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中国应对全球经济金融新挑战的思考（论文文献综述）
庞坤缺[1]（2021）在《习近平关于对外开放重要论述研究》文中提出开放带来进步,封闭导致落后。随着世界历史的不断发展,开放成为推动人类历史发展进步的必然要素,体现了一个国家致力于自身发展和不断走向世界的发展诉求。改革开放40多年来,我国经济社会面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逐步成为世界经济增长的主引擎和稳定器,其中一条极为重要的经验,就是坚定不移扩大开放,历史雄辩地证明,对外开放是实现国家繁荣发展的必由之路。尤其是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对外开放工作,在深刻把握时代发展趋势和中国对外开放实践的基础上,紧密围绕“实现什么样的开放”“怎样扩大开放”“如何提高对外开放水平”等理论与实践问题,提出了一系列新时代对外开放的新理念、新倡议,构成了习近平关于对外开放重要论述。习近平关于对外开放重要论述是对中国对外开放理论精髓和实践经验的集中概括,也是新时代中国实施全面对外开放战略的重要遵循,同时,为探寻适合自身发展道路的其他发展中国家提供了中国方案,为维护世界和平发展贡献了中国智慧。本文围绕习近平关于对外开放重要论述这个主题,先对相关概念进行界定,再探讨其理论特征、扩大对外开放与深化对内改革的辩证逻辑关系,接着深入梳理习近平关于对外开放重要论述的形成条件,包括时代背景、理论渊源、现实依据等,再对其主要内容以及主要内容间的逻辑关系进行论述,接着从思想维度和实践维度,探析习近平关于对外开放重要论述的方法论,最后从理论创新、实践意义、世界影响三个方面,系统总结习近平关于对外开放重要论述的重大意义。基于上述研究思路,本论文共分六个章节展开具体论述。第一章是绪论部分,本章主要把习近平关于对外开放重要论述的选题缘由和研究意义、研究现状和述评、研究思路和方法、创新之处和不足之处等问题,梳理介绍清楚,为整个研究奠定坚实基础。第二章是习近平关于对外开放重要论述的基本理论概述,本章首先对开放、对外开放、习近平关于对外开放重要论述等概念内涵进行界定分析,再具体分析习近平关于对外开放重要论述的理论特征,最后在改革开放的框架内分析了扩大对外开放与深化对内改革的辩证关系。本章是论文研究的逻辑起点,理清了一些基本概念,解决了“是什么”的问题,在此基础上,将本课题的研究不断推向深入。第三章重点论述了习近平关于对外开放重要论述的形成条件,主要从其形成的时代背景、思想渊源、现实依据等三个方面进行系统梳理、全面阐释。概而观之,习近平关于对外开放重要论述的形成有着深刻必然的依据。国际、国内环境的新变化、新特点构成了习近平关于对外开放重要论述的时代背景;它以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于开放的理论、中国共产党人的对外开放思想为理论基础,而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中蕴涵的对外交往理念、对外开放理论,成为其形成的宝贵思想资源;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取得显着成就、我国步入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新发展时期、全球治理体系发生根本性变革、构建新发展格局的现实需要等,构成了习近平关于对外开放重要论述的现实根基。第四章论述了习近平关于对外开放重要论述的主要内容,本章从坚持开放发展新理念、完善对外开放布局、推动“一带一路”建设、推进全球治理体系变革、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推动构建新型国际关系等几个方面,系统阐述了习近平关于对外开放重要论述的主要内容,并从根本理念、战略布局、重要支撑、价值目标、重要保障等方面,剖析了习近平关于对外开放重要论述的主要内容之间所具有的严密内在逻辑关系。这一章是本文研究的逻辑中心,为后两章的研究做好铺垫、打下基础。第五章针对习近平关于对外开放重要论述的方法论展开剖析,本章从思想维度和实践维度两个方面,系统地论述了习近平关于对外开放重要论述的方法论,这也是对马克思主义哲学方法论的继承和发展。具体来看,坚持解放思想和实事求是相统一、坚持加强党的领导和尊重人民首创精神相统一、坚持民族情怀和全球视野相统一是其在思想维度的方法论;坚持问题导向和目标导向相统一、坚持摸着石头过河和加强顶层设计相统一、坚持胆子要大和步子要稳相结合、坚持试点先行和全面推进相促进是其在实践维度的方法论。在新时代境遇下,科学把握、系统剖析其方法论,对于进一步深化对习近平关于对外开放重要论述的理论内涵的理解和实践方略的践行,指导新时代对外开放不断向高水平迈进,具有重要的方法论意义。第六章归纳总结了习近平关于对外开放重要论述的重大意义,本章是论文研究的逻辑终点,在前几章分析论述的基础上,本章从理论创新、实践意义和世界影响三个方面,集中揭示了习近平关于对外开放重要论述的重大意义。具体来看,从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开放理论、丰富和发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对外开放思想、构成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等方面总结了其理论贡献;从助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实现、全面提升中国开放型经济水平、助力中国话语体系传播等方面剖析了其实践意义;从为世界经济发展增添新动能、探索国际合作新机制、维护世界和平等方面探讨了其世界影响。
王家曦[2]（2021）在《战后美日经济外交比较研究》文中认为本文是对战后美国和日本的经济外交所做之比较研究。本文认为,“经济外交”即某一国基于政治考量,透过权力相对关系,将经济工具作为媒介,针对特定的外交战略目标,由施动主体（国家、国家联合、国际组织等）对受动主体（同样为国家、国家联合、国际组织等）策动与控制,以引导或迫使受动主体服从施动主体的政策目标及利益诉求的行为。经济外交有两种形式,即“一国政府或代表其政府的机构或官员以本国经济利益为目的而进行的对外交往活动”;其二,“一国政府或代表其政府的机构或官员以本国经济力量为手段或依托,为实现和维护本国国家战略目标而进行的对外交往活动”。美日两国的经济外交是战后国际关系史中最为典型的两种经济外交,其涉及对象的广泛性、战略目标的多元性、战略手段的丰富性和战略效果的显着性,都为探讨经济外交的性质、作用和意义指明了方向。经济外交实践又作为国际社会体系和权力结构中的能动因素,形成了一个交叉嵌套、互相作用、互相影响的战略交汇与互动,这就为在层次分析的理论基础上对美日两国的经济外交进行比较研究创造了可能性。战后的美日经济外交处在相同或相近的时空背景下,面临共同但有所区别的机遇与挑战。本文所关注的即是在这样的前提下,美日两国的经济外交对机遇和挑战的认知与因应,并尝试通过比较研究的方式加以探讨。从历史的角度看,在战后不同阶段中,美日两国进行了哪些经济外交实践?其发展和演变呈现出哪些特点?从理论视角看,美日两国的经济外交存在哪些联系和区别?形成这些联系和区别的主要动因为何?这些动因又将如何影响美日两国经济外交的决策和实施?对这些问题的探究和回答,是本文展开研究的主要脉络。通过梳理美日两国经济外交形成与发展的历史过程,本文根据战略核心指向的转换与战略的调整和演进,梳理出以下几点研究发现:其一,战后初期是国际经贸新秩序的形成阶段,美日两国由于在国际体系中的位置、权力资源的不同,选择了完全不同的经济外交路径。美国通过经济外交塑造了有利于自身的国际经贸新秩序,并形成了更加专注于获得并维持经济权力的经济外交路径。而日本则通过积极在东南亚开展经济外交摆脱了战争带来的萧条与停滞,重建了自身的国际形象,并形成了更加专注于获得并扩大经济权利和利益的经济外交路径。其二,进入冷战后,随着生产力的全面发展和全球经贸联系的日益紧密,经济外交在外交战略中的地位和权重都在持续上升。安全关切也成为经济外交中不可忽视的重大问题,能源、贸易、高科技产品等涉及国际经贸的议题成为外交战略中安全关切聚焦的重点。在经贸和科技领域拥有压倒性的体量和优势的美日两国,其经济外交中的安全化构建也随之展开。贸易壁垒、贸易保护和经济制裁成为经济外交的新工具,也被赋予了更多的安全内涵。这一趋势的形成和发展不仅改变了国际经贸发展的形式和方向,也对此后两极格局的瓦解和新的全球经贸秩序形成埋下了伏笔。其三,冷战结束后,两极格局的瓦解释放了压在国际经济贸易头上的安全重负。从20世纪末至今,全球化的飞速发展是人类历史上空前的国际经贸大繁荣、大发展的催化剂。在进入新的跨越式发展时代后,面对变化了的国际经济贸易格局,美日两国的经济外交需要对全球化和区域化这两大趋势做出战略回应。对于美国来说,“其他国家从自由贸易协定中获益过多”被界定为对美国经济安全的威胁。“域外国家”和“亚太地区主要参与者”双重角色之下的美国为了应对此种威胁,确保其在全球经济中的领导地位,便通过经济外交对全球化与区域化并行这一战略挑战做出了回应。而面对亚太区域的整合和域内国家共同体意识的觉醒,日本有以下几个战略主张:第一,以经济为手段建立美国、日本与欧洲三极国际新秩序;第二,加强美日安保及突显自己为西方国家一员,除了运用美日同盟关系与亚太国家建立良好关系外,日本也以亚太先进民主化国家自居,主导亚太民主化;认为身为亚太民主国家,必要努力使亚太稳定与和平共存。回顾美日经济外交从形成到发展的整个变迁过程不难发现,经济事务在外交中的地位和权重是持续增加的。作为传统外交和非传统外交相交叉的特殊领域,经济外交是国际关系领域中长期关注和研究的对象。在对经济外交的既有研究中,经济外交的性质、手段、地位和作用受到较多关注。纵观二战以来的外交史,经济外交的作用不断强化,影响不断外溢,特别是在全球化将全人类空前紧密的联系在一起之后,经济外交的更加不可替代。但同时我们也应当看到,经济外交倡导的“合作、互惠、共赢”理念并非总能在外交政策中占据主导,甚至在特定的历史语境下,经济外交本身就会成为冲突和对抗的诱因。站在21世纪第二个十年的入口,如何通过经济外交框架下的合作共赢和包容性增长重建国际社会的领导力和进步主义,经济外交如何在防范和化解冲突风险、拓展人类共同福祉、促进国际经济制度治理等方面发挥积极作用,将是时代留给所有国际事务参与者们共同求索的一道考题。
孙颖[3]（2021）在《西方马克思主义资本主义现代性批判理路研究》文中研究表明现代性作为一个辩证的总体,从历史阶段上经历现代性的潜意识、现代性意识觉醒、现代性批判自觉三个主要时期,从文明模式上并存有西方资本主义文明、以中国为代表的社会主义文明两种基本模态。但由于现代性的后两个历史阶段公认的源发于西方资本主义工业文明,使现代性在批判意识中与资本主义文明同义,而其他文明类型处于从属地位。因此,要想冲破资本主义现代性文明类型,便需在批判反思中参证出超越的文明道路。西方马克思主义百年批判史可谓当代资本主义现代性批判史,其聚焦于资本主义现代性批判的核心主题,有机融嵌马克思主义与西方哲学的主张、方法,形成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工业文明批判的第三条道路。在多元话语批判中,西方马克思主义资本主义现代性批判理论凝汇有三条主要路径:一是生产-消费路径。商品形式普遍化的逻辑结构构成西方马克思主义对马克思主义拜物教思想的人本主义承递,其关于经济领域的资本主义现代性批判,重心从生产环节转向交换、分配、消费环节,基本遵循“某物化→物化物商品化→交换价值主体化、使用价值虚化→主体异化→异化主体复归”的批判逻辑与解放方案。其中,“某”可以指代实物、数字、情感、交往、语言等实在或虚在的社会存在或社会关系。西方马克思主义对资本主义生产力、生产关系、生产方式的批判大体未出离于上述逻辑路径,使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对资本主义现代性的实证批判在异化批判的语境与观念中愈发式微,造成西方马克思主义在深化资本主义现代性批判过程中,从政治经济学批判转向文化意识批判的轴心错轨。二是个体-共同体路径。资本主义现代性批判的一个指向在于寻找个体与共同体的和解之法。西方马克思主义从宏观对共同体意义上的制度虚假性批判转向当代对个体意义更为关注的生命政治批判,分析路径大体存在一条主线,即“社会元素权力化→权力集中化→权力集中化的理性合理化→共同体合法化、个体虚假化→共同体与个体和解”的批判思路与解放途径。在批判资本主义社会虚假共同体极权主义危机之隐匿性特征的同时,却逐渐消解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阶级对立、无产阶级社会历史主体地位的马克思主义基本立场原则。虽然其在一定程度上揭批了西方资本主义社会的新变化与新问题,但就与马克思主义的关系而言,西方马克思主义偏离了马克思共产主义思想中的政治实践原则立场,使其资本主义现代性批判的政治哲学思考不是陷于乌托邦的遐思,就是倒退回资本主义社会内部的调节与妥协。三是启蒙-再启蒙路径。启蒙理性是资本主义现代性的精神内核与精神气质,因此也成为资本主义现代性批判的焦点。现代性危机的表征之一在于,启蒙理性的观念机制塑就与巩固了资本与权力对主体的合理化控制。对于启蒙理性的这一自反性危机,西方马克思主义持辩证态度,认为对启蒙理性进行再启蒙是正确认知启蒙理性这一现代性之核,是打开资本主义现代性悖谬之钥。在西方马克思主义百年资本主义现代性批判史中,形成回归总体性、否定辨证法、重建历史唯物主义三大阶段,为理性自反性危机带来从复归到破维到融建的路径。西方马克思主义始终秉持形而上精神在不断试错中为理性的退化寻找再启蒙的道路,尤其是当代提出对历史唯物主义进行地理学、空间化融建的思想,其内涵着从时空观的基点上新解当代历史唯物主义的形而上意义。这一延续“后现代思潮”的新思路为当代世界马克思主义群像创造新的多元话语空间,但同时带来共识危机与隐忧。如果以“中西马”圆融为构建未来文明型社会的哲学文化语境及意识,西方马克思主义可谓沟通西方现代性模式与中国现代性模式的桥梁。从整体上与之展开理论对话,既有继承发展马克思主义的共同理论资源,又有资本主义现代性批判的共同理论问题,亦有基于异质文化传统背景交流差异性经验的话语空间。基于规律性把握西方马克思主义资本主义现代性批判理论的思想进路,本文认为,西方马克思主义资本主义现代性批判理论整体具有现象学方法意义上的存在论特征,反映出西方文明血缘孕育的西方文化基因特点。中国模式在回应西方马克思主义资本主义现代性批判的思维局限与实践困境等方面体现出独特智慧与卓越效力,彰显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对超越资本主义现代性文明的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在可见的超越资本主义现代性的新人类文明型构建历史进程中,现代性的中国模式正在书写属于人类文明的新篇章。
王超[4]（2021）在《创业警觉性的前因及对新创企业绩效的作用机制研究》文中研究说明大部分创业企业属于小微型企业,其在增加就业、推动技术创新、促进国家或地区社会经济增长方面贡献显着。自从2015年李克强总理提出“大众创业、万众创新”战略开始,创新创业已经成为推进我国经济转型发展的重要战略。然而,现实情况是大部分新创企业都面临着高失败风险,并处于经济收益高度不确定的困境中。上海创业力评鉴中心调查显示,我国创业失败率高达90%,在创业5年内倒闭的企业占70%。对于新创企业而言,如何在动态的环境中快速识别良好的商机并获得所需资源以获得良好绩效和实现企业生存与成长,仍是一大难题。在动态变化的环境中,为了取得良好的企业绩效,获得创业成功,创业者们必须对潜在的新机会和可利用的资源保持高度警觉性。因此,提高创业警觉性是促进新创企业发展和获取高绩效的关键因素,对于促进创业发展具有重要的实践价值。同时在理论层面上,探讨创业警觉性的前因以及创业警觉性对新创企业绩效的作用机制对于理解创业警觉性的形成机制,以及揭示创业警觉性在新创企业绩效提高的过程中扮演何种角色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然而,现有文献对于创业警觉性的研究仍存在不足。首先,学界缺乏对创业警觉性形成机制的深入研究。基于社会认知理论,本研究认为创业者认知柔性和认知复杂性通过搜索、过滤和解释信息影响创业警觉性,并且该过程会受到环境动态性的进一步调节。从微观认知和宏观环境交互作用的视角,探究创业者认知结构和环境动态性在创业警觉性形成过程中的作用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价值。其次,现有研究对于创业警觉性与新创企业绩效关系的研究尚不充分。大多数学者侧重于解释创业警觉性的概念以及高警觉性创业者的特质,但关于创业警觉性如何影响企业绩效的理论研究尚不完整。因此,需要进一步探究创业警觉性影响新创企业绩效的具体路径,以揭示创业警觉性与新创企业绩效关系间的“黑箱”。综上所述,本研究旨在探索创业警觉性的形成机制,以及解释创业警觉性对新创企业绩效的影响机制。基于社会认知理论,研究一构建创业警觉性前因研究的理论模型,试图解决“创业者认知结构如何影响创业警觉性”以及“环境动态性如何调节创业者认知结构和创业警觉性的关系”这两个问题。基于创业过程理论、资源基础理论和权变理论,研究二引入创业拼凑和商业模式创新两个中介变量和一个权变因素环境动态性,构建创业警觉性对新创企业绩效的影响机制模型,试图揭示创业警觉性影响新创企业绩效的具体路径和边界条件。通过文献分析和理论推演,本研究共提出26条假设,通过问卷调查的方法收集来自463位新创企业创业者的数据。采用SPSS22.0和AMOS21.0进行数据分析以检验研究假设,并得到以下实证结果。研究一结果表明,创业者认知柔性和认知复杂性对创业警觉性存在积极影响,并且环境动态性正向调节认知柔性和认知复杂性与创业警觉性的关系。一方面,认知柔性水平高的创业者会更加积极主动地搜索机会和资源以实现价值创造。尤其当环境动态性高时,认知柔性高的创业者通过其灵活处理复杂问题的能力进行更广泛的信息搜索,对创业警觉性的积极影响更强。另一方面,认知复杂性使创业者处理问题的视角更加多元化,使企业能够迅速吸收新信息和知识以帮助企业克服认知惯性,这将帮助企业更全面地了解外部市场变化,提高创业警觉性。当环境动态性高时,高认知复杂性可以使创业者对环境中不断变化的市场需求、竞争情况等信息更加敏感,对创业警觉性的积极影响更加强烈。研究二得到以下结论:第一,创业警觉性对新创企业绩效具有正向影响。创业警觉性能够促进新创企业充分利用资源,开发和利用市场信息和商业机会,实现新创企业的生存、成长和创新,提高新创企业绩效。但是创业警觉性的搜索和扫描维度对新创企业绩效的影响不显着。第二,创业警觉性通过创业拼凑对新创企业绩效产生间接影响。高警觉性的创业者对环境中信息和资源的搜索、联接和评估能力更强,这有助于提高创业拼凑。通过拼凑创造的主观知识和解释可以让组织理解资源及其组合如何提供特定的生产性服务和机会,进而有利于提高企业绩效。第三,创业警觉性通过商业模式创新对新创企业绩效产生间接影响。创业警觉性使创业者对环境中商业要素变化的信号更加敏感,能够促进创业者对环境中的商业要素进行整合,创新商业模式,进而提升新创企业绩效。第四,创业拼凑和商业模式创新在创业警觉性与新创企业绩效的关系间起链式中介作用。第五,环境动态性正向调节创业拼凑与新创企业绩效的积极关系以及创业拼凑在创业警觉性与新创企业绩效关系间的中介作用。不断变化的环境能为企业提供更多样化的机会,使创业者能够持续参与创业活动。善于进行创业拼凑的企业能够创造出新的解决方案,以应对不稳定的挑战和机遇,提升企业绩效。第六,环境动态性正向调节商业模式创新与新创企业绩效的积极关系以及商业模式创新在创业警觉性与新创企业绩效关系间的中介作用。在动态的环境中,警觉性高的创业者能够感知到外部环境中的信息变化,并挖掘出看似不相关的信息或商业元素之间潜在的联系,促进商业模式创新,进而提高企业绩效。本研究的主要创新点和贡献包括:（1）极大地拓展了创业警觉性的理论研究,完善了对创业警觉性形成机制的理论解释。（2）系统地探索创业警觉性对新创企业绩效的影响机制,揭示创业警觉性如何通过创业拼凑影响新创企业绩效,补充了创业警觉性与新创企业绩效关系的理论知识,为后续研究奠定基础并指明方向。（3）将创业警觉性的研究拓展到战略决策领域,探索创业警觉性与商业模式创新和新创企业绩效的关系。从战略决策的视角扩展了创业警觉性的研究范畴,增强了创业警觉性对创业管理实践的解释力度。（4）探索环境动态性在新创企业绩效的提升机制中所起的权变效应,有助于加深对外部环境因素与新创企业绩效关系的理解,揭示新创企业绩效提升机制,为创业理论发展和实践管理指明方向。
余雪扬[5]（2021）在《法定数字货币法经济逻辑与制度规则研究》文中认为制度将过去、现在与未来连接在一起,从而历史在很大程度上就是一个渐进的制度演化过程。西奥多·舒尔茨（1968）曾说,货币即制度。货币是一种古老的制度,服务于人类社会的交易活动。交易活动的本质是实现产品或服务让渡,伴随着这种让渡的是同等数量价值的反方向转移。无论货币以何种外在形式呈现,都是天然承载这种价值转移的载体。从原始的物物交换、简单的商品经济到发达的市场经济,人类社会经济发展历程中,货币与之相伴。货币的本质内涵是一种权利,即获得社会普遍接受的未来价值索取权,历经千年延续下来,一以贯之未曾改变。期间,生产力的发展催生新的需求,技术迭代推动货币从实物、金属、纸币向电子货币形态演变,以提高货币流通效率、降低交易成本、改善消费者福利。从货币及其延伸形态发展的历史演变和内在逻辑看,每一次技术革命背后都蕴含着货币形态变革的现实。21世纪后,互联网及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等信息技术快速发展,经济数字化、社会生活数字化已是大势所趋。同时,金融科技等对货币演化的影响进一步深化,货币形态及其流通模式也日趋数字化和网络化,催生出一种新形态的货币:数字货币。数字货币登上历史舞台,引发巨大关注,构成对传统货币流通与经济规则的重塑与革新。作为其中重要类别的法定数字货币将构建新的货币前景,同时也使得传统货币理论出现一定程度上的“失语”,需要新的理论支持和解释逻辑。从法经济学角度,法定数字货币是由法律授权中央银行向社会发行的基于密码学技术、完全依赖数字信息形态存储和支付交易、具有加密货币形式和功能、在发行国内普遍使用和具有法偿力的法定支付工具和价值凭证。科斯（1937,1960）交易费用与制度安排内在关系的理论表明,在给定技术水平的条件下,人们创生或选择某种制度来降低交易费用,从而导致一些市场制度的出现和改变。货币体系同样如此。理想的法定数字货币具备不可重复花费性、可控匿名性、不可伪造性、系统无关性、安全性、可传递性、可追踪性、可分性、可编程性、公平性等诸多特性。法定数字货币发行后,将与现行货币体系中的信用现钞和电子货币相互竞争、动态博弈。法定数字货币具备的诸多特点与功能,将有效改进信用现钞的缺陷,又能够兼具电子货币的优点,从而进一步降低交易费用、增加价值效用。因此,法定数字货币的整体竞争绩效将强于信用现钞和电子货币,能够有效提升货币体系的安全与效率。尽管信用现钞、电子货币和法定数字货币名义价值相等,但是法定数字货币竞争优势强,将使其在社会公众认可中的实际价值更高,接受度及使用率也将更高,有较大概率成为货币体系的主导货币。随着法定数字货币的发行以及流通范围的扩大,法定数字货币对信用现钞和电子货币的价值改进势必在中央银行货币控制力、货币政策实施以及支付体系运行方面产生影响,带来效益。首先,发行法定数字货币有助于增强中央银行货币控制力。法定数字货币的发行与流通将改变当前货币体系结构,使得信用现钞和电子货币为主的二元货币结构中增加法定数字货币形成三元货币结构。当前的货币流通运行中除中央银行存款准备金这种电子形式的法定货币外,绝大多数是存款货币、预付货币这些电子货币,这削弱了法定货币的地位,减弱了中央银行对基础货币的控制力。法定数字货币的发行及流通势必替代部分电子货币,从而能够减轻电子货币对信用现钞的替代效应。同时,法定数字货币对中央银行来说是可控可追踪的,这样可以提升中央银行对整体货币体系的控制力。其次,发行法定数字货币有助于优化货币政策实施。在社会全面流通而非封闭场景下,法定数字货币可测性、可追踪性、可控性强,其发行与流通可以使货币供应量、货币流通速度的可测量度有所提升,大数据分析基础更为扎实,货币政策调控手段更加精准。中央银行通过调整法定数字货币利率,来调控银行存款利率,进而传导至银行贷款利率,这有助于提升中央银行政策利率对中长期信贷利率的传导,改善我国政策利率向贷款利率传导不畅的状况。通过对法定数字货币计负利率,或者酌情对法定数字货币钱包收取保管费,实质上等同于实施负利率政策,由此打破零利率下限约束,释放货币政策空间。法定数字货币可以优化当前货币政策调控框架以及改善货币政策传导机制的困境。最后,发行法定数字货币有助于完善支付体系运行。由于信用现钞支付功能不足,中央银行“不得不”向私人部门让渡货币发行权,由私人部门提供补充的支付服务,但同时造成社会支付链条不断延长,部分支付行为得不到有效监管。发行法定数字货币后,中央银行可以摒弃“私人部门提供支付服务,中央银行给以价值担保”的传统模式。法定数字货币具有的可传递性、可追踪性、可编程性等技术特点,使得任何支付行为均可以被追踪,这样能够及时发现异常交易,增加支付透明度,增强监管穿透性,也能够减轻中央银行监管负担以及对私人部门的价值担保。在支付主体消费者权益保护方面,法定数字货币是法定货币,信用级别上高于电子货币,同时还是密码货币,安全性上更好。在跨境支付方面,信用现钞的印制、发行、携带、调运、存储事无巨细,纷繁复杂,不适合跨境支付,已经长期妨碍了货币的国际流通。发行法定数字货币将丰富和强化人民币跨境支付功能,为人民币国际化创造更为有利的条件。毫无疑问法定数字货币面临着较大的现实需求,他更将是自上而下的政府推动的强制性制度变迁的结果。一方面,因其具有与信用现钞不同的功能特点将带来行为主体之间行为模式的差异,产生传统法定货币所没有的新问题。另一方面,只有在既有的法律制度下,才能对特定的可转移产权做出是否构成货币的判断,法定数字货币要履行法定货币职能需要货币法授权与规定。按照制度安排的供需理论分析框架,考察我国现行货币制度规则供给状况,尚且不能完全满足法定数字货币的制度需求。一是现行货币发行规则无法完全适用法定数字货币。法定数字货币的产生、调拨、清点、核对、流通及销毁均依赖于网络系统,原先信用现钞发行、调拨、清分、销毁、回笼等以地域、实体库为载体的模式以及相应的管理机制不再适用。二是现行货币运行规则未包含法定货币互换的内容。法定数字货币一旦发行,我国法定货币体系中将出现多种类型的法定货币,势必出现不同货币之间的兑换问题,这是传统货币制度没有也无法提前规定的。三是现行货币制度未包含中央银行与持币人直接联系的规范。持币人对法定数字货币的价值转移效果需要由中央银行最终确认,持币人身份信息、账户信息等需要登记及管理在中央银行系统中,这均将直接产生相应的权利义务内容。四是现行货币制度未包含可控匿名的规则。法定数字货币的可控匿名性有助于查证和打击违法犯罪行为,但如何界定有权机关的权力边界,这需要从法律上明确规定并做好持币人隐私保护与打击违法犯罪之间的利益平衡。围绕着法定数字货币治理的诸多方面,现行货币制度对法定数字货币的不适宜之处不仅以上这些,缺乏适宜的制度规则将成为法定数字货币创新的重大障碍。法定数字货币并非简单的货币技术升级,而是深刻的政策与法律问题,亟待在一个稳定可持续的制度框架内运作,亟待补充完善相关的制度规则供给。对于新制度与旧制度的关系,就好比维特根斯坦所提出的“绳索论”,每一截新的绳索与前一截可能并不相同,但却相互联系着,构成一种“家族相似”性。法定数字货币的制度供给也是如此,应当以一种历史与当下联系的发展思维加以对待。对于法定数字货币的制度供给架构,提出以下制度供给思路和立法模式建议。首先,需要将法定数字货币纳入人民币范畴,明确法定数字货币的法律属性和法律地位,从法律上赋予法定数字货币强制法偿性,这是法定数字货币法律属性的起点。其次,从五个方面提出制度供给的具体思路,即明确法定数字货币发行基本架构和制度规则,完善法定数字货币运行中支付结算体系规范,创新法定数字货币洗钱和违法犯罪预防和查证体系,完善法定数字货币信息安全保护规则,创新法定数字货币的监管规则。第三,短期内,建议先单独将可能涉及法定数字货币发行和运行的相关法律法规分别修改,或者进行扩大解释,将法定数字货币涵盖其中,尽量满足短期内法定数字货币发行及运行的规则需要。长期来看,我国有必要制定一部货币基本法来做好顶层设计的原则性立法,明确法定货币与代币票券的具体含义与具体效力;将信用现钞与法定数字货币一同纳入货币基本法规制范围内,统一明确法定货币的基本制度规则;做好与民事、经济、行政、刑事等法律规范中有关货币条款衔接与互动的原则性规定,减少法律冲突。在货币基本法下再由其下位规则予以阐释和具化,逐步建立以货币基本法为统领,“由上而下、上略下详”,体系完备的货币制度规范体系。在法定数字货币制度供给的整体架构下,首要的是进行法定数字货币发行和运行的制度构建,主要是建立法定数字货币发行制度架构,明确法定数字货币运行和流通管理机制,配置发行和运行中参与主体的权利义务。一是建立法定数字货币发行制度架构。在赞同间接发行模式的基础上,提出法定数字货币的四点发行目标、五项发行原则,确立双层货币发行架构,即根据现行人民币管理原则,法定数字货币的发行和回笼基于“中央银行—商业银行”二元体系来完成,坚持“中心化”管理模式,利用现行商业银行支付结算体系实现法定数字货币的投放和回收。这样,法定数字货币发行的投放与回笼即为法定数字货币在数字货币账户或用户端的数字钱包、中央银行的法定数字货币发行库、商业银行的法定数字货币银行库,这三个关键元素之间转移与交互的过程,也是法定数字货币的产生、流动、清点核对及消亡的过程。二是明确法定数字货币运行与流通管理机制。法定数字货币运行的流通环境建设中,需要建立法定数字货币账户和银行存款账户并存的二元账户体系,开发商业银行内部的数字货币支付系统,满足数字货币钱包开立及维护、数字货币钱包与银行存款账户绑定及维护、数字货币账户存取现金、电子货币与数字货币兑换等各类功能。此时货币体系存在两种法定货币,货币的运行与流通也会相应地分隔为“信用现钞流通体系”、信用现钞的映射--“电子货币流通体系”和“法定数字货币流通体系”,明确了三类流通体系的货币转换规则。同时,要完善大额现金管理制度等流通配套管理制度。三是配置发行和运行中参与主体的权利义务。在法定数字货币发行和运行过程中,中央银行、商业银行、法定数字货币持有人将产生与信用现钞不同的直接的法律关系。社会公众的法定数字货币权利,也将在普通法定货币权利基础上具有特殊性,这些特殊性主要表现在他的货币选择权、货币兑换权、支付确认权和赔偿请求权上。如此以来,中央银行、商业银行、法定数字货币持有人的权利义务与信用现钞情景下的权利义务既有一定的重叠也有明显的差异,进而具体配置了各参与主体的主要权利结构和义务结构。总之,从技术层面上看,法定数字货币技术日新月异;从法律和经济层面上看,法定数字货币还十分年轻。法定数字货币研究与实践还在不断地探索与创新之中,现阶段,必须注重技术手段、机制设计和法律法规三个层次的协调统一,才能构建出兼具安全性与灵活性、简明高效、符合我国国情的法定数字货币制度规则体系。法定数字货币的影响力和未来发展前景极为广阔,他是正在发展变化着的新生事物,谁都难以预计他将以怎样的速度发展,又将怎样改变我们的生活。
瞿连贵[6]（2021）在《职业教育反贫困的作用机理及实现路径研究》文中研究指明发展教育以摆脱贫困是各国反贫困的普遍做法。然而,在普及基础教育的基础上,发展何种教育更适合于贫困者的需要也更有利于他们摆脱贫困则与经济发展、文化观念等因素密切相关。职业教育直面贫困群体发展能力不足这一根本原因,专注于开发贫困群体的职业能力、促进贫困群体就业、依托就业摆脱贫困。由于这一特性,职业教育已成为贫困群体摆脱贫困状态的教育保障、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的重要渠道、低收入群体增收致富的长远之计。为此,将职业教育反贫困的作用机理及实现路径作为本研究的核心问题,旨在从学理上阐明职业教育为何能反贫困?职业教育反贫困又是如何实现的?可以从国内外的历史实践中汲取什么经验?职业教育如何在乡村振兴和相对贫困治理中更好地发挥功能又如何发挥?可以提供何种行动方案?为探究以上问题,研究围绕以下思路和方法展开。第一,借助文献和理论分析,确定研究思路和分析框架;第二,通过政策文本分析,揭示职业教育反贫困政策的历史演进脉络及蕴藏的对职业教育反贫困作用机理的理解和认识的演进;第三,运用问卷调查法和访谈法,展示职业教育反贫困的现实图景及其实现路径;第四,采用比较分析法,梳理国际组织职业教育反贫困的典型做法及其背后对作用机理和实现路径的理解和认识;第五,运用归纳法,提出职业教育反贫困的作用机理及实现路径。具体的研究内容和步骤如下:首先,以历史制度主义为分析视角,梳理建国以来职业教育反贫困政策的演进阶段、演进动因及政策治理的基本逻辑。接下来,以学历职业教育和非学历职业技能培训为研究对象,着力分析职业教育反贫困的主要成效、运行特征和现实困境,呈现职业教育反贫困的实然境况。在此基础上,分析国际劳工组织、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银行的组织使命与反贫困理念、职业教育反贫困主要实践、作用机理及实现路径。最后,综合历史、现实和比较分析,归纳总结出职业教育反贫困作用机理的影响因素及实现路径的优化建议。通过以上研究,得出以下七个结论:第一,自新中国成立以来,职业教育反贫困政策经历了六个阶段:面向工农兵普及劳动生产知识、改变普遍贫穷落后的面貌（1949-1977）;面向贫困地区培养实用人才、激发农村经济活力和促进农民增收（1978-1993）;面向成人开展职业技能培训、促进农民增收和转移就业（1994-2000）;面向贫困地区群众提升素质、加快解决温饱步伐（2001-2010）;面向贫困人口提供多层次支持、助力脱贫攻坚（2011-2020）;面向城乡低收入劳动者开展终身职业培训、壮大中等收入群体（2021-）。背后的演进动因为:政治上把职业教育视为增强贫困群体获得感幸福感的重要举措;经济上把职业教育视为将贫困人口转化为经济发展所需劳动力的重要手段;政策上把职业教育视为贫困者实现自力更生和自主发展的教育保障;文化上把职业教育视为面向贫困者有效整合扶智与扶志的优先选项。透过政策演变可以看出,职业教育反贫困的基本政策逻辑为:与国家反贫困战略目标内在统一,融入国家持续高速的经济发展之中,始终注重贫困者面向就业的能力开发,以及适时优化反贫困的实施方式。第二,学历职业教育反贫困面向多维贫困和脱贫难度较大的贫困家庭学生,提供适合的学习机会和优质的资源支撑,实施长周期和系统化培养,最终实现综合赋能的目标。表现出以职业院校为主体、以国家贫困标准为识别依据、以能力开发与就业服务衔接为途径、以就业创业促脱贫促发展为目标、以学校和企业共同赋予贫困家庭学生发展权能为保障的运行特征。与此同时,职业院校在激活贫困家庭学生内源动力的意识、能力和方法,在开发贫困家庭学生人力资本的质量和针对性、在促进贫困家庭学生向工作过渡的制度建设,在支持贫困家庭学生生涯发展等方面,尚有较大空间。第三,非学历职业技能培训反贫困精准聚焦于农村成人贫困劳动力,开展实用技术或职业技能培训,从多维度激活成人贫困劳动力的内源发展动力,成人贫困劳动力对职业技能培训的满意度较高,增进了成人贫困劳动力的幸福感和获得感。这些成效与非学历职业技能培训反贫困呈现出的以下运行特征密切相关,即政府统筹配置培训资源与引入市场竞争相结合以优化培训供给、技能培训与劳动生产有效衔接以扩充成人贫困劳动力发展权能、共同目标引领下政府与市场组织和贫困劳动力多向互动。面对国家治理的新形势和低收入群体增收的新诉求,职业技能培训面临供给主体适应市场化改革的能力不足、学员来源多样和需求多元与培训成本约束之间的内在张力、面对培训机构间合作难以实现、外在激励与内源动力不足的双重制约等现实挑战。第四,国际劳工组织面向非正规经济开展促进就业的综合项目,借助培训促进特殊群体人力资本开发,促进体面就业和创业以改变不利处境;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将促进青年就业和创业作为可持续发展和减贫的核心任务,将促进教育公平和性别平等作为可持续发展和减贫的重要领域,将培养绿色技能促进绿色经济作为可持续发展和减贫的发展方向,创新职业技术教育和培训以提升服务特殊群体的能力;世界银行从促进可持续发展出发、发展面向未来的全民教育,从可持续发展和减贫出发、实施人力资本项目。以上实践的启示在于,以贫困人口能力建设和发展为出发点和落脚点,依据不同群体需求提供个性化教育培训支持,以促进处境不利群体就业和体面工作为根本目标,多元主体共同治理以创设能力建设与能力发展衔接的政策环境。第五,学历职业教育反贫困的作用机理可以概括为,专注于贫困家庭学生面向职业的能力开发、学校培养和企业培训紧密结合、促进就业创业以阻断贫困传递。主要影响因素包括,职业教育能否赋予贫困者内源发展动力、贫困者能否有效参与职业教育、参与主体之间能否有效配合、反贫困政策内部是否协调一致、能力开发能否与市场需求匹配等。非学历职业技能培训反贫困的作用机理表现为:以面向成人贫困劳动力、开发劳动生产能力为起点,以提供实用技术或职业技能培训并促进转化为途径,以促进成人贫困劳动力与劳动产生和就业岗位匹配为目标。主要影响因素包括,技能供给的质量是否有保障,技能需求的个性化与培训供给的同质化的矛盾能否消解,培训资源能否支撑受训者多样化的诉求,技能培训变革能否顺应低收入群体的新需求。第六,职业教育反贫困的实现路径可以概括为,以贫困对象的识别为起点,包括能力开发和精准赋能、促进就业和摆脱贫困、能力发展和增收致富,最终摆脱贫困和实现发展。现实中表现为三个向度:一是个体层面的教育培训、岗位就业、稳定收入和脱贫致富互相关联;二是区域层面的本土人才培养、区域发展的人才支撑、区域经济发展、区域脱贫与个体脱贫同步推进;三是社会层面的岗位创造、能力开发、促进就业、群体增收、社会稳定前后贯通。第七,面向新时代乡村振兴和低收入群体增收的现实需要,职业教育需要从以促进贫困人口摆脱贫困为主体转向以服务低收入群体增收为重点,注重职业教育与普通教育和终身职业培训的整合以提供终身发展的支持,从促进贫困群体就业转向服务低收入群体生涯发展,以为优化社会结构和社会融合贡献职业教育的力量。
刘春玲[7]（2021）在《习近平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及其价值研究》文中研究说明当今世界日新月异,国际局势风云变幻,人类应走向一条怎样的未来之路,世界应朝着怎样的方向发展等问题成为了人们日益关注的重点。习近平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立足于客观现实,科学审视了当今世界秩序的主要特征与人类社会的演化走向,深刻剖析了世界各国共生共存与全体人类命运休戚相关的普遍规律。在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时代要求下,对“世界向何处去、如何建设这个世界”等议题作出了及时的解答,为建立新型国际关系,加快世界秩序变革,推进人类社会可持续发展贡献了中国智慧。作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历史沉淀,也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有力成果,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客观现实有机结合的再一次伟大创新。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将视角聚焦于全体人类的共同利益之中,彰显了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国共产党将中国人民的发展与全人类发展统一起来的宽广视野、博大胸襟与人类关怀。跟随习近平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指引,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着重指向于全球治理的现实问题,为世界解决政治冲突、化解经济摩擦、加速文化融合、推进安全合作、破除生态困境等方面提供了中国方案,为推进全球治理体系的革新、促进经济文化的全球化发展与推动人类文明的进步提供了理论前提与现实基础。习近平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具有厚重的思想底蕴。纵观古今,无数思想家、理论家都曾经将人类的共同命运问题视为探讨的重点,尽管这些思想家并未作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明确表述,但他们对人类理想社会的构思,对人类共同体概念的考察,对人类文明发展走向的思考,直至今天仍然具有一定的指导意义与时代价值。从《礼记》中的“大同”思想到马克思的“真正的共同体”理论,都为共同体思想提供了智慧源泉,都对共同体精神进行了深刻揭示。习近平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提出,是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历史传承,是对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的再次诠释,彰显了人文关怀与科学建构的有力统一。习近平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具有人类发展观、世界秩序观与共同价值三方面的基本内涵。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蕴涵的人类发展观,是对资本主义唯利益论的超越,在合作共赢、共生共荣的价值前提下建立起人类的可持续发展模式,并最终实现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的和谐共处,协调发展。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倡导的世界秩序观,是对传统全球秩序的变革,在开放、包容、公正、平等的价值基础上,建立起团结合作的全球治理体系,并最终实现人类世界的长久和平与安定。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重视人类的共同价值。每一个人都在同一个地球上生存与发展,因而人类的根本利益是共通的,在共同利益的基础上,人类可以形成普遍性的价值认识。包括和平、发展、自由、民主、正义等在内的人类共同价值,正是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基本价值主张。全文可分为六个主要部分。第一部分是绪论,对全文的选题目的、研究意义、国内外研究现状、研究方法等作出简要的概括。第二部分对习近平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理论来源进行全面总结,其中包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马克思共同体理论以及中国共产党的外交思想三个小节。第三部分对习近平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发展理路进行详细的介绍。第四部分是全文的重点部分,主要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丰富内涵、主要特征、话语体系等多维视域进行考察。第五部分是从理论价值角度对习近平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作出科学的评价,努力彰显这一思想在理论层面上的延续、发展、创新等价值意蕴。第六部分阐明了习近平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实践价值,重点介绍了我国对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所作出的努力,这其中包含了我国十八大以来的外交政策以及“一带一路”的切实推进。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聚焦于人类社会普遍存在的交往行为,旨在为人与人之间、国家与国家之间提供良好的交流平台与交往理念,其最终目的是实现全人类的共生、共存与共荣,是具有中国特色与中国智慧的新型外交理念,必然会为未来国际社会的和平发展、全球治理体系的变革与世界经济文化安全等领域的完善作出卓越的贡献。千百年来,对幸福生活的向往、对理想社会的追求一直都是世界各国人民的美好憧憬。在全人类通力合作的基础上,美好的生活必然会实现,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即是中国向世界许诺的光明未来。
成向东[8]（2021）在《中国特色国际合作理论与实践研究》文中指出研究“国际合作”问题就是研究人类自身的生存与发展,其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但国际合作现象与行为的普遍性与复杂性使理论研究成为一大难题。随着经济全球化、政治多极化、社会信息化、文化多样化的发展,人类文明也进入多层次、多元化、多问题碰撞交融、竞争合作的阶段,单一或局部的、简单的方式已经无法解决世界所面临的动态性、开放性、复杂性以及系统性的发展问题。在多元全球化加速发展的进程中,人类的命运越来越紧密地联结在一起,寻求合作将会更加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在更为广泛的意义上,人与人之间、国与国之间、民族与民族之间如何走向和合共生、命运与共的道路既是扬弃旧的世界秩序,构建世界新秩序的过程,也是人类走向合作文明的重大实践课题。从全球的视野和胸怀去理解“合作”已经成为理论与实践的迫切需要,“合作”理应成为当今世界“大理论”视阈中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尽管现实主义者们看到的是世界之乱与大国冲突的种种现实,但人类终究是向前看的“智慧生灵”,需要以非凡的勇气、足够的“智慧”走出冲突的困境。冲突与合作是一个可以相互转化的统一体,只要有解决冲突的架构,就会有合作的基础。实践构成了人类社会向前发展的根本逻辑。如何以“大合作”的实践形式走向未来是当代世界面临的共同课题。问题驱动发展转型,危机生成发展共识。当人类社会面临共同的发展难题时,如何促进人类对全球发展问题进行理性思考和深刻反思,将决定着人类的未来走向。如果国际合作世界观、国家能力与国际制度三个变量系统之间形成良性互动,在实践层面的增量改进与优化的共同作用下,实现国际秩序和谐化的可能性要素就会不断积累增加。“霸权稳定”的终结与新的“合作稳定”秩序的产生将不可避免,代替旧有观念的,将是新的“合作文明”的实践与真正“命运共同体”的实现。本研究旨在全面系统分析中国特色国际合作的基础概念、立论基础、范式结构、实践逻辑、现实困境与深化路径。具体而言,就是从马克思主义整体性方法出发,以系统化理论框架解释中国特色国际合作的实践。探求建立在“实践”基础之上的三个基本变量因素,即“世界观-能力-制度”在多大程度上影响国际合作。中国与世界的良性互动关系是怎样影响国际体系的变动,促进世界走向和平发展的历史进程这一规律。中国特色国际合作理论建构的最终目的是从复杂的国际合作现象中发现合作的“中国逻辑”与“中国特色”。论文除导论和结语之外,共分为六章。第一章是研究起点。集中阐释了国际合作的相关基本概念,对“中国特色国际合作”这一研究主题进行概念界定,并阐明“理论整体性”研究的意义。第二章是立论基础。主要从四个维度阐述了中国特色国际合作的理论渊源,构成了本文的立论基础。第三章是理论分析。尝试构建中国特色国际合作理论分析的系统框架,即国际合作的“世界观-能力-制度”系统结构,着力探讨世界观与国际合作的关系、国家能力与国际合作的关系、国际制度与国际合作之间的互动关系,从而根本上揭示中国特色国际合作的规律性。第四章是实践考察。论述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特色国际合作思想的历史演变;从“世界观-能力-制度”结构范式出发对中国特色国际合作的实践创新进行案例分析;系统总结中国特色国际合作的基本经验;第五章是现实困境。从世界观、国家能力、国际制度三个层面对中国特色国际合作的现实困境进行深入分析;第六章是深化路径。有针对性地提出中国特色国际合作的实践路径。
何德旭,汪红驹,马珺,何代欣,汪德华,赵瑾,依绍华,刘奕,李超,戴学锋,于树一[9]（2021）在《“十四五”时期中国经济发展的新变化、新挑战》文中研究指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叠加百年一遇之大疫情,正在深刻地改变着世界政治、经济和外交格局。"十四五"时期是我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之后,乘势而上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进军的第一个五年,同时也是我国积极应对国内社会主要矛盾转变和国际经济政治格局深刻变化的战略机遇期和加快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和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攻坚期。为了准确研判"十四五"时期我国经济发展面临的新变化、新挑战,《财经智库》特邀宏观经济、财政、金融、服务、贸易等领域专家撰写笔谈文章。
杜海龙[10]（2020）在《国际比较视野中我国绿色生态城区评价体系优化研究》文中研究指明人类文明进入生态文明,城市作为人类文明的载体也进入崭新阶段。伴随着世界城镇化发展,城市人口需求面临的挑战不断增加,绿色生态化成为全球城镇化发展趋势。中国的城镇化是一场引领全球的规模最大、速度飞快的城镇化,当前中国的城镇化已经由高速发展转向高质量发展的新时代,这项运动不仅决定着中国的历史进程,更深刻影响着21世纪人类的发展。当今世界正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国际秩序迎来历史转折,全球治理体系正发生深刻变革,应对气候变化成为全球首要挑战之一,绿色生态城市成为全球城镇化发展的理想目标。建立绿色生态城市的标准体系,为全球城市绿色生态化发展提供中国范式和标准引领,是国家核心竞争力的体现,事关人类共同命运。本文系统梳理了绿色生态城市的相关概念,辨析了绿色生态城市的内涵,论述了绿色生态城市的基本特征,完善了绿色生态城市的理论体系,并初步构建了“绿色生态城市系统模型”。基于绿色生态城市系统模型设计了ESMF比较矩阵,依托矩阵对英国、美国、德国、日本及中国的绿色生态城区评价标准开展了全面系统化的比较,寻求借鉴与启示。通过总结我国绿色生态城区发展现状及现存问题,结合我国城市发展新变化、新城新区新需求、城市更新领域等多方面的新挑战,明确我国绿色生态城区评价体系的优化方向。在完善理论工具、全面比较借鉴和充分发掘问题三项基础工作之后,集合生态学、城市学和系统学的工具模型建立了绿色生态城区“钻石”评价模型,对我国现有绿色生态城区评价体系在价值导向、体系结构、评价内容和评价方法四方面进行了优化,并通过典型案例验证了相关评价模型和评价体系优化的适用性。全文共七章,内容介绍如下:第一章:结合人类文明发展,中国及全球城镇化发展阶段,当今世界格局巨变等现实需求,论述了开展绿色生态城市标准体系建设的必要性。综述了国内外绿色生态城市及其评价标准的研究现状,明确了研究目的、研究内容和研究技术路线。第二章:对绿色生态城市相关概念进行梳理,就绿色生态城市的内涵与基本特征进行辨析,论述了绿色生态城市的理论基础,应用系统工程的方法论从目标准则、结构组织、运行机制三个维度构建了“绿色生态城市系统模型”。第三章:在“绿色生态城市系统模型”的基础上,从层次分析出发设计构造了ESMF比较矩阵,从宏观环境、评价体系、机制保障和模式特征四个维度对英国BREEAM Communities,美国LEED-ND、LEED-Cities and Communities,德国DGNB UD,日本CASBEE UD、CASBEE Cities,中国绿色生态城区评价标准GBT51255-2017展开全面系统化对比,通过比较研究寻求启示与借鉴,用于指导我国绿色生态城区评价体系的优化。第四章:全面总结我国绿色生态城区发展现状及现存问题,结合我国城市发展的主体、模式和逻辑变化的时代背景,深入剖析我国新城新区建设和城市更新领域对绿色生态城区发展提出的新挑战,以问题和挑战为导向明确我国绿色生态城区评价体系的优化方向。第五章:提出我国绿色生态城区评价体系的优化原则和优化目标,建立了绿色生态城区“钻石”评价模型。在现有国家评价体系基础上,补充完善了“城区治理”、“生活质量”、“创新智能”和“过程管理”四方面评价内容;在评价方法上细化城区类别与指标权重;在评价结果的表达上,提供了直观的得分罗盘图、钻石模型雷达图。第六章:以中新天津生态城等城区为实例,验证以上评价内容的补充完善、评价方法的优化提升和“钻石”评价模型的适用性。第七章:总结了本文的主要工作,并展望绿色生态城区建设及评价标准下一步的发展方向。
二、中国应对全球经济金融新挑战的思考（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中国应对全球经济金融新挑战的思考（论文提纲范文）
（1）习近平关于对外开放重要论述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致谢 |
| 摘要 |
| ABSTRACT |
| 1 绪论 |
| 1.1 选题缘由及意义 |
| 1.1.1 选题缘由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研究现状与述评 |
| 1.2.1 国内研究现状 |
| 1.2.2 国外研究现状 |
| 1.2.3 研究述评 |
| 1.3 研究的思路与方法 |
| 1.3.1 研究思路 |
| 1.3.2 研究方法 |
| 1.4 研究的创新与不足 |
| 1.4.1 研究的创新 |
| 1.4.2 研究的不足 |
| 2 习近平关于对外开放重要论述的相关理论概述 |
| 2.1 相关概念界定 |
| 2.1.1 开放的内涵 |
| 2.1.2 对外开放的内涵 |
| 2.1.3 习近平关于对外开放重要论述的主要内涵 |
| 2.2 习近平关于对外开放重要论述的理论特征 |
| 2.2.1 宽广的马克思主义视野 |
| 2.2.2 强烈的风险意识 |
| 2.2.3 博大的国际胸怀 |
| 2.2.4 科学的思维方式 |
| 2.2.5 形象的语言风格 |
| 2.3 扩大对外开放与深化对内改革的关系 |
| 2.3.1 以开放促改革,对外开放为对内改革提供丰富经验 |
| 2.3.2 以改革促开放,对内改革为对外开放提供坚实基础 |
| 2.3.3 二者辩证统一,共同推动构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 |
| 3 习近平关于对外开放重要论述的形成条件 |
| 3.1 习近平关于对外开放重要论述形成的时代背景 |
| 3.1.1 国际背景 |
| 3.1.1.1 和平、发展、合作、共赢仍是时代潮流 |
| 3.1.1.2 国际产业分工格局发生新变化 |
| 3.1.1.3 国际规则体系面临深刻变革 |
| 3.1.2 国内背景 |
| 3.1.2.1 我国发展仍处于重要战略机遇期 |
| 3.1.2.2 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 |
| 3.1.2.3 我国的综合国力和国际地位持续上升 |
| 3.2 习近平关于对外开放重要论述形成的理论渊源 |
| 3.2.1 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于开放的理论 |
| 3.2.1.1 马克思、恩格斯关于开放的理论 |
| 3.2.1.2 列宁关于开放的理论 |
| 3.2.2 中国共产党人的对外开放思想 |
| 3.2.2.1 毛泽东的对外开放思想 |
| 3.2.2.2 邓小平的对外开放思想 |
| 3.2.2.3 江泽民的对外开放思想 |
| 3.2.3.4 胡锦涛的对外开放思想 |
| 3.2.3 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中关于交往和开放的思想资源 |
| 3.2.3.1 张骞通西域,开辟“丝绸之路” |
| 3.2.3.2 郑和下西洋,“锐意通四夷”的睦邻友好交往思想 |
| 3.2.3.3 林则徐、魏源等人的“知夷情”“解夷事”“睁眼看世界”等开放思想 |
| 3.2.3.4 康有为、梁启超的开放思想 |
| 3.2.3.5 孙中山的开放主义思想 |
| 3.3 习近平关于对外开放重要论述形成的现实依据 |
| 3.3.1 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取得显着成就 |
| 3.3.2 我国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新发展时期 |
| 3.3.3 全球治理体系发生根本性变革 |
| 3.3.4 构建新发展格局的现实需要 |
| 4 习近平关于对外开放重要论述的主要内容 |
| 4.1 根本理念:坚持开放发展新理念 |
| 4.1.1 开放是国家繁荣发展的必由之路 |
| 4.1.1.1 开放推动中国经济社会的深刻变革 |
| 4.1.1.2 扩大开放是民族复兴的必由之路 |
| 4.1.2 开放发展新理念的丰富内涵 |
| 4.1.2.1 主动开放 |
| 4.1.2.2 全面开放 |
| 4.1.2.3 共赢开放 |
| 4.1.2.4 双向开放 |
| 4.1.2.5 公平开放 |
| 4.1.3 加快发展更高层次开放型经济 |
| 4.1.3.1 构建开放型经济新体制 |
| 4.1.3.2 推动贸易强国建设 |
| 4.1.4 以高水平开放促进高质量发展 |
| 4.1.4.1 高水平对外开放的特点 |
| 4.1.4.2 以高水平开放促进更均衡更充分的高质量发展 |
| 4.2 战略布局:完善对外开放布局 |
| 4.2.1 完善对外开放区域布局,形成“陆海内外联动、东西双向互济”的开放格局 |
| 4.2.1.1 打造东部沿海开放新高地 |
| 4.2.1.2 加快内陆沿边开放步伐 |
| 4.2.1.3 陆海统筹推动海洋强国建设 |
| 4.2.2 完善对外开放贸易布局,推动我国从外贸大国迈向贸易强国 |
| 4.2.2.1 不断推动贸易自由化便利化 |
| 4.2.2.2 推动多边、区域、双边贸易协同发展 |
| 4.2.2.3 推动服务贸易创新发展 |
| 4.2.2.4 优化出口商品结构 |
| 4.2.3 完善对外开放双向投资布局,促进“引进来”与“走出去”协调发展 |
| 4.2.3.1 稳步实施“引进来” |
| 4.2.3.2 积极推进“走出去” |
| 4.3 战略重点:推动“一带一路”建设 |
| 4.3.1 “一带一路”建设的发展历程 |
| 4.3.1.1 “一带一路”建设的提出 |
| 4.3.1.2 “一带一路”建设的深化 |
| 4.3.2 “一带一路”倡议的建设目标 |
| 4.3.2.1 将“一带一路”建成和平之路 |
| 4.3.2.2 将“一带一路”建成繁荣之路 |
| 4.3.2.3 将“一带一路”建成开放之路 |
| 4.3.2.4 将“一带一路”建成创新之路 |
| 4.3.2.5 将“一带一路”建成文明之路 |
| 4.3.3 “一带一路”建设的丰硕成果 |
| 4.3.3.1 政策沟通不断深化 |
| 4.3.3.2 设施联通不断加强 |
| 4.3.3.3 贸易畅通不断提升 |
| 4.3.3.4 资金融通不断扩大 |
| 4.3.3.5 民心相通不断促进 |
| 4.3.4 “一带一路”建设对新时代对外开放的影响 |
| 4.3.4.1 为我国深度融入经济全球化与区域经济合作提供重要平台 |
| 4.3.4.2 为我国形成全面开放新格局开辟广阔空间 |
| 4.4 重要支撑:推进全球治理体系变革 |
| 4.4.1 全球治理体系中的中国定位与角色 |
| 4.4.1.1 中国在全球治理体系中的定位 |
| 4.4.1.2 中国在全球治理体系中的角色 |
| 4.4.2 以中国智慧引领全球治理体系变革 |
| 4.4.2.1 弘扬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理念 |
| 4.4.2.2 提升中国在全球治理中的制度性话语权 |
| 4.4.3 中国参与全球治理的实践 |
| 4.4.3.1 在全球政治和安全领域展示中国担当 |
| 4.4.3.2 在经济金融领域提供中国方案 |
| 4.4.3.3 在网络治理新兴发展领域承担中国责任 |
| 4.4.3.4 在构建国际海洋新秩序中贡献中国力量 |
| 4.5 价值目标: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
| 4.5.1 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深刻内涵 |
| 4.5.1.1 建立平等相待,互商互谅的伙伴关系 |
| 4.5.1.2 营造公道正义,共建共享的安全格局 |
| 4.5.1.3 谋求开放创新,包容互惠的发展前景 |
| 4.5.1.4 促进和而不同,兼收并蓄的文明交流 |
| 4.5.1.5 构筑尊崇自然,绿色发展的生态体系 |
| 4.5.2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实现途径 |
| 4.5.2.1 政治上坚持对话协商,建设持久和平的世界 |
| 4.5.2.2 安全上坚持共治共处,建设普遍安全的世界 |
| 4.5.2.3 经济上坚持合作共赢,建设共同繁荣的世界 |
| 4.5.2.4 文化上坚持互鉴共存,建设开放包容的世界 |
| 4.5.2.5 生态上坚持绿色低碳,建设清洁美丽的世界 |
| 4.6 重要保障:推动构建新型国际关系 |
| 4.6.1 构建新型国际关系的内涵 |
| 4.6.1.1 相互尊重是构建新型国际关系的坚实基础 |
| 4.6.1.2 公平正义是构建新型国际关系的重要准则 |
| 4.6.1.3 合作共赢是构建新型国际关系的核心理念 |
| 4.6.2 构建新型国际关系的外交实践 |
| 4.6.2.1 秉持合作共赢原则,构建新型大国关系 |
| 4.6.2.2 树立“亲诚惠容”理念,构建新型周边关系 |
| 4.6.2.3 坚持正确义利观,加强与发展中国家的团结协作 |
| 5 习近平关于对外开放重要论述的方法论 |
| 5.1 思想维度 |
| 5.1.1 坚持解放思想和实事求是相统一 |
| 5.1.2 坚持加强党的领导和尊重人民首创精神相统一 |
| 5.1.3 坚持民族情怀和全球视野相统一 |
| 5.2 实践维度 |
| 5.2.1 坚持问题导向和目标导向相统一 |
| 5.2.2 坚持摸着石头过河和加强顶层设计相统一 |
| 5.2.3 坚持胆子要大和步子要稳相结合 |
| 5.2.4 坚持试点先行和全面推进相促进 |
| 6 习近平关于对外开放重要论述的重大意义 |
| 6.1 理论创新 |
| 6.1.1 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对外开放理论 |
| 6.1.2 丰富和发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对外开放思想 |
| 6.1.3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构成部分 |
| 6.2 实践意义 |
| 6.2.1 为助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实现,增添新动力 |
| 6.2.2 为全面提升中国开放型经济水平,拓展新空间 |
| 6.2.3 为助力中国话语体系传播,提供新平台 |
| 6.3 世界影响 |
| 6.3.1 为世界经济增添新动能,展示了中国力量 |
| 6.3.2 为探索国际合作新机制,提供了中国方案 |
| 6.3.3 为维护世界和平发展,贡献了中国智慧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作者简历及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取得的研究成果 |
| 学位论文数据集 |
（2）战后美日经济外交比较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内容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研究缘起与问题的提出 |
| 二、研究思路与研究方法 |
| 三、研究现状及文献综述 |
| 四、研究意义 |
| 五、研究内容与章节设置 |
| 第一章 战后美日经济外交比较研究的理论工具与研究路径 |
| 第一节 主要理论工具:新现实主义与权力转移理论 |
| 第二节 研究路径:战后美日经济外交的发展阶段的总结及比较 |
| 第二章 “权力”与“权利”之辩:美日经济外交的路径选择 |
| 第一节 经济外交实践:战后初期美日两国的经济外交 |
| 第二节 案例分析:战后初期美日经济外交路径选择的影响因素 |
| 第三节 比较研究:美日经济外交的路径选择 |
| 第三章 “安全化”:冷战背景下美日经济外交的演化 |
| 第一节 经济外交实践:冷战中美日经济外交的“安全化”进程 |
| 第二节 案例分析:美日经济外交“安全化”的影响因素 |
| 第三节 比较研究:美日经济外交对“安全化”的认知与回应 |
| 第四章 机遇、挑战与回应:全球化背景下的亚太区域整合与美日经济外交 |
| 第一节 经济外交实践:全球化背景下的亚太区域经贸整合与美日经济外交 |
| 第二节 案例分析:美日经济外交的“重新校准” |
| 第三节 比较研究:亚太区域经贸整合中的机遇、挑战与美日经济外交的回应 |
| 结论 |
| 研究发现 |
| 研究启示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外交学院博士研究生学位论文答辩委员会组成人员名单 |
（3）西方马克思主义资本主义现代性批判理路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引言 |
| 一、研究背景 |
| (一)时代背景:资本主义批判与两种现代性模式 |
| (二)现实背景:当代资本主义社会总批判的现实任务 |
| (三)理论背景:西方马克思主义资本主义批判研究的范式转型 |
| 二、研究综述 |
| (一)国外研究现状综述 |
| (二)国内研究现状评述 |
| (三)总结评析 |
| 三、研究重心与创新 |
| (一)研究重点 |
| (二)研究难点 |
| (三)研究创新点 |
| 四、研究意义与方法 |
| (一)理论意义 |
| (二)现实意义 |
| (三)主要方法 |
| 第一章 地图与模型:西方马克思主义资本主义批判观探思 |
| 一、图示:资本主义现代性 |
| (一)核心词:再释“现代性” |
| (二)耦合因:缘何以资本主义划界 |
| (三)时空观:资本主义现代性特质 |
| (四)辩证法:资本主义现代性批判 |
| 二、图鉴:西方马克思主义资本主义现代性批判 |
| (一)马克思主义资本主义现代性批判:对资本主义的破解 |
| (二)现代西方哲学的现代性批判:对理性主义的反叛 |
| (三)西方马克思主义资本主义现代性批判:双向融嵌中对主体的勘辨 |
| 三、图例:西方马克思主义资本主义现代性批判的三条路径 |
| (一)资本的症候:经济现象的异化批判路径 |
| (二)理性的滥觞:政治哲学的自由解放路径 |
| (三)主体的困境:文化观念的再启蒙路径 |
| 第二章 生产-消费路径:从经济现象揭批到哲学文化批判 |
| 一、震源:商品拜物教 |
| (一)现代性的细胞繁殖:从商品到商品化 |
| (二)现代性的运行系统:拜物教机制 |
| (三)现代性的机体病症:物化与异化 |
| 二、纵波:资本剥削形式的变迁 |
| (一)劳动新形式:非物质劳动条件下的主体异化 |
| (二)生产新态势:智能化生产转型中的“新奴隶主义” |
| (三)消费新观念:符号政治经济学与大众文化批判 |
| 三、横波:资本剥削关系的扩张 |
| (一)从实体到虚体:物化逻辑下的“数字异化” |
| (二)从时间到空间:空间生产的异化之意 |
| (三)商品全景的“景观社会”:当代资本主义的幻象与梦魇 |
| 第三章 个体-共同体路径:从宏观制度批判到微观生命政治批判 |
| 一、共同体对个体的压迫:“新控制形式” |
| (一)技术合理化:资本的技术化运作 |
| (二)媒介合理化:资本对媒介的虚伪化利用 |
| (三)合理化危机:隐身的资本霸权构筑起新帝国 |
| 二、个体向共同体的依附:“生命政治” |
| (一)消极自由无以承受的生命之重:“规训与惩罚” |
| (二)积极自由无法超拔的生命之轻:“逃避自由” |
| (三)毁灭还是创生:新治理体系的可能性 |
| 三、个体与共同体的间性关系:“重建公共领域” |
| (一)间性关系的认知基础:交往理性 |
| (二)组建合法共同体的主渠道:参与式民主 |
| (三)重建公共领域:卓越个体基础上的乌托邦 |
| 第四章 启蒙-再启蒙路径:从解构形而上学到重建历史唯物主义 |
| 一、返本:回归总体性及其失败 |
| (一)问题:碎片化现象的理性方案 |
| (二)方法:历史总体性辩证法 |
| (三)结果:落于空想的总体替代方案 |
| 二、破维:否定辩证法及其自我解构 |
| (一)对否定的新解:辩证法的哥白尼革命 |
| (二)对否定的否定:“反体系的体系” |
| (三)对否定的扬弃:对“后学”与启蒙的重思 |
| 三、开新:历史唯物主义的重建及效应 |
| (一)新境遇:从时间基质的线性发展观到空间基质的谱系认识论 |
| (二)新范式:历史-地理唯物主义的融建 |
| (三)新道路:形而上学终结后的意义之归 |
| 第五章 超越-文明型路径:中国特色现代性方案 |
| 一、西方马克思主义资本主义现代性批判理路检视 |
| (一)问题洞察力有余,但实践能力有限 |
| (二)突破资本主义现代性文明旨趣鲜明,但理论立场妥协性较强 |
| (三)交互性研究范式的范例,但社会历史观共识不足 |
| 二、中国方案对资本主义现代性的有效回应 |
| (一)破解资本逻辑困境: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优越性 |
| (二)回应理性滥觞危机:以人民为中心的理念优势 |
| (三)祛除中心主义魔怔: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高远站位与宏伟格局 |
| 三、超越资本主义现代性的中国智慧 |
| (一)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使命 |
| (二)融通“中西马”:超越资本主义现代性的哲学文化理念 |
| (三)“新轴心时代”的创生:超越资本主义现代性的新型文明体系 |
| 结语:未竟的解放事业与未来的中国故事 |
| 参考文献 |
| 在学期间公开发表论文及着作情况 |
| 后记 |
（4）创业警觉性的前因及对新创企业绩效的作用机制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 |
| 1.2 研究目的 |
| 1.3 选题意义 |
| 1.4 研究方法和技术路线 |
| 1.5 论文结构 |
| 1.6 研究的主要创新 |
| 第2章 文献综述 |
| 2.1 创业警觉性 |
| 2.1.1 创业警觉性的内涵 |
| 2.1.2 创业警觉性的维度与测量 |
| 2.1.3 创业警觉性的相关研究 |
| 2.1.4 小结 |
| 2.2 创业者认知结构 |
| 2.2.1 创业者认知结构的内涵 |
| 2.2.2 创业者认知结构的维度与测量 |
| 2.2.3 创业者认知结构的相关研究 |
| 2.2.4 小结 |
| 2.3 新创企业绩效 |
| 2.3.1 新创企业绩效的内涵 |
| 2.3.2 新创企业绩效的维度与测量 |
| 2.3.3 新创企业绩效的相关研究 |
| 2.3.4 小结 |
| 2.4 创业拼凑 |
| 2.4.1 创业拼凑的内涵 |
| 2.4.2 创业拼凑的维度与测量 |
| 2.4.3 创业拼凑的相关研究 |
| 2.4.4 小结 |
| 2.5 商业模式创新 |
| 2.5.1 商业模式创新的内涵 |
| 2.5.2 商业模式创新的维度与测量 |
| 2.5.3 商业模式创新的相关研究 |
| 2.5.4 小结 |
| 2.6 环境动态性 |
| 2.6.1 环境动态性的内涵 |
| 2.6.2 环境动态性的维度与测量 |
| 2.6.3 环境动态性的相关研究 |
| 2.6.4 小结 |
| 2.7 本章小结 |
| 第3章 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
| 3.1 理论基础 |
| 3.1.1 社会认知理论 |
| 3.1.2 创业过程理论 |
| 3.1.3 资源基础理论 |
| 3.1.4 权变理论 |
| 3.2 理论框架 |
| 3.2.1 创业警觉性的前因研究 |
| 3.2.2 创业警觉性对新创企业绩效作用机制研究 |
| 3.3 研究假设 |
| 3.3.1 创业警觉性的前因研究 |
| 3.3.2 创业警觉性对新创企业绩效作用机制研究 |
| 3.4 本章小结 |
| 第4章 研究设计与研究方法 |
| 4.1 访谈设计 |
| 4.1.1 访谈对象 |
| 4.1.2 访谈的实施 |
| 4.1.3 访谈结果 |
| 4.2 问卷设计 |
| 4.2.1 调研对象选择 |
| 4.2.2 问卷设计过程 |
| 4.2.3 问卷结构 |
| 4.3 变量测量 |
| 4.3.1 创业者认知结构的测量 |
| 4.3.2 创业警觉性的测量 |
| 4.3.3 新创企业绩效的测量 |
| 4.3.4 创业拼凑的测量 |
| 4.3.5 商业模式创新的测量 |
| 4.3.6 环境动态性的测量 |
| 4.3.7 控制变量 |
| 4.4 数据分析方法 |
| 4.4.1 描述性统计分析 |
| 4.4.2 信度分析和效度分析 |
| 4.4.3 相关分析 |
| 4.4.4 回归分析 |
| 4.4.5 结构方程模型 |
| 4.4.6 Bootstrap分析 |
| 4.5 预调研 |
| 4.5.1 创业者认知结构量表检验 |
| 4.5.2 创业警觉性量表检验 |
| 4.5.3 新创企业绩效量表检验 |
| 4.5.4 创业拼凑量表检验 |
| 4.5.5 商业模式创新量表检验 |
| 4.5.6 环境动态性量表检验 |
| 4.5.7 经验开放性量表检验 |
| 4.6 本章小结 |
| 第5章 数据分析与假设检验 |
| 5.1 数据收集 |
| 5.2 描述性统计分析和相关分析 |
| 5.2.1 受访者特征 |
| 5.2.2 受访企业特征 |
| 5.2.3 描述性统计和相关分析 |
| 5.3 信度与效度分析 |
| 5.3.1 信度分析 |
| 5.3.2 效度分析 |
| 5.3.3 共同方法偏差和多重共线性检验 |
| 5.3.4 无反应偏差检验 |
| 5.4 假设检验 |
| 5.4.1 创业警觉性的前因研究假设检验 |
| 5.4.2 创业警觉性对新创企业绩效作用机制研究假设检验 |
| 5.5 本章小结 |
| 第6章 研究结论与展望 |
| 6.1 结果讨论与研究结论 |
| 6.1.1 创业警觉性的前因研究 |
| 6.1.2 创业警觉性对新创企业绩效作用机制研究 |
| 6.2 研究启示 |
| 6.2.1 理论贡献 |
| 6.2.2 管理启示 |
| 6.3 研究局限与展望 |
| 6.3.1 研究局限 |
| 6.3.2 未来研究展望 |
| 参考文献 |
| 附录1 访谈提纲 |
| 附录2 调查问卷 |
| 攻读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及取得的科研成果 |
| 致谢 |
（5）法定数字货币法经济逻辑与制度规则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导论 |
| 第一节 研究意义和研究背景 |
| 第二节 核心名词辨析和界定 |
| 一、研究对象的界定 |
| 二、相关概念的界定 |
| 三、诸“货币”形态关系 |
| 第三节 国内外相关研究综述 |
| 一、法定数字货币的内涵 |
| 二、法定数字货币的影响 |
| 三、法定数字货币的发行 |
| 四、法定数字货币的规制 |
| 五、国内外相关研究述评 |
| 第四节 研究方法和内容框架 |
| 一、研究方法 |
| 二、内容框架 |
| 三、主要创新 |
| 第二章 货币本质和货币形态演进基本规律 |
| 第一节 货币的本质与主要理论 |
| 一、货币的内涵和本质理论 |
| 二、货币的职能和理论发展 |
| 三、货币的社会和法律属性 |
| 第二节 货币形态演进及其规律 |
| 一、货币形态演化进程和经济特征 |
| 二、货币形态演化的经济科技基础 |
| 三、货币形态演化的法经济学规律 |
| 第三节 新科技与数字货币发展 |
| 一、数字货币产生的经济科技基础 |
| 二、货币数字化和数字货币的产生 |
| 三、数字货币基本特征和价值改进 |
| 第三章 法定数字货币基本理论和逻辑基础 |
| 第一节 法定数字货币及其基本理论 |
| 一、法定数字货币的法经济内涵 |
| 二、法定数字货币的法经济属性 |
| 三、法定数字货币的法经济特征 |
| 四、法定数字货币的理论新挑战 |
| 第二节 数字形式“货币”的差异比较 |
| 一、法定数字货币与电子货币 |
| 二、法定数字货币与虚拟货币 |
| 三、法定数字货币与私人数字货币 |
| 第三节 法定数字货币的绩效和价值 |
| 一、货币竞争模式及其基本特点 |
| 二、现行货币竞争的绩效与不足 |
| 三、法定数字货币价值功能改进 |
| 第四章 国内外法定数字货币的研究与开发 |
| 第一节 国外法定数字货币的政策推进 |
| 一、私人数字货币的政策和监管 |
| 二、法定数字货币的政策和取向 |
| 三、法定数字货币的研究和实践 |
| 第二节 国际组织法定数字货币的研究 |
| 一、私人数字货币的取向和监管 |
| 二、法定数字货币的政策和取向 |
| 三、法定数字货币的研究和观点 |
| 第三节 我国法定数字货币的研究开发 |
| 一、法定数字货币理论和政策取向 |
| 二、法定数字货币研究和开发实践 |
| 三、法定数字货币科技和金融路径 |
| 第五章 法定数字货币对金融机制的影响和效益 |
| 第一节 法定数字货币对货币机制的影响 |
| 一、法定数字货币对货币供应的变化 |
| 二、法定数字货币对货币需求的变化 |
| 三、法定数字货币对货币控制的提升 |
| 第二节 法定数字货币对货币政策的影响 |
| 一、货币政策调控模式理论及其实践 |
| 二、法定数字货币对调控机制的优化 |
| 三、法定数字货币对传导机制的改进 |
| 第三节 法定数字货币对支付体系的影响 |
| 一、我国现行支付体系及其运营模式 |
| 二、我国支付体系存在的问题和缺陷 |
| 三、法定数字货币对支付体系的完善 |
| 第六章 我国法定数字货币制度供给与需求 |
| 第一节 法定数字货币制度需求和供给 |
| 一、现行法定货币的制度规则及评析 |
| 二、法定数字货币的制度需求和创新 |
| 第二节 法定数字货币制度供给和架构 |
| 一、法定数字货币的制度供给思路 |
| 二、法定数字货币的立法模式选择 |
| 第七章 我国法定数字货币发行和运行制度构建 |
| 第一节 法定数字货币发行的制度架构 |
| 一、法定数字货币发行的经济目标 |
| 二、法定数字货币发行的基本原则 |
| 三、法定数字货币发行的管理机制 |
| 第二节 法定数字货币运行与流通管理 |
| 一、法定数字货币运行体系和基础 |
| 二、法定数字货币运行与流通机制 |
| 三、法定数字货币流通的配套制度 |
| 第三节 法定数字货币权责义务及配置 |
| 一、法定数字货币的主要法律关系 |
| 二、法定数字货币发行的权责配置 |
| 三、法定数字货币运行的权责分配 |
| 第八章 总结与展望 |
| 一、全文总结 |
| 二、未来展望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6）职业教育反贫困的作用机理及实现路径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内容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导论 |
| 第一节 研究背景与问题提出 |
| 一、研究背景 |
| 二、问题提出 |
| 第二节 研究意义 |
| 一、理论意义 |
| 二、现实意义 |
| 第三节 核心概念界定 |
| 一、反贫困 |
| 二、职业教育 |
| 三、职业教育反贫困 |
| 第四节 文献综述 |
| 一、反贫困历史中职业教育作用机理的考察 |
| 二、反贫困行动中职业教育功用与定位分析 |
| 三、职业教育反贫困作用机制的已有理解和认识 |
| 四、职业教育反贫困的支持环境探析 |
| 五、职业教育反贫困实施策略探讨 |
| 六、职业教育反贫困的现实问题及应对策略 |
| 第五节 研究设计 |
| 一、研究问题 |
| 二、研究目标 |
| 三、研究方法 |
| 四、研究步骤 |
| 第二章 职业教育反贫困的理论基础与分析框架 |
| 第一节 内源发展理论:职业教育激活贫困者内在发展动力 |
| 一、内源发展理论及其发展 |
| 二、内源性反贫困及其实现 |
| 三、内源发展理论与贫困者内生动力生成 |
| 四、内源发展理论对职业教育反贫困的启示 |
| 第二节 赋权理论:职业教育赋予贫困者能力的内在机理 |
| 一、赋权理论及其发展 |
| 二、赋权理论的构成要素 |
| 三、赋权理论的支撑环境与基本条件 |
| 四、赋权理论对职业教育反贫困的启示 |
| 第三节 人力资本反贫困理论:职业教育对贫困者人力资本的开发 |
| 一、人力资本反贫困理论的内涵 |
| 二、人力资本反贫困理论对教育的反贫困功能和价值拓展 |
| 三、职业教育反贫困与人力资本开发 |
| 四、人力资本反贫困理论的局限 |
| 五、人力资本反贫困理论对职业教育反贫困的启示 |
| 第四节 现代治理理论:构建职业教育参与贫困治理的路径 |
| 一、现代治理理论的产生和发展 |
| 二、现代治理理论与职业教育反贫困的内在关联 |
| 三、现代治理理论对职业教育反贫困的启示 |
| 第五节 理论框架与分析思路 |
| 一、理论框架 |
| 二、分析思路 |
|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职业教育反贫困政策的历史演进与治理逻辑 |
| 第一节 分析视角 |
| 一、历史制度主义理论及分析方法 |
| 二、历史制度主义对本研究的启示 |
| 第二节 建国以来职业教育反贫困政策的演进阶段 |
| 一、面向工农兵普及劳动生产知识(1949-1977):职业教育反贫困的早期探索 |
| 二、面向贫困地区培养实用人才(1978-1993):激发农村经济活力促进农民增收 |
| 三、面向成人的职业技能培训(1994-2000):促进农民增收和劳动力转移就业 |
| 四、面向贫困群众转移就业提升素质(2001—2010):加快解决温饱步伐 |
| 五、面向贫困人口提供多层次支持(2011—2020):打赢脱贫攻坚战 |
| 六、面向城乡低收入劳动者的终身职业培训(2021—):壮大中等收入群体 |
| 第三节 职业教育反贫困政策的演进动因 |
| 一、政治动因:职业教育是增强贫困群体获得感幸福感的重要举措 |
| 二、经济动因:职业教育是贫困人口转化为经济发展所需劳动力的关键 |
| 三、社会动因:职业教育是贫困者实现自力更生和自主发展的教育保障 |
| 四、文化动因:职业教育是面向贫困者有效整合扶智与扶志的优先选项 |
| 第四节 职业教育反贫困政策的治理逻辑 |
| 一、与国家反贫困总体战略目标内在统一 |
| 二、嵌入国家经济全面持续高速发展之中 |
| 三、始终注重贫困者面向就业的能力开发 |
| 四、适时优化职业教育反贫困的实施方式 |
|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职业教育反贫困实施进展调查与现状分析 |
| 第一节 调查目的与实施过程 |
| 一、调查目的 |
| 二、调查对象 |
| 三、调查工具 |
| 四、实施步骤 |
| 五、数据来源 |
| 第二节 学历职业教育反贫困实施现状调查与分析 |
| 一、学历职业教育反贫困的实施成效 |
| 二、学历职业教育反贫困的运行特征 |
| 三、学历职业教育反贫困的实施困境 |
| 第三节 非学历职业技能培训反贫困实施现状调查与分析 |
| 一、非学历职业技能培训反贫困的实施成效 |
| 二、非学历职业技能培训反贫困的运行特征 |
| 三、非学历职业技能培训反贫困的实施困境 |
|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国际组织职业教育反贫困的实践特征与基本经验 |
| 第一节 国际劳工组织职业教育反贫困的实践特征 |
| 一、国际劳工组织使命与反贫困 |
| 二、国际劳工组织职业教育反贫困的主要实践 |
| 三、国际劳工组织职业教育反贫困的基本特征 |
| 四、国际劳工组织职业教育反贫困的作用机理 |
| 五、国际劳工组织职业教育反贫困的实现路径 |
| 第二节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职业教育反贫困的实践特征 |
| 一、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属性与反贫困 |
| 二、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职业教育反贫困的主要实践 |
| 三、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职业教育反贫困的基本特征 |
| 四、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职业教育反贫困的作用机理 |
| 五、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职业教育反贫困的实现路径 |
| 第三节 世界银行职业教育反贫困的实践特征 |
| 一、世界银行组织使命与反贫困 |
| 二、世界银行职业教育反贫困的主要实践 |
| 三、世界银行的职业教育反贫困的基本特征 |
| 四、世界银行职业教育反贫困作用机理 |
| 五、世界银行职业教育反贫困的实现路径 |
| 第四节 国际组织职业教育反贫困的基本经验 |
| 一、注重能力建设:以贫困人口能力建设和发展为出发点和落脚点 |
| 二、实施路径多元:依据不同群体的需求提供个性化教育培训支持 |
| 三、面向就业创业:促进弱势群体体面工作以提升生活质量 |
| 四、多元主体共治:创设能力建设与岗位转化衔接的社会政策环境 |
| 本章小结 |
| 第六章 职业教育反贫困的作用机理及影响因素 |
| 第一节 职业教育反贫困的作用机理及影响因素 |
| 一、职业教育反贫困的作用机理 |
| 二、职业教育反贫困的影响因素 |
| 第二节 学历职业教育反贫困的作用机理及影响因素 |
| 一、学历职业教育反贫困的作用机理 |
| 二、学历职业教育反贫困的影响因素 |
| 第三节 非学历职业技能培训反贫困的作用机理及影响因素 |
| 一、非学历职业技能培训反贫困的作用机理 |
| 二、非学历职业技能培训反贫困的影响因素 |
| 本章小结 |
| 第七章 职业教育反贫困的实现路径及优化改进 |
| 第一节 职业教育反贫困实现路径的构成与模式 |
| 一、职业教育反贫困实现路径的构成 |
| 二、职业教育反贫困实现路径的基本模式 |
| 第二节 职业教育反贫困实现路径的实践向度 |
| 一、搭建面向贫困者个体的促进就业进而摆脱贫困的阶梯 |
| 二、面向贫困地区培养经济发展所需实用人才促进区域脱贫 |
| 三、畅通低收入者技术技能发展通道以向中等收入群体跨越 |
| 第三节 职业教育反贫困实现路径的优化改进 |
| 一、对象拓展:从以贫困人口为主体到以低收入人口为重点 |
| 二、方式优化:普通教育与职业教育和终身职业教育衔接 |
| 三、目标升级:从促进就业摆脱贫困到促进生涯发展和职业成功 |
| 本章小结 |
| 第八章 结论、反思及展望 |
| 第一节 研究结论 |
| 一、职业教育反贫困的理论共识:能力贫困、教育反贫和职教赋能一脉相承 |
| 二、职业教育反贫困的治理逻辑:开发能力、服务经济和促进增收紧密衔接 |
| 三、职业教育反贫困的运行模式:分类瞄准、多向发力与赋权增能互为支撑 |
| 四、职业教育反贫困的国际经验:以人为本、服务需求与体面就业高位衔接 |
| 五、职业教育反贫困的实现路径:精准识别、综合赋能与能力发展层层递进 |
| 六、职业教育反贫困的路径转向:对象拓展、方式优化与目标升级同频共振 |
| 第二节 研究反思 |
| 一、对职业教育反贫困的可持续性的探讨和分析较为有限 |
| 二、对职业教育反贫困功能限度的考察不够深入 |
| 三、职业教育与贫困内在关系的辩证分析不透彻 |
| 第三节 研究展望 |
| 一、多维度审视职业教育在弱势群体治理中的功能与价值 |
| 二、立体化审视职业教育促进弱势群体发展的实现路径 |
| 三、发展性审视职业教育助力弱势群体发展的路径优化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在学期间主要科研成果 |
| 后记 |
（7）习近平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及其价值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一、选题背景与意义 |
| (一)问题的提出 |
| (二)研究的意义 |
| 二、国内外研究现状 |
| (一)国内研究现状 |
| (二)国外研究现状 |
| 三、研究思路与方法 |
| (一)研究思路 |
| (二)研究方法 |
| 四、主要难点与创新之处 |
| (一)主要难点 |
| (二)创新之处 |
| 注释 |
| 第二章 习近平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理论渊源 |
| 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底蕴支撑 |
| (一)“仁者爱人”的和平情怀 |
| (二)“德法相行”的治理之道 |
| (三)“见利思义”的价值判断 |
| (四)“和而不同”的文化积淀 |
| (五)“天下大同”的世界理念 |
| 二、马克思共同体思想的理论奠基 |
| (一)“自然形成的共同体” |
| (二)“抽象的或虚幻的共同体” |
| (三)“真正的共同体” |
| 三、中国共产党人的外交思想嬗变 |
| (一)新中国成立初期的国际战略思想 |
| (二)改革开放以来的外交经验 |
| (三)十八大以来的外交理念演进 |
| 注释 |
| 第三章 习近平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发展理路 |
| 一、习近平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提出的时代背景 |
| (一)人类社会面临前所未有挑战 |
| (二)世界格局演进呈现复杂之势 |
| (三)和平与发展仍然是时代主题 |
| 二、习近平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提出的客观要求 |
| (一)中国社会主要矛盾转变的内在要求 |
| (二)当代中国开放发展模式的路径探索 |
| (三)中华民族命运共同体的必然选择 |
| 三、习近平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形成脉络 |
| (一)萌芽阶段:实现海峡两岸互惠融同的“命运共同体” |
| (二)形成阶段:促进世界各国合作共赢的“人类命运共同体” |
| (三)深化阶段:全面推动构建内涵丰富的“人类命运共同体” |
| 注释 |
| 第四章 习近平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多维视域 |
| 一、习近平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丰富内涵 |
| (一)树立国际权力观,迈向政治共同体 |
| (二)弘扬共同利益观,迈向经济共同体 |
| (三)倡导新型文明观,迈向文明共同体 |
| (四)坚持整体安全观,迈向安全共同体 |
| (五)构建绿色发展观,迈向生态共同体 |
| 二、习近平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主要特征 |
| (一)构建世界发展整体性的战略布局 |
| (二)完善全球治理法制性的正义弘扬 |
| (三)推动人类社会应然性的实然选择 |
| (四)彰显协同发展公共性的价值共享 |
| (五)促进社会发展科学性的文明场域 |
| 三、习近平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话语体系 |
| (一)牢固树立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意识 |
| (二)深度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话语 |
| (三)实现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世界共识 |
| 注释 |
| 第五章 习近平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理论价值 |
| 一、一脉相承的理论延续 |
| (一)对唯物史观的最新发展 |
| (二)对人类命运主题的传承 |
| (三)对共同体形式的时代创新 |
| (四)对改变世界的功能性认知 |
| 二、继往开来的理论发展 |
| (一)概念构成凸显综合性 |
| (二)思考方式凸显包容性 |
| (三)发展样态凸显过渡性 |
| (四)演变动力凸显时代性 |
| (五)实践方略凸显具体性 |
| 三、立足时代的现实创新 |
| (一)在总体规划上,实现了从理想追求到现实方案的转变 |
| (二)在设计理念上,实现了从西方思维到中国智慧的转变 |
| (三)在价值选择上,实现了从对抗博弈到命运与共的转变 |
| (四)在领导主体上,实现了从资本驱动到政党引领的转变 |
| (五)在构建路径上,实现了从制度革命到全球治理的转变 |
| 注释 |
| 第六章 习近平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实践价值 |
| 一、努力构建全球伙伴合作关系 |
| (一)准确定位外交关系关键环节 |
| (二)不断扩大筑牢伙伴关系网络 |
| (三)积极参与推进国际治理体系变革 |
| 二、全面推进中国特色大国外交 |
| (一)科学评估中国参与全球治理体系的主要问题 |
| (二)在推进全球治理上积极贡献中国智慧与力量 |
| (三)统筹处理好全球治理与维护国家利益的关系 |
| 三、共同搭建“一带一路”国际交往新平台 |
| (一)“一带一路”倡议的提出 |
| (二)“一带一路”取得的成就 |
| (三)“一带一路”的战略意义 |
| 注释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所发表的学术论文 |
| 致谢 |
（8）中国特色国际合作理论与实践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导论 |
| 一、研究缘起与研究意义 |
| (一)研究缘起 |
| (二)研究意义 |
| 二、相关研究文献综述 |
| (一)国内研究现状 |
| (二)国外研究现状 |
| 三、研究思路与研究方法 |
| (一)研究思路 |
| (二)研究方法 |
| 四、创新之处与研究难点 |
| (一)创新之处 |
| (二)研究难点 |
| 第一章 相关概念辨析与研究议题界定 |
| 第一节 基础概念及关系辨析 |
| 一、“合作”与“国际合作” |
| 二、国际合作与竞争、斗争 |
| 三、国际合作与冲突、战争 |
| 四、国际合作与和平发展 |
| 第二节 研究议题界定 |
| 一、理论与实践的“中国特色”之辩 |
| 二、国际关系理论中的“国际合作”之题 |
| 三、中国特色国际合作理论与实践“整体性”之维 |
| 第二章 中国特色国际合作的立论基础 |
| 第一节 马克思恩格斯国际合作思想的指导 |
| 一、国际合作的根本动力:生产力的发展 |
| 二、国际合作的本质属性:国家的阶级性 |
| 三、国际合作的基本原则:民族独立自主平等 |
| 四、国际合作的价值旨归:人类的解放 |
| 第二节 中国传统“和合”文化精髓的滋养 |
| 一、人的范畴:人性善与道义传统 |
| 二、国家范畴:“和合主义” |
| 三、世界范畴:“天下主义” |
| 第三节 苏俄社会主义国家国际合作的经验教训 |
| 一、苏俄社会主义国家国际合作的积极探索 |
| 二、大国沙文主义的危害 |
| 三、大国争霸的历史镜鉴 |
| 第四节 西方主流国际合作理论的批判 |
| 一、西方主流国际合作理论“基本立场”批判 |
| 二、西方主流国际合作理论“基本观点”批判 |
| 三、西方主流国际合作理论“基本方法”批判 |
| 第三章 中国特色国际合作的理论分析:一种系统框架分析 |
| 第一节 中国特色国际合作理论分析的系统框架 |
| 一、中国特色国际合作的结构范式 |
| 二、中国特色国际合作的实现机理 |
| 三、中国特色国际合作的实现形式 |
| 第二节 中国特色国际合作的基本运行规律 |
| 一、世界观与国际合作的互动规律 |
| 二、国家能力与国际合作的互动规律 |
| 三、国际制度与国际合作的互动规律 |
| 第三节 中国特色国际合作的理论属性 |
| 一、人民性 |
| 二、实践性 |
| 三、发展性 |
| 四、包容性 |
| 五、正义性 |
| 第四章 中国特色国际合作理论的实践考察 |
| 第一节 中国特色国际合作思想的历史演进 |
| 一、起点与基础:实现“站起来”的国际合作思想 |
| 二、开创与拓展:实现“富起来”的国际合作思想 |
| 三、传承与创新:实现“强起来“的国际合作思想 |
| 第二节 三种类型国际合作的实践创新——基于“世界观-能力-制度”的案例分析 |
| 一、“维护支持型”国际合作:中国参与世界卫生组织的实践 |
| 二、“参与塑造型”国际合作:上海合作组织 |
| 三、“倡导引领型”国际合作:“一带一路”合作倡议 |
| 第三节 中国特色国际合作的实践经验 |
| 一、党的领导:国际合作的根本保证 |
| 二、独立自主:国际合作的基本原则 |
| 三、求同存异:国际合作的基本方针 |
| 四、互利共赢:国际合作的基本精神 |
| 五、和平发展:国际合作的核心目标 |
| 第五章 中国特色国际合作的现实困境 |
| 第一节 国际合作的“世界观”认同困境 |
| 一、西方价值观的弊端与分化 |
| 二、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认同挑战 |
| 三、中国和平发展的“信任”困境 |
| 第二节 国际合作能力面临的现实挑战 |
| 一、世界经济发展的不平衡性 |
| 二、大国博弈与国际秩序的不确定性 |
| 三、国际合作的责任能力的不对称性 |
| 第三节 全球合作体制“低效失灵” |
| 一、联合国权威体系受到挑战 |
| 二、全球合作治理的制度供给滞后 |
| 三、国际合作机制运行功能紊乱 |
| 第六章 中国特色国际合作的深化路径 |
| 第一节 增强国际合作“世界观”的认同 |
| 一、“命运共同体”的“价值认同” |
| 二、“和平发展”的“诚意决心” |
| 三、“和合共生”的“文化自觉” |
| 第二节 提升实现和平发展的竞合“能力” |
| 一、国际合作中的动力与原则底线 |
| 二、国际合作中的竞争与斗争本领 |
| 三、国际合作中的能力与责任共担 |
| 第三节 推进全球合作体系的“制度”创新 |
| 一、国际合作的“核心”体制 |
| 二、国际合作的“制度”供给 |
| 三、国际合作的“关系”网络 |
| 结论:人类合作文明的理论前景 |
| 参考文献 |
| 在学期间的研究成果 |
| 后记 |
（9）“十四五”时期中国经济发展的新变化、新挑战（论文提纲范文）
| “十四五”时期金融改革发展的战略选择 |
| 一、“十四五”时期中国金融改革发展的总要求 |
| 二、“十四五”时期中国金融改革发展的新变化 |
| 三、“十四五”时期中国金融改革发展的具体任务 |
| 四、“十四五”时期以提升金融改革发展的效率为重点 |
| 五、“十四五”时期必须更加注重发挥金融支持实体经济的作用 |
| “十四五”时期我国宏观经济进入新的动态均衡* |
| 一、全球经济疫后重建面临三大挑战 |
| （一）新冠疫情大流行对长期经济增长可能产生持久的负面影响 |
| （二）债务负担攀升潜藏金融危机 |
| （三）疫情防控产生新贫困人口 |
| 二、我国经济发展面临的硬约束 |
| （一）经济增长速度存在下调压力 |
| （二）经济安全存在风险隐患 |
| 三、促进我国宏观经济进入新的动态均衡 |
| （一）深化改革开放，促进“十四五”时期我国经济增长速度运行在合理区间 |
| （二）实施扩大内需战略，促进投资消费结构更趋均衡 |
| （三）加快城乡协调发展，促进城乡均衡发展迈上新台阶 |
| （四）完善创新体制机制，促进自主创新取得突破 |
| （五）继续深化供给侧改革，推动产业结构持续升级 |
| （六）多方位完善收入分配制度，促进补齐民生短板 |
| （七）完善宏观经济治理，筑牢经济安全底线 |
| 四、“十四五”末期中国人均国民收入有望超过14000美元 |
| “十四五”时期税收制度面临的新变化和新挑战 |
| 一、内外部环境变化及发展战略转型 |
| 二、变革社会中现行税制将承受前所未有的压力 |
| 三、改革和完善现行税制，积极回应当前与未来挑战 |
| “十四五”时期财政改革的主要任务 |
| 一、把握财政自身工作的主线索 |
| 二、找准财政健全宏观治理体系的发力点 |
| “十四五”时期国家审计的重点任务 |
| “十四五”时期中国外贸发展的新变化、新挑战与新举措 |
| 一、国际市场萎缩、六稳六保新挑战与双循环发展 |
| 二、数字技术加快发展、数字贸易发展新挑战与数字化转型 |
| 三、国际经贸规则重构、高水平开放型经济新体制挑战与改革开放双轮驱动 |
| 四、全球环境风险突出、贸易可持续发展挑战与全面贯彻绿色发展新理念 |
| 五、高水平对外开放、国家安全挑战与预警防范体系建设 |
| “十四五”时期流通领域新变化、新挑战 |
| “十四五”时期服务业发展的新变化和新趋势 |
| 一、准确把握“十四五”期间服务业发展的新趋势 |
| 二、着眼发展趋势，厘清“十四五”服务业发展的重点任务 |
| 三、顺应发展要求，深化服务业体制机制改革 |
| 1.持续放宽市场准入，进一步破除隐性壁垒 |
| 2.创新监管方式，推动多利益相关方协同共治 |
| 3.总结推广改革试点经验，构建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 |
| 4.强化要素支撑，夯实服务业高质量发展的政策基础 |
| “十四五”时期中国城市发展面临的新变化与新挑战 |
| 一、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与韧性城市建设 |
| 二、新型城镇化与城市更新 |
| 三、城市群、都市圈与区域协调发展 |
| 四、房地产市场调控与长效机制建设 |
| “十四五”时期旅游业发展的新变化和新挑战 |
| “十四五”时期应用经济学领域马克思主义研究的新变化和新挑战 |
| 一、发展格局的变化与应用经济学领域的马克思主义研究 |
| 二、经济社会特征的变化与应用经济学领域的马克思主义研究 |
| 三、疫情防控常态化与应用经济学领域的马克思主义研究 |
（10）国际比较视野中我国绿色生态城区评价体系优化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选题背景 |
| 1.2 研究目的 |
| 1.3 研究现状 |
| 1.4 名词界定 |
| 1.5 研究内容 |
| 1.6 研究方法 |
| 1.7 本文创新 |
| 第2章 绿色生态城市理论研究及系统模型 |
| 2.1 概念梳理 |
| 2.2 内涵辨析 |
| 2.3 特征论述 |
| 2.4 理论基础 |
| 2.5 系统模型 |
| 2.6 本章小结 |
| 第3章 绿色生态城区评价标准国际比较研究 |
| 3.1 ESMF比较矩阵 |
| 3.2 英国BREEAM Communities |
| 3.3 美国LEED ND、LEED Cities and Communities |
| 3.4 德国DGNB UD |
| 3.5 日本CASBEE UD、CASBEE Cities |
| 3.6 中国绿色生态城区评价标准 |
| 3.7 宏观环境与评价体系的比较小结 |
| 3.8 机制保障比较 |
| 3.9 模式特征比较 |
| 3.10 本章小结 |
| 第4章 我国绿色生态城区发展现状与挑战 |
| 4.1 我国绿色生态城区发展现状 |
| 4.2 我国绿色生态城区现存问题 |
| 4.3 我国绿色生态城区现实挑战 |
| 4.4 本章小结 |
| 第5章 我国绿色生态城区评价体系优化 |
| 5.1 评价体系现存问题 |
| 5.2 评价体系优化思路 |
| 5.3 钻石评价模型 |
| 5.4 评价体系结构 |
| 5.5 评价内容优化 |
| 5.6 评价方法优化 |
| 5.7 本章小结 |
| 第6章 评价体系优化实证 |
| 6.1 中新天津生态城案例验证 |
| 6.2 其他比较案例验证 |
| 6.3 本章小结 |
| 第7章 结论创新与展望 |
| 7.1 结论 |
| 7.2 创新 |
| 7.3 展望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中新天津生态城国标(GBT51255-2017)评价验证 |
| 后记 |
| 读博士学位期间的主要工作 |
四、中国应对全球经济金融新挑战的思考（论文参考文献）
- [1]习近平关于对外开放重要论述研究[D]. 庞坤缺. 北京交通大学, 2021(02)
- [2]战后美日经济外交比较研究[D]. 王家曦. 外交学院, 2021(11)
- [3]西方马克思主义资本主义现代性批判理路研究[D]. 孙颖. 东北师范大学, 2021(09)
- [4]创业警觉性的前因及对新创企业绩效的作用机制研究[D]. 王超. 吉林大学, 2021(01)
- [5]法定数字货币法经济逻辑与制度规则研究[D]. 余雪扬. 江西财经大学, 2021(09)
- [6]职业教育反贫困的作用机理及实现路径研究[D]. 瞿连贵. 华东师范大学, 2021(11)
- [7]习近平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及其价值研究[D]. 刘春玲. 哈尔滨师范大学, 2021(09)
- [8]中国特色国际合作理论与实践研究[D]. 成向东. 兰州大学, 2021(09)
- [9]“十四五”时期中国经济发展的新变化、新挑战[J]. 何德旭,汪红驹,马珺,何代欣,汪德华,赵瑾,依绍华,刘奕,李超,戴学锋,于树一. 财经智库, 2021(01)
- [10]国际比较视野中我国绿色生态城区评价体系优化研究[D]. 杜海龙. 山东建筑大学, 2020(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