程三个方面对乡镇政府公共服务能力在不同服务领域的具体表现进行系统考察。立足于实证分析的成果,对乡镇政府公共服务供给总量和质量不足、供给结构失衡等问题进行系统分析。基于当前乡镇政府公共服务能力建设的困境,从政府职能定位、财权与事权关系、考评机制、供给方式、人才队伍建设等方面系统阐释了造成乡镇政府公共服务能力不足的深层次原因。第四章,对国内外提升政府公共服务能力的改革实践与经验启示的分析。基于比较研究的视角,结合国内外不同地区的实践,详细探讨了国内一些乡镇政府在公共服务集约化、市场化、民主化、信息化等多个方面的改革实践,以部分西方发达国家为例,从政府向市场放权、政府之间放权、政府向社会放权三个维度,系统考察了西方发达国家在公共服务市场化、分权化、社会化改革等领域的实践创新。在此基础上,系统梳理了上述实践在政府组织机构改革、公共服务多元化供给、政府间权责划分以及社会组织培养等方面对现阶段提升乡镇政府公共服务能力的启示。第五章,以乡村振兴战略的若干发展理念为指导,明确加强乡镇政府公共服务能力的目标要求和基本原则,进而从乡镇政府的行政体制改革、财政管理体制、人才队伍建设、服务供给机制、服务供给模式等多个层面为乡镇政府公共服务能力的提升提出针对性措施。第三部分是结论部分,从整体上对本文的主要研究内容进行了概况、总结及展望。本文的主要结论有:第一,乡镇政府公共服务能力可分为内部结构和外显结构。内部结构是指乡镇政府公共服务能力本身所凭借的权力资源、财力资源、人力资源、信息资源等要素。外显结构表现为两个方面:从服务结果来看,包括乡镇政府的医疗卫生服务能力、社会保障服务能力、文化教育服务能力、生态环境服务能力、基础设施服务能力和公共安全服务能力。从服务过程来看,包括乡镇政府的民意聚合与甄别能力、资源获取与配置能力、公共决策和执行能力、监督问责与评估能力、民意诉求回应能力。第二,影响乡镇政府公共服务能力的要素条件包括体制性要素、制度性要素、主体性要素、策略性要素四个方面。乡镇政府公共服务能力的形成就是通过乡镇政府的体制性要素、制度性要素、主体性要素以及策略性要素的有机结合和共同作用,将政府潜在的权力资源、财力资源、人力资源、信息资源等各种资源转化为政府各种外显公共服务能力的过程。第三,通过对乡镇政府公共服务能力现状的分析可知:从服务内容来看,首先,医疗卫生条件、养老保障服务、公共卫生安全以及污水治理属于基层群众最关心同时也是乡镇政府公共服务能力表现较差的领域;其次,道路交通、基础教育、合作医疗保险属于基层群众比较关心,同时也是乡镇政府公共服务能力表现较强的领域;再次,在水电气供给、社会治安、生产安全、贫困救助、农田水利、垃圾处理、自然灾害防治等领域,基层群众的需求不显着,但乡镇政府的公共服务能力表现良好;最后,在法律援助、失业救济、公共文化、环境绿化等领域,基层群众的需求不显着,同时乡镇政府的公共服务能力表现较差。从服务过程来看,乡镇政府在民意聚合与甄别、公共决策与执行、监督问责与评估、对民意诉求的回应等方面的能力表现尽管较为平衡,但普遍偏低,在资源获取与配置方面的能力存在明显不足。第四,乡镇政府公共服务能力不足具体表现在:一是公共服务供给总量和规模不足,二是服务内容存在着结构性失衡,三是乡镇政府对公共服务职能的认识模糊清晰,四是服务供给脱离农村基层社会的实际需要,五是乡镇政府应对基层群众服务需求升级的能力不足。究其原因,制约乡镇政府公共服务能力的体制性因素包括乡镇政府发展定位不明确、财权与事权不匹配;制度性因素主要表现为绩效考核与评估机制不健全;主体性因素主要是指乡镇政府服务人员的结构不合理以及整体素质和能力的欠缺;策略性因素主要表现为乡镇政府垄断公共服务供给,公共服务供给方式单一。第五,针对乡镇政府公共服务能力的提升路径,应当以建设服务型乡镇政府、实现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等为目标要求,以坚持农民主体地位、维护社会公平正义、因地制宜、循序渐进,促进城乡统筹融合发展为基本原则,逐步提升乡镇政府公共服务能力。具体而言,一是推进乡镇行政管理体制改革,二是完善以服务为导向的乡镇财政管理体制,三是加强乡镇服务人才队伍建设,四是建立群众广泛参与的公共服务供给机制,五是探索多元主体协同的服务供给模式。
王荣[8]（2020）在《现代国家建构视野下村民自治制度的发展 ——以吉林省梨树县北老壕村为个案》文中研究表明村民自治起源于亿万农民的伟大创造,是现代中国民主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中国历史上,乡村一直在国家控制体系中居于不可替代的地位,所谓天下未稳农村先稳,天下未乱农村先乱。怎么处理好国家与乡村的关系,是古今中外所有国家都要审慎应对的问题。当前,对村民自治而言,由于现实环境、历史条件的变化,这项制度在实施过程中,出现了一系列当初的设计者们未能预料的新情况、新现象和新问题。对此,学界多从共时性的角度,对这项制度的现实困境进行分析,并尝试提出各自的解决方案。然而,村民自治从历史传统、孕育产生、发展嬗变到效能提升,自有其内在的发展逻辑和演进规律,这个逻辑与规律,又始终离不开国家的影响。因此,只有将历时性与共时性、宏观与微观结合起来,既立足村庄,又跳出村庄看自治,才能形成较为深刻、完整的认识。从现代国家建构理论来看,村民自治经历了一个由传统中国的“化国家为天下”转为近代以来的“化天下为国家”,继而在现代国家建构的框架下,随着“民族—国家”与“民主—国家”建设进程而孕育、产生和发展的过程。特别是改革开放以后“民主—国家”建设步伐加快,村民自治从最初的地方性探索开始,逐步具备了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和民主监督等民主的制度要素,并形成了统一模式向全国推广。但是,具备了民主的制度要素,并不意味着就具备了相应的民主效能。相反,当前村民自治面临着效能不足的普遍困境,民主的实践机制不能因地制宜、不断创新。因此,必须对民主的制度要素与民主的实践机制之间的关系进行深入分析,在自治单元、自治载体和自治形式等方面探索新模式、新方法和新路径,找出让制度要素真正落地生根、有效贯彻实施的方法和机制。
鲁小亚[9]（2020）在《乡村治理中的原生自治与行政建制 ——关于豫中郭西村、郭东村建制变迁的调查与阐释》文中提出“现代国家对农村社会的整合,从根本上说是对传统农民性的改造,以使具有深厚历史根基的分散农民能够与现代社会连为一体,成为现代国家组织体系的成员。”行政建制是国家整合乡村社会的载体,国家通过建立和调整基层行政建制将国家的意志输入乡村社会,将分散的乡村社会整合到国家政权体系中,并实现对乡村社会的改造。从历史的角度看,现代国家对乡村社会的整合是必然的趋势,基于不同阶段政治目标的变化,国家也会在整合乡村社会的过程中不断调适自己的行为。笔者在田野调查中发现两个地域相近的自然村落,在国家整合乡村社会的进程中经历了分分合合的建制变化,最终未能合并为一个建制村,由此引发笔者的思考:为什么地域相近的两个村庄合不起来?在此基础上,本文沿着村落底色基础上的基层行政建制变迁这一主线展开,由于“同处一地,源起两家”,在同一个地域内形成了两个具有不同血缘、地缘和传统的差异性自然村落,这种差异性又表现出清晰的村落认同边界和自治边界。中华民国时期,国家权力向基层社会渗透,不断调整和变动基层建制,最终以自然村为基础恢复保甲制,没有打破村落原生自治形态而盲目地划定行政建制,实现了行政对村落的有限介入。1949年以后,国家为了巩固新生政权,通过土地改革、合作化运动等打破传统以血缘、地缘为基础的村落社会结构,最终建立人民公社体制,实现了对乡村社会的全面介入,国家权力对乡村社会的渗透也极大强化。在这个时期,国家脱离村落的客观基础而进行行政建制,郭西村、郭东村也被国家强制整合为一个行政建制单位,这种外部性强制整合实现了对乡村社会的形式上的改造,但是传统小农的内在心理和习惯并没有被整合到一起,被严格限制在公社体制内的两个村庄出现了“明合暗不合,名合实不合”的结果。行政化的体制压抑了乡村社会的生机,抑制了农村生产力的发展,违背了乡村社会发展的自然规律,最终国家放松其在乡村社会的行政干预权力,并在新时期确立“乡政村治”体制。现代国家对乡村社会的整合方式发生了改变,以尊重村落的历史文化传统为基础,在合村并组的改革浪潮下,重视农民意愿,给予村落更大的选择自主性,力图实现国家行政与村落自治的良性互动。本论文的研究结论是:在一定时期内,行政建制对村庄进行强制性整合,在短时间内实现了外在形式上的简单整合,并没有实现内在的拢合,结果更多的是“整而不合”。在现代国家建构中,作为政治共同体的行政建制要依赖作为历史文化共同体的原生自治。也就是说,国家在整合乡村社会的历史进程中,并不是盲目地进行行政介入,而是依赖和借助传统村庄的自治底色。国家对乡村社会的整合是个历史的过程,是个长期漫长的过程,要充分考虑到村落中历史文化因素的客观存在,不断探索国家对乡村社会的有机整合形式。从历史的视角来看,基层行政建制的设置和调整,要尊重自然村落的历史传统,借助自然村落内生的社会资源,激发村民参与村庄事务的积极性。在此基础上,努力寻求行政与自治的平衡和有机衔接,从而实现乡村社会的有效治理。
田野[10]（2019）在《改革开放以来乡村治理的工程逻辑研究 ——基于权力运行的视角》文中研究指明改革开放四十年来,我们国家取得了巨大的发展成就,这一成就的根基在乡村,我们党领导亿万人民群众开展四十年的乡村治理过程为我们国家整体的现代化进程打下了重要基础,并且乡村发展也成为我国未来的现代化建设的重中之重。对改革开放四十年的乡村治理过程进行反思,可以使我们更加明晰这段历史进程的发展变迁,可以使我们更加客观、理性、科学的对待乡村治理问题,从而为我们未来的乡村建设提供思路。本研究通过扣住权力的运作过程来回顾与梳理我国改革开放四十年的乡村治理进程,通过构建“蓝图—施工—修缮”的工程框架来分析“中央—地方—农村”的权力运行过程,分阶段梳理我国改革开放以来的乡村治理进程。从1978年到1990年,这一阶段是我国乡村治理工程的初兴时期。从蓝图看,我们建立起了“乡政村治”的乡村治理新格局,这一格局奠定了改革开放40年乡村治理的基本蓝图。从施工看,这一时期的治理任务有征收税费、计划生育工作和管理农村公共事务等,施工者主要由乡镇政府、村干部和普通村民构成,施工过程就体现在这几大主体之间权力的相互作用。从问题反馈与修缮来看,在施工过程中出现了一些问题,主要是农业发展问题、两委矛盾问题、乡村矛盾问题、干群矛盾问题、宗族问题和乡村伦理危机问题。从1990年到2002年,这一阶段是我国乡村治理工程的困境时期。从蓝图看,中央政府在1990年组织召开了全国村级组织建设工作座谈会,旨在通过加强村级组织建设,来解决乡村治理过程中出现的诸多问题,这一会议规划了 90年代乡村治理工程的蓝图。从施工看,这一阶段的治理任务依然是征收税费、完成计划生育指标和管理农村公共事务,此外,农村土地管理和农村维稳工作成为乡村治理新的也是突出的任务。这一阶段的施工者依然是乡镇政府、村干部与普通村民,在村干部群体中,“两委合一、交叉任职”的现象越来越明显。从问题反馈与修缮来看,尽管这一阶段村级组织建设不断完善,但是乡村治理却矛盾频出,“三农”问题逐渐引起中央和社会的关注,学者将之概括为“农民真苦、农村真穷、农业真危险”。从2002年到2012年,这一阶段是我国乡村治理工程的调整时期。从蓝图看,中央政府在新世纪伊始就进行了农业税费改革并最终取消了农业税,同时开展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活动,这一调整为乡村治理提供了新的蓝图。从施工看,土地管理、维稳和管理农村公共事务依然是这一阶段的重要任务,此外,申请和实施项目、开展扶贫工作的重要性越来越强。这一阶段的施工者除了乡镇政府、村干部和普通村民外,县级政府和帮扶人员发挥的作用越来越大。从问题反馈与修缮来看,在项目制下,存在资源不合理使用和资源俘获问题;在农业发展上,依然存在政策滞后问题,并且还面临严峻的耕地面积下降的问题;农村生态环境日益恶化;乡村伦理危机进一步演进。从2012年到2018年,这一阶段是我国乡村治理工程的加速时期。从蓝图看,十八大后,我们国家开始了全面深化农村改革,深入推进城乡发展一体化的进程,在政策理论与实践经验积累过程中,党的十九大提出了乡村振兴战略,在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基础上对乡村发展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为当前和今后的乡村建设规划了宏伟蓝图。从施工看,土地管理、精准扶贫、环境治理和管理农村公共事务是这一阶段的重要任务,施工者除了县乡政府、村干部和普通村民外,帮扶人员数量在增加,发挥的作用也越来越大。从问题反馈与修缮来看,这一时期农业发展存在供给过剩与供给不足的双重矛盾,农业现代化水平依然较低,在我国经济发展放缓的大形势下,农民增收也开始放缓。基层干部在精准扶贫的过程中存在普遍的形式主义问题,驻村工作队也面临资源能力有限、乡村排斥等帮扶困境,村级组织建设面临了一系列的新问题,生态与社会问题依然困扰着乡村发展。四十年来,乡村地区不仅为国家整体的现代化进程贡献了巨大的资金、人力资源和土地资源,同时乡村地区本身的现代化进程,包括农业农村和农民的发展也成为我国整体的现代化进程的重要组成部分。取得这种成就,与我们在设计乡村治理蓝图上坚持中央政策与地方经验、工业与农业、区域与整体发展、城市与乡村几个方面的互相协调,在施工上不断加强制度建设、组织建设,加强对乡村地区的财政支持,发动体制内外人力资源对乡村发展进行帮扶,在问题反馈与修缮上不断加强对施工过程的审查与考核,为施工者畅通反馈渠道,坚持“小修小补”与“大刀阔斧”并行等等分不开。当然,在这些方面也还存在诸多问题,在未来的乡村治理过程中,我们需要继续从蓝图、施工、修缮几个方面不断进行完善。
二、农村税费改革对基层政权建设的影响（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农村税费改革对基层政权建设的影响（论文提纲范文）
（2）基层党组织嵌入乡村治理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1.绪论 |
| 1.1 研究背景与问题提出 |
| 1.1.1 研究背景 |
| 1.1.2 问题提出 |
| 1.2 研究意义 |
| 1.2.1 理论意义 |
| 1.2.2 实践意义 |
| 1.3 研究综述与评述 |
| 1.3.1 国外研究现状 |
| 1.3.2 国内研究现状 |
| 1.3.3 研究评述 |
| 1.4 研究方法与分析框架 |
| 1.4.1 研究方法 |
| 1.4.2 分析框架 |
| 1.5 研究目标与章节安排 |
| 1.5.1 研究目标 |
| 1.5.2 章节安排 |
| 1.6 研究创新点与不足 |
| 1.6.1 研究创新点 |
| 1.6.2 研究不足 |
| 2.核心概念与理论基础 |
| 2.1 核心概念 |
| 2.1.1 基层组织与基层党组织 |
| 2.1.2 嵌入性 |
| 2.1.3 乡村治理 |
| 2.2 理论基础:嵌入性理论 |
| 3.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基层党组织与乡村治理 |
| 3.1 变革与突破:集体化时期的乡村治理(1949—1978) |
| 3.1.1 土地改革和合作化运动 |
| 3.1.2 人民公社时期 |
| 3.1.3 基层党组织乡村嵌入的实现和全能型乡村治理 |
| 3.2 适应与调整:改革开放后的乡村治理(1978—2006) |
| 3.2.1 村民自治兴起时期 |
| 3.2.2 税费改革时期 |
| 3.2.3 基层党组织乡村嵌入的松动和权威型乡村治理 |
| 3.3 延续与发展:后税费时期的乡村治理(2006—2020) |
| 4.后税费时期乡村治理的困境、生成原因及出路 |
| 4.1 乡村治理困境的表现 |
| 4.1.1 乡村基层组织弱化 |
| 4.1.2 资源配置和使用效率低下 |
| 4.2 乡村治理困境的生成原因:政治逻辑脱离治理逻辑 |
| 4.2.1 政治逻辑挤占行政逻辑造成基层组织功能失衡 |
| 4.2.2 基层组织与农民的利益失联造成干群合作断裂 |
| 4.3 乡村治理亟须基层党组织的“再”嵌入 |
| 4.3.1 悬浮而非脱嵌 |
| 4.3.2 基层党组织“再”嵌入乡村治理的重要性 |
| 5.农村党建示范区的组织嵌入:烟台经验 |
| 5.1 烟台市农村党建示范区的概况 |
| 5.2 农村党建示范区的运作机理 |
| 5.2.1 加强党员管理,激活基层党组织 |
| 5.2.2 党支部领办合作社,壮大村集体经济 |
| 5.2.3 重构基层组织结构,畅通双向对接 |
| 5.3 启示:基层党组织治理“再”嵌入的发力点 |
| 5.3.1 发挥基层党员作用,密切党群关系 |
| 5.3.2 建立组织间协作关系,凝聚乡村治理合力 |
| 5.3.3 激活村庄自治,开掘乡村治理动力源 |
| 6.基层党组织引领下的嵌入式治理 |
| 6.1 关系嵌入:筑牢乡村治理的群众基础 |
| 6.2 结构嵌入:建构乡村治理的支撑平台 |
| 6.3 权力嵌入:打造乡村治理的稳定器 |
| 7.结论与讨论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学位期间的研究成果 |
| 致谢 |
（3）农村基层治理中的私人治理困境与公共性再造 ——基于浙江竹村与湖北河村基层治理实践的比较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1.1 立论依据 |
| 1.1.1 研究问题的由来 |
| 1.2 选题的目的与意义 |
| 1.2.1 选题的理论意义 |
| 1.2.2 选题的现实意义 |
| 1.3 研究综述 |
| 1.3.1 村治中的国家-社会二元理论范式 |
| 1.3.2 村治中的实体论研究视角 |
| 1.3.3 分析范式转向:从实体论转向关系论 |
| 1.3.4 村治困境与村庄公共性的研究 |
| 1.4 篇章结构 |
| 1.5 研究方法与核心概念 |
| 1.5.1 个案访谈法 |
| 1.5.2 参与式观察法 |
| 1.5.3 核心概念 |
| 1.6 分析框架与研究思路 |
| 1.6.1 分析框架 |
| 1.6.2 研究思路 |
| 第二章 村庄社会经济基础:浙西南部竹村与鄂东北部河村概述 |
| 2.1 浙西南部竹村概况 |
| 2.1.1 村庄区位与家计模式 |
| 2.1.2 村庄结构与户族类型 |
| 2.1.3 村治主体与班子结构 |
| 2.1.4 小结 |
| 2.2 鄂东北部河村概况 |
| 2.2.1 村庄区位与家计模式 |
| 2.2.2 村庄结构与户族类型 |
| 2.2.3 村治主体与班子结构 |
| 2.2.4 小结 |
| 2.3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乡镇政府的行动角色:两个乡镇不同的表达 |
| 3.1 行政压力向下传导与自利性表达:林乡政府的行为逻辑 |
| 3.1.1 水库移民的遗留问题 |
| 3.1.2 项目进村初期的“拉资跑项”、村级债务 |
| 3.1.3 从“跑”到“分”的自利性项目资金分配 |
| 3.1.4 运动式治理与村庄社会的接轨 |
| 3.1.5 “一票否决”的任免考核 |
| 3.2 治理现代化下的精细化、留痕化:泉镇政府的行为逻辑 |
| 3.2.1 早期结果考核的“计划生育”政策 |
| 3.2.2 治理现代化时期的运动式治理 |
| 3.2.3 基层治理现代化的过程考核 |
| 3.3 小结 |
| 第四章 村级组织的比较:被困的私人治理与公共性再造 |
| 4.1 多方被困的治理:浙西南部竹村的村级组织 |
| 4.1.1 从一项村庄公共品说起 |
| 4.1.2 私人治理的村干部寡头 |
| 4.1.3 无行动能力的村民小组、村民代表 |
| 4.2 鄂东北部河村的村级组织:多元的治理主体 |
| 4.2.1 “五议两公开”公共性再造的场域 |
| 4.2.2 村治主体的“两个原则”与“四个特性” |
| 4.2.3 治理下沉与小组善治的村民小组 |
| 4.3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被动员群众的比较:私人治理与公共性激活的呈现 |
| 5.1 私人治理下的利益群体:浙江竹村的农民群众 |
| 5.1.1 嵌入在土地利益里的“硬”钉子户 |
| 5.1.2 两头游走的政治投机分子 |
| 5.1.3 村庄中的“软钉子”与牟利群众 |
| 5.2 激活公共性的治理群体:湖北河村的农民群众 |
| 5.2.1 在公共话语场域被磨“软”的钉子户 |
| 5.2.2 双向的村务反馈与村庄决策的普通村民 |
| 5.3 本章小结 |
| 第六章 私人治理:对治理困境发生机制的解读 |
| 6.1 私人村治主体与配置性权威资源丧失 |
| 6.2 村庄治理空间与乡镇政府的管控逻辑、村治自主性 |
| 6.3 项目进村困境与项目争取和落地的私人治理 |
| 6.4 私人关系建构的村庄社会基础、公共生活与仪式活动 |
| 6.5 小结 |
| 第七章 公共性再造:一种“找回群众”的治理机制 |
| 7.1 制度动员:公共场域、精英吸纳、多元村治主体与治理身份 |
| 7.1.1 公共场域再造 |
| 7.1.2 精英吸纳逻辑 |
| 7.1.3 村治主体多元化 |
| 7.1.4 治理主体的多重身份 |
| 7.2 价值动员:“公心”评价体系、内生价值与自主参与 |
| 7.3 舆论动员:集体舆论对少数钉子户的压制 |
| 7.3.1 舆论动员 |
| 7.3.2 对钉子户的治理 |
| 7.4 小结 |
| 第八章 总结与讨论 |
| 8.1 村治逻辑核心机制:比较与归纳 |
| 8.1.1 两村乡镇政府的治理逻辑比较 |
| 8.1.2 两村村干部治理逻辑比较 |
| 8.1.3 两村村民小组治理比较 |
| 8.1.4 两村找回村内群众的逻辑比较 |
| 8.2 对找回群众理路的探讨 |
| 8.2.1 吸纳逻辑 |
| 8.2.2 消解逻辑 |
| 8.2.3 动员逻辑 |
| 8.3 从私人治理逻辑的发生机制视角对农村基层治理现代化的路径探讨 |
| 8.3.1 制度权威衰落困境 |
| 8.3.2 治理资源缺乏困境 |
| 8.3.3 村庄利益分化困境 |
| 8.3.4 应对私人治理的思路 |
| 8.3.5 农村基层治理现代化的路径探讨 |
| 8.3.6 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基层治理现代化的实现路径 |
| 8.4 再造村庄治理公共性与对国家与社会关系的再探讨 |
| 8.4.1 农村基层治理的公共性内涵 |
| 8.4.2 制度公共性在不同层面的价值 |
| 8.4.3 对国家与社会关系的再探讨 |
| 8.5 研究不足与进一步讨论 |
| 参考文献 |
（4）基层减负背景下乡镇政府的制度激励优化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背景与研究意义 |
| 二、国内外研究述评 |
| 三、研究思路、内容与方法 |
| 四、可能创新与主要限度 |
| 第一章 乡镇治理转型的结构背景 |
| 第一节 从汲取到下沉:乡镇政府的角色演变 |
| 一、税费征收与汲取型政府 |
| 二、税费改革与悬浮型政府 |
| 三、项目治理与协调型政府 |
| 四、精准扶贫与下沉型政府 |
| 第二节 国家治理现代化与乡村振兴 |
| 一、国家治理现代化与乡镇治理转型 |
| 二、乡村振兴视域下的乡镇政府 |
| 第三节 基层减负的政策背景 |
| 一、基层减负的政策体系 |
| 二、基层减负的政策目标与重点内容 |
| 第二章 乡镇政府制度激励优化的多重逻辑 |
| 第一节 服务型政府的合法性逻辑 |
| 一、我国乡镇政府的合法性 |
| 二、乡镇政府激励制度优化的合法性效应 |
| 第二节 基层治理现代化的制度逻辑 |
| 一、规制性要素:基层治理正式制度的变迁 |
| 二、规范性要素:社会期待构成非正式压力 |
| 第三节 乡镇治理的实践逻辑 |
| 一、基层治理关系的转变 |
| 二、基层治理变革中的问题导向 |
| 第三章 乡镇政府激励制度异化与基层减负政策消解 |
| 第一节 激励导向异化:重过程控制轻绩效产出 |
| 一、结果控制的相对弱化 |
| 二、过程控制的过度强化 |
| 第二节 激励方式偏差:重考核约束轻正向激励 |
| 一、考核问责普遍化 |
| 二、奖励机制的缺乏 |
| 第三节 权责匹配失衡:重责任下移轻权力下放 |
| 一、乡镇政府的无限责任 |
| 二、乡镇政府的有限权能 |
| 第四节 减负政策消解:阻碍基层治理效能提升 |
| 一、激励制度异化消解减负政策实效 |
| 二、减负政策实施偏差及其后果 |
| 第四章 乡镇政府制度激励优化的路径探索 |
| 第一节 乡镇政府制度激励优化的目标指向 |
| 一、“激励型政府”的提出及其理论基础 |
| 二、价值性目标:促进减负与激励相互协调 |
| 三、工具性目标:构建科学合理的激励体系 |
| 第二节 赋权激励制度:实现权责对等 |
| 一、乡镇政府的一般性权责制度优化 |
| 二、乡镇政府的政策性赋权制度构建 |
| 第三节 晋升激励制度:优化干部选拔 |
| 一、推进乡镇干部晋升标准多元化 |
| 二、拓宽乡镇干部晋升渠道 |
| 第四节 物质激励制度:提高干部待遇 |
| 一、完善基层公务员职务与职级并行制度 |
| 二、建立基层干部收入正常增长机制 |
| 第五节 程序规范优化:简化督查考核 |
| 一、统筹规范乡镇政府督查检查工作 |
| 二、改进乡镇政府检查考核程序 |
| 结论与讨论 |
| 参考文献 |
| 硕士期间主要成果 |
| 致谢 |
（5）科层化与乡土性：惠农背景下乡村社会的利益博弈与整合 ——基于秦巴山区中镇的实证考察（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导论 |
| 一、问题缘起及研究意义 |
| (一)问题缘起 |
| (二)研究意义 |
| 二、文献回顾及简要述评 |
| (一)国家与农民关系的研究 |
| (二)基层政府行为与角色研究 |
| 三、研究视角及研究方法 |
| (一)研究视角 |
| (二)研究方法 |
| 四、核心概念 |
| 五、研究思路与文章结构 |
| (一)研究思路 |
| (二)结构安排 |
| 六、研究样本介绍及资料来源 |
| 第二章 博弈的机遇结构:压力型体制与非正式化的乡村社会 |
| 一、治理转型:基层政权运作的时代背景 |
| 二、职能转变:资源汲取向资源输入转变 |
| 三、宏观体制:压力型体制的加压驱动 |
| 四、社会结构:乡村熟人社会及农民维权 |
| 第三章 博弈实态:惠农背景下农民的乡土惯习与行动机制 |
| 一、乡土性规则支配下的农民惯习 |
| (一)“熟人社会,不得罪人” |
| (二)“攀关系靠人情,机会主义泛化” |
| (三)“政府是谋利者,最容易侵吞农民的财产” |
| (四)“国家的资源,大家都应该平等享受” |
| 二、作为武器的“弱者”:农民争利的行动机制 |
| (一)政策上的“反对派” |
| (二)经济上的“钉子户” |
| (三)文化上的上访“维权户” |
| 第四章 博弈方式:正式权力的非正式运作 |
| 一、基层政府的惯习 |
| (一)“争资跑项” |
| (二)“上有政策、下有对策” |
| (三)“对上攀关系”,“对下讲人情” |
| (四)“穷人没素质,给他们资源就是养懒汉” |
| 二、压力型体制下正式权力的非正式运作 |
| (一)基层政权“官僚化” |
| (二)“锦标赛”下的科层压力 |
| (三)乡村社会中基层政权的“摆平理顺” |
| 第五章 博弈结果:利益整合与权利重构 |
| 一、“能者”多得:双重逻辑支配下的惠农资源分配格局 |
| 二、“弱官强民”:惠农背景下官民互动样态与角色转换 |
| 三、“权利重构”:惠农背景下乡村治理的利益整合优化 |
| (一)提升农民群众文化素养,使其依照现代规则行事 |
| (二)确保基层政权对社会的有效渗透,完成自身权威的塑造 |
| (三)整合各主体之间的利益,构建基层社会良性互动关系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在学期间的科研情况 |
（6）中国农村村民自治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缘起及研究价值 |
| 二、概念界定 |
| 三、相关研究综述 |
| 四、研究方法 |
| 五、研究的重点、难点和可能创新之处 |
| 六、本研究的理论基础 |
| 第一章 村民自治的萌生 |
| 一、1949-1978 年乡村治理的简要回顾 |
| (一)农民协会和乡—村政权组织 |
| (二)合作化时期的乡村治理 |
| (三)人民公社体制下的乡村治理 |
| 二、村民自治产生的背景 |
| (一)宽松的政治环境 |
| (二)包产到户的推行 |
| (三)农村管理出现组织真空与公共权力缺位 |
| (四)社会结构和文化基础的变化 |
| 三、村民自治组织的逐步建立 |
| (一)人民公社体制改革与第一个村委会的成立 |
| (二)由点到面建立村民委员会 |
| (三)民主选举的初步探索:“海选” |
| 第二章 村民自治的发展 |
| 一、村民自治制度化的初步探索 |
| (一)《村民委员会组织法(试行)》的颁布 |
| (二)“莱西会议”促进村级组织的健全 |
| (三)初步建章立制 |
| (四)民主选举的进一步探索 |
| 二、开展村民自治达标示范活动 |
| (一)推进达标示范活动的急迫性 |
| (二)开展达标示范活动的进程 |
| (三)村民自治达标示范活动的成效 |
| 三、村民自治制度化的推进 |
| (一)村民代表会议制度的完善 |
| (二)村务公开的广泛开展 |
| (三)选举模式的创新 |
| 第三章 村民自治的深化 |
| 一、村民自治的全面实践 |
| (一)《村组法》正式颁布实施 |
| (二)世纪之交“真枪实弹”的选举 |
| (三)依法罢免民选村官 |
| (四)民主选举中暴露的问题 |
| 二、制度化建设的逐步完善 |
| (一)从国家到地方对制度的逐步规范 |
| (二)民主选举的进一步规范与超越 |
| (三)村务公开民主管理的推进与创新 |
| 三、新农村建设战略下的村民自治实践 |
| (一)新农村建设背景下村民自治的挑战 |
| (二)农村社区建设的开展 |
| (三)农村社区建设的实践成效 |
| 第四章 村民自治的提升 |
| 一、基层协商民主的探索 |
| (一)乡村治理现代化对协商民主的诉求 |
| (二)基层协商民主理论的提出 |
| (三)基层协商民主的实践 |
| 二、探索村民自治有效实现形式 |
| (一)探索村民自治有效实现形式的背景 |
| (二)村民自治有效实现形式的实践 |
| (三)探索村民自治有效实现形式的成效 |
| 三、“自治、德治、法治”合一的乡村治理探索 |
| (一)治理有效提出的背景 |
| (二)打造共治共享的乡村治理格局 |
| (三)“三治合一”治理模式的实践 |
| 第五章 村民自治的成效与历史经验 |
| 一、村民自治的成效 |
| (一)丰富了社会主义民主形式、推动着中国政治发展 |
| (二)村民自治的法制保障不断完善 |
| (三)民主实践不断规范 |
| (四)村民民主参与意识、法制观念增强 |
| 二、村民自治的历史经验 |
| (一)党的领导是村民自治发展最根本的政治保障 |
| (二)依法治理是村民自治发展的法理基础 |
| (三)充分尊重农民首创精神和主体地位 |
| (四)顺应农村经济体制改革是村民自治发展的动力 |
| (五)推进村民自治始终坚持循序渐进的原则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博士期间学术成果 |
（7）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乡镇政府公共服务能力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引言 |
| 一、研究背景与意义 |
| (一)研究背景 |
| (二)研究意义 |
| 二、国内外研究综述 |
| (一)国内研究综述 |
| (二)国外研究综述 |
| 三、研究内容与方法 |
| (一)研究内容 |
| (二)研究方法 |
| 四、研究创新与不足 |
| (一)研究创新 |
| (二)研究不足 |
| 第一章 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乡镇政府公共服务能力的基本理论分析 |
| 一、核心概念的界定 |
| (一)乡镇政府、政府能力与公共服务 |
| (二)政府公共服务能力与乡镇政府公共服务能力 |
| (三)乡村振兴战略 |
| 二、乡镇政府公共服务能力研究的理论基础 |
| (一)市场失灵理论和政府失灵理论 |
| (二)公共产品提供和生产分离理论 |
| (三)服务型政府理论 |
| (四)治理和善治理论 |
| 三、提升乡镇政府公共服务能力对乡村振兴战略的意义 |
| (一)是完善农村基本公共服务体系的重要内容 |
| (二)是推动农村基层治理现代化的现实需要 |
| (三)是满足农民对美好生活需要的必由之路 |
| 第二章 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乡镇政府公共服务能力指标体系的构建 |
| 一、构建乡镇政府公共服务能力指标体系的依据 |
| (一)乡镇政府公共服务能力的内部结构 |
| (二)乡镇政府公共服务能力的外显结构 |
| 二、乡镇政府公共服务能力形成的要素条件 |
| (一)体制性要素 |
| (二)制度性要素 |
| (三)主体性要素 |
| (四)策略性要素 |
| 三、乡镇政府公共服务能力指标体系的构建 |
| (一)基于结果的乡镇政府公共服务能力指标体系构建 |
| (二)基于过程的乡镇政府公共服务能力指标体系构建 |
| 第三章 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乡镇政府公共服务能力存在的问题及归因 |
| 一、调查数据和资料的来源 |
| (一)问卷调查 |
| (二)访谈调查 |
| (三)实地调查 |
| 二、乡镇政府公共服务能力发展现状的考察 |
| (一)对农民群体公共服务需求的考察 |
| (二)基于满意度的公共服务能力考察 |
| (三)基于供给过程的公共服务能力考察 |
| 三、乡镇政府公共服务能力不足的综合表现 |
| (一)农村公共服务供给总量不足 |
| (二)服务供给内容的结构性失衡 |
| (三)政府公共服务职能认知模糊 |
| (四)脱离农村基层社会实际需要 |
| (五)应对服务需求升级能力不足 |
| 四、乡镇政府公共服务能力不足的归因分析 |
| (一)乡镇政府发展定位不明确 |
| (二)政府的财权和事权不匹配 |
| (三)人才管理制度机制不完善 |
| (四)政府绩效考评机制不合理 |
| (五)公共服务供给方式不科学 |
| 第四章 国内外提升政府公共服务能力的改革实践与经验启示 |
| 一、国内提升乡镇政府公共服务能力的改革实践 |
| (一)“政务中心”:公共服务集约化改革 |
| (二)“以钱养事”:公共服务市场化改革 |
| (三)“民主恳谈”:公共服务民主化改革 |
| (四)“互联网+”:公共服务信息化改革 |
| 二、国外提升基层政府公共服务能力的改革实践 |
| (一)公共服务市场化改革 |
| (二)地方政府分权化改革 |
| (三)公共服务社会化改革 |
| 三、国内外提升乡镇政府公共服务能力的经验启示 |
| (一)优化乡镇政府的组织结构 |
| (二)促进公共服务多元化供给 |
| (三)合理划分政府间权责关系 |
| (四)积极培育服务类社会组织 |
| 第五章 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提升乡镇政府公共服务能力的对策探讨 |
| 一、乡村振兴战略对提升乡镇政府公共服务能力的目标要求 |
| (一)加快推进服务型乡镇政府建设 |
| (二)实现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 |
| (三)满足农民群众多元利益诉求 |
| (四)确保农村贫困人口全面脱贫 |
| 二、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提升乡镇政府公共服务能力应遵循的基本原则 |
| (一)以坚持农民主体地位为核心 |
| (二)以维护社会公平正义为前提 |
| (三)以因地制宜循序渐进为准则 |
| (四)以城乡统筹融合发展为宗旨 |
| 三、基于乡村振兴战略的乡镇政府公共服务能力提升的策略 |
| (一)推进乡镇行政体制改革 |
| (二)完善公共财政管理体制 |
| (三)加强服务人才队伍建设 |
| (四)革新公共服务供给机制 |
| (五)探索多元服务供给模式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致谢 |
| 在校期间公开发表论文及着作情况 |
（8）现代国家建构视野下村民自治制度的发展 ——以吉林省梨树县北老壕村为个案（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导论 |
| 1.1 问题意识与研究缘起 |
| 1.2 研究现状与研究综述 |
| 1.3 研究方法、基本思路与文献基础 |
| 1.3.1 研究方法 |
| 1.3.2 基本思路 |
| 1.3.3 文献基础 |
| 1.4 样本个案:村庄概况 |
| 第二章 化国家为天下:自治的传统与底色 |
| 2.1 化外之区:中华帝国的边缘 |
| 2.1.1 作为朝贡国的汉代“扶余国” |
| 2.1.2 作为羁縻州的唐代“渤海国” |
| 2.1.3 辽金元明清时期地方管理的加强 |
| 2.2 移民之地:多姓村庄的融铸 |
| 2.2.1 第一波移民浪潮:清初的招民放垦 |
| 2.2.2 第二波移民浪潮:乾嘉时期的禁关令与流民的“闯关东” |
| 2.2.3 第三波移民浪潮:清末的弛禁与民国的屯垦 |
| 2.2.4 北老壕多姓村庄的形成 |
| 2.3 关外之乡:熟人社会的形成 |
| 2.3.1 地缘关系与身份认同 |
| 2.3.2 亲属关系与社会网络 |
| 2.3.3 村庄习俗与乡民性格 |
| 第三章 化天下为国家:“民族—国家”视野下自治的试验 |
| 3.1 从清末到民国:近代地方自治的尝试 |
| 3.1.1 清末新政时的城镇乡自治 |
| 3.1.2 民国初期的地方自治 |
| 3.1.3 日据时期的殖民统治 |
| 3.2 社会主义改造:国家对乡村秩序的动员性整合 |
| 3.2.1 土地改革运动 |
| 3.2.2 农业合作化运动 |
| 3.2.3 基层等额选举 |
| 3.3 人民公社体制的成型:国家权力的全面渗透 |
| 3.3.1 “政社合一”的人民公社 |
| 3.3.2 社会主义教育运动 |
| 3.3.3 “民主办社”的实施效果 |
| 第四章 民主的制度要素:“民主—国家”视野下村民自治制度的建立与发展 |
| 4.1 体制的转型:乡村社会的秩序重构 |
| 4.1.1 人民公社体制废除时的社会失序 |
| 4.1.2 自生自发的村民自治 |
| 4.2 压力的转换:“海选第一村”的诞生背景 |
| 4.2.1 整党运动:“海选”的政治背景 |
| 4.2.2 基层矛盾:“海选”的内生动力 |
| 4.2.3 整顿干部:“海选”的直接动因 |
| 4.3 制度的转轨:“海选第一村”的正式诞生 |
| 4.3.1 “三不原则”的提出 |
| 4.3.2 “海选程序”的确定 |
| 4.3.3 从地方到全国:“海选”模式的推广 |
| 第五章 民主的实践机制:“民主—国家”视野下村民自治制度的困境 |
| 5.1 自治与他治:农业税时代“双重压力”下的村民自治 |
| 5.1.1 行政规制自治:村委会有限的公共财务权 |
| 5.1.2 行政预留空隙:村委会充分的矛盾调解权 |
| 5.1.3 行政指导自治:对农业生产的引导和管理 |
| 5.1.4 行政覆盖自治:农村计划生育的强制实施 |
| 5.2 无作为与不合作:后税费时代的村干部和村民 |
| 5.2.1 “村财乡管”和村庄财政空壳 |
| 5.2.2 村委会职能不全和村务管理不善 |
| 5.2.3 自治主体缺位和农户参与冷漠 |
| 5.3 不规范与低效能:当前村民自治制度运作的挑战 |
| 5.3.1 民主选举不规范 |
| 5.3.2 民主决策不充分 |
| 5.3.3 民主管理不理想 |
| 5.3.4 民主监督不到位 |
| 第六章 小结与展望 |
| 6.1 自治的单元:“大传统”还是“小传统” |
| 6.2 自治的载体:传统宗族组织还是现代合作组织 |
| 6.3 自治的主体:村干部还是村民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9）乡村治理中的原生自治与行政建制 ——关于豫中郭西村、郭东村建制变迁的调查与阐释（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导论 |
| 一、研究缘起和问题意识 |
| 二、研究综述 |
| (一) 自治与行政 |
| (二) 国家与社会 |
| 三、核心概念界定 |
| (一) 自治 |
| (二) 行政建制 |
| 四、研究思路与文章结构 |
| 五、研究方法与资料来源 |
| (一) 研究方法 |
| (二) 资料来源 |
| 第二章 同处一地,源起两家 |
| 一、区域概况和历史沿革 |
| (一) 自然地理 |
| (二) 历史沿革 |
| 二、村落的形成与边界 |
| (一) 源于郭姓 |
| (二) 村落边界 |
| 三、姓氏结构与家族关系 |
| (一) 姓氏结构 |
| (二) 家族关系 |
| 第三章 村落底色:以血缘和地缘为基础的村落自治 |
| 一、以家庭为单位的自我管理 |
| (一) 家庭财产管理 |
| (二) 内部分工管理 |
| (三) 生产经营管理 |
| (四) 家庭伦理教化 |
| 二、以血缘关系为基础的家族治理 |
| (一) 秩序的维护:社首的职责 |
| (二) 冲突和竞争:长老的制衡 |
| (三) 互助与帮扶:亲属的依赖 |
| 三、以村落为单位的公共产品供给 |
| (一) 祈雨:无村界的文化活动 |
| (二) 安全防卫:村际合作的力量 |
| (三) 庙会:有认同边界的竞争 |
| 四、小结 |
| 第四章 国家有限介入的保甲建制 |
| 一、打破分离:国家权力下沉 |
| (一) 取代设置区乡二级行政体制 |
| (二) 以自然村为基础编制保甲 |
| (三) 内外作用下的保甲人员 |
| 二、自然村落对国家统治能力的消解 |
| (一) 税役的瞒上护下:传统力量的抵制 |
| (二) 躲避摊派的分家析产:无奈的选择 |
| (三) 征兵中的逃跑:弱者的生存策略 |
| 三、国家权力与村庄惯习:村民的认知 |
| (一) 官事官管,村事村理 |
| (二) “官爷”不抵“老爷” |
| 四、小结 |
| 第五章 国家控制下的人民公社体制 |
| 一、打破村落社会结构的土地改革 |
| (一) 平均地权:村落单位的强化 |
| (二) 重组基层与村庄再造 |
| 二、瓦解家户生产的合作化运动和国家建制 |
| (一) 互助组、初级社与村组建制的虚化 |
| (二) 高级社与“村社合一 |
| (三) 频繁变动的基层建制 |
| 三、超越自然村边界的政社合一体制 |
| (一) “明合暗不合,名合实不合” |
| (二) “一大二公”下的越大越好 |
| 四、行政建制调整与集体析分 |
| (一) 体制下放与社、队规模调整 |
| (二) 集体产权的重新划分 |
| (三) 社队体制下的经营管理 |
| 五、小结 |
| 第六章 国家放权下的“乡政村治”体制 |
| 一、“乡政村治”体制的建立 |
| (一) 行政与自治关系的变化 |
| (二) 乡村治理关系的重塑 |
| (三) 行政权力与自治权威的博弈 |
| 二、村落之间的分化与交往 |
| (一) 自主性增强下的两村分化 |
| (二) 传统底色对村落关联的影响 |
| 三、“合村并组”浪潮中两村的行政规划与自主选择 |
| (一) 并村成社:政府推动下的新型农村社区建设 |
| (二) 自治增长:两村社区建设中的自行探索 |
| 四、“分”与“合”:村庄未来道路的走向 |
| (一) 合而不和:行政推动下合并的现状 |
| (二) 公共精神:现代村庄融合的条件 |
| 五、小结 |
| 第七章 结论与讨论 |
| 一、整而不合:国家建构下原生自治与行政建制 |
| 二、政治领土共同体依赖历史文化共同体:现代国家建构的逻辑机理 |
| 三、自治与行政:对当下基层治理的启示与思考 |
| 四、研究的不足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10）改革开放以来乡村治理的工程逻辑研究 ——基于权力运行的视角（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导论 |
| 一、选题缘起与研究意义 |
| 二、国内外研究现状及分析 |
| 三、分析框架:乡村治理的工程逻辑 |
| 四、研究方法、创新点与难点 |
| 第二章 工程初兴:村民自治与乡村治理体系的变革1978-1990 |
| 第一节 蓝图:乡政村治格局的初步建立 |
| ―、自下而上的生成逻辑：村民自治的发生及其案例 |
| 二、自上而下的推动逻辑：国家的视角与髙层政治精英的推动 |
| 第二节 施工:乡政村治格局与乡村权力结构变迁 |
| 一、乡政村治格局下的治理任务与施工者 |
| 二、乡政村治格局下的乡村治理工程的施工过程 |
| 第三节 问题反馈与修缮 |
| 一、农村经济发展问题 |
| 二、两委矛盾问题 |
| 三、乡村矛盾问题 |
| 四、干群矛盾问题 |
| 五、宗族的复兴 |
| 六、伦理危机初显 |
| 第四节 小结 |
| 第三章 工程困境:“三农”问题与乡村治理的徘徊1990-2002 |
| 第一节 蓝图:莱西会议与以村党组织为核心的村级组织建设目标确立 |
| 一、加强以党组织为核心的村级组织建设 |
| 二、通过树立“先进典型”推动村民自治深化发展 |
| 第二节 施工：乡村权利结构的进一步变迁 |
| 一、治理任务及其施工者 |
| 二、施工过程：乡村权利主体的互动 |
| 第三节 问题反馈与修缮 |
| 一、“农业真危险”:农业经济发展困境 |
| 二、“农民真苦”:税费增长与农民抗争 |
| 三、“农村真穷”:城市化进程、农地征用与乡村利益共同体的形成 |
| 四、乡村治理内卷化 |
| 五、宗族问题的消长 |
| 六、乡村伦理危机加剧 |
| 第四节 小结 |
| 第四章 工程调整:新农村建设与乡村治理的逻辑转换2002-2012 |
| 第一节 蓝图:由税费改革与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 |
| 一、税费改革与农业税的废除 |
| 二、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兴起 |
| 三、后税费时代的乡村治理政策 |
| 第二节 施工:后税费时代的乡村权力结构与乡村治理 |
| 一、后税费时代的乡村治理任务及其施工者 |
| 二、后税费时代乡村治理工程的施工过程 |
| 第三节 问题反馈与修缮 |
| 一、项目制下的治理困境 |
| 二、农业发展若干问题 |
| 三、农村生态环境问题 |
| 四、乡村伦理危机的演进 |
| 第四节 小结 |
| 第五章 工程加速:全面深化农村改革与现代乡村治理体系的构建2012-2018 |
| 第一节 蓝图:由全面深化农村改革到乡村振兴战略 |
| 一、全面深化农村改革,推动城乡发展一体化 |
| 二、乡村振兴战略与现代乡村治理体系的构建 |
| 第二节 施工:新时代的乡村权力结构与乡村治理 |
| 一、新时代的乡村治理任务及其施工者 |
| 二、新时代乡村治理工程的施工过程 |
| 第三节 问题反馈与修缮 |
| 一、精准扶贫下的治理困境 |
| 二、村级组织建设困境 |
| 三、农业发展若干问题 |
| 第四节 小结 |
| 第六章 结论 |
| 一、40年乡村治理取得的成就、经验与存在的不足之处 |
| 二、工程分析框架对于农村研究的必然性与可行性 |
| 三、乡村治理的未来展望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四、农村税费改革对基层政权建设的影响（论文参考文献）
- [1]当代中国农业政策变迁研究 ——基于政策文本的话语分析[D]. 李青. 南京师范大学, 2021
- [2]基层党组织嵌入乡村治理研究[D]. 齐硕. 东华大学, 2021(11)
- [3]农村基层治理中的私人治理困境与公共性再造 ——基于浙江竹村与湖北河村基层治理实践的比较研究[D]. 梁琦. 华中农业大学, 2020(03)
- [4]基层减负背景下乡镇政府的制度激励优化研究[D]. 王振兴.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 2020(07)
- [5]科层化与乡土性：惠农背景下乡村社会的利益博弈与整合 ——基于秦巴山区中镇的实证考察[D]. 刘晓慧. 西华师范大学, 2020(01)
- [6]中国农村村民自治研究[D]. 李元勋. 中共中央党校, 2019(04)
- [7]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乡镇政府公共服务能力研究[D]. 郜清攀. 东北师范大学, 2019(04)
- [8]现代国家建构视野下村民自治制度的发展 ——以吉林省梨树县北老壕村为个案[D]. 王荣. 华中师范大学, 2020(01)
- [9]乡村治理中的原生自治与行政建制 ——关于豫中郭西村、郭东村建制变迁的调查与阐释[D]. 鲁小亚. 华中师范大学, 2020(01)
- [10]改革开放以来乡村治理的工程逻辑研究 ——基于权力运行的视角[D]. 田野. 中共中央党校, 2019(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