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出版与传播的本质特征

一、论出版传播的本质特性（论文文献综述）

王思^[1]（2021）在《马克思恩格斯舆论思想研究》文中研究表明“舆论”是马克思和恩格斯经常使用的一个重要概念,在批判资本主义、推动无产阶级革命中发挥着重要的功能。马克思和恩格斯关于舆论的相关论述是马克思恩格斯新闻思想产生和发展的基础,马克思恩格斯舆论思想是马克思主义新闻思想发展链条上的重要环节。研究马克思恩格斯舆论思想,不仅对于深化马克思主义舆论思想研究具有重要理论价值,而且对于加强新时代我国主流意识形态建设具有现实指导意义。马克思恩格斯舆论思想的产生和发展是以特定的社会历史条件和已有的思想理论成果为基础的。一方面,它来自于马克思和恩格斯对其所处时代的精准洞悉和深入实践。19世纪大工业的发展和世界市场的拓展、封建势力和资产阶级对无产阶级的残酷压迫、无产阶级革命斗争的需要为其舆论思想的形成提供了物质基础、阶级基础和实践基础。另一方面,它来源于马克思和恩格斯对17至18世纪英法启蒙思想家、德国古典哲学家、英法空想社会主义者以及西方其他政论家关于舆论的思考等思想成果的合理借鉴和批判分析。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其长期的报刊工作和无产阶级革命斗争的实践中逐渐形成了对舆论发展规律和重要作用等的科学认识,构成了较为完整的认知逻辑,即舆论演进论、舆论特征论、舆论功能论、舆论控制论和舆论载体论,具体体现为:勾勒了舆论演进的基本轨迹、剖析了舆论具备的基本特征、揭示了舆论包含的巨大力量、阐释了舆论的社会控制形式、阐明了舆论与报刊之间的关系。此外,马克思和恩格斯以人类的实践活动为出发点,运用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方法来考察舆论现象和进行舆论斗争,展现了其舆论思想具有显着的实践性、深刻的辩证性、鲜明的阶级性、强烈的批判性和话语的生动性等基本特征,显示了马克思恩格斯舆论思想强大的理论生命力。马克思恩格斯舆论思想是马克思主义舆论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从马克思主义舆论思想的发展脉络来看,列宁和中国共产党人对马克思恩格斯舆论思想的发展充分展现了其深厚的理论价值。从新时代中国共产党舆论工作面临的新挑战来看,从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坚持正确的舆论导向、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取向和坚持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志向等层面推进新时代中国共产党的舆论工作,彰显出马克思恩格斯舆论思想无穷的实践力量。

鲍静^[2]（2020）在《新媒体时代美国政府与媒体的共生和博弈关系研究》文中指出围绕权力、媒体和民主相互关系的探讨历来都是新闻社会学、政治传播、传播政治经济学、媒介文化批判等学科领域的重点研究课题。在美国,大众传媒是民主的工具,在民主体制中有效地发挥作用。宪法第一修正案和之后的诸多判例都从法律上对于新闻自由进行了有效的保障。作为第四权力的新闻媒体在美国政府的关系上扮演着重要的监督者的角色。当然,政府也会通过各种硬性控制和软性控制的手段反作用于媒体。因此,媒体与政府的关系不应该简单理解为串通关系和共谋关系,也不应该简单解读为相互对抗。双方是一种“共生关系、工作关系和监督关系”。新媒体尤其是社交媒体的快速发展,给政府与媒体关系带来了挑战与变数。面对技术、经济和社会变革,政府与媒体的关系变得更加复杂,其中最关键的问题是新媒体时代美国政府与媒体是否延续传统媒体时代的共生与博弈的关系,两者的关系是否会出现一些新的变化。对于这一问题的研究具有极强的理论和现实意义。论文从分析美国政府与媒体形成的历史原因入手,首先对于美国政治的分立制衡的民主基因和美国媒体新闻自由的理念形塑进行了阐述,并对两者关系的交汇进行历史的梳理,了解在大众报刊发展以前及发展之初政府与媒体的关系。在追求自由平等民主的政治环境之下,对于言论自由和出版自由的追求也就显得理所当然。随着报刊媒体的发展,作为个体权利的言论自由和出版自由最终延伸到新闻自由的层面。约翰·弥尔顿、约翰·密尔、潘恩、托马斯·杰斐逊等一批圣贤先哲将新闻自由的理论发扬光大。从观点的公开市场到法律上对于新闻自由的确认,再到媒体社会责任理论的形成和发展。新闻自由的观点已见雏形。大众化报刊的出现使得政府与报刊的关系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由于从经济来源上不再依赖政府或政党,大众化报刊开始走向非党派性、中立和专业。论文第二部分对于传统媒体时代美国政府与媒体的关系进行了阐述。20世纪的美国大众传播媒体形成,新闻专业主义的理念也已经逐步形成。美国政府与媒体的关系呈现出共生与博弈的特点。论文重点是第三部分,论述了新媒体时代美国政府与媒体关系的主要特征。从整体上来看,在新媒体时代,美国政府和媒体的关系并未发生实质性的改变。因为决定两者关系的根本因素是美国的政治体制和美国的宪法。作为第四权力的新闻媒体定位并不会因为新媒体的出现而发生动摇。而美国人长达百年对待新闻的传统以及新闻媒体并未消失的新闻专业主义理念决定了媒体与政府的关系并不会发生根本改变。新媒体时代美国政府与媒体的关系,仍然是共生与博弈的关系。新媒体的技术变化在某些方面强化了这种关系。从双方的博弈来看,民众借助社交媒体发起政治活动对抗政府;政府对于网络安全进行监管以及对于网络舆情的管控;政府运用反垄断、审查等方式限制社交媒体。新媒体促成的是美国政府与媒体关系在某些层面的加深。此外,论文还分别从意识形态、内容生产以及对外传播方面对于美国政府与媒体的关系进行了具体的考察。从美国的政治生态环境来看,有一些不容忽视的问题,包括后真相政治、两党政治极化、身份认同危机、民粹主义盛行等,而在媒体上的体现则为虚假新闻泛滥、网络不对称极化、另类空间尤其是另类右翼媒体崛起等问题表现突出。政治和媒体的影响是相互交织的。当然,新媒体可能会带来网络民主和网络公共领域的形成。从内容生产层面来看,论文通过分析政府及政治人物、机构新闻媒体、关键意见领袖以及普通民众在新媒体环境下进行内容生产和新闻生产的方式的变化,深入了解政府与媒体的关系。对外传播层面来看,美国政府充分运用新媒体开展公共外交,可以分为三个阶段:公共外交1.0、公共外交2.0以及美国优先和现实主义下的公共外交。通过对于上述内容的详细分析和阐述,论文得出的主要观点是:美国政府与媒体关系的博弈程度将不断加深,主要体现在技术手段使得政府对于民众的控制程度加深;社交媒体赋权带来新的权力主体;传统新闻业的地位受政府影响;公众在三方博弈中的地位提升等方面。另外,美国政府与媒体关系共生与博弈关系实质上是政治和资本关系对立与合谋的反映和投射。只要资本主义的这种精英政治的权力架构依然存在,以及媒体的资本属性保持不变,那么两者的共生和博弈关系将会一直存在。

孙萌^[3]（2020）在《马克思《莱茵报》时期新闻自由观研究》文中研究说明自由是我们人类社会的重要追求,无数思想家都对此进行了深入的探究。马克思作为一个对历史有着重要影响的思想家,他的着作和思想长期以来得到了广泛的研究。纵观马克思一生,从1842年开始为《莱茵报》撰稿为起点,报刊事业对马克思思想历程都产生了重要的影响。马克思在为《莱茵报》撰稿时期,开始更多地关注着社会现实,并且就新闻理论提出了许多新颖的论点,而他对普鲁士当时的书报检查制度进行了坚决的斗争,并发表了大量政论文来推动新闻自由的发展。随着马克思离开大学步入社会,开始进入到了社会实践之中,各种社会现实引起了马克思深深地思考,并给他的思想的形成提供了丰富的资源。大量接触社会现实之后,马克思又回到书房,从哲学方面对整个社会的改造和发展进行了自己的思考,最终完成了自己思想的结晶——共产主义,并在这个思想的指导下构建了自己的理论体系。所以,新闻自由不仅是马克思追求的目标,而且对共产主义思想体系的形成起到了有力的推动作用。全文由四个部分构成。第一部分综述了马克思时代的新闻自由的背景。欧洲资产阶级革命引发的自由主义思潮是新闻自由的历史渊源。资产阶级革命衍生出一系列天赋人权、自然权利和社会契约的思想观念,新闻自由思想在自由主义传统下发展起来。接着,19世纪初德国的普鲁士和莱茵省的封建经济开始解体和资本主义发展迅速,资产阶级要求自由政策与当时政府的封建独裁专制的极大矛盾是马克思追求新闻自由的时代背景。这种矛盾在实践中促使“大学生协会”、“‘青年德意志’政治-文学运动”和“‘青年黑格尔’哲学-政治运动”等资产阶级自由主义运动兴起。普鲁士政府的书报检查令和新兴资产阶级追求言论和出版自由完全矛盾。第二部分是通过对《评普鲁士最近的书报检查令》和《第六届莱茵省议会的辩论——关于出版自由和公布等级会议记录的辩论》的文本梳理,整理了马克思关于新闻自由的思想,以及概括了马克思《莱茵报》时期新闻自由的特性,包括整体性、辩证性、历史性、平等性和阶级性。在《评普鲁士最近的书报检查令》中,1819年颁布的书报检查令名义上取消了出版物的限制,本质上是虚伪的。而新的书报检查令更甚于旧的检查令,故意用外表现象代替了道德的本质。马克思还认为检查令将思想方式作为法律的对象显然有失公平,同时批判了新检查令对报纸编辑的任用规定。在《第六届莱茵省议会的辩论——关于出版自由和公布等级会议记录的辩论》中,马克思认为出版自由是人类精神的特权,是人的普遍权利,同时批判书报检查制度不利于德意志精神的发展,书报检查法区别于出版法,检查法不是法律,而是一种预防的拙劣手段,出版法是衡量自由的标尺。第三部分是对马克思新闻自由进行逻辑方面的论证。论述从四个方面进行:第一,马克思新闻自由的思想的基础:自由是人类精神的本质。书报检查制度是对精神自由的禁锢。第二,自由的升华是“自由报刊”和“人民报刊”的重叠,自由报刊构成对人民报刊的实现和保障,人民报刊构成自由报刊的内在理性内容,二者结合才是真正的自由的实现。这反映到现实社会是必须废除任何限制出版的书报检查制度。第三,通过对自由是人类精神的本质的揭露到自由报刊和人民精神的阐明,马克思得出了新闻出版自由构建公共理性的论点,唯有如此,自由才能真正实现。第四,法典是人民自由的圣经,书报检查令是对人民自由的扼杀,建立符合公共理性的新闻出版法才能实现和保障新闻自由。第四部分评析了马克思《莱茵报》时期形成的新闻自由思想。首先理性主义国家观的本质是指人类的自由,国家是自由的理性化身。抨击普鲁士政府的封建专制统治,还原国家的自由理性的道德本像,充分赞颂了公众的自由和权能。接着,马克思以黑格尔的理性主义国家观为基础,对人民精神的光辉进行了倾情的颂扬,个体通过自我修养和道德的构建,联结成同一的国家理性精神。然而,面对残酷的社会现实,他的新闻自由思想也渗透着唯物主义,这对他走向唯物主义起到了重要作用。他在《莱茵报》时期新闻自由思想的不成熟,是把理性视为世界的本质而忽视物质基础。

韦虹^[4]（2020）在《威廉·戈尔丁小说的神话叙事研究》文中指出威廉·戈尔丁（1911-1993）是迄今为止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14位英国作家之一。评论界曾经为其作品是寓言还是神话而产生诸多分歧,这使戈尔丁本人多次做出表态,宣称自己创作的是神话,而不是寓言。从列维—斯特劳斯结构主义人类学的理论视角看,戈尔丁13部小说的叙事确实存在诸多有关洪水神话、堕落神话和巴别塔神话的神话素。这些神话素的反复出现使13个小说文本形成了一套喻意复杂的话语体系,它们虽然在人物塑造、事件架构和情节设置等非功能性构成因素方面产生了彼此千差万别的变化,但其言语本质和最终所指却始终与经典神话保持一致。这13部小说虚构人类在远古、两希文明时期和中世纪、近现代、当代甚至未来的各种足迹,既以人物贪得无厌的占有和肆无忌惮的堕落等为聚焦对象,表现人类社会各时期存在的普遍现象,又在反映现实生活境况的同时,借助精心设计的人物故事和巧妙配置的叙事话语,表达作者对当代社会技术进步及发达文明状态下人际关系的极大忧虑和犀利批判。鉴于国内外学术界尚未对戈尔丁小说神话叙事进行系统研究,本论文遂试图以经典洪水神话、堕落神话和巴别塔神话为参照点,分析架构戈尔丁小说的神话叙事体系,挖掘其中艺术价值和社会批判的意义之所在。第一章考察戈尔丁小说中的“当代洪水神话叙事”。经典洪水神话是早期人类结合自然界的洪涝灾害和现实生活而展开丰富想象的结果,它既表达人类对自然界及宇宙现象的迷信无知和敬畏,又暗示附加在自然洪水灾变中的人为因果报应逻辑,强调道德教化和心灵洗礼是人类生存和社会发展所必不可少的因素。戈尔丁早期创作的《蝇王》、《继承者》和《品彻·马丁》堪称当代心灵指引和道德教化的教科书。它们当中的洪水神话素和事件描写频频指向不同时期人类社会不可或缺的精神路标,将由玩闹嬉戏的儿童、高尚的野蛮人和诡异幽灵所演绎的人物故事转化为经典洪水神话的当代变体。这三部小说与经典神话中的主人公挪亚及其家人依靠神助创造死里逃生奇迹的不同之处在于,异类同质的水使经历海水、河水和湖水洗礼的人物及其故事为读者创建了极大的想象空间,一再促使人们反思人类文明进程和科技发展所带来的恶果。第二章讨论“当代堕落神话叙事”,指出经典堕落神话的核心要素并非在于食物禁忌,而是聚焦早期人类在漫长进化过程中认识自我和宇宙万物的思想巨变,并为文明日渐发达的人类提供时刻注意辨别善恶,努力修正自身前进方向的启示。通过对经典堕落神话进行当代改写,戈尔丁的《自由堕落》、《金字塔》、《黑暗昭昭》和由《航程祭典》、《邻近的卧舱》及《船舱下的火》组成的“航海三部曲”均成为再现经典神话的当代文学范例。这六部小说以叙述诸多人物的道德堕落甚至邪恶人性为出发点,突出地表现了危害巨大的当代堕落具有普遍存在性、荒诞性、隐蔽性和狂欢化,以及可救赎性及不可救赎性等特征。第三章解读戈尔丁小说的“当代巴别塔神话叙事”,阐明经典巴别塔神话实质上是早期人类社会及其冷酷无情的权力体系之缩影,不仅浓缩社会成员之间复杂的物质生产和人际交往关系,而且反映其精神生活状况。《塔尖》、《纸人》、《蝎神》和《巧语》四部小说围绕宗教、学术和神权政治三个文学生成场域,对经典巴别塔神话进行了当代激活与重构。这四部小说通过叙述圣母大教堂的教长、蝎神王国的头人、罗马帝国将军和古希腊祭司等人物故事,既影射人类社会在不同历史时期和社会背景下普遍存在的权力斗争及利益争夺,又批判了不注重团结协作和不顾他人死活的各种建“塔”领导者之狂妄自大,最终生动地图解人类的僭越欲望,揭示极端自我中心主义危害极大的傲慢和贪欲。在深受二战影响的戈尔丁笔下,《蝇王》等13部小说以经典神话为原型对照点,构筑了一个个关乎当代社会文明走向、时代精神与人文信仰的新神话,反暴力杀戮、反虚伪堕落和反贪得无厌等则是其中频繁出现的主题要素。这些新神话以远古、两希文明时期和中世纪前后、当下甚至未来人类社会中普遍存在的现象为摹仿和再现对象,以具有典型时代错误特征的人物及其言行为标记与载体,不断聚焦人们密切关注的战争、暴力、权力、地位和财富等热门话题,并同时对暴力杀戮、贪得无厌的占有和个人中心主义等丑恶社会现象进行揭露,其中涉及军事、政治、宗教、历史、教育和文化等领域的叙事话语隐含多重喻意,它们既以日常生活和平凡琐事讲述复杂抽象的政治话语,为文本建构净化人类心灵及改良社会的主题目标发挥积极的推动和促进作用,又在表达对为数众多的当代人缺乏高尚生活目标和崇高精神引领疑问及忧虑的同时,颠覆性地批判骚动不安的大众与社会现实中律法制约机制的随意性和游戏化,使有关经典洪水神话、堕落神话和巴别塔神话的当代文学创作最终转化为震撼人心的媒介,帮助读者对人类社会的历史、现实和未来境况做出全面深入的反思,甚至提出了供人们参考借鉴的应对措施。

胡湛^[5]（2020）在《李大钊《史学要论》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史学界的回响》文中研究指明《史学要论》在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发展史上,已被奉为开山之作,这并非只是由于后来者的确认,而主要是基于它在民国史学界已经产生广泛且深刻的学术影响。《史学要论》撰写于李大钊在北京大学任教期间,这得益于北大历史系对史学理论课程的重视和宽松的学术研究环境。在未出版之前,《史学要论》的部分内容便以讲义的形式在课堂上传播,同时李大钊又在上海多所学校进行了以“史学概论”为主题的演讲,其内容大致构成了《史学要论》的主体。1924年、1926年商务印书馆两次出版《史学要论》,何炳松作为商务印书馆史地部主任,对《史学要论》的出版持积极的态度。此后,不断有学者注意到《史学要论》的理论价值,开始在着作中对其进行引用。卢绍稷、齐思和等人较早关注了《史学要论》;郑鹤声《史学通论》讲义也对《史学要论》进行了引用;黄维荣的《史学》从章节到内容都深深地留下了《史学要论》的痕迹。但在《史学要论》的传播初期,唯物史观的重要性似乎并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这种情况在20世纪三十年代以后发生了新的变化。刘静白对《史学要论》的接受颇具史学史的意义,他强调了李大钊“革命家”的身份和阶级属性,充分反出马克思主义史学在当时的影响。20世纪三十年代中后期,朱谦之对《史学要论》提出了一定的批评,并认为其有抄袭之嫌。尽管这一时期关于《史学要论》存在着接受与质疑的二重声音,但观其大体,仍足以反映20世纪三十年代中后期,随着唯物史观的广泛传播,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逐渐由边缘走向了理论的中央舞台。

陈兴会^[6]（2020）在《知识付费视域下我国专业图书出版知识服务的发展策略》文中提出随着移动互联网、5G、人工智能、大数据等新兴信息技术的快速发展,用户的知识接收习惯发生了巨大改变。在有限的时间里获得高性价比的知识成为人们的共识。用户获取知识的习惯也趋向于碎片化、精准化、多元化。为了满足用户的这些知识需求,互联网知识付费产业应运而生,并始终保持着强劲的发展势头。从2015年开始,中国知识付费市场规模持续扩大,并出现了一批现象级知识付费产品。这对长久以来专门从事知识生产与传播的传统出版业造成了极大的冲击。传统出版业在知识付费视域下探索知识服务的转型,可以充分借鉴互联网知识付费产业的发展经验,深入分析传统出版在知识服务转型中的优势与不足,从而促进出版业更好地开展知识服务。本次研究的主要内容如下:首先,笔者对用户知识服务的媒介使用情况进行了调查,掌握了有关用户相关知识需求情况的一手资料。同时,笔者也分析了我国专业图书出版开展知识服务的必要性。其次,从发展历程、发展特征、基本模式和案例四个方面梳理了我国专业图书出版知识服务的发展现状。最后,依托知识转移效率理论和媒介进化理论,从意识、内容、技术、盈利四个角度出发,分析了我国专业图书出版知识服务的发展困境及相应的发展策略。此外,在结语部分,提出我国专业图书出版在未来的发展中有如下三个趋势:融合化、移动化和人性化。本次研究的创新之处有两处:一是理论的创新。本次研究结合知识转移效率理论和媒介进化理论,提出专业图书出版应以用户为核心,通过各种路径补偿旧媒介的不足,并开展人性化服务。二是研究方法的创新。本次研究综合使用问卷调查法和无结构访谈法,以《用户知识服务的媒介使用调查》为主题,重点调研了用户的知识服务需求。例如场景、时间、平台、工具、付费意愿等。这样可以从用户视角为专业图书出版开展知识服务提供发展方向。知识付费视域下,如何促进传统出版与新兴出版的深度融合,发挥传统出版的内容优势和新兴出版的技术优势,是专业图书出版必须面临的重要课题。笔者提出的专业图书出版知识服务的发展策略,能够为其充分发挥其资源优势提供现实意义。同时,通过实证调研,为专业图书出版的知识服务转型提供一定的用户调研基础。此外,从新的理论视角弥补了现有学术研究的不足,具有一定的理论意义。

康智^[7]（2020）在《民国时期新兴大众电子传媒的伦理问题及其规制研究》文中提出民国时期是中国电子媒介兴起与发展的重要时期,作为当时的新兴大众电子传媒,纪录片与广播打破了以往信息获取壁垒,催生了新的社会互动与交往,潜移默化地改变着大众对世界的认知与态度。民国时期新兴大众电子传媒通过声、光、影像等传播形式,给人以身临其境般的介入感、在场感、真实性,以听觉、视觉创造出的非实体世界把信息、思想、文化等传递到各地。对于民国社会而言,新兴大众电子传媒促进了政治、经济、文化、教育、军事等领域的发展,也在一定程度上改变并丰富了大众社会生活。伴随着民国时期新兴大众电子传媒的快速发展,大众对其在促进社会进步与提升民众素养方面寄予厚望。然而研究发现新兴大众电子传媒在发展初期,在其以直观、便捷、愉悦满足人们的新奇感、时尚追求的同时,也暴露出不少伦理问题,以民营为主体的广播电台过分地追求商业利益与传媒自由,缺乏正确的娱乐伦理观念,以致广播节目整体趣味呈低俗娱乐态势,靡靡之音严重影响社会风气和民众思想;同样,纪录片在发展中也陷入了伦理困境,虚假拍摄、拼接镜头、题材猎奇、教育意识淡薄等一系列的问题引发社会对新兴大众电子传媒冲击传统文化、质疑现存社会秩序、颠覆价值观的合法性的怀疑,并进而诘问大众传媒的伦理思想与社会责任,引发出一系列关于大众传媒伦理的争论与媒介社会功能的深入思考。尤其是抗日战争时期,面对外来侵略,救亡图存成为了中华民族的主旋律,在战时新闻学的理论引导下,利用纪录片、广播在内的大众传媒实现战略与舆论思想上的胜利,传播真实战况,团结各界积极抗战成为了社会普遍的共识。而现实中,纪录片与广播虽凭借独有的大众化、直观性等媒介属性,发挥了积极的抗战作用,但原有的一些伦理问题与新的伦理失序依旧产生着不良的社会影响。在此背景下,民国时期新兴大众电子传媒的伦理规制与建构几乎同步进行,民国社会逐步对纪录片与广播的伦理问题进行了相应的规制,包含行政手段、法律法规、道德约束、行业自律等不同形式,促使新兴大众电子传媒由最初的自由粗放,朝着规范化、有序化发展。民国社会的新兴大众电子传媒批判,促使纪录片、广播通过自律、他律强化了伦理规范,并依托出台的监管法规,共同使得新兴大众电子传媒在改善不良内容、遏制低俗娱乐、追求信息真实、普及社会教育以及在抗战时期进行战前思想动员与战时舆论引导等方面,均有不同程度的改善。民国时期新兴大众电子传媒伦理规制强化了国民对国家与民族的认知,是民国大众传媒社会化进程中伦理变迁轨迹的重要段落。民国时期新兴大众电子传媒伦理规制的背后是社会对媒介德性与社会责任观的深刻反思,通过纪录片、广播等媒介帮助大众全面认识所处的时代环境,改善生活、解决冲突、达成共识,推动知识、技术、思想、文化的沟通交流,最终旨在实现人与社会的契合,这成为了民国时期新兴大众电子传媒发展的内在逻辑。从公共利益为上、至善、无害等伦理学原则出发,追求传媒、社会与人的良性互动,不断规制、影响着民国大众传媒的伦理走向。回顾历史,着眼现实,每当一种新的传媒形式产生以后,在伦理方面会或多或少地与原有社会关系发生摩擦,而这些伦理问题在不同时期、不同国家、不同社会中又存在着相似性,这正是传媒属性和人类社会共通性的体现。反观民国时期新兴大众电子传媒的伦理思想以及所暴露的伦理问题和社会所采取的规制手段,这些发展经验可以让我们更进一步地反思传媒自由、娱乐伦理、传媒之于社会的责任和义务,以及传媒规制中所体现出的传播发展观念。这将有利于我国在新时代促进传媒伦理自洽,规范传媒行为,对跨文化传播实践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开薪悦^[8]（2020）在《公众舆论的“情感”展演 ——以“朴素正义感”为中心的考察》文中研究表明在历史的更迭之中,理性主义以绝对优势宰制着社会文明的发展,成为人类追求确定性真理与探索终极奥义的有力法宝。纵观舆论观念的历史沿革,亦是如此。在西方,深受哲学风尚的传统影响,舆论观的几次革新都建立在人们对待理性主义的态度转折之上。在启蒙运动强调“天赋人权”的背景下,理性被视作人与生俱来的能力,以卢梭为代表的思想家们对理性的过度崇拜使得舆论被美化成绝对真理的象征;而到了李普曼时期,传统的真理观以及它所依附的主客二元对立的认识论框架饱受质疑,理性主义的思想演变成工具理性的规则;而随着“理性的吊诡”被发现,理性主义被“合理性”理论所重构,在此基础上,哈贝马斯将舆论视作交往理性之下的“话语共识”,罗尔斯把舆论看成公共理性下的“重叠共识”。而放眼中国,自梁启超将现代意义上的“舆论”概念引进本土语境,它便被涂抹上了启蒙主义的理性色彩,精英知识分子将其视作变法图强的“救国良方”,寄托着建立民主社会的殷切期待;而伴随着马克思主义对中国新闻舆论发展的深刻影响,实践与学理层面更多地关注舆论对实现社会控制的可能性探讨。在漫长的历史观念中,人们普遍认为带有情感色彩的舆论无益于召唤并培育出真正意义上的现代理性公民,更无法促成舆论的良性演化。然而,从内生性视角来看,“情感”对于中国社会的发展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尤其是一种典型而特殊的中国式“情感”——“朴素正义感”在当下互联网舆论中的频繁展演,对西方“情感”与“理性”的二元论观点带来了极大的冲击:它既保留着中国传统礼法社会的价值秩序,又被赋予了当下转型时期的社会焦虑,并且饱含着人们对公平与正义的永恒追求。通过对典型案件的选择与分析,本文发现,“朴素正义感”的唤起往往基于公众对原型的历史认知所产生的情感共鸣。正如公众对于欢和张扣扣的“孝子”认同带来了对“孝义”的捆绑,为母复仇便拥有了“天经地义”之伦理义务性;对邓玉娇和于海明的“侠客”想象带了对“侠义”的赋魅,个人抗暴便具备了“惩奸除恶”之道德合理性;对唐慧和江歌母亲的“悲母”塑造带来了对“公义”的简化,为女儿伸冤之下请求罪犯死刑的诉求便被赋予了“杀人偿命”的历史合法性。这种朴素的正义与司法审判的走向或许存在偏差,但与纯粹的情感体验不同,它被赋予了时代的价值取向,预设了某些特定形态的知识或概念,深深嵌入在社会和历史的结构背景之中。更进一步来说,“朴素正义感”不仅与法律及理性主义之间有着“同频共振”的表现,还能够与多元社会规范力量之间产生互相建构的可能。在实践层面,“朴素正义感”背后凝聚的“人心所向”倒逼着人们重新思考当代司法审判的标准,既要“依之于法”,也要“考之于情”;在观念层面,“朴素正义感”背后流露的复仇思想形塑着人们在不同时代对待公平正义的认知方式,无论“私力复仇”,亦或“公力救济”,未尝不是对特定环境下正义制度的拷问与纠偏;在行动层面,“朴素正义感”背后的“感同身受”提供了“行知合一”的社会力量,促使着“公众同情”与“公共说理”之间的相互转化。从某种程度来说,这种“情感”的表达是公众在面对经验世界时,所诉诸的一种解决问题和诠释意义的新范式。从传统礼法社会到现代法理文明,“情感”不仅被证明无法通过理性的控制手段所根除与遏制,相反在互联网的推波助澜下,愈演愈烈。面对中国传统社会道德伦理的历史沉淀与当下社会结构持续分化的现实矛盾,西方的理论经验似乎已经无力解释当代中国实践里出现的许多新问题。因此,本文基于“情感”的媒介实践,有针对性地选择了一种新的媒介研究路径——“可见性”,通过理论与实践的互证来反思传统舆论观的理性主义教条,并充分关注“情感”对于互联网的重构性力量。在“可见性”的维度之下,舆论主体的情感化、客体的重叠化以及本体的多元化成为现实,那么与其执念于“舆论是否可能”的永恒命题,不如转变立足点,在新的维度里重新认识“何为舆论”,在历时性与共时性之中给予情感与理性更多成长的空间。或许,这种成长并不是阶梯式的,也并非一蹴而就,但未来可期。本文以一种特殊的中国式情感——“朴素正义感”为核心考察对象,将抽象空洞的“情感”概念具象为公众舆论里的“情感”展演,希望在以下三个方面作出微薄贡献:在实践层面,为舆论与司法的良好互动提供丰富多元的个案经验,促成现代法律理性与传统公序良俗的隔空对话;在学理层面,重新书写关于舆论的内涵与外延,为情感重返当下的公共讨论提供可能的理由与途径;在更广泛的意义上,试图改变过去相对静态、孤立的表象主义范式和结构功能主义的传统,为互联网时代的媒介实践与中国问题的探讨开辟一个有意义的多维空间。

谭诗民^[9]（2019）在《中国当代文学理论审美范式研究》文中指出20世纪中国当代文学理论研究中存在社会政治、审美和文化研究三种主导型的理论范式,它们共同构成了中国当代文学理论知识生产的思想根基和知识讲述的基本模式。三种范式的独立存在、相互连接或理论转型反映了中国当代文学理论发展整体的理论景观,折射出中国文化发展和社会变迁总体的时代风貌。无论是从理论的完备程度,逻辑的严密程度,还是影响的范围广度,以及研究者对理论的热衷态度,中国当代文学理论审美范式都占有显着的位置,具有突出的优势。因而也是当下文学理论研究回溯和反思的热点话题和关键论域。新时期以来,一大批学者就文学审美问题或文学审美论进行了研究和探索,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和业绩,但从范式研究的角度对中国当代文学理论审美范式作本体研究和系统阐释的成果还相对略显单薄和滞后。本文选取“中国当代文学理论审美范式”作为研究对象,试图分析此一文学理论范式的基本内涵、历史形成、理论类型和实践范例。文章认为,中国当代文学理论审美范式主要是指兴起于20世纪80年代初期,成熟于80年代中后期,于90年代在消费社会建立和大众文化崛起中被文化研究所替代的一种文学理论研究模式和话语模型。它主张从文学审美特性角度切入阐释文学活动,构建文学理论知识系统,突出文学活动与美或审美的深刻关联与内在贯通,将文学理论的知识讲述限定在文学审美特性的具体阐释和理论说明上。审美范式肯定文学艺术的本质是审美,审美性是文学艺术区别于其他人类精神产品的重要特征和关键因素。文学的审美特性主要体现在文学自身的情感特性、语言特性、形式构造和符号创造等方面。其中,文学的情感性是审美范式的关键性特征。文学的是表现情感的,以情感人是文学艺术的根本属性,对文学艺术的审美评价就是情感评价,即中国当代文学审美范式是一种主情的文学理论范式。基于文献的梳理和理论的思考,文章具体开展了以下几个方面的研究:第一章主要阐释中国当代文学理论审美范式的基本内涵。主要对“范式”“文学理论范式”与“文学理论审美范式”概念的梳理和阐释。“范式”是“一个科学集体所共有的全部规定”,是特定集体成员所共同的理论信仰、公认的价值规范和固定的技术路线的总和。它是某一时期内人们普遍认同的某种自明性的“精神景观”类型,是人们进行某种思想和理论活动不自觉的深层预设。它规定了人们活动的深度、宽度和范围,也是特定的话语系统产生的理论模型。“范式”次一级的意义是指“范例”,即科学共同体在研究中所处理的具体谜题及其解答所形成的具体实例。“审美范式”是一定时期内作为艺术整体所呈现出来的共同遵循的普遍审美价值取向的原则。在某种审美范式之下,共同体成员会一再反复地遵循相同的美学价值取向和一再重复使用相同的美学概念,人们的审美观念和审美表达是在某种自明性的预设和前提的控制下完成的。第二章分析中国当代文学理论审美范式的历史形成。中国当代文学理论审美范式的兴起是建立在反思文学理论社会政治范式的基础上的。“为文艺正名”重新审视了文学与政治的关系问题,确定了文学的独立性地位,为审美范式的建立提供了理论前提;人道主义讨论使人的主体性得到伸张,文学的情感性得以突出,为审美范式的建立提供了哲学基础;而20世纪80年代的“美学热”无论是从思想上,还是在方法上都为审美范式的建立提供了思想支持和学科参照。第三章概括中国当代文学理论审美范式的理论类型。中国当代文学理论审美范式存在三种主要的理论类型,即意识形态的文学审美观、语言形式论的文学审美观和内在超越论的文学审美观。意识形态论的文学审美观包括文学“审美反映论”和“审美意识形态论”,是中国当代文学理论研究者在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前提下,总结中国现代文学理论进程正反两方面经验,根据文学艺术发展实际的理论创新,是中国当代文学理论审美范式的主导理论形态。语言形式论的文学观念受西方“语言论”转向大潮下形成的形式主义、“新批评”研究以及结构主义影响,主要关注文学的语言结构、形式特征和符号创造等问题,可分为语言本体的文学审美观、形式本体的文学审美观和符号本体的文学审美观。内在超越论的文学审美观是在马克思主义实践哲学的基础上,吸收西方存在主义哲学和生命哲学研究成果而提出的一种文学审美观。它主要关注文学在超越现实生活、构建理想王国、实现个人自由和体现终极关怀方面的价值和作用。超越论文学审美观更加注重文学在人的精神层面所具有的价值和意义,是对文学审美观念的更进一步的发展,客观上也造成了文学审美与现实生活的分离,文学审美逐渐走向极端,成为新兴的文化研究对文学审美论反驳和攻击的主要突破口。第四章分析中国当代文学理论审美范式的实践范例。本章认为,童庆炳先生为代表的文学“审美派”所开创的“文学审美特征论”是中国当代文学理论审美范式的典型范例。它以其理论的完备性、解释的有效性、操作的实用性和传播的广泛性为中国当代文学理论的审美建构和文学作品的审美阐释提供了具体的分析方法和操作案例。“文学审美特征论”将文学审美放在人类特有的生活活动进程中定位,认为审美是人类特有的一种精神活动,是人类掌握世界的一种独有方式,文学审美贯穿人类活动始终。审美本质上是文学各个部分相互综合联系整体生成的一种“格式塔质”。在此理论认识的基础上,“文学审美特征论”系统地分析了文学作品的审美结构和文学接受的审美过程。将文学观念构成中的审美意识形态论、语言形式论和内在超越论统一于“文学活动审美特征论”。结语主要反思了中国当代文学理论审美范式的理论局限,进而希望在文学理论审美范式的多元建构与中国当代文学理论建设的关系探索中,找到一条以审美阐释为核心构建中国当代文学理论话语模式的思路。即在坚持审美阐释基本原则的前提下,既坚持文学理论的思辨性,又发展文学批评的有效性;既坚持文学理论的知识讲授性,又发展文学审美的价值创造性。

黄自立^[10]（2019）在《《反杜林论》的汉译传播及其对中国革命的哲学治思》文中研究表明本文因“其功不在禹下”的典故,展开《反杜林论》的汉译传播及其哲学在中国革命历程中的“治思”价值的分析。为此,文中考据了建国前的9个《反杜林论》译本,并将这9个译本梳理为四类具有标志性的译本（群）,即首译文《科学的社会主义与唯物史观》、1930年代译本、吴亮平全译本、建国前夕译本,其中吴亮平全译本同时隶属于1930年代译本。这四类译本（群）在翻译主体、传播特点、时代价值上各有不同,在不同层面上为中国革命的哲学而治思。本文通过对这些译本翻译出版信息的具体考察、对《反杜林论》哲学内涵的分析、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传播规律的认识、对中国共产党领导新民主主义革命历程的回顾,拟定了四个层面的哲学“治思”之义,并分为四章论述。前言首先对文章论题的选定进行了论证,说明可以从治思的层面谈《反杜林论》哲学及其汉译传播对于中国革命的意义。同时,简要介绍了本文的内在关联、内在层次。一方面,本文意在说明《反杜林论》汉译本在传播逻辑、历史逻辑与理论逻辑上的相互呼应。《反杜林论》的汉译出版提供了《反杜林论》传播的物质载体。《反杜林论》的翻译出版顺应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的历史潮流,反映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启蒙、指引中国无产阶级革命的历史进程。另一方面,《反杜林论》的汉译传播既为现实革命提供理论武器,也为观念革命提供思想更新。第一章从《科学的社会主义与唯物史观》的翻译出版说明《反杜林论》哲学在早期治思的层面:作为科学社会主义的哲学基础。《科学的社会主义与唯物史观》是对《反杜林论》的节选,该部分主要阐述了科学社会主义和唯物史观的相关内容,科学社会主义是文章的核心论点,唯物史观奠定了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哲学基础。《科学的社会主义与唯物史观》的汉译底本来自河上肇的日译文,体现了科学社会主义在东方世界的传播潮流;《科学的社会主义与唯物史观》的译者为中国国民党人徐苏中,体现了资产阶级对社会改造理论的早期探索。《科学的社会主义与唯物史观》作为唯物史观的重要原典来源,其汉译出版丰富了唯物史观的材料,参与了时代理论的发展。第二章分析了《反杜林论》在1930年代的集体问世,凸显了作为方法论的文本价值,展现了《反杜林论》在1930年代之后的治思层面:阐释了无产阶级革命的方法论。唯物辩证法在1930年代成为传播潮流,中国知识界展开唯物辩证法论战,这使得《反杜林论》的唯物论哲学和唯物辩证法被深入探讨和广泛传播;中国社会在三十年代和四十年代展开对社会性质和历史等问题的讨论,中国革命需要进一步解决共产主义如何在中国实现的问题,《反杜林论》等理论原典为中国知识分子研究中国社会问题提供方法依据;中国共产党在大革命失败后所面临的急迫形势更是需要对革命的方法论进行探索,《反杜林论》1930年译本为中国共产党人贡献了方法论资源。第三章围绕建国前得到广泛流传的唯一一个全译本即吴亮平译本展开论述,因《反杜林论》鲜明阐述了马克思主义的哲学、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同时阐述了完备的哲学理论,故认为该译本在哲学治思上:疏通总体的世界观和方法论。该章对比分析了吴亮平译本与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的主要内容,表明《反杜林论》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的理论源泉,《反杜林论》全译本的汉译出版是对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的丰富。《反杜林论》全译本的理论完备性决定其对于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的疏导价值,《反杜林论》的哲学内涵为中国共产党人掌握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给予了充分的借鉴。第四章从对于中国共产党人的总体意义来看,《反杜林论》在新民主主义革命历程中的汉译传播发挥了哲学治思的价值,是:中国化的革命武器。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高度评价《反杜林论》文本,注重对《反杜林论》哲学的学习和运用,在革命实践中推进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的创新发展。《反杜林论》在中国的传播是《反杜林论》世界性传播的一部分,《反杜林论》哲学在中国革命中不断焕发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论生命力。中国共产党人在革命实践中逐渐确立起学习《反杜林论》等马克思主义经典的具体思路,通过对《反杜林论》等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现实情况的具体结合,带领中国人民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建立起社会主义的新中国。本文的写作方法主要有二。一是实事求是的基本原则,注重实事与实证。这意味着在世界观上首先放弃自我心智,尽可能融入事实主体,以事实为心灵、智慧、知识的出发点,由真我而论真知,以自我之衰微观历史之宏大。二是“致广大而尽精微”。也近似于胡适所说的“学问如造金字塔,要能广大要能高”。这两点是行文的初念,间以传统为学路径和西方学术方法杂而用之。同时还出于对论文格式要求和读者视角的考虑,从材料中挖掘出了相应的时间性关联,在行文中进行了一点诗意的筑造。但由于能力和时间有限,没有尽善尽美。

二、论出版传播的本质特性（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论出版传播的本质特性（论文提纲范文）

（1）马克思恩格斯舆论思想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2）新媒体时代美国政府与媒体的共生和博弈关系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3）马克思《莱茵报》时期新闻自由观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4）威廉·戈尔丁小说的神话叙事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5）李大钊《史学要论》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史学界的回响（论文提纲范文）

（6）知识付费视域下我国专业图书出版知识服务的发展策略（论文提纲范文）

（7）民国时期新兴大众电子传媒的伦理问题及其规制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8）公众舆论的“情感”展演 ——以“朴素正义感”为中心的考察（论文提纲范文）

（9）中国当代文学理论审美范式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10）《反杜林论》的汉译传播及其对中国革命的哲学治思（论文提纲范文）

四、论出版传播的本质特性（论文参考文献）

• [1]马克思恩格斯舆论思想研究[D]. 王思. 扬州大学, 2021(09)
• [2]新媒体时代美国政府与媒体的共生和博弈关系研究[D]. 鲍静. 上海大学, 2020(08)
• [3]马克思《莱茵报》时期新闻自由观研究[D]. 孙萌. 河南大学, 2020(02)
• [4]威廉·戈尔丁小说的神话叙事研究[D]. 韦虹. 南京大学, 2020(04)
• [5]李大钊《史学要论》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史学界的回响[D]. 胡湛. 四川师范大学, 2020(08)
• [6]知识付费视域下我国专业图书出版知识服务的发展策略[D]. 陈兴会. 郑州大学, 2020(02)
• [7]民国时期新兴大众电子传媒的伦理问题及其规制研究[D]. 康智. 河北大学, 2020(08)
• [8]公众舆论的“情感”展演 ——以“朴素正义感”为中心的考察[D]. 开薪悦. 安徽大学, 2020(07)
• [9]中国当代文学理论审美范式研究[D]. 谭诗民. 陕西师范大学, 2019(01)
• [10]《反杜林论》的汉译传播及其对中国革命的哲学治思[D]. 黄自立. 中共中央党校, 2019(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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