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传统行政文化的创新对行政伦理建设的启示（论文文献综述）
李存辉[1]（2021）在《行政伦理视角下基层公务员行为失范研究》文中研究表明
欧叶荣[2]（2020）在《多元文化场域中的行政文化整合机制研究》文中研究指明当前,国内外形势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各种思想观念、社会思潮之间的碰撞愈烈、交锋正酣,多元文化场域的复杂交织态势已经成为我国文化生态的典型特征,正不断威胁和消解着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话语权。较政治文化附着于政治系统的强大稳定性,及党内政治文化以维护政党合法性为宗旨的特征,行政文化在政府与社会的互动中更易发生变动,也更能凸显人的主体性精神和体现人的价值追求,因而具有整合、引领的天然优势。而且,多元文化场域中民主与法治、自由与平等、权力与权利、自我与他者、吃苦与享乐、个体与公共等价值间的张力,也构成了行政文化系统内部的多层次矛盾。这给行政文化整合带来了重大历史挑战,因而行政文化整合机制的构建成为行政文化创新性发展的必然选择,对推动行政文化创新性发展具有战略意义。从理论层面来看,多元文化场域可从时间维度、空间维度、内容维度、价值维度、性质维度、形式维度等多个层面立体展开;行政文化系统也是历史继承性与实践创新性、纵向融合性与横向融合性、精英性与大众性、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精神流传性与物质依附性等多元属性并存的有机统一体;由此可辩证把握多元文化场域与行政文化系统的互构逻辑、以及多元文化场域中行政文化整合的客观依据。从现实层面来看,主流文化、传统文化、西方文化、网络文化、精英文化、大众文化、青年亚文化等各个文化场域给行政文化发展带来了诸多机遇与挑战;究其实质,多元文化场域中行政文化整合主要面临着传承与转换的整合、民族化与国际化的整合、现实与理想的整合、人与机器的整合、人的主体性的整合、精神厚重与表达轻浮的整合等实质困境。多元文化场域中行政文化整合机制的构建具有对行政文化系统自身及行政文化生态系统两个层面的目标导向,需同时把握机制构建的一般原则和文化整合的特殊原则。其具体方案设计为探索期:“思想点”的准备——认知转变机制;碰撞期:“障碍点”的排除——矫治优化机制;磨合期:“中立点”的寻求——沟通对话机制;拓创期:“基因点”的交合——功能协调机制、结构重建机制、价值重塑机制;以及全过程:“风险点”的规避——风险规避机制五个阶段。其中,行政文化系统的结构重建和价值重塑是核心,也是本文主要创新点所在。不同文化场域之间的博弈,促使行政精神文化、行政制度文化、行政行为文化等各层面的要素调整和内涵赋新:精神层面包括培养个体目标与组织目标相统一的行政动机、工作态度与生活态度相统一的行政态度、不忘初心与牢记使命相统一的行政情感等开放兼容的行政心理;塑造工作生活与日常生活相统一的行政实践观、行政主体与公民身份相统一的行政角色观、人民利益与个人利益相统一的行政价值观等先进健康的行政观念;确立中国梦与共产主义相统一的行政理想、马克思主义与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相统一的行政信仰、规范伦理与德性伦理相统一的行政道德等与时俱进的行政思想;及发展系统性和交叉性的学科体系、主体性和原创性的学术体系、大众化和国际化的话语体系等本土化的行政理论。制度层面包括以精英联大众,塑造全员参与的民主体系;以科学融人文,塑造技术规则的责任体系;以西方鉴中国,塑造融礼于法的法治体系;以传统喻现代,塑造自律家训的廉洁体系;以线上促线下,塑造人民满意的服务体系;以国内推国际,塑造和平发展的友好体系。行为层面包括“刮骨疗毒”之克服网络文化浮夸风气,反对形式主义;摒弃传统文化官本位意识,反对官僚主义;割除西方文化功利毒瘤,反对享乐主义;警惕大众文化消费特性,反对奢靡之风和“淬火赋能”之传承红色革命基因,敢于斗争善于斗争;吸收西方竞争特质,锐意进取开拓创新;紧跟大众现实需求,为民服务真抓实干;借助网络技术优势,勇于担当奋发有为。进一步指出,红色文化与传统文化共同体现了人民是共和国的真正缔造者,马克思主义与民族文化共同揭示了人民是共和国的伟大建设者,大众文化与网络文化共同彰显了人民是共和国的最终评判者,所以人民是多元文化场域的根本价值指向,并要求“以人民为中心”的行政价值体系的建构,涵盖以人民为中心的行政价值取向、整体推进人民各项权利平衡发展的行政价值规范、个人人权与集体人权有机统一的行政价值准则、增强人民获得感、安全感、幸福感的行政价值标准、促进人自由全面发展的行政价值追求、及实现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行政价值目标。为促进多元文化场域中行政文化整合机制的具体实现,需遵循紧跟行政体制改革的时代步伐、与党内政治文化建设相协调、密切关注与调适技术伦理的新问题,及以增强文化自信为心理支撑等实践策略;实施强化主流行政文化的导向作用、推动文化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构渐进平衡发展的运行方式、贯彻行政公共理性的根本目标、营造文化传播自律的优质环境等现实路径。
王科[3]（2020）在《基层公务员政治胜任力提升研究》文中研究指明自1993年实行《国家公务员暂行条例》以来,党政机关录用担任主任科员以下非领导职务的公务员,逐步实现凡进必考、择优录用,以保障基层公务员具备应有的工作能力。2006年《公务员法》正式施行后,更是将对各级公务员的教育培训、挂职锻炼制度化。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央重视党的政治建设,各级地方政府也将提升公务员的政治胜任力放到了重要地位,而且取得了明显的成效,各级公务员,尤其是基层公务员的政治素质、政治胜任力得到很大提升。但是近年来,在提升基层公务员政治胜任力方面还存在一些问题,比如基层公务员的政治胜任力还不能完全适应工作要求,还有提升基层公务员的政治胜任力过程中也出现一些形式主义、急功近利等问题。鉴于基层公务员的重要地位,如何优化和改进基层公务员政治胜任力的提升方式的问题,制度性持续提升基层公务员的政治胜任力,就成为一个亟待研究和解决的现实问题了。本文综合运用文献分析、问卷调查、统计分析、历史研究、比较研究等方法,对基层公务员政治胜任力的现状进行了研究。本文通过网络形式在全国东、中、西地区共26个省的基层公务员中,发放并回收528份调查问卷作为样本开展研究:（1）运用李克特五点量表、他人评价的方式测量了基层公务员的政治胜任力水平;（2）运用单因素方差分析方法测量了组织因素和个人因素对政治胜任力的影响作用,（3）运用文献分析法研究政治胜任力及提升的逻辑基础,提升方式作用机制及信度效度;（4）运用卡方拟合优度检验方法分析政治胜任力教育培训方式的问题和改进意见;（5）运用历史分析法研究交流锻炼和行政问责方式的发展逻辑、现实问题及原因;（6）运用比较分析法研究西方发达国家政治胜任力的提升方式来作为参考和借鉴;（7）综合全文提出政治胜任力提升方式的优化进路,为建设一支符合新时代好干部标准,履职尽责,忠诚、干净、担当的基层公务员队伍提供参考。一般来说,基层公务员的政治胜任力就是指其能够忠于国家、忠于宪法法律、忠于职守,从而能够客观、公正、公平履行职责的能力。与西方国家坚持“文官中立”原则不同,在中国,基层公务员的政治胜任力就是指公务员忠于中国共产党、忠于人民、忠于国家、忠于职守,以及能够客观、公正、公平履行职责的能力。基层公务员的政治胜任力的提升,就是指通过各种方式使基层公务员不断强化国家意识、宪法意识、职责意识,从而提升其在复杂环境下客观、公正、公平履行职责的能力。在中国,基层公务员的政治胜任力的提升,则指通过教育、实践等方式,使基层公务员不断增强理想信念、不断增强“两个维护”意识、以人民为中心意识、忠诚干净担当意识,从而提升其在复杂环境下履行职责的能力。本文的研究内容:（1）提出研究问题,并阐释选题的理论与实践意义、梳理研究思路与研究内容、研究方法和技术路线、研究创新;（2）对研究的相关文献进行评述,探索研究空间;通过对基层公务员、政治胜任力、政治胜任力提升等相关概念的涵义进行了界定,明确概念的内涵与外延;根据研究的需要,对胜任力理论、公共产品理论、职位分类理论进行论述,为研究提供理论支撑与指导作用;（3）测量基层公务员政治胜任力现实水平及影响因素,通过他评的方式测量基层公务员当前的政治胜任力状况,并从组织因素和个人因素分析其影响效果,形成结论并为后文奠定基础;（4）基层公务员政治胜任力的教育培训方式的实证研究。通过调查问卷分析政治胜任力教育培训方式的满意度、教育培训的有效性以及未来的改进策略;（5）基层公务员政治胜任力提升的交流锻炼方式和行政问责方式的规范研究,分析两种方式发展的历史逻辑,以及当前提升方式面临的问题,诸如法律建设不足,动力不够、保障欠佳和缺乏绩效评估等,并分析其原因;（6）国外公务员政治胜任力提升的域外经验,分析以美国为代表的市场导向型国家的提升经验、以日本为代表的政府导向型的提升经验,以及两种提升方式对中国基层公务员政治胜任力提升的借鉴;（7）提出基层公务员政治胜任力提升的优化路径。从“教育培训”、“交流锻炼”和“行政问责”三个维度完善提升对策,主要包括加强法治建设、激发提升动力、实施管理创新、健全保障机制、强化监督评估等,以期实现基层公务员政治胜任力得到有效提升的目标;（8）总结主要研究结论,分析主要的不足之处,以及未来研究的展望。本文的创新点如下:第一,本文针对基层公务员这一群体的政治胜任力提升开展研究,在研究对象上有所创新。基层公务员在公务员队伍中人数最多、分布广泛,且直接服务群众,是政府同群众之间的桥梁和纽带,所以政治胜任力应该是基层公务员首位胜任力。比较现有的研究成果将基层公务员能力或胜任力作为一个整体进行研究,本文提出政治胜任力的概念,并指出其在各项胜任力中的核心地位,深入研究基层公务员政治胜任力及其提升的有关问题,这样的研究对象确定是有比较明显的新意的。第二,本文将政治素质的研究由定性研究转入定量研究,在研究方法上有所创新。既往的政治素质研究主要运用的是家庭出身和阶级成分的审查评价法、日常观察和谈话了解的评语鉴定法等定性研究方法,这些方法按照判定标准作出定性的文字描述,研究结论往往过于简单、主观性强、表述笼统,不利于全面客观的把握政治素质及其提升过程。定量研究方法在学术研究中比较容易操作、标准规范、易于比较、匿名性强、主观性少,研究资料也容易获取。通过采用成熟的调查问卷,运用他人评价、自我评价或者两者结合的测量方式,发放问卷并回收后运用统计分析方法处理数据,得出结论。通过量化分析能够更为准确的分析政治胜任力的现状和影响因素、提升方式的现状与问题,并针对性的提供对策建议。第三,本文建立了一个“理论-实践-监督”的“三维框架”以提升基层公务员的政治胜任力,在研究框架上有所创新。在这个“三维框架”中,“理论”是教育培训方式;“实践”是交流锻炼方式;“监督”是“行政问责方式”。根据胜任力的冰山（洋葱）模型,这个“三维框架”能够改变胜任力模型中的五个要素（知识、技能、自我概念、特质、动机）,教育培训能够改变知识、自我概念和动机;交流锻炼能够改变技能、自我概念和特质;行政问责能够改变技能和自我概念。比较已有研究成果往往只关注“三维框架”中的某一个方面,比如教育培训一个维度,本文的观点不仅是全新的,而且对于政治胜任力的提升作用也应该是全面的。
赫明钰[4]（2020）在《当代中国行政伦理制度化反思与建构》文中研究表明社会转型期部分行政人员在公务活动和社会生活中表现出道德弱化、伦理缺失问题,形成了一些负面的影响。为了更加规范行政人员行为,形成正确的价值观,行政伦理制度化就很有必要。可见,要实现行政伦理自律与他律的结合,必须从制度层面入手,构建行政伦理制度化体系,以此来约束和规范行政组织及其人员。本文首先从伦理的概念入手,重点对行政伦理和行政伦理制度化概念进行了界定,辨析了行政伦理制度化和行政制度伦理化之间的关系,又梳理了我国行政伦理制度化的历史进程,明确进行行政伦理制度化建设很有必要。第二章详细展开了我国行政伦理制度化的历史嬗变,从政治、经济以及社会三个层面来论述生成背景,重点梳理了从1978年至今当代中国行政伦理制度化的发展历程,分析了目前取得的成就,以及行政伦理制度化具体表现在行政伦理法律化、政策化和程序化三个方面。第三章主要从中国传统价值观念、伦理思想、实现手段和要达成的善政、廉政目标对当代中国行政伦理制度化进行了反思,得出目前我国对于行政伦理制度化建设方面仍需完善。第四章从理论基础出发,借鉴国外成功经验,比如要进行行政伦理立法、完善管理机构、构建行政伦理监督体系。对我国行政伦理制度化进行界限划分,明确边界,提出了理性建构应遵循服务、公正、法治和诚信原则,以及通过健全制度体系、完善行政伦理监督机制和加强行政人员职业道德培养三方面进行理性建构。
李鹏[5]（2020）在《新时代中国政府信用建设路径研究 ——以政府信用影响因素为分析框架》文中提出政府信用问题蕴涵于政治学与公共管理学经典理论之中,是政治学与公共管理学研究的重要理论问题,也是近年来理论界给予高度关注的现实热点问题。政府信用弱化会带来政府执政合法性降低、政府治理成本提高、社会秩序失调以及民主发展受阻等一系列消极影响。近年来,相关研究表明,政府信用弱化已经成为当前大多数发达国家、发展中国家政府行政中的普遍难题。因此,不断加强政府信用建设,有效增进公众对政府的信任已经成为各国政府的重要任务。新时代背景下,中国政府信用正面临着弱化风险积聚的挑战,政府失信的问题在不同层级、不同领域的政府行政中都一定程度的存在着。因此,加强对新时代中国政府信用建设的研究就具有了重要的理论与现实意义。在现代社会背景下,制度信用是政府信用的基本形态,影响制度信用生成的价值正当性、制度绩效达成与制度有效运行三个因素构成了解读政府信用影响因素的基本框架,根据这一分析框架,在现代社会语境下,政府信用影响因素由价值因素、绩效因素与制度运行因素构成。价值因素主要包括行政价值的公正性、权力行使的公共利益性以及行政程序的民主参与性;绩效因素主要包括政府经济绩效与制度绩效;制度运行因素主要包括政府法治行政、政府责任行政、政府公开行政以及公共政策执行。通过实证研究方法的运用,本文得出,价值因素、绩效因素与制度运行因素对新时代中国政府信用均具有积极影响与较强的解释力,与此同时,实证研究的结论也表明,不同影响因素对政府信用的影响力存在差异。新时代背景下,中国政府信用呈现出总体水平较高且稳定,但存在“央高地低”的结构性问题这一现状,政府失信集中表现在行政价值缺失、政府绩效供给不足以及制度运行有效性不足三个方面。因此,基于对新时代中国政府信用现状与失信问题的梳理与回应,从新时代政府信用建设的制度情境、社会情境、文化情境以及媒介情境出发,本文将中国政府信用建设的基本路径设定在行政价值、政府绩效与制度运行三个维度之中,并力图通过行政价值有效实现、政府绩效有效供给与制度有效运行来构建新时代中国政府信用建设的路径体系。
李钰玮[6]（2020）在《新时代背景下安阳市公务员行政伦理生态的问题及对策研究》文中认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在发展的历史新方位上,我们取得了新成就、矛盾发生新变化。十九大报告中的一系列“新”为我们继续夺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提供了理论纲领和行动指南,也对作为党和国家重要窗口的公务员队伍提供了新的目标指引。公务员队伍是新时代征程上铸造伟大事业的重要力量,其行政伦理状况塑造着政府及其公务员的整体形象,关系着公共行政的质量以及人民群众根本利益的实现。随着公务员职业道德建设的推进,公务员群体的行政伦理风貌有了显着改善,但仍面临着新的挑战、存在诸多不足。针对公务员行政伦理生态中存在的问题,只有深入挖掘其背后的原因,并以整体性视野,结合实际思考、探索改善现状的对策,以钉钉子精神加以实践、落实,才能进一步打造一支在新时代让党和人民放心满意的公务员队伍。本研究力图为我国新时代下公务员行政伦理生态的问题解决、现状优化提供有益思路。本文在梳理学界相关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对核心概念“行政伦理生态”进行界定,以库珀的行政责任伦理理论为理论工具,沿着发现问题、剖析原因、寻求对策的思路展开研究。基于以调查问卷法为主的实证视角对安阳市公务员行政伦理生态进行考察,对其基本现状加以概述;聚焦于安阳市公务员在行政伦理意识、活动与关系三个指标上突出存在的问题:责任精神有待增强、行政伦理困境难以突破、人情伦理羁绊现代化行政伦理关系等。在此基础上,从公务员自身欠缺行政伦理自主性、组织制度缺位、组织文化建设迟滞和社会环境缺乏有力支持四个方面,对安阳市公务员行政伦理生态现存问题进行原因剖析。以内部控制与外部控制有机结合为原则,将个体道德品质、组织制度、组织文化与社会期待四要素纳入安阳市行政伦理生态优化路径的整体性建构中。提出从公务员自身提升行政伦理自主性,从选拔录用、培训教育、监督考评等方面完善组织行政伦理规范管理制度,加强组织行政伦理文化建设,从健全法律体系、树立良好社会风气、发挥社会监督效用三方面优化社会环境。为公务员能够在新时代面临各种考验与挑战,切实将责任落到实处奠定坚实的伦理基石。
段姗姗[7]（2020）在《先秦儒家行政伦理思想研究》文中研究说明行政伦理学作为行政管理中的新兴学科,最早兴起于西方。中国传统社会政治实践中却早已经提出了很多与行政伦理建设有关的政治理论,尤其值得关注的是先秦儒家在治国理政方面的思想。近年来随着行政领域中各种道德问题的突显,对于行政伦理领域理论和实践的探索日益被人们关注。作为中国古代影响最大的学派和封建社会的主流意识形态,无论对于当时,还是整个封建社会,它都发挥过重要的作用,它们不仅孕育和奠定了中国传统行政伦理的核心价值、基本观念和基本思维方式,而且也构成了整个中国传统社会行政文化的原型和底色。行政伦理思想作为儒家学说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自春秋末期孔子提出“为政以德”伊始,儒家行政伦理思想经过了两千多年历史的考验,不断延续和发展,形成了比较丰富的理论体系。但从历史发展进程来看,以孔子、孟子、荀况等为代表的先秦儒哲为儒家行政伦理的基本内容和核心议题的产生提供了基础和养分,充分凸显了“为政以德”、“以民为本”、“忠君爱国”、“选贤与能”和“礼法并用”等思想。尽管先秦儒家构建“行政伦理”在某种程度上具有超越性、空想性,但从其价值关怀和理论旨趣来看,这种思想它实际参与了中国传统政治的进程,是塑造中国传统行政品性和面貌的重要思想力量之一,具有重要的研究价值。在上述理论基础之上,通过对先秦特定时期儒家学派三位主要代表人物孔子、孟子和荀子的思想研究,实现其行政伦理思想在新时代的创造性转化。本文首先介绍了先秦儒家行政伦理思想形成的时代背景与特征,为下一步梳理其主要内容和实现机制做好引导,最终在对其具体内容的深入探究和分析上实现儒家行政伦理思想的现代转换,使其迸发出新的活力。在特定的历史进程中,中西方在社会治理过程中会遇到大致相同的发展路径和行政问题,但是各个国家具有独特的历史文化和传统。我国在新时代条件下,重新研究和分析儒家行政伦理思想,理性客观对待其思想,取其精粹所在,对我国目前的行政伦理建设有着不可忽视的影响,对于现代社会政治文明建设仍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杜瑞祥[8]（2020）在《智慧政务背景下公务员行政责任伦理研究》文中研究表明行政责任伦理对公务员履职尽责有重要指导作用,加强公务员行政责任伦理建设对国家治理和社会发展有重要意义。随着技术的进步和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5G、区块链等高新科技在政务服务领域的广泛运用,传统政务模式提档升级为智慧政务模式,这一背景下,政府部门和公务人员的传统政务实践产生了深刻改变,对行政责任伦理也产生了较大影响。本文通过大量参考有关研究文献,阐述了公务员行政责任伦理和智慧政务的概念特点,探讨了国内外研究现状,从责任伦理意识、责任伦理行为和责任伦理监督三个维度,剖析了智慧政务对公务员行政责任伦理的影响。在行政责任意识层面,智慧政务转变了公务员行政责任伦理观念、推动了公务员行政责任伦理的法治建设、提高了公务员行政责任伦理的专业要求,但也导致公务员行政责任出现角色冲突、界限不够清晰、主体不够明确等问题。在行政责任行为层面,智慧政务提高了公务员行政责任行为的效率、增强了公务员行政责任行为的合理性、降低了公务员行政责任行为的风险性,但是也导致了公务员行政责任行为公平与效率的冲突、公务员主体地位异化等问题。在行政责任监督层面,智慧政务有利于公务员行政责任监督的信息公开和社会参与,减少了滋生腐败的土壤,纪检部门办案手段越来越强,但智慧政务也带来了公务员行政责任监督盲区,可能引发监督风险。针对智慧政务对公务员行政责任伦理产生的消极影响,本文从技术层面、主体层面和社会层面,分析了多方面原因,最后提出了智慧政务背景下行政责任伦理建设的意见。本文认为,智慧政务对公务员行政责任伦理的负面影响值得关注,产生负面影响的原因主要有:在技术层面,智慧政务价值的二重性、智慧政务各类平台建设不完善、不均衡;在主体层面,公务员自身的主体性存在问题、部分公务员使用智慧政务的意识不强、能力薄弱;在社会层面,法律法规不健全、制度机制不完善、部分公众参与不高等。加强智慧政务背景下公务员行政责任伦理建设,首先要坚持党的领导,坚持人民政府的“人民”属性,不能脱离群众;其次在技术层面,要加强智慧政务建设的顶层设计、大力推广智慧政务平台,在主体层面,要增强公务员主动运用智慧政务的意识、优化公务员价值观政绩观、强化公务员履职尽责能力,在社会层面,要健全法律法规体系、完善行政责任制度,引导鼓励公众参与。
陈曦[9]（2020）在《孟子政治伦理思想及其现代行政伦理建设借鉴研究》文中认为中国政治文化源远流长,在先秦时代就已经形成了以儒道墨等不同学派为代表的政治思想观念。孟子作为先秦儒家的重要代表人物,充分继承和发扬了孔子的政治思想,形成了具有孟子个人特色的政治思想观念,并发展了孔子的政治伦理思想。孟子通过重新梳理政治伦理关系,将社会伦理与政治发展相结合,提出了独特的政治伦理思想。孟子政治伦理思想是其个人主观性和历史客观性相结合的产物,孟子学习受业、游说诸侯国的个人经历,加之战国时代持续不断的诸侯战争、变革快速的社会制度、百家争鸣的社会历史背景,形成了其以“仁义”为内核的政治伦理思想。孟子政治伦理思想是以“仁内义外”为脉络一以贯之的。“仁”是内在的道德规范,“义”是外在的制度和行为规范,二者相互依存。以“仁义”为内核,君臣民一体的政治伦理角色结构体系规范着君臣之义、君民之义和臣民之义,家国同构的政治伦理角色建构申述了个人与国家之义。孟子政治伦理的仁政纲领包含民本观和王道观,民本是仁爱精神的体现,王道是道义准则的要求。以民本和王道为纲领,需要保证人民物质生活的经济保障、推行民众道德教化的教育保障、主张选贤使能的人才保障和提升统治者道德品质的主体保障来贯彻落实其仁政纲领。通过分析孟子政治伦理思想体系,其在道德规范方面能够为现代行政伦理建设提供借鉴意义。孟子政治伦理思想的合理因素在“仁”方面,集中体现为贵民爱人和仁者仁心,在“义”方面,集中体现为选用贤能和各正其位。因此,从其合理因素出发,孟子政治伦理的现代行政伦理建设借鉴就在于吸收“贵民爱人”的行政理念、培育“仁民爱物”的行政道德、构建“选贤任能”的选才标准和协调“合乎礼义”的行政关系。
孙鑫[10]（2019）在《特里·L·库珀行政责任伦理思想研究》文中研究说明当前的中国社会面临着急剧的变化与转型,社会格局的调整幅度不断加大,利益主体多元化、社会价值多元化等问题屡屡出现,人们的思维方式开始逐渐趋向于多元化的方向转变,这些改变都是对我国的责任行政发展的巨大挑战。特里·L·库珀针对西方社会的行政责任问题进行研究,得出行政伦理困境的实质主要是责任和义务的不断冲突与对抗,通过对行政责任伦理问题的实证分析,他找到了一条通向行政责任的途径,通过对库珀行政责任伦理思想的深入研读,库珀行政责任伦理中凸显了个人伦理的自主性,也论述了公共组织在行政伦理中的重要作用。论文使用了比较研究法、因果分析法和系统分析法,主要研究了四方面内容。第一部分研究库珀行政责任伦理思想的提出背景和思想渊源;第二部分阐述库珀行政责任伦理思想的主要内容;第三部分分析了库珀行政责任伦理思想的实际影响;第四部分提出对库珀行政责任伦理思想的评价并进行自我思考。通过研究得出了如下结论:库珀的行政责任伦理思想具有合理性和一定的局限性,例如对行政伦理困境产生的实质把握的比较片面、带有浓厚的资本主义意识形态色彩等。我们不能将库珀行政责任伦理思想全盘接受和运用,要吸收其思想对我国的行政体制改革具有深刻启发意义的部分。库珀的行政伦理思想为我国行政伦理的研究和发展提供了理论与实践上的指导,但是库珀缺乏对行政伦理困境产生的实质原因的把握,对行政伦理原则也缺乏全面的分析。例如库珀思想能够加快完善我国的行政责任立法体系、建立行政责任伦理规范、不断完善我国的行政责任监督机制、在国内建立行政责任评估与奖惩机制等。行政过程中难免出现行政责任伦理冲突,想要解决这些困境,不仅要在法律法规方面进行规定,还需要行政人员具有伦理自主性,行政人员要学会区分不负责任行为并坚决抵制,以规范自己的行为。除此之外,行政组织要提前准备好行政责任问题的应对方案,不断寻找解决行政责任问题的方法。
二、传统行政文化的创新对行政伦理建设的启示（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传统行政文化的创新对行政伦理建设的启示（论文提纲范文）
（2）多元文化场域中的行政文化整合机制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及意义 |
| 1.1.1 问题缘起 |
| 1.1.2 行政文化整合机制构建是行政文化创新性发展的必然选择 |
| 1.1.3 行政文化整合机制构建对行政文化创新性发展的战略意义 |
| 1.2 核心概念界定 |
| 1.2.1 多元文化场域 |
| 1.2.2 行政文化 |
| 1.2.3 行政文化整合机制 |
| 1.3 文献综述 |
| 1.3.1 整合相关研究 |
| 1.3.2 文化整合相关研究 |
| 1.3.3 多元文化整合相关研究 |
| 1.3.4 行政文化整合相关研究 |
| 1.3.5 总体评价 |
| 1.4 研究思路与方法 |
| 1.4.1 研究思路 |
| 1.4.2 研究方法 |
| 1.5 创新之处 |
| 第2章 多元文化场域中行政文化整合的理论逻辑 |
| 2.1 多元文化场域的多维立体呈现 |
| 2.1.1 时间维度: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后现代文化交汇 |
| 2.1.2 空间维度:民族文化与外来文化交融 |
| 2.1.3 内容维度:主流文化与精英文化、大众文化交织 |
| 2.1.4 价值维度:科学文化与人文文化冲突 |
| 2.1.5 性质维度:先进文化与落后文化并存 |
| 2.1.6 形式维度:线上文化与线下文化碰撞 |
| 2.2 行政文化系统的多元属性并存 |
| 2.2.1 历史继承性与实践创新性相统一 |
| 2.2.2 纵向融合性与横向融合性相统一 |
| 2.2.3 精英性与大众性相统一 |
| 2.2.4 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相统一 |
| 2.2.5 物质依附性与精神流传性相统一 |
| 2.3 多元文化场域与行政文化系统的互构逻辑 |
| 2.3.1 多元文化场域是行政文化多元属性生成的客观环境 |
| 2.3.2 行政文化系统是多元文化特质要素的融合样态 |
| 2.3.3 行政文化各成分的交锋是多元文化场域竞争的具体反映 |
| 2.3.4 多元文化场域变换与行政文化发展是同一过程 |
| 2.4 多元文化场域中行政文化整合的客观依据 |
| 2.4.1 舆论形势:多元社会思潮泛滥挑战和威胁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话语权 |
| 2.4.2 政治导向:多元文化场域的政治化趋势是行政文化整合的催化剂 |
| 2.4.3 历史渊源:行政文化整合是应对多元文化冲突的主动选择 |
| 2.4.4 理论支撑:行政文化自身具有对他文化的渗透、融合、同化功能 |
| 2.4.5 现实要求:多元文化场域的激烈交锋构成了行政文化系统的多层次矛盾 |
| 第3章 多元文化场域中行政文化整合的现实逻辑 |
| 3.1 多元文化场域中行政文化发展面临的机遇 |
| 3.1.1 主流文化确保行政文化前进方向 |
| 3.1.2 优秀传统文化筑牢行政文化思想根基 |
| 3.1.3 西方文化拓宽行政文化国际视野 |
| 3.1.4 网络文化丰富行政文化表达方式 |
| 3.1.5 精英文化提升行政文化发展层次 |
| 3.1.6 大众文化增添行政文化现实意蕴 |
| 3.2 多元文化场域中行政文化发展面临的挑战 |
| 3.2.1 西方文化霸权企图消解主流行政文化的主导地位 |
| 3.2.2 落后传统文化根深蒂固阻碍行政文化转型与升级 |
| 3.2.3 网络文化低俗致瘾削弱行政文化传播力与被认同 |
| 3.2.4 精英文化品质下滑降低行政文化的思想深度 |
| 3.2.5 大众文化混乱异化加深行政文化的世俗观念 |
| 3.2.6 青年亚文化流行狂欢侵蚀行政文化的人格素养 |
| 3.3 多元文化场域中行政文化整合的实质困境 |
| 3.3.1 传承与转换的整合困境 |
| 3.3.2 民族化与国际化的整合困境 |
| 3.3.3 现实与理想的整合困境 |
| 3.3.4 人与机器的整合困境 |
| 3.3.5 人的主体性的整合困境 |
| 3.3.6 精神厚重与表达轻浮的整合困境 |
| 第4章 多元文化场域中行政文化整合机制构建的目标模式、指导原则与方案设计 |
| 4.1 多元文化场域中行政文化整合机制构建的目标模式 |
| 4.1.1 行政文化整合机制构建对行政文化系统自身的目标预期 |
| 4.1.2 行政文化整合机制构建对行政文化生态系统的目标预期 |
| 4.2 多元文化场域中行政文化整合机制构建的指导原则 |
| 4.2.1 多元文化场域中行政文化整合机制构建的一般原则 |
| 4.2.2 多元文化场域中行政文化整合机制构建的特殊原则 |
| 4.3 多元文化场域中行政文化整合机制构建的方案设计 |
| 4.3.1 探索期:“思想点”的准备 |
| 4.3.2 碰撞期:“障碍点”的排除 |
| 4.3.3 磨合期:“中立点”的寻求 |
| 4.3.4 拓创期:“基因点”的交合 |
| 4.3.5 全过程:“风险点”的规避 |
| 第5章 多元文化场域中行政文化整合机制构建的基本框架 |
| 5.1 多元文化场域中行政文化整合的认知转变机制 |
| 5.1.1 各美其美:文化认同 |
| 5.1.2 美人之美:文化尊重 |
| 5.1.3 美美与共:文化宽容 |
| 5.1.4 天下大同:文明进步 |
| 5.2 多元文化场域中行政文化整合的矫治优化机制 |
| 5.2.1 传统文化的深度挖掘与合理转换 |
| 5.2.2 西方文化的积极引进与智慧识别 |
| 5.2.3 精英文化的凤凰涅磐与自我新生 |
| 5.2.4 大众文化的价值引领与返璞归真 |
| 5.2.5 网络文化的引导匡正与健康回归 |
| 5.2.6 青年亚文化的有效疏导与科学治理 |
| 5.3 多元文化场域中行政文化整合的沟通对话机制 |
| 5.3.1 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的有序对接 |
| 5.3.2 民族文化与西方文化的正义交流 |
| 5.3.3 精英文化与大众文化的雅俗共进 |
| 5.3.4 主流文化与网络文化的互融互鉴 |
| 5.3.5 科学文化与人文文化的价值融合 |
| 5.3.6 主流文化与大众文化的良性互动 |
| 5.4 多元文化场域中行政文化整合的功能协调机制 |
| 5.4.1 马克思主义根本指引与传统文化固本培元相结合 |
| 5.4.2 中国文化自信自强与西方文化开放创新相结合 |
| 5.4.3 精英文化批判教化与大众文化活跃写实相结合 |
| 5.4.4 主流文化凝聚引导与网络文化认同补阙相结合 |
| 5.4.5 科学文化技术理性与人文文化人本关怀相结合 |
| 5.4.6 红色文化革命精神与青年亚文化批判个性相结合 |
| 5.5 多元文化场域中行政文化整合的结构重建机制 |
| 5.5.1 多元文化场域中行政精神文化的整合 |
| 5.5.2 多元文化场域中行政制度文化的整合 |
| 5.5.3 多元文化场域中行政行为文化的整合 |
| 5.6 多元文化场域中行政文化整合的价值重塑机制 |
| 5.6.1 人是多元文化场域的核心和主体要素 |
| 5.6.2 人民是多元文化场域的根本价值指向 |
| 5.6.3 多元文化场域中以人民为中心的行政价值体系构建 |
| 5.7 多元文化场域中行政文化整合的风险规避机制 |
| 5.7.1 多元文化场域中行政文化整合的潜在风险 |
| 5.7.2 多元文化场域中行政文化整合的风险规避 |
| 第6章 多元文化场域中行政文化整合机制的实践路径 |
| 6.1 多元文化场域中行政文化整合机制的实践策略 |
| 6.1.1 紧跟行政体制改革的时代步伐 |
| 6.1.2 与党内政治文化建设相协调 |
| 6.1.3 密切关注与调适技术伦理的新问题 |
| 6.1.4 以增强文化自信为心理支撑 |
| 6.2 多元文化场域中行政文化整合机制的实践措施 |
| 6.2.1 强化主流行政文化的导向作用 |
| 6.2.2 推动文化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
| 6.2.3 建构渐进平衡发展的运行方式 |
| 6.2.4 贯彻行政公共理性的根本目标 |
| 6.2.5 营造文化传播自律的优质环境 |
| 第7章 研究结论和展望 |
| 7.1 研究结论 |
| 7.2 研究展望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硕博连读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与研究成果 |
（3）基层公务员政治胜任力提升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导论 |
| 一、研究背景 |
| 二、研究意义 |
| 三、研究思路和研究内容 |
| 四、研究方法和技术路线 |
| 五、研究创新 |
| 第一章 文献综述、概念界定与理论基础 |
| 第一节 研究相关的文献综述 |
| 一、国外研究现状 |
| 二、国内研究现状 |
| 三、国内外研究述评 |
| 第二节 研究相关的概念界定 |
| 一、公务员与基层公务员 |
| 二、胜任力与政治胜任力 |
| 三、政治胜任力提升一般方式 |
| 第三节 研究相关的理论基础 |
| 一、胜任力理论 |
| 二、职位分类理论 |
| 三、公共产品理论 |
| 第二章 基层公务员政治胜任力及其提升研究的逻辑框架 |
| 第一节 政治胜任力研究的法律逻辑与政策逻辑 |
| 一、党和国家领导人关于政治胜任力的论述 |
| 二、法律法规关于政治胜任力的规定 |
| 三、政策文件关于政治胜任力的要求 |
| 第二节 政治胜任力提升方式的作用机制 |
| 一、教育培训的作用机制 |
| 二、交流锻炼的作用机制 |
| 三、行政问责的作用机制 |
| 第三节 政治胜任力提升的效度与限度 |
| 一、基层公务员政治胜任力提升的效度 |
| 二、基层公务员政治胜任力提升的限度 |
| 第三章 基层公务员政治胜任力的现实状态与影响因素 |
| 第一节 政治胜任力现实状态的数据描述与样本特征 |
| 一、本章的数据来源 |
| 二、政治胜任力的测量 |
| 三、组织与个人因素的测量 |
| 第二节 组织因素对政治胜任力的影响 |
| 一、组织之间的政治胜任力差异 |
| 二、职级之间的政治胜任力差异 |
| 三、职务之间的政治胜任力差异 |
| 四、专业之间的政治胜任力差异 |
| 五、区域之间的政治胜任力差异 |
| 第三节 个人因素对政治胜任力的影响 |
| 一、个体性征的政治胜任力差异 |
| 二、年龄区间的政治胜任力差异 |
| 三、教育程度的政治胜任力差异 |
| 第四节 本章的结论与启示 |
| 一、政治胜任力现实状况的分析与启示 |
| 二、组织和个人因素的影响效用的分析与启示 |
| 第四章 教育培训方式提升政治胜任力的现状研究 |
| 第一节 政治胜任力教育培训方式的数据描述与样本特征 |
| 一、本章的数据来源与样本特征 |
| 二、教育培训方式的满意度调查 |
| 第二节 政治胜任力教育培训方式的有效性调查 |
| 一、培训内容方面的问题分析 |
| 二、培训方式方法的问题分析 |
| 三、培训监督管理的问题分析 |
| 第三节 政治胜任力教育培训方式的改进意见调查 |
| 一、培训分类方式的改进调查 |
| 二、培训管理机制的改进调查 |
| 三、培训教学师资的改进调查 |
| 第四节 本章的结论与启示 |
| 一、教育培训满意度分析的结论与启示 |
| 二、教育培训有效性调查的结论与启示 |
| 三、教育培训的改进意见的结论与启示 |
| 第五章 交流、问责方式提升政治胜任力的现状研究 |
| 第一节 交流锻炼与行政问责的历史逻辑与现状分析 |
| 一、交流锻炼的历史逻辑与现状分析 |
| 二、行政问责的历史逻辑与现状分析 |
| 第二节 交流锻炼方式现存问题与原因分析 |
| 一、交流锻炼方式现存问题的分析 |
| 二、交流锻炼方式现存问题的原因分析 |
| 第三节 行政问责方式现存问题与原因分析 |
| 一、行政问责方式现存问题的分析 |
| 二、行政问责方式现存问题的原因分析 |
| 第六章 基层公务员政治胜任力提升的域外经验 |
| 第一节 美国为代表的市场导向型国家提升方式 |
| 一、教育培训的经验启示 |
| 二、交流锻炼的经验启示 |
| 三、行政问责的经验启示 |
| 第二节 日本为代表的政府导向型国家提升方式 |
| 一、教育培训的经验启示 |
| 二、交流锻炼的经验启示 |
| 三、行政问责的经验启示 |
| 第三节 域外公务员政治胜任力提升方式的启示 |
| 一、教育培训的经验借鉴 |
| 二、交流锻炼的经验借鉴 |
| 三、行政问责的经验借鉴 |
| 第七章 基层公务员政治胜任力提升的优化进路 |
| 第一节 教育培训方式的优化进路 |
| 一、更新基层政府的培训理念 |
| 二、合理安排培训时间及方式 |
| 三、优化与调整培训组织机构 |
| 四、建立健全监督保障的机制 |
| 第二节 交流锻炼方式的优化进路 |
| 一、健全法规体系与统筹规划 |
| 二、积极深化认识与转换观念 |
| 三、完善工作流程与工作机制 |
| 四、构建考核评价与奖惩机制 |
| 第三节 行政问责方式的优化进路 |
| 一、加强法治建设与事权划分 |
| 二、理顺行政问责的工作机制 |
| 三、构建多元的问责评估体系 |
| 四、理顺党政问责之间的关系 |
| 研究结论及展望 |
| 一、本文的研究结论 |
| 二、本文研究的局限 |
| 三、本文研究的展望 |
| 参考文献 |
| 在学期间发表的研究成果 |
| 附录一 基层公务员政治胜任力调查问卷 |
| 附录二 基层公务员教育培训的调查问卷 |
| 附录三 多选题项的卡方显着性检验列表 |
| 致谢 |
（4）当代中国行政伦理制度化反思与建构（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研究目的和意义 |
| 二、国内外研究现状 |
| 三、研究方法和创新及不足 |
| 第一章 行政伦理制度化的内涵与外延阐释 |
| 第一节 行政伦理基本概念界定 |
| 一、行政伦理的概念 |
| 二、行政伦理的特点 |
| 第二节 行政伦理制度化基本概念界定 |
| 一、行政伦理制度化的概念 |
| 二、行政伦理制度化的特征 |
| 三、行政伦理制度化的功能 |
| 四、行政伦理制度化的目的 |
| 五、行政伦理制度化与行政制度伦理化之间的关系 |
| 第三节 我国行政伦理制度化的历史贡献 |
| 一、行政伦理立法脚步加快 |
| 二、以信息公开制度规约行政伦理失范 |
| 三、行政伦理监督机制不断健全 |
| 本章小结 |
| 第二章 当代中国行政伦理制度化的历史嬗变 |
| 第一节 当代中国行政伦理制度化的生成背景 |
| 一、行政伦理制度化的政治背景—行政体制改革 |
| 二、行政伦理制度化的经济背景—市场经济发展 |
| 三、行政伦理制度化的社会背景—价值多元化 |
| 第二节 当代中国行政伦理制度化的发展历程 |
| 一、筹备阶段(1978年之前) |
| 二、起步阶段(1978-1989) |
| 三、深入阶段(1990-2000) |
| 四、全面发展阶段(2001-至今) |
| 第三节 当代中国行政伦理制度化的具体表现 |
| 一、行政伦理法律化 |
| 二、行政伦理政策化 |
| 三、行政伦理程序化 |
|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当代中国行政伦理制度化的问题反思 |
| 第一节 当代中国行政伦理制度化理论基础反思 |
| 一、中国传统部分伦理思想权力至上局限 |
| 二、当代中国行政伦理思想体系有待完善 |
| 第二节 当代中国行政伦理制度化达成目标反思 |
| 一、善政建设不全面 |
| 二、廉政建设不彻底 |
| 第三节 当代中国行政伦理制度化实现手段反思 |
| 一、行政伦理制度建设法律体系不完善 |
| 二、行政伦理监督机制效能不足 |
| 三、行政伦理制度落实不到位 |
|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当代中国行政伦理制度化的理性建构 |
| 第一节 行政伦理制度化理性建构的思想基础 |
| 一、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礼制思想 |
| 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中的制度伦理内蕴 |
| 第二节 行政伦理制度化理性建构的原则 |
| 一、服务原则 |
| 二、公正原则 |
| 三、法治原则 |
| 四、诚信原则 |
| 第三节 行政伦理制度化理性建构的具体内容 |
| 一、健全行政伦理制度体系 |
| 二、完善行政伦理监督机制 |
| 三、加强行政人员职业道德培养 |
| 第四节 行政伦理制度化理性建构的方法 |
| 一、当代中国行政伦理制度化界限划分 |
| 二、国外行政伦理制度化实践经验借鉴 |
| 本章小结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学位期间发表论文 |
（5）新时代中国政府信用建设路径研究 ——以政府信用影响因素为分析框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英文摘要 |
| 引言 |
| 一、研究背景 |
| 二、研究意义 |
| (一)理论意义 |
| (二)现实意义 |
| 三、国内外相关研究综述 |
| (一)国外研究综述 |
| (二)国内研究综述 |
| 四、研究方法与论文框架 |
| (一)研究方法 |
| (二)论文框架 |
| 五、主要创新与存在的不足 |
| (一)研究的创新之处 |
| (二)研究的不足之处 |
| 第一章 核心概念与理论基础阐释 |
| 一、核心概念阐释 |
| (一)信用的内涵界定 |
| (二)政府信用的内涵界定 |
| (三)政府信用的特征 |
| (四)政府信用的变迁 |
| (五)政府失信的原因与影响 |
| (六)新时代的科学内涵 |
| 二、理论基础阐释 |
| (一)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 |
| (二)公共行政理论 |
| (三)委托代理理论 |
| (四)新制度主义理论 |
| 三、论文分析框架 |
| (一)现代社会政府信用的基本形态:制度信用 |
| (二)制度信用的影响因素:价值正当性、制度绩效达成与制度有效运行 |
| 第二章 政府信用的影响因素 |
| 一、价值因素 |
| (一)政府信用生成的价值诉求 |
| (二)从传统公共行政到新公共服务:政府信用生成价值诉求的公共性转向 |
| (三)价值因素的构成 |
| 二、绩效因素 |
| (一)政府信用生成的绩效基础 |
| (二)绩效因素的构成 |
| (三)绩效因素结构变化的历时态考查 |
| 三、制度运行因素 |
| (一)政府信用生成的制度运行保障 |
| (二)制度运行因素的构成 |
| 第三章 政府信用影响因素对新时代中国政府信用影响的实证检验 |
| 一、价值因素各构成要素对新时代中国政府信用影响的实证检验 |
| (一)研究假设 |
| (二)变量选取与操作化 |
| (三)价值因素各构成要素与政府信用的多元线性回归分析 |
| 二、绩效因素各构成要素对新时代中国政府信用影响的实证检验 |
| (一)研究假设 |
| (二)变量选取与操作化 |
| (三)绩效因素各构成要素与政府信用的多元线性回归分析 |
| 三、制度运行因素各构成要素对新时代中国政府信用影响的实证检验 |
| (一)研究假设 |
| (二)变量选取与操作化 |
| (三)制度运行因素各构成要素与政府信用的多元线性回归分析 |
| 四、价值、绩效与制度运行因素对新时代中国政府信用影响的比较分析 |
| (一)研究假设 |
| (二)变量选取与操作化 |
| (三)价值、绩效与制度运行因素与政府信用的多元线性回归分析 |
| 五、实证分析的结论与启示 |
| 第四章 新时代中国政府信用的现状审视 |
| 一、新时代中国政府信用水平的总体状况 |
| (一)新时代中国政府信用总体水平:较高且稳定 |
| (二)新时代中国政府信用水平的结构性特征:“央高地低” |
| 二、新时代中国政府信用缺失的表现 |
| (一)行政价值缺失的表现 |
| (二)政府绩效供给不足的表现 |
| (三)制度运行有效性不足的表现 |
| 三、新时代中国政府信用建设的情境考察 |
| (一)制度情境 |
| (二)社会情境 |
| (三)文化情境 |
| (四)媒介情境 |
| 第五章 新时代中国政府信用建设的路径选择 |
| 一、以行政价值实现推动政府信用建设 |
| (一)行政价值实现要增强行政的公平正义性 |
| (二)行政价值实现要增强行政的公共利益性 |
| (三)行政价值实现要增强行政的民主参与性 |
| (四)行政价值实现要提高行政伦理水平 |
| 二、以政府绩效有效供给推动政府信用建设 |
| (一)实现政府绩效有效供给需要加快效能政府建设 |
| (二)实现政府绩效有效供给需要强化社会绩效供给 |
| (三)实现政府绩效有效供给需要科学的政绩观与绩效评估体系 |
| 三、以制度有效运行推动政府信用建设 |
| (一)以法治行政实现制度的有效运行 |
| (二)以责任行政实现制度的有效运行 |
| (三)以公开行政实现制度的有效运行 |
| (四)以政策高效执行实现制度的有效运行 |
| (五)以治理现代化实现制度的有效运行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后记 |
（6）新时代背景下安阳市公务员行政伦理生态的问题及对策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一、绪论 |
| (一)研究背景及研究意义 |
| 1、研究背景 |
| 2、研究意义 |
| (二)研究综述 |
| 1、国外研究综述 |
| 2、国内研究综述 |
| 3、简要述评 |
| (三)理论工具与研究方法 |
| 1、理论工具 |
| 2、研究方法 |
| (四)研究思路与研究框架 |
| 1、研究思路 |
| 2、研究框架 |
| (五)研究的创新点与局限性 |
| 1、研究的创新点 |
| 2、研究的局限性 |
| 二、核心概念与相关理论 |
| (一)核心概念 |
| 1、伦理与道德 |
| 2、行政伦理 |
| 3、行政伦理生态 |
| (二)行政责任伦理理论 |
| 1、行政责任是行政伦理的实质所在 |
| 2、负责任公共行政的四要素 |
| 3、负责任的行政模式整合内部控制与外部控制 |
| 三、安阳市公务员行政伦理生态的现状 |
| (一)调查研究基本情况描述 |
| 1、问卷设计及问卷回收情况 |
| 2、样本基本情况描述性分析 |
| (二)安阳市公务员行政伦理生态的基本状况 |
| 1、公务员道德风貌发生了积极转变 |
| 2、当前公务员伦理生态仍有很大的进步空间 |
| 四、安阳市公务员行政伦理生态中的主要问题 |
| (一)行政伦理意识层面存在的问题 |
| 1、责任精神有待增强 |
| 2、公正廉洁原则不够坚定 |
| 3、行政伦理规范意识相对薄弱 |
| (二)行政伦理活动层面存在的问题 |
| 1、行政伦理价值选择与评价存在偏差 |
| 2、行政伦理困境难以突破 |
| 3、行政伦理教育状况不容乐观 |
| (三)行政伦理关系层面存在的问题 |
| 1、等级身份依附阻碍平等关系发展 |
| 2、人情伦理羁绊行政伦理关系的现代化 |
| 五、安阳市公务员行政伦理生态现存问题的原因分析 |
| (一)公务员行政伦理自主性不足 |
| 1、公务员内在行政伦理价值体系不健全 |
| 2、公务员行政良心约束力有待提升 |
| 3、行政伦理决策技能水平不高 |
| (二)行政组织制度伦理缺位 |
| 1、公务员选拔录用过程中伦理关照不足 |
| 2、公务员行政伦理教育培训机制存在漏洞 |
| 3、行政伦理监督评价机制不完善 |
| (三)组织中行政伦理文化建设滞后 |
| 1、传统消极伦理文化的制约 |
| 2、组织内部行政伦理文化氛围不浓 |
| (四)社会环境缺乏有力支持 |
| 1、行政伦理法制化进程迟滞 |
| 2、社会不良风气的消极影响 |
| 3、公众对公务员行政伦理监督的参与度不高 |
| 六、安阳市公务员行政伦理生态的优化路径 |
| (一)从公务员自身提升行政伦理自主性 |
| 1、提升公务员对角色期待的认知水平 |
| 2、加强对公务员的价值引导 |
| 3、发挥自身自律修己作用 |
| (二)完善组织行政伦理规范管理制度 |
| 1、加强公务员选拔录用中的行政伦理要求 |
| 2、提升公务员行政伦理教育培训实效性 |
| 3、健全公务员行政伦理监督考评机制 |
| (三)加强组织内行政伦理文化建设 |
| 1、重置传统行政伦理文化 |
| 2、注重培养组织内行政伦理文化氛围 |
| (四)优化公务员行政伦理生态的社会环境 |
| 1、健全行政伦理法律体系 |
| 2、树立良好社会风气 |
| 3、形成有力的行政伦理社会监督治理体系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公务员行政伦理生态调查问卷 |
| 个人简历及在学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与研究成果 |
| 致谢 |
（7）先秦儒家行政伦理思想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及意义 |
| 1.1.1 研究背景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研究现状 |
| 1.2.1 国内研究现状 |
| 1.2.2 国外研究现状 |
| 1.3 研究思路和方法 |
| 1.3.1 研究思路 |
| 1.3.2 研究方法 |
| 1.4 创新点 |
| 第二章 先秦儒家行政伦理思想形成的背景与特征 |
| 2.1 先秦儒家行政伦理思想形成的时代背景 |
| 2.1.1 宗法制度与分封制度的确立 |
| 2.1.2 “礼崩乐坏”与秩序重建 |
| 2.1.3 早期儒家的出现 |
| 2.2 先秦儒家行政伦理思想形成的思想渊源 |
| 2.2.1 “敬天保民”的施政理念 |
| 2.2.2 “明德慎罚”的施政理念 |
| 2.2.3 “贵贵亲亲”的施政理念 |
| 2.3 先秦儒家行政伦理思想的基本特征 |
| 2.3.1 伦理行政化与行政伦理化 |
| 2.3.2 “泛道德化”的行政观念 |
| 2.3.3 “以民为本”的价值取向 |
| 第三章 先秦儒家行政伦理思想的主要内容与实现机制 |
| 3.1 先秦儒家行政伦理思想的主要内容 |
| 3.1.1 行政为民——先秦儒家行政伦理的价值目标 |
| 3.1.2 行政忠诚——先秦儒家行政伦理的核心原则 |
| 3.1.3 公正廉洁——先秦儒家行政伦理的现实品格 |
| 3.2 先秦儒家行政伦理思想的实现机制 |
| 3.2.1 修身正己——以德行政的基本前提 |
| 3.2.2 选贤与能——以德行政的用人机制 |
| 3.2.3 礼法并用——以德行政的制度保障 |
| 第四章 先秦儒家行政伦理思想的历史功能与创造性转化 |
| 4.1 先秦儒家行政伦理思想的历史功能 |
| 4.1.1 传统社会行政施政观的确立 |
| 4.1.2 传统社会行政德性的培养 |
| 4.1.3 对传统社会行政制度与机制的探索 |
| 4.2 先秦儒家行政伦理思想的现代创造性转化 |
| 4.2.1 个人德性与制度德性相结合 |
| 4.2.2 先秦儒家行政为民的现代转换 |
| 4.2.3 依法行政与以德行政相结合 |
| 4.2.4 儒家行政忠诚的现代转换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学位期间取得的研究成果 |
（8）智慧政务背景下公务员行政责任伦理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研究缘起 |
| 1.1.1 选题背景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研究现状综述 |
| 1.2.1 国外研究状况 |
| 1.2.2 国内研究状况 |
| 1.3 研究设计与创新之处 |
| 1.3.1 研究思路 |
| 1.3.2 研究方法 |
| 1.3.3 创新之处 |
| 第2章 智慧政务及责任伦理概述 |
| 2.1 智慧政务概述 |
| 2.1.1 智慧政务的概念 |
| 2.1.2 智慧政务的特点 |
| 2.1.3 我国智慧政务发展现状 |
| 2.2 公务员行政责任伦理概述 |
| 2.2.1 公务员行政责任伦理的概念 |
| 2.2.2 公务员行政责任伦理的内容 |
| 2.2.3 公务员行政责任伦理的特点 |
| 2.3 智慧政务与公务员行政责任伦理的关系 |
| 2.3.1 智慧政务中技术伦理的二重性 |
| 2.3.2 智慧政务推动了行政责任伦理建设 |
| 2.3.3 智慧政务制约了行政责任伦理建设 |
| 第3章 智慧政务对公务员行政责任伦理的影响 |
| 3.1 智慧政务对公务员行政责任伦理的积极影响 |
| 3.1.1 智慧政务对公务员行政责任意识的积极影响 |
| 3.1.2 智慧政务对公务员行政责任行为的积极影响 |
| 3.1.3 智慧政务对公务员行政责任监督的积极影响 |
| 3.2 智慧政务对公务员行政责任伦理的消极影响 |
| 3.2.1 智慧政务对公务员行政责任意识的消极影响 |
| 3.2.2 智慧政务对公务员行政责任行为的消极影响 |
| 3.2.3 智慧政务对公务员行政责任监督的消极影响 |
| 第4章 智慧政务对公务员行政责任伦理产生消极影响的原因分析 |
| 4.1 智慧政务对公务员行政责任伦理产生消极影响的技术性原因 |
| 4.1.1 智慧政务具有价值二重性属性 |
| 4.1.2 智慧政务发展不完善 |
| 4.1.3 智慧政务发展不均衡 |
| 4.2 智慧政务对公务员行政责任伦理产生消极影响的主体性原因 |
| 4.2.1 公务员的主体性问题 |
| 4.2.2 部分公务员使用智慧政务的意识不强 |
| 4.2.3 部分公务员使用智慧政务的能力薄弱 |
| 4.3 智慧政务对公务员行政责任伦理产生消极影响的社会性原因 |
| 4.3.1 法律法规不健全 |
| 4.3.2 制度机制不完善 |
| 4.3.3 部分公众参与意识不高 |
| 第5章 智慧政务背景下公务员行政责任伦理建设路径探析 |
| 5.1 智慧政务背景下公务员责任伦理建设的指导思想 |
| 5.2 技术层面的路径探析 |
| 5.2.1 强化智慧政务建设的顶层设计 |
| 5.2.2 促进智慧政务平台的推广使用 |
| 5.3 主体层面的路径探析 |
| 5.3.1 深化公务员主动运用智慧政务意识 |
| 5.3.2 优化公务员价值观政绩观 |
| 5.3.3 强化公务员履职尽责能力 |
| 5.4 社会层面的路径探析 |
| 5.4.1 健全法律法规体系 |
| 5.4.2 完善行政责任制度 |
| 5.4.3 引导鼓励公众参与 |
| 结论 |
| 致谢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学位期间取得学术成果 |
（9）孟子政治伦理思想及其现代行政伦理建设借鉴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与意义 |
| 1.1.1 研究背景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国内外研究现状和发展趋势 |
| 1.2.1 国内研究现状 |
| 1.2.2 国外研究现状 |
| 1.3 相关概念界定 |
| 1.3.1 政治伦理 |
| 1.3.2 行政伦理 |
| 1.3.3 统治行政 |
| 第2章 孟子政治伦理思想产生的社会背景和哲学基础 |
| 2.1 孟子的生平经历 |
| 2.2 孟子所处的社会历史背景 |
| 2.2.1 持续不断的诸侯争战 |
| 2.2.2 变革快速的社会制度 |
| 2.2.3 百家争鸣的诸子思想 |
| 2.3 孟子政治伦理思想的哲学基础 |
| 2.3.1 天命观 |
| 2.3.2 性善论 |
| 2.3.3 仁本体 |
| 2.3.4 伦理本位 |
| 2.4 本章小结 |
| 第3章 孟子政治伦理思想的核心内容 |
| 3.1 孟子政治伦理的政治角色结构体系 |
| 3.1.1 君臣民一体的政治伦理角色结构体系 |
| 3.1.2 家国同构的政治伦理角色建构 |
| 3.2 孟子政治伦理的仁政纲领 |
| 3.2.1 民本观 |
| 3.2.2 王道观 |
| 3.3 孟子政治伦理的保障措施 |
| 3.3.1 保证人民物质生活基础的经济保障 |
| 3.3.2 推行民众道德教化的教育保障 |
| 3.3.3 主张选贤使能的人才保障 |
| 3.3.4 提升统治者道德品质的主体保障 |
| 3.4 本章小结 |
| 第4章 孟子政治伦理思想的合理因素及其现代借鉴 |
| 4.1 现代行政伦理建设中孟子政治伦理思想的可借鉴因素 |
| 4.1.1 现代行政伦理建设的主要内容 |
| 4.1.2 孟子政治伦理思想与现代行政伦理建设的关系 |
| 4.1.3 孟子政治伦理思想的可借鉴因素 |
| 4.2 孟子政治伦理思想的现代行政伦理建设借鉴 |
| 4.2.1 吸收“贵民爱人”的行政理念 |
| 4.2.2 培育“仁民爱物”的行政道德 |
| 4.2.3 构建“选贤任能”的选才标准 |
| 4.2.4 协调“合乎礼义”的行政关系 |
| 4.3 孟子政治伦理思想的局限性 |
| 4.4 本章小结 |
| 第5章 结论与展望 |
| 参考文献 |
| 攻读硕士学位期间发表的论文及其它成果 |
| 致谢 |
（10）特里·L·库珀行政责任伦理思想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研究目的和意义 |
| 1.1.1 研究目的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国内外研究现状 |
| 1.2.1 国外研究现状 |
| 1.2.2 国内研究现状 |
| 1.3 研究内容和方法 |
| 1.3.1 研究内容 |
| 1.3.2 研究方法 |
| 第2章 库珀行政责任伦理思想的提出 |
| 2.1 责任伦理的相关概念 |
| 2.1.1 责任的内涵 |
| 2.1.2 责任伦理 |
| 2.2 库珀行政责任伦理思想的提出背景 |
| 2.2.1 美国进步主义运动的反思 |
| 2.2.2 技术理性主义的兴起 |
| 2.2.3 传统行政伦理根基的弱化 |
| 2.3 库珀行政责任伦理的思想渊源 |
| 2.3.1 清教徒神学政治过程思想 |
| 2.3.2 反联邦主义思想 |
| 2.3.3 杰斐逊主义思想 |
| 2.4 本章小结 |
| 第3章 库珀行政责任伦理思想的主要内容 |
| 3.1 行政责任伦理冲突的三种表现形式 |
| 3.1.1 权力冲突 |
| 3.1.2 角色冲突 |
| 3.1.3 利益冲突 |
| 3.2 负责任行政行为的制约要素 |
| 3.2.1 个人道德 |
| 3.2.2 组织文化 |
| 3.2.3 组织制度 |
| 3.2.4 社会期待 |
| 3.3 负责任的行政决策的决定性因素 |
| 3.3.1 主观责任与客观责任 |
| 3.3.2 内部控制与外部控制 |
| 3.3.3 组织控制与个人伦理自主性 |
| 3.4 本章小结 |
| 第4章 库珀行政责任伦理思想的广泛影响 |
| 4.1 库珀行政责任伦理思想的理论价值 |
| 4.1.1 明确行政伦理规范的二重性 |
| 4.1.2 深化行政责任伦理的主体性 |
| 4.1.3 确立行政责任伦理的强制性 |
| 4.2 库珀行政责任伦理思想的实践影响 |
| 4.2.1 推进行政责任伦理的民主进程 |
| 4.2.2 建立行政责任伦理的评价体系 |
| 4.2.3 强化行政责任伦理的社会监督 |
| 4.3 库珀思想对美国实际影响的考察 |
| 4.3.1 带动美国行政责任伦理的理论研究 |
| 4.3.2 推动美国出台各类行政规范与准则 |
| 4.3.3 加快美国行政责任伦理法制化进程 |
| 4.4 本章小结 |
| 第5章 库珀行政责任伦理思想的评析与启迪 |
| 5.1 库珀行政责任伦理思想的合理性 |
| 5.1.1 明确行政主体的职能和责任 |
| 5.1.2 为化解行政责任冲突提供解决方案 |
| 5.1.3 为行政伦理问题提供多层次分析 |
| 5.2 库珀行政责任伦理思想的局限性 |
| 5.2.1 片面把握行政责任伦理困境产生的实质 |
| 5.2.2 对行政责任伦理原则问题阐释不足 |
| 5.2.3 带有浓厚的资本主义意识形态色彩 |
| 5.3 库珀行政责任伦理思想对中国的启迪 |
| 5.3.1 加快完善行政责任立法体系 |
| 5.3.2 着重建立行政责任伦理规范 |
| 5.3.3 不断完善行政责任监督机制 |
| 5.3.4 注重建立行政责任评估奖惩机制 |
| 5.4 本章小结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攻读硕士学位期间承担的科研任务与主要成果 |
| 致谢 |
四、传统行政文化的创新对行政伦理建设的启示（论文参考文献）
- [1]行政伦理视角下基层公务员行为失范研究[D]. 李存辉. 东北农业大学, 2021
- [2]多元文化场域中的行政文化整合机制研究[D]. 欧叶荣. 湘潭大学, 2020(12)
- [3]基层公务员政治胜任力提升研究[D]. 王科.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 2020(08)
- [4]当代中国行政伦理制度化反思与建构[D]. 赫明钰. 黑龙江大学, 2020(05)
- [5]新时代中国政府信用建设路径研究 ——以政府信用影响因素为分析框架[D]. 李鹏. 东北师范大学, 2020(02)
- [6]新时代背景下安阳市公务员行政伦理生态的问题及对策研究[D]. 李钰玮. 郑州大学, 2020(02)
- [7]先秦儒家行政伦理思想研究[D]. 段姗姗. 河北大学, 2020(08)
- [8]智慧政务背景下公务员行政责任伦理研究[D]. 杜瑞祥. 成都理工大学, 2020(05)
- [9]孟子政治伦理思想及其现代行政伦理建设借鉴研究[D]. 陈曦. 华北电力大学(北京), 2020(06)
- [10]特里·L·库珀行政责任伦理思想研究[D]. 孙鑫. 燕山大学, 2019(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