纵观多年大旱的水利工程和水利政策

一、大旱之年看水利工程与水利政策（论文文献综述）

杜洋洋^[1]（2020）在《国权与民权博弈视角下的宋代水利社会 ——以浙西路为中心》文中研究说明水利社会,简括地说就是以水利为中心延伸出来的区域性社会关系体系。若把以水利为中心的区域性社会关系再扩展开来,它和区域社会法律、文化、政治、军事、宗教、经济、社会习俗、社会习惯、社会生活等都有着直接或间接的联系。它不但包括水、水利开发、水权纠纷、水神信仰以及与水相关的水利争论、地方习惯、水利管理运行方式等,还包括流域内社会成员或社会群体的精神文化和社会生活等。水利社会内涵丰富,研究领域极为广阔,本文不做全面论述,主要从国权与民权博弈的角度,对水利兴建、农田水利以及与水相关的水利争论等内容进行研究。通过这些研究,可以使我们从侧面了解到宋代浙西路及其他地区的社会发展状况。本文的主要内容如下:第一章主要从地貌、水资源、气候三个方面论述浙西路的自然环境,以及从行政区划、灌溉、航运三个方面论述浙西路的人文环境。在宋代,浙西路包括临安府（杭州）、平江府（苏州）、镇江府（润州）、嘉兴府、安吉州（湖州）、常州、严州和江阴军。它地貌复杂,西高东低,不但有低山浅丘,还有平原地带,属亚热带季风气候,年降水量大,水资源丰富,湖泊、河流众多,河网密布,还有大运河流经其中,灌溉和航运都极为便利。浙西凭借其特殊的地貌、水资源、气候特征成为全国最重要的粮食产地,独具特色的水乡环境使浙西路成为了宋朝水利建设最兴旺的地区。第二章主要探究了国家和民间围绕水利兴建展开的博弈。首先,梳理了朝廷官员之间关于是否兴修水利的不同意见,范仲淹、王安石、郏亶、单谔等大力支持兴建水利,然吕惠卿、文彦博等“论者”对此持反对意见,不赞成水利兴建,在整个过程中,党派之争、利益冲突、水利成本等都在左右着双方的言论,进而影响宋代水利事业的发展。其次,探究了民间内部对水利兴建的不同看法。一部分民间力量因不愿出钱出力,也不想损害自身既得利益,所以反对国家某些水利兴建计划。还有一部分民间势力出于某一动机,会参与兴建水利工程,总体而言,民间势力参与水利事业,既有自身利益的驱使,也有强烈的社会责任感的激励,亦有提高自身地位以及社会威望的需求,多种动机夹杂在一起,促使他们投身于地方水利事业。最后,讨论了民间与国家的利益冲突。第三章主要探讨了国家与民间围绕围田展开的博弈。首先,论述了民间占湖为田的动机、活动。其次,论述了朝廷官员关于废湖复湖的争论。再次,探究了国家在围田问题上的对策。最后,讨论了地方豪强、地方政府与中央政府围绕围田所展开的博弈。本文从国权与民权博弈的视角,探析宋代水利社会。政府权力、政府权威、政府行为等皆属国权范畴,民间权威、民间行为等皆属民权范畴。其中,本文论述以浙西路为中心,浙西路是宋代经济重心,它凭借独特的地貌、水资源、气候等成为全国最重要的粮食产地,有苏湖熟天下足的美称,独具特色的水乡环境使浙西成为宋朝水利兴建最发达的地区。故本文所选史料以浙西路为主,但兼涉其他地区,旨在说明,水利工程兴建、与水争田行为、国权与民权的博弈等,并不是浙西路仅有的状况,放眼两宋其他地区,亦多如此,而浙西路只是宋代水利社会的一个缩影。

余浩然^[2]（2019）在《向水而生 ——1950年代以来皖北农村的水利与秩序》文中研究说明本文基于对安徽寿县地区田野调查,借助历史文献资料,对新中国成立后水利兴修工程如何生根并发挥持续效应的历史过程进行了再现和阐释。立足于乡土社会,运用结构主义和共同体相关理论作为分析工具,通过不同时期的人群活动特点讨论水利兴修的社会意义,探讨了水利建设与地方实践的复杂关系,认为新中国成立后水利兴修工作带来了地方社会要素和权力结构的重组,并最终与地方社会形成了一种“互嵌关系”。我国水利兴修历史悠久,水利是农业社会的核心资源,有着安农兴邦的作用,也承担了抗旱防洪,航运转输的多重使命。由于寿县地处江淮分水岭的南北要冲,其军事意义也十分突出。延续到新中国成立前,在当时的治理建设模式下,地方上形成了一系列的水利共同体,涉及到生产、防卫、城镇布局等。新中国成立以后,水利兴修从农村基本水利建设开始,比如当家塘,到大型水利工程上马,比如淠史杭、红旗渠等,其分布范围之广、耗费成本之大、技术革新之迅速,超过了我国历史上任何一个时期。其结果改变了农村农田水利的空间布局,形成了新的管理机制,也提供了后续发展的物质、制度基础。如今随着“引江济淮”工程的实施,寿县地区与长江、淮河两大水系连接一体,整个县域具备了更大的共同体的色彩。在水利共同体走向扩大的过程中,政府,农民和社会成为开发治理水利最重要的单位,而水利对三者的关系也产生了影响,一、国家主导,农民,社会组织参与的互动结构是水利建设的最主要力量,在建国以后到改革开放前,是人民公社制度保证了水利兴修工作的完成,在改革开放后治理方式的转型又拓宽水利设施升级转型以及对水利的综合应用。二、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和开发领域中,三者交替发挥了主导作用,在共同目标实现中保持了行动一致性,而在市场化的大背景下,也出现了价值偏差并由此引发了社会冲突。三、就其发挥效果而言,在不同领域的开发实践中都取得了成就;同时也将生态、平衡等理念融入了地方发展观。同时也在多个社会领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并逐步扩大和深化,这也是“互嵌关系”的最好表达,此时的水利已经从农业社会的核心资源向新时代具有多纬度发展潜力的公共资源转变,文章遵循一种历时的角度,以一位老水利人老烟枪的人生故事为叙述核心,对上述问题做一回顾和阐释。

陈涛^[3]（2018）在《明清时期萧绍平原的水利与地域社会》文中研究说明本研究以萧绍平原为研究地域,以区域水利系统和地域水利共同体的形成演变为考察的切入点,探究明清时期萧绍平原水利事业的发展历程以及贯穿其中的国家、地方社会、士绅和普通民众等各方利益诉求和博弈过程,在此基础上审视地理环境、区域社会不同利益主体对地方水利乃至区域社会发展变迁的影响。文章首先分析明中叶浦阳江改道前后萧绍平原内外水利形势的演变及区域水利系统形成过程。在区域大环境和局部小环境变迁的双重背景下,分别讨论由三江闸、西江塘和麻溪坝构成的萧绍平原结构性水利体系在明清两代运行和维护中展开的一系列事件史,分析自然、人群和社会这三者之间的互动关系,从区域水利协作的视角来探索县域之间的水利社会史。全文从篇章组织上利用系统—结构—功能的分析框架,将明中叶已经形成的萧绍平原水利系统分解为闸—塘—坝三个要素,动态地考察各要素在地域开发中的功能及其工程背后的社会组织形态。首先简要梳理萧绍平原的开发历程及区域水利系统的形成过程。本区域的开发经历了从南部山区到北部滨海平原的推进过程,其中唐宋时期沿海堤塘的渐次修建及平原中部湖泊水利的兴起为区域开发创造了良好条件。在区域土地资源日趋紧张的背景下,湖田之争成为宋元时期萧绍平原水利的主要矛盾。至明中叶,浦阳江彻底改道西出,三江闸的创建使得萧绍平原内部河湖水网连成一体,进而演变形成一个完整的水利系统。水闸的渐次创建反映了萧绍平原开发的空间展开历程,作为萧绍平原水利系统形成的标志性工程——三江闸,它的建造与维护过程也是地域社会联系的重要节点。康熙朝末期三县的议修争端则集中体现了自然环境变迁背景下各方的利益诉求与博弈,揭示出动态的自然环境变迁对区域水利协作关系的冲击。西江塘的修筑从最初的的萧山一县独修发展到山阴、会稽、萧山三县协修,再到乾隆年间的中央政府全面接管萧绍海塘。在区域内外地理环境变迁背景下,国家、地方政府以及乡绅群体等不同权力主体相继介入,围绕工程组织、经费筹集、管理维护等事项展开协作与冲突博弈。及至清末,山会萧塘闸水利会的成立则是这一利益共同体走向组织化的标志。围绕麻溪坝产生的长时段水利纠纷,集中反映了坝外天乐中乡与坝内整个萧绍平原之间的利益纠葛。除了作为基础的环境作用外,还交织着地方权力建构与基层行政运作等问题。而矛盾的平息不仅要依靠工程技术手段的改良,而且还需要经济手段、社会应对措施的跟进和完善,方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

陈超^[4]（2017）在《气候视野下五代北宋前期太湖地区的水利灌溉》文中提出农田水利是农业生产发展的重要保障。五代北宋前期太湖地区的水利灌溉活动与气候变化存在高度相关性,此外,行之有效的管理制度和组织、水利工程负责人对于当地情况的了解程度、地方利益矛盾、水利政策的侧重点、农田水利规划的合理性等都成为这个时段影响太湖地区水利灌溉发展的重要因素。

韩彦^[5]（2016）在《安国县水利建设与乡村社会研究（1949-1983）》文中提出新中国成立以来三十余年里,安国县在县内开展了多种水利工程建设,这些工程包括防洪工程、排涝工程和农田水利工程等。在县内施工的同时,安国县还派大量民工外出施工,包括协修水库、治理海河和援外打井等。为了更好地领导水利建设,县里成立了专门管理水利建设的机构,采取军事化的组织方式组建、管理施工队伍,农民则为水利建设付出了艰苦的劳动。这些水利工程的修建起到了防灾减灾的作用,保障了人民生命财产安全、维护了社会稳定,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经济的发展。但是,在建设过程中和管理上也存在不少问题,如缺乏科学的规划、在民工生活困难的情况下减少补助额、工程建成后被大量的毁坏以及地下水超采现象出现等等。中央和地方颁发的政策、采取的组织管理措施对水利建设和农村社会的影响是多面的、深远的。由于水利工程建设过程中对民工补给日益减少,加重了农村负担,影响了村民对水利建设的积极性。所以,我们要从国家、集体、民众的综合利益出发,协调好各方利益、尊重客观规律,及时解决新问题才能更好地促进水利事业的进步,进而保障农业的进一步发展。

朱春华^[6]（2016）在《新中国前30年江西农田水利基本建设探究》文中指出本文主要研究新中国成立后至改革开放前30年间,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江西省的农田水利基本建设的相关问题。首先,从宏观角度分析建国后江西进行农田水利基本建设的一个大背景,包括江西的自然环境与此一时期的农业经济状况,由此来说明江西进行农田水利基本建设的必要性与紧迫性,基于此,探讨中国共产党为帮助江西农田水利基本建设的恢复与发展而在政策方面所做的支持。其次,分阶段探讨建国后30年间在党与政府的带领下江西农田水利基本建设的发展历程,主要分为恢复与大发展两个时期。建国后30年间,江西的农田水利建设获得了较快发展,对保证工农业持续增长和人民生命财产安全,发挥了巨大作用。但在前进的道路上,由于受到“左”倾错误的影响,也曾出现过某些失误和挫折,江西的农田水利基本建设交错着曲折与发展。再次,集中探讨农田水利基本工程的具体操作、实施过程中的组织管理事项,明晰工程实施期间如何在思想和组织上大力动员群众参与到各项农田水利工程的兴建中去、以及工程的组织形式、具体的施工管理、经费来源和投资效益等,从而透过这些内容去了解与掌握新中国的农村状态以及党的农村政策。最后,分析、概括此一时期党领导下的江西农田水利基本建设所取得的成就与不足。分析工程兴建所取得的基本成效,对农业生产的促进作用。与此同时,也客观指出此一时期农田水利基本建设的不足,希冀对现今的农田水利基本建设有所参考与借鉴作用。

王大伟^[7]（2015）在《浙江省兰江流域农田水利研究（1949-1962）》文中研究说明兰江是浙江省最大水系钱塘江的南源,其流域主体范围位于浙江省中部,覆盖今金华、衢州两市大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属金华、衢州专署管辖,1955年行政区划调整后,统一于金华专署。1949年前,兰江流域农田水利主要以陂塘、堰坝灌溉为主,规模小、分布散,国家权力较少介入基层的农田水利事业。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兰江流域农田水利建设从整修、恢复旧有工程起步,以乡村农会为主体建立起水利委员会、治水委员会等基层水利组织。随着兰江流域所辖的金华、衢州专署及下属各县专职水利机构的成立,逐步构建起现代意义的水政体系,并开始将乡村基层分散、小型的农田水利纳入组织管理。兰江流域的农田水利逐渐由传统农业社会以地方官员、乡绅主导的偶发的农田兴修行为,转向由政府主导的统筹规划、兴修、维护和利用。20世纪50年代,随着国家权力向下延伸,计划经济体制的逐步建立,以及农业生产组织方式的变革,基层农田水利事业完全纳入了国家治理体系。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期,兰江流域开始以群众运动形式,以兴修小型水库工程为主,开展基层农田水利体系的建设。与此同时,在农业社会主义改造运动过程中,组织行为、集体行动成为农田水利建设的主要体现和实践内容。而从1957年冬至1958年春的全国性农田水利建设运动,以及1958年后以大中型水库为主的水利建设,使农田水利事业整体上从以抗灾防灾为导向,完全转入政治运动的发展轨迹。特别是在“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中,农田水利工程建设“扎营施工”,实行“兵团作战”,在施工中重于政治考量,任意、无偿调动劳动力和资金。一般认为,集体化进程是农田水利建设规模不断扩大的体制环境,实际上以群众运动形式开展起来的农田水利建设高潮,亦加速了集体化进程。1949至1962年,从中央到地方农田水利治理组织体系的架建,取得了显着成效。政治主导、在实践中以群众运动形式操作,使得农田水利建设得以大规模展开。兰江流域新建的各种水利工程使农田灌溉面积快速增长,积累了丰富的建设经验,提高了农田的平均抗旱能力。但政治主导下的农田水利事业,在实践中的运动化操作,也一定程度上干扰了农田水利事业有序的、具长期规划发展轨迹。

潘明涛^[8]（2014）在《海河平原水环境与水利研究（1360-1945）》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在海河平原,水利对当地半干旱农业有着重要的意义。但水利能否在生产中稳定持续发挥作用,取决于水源和水利设施。自1360至1945年期间,海河平原水利经历了剧烈的波动,渠道灌溉最终式微,而井水灌溉后来者居上,成为该地主要灌溉方式。近六百年来水利的变迁过程,不仅与社会政治、经济形势密切相关,从根本上来说,是海河平原水环境衰退的结果。一定区域内的水环境主要由河流、淀泊和地下水组成。自晚全新世开始,海水消退,海河平原中东部地区的陆地逐渐显露,但由于积水较为严重,许多地方仍不宜居住。早期人口主要分布在太行山东麓及燕山南麓地势相对较高的地区,随着海河水系趋于稳定,水利也出现在这一带,并逐步向东扩展。总体来看,几千年来海河平原水环境以衰退为大势,但对人类而言,中古以前的地表水量仍过多,涝灾是严重的社会问题。大致到唐代,海河平原水环境恰好处于一个比较适宜人类生活和生产的阶段,加之社会稳定,经济状况良好,水利在此时最为兴盛。待北宋建立塘泺防线,开始出现水源不足,大规模的人工引水活动随之兴起。自1360年开始,海河平原气候趋于稳定,以干冷为主,学界称其为明清小冰期。这种稳定是相对而言,期间也出现几次回暖,且时长不一,最短10年左右,最长60年左右。温润气候容易带来充沛降雨,使得河道充盈。明清时期水利有两个小高峰期,一个是1531至1590年间,另一个是1725至1765年间。前者由于降水一度好转,水环境状况有所改善；后者得益于朝廷在直隶建立的治水机制,面对涝灾采用“化害为利”的疏水方式,在充足经费的保障下,水利呈现短暂繁盛。但在超过三分之二的时期中,海河平原气候以干冷为主。由于降水减少,地表季节性河流增多,断流现象较为严重,较大的淀泊水域面积持续减小,部分小淀泊与湿地彻底消失。地下潜水层也因长期无法得到持续补给,泉脉开始出现微弱或淤塞现象。为了获得农业生产用水,晚近时期流行大规模植树活动,目的之一就是为了涵养水源,企图改变日益衰退水环境。此外民国时期曾举行几次凿泉活动,试图重振水利,但均无多少成效。这种背景下,渠道灌溉在地域上减退至海河平原西部地区。19世纪初的气候和以往略有不同,降水较多,但气温偏冷,这种冷湿气候和通常的干冷、湿润状况恰好相反,表明了气候和水文关系的复杂性,上一次出现类似的气候可追溯至10至13世纪初。虽然降水充足,但海河平原水利却萎靡不振,低洼之处的积水多年无法排泄,年愈淤塞,形成恶性循环,表明了制约水利因素的多重性。缺少必要水利设施源于财政上的困窘,军费、黄河及运河花费了朝廷巨大的精力,加之工料物价上涨、银贵钱贱和河员腐败现象迭现,导致朝廷不得已采取消极的水利政策敷衍了事。明清时期漳水北路迁徙无定,滏水流域曲周以下县份形成“因势而导”的农作习俗,县际水案基本绝迹。自16世纪以来,滏水上游磁州、邯郸和永年因水利规模渐扩而争讼不断。磁州凭自然优势,在水案中得到官府支持,通过立碑、书写、传唱的方式对内外强化了他们对滏水的“实际所有权”。永年在水案结果中屡次败诉,被迫调整食粮种植结构,以适应逐渐滏水的短缺局面。水案在几百年中时空分布的转移,最终以牺牲永年的利益而渐息。另外,滏阳河流域闸内由于权益和责任的表达不甚明确,使得闸渠湮废后难以及时重建；在邢台县,形成了以“镰”为中心的使水制度,这种权利和义务的一体化形式,保障了水利能够在较长时期内稳定运行；而唐县广利渠在二百多年中的状况表明,水利的兴衰并不仅是人事问题,更多由生态恶化所导致。由于地下蓄水层受外界气候影响较小,水量流失缓慢,较之地面河流,能保持相对较长的稳定性,井灌得以兴起。在18世纪之前,井灌通常被视为救荒之备,但因凿井技术和经费问题而难以大范围推广。1920年华北大旱,以华洋义赈会为代表的民间组织和官方开始推行贷款凿井,随着西方工程技术的传入,相关技术问题逐步得到解决。井灌以个体农户为灌溉单位,生产成本相对来说较高,因此主要分布在海河平原三大棉区中,尤其是京汉线地带的西棉区。九一八事变后,满铁机构曾对海河平原灌溉状况进行过详细调查,这些调查报告在抗战时期成为日本在河北沦陷区实施水利措施的重要参考。为满足对棉花的需求,日本利用华北棉花改进会等傀儡机构在西河棉区提倡凿井灌溉。由于棉花价格统制,同时食粮作物价格上涨,棉农无利可图而被迫改种高粱、玉米等作物维生,加之大型役畜的减少,汲取井水成为难题,最终使棉区灌溉井多数成为摆设。

袁博^[9]（2014）在《近代中国水文化的历史考察》文中认为水是一种人类社会不可缺少的自然资源，它在人类生产、生活中扮演着重要角色。自大禹治水起，中国历史就与水有不解之缘，在这几千年中历朝历代的统治者都把治水放在治国的重要位置，形成治水文化。从这一角度讲，中国历史是一部关于水的历史。因此关于水的研究不可或缺。尤其是在当今水资源紧迫的形势下，中央多次发布文件，号召全社会重视水、解决水问题。选题的研究可为建设提供历史的经验教训，加快水文化的建设步伐。近代以来，西方资本主义各国在利益的驱使下，纷至沓来。鸦片战争的隆隆炮声惊醒了沉睡已久的中国人。在这炮声的背后，资本主义的先进思想和科学技术也随之东传，与传统国人的守旧、保守思想发生碰撞和冲突，使得越来越多的中国人认识到西方思想的先进性。近代中国社会对水的态度、认识和利用的转变就是在这一背景下发生的。中国古代历史便形成了具有丰富内容的水文化，不仅形成了一套管理高效的水政系统，保存了大量有关水文的记录，还涌现出诸多杰出的水利着作，为后世留下了宝贵的治水经验。水在中国传统文化中还具有神秘力量，人们把水不断神化，形成各种水神，在日常尤其是水旱灾害发生时便会祭祀、祈佑。除此之外，还形成许多关于水的哲学、文学艺术及建筑、民俗等。这些构成了传统水文化的主要内容。随着鸦片战争后国门的打开，近代中国的水文化内容也日渐体现出科学、现代化的特征。首先是各届政府逐步引进西方制度，形成现代化水政，对水的管理不断规范化。第二，随着教育救国论的兴起和传播，近代教育体系日臻完善，高等教育、实业教育得到快速发展，因此水利教育在晚清出现后，在民国时期逐步确立并发展。不仅各级工科学校课程得到完善，还出现多所专门水利学校，为近代水利发展提供了人才保障。第三，近代水利事业得到发展，不仅近代社会普遍认识到水利建设的重要性，还形成全社会讨论各地水利建设的现象，涌现出许多杰出的水利专家，同时也推动了近代水利科学技术的发展。第四，传统文化中的水神崇拜在科学日兴的近代中国仍继续存在，并体现出新特征。虽然水神信仰在近代逐渐式微，但由于民间信仰的依赖性和根深蒂固性，并不容易消除，从而形成了迷信与科学、传统与现代并存的局面。第五，通过发掘近代出版的书籍、报纸、期刊、名人着作等史料，探究近代民众对水的认识的变化。由于西方先进科学知识的传入，民众对水尤其是江河湖海、瀑布等自然事物的形成、变化有了更科学的认识和解读。近代各类报纸、杂志流行，不断向民众传播各类科学常识，其中关于各种形式的水的科学知识、文学作品等改变了人们对水传统认知，也改变了生活习惯，提升了国人素质，表现了中国水学的近代化。最后，作为特殊水体的海洋在近代中国有着重要的地位。近代中国的侵略者都是从海上入侵的，这就促使了近代中国海洋意识的觉醒。加之西方海权思想的传入，近代中国海防、海权思想也得到发展和完善。总之，水文化在近代中国既保留了传统社会的内容，又接纳了西方文化的内容，使水文化在“变”与“不变”中的不断发展。这体现了近代水文化对传统水文化的继承和发展，以及对西方近代先进水文化的引进与吸收；也既体现了传统文化的包容性，又体现了近代文化的先进性。在二元文化的影响下，近代中国的政治制度、教育体制、社会生活、风俗习惯、民间信仰、科学文化等呈现出多元化、近代化的趋势，中国社会也向着现代、文明、科学的方向前进。

牛静岩^[10]（2014）在《渠水留伤 ——河北与河南两村落间水纠纷的人类学研究》文中研究说明水与土都是农业社会的核心资源。由于土的固定性以及长在土里的庄稼无法移动,从事农业生产的人也被固定在土地之上,费孝通据此提出“乡土中国”的理论。而由水的流动性引发的是人与人之间的合作或者冲突,围绕水的利用可能形成一整套勾连国家与社会、历史与现在的社会文化关系。基于上述思考,本文采用人类学田野民族志的方法,对位于漳河上游流域、河北省与河南省交界的两个村落间的争水纠纷进行系统考察。文章的分析置于乡村社会的“平常—非常”这一框架下进行：在平常的日子里,西山村与东平村的人们通过通婚、市场活动以及宗教信仰生活等,形成多样的社会交往,村庄的边界隐于背后；在村落间由于争水而发生纠纷的“非常”的状态之下,村落的边界一方面向彼此闭合,一方面向国家力量开放。在此过程中,村落内部并非是同质的,政治精英的个人意愿与实践、政治精英之间以及政治精英与普通村民之间的互动都对国家力量进入乡村的方式形成影响。村落再次由“非常”回归到“平常”后,在非常状态下得以进入乡村的国家权力被村落政治精英以不同的方式进行转化与应对。村庄同时也面临着城镇化与现代化的冲击。文章的主要结论有：在西山村与东平村所处的漳河上游流域,在水渠尚未建设,漳河水无法用于农业灌溉之前,自然存在状态的河水并不是人们的争夺之物。在遭遇旱灾的年份,人们选择逃荒来应对这一无法依靠自身力量来解决的情况。当水被人利用,进入到人类社会之后,就具有了社会性,其中最为主要的就是围绕水的利用和开发,人与人之间会形成相应的关系。也就是在此基础上,“水利社会”的概念得以提出。西山村与东平村以及周围的村落,虽然具有“水利社会”的一些特征,却并未形成某种类型的“水利社会”：在大跃峰区和跃进渠先后建成之后,当地人的生计方式由雨养农业转变为灌溉农业,稻米被纳入到地方文化体系当中。当渠水成为稀缺资源时,两个村庄之间发生以村落为单位的械斗。但是这一地区的水利开发的历史从大跃进时期才开始,人们所信仰的水神龙王也不具有“治水”的象征意义,龙王是作为“自然之神”代表着当地人对风调雨顺的向往。最重要的是,地方性的水利管理组织体系并没有形成,区域内也不存在人们共同遵守的分水规则。两个村落之间发生的争水纠纷既不是发生在“水利社会”的范围之内促成地方性的分水秩序,也没有推动超越村落的联盟的形成,所以,两个村落之间发生的械斗并非是结构性的冲突,而是当地人为了呼唤国家力量对稀缺资源进行配置所采用的一种策略性冲突。当地人对国家力量的主动追求不等同于接受国家对于村落生活的彻底渗透,而是将国家力量作为一种能够实现自身需求、可以利用的“武器”,也就是在这个意义上,村落政治精英的个人实践对国家力量进入乡村的方式形成影响。而村落政治精英是否能够获得普通村民认可与尊敬,一个重要的判断标准是能否将国家力量“放置于”一个“合适”的位置,使其一方面能够解决村民生活遭遇的问题,一方面对村民按照自身意愿所安排的生活不形成打扰。当地水渠的修建始于大跃进时期,与国家对于乡村社会的全面治理几乎同时开始,事实上,水渠的建设本身也是国家治理的一项内容。水渠作为国家从上而下治理的产物,进入到乡村社会以后,当地并没有一套能够与之接轨的从下而上的内生秩序,不仅如此,两个村落之间长期维持的动态平衡还由于水渠所带来的影响被打破,村落之间争水纠纷频发。国家进一步对纠纷进行治理,成立专门机构对水渠的分水进行管理。但是中国社会特别是乡村社会中,与显规则（作为文本的制度）相比,真正发挥作用的往往的是“潜规则”。由于村落政治精英运用潜规则能力有所不同,他们在与分水机构进行互动时,达成的结果也有所不同,形成了新的不平衡。在此基础上,本研究提出了“治理性失衡”的概念。

二、大旱之年看水利工程与水利政策（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大旱之年看水利工程与水利政策（论文提纲范文）

（1）国权与民权博弈视角下的宋代水利社会 ——以浙西路为中心（论文提纲范文）

（2）向水而生 ——1950年代以来皖北农村的水利与秩序（论文提纲范文）

（3）明清时期萧绍平原的水利与地域社会（论文提纲范文）

（5）安国县水利建设与乡村社会研究（1949-1983）（论文提纲范文）

（6）新中国前30年江西农田水利基本建设探究（论文提纲范文）

（7）浙江省兰江流域农田水利研究（1949-1962）（论文提纲范文）

（8）海河平原水环境与水利研究（1360-1945）（论文提纲范文）

（9）近代中国水文化的历史考察（论文提纲范文）

（10）渠水留伤 ——河北与河南两村落间水纠纷的人类学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四、大旱之年看水利工程与水利政策（论文参考文献）

• [1]国权与民权博弈视角下的宋代水利社会 ——以浙西路为中心[D]. 杜洋洋. 河北大学, 2020(08)
• [2]向水而生 ——1950年代以来皖北农村的水利与秩序[D]. 余浩然. 上海大学, 2019(02)
• [3]明清时期萧绍平原的水利与地域社会[D]. 陈涛. 上海师范大学, 2018(08)
• [4]气候视野下五代北宋前期太湖地区的水利灌溉[J]. 陈超. 中州学刊, 2017(12)
• [5]安国县水利建设与乡村社会研究（1949-1983）[D]. 韩彦. 河北大学, 2016(03)
• [6]新中国前30年江西农田水利基本建设探究[D]. 朱春华. 江西师范大学, 2016(03)
• [7]浙江省兰江流域农田水利研究（1949-1962）[D]. 王大伟. 浙江大学, 2015(12)
• [8]海河平原水环境与水利研究（1360-1945）[D]. 潘明涛. 南开大学, 2014(07)
• [9]近代中国水文化的历史考察[D]. 袁博. 山东师范大学, 2014(08)
• [10]渠水留伤 ——河北与河南两村落间水纠纷的人类学研究[D]. 牛静岩. 中国农业大学, 2014(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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