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改后农村“两极分化”的思考

一、关于土改后农村“两极分化”问题的思考（论文文献综述）

卢厚杰,陈蓉婧^[1]（2021）在《近现代山西地权分配研究：回顾与前瞻》文中研究说明作为反映中国近现代农村"人与土地"紧密关系的指标,地权分配的集中程度备受中外学术界关注。数十年来,聚焦近现代山西地权分配研究的学术成果不断涌现。值得注意的是,既有研究在部分问题的认识上存在分歧和争议,在基尼系数计算和土地数据处理上尚未形成统一标准。因此,对现有文献进行述评是推动山西地权分配研究不断深化发展的重要工作。文章在纵向回顾近百年来山西地权分配的研究内容、研究成果和研究进程的基础上,着重讨论地权分配基尼系数计算这一技术手段的应用问题,并从研究方法、研究史料等方面对今后的近现代山西地权分配研究进行反思与展望。

贾保营^[2]（2021）在《环境、制度与技术 ——以集体化时代昔阳县的减贫实践为中心》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对于中国乡村而言,贫困是个历史性窠臼。晚清民国以来,为解决乡村的贫困问题,政府与民间力量均提出了自己的主张并进行实践,但均以失败告终。集体化时代虽然没有出现“减贫”这样的表述,但实际上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并为改革开放后乃至当前的减贫工作奠定了重要基础。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扶贫开发工作,把脱贫攻坚摆到治国理政的突出位置。此外,习近平总书记在农村考察时发出“走合作化道路”的号召;并提出“给农业插上科学的翅膀”。考察集体化时期的反贫困实践,可以为当前的减贫工作提供有益借鉴。因此,考察集体化时期的反贫困实践,极具学术意义与现实意义。本文以昔阳县为例,以报纸、地方史志与基层档案为主体资料,并辅以田野口述,尝试揭示环境、技术、制度三者之间复杂的关系,在此基础上,试图较为全面展现集体化时期中共的减贫实践。论文的主要内容分为六章。第一章主要讲述了昔阳的自然生态环境与社会制度以及农民的生活状态。作为分析的起点,了解昔阳原型有助于我们理解制度、环境与贫困之间的关系。第二章主要是通过对集体化时代国家重要文献的梳理,找出国家对贫困的理解以及反贫困措施。第三章到第六章是文章的主体部分,即是国家不同阶段反贫困措施在昔阳县的实践效果。第三章主要讲述了土改如何在昔阳展开以及土改后昔阳农村的状态。通过对土改前后的昔阳县的考察,我们既可以看到土改对于乡村社会的重大意义,又可以理解农业合作化的历史背景与实践逻辑。第四章主要讲述了农业合作化与技术改革是如何相辅相成、互相影响以摆脱贫困的。第五章与第六章分别论述的是农业水利化与农业机械化。第七章以井沟为例,进行了微观史的研究。第八章则是呈现集体化后期昔阳的面貌,总结分析昔阳反贫困实践所取得的成绩与存在的不足。通过考察,发现中国共产党以制度优势为依托,以技术为发展引擎,通过积累偏高、消费偏低的方式带领中国人民跳出了贫困的恶性循环。公社体制虽未彻底调动人们的积极性,但是技术实践改变了人们的观念,这为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后农业产量大幅度提高积蓄了潜能。集体化时代改造传统农业的举措,使农民的能力、观念都发生了改变,培育了人力资本。这看似与舒尔茨的人力资本相似,但其改造传统农业的具体路径则与舒尔茨所提倡的截然不同甚至完全相反。集体化时代的中国,现代农业生产要素极度稀缺,传统的农民却数量众多,市场机制并不能改造传统农业。中国共产党运用国家的力量,将稀缺的现代化生产要素下沉到乡村,并借此改造了传统农业,培育了人力资本,积累了国家资本,摆脱了恶性贫困循环。这对发展中国家摆脱贫困,改造传统农业,极具启发意义。

王莉莉^[3]（2020）在《兴县农业互助合作运动研究（1949-1956）》文中研究指明座落于吕梁山地区的兴县曾在抗日根据地及解放区时期被誉为晋西北的“小延安”,其连续经历了中国共产党在全面抗战时期的减租减息和国共内战时期的土地改革,以及新中国成立初期的土地等生产资料所有制改造,15年的发展历程完整而生动地再现了党在农村的基本改革政策及实践努力。本文在占有大量资料的基础上,详细考察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兴县开展互助合作运动的历史进程,并注重从细节出发再现历史真相,探索生产力与生产关系如何组合才能促进农村经济发展,以期对农业合作化运动中的某些问题进行更深入的剖析。本文共分六部分4章内容,具体分述如次:绪论部分叙述了本文研究缘起,梳理了学界先前相关研究状况,阐明了研究内容与方法,介绍了运用的基本资料情形。第一章和第二章梳理了兴县农业互助合作运动的行途进路,认为新中国初期兴县农业合作化运动的发展是与晋绥边区农业互助合作运动一脉相承的,其间经历了一个“量变”到“质变”的过程,即由社会主义萌芽性质的互助组发展为半社会主义性质的初级农业合作社,最终组织为社会主义性质的高级农业合作社。第三章阐述了兴县农业合作化时期生产责任制的演进过程,认为随着合作组织的组织形式日益复杂化和高级化,其生产方式亦发生了改变,即互助组阶段从临时喊工到统一排工、初级社从临时包工到常年包工、高级社从“三定”包工到劳动定额管理且农田劳动生产随之更有计划性。第四章讨论了兴县农业合作化时期收益分配制度的变革情形,认为收获物分配关切农民一年收入及一家人生活水平,且是农民参与互助合作组织的主要动力之一。因此,在工分制中,一个合理的评工记分方式至关重要,它是公平等价交换的关键。结语部分是全文总括,认为兴县地区农业互助合作运动始终在党或国家的统一安排和部署下推进,但有其自身发展的特色和逻辑。首先,兴县的互助合作运动具有先行性,初级农业合作社作为个体经济迈向集体经济的重要步骤,其典型模式在兴县得到较早的探索与实践。其次,兴县农业互助合作运动具有可实践性,不断完善的制度安排和有效发力的政策执行决定了互助合作运动发展的可持续性。进一步说,兴县农业互助合作运动的初衷在于解决农户生产中的困难,此乃生存需要,而最终实现的个体所有制经济向集体所有制经济过渡则是生活需要,无论农民出于何种动机加入合作组织;农户之间互补不足是双赢,集体利益与个人需求达成统一更是双赢,两者共同建构了兴县农业互助合作中的互利双赢关系。

渠昕燚^[4]（2019）在《毛泽东共同富裕思想研究》文中认为毛泽东共同富裕思想形成于新中国成立后以毛泽东为核心的第一代领导集体带领全国人民进行社会主义艰辛探索和建设的过程中,与毛泽东对国际局势和国家贫弱的内外环境之判断、审视密切相关。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大同”思想,尤其是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有关共同富裕的论述和思想是其重要理论渊源。而毛泽东对公平社会和“强国富民”的追寻,则是毛泽东共同富裕思想形成的强劲动力。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共同富裕思想,经历了酝酿（1949-1952年）、形成（1953-1956年）、曲折发展（1957-1976年）几个发展阶段。毛泽东共同富裕思想有着丰富的内涵,其主要内容包括实现共同富裕就要实现工业化、大力发展生产力、实行农业合作化、既反对平均主义又反对过分悬殊,并需经过长期艰苦奋斗的历程。毛泽东共同富裕思想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成果,它继承马克思、列宁等关于共产主义大同社会的构想,同时结合中国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为建设中国的社会主义描绘了蓝图。毛泽东共同富裕思想是党的重要理论资源,将在新时代继续与时俱进。

胡万庆^[5]（2018）在《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共领导人新民主主义经济形态思想研究》文中研究指明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共领导人的新民主主义经济形态思想是我国国民经济恢复的核心指导理论,在这一理论指导之下,新中国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快速提升,新诞生的人民政权得以巩固,同时,这一思想为社会主义三大改造及由新民主主义社会向社会主义过渡提供了理论铺垫。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共领导人的新民主主义经济形态思想是新民主主义社会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作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要理论成果,它是新中国经济建设的理论起点,更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和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理论源头。全面、深入、系统地研究这一思想对于推动马克思列宁主义过渡时期社会形态理论的发展,丰富和完善毛泽东思想关于新民主主义社会理论研究有重要意义。同时,深入挖掘这一思想对我们正确认识我国现阶段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成分共同发展的经济制度,批判和澄清我国现阶段经济形态问题上的错误观点和模糊认识,展望未来经济形态的发展前景都具有重要的现实指导意义。本文立足于毛泽东在七届二中全会上对新民主主义经济形态五种经济成分的概括,分析了新民主主义经济形态产生的历史前提,总体上阐释了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共领导人对于这五种经济成分在性质和发展方式上的认识,进而系统地揭示了五种经济成分之间的关系以及变化趋势,并根据这五种经济成分的变化规律,揭示了中共领导人关于由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构想,总体上评价了新民主主义经济形态思想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指导意义。本论文主要由六部分组成:第一章,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共领导人新民主主义经济形态思想提出的历史条件和认识前提。本章主要从实践和理论两个维度阐释了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共领导人新民主主义经济形态思想提出的历史条件和认识前提,首先,从实践的维度阐释了新中国成立初期之前新民主主义经济形态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从弱到强的发展过程;其次,在实践的基础上,从理论的维度阐释了新中国成立之前中共领导人新民主主义经济形态思想的建构的过程,即其产生、发展及在全国确立的历史脉络。第二章,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共领导人关于国营经济的思想。本章梳理了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共领导人建立、恢复、发展和巩固国营经济的思想。重点阐释了新中国成立以后,在新民主主义经济形态思想指引下,国营经济如何掌握了大的企业,掌控了社会经济的命脉,进而在国民经济的五种主要经济成分中居于领导地位。分析了中国共产党建立国营经济和新的经济秩序的指导思想。第三章,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共领导人关于个体经济和合作社经济的思想。本章论述了新中国成立以后,中共领导人通过土地改革,把封建经济改造成为个体经济的思想,分析了中共领导人如何发展个体经济的思想,阐述了中共领导人如何适当发展农业生产合作社、手工业生产合作社以及各种形式的供销合作社进而通过合作社经济引领个体经济经过新民主主义走向社会主义道路的思想。第四章,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共领导人关于私人资本主义经济和国家资本主义经济的思想。本章考察了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共领导人利用私人资本主义的思想,分析了中共领导人对私人资本主义经济两面性的深刻认识。重点阐述了中共领导人发展国家资本主义经济思想,揭示了中共领导人对于国家资本主义经济本质的认识,即国家资本主义经济是引领私人资本主义经济过渡到社会主义经济最有效的一种经济组织形式。第五章,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共领导人关于新民主主义经济形态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思想。本章阐述了在国民经济恢复和发展的基础上,为实现大规模的经济建设,中共领导人提出的由新民主主义经济形态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最初构想,分析了中共领导人在如何向社会主义过渡问题上的不同认识,指出中共领导人这些认识的分歧持续的时间并不长,属于合作过程中认识的差异,最终统一在毛泽东思想旗帜之下。第六章,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共领导人新民主主义经济形态思想的历史地位和现实启示。本章重点挖掘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共领导人新民主主义经济形态思想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社会形态理论和毛泽东思想关于新民主主义社会理论的发展,同时,阐述了这一思想对于正确认识我国现阶段的社会主义经济形态,克服对于社会主义经济形态问题上的模糊认识,展望未来经济形态的发展前景的启示作用。

吕开武^[6]（2018）在《毛泽东共同富裕思想研究》文中认为毛泽东共同富裕思想是毛泽东运用马克思主义解决中国革命和建设实际问题过程中形成的理论成果,是毛泽东社会主义建设思想的重要内容。毛泽东在新中国成立初期明确提出“共同富裕”的概念,并不是偶然的,而是从青少年时期就立志“为痛苦的人民服务”的必然结论。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两个百年”奋斗目标新的历史时期,深入研究毛泽东共同富裕思想,对于深化毛泽东思想研究、树立共享发展理念、到本世纪中叶基本实现全体人民的共同富裕,具有十分重要意义。文章运用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观点,全面、深入地研究毛泽东共同富裕的思想和实践,梳理毛泽东共同富裕思想的历史由来、构建毛泽东共同富裕思想的逻辑体系、揭示毛泽东共同富裕思想的理论价值与现实启示。全文共分七大部分,由绪论和正文六章组成。绪论部分主要介绍研究毛泽东共同富裕思想的意义、历史和现状,以及本研究的思路、方法和创新之处,对相关概念进行了界定。第一章主要介绍毛泽东共同富裕思想的历史由来。毛泽东共同富裕思想是毛泽东在中国传统文化、外来社会民主主义思想、苏俄军事共产主义思想和马克思主义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理的影响下逐步形成和发展起来的,相应地经历了从“均贫富”思想、新村理想到革命根据地的军事共产主义及其实践再到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共同富裕思想系统地演进过程。第二章主要阐述毛泽东共同富裕思想的本质内涵。毛泽东共同富裕思想是全体人民的共同富裕,包括物质富裕和精神富裕两个方面,主张在合理差别基础上的普遍富裕,绝不是平均主义和两极分化。第三章主要论述毛泽东实现共同富裕的前提条件。毛泽东共同富裕思想的显着特征之一,就是突出生产关系对于共同富裕的保障作用,将变革旧的生产关系作为实现共同富裕的根本前提。毛泽东通过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消灭私有制和个体经济,建立社会主义公有制;通过兼顾国家、集体和个人利益的分配格局,实行按劳分配的分配制度,主张对“资产阶级法权”进行限制和改造;通过反对领导人员及其子弟亲属的特权,实行“两参一改三结合”,建立人和人之间平等互助的关系。第四章主要论述毛泽东实现共同富裕的根本手段。实现共同富裕根本手段是发展生产力,毛泽东注重通过不断变革和调整生产关系解放和发展生产力,依靠科学技术加速发展社会生产力,通过强有力的思想政治工作促进社会生产力的快速发展。第五章主要分析了毛泽东共同富裕思想的主要特点。毛泽东共同富裕思想具有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相统一、物质性和精神性相结合、普遍性和特殊性相统筹、同步性和差异性相兼顾的特点。第六章主要分析毛泽东共同富裕思想的理论价值和现实启示。毛泽东共同富裕思想是探索适合中国情况的共同富裕道路的初步成果,无论是成功的经验,还是失误的教训,都是我们宝贵的财富,尤其对我们今天实现共享发展具有特别重要的现实启示。

常利兵^[7]（2017）在《问题与主义——山西试办农业生产合作社的历史实践及思想意涵》文中研究表明新中国成立之初,在山西省委与中共中央华北局之间产生了一场关于老区农村向何处去的争论。文章通过对当时农村调查报告和相关政策文件的再解读,并结合历史当事人的观念感觉和实践举措,认为山西省委试图"把老区的互助组织提高一步"的做法凸显了自上而下的政策规制和自下而上的问题解决互为关联的总体性历史实践。中共中央华北局对山西省委做法的批评尽管来自于对中共七届二中全会决议和《共同纲领》政策精神的贯彻和把握,但双方争论的持续发酵和扩大则表明在"问题与主义"的认知和处理上是存在较大差异的。这种差异性不仅为他们在试办合作社问题上的歧见、争论提供了历史场域,而且也折射出了新中国政治经济状况变化的复杂性和多样性对农村发展方向的决定性影响。

张会芳^[8]（2016）在《工商业发达地区土改后的农村经济发展路向——以苏南无锡县为中心的考察》文中提出土改后的农村经济发展状况如何,对于客观评价土改的经济效果以及认识农业合作化运动的起源具有重要意义,一直深受学界关注。既往研究探讨的主题包括:土改后农业生产是否恢复发展;农村中的阶层变化趋势是两极分化还是中农化;土地买卖和租佃、雇佣、借贷等现象的重新出现究竟是自发的资本主义倾向,还是农民经济在正常范围内的自我调节;由土改向农业合作化的过渡是历史发展的必然结果,还是中共在意识形态支配和苏联模式影响下的主观引导与推动等。①围绕以上问题所展开的学术争鸣,

伍玉振^[9]（2014）在《制度、技术与农家经济生活变迁 ——以1949至1957年的济南郊区为个案》文中认为当前中国农村在新农村建设和新型城镇化建设的相继推动下加快了向城市化的转型速度,农村原有的平静、朴实、安逸的自然状态被彻底打破。农村经济、社会的发展在国家整体发展战略中地位越来越重要。相较于今,建国初期的农村也处于急剧的社会变革中。一系列的制度变革与技术革新,在短短的几年时间内陆续在农村落实,对当时农村的社会、经济发展产生了深刻的影响,有些方面至今仍然在影响着农村的发展。济南郊区环绕于旧城区和商埠区周围,地理环境复杂多样,气候属于大陆性季风类型,城乡及周边地区交通发达,市场层级结构相对完整。民国时期,郊区农村人多地少,土地利用方式多样,租佃关系复杂；在城市经济的辐射带动下,农业生产呈现出鲜明的商品化趋势；郊区与市内工商业联系紧密,农民兼业化现象突出,副业生产在郊区经济结构中占有较大比重；此外,由于处于城乡结合部的特殊区位优势,郊区农民的生产生活水平较高,半农半城特征明显。新中国成立后,在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下,国家在农村相继进行了一系列宏观制度层面的调整。这一改造过程实现了农村经济所有制形式,由私有制向公有制的转变,农村经济发展模式由家庭分散经营向集体化经营的转型。这一系列的制度变革,对农村的社会经济面貌、个体农民的生产生活方式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在济南郊区农村,土地改革将农村社会经济资源在不同阶层之间重新配置,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生产要素的合理流动,改善了社会中下层农民的生产生活条件,调动了大多数农民的生产积极性,缩小了郊区农村的贫富差距。但是,以私有制和小农经济为基础的传统农业经营模式,土地、农具、牲畜等生产要素相对贫乏,制约了农村生产力的进一步释放。为此国家又在农村进行生产关系的重大调整,展开了农业合作化运动。农民被组织起来后,郊区政府可以对农村的社会、经济资源进行整合,在劳动力配置、生产要素管理、生产过程的组织、规划等方面,发挥出规模经营的优势,在一定时期内提高了农村的劳动生产率,推动了农作物产量的提高。传统中国是以农立国,田赋和租税是整个国家有效运转的基本物质保障,因此农民往往要遭受沉重的压榨和剥削。新中国成立后,农村旧有的种种不合理的赋税制度逐步废除,建立起税负较低的社会主义农业税制度。这一转变极大减轻了农民的负担,理顺了农村的收入再分配格局,使得农民在新的经济体制下,共享经济发展的成果具备了制度保障。为了配合国家工业化战略的实施,确保从农村或取更多的资源,国家在制度层面加大了工农剪刀差,推行了农产品统购统销政策。而建国前济南郊区商品经济发达,存在着数量众多的私营商贩和个体手工业者。伴随着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的进行,郊区的经济结构、经济发展模式发生了巨大转变。郊区个体私营经济迅速萎缩,国营工商业逐渐占据主导地位；商品交换模式由市场经济向计划经济转型。郊区农民承担的部分商业角色,渐渐被国营合作商店的店员和社员取代。在农业生产技术层面,我国传统农业技术的传承、推广主要是通过承继方式,这就使得技术更新缓慢,因循守旧,技术推广范围狭窄,导致农业生产技术水平的整体落后。新中国成立后,伴随着国家对农村社会控制力的增强,郊区政府不断引进、推广现代农业生产技术,渐渐改变了郊区农业生产技术的落后状态。诸如在农田水利建设方面,修缮旧有的水利设施,新建了大量水利工程。通过开沟引渠、疏通河道、深打水井、改进灌溉技术、添置水利设备等,有效提高了农田灌溉面积和灌溉频率,降低了水旱灾害对郊区农业生产的影响。农业生产器械方面,改造旧式农具,引进了大量新式农具,增加了蔬菜保护栽培设备,添置了拖拉机、抽水机、脱谷机、收割机等动力机械,提高了郊区农业生产的机械化、现代化水平。在田间管理方面,在郊区农村展开了先进耕作技术的普及工作,推广中耕和深耕,提倡细耙、多耙等田间管理技术。作物品种方面,大力推广优良品种的种植,郊区政府组织农民对作物良种进行田间评选,并逐步建立起良种繁育推广机制,有利地促进了郊区农作物品种的更新换代,优化了农产品质量,提高了农业产量。大力推广农作物密植技术,提高了郊区农业生产的精细化、集约化水平,实现了土地自然肥力的最大化利用。在病虫害防治方面,改变了传统的人工捕打模式,逐步推广药剂拌种技术,进行较大规模的喷雾器施打,有效降低了病虫害对农作物产量的影响。同时,郊区还普遍建立各种农业技术推广组织,培训农技人才,进一步推动了农业生产科学化水平的提高。伴随着农业生产技术的革新、改良,农作物产量、农产品质量等方面都有显着提高,推动了郊区农村经济总量的提高。个体农民的生活水平、农家的收入支出结构、收支平衡状况以及农村经济总量的变化等方面,是衡量农村经济发展水平的重要指标。建国初期的济南郊区农村,伴随着宏观层面的政策、制度变革,以及微观层面的技术革新,加之农民生产积极性的提高,农作物的亩产量和总产量都呈现出上升趋势,农户的农业生产收入显着增加。这就为农民生活水平的改善,提供了基本的物质保障。而郊区农民的副业生产在国民经济恢复时期,得益于城乡之间顺畅的经济交流渠道,以及较为宽松的宏观经济环境,也经历了一段繁荣发展时期,优化了郊区农户的收入结构。当社会主义三大改造启动后,市场自由度逐步受限,私营工商业接受改造,国营商业机构普遍在农村设立,造成农民副业生产的种类和规模开始急剧减少。由此导致郊区农家总收入在不断增加的同时,副业生产在收入结构中所占比重却在逐步下降,农户的收入结构趋向单一化。由于郊区农民总收入的增加,农民的生活水平也得到了显着的改善。衣、食、住、行、燃料等方面的消费开支逐年增加,消费方式呈现出城镇化趋势。而且许多富裕农民开始增加精神文化方面的消费支出,购置文化娱乐设施等。但从当时的宏观经济形势来看,国民经济的整体发展水平较低,济南郊区农民的生活水平虽较建国前改善许多,但是恩格尔系数依然很高,农民仍就处于贫困状态。而从与工人生活水平的横向对比来看,这一时期工人生活水平大幅提高,工农之间的收支差距越来越大。建国之后,国家力量开始全面渗入乡村,并深深影响到农民的日常社会经济活动,对原有的社会阶层格局形成了强烈冲击。在土地改革和农业合作化运动的作用下,农村的社会、经济资源开始按照国家的意愿进行配置,同时也影响到农民各阶层间的社会、经济地位的变化。从郊区农民不同阶层间的变化情况来看,土改前后是变化最激烈的时期,但当农业合作化逐步推行后,政府对经济活动的控制力加大,农民间实现阶层变动的可能性越来越低。判断一个国家或地区是否处于健康和良性的发展状态,一个重要的衡量指标就是看各种社会生产要素的流动程度如何,不同阶层成员之间的流动状况。建国初期的济南郊区农村在一系列的制度变革和技术改进活动推动下,实现了各种社会经济生产要素之间的合理流动,为以后的社会经济发展注入了活力,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胡英^[10]（2014）在《土改后至高级社前的乡村地权变化——基于山西省永济县吴村档案的考察》文中指出有关土改以后至高级社前乡村地权变化连贯性的研究还比较少见。对土改后地权变化传统的认识是,土改以后土地自由买卖,出现了新的阶级分化,阶级分化的程度与村庄组织起来的好坏存在对应关系。吴村土改以后,出现了较多的土地买卖,这也可能导致地权集中。但吴村地权分配吉尼系数统计结果显示,村庄的地权分配趋于平均化。究其原因,土改后农村家庭结构及其变动模式均发生变化,农户分家对地权分散产生了重要影响。

二、关于土改后农村“两极分化”问题的思考（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关于土改后农村“两极分化”问题的思考（论文提纲范文）

（1）近现代山西地权分配研究：回顾与前瞻（论文提纲范文）

（2）环境、制度与技术 ——以集体化时代昔阳县的减贫实践为中心（论文提纲范文）

（3）兴县农业互助合作运动研究（1949-1956）（论文提纲范文）

（4）毛泽东共同富裕思想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5）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共领导人新民主主义经济形态思想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6）毛泽东共同富裕思想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9）制度、技术与农家经济生活变迁 ——以1949至1957年的济南郊区为个案（论文提纲范文）

（10）土改后至高级社前的乡村地权变化——基于山西省永济县吴村档案的考察（论文提纲范文）

四、关于土改后农村“两极分化”问题的思考（论文参考文献）

• [1]近现代山西地权分配研究：回顾与前瞻[J]. 卢厚杰,陈蓉婧. 太原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1(05)
• [2]环境、制度与技术 ——以集体化时代昔阳县的减贫实践为中心[D]. 贾保营. 山西大学, 2021(12)
• [3]兴县农业互助合作运动研究（1949-1956）[D]. 王莉莉. 山西大学, 2020(03)
• [4]毛泽东共同富裕思想研究[D]. 渠昕燚. 湘潭大学, 2019(02)
• [5]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共领导人新民主主义经济形态思想研究[D]. 胡万庆. 东北师范大学, 2018(02)
• [6]毛泽东共同富裕思想研究[D]. 吕开武. 湖南科技大学, 2018(06)
• [7]问题与主义——山西试办农业生产合作社的历史实践及思想意涵[J]. 常利兵. 开放时代, 2017(06)
• [8]工商业发达地区土改后的农村经济发展路向——以苏南无锡县为中心的考察[A]. 张会芳.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青年学术论坛（2016年卷）, 2016
• [9]制度、技术与农家经济生活变迁 ——以1949至1957年的济南郊区为个案[D]. 伍玉振. 山东大学, 2014(11)
• [10]土改后至高级社前的乡村地权变化——基于山西省永济县吴村档案的考察[J]. 胡英. 中共党史研究, 2014(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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