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东部构造体系与地壳运动研讨会闭幕词

一、中国东部构造体系与地壳运动学术讨论会闭幕词（论文文献综述）

吴礼明^[1]（2019）在《斯大林群众观研究》文中提出作为社会主义国家的创始者之一,无产阶级执政党的第一代领袖人物,斯大林在“一切为了群众”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下,在带领苏联党和人民在“一国建成社会主义”的伟大事业奋进中,对人类解放事业的历史本体、历史主体、历史运动的开展、历史发展的目的展开了深入的思考,进行了伟大的实践,既取得了辉煌的成就,也留下了沉痛的教训;既为他赢得无上荣誉,也给他带来无尽流言!他带领人民群众奋进伟大事业中的理论和实践,在后世的批判中湮没不彰,乏人问津!今天,我们以历史唯物主义为镜,对斯大林群众观的生发前提、历史演进、理论结构、实践活动进行全方位透视,以辩证唯物主义为镜,对遮蔽斯大林群众观的流言蜚语尽可能地做出符合历史的辩证分析,提炼其独特性特征,总结其经验教训。这不仅是准确把握科学社会主义事业的伟大实践者——斯大林的需要,也是深入理解科学社会主义艰辛辽远运动历程的需要,更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蓬勃发展的需要!全文由导论和正文六章组成。导论部分主要介绍论文的研究意义,马克思主义视角下的“人”、“人们”、“人民”、“群众”等概念的内涵界定、斯大林“群众”概念的内涵及外延,综合梳理国内外相关研究现状,阐述论文的研究思路、方法和创新之处。第一章是溯源斯大林群众观的生发前提。把斯大林“一国建成社会主义”中的群众理论创制和实践开展,放眼近代人类世界化进程加速的大时代、人类世界对抗、融合和竞争的大时代下来审视;把斯大林群众观的历史呈现放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托命者、俄国历史传统的附体者两维角度来观察;并从原生家庭、学校教育、新生家庭的小环境来体味。指出:在人类及其社会世界化进程加速推进,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矛盾对抗加剧,战争与革命成为时代主题的大背景下,落后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历史及现实基础,承继马克思列宁主义无产阶级解放的理论衣钵,原生家庭、早期教育的个性塑造以及新生家庭的动荡不安,成为斯大林在解释、改造世界的人生历程中,构建自身与世界关系的现实基础。第二章是探析斯大林群众观的历史演进。把斯大林群众观的生成放在无产阶级夺取政权、保持政权、巩固政权并使之不可战胜的历史实践中,结合斯大林从革命的“学徒”、“帮工”而为革命的“师傅”进而“领袖”的成长历程,从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及实践艰辛辽远的历史运动角度,把斯大林的群众观当做一个有机的生命而非割裂的器官。指出:斯大林的群众观是在惊心动魄的无产阶级夺取政权过程中,为保持、巩固政权并使之不可战胜的伟大实践开展中逐步形成、发展、丰富起来的。它经历了工人运动中的学习探索,革命斗争中的初步形成,社会主义巩固、发展中的日渐成熟,社会主义高歌猛进中的矛盾实践,它是事物辩证运动的历史呈现。第三章是透视斯大林群众观的理论结构。从哲学基础、基本立场、基本观点、基本方法等方面对斯大林群众观进行全面透视。指出:斯大林对其群众观的哲学基础——马克思主义的认识、理解、把握及发展并不是一蹴而就的,它是随着俄国无产阶级革命、苏联社会主义建设实践的深入开展而不断丰富调整的,是在对无产阶级革命、社会主义建设实践问题的不断呼应中发展完善的,经历了一个抽象“反映”、本质“把握”和真正“拥有”的辩证过程。斯大林的一生,是学习、宣传、实践、发展马克思主义的一生,是在“一切为了群众”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引领下为无产阶级解放事业奋斗的一生,马克思主义立场与无产阶级群众立场的统一便是斯大林一以贯之的基本立场。斯大林在解释布尔什维克党、苏维埃政权的本体和社会主义的主体时,把人民群众与党、苏维埃政权和社会主义统一起来,认为党是工人阶级的先锋队,人民群众是布尔什维克的力量之源,苏维埃政权是人民群众的政权,它的合法性依据在于人民群众的信任,社会主义的历史主体是人民群众,社会主义的价值旨归在于“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社会主义的生产目的在于满足人的物质和文化的需要。斯大林在探索“一国建成社会主义”的方法时,把理论道路抉择、干部选拔监督培训、教育信任群众与党的坚强领导统一起来,认为不管是革命时期还是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党的领导干部的布尔什维克化还是实现党的真正领导,都需要真正而先进的理论;在政治路线正确的前提下,挑选干部、监督干部、培训干部就成为社会主义事业取得胜利的决定力量;同时,工人阶级先进分子要同群众保持广泛而密切联系,相信群众,教育群众,向群众学习;最后,在党的争论、批评完成后,不管是统一的党还是铁的纪律,全体党员意志的统一和行动的统一就成为无产阶级革命胜利、无产阶级专政胜利的必要条件。第四章是考察斯大林群众观的实践活动。把斯大林构建的群众理论放在无产阶级保持政权、巩固政权并使之不可战胜的“一国建成社会主义”实践中来考察。指出:在政权建设上,斯大林在保持、巩固无产阶级政权并使之不可战胜的实践开展中,既有改善、改造国家机关的真实行动,也有无产阶级新贵族形成的历史事实;既有人民群众主人翁意识被唤醒后积极管理国家的真实一面,也有无产阶级民主法制之外,政治警察的大行其道;既大量涌现出社会主义新人,也给人民群众带来无尽苦恼。特别说明的是,大清洗的发动并不是一夜之间做出的,它是苏俄在根深蒂固的专制传统中,在资本主义对社会主义长期敌视包围的环境下,党内路线之争、社会主义建设矛盾长期积累的产物。它随着斯大林对苏联国内外矛盾、形势认识的变化而转换为不同的斗争方式。这是无产阶级夺取政权后,运用社会主义民主法制能力不足而又无力摆脱落后的旧秩序梦魇纠缠的矛盾体现。这不是社会主义的错,但它却使社会主义蒙了羞!无产阶级政权需要历史的经验和过程。在经济建设上,斯大林高举列宁“社会主义最后胜利”的伟大旗帜,构建了“一国建成社会主义”理论,探索出国家计划指导、发展生产力与改造生产关系并行、社会主义集体协作与尊重人民群众首创精神相结合的苏联特色社会主义发展之路。然而,在农业集体化运动实施过程中,由于党的领导经验缺乏,干部能力不足,社会在急于通过改造生产关系建成社会主义的心理驱使下,农业改造中出现了正确理论原则与具体实践相脱节、甚至侵犯群众利益行为大量发生的波折,经过加强党的领导与政策调整,农业集体化目标最终完成。这为苏联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建成打下了物质和社会基础。第五章是提炼斯大林群众观的基本特征。把斯大林群众观的特征提炼放在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发展史、科学社会主义实践运动史的历史视野下,进行历史的、整体的、辩证的动态考察,指出:斯大林的群众观是在继承历史、发展历史、影响历史进程的历史运动中产生的;是在对人类历史、党的历史、苏维埃历史和社会主义历史的整体把握中发展的;是在对自我与历史、卓越人物或领袖与人民群众对历史发展作用的辩证认识中升华的;是在传统与现代、历史与未来、理论与实践的矛盾中呈现的。它具有历史性、整体性、辩证性和矛盾性。它是有机的生命存在,而非孤立抽象的理论教条。第六章是总结斯大林群众观的经验教训。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准绳,把斯大林群众观的理论和实践放在共产党人探索共产党执政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历史长河中来感悟,指出:探索规律、尊重规律、利用规律是社会主义事业永恒发展的首要前提,它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与教条主义相斗争,在与人民群众心理无限逼近的历史运动中才能实现;党的领导、人民当家做主和依法治国的统一是社会主义事业平稳运行的坚强保障,其中,坚持并不断改善党的领导是社会主义事业顺利开展的政治前提和根本保证,坚持人民当家作主是社会主义事业生机勃勃的内在动力,坚持依法治国是社会主义事业行稳致远的法治保障;“满足整个社会经常增长的物质和文化的需要”是社会主义生产的最终目的,它要求包括共产党人在内的社会主义劳动者在“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永恒价值追求中,通过不断“满足人的物质和文化需要”而实现每一个人的物质和精神解放。

王一梅^[2]（2019）在《重审“新时期文学”起源和“十七年文学”的关系》文中研究说明以1976年“四五运动”为发端,中国当代文学开始步入“新时期”。从1976年“四五运动”至1979年第四次文代会召开,这既是“新时期文学”的起源阶段,也是中国当代文学的过渡时期。这一文学阶段不仅具有承前启后的文学史意义,而且充满了丰富性与复杂性。因此,在关于“新时期文学”的研究中长期存在着两种不同的观点:一种认为“新时期文学”在起源之时继承和发扬了“五四文学”传统;另一种则认为“新时期文学”在起源阶段首先接续并发展了“十七年文学”传统,或是与“文革文学”有相当的关联性。前者强调起源的“断裂”意义,后者则关注起源的“承续”价值,这两种观点体现了学术界对“新时期文学”起源问题的认识分歧。针对现有的认识分歧,论文从重审“新时期文学”起源和“十七年文学”的关系的角度出发,采用文学的外部研究和内部研究相结合的方法。首先深入“新时期文学”起源的历史语境,以“拨乱反正”作为切入点,考察这一阶段政治形势、文艺政策、文学思潮和文学批评等方面的变化。从而发现在外部环境方面,“新时期文学”起源与“十七年文学”之间的关联。其次,从代表性文学现象入手,着重关注《重放的鲜花》的出版和1960年代初周恩来、陈毅关于文艺讲话的重刊,以此来分析这一阶段文学的承续性。再次,从文学的内部研究出发,分别从以下三个方面来研究此时期文学和“十七年文学”的联系:现实主义的恢复、题材的开拓和新人的塑造。通过以上论述,证明“新时期文学”起源主要以拨乱反正为主,无论是文学理论话语,还是作家的创作实践,基本都延续了“十七年文学”的模式与特质。论文一方面要证明“新时期文学”在起源阶段一直走在“十七年文学”的“正”路上,另一方面则要通过“重审”,克服对这一时期文学和“十七年文学”的单一化、片面化的理解,重估文学史的意义,并对相关的作家作品作出客观的价值判断。总之,笔者希望通过“重审”,为今后当代文学的研究提供一些参考。

任云飞^[3]（2018）在《中国共产党对北京高校的接管、改造与调整（1948-1952）》文中指出1948年底,在北平全城解放之前,解放军下属文管会已对清华大学、燕京大学成功接管,后来又接管了北京大学和北平师范大学。在接管中,文管会首先铲除了国民党、三青团残余势力,废除了国民党党义课程和训导制,在各校设立校委会管理校政。对于教会高校和私立高校,文管会坚持了维持原状,仅在经济上给予支持的方针。随后,文管会在各校建立了政治大课制度,对广大师生进行革命的思想政治教育。并且安排他们通过参加土地改革运动,在实践中深入认识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文管会对各大高校的课程进行了精简,加入了马列主义学说以及新民主主义革命论等内容,并作为必修课。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是研究新中国成立初期高等教育改造绕不开的话题。北京众多高校的教授大都曾在西方求学,深受西方价值观影响。在思想上对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存在错误认识。从1950年到1952年,思想改造运动、三反、“清理中层运动”、忠诚老实运动等一系列旨在改造、教育广大教师的运动如火如荼地展开,运动越来越剧烈,虽然出现了随意上纲上线、学生斗老师等不良现象,却从根本上破除了高校教师们的崇美、恐美思想,树立了教育为人民群众服务的思想,为之后的高校院系调整奠定了思想基础。中国共产党对北京高校的接管与改造,从根本上改变了北京高校的组织结构,各高校人事权和重大事项的裁决权统一归教育部,高校各部门实行集体领导制,分别设立管委会。随着国民党政权在大陆的覆灭,教会高校、私立高校开始出现生源短缺,再加上朝鲜战争爆发后中美关系的恶化,燕京、辅仁等教会高校和大批私立高校悉数被改为公立,私立高校在北京不复存在。与此同时,共产党、青年团组织开始从地下转为地上,纷纷公开组织,随着广大师生觉悟的提升,他们入党、入团积极性高涨,党团组织迎来了大发展。通观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共对北京高校的接管与改造,1951年到1952年的高校院系调整堪称改造的高潮,无论是波及范围,还是调整幅度,在世界高等教育史上都是少见的。北京的高校院系调整,是以苏联高等教育模式为蓝本,对高校院系、课程、教学等各方面的彻底改造。运动以1952年为界,分为前后两大阶段。北京解放之初,院系调整较为缓慢,1952年为调整的高潮,短短数月的时间,北京几乎所有高校中的院系皆被重新打乱再次整合,综合性高校锐减,大批单科性理工科院校和多科性理工类院校相继产生,着名的有“八大学院”等。此外,中国人民大学和中央民族学院作为新设立高校,其组织结构特点值得注意。接收、改造高等教育,必然要涉及课程的改造。文管会对高校课程的改造,是按照先政治课、后专业课,先文法专业、后理工专业的次序进行的。各高校删减了大量不合时宜的课程,添设了一些苏联高校的课程,但是照搬过于艰深的苏联教材,也增加了师生的负担。在教学中,北京高校模仿苏联体制,系之下分专业,专业下设若干教研组,以教学研究组为基本教学单位。在讲课前制定教学计划,按照苏联教学大纲进行讲授,甚至翻译、使用了大量苏联教材。此外,在苏联模式的影响下,我国高等教育更加突出“整齐划一”,小到教学计划、教学大纲,甚至课程的增减,都要由高等教育部定夺,全国高校开始使用统一的教学大纲,北京高校也开始统一招生,统一分配工作,高校自主权大为缩小。苏联模式的优势是突出课程的理论与实际相结合,重视知识的实用性。另外,随着高等教育向工农开门政策的提出,我们仿照苏联模式,也开办了大批工农速成中学。中共对北京高校的接管与改造,极大地改变了广大师生的生活状态,他们怀着极大的热情,参加南下工作团、暑期学习团、干部训练班和青年学园等,提高了认识和觉悟。并且通过实地参加土地改革,认识到工农群众的可爱和剥削阶级的丑恶,消除了原先的错误认识。朝鲜战争爆发后,广大师生又投入到抗美援朝的宣传中去,他们深入乡间,用各种形式向民众宣传,还纷纷向前线捐款捐物,一些同学甚至直接要求参军,奉献自己的一切,体现了勇于报国的情怀。在某种程度上,中共对北京高校的改造是北京高等教育逐步由欧美式向苏联式转换的过程。夺取革命胜利不久的中共,缺乏建设社会主义的经验,学习苏联经验被认为是在短期内取得成效的捷径。但是没有很好地联系国情,苏联经验与中国实际结合得不够好,出现照抄、照搬苏联经验的现象。在思想改造和院系调整中,采用“运动式治国”的方式,出现了“一刀切”等简单粗暴的现象。但是不能因此抹杀北京高等教育改造的巨大成绩。各大高校规模扩大,培养的人才更加符合社会需求,工农群众也得以接受高等教育,提高了文化水平,为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提供了巨大的人才保障,也为以后的高等教育大发展打下了基础。

卞辉^[4]（2016）在《加拿大大学教学发展中心运行机制研究 ——以U15大学联盟为例》文中认为20世纪80年代以来,世界高等教育进入了以提高质量为中心的时代。为了全面而有效地提高大学本科教学质量,西方大学普遍建立了以促进教师发展、保障并提升教学质量、形成优良教学文化为宗旨的教学支持服务机构。加拿大作为北美第二高等教育大国,非常注重本科的教学质量问题,其绝大多数大学也都建立了专门的教学支持服务机构——大学教学发展中心。U15是一个由15所加拿大顶尖研究型大学组成的一个大学联盟组织。为了更好地提升大学的教学质量,U15的每一个成员都至少建有一个体制健全的教学发展中心,且这些教学发展中心起步较早,发展完善,特色鲜明,有很多值得我们借鉴和学习的地方。根据一定时期加拿大大学教学发展中心建立的数量,同时结合相应的加拿大高等教育背景和发展状况,本文将加拿大大学教学发展中心的历史演进分为建立兴起、缓慢发展和繁荣发展三个阶段。在每一阶段,大学教学发展中心的建立和发展都有其特定的历史背景,都呈现一定的发展特点和趋势。通过梳理U15各大学教学发展中心的相关资料,可以发现:U15中大学教学发展中心的组织结构多属于直属型,其功能定位大多涉及服务、协调、研究和评估等,其组织运行机制既包括具有咨询、培训、资源、技术和评估等服务内容的服务机制,具有物质和精神激励为一体的激励机制,具有人力、物力和信息保障面面俱全的保障机制,同时,中心还形成了高效完善的组织协调机制,即形成了明确合理的共同目标、积极持续的贡献意愿与高效便捷的沟通体系。通过对U15大学教学发展中心的综合探究,发现它们具有如下特点:理念的人本性,角色的多样性,人员的专业性,服务的多元性和组织的协调性。这为我国大学教学发展中心的建设提供了启示和经验:坚持以人为本的服务理念,建立一支独立的专业团队,开展多元化的项目和服务,提供丰富多样的教学资源,构建高效统一的协调机制。

章家谊^[5]（2015）在《基于观念结构分析的中国初中语文教科书批评语言学研究》文中指出本文是一项基于观念结构分析的,关于中国初中语文教科书的批评语言学研究。母语教育是应用语言学研究最重要的任务之一,语文教科书则是母语教育最重要的媒介。然而,我国目前对语文教科书的研究在很大程度上还停留在经验层面,即使是学术层面的研究,也多是在学科教育学框架下开展,很少引起语言学界的关注。语文教科书可以说是人类言语行为的一种,“分析任何言语行为都应当从这一行为的本质入手”（胡范铸）。而要有效地认识语文教科书的本质,就必须理解“语文”的本质。传统语文教育理论一直纠缠于语文的性质问题,其中“工具性”和“人文性”的统一说最为流行。那么,到底如何正确认识语文/母语的性质?如何正确认识语文教育即母语教育的行为本质?母语教育是否只是一个学科的教学行为?甚至只是一个语言知识的教学行为?如果不是,那么,应该如何重构母语教育?我们认为,语言不但是人类最基本的交际工具,更是人类认知世界的基本方式,而语文教科书不仅是语言和文化知识的样本,“不仅仅是‘事实’的‘传输系统’,它还是经济、政治、文化活动、斗争及相互妥协等共同作用的结果。”（阿普尔等）；而语文教科书提供的知识类型、呈现的认知水平、构建的意识形态更是对于未来社会人群的一种塑造方案,是“关于未来的一个预言”（阿普尔等）。由此,我们不得不思考这样的问题：在汉语语言知识和语言能力获得以外,——我们的语文教科书为学习者提供了一个怎样的知识类型,这一知识类型是否均衡?是否存在缺失?——我们的语文教科书为学习者呈现了一个怎样的认知水平,这—认知水平是否有助于独立思考能力的培养?——我们的语文教科书为学习者构建了—个怎样的意识形态,这一意识形态与现代社会的发展是否一致?——在对于上述一系列问题有效分析的基础上,我们能否提出一套新的语文教科书的编写建议和规则?由此,本文选取中国大陆和香港、台湾的四种版本的初中阶段语文教科书,以书中所含所有名词为分析比较对象,综合运用依据观念结构理论、批评语言学理论、言语行为理论、教科书政治学理论、预设理论等相关理论,针对上述四版本语文教科书的知识类型、认知水平、意识形态等方面展开论述,从而考察当今的语文教科书的编写是否符合语文教科书的行为本质,并就此对于语文教科书的编写原则提出我们的批评和建议。本文共分为七章,主要内容如下：第一章综述语文教科书研究的现状与问题,并介绍本文研究思路,据此提出在语文教科书研究方面前人未涉及而本文需要讨论的问题。第二章论述语文教科书行为的本质。语文是人的存在方式,因而语文教育的行为本质就是人的存在方式的教育,是人的存在性教育,必然要求语文教育应该让学生知道语言本身的各种可能性,以显示社会生活的各种可能性。因此,语文教科书,作为传达语文教育行为本质理念的载体和主要途径,其行为本质和本质功能必然是提供语言本身的各种可能性,以显示社会生活的各种可能性。本章还介绍了本文选取的分析对象——四版本中国初中语文教科书的原因和其所含全部名词概貌。第三章——第五章以四版本中国初中语文教科书中的所有名词为对象,进行语文教科书的知识类型分析、认知水平分析和意识形态分析。其中,第三章是语文教科书知识类型分析。基于“现行大学学科分类基本合理有效”和“母语既构成学习人类全部知识的必须,也开启学习人类全部知识的可能”的假设,通过对于语文教科书名词所反映的观念和观念结构与大学现行学科分类的对比,努力客观描写初中语文教科书知识类型结构。并进而对各种版本教科书的知识类型分析比较,得出四版本初中语文教科书虽然总体上均具有比较完整的大的知识类型框架,但是深入到具体的知识类型却可以发现,其中依然存在观念结构之间不均衡、知识类型缺失等问题。第四章是语文教科书认知水平分析。语文教科书认知水平分析可以从很多角度加以研究,本文主要讨论“认知强化功能”、“深度思维功能”及“多元思维观功能”。通过分析比较,认为初中语文教科书存在认知强化功能弱化、深度思维能力弱化、多元思维观能力弱化的问题,并提出其主要原因源于语文教科书编写存在的最大弊病——“角色预设偏误”。第五章是语文教科书意识形态分析。在回顾教科书意识形态研究的现状与存在问题的基础上,指出最能体现语文教科书意识形态的名词还是与人有关的名词,因此本文通过对四版本所含的人物类名词本身属性隐涵的意识形态的分析来考察初中语文教科书的意识形态倾向,揭示了教科书存在的“意识形态简单化”、“意识形态刻板化”的问题。第六章是教科书“叙说”（编写）行为的规则分析。结合对四版本初中语文教科书所含全部名词的分析结论,提出针对四版本语文教科书的编写建议。并在此基础上,进一步讨论了“语文教科书编写言语行为”的“构成性规则”和“策略性规则”。第七章为结语,总结全文的主要内容和观点、创新之处和不足之处以及后续的研究展望。总之,希望通过本文的研究,能为中国语文教科书的分析提供一个新的视角,为语文教科书的编写提供切实的意见,为语文教科书的语言学视角研究作出自己的一份努力。

孙璐^[6]（2014）在《民国全运会研究》文中提出民国全运会是民国时期中国国内水平最高、规模最大的综合性体育运动会,它代表了当时中国在一定时期内的近代体育发展水平。但是,民国全运会的举办并不像今天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全运会那样一帆风顺,也不像今天的全运会这样按部就班的举行,而是历尽艰辛,步履蹒跚。民国全运会的举办经历了从无到有、从小到大再到陡然衰落的过程。按照民国年间体育界的说法,民国全运会总共举办过七届,但所谓的民国第一届全运会是举办于晚清宣统二年（1910年）的“全国学校区分队第一次体育同盟会”,之后民国全运会的届次即以此类推下去。笔者认为,这种说法模糊了历史界限,既然是民国时期的全运会,就不应该把1910年举办的运动会计算在内。也就是说,从1912年中华民国建立到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民国时期共举办过六届全国运动会。根据民国历届全运会的举办年代以及举办水平,笔者将民国六届全运会划分为四个阶段进行评述。晚清全运会和民国第一届全国运动会,前者于晚清宣统二年（1910年）在南京举行（晚清时期举办,民国时期追认为第一届全运会）,后者在民国三年（1914年）于北京举行。这一时期正是清末民初时期,辛亥革命的烽火摧毁了老大腐朽的满清封建王朝,终结了中国延续数千年“家天下”的封建君主专制制度,袁世凯北洋政权窃取了革命果实。民国全运会正是在这样动乱的背景下,由基督教青年会筹划开办的,一切主办权均归由西方人控制的基督教青年会所有。参赛队伍仅有来自国内少数学校的学生运动员,比赛项目仅有田径和球类运动,没有女子运动项目。这一时期的民国全运会尚处于萌芽草创时期,一切制度均按照英美国家的标准和范式,全运会的举办地点也都不是专业的体育场所。此时的全运会虽冠名为全国运动会,但实际上仅有几所大城市里的学校学生参与,当时的全运会也仅有少数热心体育的国人知晓,在社会上并无影响力。民国近代体育在此时仍处于萌芽期,因大多数人对于体育尚无概念,学校体育尚停留在军事体操的阶段,对田径、球类等运动尚不熟悉。因此,这一时期是民国全运会的萌芽草创期,这一时期的全运会具备以下特点：一、举办规模较小,水平较低；二、影响范围小,不受民众重视；三、主办权归外国人所有,规则标准以国外为准。虽然这一时期的所谓全运会名不副实,不过它们的举办并不是无中生有,而是建立在晚清洋务运动时期直至清末新政时期,近代体育在中国的传播和推广之上的。在清末民初学校体育薄弱的基础上,晚清全运会和民国第一届全运会的举办仅仅是点燃了民国全运会的星星之火。民国第二届全运会于1924年在湖北武昌举行。这一时期的中国正处于北洋政府统治时期,北洋军阀相互之间忙于争权夺利,在近代体育方面疏于重视,因此这一阶段的近代体育发展步履蹒跚,路途坎坷,1914年之后的10年内竟未能再举行一次全国运动会,是为这一时期近代体育发展艰难的佐证。及至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以及远东运动会上中国代表队成绩一落千丈的糟糕表现,都促使国人的民族主义情绪爆发了出来,在体育界亦掀起了收回体育主办权、努力发展民族体育的热潮。在这种背景下方才有1924年于湖北武昌举行的民国第二届全运会。这一时期的全运会主办权首次被中国人收回,参赛单位也第一次出现了以省份报名的情况（虽然仍然以五大区的划分作为基础）,参赛规模较清末民初时期的全运会更加庞大,参赛选手达到数百人。在这一时期的全运会上,女子体育首次亮相全运会的舞台,虽然仅仅是作为表演赛,不列入正式成绩,但足以证明民国体育的发展有了一定的成果,推广普及范围较清末民初时期明显扩大。因此这一时期的民国全运会具有以下特点：一、举办规模有所扩大,举办水平开始上升,民国全运会从此初具雏形；二、影响范围有所扩大,在举办地及其周边地区均产生较大影响,对当地近代体育的发展有积极的促进作用；三、首次实现了由中国人掌控全运会主办权,是为收回体育主权的表现。全运会也正是在这一时期之中才真正开始引起相当数量和一定范围内国人的重视和注意。民国第二届全运会的举办是建立在近代体育项目逐渐在学校普及的基础之上的,因此这一时期,学校体育逐渐走向近代化是本届全运会举办的重要基础,五四运动和远东运动会中国的失败是本届全运会的诱导因素。民国全运会的举办从此开始缓慢起步,走上正轨。民国全运会的繁荣时期包括民国第三届、第四届和第五届全运会,分别于1930年、1933年和1935年在杭州、南京、上海举行。当时的中国正处于南京国民政府统治时期,而这三届全运会都是在“黄金十年”举行的。南京国民政府在1929年年底实现了对中国全境的统一（虽然仅仅是形式上的）,虽然这一时期接连发生了九一八事变、一二八事变、华北事变等日寇挑衅的大事件,东北地区沦于日人之手,华北地区也岌岌可危,但此时期的中国在政治、经济、文化、教育、外交等诸多领域都达到了自1840年以来的历史最高水平。相对稳定的政治环境、经济基础和较好的文化氛围还是为这一时期民国全运会的举办创造了历史最好条件。这一时期的民国全运会开始由中国的中央政府全程组织筹划。从民国第三届全运会开始,南京国民政府专门拨款用于组织筹划全国运动会,包括建筑体育场等相关设施,一并包揽,这时期的每届全运会筹划都会由南京国民政府拨款修筑一座大型体育场以供大会及今后其他各种运动会使用。全国运动会在此时期举办频率高,规模也越来越大,参赛团体开始以各省为单位参加比赛,并且参赛省份越来越多,从第四届民国全运会至第五届民国全运会,全国各地包括边疆省区诸如新疆、西藏、青海、云南、东北地区等均有派代表团体参加大会,运动选手中不乏来自回族、维吾尔族、藏族、蒙古族等少数民族的运动选手,运动员的身份也不再是以学生作为主力,社会各界人士均有参加比赛,全运会场面愈益宏大。值得一提的是,这一时期的全运会,女子体育项目开始计入正式成绩,取得了与男子体育项目平等的地位。全运会的举办在这一时期开始进入制度化轨道,而近代中国体育的各个竞技项目也在这一时期取得了旧中国历史上的最好成绩,旧中国时期各体育项目最高纪录也大多在这一时期的全运会上诞生。因此,这一时期的全运会具有以下特点：一、举办规模达到中国近现代历史上的最大规模,大会水平为旧中国历史上最高；二、全运会的影响遍及全国范围,对各地近代体育的发展都具有极大的促进作用,尤其是对边疆地区体育发展现代化具有积极的催化作用；三、中央政府主导筹划全国运动会成为定制,并将全运会的举办逐渐引入规范化与制度化的轨道。民国全运会从这一时期开始逐渐进入全国人民的视野。在日本帝国主义步步紧逼的时代背景下,振兴体育、自强不息不但成为体育界的精神动力,也成为当时整个中华民族的心声。这一时期的全运会成为激励中国人民的动员大会,民国第五届全运会甚至成为全面抗日战争爆发前的全民誓师大会。这一时期民国全运会的举办基础是南京国民政府时期建立起的体育行政体系对全国体育事业发展的领导以及自清末民初开始逐渐发展壮大的学校体育体系。民国最后一届全运会即1948年于上海举行的民国第六届全运会。这一时期的中国在经历了8年浴血奋战、赶走日本侵略者之后,很快又陷入了国共内战的烽烟中。蒋介石为代表的国民政府拒绝履行重庆谈判所签订的以和平方式建立新中国的双十协定,置广大人民群众的切身利益于不顾,悍然发动全面内战。为换取美国军事援助,国民政府签订了丧权辱国的条约,致使国内经济趋于崩溃,大量人力物力和财力资源被用于战争,荒废了8年之久的近代中国体育错失了恢复发展的良机。这一时期的全运会完全是国民政府为粉饰太平、安抚国内反对内战的声音以及转移民众注意力、加强内部团结而举办的安抚大会。从参赛规模和和参赛人数来说,本届全运会都达到了民国全运会历史上的最高峰,但是从大会筹划组织以及举办水平来看,本届全运会也是民国全运会历史上筹备最为仓促、秩序最为混乱的一届大会。本届全运会赛场上出现多起运动员打人事件,观众席上出现多次拥挤踩踏事故,致使大会观众多人受伤。本想以全运会的举办来笼络人心的国民政府,却将人心涣散的局面用本届大会上这样的混乱方式表现得淋漓尽致,不得不说是一种讽刺。再将本届全运会的优胜成绩与之前几届民国全运会相比,就会发现大部分竞技成绩不进反退,这正是抗日战争和国共内战所造成的动乱环境给近代中国体育发展带来消极影响的体现。这一时期的全运会具有以下特点：一、举办规模和参赛人数创民国全运会有史以来最高纪录；二、比赛秩序之混乱创民国全运会之最；三、人心涣散成为本届大会所表现的实际主题。本届全运会举办的基础是建立在抗战时期撤退到大后方以保存实力所积累的体育人力资源之上的,再加上抗战时期,日军的铁蹄从未踏入大西北边疆地区,因此大西北地区的近代体育得到了相对稳定的发展空间,在本届全运会上得到较好的体现。国民政府为笼络人心、加强内部团结而坚持举办大会是本届全运会能够举办的主观动因。

邢恩源^[7]（2013）在《柯庆施与中国当代政治》文中提出柯庆施于“文革”之前主政上海及华东十余年,是建国以后毛泽东最为赏识的地方领导人之一。1949年后,柯庆施先后担任南京市副市长、市长、市委书记,1953年初任江苏省委第一书记,1954年10月调任上海市委第一书记、中共中央上海局书记。从1956年起,柯庆施的政治生涯开始如日中天,在风起云涌的政坛上备受瞩目:他积极支持毛泽东对“反冒进”的批评,严厉指责所谓的“右倾保守主义”。1957年在上海贯彻毛泽东“引蛇出洞”反右方针,成为反右派运动主将。同年12月因发表《乘风破浪,加速建设社会主义的新上海!》的报告得到毛泽东的夸奖。1958年在成都会议上,柯庆施语出惊人地提出:“相信毛主席要相信到迷信的程度,服从毛主席要服从到盲从的程度”,大力树立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他全力支持毛泽东发动“大跃进”运动,在1958年夏天放出华东钢铁产量八百万吨的“大卫星”,对毛泽东要求当年全国钢铁产量达到“一 0七0”万吨起了决定性影响。在人民公社化运动中,他首创了公共食堂“吃饭不要钱”口号。1959年的庐山会议上,他一方面对“大跃进”百般维护,另一方面严厉批判彭德怀的“右倾机会主义”。1962年初七千人大会上,他对刘少奇有关大跃进运动的总结报告表示不满,并希望继续跃进;1963年,为响应毛泽东在八届十中全会上重新倡导的“阶级斗争”,提出“大写十三年”口号,在华东迅速掀起现代戏运动,为“文革”的爆发奠定了广泛的舆论氛围和群众基础。此后,他与江青合作在上海打造“文化革命的试验基地”,并提携张春桥、姚文元等人,基本形成了日后上海“文革”的政治构架。在他的大力支持与运作下,上海成为“文革”爆发的重要策源地。柯庆施的举动深得毛泽东的赏识,地位也随之不断攀升。1956年中共“八大”上他当选中央委员。1958年中共八大二次会上他被增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从1960年开始担任重新成立的中共中央华东局第一书记,解放军南京军区第一政委,同时继续兼任上海市委第一书记、市长,成为响当当的华东“第一人”。1965年初升任国务院副总理。关于柯庆施的学术研究很具有典型意义。他是当时中共地方党政负责人中的一员,其表现出的政治姿态带有某种普遍性,只是更加突出和激烈而已。随着毛泽东“继续革命论”理论的变相发展,中共的执政主旨思想越来越急于从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急于从社会主义向共产主义过渡。中共中央及地方绝大多数领导干部都主动或被动地遵循毛泽东的指导思想亦步亦趋地紧跟。在党内大环境的制约下,柯庆施一方面揣摩毛泽东的心态,一再表达迎合性的极“左”言论,进而献言献策;另一方面彻底贯彻毛泽东所提出的各项“左”的政治方针,一直冲在历次政治运动的最前沿。但是,不可否认,在柯庆施的身上又充满了秉承“左”的路线思想和保持共产党员党性原则相互之间的矛盾。作为建国后在地方上最积极支持和拥护毛泽东极“左”路线的代表,柯庆施在1956—1965年间之所以能够飞黄腾达,说明了他的实际行动完全符合毛泽东的政治理念,是毛泽东政治思想在地方上的具体实现。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中共党内,政治生态已经很不正常,整个社会在“左”的道路上越走越远。

江增辉^[8]（2013）在《西学东渐的成功典范 ——竺可桢对中国科学与教育发展的贡献及其方法论意义》文中指出竺可桢（1890-1974）,我国着名的科学家和教育家,现代中国全面学习引进西方科学并逐步本土化过程中具有代表性的关键人物之一,他治学严谨,谦虚谨慎,持之以恒,深受同辈和晚辈的尊敬和爱戴。路甬祥说：“通过挖掘竺老的文化遗产,我们将会从传统文化资源中汲取丰富的营养。”竺可桢特别注重根据中国国情有效推进科学化的进程,做了大量有关科学与教育的宣传和普及工作,他引进国外先进科学思想与理念,大力提倡科学方法与精神,建设学科平台,为推进中国科学教育事业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竺可桢取得的卓越贡献与他十分重视科学方法的研究和创新密切相关,归纳总结竺可桢对中国科学与教育发展的贡献及其方法论意义,对于当代科学工作者进一步提升科学创新的能力具有重要借鉴作用,尤其是他严谨求实的科学精神和几十年如一日坚持观察的的科学态度至今仍具有现实的榜样力量。根据文献分析结果可知,目前对于竺可桢的研究具有追忆性、零散性、重复性和浅层性几个特征,缺乏成熟有效的竺可桢系统研究框架,富有人文价值的成果较少。因此,本文以“西学东渐”为主线,尝试建立竺可桢系统研究框架：首先,通过对竺可桢相关历史资料的深入调研,利用科学计量法对其着作进行统计分析,得出其生平各个阶段中科学研究的侧重点；其次,在深入调研的前提下,对竺可桢在西方科学思想、教育理念以及科学体制的学习和引进过程中经验和教训展开论述,这也是竺可桢以其科学家、教育家以及领导者的多重身份对我国科学与教育事业进行探索的艰难历程；再次,对上述竺可桢科学贡献及影响进行系统梳理,并在此基础上深入探讨竺可桢学术成就中的方法论价值,事实上,竺可桢高瞻远瞩的学术视野以及功勋卓着的科教成就绝非偶然,与他对中国国情与传统文化的深刻把握、对现代科学精神的准确理解、对中西科学文化的融会贯通以及对科学方法的实践探索密不可分；最后,就竺可桢对我国现代科学与教育发展的启示作了初步探讨,认为竺可桢在将西方科学融入中国本土的不懈努力过程中,尊重国情而又大胆创新,以多种身份的优势注重内容与制度并举等经验尤其值得关注学习。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对竺可桢这一典型人物的系统研究,吸取他在西学东渐过程中的成功方法、学术思想和科学精神,不仅有助于我们深入认识中国科学体制化道路、模式和特征,理解中国近代科学演化的艰难历程,而且可以为我国科学技术的全面现代化提供学习的榜样和不可多得的方法启迪。

马彬^[9]（2012）在《马克思社会发展理论及当代价值研究》文中研究说明发展是当今时代的主题。发展已经成为改革开放和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理念。科学发展观作为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基石是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发展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主要蕴含在关于社会发展的基本理论中。马克思社会发展理论在马克思主义社会发展理论中具有最为基础和核心的地位。加强对马克思社会发展理论的研究是整个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的基础性、重要性工作。对这一部分内容进行专门化系统化的研究有助于我们更好地坚持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发展的基本理论，更为全面地、正确地、自觉地把握马克思主义指导思想；使我们在社会发展实践中坚定马克思主义指导的信心，认识到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道路是符合历史发展的必然选择；在操作层面实现马克思社会发展理论与当代中国社会发展实践的有机结合，推动实际工作的有效开展；对于当代中国在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生态建设等方面的全面发展具有积极指导意义，为解决人与社会、人与人、人与自然等深刻矛盾提供理论支撑。马克思社会发展理论无论对于资本主义社会还是社会主义社会，其当代价值都是不言而喻的。但是，这种当代价值并不是自然显现的，而是需要加以揭示和说明。本文主要使用了四种研究方法：1、历史研究法，即从历史动态的角度分析马克思社会发展理论；2、文本研究法，即深入解读马克思的原着，并对其不同时期着作联系起来加以研究；3、比较研究法，即把马克思社会发展理论与西方社会发展理论进行比较；4、整体研究法，即注重研究对象及其各个有机组成部分之间的内在联系。本文从三个方面体现马克思社会发展理论的当代价值：一是马克思关于社会发展的基本理论自身所特有的理论价值，体现在理论本身的内容中；二是对于发展中国家（非西方不发达国家）实现自身发展的理论与实践价值，体现在与西方社会发展理论的比较研究中；三是对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发展的现实价值，集中体现在科学发展观对马克思社会发展理论的丰富和发展中以及对现实的启示中。本文从实践和现实的人这两个最基本的基点出发来探讨马克思社会发展理论，将马克思社会发展理论科学维度与价值维度的有机统一贯穿在马克思社会发展的基本理论内容、马克思社会发展理论与西方社会发展理论的比较、马克思社会发展理论在中国的发展这样三个方面。由此阐述了马克思社会发展理论的当代价值，即按照“基本理论——当代比较——中国现实”的思路来展开全文，是一个比较新颖的思路。本文通过对传统马克思主义教科书体系的批判性研究，阐述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对体系哲学的超越，提出实现社会发展在根本上要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实践观点。坚持马克思主义、坚持唯物史观就要从根本上坚持实践基础上的批判的和革命的精神。通过对现实的人这一人类历史发展的第一个前提的深入研究，提出了当代中国实现马克思主义人的发展理论时代化的现实意义和路径选择。在马克思社会发展基本理论研究方面，通过文本研究和哲学解释学的研究尝试，从社会发展形态、社会发展目的、社会发展动力、社会发展道路、社会发展代价五个方面对马克思社会发展理论做出了新归纳。从社会主体的角度来解读马克思社会形态理论的不同表述；通过对“古代的”和“古希腊罗马的”语义辨析和对马克思相关论述的考察，提出了从《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来解读“古希腊罗马的经济的社会形态”的观点并进行了论证。通过与现代化理论、依附理论、世界体系理论和新发展观的比较研究，分析了马克思社会发展理论对当代西方社会发展理论的比较优势。通过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内容的展开分析，说明了科学发展观对马克思社会发展理论的丰富和发展，在此基础上研究了马克思社会发展理论对中国社会的现实启示意义。

窦红莉^[10]（2012）在《改革开放以来社会阶层变化与党的统一战线理论实践创新研究》文中研究表明统一战线是中国共产党革命和建设的重要法宝之一,是党执政兴国,实现祖国统一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要法宝。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中国社会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其中最为突出的就是因经济体制改革而导致的社会阶层结构变化。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重要组成部分的统一战线理论,其实践活动在推进改革开放、巩固党的执政基础,调节社会阶层关系、维护社会稳定、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中发挥了巨大作用。因而,将改革开放以来统一战线理论与实践创新的研究,放置于社会阶层变化的社会学视域之下,正是基于统一战线与社会结构变化的内在逻辑关联上。本文试图通过研究社会阶层结构变化与统一战线发展的内在联系与规律,对改革开放以来统一战线的理论与实践发展过程作出客观的历史考察,探索其理论创新的思想渊源及社会背景,把握其规律性、科学性,从而进一步提升对改革开放以来统一战线理论创新的认识,不断丰富和升华其理论体系。本论文由导论和六章正文共七部分组成。导论部分。围绕选题的意义,国内外研究现状与主要观点述评,研究的主要内容,采用的研究方法、手段,以及本研究可能的创新之处和预期成果等方面展开论述。通过对已有相关研究成果的梳理,发现关于改革开放以来统一战线理论与实践创新研究仍存在一些不足,主要表现：从统一战线理论发展史的角度研究不足；系统性、整体性的研究不多；多学科交叉研究鲜见等；本研究正是从问题出发,以多学科角度,紧紧抓住改革开放以来社会阶层结构变化与统一战线理论实践发展的两条主线。深入系统地探索二者的关联性、规律性、科学性,进而丰富统一战线理论的科学内涵。第一章“社会阶层”与“党的统一战线”理论溯源。本章着重论述了社会阶层理论的提出及其基本概念,西方社会阶层理论的主要观点,马克思主义社会阶层理论的主要内容以及党的统一战线理论的形成与发展。统一战线理论是研究不同社会阶层与利益群体之间力量配置的一门科学,统一战线的联盟性本质,决定了不同时期社会阶层结构状态不同,则统一战线的内部构成不同。因而,研究“社会阶层”与“党的统一战线”的基本概念和理论渊源,是研究统一战线理论创新的重要理论基础。马克思主义阶级、阶层理论是我们分析社会阶层状态,探讨阶级、阶层发展变化的基本理论指南,但同时也应吸收和借鉴西方阶级阶层理论中的有益部分,以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社会阶层理论,来分析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社会阶层构成,而中国共产党统一战线理论的形成与发展,正是基于建立在对中国社会不同时期阶级、阶层状况的深刻分析与准确把握。第二章近现代中国社会阶层的变化及党的统一战线理论与实践发展创新的历史考察。本章从国共第一次合作时期、抗日战争时期、解放战争时期、建国初期的阶级阶层状况分析出发,分析了近现代不同历史时期,党的统一战线理论创新的主要内容及与社会阶级阶层结构的内在联系,阐明了二者的相互关系,相互影响,相互作用。从中得出：社会阶级阶层变化是决定统一战线的基础,统一战线的对象随着阶级阶层关系的变化而调整,社会阶层结构变化推动统一战线发展等结论。第三章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阶层变化及新的社会阶层的形成。本章立足改革开放的伟大实践。从市场经济体制、生产关系的变革、收入分配政策及方式的调整,政策性影响因素等方面,深入分析了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阶层结构的变化及状况,在研究工人阶级及农民阶级的分化、分流同时,特别分析了新的社会阶层的产生、状态及其政治参与特征,预示其对统一战线内部将产生的重大影响。第四章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阶层变化对党的统一战线的挑战。本章阐述了改革开放以来,由于工人阶级内部结构的复杂化,农民阶级的快速分化,新的社会阶层的不断壮大,给党的统一战线提出了扩大统一战线对象、范围,创新工作机制、方法,转变思维模式,统战工作社会化等一系列新问题,推动着统一战线理论实践的发展。社会阶层结构的变化也使统一战线的着力点必然地落在新生而充满活力的新的社会阶层身上。第五章改革开放以来党的统一战线理论与实践创新的主要内容。本章着重总结了改革开放以来统一战线在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指导下的理论创新。并从改革开放以来统一战线工作的方针、内容与载体、新的社会阶层统一战线工作的路径与机制等实践层面,系统归纳总结了因社会阶层结构变化,统一战线格局与阵容的变革而产生的统一战线理论实践发展的创新成果。第六章改革开放以来统一战线理论发展的经验与价值。改革开放以来统一战线的实践告诉我们：科学分析社会阶层结构状况是党的统一战线工作的前提与基础；党对统一战线的领导是确保统一战线正确方向的根本保证;巩固以“同盟者为本”是统一战线发展的内在动力,是筑牢党的执政基础的坚实保障；坚持“大团结、大联合”,争取人心,凝聚力量；坚持正确方向,服务党的中心工作；民主建设是促进和发展统一战线的加速器；坚持原则的坚定性与政策的灵活性保持统战工作的发展活力。理论指导实践,实践发展理论。改革开放以来党的统一战线理论实践的创新,有效地推动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促进了和谐社会构建。不仅成为中国共产党统一战线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时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统一战线思想体系。改革开放以来党的统一战线理论与实践创新成果,不仅是推进党的中心工作的坚强保障,也是促进社会和谐稳定的有效力量,更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要法宝。其实践与理论创新的路径,也为未来统一战线的发展提供了良好的示范及方法指南。

二、中国东部构造体系与地壳运动学术讨论会闭幕词（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中国东部构造体系与地壳运动学术讨论会闭幕词（论文提纲范文）

（1）斯大林群众观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2）重审“新时期文学”起源和“十七年文学”的关系（论文提纲范文）

（3）中国共产党对北京高校的接管、改造与调整（1948-1952）（论文提纲范文）

（4）加拿大大学教学发展中心运行机制研究 ——以U15大学联盟为例（论文提纲范文）

（5）基于观念结构分析的中国初中语文教科书批评语言学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6）民国全运会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7）柯庆施与中国当代政治（论文提纲范文）

（8）西学东渐的成功典范 ——竺可桢对中国科学与教育发展的贡献及其方法论意义（论文提纲范文）

（9）马克思社会发展理论及当代价值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10）改革开放以来社会阶层变化与党的统一战线理论实践创新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四、中国东部构造体系与地壳运动学术讨论会闭幕词（论文参考文献）

• [1]斯大林群众观研究[D]. 吴礼明. 华中师范大学, 2019
• [2]重审“新时期文学”起源和“十七年文学”的关系[D]. 王一梅. 南京师范大学, 2019(04)
• [3]中国共产党对北京高校的接管、改造与调整（1948-1952）[D]. 任云飞. 中共中央党校, 2018(02)
• [4]加拿大大学教学发展中心运行机制研究 ——以U15大学联盟为例[D]. 卞辉. 江苏师范大学, 2016(01)
• [5]基于观念结构分析的中国初中语文教科书批评语言学研究[D]. 章家谊. 华东师范大学, 2015(01)
• [6]民国全运会研究[D]. 孙璐. 扬州大学, 2014(12)
• [7]柯庆施与中国当代政治[D]. 邢恩源. 南京大学, 2013(01)
• [8]西学东渐的成功典范 ——竺可桢对中国科学与教育发展的贡献及其方法论意义[D]. 江增辉.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 2013(10)
• [9]马克思社会发展理论及当代价值研究[D]. 马彬. 电子科技大学, 2012(05)
• [10]改革开放以来社会阶层变化与党的统一战线理论实践创新研究[D]. 窦红莉. 陕西师范大学, 2012(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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